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爸爸的突然離去，馬蘭更擔心起她的爸爸、媽媽來了。事實證明，那些誹謗文章對我們的長輩有最直接的傷害，而馬蘭的爸爸、媽媽，仍然把官辦的報紙看成是“中央文件”。
“我知道你一定不願意，”馬蘭對我說：“你能不能參加中央電視台的任何一個節目，讓我的爸爸、媽媽看到，‘中央’並沒有‘打倒’你。”
這事既可笑又淒涼。我說，讓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節目，需要找一位專職的“文化素質評委”，希望我擔當。照理，一個辭職的高校校長是不可能參與這樣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話，猶豫了。最後，答應了。
沒想到這個節目在全國的收視率極高，而且，“文化素質”比歌曲比賽更有吸引力。選手們從題庫裏隨機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課題，支支吾吾地迴答得非常有趣；與此同時，全國無數家庭的電視機前，子女正在調皮地測試著父母親，而妻子又在斜眼看著丈夫。這一來，這個節目很快變成了一個有上億人參與的文化大課堂。一次比賽長達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講述很長時間，我想嶽父、嶽母應該寬心了。
但是，可能全國觀眾對我的文史知識評價太高了，很快有一個姓金的上海文人寫出一本書來，指出我的《文化苦旅》裏有一百多個“文史差錯”。
這是隻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聰明點子——
第一，向著“文史知識”的當紅熱點衝擊“文史知識”，立即就能成為新聞焦點；
第二，凡是買過《文化苦旅》的讀者都會去買一本他的“糾錯本”，因此幾天的發行量就能趕上《文化苦旅》十幾年的結果，而且，很多剛剛聽過我講評文史知識的電視觀眾也會去購買；
第三，現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識，又都很忙，書買來後看不明白就擱在一邊了，沒有時間去仔細查核；
第四，即使有人花時間去核查了，又寫了反駁文章，也沒有媒體會刊登。因為媒體隻報道名人出錯，不會報道名人沒出錯。
這些判斷全部應驗。全國一百六十多家報紙摘引了他的書，台灣也快速出版這本書，這本書登上了亞洲暢銷書排行榜，他本人還被**書展作為特邀嘉賓邀請到現場簽名售書。
出乎我的意料，正是在這個當口上，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悄然出現了。他就是國際知名的當代頂級學者、複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恆教授，我至今還不認識。他親自寫出了長篇文章逐一駁斥了那個人的那本書，指出真正有“駭人錯誤率”的並不是我，而是那個人，而且犯的是連高中學生也不會犯的錯誤。章培恆教授的結論是：
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對作家作這種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不但用不到負什麽責任，卻反而可以在媒體的炒作之下，一夜之間名傳遐邇。
章培恆教授這麽一個大學者的反駁，全國沒有媒體報道，因為他批評了“媒體的炒作”。隻有一家發行量很小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他的文章。這使那個姓金的人有點緊張，他的場麵已經鬧得太大，完全忘了國內還存活著幾個有學問、有耐心、有道義的文化人。他知道，隻有製造一個新謊言，才能掩蓋老謊言，於是立即戲劇性地製造了一起“餘秋雨剽竊章培恆”事件。
他又成功了。二〇〇四年六月，他在北京的一家讀書報上發表文章，揭發我論昆曲的一本著作“剽竊”了章培恆先生的幾百個字。一個月後，他又在天津的一家文學雜誌上論述這個“剽竊”事件。又過了一個月，他出版了《月暗吳天秋雨冷》一書，封麵上赫然標出“剽竊的行為，觸目驚心”。接著他又大規模地發表文章，說我寫那本書時才三十九歲，年紀輕輕就剽竊了；又說，他對我的揭露，“引起了京、滬、寧、粵等地學術界的嘩然”……
就在這時，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大會”在中國蘇州召開。為什麽選蘇州呢？因為蘇州地區產生的昆曲是中國最早進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大會的主辦者很清楚，昆曲進入名錄的關鍵之一，是我幾十年來在國際間對昆曲的那些論述。因此，他們要我親筆書寫“世界遺產大會碑”的碑文，刻石誌記。當然，我更是大會的主要演講人。
但是，不早不遲，姓金的人製造的“剽竊事件”及時發酵了。北京那個肖編輯，在網絡上掀起了一個“把餘秋雨驅逐出世界遺產大會”的運動，理由是，我對昆曲的論述“剽竊”了章培恆教授的文章。
“驅逐餘秋雨”的運動在網絡上如火如荼，很多網民一聽“驅逐”，就勁頭百倍。“世界遺產大會”怕引起混亂，連邀請我去參加的可能也沒有了，更不要說演講。
他們取得了全麵勝利。
仍然是章培恆教授，拚著病衰之身又寫出了一篇長文《餘秋雨何曾剽竊我的著作》。但是，所有發表過“剽竊”指控的報刊，都不予刊登，最後仍然隻能刊登在一個研究所的刊物上。
