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一）論保甲
保甲之法，創自王荊公，其意本欲以之為兵，然後人仿行之者，則大抵在喪亂之際，用以査軋戶口，使外奸不得入，內之則遊蕩無業，作奸犯科之人，亦可以有所稽考，以圖保持秩序。像想用之為兵，以及為古代分田裏，定賦役，一切政事，都以閭裏起點之意；蕩焉無存了。
用保甲查軋戶口，排擠奸民，此即《史記·商君列傳》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之法。因為既行此製，必使其互相保任，同保同甲之中，有犯罪的，即使並不知情，亦應坐失覺之罪，論者多以此為商君所創苛酷之法，其實不然。案《周官》：族師之職，“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罪慶賞，相及相共”;又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邪則相及”；鄰長，“掌相糾相受”；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墨子·尚賢篇》引《泰誓》說：“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春秋十九年，“梁亡”，《繁露》說其事雲：“梁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公羊解詁》說同。此皆什伍收司連坐之法，足見其由來已舊。案古代民戶編製，共有兩法：一以十和五做單位，大抵和兵製相連。如《周官》：鄉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遂以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酇，五鄭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而其兵製，則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恰係家出一人，這怕不是家出一人，而是立法之初，以一能充兵的人為編製之單位，所以如此罷？至於《尚書大傳》說“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裏，五裏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則係根據井田編製，和兵製毫無幹涉，收司連坐之法，起於什伍之間，可見其本係軍刑。古代刑法，嚴酷的恆起於軍旅之間，乃所以對付異族和本族中附敵的人，至其施諸本族之中的，則極為平恕，此義甚長，必別為專篇，乃能詳之。然看《周官》，司徒等於人民的懲戒，不過拘禁、圜土。役作嘉石。及去其冠飾，書其邪惡之狀，著之於背明刑。而止。其附於刑者必歸於士。士本戰士之稱，士師者士之長，掌邦刑者謂之司寇。寇乃外來之敵，亦可想見其大概了。軍旅之事，與異族爭一旦之命，嚴刑酷法，其事良非得已。至於後世，萑苻之盜，閭巷之雄，迫於饑寒，聊以救死。實非異族相爭之比，亦用嚴刑酷法，加以推排，且因此而擾及良民，其事本不合理。然即不論此，良民亦止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斷不會因此而收排除奸人之效的。這是因為時異勢殊，社會情形，今古不同啊！讀《宋書·王弘傳》，就可知道了。
據《宋書·王弘傳》：當時八座承郎疏言“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如其加以恩宥，則法廢不可行。若必執法不撓，則人情又以為苦怨，因此請求改製。一時議者有好幾個人，據其說：則當時人民犯罪，牽及同伍的，庶族無不連坐，士人則多蒙赦宥。甚有如山陰縣，在王淮之為令時，竟不坐罪的。否則罪其奴客，比事似極不平。然士庶生活緬隔，庶族犯罪，士人無由知之，而士人犯坐及同伍之罪的，則不能與小人相關，這確是事實。所以有人說：士人有罪，罪其奴客，並非使其代主人受罪，乃是他罪有應得，亦不能謂其無理。而且就是奴客，亦有說其或受役使，分散在外；或供使令，恆在主人左右，並不出門；責其覺察同伍，亦是為難的。觀此，便知士人受連坐之罪，當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寬恕，因為法究不能“專決於名”呀。知此，則知雖用相司連坐之法，亦不能收弊絕風清之效之由。因為使人民互相伺察，隻能行於居民鮮少，生活單純之日。到民居一稠密，生活情形一複雜，人民就彼此不能相知，即使用嚴刑酷法以迫之，亦隻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了。
