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這是仁愛思想在教育方麵的具體運用，是他教育思想中備受讚譽的一點。在那個貴賤的等級差別、社會的家族界限還非常嚴格的時代，孔子能不分等級家族，對所有求教者給以教育，這就不僅僅是開明，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大的改革意義。那些根本沒有資格入官學的平民子弟，在實施“有教無類”原則的孔子這裏受到了教育，大量轉入士的行列。後來開辦私學的人紛紛效法，從而使士階層不斷壯大。
孔子教學經驗豐富，又善於分析、思考，因而提出了一係列教學方法。他主張因材施教，同一個道理，對不同性格的學生闡述的重點和要求是不一樣的，他對子路、冉有講“聞斯行諸”即是好例。他根據學生特長和性格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就是為了因材施教。他善於進行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述而》)這是要學生自己思考問題，找出答案，隻有當他想了但想不通，要說但說不出的時候，再給以指點，從而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這樣做的好處是調動了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學生們不僅學到了知識，也學會思考問題的方法。孔子教學的又一特點是理論聯繫實際，他給學生講授六經，同時結合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開討論，學生通過討論對孔子思想領會得更深，孔子也從學生的智慧中受益，實現了教學相長。孔子對於學生不但進行言教，也進行身教，他本身就是儒家倫理的楷模，他有高度的原則性，百折不撓的毅力，豐富的古文獻知識，多種多樣的實用技能，達觀的生活態度，謙虛和善的待人之道等等。他的人格力量對弟子們的影響，遠遠超過言教。子貢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子張》)顏淵說，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罕》)弟子們對孔子人格、學問無比崇敬、仰慕，一生追隨孔子並努力實踐他的主張和理想，這都是孔子言教、身教並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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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述而》)束脩即10條幹肉。凡帶這點禮物去見孔子的，都會得到他的教誨。
第三章 儒家思想的發展
第一節 原始儒家
原始儒家指的是由孔子開創的，孟子、荀子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們繼承他的事業，傳播他的思想。由於出身、生活條件以及性格、閱曆的不同，他們對孔子的理解便各不相同了。因此儒家內部分裂為八個小的派別：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一曰孫卿)的孫氏之儒。
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戰國時代鄒國人。《史記·孟荀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思想敏捷，能言善辯，也和孔子一樣聚徒講學，遊說諸侯。不過孟子時代，士階層進一步壯大，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雖然孟子所說的，諸侯仍然不聽，但待遇比孔子大大不同。他乘車出去，後麵總要有幾十輛車跟隨，而且有許多人服侍。
孟子積極保衛孔子的思想傳統。當時楊朱的為我思想，墨子的兼愛思想盛行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為我”是對國家政權組織和君主製的否定，“兼愛”是對家族組織和父權製的否定，兩者都向儒家禮的觀念提出嚴重挑戰。孟子大聲疾唿，對楊墨提出尖銳的指控：“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常常與楊墨之徒展開辯論，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思想的特點是大大地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他是儒家仁義派的代表。在政治上，他把孔子“德政”發展為“仁政”。他認為，每個諸侯都應該從自己的仁心出發，對人民推行仁政。仁政的首要一條是“製民之產”，讓老百姓有田產。孟子認為，民眾有了穩定的家業，才會有穩定的思想，尊重現時的社會秩序;如果他們沒有穩定的家業，當然不會有穩定的思想，就會幹各種違法的事。行政長官作為民之父母，應該認識到，人都是要吃穿、養家餬口的，不能讓他們辛苦一年，結果連家都不能養。照孟子的看法，在各種治民的方法中，最好的就是將土地分為公田與私田，公田歸貴族，私田分給農民。讓農民在公田上勞動，為貴族出勞役，他稱之為“助”;公田上的農活結束，才可以在私田上勞動，私田上的收入屬於農民自己。這就是井田製，標準的井田製是將一平方裏900畝的土地劃為九塊，每塊100畝，其中800畝分給八個農戶，讓他們各占有私田100畝，另外100畝是公田。在井田製的基礎上，還要實行不違農時、封山育林等政策，從而取得用不完的財富，使人民“養生喪死無憾”。提倡經營蠶桑，養家畜家禽，使70歲的人可以穿綢吃肉;再將學校開辦起來，灌輸孝悌的道德觀念;就可以做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認為這就是王道政治。這樣的目標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當時卻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孟子很有信心地說，能做到這點的人即可以“王天下”。
孟子主張有利於農民，但並不同意許行、陳相等人的農家觀點。農家認為，統治者應該與農民一樣參加勞動，政務利用早晚吃飯的時候來處理。這是一種絕對的平等觀。孟子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社會必須有分工：百工從事製造陶器、縫衣製帽等工作，必須與務農分工，人不可能邊務農邊做百工;同樣治國與務農也要有分工，人不可能邊務農邊治理國家。他說，治國的人是勞心者，務農的人是勞力者。勞心者是管理者，勞力者是被管理者，勞心者不能參加體力勞動，要由別人來養活，而勞力者則要參加體力勞動，去養活勞心者。不然這個社會便無法維持。分工是人類進步的標誌，農家否定分工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孟子在這裏隻看到分工的合理性，卻沒有看到，它給了一部分人利用分工對於他人進行剝削和統治的機會。缺少必要的監督，管理者便會將職權變成特權，對社會造成危害。
