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〇）考績之法上
盧毓為吏部尚書，魏明帝詔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三國·魏誌·盧毓傳》。案入官之為利祿之途久矣，無論以何途取之士，皆將巧偽而冒進；初砥行而立名，後枉法而致敗者多矣。故察吏之法，考績實重於登庸。論者多注重於取之之時，而不留意於用之之後，此其所以吏職不舉，而政事罕見修明也。
《漢書·京房傳》雲：“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世因謂房之所以亡身者，為延壽之《易》學，誤也。《儒林傳》言：“延壽雲嚐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惟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然則延壽之《易》，實為無本之學。梁王既共其資用，令極意，安得如此？然則延壽殆別有所學，其用以候司知奸邪者，即本其所學以為用，而亦即延壽考功課吏之法所自出也。王符言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潛夫論·考績》。杜預言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見《晉書》本傳。案魏氏考課，除盧毓外，又有劉劭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王昶嚐受詔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製塚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製。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三國·魏誌·王昶傳》。案劉劭所作考課之法，今已不傳，而其所為《人物誌》具存，其論博大精深，斷非一人一時思慮之所能到。蓋實文王官人之遺，足見先秦之世，已有此一種學術，而漢魏之世實承其流，若焦延壽、京房之所授受者則是也。延壽謂房得之以亡身者蓋指此。《漢書》辭不完具，後人遂以為指《易》學，誤也。
《漢書·王吉傳》：穀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穀永傳》：永對策亦言“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後漢左雄亦欲令“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後漢書》本傳。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然則科別行能，亦當曆試；而德行尤異，乃特為別署耳。然則兩漢之世，考績之義本明，而惜乎莫之通行也。《三國·魏誌·鄧艾傳》：“遷兗州刺史。上言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澄清選舉，必由考績，雖武夫亦知之矣。
欲行考績，必行久任，左雄言之詳矣。《三國·魏誌·王昶傳》：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試，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劉廙傳注》引《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亦言“數轉易，則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奸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恤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其論全與左雄同。或謂新任職者，多有朝氣，久則不免暮氣，此誠有之；然積久而暮氣乘之，亦由是非不別，功罪不明。苟其不然，安得如此。況新出者雖有朝氣，然□□（原文此處為□）未足，亦安足任乎？未使天下之士，可不待督責，而自致於口，則善矣。如其不然，考績安可廢？欲行考績，則非□□□□□□□□□□（原文此處為□），王安石所謂賢者則其功可以致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也。
考績必有其法，如王昶之言，是為無術矣。本慮官吏相比周，而設監司以檢察之；若悉委諸長官，又何煩為此紛紛乎？豈長官皆可任邪？然監察之司，亦有不可信者。劉廙之言曰：“今之所以為黜陟者，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此監司之弊也。廙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奸譽妄毀，可得而盡。以上劉廙之言均見《三國·魏誌·劉廙傳注》引《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夫以部司監郡，而又須防其奸譽妄毀，此齊威王之所以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也。夫國家之使監司察郡縣，非謂監司必可信也，特其職如此耳。然則法之所定，固亦可使下官監察上官。京房之法，公卿朝臣會議者，皆訾其令上下相司，煩碎不可許，度其法必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其不傳也。
《後漢書·朱浮傳》：浮因日食上疏，言“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眥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此急考課而不久任之弊也。
敷奏以言，似與軍功無涉，然其事亦未可以已。此則葛洪言之矣。其言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假令不能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又曰：“予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台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為斯製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又曰：“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以上葛洪之言，均見《抱樸子·審舉篇》。其言於後世科舉所致之利，所行之法，一一若燭照而數計；使非其書久著，幾使人疑為科目既興之後，後人依托前人之談矣。故謂事全不可逆臆非也。前人□□（原文此處為□）之談，後人往往有不率由者。何者？勢之所趨，不得不然，言之者亦不過能審乎其勢耳。此前人之抱道者，所以可自信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此言最為平允。惟可以得常士也，故策試考績諸法，明知其不盡可恃，而終不可廢。惟不足致異人也，故漢武帝、魏太祖欲求跅弛之士也。參看《漢末名士》條。
盧毓為吏部尚書，魏明帝詔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三國·魏誌·盧毓傳》。案入官之為利祿之途久矣，無論以何途取之士，皆將巧偽而冒進；初砥行而立名，後枉法而致敗者多矣。故察吏之法，考績實重於登庸。論者多注重於取之之時，而不留意於用之之後，此其所以吏職不舉，而政事罕見修明也。
