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皖係大搞選舉之際,吳佩孚在湖南可沒閑著,拿著軍餉不打仗,一直擴充軍隊增長實力,然後突然聯合江蘇督軍李純發了個唿籲和平、指責武力統一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電報。


    剛開始李純等人沒敢發聲,吳佩孚一看,直接掏出銀子來了個通電全國的大動作,內容全是關於唿籲和談,痛斥分裂腐敗。而且公開表示自己將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以廉潔、正直、愛國、不慕權勢四大自律來要求自己。


    這是吳佩孚人生高光的開始。


    一時之間各大媒體紛紛稱讚吳佩孚不再是個“北洋軍人”,而是一個“國家軍人”。


    包括蔡元培在內的教育界、學生界也紛紛叫好。台麵上的這些北洋舊軍閥過分倚重外國勢力,突然出現一個有愛國心的軍閥,簡直太稀罕了。


    此時的軍閥還比較看重民意,段祺瑞知道自己已經指揮不動直係軍隊,更不可能因為吳佩孚的一封愛國電報拿他怎麽樣,隻能聽任吳佩孚瘋狂刷聲望。


    就這樣,南北雙方打了兩年的戰爭不了了之。


    依舊是打了個寂寞。


    ——


    什刹海,會賢堂飯莊。


    蔡元培和幾位北大教授與李諭一起吃飯。


    李諭笑道:“蔡校長選了一家好飯館,上次來已是多年前。”


    蔡元培說:“會賢堂是京城八大堂之首,做得一手好魯菜。就是飯店老板太任性,必須提前訂桌,否則壓根不生火。附近的人都傳,會賢堂的買賣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會賢堂過往接待的全是王公貴族,民國後才慢慢麵向普通大眾。


    幾人坐下後,幾個店員先給每個人端上了特製的“什錦冰碗兒”,是用現采的藕、新鮮蓮子、剛摘的菱角、芡實,切碎拌在一起,然後用碎冰鎮上;吃的時候可以繼續撒上白糖,加點去皮的鮮核桃仁、鮮杏仁、鮮榛子。


    這是會賢堂的一道招牌菜,如此複雜八成緣於前清製作皇室點心的習慣。


    品嚐了幾口後,蔡元培說:“聽說是疏才給玉帥發了電報,才讓他選擇了和平?”


    李諭微微一笑,沒有直接迴答,而是說:“去年美國突然對德宣戰時,德國駐土耳其大使曾很不理解地問美國大使,你們為何要向德國宣戰?美國大使的迴答是,美國人是為了道德和原則而戰。”


    胡適說:“我明白了,您是說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客套話。”


    李諭點了點頭。


    蔡元培說:“但疏才兄弟確實找對了人,如果是其他軍閥可就不好說了。”


    外麵突然傳來了一陣汽車聲音,接著一行人步入飯莊,胡適透過窗戶縫看過去,“長袍馬褂的,來頭不小。”


    蔡元培側頭看了一眼,立刻認出在前的一人:“徐大總統。”


    皖係的段祺瑞與直係的馮國璋都不願再當大總統,於是推出了老好人徐世昌。


    徐世昌德高望重,穩穩當選了民國法統上的第二任,實際上的第四位大總統(前三位就是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


    李諭又認出了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小朝廷的內務府大臣世續,此前在紫禁城裏見到過;另一個是前清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濤。”


    其他幾個同樣是遜清皇室王公。


    “載濤?宣統的叔叔?”胡適冷哼道,“這位徐大總統果然與小朝廷眉來眼去。”


    蔡元培說:“坊間傳聞,幾個月前徐大總統從小朝廷的內務府拿走了價值超過200萬兩的財物,看來並非空穴來風。這次或許是皇室王宮專門宴請徐大總統。”


    李諭說:“徐大總統是前朝舊臣,早在袁世凱時期就對前清表達過多次同情之意,紫禁城裏的小朝廷和遺老遺少估計非常歡迎他當大總統。”


    蔡元培壓低聲音:“聽!”


    屋外幾人正好路過他們的房間門口。


    內務府大臣世續問道:“大哥這次出山,有何抱負?”


