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杭州
咪咕公版·知堂迴想錄 作者：周作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四杭州
伯宜公的出喪大約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間所謂“斷七”，未必是“百日”吧，因為照例出喪是在這兩個日子，但是百日該是十二月中旬，已經接近年關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殯的地方是在南門外的龜山頭，在這裏有周氏的殯屋，但是不湊巧我家殯屋的空位借給別房用了，所以這迴倒不能不出了租錢，去借遠房本家的來使用。還記得前幾天，魯迅還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後方寫一個篆文的“壽”字做記號，在那裏還殯著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軒，也就是在《魯迅的故家》裏所提起蘭星的父親。伯宜公得年三十七歲，可殯在龜山，自光緒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國己未（一九一九），也經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這才因為移家北京，始安葬於逍遙漊墳地。乙巳歲暮，獨自留在南京學堂裏，偶作舊詩，記得有一聯雲，獨向龜山望鬆柏，夜烏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龜山，其實山很低小，就隻是一個高坡罷了，在鄉下這種山叫作龜山或蛇山，平常是頗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過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於癸巳年入獄，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隨侍，他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前去的，但在長慶寺“打水陸”，似乎已經不曾見伯升的麵，那麽可能總在甲午年間吧。後來因為伯升決計進南京水師學堂去，所以叫我去補他的空缺，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幾乎沒有什麽值得記錄的記憶，現在所還約略記得的，不過那時一點生活的情形罷了。
我們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樓，大概離清波門頭不很遠，那是清朝處決犯人的地方。這裏並無什麽牌樓，隻是普通的一條小巷，走一點路是“塔兒頭”，多少有些店鋪，還有一所銀元局，它的大煙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見的。這地點的好處是離開杭州府署很近，因為祖父便關在杭州府的司獄司裏，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迴，陪他坐到下午方才迴來。祖父雖然在最初的風暴裏顯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邊的一年有半，卻還並不怎樣，他的發起怒來咬手指甲，和畜生蟲豸的咒罵，還是仍舊，卻並不對於我生氣，所以容易應付。等到辛醜年遇赦迴家，卻又那麽的苛刻執拗起來，逼得我隻好也逃往南京，尋找生路。當時他的日課，是上午默念《金剛經》若幹遍，隨後寫日記，吃過午飯，到各處去串門，在獄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於論人，自從呆皇帝昏太後（指光緒和西太後）起，下至本家子弟，幾乎沒有一個好人，但是他對那些禁子犯人，卻絕少聽見貶詞，這也是很特別的。他那裏備有圖書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匯編》，官書局的《唐宋詩醇》，木板的《綱鑒易知錄》，此外還有一冊鉛印的《徐靈胎四種》，這些我都可以自由閱讀的。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課，便是關於讀經作文的，不過這由我自己去讀，書房裏沒有讀完的《詩經》以及《書經》，但這成績是可以想見的了。學做八股文和試帖詩，別的沒有什麽進步，但抄過《詩韻》兩三遍，這步工夫總算是實在的，雖然後來也並無什麽實在的用處。總之我在他旁邊過來的這一年半的日子，實在要算平穩的，覺得別無什麽要訴說的事情。
