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日萬曆皇帝病了，聽說還挺重，具體細節除了皇後誰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召見了內閣，當麵叮囑幾位大學士盡心輔佐太子，還下旨廢除礦稅、停止修建兩大殿、大赦天下，有點安排後事的意思。
就在皇宮和朝廷內外認全屏氣凝神等待即將要來到的重大變故時，轉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內臣向內閣索要聖旨打算反悔。
此時如果沈一貫堅持說聖旨已經下發來不及追迴，內臣們就算把腦袋撞破也沒轍。但他不知道為啥，居然把聖旨交了迴去。
這下朝臣們可不幹了，不管屬於哪個派別，全都調轉槍口對著沈一貫開噴。連司禮監的一把手掌印太監田義都私下抱怨說沈一貫是軟骨頭，如果能再頂一頂，一直被朝臣詬病的礦稅說不定就此廢止，可惜了，功虧一簣。
此事傳到江西，景德鎮萬餘名瓷工暴動，砸了瓷廠、燒了稅署、殺了稅監。一時間朝野上下罵聲四起，誰也顧不上縮在東宮裏玩物喪誌的太子了。
為什麽礦稅會造成如此大轟動，洪濤心裏還是明白點的。在皇宮裏生活了近二十年，隻要有機會他就會把這個時代的各種政策找來研究。然後站在上帝視角，通過縱向和橫向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說起礦稅可算是老調重彈了，幾乎貫穿了整個明朝，時斷時續，成為了皇帝與朝臣們之間一個永遠無休止的爭論話題。
明朝剛建立的時候百廢待興，朱元璋忙著穩固統治，對於開礦並不熱衷。即便有一些礦業，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導的國企，產量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明成祖朱棣時期政權趨於穩定，民間經濟有所複蘇，礦業自然而然隨之發展，礦稅已經有了十數倍增長，皇帝再瞎也無法忽視。
到了明中期之後，朝廷機構越來越大，官員越來越多，藩王也越來越多，時不時還得對外打一打仗，財政開支隨之加大。
可明朝是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畝都不兼並，想靠種地突然提高產量顯然不靠譜，大幅度提高總體耕種數量也比較難。
士農工商，首先士這個階層是管理者，隻能提高效率，沒有直接產出。雖然說士人很多都比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為孤家寡人，就沒法大規模從士人手裏要錢。
緊跟其後的農就是農民，也是社會主體。針對他們的稅收已經不算輕了，再加上土地兼並的問題，繼續加重稅收無異於自掘墳墓。
然後再看最低級的商，明朝從開始就定下了基調，重本抑末，不鼓勵經商。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商人則隻能穿絹和布。
他覺得商人無信，還特別不安分，錢多了容易引發胡思亂想，就人為降低了商人的社會地位，讓人們不願意經商。雖然中後期有所鬆動，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維定式本質上並沒改變。
在一個不鼓勵經商的社會裏，絕大部分人但凡有別的出路肯定不願意經商，即便迫不得已幹上了這一行也沒有太多積極性，無非就是當個跳板，找機會跳出商人階層。
就拿前年關鈔收入舉例，總共40多萬兩，隻占太倉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業稅收占太倉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達70%以上。
而宋朝的農業稅率還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農業稅率收的話，北宋和南宋的商業稅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實都不用計算這麽多比例，更不用尋思是否鼓勵商業，隻要看看明朝的戶籍製度是怎麽規定的就明白為啥商業不發達了。
一個禁止百姓隨意流動，出門必須開介紹信的規定，就能把90%的民間商業扼殺在搖籃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員集團主導的商業，比如鹽鐵茶糧。
這些行業與其說是商業不如說更像後世的國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還壟斷市場，進一步壓製民間商業的發展。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想短時間內快速提高商業稅收，就和馬上讓每畝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產出一樣不靠譜。除非玩畝產萬斤放衛星那套把戲糊弄，但明朝皇帝顯然還沒那麽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農民往死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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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如果沈一貫堅持說聖旨已經下發來不及追迴，內臣們就算把腦袋撞破也沒轍。但他不知道為啥，居然把聖旨交了迴去。
這下朝臣們可不幹了，不管屬於哪個派別，全都調轉槍口對著沈一貫開噴。連司禮監的一把手掌印太監田義都私下抱怨說沈一貫是軟骨頭，如果能再頂一頂，一直被朝臣詬病的礦稅說不定就此廢止，可惜了，功虧一簣。
此事傳到江西，景德鎮萬餘名瓷工暴動，砸了瓷廠、燒了稅署、殺了稅監。一時間朝野上下罵聲四起，誰也顧不上縮在東宮裏玩物喪誌的太子了。
為什麽礦稅會造成如此大轟動，洪濤心裏還是明白點的。在皇宮裏生活了近二十年，隻要有機會他就會把這個時代的各種政策找來研究。然後站在上帝視角，通過縱向和橫向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說起礦稅可算是老調重彈了，幾乎貫穿了整個明朝，時斷時續，成為了皇帝與朝臣們之間一個永遠無休止的爭論話題。
明朝剛建立的時候百廢待興，朱元璋忙著穩固統治，對於開礦並不熱衷。即便有一些礦業，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導的國企，產量很低，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明成祖朱棣時期政權趨於穩定，民間經濟有所複蘇，礦業自然而然隨之發展，礦稅已經有了十數倍增長，皇帝再瞎也無法忽視。
到了明中期之後，朝廷機構越來越大，官員越來越多，藩王也越來越多，時不時還得對外打一打仗，財政開支隨之加大。
可明朝是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畝都不兼並，想靠種地突然提高產量顯然不靠譜，大幅度提高總體耕種數量也比較難。
士農工商，首先士這個階層是管理者，隻能提高效率，沒有直接產出。雖然說士人很多都比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為孤家寡人，就沒法大規模從士人手裏要錢。
緊跟其後的農就是農民，也是社會主體。針對他們的稅收已經不算輕了，再加上土地兼並的問題，繼續加重稅收無異於自掘墳墓。
然後再看最低級的商，明朝從開始就定下了基調，重本抑末，不鼓勵經商。朱元璋規定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商人則隻能穿絹和布。
他覺得商人無信，還特別不安分，錢多了容易引發胡思亂想，就人為降低了商人的社會地位，讓人們不願意經商。雖然中後期有所鬆動，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維定式本質上並沒改變。
在一個不鼓勵經商的社會裏，絕大部分人但凡有別的出路肯定不願意經商，即便迫不得已幹上了這一行也沒有太多積極性，無非就是當個跳板，找機會跳出商人階層。
就拿前年關鈔收入舉例，總共40多萬兩，隻占太倉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業稅收占太倉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達70%以上。
而宋朝的農業稅率還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農業稅率收的話，北宋和南宋的商業稅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實都不用計算這麽多比例，更不用尋思是否鼓勵商業，隻要看看明朝的戶籍製度是怎麽規定的就明白為啥商業不發達了。
一個禁止百姓隨意流動，出門必須開介紹信的規定，就能把90%的民間商業扼殺在搖籃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員集團主導的商業，比如鹽鐵茶糧。
這些行業與其說是商業不如說更像後世的國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還壟斷市場，進一步壓製民間商業的發展。
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想短時間內快速提高商業稅收，就和馬上讓每畝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產出一樣不靠譜。除非玩畝產萬斤放衛星那套把戲糊弄，但明朝皇帝顯然還沒那麽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農民往死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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