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〇四）募兵之利弊
前漢時國威極盛，東京以後，稍以衰替，實由於民兵之廢。規複民兵，固為久長之計，然設行之不善，則又有轉致騷擾者。杜畿譎衛固曰：“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是也。《三國·魏誌》本傳。太祖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吳誌·孫策傳》：“策說（袁）術乞助（吳）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曆陽，眾五六千。”此募兵易得之效。《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袁譚在青州，“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此名為召募，實同征發，非召募之罪也。《吳誌·陸遜傳》：嘉禾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喪亂之世，隻慮民之易動耳，不虞其不可得也。募民固非經久之計，然獷悍之民，亦宜有以教之。而其性既習於獷悍，欲化之以善甚難，不得不束之以嚴，欲束之以嚴，則莫若束之行伍之中矣。計民之為兵，必二三十年而休之，則年稍長而氣稍衰；使在行伍之中，果能束之以紀律，則其性已稍習於良善，固不慮其遣散之後，複為恣睢也。此則行教化於行伍之中，亦非不知禮義之將所能為矣。
招兵固易得矣，然撫之不善，則逃亡亦多。《魏誌·盧毓傳》言：“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高柔傳》雲：“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其酷如此。柔言：“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此理易明，人所共曉，然以魏武帝之明，猶為此法。盧毓諍大理之失，亦不過曰“刑之為可，殺之為重”而已。又柔言：“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複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複得殺也。”然則不徒亡士誅及妻子，亦且軍中又有什伍之誅也；然卒不能止士之逃亡，嚴刑峻法何益哉？
《高柔傳》又雲：“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嚐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係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夫恭謹養母，哀撫兒女，良善與人無仇，而斤斤於所出之錢，至於見殺，是則田舍翁耳，此豈為士伍者？而亦隸名護軍，則以迫於單特故也。田舍郎猶以迫於處境而為兵，此募兵之所以易；抑兵中亦多此等人，此幹戈之所以卒戢歟？
前漢時國威極盛，東京以後，稍以衰替，實由於民兵之廢。規複民兵，固為久長之計，然設行之不善，則又有轉致騷擾者。杜畿譎衛固曰：“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是也。《三國·魏誌》本傳。太祖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吳誌·孫策傳》：“策說（袁）術乞助（吳）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曆陽，眾五六千。”此募兵易得之效。《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袁譚在青州，“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此名為召募，實同征發，非召募之罪也。《吳誌·陸遜傳》：嘉禾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喪亂之世，隻慮民之易動耳，不虞其不可得也。募民固非經久之計，然獷悍之民，亦宜有以教之。而其性既習於獷悍，欲化之以善甚難，不得不束之以嚴，欲束之以嚴，則莫若束之行伍之中矣。計民之為兵，必二三十年而休之，則年稍長而氣稍衰；使在行伍之中，果能束之以紀律，則其性已稍習於良善，固不慮其遣散之後，複為恣睢也。此則行教化於行伍之中，亦非不知禮義之將所能為矣。
招兵固易得矣，然撫之不善，則逃亡亦多。《魏誌·盧毓傳》言：“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高柔傳》雲：“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其酷如此。柔言：“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此理易明，人所共曉，然以魏武帝之明，猶為此法。盧毓諍大理之失，亦不過曰“刑之為可，殺之為重”而已。又柔言：“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複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複得殺也。”然則不徒亡士誅及妻子，亦且軍中又有什伍之誅也；然卒不能止士之逃亡，嚴刑峻法何益哉？
《高柔傳》又雲：“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嚐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係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夫恭謹養母，哀撫兒女，良善與人無仇，而斤斤於所出之錢，至於見殺，是則田舍翁耳，此豈為士伍者？而亦隸名護軍，則以迫於單特故也。田舍郎猶以迫於處境而為兵，此募兵之所以易；抑兵中亦多此等人，此幹戈之所以卒戢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