    徐世昌說:“慰亭(袁世凱)先不該錯過癸醜年的時機(民國二年撲滅二次革命),後不該鬧什麽洪憲複辟。張勳在丁巳年又過於魯莽,不得人心……咱們這次出來,不過為幼主攝政而已……”


    世續聽後大喜:“感謝大總統!”


    幾人步入了另一間屋子。


    胡適戲謔道:“難怪今天的什錦冰碗兒比上次來時精致許多,鬧了半天是他們幾位要來。”


    錢玄同則不屑地說:“小朝廷隻能依賴外部勢力,在別人眼裏不過是個尚且略有利用價值的玩物,榨取完再隨意丟棄。”


    徐世昌支持皇室王公毓朗當上了民國議員,讓載濤出任民國將軍,算是他對清朝的尊重和補償,肯定有個人情感因素,在徐世昌看來,雖然清朝已退出曆史舞台,不過在一些遺老遺少內心中,清廷還有一定號召力。


    而遺老遺少對民國一直有潛在的敵意,民國則對前清各種不屑。這屬於民國眾多社會矛盾中的一種,徐世昌想順便緩解一下。


    至於他說的“為幼主攝政”,在旁人聽來就是玩笑話,但遜清王室當做了救命稻草。


    自徐世昌上台起,紫禁城裏重新熱鬧了起來,不少人又開始花錢找小朝廷要諡法、門聯,而且價錢有漸長的勢頭,遺老們趨之若鶩。


    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後續的來往進展,就很尷尬了。


    溥儀的帝師陳寶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說:“徐世昌還想當議政王,未免過分。一個‘公’也就夠了!”


    又有一次說:“當年主張以漢大臣之女為皇後,是何居心?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


    反正徐世昌肯定沒有履行與世續的承諾。沒多久,紫禁城裏對徐世昌就漸漸失望,重歸平靜。


    胡適很不爽:“徐大總統的就職演說中提到要‘偃武修文’,偃武這方麵,正好吳佩孚不打了,大總統可以下令前線停火,轉入南北和談;而修文就有點不對路了,竟再次宣布將孔子的誕辰作為全國節日!”


    這一點毫無疑問觸了胡適等新文化運動者的逆鱗。


    對孔子的態度一向可看做測驗民國政權的“晴雨表”:保守時,孔子會成為擁戴的大旗;激進時,孔子則變成攻擊的標靶。


    徐世昌顯然屬於保守的一派,他同時宣布要大力倡導尊孔讀經,並舉行郊天祀禮,胡適等新文化人士當然看不慣。


    錢玄同不爽的程度一點都不低,他說:“民國已立七年,教育推行如此緩慢,難道他們看不出教育是救國之本,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科學等西方之文明!還在這暢談孔孟?不如去做春秋大夢!”


    胡適語氣激昂地說:“孔子依舊是權威,隻有權威倒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間,個人才能獨立。洋人的權威是上帝,中國的權威就是孔子。對孔子進行充分質疑,孔子的權威動搖了,文化保守性也就鬆動了,中國人才能從腐朽僵化的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才能談得上實事求是,才能談得上創造性思維。”


    錢玄同大加稱讚:“說得好!咱們最終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燒掉。”


    胡適點頭說:“不把孔家店砸個稀巴爛,新的思想就無法生根,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再造文明’終究是句空話。”


    他們兩個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激進的了。


    “砸個稀巴爛也不至於,都砸爛了,我們的根不就沒了著落,”蔡元培稍稍壓了壓兩人的勁頭,然後對李諭說,“疏才是現在的科學領袖,你對此如何看待?”


    李諭知道勢頭不可阻擋,也沒必要阻擋,矯枉有時候稍微過正沒什麽大不了,於是說:“新的文化肯定要推行,這一點毫毋庸置疑。”


    胡適高興道:“我就知道院士先生會支持我們。”


    “支持必然是支持,”李諭笑道,“不過最好能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沒必要否定漢賦、唐詩、宋詞在內的全部古代文學。有人研究整理國故,也沒必要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成複辟派,加以攻擊。其中說不定就有保護傳統文化的,兩位說對不對?”


