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九月,被閑置在紹興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終於被朝廷徵召,去鎮壓思、田二州的叛亂。臨行前,王守仁將錢德洪、王畿兩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橋上進行了一次討論。這便是明代哲學史上著名的“天泉論道”。當時,王守仁說了四句話:“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則充分發揮了“無善無噁心之體”的說法,提出“四無說”,認為既然心體是無善無惡的,那麽意、知、物都是無善無惡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無善無噁心之體”成為眾多學者樂於討論的主題。一些學者表示贊成,但也有一些學者表示反對。例如,曾經在東林書院講學的顧憲成,就強烈反對這一說法,認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無善無惡”其實隻是借用了禪宗的說法而已。一位名叫馮從吾的學者也說:“既然知是良的,為什麽性不是善的呢?”他們認為,主張“性無善無惡”將導致人們的行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約束,可能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危害。
在今天看來,王守仁的“無善無噁心之體”其實並不是強調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而是強調“有”或者“無”的。當人性推到極限,推到超出善惡的“無”的境界時,人的本體便不僅不體現為“惡”,甚至也不體現為“善”。在這位哲學家的冥想中,人的本體是一個恍恍惚惚、無聲無臭的存在,所以是“無善無惡”的。這是一種境界,而不是一個定義。這種境界無疑揉合了傳統儒學與佛、道的精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陳來先生以“有無之境”四字來概括王守仁的哲學精神。“無善無惡”,正是一種“無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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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文人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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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絕少有職業的文學家。士人自幼讀書,首先成為儒家學者,以成為聖賢為標的;通過科舉取得做官身份,接著便是官僚,以忠君愛國為行事準則。在此之外,一切都是業餘的。繪畫、書法、詩文,在他們看來,都是雕蟲小技。即便如此,中國古代卻也從不缺乏文藝方麵的天才和大師。業餘精神薰陶下的中國文人,也將一種業餘的心態摹寫到極致。
跟常人一樣,王守仁對於詩文的態度,也是不重視的,然而其思想的純熟圓融,將其詩文催化得爛漫天然,臻於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輝煌的軍功以及豪邁的性格,卻讓明末一位學者不由得嘆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說這句話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王守仁曾經評價唐代的韓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沒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樣的評價。王守仁在文學上的造詣,也確是足以稱雄一代。“獨坐秋庭月色新,幹坤何處一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是何等氣定神閑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又是何等豪情萬丈的氣勢啊!
作為文學家的王守仁,也許早於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為青年時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長作八股文而聞名。他的父親王華曾中過狀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麵有非凡的造詣,對兒子的教育也從來沒有放鬆過。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學問曆程時,也說“始泛濫於詞章”。詞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稱時文、製藝、製義。關於八股文,《儒林外史》裏一段話說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做甚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這說明,八股文雖然在思想性、審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訓練對於一個人的文學素養來說,是極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師的訓練,其中必要的一門功課應當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傳很少。然而,清代學者梁章钜在他的《製義叢話》中,評點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間,列舉了錢福、顧清、唐寅、倫文敘、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著名畫家而擅長八股文,也許確實令人驚詫。當然,王守仁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間,似乎也說明他作為八股文專家的份量之重。據說,他留下了一篇題為《子噲不得與人燕》的策論。評家們都說:“讀王文成公《子噲不得與人燕》篇,從中可以看見他擒獲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講究的是學著聖賢的語氣,代聖賢們來講話,最需要“以文載道”。評家們說讀王守仁這篇文字,能看出他後來擒拿叛逆的心誌和豪氣來,說明王守仁的文字確有獨到之處。當然,對於王守仁的這篇文字,並非全然是一片讚譽之聲。明末江西的一位書生艾南英就曾經說:“古文要長短句相間,這篇文章純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來反對他的說法,說:“《尚書》、《周易》都是短句,難道也不合文法嗎?這樣評文章,可見艾南英迂腐到了極點。”無論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後人反覆議論,本身就說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詣。