有一位讀者在圖書館發現，我當初在引述章培恆先生幾百字的時候加了明確的注釋。他就拍下照片，寄給那些發表過“剽竊”指控的報刊。這位讀者在寄照片的時候還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證號碼、職業、通訊地址和手機號碼，以示負責。但是，那些報刊都拒絕刊登他寄去的照片。隻有一位叫田誌淩的記者看到照片後給那個姓金的人打了電話，那個人一聽有了照片，便慌忙迴答：“我當時有點想當然。”
這就是說，他在全國報刊上指控我“剽竊”，完全是“想當然”！
那位記者把他這句“想當然”的話刊登了出來。其他所有參與誹謗的報刊，仍然都沒有刊登。
這樣的中國文人真是闊氣，掀起了如此滔天巨浪，連聯合國“世界遺產大會”也攪動了，結果居然那麽“輕巧”，而全國那麽多報刊也沒有對他作半句譴責。
對這一係列的怪事，有一個人血脈賁張，那就是楊長勳。他已經從雲南藝術學院調入廣西師範大學，天天關注著我所麵臨的文化災難，氣憤至極。來幾次電話，在痛罵之後又抽泣不已。他說自己正在動手寫一本長長的書，把我這幾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這就使他不能不匯集全部資料，結果，越讀越忿怒，越寫越激動。有幾次，他在電話中說：“昨夜一夜沒睡，喝了不少酒，我快滅絕了。”
整個二〇〇五年，他都在寫這本我不知道標題的書。他數度自費到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調查。有時，我會在清晨接到他的電話，他總是恨恨地說：“我必須揭露這些人。這些人的經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國文化就被他們糟蹋完了！”我知道，他又寫了通宵。
電話裏傳來鋼琴聲，我問是誰在彈，他說是年幼的女兒。說起女兒，他口氣才稍稍變得柔和。
二〇〇六年元旦剛過，他打來電話說：“書終於寫成了，我要讓你看一看。但請答應我，你看的時候不要過於憤怒。我已經用幾年時間代你憤怒過了，你再憤怒，就便宜他們了。”他不想把這部書稿郵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廣西南寧去取。他說，這兩天，他會最後潤飾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達南寧的。楊長勳為了書稿已經兩天沒睡，見了金克林，他又流著眼淚喝酒。結果，發生了誰也沒有想到的悲劇：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楊長勳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終年四十三歲。醫院鑒定為：心源性猝死。
那部書稿，由金克林帶到了上海，標題是：《守護餘秋雨》。
又一個生命，為我離去。他想守護我，但我沒有能守護住他。
我會一輩子記住這個名字：楊長勳。
我不知是怎麽看完書稿的。但是，看完後，我決定通過金克林，與楊長勳的妻子商量，暫時不出版這本書。書中的內容太徹底了，那幾個“偽鬥士”在“**”災難中的所作所為，在新時期以來每場政治風波中的投機表現，以及後來與盜版集團的關係，都有了證據。他甚至揭露，他們已經開始用某些神秘“基金”組建網絡團隊……
這本書中，楊長勳引用了四五十位見證人的談話記錄和文稿，卻沒有說明這些人是否已經正式授權同意發表。我相信，在他的遺物中一定能找到這些人的聯絡方式，更相信很多出版社為了獲得這部書稿都願意千方百計與他們一一簽署同意發表的授權文書。但是，即使這樣，我還是要勸阻出版。
原因有二：
第一，我們麵臨著一個隻審視被罵者、不審視罵人者的巨大陷阱，沒有人會去關注那幾個“偽鬥士”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關注了，也隻是為社會增添了惡的觀感，但這種觀感在中國已經積累太多。我不能為了洗刷自己，把他們的惡變成公共垃圾。
而且，我還從楊長勳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幾個“偽鬥士”的惡，大多是因為從小缺少善和愛的滋養，形成了一種可謂“攻擊亢奮型”的精神障礙，其實都是病人。例如那個糾纏我最久的人，小時候居然是被父母親當作物品賣掉的，即使變態，也很值得同情。這實在是一種“世代遞接災難”的人類學課題，龐大而又深遠，不應該隻是就事論事地譴責這幾個人。
據金克林說，楊長勳的妻子同意我的決定。
我和馬蘭每天都躲在深圳家裏，很少外出。樓下大門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們的一個。
馬蘭關心樓下的信箱，還是在等安徽的迴信。
這天她又沮喪地上樓了，手上拿著一封從上海轉來的英文信，交給我。
我拆開，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馬蘭發覺我的鼻子輕輕抽搐了一下，趕緊過來，問我怎麽了。她知道事情出在那封英文信上，就把那信拿過去，用一隻手拍在信紙上，問：“上麵寫了什麽？”
我又把信紙拿迴，閉了一會兒眼，抬起頭來對她說：“這是美國紐約市文化局、林肯藝術中心和美華協會聯名寫給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們評為亞洲最佳藝術家。而且，還是其中的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我盡量說得平靜。
