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與暴力(節選)
經典人文——人文思想卷 作者：餘秋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英】波普爾
我認為，我們可以把烏托邦主義說成是某種形式的理性主義的一個結果。我將試圖表明，這種形式的理性主義迥異於我和其他許多人所相信的那種理性主義。因此，我將試圖表明，至少存在兩種形式的理性主義，我認為其中一種是正確的，另一種是錯誤的，那種錯誤的理性主義導致了烏托邦主義。
就我所知，烏托邦主義是一種推理方式的結果，當接受這種推理方式的許多人聽說這種顯然勢在必然而又不言而喻的推理方式導致了烏托邦的結果時，會大吃一驚。這種特別的推理也許可用下述方式表述：
人們可能論證說，如果一個行動最充分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達到某種目的，那麽它就是理性的行動。誠然，目的或許不能理性地加以決定。但不管怎樣，我們隻有相對某個既定目的，才能理性地判斷一個行動，說它是合理的或恰當的。隻有當我們想到一個目的，並且隻有相對這樣一個目的而言，我們才能說，我們在合乎理性地活動著。
現在讓我們把這論證運用於政治。一切政治都由行動組成；這些行動僅當追求某種目的時，才會是合理的。一個人的政治行動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增加他的權力或財富。或者，它可能是為了改善國家的法律、改變國家的結構。
在後一種情況下，隻有當我們首先決定我們打算引起的政治變化的最終目的，政治行動才會是合理的。隻有相對於關於一個國家應該怎樣的某些思想而言它才會是合理的。因此，看來作為任何合理的政治行動的一種準備，我們首先必須試圖盡可能清楚地了解我們最終的政治目的，例如我們認為最理想的那種國家，隻有在此以後，我們才能確定何種手段最有助於我們實現這樣的國家，或者逐漸向這樣的國家前進，把它作為一個曆史過程的目標，而我們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駕馭這個曆史過程，使它朝著這個選定的目標發展。
這正是我稱之為烏托邦主義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一切合理的、無私的政治行動，都必須預先確定我們的終極目的，而不僅僅是中間的或部分的目標，它們隻是朝向我們終極目的的一些步驟，因此它們應被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合理的政治行動必須建基於對我們的理想國家的相當清楚和詳細的描繪或藍圖上，還必須建基於通向這個目標的曆史道路的計劃或藍圖上。
我認為我所稱的烏托邦主義是一個吸引人的理論，實在是一個過於吸引人的理論，因為我還認為它是危險的和有害的。我相信，它是自拆台腳的，並且還導致暴力。
它之自拆台腳是同下述事實相聯係的：科學地決定目標是不可能的。在兩種目的之間作出抉擇，根本不存在科學的途徑。例如，有的人喜歡並且崇拜暴力。在他們看來，沒有暴力的生活是平庸無聊的。許多其他人，包括我在內，都痛恨暴力。這是個關於目的的爭論。它無法由科學來決定。這並不意味著，反對暴力的爭論必定是白費時間的嚐試。這隻意味著，你也許不可能和崇拜暴力的人進行爭論。如果他未被置於反暴力的威脅的控製之下，他就會采用以子彈迴答爭論的手段。如果他願意不槍擊你而傾聽你的論證，那麽他至少已受到了理性主義的影響，你或許能把他說服過來。因此，爭論並非浪費時間，隻要人們聽你說話。但是你不可能用論證的方法使人們傾聽你論證，你不可能用論證來說服那些懷疑一切論證的人和寧願用暴力而不願用理性解決問題的人相信論證。你無法向他們證明他們錯了。這隻是一個可從中引出一般推論的特殊情形。純粹理性的或科學的手段不可能作出任何有關目標的決定。但是，在得出一個有關目標的決定時，可以證明論證是極其有用的。
把這一切運用於烏托邦主義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十分明白，僅僅科學不可能解決建立烏托邦藍圖的問題。社會科學家在能夠開始勾畫他的藍圖之前，至少必須先給出藍圖的目標。我們發現自然科學的情況也是如此。任何物理學都不會告訴一個科學家，他製造犁、飛機或***是對的。他必須選定目的，或者給他規定目標；他作為科學家的工作僅僅是構造可用於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
