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五）太誓後得
今之《尚書》，為伏生所有者，凡二十八篇。《漢書·楚元王傳注》引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與今所傳之數合。然《史記·儒林傳》，謂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論衡·正說》曰：“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鬥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又曰：“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論衡》所謂儒生，皆指博士之徒，此篇所正之說，即為博士學者之說，皆今學家言也，而其數皆二十九；《漢書·藝文誌》：《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其《章句》，則歐陽三十一卷，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解詁》，大小夏侯二十九篇；彌複睽異，何也？曰：《史記·儒林傳》之文，蓋後人所竄。《歐陽經》三十二卷，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字皆有訛，《左海經辨》曰：“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王鳴盛《尚書後案》並引《漢誌》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予遍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本作二十二，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誌》，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當作三十一，與其章句同。伏生經二十八，而大小夏侯二十九，歐陽三十一者，益後得《太誓》，歐陽析為三，而大小夏侯合為一，訛竄之《儒林傳》及《論衡》，皆據後來之卷數言之，故與伏生所傳之數不合也。此增出之一篇，陳恭甫欲以《書序》當之，自非，王伯申辯之甚悉；然以《太誓》為伏生所固有，則非也。請得而辨正之。
王氏之說，不外二端：曰《史記》《漢書》皆未及《太誓》後得事；曰諸家征引在向、歆所謂後得之前者甚多而已。案古人著書，體例粗略，往往偏據一端，不複更加考核。班氏《藝文誌》，大抵根據《七略》；其《儒林傳》，則根據《史公書》，而益以後來之事，其所據者，適皆未及《太誓》後得事，班氏亦遂仍之，而未更加搜補，此等蓋古人所時有矣。至《史記》述伏生事，則全係古學既興後之躗言，其為後人竄入，更無疑義。斷不能據之，以為伏生之《書》本有二十九篇之證也。
古人粗略，大抵於年月日人地名等為最甚。諸家說《太誓》後得，年代不同，即其一證。《別錄》言武帝末，見下。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見《泰誓疏》。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雲：“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與《論衡》之說略同，見《書序疏》。《書序疏》曰：“《漢書》婁敬說高祖雲：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雲：《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入於王屋，流為烏。周公曰：複哉複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其見解實即王氏所本。然如《尚書》篇卷總數，及其中有一篇為後得等，則犖犖大端，不容有誤；即欲作偽欺人者，於此等處，亦必不容妄造。故知古書不容輕信，又不容過疑；要在分別觀之，逐一加以審核也。《正說》又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雲《易》《禮》各益一篇，誣；河內女子得書，事非誣罔，以後得《太誓》確有其物也。《易》《禮》，蓋如竇公獻書，與當時已有者複。雲《尚書》益一篇，則不誤也。《書序疏》雲：“《史記》及《儒林傳》皆雲：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案馬融雲：《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雲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雲伏生所出，不複曲別分析雲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左氏疏》雲：“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惟得二十八篇。故太常孔臧與孔安國書雲：《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偽《太誓》一篇，通為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襄公三十一年。疏家不知《史記》之文為後人所竄，當時無考證之學，其無足怪。然所引馬融、鄭玄皆漢人；《別錄》不盡信，亦不盡誣；孔臧與安國書，自係偽物。《史記·儒林傳索隱》載其辭曰：“舊《書》潛於壁室，歘爾複出，古訓複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知以今文讎古隸篆，推科鬥，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與《偽孔傳序》係出一手，顯然可見。然亦可證臧時《書》止二十八篇，故偽造臧書者，不雲二十九也。疏家之說，亦有傳授，小節時有訛誤，大端不容虛誣，正與傳注家言同。固不容以後人之臆見，疑自古相傳之事實也。
