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第一章 鬼子冲进屋命悬一线 战乱总动荡走南闯北 1942年冬，我随着父母来到山西省路安县。 这是个小县城。在一个四合院里，住了三四户人家，离大门最近的两间屋，就是我们的家。 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天空飘着散落的雪花，寒风肆虐的刮着，似乎要将天空撕破一样一阵阵尖叫着。 马路两旁，大街小巷，像往常一样闭门锁户。路上人车无踪，只有一群群日本兵，胯着大刀，骑着洋马，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院子的大门竟没有关好。一阵狂呼乱叫，一群日本兵冲了进来。 母亲看到院子里突然进来这么些日本兵，她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立刻将我一把抱起，捅进了房门后面的一卷苇席里，恐慌地对我说：“斌儿，鬼子进来了！别做声，要不然他们会用刀杀你的！” 那年我刚满四岁，听母亲一说，吓得我一下子就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混身哆嗦成了一片。 不一会儿，就听到格格噔噔的大皮鞋声，伴随着叽哩哇啦的喊叫声来到了屋里。 “八格！”一声嘶喊，只听到“嗖--艘--”一阵大刀出鞘的声音，桌子被砸得啪啪直响。我真害怕鬼子把大刀砍在父母的身上。 母亲苦苦地哀求着，我什么也看不见，吓得屏气敛息，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口，生怕鬼子发现了我。 纷乱中，听见父亲用日语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阵。也怪！鬼子的声音立刻小了许多。接下来，只听得大刀入了鞘，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鬼子出了屋门。 过了一会儿，母亲见鬼子走了，赶紧把我从苇席里抱出来，一面摸着我的头，一面念叨：“观音菩萨保佑，孩儿别害怕！”她给我叫着魂，颤抖着对我说：“要不是你爸爸会说几句日本话骗走了鬼子，这回儿我们就都没命了！” 一场有惊无险，命夺一线的惊魂一刻，从此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心痛记忆。 这年，我的弟弟出生，因为我叫慧斌，母亲给他取名叫文斌，属马。 在这兵慌马乱的年代里，这匹马来到世上，他将怎样在这人生艰难的里程中驾驭奔驰呢！ 自从我有记忆的那年开始，我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家。父亲总是整天走南闯北，到处奔波，也许这是由于战乱的原因吧。 1944年，刚过了春节，大雪初晴，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向人们袭来。我们从路安县来到了山西省沁县。 我们的家对面就是国民党的县政府，父亲就在那里面上班，听母亲说他在那里面当县长。 我每天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那神秘红大门，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子。 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母亲说父亲辞职不干了，随后他带着我们去了太原。 在太原，我们家住在一个叫海子边的湖滨公园附近，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子里只有一排房子，共有四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有姥姥、三舅、四舅，加上我们四口一共是七口人，好不热闹。 海子边清澈的湖水荡着涟漪，甩着长辫子的柳树行行成荫，树下钓鱼的人儿排成一行。 一天我正在湖边玩耍，忽听得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远处的天空传来。瞬间，一片乌云似的日本飞机呼啸而来，转眼从头顶掠过，消失在远方。我正纳闷，这次来了这么些日本飞机，为什么事先没有拉防空警报呢？回家后问母亲，母亲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孩子你记住，今天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转眼，春节来到了，老百姓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日子里。 明天就是除夕了，四舅提议：“咱在门口贴幅对联吧！”他想了想，然后高声说：“高高兴兴迎春节”。话音刚落，弟弟马上说出了下联：“喜喜哈哈过大年”。 全家人听完这三岁的孩子说出的下联，不约而同地拍手叫好：“好！这幅对联好极了！” 大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迎来一片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渡过了一个久违了的欢乐的春节。 这年，我的妹妹出生，母亲给她起名叫叫淑敏，属鸡。 1946年，父亲一个人去了河南郑州，随后，母亲带着我兄妹三人也赶了过去。 在郑州，离城门不远的一条大街上，父亲在那里开了一个小门头，卖些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之类的日用杂货，我们就住在杂货店后面一间小屋里。 这年我上学了。 “上学就不能再叫小名了，我给你们起个大名吧，” 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边说边想，她思忖片刻，然后对着我们说：“将来你们长大以后，斌儿，你要成为有用的栋梁之材，努力振兴国家，你的大名就叫顾振国；文儿呢，你要努力振兴家庭，你的大名就叫顾振庭吧。”可见，母亲对我们寄托了多么美好的希望。 学校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庙里。学校里，学生都穿戴校服，校服是草绿色的，腰里扎着皮带，戴着船形帽，像军人一样，老师说我们是《童子军》。 在学校，每天早上上早操，操前集体背颂《孙中山遗嘱》，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 我有个要好的小伙伴，他既是我的邻居，也是同班同学，名字叫小博。他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黑乎乎的脸蛋，一笑脸上有两个小酒窝。我们经常在一起扇画片，滚铁环，抽陀螺，跳石方，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1947年，我的二弟出生，取名叫又斌，属猪。二弟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声笑语。 然而，好景不长，一件意外的灾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门头房有前后两个门，前门朝街，后门朝向后院，后院里住着一些国民党兵。那些国民党的兵出进本应走旁边的大门，可他们偏要通过我们的店铺，而且，每次从这里走都从货架上拿些商品还不付钱。 有一天一个当兵的又从这里穿过，他顺手从柜台上拿了几条肥皂没有付钱，出门到后院去了。在商店站柜台售货的是一个大个子老人，他看到以后叫我把后门插上。我刚把门掩过去，突然门被冲开，一块大石头飞了进来，险些砸着我的头。紧接着冲进来十几个当兵的，他们有拿棍子的，有拿砖头的，有拿皮带的，进来之后二话不说就大打出手。货架被推倒了，各类物品散了一地；桌子被掀翻了，钱和帐本到处都是。有几个人将站柜台的老人按倒在地用皮带狠命地抽打，然后许多人蜂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老人被打得嗷嗷直叫。一会儿工夫，商店被他们砸了个稀巴烂，把东西一抢而空，扬长而去。 看看这被砸得破烂摊子，母亲欲哭无泪，在当时那个暗无天日的世道里，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就在这生活陷入了绝境的时侯，父亲于1948年夏天却撇下我们母子五人又走了，他这次去了南京。 父亲走后，母亲把砸烂的小店收拾起来，重新开了业，每天靠微薄的收入艰苦度日，我也从此离开了学校。 日子过的虽然十分艰苦，但母亲却很坚强而又乐观，毕竟她才三十一岁，正当风华正茂时。 她每天除了操持店里的生意之外，还要教育我们兄妹和精心呵护刚出生的二弟。 我们最爱听母亲讲故事，她给我们讲的一些名人故事，如：爱迪生怎样发明了电灯，瓦特怎样发明了蒸汽机，鲁迅为何弃医从文，齐白石怎样学画画；还有岳母刺字，花木兰从军……，她那声情并茂地讲述，娓娓动听，使我们听得着迷。 她领着我去书店买了一本《爱的教育》，这本书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是我童年时代受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在书店里，她指着书架上巴金著的《家》、《春》、《秋》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几本书说：“这几本书都是咱们中国的名著，尤其是《红楼梦》，里面的学问太深了，你现在还小，理解能力差，但你要记 住，等你长大了以后一定要把这几本名著全部读一读，到那时你会受益很大的。” 后来，我到了中年的时侯，我把这些书都通读了一遍。此后，我开始对世间事物的理解有了飞跃性地提高，心理素质和思想境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回顾当初母亲地教导，才深刻体会到她对我的良苦用心。 母亲她酷爱美术和音乐。为了教我画画，她买了纸笔和颜料，画了一张《黛玉葬花》。这是一张工笔画。画中人物，画的笔法细腻，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 一天晚上，店铺关门以后，母亲忽然对我说：“斌儿，我跳个舞给你看。”说着，她一边唱起《渔光曲》，一边翩翩起舞。 云儿飘在天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撒鱼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她那悠雅的歌声，婀娜的舞姿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母亲十分热爱生活，她做了一大锅菜，里面有鱼、肉、海带、藕还有豆腐，豆腐是我最爱吃的，一天要到锅里拿好几次，吃的美滋滋的，母亲说那锅菜叫博山酥锅。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了，住在后院的那些国民党兵早已逃之夭夭，后来听说他们在城外遇上解放军全部被消灭了。 先前国民党宣传，说解放军是青面獠牙像妖怪一样。解放军进城这天，老百姓都十分害怕，家家都闭门锁户不敢出门。我从门缝里往外看，见那些解放军穿着灰色军装，扛着枪，单排队伍分成两行沿着马路两边走进城来， 当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停了下来。天黑了，他们就地坐下，唱起了歌：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谣言不攻自破，第二天，老百姓都消除了戒心，纷纷打开大门走上街头和解放军交谈起来。 三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一声刺耳的长笛声，回荡在宁静的城市上空，这是空袭警报，提示人们国民党的飞机就要来轰炸了！母亲手忙脚乱地把我、大弟弟和妹妹塞进床底下，她抱着二弟钻到了桌子下面。 一会儿，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从头上掠过又渐渐远去，我们的心才有点放松，轰鸣声复而重来。突然，格格格！格格格！一阵机关枪的扫射声在头上响起，大家还未反应过来，炮弹的爆炸声震的屋顶上的土哗哗落了下来。 此时，我和弟弟妹妹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只听见母亲用颤抖的声音连连祈祷：“观音菩萨救世主，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吧！” 轰鸣声渐渐远去，一声长笛响彻天空，警报解除了，我们从床和桌子下钻出来松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走向大街观望。 马路上跑着好几辆大卡车，上面有许多伤员，正在送往医院。惊魂一刻，烟消云散，我们是万幸的，也许是母亲的祈祷显灵了吧。 店里的生意很惨淡，尽管母亲日夜辛勤操持，仍是入不敷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的十分苦涩。 我们兄妹四人年幼无知，更是给母亲增加了负担。 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爸爸把我们扔在这里不管，他一个人又走了，你们四个人年纪又小，以后怎么活呀？要不，咱们到南京找他去吧！” 那年我刚十岁，虽然是个孩子，但在我们这个家里，我是最大的男人了，仅管我什么也不懂，母亲有事总是要和我商量的。 听母亲说要去南京，我兴奋起来，因为我早就听母亲说过，南京是个古老又美丽的城市，有许多名胜古迹，去南京看看只不过是遥远的梦想而已。如今，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了，我能不高兴吗？我毫不犹豫地说：“好啊！我们就去南京吧！” 当时正是战乱时期，从郑州去南京有几千里路，火车不通怎么去呢？我只知道高兴，困难我想不了许多，因为我知道母亲自有打算。 母亲把小店变卖了筹些盘缠，连夜烙了一面袋子油饼作为途中的口粮，又收拾了一些衣物，用一个大包袱包起来，万事俱备，只等上路了。 第二章 千里为寻父遭遇轰炸 历时半月多辗转南京 1948年秋。天渐渐破晓，淡青色的天空镶着几颗残星，大地朦朦胧胧的，如同罩着银灰色的青纱。这时，万籁俱寂，偶尔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鸡啼声！ 我还在甜密的睡梦中，朦胧地感到身体被摇晃着。 “快起啊！车来了！”母亲叫着。 听说车来了，我立刻有了精神，爬起来，瞪大眼睛问母亲：“什么车？车在哪？” “车在外边等着呢，快穿衣服！”母亲说着把弟弟妹妹都叫醒。 我穿好衣服，急忙跑出去一看，一辆胶皮轮大马车正停在门口，一匹大白马已经上了套，尾巴不时地左右摇摆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瞪的溜圆，只等一声令下，即刻奔向前方。 车夫手拿长鞭，站在车旁焦急地等待着。 母亲抱着二弟，手牵着妹妹，一袋油饼由大弟弟背着，我背着一个大包袱前后簇拥着上了车，各自找好位置坐稳。 一会儿，东方天际浮起了一片鱼肚白，大地渐渐光亮起来。 马车夫最后上了车。长鞭一甩，“驾！”随着马车夫的一声吆喝，马蹄声格噔格噔响起来，马车走动了。我们坐在车上回首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小店，依依不舍。 出城了。在东方，天际、山峦、树梢，都像盖了一层红色锦缎，那是朝霞。慢慢地，太阳冒出了地平线，红红的，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含羞少女，悄悄地窥视着我们。 突然，几只麻雀从眼前飞过。我眨了下眼睛，忽然想起了小博：“小博啊！我的好伙伴，我走了。今天早上你再到我家就看不到我了，我到了南京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郑州离我们渐渐远去。我们奔驰在去往南京的路途上。 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路。天黑了，我们来到一个小镇，找了一家马车店住了下来。 这是个大院子。院子里停放了许多马车，马匹都已卸了套，有的在吃草，有的趴在地上休息。院子里到处是泥水和马粪，臭气熏天，几间破草房里面挤满了人。 店主把我们安排在大门洞下的一间小屋里。这屋墙是黑的，空空荡荡，只在地上铺了一张破苇席。母亲点亮了油灯，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大家随便吃了几块饼，我和大弟弟、妹妹在那破席上倦缩成一团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我隐隐约约听见母亲的祷告声。睁眼看来，母亲抱着二弟，坐在席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轻声念叨：“观音菩萨救世主，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吧！” 我一阵心酸，叫了一声：“妈！” “斌儿，快睡吧！”她拍了我几下，我翻了一下身，又进入梦中。 次日，我们早早地被叫醒。天刚蒙蒙亮，就又乘车上路了。 风尘仆仆又是一天。晚上来到了一座城市，母亲说：“斌儿，你记住，这座城叫开封。今晚在这住一夜，明天我们就要乘船了。” 听说要乘船，我兴奋起来。以往我只在一些画子中见过船，真船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有河流，我浮想联翩。 好容易盼到天明，马车把我们送到了河渡口。我抬头望去，眼前呈现了一条大河。河面上，大大小小的船儿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渡口里停了十几条木船，上下船的旅客熙熙攘攘。 我们跟着母亲上了一条大木船。船当中有一个圆弧顶的棚子，这是船舱。后端高高地竖着几根桅杆，在桅杆半腰上挂着折叠起来的风帆，许多绳子像网一样东扯西拉。船身在不断地摇晃着。 船舱里比较宽敞，我们几个人都可以躺下，比坐马车要舒服多了。 一会儿工夫。船夫用长长的竹篙向岸上用力一撑，船儿离了岸。船夫马上把风帆打开，船儿借着风顺流而下。在船舱内，母亲告诉我说：“斌儿，你记住，这条河叫运河。” 我站在船尾向远处望去。只见两岸那些高高低低的山上长满了树木，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彩色的田野，一座座金色的草堆，一幢幢红色的瓦房，还有那一片片的梯田都在缓缓向后移动。 一阵寒风吹来，使我混身打了一个寒颤。风中，一种淡淡的鱼腥气味扑鼻而来。我向岸边望去，原来那里停着几条渔船，船舱里装满了银光闪闪的鱼儿。 忽然，迎面过来一条大船。因为是逆水行驶，在岸上有许多纤夫弯着腰拉着一条长长的绳子，他们随着脚步的节奏喊着时高时低的号子，一步一步艰难地拉着船儿前进。 早就听母亲说过，日出和日落景象是非常美丽的，我总想亲眼看看。往日在城里，由于房屋遮档从未看到过，眼前两岸空旷的田野，是我观看日出和日落的好机会。 今天，我起了个大早，怀着新奇的心情悄悄走到船头。 我凝视着东方。只见天边泛起一片淡红色的的霞光，渐渐地变成红色，并越变越浓。终于太阳从云雾中露出半个火红的笑脸，天空顿时霞光万道。我不由的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太阳升高了，更高了，火红的太阳放出耀眼的光芒，它把温暖洒向大地，把光明带给人间。 回到船舱内向母亲说了看日出的感受。母亲说：“不要光看，看的时侯要体会出它内在的意义来，到傍晚时你再看看日落的景色吧。” 盼了一天，终于太阳西斜。我抓住这宝贵的时机抬头西望。只见一道光圈，放出夺目的亮光。不一会儿，光圈的光减弱了，而且渐渐变黄，一会儿又变成了红色。真像个大火球，向天空、青山、大地喷出了红艳艳的光芒。再看那太阳，它快活地一跳，消失在远远的山峦后面，夜幕降临了。 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新鲜和好奇啊！ 船儿不知疲倦地昼夜行驶着，第八天黎明，船靠岸了。夜色中，听到船夫大喊：“到站啦，下船啦！” 母亲说这里是蚌埠，到天亮我们就去乘火车。听说要乘火车我又是一阵兴奋，我知道火车比船可要快多了。 母亲叫了一辆三轮车，我们大家都挤上去。车夫左右摇晃着身体，两腿用力的蹬车，车子缓慢地向前移动着，直到太阳出来才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熙来攘往，混乱异常。母亲抱着二弟，我们兄妹三人手拉着手跟着母亲一起挤进了站台上。在人群中，母亲对我们大喊：“你们几个可要把手拉紧，千万别松开啊！” 我们一边答应着，一边拼命向车厢门口挤去。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总算都上了车。 这是一节闷罐车，没有窗户，把门一关整个车里黑暗起来，只是从门缝透进来几道光亮。我们好不容易挤到一起坐下来。忽然，“哐”的一声响，车身激烈地一震，车开动了。 我看不到外面，只听见脚下的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哐哐声，节奏由慢而快，越来越快。 我和大弟弟、妹妹早上起得早，又经过这一阵折腾，有点累了便有了睡意，不知不觉就都睡着了。突然间，车停下来，车门被打开，我们从梦中醒来。就听得有人大喊：“快下车，飞机来啦！” 车厢里顿时乱作一团，我们也随着人群跳下车去，一起钻到火车下面趴在枕木上。 