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〇）畢郢
《孟子》言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離婁》下。而《史記》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周本紀》。二者睽異，何也？案《詩·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傳》雲：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鄭箋》則謂阮、徂、共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距其義兵。《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箋》言“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又雲：“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如《箋》言，明文王作豐以前，嚐居於岐下，此即《史記》所謂自岐下而徙居者也。《疏》雲：“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雲，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案《疏》言文王所居之岐，非即太王所居，是也，言此所營即程則非。伐密須，據《大傳》及《史記》，皆在受命後三年。而《周書·大匡》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鹹率。”《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酆保》曰：“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鹹格於周，王在酆。”古雲九州，猶言天下。三州之侯鹹率，猶雲三分天下有其一。能合六州之侯，則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雲九州鹹格，則天下皆服矣，此蓋稱王後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即《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程典》又雲“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則《左氏》所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者也。襄公三十一年。宅程之三年，雖不能知為何年，然必在作《程典》之前，安得至侵阮之後乃作程乎？故知《義疏》之言為誤也。《史記·周本紀》言：“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魯世家》言：“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則畢為文王墓地，《索隱》謂天星之名，非也。文王蓋卒於郢，葬於畢，故《孟子》連言之。《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此即詩所謂“度其鮮原”者。武王圖商，仍在鮮原，則豐邑草創，文王雖作之，而不常居，故其卒仍在郢也。
“侵阮、徂、共”，以文義言之，似毛義為長；又阮、徂、共為三國，不見古書；此讀者所以多信毛而疑鄭也。按《箋》雲：“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則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乃所謂倒句法，曹元弼《複禮堂文集·書周禮從坐法辨》曰《書·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說者失其辭氣。夫軍令尚嚴，言非殺則非威眾之辭；且既雲無餘刑，則非殺可知，何必別雲非殺？竊謂此係倒句法，猶雲汝非殺則有無餘刑。”案曹說是也。惟非有意倒之，乃言無餘刑之前，漏言非殺，既言之後，乃又從而補之耳。今人語言中，亦往往有此。古書中用者較鮮，故後人不察，然語言中自有此法，不能目為誤也。下文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雲：“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疏》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複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又《傳》既謂密須侵阮，不能謂文王侵自阮疆，《疏》乃又說為密人來侵周，迂曲甚矣。何若鄭解以遏徂旅為遏止徂國之兵，侵自阮疆為往侵阮國之疆之直捷乎？《疏》雲：“王肅雲：無阮、徂、共三國。孔晁雲：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雲：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而申鄭雲：“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雲：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又引皇甫謐雲：“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疏》言謐釆摭舊文，傅會為說，其說是也。謐之病，在牽合，不在臆造。豈惟謐，凡古書固多如此矣。此文必有所據，所據疑即《魯詩》遺說。疑於我，謂其勢敵於周，故當先伐，可見密須為大國。阮、徂、共蓋皆小國，故《書傳》不之及也。書闕有間，而《魯詩》能著其說，可見漢初經師之學，自有真傳，不獨恃竹帛矣。鄭君初治《韓詩》，《韓詩》蓋與《魯》合，又可見今文先師之說，同出一原也。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觀其說之支離，而知其言之不讎矣。