然則何解於漢人征引《太誓》者，多在後得之前乎？曰：此由古人經傳不別，後得以前，《太誓》固不存於經，然未嚐不見於傳也。請更進申其說。
《書序疏》曰：“鄭作《書論》，依《尚書緯》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百二篇之說，蓋因張霸偽書，流傳民間而起；《論衡·正說》：“孝成皇帝時，征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佚文》亦雲：“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尚書》傳在民間。”三千二百四十篇，則因《詩》三千餘篇之說而附會；見《史記·孔子世家》，後人多疑之。然《正說》亦雲：“《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複重，正而存三百篇。”《史記》亦雲：“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苟從“去其重”“刪去複重”兩語著想，即可知其言之不誣。曆代郊廟歌辭，固多相沿不改者。郊廟且然，況於餘事？後世且然，況於古代？此其全首相複者也。又不論歌謠，辭句往往彼此相襲，雖全篇不同，而一章或數句則無異，古樂府及今日流傳人口者皆然。論者多以佚《詩》散見古書者不多，而疑三千餘篇之說不可信；知此，則知古詩一篇，可化為敗十百篇，以盈三千之數不難矣。〇《書》者，古記言之史，稍文明之國皆有之，如《大學》引《楚書》，《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司馬叔遊引《鄭書》是也。孔子周流列國，所見庸或甚多，然謂數至三千，於理終難盡信；況雲求而得之，益可決為虛說矣。皆不足信。然使古之所謂《書》者，二十八篇之外，別無形跡，則此等說亦必無自而生。今佚《書》之散見古書者固多，即見於伏生《書傳》者，亦自不乏，此則百二篇及三千二百四十篇等說所由來也。
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審，而又好為附會，故其說愈晚出者，則其失真愈甚。史公著書，迄於麟止，當經學初興之日，今文家之曲說未興，況於古學家之淫辭乎？故其言多可信據。《孔子世家》曰：“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據此，知《書傳》《禮記》為同物。《禮記》備載三代之禮，不止於取以為教之十七篇，則《書傳》亦多存古事，不限於取以為教之二十八篇可知矣。此佚《書》之名，所以多見於《書傳》中也。
傳之體，自古有之，別見《傳說記》條。《孔子世家》所謂“序《書傳》”者，蓋與後來之《書傳》非同物。序《書傳》之《書》，謂自古所傳記言之史；其傳，則自古相傳，與此書並行之物。此皆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序之；自孔子序之之後，則儒家所謂《書》者，乃孔子取以為教之二十八篇；所謂傳者，則弟子傳此二十八篇者之辭也。古經傳不甚立別。今二十八篇，文義有極簡質，類古史官所記者；亦有極平易，類東周後人所為者。蓋孔子之於二十八篇，不徒取其經，而兼取其傳。所取以為教者，雖止於二十八篇，而誦說所及，未嚐以二十八篇為限。其經傳兼采，亦如其所序之二十八篇也。此則佚《書》之所以多見於《書傳》中也。知此，則無疑於漢人征引《太誓》，多在後得之先矣。
漢人最重師法；師所不傳，弟子必不敢妄益；而歐陽、夏侯皆以後得之書，附於本經之內，何也？曰：此由其與傳相出入也。諸家所引《太誓》，多在後得之前，而其文亦見伏生《書傳》，王氏《述聞》已備征之。如予說，《太誓》必非伏生所有，則諸家所引，謂其非本《書傳》，不可得矣。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馬、鄭即不為作注，況歐陽、夏侯乎？其能傳以教人，正以其與傳相出入故也。《左》襄三十一年《疏》雲：“令《尚書·太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注也。”馬融固不信此《太誓》者，而亦為之作注，以其有師說故也。
《偽泰誓疏》引：“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雲：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複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複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難甚強，而王氏於此，一語不及，然則伏生造偽書以欺人邪？抑為偽書所欺也？必知孔子序《書》，雜取經傳，孔門所謂傳者亦然；孔門所傳之經，既為孔子所序，篇帙或較完具；傳則隨意征引，首尾大抵不完；然後知古書所引《太誓》，多不在後得《太誓》中之由也。造偽書者，必求諸所征引俱在，以為其書非偽之征，東晉晚出古文正然，漢時後得《太誓》則否，正可以此決其非偽矣。
傳既兼存古書，則後得《泰誓》，似宜附之於傳，不宜以之益經，而三家皆入之本經之內，《孟子·滕文公》趙《注》：“今之《尚書·泰誓》，後得以充學。”案《漢誌》不別著錄，即其附入本經之一證。豈以其為宣帝詔下故乎？果然，亦難免曲學阿世之譏矣。古學家《書》有百篇之說，固今學家有以啟之也。然《左疏》謂後得《太誓》，未立學官，則雖傳以教人，視之究與本經有別，終見今文師之矜慎矣。
馬融譏後得《太誓》在子所不語中，頗可見孔子序《書》去取之由。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固亦不在二十八篇內也。
《宋書禮誌》載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禦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略同。《新學偽經考》謂此為劉歆偽造之《舜典》。予謂緯書多用今文，此文蓋亦出《書傳》也。