“這不可能。我已經好幾年沒演了。”她搖頭。
“信上說，這是美國二十四位資深戲劇評論家投票的結果。他們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磯的演出。其他評委，也看了你的錄像。”我說。
她的表情開始凝凍。
我繼續說下去：“信上還說，這個獎的評判標準很嚴。‘亞洲最佳藝術家’已經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終身成就獎’更是少而又少，除了電影藝術家黑澤明，舞蹈藝術家林懷民外，中國戲曲界隻有張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數位得過。你是幾十年來這個獎項的最年輕獲得者。他們正在安排時間，你要親赴美國紐約領獎，還要準備作一個獲獎演講。”
她不說話，一直呆坐著。
我說，我陪你到外麵散散步吧。
這是傍晚時分，深圳的空氣中充滿潮氣，有點悶。我們在一條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說：“這事千萬不能讓國內的媒體報道。一報道，不知會折騰出多少是非。”
我當然知道她的意思。不是怕，我們兩人已被遭踐成這個樣子，早就不怕什麽。但是，我們還是擔心一團團嫉妒的陰雲把文化界更多的好事全都變成壞事。因此，這些年來我隻要遇到了有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的事，總是小心翼翼地躲開媒體——
例如，我應邀到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馬裏蘭大學、紐約大學作有關中華文化的巡迴演講，其實每次都很轟動。現場總有不少華文報刊的記者，我都請求他們不要報道，免得引起國內媒體的注意。
二〇〇六年初收到北京《中關村》雜誌的通知，根據他們在很多知識分子中的投票評選，我被評為“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迴信請求他們，這個消息隻能在他們自己的雜誌上低調刊登，不要廣泛報道。
又接到通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和《中華英才》編輯給我授獎，表彰我“以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持續努力，把‘深度研究’、‘親身考察’、‘有效傳播’這三項學界使命結合在一起，在海內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又立即請求他們盡量不要報道。
上海終於傳來了正麵消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決定在高等藝術院校設立大師工作室，經過評選，先確定了周小燕教授和我。這就意味著，我和妻子又可以迴上海居住了。但是我與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糾纏了很久，希望不要用“大師工作室”這個名號，因為這又會讓那些“偽鬥士”鬧上一陣。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說這是一種早就定下來的體製，改不了，但同意我的意見，不作廣泛報道。
然而，不管怎麽掩蓋，也總有缺口被那些人擠進來。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鄉出生的老屋，由於經常有不少海內外的讀者來參觀，給現在的屋主帶來很大的困擾。我聽說後就把它買下，贈送給鎮裏，請他們見到參觀的人開一下門。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維修、打掃、看管的事情超出了鄉親的能力，因此鎮裏就問縣裏，能不能由縣裏保管。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麽被一個年輕村民捅上了網，那幾個“偽鬥士”一見，又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所有的矛頭都針對著我可憐的鄉親，罵他們怎麽膽敢把我家老屋當作“文物保護單位”而試圖賺錢。我知道，這鋪天蓋地的網上風潮，一定把鎮裏的鄉親和縣裏的官員嚇著了，哪裏還敢再保存老屋。我連忙寫信給鄉親，請他們在村莊建設時把老屋拆除。
我想，無論如何，不要讓我父母親的結婚鼓樂、我媽媽的油燈書信、我祖母的衰年固守，包括篤公和情人的夜夜吟唱，全都淹沒在那幾個“偽鬥士”的口水之中。
從老屋，又想到媽媽。
我在心中輕輕地說：媽媽，那些人不僅不讓我們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還不準保留我們最早的住所！
我們又趕迴上海，去看媽媽。媽媽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著她花白的頭發，迴憶著一個個與那間老屋有關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經不能保留的事實，卻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對於越老的事，記得越清楚。我問她，從進門到灶間，一共是幾步，她快速說出。我又問她，後門小巷間的雨水缸，直徑多大，她立即張開雙臂比劃了出來。我還問她，我出生的那張床，床框上刻著哪幾句古詩，她也毫不頓挫地流暢背出。但是，這一切都將變為廢墟。
