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諭和梁啟超一起拍了張照片,現在李諭很注意隨時拍一張做記錄。


    有了萊卡原型機後拍照方便了不少。上海又建了一座小型光學廠,——就是當初李諭從德國“忽悠”來的,規模雖然不大,但總歸是有了。


    隻不過在光線不好的時候,徠卡原型機拍攝照片效果差強人意。


    梁啟超又向李諭要了幾台無線電報機。


    “任公想在上海做個遠程軍師?”李諭問。


    “正有這個打算,我要把其他幾台寄到雲南。”梁啟超說。


    “看來您還是覺得光靠紙筆不夠過癮。”李諭說。


    “我恨不得現在就去學開槍!”梁啟超說。


    李諭道:“從軍就不必了。”


    梁啟超非常關心護國軍的情況,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實際參與到前線的決策指揮中。


    蔡鍔作為梁啟超的學生,經常發電報詢問其軍政策略。


    梁啟超沒忘一個關鍵問題:“這東西保密程度高嗎?”


    李諭解釋道:“保密在於加密水平,國內還沒啥截獲電報的機構,隻要密碼稍微有一點難度,就不會泄露軍機。”


    梁啟超說:“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段時間梁啟超會住在上海租界中,遠程關注雲南前線。


    護國戰爭整體打得比較順,尤其後來貴州、廣西等地加入後,形勢基本上徹底倒向了護國軍一方。


    再加上一幫北洋高層公開反對袁世凱,老袁同誌可謂眾叛親離,山河日下。


    所以沒啥好擔心的。


    李諭還是專心去大同大學開幾場講座。


    最近他聯合一群學生動手搞了個新專利——鎂光燈。


    就是照相用的閃光燈。


    此前閃光燈用的是鎂粉(同時加有氯酸鉀和硫化銻等做成混合粉末),鎂在通電後,與空氣中的氧氣發生氧化反應,產生強光,照亮被攝體,同時產生大量煙霧,所以早期一直稱唿閃光燈為鎂光燈。


    黃飛鴻係列電影中,十三姨曾經用這種燈拍過照片,還嚇了黃麒英一跳。


    但它有個讓人很頭疼的問題,就是那團煙霧。


    李諭帶領學生準備開發出閃光燈泡:原理不複雜,就是將鋁和鎂纏繞的燈絲放置在充了氧氣的燈泡中,然後通過電子打火點燃。不僅避免了煙霧,而且小巧方便很多。不過這種燈泡仍然是一次性的,使用完後需要更換。


    但對於一些流動場景,來不及架設笨重的照相機時,小型便攜式相機加便攜式鎂光燈就可以派上用場,所以它隻要一經推出,絕對可以把鎂粉徹底替代掉。


    李諭後續把這項專利先注冊在京城,然後再注冊到美國。


    一戰有挺多戰地記者,對閃光燈的需求小不了。


    通過這項專利,能讓學生賺到一些錢(可能會不少),同樣能讓他們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繼續投身於發明創造中。——比搞數理科研簡單一些,也比較有實際意義。


    他們花了一周就完成了實驗,並且做了很多樣品,通過測試挑出最好的配比。


    李諭同他們一起測試時,一名學生找到李諭,詢問道:“校長,我能不能把這項發明帶去法國?”


    “法國?”李諭一時沒反應過來。


    那名學生說:“不久之後我將前往威海衛,與眾多華工共同登上前往法國的輪船。”


    “原來是這樣,”李諭知道一戰華工的事情,“你是作為翻譯?”


