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道義責任——給意大利科學協進會的賀信
經典人文——人文思想卷 作者：餘秋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愛因斯坦
首先讓我對你們邀請我參加你們這次會議的盛情表示最誠摯的感謝。要是健康允許，我是應當樂意接受這次邀請的。情況既然如此，我就隻好遠隔重洋從家裏給你們寫這樣一封簡短的賀信。這樣做時，我並不幻想我有什麽竟然會擴大你們的見識或者增加你們的理解的話要說。可是，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內外都那麽嚴重不安的時代，它的特征就是缺乏明確的目標，因此，僅僅表白一下我們的信念會是有益的，盡管這些信念也像一切價值判斷一樣，都是不能由邏輯演繹來證明的。
馬上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追求真理——或者比較謹慎地說，我們通過構造性的邏輯思維去理解可認識的宇宙的那種努力——是不是應該成為我們工作的獨立目標？或者說，追求真理是不是應該服從某些別的目標，比如服從一些“實用上的”考慮？這個問題不能根據邏輯來作出決定。可是，不管我們的決定是怎樣做出的，隻要它是出自深摯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它就會對我們思想上和道義上的判斷產生很大影響。那麽就讓我來表白一下：我認為，為求得更深廣的見識和理解而鬥爭，是這樣一些獨立目標之一，要是沒有這些目標，一個有思想的人對待生活就不會有積極自覺的態度。
我們為求得更深廣的理解所作的努力，其本質就在於：人一方麵企圖包羅大量的、各種各樣的人類經驗，而另一方麵，他又總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簡單和經濟。鑒於我們的科學知識處於原始狀態，相信這兩個目標能夠並列存在，那隻是一個屬於信仰的問題。但要是沒有這種信仰，我就不能對知識的獨立價值有如此強烈和堅定的信念。
從事科學工作的人的這種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宗教的態度，對他們的整個人格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除了科學工作者從積累的經驗和邏輯的規律所獲得的知識以外，在理論上就不存在任何可以把自己的決定和論述宣布為“真理”的權威。這就導致了個人的自相矛盾的情況，他盡他的一切力量去研究客觀的事物，但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他卻由此而發展成為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至少在原則上，這種個人主義除了相信他自己的判斷以外，什麽也不相信。因此十分有可能來作出這樣的斷言：智力活動的個人主義同對科學知識的渴望，在曆史上是同時出現的，而且直到現在仍然是形影不離。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裏所講的這樣的科學家，隻不過是一種抽象，就像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homooeconomicus）那樣，在這個世界上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可是，照我看來，要是這樣的科學家在很多世紀中實際上都不曾存在過，那麽，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種科學，就既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保持其蓬勃的生氣。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學過使用那些直接或間接地看來像“科學的”工具和方法的人，都能算是我心目中的科學家。在我講到科學家時，我隻是指那些科學精神狀態真正是生氣勃勃的人。
那麽，今天的科學家對當前社會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顯然，使他感到相當自豪的是，科學家的工作，由於實質上淘汰了手工勞動，已經幫助人類徹底改變了經濟生活。但另一方麵，科學家又感到苦惱，那是因為他的工作已經落到那些盲目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手裏，使他的科學勞動成果竟成為對人類生存的一種威脅。他又意識到，因他的工作而成為可能的那些技術方法，已經使經濟權力，從而也使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些人終於完全支配了那些日益顯得渙散的群眾的生活。更嚴重的是，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到愈來愈少的人手裏，不僅使科學家經濟上依附於人，而且也從精神上威脅著他的獨立；對科學家在理智上和心理上施加影響的種種狡詐伎倆，會阻礙真正獨立人格的發展。
因此，正如我們能夠目睹耳聞的，科學家遭到一種真正是悲慘的命運。在他真心誠意地企圖達到思想明晰和內心獨立時，通過他的純然是超乎常人的努力，結果卻製造出了那些不僅會奴役他，而且還會從內心上毀滅他的工具，由於那些揮舞政治權力的人的壓製，他不得不噤若寒蟬。當他是一名士兵時，他就要被迫去犧牲自己的生命和消滅別人的生命，盡管他確信這種犧牲是荒謬愚蠢的。他十分明白：普遍的毀滅不可避免，因為曆史的發展已經導致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部權力都集中到國家政權手裏。他也認識到，隻有創立一個以法律為根據的超國家製度來消滅獸性的暴力手段，人類才能得救。可是科學家卻已倒退到這樣程度，他居然把國家政權強加給他的奴役當作不可避免的命運接受下來，他甚至自甘墮落到這種地步，竟然馴服地獻出自己的才能，去幫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類普遍毀滅的工具。
難道科學家真的無法逃脫這種命運嗎？難道他真的必須容忍和遭受所有這些侮辱嗎？科學家通過他的內心自由，通過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所喚醒的那個時代，那個曾經使科學家有機會對他的同胞進行啟蒙並且豐富他們生活的時代，難道真的就一去不複返了嗎？當他把他的工作放在一個過於理智的基礎上時，他豈不是忘記了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責任和尊嚴嗎？我的迴答是：一個天生自由和嚴謹的人固然可以被消滅，但是這樣的人決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當作一個盲目的工具聽任使喚。