果然，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近。一声尖叫从头顶上掠过，一会儿又来到头顶上空。突然，格格！格格格！一阵枪声，车旁边的地面上应声掀起了一长串尘土；又是一阵尖叫，接着轰！轰！轰！几声巨响，随后，飞机渐渐远去。母亲抱着二弟，上牙打着下牙不住念叨： “观音菩萨救世主，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吧！” 一阵疾风暴雨似的袭击过后，飞机走了。人们都从车底下钻出来互相观望，暗自庆幸没有遭殃。 忽又听得有人喊：“车头被国民党的飞机炸坏了，我们走不了啦！” 在这荒郊野外里，大家站在车厢两旁焦急而又无奈的等待着。看着那刚才还奔腾的列车，此时就像睡着了一样，一动 不动静静地躺着。 太阳落山了，天渐渐黑下来，失望的人们准备打铺过夜。突然，一声汽笛响从远处传来，人们随声望去，只见一辆孤独的火车头冒着白烟向我们开来，我们也随着大家的欢呼声兴奋起来。 大家急忙爬上车去，刚才还一筹莫展的样子现在都变得喜气洋洋了。“呜—”汽笛响起，火车起动了。列车员告诉大家，火车晚点八个小时。 经过一夜的颠波，次日来到了浦口江边码头，一条壮丽的黄褐色的长江展现在眼前。 江边，停泊着飘有各种颜色旗帜的轮船；灰色的炮艇，淡绿色的双体船，墨绿色的货轮，还有巨大的轮渡……，一艘艘尤如卫队，整齐地排列在码头两边。长江两岸，巨大的吊车尤如密林，数不清的巨臂就像一群长颈鹿伸着脖子在来回摆动。 母亲领着我们上了一条巨大的摆渡，这上面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站立在中间。 汽笛一响，震耳欲聋。随着隆隆的机器声，摆渡尾后的水就像被烧开了似的翻起滚滚浪花，向后急速流去。 摆渡渐渐离开了码头，掉转方向，开始向对岸行驶。 我站在摆渡的尾部向远处望去，只见天连水，水连天，真是“唯见长江天际流”啊！耀眼的阳光照射在翻腾的波浪上，闪烁着点点银光，像是无数条小鱼在水面上跳来蹦去。 摆渡在江面上掀起了层层波浪，朝着南京方向迅速前进。对面的房屋渐渐清晰起来，我们经历了半月多的跋山涉水，目的地—南京，就在眼前了。 第三章 生活遇困难艰苦度日 母求生返乡弟被送养 这里是南京的下关码头，广场上停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汽车、三轮车、人力车和马车，一些戴着红帽子的工人忙碌着帮客人搬运行李。上下船的旅客扛着包裹，提着箱子，人来人往。 母亲还是叫了一辆三轮车，我们大家一起挤了上去，一阵急驶，来到了下关火车站。 车站里有数不清的铁路，直的弯的连成一片。有一条半截铁路伸向了一个偏辟的角落里，那里停着一节废弃的闷罐车厢。车两旁野草齐腰，车轮生锈变成黄色，看来这节车厢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忽然，从车门里跳下一个人朝我们走来。 “斌儿，你看那是谁！”母亲指着那人对我说。 我定神仔细一看，竟然是父亲！我兄妹几个齐喊了一声“爸爸！”立刻跑了过去。 父亲见我们到来，吃惊地问母亲：“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这么远你们也能找来？火车不通，你们怎么来的啊？” “我在郑州见过斌儿他叔，是他告诉我你在这儿的，我生怕来了找不着你，感谢上帝，没想到还挺好找，这么快就找着你了；我带着四个孩子，在郑州是死是活，你也不管不问，我们不来找你又有啥办法呀？” 母亲说着脸上滚下了泪珠。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长叹一口气说：“唉！不容易啊！” 父亲把我们接到车厢里，车厢里除了在中间铺了一张席以外，在一个角落里还摆放了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原来父亲来到南京就在这儿住着，这就是他的家呀，我们自然也就在这儿暂时安顿下来。 南京新街口有一个字号叫《同义成》的小百货店，这店只有一间屋大小，后院有个存放货物的小棚子。店里的老板和父亲是朋友，三天以后我们就在那货棚底下安了家。棚子底下存放了许多装满货物的麻袋，母亲把几个麻袋并起来当床。晚上睡觉时，我出于好奇就从麻袋掏出几个琉璃小狗小猫的玩意儿，觉得很希罕。母亲说：“咱老家博山就出这些东西，品种可多着呢！等你长大了回去看看吧！” “博山，那地方大吗？”我问 “不算大，净是山。要不怎么叫博山呢？” “博山最好吃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吃。”母亲想了想又说：“咱博山最好吃的要算肉烧饼了，就是把烧饼里面装满了肉再烤的。” 母亲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着，我不觉口水流了下来，就对弟弟妹妹说：“什么时侯咱们能吃上博山肉烧饼呢？” 深秋，秋雨绵绵。那细雨像扯不尽的银丝，又似根根牛毛，正是： “秋风秋雨愁煞人，屋漏偏逢连阴天”。 绵绵细雨一连下了三天。我们躲在那四面透风的棚子下，衣服被打湿了，每个人头发上都挂了一层雾水，凉风一吹，觉得格外寒冷。夜里，我们整宿都坐着，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餐风露宿，饥寒交迫。几天以后父亲来了，他见到我们眉头紧皱的说：“走吧，我找到了一间房子，去那里住吧。” 父亲领着我们，穿过一条繁华的大马路，拐了几个弯，眼前呈现一座高大的城墙。城墙脚下，一排小平房，被雄巍的城墙衬托着显得那么矮小。对面峨嵋山上，在那郁郁葱葱的树林里，点点露出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红房子，美丽而雅致。父亲说这儿是太平门，峨嵋山上是国民党国防部的驻地。 我们住在那排小平房中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屋顶和墙是用竹子编制的，比起那货棚要算好多了。 我们在这儿过了春节，也躲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1949年，峨嵋山上，一直平静的红房子，一天突然热闹起来，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片杂乱景象。父亲说：“解放军就要打到南京来啦！国民党正忙着撤退呢！”他转身又对母亲说：“这些当官的只顾逃命了，很多家俱都没法带，咱们开始收购旧家俱吧！” 父亲写了许多小广告让我去贴。广告贴出后，找来要处理家俱的人还真不少。于是，我们全家齐上阵，一两天功夫，收购来的旧家俱就堆成一大片。 父亲挑选了几件值钱的东西，有红木大棕床，紫檀木立橱，鳄鱼皮衣箱……，这些都留着自己使用，其余都转手卖出去，小赚了一把。 在收购家俱时，我拣了一本厚厚的叫《国画名作大全》的书，我对这本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母亲叫我好好保存起来，将来学画会有用的。 因为国民党高官撤退，有许多房子空了起来，父亲在峨嵋山脚下找到一座小别墅。 这是一个宽敞的大门，一座灰色二层西式洋楼座落在院子里。院子中央一片空旷的草地，绿油油的小草长势正旺；楼前两旁，左边是一片小竹林，右边簇拥着几十棵大叶子美人蕉；院子四周，篱芭墙上各种颜色的牵牛花争奇斗艳，大门口墙里有一棵桃树，鲜艳的红花正开。 父亲说：“这座楼没人住了，咱先搬进去住着再说。”我看了一下门牌，是峨嵋山路2号。 我们住在一楼。宽敞的大厅，明亮的玻璃窗，棕红透亮的木地板，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巨大的花色吊灯。再把我们留下的家俱往屋里一摆，那气派简直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富丽堂皇。我们突然住在这样一座别墅里，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国民党跑了，解放军还没进来，南京城顿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一派混乱。 在峨嵋山路西端，有一个粮店，早已闭门锁户停止营业了。这天突然来了很多人，一起把门撞开，店里的一大垛面粉，一会儿工夫就被抢光了。我和大弟弟多么也想扛上几袋呀。可惜我们的个子比一袋面高不了多少，只好望粮兴叹！ 昔日的南京警察局，如今早已人去楼空，门窗四亮大敞，随便出入。我和大弟弟从一楼跑到六楼，拣了许多贴着照片的卡片，拿回来当牌玩。 在国防部的红房子那里，所有的房屋门窗大开，空无一人，一片狼籍景象。我们拣了一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后来成了我们剜野菜的工具。 1949年4月22日深夜，沉闷的大炮声从浦口传来，响了一整夜。次日黎明，解放军进城了。我爬到门口那棵桃树上，看到解放军经过门前时，把母亲平时教给我的秧歌调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老百姓来想一想， 中国的救星共产党。 老百姓来听一听， 中国的救星毛泽东。 歌声引得许多行走的解放军回头观望。 次日，一阵撕心裂肺的警报声响彻长空。不多时，国民党的飞机来到头顶。不知怎的，飞机这次来轰炸我没有害怕，相反，我出于好奇，倒壮着胆子跑到鼓楼广场上去观望。看见解放军在中央银行高楼上安放了好几台高射炮，朝飞机连连发射，应声在天空出现一串串白烟团，飞机在烟雾中穿来穿去。突然一架飞机尾巴拖着黑烟，发出狼嚎般的叫声，栽了下来。 不久，政局渐渐稳定下来，一切恢复了正常。 住的问题，我们暂时得以解决了，但是吃饭问题仍然是一点着落也没有，一家人，整天为生活而发愁。 南京市新街口，人们在一辆装满大米的卡车前排起了长龙似的队伍，队伍前摆了一张桌子，有几个解放军在发大米。 我从一大早就来排队，终于排到了根前。 “把军属证拿过来！”一名解放军对着我说。 我很快递了过去，他看了看然后在本子上盖了一个章，接着拉开长声唱：“顾长军，五升！” 另一名解放军把一盆大米给我倒进了袋子里。 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在一旁等侯的父亲问：“顾长军是谁？” “他是你的一个哥哥。”父亲说。 我迷惑不解，我什么时侯还有个哥哥，我多么想见见这位从未谋面的解放军哥哥呀！ 我们曾经住过几天的那个《 同义成》，店里有四五个小伙计，每隔几天就换下一大堆脏衣服要洗，他们正为这事发愁。父亲抓住这个机会，让母亲开始给他们洗衣服。 我们家离《同义成》有十几里路，途径鼓楼，中山路，和新街口。每隔两天我就要背着一大包衣服跑个来回，拿回脏衣服，洗好后再送过去。每当我走到鼓楼旁那个大药店时，就在它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歇歇脚，今天也不例外。我刚坐下，一个同龄孩子推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从里面出来，我羡幕极了，心想：“我要是有这么一辆自行车该多好啊！”想着想着竟然睡着了。睡梦中，那孩子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大声对我说：“喂！你是不是想有一辆自行车呀？这辆车就送给你啦！” 我欣喜若狂，赶紧接过了自行车，把一大包衣服往后座上一捆，骑上车扬长而去了，回头看看那小伙伴喊道：“谢谢你呀！回头我来找你玩！” 正在得意时，前面一辆大汽车冲着我开过来，一下把我撞倒，自行车也摔坏了，我也受了伤。我大声惊呼： “妈！妈！” 睁眼一看原来我坐在石头上做了一场梦。 从此我就再不想自行车的事了，老老实实走我的路。 全家六口人吃饭，仅靠母亲洗衣服挣的那点微薄收入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为了让全家填饱肚子不挨饿，父亲和母亲想尽了办法。我们全家除了二弟以外，一起上阵克服困难渡难关。 在后院有一块空地，父亲把它开恳出来种上了白菜； 城外有个建筑工地正在施工，父亲推起了独轮车推砖送瓦，当起了搬运工； 母亲心灵手巧，用布头做了些戴着洋帽，穿着短裙，瞪着大眼，活灵活现的布娃娃，拿到集市上去换钱； 我和大弟弟、妹妹天天到峨嵋山上去挖苦菜，有时还到高大的城墙上去用竹竿勾些枯树枝背回来当柴烧。 父亲做了一个小木匣子。两端钉上两条背带，匣子放在胸前，把背带往脖子上一挂，匣子里摆上十几种香烟，一个流动卖烟的小柜台做成了。卖烟，自然就是我的事情。 我背起了烟匣子，天天去鼓楼广场人多的地方兜售。结果一天下来卖不了几盒烟，还不如那卖烧饼油条的呢！ 父亲又弄了两个小竹篮子，中间用一块木板隔开，准备一边放烧饼，一边放油条。两个篮子，肯定是我和大弟弟一人一个了。 早上五点，我们被母亲叫醒，各人拿起竹篮向烧饼店奔去，店里老板打八折赊给我们每人十个烧饼和十个油条。 装上货我俩就赶早餐时辰奔向鼓楼广场，大弟弟跑南，我跑北，扯开嗓子吆喝起来：“烧饼油条，热油条，卖热烧饼油条！” 鼓楼旁那个药店是我的老顾主，只要我到他门口一喊，就会出来人买几只油条。但有时也例外，嗓子喊哑了也不见有人出来，看看没指望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已是中午时分，早饭时辰已过，我俩凑到一起数了数，没卖出几个，算算连一个烧饼钱也没赚够呢。腿跑累了，嗓子哑了，肚子早已饿的咕咕直叫。真想拿起一个烧饼再夹上一个香喷喷的油条饱餐一顿。 “想得到美，吃了怎么回去交帐啊”我们告诫自己，还是忍着吧！ 我们怀着沮丧的心情，硬着头皮把剩余的货全部退回，生怕老板数落我们。然而，心善的老板痛快地把货全部收下，不仅没有责备我们，还每人送给一个烧饼充饥。 看来指望卖烧饼油条赚钱是没有希望了。 我去《同义成》送衣服时，看到新街口电影院正在上映《三毛流浪记》。过去我在《大公报》上经常看到“三毛”漫画连载，对“三毛”这个流浪孩子我并不陌生，电影里的“三毛”是什么样子我真想看看。回家和母亲说了我的想法，她答应了我的要求，使我如愿以偿，我看了电影《三毛流浪记》。 “三毛”的流浪生活和遭遇，我非常同情，“三毛”成了我心中的偶像。 回家的路上途经中山路时，我看到拉客的三轮车夫在爬坡时累得张口气喘，此时，在一旁等侯已久的一伙小朋友便蜂拥而上，在后面帮忙把车推上坡去。车夫为了答谢这些小朋友就停下车来，等乘客掏出小费赐给他们以后，再蹬车离去。 此刻，我想到了“三毛”的智慧和勇敢，心想：“我为什么不试试？” 正巧又过来一辆三轮车正待爬坡。我说干就干，立刻和那些小伙伴们一起上去，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啊！推啊！到坡顶了，车停下来，乘客顺手递给我一张钞票。我欣喜地和大家分享了这次的劳动成果。 晚上回到家，给了父母一元多钱。母亲吃惊地问：“你哪来的钱呀？” 我说了推车的经过，她的眼睛湿润了。看着我说：“我的斌儿长大了！” 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接下来，我和这些穷苦的孩子们很快就混熟了，整天摸爬滚打在一起，成了要好的朋友。 出了家门沿城墙南行，不远处便是宏伟的玄武门。走出阴暗，宽阔的城门洞，视野顿时开阔，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立刻展现在眼前。 一条石路通向湖中五个小岛。道路两旁垂柳拂面；水中荷花绚丽盛开；水上，帆影鸟翔，烟波浩淼，亭台楼阁，水中倒影。正是《老残游记》书中描写济南大明湖的诗句：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夕阳下山，天色渐晚。我背着从玄武湖一天拾来的柴草，满载而归。我早已饥肠辘辘，饿得肚皮贴在脊梁上，看看离家还有二里路，我加快脚步赶路回家。 “斌儿！”一声熟悉地呼喊传来， 我心中一震，抬头望去，一个孱弱的身影迎面走来，啊！是母亲！ “妈！你怎么来啦？”我急忙问。 “都什么时侯啦，你还不回家？可急死我啦！”母亲埋怨我。 “我总想多拾一些柴禾，没想到天黑的这么快！” “看到天晚了你还没回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越想越沉不住气啦，就出来迎迎你！以后你要早点回家，省得我牵挂。”母亲憔悴的脸上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水。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真是的！”我有点不耐烦了顶撞了她一句。 “你烦什么呀，别人的孩子我怎么不担心啊！”母亲委屈地哭出声来，哽咽着说：“你一点也不理解当妈的心思啊！”母亲越说越伤心，把竹筢接了过去，一齐走回家。 我一进门迫不及待地到处找东西吃，母亲立刻端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渣豆腐，还给了我一个热烧饼。我心里一阵内疚，后悔不该顶撞她，让她伤心啊！ 这件事已过了五十余载，我心中留下的那种内疚一直难以消失。 南京东郊，一座巍巍大山与城相伴。此山，层林碧绿，松柏苍翠，林涛飒飒，巨岩壁立，无限风光在险峰。 山上，郁郁树林和青翠竹林片片相连，在这绿色的海洋中，隐隐约约显露着一个银白色球形建筑物，在阳光照映下，放射出一片紫金色的光芒，这便是始建于1934年，闻名世界的紫金山天文台。 平日，我每次到城外打柴，遥望着这座神秘的紫金山，脑海中涌现出无限的暇想，总盼着有一天能够登上山去，看个究竟。 一天中午，我忙里偷闲，约了大弟弟去登紫金山，他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一起同行前往。出了太平门往右转弯，循着盘山公路走去。 烈日当头，地面被烤的滚烫；一阵南风吹来，卷起一股热浪。幸好，公路两旁粗壮的梧桐树用它那茂密的树叶，把炙热的阳光都遮挡住了，只有点点光线从缝隙里射向地面，满地都是晃动着的花纹。 我们走在林荫大道上。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渴了，饿了，腿也痛了，就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休息。 太阳渐渐西沉，天 色开始暗淡下来。 看看那盘山公路，弯弯曲曲伸向山顶，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山路上，除我俩以外别无他人，正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此时，路两旁茂密的树林黑乎乎的，阴森地吓人，使我们感到汗毛耸立。突然，大弟弟哭起来，他害怕了！我也失去了勇气。 于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占据了我的心头，关键时刻，哥哥要保护弟弟责无旁贷。我马上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大弟弟说：“别哭呀，有哥哥在不怕！咱不去了，咱这就回家。” 我给大弟弟擦了擦眼泪，挽着他的胳膊走下山来。 夜幕降临了，马路上华灯初上，母亲早已在大门口等侯多时。见我们回来，劈头盖脸地对我们训斥了一顿，我俩不敢吭声。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和蔼地对我们说：“傻孩子，爬到山顶要一整天的时间，你们下午才去，这不，走到半道就黑天了！赶哪天有空，咱早起，我带你们去，让你们玩个够。” 谁知，登上紫金山成了我们永远未能实现的期盼。 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带着妹妹和二弟回了老家博山口头。 母亲走后，父亲、大弟弟和我，爷仨的生活仍然没有着落。 在新街口附近有一对夫妇，从事自产自销卷烟生意，父亲托了熟人，让我去学卷烟。 卷烟机只是一个木匣子。卷烟时，先在纸槽里撒上烟丝，然后把粘有浆糊的盘纸摆在槽前，再将一根铁棍用手一推，一条连四的香烟就出来了，最后再排到木斗里用锯锯成四截就是成品了。 我学得很快，特别是往木斗里排烟是我的专长。我锯出来的烟，商标整齐，两端光滑，长短一致，常受到老板的夸奖。 老板经常让我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干活。每快到黎明时，我总是哈欠连连，眼睛流泪，恨不得立刻躺下大睡一场。但是，我却没有这个福气，能睡个好觉已成了我每天最大的嗜望。 日积月累的体力透支使我疲惫不堪。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月亮和星星都不见踪影，黎明前的天空特别黑暗。我特别想念母亲，不由的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仰首深思，想着想着不自主拿起了笔给母亲写起信来： [妈： 自从你和妹妹、二弟走了之后，我很想念你们，老家那里好吗？能吃饱饭吗？ 我现在给人家卷烟，我学得很快，一天都能卷三盘烟了。虽然没有工钱，但是能吃饱饭，就是白天黑夜都得干活，没有时间睡觉，我太累了。但是我能撑得住，请你放心吧！ 妈！你在我身边的时侯，我不懂事，经常惹你生气，想起来很是后悔。现在我长大了，以后一定听你的话，再不让你生气了。我盼着你们早点回来 ！ 儿 慧斌 1950年夏一个黎明的早晨] 一个多月后，母亲带着妹妹和弟弟真的回来了。但是弟弟却不是二弟而是另一个新的弟弟。 我问母亲：“我二弟怎么没回来呀？” “我把又斌留到你姨妈家了，在那里他还能吃顿饱饭，等咱们能吃上饭的时侯再把他接回来，这个弟弟是刚添的，叫胜斌。” 母亲说着捋了捋小弟弟的头发。 我想起和二弟在一起的时侯，我背着他上山去剜野菜，刚回来，因为我没看好，他摔了跟头，妈妈追赶着要打我的情景我心里一阵难过。二弟呀！只要我能再见到你，那怕妈妈再打我一次我也心甘情愿啊！ “老家那边好吗？”我问母亲。 “我们这次去的老家就是口头，家里很穷，我们也只好回来了。”