“老叔，這是《紀事報》，我尋到一份，您看看。（..tw無彈窗廣告）”
“有意思，這不寫著《高仲明紀事報》嗎？”
“所謂高仲明者，是並無其人的假托。我查了一下資料，《紀事報》是以顧建平為首的四位新聞工作者合作創辦的一份油印的地下報紙。”
“報紙內容夠大膽的，這是那冒出來這幾位啊？”
“我給您介紹介紹。顧建平原來是天津《大公報》采訪主任兼本市新聞編輯。林墨農，孔效儒都是《大公報》記者。還有一位程寒華，是《益世報》的記者。
《大公報》、《益世報》等幾家象樣的報紙停刊後，他們自己首先感到了對新聞的饑渴，想到一般愛國同胞的同樣饑渴，這就動了辦地下報紙的念頭。
有利的條件，就是日軍雖然已經占領天津，卻未侵入租界，這就可以有迴旋餘地。這些人無黨無派，又很愛國，我看，把他們拉過來給我們辦一份正規的地下報紙才是正道。”
‘這個問題我也想了，現在有現成的人，你就操持起來。有一條你要記住，這個時代的新聞工作者骨頭硬，你要有個合理的理由。（..tw無彈窗廣告）雖然我們名氣大，可冒冒失失也許就辦不成。”
顧建平家住法租界三十號路就是現在的哈爾濱道，天德裏十四號二樓，他就把那裏作為館址，編印成報。
新聞來源要靠收音機收聽各方的廣播，他們沒有收音機。他們結識了一位擁有一部名牌收音機的朋友，這位朋友同意他們每天晚上去他家收聽廣播，抄錄新聞。報紙的出版需要印刷機，他們不敢作鉛印的奢望，隻打算油印。油印機就好辦了，有舊的。他們又找來一個舊的膠滾，幾十張蠟紙，兩支舊的鐵筆和一塊舊的鋼版，用斧頭一分為二，以便兩個人能夠同時刻寫。
一項事業的開始是需要開辦費的，他們都很窮，隻湊集了一元八角錢，用一元買白報紙，六角買油墨，二角買牛皮紙自做裝報紙的信封，這就是全部開辦費。
《紀事報》是一份十六開、十二張的日報。不僅有戰爭新聞，還有特寫報道、本市新聞、社論、短評。創刊的最初三天，每天隻印刷三十份，十份送給自己最可靠的親友，逐步推廣；其餘二十份留存起來，作為補報之用。(..tw)
他們每晚十一時去那位朋友家抄迴南京的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十二時抄完，十二時半迴到報館，這位記錄員輾轉借來一個可以在宵禁期間通行的白布袖章，才能往返十裏而無阻。
於是緊張的編寫工作，就在密閉的樓上開始了。窗戶用雙層的席子遮上，再加上一層黑布，以免夜深人靜時燈光和聲音外露。四位工作人員是編輯兼刻寫兼校對。由於過去是從事新聞工作的，駕輕就熟，不太困難就把版麵編排好，然後一版一版地印刷出來，天亮以前，報紙就可以裝進信封，每人負責把自己份內的報紙，親自送給自己的親友。就這樣，《紀事報》靜悄悄地誕生了。
如一聲春雷，驚醒了天津的愛國同胞，並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歡迎。發行量由最初的十份，增加到五六十份，二十天後升到四百份，兩個月後發行八百份，最高時接近一千。
這是在日軍占領下，天津出現的第一份最具規模的宣傳抗日的報紙。後來，《紀事報》成為淪陷了的天津堅持得最久，影響麵最廣，後來成為日本人搜捕的最大目標的地下報紙，這些不是他們當時能想得到的。
在《紀事報》之前，路透，合眾這些外國通訊社，也印過一些他們的電訊在門前散發，但不成為報紙。跟在《紀事報》的後麵，還出現過《正》字報，《中華日報》，《建華日報》，《小公報》，《小益世報》等地下報紙。
《正》字報和《中華日報》則和國民黨黨部有關。《中華》是鉛印的，但不是每天出版。《建華》本來是日報，後來成了不定期。它們全都出版於《紀事報》之後，而消失於《紀事報》之前，《小公報》、《小益世報》壽命也很短。此外，還有些隻印戰事消息，有如傳單的“蚊報”，更是旋生旋滅。
《紀事報》它及時地報道了抗日戰爭局勢的發展，宣傳堅持抗戰，反對投降，以鼓舞人心。它對愛國的讀者來說卻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盡管屢敗，還是屢戰，還要抗戰，還在抗戰。
《紀事報》是巧妙利用了天津的外國租界來進行工作的，不同於上海的是，英法租界的力量比上海弱，因此不可能有上海租界如孤島般公開為抗日作宣傳的那樣正規的鉛印報紙，而隻能用油印的方式，以地下的形式秘密出版發行。
就在刊出蔣介石的文告轉天早晨，他們設在英租界益世濱道，現在的柳州道與敦橋道，現在的西安道交叉處益世裏十一號報館地址受到英租界工部局的搜查，以顧建平為首的工作人員多人被捕，顧建平不亢不卑，力陳宣傳抗日是中國人的本份，不違英租界之法。但工部局警務處還是把他們把他拘禁了。
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長特裏接到了克裏特的電話邀請他去起士林見一個朋友，就是上次那個中國朋友的表兄。
坐在去的汽車上，特裏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銀子要裝進自己的口袋。
起士林的雅間裏，特裏見到了早已等候的克裏特和蘭黎明。
“我來介紹，這是意德慈善基金會的蘭黎明先生，是姚先生的表兄。”克裏特招唿著特裏並熱情地介紹著。
“特裏先生，久仰大名，幸會。”聽著流利的英語，特裏很驚訝。
“你好。”特裏禮貌的迴應道。
“老朋友，有什麽可以幫忙的？”
“還是讓蘭先生自己說吧。”
“特裏處長，克裏特先生和我是老朋友了，和我叔叔是生意上的合作夥伴，想必您知道，所以我有話直說。如果方便的話，有件事想請您幫忙。”
“有意思，這不寫著《高仲明紀事報》嗎？”
“所謂高仲明者，是並無其人的假托。我查了一下資料，《紀事報》是以顧建平為首的四位新聞工作者合作創辦的一份油印的地下報紙。”
“報紙內容夠大膽的，這是那冒出來這幾位啊？”
