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 前言 人生六记 人生一世，草木春秋，帝王将相、黎民百姓，概莫能外。人生时间有限但空间无限，最重要的是在有限中寻求无限。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 人生在世，勿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拥有春天的山花烂漫，夏天的生机蓬勃，秋天的果实累累，冬天的冰清玉洁。勿求惊天动地，但求充实圆满——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天，走好每一步，一辈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人生六记——放牛记、求学记、长征记、建厂记、还乡记、抗癌记，记录真实有趣的生活，讲述经久难忘的故事，回顾无怨无悔的人生，重温任人评说的历史。 生活，难免有酸甜苦辣，有酸甜苦辣，才有滋有味。 故事，已经过去的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生，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或一帆风顺或艰难曲折，或甜蜜幸福或痛苦艰辛。轰轰烈烈、一帆风顺、甜蜜幸福固然美好，然而平平淡淡、艰难曲折、痛苦艰辛才是真。 历史，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过去、照见未来，照见他人、照见自己。 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我成长的时间、空间、条件和机遇，我的人生经历，都与父辈完全不同，也和后辈大不一样。我的一生，从山野放牛娃娃到北大莘莘学子，从边疆少数民族的农家子弟到工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经济师，从政府科员、科长到副调研员，一路走来，有酸甜苦辣，有艰难曲折，也有痛苦艰辛。然而总算是在不断地追求和奋斗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虽然没有辉煌，没有荣耀，但也没有虚度年华的悔恨，没有碌碌无为的羞耻。我把一生的热情、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社会。退休了，作为社会的回赠，我拿着国家的养老金，享受着政府的医疗保险，衣食无忧，颐养天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刚刚退休，癌症就缠上了我。好在好人自有好报，在与癌症的抗争中，老天有眼，凡事顺利，我不但没有倒下，而且身心得到了更大锻炼，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同时还在人生的道路上又走出了新的一步，完成了普洱市水电工程移民经济开发十年规划的编撰和《草木春秋》的写作，了了两件我今生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我的一生是充实的、圆满的，也是快乐的和幸福的，虽然没做出什么显眼的成绩，但也没干过一件违法乱纪、伤天害理的事情。我15岁从无量大山的小村子里走出来，足迹踏遍了昆明、贵阳、长沙、武汉、郑州、石家庄、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南宁、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全国许多城市和地区。今后哪一天，即便我的身影消失在了冬天的地平线上，也会在身后那片白茫茫的大地上留下一串清晰可见的脚印。 中国人死后都习惯在自己的坟前立块墓碑，《草木春秋》就权当是我给自己准备的一块墓碑吧！ 1 放牛记（上） 在一家一户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社会里，放牛几乎是每个农家孩子小时候必干的活计，我自然也不例外，从五岁半到九岁，我放了整整三年半牛。 1945年农历8月28日，我出生在云南省思茅地区镇沅县里崴乡大村一户贫穷的傣族农民家里，并在这里生活了15年，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1960年小学毕业升入中学，我才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里崴。 里崴是一个仅有两三平方公里的小坝子，坝子四周都是无量山脉，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澜沧江支流威远江就发源于这里的无量山间。威远江的上游叫勐统河，勐统河由北向南从里崴坝子中间穿过。翻过坝子东边的山是景东县的者后，翻过坝子西边的山是景东县的永秀，翻过坝子北边的山是景东县的景福，三面都在景东县的包围之中，只有走出南面的山口，才是镇沅县的勐大。坝子东边的山脚下，从北到南，依次座落着新街、冒山、草地、大山、新村等五六个村庄。坝子西边的山脚下，由南向北，依次坐落着黑泥田、孔家村、大村、象山、文仆等五六个村庄。这里是民族杂居地区，生活着汉族、彝族、傣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多个民族的人民。人们主要以种植水稻、玉米、甘蔗、小麦、大豆、花生和养殖牛、羊、猪、鸡为生。解放前，大山、草地、冒山、文仆村的杨姓、李姓、罗姓和徐姓少数几家地主恶霸统治着里崴，他们都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比较深。坝子东面的边沿，有一条从镇沅通向大理、丽江的马帮大道，驮着茶叶、盐巴进藏的马帮，从早到晚络绎不绝，马铃声响彻整个坝子。 我们大村有三十来户人家，姓刀的傣族人家居多，其余还有姓陶、姓李、姓张、姓彭的人家。按土改时的划分，全村最高的阶级成份是中农，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我父亲一辈，兄弟姐妹5人，父亲叫刀朝凤，排行老二，伯父刀朝龙，叔叔刀朝元，还有两个姑姑。我祖父一辈，从村里刀姓人家间的亲密程度来判断，至少是兄弟6人。村里其他刀姓人家，都属于是曾祖父辈及其以上的家族了。父亲年轻时給地主赶了二十几年马，临解放前几年，才回家租地主的田地种，养活全家六口人。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清苦，每年打完谷子交完租，就只剩下几百斤二扬谷子，一年到头，都是野菜拌饭，而且常常是野菜拌饭也不能吃饱。特别是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全靠野菜度日。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4人，姐姐已出嫁。哥哥和姐姐都在临解放时病故，解放时家里实际上只有我和妹妹两人。 1949年12月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纷纷瘫痪、垮台。里崴是1950年解放的，那时我不到5岁，可我清楚记得，先是有一群年龄二十岁左右，穿着灰布衣服，身挎手枪的青年男女，到各个村子里来“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我只记得他们中有一个小伙子叫黄强鼎，解放后成了景东县农水科科长，后来成了思茅行署水电局局长。有一个小姑娘叫邱萍，很快就当了里崴区区长。还有一个是好像叫伍兴木，其他的就记不清了。他们说他们是解放军、游击队的政治工作队，他们每走进一户贫苦人家，都向大家讲，穷人要有好日子过，就要团结起来，斗倒地主，减租退押，分田分地。只要有了自己的田地，自己种自己吃，不再给地主交租子，不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大家就会有好日子过。他们对贫苦百姓和蔼可亲，问寒问暖，深得贫苦百姓的信任。没多长时间，全里崴的贫苦百姓都被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农会和民兵组织，召开诉苦大会，使得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的愿望和要求无比强烈，让里崴的地主恶霸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少数狡猾的恶霸地主，晚上已经不敢住在家里，收拾好细软随时准备外逃。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恶霸地主，仍在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有一天，滇桂黔边区纵队的十七八人奉命到冒山的地主恶霸罗尊贤家收缴枪支弹药，罗家一边假惺惺地杀鸡煮火腿招待大家吃饭，一边悄悄派人到大山通风报信搬援兵。结果大山杨家的援兵一到，便将他们团团包围，多数人都被打死，还有几个活的，就强迫他们把打死的人一个个拖到村子下面的小河边，然后把他们也一起打死，扔进小河里。一些三青团骨干分子，也多次密谋策划杀害政工队员，抢夺他们的枪支，但都没有得逞。后来开来一支几百人的解放军野战部队，他们都是北方人，穿着棉衣棉裤，身揹长短枪支，驻扎在小学校里。学校大门口，除白天黑夜都有人站岗之外，还架着机关枪。就在部队开进来的当天夜里，解放军、政工队、各村民兵一起出动，一夜之间就将里崴的地主恶霸，除少数几个逃出国境，跑到了缅甸之外，其余全部一网打尽，统统抓起来关在小学校的教室里。第二天，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里崴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由解放军野战部队一个叫的崔金生的领导担任区委书记，政工队邱萍担任区长，里崴从此解放了！ 里崴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审地主恶霸，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公审大会连着开了几天，小学校的操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五花大绑地被押来跪在大会主席台前面，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跑上台去，声泪俱下地揭发控诉他们的罪行。有的老奶奶，边哭诉边用鞋底搧他们的嘴巴，拼命用锥子往他们身上扎，扎得他们嗷嗷叫。公审结束后，就把他们押到会场外边枪毙了。第二件事是减租退押，进行土地改革，分胜利果实。区政府将地主恶霸家里的房屋、生畜、农具、用具等所有财产，除给其家属子女留下少量生活必需品外，其余全部没收归公，并将其分给贫苦百姓。叔叔家、我家和村里另一人家，三家一起分得1头水牯牛，三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有这头牛，才决定了我以后三年半的放牛生涯。其实农民最渴望得到的还是土地，1952年，里崴进行了土地改革，区政府把没收地主的田地，按人口分给了广大贫苦农民，我家4口人，分得水田5亩3分8厘，全家人的生活从此有了保障。凡是分到了耕畜和田地的农民，都说毛主席、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我是5岁半开始放牛的，除了放我们三家人分得的那1头之外，还有伯父家的1头。放了半年，我满6岁的时候，父亲又从别的村子赶来了4头牛（3头大牛和1 头小牛）让我放，报酬是每年给稻谷1担8斗(大牛5斗，小牛3斗)，合360斤，说是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我每天放6头牛，放了整整三年，直到九岁上小学。放牛这个活计，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一年365天，天天都得赶牛上山，一天也不得闲着。只有过春节的时候，大年三天、小年两天，大人替你去放牛，你才得休息和玩上几天。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来说，这未免有些太残酷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孩，要吃饭就得帮着父母干活，这是极普遍极平常的事。不论本村邻村，放牛的大多是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小孩，当然也有干不动农活的老人，每人放牛从两三头到五六头、十来头不等。里崴坝子西边的象山、大村、孔家村三个相邻的村子，有牛百十头，放牛的老人小孩共有20人左右。三个村范围内共有3个牛场，一个是北边的那开梁子、大白树箐、躲马箐、大黑箐、大椿树梁子、大红毛树梁子，靠近象山村，以象山为主，象山和大村一起使用。