今之《尚書》，為伏生所有者，凡二十八篇。《漢書·楚元王傳注》引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與今所傳之數合。然《史記·儒林傳》，謂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論衡·正說》曰：“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鬥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又曰：“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論衡》所謂儒生，皆指博士之徒，此篇所正之說，即為博士學者之說，皆今學家言也，而其數皆二十九；《漢書·藝文誌》：《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其《章句》，則歐陽三十一卷，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解詁》，大小夏侯二十九篇；彌複睽異，何也？曰：《史記·儒林傳》之文，蓋後人所竄。《歐陽經》三十二卷，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字皆有訛，《左海經辨》曰：“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棟《古文尚書考》、王鳴盛《尚書後案》並引《漢誌》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予遍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本作二十二，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誌》，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當作三十一，與其章句同。伏生經二十八，而大小夏侯二十九，歐陽三十一者，益後得《太誓》，歐陽析為三，而大小夏侯合為一，訛竄之《儒林傳》及《論衡》，皆據後來之卷數言之，故與伏生所傳之數不合也。此增出之一篇，陳恭甫欲以《書序》當之，自非，王伯申辯之甚悉；然以《太誓》為伏生所固有，則非也。請得而辨正之。
王氏之說，不外二端：曰《史記》《漢書》皆未及《太誓》後得事；曰諸家征引在向、歆所謂後得之前者甚多而已。案古人著書，體例粗略，往往偏據一端，不複更加考核。班氏《藝文誌》，大抵根據《七略》；其《儒林傳》，則根據《史公書》，而益以後來之事，其所據者，適皆未及《太誓》後得事，班氏亦遂仍之，而未更加搜補，此等蓋古人所時有矣。至《史記》述伏生事，則全係古學既興後之躗言，其為後人竄入，更無疑義。斷不能據之，以為伏生之《書》本有二十九篇之證也。
古人粗略，大抵於年月日人地名等為最甚。諸家說《太誓》後得，年代不同，即其一證。《別錄》言武帝末，見下。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見《泰誓疏》。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雲：“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與《論衡》之說略同，見《書序疏》。《書序疏》曰：“《漢書》婁敬說高祖雲：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雲：《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入於王屋，流為烏。周公曰：複哉複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其見解實即王氏所本。然如《尚書》篇卷總數，及其中有一篇為後得等，則犖犖大端，不容有誤；即欲作偽欺人者，於此等處，亦必不容妄造。故知古書不容輕信，又不容過疑；要在分別觀之，逐一加以審核也。《正說》又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雲《易》《禮》各益一篇，誣；河內女子得書，事非誣罔，以後得《太誓》確有其物也。《易》《禮》，蓋如竇公獻書，與當時已有者複。雲《尚書》益一篇，則不誤也。《書序疏》雲：“《史記》及《儒林傳》皆雲：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案馬融雲：《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雲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雲伏生所出，不複曲別分析雲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左氏疏》雲：“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惟得二十八篇。故太常孔臧與孔安國書雲：《尚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偽《太誓》一篇，通為二十九篇。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襄公三十一年。疏家不知《史記》之文為後人所竄，當時無考證之學，其無足怪。然所引馬融、鄭玄皆漢人；《別錄》不盡信，亦不盡誣；孔臧與安國書，自係偽物。《史記·儒林傳索隱》載其辭曰：“舊《書》潛於壁室，歘爾複出，古訓複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知以今文讎古隸篆，推科鬥，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與《偽孔傳序》係出一手，顯然可見。然亦可證臧時《書》止二十八篇，故偽造臧書者，不雲二十九也。疏家之說，亦有傳授，小節時有訛誤，大端不容虛誣，正與傳注家言同。固不容以後人之臆見，疑自古相傳之事實也。
