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三 文學與宗教
咪咕公版·知堂迴想錄 作者：周作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三三文學與宗教
“五四”運動是民國以來學生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因了全國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勝利，一時興風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動勢力受了打擊，相反的新勢力俄然興起，因此隨後的這一個時期，人家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其實是也很確當的。在這個時期，我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在做文學活動，這所謂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現在我給《每周評論》所寫而後來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學》裏邊。雖然我因為考慮婦人問題，歸結到“女人的自由到底須以社會的共產製度為基礎，隻有那種製度，才能在女子為母的時候供給養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專製的意誌過活”（一九一八年十月論《愛的成年》），但是文學上所講到的，還是很空洞的人類。這不隻是《人的文學》是如此，便是在一九二〇年我給少年中國學會講演的《新文學的要求》，也是那樣的說法，結末處雲：
“這新時代的文學家是偶像破壞者，但他還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類的意誌便是他的神。”我給少年中國學會先後講演過三次，都是鄧仲澥（後來改號中夏）高君宇二君來叫我去的，末後兩次不記得是講什麽了，但大抵總是這一類的話吧。我除了寫些評論之外，尤著力於翻譯外國“弱小民族”的作品，在民國以前結集在《域外小說集》裏，民國七八年在《新青年》發表的結集為《點滴》——後來改稱為“空大鼓”，其後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則編為《現代小說譯叢》，始終是一貫的態度。當時我在《點滴》的序文上說，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兩人說在這裏有特別的兩點，要我特加說明，這便是一直譯的文體，二人道主義的精神，因此在初板時曾將《人的文學》一篇附錄在後邊，再板時這才撤去了。關於第一點我卻仍然堅持，在原序中有一節道：
“我以為此後譯本，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麵。但我毫無才力，所以成績不良，至於方法卻是最為適當。”現在不敢說方法一定是正確，因為事實上可能有具備“信達雅”這三樣條件的，我隻說自己才力不及，所以除直譯之外別無更好的方法了。
我的文學活動的第二件，是在燕京大學文學會所講演的《聖書與中國文學》。這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一至廿七日所寫成，至三十日晚間在盔甲廠的一間小講堂裏所講，這當然因為是教會大學的緣故，所以選擇了那樣的題目，但裏邊所說的話卻是我真實的意思，不是專為應酬教會而說的。從前在南京學堂讀書的時候，就聽前輩胡詩廬說，學英文不可不看聖書，因為那“欽定”譯本是有名的，所以我雖不是基督徒，也在身邊帶著一冊《新舊約全書》，曾經有過一個時候還想學了希臘文來重譯《新約》，至少也把四福音書改寫成上好的古文。後來改譯的興趣已經是沒有了，覺得它官話的譯本已是很好，而且有些地方還可以作現在的參考，一方麵當作文學作品來看，也是很有益的，特別是《舊約》裏的抒情和感想部分，如《雅歌》,《傳道書》和《箴言》等。我的講演從形式與精神兩點上，來講它和中國文學的關係，很從思想方麵把人道主義和基督教牽連在一起，這方麵結論上說：
“近代文藝上人道主義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這裏，我們要想理解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奇的愛的福音之文學，不得不從這源泉上來注意考察。”不但是講文學時是這樣說，就是在別的泛論中國事情的時候，也曾經有這樣的意見，仿佛覺得基督教是有益於中國似的。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京西山養病，寫有幾段《山中雜信》寄給孫伏園，那時報紙還沒有“副刊”這東西，那幾封便發表在《晨報》的第五板上。第六段是九月三日寫的，裏邊說看見英斂之所著的《萬鬆野人言善錄》的感想道：
“我老實說，對於英先生的議論未能完全讚同，但因此引起我陳年的感慨，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極少數的人能夠以科學藝術或社會的運動去替代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數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教打倒，民智的發達才有點希望。”但是這實在能有什麽用呢？三年以後在什麽書上見到斯賓塞給友人的信裏說道德教訓的無用，有這幾句話道：
“在宣傳了愛之宗教將近二千年之後，憎之宗教還是很占勢力，歐洲住著二萬萬的外道，假裝著基督教徒，如有人願望他們照著他們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們所辱罵。”這時我對於宗教可以利用的這種迷信方才打破了。上麵已經說過，本來我是不信宗教的，也知道宗教乃是鴉片，但不知怎的總還有點迷戀鴉片的香氣，以為它有時可以醫病，以無信仰的人替宗教作辯護，事實上是有點矛盾也很是可笑的，那時對於非宗教運動的抗議，便是一例。但是這個矛盾，到了一九二七年也就取消，那時主張說：
“假如這不算是積極的目的，現在來反對基督教，隻當作反帝國主義的手段之一，正如不買英貨等的手段一樣，那可是另一問題，”也是可以做的一種事了。關於文學的迷信，自己以為是懂得文藝的，這在“自己的園地”的時代正是頂熱鬧，一直等到自己覺悟對於文學的無知，宣告文學店關門，這才告一結束。