與齊華通了一次電話，他說餘鴻文先生已在四個月前去世，他也剛剛從餘鴻文先生的女婿那裏聽說。我問，老人安葬在哪裏，他說骨灰盒暫時安放在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正巧，與我父親是同一個殯儀館。
那天下午，馬蘭在家裏陪媽媽，我一個人去了殯儀館的安靈堂。馬蘭太敏感，那樣的地方不適合去。
在安靈堂，我祭拜了爸爸和餘鴻文先生的靈位。他們的位置，離得不遠。我特別向餘鴻文先生的靈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輩的長者，作為我爸爸、媽媽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點的攢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順著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還是用那種憂鬱而幽默的眼神看著我，我立即退後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裏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對麵，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走過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個月前去世的。
我又迴頭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隻隔了一條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給我講的話：“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挨打。”
我想與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商量，能不能把這兩人的位置移開一點，不要靠得那麽近。但一想這必須通過雙方家屬，非常麻煩。而且，說不出理由。
走出安靈堂大門時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掃到，就在最靠大門的地方，有一個骨灰盒上的名字有點奇怪。也姓餘，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餘頤賢，原來是他。家鄉的盜墓者，後來又做過不少好事。真是他嗎？他什麽時候到了上海？會不會是同名同姓？從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從故鄉山間的月色下一路走到這裏，很不容易。
“我知道你一定不願意，”馬蘭對我說：“你能不能參加中央電視台的任何一個節目，讓我的爸爸、媽媽看到，‘中央’並沒有‘打倒’你。”
這事既可笑又淒涼。我說，讓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節目，需要找一位專職的“文化素質評委”，希望我擔當。照理，一個辭職的高校校長是不可能參與這樣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話，猶豫了。最後，答應了。
沒想到這個節目在全國的收視率極高，而且，“文化素質”比歌曲比賽更有吸引力。選手們從題庫裏隨機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課題，支支吾吾地迴答得非常有趣；與此同時，全國無數家庭的電視機前，子女正在調皮地測試著父母親，而妻子又在斜眼看著丈夫。這一來，這個節目很快變成了一個有上億人參與的文化大課堂。一次比賽長達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講述很長時間，我想嶽父、嶽母應該寬心了。
但是，可能全國觀眾對我的文史知識評價太高了，很快有一個姓金的上海文人寫出一本書來，指出我的《文化苦旅》裏有一百多個“文史差錯”。
這是隻有上海文人才想得出的聰明點子——
第一，向著“文史知識”的當紅熱點衝擊“文史知識”，立即就能成為新聞焦點；
第二，凡是買過《文化苦旅》的讀者都會去買一本他的“糾錯本”，因此幾天的發行量就能趕上《文化苦旅》十幾年的結果，而且，很多剛剛聽過我講評文史知識的電視觀眾也會去購買；
第三，現代人既缺乏文史知識，又都很忙，書買來後看不明白就擱在一邊了，沒有時間去仔細查核；
第四，即使有人花時間去核查了，又寫了反駁文章，也沒有媒體會刊登。因為媒體隻報道名人出錯，不會報道名人沒出錯。
這些判斷全部應驗。全國一百六十多家報紙摘引了他的書，台灣也快速出版這本書，這本書登上了亞洲暢銷書排行榜，他本人還被**書展作為特邀嘉賓邀請到現場簽名售書。
出乎我的意料，正是在這個當口上，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悄然出現了。他就是國際知名的當代頂級學者、複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恆教授，我至今還不認識。他親自寫出了長篇文章逐一駁斥了那個人的那本書，指出真正有“駭人錯誤率”的並不是我，而是那個人，而且犯的是連高中學生也不會犯的錯誤。章培恆教授的結論是：