如果今天的科學家能夠有時間和勇氣來誠懇地、批判地考慮自己的處境和所麵臨的任務，並且由此相應地行動起來，那麽，要求公正地並且妥善地解決目前危險的國際局勢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首先讓我對你們邀請我參加你們這次會議的盛情表示最誠摯的感謝。要是健康允許，我是應當樂意接受這次邀請的。情況既然如此，我就隻好遠隔重洋從家裏給你們寫這樣一封簡短的賀信。這樣做時，我並不幻想我有什麽竟然會擴大你們的見識或者增加你們的理解的話要說。可是，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內外都那麽嚴重不安的時代，它的特征就是缺乏明確的目標，因此，僅僅表白一下我們的信念會是有益的，盡管這些信念也像一切價值判斷一樣，都是不能由邏輯演繹來證明的。
馬上出現了這樣的問題：追求真理——或者比較謹慎地說，我們通過構造性的邏輯思維去理解可認識的宇宙的那種努力——是不是應該成為我們工作的獨立目標？或者說，追求真理是不是應該服從某些別的目標，比如服從一些“實用上的”考慮？這個問題不能根據邏輯來作出決定。可是，不管我們的決定是怎樣做出的，隻要它是出自深摯的、不可動搖的信念，它就會對我們思想上和道義上的判斷產生很大影響。那麽就讓我來表白一下：我認為，為求得更深廣的見識和理解而鬥爭，是這樣一些獨立目標之一，要是沒有這些目標，一個有思想的人對待生活就不會有積極自覺的態度。
我們為求得更深廣的理解所作的努力，其本質就在於：人一方麵企圖包羅大量的、各種各樣的人類經驗，而另一方麵，他又總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簡單和經濟。鑒於我們的科學知識處於原始狀態，相信這兩個目標能夠並列存在，那隻是一個屬於信仰的問題。但要是沒有這種信仰，我就不能對知識的獨立價值有如此強烈和堅定的信念。
從事科學工作的人的這種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宗教的態度，對他們的整個人格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除了科學工作者從積累的經驗和邏輯的規律所獲得的知識以外，在理論上就不存在任何可以把自己的決定和論述宣布為“真理”的權威。這就導致了個人的自相矛盾的情況，他盡他的一切力量去研究客觀的事物，但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他卻由此而發展成為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至少在原則上，這種個人主義除了相信他自己的判斷以外，什麽也不相信。因此十分有可能來作出這樣的斷言：智力活動的個人主義同對科學知識的渴望，在曆史上是同時出現的，而且直到現在仍然是形影不離。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裏所講的這樣的科學家，隻不過是一種抽象，就像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homooeconomicus）那樣，在這個世界上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可是，照我看來，要是這樣的科學家在很多世紀中實際上都不曾存在過，那麽，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這種科學，就既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保持其蓬勃的生氣。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學過使用那些直接或間接地看來像“科學的”工具和方法的人，都能算是我心目中的科學家。在我講到科學家時，我隻是指那些科學精神狀態真正是生氣勃勃的人。
那麽，今天的科學家對當前社會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顯然，使他感到相當自豪的是，科學家的工作，由於實質上淘汰了手工勞動，已經幫助人類徹底改變了經濟生活。但另一方麵，科學家又感到苦惱，那是因為他的工作已經落到那些盲目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手裏，使他的科學勞動成果竟成為對人類生存的一種威脅。他又意識到，因他的工作而成為可能的那些技術方法，已經使經濟權力，從而也使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些人終於完全支配了那些日益顯得渙散的群眾的生活。更嚴重的是，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到愈來愈少的人手裏，不僅使科學家經濟上依附於人，而且也從精神上威脅著他的獨立；對科學家在理智上和心理上施加影響的種種狡詐伎倆，會阻礙真正獨立人格的發展。
因此，正如我們能夠目睹耳聞的，科學家遭到一種真正是悲慘的命運。在他真心誠意地企圖達到思想明晰和內心獨立時，通過他的純然是超乎常人的努力，結果卻製造出了那些不僅會奴役他，而且還會從內心上毀滅他的工具，由於那些揮舞政治權力的人的壓製，他不得不噤若寒蟬。當他是一名士兵時，他就要被迫去犧牲自己的生命和消滅別人的生命，盡管他確信這種犧牲是荒謬愚蠢的。他十分明白：普遍的毀滅不可避免，因為曆史的發展已經導致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部權力都集中到國家政權手裏。他也認識到，隻有創立一個以法律為根據的超國家製度來消滅獸性的暴力手段，人類才能得救。可是科學家卻已倒退到這樣程度，他居然把國家政權強加給他的奴役當作不可避免的命運接受下來，他甚至自甘墮落到這種地步，竟然馴服地獻出自己的才能，去幫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類普遍毀滅的工具。
難道科學家真的無法逃脫這種命運嗎？難道他真的必須容忍和遭受所有這些侮辱嗎？科學家通過他的內心自由，通過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所喚醒的那個時代，那個曾經使科學家有機會對他的同胞進行啟蒙並且豐富他們生活的時代，難道真的就一去不複返了嗎？當他把他的工作放在一個過於理智的基礎上時，他豈不是忘記了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責任和尊嚴嗎？我的迴答是：一個天生自由和嚴謹的人固然可以被消滅，但是這樣的人決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當作一個盲目的工具聽任使喚。
如果今天的科學家能夠有時間和勇氣來誠懇地、批判地考慮自己的處境和所麵臨的任務，並且由此相應地行動起來，那麽，要求公正地並且妥善地解決目前危險的國際局勢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