“五四”運動是民國以來學生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因了全國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勝利，一時興風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動勢力受了打擊，相反的新勢力俄然興起，因此隨後的這一個時期，人家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其實是也很確當的。在這個時期，我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在做文學活動，這所謂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現在我給《每周評論》所寫而後來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學》裏邊。雖然我因為考慮婦人問題，歸結到“女人的自由到底須以社會的共產製度為基礎，隻有那種製度，才能在女子為母的時候供給養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專製的意誌過活”（一九一八年十月論《愛的成年》），但是文學上所講到的，還是很空洞的人類。這不隻是《人的文學》是如此，便是在一九二〇年我給少年中國學會講演的《新文學的要求》，也是那樣的說法，結末處雲：
“這新時代的文學家是偶像破壞者，但他還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類的意誌便是他的神。”我給少年中國學會先後講演過三次，都是鄧仲澥（後來改號中夏）高君宇二君來叫我去的，末後兩次不記得是講什麽了，但大抵總是這一類的話吧。我除了寫些評論之外，尤著力於翻譯外國“弱小民族”的作品，在民國以前結集在《域外小說集》裏，民國七八年在《新青年》發表的結集為《點滴》——後來改稱為“空大鼓”，其後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則編為《現代小說譯叢》，始終是一貫的態度。當時我在《點滴》的序文上說，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兩人說在這裏有特別的兩點，要我特加說明，這便是一直譯的文體，二人道主義的精神，因此在初板時曾將《人的文學》一篇附錄在後邊，再板時這才撤去了。關於第一點我卻仍然堅持，在原序中有一節道：
“我以為此後譯本，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麵。但我毫無才力，所以成績不良，至於方法卻是最為適當。”現在不敢說方法一定是正確，因為事實上可能有具備“信達雅”這三樣條件的，我隻說自己才力不及，所以除直譯之外別無更好的方法了。
我的文學活動的第二件，是在燕京大學文學會所講演的《聖書與中國文學》。這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一至廿七日所寫成，至三十日晚間在盔甲廠的一間小講堂裏所講，這當然因為是教會大學的緣故，所以選擇了那樣的題目，但裏邊所說的話卻是我真實的意思，不是專為應酬教會而說的。從前在南京學堂讀書的時候，就聽前輩胡詩廬說，學英文不可不看聖書，因為那“欽定”譯本是有名的，所以我雖不是基督徒，也在身邊帶著一冊《新舊約全書》，曾經有過一個時候還想學了希臘文來重譯《新約》，至少也把四福音書改寫成上好的古文。後來改譯的興趣已經是沒有了，覺得它官話的譯本已是很好，而且有些地方還可以作現在的參考，一方麵當作文學作品來看，也是很有益的，特別是《舊約》裏的抒情和感想部分，如《雅歌》,《傳道書》和《箴言》等。我的講演從形式與精神兩點上，來講它和中國文學的關係，很從思想方麵把人道主義和基督教牽連在一起，這方麵結論上說：
“近代文藝上人道主義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這裏，我們要想理解托爾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奇的愛的福音之文學，不得不從這源泉上來注意考察。”不但是講文學時是這樣說，就是在別的泛論中國事情的時候，也曾經有這樣的意見，仿佛覺得基督教是有益於中國似的。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北京西山養病，寫有幾段《山中雜信》寄給孫伏園，那時報紙還沒有“副刊”這東西，那幾封便發表在《晨報》的第五板上。第六段是九月三日寫的，裏邊說看見英斂之所著的《萬鬆野人言善錄》的感想道：
“我老實說，對於英先生的議論未能完全讚同，但因此引起我陳年的感慨，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極少數的人能夠以科學藝術或社會的運動去替代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數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教打倒，民智的發達才有點希望。”但是這實在能有什麽用呢？三年以後在什麽書上見到斯賓塞給友人的信裏說道德教訓的無用，有這幾句話道：
“在宣傳了愛之宗教將近二千年之後，憎之宗教還是很占勢力，歐洲住著二萬萬的外道，假裝著基督教徒，如有人願望他們照著他們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們所辱罵。”這時我對於宗教可以利用的這種迷信方才打破了。上麵已經說過，本來我是不信宗教的，也知道宗教乃是鴉片，但不知怎的總還有點迷戀鴉片的香氣，以為它有時可以醫病，以無信仰的人替宗教作辯護，事實上是有點矛盾也很是可笑的，那時對於非宗教運動的抗議，便是一例。但是這個矛盾，到了一九二七年也就取消，那時主張說：
“假如這不算是積極的目的，現在來反對基督教，隻當作反帝國主義的手段之一，正如不買英貨等的手段一樣，那可是另一問題，”也是可以做的一種事了。關於文學的迷信，自己以為是懂得文藝的，這在“自己的園地”的時代正是頂熱鬧，一直等到自己覺悟對於文學的無知，宣告文學店關門，這才告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