清代學者朱彝尊曾說:“王守仁的勳業、氣節、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為思想家的一麵漸漸掩蓋了他作為文學家的一麵。從清朝初年起,作為文學家的王陽明逐漸被人們遺忘。人們談論明代的文學,會想到前七子、後七子,會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實際上,他是明代複古文風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學實踐又足以開後來性靈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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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來,王守仁的“無善無噁心之體”其實並不是強調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而是強調“有”或者“無”的。當人性推到極限,推到超出善惡的“無”的境界時,人的本體便不僅不體現為“惡”,甚至也不體現為“善”。在這位哲學家的冥想中,人的本體是一個恍恍惚惚、無聲無臭的存在,所以是“無善無惡”的。這是一種境界,而不是一個定義。這種境界無疑揉合了傳統儒學與佛、道的精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陳來先生以“有無之境”四字來概括王守仁的哲學精神。“無善無惡”,正是一種“無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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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文人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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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絕少有職業的文學家。士人自幼讀書,首先成為儒家學者,以成為聖賢為標的;通過科舉取得做官身份,接著便是官僚,以忠君愛國為行事準則。在此之外,一切都是業餘的。繪畫、書法、詩文,在他們看來,都是雕蟲小技。即便如此,中國古代卻也從不缺乏文藝方麵的天才和大師。業餘精神薰陶下的中國文人,也將一種業餘的心態摹寫到極致。
跟常人一樣,王守仁對於詩文的態度,也是不重視的,然而其思想的純熟圓融,將其詩文催化得爛漫天然,臻於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輝煌的軍功以及豪邁的性格,卻讓明末一位學者不由得嘆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說這句話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王守仁曾經評價唐代的韓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沒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樣的評價。王守仁在文學上的造詣,也確是足以稱雄一代。“獨坐秋庭月色新,幹坤何處一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是何等氣定神閑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又是何等豪情萬丈的氣勢啊!
作為文學家的王守仁,也許早於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為青年時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長作八股文而聞名。他的父親王華曾中過狀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麵有非凡的造詣,對兒子的教育也從來沒有放鬆過。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學問曆程時,也說“始泛濫於詞章”。詞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稱時文、製藝、製義。關於八股文,《儒林外史》裏一段話說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做甚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這說明,八股文雖然在思想性、審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訓練對於一個人的文學素養來說,是極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師的訓練,其中必要的一門功課應當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傳很少。然而,清代學者梁章钜在他的《製義叢話》中,評點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間,列舉了錢福、顧清、唐寅、倫文敘、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著名畫家而擅長八股文,也許確實令人驚詫。當然,王守仁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間,似乎也說明他作為八股文專家的份量之重。據說,他留下了一篇題為《子噲不得與人燕》的策論。評家們都說:“讀王文成公《子噲不得與人燕》篇,從中可以看見他擒獲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講究的是學著聖賢的語氣,代聖賢們來講話,最需要“以文載道”。評家們說讀王守仁這篇文字,能看出他後來擒拿叛逆的心誌和豪氣來,說明王守仁的文字確有獨到之處。當然,對於王守仁的這篇文字,並非全然是一片讚譽之聲。明末江西的一位書生艾南英就曾經說:“古文要長短句相間,這篇文章純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來反對他的說法,說:“《尚書》、《周易》都是短句,難道也不合文法嗎?這樣評文章,可見艾南英迂腐到了極點。”無論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後人反覆議論,本身就說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詣。
清代學者朱彝尊曾說:“王守仁的勳業、氣節、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為思想家的一麵漸漸掩蓋了他作為文學家的一麵。從清朝初年起,作為文學家的王陽明逐漸被人們遺忘。人們談論明代的文學,會想到前七子、後七子,會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實際上,他是明代複古文風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學實踐又足以開後來性靈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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