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對作家作這種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不但用不到負什麽責任，卻反而可以在媒體的炒作之下，一夜之間名傳遐邇。
章培恆教授這麽一個大學者的反駁，全國沒有媒體報道，因為他批評了“媒體的炒作”。隻有一家發行量很小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他的文章。這使那個姓金的人有點緊張，他的場麵已經鬧得太大，完全忘了國內還存活著幾個有學問、有耐心、有道義的文化人。他知道，隻有製造一個新謊言，才能掩蓋老謊言，於是立即戲劇性地製造了一起“餘秋雨剽竊章培恆”事件。
他又成功了。二〇〇四年六月，他在北京的一家讀書報上發表文章，揭發我論昆曲的一本著作“剽竊”了章培恆先生的幾百個字。一個月後，他又在天津的一家文學雜誌上論述這個“剽竊”事件。又過了一個月，他出版了《月暗吳天秋雨冷》一書，封麵上赫然標出“剽竊的行為，觸目驚心”。接著他又大規模地發表文章，說我寫那本書時才三十九歲，年紀輕輕就剽竊了；又說，他對我的揭露，“引起了京、滬、寧、粵等地學術界的嘩然”……
就在這時，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大會”在中國蘇州召開。為什麽選蘇州呢？因為蘇州地區產生的昆曲是中國最早進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大會的主辦者很清楚，昆曲進入名錄的關鍵之一，是我幾十年來在國際間對昆曲的那些論述。因此，他們要我親筆書寫“世界遺產大會碑”的碑文，刻石誌記。當然，我更是大會的主要演講人。
但是，不早不遲，姓金的人製造的“剽竊事件”及時發酵了。北京那個肖編輯，在網絡上掀起了一個“把餘秋雨驅逐出世界遺產大會”的運動，理由是，我對昆曲的論述“剽竊”了章培恆教授的文章。
“驅逐餘秋雨”的運動在網絡上如火如荼，很多網民一聽“驅逐”，就勁頭百倍。“世界遺產大會”怕引起混亂，連邀請我去參加的可能也沒有了，更不要說演講。
他們取得了全麵勝利。
仍然是章培恆教授，拚著病衰之身又寫出了一篇長文《餘秋雨何曾剽竊我的著作》。但是，所有發表過“剽竊”指控的報刊，都不予刊登，最後仍然隻能刊登在一個研究所的刊物上。
有一位讀者在圖書館發現，我當初在引述章培恆先生幾百字的時候加了明確的注釋。他就拍下照片，寄給那些發表過“剽竊”指控的報刊。這位讀者在寄照片的時候還注明了自己的身份證號碼、職業、通訊地址和手機號碼，以示負責。但是，那些報刊都拒絕刊登他寄去的照片。隻有一位叫田誌淩的記者看到照片後給那個姓金的人打了電話，那個人一聽有了照片，便慌忙迴答：“我當時有點想當然。”
這就是說，他在全國報刊上指控我“剽竊”，完全是“想當然”！
那位記者把他這句“想當然”的話刊登了出來。其他所有參與誹謗的報刊，仍然都沒有刊登。
這樣的中國文人真是闊氣，掀起了如此滔天巨浪，連聯合國“世界遺產大會”也攪動了，結果居然那麽“輕巧”，而全國那麽多報刊也沒有對他作半句譴責。
對這一係列的怪事，有一個人血脈賁張，那就是楊長勳。他已經從雲南藝術學院調入廣西師範大學，天天關注著我所麵臨的文化災難，氣憤至極。來幾次電話，在痛罵之後又抽泣不已。他說自己正在動手寫一本長長的書，把我這幾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這就使他不能不匯集全部資料，結果，越讀越忿怒，越寫越激動。有幾次，他在電話中說：“昨夜一夜沒睡，喝了不少酒，我快滅絕了。”
整個二〇〇五年，他都在寫這本我不知道標題的書。他數度自費到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調查。有時，我會在清晨接到他的電話，他總是恨恨地說：“我必須揭露這些人。這些人的經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國文化就被他們糟蹋完了！”我知道，他又寫了通宵。
電話裏傳來鋼琴聲，我問是誰在彈，他說是年幼的女兒。說起女兒，他口氣才稍稍變得柔和。
二〇〇六年元旦剛過，他打來電話說：“書終於寫成了，我要讓你看一看。但請答應我，你看的時候不要過於憤怒。我已經用幾年時間代你憤怒過了，你再憤怒，就便宜他們了。”他不想把這部書稿郵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廣西南寧去取。他說，這兩天，他會最後潤飾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達南寧的。楊長勳為了書稿已經兩天沒睡，見了金克林，他又流著眼淚喝酒。結果，發生了誰也沒有想到的悲劇：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楊長勳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終年四十三歲。醫院鑒定為：心源性猝死。
那部書稿，由金克林帶到了上海，標題是：《守護餘秋雨》。
又一個生命，為我離去。他想守護我，但我沒有能守護住他。
我會一輩子記住這個名字：楊長勳。
我不知是怎麽看完書稿的。但是，看完後，我決定通過金克林，與楊長勳的妻子商量，暫時不出版這本書。書中的內容太徹底了，那幾個“偽鬥士”在“**”災難中的所作所為，在新時期以來每場政治風波中的投機表現，以及後來與盜版集團的關係，都有了證據。他甚至揭露，他們已經開始用某些神秘“基金”組建網絡團隊……