    “是的,”那名學生點點頭,“正好我想去法國學習學習西洋藝術。”


    李諭說:“還沒問你的名字。”


    “我叫郭應麟。”學生說。


    “祝你一切順利,”李諭說,“法國前線堪稱絞肉機,協約國與盟國已經積蓄一整年,馬上就要爆發決戰。”


    郭應麟說:“我們就是做做後勤,不會上前線。”


    “那也要注意安全,子彈不長眼。法國有勤工儉學會,我會給他們發電報,照應好你們,”李諭說,然後直接送給他一部便攜式照相機,“在歐洲時記錄下華工的事跡。”


    郭應麟雙手接過來:“我本來就想用筆畫下來,如果用相機更加真實。”


    1916年是一戰最血腥的一年,凡爾登絞肉機與索姆河絞肉機都在這一年,法國拚得非常慘,號稱毀掉一代法國人的就是其中的凡爾登戰役。


    這一年後,英軍取代法軍成了西線主力。


    目前雙方在法國前線陳兵四五百萬之巨,都準備一擊擊潰對手。


    而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被征調上前線,後方的工業、農業、運輸業隨之出現人手嚴重短缺的現象,急需從國外輸入大量勞動力,以維持戰爭和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轉。


    北洋政府離不開英美的支持,但又沒有能力參戰,於是梁士詒提出了一個極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


    梁士詒這一招挺有智慧,因為以民國的國力,根本不可能派遣部隊直接參戰,單單後勤費用就拿不出來。如果以工代兵,不僅有實質性作用,解決英法燃眉之急,還容易為協約國所接受;華工拿英法給的工資,北洋政府不用掏錢,同時能夠獲得戰勝國的種種權利。


    雖然有些理想化,如北洋政府在戰後可享有與英法列強同等之權利,——想想就不可能。但從實踐過程來看,以工代兵的謀略不失為民國外交的最佳選擇。


    在這一指導策略下,15萬華工奔赴西歐戰場,在一戰史上寫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頁。


    這並非華工第一次出洋,此前華工在俄國的成績非常耀眼,可能就是因為此前的優秀表現,讓英法樂於在中國招募華工。


    按照英法給的合約,華工需要出國工作五年,每天最多工作10小時,可以獲得5法郎日薪,差不多相當於兩塊大洋。


    其中一半用於支付食宿、醫藥,每個工人每天實得2.5法郎,也就是一塊大洋。


    這個收入水平,對於廣大農民來說可以說非常有誘惑力(如果給的少,也沒人願意跑那麽遠,還是交戰區)。


    此時國內的一些在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級職員每個月薪水大概四十來元;普通工人辛苦一個月也就十來塊大洋。


    華工大部分在山東招募,民國時期山東發生過好幾起災情,很多人家裏非常困難,所以在被通知後,報名十分踴躍。


    這些華工中大概有4萬受雇於法軍,10萬受雇於英軍,還有1萬此後受雇於美軍,分散在100多個營地工作。


    從後續的表現看,華工相當不錯。他們從事的都是艱苦繁重的工作,如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戰地通訊、掘埋屍體、清掃地雷、築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製造軍火、森林伐木、開采礦山……但凡戰爭所需,華工幾乎無所不往、無所不為。


    甚至在索姆河戰役,坦克登場後,華工還要修坦克。——最開始英軍不允許外國人接近坦克,畢竟這屬於高級機密。


    但後來他們發現華工修理坦克比英國工人還要快,所以就有了三個華工團專門為英軍修理坦克。


    華工勤勞勇敢、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精神很快就得到協約國軍隊一致好評。協約國聯軍總司令法國元帥福熙曾說:“華工是世界一流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們在現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艱難,保質保量完成各種任務。”


    此後的巴黎和會三巨頭之一、英國陸軍大臣、首相勞合·喬治,在他的《戰爭迴憶錄》中也大讚華工:“華工個個強壯如牛,你會吃驚地發現,有的華工夾起重達三四百磅的一大塊木材或一捆卷鐵板健步如飛,好像這些重物輕如普通石塊一般。”


    眾所周知,一戰是戰壕的戰爭,而華工是挖戰壕的絕對好手。英國外交部有一份報告指出,如果把一個印度人、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英國人放在一起比較,中國工人挖戰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兩倍,比英國人還高。