然則《書傳》言文王受命後征伐，與《史記·周本紀》不合者，其故安在？《史記》之文，自言出於詩人，豈《詩》三家之說相合，而其與《尚書》家則不能盡合乎？案《書傳》之文，蓋倒亂失次。《史記·本紀》，多用《書》說，其言文王事亦然。下別著之曰“詩人道西伯”，則所以兼存《詩》說。故《史記·周本紀》之文，自“詩人道西伯”以上皆《書》說，正當據以正《書傳》之訛，不得因此反疑《詩》《書》之說有異同也。《詩·文王序疏》曰：“《尚書·周傳》雲：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禮記·文王世子疏》引《書傳》，又《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疏》引至四年伐犬夷皆同。惟《禮記疏》伐邘作伐鬼方耳。《文王序疏》曰：“《元命苞》雲：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雲：稱王製命示王意。《乾鑿度》雲：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台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曆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以為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雲：殷始咎周。《注》雲：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裏。又曰：周人乘黎。《注》雲：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雲：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雲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雲：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雲西伯，明時未為王。是六年稱王，為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雲：受命後五年乃為改。此是鄭意以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複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跡。故《周本紀》雲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雲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雲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為早也。”《文王世子疏》雲：“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案《文王世子》以文王九十七而終，此即受命後六年稱王之說也。《禮記疏》說略同。《左氏疏》雲：“《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裏，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雲：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雲，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鄭玄《尚書注》，據《書傳》為說，以為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詩疏》強申鄭說，然於《史記》所謂詩人之言，亦不敢難，蓋事理所在，自不可誣也。不特此也，鄭注《大傳》，既雲“文王稱王早矣”，其注《文王世子》“君王其終撫諸”，亦曰“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則鄭意亦以文王受命即稱王，其注緯候，乃隨文為說，在鄭或初不相照，而《疏》曲為之解，可謂碎義逃難矣。《殷傳》《大傳》之言，即《疏》論《元命苞》等謂以是文王大事，故曆言之，不必依先後為次者。安得據是而謂被囚必在伐犬夷之後，伐耆之前乎？犬戎，密須，皆近患也，故先伐之。耆在上黨，邘在野王，則出天門，臨河內矣，故祖伊聞之而懼。用兵先後，次序厘然，斷不得如《書傳》所說也。《綿》之詩曰：“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箋》曰：“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混夷即犬夷。《史記》伐犬夷在二年，而鄭雲一年者，受命雖有七年，一年、七年，並無所伐，五伐實自犬夷始，故鄭雲一年伐混夷也。觀此，知《書傳》之文，傳者必多到亂，其初必同於《史記》矣。
《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享國五十年，實當作年五十歲，解見《古史紀年》條。如此，則受命惟中身，頗為難解。今案紂囚文王七年，文王受命亦七年而崩，則文王在位凡十四歲，受命在其即位後八年，適當其饗國之中數，故曰受命惟中身也。《周書·酆保》言“惟二十三祀”，《小開》曰“惟三十有五祀”，蓋並王季之年數之，猶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時起計也。《酆保》曰：“九州之侯，鹹格於周。”蓋文王即位後，服周之國來朝。《大開》《小開》，皆謀開後嗣，而繼以《文儆》《文傅》。二篇所記，若在《小開》之明年，則自二十三祀至此，適得十四年。紂殺季曆，而《史記·殷本紀》言文王與鬼侯、鄂侯，同為紂之三公，其本在內，隱約可見。九侯，《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集解》引廣曰：“一作邘，野王縣有邘城。”蓋皆以近紂都而附會，不足據。九、鬼同音，宋於庭謂即“西方有九國焉”之“九國”，亦即“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之“艽野”，《過庭錄》。其說甚當。鄂，疑《左氏》隱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之“鄂”，其地在河汾之間。然則九侯、鄂侯與周，固皆西方諸侯也。竊疑九侯、鄂侯、王季倶如殷，皆見殺，而文王又被囚，至七年，其臣獻洛西之地乃釋也。洛西之地，《史記正義》以丹、坊等州當之，其地大遠，恐非紂所能有。疑洛實伊洛之洛，洛西，蓋在偃師以西。殷自武乙徙河北，舊都之守稍疏，周人圖取其地，及被囚，迫而獻出，乃改圖而出河東，則《禮記·樂記》所謂“始而北出”者也。戡耆，則據上黨，俯臨河內矣。故祖伊懼而奔告。殷自此，蓋亦稍厚西方之防，故武王又攻其不備，出孟津而臨牧野也。
《新語·術事》雲：“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此語顯與《孟子》背。蓋古人於此等處，不甚審諦，特取東西相對為文耳。不足據以疑《孟子》也。