母亲看了看妹妹接着又说：“要不是我想了个办法，你妹妹就回不来了。”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啊？”我急切地问。 母亲见我追问得紧，就把事情的原委讲述了一遍。 原来，口头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家中已有一个妻子和儿子，儿子就是我那个八路军哥哥顾长军。当时村里正搞土改，家里人想把妹妹留下顶个人头，多分点田地，这本是个好事，但是母亲就这么一个女儿又舍不得丢下，就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她暗地教给妹妹说：“等那天我一上路，你就……” 田野里散发着清幽芳香，刚刚收割完的庄稼一堆堆都垛在地头上，一片忙碌景象。 在老家口头，母亲怀抱着小弟胜斌，骑着一头小毛驴从村里慢慢走出来，她正要去往车站坐车回南京。她心神不安地不断回头张望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我要跟你去！”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打破了小山庄的宁静。 随声望去，妹妹正哭喊着拼命朝母亲这边奔跑而来，后面有人在跟随着。 牵驴人吆喝一声，驴儿停下来。 妹妹赶上来一把抓住母亲的衣服哭叫不止：“妈！你带上我啊！你为啥不要我啊？” “妈要你，妈不丢下你！” 母亲一把拉住妹妹的手，泪如雨洒。 哭声在大山间回荡，发出阵阵回声。 后面的人无奈停止了脚步，牵驴人把妹妹抱上驴，母女二人抱成一团。 “敏儿，你真聪明，要不咱母女从此就分别啦！” 母亲摸着妹妹的头说。 驴儿驮着娘仨渐渐走出了大山，离车站渐行渐近。 妹妹回到南京来了，然而，二弟的命运却是一波三折，他又被转手送养，改换了门庭。 原来，母亲把二弟留到姨妈家回到南京以后不久，姨妈的家庭发生了变故，生活出现困难，对我二弟这个孩子已是无力抚养了。为了不让二弟遭受贫困之苦，姨妈没有和母亲商量就另给他找了个好人家把他转送出去，求得了一条生路。这便是淄川大范庄的张家，他的名字由顾又斌便改为张延斌了。 后来母亲知道了二弟被转送的事以后，难过致极，为此还和姨妈发生了一场口角。 是啊！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母亲伤心和难过的呢？ 可怜的小弟胜斌命苦，不到一周岁就病魔缠身。他面黄肌瘦，瘦的皮包骨头，肚子大的像皮球。母亲说他得的是黑热病，不久就夭折了。母亲让我在屋后的庄稼地里找了一块地方，把他永远留在了南京的土地上。 命运就是这样，瞬间就决定了人们的一生。 第四章 父亲失踪谜母遭重创 呼天地不灵陷入绝境 斗转星移，草青草黄。转眼我们在这幢别墅里已住了一年多。豪华的住宅与我们极度贫困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特别引人注目。 一天父亲说要搬家，因为新居房子小，要我帮忙把大立橱抬出去卖掉。这橱子有许多抽屉都是我用着的，里面分门别类盛了一些平时拣来的灯头，插座，开关和工具。卖掉以后我这心爱的东西往那放呢？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搬家啊？” “这房子政府接管了，本来这里就不应该是咱住的地方，咱住了一年多就不错了。”父亲解释说。 我惋惜的叹了一口气，无奈，只好听从父亲安排。 沿着峨嵋山路向东南走，在一片庄稼地头有一座尚未完工的二层点式楼。这座楼没有院墙，楼前楼后到处是砖头瓦砾，地面凹凸不平，外墙露着红砖，门窗也没油漆，露出木头的本色。楼前右角有一口水井，不断从里面传出青蛙的叫声。 楼上楼下已住进三户人家，在一楼还有一间空着，这便是我们就要搬进来的新居了。 好在路途不远，只用了半天时间，家就搬完了，很快就把家俱摆放停当。 我向房屋四周看了一下，乍从那毫华的别墅一下来到这狭小的房间里，一时还不适应。 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隔壁传来，接着是几声痛苦的呻吟，这声音是那样的清晰。我轻轻敲了一下墙壁，从那空洞的声音来判断，我们和隔壁这家中间的墙是木板制作的。 夜深了，那痛苦的呻吟声整宿不断，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显得格外凄惨。母亲说那是一个晚期肺结核病人，已是危在旦夕了，于是，一个可怕的阴影时刻在我们身边游荡。 1950年秋，一个早晨。 整个世界被大雾严严实实地笼罩起来。大雾一会儿分散，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徐徐升腾，一会儿滚滚向前，展示着它那诡秘莫测的千姿百态。 早上，当我们醒来时，父亲就已经出去了。母亲长吁短叹，心神不定地看着窗外，不断用颤斗的声音祈祷着：“观音菩萨救世主，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吧！” 我看到母亲恍惚不安的神态觉得有些怪异，就问：“妈！你怎么了？” “不是啊！”她答非所问。 接下来她一整天不吃不喝，在屋里东转转，西转转，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走动着像掉了魂似地坐立不安。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一无所知。 这一夜，父亲没有回来，我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一场祸难就要来临了。 一周过去了，仍然不见父亲的踪影。我耐不住问母亲：“爸爸到底去哪了？” 母亲气乎乎地说出了一句使我们大吃一惊的话：“你爸爸他跳长江死了！” “你说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 “他跳江死了！”母亲重复着。 “他到底为什么？”我大惑不解的问。 “别问了，由他去吧！”母亲伤感的啜泣起来。 下关，江边码头。在一个比较辟静的地方，有一道长长的矮墙，墙上面密密麻麻的贴满了各类小广告。我挤在人群里，徘徊在这广告墙前面，从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到这头，只要看到认领尸体的广告，恨不得用眼看穿！ 深夜，院子里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我躺在床上仔细辩别着每一点细微的声音，多么希望能听见父亲走路的脚步声。然而，三天，五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发现一点踪迹，我渐渐失望了，我痛彻心扉的呼叫：“父亲，你到底为什么呀？你到底又上那里去了呀？你为什么又把我们撇下不管了呀？” 母亲见我失望又着急的样子，心痛地对我说：“斌儿，你别找了！你也找不着他，他没有死，他出走了！” “他为什么出走？他去了哪？他还回来吗？”我发出一连串的问号。 “去了哪我也不知道，恐怕以后很难再见到他了，就当他死了吧！”母亲抚摸着我的头接着说 ：“他走就走了吧，他既然狠心撇了咱们，以后咱就和他脱离关系吧，不过这样可就苦了咱娘们了！唉！斌儿，以后这个家可就靠你了！” 我直了一下腰，锁紧眉头，两眼直视着前方，心中对父亲产生了一股说不出地怨恨。 第二天，母亲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说：“从今天起，你们几个不要再姓顾了，都随我改为姓康吧！” 这年，父亲48岁，母亲33岁，我12岁，弟弟8岁，妹妹5岁。 父亲出走后，给我们原本极度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而且在这座楼房里，一件件谜一样而又怪异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 隔壁的病人在一个深夜里停止了呻吟，离开了人世，但他那恐怖的阴影像游魂一样，却和我们形影不离。 一天，妹妹在楼梯旁玩耍，突然，她惊叫起来：“有鬼！有鬼！” 我闻声跑过去，妹妹指着楼梯下面的小屋说：“那里面有鬼！红眼睛绿脸！” 我顿时毛骨悚然，我找了一条木棍，壮了壮胆子，鼓起勇气冲了进去。结果，里面除了一些杂物以外什么也没有。妹妹却坚持说：“我刚才就是看到了嘛！” 一连几天，每到半夜，我们都会被一阵碗盘的撞击声惊醒，大家吓得把头蒙起来钻进被窝里，屏住呼吸紧张地听着那有节奏的啪啪声，一直响到天亮。 声音来自屋角那张饭桌上，因为那上边摆了些碗盘之类的瓷器。为了不让它再发出那恐怖的声音，晚上睡觉前，我把它们全部翻过来口朝下搁放，结果到了半夜三更还是照响不误。 这一桩桩诡秘又恐怖的怪事接踵而至，使我们整天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母亲她一个涉世不深的柔弱妇女，带着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身在异乡，举目无亲。父亲的出走，生活的贫困，诡秘的恐怖使她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她绝望了，在迷茫中，她把今后的命运全部托付给了上帝。 母亲精神恍惚地领着我们走进了一个神的世界—耶稣教堂。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片茂密的竹林里，显露出一所红色的小别墅，一对英国夫妇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男子高高的个子，蓝眼睛黄头发，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幅金边眼镜。他行为彬彬有礼，谈吐温柔婉约，是一位传教士，大家都称呼他叫金牧师。金牧士对我们的处境非常同情，他为我们做了祈祷，求上帝保佑我们平安，用和蔼可亲的语言对母亲安慰一番，然后又送给了一些大米，以解燃眉之急，母亲的心情稍许得到了一些安抚。 秋风瑟瑟，天气渐凉，枯黄的树叶落了一地，增加了几分凄楚。 早上，在熟睡中我被晃醒。母亲趴在我的耳朵上，神秘地对我说：“斌儿，昨天夜里我祷告了一宿。临明天，我看到窗外有一个人头晃来晃去，那是神来了，他救我们来了。” 母亲带着迟疑和迷茫的神色望着窗外，憔悴的面孔，滞呆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希望，口中喋喋念叨：“主耶酥上帝发发慈悲，求求你赶快来拯救我们吧。” 她虔诚的祷告着。渐渐的，语言由模糊变得语无伦次，而且越来越急促，声音时高时低，竟然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看到母亲失态的样子，我开始惊恐起来，我急促地喊：“妈！你怎么啦？你醒醒啊！” 咚！咚！传来一阵敲门声，随后门被推开，金牧师夫妇俩人来了。他们又送来了一些大米，金牧师看到母亲的样子，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母亲她病了，她精神失常了！” 我不知道精神失常是一种什么病，只是心里堵上了一块大石头，闷得喘不上气来。 隔日，从教堂来了三位身穿旗袍的女士。她们温文而雅，年轻美貌，一阵嬉笑过后就把母亲围了起来问寒问暖安慰一番。一位年长者向大家说：“我们开始祷告吧！ ” 大家肃静下来，年长女士开始致祷告词： “主耶酥，世上万物缔造者。你赐给我们生命，你爱民如子，你慈悲无量，你是受苦受难人的救世主。现在康女士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生活没有出路，丈夫的出走，恐怖和贫困使她们母子陷入了绝境。求主耶酥伸出你那神圣的双手把魔鬼驱走，把她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吧！感谢主耶酥的恩典，啊门！” 母亲产生了一种幻觉，好象狰狞的魔鬼在向她招手！她惊恐地环视着房间，刚才这里还是一处避难所，现在突然变成一座坟墓，像要把她吞掉的魔窟。她突然大喊大叫：“上帝啊！快来啊，快来救我们吧！” 她转身破门而出，迅速向院子里那口水井冲去。 我吃了一惊，立刻尖叫：“妈要跳井啦！赶快救命啊！” 我三步并作两步追赶过去，一边喊一边拉住她的衣服死死不放。她挣扎着吃力地拖着我向水井靠近。突然她被一块石头一绊，一下扑倒在水井旁。猛然间，她又坐起来，把我一下搂在怀里，我们母子哭成了泪人。 此时此刻我们全家濒临绝境，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 第五章 弃家回山东流离失所 精神病痊愈重获新生 正当我们全家走头无路的时刻，政府来人了。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了解以后，决定把我们送回老家博山。 母亲从箱子里找了几件衣服，包了一个大包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母亲对我说：“斌儿，咱走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这屋里的东西咱不要了！” 我不懂什么是无产阶级，只觉得撇下这些家俱有些舍不得。大东西带不走，就把那本《国画名作大全》带上，又顺手拿了一只铝锅，我知道它能卖很多钱呢。我背着大包袱，弟弟提着铝锅，妹妹把门掩过去，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这所诡秘的楼房。 步行两小时到了江边码头。我用铝锅换了两个烧饼 ，分给大家吃了。随即过江登上了去往山东的火车。 火车徐徐地开动了，我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心中暗暗地说：“再见，南京！” 1950年，北方的初冬，寒风凌凌。阴沉沉的天下着小雨，时而夹杂着点点雪珠，落到人们的脸上和身上，使人不禁寒颤连连。 我们跟着母亲走出了博山火车站，向左一拐，一座大铁桥横跨孝妇河两岸。桥下黄色的河水涓涓向北流淌，我们顺着河沿向上游走去。 博山，古老的房屋，斑驳的墙壁，起伏不平的道路，狭长而弯曲的胡同，还有说着博山话的人们使我一切都感到新奇和亲切。 横过一座大石桥，拐了两个弯，便是报恩寺，来到一个黑大门前，这是我们三舅的家。 三舅是丁丰窑厂的会计，还有舅母，两个表姐，两个表弟，日子过得十分贫寒拮据。 我们四口人的突然到来，使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舅父和舅母拌嘴不断。 为了生活，三舅很快在车站附近为母亲找到一个画茶碗的活儿。 画茶碗应该用毛笔蘸上颜料来画的。而母亲神志不清，精神恍惚，他却用手指点画。她点画的风景远山近水，绿树红花，最后再在天空点上一个红太阳，画面独出心裁，别具一格。每画完一个，她都仔细观察一番，然后带着微笑连连点头。很快几百个茶碗全画完了。当她满怀喜悦的心情向老板交货时，老板却拿起茶碗皱起了眉头，边看边摇头生气地说：“这是画得些啥！画得这样谁要啊！把我的毛坯都糟蹋了！”尽管他十分不满，还是可怜我们，照数付给了工钱。 画茶碗的活儿丢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母亲突然念叨：“济南，济南！”我们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正在迷惑中，她领着我们去了火车站，从旁门进了站台，上了去济南的火车。 济南像南京一样，是一个喧闹的都市。在参差不齐的高楼前，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我们站在车水马龙的车站路口四处仿惶。 “我们到底要上哪去呀？”我们问母亲。 母亲只是不住的念叨：“上帝保佑我们母子平安吧！” 天黑了，广场上亮起了路灯。我们又饥又渴，像游魂一样，走进了售票大厅，在大厅右角一个大石椅上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夜深了，火车走了一趟又一趟，旅客走了一拨又一拨，我们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过来一名民警向母亲询问，母亲前言不搭后语，答非所问。警察见她是精神病人，去了一会儿，拿来了几个馒头，我们狼吞虎咽吃过以后，我回答了警察的提问。 我们白天在广场上到处游荡，晚上在这个大石椅上睡觉，迷迷茫茫渡过了七个昼夜，每天靠车站上的工作人员送吃送喝。到了第八天，警察又来了，他递给我们三张去博山的火车票，于是，我们结束了一周济南之旅，又回到了博山。 博山大街高家胡同向南拐有一个黑大门，三舅在这里给我们租了一间屋，屋里面除了一张木板床外什么也没有。屋门外有一棵石榴树，还有几只不争气的石榴挂在上面，在这小小四合院里显得有些孤独。 傍晚，母亲站在石榴树旁，一手扶着树枝，乘着月光放声高唱：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魑魅，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风凄凄，雨淋淋， 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她唱得是电影《夜半歌声》插曲。歌声如泣如诉，充满凄凉和悲伤，像是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苦闷和委屈一同发泄出去，把自己的烦脑和无助告诉世人，但是又有谁能理解呢？ 悲凉和伤心的歌声在静静的夜空中飘荡。众邻居纷纷走出屋门围拢过来，每当她唱到妙处，都为她鼓掌喝彩。 然而，在我的耳朵里，这那是唱歌呀，这分明是凄惨的哀鸣！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袭上心头。 母亲她由精神失常转变成精神分裂症，她疯了！ 母亲她不洗脸，不梳头，整天在大街上来回游荡，口中不住地念叨着乱语。又加上她穿着一件乍眼的深蓝色旗袍，在这小小的山城里吸引了众多目光。我一步不离地紧跟在后面，护卫着她的安全。 一天我们从福门桥派出所门前路过，突然从里面跑出来一个民警。他一把就把母亲拽到院内，拖到一个地炉坑前，顺手就把她推了下去，深又狭小的炉坑把母亲卡在里面一动不动了。我立即惊恐地大叫起来：“妈被摔死了！妈被摔死了！” 我一边叫喊，一边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拉母亲。这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震响了半条街，惊动了周围的人们迅速围拢过来。民警见人越来越多，赶快把人群驱散。 我把母亲拉了上来，擦去她脸上的血迹和尘土。高度紧张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我搀扶着母亲，迈着蹒跚地步子，回到家中。 夜里，我们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我怕母亲出去，睡到半夜起来查看，母亲好像累了睡得正酣。黑暗中，忽然发现妹妹不见了，我赶紧四处寻找，摸摸屋门里面还插着，那这深更半夜里她能去哪呢？也许是神经绷得过于紧张了吧，我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正在纳闷呢，忽听见一声呓语从床底下传来，我随声找去，原来她在那里睡得正香呢，我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 三舅在被服厂给母亲找了个锁扣眼的活儿。母亲的病虽然没好，但除了一天到晚不住声地念叨以外，干起活来却安稳了许多。 三舅为了给她治病，几经周折，四处求医，但是都没有疗效。正当三舅对治好她的病失去信心的时候，有一天奇迹发生了。 这天早上我刚起床。忽听得母亲问我：“斌儿，咱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吓了一跳吃惊地看着她。她那平时滞呆的眼睛变的炯炯有神，也不再念念叨叨。她分明是在与我说话呀！我急忙答话：“这是博山啊！” “咱不是在南京吗？什么时候来的博山呀？”她用奇怪的眼神四下张望着。 我见她神智清醒，就把事情经过叙述给她听。她像听故事一样，不断地问这问那，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开心大笑。 “上帝让我到地狱走了一趟，今日终于重见天日了！”母亲意味深长地舒出一口气说：“感谢主耶酥上帝，让我重获新生！” 她的病好了，她确实好了。我和弟弟妹妹欣喜若狂，兴奋无比。上帝终于把母亲从深渊中解救出来。我们全家都得救了！我们立刻领着母亲去见三舅。 三舅兴高彩烈地说：“好啊！好啊！没想到这几个大药丸子还真管用哩！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什么药丸啊？”母亲好奇地问。 三舅加重语气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龙虎丸！” 命运的安排，母亲获得了新生。 第六章 难躲冰雪天改嫁域城 遇贵人指路大梦初醒 母亲的病痊愈了。天性决定了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她第一件事就是义不容辞地把生活的重担挑在肩上。 为了省房租，她在一个叫后地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碾棚，我们就把家安在那个碾棚里面。这个碾棚三面没有墙，棚子正当中有一座石碾，每天来推碾的人络绎不绝，靠墙的一面有一盘大土炕，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初冬的脚步俏然来临，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雪，雪花落在地上，地面上只是湿润润的，不见雪花的踪影。 