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歐洲軍隊還不像清末那般和東方軍隊形成了代差，總體上而言也不過是一支舊式的中古軍隊而已，兩邊真打起來，歐洲軍隊還說不準能不能打得過清軍綠營，清廷瘋了才會讓他們來調教兵馬，侯俊铖估計，最多也就是像之前一樣委派一些炮隊教官，然後荷蘭人搞一些水師來協助清軍管理海疆。
隻有這“協議關稅”一事讓侯俊铖極感興趣，中土政權長期作為全球最大的手工業生產國，在海貿上是有不可比擬的優勢的，中土政權基本不需要出海去擴張海貿，隻要在沿海開放港口貿易，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外番商船自動在港口刷新，然後送來大筆的銀錢來采買貨物，中土政權隻要坐地收錢，便有源源不斷的白銀流入。
但這種優勢也導致了幾個影響深遠的後果，一方麵中土政權因為可以坐地收錢，就沒有發展遠洋水師掌控海道的動力，以至於大航海之前，遠洋海道基本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裏，大航海之後，又掌握在了西歐國家手裏。
海道掌握在別人手裏，貨物的定價權自然也被別人控製，中土政權作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國，看似借著海貿流入大筆白銀，但實際上賺的卻都是辛苦錢，大陸上的工坊和官紳拚命內卷，把價格壓得極低，工坊工人、農戶佃戶飽受壓迫，工坊主和官紳地主也是薄利多銷，掌握海道的阿拉伯商人、西番殖民者這些二道販子，轉手一賣卻能賺得盆滿缽滿。
同時海道掌握在別人手裏，自然就容易被別人“貿易製裁”，後世常說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可相比於同時期的其他國家來說，明清已經算是“自由貿易”了。
西班牙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以王室命令禁止西班牙商人與明清直接貿易，進口的中國商品需整批估價，然後按比例分配給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荷蘭在占據香料群島之後便禁止向明清出售丁香，並驅逐中國商船；法國在1686年便嚴令任何公共場合和家中都禁止所有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商品；英國更是直接規定隻有英國本土和英屬殖民地的船隻才能靠港。
說白了，海上貿易最賺錢的方式從來就不是自由交易，海貿的暴利，天生就是靠著艦隊搶占海道、壟斷整個市場，這個道理在東方也是如此，明成祖時期六下西洋，卻也是明代執行海禁最為嚴厲的時刻，鄭和的艦隊縱橫四海，私人海商卻是一律不準下西洋海貿的。
另一個問題便是這關稅的問題，中土政權對海貿沒有係統性的認知，對於國外的海關稅收也少有研究，對於海關關稅的計算，基本是硬套內河卡口的關稅，加之缺乏水師難以禁絕走私，故而關稅一直是比較低的。
清代海關關稅相比明代有所上調，但進口稅率也才16%，出口稅率更是隻有4%，對外國商船，尤其是朝貢船隊不僅廢除了前明的一些稅種，而且秉持著“損之又損”的原則，在常額之外又有優惠，對於一貫恭敬、關係良好的藩屬國，比如朝鮮、琉球等國，還實行了貢船免稅的政策。
這種稅率比同時期實行自由稅率、在歐洲稅率最低的法國還要低，更比不上大多數歐洲國家動輒五六成、七八成的關稅稅率，後世號稱自由貿易的英國，在此時對許多特定商品還保持著百分之百的高昂關稅，甚至可以說，正是英國利用高稅率的貿易壁壘和貿易壟斷的方式對本土棉紡織業進行保護，讓它們沒有被印度和中國的廉價紡織品衝垮，因此才有了工業革命的基礎。
清廷的水師連鄭家都打不過、近海都守不住，讓他們去組建一支遠洋水師，像明成祖下西洋一般奪迴貿易海道，打死侯俊铖都不敢相信，荷蘭人也不可能幫著清廷組建一支水師來揍自己，清廷派遣使團去巴達維亞參訪，定然是要學習西方的海關關稅製度了。
如今的清廷和後世那蹣跚迂腐的老弱國家不能相提並論，清廷很早以前就開始招募傳教士和西番教官管理炮隊，在福建麵對鄭家吃了虧之後就一直在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合作和談判。
康熙皇帝和納蘭明珠不是後代子孫那種閉目不見、遮耳不聞之人，與荷蘭人正經接觸了這麽久，對他們的體製製度多少會有些了解，在這缺錢少銀的時候關注到荷蘭的海關關稅製度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
侯俊铖不由得在想，清廷會不會早個幾百年就找個荷蘭人來幫忙管理海關，畢竟清廷從海關上收不到什麽稅，稅率低還是其次，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因為控製不住走私。
清廷官僚體係整體的問題，導致報關過程冗長、手續眾多、貪汙嚴重，一船貨物正常報關時間可能長達一月左右，以至於雖然走私的費用比正常的費用更高，但海商卻依舊寧願走私，加之中國海疆綿長，沿海官紳又互相勾結、上下遮掩，清廷又缺乏水師查處，走私便難以禁止。
自明代開始禁海，到清廷從反複展海禁海，從四口通商變成一口通商，都是因為走私猖獗的緣故，但若是任用荷蘭人管理海關，便沒有這些顧慮，荷蘭人有船隊可以緝私，又是外番之人，官紳豪商想要勾結他們的成本便大大增加，隻要能抑製住走私，海關關稅和荷蘭人分成之後，恐怕也會比以前翻倍的增長。
利用外番管理海關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早在唐宋時期就有招募阿拉伯商人管理市舶司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宋末元初的蒲壽庚，清廷如今反正是一種病急亂投醫的狀態，再搞出個荷蘭籍的蒲家也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至於後果影響什麽的，那都得活下來才有機會去處理。