另一个是南边的核桃箐、解板箐、荞地垭口、大沟邦、滴水崖、一碗水、羊房梁子，靠近孔家村，以孔家村为主，孔家村和大村一起使用。再一个是澜板箐、大麻栗树、独水井、小木场、大白树根、老徐家垭口，靠近大村，主要是大村使用。我们天天都是上午10—11点就把牛赶到山上去，让它 们自己满山的去找嫩草吃，晚上五六点把它们赶回来关到牛圈里。如果是冬天，还得给它们再喂上点干稻草。 我们每天把牛赶到山上以后，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耍。有时玩着迷了，就会闯大祸。一种情况是牛跑到田地里偷吃了人家的庄稼，各家父母得按牛头赔偿人家损失，我们个个都得挨父母揍。再一种情况是放的牛丢失了，到天黑都找不着，怕挨打，家也不敢回。这两种情况都是会经常遇到的。第三种情况是牛误入歧途，走上绝路，坠崖摔死。虽然有牛肉吃，但也有苦头吃，家里得赔人家牛，我们的两腿得结一串串“豇豆”（鞭痕）。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多在夏秋时节，雨水多、山体松软，牛容易踩滑的时候发生。 我放的6头牛，5头都很合群听话，就只有那头老母牛，不但与全村的大牛群合不来，就是与同圈的其它5头牛它也合不来，就连她生的那头小牛，也从不跟它在一起。把它们一起放到山上，不出半个小时，它就不见了，只有其它5头仍会时常在一起。我对它十分头疼，只要发现它一离群，我就狠命地用棍子把它打回到牛群中来。就是这样也不管用，它还是我行我素，只要一不留神就找不到它了。特别是到了该把牛赶回家的时候还找不到它，我就非常的着急，一是怕夜里野兽伤害它，二是怕它跑到人家的地里吃庄稼。其实，老虎豹子这些猛兽，一般情况下是不敢随便攻击成年水牛的，听老人们讲，有一只凶猛的金钱豹，因攻击一头小牛，被小牛的妈妈用双角死死地顶在土坎上大半天，豹子其实早已死了，可因为小牛妈妈稍一松开点，死豹子就会从土坎上往下梭动一点，小牛妈妈以为豹子还活着，只好又将它紧紧顶住，直到有人来了，小牛妈妈才将其完全放开。但是有一种豺狗，黄黄的，个子不大，很灵活，它能爬到牛背上，从牛的肛门把牛肠子掏出来。牛肠子一旦被掏出几米，拖在地上，一群豺狗便在后面追着撕咬了吃，直到水牛倒地断气。第一次把牛放丢了的时候，我挨过一顿狠狠地打骂。当第二次把牛放丢了的时候，我把其它5头牛赶回来关好，又到山上去找了一趟，直到天擦黑，还是找不着。我只有偷偷跑回来，钻到牛圈楼上的草堆里睡觉。天黑以后不见我回家，父母着急了，便走出家门，一边喊我一边朝牛圈走来。我害怕被他们找到，就赶紧从牛圈楼上爬下来，往后山上跑去。喊声越来越大，喊叫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大家几乎是齐声大喊，听得出家里的所有亲戚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他们甚至点起了火把，还叮叮噹噹地敲打着铜盆、锅盖、竹筒之类的东西，整个山村都沸腾了。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在这边山上答应他们一声，就赶快跑到那边山上，等他们到了这边山上，我就在那边山上答应他们，就这样跟他们捉迷藏。直到听见母亲哭着喊“你赶快回来，妈妈不怪你，不打你。”我才提心吊胆走了回来。父母说话还算数，从此，不但丢了牛不打我，还赶紧替我去把它找回来。 一般情况下，小牛都要让它长到角和耳朵一样长以后，才能教它干活，用它来耕田犁地。如果过早用它来耕田犁地，就很容易使它的身体受到损伤，从此丧失劳动能力。我放的那头小牛，耳、角还没长到一样长，还不能让它干活。其它5头大牛，每到秋收栽插季节，都要被牵去拉犁拖耙一两个月，只有这头小牛，一年365天，天天都在我的身边。它非常温顺、听话，我也很喜欢它，在一两百米范围内，只要一听到我呼唤它，它立即就会摇头摆尾、蹦蹦跳跳地跑到我面前来，享用我赏它的一小点盐巴、一小把青草或者一泡烫呼呼的尿。每当听到它哞哞叫个不停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找不到同圈的大牛了，就赶紧跑去把它带赶了去和大牛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我便发现它脖子上有一道白毛，就像系了条白围脖，很漂亮。再看其它小牛，也都是一样的，只有等它们长大了，这条白围脖才会慢慢消失。而且我还发现，水牛最恨芭蕉树，见了芭蕉树它们就会用头去顶，用角去挑，不把整蓬芭蕉树都整倒在地，它们决不罢休。 小牛为什么会有条白围脖？水牛为什么最恨芭蕉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火塘烤火聊天，我便忍不住把这个想了好久的问题拿来问父母。“这个我知道，让我来讲给你听。”母亲自告奋勇地给我讲了起来。她说从前有个小伙子，没爹没娘，一个人过日子，靠上山砍柴、下河捕鱼为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隔壁邻居是一个姓王的寡妇，带着两个十七八岁，如花似玉的姑娘生活。虽然小伙子也常常主动帮王寡妇家干些重活脏活累活，但王寡妇眼里根本瞧不起小伙子。有一次，小伙子向王寡妇提出想娶她家一个女儿为妻，王寡妇便勃然大怒： “呸！看你这穷兮兮的样子，配娶我的姑娘吗？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从此，小伙子再也不敢提这事了。有一天小伙子下河打鱼，天都快黑了还一条鱼没打着，“九网空，一网成功”，小伙子口中念念有词的撒下了最后一网，收起来，只有一条三指宽的小红鱼，他很失望地把它丢到鱼篓里，扛起网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可他只能一个人坐在火塘边烤火。忽然听到小红鱼在鱼篓里噼哩啪啦地跳，这时小伙子肚子饿得直淌口水，干脆把它烧吃了吧，他想……于是顺手就把小红鱼丢进了火里，只听啪啦一声，小红鱼便从火里跳了出来。他又捡起来丢进火里，小红鱼又跳了出来。他再捡起来丢进火里，小红鱼还是跳了出来。他不耐烦了，就把小红鱼顺手丢进了水缸里，睡觉去了。以后不管小伙子上山打柴还是下河捕鱼回到家里，灶上都有做好了的饭菜让他吃。他很奇怪，跑去问王寡妇是不是她给做的饭，王寡妇说：“我给你做饭？你哪有这个福气！”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情况还是如此，天天有人给小伙子做饭，小伙子更奇怪了，下决心非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可。有一天，小伙子出门后便爬到房顶上，将房顶的茅草八开一个小洞，偷偷地看着家里到底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大一会儿，就见水缸里的小红鱼啪啦一声跳出了水缸，脱去鱼皮，变成一个年轻的姑娘，并立即动手扫地和生火做饭。小伙子又惊又喜，直到看着姑娘做好饭，穿上鱼皮，变成小红鱼跳回到水缸里，他才从房顶上爬下来。这天晚上，小伙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为自己的奇遇又兴奋又纳闷，小红鱼为什么会变成人，它为什么要变成姑娘来给自己做饭？他决定继续偷看个究竟。第二天，小伙子依旧爬在房顶上悄悄地偷看，当小红鱼扫完地的时候，他就将一泡口水吐了下去，这时小红鱼说话了：“野猫嚼的死鸡，人家刚刚扫干净你又拉屎在上面，还得让我重新再扫，主人回来我还做不好饭怎么办？”边说边把地上的口水打扫干净。趁小红鱼不注意的时候，小伙子用棍子把鱼皮挑到火里烧掉了，这回姑娘是再也变不成小红鱼了。她只好如实对小伙子说，她本是龙宫里的小龙女，因喜欢小伙子的诚实、善良和勤劳，才想方设法来到他身旁，愿和他一起过日子，终身厮守。小伙子感动不已，对天发誓，爱她一生。没有笙乐，没有花烛，没有来宾，没有高堂，天地作证，两人对拜，即为夫妻。婚后的生活虽苦，但小两口和和美美，日子过得也还惬意。有一天，小龙女对小伙子说：“我们现在需要把房子重新盖一盖，使它变得更大更宽些，住起来才舒适。另外还要盖几间牛圈马厩，养牛养马。”“盖什么牛圈马厩，我们哪来的牛马？”小伙子不解地问。“我们一定会有牛群马群的，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那你说我该怎样去做？”“这样吧，你先把盖房子及牛圈马厩要多少木头算一算，明天上山去看看，凡是用得上的树，每棵砍它一斧头，完了就回来。”小伙子照做了。第三天早上起来，小龙女又对小伙子说：“你今天上山去看看，如果木头砍好了，扛上1根回来就行了。”小伙子到山上 一看，嗬！居然所有木头都砍好了，他扛上一根就回家。小伙子第四天早上起来，只见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到处堆满木头。小伙子忍不住问小龙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龙女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好。”就这样，小伙子头天竖好1棵柱子，第二天所有柱子就都竖了起来。小伙子头天盖好1片瓦，第二天所有房顶就都盖好了……以后，不论开荒造田，耕田犁地，收谷割麦，样样如此。盖好牛圈马厩，牛群马群就要来了，而王寡妇家的场院上正晒着谷子，小龙女便对王寡妇说：“王大妈，请把你家的谷子收一下，不然一会我家的牛群马群来了，就会踏碎你的谷子。”“哟—你家的牛群马群在哪里呀？你就只管让它来吧，踩坏我的谷子不要你赔。”王寡妇根本就不相信会有什么牛群马群。小龙女走到大河边，手拿白毛巾，在空中舞动了三下，一大群牛马便跟着她来了。牛群马群经过王寡妇门前时，把她的谷子全都踏碎了。王寡妇站在门前，看着被踩碎的谷子，目瞪口呆。讲到这里，母亲摸了一下我的头，用眼睛盯着我说：“你知道吗，从前的谷子有花生那么大，就是因为被小龙女家的牛马踏碎了，才变得现在这么小。”“那后来呢？”我问。母亲只好接着往下讲：后来日子好过了，小伙子也就变了，变得越来越好吃懒做。成天东游西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管小龙女怎样苦口婆心劝说，他什么都听不进去，还经常和小龙女大吵大闹。王寡妇也趁机对他说，一个小龙女有什么了不起，焦头烂额的（被小伙子丢到火塘里烧的），哪有我的两个闺女漂亮，只要你喜欢，随你挑一个。每当小伙子与小龙女吵架的时候，王寡妇就把小伙子喊到她家去，让两个女儿陪他吃喝解闷。小伙子终于向小龙女提出要休了她，另娶王寡妇的女儿为妻。小龙女眼看姻缘无可挽回，便决定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孤身一人回龙宫去。走的时候，小伙子送她到当初用网把她打上来的地方，站在河岸上，看着小龙女一步一步向河中间走去。水淹到膝盖的时候，小龙女回头看了他一眼，见他毫无表情，就继续往前走；水淹到腰杆的时候，小龙女又回头看了他一眼，见他仍无表情，又继续往前走；水淹到下巴时，小龙女只是回了一下头便迅速没入水中。当小伙子迷迷茫茫往家走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路上都是往河边狂奔的牛马，他急了，赶紧解下白包头拴住一头小牛的脖子，并把它拴在芭蕉树上，就这样生拉活扯地把这头小牛拴了下来。讲到这里，母亲摸着我的头看着我说：“这下该知道了吧，小牛的脖子上为什么会有一圈是白的，水牛为什么最恨芭蕉树？”我看着母亲的眼睛点了点头。“后来呢？”我又问。“后来小伙子什么都没了，又和从前一样，靠上山砍柴和下河打鱼为生，吃了上顿愁下顿。王寡妇也不愿把女儿嫁给他了，他非常后悔。”母亲说。我很想知道小龙女和小伙子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催着母亲继续往下讲，但母亲说后面的故事还很长，小伙子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尽了各种苦头，才又找回了小龙女，过上美满生活。因为我第二天还要上山放牛，该上床睡觉了，小红鱼的故事以后会慢慢地给我讲，我也就只好睡觉去了。父亲和母亲的脑子里都装着很多传说故事，讲的多是行善积德，因果报应之类的事情，他们就只会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教育启发自己的孩子们。小红鱼的故事，使我懂得了要珍惜一切已经得到的美好东西，切不可贪得无厌，以免自食其果。 2 放牛记（下） 春天，春风吹拂，万物复苏，明媚的阳光洒满山野田间，小树长出了油亮的嫩叶，蝉鸣树上，鸟唱林间。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小草发出了嫩芽，整个山坡都绿了。高山上，樱桃花、棠梨花、杜鹃花、山茶花、紫藤花、白藤花……漫山遍野，红的、白的、紫的、蓝的……相互辉映。蓝天白云，绿草山花，树上鸣蝉、林间飞鸟，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坝子中间，弯弯的河水碧波荡漾，男人们在忙着犁田耙田，女人们在忙着拔秧栽秧，长长的吆牛声，悠悠的山歌声，此起彼伏。