然則何解於漢人征引《太誓》者，多在後得之前乎？曰：此由古人經傳不別，後得以前，《太誓》固不存於經，然未嚐不見於傳也。請更進申其說。
《書序疏》曰：“鄭作《書論》，依《尚書緯》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百二篇之說，蓋因張霸偽書，流傳民間而起；《論衡·正說》：“孝成皇帝時，征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佚文》亦雲：“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尚書》傳在民間。”三千二百四十篇，則因《詩》三千餘篇之說而附會；見《史記·孔子世家》，後人多疑之。然《正說》亦雲：“《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複重，正而存三百篇。”《史記》亦雲：“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苟從“去其重”“刪去複重”兩語著想，即可知其言之不誣。曆代郊廟歌辭，固多相沿不改者。郊廟且然，況於餘事？後世且然，況於古代？此其全首相複者也。又不論歌謠，辭句往往彼此相襲，雖全篇不同，而一章或數句則無異，古樂府及今日流傳人口者皆然。論者多以佚《詩》散見古書者不多，而疑三千餘篇之說不可信；知此，則知古詩一篇，可化為敗十百篇，以盈三千之數不難矣。〇《書》者，古記言之史，稍文明之國皆有之，如《大學》引《楚書》，《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司馬叔遊引《鄭書》是也。孔子周流列國，所見庸或甚多，然謂數至三千，於理終難盡信；況雲求而得之，益可決為虛說矣。皆不足信。然使古之所謂《書》者，二十八篇之外，別無形跡，則此等說亦必無自而生。今佚《書》之散見古書者固多，即見於伏生《書傳》者，亦自不乏，此則百二篇及三千二百四十篇等說所由來也。
古人立言，大抵不甚精審，而又好為附會，故其說愈晚出者，則其失真愈甚。史公著書，迄於麟止，當經學初興之日，今文家之曲說未興，況於古學家之淫辭乎？故其言多可信據。《孔子世家》曰：“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據此，知《書傳》《禮記》為同物。《禮記》備載三代之禮，不止於取以為教之十七篇，則《書傳》亦多存古事，不限於取以為教之二十八篇可知矣。此佚《書》之名，所以多見於《書傳》中也。
傳之體，自古有之，別見《傳說記》條。《孔子世家》所謂“序《書傳》”者，蓋與後來之《書傳》非同物。序《書傳》之《書》，謂自古所傳記言之史；其傳，則自古相傳，與此書並行之物。此皆在孔子之前，而孔子序之；自孔子序之之後，則儒家所謂《書》者，乃孔子取以為教之二十八篇；所謂傳者，則弟子傳此二十八篇者之辭也。古經傳不甚立別。今二十八篇，文義有極簡質，類古史官所記者；亦有極平易，類東周後人所為者。蓋孔子之於二十八篇，不徒取其經，而兼取其傳。所取以為教者，雖止於二十八篇，而誦說所及，未嚐以二十八篇為限。其經傳兼采，亦如其所序之二十八篇也。此則佚《書》之所以多見於《書傳》中也。知此，則無疑於漢人征引《太誓》，多在後得之先矣。
漢人最重師法；師所不傳，弟子必不敢妄益；而歐陽、夏侯皆以後得之書，附於本經之內，何也？曰：此由其與傳相出入也。諸家所引《太誓》，多在後得之前，而其文亦見伏生《書傳》，王氏《述聞》已備征之。如予說，《太誓》必非伏生所有，則諸家所引，謂其非本《書傳》，不可得矣。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馬、鄭即不為作注，況歐陽、夏侯乎？其能傳以教人，正以其與傳相出入故也。《左》襄三十一年《疏》雲：“令《尚書·太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注也。”馬融固不信此《太誓》者，而亦為之作注，以其有師說故也。
《偽泰誓疏》引：“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雲：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複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複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難甚強，而王氏於此，一語不及，然則伏生造偽書以欺人邪？抑為偽書所欺也？必知孔子序《書》，雜取經傳，孔門所謂傳者亦然；孔門所傳之經，既為孔子所序，篇帙或較完具；傳則隨意征引，首尾大抵不完；然後知古書所引《太誓》，多不在後得《太誓》中之由也。造偽書者，必求諸所征引俱在，以為其書非偽之征，東晉晚出古文正然，漢時後得《太誓》則否，正可以此決其非偽矣。
傳既兼存古書，則後得《泰誓》，似宜附之於傳，不宜以之益經，而三家皆入之本經之內，《孟子·滕文公》趙《注》：“今之《尚書·泰誓》，後得以充學。”案《漢誌》不別著錄，即其附入本經之一證。豈以其為宣帝詔下故乎？果然，亦難免曲學阿世之譏矣。古學家《書》有百篇之說，固今學家有以啟之也。然《左疏》謂後得《太誓》，未立學官，則雖傳以教人，視之究與本經有別，終見今文師之矜慎矣。
馬融譏後得《太誓》在子所不語中，頗可見孔子序《書》去取之由。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固亦不在二十八篇內也。
《宋書禮誌》載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禦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略同。《新學偽經考》謂此為劉歆偽造之《舜典》。予謂緯書多用今文，此文蓋亦出《書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