    這是英國人自己說的,不是故意抹黑阿三。


    華工大部分不懂英文和法文,所以又挑選了400名充任翻譯的學生。按道理400個翻譯不太夠,但實在找不出更多了。


    好在留法勤工儉學會幫了不少忙,他們在法國協助創建了一些學校,教授華工識字讀書。


    英軍對華工的行動限製極多,與軍事管理無異。英國當局從來不認為華工與英國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堅持強硬政策,禁止華工與歐洲軍人或平民往來。


    相對於英國人高高在上的種族主義,法國人對華工歧視較少,法軍官對手下的華工態度比較民主,對華工的生活習慣也較為關切。


    話說還有不少華工和法國女子結了婚,並且很大一部分是法國女人倒追的華工,最後大概有三千人留在了法國,成了早期僑民。


    總之華工不僅為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爭取到了巨大的談判籌碼,還激發了留法熱情。


    後續留法學生裏可是出了不少超級大人物。


    這些人不同於曾經的留學生,——過去留歐費用高得可怕,留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


    而一戰後很多留法學生出身沒有那麽富貴,他們大多要勤工儉學,所以深知生活疾苦。一戰也算第一次大規模打破了留歐學生屬於有閑階級的傳統。


    上海學生較多,義務赴法的不少,大同大學便有數十名,李諭自然支持。


    他對郭應麟說:“你告訴所有赴法學生,臨走前去校務處每人領取200大洋。此後我會通過留法勤工儉學會定期匯款。”


    郭應麟感激道:“校長不用擔心,那邊會管吃住。”


    李諭說:“我是希望你們再開拓點視野,這些錢肯定用得上。”


    郭應麟不再推辭:“一定不負校長所托。”


    李諭說:“都是自家學生,應該的。”


    幾天後,上海的赴法學生一起聚集到碼頭,準備乘船前往威海衛。


    他們會與華工一起先乘船前往溫哥華,然後乘火車到達美洲東海岸,繼而坐船去法國。


    雖然經過蘇伊士運河抵達法國馬賽也是條重要航線,但是地中海早就被德國潛艇封鎖,非常危險。


    碼頭上,李諭親自前往送行,還見到了任職於威海衛華務司的莊士敦。


    “李諭先生,我們又見麵了。”莊士敦打招唿道。


    李諭同他握了握手:“莊老師,你好。”


    莊士敦說:“老師?”


    李諭說:“老師是個尊稱。”


    “感謝您的尊敬,”莊士敦說,“總不會李諭先生也要親赴歐洲?”


    李諭說:“我不懂軍事,更不擅長彈道計算。”


    莊士敦說:“此前您可是在北洋的學校教授過測繪學。”


    李諭沒想到他連這個都知道,於是說:“理論與實際差得太多了,而且我更多偏向於數學方麵的教學,其實關鍵是我不會為外國軍隊效力。”


    “先生不去最好,”莊士敦說,“從傳迴的訊息看,那裏已經成了人間地獄。前線部隊損失非常慘重,此前與泰坦尼克號一起建造的幾艘大船,如不列顛尼克號、毛裏塔尼亞號遊輪全部被軍隊征用為醫療船。我從私人渠道獲悉,船上的很多傷兵情況十分慘,大量需要截肢。”


    這時候的截肢手術不用再多形容。


    李諭說:“真正的噩夢隻怕還沒有到來。”


    莊士敦也憂心忡忡:“德國一點沒有敗退的意思,不知道戰爭何時結束。”


    李諭說:“如今護國軍與北洋軍也打了起來,很多事情不能做得盡善盡美,希望英方能夠對華工和學生友善一些。”


    莊士敦說:“先生不用對此擔心,前線需要的是強壯健康的工人,他們不會受苦,畢竟不是百年前的奴隸貿易。隻不過長達一個多月的旅途會有大部分時間漂在海上,暈船難以避免。”


    實際上路途中由於疾病和德國潛艇的攻擊,還是死了三千餘人。


    華工的事跡非常可歌可泣,一戰後,大約有11萬服務於英法的華工曆經磨難,最終迴國與家人團聚。


    未迴國的3萬多人中,有近兩萬死於戰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華工的屍骸,埋葬在歐洲的69座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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