夜里，一阵北风吹来，气温骤然变冷，冰屑似的雪末随风飘到土炕上。我们都被冻醒，大家本能地向墙角挤去，因为那里是冰雪吹不到的地方。 母亲在神头砖瓦厂给我找了个背砖的活儿。背砖，就是先把二十个砖摞好，再转身将一摞砖靠在背上，然后用双手在底层一托，砖就背起来了。窑厂烧砖都是用这种方法装窑和出窑的。我的个子小，一摞砖背起后最上面一个比头顶还高呢！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脚上磨起了很多泡。为了每天能挣三毛钱，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一天，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我千里迢迢从南京带来的那本《国画名作大全》被人偷去了。这件事使我捶胸顿足的心痛，久久不能平静。 1951年。节令已过了立冬，冰天雪地寒冬蜡月就在眼前。我们在这碾棚里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谁也没有底儿。 还是三舅给我们想了一条出路。 他想起东域城的一个朋友，叫孙乐义，比母亲大十岁，是一名煤矿井上作业的普通工人。妻子因患肺病早年去世，未曾留下儿女，现与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 三舅觉得条件还可以，经他说合，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改嫁来到了孙家。 孙乐义，中等身材，可能是因为在煤矿上长年经受风吹日晒的原因，黑乎乎的脸上长着一片片丘疹，憨厚的两只小眼睛，一笑眯成两道缝。他见到母亲就信誓旦旦地说：“我虽然不识字，是个文盲，但是我有力气，我能挣钱养活你们。”话音里透出他朴实的性格。 其实，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一下进来四口人吃饭，仅靠他那几十元的工资是难以维持生计的。 随后母亲在双山煤矿百货商店里当了一名售货员；我也扛起了镢头翻地，挑起筐子上粪，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农民；弟弟和妹妹帮着老奶奶做些家务。 日子过得虽然十分拮据，但却能够温饱不愁，生活有序。 我有一个愿望，因为生活贫困把它长期埋在心里，现在生活有着落了，我看到了希望，这个愿望就是读书。 煤矿子弟小学正在招生，我向母亲说了想去报名的想法。母亲说：“斌儿，你今年都十三岁了，这个年龄按说该高小毕业了。这些年我们到处流浪耽误了你上学啦！”母亲低下头叹息着：“如果你要去报名的话，就得报五年级，你这二年级的水平，能考上吗？” 我心里没有数。 “要不你就去试试吧！“母亲鼓励我。 考场一片寂静，我把几张考题很快浏览了一遍，考卷上的内容，我是如此的陌生，绞尽脑汁也写不上一个字。结果，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还交了白卷。上学的梦想从此破灭了。 不久，孙乐义得了一个咳嗽的病，多方求医，久治不愈，几经周折来到博山第一医院检查。当他接过透视报告单时，上面：“肺结核”三个字使他惊呆了。在当时的医疗水平，这是一种高危和高度传染的疾病。母亲立刻联想到他的前妻就是患肺病去世的，不由的打了一个寒颤。 孙乐义的母亲听说后赶紧找人四处打听。一天她急匆匆的从外边回来，趴在儿子的耳朵上说：“孩子啊！今天我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你是火命，斌儿他妈是水命，这水克火，水火不相容啊！你得的这病就是她克你的。你赶紧让她们走吧！” 孙乐义愁眉不展，无所适从。 于是我们本来平静的生活因此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 孙乐义的病日趋严重，他经不起老母亲的劝说，把她的话信以为真。一天终于忍耐不住，向母亲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斌儿他妈，我的病越来越重，这病传染又很快，咱们离婚吧！你带着几个孩子另谋一条生路去吧！” 其实，母亲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为了避开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离开也好，就顺口说：“我也考虑了，为了不再拖累你，那我们就走吧 ！” 就这样，母亲和孙乐义解除了短暂的婚姻关系。 过完春节，我们离开了东域城，回到了博山城里。 三舅有个朋友在大街南头孙家胡同，院子里有个摊煎饼的棚子闲着。还是三舅帮忙，我们在那小棚子里住了下来，暂时遮风挡雨。 母亲离婚，法院判决孙乐义要对我们承担一定的抚养义务。因此每隔几天，我还得到矿井上去找他要饭票；三舅也给我们买了一把竹签，这竹签是换煎饼的。靠着这些，一家人暂时可以填饱肚子。 为了躲过严寒的袭击，这次母亲没有再找三舅，她亲自找到一处安身的地方。 在栾家胡同一个四合院里，西南角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草房，里面堆满了建筑物品。主人是一位性王的建筑工头，他人好心善，我们都叫他王大爷，其实也是三舅的朋友。 我们把杂乱的东西整理了一下，挤出了一张床的空。王大爷给我们找来了一张草帘子挂在门上，因为没有窗户，屋里顿时黑暗下来。母亲在墙角盘了一个小巧的砖炉，生起火来。仅管外边大雪纷飞，屋里却是暖气融融。母亲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舒适而温暖的小窝。 离三舅家不远便是报恩寺小学，我每次去三舅家都要到学校大门口向里张望一番。虽然去年考矿小受到一次挫折，我也知道家境现状上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读书一直是我强烈的愿望。我看到小朋友们背着书包出入校门有说有笑，听到学生们在教室朗朗的读书声，我羡慕极了。 一天，终于忍耐不住，我小心翼翼的把这个久违了的梦想悄悄告诉了母亲。 出人意料，母亲竟然一口答应了。为了能跟上班，我插班上了四年级。我如愿以偿上了学，心中非常感谢母亲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我学习很努力，老师让我当了班长。 在一次劳作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每个同学手工制作一盆花卉。回家我对母亲说了，她立刻说：“我给你做。” 她从院子里挖来泥土作成花盆，然后用铁丝作花枝，再用彩纸作成花瓣和绿叶。 这盆花，一朵大花为主，两朵小花陪衬。那伸出去又卷起来的几片花瓣，像是在向人们招手。再配上各种姿态的绿叶，花儿鲜活而又娇嫣。 次日，我把这件作品递给老师时，老师惊诧的问：“这是你做的？” “不！是妈妈做的。”我回答。 “这花太美了！送给我吧！”老师反复的欣赏着，连连称赞。 “六一”儿童节来到了，学校组织了文艺晚会，全体同学集合在操场上齐唱： 六月里花儿香 六月里好阳光 六一儿童节 歌儿到处唱…… 我戴上了红领巾，与同学们一起浸沉在欢乐的海洋里。 但是，美好的时刻却是如此短暂，我四年级还没学完，生活的贫困再一次使我与校园永远失去了缘分。 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了新的决定，她对我说：“斌儿，按说你和文儿都正是上学的年龄，可惜咱家太穷了，眼下，别说是上学，就是我们四口人要填饱肚子还一点办法都没有呢！当前还是吃饭要紧啊！” 是啊！我很理解母亲的心情。 “那我们能干什么呢？”我问。 “咱院子你张大爷要找两个放羊的孩子，每人每天三毛钱， 正好你和文儿都去吧。” 次日，我没有去学校，我和弟弟各拿着一只皮鞭，每人赶着一群羊上山去了。 下午，太阳西斜。弟弟把长鞭一甩，一声吆喝，那领头羊带着羊群乖乖地跟着他，下山去了。而我的羊群东一群，西一片，任凭我喊破嗓子仍是乱作一团。这放羊到底有什么技巧呢？我不得而知。 夏日，闷热的天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忽然，刮起一阵大风，乌云飘来遮挡了半个天空。终于下起了大雨，顿时使人感到凉爽起来。 弟弟今天没有去放羊，他钻在黑暗的小屋里放开歌喉，尽情地唱起来：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那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八日这天早上 鬼子们偷偷摸摸进了村庄 …… 歌声从这间小茅屋里飘逸出来，弟弟用这悲伤的歌声抒发着他那童心情感，也显示着他童年的聪明才华。 后山，我放羊的地方，有一座石灰窑，老板顾用了三四个童工给他干活。可能是人手不够，老板几次劝我说：“喂！小伙计，你放羊每天才三毛钱，我给你五毛到我这来干吧！” 金钱的诱惑，小伙伴们的吸引，我去了石灰窑。 这窑上的活儿比放羊可要累多了。装窑时，我们要把大块的石头搬到窑内，烧成石灰以后，再用箩筐抬出来。有一天，我们冒着大雨出窑，石灰见了水咕咕嘟嘟炸开，我们几个小伙伴的脚都烧坏了，还得忍着疼痛干活，我真后悔不该来这个鬼地方。但想到每天可多挣两毛钱，还是撑下来了。 母亲为了学习服装裁剪，每天早出晚归。 有一天下午她回来对我说：“今天在街上遇到郭廷刚，他是我的同学，你应该叫他郭叔叔，他在报社当木工。我顺便问了他一句，托他给问问能不能让你去报社上班。” “要是能去报社那太好了！”我高兴的说。 “行不行还不一定呢！”看来母亲没抱多大希望。 然而，世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出人意料的，报社竟然同意了。母亲和我都欣喜若狂，觉得就要苦尽甘来了。 正当我们高兴的时侯，意外又发生了：劳动局不同意！ 母亲心急如焚和我一起去了劳动局。 那里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又瘦又矮，对母亲说：“国家规定十六岁才够就业年龄，他十五岁还不到，报社怎么能用童工啊？” 母亲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家里的困难，求政府照顾。可是无论母亲怎样哀求，都无济于事。 我们的希望就要化为泡影了，关键时刻事情却又出现了一线转机。报社领导刘厂长和郭廷刚一起来了，刘厂长对那工作人员说：“我们报社正缺少一个通信员，这孩子是小了点，但家里很困难，你们就照顾一下吧！” 那工作人员见报社领导出面说情，想了想说：“既然报社领导同意，那就填表办手续吧！” 听他这一说，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这一波三折戏剧性的故事正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晚上，母亲让我早点睡觉，好把脏衣服脱下来洗洗。我躺在被窝里，母亲一面给我洗衣服，一面嘱咐我要服从领导，要尊敬老师，干活要勤快，要好好学习……我听着听着进入了睡梦中。 次日，1953年2月28日。寒冬刚过，天气晴朗，一阵风儿吹来，让人感受到一丝春意。 一大早我就起床，像过年一样，穿上干净的衣服，兴高采烈地到报社上班。 从此，我一个15岁的孩子成了国家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在这人生道路上，踏向社会迈出了第一步。 报社就在博山炉神庙里，我在报社的工作主要是收发信件，管理考勤，送审报样等，每月工资30元。 这年，妹妹在税务街小学上学。随后，弟弟也考上了源泉中学上了初中。 母亲天生聪明好学，很快她就学会了服装裁剪的手艺。她在西冶街北坛，租了一间门头， 开了一家《东方成衣社》。 在北坛东头，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叫李文宣，他开办了一处诊所。母亲在开着服装店的同时又想学中医，但是她又不认识这位医生，怎么办呢？她决定亲自登门拜师。 一天她去诊所见到了李医生，开门见山的说：“李医生，我父亲和大哥、二哥生前都是中医，我曾立志继承父业，也当中医，可惜他门早年去世，我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我知道你的医术高明，信誉很高，我想跟你学中医，请求你收下我这个徒儿，圆了我的梦想吧！” 李医生用怀疑的目光瞥了母亲一眼问：“你念过书吗？” “念过，我是高小毕业的。” 李医生没有作声。 “李医生，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不辜负你的期望。” 母亲明白，他对自己的决心和能力心存疑虑。母亲恳切的请求着。 李医生只管给病人看病试脉，没有理她。 时值寒冬，天空中彤云密布，北风凌冽，寒风刺骨；鹅毛大雪，满天飞舞，银装覆盖了整个大地。 一大早，还不到开门时间，母亲准时来到诊所门外等侯，她的头上和身上落着一层厚厚的雪花，双手抄在袖筒里，两只脚不断地轮换着踩在雪上。 李医生来了，他看到母亲的样子感动地说：“这样的天气，你怎么来啦？快进屋！”说着，把母亲让到屋里。 母亲进了屋，立刻就收拾房间，打扫卫生，生着火炉给老师烧水泡茶。一会儿，屋里就暖和起来。 老师开始给病人试脉了，他把三个手指按在病人脉膊上，很快就神奇地断明了病人的病情。母亲坐在一旁，听着老师给病人讲解，仔细观查，认真领会，不断地作着记录。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正当师傅要给一名病人试脉时，母亲突然说：“李老师，我先试试，你再看我诊断得对不对，行吗？” 老师吃了一惊，心想：“你没有学过，就能试脉吗？” 当他看到母亲胸有成竹的样子时，还是答应了：“好吧！你就先试，算是一次入学考试吧！” 母亲像医生一样，对一名病人按着程序开始望、闻、问、切，她把三个手指往病人脉膊上一按，并不断地论换着轻重按压，看她全神贯注地思索着，不一会儿，他得出了结论，就一条一条说给老师听。 老师对病人重复检查了一遍，然后惊喜地说：“你诊断的很准，我给你打一百分！”接着又问：“你用什么办法学得这么快呀？” “哪有什么办法，就勤学苦炼呗。”母起说罢，她把中医的二十八种脉象和七种怪脉象流利地背了一遍。 “这是我平时看的书。”说着她从书包中拿出了两本书递给老师。一本是《中医学》，另一本是《本草纲目》。 “这是我写的笔记请老师过目。”她顺手又递给老师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李医生为她的学习决心深受感动，对她的聪明过人和克苦认真地学习精神赞叹不已。高兴地说道：“好啦！从今天起，你这个徒弟我收啦！“ 在李医生的培养下，母亲很快就能看病处方了。 母亲与刘同珍、夏侯莲英、张敦强当年要好的同学们久别重逢，一见如故。还有好友黄蔼茹等，她的这些同学和朋友们正直善良，博学多才，有着气质不凡的大家风度。她们在一起经常讨论国家大事，政治时事；畅谈个人爱好，发展前途；总结过去，瞻望未来；并且积极参加社会上有益的活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母亲学习过助产学，在税务街小学当过代理教师，在街道上参加过一些社区服务活动。 尤其是她经常参加政协组织的的学习 ，通过学习她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母亲辩明了社会上的善恶是非；懂得了许多人生中的哲学道理；接受了大量的新鲜事物；树立了坚定的生活信心。三十六岁的母亲，对过去走过的路悔恨交加，抱恨终天。瞻望未来前途无限光明，她幡然大彻大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她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由“康子心”改为“康醒民”。 她这不仅是改名，这是她对旧事物的唾弃，是对美好的响往和追逐，是对新生活的热爱，是对自我的推崇，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正是这种精神使她从幼稚走向成熟，让她由胆怯走向无畏，让她超越了自我， 她要做一个醒悟了的民众，她要使自己的生命闪闪发光。 第七章 传来神秘信疑似父音 一失千古恨遗憾终生 母亲小学时的同学夏侯莲英，住在新建二路一个小院里。因为《东方成衣社》生意清淡入不敷出，为了节省房租我们从北坛搬到这个小院里来。一间小屋，只有十平方米大小，因常年无人居住，已是门破窗残。 母亲用石灰刷了墙，用报纸糊了顶棚，油漆整修了门窗。经过她一番收拾，那房子变得整洁干净，清新光亮，她又在雪白的墙上贴了几张小画，使这小屋锦上添花。我们一家住在里面，除有些拥挤外，使人感到温馨又雅致。 时光茬苒，两年多过去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母亲勤奋好学的天性，时刻在影响着我。 有一天她对我说：“斌儿，你的工作就这样整天跑跑颠颠的干些杂事，碌碌无为的浪废光阴，实在太可惜了。我看你是不是向领导提提，要求到车间里去学点技术吧！将来还是有点本事好啊！” “学技术是不是很难啊？”我有些担心。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只要你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就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母亲鼓厉我。 后来经领导同意，于1956年我到了印刷车间当了一名学徒工。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从此，我一生就和“印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弟弟是中学生便是知青了，母亲相应号召给弟弟报了名，下乡到了三元村。 风卷残云，流星赶月，不知不觉我已渡过了二十个春秋。母亲又为我操心了，她说：“斌儿，你年龄不小了，人到了二十岁就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咱家里这么穷，谁的姑娘能看上咱呀？”她一面忙着收拾屋子一面说：“我现在每天给人看病，已经看好了不少人啦。有一位木匠我给他看好胃病以后他很感激，为了表示感谢，他打了一个半橱和一张三抽桌要送给咱。可是咱这小屋往那放啊？咱还得找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把家弄得像点样子，你好找个对象啊！” 找对象，我连想也没想过的事情，母亲早已有打算了。 东邻。有一个南北长，东西短的狭长四合院。上房是三间青砖瓦房，门前有个三尺高的阳台，显示出这上房的尊严。在上房的中间屋里，房东摆上了条山矶和八仙桌，桌子两边各有一把太师椅，蛮有些气派。 房东人少，只住了东厢屋，还有西厢屋空着，正待出租。房租虽然贵了些，但是为了我，母亲还是租了下来。 我们很快就搬到这西厢屋里来了。我们把人家送的半橱和三抽桌往屋里一摆，借着中间屋的衬托，乍一看，我们就像房东一样，是个富贵人家了。 我的姨妈住在淄川区磁村，还有姨夫，表哥，表姐都住在一起，母亲经常去磁村看望他们。 1956年一天，我姨妈一大早风尘仆仆的从磁村赶来了，她向母亲说了一件使我们吃惊的事情。晚饭后，母亲把我叫到床前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斌儿，今天你姨来了，说她最近连着收到两封信。你姨感到这两封信有些蹊跷，就拿来了，这不，你看看。” 我接过信仔细端详，从时间上看这第一封信是从齐齐哈尔一个旅馆寄来的，内容主要是打听母亲和我们兄妹的下落；第二封与第一封时间只隔五六天，是从包头火车站发出的，内容只有一句话：“不要回信了。”落款写的是我五舅的名字，收信人都是表哥的名字—“奉天”。 我拿着这两封信翻来覆去的揣摸，简直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是母亲解开了这个谜，她说：“斌儿，这两封信是你爸爸写的，他的笔迹我认得。” “天哪！”我吃了一惊。 这是父亲自1950年从南京出走以后，六年来第一次有了音信。不过他一会儿在齐齐哈尔，一会儿又在包头，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母亲和我都陷入了深思，屋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宁静，只听得桌子上的马蹄表叭哒叭哒有节奏的声音。 母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情深重地说：“你爸爸这个人，对国家他是个有罪的人。到现在他还东躲西藏的，你不想想，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能逃得了吗？对家庭，他更是个罪人，是个没良心的人，为了他自己，对咱们一点也不负责任。他曾好几次把咱们撇了，最后把咱们扔在南京，五六年了，咱们老小是死是活他不管不问，咱娘们能活到今天可不容易，是咱们命大呀！” 她叹了一口气，起身走到门口，然后转过身来说：“像他这种人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对他早已死了心了。现如今，你们兄妹几个都已改名换姓，咱早就和他脱离了关系，他愿上哪上哪，让他听天由命吧！” 母亲又把那两封信拿起来看了看：“斌儿，你把这两封信交给你们领导，让政府去找他吧！” 次日，我把那两封信交给了党支部书记。