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京師,大街小巷之中,翻湧著玄青色的經幡,順天府差役挨家挨戶的收走彩幌,連臨街的店鋪都掛上了玄色的彩旗,就連酒旗上都被勒令纏上朱絲,官差和民夫沿著禦道灑掃不停,步軍衙門的兵丁提著粗壯的水火棍,將禦道附近雜亂的鋪子統統掀翻,勒令擺攤的小商販立刻滾蛋。
京師正在準備著一場郊祭大典,康熙皇帝將親自前往京師孔廟祭祀大成至聖先師,此番祭孔可以說是大清開國以來最為宏大的一場,不僅康熙皇帝將會親至,京中文武百官、勳貴宗親,還有各地趕來的以衍聖公為首的大儒名家皆會參與,幾乎是匯集了當今長江以北大清治下的所有賢達尊貴之人。
康熙皇帝辦起這麽大的場麵,自然不會是臨時起意,而是準備以這場祭孔大典表明大清“護衛名教、遵奉先師”的態度,是要以“實際行動”來駁斥紅營的“惑民妖言”,以此“定萬民之心、昌中華文脈”。
自王夫之在江西講學之後,紅營是徹底擺明了自己的態度,對儒家要“正本清源”,對孔氏要“打倒孔家店”,對原有的綱常倫理則要摒棄推翻,要以新文化代替舊文化、新道德代替舊道德,自然引起了天下轟動,士林之中爭論不休。
滿清作為當今天下的“正統朝廷”,自然也不可能坐看紅營“六經注我”,第一時間便組織文士大儒展開辯經,對王夫之和紅營的理論大加批判。
康熙自己都專門寫了文章駁斥,聲言:“中華自秦漢以來,早已抱定,皇帝為國家之根本,聖教為文化之根本,聖人之道,孝悌忠信,此中華曆代之信條,數千年來未曾中斷,天經地義不可磨滅,為萬民之所共同敬仰者也。”
“紅營赤禍橫流江西,刪節倫理、廢除綱常、毀滅聖廟,高唱邪說,置六經於高閣,列雜學於教科,離經叛道、摧殘國本,使無智愚民,受其蠱惑,滅盡天理人倫,此番紅營賊寇所謂整風肅紀,便有子責父、妻告夫此類大逆綱常之行,皆因紅營賊寇以邪說掘滅我中華道德根基,因而亂象橫生也!”
“由此可論,若赤禍流毒蔓延於天下,使千年之文脈就此斷絕,華夏大地必然是禽獸橫行於世,定使天下大亂、萬民受其殃害,而中華自此陸沉,可謂亡天下也!”
清廷自然不會單單隻打嘴仗,既然紅營是堅決要走“正本清源”那條路了,滿清自然是要抱死綱常倫理的舊道德,以此團結孔氏這些豪門大族和官紳士人,一方麵,康熙皇帝下旨召集名儒編纂《忠孝讀本》,取曆史上著名的忠孝故事印發成冊分發各省,以此“宣節烈,揚忠孝”。
隨後,清廷又緊急頒布《倡忠義節烈詔》,明確規定了對“忠臣”、“孝子”,“烈女”,“義仆”的界定和表彰獎勵的辦法,以此宣揚“忠孝節義”,並令各省收集此類事跡,大加褒獎。
紅營在江西各地拆毀孔廟、廢除春秋祭祀、禁止私自祀孔,清廷自然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康熙皇帝下令於京師孔廟新修先師廟西廡及“啟聖祠”,然後親筆手書“萬事師表”的匾額懸掛於京師孔廟的大成殿上,隨後下旨加封先師五代並為王爵,令各省修繕孔廟、舉行祀典,為此還允許各省暫留一部分留存以專款使用。
此番康熙親往孔廟祭祀也是出於此目的,春祭之時王夫之還沒去江西講學,清廷祀孔還是按照往常的規格,甚至因為國用艱難,規格還有所縮減,康熙皇帝也沒有去摻和,隻是照往常派了禮部的官員前去主持。
可等王夫之和紅營的言論震動天下,康熙皇帝要用祀孔邀買人心,之前的春祭就顯得太過寒酸隨意了,而若是再等到秋祭,這股風潮沒準都已經降下去了,便隻能趕個晚集,造成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大,康熙皇帝因此才決定臨時再加辦一場盛大的祀孔祭典。
不僅自己親臨,還帶上文武百官、宗親貴胄,又廣邀天下名儒,除了南方和西北隔得太遠,從山東到河南、從直隸到山西,從衍聖公到略有名望的士林新秀,幾乎全數邀請入京,來參與這場祭孔的盛會。
萬斯同在京師編纂《明史》,自然也在“邀請”之列,他還沒法像京外的那些士林人物一般找理由不來,身為聖人門徒、孔教弟子,朝廷辦祭孔大典,身在京師卻不來參與,這豈不是明晃晃的對朝廷有異心?