我的寫日記，開始於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後斷斷續續的記到現在，已經有六十三年了。關於杭州，無論在日記上，無論在記憶上，總想不起有什麽很好的迴憶來，因為當時的背景實在是太慘淡了。隻記得在新年時候（大概是戊戌，但當時還沒有記日記）同了仆人阮標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遊，四月初八那天遊過西湖，日記裏有記載，也隻是左公祠和嶽墳這兩處，別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樓塔兒頭以外，便隻是這麽一些而已。
伯宜公的出喪大約是在七七日，就是世間所謂“斷七”，未必是“百日”吧，因為照例出喪是在這兩個日子，但是百日該是十二月中旬，已經接近年關了，所以推想是如此。出殯的地方是在南門外的龜山頭，在這裏有周氏的殯屋，但是不湊巧我家殯屋的空位借給別房用了，所以這迴倒不能不出了租錢，去借遠房本家的來使用。還記得前幾天，魯迅還用了朱漆特地在棺材後方寫一個篆文的“壽”字做記號，在那裏還殯著他生前很要好的族兄桂軒，也就是在《魯迅的故家》裏所提起蘭星的父親。伯宜公得年三十七歲，可殯在龜山，自光緒丙申（一八九六）至民國己未（一九一九），也經了二十四年之久，到是年這才因為移家北京，始安葬於逍遙漊墳地。乙巳歲暮，獨自留在南京學堂裏，偶作舊詩，記得有一聯雲，獨向龜山望鬆柏，夜烏啼上最高枝，便是指的那龜山，其實山很低小，就隻是一個高坡罷了，在鄉下這種山叫作龜山或蛇山，平常是頗多的。
丙申年匆匆的過去，至丁酉（一八九七）年新正，我遂往杭州去陪侍祖父去了。祖父於癸巳年入獄，一直就在杭州，最初是由潘姨太太和伯升隨侍，他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前去的，但在長慶寺“打水陸”，似乎已經不曾見伯升的麵，那麽可能總在甲午年間吧。後來因為伯升決計進南京水師學堂去，所以叫我去補他的空缺，這是我所以往杭州的原因了。在丁酉年中幾乎沒有什麽值得記錄的記憶，現在所還約略記得的，不過那時一點生活的情形罷了。
我們住的地方是在杭州花牌樓，大概離清波門頭不很遠，那是清朝處決犯人的地方。這裏並無什麽牌樓，隻是普通的一條小巷，走一點路是“塔兒頭”，多少有些店鋪，還有一所銀元局，它的大煙通是近地都能看得見的。這地點的好處是離開杭州府署很近，因為祖父便關在杭州府的司獄司裏，我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迴，陪他坐到下午方才迴來。祖父雖然在最初的風暴裏顯示得很可怕，但是我在他身邊的一年有半，卻還並不怎樣，他的發起怒來咬手指甲，和畜生蟲豸的咒罵，還是仍舊，卻並不對於我生氣，所以容易應付。等到辛醜年遇赦迴家，卻又那麽的苛刻執拗起來，逼得我隻好也逃往南京，尋找生路。當時他的日課，是上午默念《金剛經》若幹遍，隨後寫日記，吃過午飯，到各處去串門，在獄神祠和禁卒等聊天。他平常苛於論人，自從呆皇帝昏太後（指光緒和西太後）起，下至本家子弟，幾乎沒有一個好人，但是他對那些禁子犯人，卻絕少聽見貶詞，這也是很特別的。他那裏備有圖書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匯編》，官書局的《唐宋詩醇》，木板的《綱鑒易知錄》，此外還有一冊鉛印的《徐靈胎四種》，這些我都可以自由閱讀的。他也管我的正式功課，便是關於讀經作文的，不過這由我自己去讀，書房裏沒有讀完的《詩經》以及《書經》，但這成績是可以想見的了。學做八股文和試帖詩，別的沒有什麽進步，但抄過《詩韻》兩三遍，這步工夫總算是實在的，雖然後來也並無什麽實在的用處。總之我在他旁邊過來的這一年半的日子，實在要算平穩的，覺得別無什麽要訴說的事情。
我的寫日記，開始於戊戌（一八九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後斷斷續續的記到現在，已經有六十三年了。關於杭州，無論在日記上，無論在記憶上，總想不起有什麽很好的迴憶來，因為當時的背景實在是太慘淡了。隻記得在新年時候（大概是戊戌，但當時還沒有記日記）同了仆人阮標曾到梅花碑和城隍山一遊，四月初八那天遊過西湖，日記裏有記載，也隻是左公祠和嶽墳這兩處，別的地方都不曾去。我的杭州的印象，所以除花牌樓塔兒頭以外，便隻是這麽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