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可以從多方麵來理解，這裏指的是政體安全（regime security），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執政黨長期執政問題。在西方民主社會，對執政黨來說也有政治安全問題，但因為存在著民主規則，即使一個政黨失去了政權，另外一個政黨也會依據民主的規則來執政。政權的交替和變化無論對失去政權的政黨還是對社會都不會有太大的負麵影響。但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就很不相同。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往往充滿著血腥味，各黨派為了取得政權，不惜訴諸各種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為政治人物惡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發展中國家，政權的交替則更糟糕。在那些國家，政權交替往往是通過暴力革命來完成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都沒有上述政體安全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問題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麵地理解成為隻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實際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國的改革者所關切的問題，隻不過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並非要發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問題就是政治安全問題。
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以及之後的一些講話（如《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和《設顧問委員會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過渡辦法》等）中，盡管沒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說是鄧小平的關切點和思考主題。盡管鄧小平已經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鄧小平仍然具有現實政治意義。這不僅僅是因為鄧小平出自中國的政治體製，理解這個政治體製會出現怎樣的政治安全問題，而且也是因為盡管鄧小平之後，中國也有很多政治變化，但執政體製的總體架構仍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這個架構內，中國仍然會出現鄧小平所擔憂的政治安全問題。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問題
鄧小平是總結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在鄧小平那裏，政治安全問題至少包括三個方麵：一是主要領導人的專製，造成重大的決策失誤；二是接班人問題，老一輩領導人不願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從而使得領導層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權力腐敗。從80年代到現在，中共在這些方麵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製度建設已經到位（盡管還有很多的改進空間）。集體領導體製已經得到確立，從而可以防止主要領導人的專斷行為。退休製度的貢獻最大，除了最高層領導人還沒有退休年齡規定外，退休已經高度製度化，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社會對此都已經有高度共識。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麵，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權力腐敗方麵，所作的努力不是那麽理想。雖然反腐敗一直是執政黨的頭等政治議題，但腐敗還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鄧小平所擔憂的政治安全問題，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為重要的是，現在又有了新的環境和新的政治安全問題，這就是黨內民主問題。黨內民主在鄧小平時代已經提出，但那個時代黨內民主並沒有成為執政黨的重要政治議程。黨內民主的核心問題就是政治競爭。在鄧小平時代，政治競爭問題並不突出，因為那個時代還屬於人們所說的“政治強人”時代。政治優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選拔在很多情況下依靠的是“伯樂相馬”方式，而這個“伯樂”就是最高領導層。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出現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競爭。
但現在的情況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裏，執政黨把黨內民主提高到頭等政治議題。幾年前的十七大更確立了要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中國政治發展模式。但同時，執政黨也一直在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黨內團結，無論對執政黨本身還是對社會來說，都非常重要。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是因為黨內存在著嚴重的不團結的現象。李源潮就任中組部部長後發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強調的就是黨內團結的重要性。當代中國，無論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還是形式多樣的社會矛盾都處於上升的趨勢。很多人擔心這些矛盾會升級。從最近這些年的發展趨勢來看，這樣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來應對這些矛盾。如果黨內不團結，非但應對不了層出不窮的矛盾，甚至還會導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機。
黨內民主與黨內團結的矛盾
黨內團結更涉及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問題。中共和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不同，不僅要執政，更需要推進改革。這就是“領導”最重要的含義，就是說，執政黨要通過推進改革來實現其領導權。盡管中國的社會力量也在崛起，但現實地說，執政黨還是唯一的改革主體。在改革方麵，沒有任何其他組織可以取代執政黨。不過，也應當看到，執政黨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趨勢。一方麵，來自社會的改革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麵，改革主體的實際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較之經濟改革，中國社會政策的改革力度明顯較弱。
同時，無論是黨內還是社會，各種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執政黨作為改革的主體變成了執政黨非常嚴峻的政治挑戰。很顯然，如果執政黨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領導國家的改革，那麽就會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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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都沒有上述政體安全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問題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麵地理解成為隻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實際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國的改革者所關切的問題，隻不過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並非要發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問題就是政治安全問題。
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以及之後的一些講話（如《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和《設顧問委員會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過渡辦法》等）中，盡管沒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說是鄧小平的關切點和思考主題。盡管鄧小平已經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鄧小平仍然具有現實政治意義。這不僅僅是因為鄧小平出自中國的政治體製，理解這個政治體製會出現怎樣的政治安全問題，而且也是因為盡管鄧小平之後，中國也有很多政治變化，但執政體製的總體架構仍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在這個架構內，中國仍然會出現鄧小平所擔憂的政治安全問題。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問題
鄧小平是總結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後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在鄧小平那裏，政治安全問題至少包括三個方麵：一是主要領導人的專製，造成重大的決策失誤；二是接班人問題，老一輩領導人不願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從而使得領導層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權力腐敗。從80年代到現在，中共在這些方麵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製度建設已經到位（盡管還有很多的改進空間）。集體領導體製已經得到確立，從而可以防止主要領導人的專斷行為。退休製度的貢獻最大，除了最高層領導人還沒有退休年齡規定外，退休已經高度製度化，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社會對此都已經有高度共識。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麵，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權力腐敗方麵，所作的努力不是那麽理想。雖然反腐敗一直是執政黨的頭等政治議題，但腐敗還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鄧小平所擔憂的政治安全問題，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為重要的是，現在又有了新的環境和新的政治安全問題，這就是黨內民主問題。黨內民主在鄧小平時代已經提出，但那個時代黨內民主並沒有成為執政黨的重要政治議程。黨內民主的核心問題就是政治競爭。在鄧小平時代，政治競爭問題並不突出，因為那個時代還屬於人們所說的“政治強人”時代。政治優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選拔在很多情況下依靠的是“伯樂相馬”方式，而這個“伯樂”就是最高領導層。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出現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競爭。
但現在的情況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裏，執政黨把黨內民主提高到頭等政治議題。幾年前的十七大更確立了要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中國政治發展模式。但同時，執政黨也一直在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黨內團結，無論對執政黨本身還是對社會來說，都非常重要。強調黨內團結的重要性是因為黨內存在著嚴重的不團結的現象。李源潮就任中組部部長後發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強調的就是黨內團結的重要性。當代中國，無論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還是形式多樣的社會矛盾都處於上升的趨勢。很多人擔心這些矛盾會升級。從最近這些年的發展趨勢來看，這樣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來應對這些矛盾。如果黨內不團結，非但應對不了層出不窮的矛盾，甚至還會導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機。
黨內民主與黨內團結的矛盾
黨內團結更涉及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問題。中共和一般意義上的執政黨不同，不僅要執政，更需要推進改革。這就是“領導”最重要的含義，就是說，執政黨要通過推進改革來實現其領導權。盡管中國的社會力量也在崛起，但現實地說，執政黨還是唯一的改革主體。在改革方麵，沒有任何其他組織可以取代執政黨。不過，也應當看到，執政黨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趨勢。一方麵，來自社會的改革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麵，改革主體的實際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較之經濟改革，中國社會政策的改革力度明顯較弱。
同時，無論是黨內還是社會，各種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執政黨作為改革的主體變成了執政黨非常嚴峻的政治挑戰。很顯然，如果執政黨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領導國家的改革，那麽就會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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