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两封信的出现，使母亲思绪万千，逝去的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 夜深了，弯弯的月儿在暗蓝色的天空中缓缓移动，月光通过窗户洒到屋里的床上。 母亲辗转翻侧难以入睡，我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她用低沉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斌儿，你现在长大了，也懂些事了，有些事你是应该知道的，我说给你听听吧。” 于是她打开了心扉，把几十年沉寂在心中的故事，从头到尾向我讲述起来： 你姥爷家是磁村。你姥爷、大舅和二舅都是中医。我兄妹共七人，只有我和你姨是女孩子。后来你大舅和二舅都因病相继去世你姥爷领着我们把家搬到了博山东关，靠你姥娘自摊自卖煎饼增加些收入来维持生计。家里人口多生活很不宽余，你姥爷他只让男孩子上学，不让女孩子进学校，整天让我在家里推磨。 都亏了你四舅，把在学校学过的东西来到家再教给我，他把磨房的墙壁当黑板，在上面写满了课文和作业，我一面推着磨一面学习，虽然没上学，学习成绩却一点也不差。后来你姥爷看我学东西很快，加上我一再的要求，他终于在我十六岁时答应我到考院小学上了学。因为我有基础，直接上了高小，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时我的学名叫康惟志。 在学校，我勤奋好学。我知道上学来之不易，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志向，从不荒废时光。每天早上，天际刚亮，我就悄悄起床，来到远处的空地上，看书、背题、预习课文。每次考试我都是名列前茅。 我特别喜欢音乐、美术和作文；我写的作文让老师总是青睐有加，批改也特别认真，评语常常和作文长度差不多，有许多作文在学校的墙报栏里张贴，和同学们交流。 学校的教导主任叫李毓南，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精明强干，多才多艺。他有一副好嗓子，唱歌、作曲是他的特长。 有一天下了课，我还没走，他来到教室里拿出一个歌本对我说：“唯志：昨天我教你唱的歌，你还有几句唱得不太对，今天咱再学学，来，我先唱一遍。”说着他把歌本给我看着，他放开喉咙高声唱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得时候， 离开了我的家乡…… 他响亮的歌声感召着我，也激励着我，不断给我前进的动力。 日常，他还帮我做作业，解难题；在生活上对我也无微不致的关怀，时时刻刻在呵护着我。 在我的心里，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他更是我的一个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是我的一位好大哥；是我离不开的一棵参天大树。 他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把对他的一切感受都记在一本红皮日记本里， 暗暗记叙着我对他一颗真诚的心。 有一天教育局来了一位顾科长视察工作，他参观了学校墙报栏里我写的 文章；在文艺晚会上他又看了我的演出，这一切，都引起了他的注意。 从那以后，他经常到学校来，并且有意识靠近我，问长问短，表现的十分殷勤。 正当我加倍努力学习，学业进步有成的时候，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你姥爷因病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的情绪一下低落下来，陷入了万分悲痛的深谷。 悲痛之余，我写了一篇题为《荒丘中的父亲》散文诗，以寄托我的哀思。后来，这篇诗歌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博山日报》上发表。 你姥爷的离去，不仅使我因丧失亲人而遭受痛苦，同时还使家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我和你四舅、五舅，每时每刻也都承受着失学的威胁。 李毓南对我的处境十分忧虑和同情，他不断的安慰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体贴关怀我，这使我精神上的压力舒缓下来。 然而，家庭生活上的巨大压力，是谁也爱莫能助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退学。 李毓南听说我要退学焦急万分，老师们都感到惋惜。我也知道，退学就意味着学业中断，今后自己的前途变的渺茫起来，同时我和李毓南的友情从此也会付诸东流了。 同学、老师、李毓南，在我将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既留恋，又难过。 我暗中祈祷，盼望上帝能伸出双手拉我一把！ 你姥爷去世和我要退学的消息，很快传到顾科长的耳朵里。他立刻来到学校，对我的遭遇表示极大的同情，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慷慨解囊，表示愿为我支付学费。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难到我的祈祷真的灵验了吗？ 高兴之余，我对顾科长感激不尽，暗中发誓，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拿出优异成绩来，报答人家对我的恩典。 我立刻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李毓南，让他与我共同分享这份喜悦。然而，又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听了这消息并没有多么高兴，而是皱紧眉头，心情十分内疚地说：“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你呀，” “只要我能继续上学读书，只要我们能够天天在一起，谁帮助不都挺好吗？” 我安慰他说。 他只是一声长叹，没有做声。 在顾科长的资助下，我学完了全部学业，高小毕业了。 毕业那天，学校里举办了文艺晚会。结束后，在朝夕相处中建立起感情的老师和同学们，久久不愿意走开。直到傍晚，灰色的天空浮上了几片乌云，人们才各自散去。我也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大家，背起书包走出校门。 我几次回头深情的看着这个值得怀念的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还有那位好心的顾科长，尤其是教导主任李毓南老师，他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的回忆。 正在回想，李毓南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埋怨说：“惟志，你走也不打声招呼，我一看你不在，就猜你出来了，来！我送送你！” 我俩走在大街上，行人渐渐稀少，晚风阵阵扑来，衣襟在随风摆动。 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无情胜有情。俩人都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真静呀，天要下雨了！”李毓南终于打破了寂静。 “是啊！”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就有愉快，就什么也不怕了。 可惜我们今天在一起的路太短了，才刚刚开始，前面不远就到我的家了。 他停在巷口一棵树旁，我站在他身边，我娇小的身材好像挨着一棵高大的白杨。 他好像有好多话要说，然而却又吞吞吐吐，半天才冒出了一句：“以后你准备怎么办？”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两只眼睛直视着我，我有些发慌。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真不愿和你分开，以后你可要常来看我啊！”我说完这话鼻子酸了。我睁大眼睛朝他看了看，按耐不住把身子扭向墙壁，呜呜哭了起来。 李毓南没有料到我这种变化，一时无言以对。 我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我从书包拿出那本红皮日记本放在胸前，想了一想郑重其事的对李毓南说：“这是我写的一本日记，送给你留作记念吧，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 我决定接受他的爱神访问。 李毓南接过日记本看了看放在口袋里。说道：“今天我不只是来送你，同时也是来与你道个别。我父亲病了，我要回家去看看，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到时一回来，我就来看你，你多保重啊！再见！” 暮色更浓了，远处不时的传来沉闷的雷声，轻风吹着细雨，飘着，洒着。 李毓南说着在雨雾茫茫的夜色里，越来越模糊了。 我站在雨中凝视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心中暗暗为他祈祷，祝愿他们父子平安。 毕业以后在家，和往常一样，天天推磨摊煎饼，整天怅然若失，日子过的迷迷茫茫。一天你姥娘对我说：“惟儿，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咱家遇到贵人了！” “什么贵人呀？” “自从你爹去世以后，咱家的生活就没指望了。光靠我卖这点煎饼，别说你和弟弟上学，就是一家四五口人吃饭也把我愁煞了。这不，幸亏顾科长，他不仅给你支了学费，让你把书读完，还打发人每月给咱家送钱送粮。要不是顾科长帮咱，咱早就要饭啦！咱可得要好好感谢人家呀！”你姥娘喋喋不休地说着。 “那顾科长为什么对咱家这么关心啊？” “这不明摆着吗？还不是为了你啊？你也不小啦，找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娘也就放心啦！“ “不！不！这不可能！”我极力反对。 “是啊！我也想过，他是个有妻有儿的人，凭咱这条件给人家当小，娘实在也不心甘。可是难啊！不是娘逼你，咱家老老小小四五口人都要吃饭啊！我一个女人家也没有别的本事。这不，这点粮食眼看吃完了，到时没办法就都去要饭吧！再说，咱欠人家的太多了，咱拿什么来还人家啊？”你姥娘一筹莫展地说着。 “要饭就要饭！反正不行！”我执意反对。 “你又喜欢上学，要是跟了他说不定还让你上中学呢？不比要饭强多了，你好好想想吧！”你姥娘说着一阵剧烈地咳嗽，她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赶紧过去给她捶背，心里一阵委屈，呜呜地哭起来。 咚！咚！随着敲门声，走进来一个穿制服的人。来人径直向屋里走去，看见我们就扯起嗓子说：“顾科长让我来看看，粮食快吃完了吧！明天顾科长正好有空，家里的人到办公室去一趟，再去拿点钱。再说，你们也得去谢谢顾科长啊！” 那人说完即往外走，你姥娘赶紧去送，回来对我说：“你看看，还是顾科长能帮咱啊！赶明天你去见见人家，当面道个谢，也算是礼尚往来呀！” 说到礼尚往来，我倒觉得有些道理，毕竟人家是花了不少钱的。资助我把书读完，还帮助家里的生活，就凭这些道个谢也不为过，总不能不尽人情吧。想到这里，我决定明天与顾科长见一面，当面道谢。如果他要提出求婚之事，我就当面婉言谢绝，他知道了我的态度，此事也就算有个了断，岂不两全其美吗？ 次日，天气像人的心情一样，阴阴沉沉的。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走在去教育局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着与顾科长见面后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我反复地重复着，生怕到时再忘了。 走进教育局，到处空无一人，原来今天是星期日，只有一个房门半掩着。从门缝里看到顾科长，他正在办公桌前坐着看报呢。我有些紧张，心砰砰地跳动。 我走到门前，停了片刻，壮了壮胆子，轻轻敲了两下门。顾科长马上放下报纸迎出门来，满脸笑容地说：“啊呀，是惟志啊！快！快进屋里来！” 我拘谨地走进屋去站在一旁笑道：“顾科长，你今天没休息啊？” “没有，没有。快坐下，快坐下。”顾科长指着椅子，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 “怎么样？毕业以后还好吗？在家干什么来呀？家庭生活还困难吗？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他一连串的问号，使我措手不及，无从答起。就按事先想好了的话回答：“顾科长，多亏你的资助，我才能读完高小，家里也多亏你的帮助，我们才能过到今天。你是我们的恩人，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将来有机会我们一定会报答你的，谢谢你！” “不用谢，不用谢！我只是尽了点微薄之力。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顾科长是说那一方面呀？” “当然是你的前途呀！包括婚姻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他这一问我紧张的心快要跳出来，我努力镇定地说：“家里很穷，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想找点事情做，养家糊口吧，” “那婚姻问题呢？” “我现在还年轻，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过几年再说吧。”我觉得该说的都说了，就转身走向门口对他说：“顾科长，你有空到我家去玩呀，我走了。” 他见我要走，立刻跑到门前将我拦住，转身两手在背后把门关了过去。 “再坐一会儿么，怎么这么急就要走啊？我还有些事情要和你仔细谈谈呢！”他说着把我拉到椅子前，双手在我肩上一按，我坐下了。他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看我这人怎么样？你没想过吗？” 我感觉脸上一阵发烧，头在发涨，低头不语。 “你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吗？你的聪明才智和心地善良征服了我。我为你付出多少代价，你该有数，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他说着双手一拉，把我搂在他的怀里。 我极力反抗，仅管我使尽浑身力气，也挣脱不开他那粗壮有力的双臂，这始料未及的变化，使我顿时乱了方寸。我惊恐，紧张，天旋地转，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这天我失身了！ 月亮从窗口渐渐移去，屋里变的昏暗起来，母亲坐在床头，背靠在墙上，慢条斯理地叙说着。 我一点睡意都没有，闭着双眼，半懂半不懂静静地倾听。 母亲见我没有反应便问道：“斌儿，你睡着了吗？” “没有，我在听呢。” 母亲下床来，端起杯子喝了两口水，接着叙述她的故事： 1937年，在你姥娘的催促下，我也万般无奈，和顾去上海举行了婚礼，当年，他把我的名字由‘康惟志’改为‘康子心’。 从结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事实说明我和他的结合是一个悲剧，这都是命中注定的啊！ 你爸爸是1902年生人，他出生在淄川区口头乡东等村一个农民家庭，因为他排行老三，名字叫顾新三，他在家中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1936年，他在博山洗凡中学读书。在学校他是个活跃人物，后来他在国民党博山县教育局当了一名科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职员都统一填表发展党员，他就在那时加入了国民党，后来成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 结婚不久，日本鬼子打进来，政府解散了。他和一个同事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他当了副司令。有一次他被鬼子的‘西门会’抓去砍伤了下巴和舌头，脖子后面留下了好几道伤痕，险些丢了性命。 1944年他去了山西沁县，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了三个月的县长，随后就辞了职。从那以后他再没有从政。 其实，共产党很讲政策，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只要交待明白了，政府会给他宽大处理的。可是他不相信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胆小怕事，整天东躲西藏的，害的咱们一家人背黑锅。都六年了，躲到啥时是个头呀？ 我自从跟了他那天起，就整天担惊受怕，到处流浪。我一个女人带着你们几个孩子，历尽世上艰险，受够人间磨难，没过一天安稳日子，没享一天福，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享受荣华富贵呢。回想起来，真是一失举成千古恨，后悔莫及啊！ 上帝既然赐给我生命，但是为什么对我这样残酷呢？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真命苦啊！唉！ 一声雄鸡长鸣打断了她的回忆，黑夜已渐渐的收起它的帷幕，黎明从睡眠中醒来，母亲的故事讲完了。 父亲为什么长期的到处奔波最后又失踪，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实际上他是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错上加错，越走越远，直至毁灭了自己，也害了我们。我们除了对他憎恨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母亲，虽然失足掉进了深渊，但她没有自暴自弃，失去信心。而是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从深谷里爬出来，求得新生，走向光明；她始终坚守着做母亲的责任，无怨无悔的带领我们兄妹披荆斩棘奔波人生，我不由的对母亲产生了无限的敬佩和同情。 这一夜，我对父母的身世有了不少的了解和认识，懂得了许多道理，好像我也长大了。 第八章 受母亲呵护思绪万千 听政府号召转到磁村 不出母亲所料，没过多久就有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名字叫张洪英。她比我小两岁，父母都是农民，家在齐河县杜官屯。 当时政府有个政策，农村妇女如果在城里找了对象，可以把户口迁到城市来。为了尽快把她的户口迁到博山，我们就先登了记，在法律上成了夫妻。 张洪英，茁壮的身材，与我一样高的个子，梳着两个小辫，黑黑的脸膛显出农民的本色。 由于我们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她白天来家里，晚上就去报社的单身女宿舍睡觉。 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但自从张洪英来了以后，母亲一反常态，每天早上做好一碗荷包蛋面条留在桌子上，再压上一张小纸条，嘱咐她来时早餐用，然后大家再各自出门。 谁也没想到，一连几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天中午，大家都回来吃午饭，只见张洪英把嘴厥得老高，拉着一张难看的面孔。 “洪英，你那里不舒服啊？”母亲这一问，张洪英委屈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我都三天没吃早饭了，只看见小纸条，没看见面条啊！”张洪英嘟囔着说。 大家都愣了，我问：“妈每天早上给你做的荷包蛋面条，你没吃吗？” “什么也没有，我吃什么？” “这可真奇怪呀！”我觉得很蹊跷。 母亲皱紧了眉头，思索起来。她忽然像明白了一样，对我们说：“肯定是我们出门以后，这面条叫房东偷去了。”她抬头看着我说：“我看这里不能住了，咱再另找地方搬家吧。” 两天后，我们搬到东关街一个小院子里，这间小屋只有七八平方，放了家俱人就没地方站了，大家进门就得坐在床上。 弟弟下乡去了，还有四口人都住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实在是拥挤不堪。其实母亲已经有了新的打算，她作出一个决定，她要带着妹妹去兰州，到我四舅那里。我明白，她在有意回避我和张洪英，给我们留出生活空间来。 母亲和妹妹走了。不久，张洪英在报恩寺小学找到一份代理教书的工作，因家庭贫困我始终没有留住她，她也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命运安排，我和他无缘，半年之后，通过法院我们解除了婚姻关系，一场虚乌的婚姻结束了。 不久，母亲把妹妹留在兰州上学，她因为牵挂着我和弟弟，一人又回到了博山。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报社也不例外，厂里除了留下几个出报纸的人员以外，其余的人全部加入到炼铁队伍中来。大家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挑矿石，运焦炭，点火、出铁紧张而又繁忙。 北院球场上，有两座小高炉，我在一号炉上当炉前工。