如今清廷正是敏感的時候,一方麵紅營占據大半個江西,隱隱有成基立業、顛覆天下之勢,那些本就對清廷不滿的士林人物,甚至兩麵下注的清廷官吏,許多人就主動去和紅營勾勾搭搭,直到紅營開始搞整風肅紀“內鬥”,這種趨勢才緩和了下來,但如今清廷之下有多少暗中和紅營有聯係,甚至於已經投靠紅營的人?誰也說不清楚。
另一方麵,清廷如今的革新自救,各條政策陸續施行,剛剛開了個頭就遭到激烈的抵製,內部問題同樣很嚴重,明著反對的還好處理,就怕那些陽奉陰違的家夥,平日裏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關鍵時候卻大搞破壞。
內外夾攻之下,清廷自然也就敏感無比,在這時候若是表現出對朝廷的異心,必然要被清廷捉去掉了腦袋,萬斯同身上還擔著責任,更是謹小慎微,平日裏辦事纂文都比明史館裏的其他同仁要恭謹努力,往往是“清晨即至、深夜方歸”,因此康熙皇帝還專門下旨對其進行嘉獎。
如今萬斯同是照樣恭謹,早早就來到孔廟附近等著,孔廟裏還在進行著最後的灑掃,管事的內務府大太監都入宮去了還沒迴來,萬斯同也是百無聊賴,便讓隨同的小廝去買了一張報紙打發時間,隻看了個標題,便是冷笑陣陣:“鄭軍和紅營打起來了?好家夥,皇上剛剛要祭孔,鄭家和紅營就自相殘殺起來,這豈不是聖人顯靈、天佑大清?”
京師正在準備著一場郊祭大典,康熙皇帝將親自前往京師孔廟祭祀大成至聖先師,此番祭孔可以說是大清開國以來最為宏大的一場,不僅康熙皇帝將會親至,京中文武百官、勳貴宗親,還有各地趕來的以衍聖公為首的大儒名家皆會參與,幾乎是匯集了當今長江以北大清治下的所有賢達尊貴之人。
康熙皇帝辦起這麽大的場麵,自然不會是臨時起意,而是準備以這場祭孔大典表明大清“護衛名教、遵奉先師”的態度,是要以“實際行動”來駁斥紅營的“惑民妖言”,以此“定萬民之心、昌中華文脈”。
自王夫之在江西講學之後,紅營是徹底擺明了自己的態度,對儒家要“正本清源”,對孔氏要“打倒孔家店”,對原有的綱常倫理則要摒棄推翻,要以新文化代替舊文化、新道德代替舊道德,自然引起了天下轟動,士林之中爭論不休。
滿清作為當今天下的“正統朝廷”,自然也不可能坐看紅營“六經注我”,第一時間便組織文士大儒展開辯經,對王夫之和紅營的理論大加批判。
康熙自己都專門寫了文章駁斥,聲言:“中華自秦漢以來,早已抱定,皇帝為國家之根本,聖教為文化之根本,聖人之道,孝悌忠信,此中華曆代之信條,數千年來未曾中斷,天經地義不可磨滅,為萬民之所共同敬仰者也。”
“紅營赤禍橫流江西,刪節倫理、廢除綱常、毀滅聖廟,高唱邪說,置六經於高閣,列雜學於教科,離經叛道、摧殘國本,使無智愚民,受其蠱惑,滅盡天理人倫,此番紅營賊寇所謂整風肅紀,便有子責父、妻告夫此類大逆綱常之行,皆因紅營賊寇以邪說掘滅我中華道德根基,因而亂象橫生也!”