整个里崴坝子都从冬天的沉睡中醒了过来，人们为了来年的丰收而忙碌起来了。我们将牛群撒放在山坡上，它们都被满地的嫩草牢牢吸引住了，很少钻树林和到处乱跑，整个牛群一目了然。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放心地玩耍或干我们喜欢干的事情。 我们放牛的地方，有核桃箐、澜板箐、解板箐等好几条小溪从山涧流向勐统大河。人们都说“易涨易落山溪水”，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山洪暴发，溪里的水翻滚咆哮，牛也会被冲走。到了冬春季节，箐沟里基本上是断流的，只有一个一个的水塘子，塘子里的石板上长满青苔，石板下面的缝隙里，钻满了小红尾巴鱼、麻石鱼。石洞里还有又肥又大的石蹦（抱手），当你用手抓它的时候，雄性石蹦会用它那粗壮的两只手紧紧抱住你的手指不放，没抓过它的人，常常被吓一大跳。我们总是想办法把塘子里的水弄干，搬开石头捉小鱼、逮石蹦，弄干一塘，一般都能抓到一公斤多小鱼和石蹦。抓到小鱼和石蹦，就把它们放到现砍下来的竹筒里，加上山泉水煮熟，并放些大家从家里带来的花椒辣子、油盐酸菜，与带来的冷饭一起吃，味道真是鲜美极了。只要吃上一次，就会让你终生难忘。整个春天下来，几乎所有箐沟里的水塘子，都要被我们拿鱼抓石蹦弄干一遍。 春天里百花盛开，是我们又放牛又採花的美好时节，我们採花，不为观赏，不为品香，而是为了吃。我们用来吃的野花，主要有紫藤花、白藤花、野猫花、老百花、棠梨花等。多数花都是吃新鲜的，採回来放到开水里汆一下，再放到冷水里漂一漂，就可以炒吃或煮吃。但有的花也可以晒干了放着以后慢慢吃，如紫藤花、白藤花、老百花和野猫花，晒干以后煮蚕豆米、豌豆米及干板菜还更好吃。紫藤花和白藤花都是像葡萄一样一串串吊在藤子上的，开起来不但数量多，而且很好採，不用多大一会功夫，就可以摘1背箩。我们常常是一次採上两背箩，放在牛背上驮回家，加工晒干后保存好，供一年四季享用。 春天是知了（蝉）从地下钻出来鸣叫繁殖的季节，白天它们在树上叫个不停，声音震耳欲聋。晚上则成群结队地飞到河边喝水，在河边沙滩上一直爬到天亮以后，才飞回到深山里的大树上去。我们常常在白天放牛的时候就约好，晚上去河边捡知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每人提个大竹筒，点着松明火把来到河边沙滩上。喝饱了水的知了，密密麻麻地趴在沙地上一动不动，像是死的一样。银白透亮的翅膀十分显眼，你一碰着它就嘎嘎嘎地叫。一般情况下，我们沿着河边沙滩捡上个把小时，每人的竹筒差不多也就满了。回到家里，烧壶开水倒进竹筒里一烫，去掉翅膀和脚，晾干后就可以用油炸了吃，又脆又香，味道鲜美，是一道上好的下酒菜。在我们家里，每当吃油炸知了的时候，母亲常常是把知了夹在筷子上，半天不放进嘴里，两眼定定地看着它，自言自语的说：“汪汪汪，我在山中吃的是苦树浆，下河来喝一口水，让我见阎王。”说得我心里酸酸的，甚至有种负罪感。母亲显然不赞成我们捉知了来吃。 夏天，莺飞草长，生机盎然，田里的稻子分蘖发蓬，把一块块水田铺盖得平平整整，严密无缝，整个里崴坝子成了一块绿茸茸的大地毯。地里的苞谷天天向上，夜间能听到它们噼噼啪啪的拔节声。山坡上，小草已经没膝，由一片嫩黄变成了一片油绿。树叶开始长老，青青的果实挂满枝头，座座高山，青翠葱茏。一天之中，暴雨数场，彩虹几度。蚂蟥遍地，蚊蝇成群，毒蛇拦路，热气袭人。夏天是一年四季中，放牛最辛苦最危险的时候。 盛夏的天气，一会儿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一会儿烈日高照、阳光灼人。为避免日晒雨淋，母亲用从她和父亲穿烂了的旧蓑衣上拆下来的棕片给我缝了领小蓑衣，用笋壳给我做了顶小斗笠。虽然我们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但由于风雨太大，身上的衣服，还是免不了每天都得湿几次、干几次。路边的草丛上，有无数的旱蚂蟥晃动着脑袋时刻等着你，只要你的肢体一碰到它，它便马上吸附在你身上咬吸你的血，不到吃得胀鼓鼓的时候不松口。有的蚂蟥小得肉眼很难看清，它吃饱掉了你都不知道。有一种花苍蝇，身体有三四只普通苍蝇那么大，主要是叮咬牛的，人要是偶尔被它咬一口，身上是火辣辣的疼。竹林里，花蚊子成群，大白天它也会紧紧围绕在你身边叮咬你。更让人讨厌的是有一种小蚊蠓，黑黑的，无论它飞着或是趴在你身上，不仔细看是看不到它的。它会成天围绕在你身边，有时甚至会飞到你眼里，迷得你直淌眼泪，睁不开眼睛。被它叮咬过的地方，一嘴一个包，又痒又疼，难耐无比。立夏过后，所有的蛇都出洞了，我们放牛，一天到晚满山跑，每天都会遇上好几次毒蛇挡道。有时被牛群无意惹恼的草蜂，蜇得你边在地上打滚边嗷嗷叫，从头到脚一身都是包。 夏天泥土中饱含雨水，松软湿滑，水牛很容易失足坠崖和掉到沟里。伯父家那头牛，有一次就因为踩塌了，从两丈高的箐沟边梭进了一道窄窄的箐沟里，卡在沟里动弹不得，我吓得哭着跑回家告诉父母，后来是父亲、伯父和叔叔他们在箐沟边挖了一条路把牛救出来的。如果牛是从高高的山崖上踩塌滚下的话，那就必死无疑了。因此夏天放牛，我们还得时时刻刻盯住它们，不让它们走到悬崖绝壁上和有危险的地方去。 夏天是各种野生菌子生长的时节，很多野生菌，一年长几泼，生长期有几个月，从夏天到秋天都会生长。但有的野生菌，生长期不到1个月，比如鸡枞，只在火把节前后半个月内生长。房前屋后、庄稼地里、山坡上、林子下、树干之上、灌木丛中，都会有野生菌长出来。俗话说，穷人要吃甜汤只有山出菌，夏天的菌子，的确是老天爷赏赐穷人的山珍。春天放牛采野花，夏天放牛采菌子。采菌子，是我们整个夏天边放牛边要干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每天都要揹着背箩上山，晚上揹回一箩菌子，除了少量鲜食之外，多数都把它晒干烤干，留着以后慢慢吃。夏天也是各种竹笋出土的时节，不管甜笋苦笋，都可以采回来吃。甜笋采来就可以直接炒吃、煮吃，苦笋则要经过加工，去掉苦味或腌酸了才能吃。我们村子的四周和田边地头、箐沟山洼里，到处都长着一大蓬一大蓬的竹子，只要雨水一落地，竹蓬根的地面上就会有许多竹笋争先恐后地冒出来。竹笋长得非常快，从冒出地面到长老，也就是个把礼拜时间。鲜吃的竹笋，冒出地面四五寸就要挖采，这时的笋子比较鲜嫩。如果用来醃酸笋或加工笋干，则可让它冒出地面一尺再采挖，让它尽量长得肥大一些。所有竹笋中，龙竹笋最大，无论甜笋苦笋，较大的均可达到三四公斤。竹笋出土后如若不被采掉，个把月就能长到六七米高，一蓬蓬的竹笋，就像是一簇簇直指蓝天的火箭导弹。 夏天庄稼地里的苞谷逐渐成熟，我们上山放牛都不用带晌午了，可以掰地理的青苞谷烧了吃。今天掰你家地里的，明天掰我家地里的，大片大片的苞谷地，放牛小娃吃一点，谁家都没意见。新鲜的含浆玉米，现掰现烧吃，又香又甜。 秋天，秋风渐起，天气渐凉，稻谷熟了，整个里崴坝子一片金黄。大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忙着编晒谷子的篾笆，修打谷子的灌槽，磨割谷子的镰刀 ，补挑谷子的篾箩，准备收谷打米。秋天，果木枝头，果实累累，无论是人们的劳作成果，还是大自然的无私赏赐，都到收获的时候了。秋天，草籽成熟了，吃了草籽的牛群，每头都膘肥体壮，为冬春劳作养足了气力。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大人忙收田地里的庄稼，我们忙收山上的野果。我们一边放牛，一边采摘山桃果、杨桃果、泡木果、羊奶果、羊屎果、斑鸠屎果、橄榄果、鸡嗉子果、无花果等等成熟的鲜果，揹回家来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到街上去卖。再就是一边放牛一边采集椎栗、毛栗、榛子、苦楝子、山核桃等野生干果，揹回来或晒干放着慢慢吃，或拿到街上去卖。我放牛的那些年，正好是家里分到了田地，自己种自己吃的那几年。风调雨顺，粮食年年丰收，交完公粮以后，楼上还堆满了稻谷玉米、蚕豆豌豆、黄豆小麦、绿豆花生，粮食一年到头吃不完，年年都要卖些余粮。猪圈里总是关着四五头大大小小的猪，两头大的是当年要宰杀的肥猪，其余小的是预备下年的年猪。妹妹已经五六岁，她的任务就是专门放猪和打猪草。家里养了多少鸡说不清楚，房前的庄稼地里，屋后的竹林里，到处都跑着鸡。草屋顶上、竹蓬根里，经常能捡到一窝一窝的鸡蛋。有时候，你根本搞不清母鸡从什么地方领出一窝小鸡来。秋天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我们全家老少最兴奋、最激动、最愉悦、最幸福的时刻。 秋天是大忙的季节，在农村，大人繁忙，小孩也得忙。我们一边放牛，一边到深山老林中砍藤篾，并去掉篾芯，取下篾皮，将篾皮拿回来給大人编制和修补谷箩。因为藤篾比竹篾柔韧耐磨，谷箩的四角和耳子都要用藤篾来编，这样才结实耐用。当嫩绵竹长成“一炷香”，即绝大部分笋壳都已脱落，只有竹尖上的一小段还在被笋壳包裹着的时候，大人要我们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拉竹麻和破扎篾。我们一边放牛，一边钻到竹蓬里，选择筒子长、无伤痕，一炷香的嫩绵竹，把它砍下来放三五天，等它蔫了以后，就可以用来拉竹麻和破扎篾了。竹麻可以用来搓绳子、打草鞋，竹麻草鞋既柔软又耐穿，一双可以穿三四个月。扎篾可以用来捆扎东西，最常用的就是用来捆楂把。楂把是用来熏烧田里的土垡，以增加稻田肥力的一捆捆树枝树叶和山草。每年冬季，人们都要把山上的树枝树叶和山草砍割下来，用扎篾将他们捆成一个个七八十公分粗、两米来长的楂把晒在山上。开春过后，把一个个晒干了的楂把埋在田里的干土垡下面，然后点火一烧，楂把变成了很好的肥料，当年就一定丰收。一家人每年都得砍一二十棵竹子来拉竹麻和破扎篾，一边放牛一边干，我们得干一个月左右。秋天又是农村砍柴火的季节，每家每户都必须在秋冬季节备足一年烧的柴火。煮猪食、熬盐水、生火做饭，火塘一年到头不熄，每家每年要烧10立方米左右的柴。因此我们还得边放牛边砍柴，砍下的湿柴先堆码在山上，等晒干了以后再往家里挑。庄稼收完后，大人们又要忙着犁田耙田，把田里割了稻子后剩下的谷茬犁翻耙平，放水泡上，将谷茬沤成肥料。俗话说九月犁田好比腊肉汤泡饭，十月犁田好比开水泡饭，十一月犁田好比冷水泡饭——泡死不烂。大家要抢在十月以前把稻田犁耙完，就得起早摸黑的干。这种时候，我们得把牛赶到田边地头去放，以方便大人随时换使。好在这时庄稼都已收完，在田地里放牛已无大碍。犁谷茬的时候，正是梅雨季节，成天细雨霏霏，凉风飕飕，冻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们只好找个背风避雨的地方烧火烤。有一次，我因为只顾烤火，忘了看牛，父亲要换牛使的时候，牛钻到苞谷地深处一时找不到了。他气得火冒三丈，用力扭住我的耳朵说：“我叫你把牛看好你为什么不听话？” 我的耳朵被揪得火辣辣的疼。我记得在我一生中，父亲自己亲自动手教训我，就只有这么一次。 冬天，虽然当阳处的野草已经枯萎，但背阴处的箐沟边和树林下，仍然是草叶青青，嫩草也还不断生长出来。虽然少数树木的叶子落光了，但绝大多数树木都只落了些脚叶，山头仍然是青翠的。坝子中，水汪汪的稻田，倒映着碧蓝的天空。每天早晨，从田里升腾而起的水汽笼罩了整个坝子，不到十点钟以后不会散去。整个坝子都寂静了许多，但这种寂静预示着春天的热火朝天即将到来。 冬天田地里的活计不太多，最重要的活计是撬干田。撬干田就是每年秋后，家家都要把一部分田里的水放干，让它干到犁翻后的土垡不会散而又还能犁得动的时候，就将它犁翻过来。等到春天土垡干透了，再把楂把埋到下面放火烧，这田就不用再施肥了。家里所有的田，隔三五年就要被轮流放干一次。撬干田是最累牛的活，得频繁地换牛使，因此撬干田的日子，我干脆把牛放到大河边的芦苇丛里，让父亲随时可以更换着使。父亲撬干田时，我要么跟在父亲身后，在犁沟和土垡中找泥鳅黄鳝，要么拿个撮箕、揹个背箩，到水田里捞浮萍做猪食。大人不使牛的时候，我们就把牛赶上山，放到箐沟树林里，然后砍箐沟里的野芭蕉揹回家做猪食。采猪食，是我们一年到头边放牛边得干的一项活计，春天拔地里的小孬豆，夏天割山上的洋旱菜，秋天捞水葫芦，冬天砍野芭蕉，年年如此。 在农村，秋冬季节家家户户都必须砍够一年四季烧的柴火，并把它全部跳回到家里来。秋天的时候，各家各户都要在山上砍倒几棵大树，并把它截成段，破成4尺左右长的柴块，架起来放在山上晒着。到冬天，柴块晒干了，再集中力量往家里挑。每天不等天亮，母亲就煮好一锅放了红糖的米酒，我们被从梦中叫醒，每人喝上一大碗米酒，趁着浑身发热的时候，就踩着草皮地上的清霜上山了。柴山离家也就是一公里左右，每天早上我们都得从山上挑两三挑柴回来。先前是父亲母过亲挑，我和妹妹做扛，后来是我和父亲母亲挑，妹妹扛。吃过午饭，父母下地干活，我上山放牛，妹妹就去放猪。在村子里各家各户都上山挑柴的这段时间里，从村子到山上的路上，每天早上都像蚂蚁搬家一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村里的人们都把自家的耕牛视为有功的家庭成员，活着的时候处处呵护它、细心喂养它，用它来耕田犁地。死了以后，也不准别人吃它的肉，也要将它好好埋葬。伯父家那头牛，已经养了二十多年，给伯父家耕田犁地十七八年，实际上让我放它以前就已经拉不动梨了，但伯父伯母仍一直精心地喂养着它。在我放它的第二年，有一天突然跌倒在一条深深的土沟里起不来了，伯父伯母知道以后便马上跑去看它，看见它躺在深沟里挣扎着，怎么也爬不起来的样子，伯父伯母都伤心的落泪了。