然則後世所謂保甲之法，就絲毫無效了嗎？此亦不然。但其為效實極有限，而且隻能行之喪亂之時，而決不能行之治平之日。為什麽呢？“土著為寇，必引外奸，而外奸之來，亦必有所止”，這原是事實。但此等人，在居民鮮少之地，是人人認得的，根本用不著推校。此等地方而為奸民所蟠據，必其土著之民，力不足以與之相抗，即使加以推校，亦屬無益。如其土著之民，力足與以相抗，則此等人必匿跡於深山大澤，荒祠古廟之中，不與居民相離了。民居稠密之處，小之則為市鎮，大之則為都會，其間誠有不逞之徒匿跡之所。然此等地方，情勢複雜，推校極難，而且其事多有弊竇，往往徒以擾民而仍不收清查之益。所以善於為政者，於此率重緝捕而後推校。其所注意者，乃在旅館、酒樓、娼家、賭場等處，而比戶的居民，顧在其後。當風聲鶴唳之際，亦未嚐不推行什伍之法。然其用意，不過因不逞之徒，多強悍有黨羽，良善之民，多懾於其勢而不敢拒；又或本係戚族相知，牽於情麵而不能拒；甚者舊係同黨，今雖悔改，為其所脅而無從拒。有同伍相坐之法，以隨其後，則什伍之間，可以互相助，而其勢較壯。其為用止於如此而巳，此外不能更有何等作用。至於孤村殘落，力薄不足自衛，荒祠古廟，左近並無人煙，則本非比伍之法所能及。所以每逢喪亂，隻有聚村落而成堡塢。盜匪橫行之時，並有人倡議將荒祠古廟等悉行焚毀，說雖失之急烈，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度地居民之道言之，則今日都會鎮市，失之過大，鄉村則失之過小。過大則居民太多，其情不親，利害之相關不切，故遇事不能合作，輿論製裁，亦歸無效，過小則居民太少，其人率願樸不知世事，不能有所興作，即欲有興作，亦力有不逮。今後根本之計，實宜漸將都會、市鎮，斫而小之，鄉村則合並而使之加大，方能漸見合理。斷非就現在的形勢，但推行比伍之法，即能期其有進步的。鄉村之不能合並，大抵因農民之居宅，離所耕之田，不能太遠。此當修治道路，使之平坦寬闊，車馬可以往來。則相距雖遠，亦不致費時失事，而道路四達，則便於梭巡，荒祠古廟等，亦不慮有人匿跡其間了。以上所言，多偏於弭亂之計，因為向來辦保甲的，其意實多偏重於此。至於地方自治，一切米鹽靡密之事，無不起原於閭伍，則別是一事，與曆來為弭亂計所辦的保甲等，了無幹涉。不但不相幹涉，甚且必將此種積習一掃而空之，而地方自治之事，乃可以有為。此另是一義，當別論。
保甲之法，創自王荊公，其意本欲以之為兵，然後人仿行之者，則大抵在喪亂之際，用以査軋戶口，使外奸不得入，內之則遊蕩無業，作奸犯科之人，亦可以有所稽考，以圖保持秩序。像想用之為兵，以及為古代分田裏，定賦役，一切政事，都以閭裏起點之意；蕩焉無存了。
用保甲查軋戶口，排擠奸民，此即《史記·商君列傳》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之法。因為既行此製，必使其互相保任，同保同甲之中，有犯罪的，即使並不知情，亦應坐失覺之罪，論者多以此為商君所創苛酷之法，其實不然。案《周官》：族師之職，“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罪慶賞，相及相共”;又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邪則相及”；鄰長，“掌相糾相受”；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墨子·尚賢篇》引《泰誓》說：“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春秋十九年，“梁亡”，《繁露》說其事雲：“梁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公羊解詁》說同。此皆什伍收司連坐之法，足見其由來已舊。案古代民戶編製，共有兩法：一以十和五做單位，大抵和兵製相連。如《周官》：鄉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遂以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酇，五鄭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而其兵製，則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恰係家出一人，這怕不是家出一人，而是立法之初，以一能充兵的人為編製之單位，所以如此罷？至於《尚書大傳》說“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裏，五裏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則係根據井田編製，和兵製毫無幹涉，收司連坐之法，起於什伍之間，可見其本係軍刑。