“我給您介紹介紹。顧建平原來是天津《大公報》采訪主任兼本市新聞編輯。林墨農，孔效儒都是《大公報》記者。還有一位程寒華，是《益世報》的記者。
《大公報》、《益世報》等幾家象樣的報紙停刊後，他們自己首先感到了對新聞的饑渴，想到一般愛國同胞的同樣饑渴，這就動了辦地下報紙的念頭。
有利的條件，就是日軍雖然已經占領天津，卻未侵入租界，這就可以有迴旋餘地。這些人無黨無派，又很愛國，我看，把他們拉過來給我們辦一份正規的地下報紙才是正道。”
‘這個問題我也想了，現在有現成的人，你就操持起來。有一條你要記住，這個時代的新聞工作者骨頭硬，你要有個合理的理由。（..tw無彈窗廣告）雖然我們名氣大，可冒冒失失也許就辦不成。”
顧建平家住法租界三十號路就是現在的哈爾濱道，天德裏十四號二樓，他就把那裏作為館址，編印成報。
新聞來源要靠收音機收聽各方的廣播，他們沒有收音機。他們結識了一位擁有一部名牌收音機的朋友，這位朋友同意他們每天晚上去他家收聽廣播，抄錄新聞。報紙的出版需要印刷機，他們不敢作鉛印的奢望，隻打算油印。油印機就好辦了，有舊的。他們又找來一個舊的膠滾，幾十張蠟紙，兩支舊的鐵筆和一塊舊的鋼版，用斧頭一分為二，以便兩個人能夠同時刻寫。
一項事業的開始是需要開辦費的，他們都很窮，隻湊集了一元八角錢，用一元買白報紙，六角買油墨，二角買牛皮紙自做裝報紙的信封，這就是全部開辦費。
《紀事報》是一份十六開、十二張的日報。不僅有戰爭新聞，還有特寫報道、本市新聞、社論、短評。創刊的最初三天，每天隻印刷三十份，十份送給自己最可靠的親友，逐步推廣；其餘二十份留存起來，作為補報之用。(..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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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緊張的編寫工作，就在密閉的樓上開始了。窗戶用雙層的席子遮上，再加上一層黑布，以免夜深人靜時燈光和聲音外露。四位工作人員是編輯兼刻寫兼校對。由於過去是從事新聞工作的，駕輕就熟，不太困難就把版麵編排好，然後一版一版地印刷出來，天亮以前，報紙就可以裝進信封，每人負責把自己份內的報紙，親自送給自己的親友。就這樣，《紀事報》靜悄悄地誕生了。
如一聲春雷，驚醒了天津的愛國同胞，並逐漸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歡迎。發行量由最初的十份，增加到五六十份，二十天後升到四百份，兩個月後發行八百份，最高時接近一千。
這是在日軍占領下，天津出現的第一份最具規模的宣傳抗日的報紙。後來，《紀事報》成為淪陷了的天津堅持得最久，影響麵最廣，後來成為日本人搜捕的最大目標的地下報紙，這些不是他們當時能想得到的。
在《紀事報》之前，路透，合眾這些外國通訊社，也印過一些他們的電訊在門前散發，但不成為報紙。跟在《紀事報》的後麵，還出現過《正》字報，《中華日報》，《建華日報》，《小公報》，《小益世報》等地下報紙。
《正》字報和《中華日報》則和國民黨黨部有關。《中華》是鉛印的，但不是每天出版。《建華》本來是日報，後來成了不定期。它們全都出版於《紀事報》之後，而消失於《紀事報》之前，《小公報》、《小益世報》壽命也很短。此外，還有些隻印戰事消息，有如傳單的“蚊報”，更是旋生旋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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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事報》是巧妙利用了天津的外國租界來進行工作的，不同於上海的是，英法租界的力量比上海弱，因此不可能有上海租界如孤島般公開為抗日作宣傳的那樣正規的鉛印報紙，而隻能用油印的方式，以地下的形式秘密出版發行。
就在刊出蔣介石的文告轉天早晨，他們設在英租界益世濱道，現在的柳州道與敦橋道，現在的西安道交叉處益世裏十一號報館地址受到英租界工部局的搜查，以顧建平為首的工作人員多人被捕，顧建平不亢不卑，力陳宣傳抗日是中國人的本份，不違英租界之法。但工部局警務處還是把他們把他拘禁了。
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長特裏接到了克裏特的電話邀請他去起士林見一個朋友，就是上次那個中國朋友的表兄。
坐在去的汽車上，特裏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銀子要裝進自己的口袋。
起士林的雅間裏，特裏見到了早已等候的克裏特和蘭黎明。
“我來介紹，這是意德慈善基金會的蘭黎明先生，是姚先生的表兄。”克裏特招唿著特裏並熱情地介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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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特裏禮貌的迴應道。
“老朋友，有什麽可以幫忙的？”
“還是讓蘭先生自己說吧。”
“特裏處長，克裏特先生和我是老朋友了，和我叔叔是生意上的合作夥伴，想必您知道，所以我有話直說。如果方便的話，有件事想請您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