    錢玄同相比胡適更加激進,說道:“白話文是新文化的第一步,國故都是文言文,當然要打倒。”


    好在他現在還沒想廢除漢字。


    李諭說:“中國的文化從來沒有過斷層,靠的正是那些國故,要是全廢掉,說不定就會造成民族虛無主義和傳統文化的斷層。西方文化是應該引進,但我希望兩位能曉得,如果隻提倡從全局上引進西方文化,而忽視了對西方文化進行必要的消化,未能來得及符合中國的國情,會造成消化不良。”


    胡適說:“院士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國故?”


    李諭說:“我雖然不懂經典古籍,但一直認為它們不可或缺。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必將興起一個國學研究的高潮。這種研究不再是推崇儒家的統治思想,而是真正對國學的研究,那時候,國故就不是國故,而是國學。”


    錢玄同說:“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是完全正確的。”


    李諭頭上三道黑線,這理解能力讓自己有點猝不及防。


    胡適說:“我們倡導科學,院士先生對國學能有這種認知,更顯高瞻遠矚!科學必將代替孔教,為所有人瞻仰並學習,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標。”


    好吧,雖然新文化運動有一些難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對科學的討論還是太膚淺,屬於泛科學討論,不僅不太嚴謹,也有些忽視對人生信仰、價值的討論,但這都是一百年後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諭對此沒法多說什麽,想了想後對蔡元培說:“蔡校長,您在北大的學科建設進行得怎麽樣?”


    蔡元培心領神會,馬上明白李諭想說什麽,迴道:“我決定大刀闊斧改變舊有的分科製度,將來文理不能分得過於清晰。”


    李諭深以為意,順著說:“文科中的曆史學就離不開科學幫助研究,哲學更是基於自然科學。同樣的,理科的專業也與哲學息息相關。所以學科本來就應該交叉,根本不能簡單以文理劃分。”


    對當下來說,如此觀點沒毛病。


    這同樣是蔡元培要做的,他說:“如果文理分得過於清晰,文科生將因為與理科隔絕之故,視自然科學為無用,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學生則會因為與文科隔絕之故,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


    蔡元培的看法相當深刻、富於遠見。


    李諭說:“幾十年前,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國人就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想想還挺有道理的。‘中學’側重於世界觀、修身、做人,可以稱之為‘道’;西學的用,注重的就是‘術’,具體就是各種科技和政法上的創新。二者都很重要,一個人也應該同時具備。”


    “院士先生所言極是,”蔡元培說,“其中過程我深有感觸,


    “中國羨慕外人,第一次是見到他們的槍炮,就知道他的槍炮比咱們的好。


    “以後又見外國人的器物,知道他的工藝也好。


    “又看外國醫生能治病,知道他的醫術也好。


    “有人說,外國技術雖好,但是政治上隻有霸道,不及中國仁政。後來才知道外國的憲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國進步。


    “於是學他們的法學、政治學,但還是懷疑他們道學很差,以後詳細考查,又知道他們的哲學,亦很有研究的價值。


    “他們的好處都知道了,於是派出留洋學生,積年累月,各種學術都有人研究。


    “但是留學生中,專門為了迴國後占據高位謀金錢的很多。隻從狹義去做,不問深的理由。”


    胡適問:“深的理由是什麽?”


    蔡元培看向李諭:“疏才,你來說。”


    李諭說:“中國固然要有留過洋的工程師、醫生、法官、律師,但要在中國養成許多好的工程師、醫生等,必須有熟練技能而又深通學理的人經營,不是依樣畫葫蘆的留學生做得到的。而且要是隻知道練習技術,不去研究學術,技術也是無源之水,發展終屬有限。


    “學習西方,應該不僅學習西方的‘術’,還應學習西方的‘道’,也就是發達科學背後的人文思想。”


    胡適聽明白了:“文藝複興……複興!”


    李諭吃了口什錦冰碗兒:“所以西方也沒有完全放棄他們自己的‘道’,我們要是放棄了,恐怕會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蔡元培笑道,“我計劃中一半的學科會被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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