我戴上柳条帽，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穿上卡克服，蹬上大皮鞋，俨然像一名炼铁工人的样子。 天有时刻阴晴，人有旦夕祸福。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差点失去生命。 这天早上，高炉刚刚点火，突然发现在炉半腰处有一个窟窿往外漏铁水，必须马上把它堵住。我立即向炉里加了大量焦炭把火压住，然后带上防毒面具就跳进了炉里。 炉里炎热炙手，煤气熏人，只一会儿，就觉得腿一软，眼一黑，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只感到头痛，恶心，浑身无力，躺在家中的床上，母亲正在一旁焦急地守护着。她见我醒来急忙说道：“斌儿，你可吓死我了！”她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还头痛吗？你煤气中毒了，亏着那炉旁有人及时救了你，要不你再耽误一会儿就危险了，你拣了条命啊！” 我和死神握了一次手。 又谁知，祸不单行，厄运接踵而至。没过多久，我又和死神握了一次手。 这天下午，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突然，肚子一阵剧烈地疼痛，顿时使我大汗淋漓，我急忙跑到医院进了急诊室。经过照相、透视，反复检查确诊为胃穿孔。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有生命危险了。当晚，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六个小时以后，我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 这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但却又是如此的坚强，我躺在病床上思索着。不由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守护在一旁的母亲，她那慈祥的脸上，眼角增加了几道细纹。想到她历尽艰险，受尽磨难把我们兄妹抚养长大；她含辛茹苦，牵肠挂肚对我们精心呵护；每当我在危难时刻总有她在身边守护。想到这里，一股酸楚的暖流在全身涌动起来。 母亲的爱是伟大的！ 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人们都实行粮食定量，勒紧腰带渡粮荒。领导安排我做“小球藻”和“人造肉”，送到食堂补充大家的营养。 这时，政府提出一个“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 一天，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这次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你的家在政策范围内，属于回乡的对象，你和家里的人说说做做准备吧！” 晚上，我回到家里向母亲说了，母亲说：“居委会也找我谈话了，既然是政府号召，咱就应该积极响应。我打算好了，我和你弟弟妹妹都到磁村去吧！” 1960年，酷热的夏天刚刚过去，除了中午时分还残留着一些余热以外，一早和一晚的习习凉风，使人感到秋天已经悄悄到来。 母亲开始收拾行李，装箱打捆。磁村的表姐夫牵来一头小毛驴，弟弟推着独轮车，一起把家搬到了磁村。从此，母亲和弟弟、妹妹离开了城市到了农村，靠着她们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在新的征途上，开始谋求新生活。 我成了独身住进了集体宿舍。 和母亲、弟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每逢下了班有个温暖的家在等侯着。我回到家里有时向母亲撒撒娇，任点性，发点小脾气。和弟弟妹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从来不知孤单是什么。如今，我突然觉得“家”离我是那么的遥远，前所未有的使我感觉到一种孤独的味道。 因为没有了母亲的管束，我日常生活变得自由散漫起来。每到星期日，我总要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 今天又是个星期天，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一大早就爬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磁村看望母亲和弟弟、妹妹。 乘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了大昆仑，然后再步行十里路就来到了磁村。我三步两步进了家门，很快就见到了母亲，虽然才分别一个多月，却似久别重逢，感到无比亲切。 这是一个农家小院，家在三间南屋里，是靠亲友帮助暂时借住着的。屋里摆了一张旧方桌和那熟悉的半橱，空地上堆放了一堆地瓜；里间有一盘大土炕，旁边放了那张三抽桌。整个屋子仍显贫寒，但比起博山东关那间小屋来，要算宽敞多了。 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可能是弟弟玩的，我顺手取了下来调了一下弦，随便拉了几个曲子，当我奏到《四季歌》时，母亲随着琴声唱了起来：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前绣鸳鸯 …… 这婉转悠雅的歌声，一下勾起了我十年前的一段回忆，那是在高家胡同的事。那天晚上，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她，乘着月光，在那棵石榴树旁，精神恍惚，情绪迷茫唱着那凄惨的歌声……那心痛的一幕重现在眼前， 我拉琴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母亲，她正在兴致勃勃地一字一句的认真地唱着： …… 醒来不见爹娘面 只见窗前明月光 今天的母亲已是今非昔比。她的单纯，她的执着，她的坚强使我感到她就像一棵冬天的蜡梅，虽然饱经风霜但鲜花仍然顽强绽放，顿时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母亲她每天干完农活以后，仍然不忘苦心钻研中医，为了学会针灸，她就反复的在 自己的身上扎，找穴位，试感觉，很快她就掌握了针灸技术。 然而，从医并非一帆风顺，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差点使母亲吃了官司。 那天早上，来了一位男性病人。那病人自述心口痛，观察他的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母亲说：“我先给你止住痛。”说着她给病人下了两针，接着病人的疼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母亲叫他赶快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出人意料，病人走后不久，突然传来噩耗：那病人竟然死在半道上了！ 于是，扎针致死人命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消息很快传到了公安机关。 接着法医也来了，经过反复检查，化验。最后宣布，死者的死因与针灸无关。 公安机关给母亲洗清了“致死人命”的“罪名”，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母亲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惊吓！她从中接受了一次沉痛的教训，再接诊时慎之又慎了！ 由于母亲的医术不断提高，常常还接济贫穷病人，幕名来找母亲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她在实践着自己立下的志愿，努力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按辈分，弟弟是“存”字辈，母亲把他的名字由“康振庭”改为“康存辉”。家里他是个整劳力，在生产队他挑选了“推小车”这个最苦最累也是挣工分最多的活儿，他主动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家里不让女孩子上学。为此，母亲曾尝尽了苦楚，有着深刻的亲身体会。现在妹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她下定决心再苦也要让她这个女儿读书，决不能重蹈复辙，再让她走自己走过的老路。 在母亲的支持下，妹妹一直坚持上学，直到在兰州高小毕业，现在又考上了淄博一中。 这次回家，我得到了一些安慰，但更增添了不少担忧。安慰的是这个家好像暂时稳定下来，担忧的是她们艰辛的生活路程才刚刚开始，我予感到以后更加艰难的日子在等待着她们。 第九章 政治遭歧视热情受阻 遇歹人行骗识破诡计 我秉承了母亲的天赋，不仅勤奋好学，爱好广泛，而且学起技术来，悟性强，学得快。加上我高涨的热情，很快博得领导和大家的好评。在大家的眼里，我是个聪明好学，追求进步的好青年，我也因此而感到自豪。 由于支部书记酷爱文艺，在他的倡导下，报社的文艺活动开展的热火朝天，我也是个积极热情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不久，报社成立了业余剧团，这自然少不了我，而且还成了剧团的骨干。每天的业余时间，我与大家一起排练节目，参加演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浸沉在欢乐愉快的生活中。 一个闷热的夏天，雨过天晴，地面上的雨水，被太阳一晒蒸发起来，使人感到窒息。 和往常一样，一下班，我就急急忙忙吃过晚饭，立刻拿起二胡，赶到场地开始排练节目。我的二胡一响，几个男女演员就围了过来，随着琴声边舞边唱。此时团支部书记走来，见大家都在，就和大家说：“今晚开会评选文艺活动积级分子，不要排练节目了。” 生性好强，凡事总想出人头地的我，听了这消息，立刻意识到我被评上先进是铁板钉钉的事，一股热血鼓舞着我兴奋起来。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开会却不让我参加。 晚上，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会议室里灯光通亮，和我平时要好的同伴们，集聚在一起，欢乐的歌唱着，不时得从窗户里传出来欢笑声。 我站在院子黑暗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在那视进步如生命的年代里，还有什么比政治上受歧视更使人痛苦的呢？我的自尊心受到无情地打击，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潮般涌来。 次日，虽然是个天高云淡万里晴空的好天气，但我却感到天空比平时矮了很多，一种压抑感像大石头一样，压在心上。 我找到了党支部书记，想从他那里能够得到安慰。谁知他的一席话，反倒使我陷入了绝望，他说：“根据你的表现，按说，被评个先进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啊！现在又下落不明，这就不好说了，这是个阶级路线问题啊！”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问题，我们都要受牵连的。我摊了这么一个父亲，在政治上我是先天性不足了。我开始悟出一个道理： “大凡命中注定的事，即使你做出百倍地努力想去改变它，都是枉然的。” 和我同龄的伙伴们，不论是男是女都已找了对象，唯独还有我至今单身一人。 工会委员邓永盛是我的师傅，他性格憨厚，待人热情，大家都亲切的叫他老邓。他对我的聪明能干喜欢有加，逢人讲见人夸：“小康这青年，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可惜受他父亲的影响，连个对象也找不上。” 食堂有个女工叫李继云，与我同岁，虽然人长的不算俊悄而且身材肥胖，但她的纯朴和直爽还是值得肯定的。由于她自身条件受限，至今也是孤雁南飞。 后来，命运的安排，我与她结成了终生伴侣。这还得从1960年说起。 那时，因为我每天做“人造肉”需要到食堂去取榨萝卜水，我每次去，李继云都热情地帮我舀水，提桶。我也顺便答谢她的关照，有时也开点玩笑。这些都被老邓看在眼里。 一天，老邓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用关怀的语气笑着对我说：“小康，你也不小了，该找个对象啦。怎么样，有目标了吗？”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谁跟我呀？”我自卑地回答。 “我看李继云就不错，关键是他的家庭出身好，你就应该找个她这样的，你找了她，说明你不再坚持反动立场，对你今后的前途有好处啊！” 老邓关切地望着我。 是啊，那年代，找对象如果男女双方家庭出身都不好，就会被说成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了鳖亲家。”这样就是坚持反动立场的表现，那还了得！还是老邓说得在理，我不得不考虑啊！在老邓的撮合下我决定到李继云家里去初访。 一天下班以后，李继云领着我走进了高家胡同。老远我就看见了十年前住过的那个揪心的黑大门，从那向南一拐，走到尽头，看到一个门旁有个露天厕所的破旧大门，大门里是一个小院，三间东屋便是她的家。 出来迎接我的是她的养母。养母是个干净利索的普通城市老太婆。见我到来，把我让到屋里，她一边把我从上到下打量着，一边拿水果，端茶水，十分热情。 “你们慢慢谈着，我出去有点事，”她一面说着就走出了屋们，屋里只剩下我们俩人。 李继云平时不爱说话，这会儿却打开了话匣子，恨不得把要说得话一下子全说完。 原来，她的父母都是以要饭为生，双双早年去世，撇下了年幼的姐妹三个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所迫，大姐把七岁的小妹李继云送给了一个孤身开茶庄的老板娘，名义上是做养女，实际是做童工。因为李继云自幼寄人篱下，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只在夜校里认识了几个字。是一个从小受苦的孩子。 这天，我和李继云的谈话，内容很广。从身世到命运，从工作到生活，从朋友到亲戚，从眼前到长远，从个人到家庭，从擅长到爱好。我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和感慨，畅谈着今后的愿望和理想。谈话间渐渐流露出一种相互之间的同情。 墙上的挂钟响了十下，我看天色已晚，站起身来要走，院子里一片漆黑，李继云送我到了大门口，她一面走一面说个不停。刚才我们的谈话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但李继云好象意犹未尽，我在大门口停下了脚步，依在门框上，继续听她叙说： “前几年，村上办了识字班，许多人都报了名。可养母就是不让我去，说什么：‘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疯疯颠颠的识什么字呀。’她千方百计阻挡我去学习。我没有办法就偷着报了名，没有钱买书和纸，就问大姐要，后来养母知道了，说啥也不让我上了。这不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几个字。”说着她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了。 “以后有条件慢慢地学吧，过去的事就别太伤心了。”我安慰她几句，转身走进了夜茫茫的胡同里。拐弯时我回头望了一下，隐约看见她站在门口正扬起手来向我告别。 我们的友情刚刚初露锋芒，意外的事请就从天而降。 次日，刚一上班，李继云急匆匆地找到我说：“昨晚你刚走，养母就回到家里，她一进门就气乎乎地发脾气，说以后不让你再到我家去了，” “不是好好的吗，到底为什么？”我惊诧地问。 “昨天晚上我们在大门口说话时，她在厕所里全听见了！这就翻了脸，叫我以后不再和你来往了。“ “我们也没说她什么呀，她太敏感了。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想和大姐说说咱们的事，只要她同意，养母她管不着。” “那只有这样，我想大姐会支持我们的吧。”我表面上在鼓励她，但我心里却在不断地打鼓。 其实早在我预料之中，李继云的姐姐们听说以后，坚决反对我们交往，她们也不愿意与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搭亲。 在层层的压力下，我们只好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了。 1961年，报社要往张店搬迁，同时要带一部分人员随同过去。我和李继云都在随行人员的名单中一起去了张店，好象这都是领导有意安排的。 好久没去磁村了，很想念母亲。因为探望母亲心切，今天，终于盼来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星期天。 乘火车到了大昆仑后，即要步行十里路程。 我走在畸曲不平的山路上，感受着一阵阵轻轻吹来得和煦的春风。路边上，一行行刚刚发出嫩芽的杨树和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显示着无限的活力和生机。我尽情地呼吸着城里缺少的带有芳土气息的 新鲜空气，立刻觉得心舒神爽。 我边走边想，弟弟和我一样秉承着母亲的天赋，他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可惜他生不逢时，无情的命运埋没了他的天才，使他这颗智慧的种子永无机会生根发芽。 妹妹像母亲一样，思想单纯、天真无邪；性格开郎，热情奔放。在一中读书，她刻苦学习，追求上进；对于接受新鲜事物总是领先一步，她的学习成绩和各项活动的组织能力令老师和同学们括目相看。 但是她也像我一样，因为受父亲的牵连，政治上遭受歧视，无端地被共青团组织拒之门外，她积极性受到打击，自尊心遭受创伤，一只无形的命运之手在扼杀着她的前途。 “命运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我感慨万千地思绪着。 忽然一辆汽车呼啸而过。一阵尘土过后，抬头一看，磁村已经不远就在眼前。我马上加快了脚步。 十几分钟以后，到了家里见到了母亲。她那慈祥的面孔衰老了许多，她见我回来就问长问短，十分高兴，中午特意煎了鸡蛋犒劳了我。 饭后闲聊，母亲忽然说了一件让我十分惊讶的事情。 “斌儿，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和你说一件事。前几天小北锡村来了一个姓梁的，自称是那边的人，是来打听我们下落的，你说这个姓梁的到底是个什么人？” 母亲一句话，好似平地起惊雷，我惊诧地愣住了，双眼直视着母亲，无言以答。 “他说是你爸爸叫他来的，你爸爸都十几年杳无音信了，不知是死还是活，不可能会托人来打听咱们的，我看这事有点蹊跷！我不相信这个姓梁的。”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说。 “这姓梁的肯定不是个好人，不过……。我们要是信了他，不管他是个什么人，事情都非同小可。”我感到事情有点严重。 “要不咱检举他！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会有咱的事了。”母亲征求我的意见说。 “行！检举他！”我觉得这是个办法。 次日我把这个姓梁的事情向领导作了报告。 这件事就像一个平静的水池，投进一块石头，一阵涟漪过后，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后来经过调查了解，这个姓梁的在村上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混子。他心怀鬼胎冒充所谓那边的人，想骗得母亲的信任，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没想到我们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让他显出了原形。但同时，他把一股无名的怨恨埋在心中，随时将会实行报复。 第十章 血统论盛行无辜受害 父亲一人过众亲遭殃 1962年，报社领导为了搞好职工生活，我被推选为工人代表进了食堂，这样我和李继云又工作在一起了。 一天，刚开过午饭，休息的时侯，老邓说有事要找我，我立刻意识到他又要为我操心了。因为上午我曾看见李继云到他的办公室去过。 我如约来见老邓，他一副和蔼可亲的笑脸，开门见山就说：“小康，你和李继云的事怎么样了？人家在听你的信呢！”说着他点上了一支香烟。 “他家里的人不是都不同意吗？” “现在你们都来了张店，离他们家的人远了，以后主要看你们自己啦。上午我已问过李继云了，看来只要你没意见就成。” “真的？” “我还骗你吗，你得主动找她谈谈，差不多就行了吧！”老邓吐了一口烟雾，笑着说。 在老邓的撮合下我们经过风风雨雨，又走过坎坎坷坷的道路，几经周折，终于向着婚姻殿堂，渐行渐近。 今天入春，下雨了。那晶莹透亮的雨滴，像空灵的水晶，像耀眼的钻石，像纯洁的碎银，在春雨中，一切都显得那样美丽，那么娇嫩。柳树在细雨中挥洒着秀发，小草在细雨中频频点头，它们苍翠欲滴，显得格外精神。 我和李继云走在去往磁村的路上，我们商量好的，在结婚前要去磁村拜见一下母亲。 步行这十里路，我不算什么，可是对她这超肥的身体来说，却要付出艰苦的代价。我们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中午时分才到家里。 