伯母拔了些青草放在它嘴边，并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它身上。过了两天，这头拉断了无数耕索的老牛，口含青草泪淋淋的离开了人世间，伯父伯母给它身上盖了床被子，用黄土深深地把它掩埋了。以后我的牛群里少了一头经常把我驮在它背上的老牛，我心里也如丧考妣似的难过了很久很久。 我是象山、大村和孔家村放牛的小孩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以我的个子，根本爬不到牛背上去。我每次骑牛的时候，都是就着高一点的土坎爬上牛背去的。从五岁半到九岁这三年多时间里，我可以说是骑在牛背上一天天长大的。在三年半的放牛生涯中，我天天满山奔跑，摸爬滚打，风里来，雨里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一身汗水，一身黄泥。放牛是我人生的开端，也是我劳动的第一课。小小的年纪，艰苦的劳动，培育了我顽强的生命力和生活能力，培养了我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对我一生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求学记（一） 在里崴区中心小学 里崴解放不久，我们村里就办起了冬学班，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大家一起坐在用竹子和茅草搭建的大棚里，利用旱季的晚上，扫盲学文化。吃够了不识字的苦头的人们，参加扫盲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一吃过晚饭，大家就抱着一尺见方的小黑板，提着小凳子，来到冬学班学写字认字。我们家里，父亲过去帮人赶马，不但走遍了省内所有地方，而且还到过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走南闯北二十多年，早已认识和会写许多字，大体上达到了小学水平。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只有母亲和我，母亲牵着我去上冬学，和我共用一块小黑板，她把小黑板放在自己的双膝上，让我坐在她左面，和她一起在小黑板上一笔一划地跟着老师学写字。她在小黑板的右边写，我在小黑板的左边写，她写得慢，我写得快，她写的工工整整，我写的歪歪斜斜，等她写好一个，我已经写好两个了。她一边笑着夸我写得快，一边要我写慢点、写好点。第一年学完，经过考核，我的成绩是识字150多个，会写120多个，成绩比母亲还好。第二年，母亲看我读书识字的兴趣浓厚，学习认真，自觉性高，可以独自去参加学习了，就说因家务忙，她不再带我去了，让我自个去学习。 我喜欢读书识字，其实还另有原因。我父亲在外帮人赶马二十多年，不但识得些字，而且还不知道从哪儿学会了一套请神送鬼的小把戏。回来以后，村里村外，哪家有人生病了，都会提着点东西来求他去帮请神送鬼。他藏有两本书，都是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白绵纸上的。一旦有人提了东西来求他，他翻开第一本书，一边让来人报出病人的生辰八字、得病时辰、大体症状、得病之前去过些什麼地方等情况，一边根据来人报的情况，翻书查找生病原因，并且捧着书本念给来人听。不论什么样的病人，从书上查到的病因大体都是一样的，就是各种鬼魂缠身。天打雷劈死、火烧水淹死、山坍树压死、勒脖上吊死、刀砍枪杀死、饿死撑死、老死病死…什么样的鬼魂都有。因为是书上写的，人们都比较相信，因为是翻书瞧病，人们都把找父亲看病叫做是请父亲“翻书”。接下来，父亲翻开第二本书向来人交待，要送走病人身边的鬼魂，需要从天上地下各路神仙中请来哪些神仙，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那一天请送最好之类的事情。要准备的东西大多是公鸡1只，土纸1刀，黄纸、绿纸、白纸、花红纸各5张及香烛茶米等。请送的时间一般都在一街（里崴街空五赶六，一街为6天）之后，以便人家准备。到了请神送鬼的时候，父亲总是要带着我一起去，目的到底是为了让我也享用一顿美餐，还是学他的把戏，我不大清楚。父亲帮人请神送鬼都是吃过晚饭后去，一进病人家门，他就首先就忙开了，他要把土纸打成纸钱，把花红纸剪成各式各样的小旗子，用其它纸剪出许多花花绿绿的牛马小人，并在上面写上字、画上画，粘在竹签上，插在米筛的周边。然后再在筛子里摆放些食物果品、酒水纸钱之类的东西，这样一个请神送鬼的筛盘就做好了。点上香烛，父亲将一道符咒烧入清水碗里，左手端一碗水，右手拿一炷香，走入病人房间高声吟诵道：“一进门来看四方，看见病人睡高床……”请神送鬼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先是点名道姓地敬请各路神仙率刀兵叁千万到场，驱鬼保佑病人平安。然后只见父亲含口咒水往空中一喷，并大声说“此水不是凡间水，是太上老君赐我的神仙水，一喷天开，二喷地裂，喷人长生，喷鬼罪根消灭……”便开始驱送鬼魂。其实台词都是写在书上的，父亲只不过是把它背诵一遍罢了。仪式过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结束时，将公鸡杀死，滴些鸡血在筛盘上，端到村子外面烧了也就完了。最后剩下的就是把那只鸡煮了来吃，至于请神送鬼和病人的病情好坏有什么关系，只有天才知道。父亲这一手在当时还很吃香，每月少的时候吃一两只鸡，多的时候可以吃三四只鸡，加上人们上门时提来的东西，不管是一升米还是一斤肉，一斤糖还是一斤茶，都很实惠。我认为有这样的好处都是因为于父亲识字，知道的东西多，能写会画。我也要好好读书识字，将来比父亲强。 在我们家里，父亲和母亲都说：“小猪要挠，小娃要夸”。冬学班第二年，我的成绩达到了识字300多个，会写200多个，不但在冬学班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而且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也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夸我听话，聪明好学，记性好，是块读书的料。就这样我一边放牛，一边上冬学班学习，到了第三年，也就是我上小学的当年，我已经识字500多个，会写400多个，父亲那两本书上的字，大多数我都会读了。父亲母亲都认为不能再让我放牛了，这样会耽误我的前程，应当送我到学堂去念书。父亲捧着写有我的生辰八字的一张纸对我说：“你看，你是乙酉年8月28日生的，属鸡年鸡月鸡日生，只是出生时辰是卯时而不是酉时。如果你是出生在日落时而不是日出时的话，你就是乙酉年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时生的，是4个乙酉，你就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不过3个乙酉也不错了，男孩子带三个乙酉，是写字作文吃饭的命，至少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你现在已经9岁，不能再耽误了，今年开学的时候就让你到学堂去读书。”知道我是靠读书谋生的命，很快就能到学校读书，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连续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1954年9月1日，我进了里崴区中心小学一年级读书，正式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我进校的时候，二姑家的三表姐带着她弟弟——和我同岁但大我几个月的表哥，已经在读三年级了。三表姐要比我和表哥大四五岁，我进去以后，二姑就让三表姐领着我和表哥两个一起上学，一起吃一起住，由她照顾我们的一切生活起居。里崴中心小学在里崴坝子东边的草地村，设小学1——6年级6个班，有七八个老师，能容纳在校学生250人左右。学生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的都有，也有20岁左右的小媳妇。学校建在草地村后面的小山包上，有前后两栋、两层楼的教学楼，两栋教学楼之间，有一个大院坝，四周都长有高大的乌桕树，除供同学们平常玩耍之外，也作操场用。前面一栋教学楼，从一楼正中间开了一道大门，门后面的通道中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师生们就从桌子两边进出学校。大门上面一间是男老师宿舍兼办公室，两头的一二楼各为1个教室，共4个教室。后面一栋教学楼，一楼正中间是男老师宿舍兼办公室，两边是男生宿舍。二楼正中间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两边各是1个教室。院子南面有1栋干打垒的茅草房，也是男生宿舍。院子北面有围墙，围墙外面是一块桐籽树园。后面一栋教学楼的背后，是这个小山包的最高点，上面长着一棵百年以上的古榕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榕树后面，有一座以前的文庙，大殿的门窗和塑像都已经全部拆除，学生们就在大殿里沿墙根支锅做饭吃。两边的厢房，楼上楼下都是女学生和女老师宿舍。住校的学生，每天上午和下午下课后，都得自己煮饭吃，因此每个礼拜天，每个学生都要从家里揹上够吃一礼拜的大米和油盐酱菜回学校。至于烧的柴火，都靠自己到附近山上去捡。大殿里三面的墙根上，都一字排列着用三个石头支起来的小灶，旁边放着煮饭炒菜的锅和吃饭的碗筷，墙上靠着装满水的大竹筒。每天上午和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学生们便一起拥到大殿里生火做饭。一时间，劈柴生火的、放倒竹筒倒水淘米洗菜的，你推我挤，乱成一团，使整个大殿变得乌烟瘴气。 每天早上，表姐都是不等起床号响就起床，她总是把洗脸水烧热了，才把我和表哥从被窝里叫醒，让我们去洗脸出操。每天上午和下午一上完课，她又要忙着去生火做饭给我们吃。我和表哥下了课就到处玩耍，经常在大榕树下荡秋千，一直玩到 表姐做好饭来叫，我们才去吃饭。表姐实在忙不过来时，也会叫我和表哥每人扛着个1米多高的大竹筒，到四五百米外的小河里去抬水。我们都还没有竹筒高，扛一竹筒水回来，半路上还得放下来歇歇气。有时在路上摔一跤，水都泼光了，又得重新回去抬。晚饭过后，表姐带着我们去捡柴火，捡一次只够烧两三天，每个礼拜得捡两次。有大姐姐领着读书是很幸福的，学校里像这样姐姐带弟弟上学的有好多家。 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差，课桌是用一块木板钉上四条腿做成的，没有油漆。粉笔完全靠老师和学生一起到山上挖来生石膏，烧熟后，碾成粉、打成条，晒干了用。黑板也是用木板做的，由学生们用墨蘸水在上面磨黑了挂在墙上使用，每学期都得在上面磨一两次墨。一年级学生，每人就读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语文第一课是：“开学，开学了！”第二课是：“老师，老师教我们，我们听老师的话。”算术首先是学习读写0——9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学习加法、减法。里崴当时还没有铅笔和练习本，我们都用砚台磨墨，毛笔写字。后来改为使用墨盒，把墨敲碎放到一个小方盒里，用水泡化，上面盖上丝棉或棉花，打开盖子就可以用，用完了盖好盖子，干了加点水，淡了添点墨，可以长期使用，方便多了。练习本是我们自己用白纸裁了装订出来的，大的小的、横的直的，五花八门。学校规定，除礼拜六之外，每天都要上晚自习，4人一组，把两张课桌并拢在一起，桌面中央放块瓦片，在瓦片上点亮松明火把，大家就借着松明火把的亮光念书自习。由于我有冬学班的学习基础，学习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始终走在全班同学的前面。 1955年，学校里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我因为各方面表现突出，不但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而且当上了全区八所小学的少先队总队长，臂章上是三条红杠，同学羡慕，父母自豪，我也很得意。从此，什么活动、什么好事都少不了我的份：街天上街宣传演出和节日联欢演出一次不落，到昆明参加省里的少先队员夏令营活动（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有我的份，学校每年减免两三个学生的学杂费，也从来少不了我。学校教导主任李中鼎老师是我们少先队的总辅导员，他带领我们把少先队活动搞得非常活跃。他领着我们排练了唱歌、跳舞、诗朗诵，说相声、演话剧、打快板等各种文艺节目，每逢街天都要上街搞宣传演出，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全区少先队员大联欢。