古代刑法，嚴酷的恆起於軍旅之間，乃所以對付異族和本族中附敵的人，至其施諸本族之中的，則極為平恕，此義甚長，必別為專篇，乃能詳之。然看《周官》，司徒等於人民的懲戒，不過拘禁、圜土。役作嘉石。及去其冠飾，書其邪惡之狀，著之於背明刑。而止。其附於刑者必歸於士。士本戰士之稱，士師者士之長，掌邦刑者謂之司寇。寇乃外來之敵，亦可想見其大概了。軍旅之事，與異族爭一旦之命，嚴刑酷法，其事良非得已。至於後世，萑苻之盜，閭巷之雄，迫於饑寒，聊以救死。實非異族相爭之比，亦用嚴刑酷法，加以推排，且因此而擾及良民，其事本不合理。然即不論此，良民亦止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斷不會因此而收排除奸人之效的。這是因為時異勢殊，社會情形，今古不同啊！讀《宋書·王弘傳》，就可知道了。
據《宋書·王弘傳》：當時八座承郎疏言“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如其加以恩宥，則法廢不可行。若必執法不撓，則人情又以為苦怨，因此請求改製。一時議者有好幾個人，據其說：則當時人民犯罪，牽及同伍的，庶族無不連坐，士人則多蒙赦宥。甚有如山陰縣，在王淮之為令時，竟不坐罪的。否則罪其奴客，比事似極不平。然士庶生活緬隔，庶族犯罪，士人無由知之，而士人犯坐及同伍之罪的，則不能與小人相關，這確是事實。所以有人說：士人有罪，罪其奴客，並非使其代主人受罪，乃是他罪有應得，亦不能謂其無理。而且就是奴客，亦有說其或受役使，分散在外；或供使令，恆在主人左右，並不出門；責其覺察同伍，亦是為難的。觀此，便知士人受連坐之罪，當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寬恕，因為法究不能“專決於名”呀。知此，則知雖用相司連坐之法，亦不能收弊絕風清之效之由。因為使人民互相伺察，隻能行於居民鮮少，生活單純之日。到民居一稠密，生活情形一複雜，人民就彼此不能相知，即使用嚴刑酷法以迫之，亦隻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了。
然則後世所謂保甲之法，就絲毫無效了嗎？此亦不然。但其為效實極有限，而且隻能行之喪亂之時，而決不能行之治平之日。為什麽呢？“土著為寇，必引外奸，而外奸之來，亦必有所止”，這原是事實。但此等人，在居民鮮少之地，是人人認得的，根本用不著推校。此等地方而為奸民所蟠據，必其土著之民，力不足以與之相抗，即使加以推校，亦屬無益。如其土著之民，力足與以相抗，則此等人必匿跡於深山大澤，荒祠古廟之中，不與居民相離了。民居稠密之處，小之則為市鎮，大之則為都會，其間誠有不逞之徒匿跡之所。然此等地方，情勢複雜，推校極難，而且其事多有弊竇，往往徒以擾民而仍不收清查之益。所以善於為政者，於此率重緝捕而後推校。其所注意者，乃在旅館、酒樓、娼家、賭場等處，而比戶的居民，顧在其後。當風聲鶴唳之際，亦未嚐不推行什伍之法。然其用意，不過因不逞之徒，多強悍有黨羽，良善之民，多懾於其勢而不敢拒；又或本係戚族相知，牽於情麵而不能拒；甚者舊係同黨，今雖悔改，為其所脅而無從拒。有同伍相坐之法，以隨其後，則什伍之間，可以互相助，而其勢較壯。其為用止於如此而巳，此外不能更有何等作用。至於孤村殘落，力薄不足自衛，荒祠古廟，左近並無人煙，則本非比伍之法所能及。所以每逢喪亂，隻有聚村落而成堡塢。盜匪橫行之時，並有人倡議將荒祠古廟等悉行焚毀，說雖失之急烈，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度地居民之道言之，則今日都會鎮市，失之過大，鄉村則失之過小。過大則居民太多，其情不親，利害之相關不切，故遇事不能合作，輿論製裁，亦歸無效，過小則居民太少，其人率願樸不知世事，不能有所興作，即欲有興作，亦力有不逮。今後根本之計，實宜漸將都會、市鎮，斫而小之，鄉村則合並而使之加大，方能漸見合理。斷非就現在的形勢，但推行比伍之法，即能期其有進步的。鄉村之不能合並，大抵因農民之居宅，離所耕之田，不能太遠。此當修治道路，使之平坦寬闊，車馬可以往來。則相距雖遠，亦不致費時失事，而道路四達，則便於梭巡，荒祠古廟等，亦不慮有人匿跡其間了。以上所言，多偏於弭亂之計，因為向來辦保甲的，其意實多偏重於此。至於地方自治，一切米鹽靡密之事，無不起原於閭伍，則別是一事，與曆來為弭亂計所辦的保甲等，了無幹涉。不但不相幹涉，甚且必將此種積習一掃而空之，而地方自治之事，乃可以有為。此另是一義，當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