我们见到了母亲。母亲把李继云叫到屋里，拉着她的手，亲切地窃窃私语，促膝谈心。 一会儿，又把我叫到她的跟前，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受苦的孩子，来到今天很不容易，结婚以后，可要好好过日子啊！”说着她从半橱里拿出一个包袱，找出一块苏联花布头巾，递给了李继云说：“我也没啥送给你，给你这块头巾做个纪念吧。” 我一眼就认出，这块头巾是当初要送给张洪英的，张洪英走后，母亲就把它保留到现在，它却成了母亲和李继云的见面礼物了。在那每天连吃饭都困难的日子里，这块苏联头巾就算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了。 报社给了我们一间八九平方的小屋。学母亲的办法，我糊了顶棚，刷了墙，把同事们送的画子贴了一屋子；还买了一张碗橱当桌子，把车间凑钱买的暖水瓶和铝锅摆在上面；床上铺了李继云带来的太平洋大床单。经过一番收拾和装点，一间破旧的小屋变成了漂亮的新房。 1962年5月1日，我们举行了结婚仪式。从此，世间多了一个小家庭。 李继云，她脾气耿直，头脑简单，说起话来是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新的家庭组成之后，双方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磨合期，难免有些磕磕绊绊的事情发生。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真的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不愉快的事情。 婚后月余，一个空闲的星期天，我想同李继云一起去磁村看望母亲。早晨起床后，我对李继云说：“今天没大有事，天气也不错，咱俩一起去磁村看看母亲吧？”我顺手拿起一个旧提包，等她回话。 “幸亏你有这个破妈，才几天没见，有啥好看的，我不去。”她有些生气地说。 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回答，与她争执起来。我们各不相让，无奈，我决定独自一人去磁村。 一路上走着想着，我始终不理解，母亲在她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她和我对母亲的感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烦恼，郁闷，眼里含着伤心的泪花。 中午时分，见到了母亲，她开口就问：“继云怎么没来啊？” 我本想对着母亲告她的状，可话到咀边又咽了回去说：“她今天加班，没时间来。”说完鼻子一阵酸涩。 傍晚，我从磁村回来，我和李继云都沉默在不言中，谁也不说话，这件事从此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1963年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因为时值立春，故取名叫迎春。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磁村。母亲听说她有了孙女，兴奋不已，她翻箱倒柜找出来二尺绸子布，用手扎量了一下，就飞针走线给孙女做起衣服来。 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孩子的哭笑声，大人的欢乐声，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喜悦。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女儿就要过百岁了。母亲一大早就从磁村赶来，进门就把她做好的衣服展示给我们看。 这是一件绿色绸布幼儿连衣裙。它用一块长方形的布对折起来，从中间挖出领口，再把两边缝合起来，雏形即定。然后再用缝制的无数菱形立体方块缩出腰部，使整个衣裙肥瘦有别，简易而不单调，繁杂而不落俗套，简直就是一件艺术之作。 母亲亲自给她的孙女儿穿在身上，然后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突然她猛一下把孙女儿紧紧抱在怀里，又亲又吻，尽情地享受着上帝赐与她的天伦之乐。 看到母亲那样喜欢她的孙女儿，同时我也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可能这就是血缘关系吧。 高兴之余，我想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自结婚以后，我发的工资全部自留，再也没给母亲一分钱，心中不免有些愧疚。但是，我每月只有三十二元的工资，全部买成饭票还吃不到月底呢，我也是有心无力呀，我只有轻声叹息自我安慰。 冬去春至，暑往寒来。春儿一天天长大，到了要送托儿所的时侯了。那个年代，每天除了八小时工作以外，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若再去托儿所接送孩子真有些力不从心啊。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把母亲接到我们身边来，一是让她给我们照料着孩子，同时也想借机改善一下她的生活。 谁知，我把这个想法和李继云刚刚说完，她便一下子怒气冲天，红着脸说道：“我不用她给俺看孩子，你别叫她来，我和这些国民党弄不上来！” 她这一句话像闷雷一样，直打得我晕头转向。 次日，正值星期天，我们刚刚起床，咚！咚！传来两下敲门声，我连忙开门。 “啊！”我意外地叫了一声说：“妈，你来了？” “我想春儿，来看看你们啊！”母亲站在门外，穿着那补了补丁的青色上衣，手里提着一个旧提包。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李继云，她坐在床上，早已气得脸色通红，猛地站起来说：“原来你们早已商量好了，嗨！我不用你来给俺看孩子！” 李继云说着抱起孩子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母亲一闪身，她出了屋门。 “她怎么知道我想来给你看孩子啊？”母亲问。 “昨天晚上我正和她商量这事呢，真巧，咱想到一块了。” “看来她是不欢迎我来了，”母亲说着走进了屋里。 她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被褥，见地下盆里泡着一些尿布就弯下腰去一边洗一边对我说：“我不来不要紧，可是这样，你就得受累了！” 母亲擦桌子，扫地，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做了点饭菜，放在桌子上。 直到快中午了，李继云才抱着孩子回来，见母亲还没走，就在院子里找了一块石头坐下躲闪着，我过去劝她：“你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呀？咱妈来不都为咱好吗？” “你叫她赶快走，我不用她！”李继云丝毫不让步，大声喊着，有意让母亲听见。 “斌儿，我走了！你多保重吧！”母亲一气之下拿起旧提包要往外走。 “等吃了饭再走吧。”我劝阻着。 “我吃不下，我走了！”母亲看了我一眼，走出门外。 我知道，母亲这一走就永远不会再来了。可怜的母亲一大早从磁村赶到这里，一片好心却遭遇这样的非礼，怎能使人不心寒呢？我觉得我应该为母亲做点什么。我突然叫道： “妈！你等等！”我边说边从箱子里拿出一块被面布料，递给母亲说：“这是我用加班费买的你带上吧。” 我想以此来弥补心中的愧疚，说着我把被面塞到她的提包里。 “你把这给我她愿意吗？”母亲看了看躲在院子里的李继云。 “你先拿去再说吧”我也看了李继云一眼。 母亲一扭头出了大门，走在了大街上。 李继云见拿走了被面吼叫起来。我也顾不了许多，撵出大门外，把母亲送到了汽车站。 等车的时刻，母亲把被面又从包里拿出来递给我说：“斌儿，你还是拿回去吧，要不她会和你吵架的。”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了被面。车来了，母亲上了车，这一走，她再也没有到我家来过。 我望着远去的母亲热泪盈眶，可怜天下父母心。 母亲的爱是无私的。 这件事使我留下了一个至今念念不忘的终身遗憾，我后悔当时不该又拿回这被面啊！ 那天母亲走了以后，我回到家里，把被面往床上一放，打算给李继云消消气。忽然发现，地面上散落着许多碎纸片，我拾了几张对接起来，然后抬头看了看桌子上方的墙面，原来在那里挂着一个用小镜框装着的我儿时和母亲的一张合影照片不见了，它已经被李继云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 我的心像这张照片一样也碎了！ 由于不公平的待遇，长期的低收入使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拮据的日子。天天盼，日日盼，终于盼来一个好消息，我十几年未动的二级工工资，提升为四级，即由三十二元提升为四十六元了。收入的增加，不仅使我享受到生活的改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增强了自尊心，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抬头看人了。 欣喜之余，我想起了母亲，还有弟弟和妹妹。我多么希望她门能够和我共同享受这这份喜悦啊！ 妹妹在博山上学读书，因为吃不起食堂，每星期天得要回家背煎饼，母亲在家要提早筹钱买粮，等妹妹回来帮着推磨把煎饼摊好，准备好在学校一周的口粮。 我想，她们有钱买粮吗？我现在长了工资，而她们却还挣扎在饥饿线上，我能熟视无睹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产生一个想法，我决定每月拿出十元钱，资助妹妹，按照母亲的意愿，一定要支持妹妹把书读完。 但是，我转念又一想，李继云能同意吗？她如果反对怎么办？ 晚上，我试探着和李继云商量，果然不出所料，我的话音未了，她就像被点燃了的爆竹似的，劈啪响个不停：“我跟你都十几年了，你不一直是个二级工吗？我没占你多少好处，也没享着什么福呀！现在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也得花钱，才涨了这么几个钱，你又要给你妹妹，什么时侯我们才能过好啊？……” 她的反对是在我预料之中的，又听她说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而，我并没有生气，只是暂不做声罢了。心想，等机会再说吧。 由于我经常加夜班，可以额外赚取些加班费，我决定背着李继云每月从加班费中拿出十元钱给妹妹寄去。 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而且李继云一直没有发觉。正当我暗自庆幸的时侯，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天我从邮局回来，把寄钱的存根条塞在了墙上的一张画子后面。晚饭时，我们刚刚坐到桌前，不料那张小纸条竟然从画子后面掉落下来，慢慢飘落在了李继云面前。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妙，一场风波就在眼前了。 李继云把纸条拣起来，她看出来是一张寄钱的条子，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这是什么？” 我见事情已经败露，铁证如山，不得不承认给妹妹寄钱的事。 李继云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叫嚷起来：“你给你妹妹偷着寄钱，这日子没法过了。”她停了片刻，好象想起什么来：“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你和你那个家庭联系这么密切，你再积极也白搭，要不你怎么连个团都入不上啊！” 她这一句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想爆发！ 然而，我转念一想，她祖辈两代要饭，出身好根子正，她本是无辜的。但是在这个血统论盛行的年代里，因为跟了我而遭受精神压力已经是够委屈的了，如今她的担心应该是情有可愿，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我还是冷静下来，耐着性子任凭她发泄。 她用发抖的声音斥责我，埋怨我。一直到了晚上，她的嗓子哑了，声音也没力气了，渐渐地睡着了，紧张的气氛终于平静下来。 看到她那可怜的样子，我同情、无奈和沮丧。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只好以泪洗面来宣泄着内心的委屈。 这场小小的风波并没有阻挡我的行动。只不过方法由暗改为明。李继云见我铁了心，很不情愿的就默认了，但是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恨在她心里渐渐积聚起来。 196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家庭的，是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因为那天下大雪，另外，雪是洁白无瑕的，就给他起名叫迎雪。儿子的出生本是高兴的事，但他是否也会受我父亲的影响呢？血统论的阴影怎么也让我高兴不起来，反而使我增添了忧虑。 另一件是国家大事，那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忆万群众无一例外的都参加了运动。报纸上宣传说，这是考验每一个人的关键时刻！我怎能等闲视之？当然，我不肯落后。写标语，发传单，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样样跑在前面，争取当一名捍卫真理的革命造反派。 正当我斗志昂扬大干革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给了我当头一棒。 这天，在工厂大门洞下面刚刚贴出了一份大字报，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我也好奇地凑了过去想看个究竟。突然，几行乌黑的大字进入了我的视线。我定下神来仔细看去：“彻底批判走资派大红人、反革命子弟康--国！”“李--云是我们的阶级姐妹，坚决支持李--云与康--国划清界限！”几行大黑字透出一股杀气，每个字就像尖刀一样刺痛着我的心。 “四人帮”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理论愈演愈烈，流传盛行！ 我命中注定了是黑五类子弟，夫妻也是两个阶级的人，我已经是破罐子破摔，无所谓了。可是我的两个年幼无知，天真无邪的孩子，她们可是无辜的呀！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孩子们也未能逃过一劫，使她们遭受不白之冤，给她们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 在托儿所的女儿小春还不满五岁，按照要求小朋友入托时都要自带一本《语录》。 一个下午下班后，我刚要去接孩子，托儿所的大姨把春儿送来了，见到我就说：“你们小春把《语录》上的毛主席像弄掉了，这要是别人家的孩子不要紧，可这事出在你家呀，你该知道反对毛主席可是现行反革命呀！” 我一听着了急，立刻冲着春儿和雪儿训斥说：“你们说把毛主席像弄掉了对不对？”我教训孩子是想做给大姨看的，没想到一岁多的雪儿不懂事，他竟然说了一声“对！”。我立刻打了雪儿一个耳光，雪儿只知道哭，不知为什么打他。 大姨见我打了孩子才说：“行了，行了，以后注意吧！特别是你这种家庭，往后可要好好教育孩子啊！” 过后我仔细查看了像页，与春儿的书尺寸不一样大，是从别的书上掉下来的。孩子们承受了一场不白之冤。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孩子。孩子啊！你们投错了胎，命中注定了你们是黑五类子弟的孩子，要一辈子都受歧视啊！这怎能叫人不揪心呢？ 造反派新班子要选一部分人去烟台学习印制《毛选》的技术。论技术，我也算是骨干了，可是印《毛选》是政治任务，选派的人不光看技术水平，主要还得看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能被选上的人都感到无限光荣。 中午，我因上夜班，在家把饭做好了，一会儿，李继云下班回到家里说：“去烟台学习的人员今天上午公布了，里面没有你。” 其实，这我已在预料之中，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没有就没有吧。但是，看的出来，李继云正为此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她没有吃饭，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突然间，她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叫，使我顿时毛骨悚然，胆战心惊。我扭头看过去，只见她屏住呼吸，眼球上翻，紧咬牙关，口吐白沫，脸色通紫，两腿僵直，角弓反张，双臂抽动。口中挤出嘶—嘶—的怪声，原来她在抽风！ 我立马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我用力掐住她的人中，使劲呼喊着她的名字。几分钟过后，他慢慢苏醒过来，渐渐恢复了正常，我极度绷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急忙问道：“刚才你怎么了？” 她不答话，只喊头痛，对刚才发生的事全然不知。我意识到由于思想压力太大，她得病了！ 第二天，我和她去济南省立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她得的是“遗传性癫痫病”。 “即然是遗传为什么过去没发作过呢？是不是与精神受刺激有关呀？”我有点不明白问医生。 医生边开着药方边解释着说：“因为遗传，她脑子里早已埋下了癫痫的病灶，一旦精神受刺激就会诱导发病，所以精神刺激只是诱因不是原因。以后要尽量避免受刺激。” 从此，她的癫痫病一发不可收拾，时常在夜间频频的发作，多方求医，医治无效，成了一个不可治愈的顽疾。她的病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坎上。 李继云，长期的精神压力日积月累，当她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终于失去支撑而被病魔击垮了！她一个无辜的人，命运让她长期经受着精神和病痛的折磨，饱尝本不属于她的蹂躏之苦。悲哀！ 随着时光流逝，时代变迁，一切都成为历史。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老人相聚，抚今追昔，方才知道，当初，因为父亲一人的过错，而受牵连的何止我们一家人，凡是与父亲沾亲带故的亲戚们都未能幸免遭殃。 在兰州的四舅，是个书香门弟，因受父亲牵连，长期被揪斗批判。 在口头乡东等村的哥哥，早年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因受父亲的牵连，遭到揪斗，游街。 嫂子，当时是妇救会主任，因受父亲牵连被开除党籍，含冤自尽。 二弟，三岁就被送养，虽然养父母祖辈都是农民，因受父亲牵连，二弟未能幸免一劫，也遭受批判。 妹夫，教师，共青团员，因与妹妹结婚受到团的处分。 够了！血统论使多少命运不济的人深受其害，让多少无辜善良的人家破人亡啊！ 第十一章 文革遭报复残忍迫害 被逼寻短见含冤长眠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因受父亲牵连而遭受残忍无比的迫害，要算是母亲和弟弟了。 1968年，厂里成立了文革运动专案组。我被正式划成了黑五类分子，限制自由，监管劳动。一天，我正在干活，被专案组组长叫到了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劈头盖脸地对我说：“你母亲和你弟弟在你老家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了，你要和她们划清界限，接受调查，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知道家里出事了，心理惴惴不安！我决定铤而走险，马上回家与母亲见上一面，探个究竟。 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向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趁着夜色偷偷上道，连夜赶往老家磁村。 公路上空无一人，两旁空旷的田野里漆黑一片，只听见玉米叶子被风吹的唰唰作响。 我骑着自行车用力蹬着前进，想像着母亲被批斗的场面：会场上人声嘈杂，口号连声不断，母亲和弟弟被逼低头弯腰……。啊！我不敢想了，可怜的母亲，你能熬过这次劫难吗？ 弟弟和妹妹单纯幼稚，涉世不深，从未经过这种场面，这次磨难他们能挺过去吗？ 我们太天真也太单纯了，我们主观愿望是想努力追求进步，但是命运却没给我们客观条件，事实证明了我早在几年前就已悟出的道理是千真万确的，那个道理就是： “大凡命中注定的事，即使你做出百倍地努力想去改变它，都是枉然的。” 不是吗？我父亲一人的过错，牵连我们这些无辜善良的人们深受其害，难道这不是命中注定的吗？是我们通过努力能改变得了的吗？ 骑在自行车上，腰酸腿痛，汗流浃背，历经两个多小时，到了磁村。 