在強調運用理性論證難以在不同的烏托邦理想之間作出抉擇時，我並不想給人造成一個印象：存在一個域——目的域——它完全超出了理性批判力量的範圍（雖然我無疑想說，目的域大大超出科學論證的力量範圍）
。因為，我本人試圖對這個域加以論證；通過指出在相互競爭的各個烏托邦藍圖間作出抉擇的困難，我試圖理性地反對選擇這種理想目標。同樣，我之想指出這個困難容易引起暴力，意在作理性的論證，雖然這隻對那些憎恨暴力的人才會有吸引力。
選擇一個理想的社會狀態，作為我們一切政治行動都應為之服務的目標，這種烏托邦的方法很可能引起暴力。這一點可表明如下：既然我們不能科學地或用純理性的方法決定政治行動的終極目的，有關理想社會的狀態應該怎樣的觀點分歧，就不可能總是用論證的方法加以消除。這些分歧至少部分具有宗教分歧的性質。而在這些不同的烏托邦宗教之間不可能存在容忍。烏托邦的目標旨在用作為理性的政治行動和討論的基礎，而隻有當目標被明確地決定時，這些行動看來才是可能的。因此，烏托邦主義者必須說服，否則便壓服和他對抗的烏托邦主義者，後者不讚同他的目標，並且不肯皈依他的烏托邦主義宗教。
但是，他必須做的尚不止於此。他必須徹底根絕一切相競爭的異端邪說。因為，通往烏托邦的道路漫長修遠。因此，他的政治行動的理性要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目標始終如一；而要達到這一點，他不僅要壓倒與他對抗的各種烏托邦宗教，而且還要盡可能徹底抹掉對它們的記憶。
如果我們考慮到烏托邦建設的時期往往是社會改革的時期，那麽，為鎮壓對抗的目標而使用暴力，就變得更為緊迫了。在這種時候，觀念往往也發生變化。因此，烏托邦藍圖剛決定時許多人覺得合意的東西在後來也許不那麽受人歡迎了。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麽整個方案就岌岌可危了。因為如果我們在努力向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前進時改變這些目標，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在繞圈子。首先確定一個最終政治目標，然後準備朝著它前進，而如果這目標在其實現過程中可能被改變，那整個方法一定是無效的了。很容易證明，我們至今所走過的路程實際上是同新目標背道而馳的。而如果我們此時改變方向以適應新目標，就使自己冒相同的風險。盡管為了確保合乎理性的活動，我們可能作出了種種犧牲，我們還是可能一事無成——雖然“烏托邦”這個詞的意義不完全是“一事無成”。
要避免對我們的目標作這種改變，唯一的方法似乎又是訴諸暴力，包括宣傳、壓製批評和消滅一切對立麵。隨著這些手段的運用，設計和執行烏托邦藍圖的烏托邦運籌者、烏托邦工程師的聰明睿智和先知先覺就得到了證明。這樣烏托邦的工程師必然成為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他們變成了神。在他們麵前，你們再沒有任何別的神。
烏托邦理性主義是自拆台腳的理性主義。無論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並不給人帶來幸福，而隻是帶來那種生活在專製**一個政治行動的合理性隻能相對一個曆史的目的來判斷。而且它肯定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隻從某個預先抱有的曆史理想的觀點、從一個據認為是曆史發展的終極目標的觀點，來考慮一切社會的或政治的形勢。相反，如果在我們的目的和目標中，包括一些對人類幸福和苦難的考慮，那麽，我們對我們的行動的判斷必然不僅根據它們對遙遠未來的人們的幸福所可能作出的貢獻，而且還要根據它們的比較直接的效果。我們不可以說，某種社會形勢不過是一種過渡性的曆史形勢，因此它僅僅是達到一種目的的一個手段。因為，一切形勢都是過渡性的。同樣，我們也不能說，一代人的苦難可僅僅看作是達到下一代或下幾代永久幸福這個目的的一個手段；這種論點並不能因為許諾高度的幸福或使許多代人得到好處而變得更好。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過客。他們都有受到尊重的同等權利，但我們無疑對現在這一代和下一代人負有直接的責任。另外，我們決不應該試圖用犧牲某些人的幸福來補償另外一些人的苦難。
這樣，烏托邦主義那貌似合理的論據就化為烏有了。未來對烏托邦主義者產生的魅力，和理性的先見毫不相幹。依此看來，烏托邦主義孕育的暴力與進化論形而上學、歇斯底裏的曆史哲學的橫行霸道極為相似，它渴望為輝煌的將來而犧牲現在，卻不知道它的原則會導致為了將來每一特定時期以後的一個時期而犧牲將來每個特定時期；同樣，也不知道這個平凡的真理：人的最終將來——無論等待他的會是什麽命運——一點不比他的最終滅絕輝煌。