在话剧《我们都有一个志愿》里，我演解放军战士，表哥演挖煤工人，另一个同学李应忠演农民，我们端着枪、举着镐、扛着锄头，在舞台上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演的活灵活现。语文课本里有篇叫《两封信》的课文，中间写到了首都北京的少先队员们，在北海一边划着小船，一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幸福场景，让我们羡慕极了。我们这里没有北海公园，没有小船，过队日的时候，李老师就把我们带到山上去搞营火晚会。象山村后面的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平坦的草皮地，周围长满了树，是野营联欢的好地方。一个夏天的周末，李老师带领我们全校少先队员，揹着行李，扛着队旗，爬上象山来到了这里。我们捡来干柴，在草地中央燃起熊熊篝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玩得可高兴了。当我们大家一起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的《勘探队员之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贴在教室黑板头上那幅《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勘探队员，扛着三角架，顶风冒雪，站立在高山之巅。我突然萌发了将来一定要当一名勘探队员的念头。当我们大家一起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首都北京的少先队员们在倒映着白塔和绿树红墙的碧波上荡舟的情景，长时间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一直挥散不去。我想我将来长大了，如果哪一天能到北京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北海划船，去看绿树红墙和美丽的白塔。我们唱啊跳啊，快乐极了，直到深夜12点，才在草地上铺开蓆子睡觉。 1957年的暑假放得特别长，放假时县里通知里崴1所高小、7所初小的全体老师都必须集中到县里学习，一个也不许少，学校由高年级的同学分组值班守卫。到了正常开学的时候，我们到学校一看，除了值班的同学之外，一个老师也不见。院子里落满了乌桕树的枯枝败叶，雪白的乌桕籽和果壳铺满了院坝。听值班的同学说，老师们都还没回来，什么时候开学也不知道，让我们回家等候通知。过了半个月，我们又到学校去，情况仍和原来一样，我们也只好回家耐心等待。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才接到学校开学的通知，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疑惑不解的回到了学校。回校后大家都惊呆了，原来的老师只回来了一半，而且听说有的马上就要调走，好多老师都是新调来的，而且有的还只是聘请来代课的。后来才慢慢知道，在这个暑假里，全县的老师都被集中到了县里搞反右派斗争，先是发动大家搞大鸣大放，给各级领导人提意见，叫什么引蛇出洞，然后给提意见的老师扣上右派分子帽子，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们进行专政劳改、开除遣送、监督改造等不同的处治。里崴区共有十五六个小学老师，在两三个月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抓起来劳改的、开除遣送回家的、调离原学校到新的学校监督改造的，就有七八个。这些老师，平时对我们就像父母一样，思想上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学习上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有个老师叫李德文，被抓去劳改，听说在县城被用枪押着扛木头盖大礼堂。他是里崴文仆村一户富农人家的儿子。他被划为极右派抓去劳改，除了他对领导人不满，提了不少意见之外，恐怕与他的出身也有很大关系。还有我们的教导主任陈妹尘，个子瘦小柔弱，说话轻声细语，时常戴副眼镜，皮肤白皙细嫩，是个十足的“奶油小生”，但对学生特别的好，在学生中威信特别的高。记得有一回下了晚自习，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无辜地挨了高年级同学的打，气得一个人坐在大榕树下哭泣，不愿回宿舍睡觉。他知道后就跑来劝我回去睡觉，左劝右劝，我死活不肯回去，他就干脆把我抱回他的宿舍，让我在他床上睡了一宿。这次他也被戴了右派帽子，调往景东县安定小学，边教书边接受改造。他走的那天，全校学生都跑出教室，哭哭啼啼的来给他送行，一直送了两公里，他也激动得哭了起来。而那些被开除回家的老师，我们连最后的一面也没见上，只见有人来学校取走了他们的铺盖行李。由于师资不足，学校只有聘用部分代课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姜功辅，就是一位代课老师，一直教了我们近两年。当时，里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广播电视，当月的报纸要下月才能看得到。右派分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从后来老师教唱的讨伐右派的歌曲中知道的，那歌曲唱道：“右派右派，妖魔鬼怪，推涛作浪，要想上台，是白说黑，是好道坏，混水摸鱼，心肠太歹。大家起来，揭发右派，团结一致，反击右派！”然而在我们心目中，这些像父母一样教我们做人、教我们读书识字、关心我们冷暖的小学老师，怎么会是要想上台的妖魔鬼怪呢，我们那时根本无法理解。 1958年，当我念完四年级的时候，表姐表哥都小学毕业走了，表哥考进了镇沅县第二中学读初中，表姐回家务农。这时我已经满了12岁，从我们村到学校也就是两公里左右路程，每天起早摸黑地从家里到学校来回走四趟已不成问题。就从这时起，我不再住校了，成了一名走读生。走读比住校艰苦，不但每天要在家和学校之间来回走四趟，而且要过勐统河，走坝子中的田间小路。夏天雨水如麻，田埂小路泥滑路烂， 经常摔到水田里，。弄得浑身都是泥水。有时河上的竹桥被水冲垮了，还得凫水过河。冬天的早晨，路边的草皮地上都铺了一层白白的腊面霜，我们也只能穿着单衣单裤，光着脚板去上学。为了取暖，一般同桌的两人都有1个共用的火盆，一人一天，轮流着提。我们平常就注意把家里煮猪食的时候灶窝中那通红的木炭用水浇灭，积攒起来，轮到自己提火盆时，就将木炭放进火盆里，点燃后提到学校去，放在课桌下面，两人共同取暖。并且大家还会带上些红薯、马铃薯之类的东西去，放在火盆里烤着，课间休息时作早点吃。老师们对我们这些贫苦农村的孩子也都很宽容，课堂上面只要你认真听课，不吃东西，不讲小话，一般都不说你什么。 我读小学那些年，是里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几年。1950年——1952年是国家经济恢复时期，里崴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成立了农业互助组。1953年——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搞农业集体化，把刚刚分给农民两年的土地又集中起来，收归集体所有，耕畜农具作价入股，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生产，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政俯就像猴子手里剥椎栗那样，动员农民把土地、耕畜、农具交给合作社统一生产经营。刚吃上几顿饱饭的农民，可以说是一百个不愿意。1958——1960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成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提出超英赶美，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农业生产卫星。当时人人都会唱的歌就是“拿出革命干劲来，拿出革命干劲来，我们快马加鞭跑得飞快，赶过快咽气的英国老王牌。踢开困难，排山倒海，咱让那工业农业大跃进，咱让那社会主义鲜花处处开。”这场瞎干蛮干，不但没有达到大跃进和超英赶美的目的，而且造成了以后三年全国6亿人饿饭，千百万人死亡的严重恶果。在这场唯心的，违背主客观条件的、违背科学的、不进而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被卷了进去，停下课来参加各项生产劳动，荒废学业。这是在我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学生停课搞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件事情是让人经久难忘的。一是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二是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这些幼稚的做法，后来都成了天大的笑话和不得不草草收场的闹剧。 那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公社所有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大人小孩都到公共食堂去吃饭，饭菜不限量，敞开肚皮吃，而且在公社范围内，哪个食堂你都可以去吃。我们每个人课桌的抽屉里都放着个土大碗，大家还在上着课就注意听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子哪个村子猪叫，听到哪个村子猪叫，下了课就抬上土大碗往那个村子跑，基本都可以吃到肉。公社经常会分派学生去挑粮食，从这个生产队食堂挑到那个生产队食堂，或者到各生产队去挑公余粮到公社粮管所，还有就是分派学生到山上去扛公社盖房子用的木料。在我们挑粮和扛木料所经过的路上，生产队食堂都会派人挑着一包包用芭蕉叶包好的糯米饭，守候在路边等你来吃。吃饭不要钱，人们都以为共产主义真的来到了。生产上，则搞共产主义大协作式的劳动，把这个村的人统统赶到那个村的田地里去干活，把那个村的人统统赶到这个村的田地里来干活，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走路上。而且几百人同时在一块地里干活，窝工浪费根本无法避免。记得有一次，让我们学生也去参加薅秧，一小块田里下去了几十人，一个挤一个地抢着往前薅，我们学生不要说下田了，就是从田埂上跟着跑也跟不上。实际上，人们只是用脚把杂草胡乱踩了下去，人刚走过去，杂草就立起来了。四年级以上的学生，还被派到一二十公里远的山上去劳动，让我们大家都揹着铺盖行李，先是到东面的山顶上去参加副业生产，我们的任务，一是揹上背箩，满山遍野地去割野姜苗，揹回来放到大锅里煮成人造棉；二是满山遍野地去割扫把茶，揹回来用甄子蒸溜芳香油；三是满山遍野地去剥橄榄树皮，揹回来放到大锅里熬烤胶。后来是到西面山头上去收包谷，包谷是刀耕火种的，包谷地里还躺有烧焦了的树桩和树干，哪里碰上它，哪里就被抹得黑漆漆的。地里还长满了大荨麻，皮肤一旦碰到它，就会被刺得火烧火燎的疼。我们都是白天黑夜地干，白天把包谷棒子掰下来，堆在地边的空地上，夜晚借着月亮和星星的微弱光线，再一挑一挑地往回挑。我们在包谷地边烧起大火，困了就在火塘边上睡一会，饿了就烧包干包谷嚼嚼。山上吃的粮食，只有包谷、苦荞和草籽，包谷、草籽难吃，苦荞更难吃，做成粑粑吃是越嚼越苦，蒸成荞饭吃是一放进嘴里就满嘴跑，团不拢来往下嚥，一到吃苦荞饭，许多学生就要淌眼泪。当我们从西山收包谷回来的时候，坝子里大片的稻子都已经枯倒在田里，能收回的不到百分之五十，简直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收了苞谷，丢了大米。 由于生产倒退，粮食大面积歉收，再加上放开肚皮吃饭，不到一年全公社的大米就基本吃光了。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就不能再敞开肚皮吃了，按老人、小孩和青壮年劳力分别进行定量吃饭，而且要粗细搭配，这个队的人也不能再到那个队去吃了。共产主义怎么过了还不到一年就不过了？社员们都感到十分不解。食堂里先是把剩余的大米和包谷、红薯、蚕豆、豌豆、荞麦、南瓜等杂粮混在一起做给大家吃，后来没有大米了，就只好净做杂粮给大家吃。再到后来，连杂粮也不多了，就把杂粮和黄金薯、马尾根、鸡嗉子果、象皮树叶、红薯藤、细芽菜、茨菇菜、鸡下巴菜等野菜野果混在一起做给大家吃。最后是杂粮也没了，就光吃野菜野果。有人受不了发牢骚说“生产天天干，天天喝稀饭。活计天天做，天天都挨饿。”“鸡嗉子果当饭吃，不仅拉不出屎来，而且早上起来天旋地转，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用说，他马上就被送到公社“学好队”，由民兵用枪押着劳动改造三个月。