這本書中，楊長勳引用了四五十位見證人的談話記錄和文稿，卻沒有說明這些人是否已經正式授權同意發表。我相信，在他的遺物中一定能找到這些人的聯絡方式，更相信很多出版社為了獲得這部書稿都願意千方百計與他們一一簽署同意發表的授權文書。但是，即使這樣，我還是要勸阻出版。
原因有二：
第一，我們麵臨著一個隻審視被罵者、不審視罵人者的巨大陷阱，沒有人會去關注那幾個“偽鬥士”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關注了，也隻是為社會增添了惡的觀感，但這種觀感在中國已經積累太多。我不能為了洗刷自己，把他們的惡變成公共垃圾。
而且，我還從楊長勳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幾個“偽鬥士”的惡，大多是因為從小缺少善和愛的滋養，形成了一種可謂“攻擊亢奮型”的精神障礙，其實都是病人。例如那個糾纏我最久的人，小時候居然是被父母親當作物品賣掉的，即使變態，也很值得同情。這實在是一種“世代遞接災難”的人類學課題，龐大而又深遠，不應該隻是就事論事地譴責這幾個人。
據金克林說，楊長勳的妻子同意我的決定。
我和馬蘭每天都躲在深圳家裏，很少外出。樓下大門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們的一個。
馬蘭關心樓下的信箱，還是在等安徽的迴信。
這天她又沮喪地上樓了，手上拿著一封從上海轉來的英文信，交給我。
我拆開，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馬蘭發覺我的鼻子輕輕抽搐了一下，趕緊過來，問我怎麽了。她知道事情出在那封英文信上，就把那信拿過去，用一隻手拍在信紙上，問：“上麵寫了什麽？”
我又把信紙拿迴，閉了一會兒眼，抬起頭來對她說：“這是美國紐約市文化局、林肯藝術中心和美華協會聯名寫給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們評為亞洲最佳藝術家。而且，還是其中的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我盡量說得平靜。
“這不可能。我已經好幾年沒演了。”她搖頭。
“信上說，這是美國二十四位資深戲劇評論家投票的結果。他們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磯的演出。其他評委，也看了你的錄像。”我說。
她的表情開始凝凍。
我繼續說下去：“信上還說，這個獎的評判標準很嚴。‘亞洲最佳藝術家’已經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終身成就獎’更是少而又少，除了電影藝術家黑澤明，舞蹈藝術家林懷民外，中國戲曲界隻有張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數位得過。你是幾十年來這個獎項的最年輕獲得者。他們正在安排時間，你要親赴美國紐約領獎，還要準備作一個獲獎演講。”
她不說話，一直呆坐著。
我說，我陪你到外麵散散步吧。
這是傍晚時分，深圳的空氣中充滿潮氣，有點悶。我們在一條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說：“這事千萬不能讓國內的媒體報道。一報道，不知會折騰出多少是非。”
我當然知道她的意思。不是怕，我們兩人已被遭踐成這個樣子，早就不怕什麽。但是，我們還是擔心一團團嫉妒的陰雲把文化界更多的好事全都變成壞事。因此，這些年來我隻要遇到了有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的事，總是小心翼翼地躲開媒體——
例如，我應邀到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馬裏蘭大學、紐約大學作有關中華文化的巡迴演講，其實每次都很轟動。現場總有不少華文報刊的記者，我都請求他們不要報道，免得引起國內媒體的注意。
二〇〇六年初收到北京《中關村》雜誌的通知，根據他們在很多知識分子中的投票評選，我被評為“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迴信請求他們，這個消息隻能在他們自己的雜誌上低調刊登，不要廣泛報道。
又接到通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和《中華英才》編輯給我授獎，表彰我“以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持續努力，把‘深度研究’、‘親身考察’、‘有效傳播’這三項學界使命結合在一起，在海內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又立即請求他們盡量不要報道。
上海終於傳來了正麵消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決定在高等藝術院校設立大師工作室，經過評選，先確定了周小燕教授和我。這就意味著，我和妻子又可以迴上海居住了。但是我與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糾纏了很久，希望不要用“大師工作室”這個名號，因為這又會讓那些“偽鬥士”鬧上一陣。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說這是一種早就定下來的體製，改不了，但同意我的意見，不作廣泛報道。