“由此可論,若赤禍流毒蔓延於天下,使千年之文脈就此斷絕,華夏大地必然是禽獸橫行於世,定使天下大亂、萬民受其殃害,而中華自此陸沉,可謂亡天下也!”
清廷自然不會單單隻打嘴仗,既然紅營是堅決要走“正本清源”那條路了,滿清自然是要抱死綱常倫理的舊道德,以此團結孔氏這些豪門大族和官紳士人,一方麵,康熙皇帝下旨召集名儒編纂《忠孝讀本》,取曆史上著名的忠孝故事印發成冊分發各省,以此“宣節烈,揚忠孝”。
隨後,清廷又緊急頒布《倡忠義節烈詔》,明確規定了對“忠臣”、“孝子”,“烈女”,“義仆”的界定和表彰獎勵的辦法,以此宣揚“忠孝節義”,並令各省收集此類事跡,大加褒獎。
紅營在江西各地拆毀孔廟、廢除春秋祭祀、禁止私自祀孔,清廷自然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康熙皇帝下令於京師孔廟新修先師廟西廡及“啟聖祠”,然後親筆手書“萬事師表”的匾額懸掛於京師孔廟的大成殿上,隨後下旨加封先師五代並為王爵,令各省修繕孔廟、舉行祀典,為此還允許各省暫留一部分留存以專款使用。
此番康熙親往孔廟祭祀也是出於此目的,春祭之時王夫之還沒去江西講學,清廷祀孔還是按照往常的規格,甚至因為國用艱難,規格還有所縮減,康熙皇帝也沒有去摻和,隻是照往常派了禮部的官員前去主持。
可等王夫之和紅營的言論震動天下,康熙皇帝要用祀孔邀買人心,之前的春祭就顯得太過寒酸隨意了,而若是再等到秋祭,這股風潮沒準都已經降下去了,便隻能趕個晚集,造成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大,康熙皇帝因此才決定臨時再加辦一場盛大的祀孔祭典。
不僅自己親臨,還帶上文武百官、宗親貴胄,又廣邀天下名儒,除了南方和西北隔得太遠,從山東到河南、從直隸到山西,從衍聖公到略有名望的士林新秀,幾乎全數邀請入京,來參與這場祭孔的盛會。
萬斯同在京師編纂《明史》,自然也在“邀請”之列,他還沒法像京外的那些士林人物一般找理由不來,身為聖人門徒、孔教弟子,朝廷辦祭孔大典,身在京師卻不來參與,這豈不是明晃晃的對朝廷有異心?
如今清廷正是敏感的時候,一方麵紅營占據大半個江西,隱隱有成基立業、顛覆天下之勢,那些本就對清廷不滿的士林人物,甚至兩麵下注的清廷官吏,許多人就主動去和紅營勾勾搭搭,直到紅營開始搞整風肅紀“內鬥”,這種趨勢才緩和了下來,但如今清廷之下有多少暗中和紅營有聯係,甚至於已經投靠紅營的人?誰也說不清楚。
另一方麵,清廷如今的革新自救,各條政策陸續施行,剛剛開了個頭就遭到激烈的抵製,內部問題同樣很嚴重,明著反對的還好處理,就怕那些陽奉陰違的家夥,平日裏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樣,關鍵時候卻大搞破壞。
內外夾攻之下,清廷自然也就敏感無比,在這時候若是表現出對朝廷的異心,必然要被清廷捉去掉了腦袋,萬斯同身上還擔著責任,更是謹小慎微,平日裏辦事纂文都比明史館裏的其他同仁要恭謹努力,往往是“清晨即至、深夜方歸”,因此康熙皇帝還專門下旨對其進行嘉獎。
如今萬斯同是照樣恭謹,早早就來到孔廟附近等著,孔廟裏還在進行著最後的灑掃,管事的內務府大太監都入宮去了還沒迴來,萬斯同也是百無聊賴,便讓隨同的小廝去買了一張報紙打發時間,隻看了個標題,便是冷笑陣陣:“鄭軍和紅營打起來了?好家夥,皇上剛剛要祭孔,鄭家和紅營就自相殘殺起來,這豈不是聖人顯靈、天佑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