隻要能賺錢，兩口通商之後把海關打包賣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管轄，想來康熙皇帝眼都不會眨一下。
隻有這“協議關稅”一事讓侯俊铖極感興趣，中土政權長期作為全球最大的手工業生產國，在海貿上是有不可比擬的優勢的，中土政權基本不需要出海去擴張海貿，隻要在沿海開放港口貿易，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外番商船自動在港口刷新，然後送來大筆的銀錢來采買貨物，中土政權隻要坐地收錢，便有源源不斷的白銀流入。
但這種優勢也導致了幾個影響深遠的後果，一方麵中土政權因為可以坐地收錢，就沒有發展遠洋水師掌控海道的動力，以至於大航海之前，遠洋海道基本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裏，大航海之後，又掌握在了西歐國家手裏。
海道掌握在別人手裏，貨物的定價權自然也被別人控製，中土政權作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國，看似借著海貿流入大筆白銀，但實際上賺的卻都是辛苦錢，大陸上的工坊和官紳拚命內卷，把價格壓得極低，工坊工人、農戶佃戶飽受壓迫，工坊主和官紳地主也是薄利多銷，掌握海道的阿拉伯商人、西番殖民者這些二道販子，轉手一賣卻能賺得盆滿缽滿。
同時海道掌握在別人手裏，自然就容易被別人“貿易製裁”，後世常說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可相比於同時期的其他國家來說，明清已經算是“自由貿易”了。
西班牙在十六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以王室命令禁止西班牙商人與明清直接貿易，進口的中國商品需整批估價，然後按比例分配給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荷蘭在占據香料群島之後便禁止向明清出售丁香，並驅逐中國商船；法國在1686年便嚴令任何公共場合和家中都禁止所有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商品；英國更是直接規定隻有英國本土和英屬殖民地的船隻才能靠港。
說白了，海上貿易最賺錢的方式從來就不是自由交易，海貿的暴利，天生就是靠著艦隊搶占海道、壟斷整個市場，這個道理在東方也是如此，明成祖時期六下西洋，卻也是明代執行海禁最為嚴厲的時刻，鄭和的艦隊縱橫四海，私人海商卻是一律不準下西洋海貿的。
另一個問題便是這關稅的問題，中土政權對海貿沒有係統性的認知，對於國外的海關稅收也少有研究，對於海關關稅的計算，基本是硬套內河卡口的關稅，加之缺乏水師難以禁絕走私，故而關稅一直是比較低的。
清代海關關稅相比明代有所上調，但進口稅率也才16%，出口稅率更是隻有4%，對外國商船，尤其是朝貢船隊不僅廢除了前明的一些稅種，而且秉持著“損之又損”的原則，在常額之外又有優惠，對於一貫恭敬、關係良好的藩屬國，比如朝鮮、琉球等國，還實行了貢船免稅的政策。
這種稅率比同時期實行自由稅率、在歐洲稅率最低的法國還要低，更比不上大多數歐洲國家動輒五六成、七八成的關稅稅率，後世號稱自由貿易的英國，在此時對許多特定商品還保持著百分之百的高昂關稅，甚至可以說，正是英國利用高稅率的貿易壁壘和貿易壟斷的方式對本土棉紡織業進行保護，讓它們沒有被印度和中國的廉價紡織品衝垮，因此才有了工業革命的基礎。
清廷的水師連鄭家都打不過、近海都守不住，讓他們去組建一支遠洋水師，像明成祖下西洋一般奪迴貿易海道，打死侯俊铖都不敢相信，荷蘭人也不可能幫著清廷組建一支水師來揍自己，清廷派遣使團去巴達維亞參訪，定然是要學習西方的海關關稅製度了。
如今的清廷和後世那蹣跚迂腐的老弱國家不能相提並論，清廷很早以前就開始招募傳教士和西番教官管理炮隊，在福建麵對鄭家吃了虧之後就一直在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合作和談判。
康熙皇帝和納蘭明珠不是後代子孫那種閉目不見、遮耳不聞之人，與荷蘭人正經接觸了這麽久，對他們的體製製度多少會有些了解，在這缺錢少銀的時候關注到荷蘭的海關關稅製度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
侯俊铖不由得在想，清廷會不會早個幾百年就找個荷蘭人來幫忙管理海關，畢竟清廷從海關上收不到什麽稅，稅率低還是其次，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因為控製不住走私。
清廷官僚體係整體的問題，導致報關過程冗長、手續眾多、貪汙嚴重，一船貨物正常報關時間可能長達一月左右，以至於雖然走私的費用比正常的費用更高，但海商卻依舊寧願走私，加之中國海疆綿長，沿海官紳又互相勾結、上下遮掩，清廷又缺乏水師查處，走私便難以禁止。
自明代開始禁海，到清廷從反複展海禁海，從四口通商變成一口通商，都是因為走私猖獗的緣故，但若是任用荷蘭人管理海關，便沒有這些顧慮，荷蘭人有船隊可以緝私，又是外番之人，官紳豪商想要勾結他們的成本便大大增加，隻要能抑製住走私，海關關稅和荷蘭人分成之後，恐怕也會比以前翻倍的增長。
利用外番管理海關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早在唐宋時期就有招募阿拉伯商人管理市舶司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宋末元初的蒲壽庚，清廷如今反正是一種病急亂投醫的狀態，再搞出個荷蘭籍的蒲家也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至於後果影響什麽的，那都得活下來才有機會去處理。
隻要能賺錢，兩口通商之後把海關打包賣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管轄，想來康熙皇帝眼都不會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