我認為，我們可以把烏托邦主義說成是某種形式的理性主義的一個結果。我將試圖表明，這種形式的理性主義迥異於我和其他許多人所相信的那種理性主義。因此，我將試圖表明，至少存在兩種形式的理性主義，我認為其中一種是正確的，另一種是錯誤的，那種錯誤的理性主義導致了烏托邦主義。
就我所知，烏托邦主義是一種推理方式的結果，當接受這種推理方式的許多人聽說這種顯然勢在必然而又不言而喻的推理方式導致了烏托邦的結果時，會大吃一驚。這種特別的推理也許可用下述方式表述：
人們可能論證說，如果一個行動最充分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達到某種目的，那麽它就是理性的行動。誠然，目的或許不能理性地加以決定。但不管怎樣，我們隻有相對某個既定目的，才能理性地判斷一個行動，說它是合理的或恰當的。隻有當我們想到一個目的，並且隻有相對這樣一個目的而言，我們才能說，我們在合乎理性地活動著。
現在讓我們把這論證運用於政治。一切政治都由行動組成；這些行動僅當追求某種目的時，才會是合理的。一個人的政治行動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增加他的權力或財富。或者，它可能是為了改善國家的法律、改變國家的結構。
在後一種情況下，隻有當我們首先決定我們打算引起的政治變化的最終目的，政治行動才會是合理的。隻有相對於關於一個國家應該怎樣的某些思想而言它才會是合理的。因此，看來作為任何合理的政治行動的一種準備，我們首先必須試圖盡可能清楚地了解我們最終的政治目的，例如我們認為最理想的那種國家，隻有在此以後，我們才能確定何種手段最有助於我們實現這樣的國家，或者逐漸向這樣的國家前進，把它作為一個曆史過程的目標，而我們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駕馭這個曆史過程，使它朝著這個選定的目標發展。
這正是我稱之為烏托邦主義的觀點，按照這種觀點，一切合理的、無私的政治行動，都必須預先確定我們的終極目的，而不僅僅是中間的或部分的目標，它們隻是朝向我們終極目的的一些步驟，因此它們應被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合理的政治行動必須建基於對我們的理想國家的相當清楚和詳細的描繪或藍圖上，還必須建基於通向這個目標的曆史道路的計劃或藍圖上。
我認為我所稱的烏托邦主義是一個吸引人的理論，實在是一個過於吸引人的理論，因為我還認為它是危險的和有害的。我相信，它是自拆台腳的，並且還導致暴力。
它之自拆台腳是同下述事實相聯係的：科學地決定目標是不可能的。在兩種目的之間作出抉擇，根本不存在科學的途徑。例如，有的人喜歡並且崇拜暴力。在他們看來，沒有暴力的生活是平庸無聊的。許多其他人，包括我在內，都痛恨暴力。這是個關於目的的爭論。它無法由科學來決定。這並不意味著，反對暴力的爭論必定是白費時間的嚐試。這隻意味著，你也許不可能和崇拜暴力的人進行爭論。如果他未被置於反暴力的威脅的控製之下，他就會采用以子彈迴答爭論的手段。如果他願意不槍擊你而傾聽你的論證，那麽他至少已受到了理性主義的影響，你或許能把他說服過來。因此，爭論並非浪費時間，隻要人們聽你說話。但是你不可能用論證的方法使人們傾聽你論證，你不可能用論證來說服那些懷疑一切論證的人和寧願用暴力而不願用理性解決問題的人相信論證。你無法向他們證明他們錯了。這隻是一個可從中引出一般推論的特殊情形。純粹理性的或科學的手段不可能作出任何有關目標的決定。但是，在得出一個有關目標的決定時，可以證明論證是極其有用的。
把這一切運用於烏托邦主義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十分明白，僅僅科學不可能解決建立烏托邦藍圖的問題。社會科學家在能夠開始勾畫他的藍圖之前，至少必須先給出藍圖的目標。我們發現自然科學的情況也是如此。任何物理學都不會告訴一個科學家，他製造犁、飛機或***是對的。他必須選定目的，或者給他規定目標；他作為科學家的工作僅僅是構造可用於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
在強調運用理性論證難以在不同的烏托邦理想之間作出抉擇時，我並不想給人造成一個印象：存在一個域——目的域——它完全超出了理性批判力量的範圍（雖然我無疑想說，目的域大大超出科學論證的力量範圍）