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一饿饭的年代里去世的，去世时只有50多岁，如果不是没有东西吃，父亲是不会那么早就去世的。我清楚地记得，1959年的一天，父亲在耙田时，因吃不饱饭，体力不支，从踩耙上一脚踩滑跌倒在水田里，因此而感冒便一卧不起，直至1960年8月去世。在父亲生病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但没能进行医治，而且从1960年开始就天天饿肚子。虽然生产队给了父亲特殊的照顾，由食堂每天退给父亲二两米，也就是说，父亲每天只能喝到二两米的稀饭，病怎么能好呢？为了让父亲能吃上点有营养的东西，我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到河边去钓鱼摸鱼，到水田里捉泥鳅黄鳝，到山上支扣子套斑鸠野鸡，妹妹则到水边捉青蛙，抓到什么都给父亲一人吃，母亲、妹妹和我，仍然吃公共食堂。到了1961年，公共食堂完全成为无米之炊而停办了，人民公社这个超越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早产儿，在千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也就名存实亡了。 为了让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从城市到农村，到处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破坏生态，不但厂矿机关学校的铁门铁栏被拆了去炼钢铁，就连老百姓家里烧水做饭的锅，也被统统收去砸了炼钢铁。农村到处土高炉林立，用风箱鼓风，用木炭炼铁，为了做风箱，老百姓家里的鸡都被拔光了毛，光秃秃的在地上跑；为了烧木炭，满山的大树都被砍光了，山上只有裸露的土壤和岩石。我们四五六年级三个班的学生，是在东山顶上搞副业生产时，被直接抽调到勐统河的上游，坝子北面一个叫 靛坑河的深山里去参加大炼钢铁的。勐统河从大山上流下来，河水洁白如玉，清澈见底。到了靛坑河这个地方，河两岸的青山闪开了七八百米，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盆地，恰似当地老百姓染布时沤制染料的靛坑，故名靛坑河。过了靛坑河，两岸的青山又靠拢来，形成一条好几公里长的峡谷。周围的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大森林，在这里炼铁，燃料完全没问题。靛坑河周围的山坡上，有几个村子，东面的村子叫长坡林，我们就被安排住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任务是挑炭，把烧好的木炭从山上挑下来，堆在高炉旁边。我们一大早就起来上山，满山遍野的去找炭窑，找到了已经熄火冷却的炭窑，就扒开窑门，取出木炭，再把它挑到河边高炉旁。我们到靛坑河的时候，靛坑河这个没有一间厂房的露天炼铁厂，已经从四面八方调集了男女老少五六百人，有一座高炉已经点火，还有一座正在建造。大多数人都被派到五六公里外的地方去挖铁矿石，并负责把铁矿石挑回来，其余的人负责烧炭、挑炭和建造炉子炼铁。已经点火的炉子，顶上有十多人负责往炉子里加木炭和铁矿石，炉门前有两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和墨镜的人，听说是从思普铁厂请来的炼铁专家，他们手握钢钎，不停地在炉膛里戳戳捣捣，并时不时掏出些红通通的炉渣来，但就是没见过铁水流出来，我们都不免感到有些遗憾。旁边正在建造的一座高炉，已经筑到六七米高，只见下面的人不断地把泥巴和沙子往上挑，上面的人则用舂米的杵棒把泥巴和沙子夯实。上面的人群中，就有我的堂嫂和堂姐，她们也是刚刚从公社托儿所调来的。真可谓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在靛坑河炼了一个多月的铁，还没见到炼出铁来，就被调去搞秋收了。半年后，炼铁厂下马，不仅白白浪费了许许多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方圆几十里的大树都被砍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被完全毁掉了，要恢复起来，最少50年。 为了让粮食元帅升帐，到处都在放粮食生产卫星。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报纸上刊登了全国各地的粮食亩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有的亩产粮食达到了13万斤。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被调集到公社旁边的一块地里参加放小麦高产卫星。当地小麦亩产一般是三四百斤，我们要放的小麦高产卫星是亩产一万斤，措施只有一条，就是深耕密植。要求我们深耕三尺、播种三层，即先挖出一条三尺宽三尺深的沟来，在沟底撒上麦种，然后挖旁边一尺厚的表土盖上，再撒一层麦种，再盖一层土……直至深挖三尺，播种三层。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挖第一层是肥土，挖第二层是生土，挖第三层是沙子和卵石，晚上干起来只见火星飞。按这样耕种好后，肥土被翻到了最底下，生土在中间，表面都是沙子和卵石。过了不久，麦苗长出来了，黄黄的，细茸茸的，密密麻麻的，就像头发丝一样。这样的苗怎能亩产万斤呢，只好将它拔掉！又过了一段时间，密密麻麻的麦苗又长出来了，比第一次长出来的更细更茸，只有把它再拔掉。以后就不见再长出来了，最后亩产等于零，我们的小麦卫星没有放成。公社里同时放的还有一颗亩产两万斤的水稻卫星，卫星是放成了，也敲锣打鼓地庆祝了一番，但听说那两万斤稻谷并不是一亩田里产的，而是十几亩田里产的，是弄虚作假。 我的小学生活，既艰苦又快乐。艰苦的是劳动过多、强度过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身体承受能力，而且吃不饱饭。快乐的是生活在里崴的原生态环境里，人与自然是那样的和谐，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事各种野外活动，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种种恩惠和赏赐。特别是寒暑假期间，除了帮家里干些活之外，多数时间都是和同学们邀约在一起，做我们想做的无比快乐的事情。比如上山采集菌子蘑菇、野菜野果，下扣子抓捕各种飞禽走兽，烧蜂窝、捉虫子，下河拿鱼摸虾等等，既好玩又可以享用各种山珍海味。 在里崴，每年从四五月份雨水落地到九十月份雨水停止，山上都长有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类。有长在枯树上的香菌、木耳、白生，有长在树林草丛中的牛肝菌、羊肝菌、青头菌、谷熟菌、黄赖头、奶浆菌、干巴菌、刷把菌、鸡油菌、胭脂菌、白风菌、马皮泡，有长在蚂蚁孤堆上的蚂蚁谷堆菌和菌盖草帽般大的黄土鸡枞，还有只在火把节前后出土的火把鸡枞。这些野生菌，美味可口，既可以新鲜吃，也可以晒干保存起来以后再慢慢吃。最有趣的是捡火把鸡枞，火把鸡枞生存时间最短，从出土到烂去只有两三天时间，一般都集中在火把节前后的一个礼拜之内出土。火把鸡枞大多长在庄稼地、荒地、火烧过的林地及竹篷、蒿枝篷下面，有三五朵、十来朵长成一窝的，有几十朵长成一片的，也有上百朵、几百朵长成一路的，一路就能採一背箩。火把节前后那几天，我们大家都是天一亮就起来，满山遍野的去找火把鸡枞，找到一处就赶紧插根树枝作记号，表示“此物有主”，然后再继续往下找，等到处都找遍了，没有了，再回过头来一处一处地採。凡是鸡枞，都和蚂蚁窝分不开，它是从蚂蚁饭上长出来的，蚂蚁群越大，蚂蚁饭越多，长出来的鸡枞也就越大越多。只要蚁群不搬家，蚁窝的位置不变化，鸡枞就会年年在它上面长出来，故有“鸡枞出在旧窝上”之说。上山除了捡菌子之外，就是采集各种野菜野果。野菜有的是嫩叶、嫩芽，有的是嫩茎、嫩根，还有的是花蕾、花瓣，比如鸡爪菜、龙爪菜、刺包菜、阎王菜、山药、竹笋、酸尖、橖梨花、白藤花、野猫花、老鸦花、老白花等等。野果有鲜果和干果，鲜果如鸡嗉子果、天干果、泡木果、黄泡果、无花果、山桃果、杨梅果、杨桃果、鸡屎果、酸多依、酸木瓜、橄榄果、羊奶果等，干果有黄椎栗、毛栗、白椎栗、野核桃、苦练子。拾椎栗很有意思，就等于是从野猪嘴里夺食。野猪最爱吃椎栗，每年椎栗落的时候，成群的野猪天天都在椎栗树下游动，到处找椎栗吃。为了驱赶野猪，我们故意在椎栗树林里大喊大叫，大声唱歌，插些草人之类的东西在树底下，挂些红红绿绿的布条纸条在树上，让野猪不敢再来。这样，即使我们几天不上山，椎栗也会掉在地上等着我们去拾。椎栗可以炒了当零食吃，煮了当菜吃、当粮食吃，也可以拿到街上去卖。 无量山怀抱中的里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原始生态保留完好，野生动物名目繁多，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动物王国。飞禽类有孔雀、原鸡、箐鸡、白鹇、雉鸡、麻鸡、斑鸠、野鸭、画眉等，其中画眉就有过山画眉、土画眉、弯嘴画眉、唱画眉等许多种。大大小小的各种飞禽，五颜六色，十分美丽。走兽有马鹿、麂子、岩羊、羚羊、野猪、豪猪、狗熊、豹子、老虎、豺狗、豺狼、猕猴、猿猴、竹鼠、果子狸、小熊猫、野兔、野猫、黄鼠狼、水獭…等等，有的性情凶猛会攻击人，有的性情温顺胆小怕人，我们一般都只敢抓捕那些胆小怕人的兽类。有些飞禽走兽，会经常跑到村子里来，与家禽家畜为伍，相互亲热。家养的母猪生出浑身花纹的小野猪，是屡见不鲜的事。抓捕鸟类，主要是用扣子下，我们早先是用棕丝结扣子，后来用马尾结扣子，再后来就用尼龙线结扣子，尼龙线扣子最牢实，猎物只要被套住就逃不了。我们把扣子支在猎物喝水吃食路过的田边地头、箐沟水塘边、莊稼地里、野果树下，这样他们不来钻都不行。当谷子、麦子、豌豆、荞子黄的时候，成群的麻鸡、原鸡、斑鸠、孔雀、箐鸡、白鹇，每天早晚都会到田地里来找食吃，在田地里和田边地头下扣子，收获最大，有时一天能捕到好几只。山上的鸡嗉子果、黄泡果、香叶果成熟的时候，把扣子支在果树下面的地上，也能捕到这些猎物。天干的时候，这些动物都要到箐沟里找水喝，把扣子支在箐沟里的水塘边上，也不会没有收获。抓捕兽类，则 另有窍门，有一种办法叫“鬼扯脚”，就是在野兽经常路过的地方挖个坑，坑底有洞从侧边通向外面，坑里装有机关，下有扣子，上面铺上杂草树叶和泥土作伪装，旁边栽一棵弹力很强的竹竿，拉弯后将拴在机关上的绳子与扣子一起拴在竹竿尖上。当野兽踩到坑里的机关时，就会使机关的发销解脱，竹竿弹起，扣子便将野兽的一只脚勒住并拉进洞里，使野兽动弹不得，只有让人来收获。豪猪浑身是刺，捕豪猪的办法是编个一两米长，与豪猪的身子差不多粗的竹笼，一端开口，另一端封闭，把它隐蔽地放在豪猪来往的路上，让它进去了就退不出来，成为瓮中之鳖。当它钻在洞里的时候，先是要把它所有洞口都找到，留下两个，其余堵死。然后从一个洞口往里灌烟子，手持木棒守住另一个洞口，头一出来就给它一棒。豪猪的脑盖骨像鸡蛋壳一样薄，用烟袋都能打碎，用木棒就更不用说了。竹鼠的牙齿非常厉害，能把整篷竹子的根都吃空，风一吹整篷竹子都会倒掉。捕捉竹鼠的方法最简单，就是往它的洞里灌水，水一灌满，它的头就冒出来了。至于豹子老虎、野猪老熊之类的猛兽，只要它们不伤害人畜，不毁坏庄稼，人们便不愿去惹它们。如果它们伤害人畜、毁坏庄稼，人们就不客气了。一种办法是在它们出没的路上支地弩，弩箭上涂了毒药，被射中就必死无疑。第二种办法是在它们活动的地方搭豹圈，豹圈为里外两间，互相隔开，里间关只小羊惑小猪作诱饵，外间设有机关。野兽一旦进入外间，碰到机关，门便自动关上，成为任人宰割的笼中兽。第三种办法就是由民兵组成“护秋队”，有组织地进行围捕猎杀。 里崴美食类的虫子也非常多，比如蜂儿、竹虫、柴虫、黑虫、爬趴虫、知了、蝗虫…等等。蜂儿又分黑土蜂、黄土蜂、葫芦包和七里蜂，黑土蜂儿最大，有大拇指粗，葫芦包儿最小，只有小拇指大。雪白的蜂儿肚子里全是高蛋白质，营养很丰富。黑土蜂和黄土蜂的巢在地下，葫芦包和七里蜂的巢则在树上。人们常说：“七月葫芦八月包，九月十月用火烧”，就是说九十月份是蜂巢最大、蜂儿最多的时候，这时烧蜂的收益最好。在一个月里头，月黑天蜂巢里的蜂儿是满的，月白的时候蜂巢里基本是空的，因此烧野蜂当选择天上见不到月亮的日子。野蜂的蜂毒很厉害，如果不注意被它蜇了，就会使人痛得像打摆子一样直发抖。我们隔壁一个村里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头水牛在树干上擦痒，结果把一个巨大的蜂窝给摇掉下来了，成千上万只被惹怒了的野蜂，都围着水牛蜇。水牛被蜇得从山上跑回到了厩里，野蜂仍不放过它，直到水牛倒下不动了，野蜂才飞走，结果这头牛第二天就死在了厩里。烧野蜂窝是有危险的，但只要方法得当，也并不可怕。烧黑土蜂和黄土蜂，白天一定要把它们有几个进出口侦察得清清楚楚，到晚上，一上去就要用火把将守卫在各个洞口的“卫兵”全部消灭，然后在洞口点燃破布、辣椒、草烟等混杂物，并不停地将烟子煽入洞内。