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九）以吏為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焚書之議曰：“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案《李斯傳》亦無之，疑此二字乃注語，諸本或奪，或溷入正文也。此語為史公元文與否不可知，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謂若有欲學，指凡學問言；又或謂吏即博士，以此為秦未嚐滅學之征，則翩其反而矣。
“欲學法令，以吏為師”，說見《商君書·定分》篇。此篇之意，欲置官吏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者，皆明告之。不告，以其所問法令之罪罪之。其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賣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蓋欲收解釋法令之權，歸之於上耳。
《禮記·王製》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荀子·宥坐》曰：“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說苑·指武》篇略同，此即《王製》之注腳也。《呂覽·離謂》曰：“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是可不可無辨也。”又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夫是非可否，明著於法律者，豈鄧析所能違？鄧析所為，亦貿其名實，以法之所誅為無罪，法所不問者為有誅耳。此正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以此傅諸鄧析不必實，然春秋戰國時，必有此等事，則無疑矣。故儒、法二家，同以為患也。
商君之意，欲“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禦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並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不敢以非法遇民。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此所謂法官，非躬行法，而為行法之吏所稟承，故曰為天下正。今之論者，但知司法與行政當分，而解釋法律，則悉由司法官，司法官猶得上下其手。若如《商君書》所言，則行政官雖兼司法，而亦不能自恣，而遇民不法者，民得告之法官，則又不啻今之平政院矣。其法雖與歐西立憲之國異，其用意固相通也。李斯所謂“欲學法令，以吏為師”者，不知其吏亦如此否？然即謂其意如是，其事亦必未行，故《史記》不載，他書亦無及之者也。漢世法令之弊，在於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議，奸吏因緣為市，惜乎未有以商君之說正之者也。然曹魏之世，因諸家章句大繁，而詔專用鄭氏，雖未嚐收解釋之權於上，亦有一其解釋之意矣。
《周官·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禦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讚塚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即商君欲於殿中、禦史、丞相各置一法官之意；訝士諭罪刑於邦國，亦即其為諸侯郡縣各置法官之意。蓋考核諸司是否守法，其權固操之自上，而於法律或有不明，亦當問之於上，故戰國時之成法；《商君書》與《周官》，同為六國時物，故其用意亦頗同也。
商君欲使人人皆知法令，與叔向之諍刑書，仲尼之非刑鼎，用意大異。然其言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辨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解釋法律之權，操之於吏，而鄧析之徒絕跡矣。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又曰：“夫微妙意誌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然則刑期無刑之意，實儒、法二家之所同，特其所由之路異耳。以時勢揆之，則法家之言為切矣。《呂覽·淫辭》：“惠子為魏惠王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則戰國時之為法，無不求人民能知之者，與春秋時人見解大異矣。然仍有其不可行者，法家之所恃以致無刑者，曰人能知法；其所恃以使人能知法者，曰法明白易知。然群治演進，則人事隨之而繁；人事既繁，而法令隨之而雜，其勢有不得不難知者。試觀今之法令，夫豈人人所能知，而亦曷嚐有一章一篇之可省乎？故法令如牛毛，而非人人所能知，而不足以饜人心，而不能收勸懲之效，皆世變為之，非為法者之過也。
李悝撰次諸國法，為《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六篇者：《盜》《賊》《網》《捕》《雜》及加減。其後蕭何益以《興》《廄》《戶》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有《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有《朝律》六篇。漢律至此，遂有六十篇矣。益以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晉書·刑法誌》。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皆遍睹，此漢世之有心人，所由無不以刪定律令為急者也。張湯、趙禹之屬不足論，蕭何以清浄為治，叔孫通亦儒者，豈肯使法令如牛毛？然於秦律皆有所增益，明《法經》原出李悝以前，悝撰次諸國法為之，而非悝所自為。已不足周當時之用，增益者亦出於勢不得已也。增益則文繁；文繁，眾必不能盡省矣，又況其不易知乎？