《孟子》言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離婁》下。而《史記》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周本紀》。二者睽異，何也？案《詩·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傳》雲：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鄭箋》則謂阮、徂、共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距其義兵。《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箋》言“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又雲：“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如《箋》言，明文王作豐以前，嚐居於岐下，此即《史記》所謂自岐下而徙居者也。《疏》雲：“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雲，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案《疏》言文王所居之岐，非即太王所居，是也，言此所營即程則非。伐密須，據《大傳》及《史記》，皆在受命後三年。而《周書·大匡》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鹹率。”《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酆保》曰：“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鹹格於周，王在酆。”古雲九州，猶言天下。三州之侯鹹率，猶雲三分天下有其一。能合六州之侯，則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雲九州鹹格，則天下皆服矣，此蓋稱王後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即《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程典》又雲“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則《左氏》所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者也。襄公三十一年。宅程之三年，雖不能知為何年，然必在作《程典》之前，安得至侵阮之後乃作程乎？故知《義疏》之言為誤也。《史記·周本紀》言：“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魯世家》言：“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則畢為文王墓地，《索隱》謂天星之名，非也。文王蓋卒於郢，葬於畢，故《孟子》連言之。《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此即詩所謂“度其鮮原”者。武王圖商，仍在鮮原，則豐邑草創，文王雖作之，而不常居，故其卒仍在郢也。
“侵阮、徂、共”，以文義言之，似毛義為長；又阮、徂、共為三國，不見古書；此讀者所以多信毛而疑鄭也。按《箋》雲：“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則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乃所謂倒句法，曹元弼《複禮堂文集·書周禮從坐法辨》曰《書·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說者失其辭氣。夫軍令尚嚴，言非殺則非威眾之辭；且既雲無餘刑，則非殺可知，何必別雲非殺？竊謂此係倒句法，猶雲汝非殺則有無餘刑。”案曹說是也。惟非有意倒之，乃言無餘刑之前，漏言非殺，既言之後，乃又從而補之耳。今人語言中，亦往往有此。古書中用者較鮮，故後人不察，然語言中自有此法，不能目為誤也。下文雲：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雲：“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疏》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複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又《傳》既謂密須侵阮，不能謂文王侵自阮疆，《疏》乃又說為密人來侵周，迂曲甚矣。何若鄭解以遏徂旅為遏止徂國之兵，侵自阮疆為往侵阮國之疆之直捷乎？《疏》雲：“王肅雲：無阮、徂、共三國。孔晁雲：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雲：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而申鄭雲：“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雲：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又引皇甫謐雲：“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疏》言謐釆摭舊文，傅會為說，其說是也。謐之病，在牽合，不在臆造。豈惟謐，凡古書固多如此矣。此文必有所據，所據疑即《魯詩》遺說。疑於我，謂其勢敵於周，故當先伐，可見密須為大國。阮、徂、共蓋皆小國，故《書傳》不之及也。書闕有間，而《魯詩》能著其說，可見漢初經師之學，自有真傳，不獨恃竹帛矣。鄭君初治《韓詩》，《韓詩》蓋與《魯》合，又可見今文先師之說，同出一原也。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觀其說之支離，而知其言之不讎矣。