等到地下嗡嗡的轰鸣声完全停歇之后，便可点着火把从洞口往里挖，见到还能动的野蜂，就用火把消灭之。烧葫芦包和七里蜂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蜂巢在空中，如果火把不够大，火力不够猛，倾巢而出的蜂子就会有漏网者，它们就会向你发起攻击。烧葫芦包和七里蜂，被蜇几下是常有的事。竹虫是生长在当年长出的嫩竹子里的虫子，甜竹、苦竹、绵竹的嫩竹里都会长。长大了的竹虫是雪白的，筷子般粗，两寸左右长，肚子里全是油。因此炒竹虫是不用放油的，一炒油就会从竹虫身上冒出来。炒熟的竹虫直挺挺的，金黄金黄的，吃起来脆脆的、香喷喷的。砍竹虫都在秋天，当嫩竹子长出枝叶的时候，竹虫就长大归根了，它们全部归集到竹子根部，在距离地面两三尺高处打一个排尿的小孔，并在小孔上方吐丝作茧将竹子的空腔上下隔开，全部竹虫都挤在隔界上面一两节竹腔里。砍竹虫首先是要找到它的排尿孔，从排尿孔上方砍开，就可以取出竹虫。一棵绵竹可以砍一小碗竹虫，一棵甜竹或苦竹可以砍一大碗竹虫。柴虫生长在死去的树干和站立在地面上的树桩里，当看得见像锯木屑一样的虫屎没过倒地的树干和堆满树桩周围时，说明树干和树桩里的柴虫已经是很多并长大了，只要劈开树干树桩，就可以得到很多柴虫。柴虫有的雪白，有的金黄，小的只有筷子粗、两寸长，大的有拇指粗、半尺长，油炸后味道和竹虫差不多。黑虫只长在红毛树、黄鳝树等很少的几种树上，当这些树木长出嫩叶的时候，小黑虫便爬在树上吃他们的嫩叶，直到把整棵树的叶子都吃光。黑虫的样子长得和竹虫一样，只不过颜色像炭一样黑漆漆的。长大成熟了的黑虫，会全部归集到树丫或树干弯曲避雨处，用茧将所有虫子一起包在树上，不吃不喝并慢慢由黑色变成金黄色。这时的黑虫，用油炸出来，也是很香的。 到大河、小河、小溪里捉鱼捕鱼，是我们一年四季都非常乐意的活动。里崴坝子周围，有许多小河小溪从山上流下来，汇入坝子中间的勐统大河，大河、小河、小溪里都有很多的鱼。有鲤鱼、草鱼、面瓜鱼、青鱼、鯽鱼、金线鱼、马鱼、白鱼、花线鱼、棒头鱼、麻石鳅、石扁头、细鳞鱼、米汤鱼、红翅膀、红尾巴、汪司鱼…… 大的二三十斤重，小的才一两寸长。捉鱼捕鱼的办法也很多，大人们有大人们的办法，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绝窍。大人们的主要办法是在大河里用网撒、联网拖、搭鱼床，捕鱼效率最高的是搭鱼床。从澜沧江、眉公河上到威远江、勐统河的鱼，大部分都是“七上八下九归塘”，即六七月份发洪水时逆流而上，八月份落水时顺水而下，九月份河水小了，就归集到水比较深的塘子里。因此每年八九月份，每个村子只要在勐统河上搭张鱼床，并派两个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好，全村人吃鱼就不成问题。跟着大人守鱼床也挺有意思，鱼床一般都是将许多龙竹削成的七八米长的竹条，用麻绳编织起来，使其成为一张三四米宽的会漏水不漏鱼的“床”。把它搭在河面上，将两侧围挡起来，上游一头加道门槛，让鱼下来了就回不去，下游一端敞开，方便将流进鱼床的杂物清推到河里去。流进鱼床的水，一般到鱼床二分之一处就漏光了，因此鱼进了鱼床，就只能老老实实躺在床上，等人去拿。守鱼床的人都在河边搭个窝棚，吃住在鱼床边。鱼儿大多在漆黑的夜里进鱼床，很少在天气晴朗的白天进鱼床。只有在天上下小雨，河水浑浑的时候，鱼才会不管白天黑夜，接连不断地涌进鱼床来。这时候是守鱼床的人最辛苦的时候，他们一边要将大鱼装进箩筐，挑去倒进鱼池里，一边要用撮箕把小鱼撮起来倒回河里放生。如果发现有被咬死咬碎的小鱼淌进鱼床里来，那就是一二十公斤重的面瓜鱼要进来了，得赶快做好制服它的准备。鱼池里的鱼，村子里谁家要谁家去拿，要多少拿多少。有的人家拿多了，吃不了用盐巴腌，盐巴用完了就只有把鱼倒进牛粪塘里，因为腐烂的鱼比什么都臭。小孩子们的办法可就多了，一是搅浑水摸，二是用鱼钩钓，三是用鱼笼下，四是挖鱼沟诱捕，五是挡干水拿，六是用背箩捞，七是用植物药闹，八是堵住洞口抓，九是用稻草裹，十是无鱼钩钓。搅浑水摸，主要是在干天水小的时候，许多人一起下河，用河边的泥沙将河水搅浑，徒手在河里摸鱼。因为河里鱼很多，趟水过河都会踩着鱼，因此我们下午五点钟下课后，摸上一个多小时，一个人就能抓一两公斤鱼。用鱼钩钓鱼，一般是在谷子出穗到收完谷子这段时间的早晚，早先是把缝衣服的针弯成鱼钩，用细麻线作钓线，以蟋蟀、蚯蚓、蚂蚱等为钓饵，在水流平缓的河湾垂钓。鱼钩上没有倒刺，鱼一咬钩就必须一口气顺势把它提上岸，稍有停顿鱼就脱钩了。运气好的时候，每个早上或晚上钓个斤把两公斤鱼不成问题。后来有了带倒刺的鱼钩，尼龙鱼线，鱼咬钩时只要慢 慢把它拉上来就行了。而且还可以用来下懒钩，即傍晚把一串串挂了饵的鱼钩放入河里，早上就可以去把鱼取下来。还有一种钓鱼法不用鱼钩，叫无钩钓，即大河涨水的时候，用一根一米左右长的棍子，顶端绑上些蚯蚓，放进岸边的水里，过一会提起来，就会有几条米汤鱼紧紧咬住蚯蚓不放，直到你把它放到鱼篓里。用鱼笼下，一种是把鱼食放到只能进不能出的鱼笼里，再将鱼笼放到河里，到时只管把鱼笼提上来拿鱼。另一种是下大雨涨大水的时候，大河里的鱼就会逆流而上，跑到山溪箐沟里来，落水的时候它们又回头顺流而下，回到大河里去。于是在箐沟小溪落水的时候，我们就把鱼笼支在箐沟小溪里，截住回头而下的鱼。运气好的时候，一昼夜就能收获满满一笼鱼，至少五六斤。挖鱼沟诱捕，就是谷子黄的时候，在大河的塘子边上挖一条三尺宽两尺深两丈长的沟，一头与河相通，另一头则是封闭的。沟挖好后，在入口处站放几把稻草并撒些谷子在沟里，如果哪天发现沟里的谷子都被鱼吃光了，再撒上谷子，人就可以在黄昏时蹲在草把后面，听到鱼群稀里哗啦进沟后，马上将稻草推到沟里堵住沟口，并用草把将鱼群慢慢赶到沟尾处，就可以豪不费力的捞鱼了。用药闹就是把核桃叶、冲天子根、金钢钻、辣燎草等植物放到水里捣烂，用它们释放出的汁液将鱼闹昏，漂起来让人好抓捕。闹鱼和毒鱼不同，闹鱼并不把鱼毒死，鱼只是短斩的昏厥，一会它又活了。麻石鳅、红尾巴、棒头鱼、汪司鱼最爱在石头洞里生活。每到旱季，小河里的水只有膝盖那么深，河床里的石头都露出了水面，这些小鱼就会几条十几条一起地躲在石头下面的洞里。我们只要用一个背箩，里面放些草，对着它们的洞口放好，用木棒撬动石头，鱼就会一起跑到背箩里。冬天的早晨，整个里崴坝子的水面都冒着雾气，河面上大雾迷蒙，这时会有成群的野鱼鹰飞来，扎进大河里捕鱼。河里的鱼被他们追得乱蹦乱跳，有洞就钻，有的甚至跳到了沙滩上。鱼鹰飞走以后，我们便下到河里，探到哪里有洞，就用稻草和泥巴把它封堵起来，过二十分钟后扒开洞口，里面的鱼都昏死过去了，只管一气往外拿。除了到大河、小河、小溪里捕鱼之外，我们还到水田里捉泥鳅黄鳝。稻子收完后，稻田被犁翻耙平并灌满水，田里光溜溜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最好捉黄鳝的时候。晚上，我们带着用竹片做的黄鳝钳和黄鳝篓，点上松明火把顺着田埂照，见了黄鳝就把它夹起来放到篓里，一晚上可以捉一两公斤。从秧苗返青到稻子打苞这段时间，也是捉黄鳝的好时候，你只要在田里找到它们的洞，用左手食指从最大的洞口慢慢往里捅，它的尾巴就会从其它洞口慢慢退出来，当它的身子退出到三分之二时，迅速用右手将他抓住放进篓里。要是你从它尾巴方向往里捅，它的头就会钻到周围的泥巴里，让你再也找不到它。 在里崴中心小学读书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六年。在校长老师们的耐心启蒙和教导下，我从课堂上、书本里、劳动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从一个放牛娃娃长大成了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少年。我不仅看到知道里崴这个小坝子和小坝子里的人和事，我还听到知道了外面世界的许多人和事，知道了外面还有镇沅、思茅，昆明、云南，北京、中国及整个世界；知道了中国有毛泽东、朱德，苏联有列宁、斯大林，美国有艾森豪威尔；知道了城里的工人会开机器，用机器造飞机大炮、纺纱织布；知道了地球很大，是圆的，有五大洲、四大洋；知道了世界上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经常打仗……同时，也在我脑子里产生了走出里崴，到外面的大世界去见识更多新鲜东西的强烈欲望。 1960年，我小学毕业。在全校师生为我们举行的热烈的欢送会上，我们群情激奋，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七月的薰风吹送着花香，祖国的大地闪耀着阳光，迈开大步走向生活，条条大路都为我们开放。再见了亲爱的母校，再见了亲爱的老师，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我们会戴着奖章回来拜访。”“快来吧同志们，挺起胸抬起头，我们向祖国宣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我们互相题词，签名留念，握手告别。 里崴升初中要到距离四十公里远的镇沅县第二中学去考试，当时家里父亲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妹妹还在读小学三年级，只有母亲一人忙里又忙外。我非常想去参加考试，但又不忍心母亲如此劳累，只好每天闷闷不乐地埋头干活。出发去考试的那天上午，看着班主任老师带着同学们高高兴兴地集队走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一个人跑到房子后面哭泣。一个多小时后，村里有个没走成的同学跑到我家来，約我一起去追赶已经走了的老师和同学们，去参加升学考试。父亲躺在床上，就说了句“应该让他去”，母亲也就无可奈何地让我们走了。8月初，就在我边劳动边等待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上中学继续读书的美梦也几乎破灭了。 父亲去世后，因当时我家是独家居住，离村子有好远一段距离，原来的地方是不敢住了，得搬到人家集中的村子里去住。叔叔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如此困难，就把他家的房子腾出一间来，让我们暂时住一住。可是因为堂嫂刚生完小孩，不满月我们是不能搬进去住的，我们只好在生产队的牛圈楼上用竹巴围出一间房来住，直到嫂嫂坐完月子，我们才住进叔叔家去。8月中旬，镇沅县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寄来了，而这时的我已经不得不打消了上中学的念头，准备老老实实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当一辈子农民。当时我虽然刚满15岁，但在生产队里，已经是一个样样农活会干，能挑50公斤重的担子，又识字又顶用的人了。我把通知书扔到床底下，和社员们一起天天下田劳动去了。 求学记（二） 在镇沅县第一中学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刚从地里收工回家，村里就有人跑来对我说，学校的李兴美老师让我晚饭后到学校去一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李兴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叫我去学校一定是有什要紧事情，于是丢下饭碗我就急急忙忙跑到了学校。李老师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怎么没有去读书，当他听到我说我父亲刚去世，妹妹在读三年级，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我不能丢下母亲和妹妹不管的时候，他对我说：“今年参加全思茅地区统考，你是我们里崴的第一名，你的学习成绩比谁都好，这下你又考上了中学，不去读真是太可惜了。不管家里怎么困难，你还是要继续读书，这样你将来对国家才会有更多用处，你也才会有更好的前途。你的情况我和周校长也说了，他的意见也是要叫你继续去读书。”说完之后，他就把我带到了周安平校长那里。周校长拿出一个信封和一件旧绒衣对我说：“李老师都和你说了吧？我们觉得你能考上中学不容易，机会难得，你现在必须去上学。我和李老师给你凑了点学费，你现在就到公社去把手续办了，尽快到学校报到。”我拿了东西就往公社跑，半路上打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办理入学手续的介绍和12元钱。公社苏秘书也说我应该去读书，并立即为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我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又能继续念书了，担心的是我走了以后母亲和妹妹怎么办？回到家里，母亲一听说我还是要去念书，满脸忧愁的对我说：“孩子，我也不是不想让你继续念书，只是家里太困难了，房子没有一间，挤住在叔叔家里，你妹妹也还在念书，我是无论如何都供不起你们的。”我对母亲说，我到学校可以申请助学金，礼拜天再找点事做做，我完全可以自己管自己，不用她再为我操心什么，她只要照管好妹妹就可以了。