。因為，我本人試圖對這個域加以論證；通過指出在相互競爭的各個烏托邦藍圖間作出抉擇的困難，我試圖理性地反對選擇這種理想目標。同樣，我之想指出這個困難容易引起暴力，意在作理性的論證，雖然這隻對那些憎恨暴力的人才會有吸引力。
選擇一個理想的社會狀態，作為我們一切政治行動都應為之服務的目標，這種烏托邦的方法很可能引起暴力。這一點可表明如下：既然我們不能科學地或用純理性的方法決定政治行動的終極目的，有關理想社會的狀態應該怎樣的觀點分歧，就不可能總是用論證的方法加以消除。這些分歧至少部分具有宗教分歧的性質。而在這些不同的烏托邦宗教之間不可能存在容忍。烏托邦的目標旨在用作為理性的政治行動和討論的基礎，而隻有當目標被明確地決定時，這些行動看來才是可能的。因此，烏托邦主義者必須說服，否則便壓服和他對抗的烏托邦主義者，後者不讚同他的目標，並且不肯皈依他的烏托邦主義宗教。
但是，他必須做的尚不止於此。他必須徹底根絕一切相競爭的異端邪說。因為，通往烏托邦的道路漫長修遠。因此，他的政治行動的理性要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目標始終如一；而要達到這一點，他不僅要壓倒與他對抗的各種烏托邦宗教，而且還要盡可能徹底抹掉對它們的記憶。
如果我們考慮到烏托邦建設的時期往往是社會改革的時期，那麽，為鎮壓對抗的目標而使用暴力，就變得更為緊迫了。在這種時候，觀念往往也發生變化。因此，烏托邦藍圖剛決定時許多人覺得合意的東西在後來也許不那麽受人歡迎了。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麽整個方案就岌岌可危了。因為如果我們在努力向著我們的最終政治目標前進時改變這些目標，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在繞圈子。首先確定一個最終政治目標，然後準備朝著它前進，而如果這目標在其實現過程中可能被改變，那整個方法一定是無效的了。很容易證明，我們至今所走過的路程實際上是同新目標背道而馳的。而如果我們此時改變方向以適應新目標，就使自己冒相同的風險。盡管為了確保合乎理性的活動，我們可能作出了種種犧牲，我們還是可能一事無成——雖然“烏托邦”這個詞的意義不完全是“一事無成”。
要避免對我們的目標作這種改變，唯一的方法似乎又是訴諸暴力，包括宣傳、壓製批評和消滅一切對立麵。隨著這些手段的運用，設計和執行烏托邦藍圖的烏托邦運籌者、烏托邦工程師的聰明睿智和先知先覺就得到了證明。這樣烏托邦的工程師必然成為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他們變成了神。在他們麵前，你們再沒有任何別的神。
烏托邦理性主義是自拆台腳的理性主義。無論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並不給人帶來幸福，而隻是帶來那種生活在專製**一個政治行動的合理性隻能相對一個曆史的目的來判斷。而且它肯定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隻從某個預先抱有的曆史理想的觀點、從一個據認為是曆史發展的終極目標的觀點，來考慮一切社會的或政治的形勢。相反，如果在我們的目的和目標中，包括一些對人類幸福和苦難的考慮，那麽，我們對我們的行動的判斷必然不僅根據它們對遙遠未來的人們的幸福所可能作出的貢獻，而且還要根據它們的比較直接的效果。我們不可以說，某種社會形勢不過是一種過渡性的曆史形勢，因此它僅僅是達到一種目的的一個手段。因為，一切形勢都是過渡性的。同樣，我們也不能說，一代人的苦難可僅僅看作是達到下一代或下幾代永久幸福這個目的的一個手段；這種論點並不能因為許諾高度的幸福或使許多代人得到好處而變得更好。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過客。他們都有受到尊重的同等權利，但我們無疑對現在這一代和下一代人負有直接的責任。另外，我們決不應該試圖用犧牲某些人的幸福來補償另外一些人的苦難。
這樣，烏托邦主義那貌似合理的論據就化為烏有了。未來對烏托邦主義者產生的魅力，和理性的先見毫不相幹。依此看來，烏托邦主義孕育的暴力與進化論形而上學、歇斯底裏的曆史哲學的橫行霸道極為相似，它渴望為輝煌的將來而犧牲現在，卻不知道它的原則會導致為了將來每一特定時期以後的一個時期而犧牲將來每個特定時期；同樣，也不知道這個平凡的真理：人的最終將來——無論等待他的會是什麽命運——一點不比他的最終滅絕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