村里一片漆黑，借着月光，狭窄的小路依稀可见，自行车在石头路上颠波得更加厉害，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引得远近一阵阵狗叫。 我四处张望着，小心翼翼的推着车子迂徊前行，摸索着到了家的大门口。我推了一下门，没有推开，又不敢敲门，左右观察，门旁的墙头比较低矮，我把车子推到墙根下，踩着车子后座翻墙进了院里。 屋门紧闭着，没有一丝动静，墙脚下的蛐蛐发出几下叫声。我用手指沾了些唾沫把窗户上的纸戳了个窟窿，一只眼向里望去，只见母亲背靠着墙坐在床上，两手用力压着胸口，痛苦的黯然叹息，她正在胃痛，我心里一动，轻轻喊了一声：“妈！是我，我来了！” 门慢慢的开了，我进了屋里，弟弟妹妹起来坐在床上。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瞥了一下母亲，她憔悴的面孔，凌乱又花白的头发，显得格外苍老。她一把拉住我的手问：“斌儿，也斗你了吗？” “我没有事。你们出什么事了？”我轻声地问。 “唉！……”母亲黯然神伤，由于过于悲痛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喟然长叹，深陷无言中。 突然从屋后传来一阵狗叫声，母亲赶紧把灯吹灭了，屋里顿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黑暗中弟弟和妹妹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的学校都停了课，学生们都带上《红卫兵》的袖章搞起了全国大串连。 妹妹读书的淄博一中也像全国的形势一样，席卷到这场运动中来。妹妹随着红卫兵的队伍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 毛主席戴着 《红卫兵》袖章，向人山人海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所有的人们都激情四射，心潮澎湃。激动的人群在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不久，学校因搞运动放了假，妹妹也回到了家里。 母亲和弟弟听说妹妹见到了毛主席深受鼓舞；又看了报纸上刊登的《炮打司令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许多宣传文章，激起了满腔的革命热情。 “我看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场运动太好了！”母亲感慨地说道。 “这场运动是毛主席的创举，要不怎么叫史无前例啊！”弟弟发自内心的钦佩。 单纯和幼稚，加上极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天性决定了她们的思想和行为。 此刻，她们的心情怎能平静呢？她们没有想到命运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性不足，只想要下定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捍卫真理，以表示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弟弟发挥了他天生的文字才能，贴出了一份题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此举，在这个平静的小山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然而，正是这张大字报，使得引火烧身。日后却召来了前所未有的残酷报复，使全家遭受灭顶之灾，直致家破人亡！ 因为大字报冒犯了本村某些人，他们为此而咬牙切齿怀恨在心。 “几个反革命家属不知天高地厚，不看看你们自己是什么身份，你们有什么资格写大字报对我们评头品足，早晚有你们难看的时候。到时非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不信，就走着瞧！”那帮人下了决心，准备伺机进行疯狂地报复！ 1968年秋。一天，家里来了一帮人，他们吵吵嚷嚷，七手八脚的在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说什么母亲是反革命家属、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还有“打倒反革命子弟康—辉！”“揪出反革命子弟康—辉示众！”那些大字报白纸黑字透出一股凶气，这朴实的农家小院瞬间变成了杀场！ 次日，那帮人把母亲和弟弟都抓了去，要搞所谓隔离审查，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开始了！ 在私设的公堂里，几个凶煞打手站在一旁咄咄逼人。 “你这反革命子弟还想闹革命！你想革谁的命！今天叫你尝尝厉害！”几个人说着便是一阵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弟弟顿时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在另一间屋里，几个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正在让母亲低头弯腰，变相体罚；他们对母亲百般折磨之后，将一块大木牌子，用一根细铁丝挂在她的脖子上，又给她戴上了一个用纸糊的高帽子，几个人一面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一面把她推到街上。母亲铁青的脸上沾满了泥土和血迹，她那孱弱的身躯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迈着踉跄的步子在嘈杂的口号声中艰难地行走着。 她走在村里的大街上。是屈辱，是恐惧，是迷茫，是悔恨，百感交集。 她的胃痛又犯了，豆大的汗珠掺着泥土从脸上滚下。她用祈求的目光抬头仰望着苍穹：“上帝啊！我究竟错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惩罚我，求你告诉我！” “快走！快走！打倒……！”她的身体被推搡了几下，又是一阵口号声。 突然，她感到天在旋，地在转，眼前一阵发黑，晕倒在地。 早上，母亲和弟弟被抓走后，妹妹一人在家忧心如焚，如坐针毡。 她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刚从学校毕业回家。仅管因为受父亲的影响遭受歧视，但是，由于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革命的热情不减。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和她想像的完全相反，单纯的她接受不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不明白父亲的问题为什么我门总要受牵连？ 她看了一下表。母亲和二哥已被抓去快半天了，她们到底怎样了，真让人揪心啊！ 巨大的压力使她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忽然，邻居大嫂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她神色紧张地告诉妹妹：“你快去看看吧，他们把你妈弄去正在游街哩！” 这一句话像五雷轰顶，母亲的安危牵动着她女儿的心！她心急如焚，火烧火燎。 “可怜的母亲啊，你受苦了，你那弱不禁风还有着严重胃病的身躯，你能经受起这种暴风雨似地折磨吗，你已经极度脆弱的精神还能经受起这种残忍地打击吗？此刻谁能来救你啊？”妹妹想 着，泣下如雨，流着眼泪一路小跑去找母亲：“母亲你在哪里呀，我来了！” 前面路边，有几个人围在一起，母亲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妹妹予感不妙，急忙跑过去一看，便不顾一切地扑在母亲的身上：“妈！妈！你醒醒啊！你受苦了！”这哭声震撼着每一个善良人们的心！ “你不要装死，明天继续批判！” 一个刺耳的声音在喊叫着。 妹妹把压在母亲身上的牌子移去，吃力地把母亲背起来步履艰难地往家走。 昏暗的灯光下，母亲躺在家里的床上渐渐醒来，弟弟和妹妹守在一旁。 “文儿，你什么时侯回来的？他们打你了吗，不要紧吧？”母亲看着弟弟。 此时，母亲首先牵挂的是她的儿子。 “我刚回来，他们没打我，你放心吧！” 弟弟一扭头，热泪盈眶，低头走到了门外，他怕自己的哭声让母亲听见难过。 “敏儿，我是怎么回来的？”母亲有气无力地问。 “是我把你背回来的。”妹妹说着叹了一口气，陷入到悲痛中。 …… 黎明前，更深夜静，在黑暗的屋里，我听完了弟弟和妹妹如泣如诉地叙述。 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但说到伤心处大家不由得都潸然泪下。 “那个牌子有十几斤重，还是用细铁丝挂着的，看把妈的脖子勒的！”妹妹擦了一根火柴，点起了油灯。她让母亲扭过头来。 我看到母亲脖子上几道深深的伤痕，一阵心痛。 “我看你胃痛的厉害，你快吃上药吧！”妹妹说着倒了一碗水连药一起递给母亲。 “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这几天他们还要来的，我怕咱妈受不了啊！”妹妹担心地对我说。 我面对母亲、弟弟、妹妹的处境和遭遇我除了痛心、揪心和伤心以外我竟是那样的无能为力，我痛苦极了！ “斌儿，你说我死了行不行？”母亲的一句话，使我不寒而栗。 “妈，你可别这么想呀！咬咬呀就挺过去了！”我心如刀割，抬头直视着母亲。 母亲下床端起了摇曳着火苗的油灯，在我脸前从上到下照了一照，眼神也随着灯光移动着，张了张嘴，说出一句肺腑之言：“斌儿，你可要好好活啊！” “妈……” 时针指向四点，天色不早，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因为要是回去晚了一旦被别人发现，全家都会召来灭顶之灾的，天亮之前我必须赶回家去。 我来不及多说一些，匆匆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妹妹，骑上车子出了村。 一路上我拼命蹬车，加快速度，回到家里时，人们都还没有起床。这次回家，加重了我精神上的压力，对家里的处境极度担忧。 不出所料，自那天我从家里回来以后，那帮人加紧了对母亲和弟弟的迫害。 第二天，一位好心人匆匆来到家里，悄悄地和妹妹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听说明天要在公社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批斗的对象有你妈和你二哥，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唉！简直就是不让人活了啊！” “母亲昨天刚游了街，还未喘息过来，明天又要……” 妹妹顿时急得六神无主。 她知道这个厄讯是足以能够把母亲的精神击垮的。她不忍心让母亲和二哥早知道这个消息后再受煎熬，为了争取点时间，让她们能够安安稳稳地渡过这一天，她决定不到万不得一的时侯不告诉母亲和二哥，她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等待着那灾难的时刻到来。 时间过得飞快，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早上，灰白色的天空，阴云密布，热又潮湿的空气让人窒息，屋里死气沉沉没有一点生息。 院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妹妹知道，那最惧怕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康—民！康—辉！快出来，开批判会去！”其中一个胖子声色俱厉地喊叫着。 屋里，母亲躺在床上，盖着一床破旧的被子，发出阵阵呻吟，她的胃病正在发作。弟弟对胖子说：“我母亲病得厉害，她不能去了，我去吧！” 几个人把弟弟连拉带推地弄出了大门。 “装什么病，不行抬着也要去！来人！”胖子一声喊，几个人来到屋里要动手抬母亲。 妹妹着了急，上前护着母亲哀求着：“你们就可怜可怜她吧，她的胃病很厉害，都几天没吃饭了，她都起不来了，今天就别让她去了吧？” “躲开！”胖子把妹妹推开，又喊：“来人！给我把她抬出去！”说着几个人走到母亲的床边。 “求求你们了，你们行行好吧！要不然我替她去吧！我给你们下跪了！”妹妹说着扑通一下跪在了那胖子面前，大声哭着，喊着。 好心的邻居大嫂听见哭声急忙跑了进来，见状忙对那胖子说：“算了算了！你看她病得那样，今天就别叫她去了，再一回吧！再一回吧！” “你脱了初一，脱不了初二，明天再说吧。走！”胖子气势凶凶地一声喊，众人出了大门。 妹妹吊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她站起身来赶紧走到大门口看着二哥被扭上了汽车，心一下子又揪起来。 她来到母亲的床边。 母亲拉着妹妹的手哭着说：“敏儿，亏你救了我呀！ 你二哥今天又要受罪了！” 母亲和弟弟、妹妹，她们互相看着自己的亲人遭受磨难，而却又无能为力相助，这种难受的滋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世上还有比这种折磨更残忍的吗？ 阴暗的夜晚，漆黑的天空没有一丝光亮，正个村子被笼罩在黑暗和恐怖之中。 开完批判会，弟弟没有被放回来，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他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里。 半夜，门突然被打开，黑暗中溜进来一个蒙面人，头上蒙着黑布，只露着两只眼睛，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弟弟根前低声说道：“刚才他们说了，今天晚上要把你乱棍打死在这里，现在门开了，你赶快逃吧！” “你是谁？” “不要问了，赶快逃吧！ ”蒙面人出了门，消失在黑暗中。 弟弟趁着夜色，刚跑出屋外，听见大门口有许多人说话，又急忙退回来，爬上一道院墙，翻身跳了下去。刚一落地，只觉得脚脖一扭，立刻疼痛难忍，动弹不得。再往前挪动一步，感到脚下稀软，突然哼的一声，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一个猪栏，他踩在了猪粪上。在黑暗中，他摸到一个墙角卷缩起来，等待机会。一天一夜过去了，饿了就抓把猪食吃，渴了喝点雨水，又等了一天才有机会终于逃了出去。 他虽然脚被扭伤，但却拣了一条性命，这要感谢那位蒙面的救命恩人啊！我们将没齿不忘。 弟弟逃走了，那帮人更是抓住母亲不放，他们变本加厉地对母亲百般折磨。 1968年 8 月 15 日晚，夕阳收起它那最后的微光，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场大难正在向母亲步步逼近！ 果然，那帮人又来通知母亲去接受批斗，母亲已经予感到，这场更加残忍的酷刑已是在劫难逃了！今天晚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一个无助、体弱又多病而切已经气息奄奄的五十一岁老年妇女，面对那些以强凌弱的势力，此时此刻，她只能忍辱受屈以外，别的还有什么出路呢？ “孩子们啊！妈不能照顾你们啦，但愿上帝保佑你们兄妹平安，你们可要好好地活啊！妈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母亲她作了最坏地打算： 时间一分一秒飞快地过去，当又有人来催促时，她已经在后院用一条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万万没有想到，我那天夜奔磁村和母亲的见面竟是最后的绝别！她没有机会向众人诉说，没有机会向亲人告别，她匆匆地，默默地走了！ 一切沉浸在浓重的夜色中，乌黑的院子里，静得可怕！只有那 瘮人的狗叫声不断从远处传来，使人混身起鸡皮疙瘩。 屋里的正中间，地上铺着一张破席，母亲静静地躺在上面。一盏小油灯挂在墙上，摇曳的火苗不断摆动 ，微弱的灯光照在母亲的脸上。她安祥的面容闭着双眼，像睡着了一样。她不再受那精神上的凌辱，也不再受那躯体上的折磨，她超脱了，她负屈含冤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妹妹孑然一身，孤独的坐在母亲的遗体一旁，椎心泣血，悲痛欲绝又不敢大声地痛哭着…… 母亲啊！刚才你还在我身边好好的，只短短的一会儿没看见，你怎么就撒手人寰撇下我们兄妹悄悄的走了？你命好苦啊……！ 你含辛茹苦几十年拉扯我们，我们像幼鸟一样在你的呵护下成长，你一生历尽磨难，没过一天好日子，儿们还没有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你就不辞而别了，儿对不起你呀！ 母亲，你走了，谁还牵挂我们？谁还呵护我们？没有了你，以后我们的路可怎么走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走的，你本是一位清白，高尚，慈祥的母亲。但你却因为经受不了残酷地折磨被逼而去，你是无辜的，你是冤枉的啊！ 此时的妹妹，孤苦伶仃，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她脆弱的精神饱尝了无情地打击，他纯洁的心灵遭受着残忍地创伤，她怀着悲痛，伤心的心情守着母亲的灵躯。 世上还有比失去母亲更痛苦的事吗？ 妹妹抬起头来望着门外漆黑的夜空，哀声哭诉： “大哥，二哥，你们现在在哪里呀？你们知道母亲已与世长辞了吗？等你们再回家的时侯，你们已经见不到母亲了！ 当你们知道母亲去世了，你们肯定会和我一样悲痛欲绝的 ，哥哥呀，咱们已经没有了母亲，只有咱们几个相依为命了！ 好心的邻居大嫂进来了，她把妹妹一把拉起，热泪滴在了俩人的手上。“快别哭了！得赶紧想想办法呀！是不是告诉你大哥，让他回来一趟吧？” “他也在受批判，思想压力够大了，还是过些时侯再告诉他吧。” “要不你去公社找找，看他们能不能派来人帮帮忙，找个地方埋了啊！” 说着她给妹妹擦了擦眼泪 。 次日一早，妹妹去了公社 。 一直到了下午，公社派来了几个四类分子，用一床破被子把母亲的遗体裹了起来，妹妹把一个小瓶子放在被子里，看着母亲的脸说道：“妈！你叫病魔折磨了你一辈子，你到了那边，可要按时吃药，早点把胃病治好。” 母亲的遗体被抬到了空旷的荒郊野外，一会工夫，堆起了一个小土丘，母亲在这里长眠了！ 妹妹跪在土丘前面，给母亲磕了三个头。 “妈！你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妹妹声泪俱下向母亲作了最后的告别。 起风了！妹妹理了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大风吹不走她的痛苦，却使她的身体阵阵寒战；下雨了，滴落在她脸上的雨与她那悲痛的泪水融在一起，淌啊，流啊，不停地流淌着！ 妹妹站起身来，凝视着远方。 “大哥，二哥，但愿你们平平安安，你们可要多保重啊！”妹妹憔悴的面容含着祝福，惆怅的心装着牵挂。 霎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地面上飞沙走石，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紧跟着一声炸雷震耳欲聋，弹丸样雨点劈里啪拉射向地面。又是几道电光和雷声，大雨倾盆而下，一会儿，雨水汇成了河，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四处流淌。 惊天地，泣鬼神！上天在发怒！大地在哭泣！那些作恶多端，逼死人命的罪人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母亲，您走了。无情的命运像秋风卷落叶一样活生生的把您从人生的舞台上卷走。把您卷到一个不可知的王国里。如今您的躯体也早已随着翻动着的日历消散了。我多么想让时间倒流，再叫您一声“妈！”再看到您那充满爱的慈祥微笑。 母亲，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在您活着的时侯长大成熟，那时，您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由于弟弟妹妹年龄小，您最信任我，依靠我，事事都告诉我与我商量，可我那时又单纯，又幼稚，太不懂事，太不成熟了。如果那时我长大成熟了，我一定不会让您遭受屈辱，我会保护您的安全和生命的。可是您没有等到我长大成熟，就独自一人含冤而去了！悔也！ 母亲，随着岁月的流转，时代的变迁，战乱和“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一去不再复返；现在我们的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生活水平今非昔比，我们再也不为吃饭而发愁了。使人更加欣慰的是国家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创建一个文明和法制的国家。歧视和偏见随着血统论的消失已不复存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充分享受着民主和自由，社会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无情的命运却让您过早的离开了世界，您没能等到今天，无缘享受到这美好的生活，这是多么深沉的憾事！这怎么能不让人痛心疾首呢？哀哉！ 母亲，安息吧！随着时代的进步，您的冤屈将会得到雪耻；当世界上消除了丑陋与罪恶，消除了嫉妒与仇恨，上帝将会让您复活，让您重新享受人类美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