然而，不管怎麽掩蓋，也總有缺口被那些人擠進來。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鄉出生的老屋，由於經常有不少海內外的讀者來參觀，給現在的屋主帶來很大的困擾。我聽說後就把它買下，贈送給鎮裏，請他們見到參觀的人開一下門。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維修、打掃、看管的事情超出了鄉親的能力，因此鎮裏就問縣裏，能不能由縣裏保管。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麽被一個年輕村民捅上了網，那幾個“偽鬥士”一見，又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所有的矛頭都針對著我可憐的鄉親，罵他們怎麽膽敢把我家老屋當作“文物保護單位”而試圖賺錢。我知道，這鋪天蓋地的網上風潮，一定把鎮裏的鄉親和縣裏的官員嚇著了，哪裏還敢再保存老屋。我連忙寫信給鄉親，請他們在村莊建設時把老屋拆除。
我想，無論如何，不要讓我父母親的結婚鼓樂、我媽媽的油燈書信、我祖母的衰年固守，包括篤公和情人的夜夜吟唱，全都淹沒在那幾個“偽鬥士”的口水之中。
從老屋，又想到媽媽。
我在心中輕輕地說：媽媽，那些人不僅不讓我們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還不準保留我們最早的住所！
我們又趕迴上海，去看媽媽。媽媽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著她花白的頭發，迴憶著一個個與那間老屋有關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經不能保留的事實，卻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對於越老的事，記得越清楚。我問她，從進門到灶間，一共是幾步，她快速說出。我又問她，後門小巷間的雨水缸，直徑多大，她立即張開雙臂比劃了出來。我還問她，我出生的那張床，床框上刻著哪幾句古詩，她也毫不頓挫地流暢背出。但是，這一切都將變為廢墟。
與齊華通了一次電話，他說餘鴻文先生已在四個月前去世，他也剛剛從餘鴻文先生的女婿那裏聽說。我問，老人安葬在哪裏，他說骨灰盒暫時安放在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正巧，與我父親是同一個殯儀館。
那天下午，馬蘭在家裏陪媽媽，我一個人去了殯儀館的安靈堂。馬蘭太敏感，那樣的地方不適合去。
在安靈堂，我祭拜了爸爸和餘鴻文先生的靈位。他們的位置，離得不遠。我特別向餘鴻文先生的靈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輩的長者，作為我爸爸、媽媽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點的攢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順著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還是用那種憂鬱而幽默的眼神看著我，我立即退後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裏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對麵，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走過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個月前去世的。
我又迴頭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隻隔了一條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給我講的話：“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挨打。”
我想與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商量，能不能把這兩人的位置移開一點，不要靠得那麽近。但一想這必須通過雙方家屬，非常麻煩。而且，說不出理由。
走出安靈堂大門時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掃到，就在最靠大門的地方，有一個骨灰盒上的名字有點奇怪。也姓餘，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餘頤賢，原來是他。家鄉的盜墓者，後來又做過不少好事。真是他嗎？他什麽時候到了上海？會不會是同名同姓？從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從故鄉山間的月色下一路走到這裏，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