《漢書·京房傳》雲：“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世因謂房之所以亡身者，為延壽之《易》學，誤也。《儒林傳》言：“延壽雲嚐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而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惟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然則延壽之《易》，實為無本之學。梁王既共其資用，令極意，安得如此？然則延壽殆別有所學，其用以候司知奸邪者，即本其所學以為用，而亦即延壽考功課吏之法所自出也。王符言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為之化，必自此來也。《潛夫論·考績》。杜預言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見《晉書》本傳。案魏氏考課，除盧毓外，又有劉劭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王昶嚐受詔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製塚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製。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三國·魏誌·王昶傳》。案劉劭所作考課之法，今已不傳，而其所為《人物誌》具存，其論博大精深，斷非一人一時思慮之所能到。蓋實文王官人之遺，足見先秦之世，已有此一種學術，而漢魏之世實承其流，若焦延壽、京房之所授受者則是也。延壽謂房得之以亡身者蓋指此。《漢書》辭不完具，後人遂以為指《易》學，誤也。
《漢書·王吉傳》：穀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穀永傳》：永對策亦言“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後漢左雄亦欲令“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後漢書》本傳。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然則科別行能，亦當曆試；而德行尤異，乃特為別署耳。然則兩漢之世，考績之義本明，而惜乎莫之通行也。《三國·魏誌·鄧艾傳》：“遷兗州刺史。上言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遊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澄清選舉，必由考績，雖武夫亦知之矣。
欲行考績，必行久任，左雄言之詳矣。《三國·魏誌·王昶傳》：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二欲用考試，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劉廙傳注》引《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亦言“數轉易，則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奸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恤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其論全與左雄同。或謂新任職者，多有朝氣，久則不免暮氣，此誠有之；然積久而暮氣乘之，亦由是非不別，功罪不明。苟其不然，安得如此。況新出者雖有朝氣，然□□（原文此處為□）未足，亦安足任乎？未使天下之士，可不待督責，而自致於口，則善矣。如其不然，考績安可廢？欲行考績，則非□□□□□□□□□□（原文此處為□），王安石所謂賢者則其功可以致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也。
考績必有其法，如王昶之言，是為無術矣。本慮官吏相比周，而設監司以檢察之；若悉委諸長官，又何煩為此紛紛乎？豈長官皆可任邪？然監察之司，亦有不可信者。劉廙之言曰：“今之所以為黜陟者，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此監司之弊也。廙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奸譽妄毀，可得而盡。以上劉廙之言均見《三國·魏誌·劉廙傳注》引《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夫以部司監郡，而又須防其奸譽妄毀，此齊威王之所以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也。夫國家之使監司察郡縣，非謂監司必可信也，特其職如此耳。然則法之所定，固亦可使下官監察上官。京房之法，公卿朝臣會議者，皆訾其令上下相司，煩碎不可許，度其法必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其不傳也。
《後漢書·朱浮傳》：浮因日食上疏，言“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眥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此急考課而不久任之弊也。
敷奏以言，似與軍功無涉，然其事亦未可以已。此則葛洪言之矣。其言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假令不能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為長益風教，亦不細矣。”又曰：“予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台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托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為斯製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又曰：“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以上葛洪之言，均見《抱樸子·審舉篇》。其言於後世科舉所致之利，所行之法，一一若燭照而數計；使非其書久著，幾使人疑為科目既興之後，後人依托前人之談矣。故謂事全不可逆臆非也。前人□□（原文此處為□）之談，後人往往有不率由者。何者？勢之所趨，不得不然，言之者亦不過能審乎其勢耳。此前人之抱道者，所以可自信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此言最為平允。惟可以得常士也，故策試考績諸法，明知其不盡可恃，而終不可廢。惟不足致異人也，故漢武帝、魏太祖欲求跅弛之士也。參看《漢末名士》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