然則《書傳》言文王受命後征伐，與《史記·周本紀》不合者，其故安在？《史記》之文，自言出於詩人，豈《詩》三家之說相合，而其與《尚書》家則不能盡合乎？案《書傳》之文，蓋倒亂失次。《史記·本紀》，多用《書》說，其言文王事亦然。下別著之曰“詩人道西伯”，則所以兼存《詩》說。故《史記·周本紀》之文，自“詩人道西伯”以上皆《書》說，正當據以正《書傳》之訛，不得因此反疑《詩》《書》之說有異同也。《詩·文王序疏》曰：“《尚書·周傳》雲：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禮記·文王世子疏》引《書傳》，又《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疏》引至四年伐犬夷皆同。惟《禮記疏》伐邘作伐鬼方耳。《文王序疏》曰：“《元命苞》雲：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雲：稱王製命示王意。《乾鑿度》雲：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台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曆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以為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雲：殷始咎周。《注》雲：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裏。又曰：周人乘黎。《注》雲：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雲：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雲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雲：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雲西伯，明時未為王。是六年稱王，為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雲：受命後五年乃為改。此是鄭意以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複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跡。故《周本紀》雲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雲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雲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為早也。”《文王世子疏》雲：“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案《文王世子》以文王九十七而終，此即受命後六年稱王之說也。《禮記疏》說略同。《左氏疏》雲：“《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裏，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雲：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雲，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鄭玄《尚書注》，據《書傳》為說，以為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詩疏》強申鄭說，然於《史記》所謂詩人之言，亦不敢難，蓋事理所在，自不可誣也。不特此也，鄭注《大傳》，既雲“文王稱王早矣”，其注《文王世子》“君王其終撫諸”，亦曰“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則鄭意亦以文王受命即稱王，其注緯候，乃隨文為說，在鄭或初不相照，而《疏》曲為之解，可謂碎義逃難矣。《殷傳》《大傳》之言，即《疏》論《元命苞》等謂以是文王大事，故曆言之，不必依先後為次者。安得據是而謂被囚必在伐犬夷之後，伐耆之前乎？犬戎，密須，皆近患也，故先伐之。耆在上黨，邘在野王，則出天門，臨河內矣，故祖伊聞之而懼。用兵先後，次序厘然，斷不得如《書傳》所說也。《綿》之詩曰：“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箋》曰：“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混夷即犬夷。《史記》伐犬夷在二年，而鄭雲一年者，受命雖有七年，一年、七年，並無所伐，五伐實自犬夷始，故鄭雲一年伐混夷也。觀此，知《書傳》之文，傳者必多到亂，其初必同於《史記》矣。
《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享國五十年，實當作年五十歲，解見《古史紀年》條。如此，則受命惟中身，頗為難解。今案紂囚文王七年，文王受命亦七年而崩，則文王在位凡十四歲，受命在其即位後八年，適當其饗國之中數，故曰受命惟中身也。《周書·酆保》言“惟二十三祀”，《小開》曰“惟三十有五祀”，蓋並王季之年數之，猶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時起計也。《酆保》曰：“九州之侯，鹹格於周。”蓋文王即位後，服周之國來朝。《大開》《小開》，皆謀開後嗣，而繼以《文儆》《文傅》。二篇所記，若在《小開》之明年，則自二十三祀至此，適得十四年。紂殺季曆，而《史記·殷本紀》言文王與鬼侯、鄂侯，同為紂之三公，其本在內，隱約可見。九侯，《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集解》引廣曰：“一作邘，野王縣有邘城。”蓋皆以近紂都而附會，不足據。九、鬼同音，宋於庭謂即“西方有九國焉”之“九國”，亦即“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之“艽野”，《過庭錄》。其說甚當。鄂，疑《左氏》隱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之“鄂”，其地在河汾之間。然則九侯、鄂侯與周，固皆西方諸侯也。竊疑九侯、鄂侯、王季倶如殷，皆見殺，而文王又被囚，至七年，其臣獻洛西之地乃釋也。洛西之地，《史記正義》以丹、坊等州當之，其地大遠，恐非紂所能有。疑洛實伊洛之洛，洛西，蓋在偃師以西。殷自武乙徙河北，舊都之守稍疏，周人圖取其地，及被囚，迫而獻出，乃改圖而出河東，則《禮記·樂記》所謂“始而北出”者也。戡耆，則據上黨，俯臨河內矣。故祖伊懼而奔告。殷自此，蓋亦稍厚西方之防，故武王又攻其不備，出孟津而臨牧野也。
《新語·術事》雲：“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此語顯與《孟子》背。蓋古人於此等處，不甚審諦，特取東西相對為文耳。不足據以疑《孟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