《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焚書之議曰：“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案《李斯傳》亦無之，疑此二字乃注語，諸本或奪，或溷入正文也。此語為史公元文與否不可知，要不失李斯之意。或謂若有欲學，指凡學問言；又或謂吏即博士，以此為秦未嚐滅學之征，則翩其反而矣。
“欲學法令，以吏為師”，說見《商君書·定分》篇。此篇之意，欲置官吏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者，皆明告之。不告，以其所問法令之罪罪之。其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賣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蓋欲收解釋法令之權，歸之於上耳。
《禮記·王製》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荀子·宥坐》曰：“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說苑·指武》篇略同，此即《王製》之注腳也。《呂覽·離謂》曰：“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是可不可無辨也。”又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嘩。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夫是非可否，明著於法律者，豈鄧析所能違？鄧析所為，亦貿其名實，以法之所誅為無罪，法所不問者為有誅耳。此正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以此傅諸鄧析不必實，然春秋戰國時，必有此等事，則無疑矣。故儒、法二家，同以為患也。
商君之意，欲“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禦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並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不敢以非法遇民。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此所謂法官，非躬行法，而為行法之吏所稟承，故曰為天下正。今之論者，但知司法與行政當分，而解釋法律，則悉由司法官，司法官猶得上下其手。若如《商君書》所言，則行政官雖兼司法，而亦不能自恣，而遇民不法者，民得告之法官，則又不啻今之平政院矣。其法雖與歐西立憲之國異，其用意固相通也。李斯所謂“欲學法令，以吏為師”者，不知其吏亦如此否？然即謂其意如是，其事亦必未行，故《史記》不載，他書亦無及之者也。漢世法令之弊，在於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議，奸吏因緣為市，惜乎未有以商君之說正之者也。然曹魏之世，因諸家章句大繁，而詔專用鄭氏，雖未嚐收解釋之權於上，亦有一其解釋之意矣。
《周官·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禦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讚塚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即商君欲於殿中、禦史、丞相各置一法官之意；訝士諭罪刑於邦國，亦即其為諸侯郡縣各置法官之意。蓋考核諸司是否守法，其權固操之自上，而於法律或有不明，亦當問之於上，故戰國時之成法；《商君書》與《周官》，同為六國時物，故其用意亦頗同也。
商君欲使人人皆知法令，與叔向之諍刑書，仲尼之非刑鼎，用意大異。然其言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辨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解釋法律之權，操之於吏，而鄧析之徒絕跡矣。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又曰：“夫微妙意誌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為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然則刑期無刑之意，實儒、法二家之所同，特其所由之路異耳。以時勢揆之，則法家之言為切矣。《呂覽·淫辭》：“惠子為魏惠王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則戰國時之為法，無不求人民能知之者，與春秋時人見解大異矣。然仍有其不可行者，法家之所恃以致無刑者，曰人能知法；其所恃以使人能知法者，曰法明白易知。然群治演進，則人事隨之而繁；人事既繁，而法令隨之而雜，其勢有不得不難知者。試觀今之法令，夫豈人人所能知，而亦曷嚐有一章一篇之可省乎？故法令如牛毛，而非人人所能知，而不足以饜人心，而不能收勸懲之效，皆世變為之，非為法者之過也。
李悝撰次諸國法，為《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六篇者：《盜》《賊》《網》《捕》《雜》及加減。其後蕭何益以《興》《廄》《戶》三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有《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有《朝律》六篇。漢律至此，遂有六十篇矣。益以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晉書·刑法誌》。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皆遍睹，此漢世之有心人，所由無不以刪定律令為急者也。張湯、趙禹之屬不足論，蕭何以清浄為治，叔孫通亦儒者，豈肯使法令如牛毛？然於秦律皆有所增益，明《法經》原出李悝以前，悝撰次諸國法為之，而非悝所自為。已不足周當時之用，增益者亦出於勢不得已也。增益則文繁；文繁，眾必不能盡省矣，又況其不易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