孟子主張民貴、君輕，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社稷存亡，君主廢立全在民心的向背，天子之所以為天子，不是因為他有勢力，而是因為他得到民眾的擁護。所以君主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他的行動危害社稷，引起民眾的不滿之時，就應該更換。民貴當然不是說民比君更尊貴，而是封建社會思想家看到民眾地位的重要性，對人民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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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學經驗豐富，又善於分析、思考，因而提出了一係列教學方法。他主張因材施教，同一個道理，對不同性格的學生闡述的重點和要求是不一樣的，他對子路、冉有講“聞斯行諸”即是好例。他根據學生特長和性格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就是為了因材施教。他善於進行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述而》)這是要學生自己思考問題，找出答案，隻有當他想了但想不通，要說但說不出的時候，再給以指點，從而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這樣做的好處是調動了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學生們不僅學到了知識，也學會思考問題的方法。孔子教學的又一特點是理論聯繫實際，他給學生講授六經，同時結合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開討論，學生通過討論對孔子思想領會得更深，孔子也從學生的智慧中受益，實現了教學相長。孔子對於學生不但進行言教，也進行身教，他本身就是儒家倫理的楷模，他有高度的原則性，百折不撓的毅力，豐富的古文獻知識，多種多樣的實用技能，達觀的生活態度，謙虛和善的待人之道等等。他的人格力量對弟子們的影響，遠遠超過言教。子貢說：“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子張》)顏淵說，孔子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罕》)弟子們對孔子人格、學問無比崇敬、仰慕，一生追隨孔子並努力實踐他的主張和理想，這都是孔子言教、身教並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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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述而》)束脩即10條幹肉。凡帶這點禮物去見孔子的，都會得到他的教誨。
第三章 儒家思想的發展
第一節 原始儒家
原始儒家指的是由孔子開創的，孟子、荀子發展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們繼承他的事業，傳播他的思想。由於出身、生活條件以及性格、閱曆的不同，他們對孔子的理解便各不相同了。因此儒家內部分裂為八個小的派別：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韓非子·顯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一曰孫卿)的孫氏之儒。
孟子(約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軻，戰國時代鄒國人。《史記·孟荀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思想敏捷，能言善辯，也和孔子一樣聚徒講學，遊說諸侯。不過孟子時代，士階層進一步壯大，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雖然孟子所說的，諸侯仍然不聽，但待遇比孔子大大不同。他乘車出去，後麵總要有幾十輛車跟隨，而且有許多人服侍。
孟子積極保衛孔子的思想傳統。當時楊朱的為我思想，墨子的兼愛思想盛行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為我”是對國家政權組織和君主製的否定，“兼愛”是對家族組織和父權製的否定，兩者都向儒家禮的觀念提出嚴重挑戰。孟子大聲疾唿，對楊墨提出尖銳的指控：“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常常與楊墨之徒展開辯論，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思想的特點是大大地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他是儒家仁義派的代表。在政治上，他把孔子“德政”發展為“仁政”。他認為，每個諸侯都應該從自己的仁心出發，對人民推行仁政。仁政的首要一條是“製民之產”，讓老百姓有田產。孟子認為，民眾有了穩定的家業，才會有穩定的思想，尊重現時的社會秩序;如果他們沒有穩定的家業，當然不會有穩定的思想，就會幹各種違法的事。行政長官作為民之父母，應該認識到，人都是要吃穿、養家餬口的，不能讓他們辛苦一年，結果連家都不能養。照孟子的看法，在各種治民的方法中，最好的就是將土地分為公田與私田，公田歸貴族，私田分給農民。讓農民在公田上勞動，為貴族出勞役，他稱之為“助”;公田上的農活結束，才可以在私田上勞動，私田上的收入屬於農民自己。這就是井田製，標準的井田製是將一平方裏900畝的土地劃為九塊，每塊100畝，其中800畝分給八個農戶，讓他們各占有私田100畝，另外100畝是公田。在井田製的基礎上，還要實行不違農時、封山育林等政策，從而取得用不完的財富，使人民“養生喪死無憾”。提倡經營蠶桑，養家畜家禽，使70歲的人可以穿綢吃肉;再將學校開辦起來，灌輸孝悌的道德觀念;就可以做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認為這就是王道政治。這樣的目標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當時卻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孟子很有信心地說，能做到這點的人即可以“王天下”。
孟子主張有利於農民，但並不同意許行、陳相等人的農家觀點。農家認為，統治者應該與農民一樣參加勞動，政務利用早晚吃飯的時候來處理。這是一種絕對的平等觀。孟子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社會必須有分工：百工從事製造陶器、縫衣製帽等工作，必須與務農分工，人不可能邊務農邊做百工;同樣治國與務農也要有分工，人不可能邊務農邊治理國家。他說，治國的人是勞心者，務農的人是勞力者。勞心者是管理者，勞力者是被管理者，勞心者不能參加體力勞動，要由別人來養活，而勞力者則要參加體力勞動，去養活勞心者。不然這個社會便無法維持。分工是人類進步的標誌，農家否定分工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孟子在這裏隻看到分工的合理性，卻沒有看到，它給了一部分人利用分工對於他人進行剝削和統治的機會。缺少必要的監督，管理者便會將職權變成特權，對社會造成危害。
孟子主張民貴、君輕，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下》)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社稷存亡，君主廢立全在民心的向背，天子之所以為天子，不是因為他有勢力，而是因為他得到民眾的擁護。所以君主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他的行動危害社稷，引起民眾的不滿之時，就應該更換。民貴當然不是說民比君更尊貴，而是封建社會思想家看到民眾地位的重要性，對人民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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