叔叔非常支持我继续念书，他对母亲说：“嫂子，人家周校长、李老师把学费都给了，还送了衣服，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定不能辜负周校长、李老师的一片好心。你就放心好了，我亲自把侄儿送到学校去。”按照学校录取通知书要求，每个新生都要带着一把锄头、一把柴刀及挑柴的绳子扁担去报到，因为要经常参加劳动。于是叔叔帮我挑着简单行里，我扛着把锄头，走了50里的山路，就到学校报到去了。 我到学校报到时，开学已近两个月，落下了差不多半个学期的课程。学校领导将我插到初十六班学习，并对我说，最好是能赶上去，如果赶不上去，就只好留级，别人读三年我读四年。我没说什么，只是在心里暗下决心，我非赶上去不可！于是我放弃了很多闲暇玩乐时间，分分秒秒地抓紧时间补课，不懂的就问老师和同学，硬是用半学期的时间学完了一学期的课程，期末考试全部及格。 我们这一届里崴的小学毕业生中，考上镇沅一中的有我和大山的杨正作、文夺的刘大深、新街的李中久、李耀良、罗有维共6人。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很少6人一起回家、一起返校，因为回家的时候有的想早走，有的想晚走，返校的时候住地分散，难得约在一起，多数时候都只有两三个人一起走，一个人独自走的时候也不少。从里崴到镇沅，有整整50公里路程，其中里崴到勐大18公里，没有公路；勐大到镇沅32公里，有公路，但一年四季绝大多数时候都见不到汽车。几个人一起走的时候，我们都走小路，因为走小路直。一个人独自走的时候，就不敢都走小路了。从里崴到勐大，全程沿着勐统河东岸的山间小路走，有个地方叫“新村大丫口”，解放前经常发生抢劫杀害过路人的事情。从勐大到镇沅途中，有个叫“杀人场”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山高林密，不见天日，树干上长着青苔滴着水，十分阴森恐怖。解放前，经常有来往的生意人在这里被抢或被杀。回家时大家都是急急忙忙地，走得也很快，早上7点上路，下午5点就能到家。返校时大家往往是慢腾腾地，8点多才上路，加上挑着东西，一路走走歇歇，一般都要到晚上9点左右才能回到学校。有好几次我都是一个人回家，一个人返校，走到离家或学校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天就黑了，只好和赶马的、赶驮牛的、守田地的人一起歇宿。有一次返校，在离学校还有11公里的地方和几个赶驮牛的人一起歇宿，半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好顶着他们盖驮子的蓑衣等天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里崴去的6个同学，除了我和杨正作坚持读到初中毕业外，其他4个同学都在中途陆续辍学回家了。我也差点就辍学了，因为1961年村里的公共食堂撤了，生产队又实行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按工分分粮食的办法，把粮食分给每户人家，让农民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吃。有一次回家，母亲叫我是不是不要念书了，回家和她一起挣工分供妹妹念书。我好不容易进了中学，读了还不到一年就要放弃学业，实在是不甘心，没有马上答应母亲的要求。我回学校不久，就收到母亲来信说，她已经让妹妹停学回家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妹妹才13岁，只念完初小就辍学回家劳动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心里感到十分内疚，恐怕得内疚一辈子。 念初中的三年，是我求学生涯中最艰难的三年。进了初中，我最满意的是每月有32斤定量大米，不再饿饭了，而且每月还可以吃一次肉。可问题是家里困难，一分钱也给不了我，一切费用都得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是五块二毛五分钱，其中饭钱两块八毛五，菜钱两块四。饭由各班自己去食堂称来卖，自负盈亏。菜则是自己把钱交到总务科，总务科分桌挂牌，指定桌长，每顿由桌长给大家分菜。菜钱可以按月一次交清吃30天，也可以分几次交，每次最少交八毛吃10天，时间一到总务科就摘牌。我向学校申请到了乙等助学金，每月两块五毛钱，也就是说我每月还必须自己想办法找两块七毛五分钱，才够全月伙食费。县城人口很少，只有两三千人，想找事做挣钱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柴卖给学校外面的盐厂，因为他们都是用柴火熬盐。念初中的三年里，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得上山砍一挑柴来卖给盐场，无论天阴天晴、天冷天热还是刮风下雨，都必须去。盐厂收购柴火的价格是湿柴一分钱一公斤，干柴一分二一公斤，如果是栗柴，湿的可以卖一分一，干的可以卖一分三。因为山高路远，我每次只能挑40多公斤，卖4到5毛钱，就是每个礼拜天都去挑，也挑不够我的伙食费，因此被总务科摘牌是常有之事，每月能保证吃上20天菜就算不错了。吃不上菜的时候怎么办呢？一是吃咸菜，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从家里带好几竹筒咸菜到学校去，小心保存好，吃上一学期。如果家里带去的吃完了，就买学校旁边一个老奶奶卖的水腌菜吃，每顿两分钱，一天4分钱，比吃食堂菜便宜一半。二是到学校收割后的菜地里检菜来自己煮吃，有些菜譬如牛皮菜，收割后个把礼拜，仍在土里的根又会发出四五寸长的嫩叶来，我们就把它掐来，用三块石头支起脸盆煮了吃。三是熔盐下饭，盐厂熬盐的时候，有时铁锅底破裂，锅里的盐巴会被熔化了滴到灶窝里，变成碧玉般的熔盐。这种盐吃起来不怎么咸，有一股炒糊了的鸡蛋的味道，我们去盐厂卖柴时，都会捡些回来摆着，实在没有下饭菜的时候，就用它来下饭吃。四是吃“鼓眼饭”，即吃光饭，鼓一下眼睛咽一口饭。我们里崴一起去的6个同学，也会偶尔约在一起，到河里抓红尾巴鱼改善生活。夏秋季节，我们用大头针做成鱼钩，到小河里钓红尾巴鱼，五六个人一小时能钓一大碗。冬春季节，我们找有岔河的地方，从上游分叉处将河水挡朝一边去，使另一边的河水变干，扳开石头捡鱼，挡干一岔河能拿半脸盆到一脸盆红尾巴鱼。拿回来以后，就用脸盆煮了吃。 地图上，镇沅县城的名字叫按板井，是一条长1公里左右， 有的地方宽100多米、有的地方宽10多米的小山沟。雨季的时候，沟里的洪水泥石流非常吓人，可旱季的时候，沟里的流水只有碗口那么粗。地底下有盐矿，出产锅盐，远销滇西北地区及西藏。我们的学校在山沟的最里头，十来栋土木结构的二层楼的教室和宿舍建在沟两边，左边山脚下劈出了两个篮球场，这是全校最大的一块平地了。山沟里的水，流出两山之间只有十来米宽的山门沟口后，便立即汇入了一条小河，小河下游两公里处叫下观音，是县委、政府所在的地方。虽说是县城，却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喝的是山箐水，点的是煤油灯和汽灯。上晚自习时，每个班都要有一个同学专门负责烧汽灯。 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以班为单位，每周轮流参加生产劳动半天，主要活计是种菜、种黄豆、种花生…上山捡牛粪作肥料和给食堂砍柴火，每个学生每月得向食堂砍4。5立方尺柴火。大家最乐意干的是上山捡牛粪和到地里收花生，收花生可以吃花生，捡牛粪可以满山遍野的摘野果子吃。不管怎么说，中学的劳动比小学少多了，也轻松多了。在教室里坐长了，我们还喜欢参加这样一些体力劳动。 在镇沅一中，靠砍柴卖挣伙食费的学生并不只是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同学，大部分都得经常或时不时地砍柴卖。因此每到礼拜天，我们常常是天蒙蒙亮就起床，三五成群地吆约着一起上山砍柴。按板井盐厂，生产的年代已经很久远，周围四五公里范围内，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我们只有到四五公里之外的山上去才有柴砍。往返十来公里路程，有五公里左右还得挑着柴走，而且正当中午，又累又饿又渴，只能累了歇一歇，饿了渴了喝点山泉水，越喝越饿，越走越累，所以每次砍柴我们都要到中午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学校里来。卖了柴，买碗8分钱的清汤米干喝下去，回宿舍倒在床上便睡。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上山砍柴，因为想砍干柴，走得稍微远一些，没想到还发了一回财。我们在深山里转来转去找干柴，忽然发现一棵倒在地上的松树，虽然外层都已经腐烂成香面了，但里面却是一根碗口粗的松明杠芯，砍断刚好有一挑。这天我们砍了一挑明子两挑柴回来，明子卖给学校食堂，8分钱一公斤，卖得三块五毛钱，两挑柴卖得一块钱，一共四块五毛钱，每人分了一块五毛钱，差不多够二十天菜金。 可能是因为吃蔬菜水果太少，营养缺乏的缘故，初二的时候，我得了水肿病，浑身浮肿，脸和手脚肿的更厉害。起初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一种病，还以为是长胖发福了，学校排演话剧《台湾春梦》时，让我饰演高喊蒋皇上万岁的老地主；排演花灯剧《菜田会诊》时，让我饰演农学院教授杨广斌；到排演舞蹈《花儿与少年》时，因为体形太“胖”，就没我的份了。有一天，教导主任木觉先老师看到了我，就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像医生给病人进行体检那样，将我的身体从头到脚翻看了一遍。他用手指按了按我的脸和小腿，见被按下去的窝窝半天恢复不了，就说我是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必须补充营养。他叫总务科给我开了个证明并给了我钱，让我到粮食局买6斤黄豆，到供销社买3斤红糖，到食品公司买6斤猪肉，每天先用小碗将1两黄豆泡一泡，然后加上1两猪肉和半两红糖，放到食堂的饭甄里蒸了吃。这样吃了两个月，我全身的浮肿都消了，身体恢复了健康，我对木主任、对学校一辈子感激不尽。 如果说念小学主要是接受起蒙教育，认字识字的话，那么念中学就是正式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了。尽管初中学习的内容多了，任务重了，困难也大了，但我学习的热情却更加高涨，兴趣更加浓厚。我对各门知识都感兴趣，特别是对文史知识，兴趣更浓，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里看书，课外读物也尽看文史书籍。在我们班里，学习上龚丕富、徐延森和我一直都是前三名，数学徐延森最好，理化龚丕富最强，文史是我更有优势。徐延森当数学课代表，龚丕富当物理课代表，我当班长。镇沅一中六0级初一时共有十五、十六、十七三个班120多人，到初三时有一部分学生辍学了，每个班的人数都有较大减少，学校采取了撤并措施，撤销了十七班，成绩较好的同学分别并入十五班、十六班，原来三个班里成绩较差的20来个同学合起来留级为十八班。到毕业时，这一届毕业生就只有70多人了。经过不断淘汰，毕业班的人数是少了，但教学质量提高了。 我们初十六班，是一个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欢乐集体，全班同学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分彼此，同甘苦，共享福。有一次，附近农村的一个同学从家里抱来1只老母鸡，是家里让他到城里卖了交伙食费的。到城里后，他没有把鸡卖掉，而是抱回宿舍拴在床底下。到了晚上，他突然对大家提议说，要不要咱们把这只鸡杀吃了，我的伙食费等星期天去挑柴卖了交。全宿舍的人都表示赞成，于是将鸡拿到食堂外面的水池旁边杀死，摸黑拔毛收拾，用脸盆把它煮吃了。男同学的32斤粮总是不够吃，到了月底，谁计划不好，没有饭票了，女同学就会自动给你一点。女同学看到男同学的衣服裤子破了，露出了皮肤，便主动帮着缝缝补补，也是常有之事。1962年春天，学校西边五六公里的高山上发生森林大火，学校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全校男生上山灭火。我们天一亮就出发，8点钟到达火场开始灭火。火势很大，我们用带树叶的活树枝打火，由于没有经验，大家都只管拼命地挥舞树枝乱打一气，殊不知打得着火的枯枝败叶满天飞，这儿还没被打熄，周围又被到处点燃。更可怕的是，烧红的小石子也被打得满天飞，掉到人的脖子里，粘在人的肉皮上，马上就烫起水泡，火辣辣的疼。后来有人告诉大家，每次打下去之后，要按住并停留一两秒钟，将火压熄，这样就不会火星石子满天飞了，我们马上一试，非常灵验。到中午，大家又累又饿又渴，许多人的头发眉毛都被火燎了，渾身都是烧伤烫伤和挂伤，一点力气也没了。当时正是满山的野樱桃成熟的时候，虽然吃起来味道比较苦，但在又累又饿又渴，没有其他更多东西可吃的情况下，苦樱桃也变得好吃了。除此之外，就是吃野芭蕉芯，几个人合力扳倒一棵野芭蕉，撕开芭蕉皮，剥出芭蕉芯来吃，有些涩但水很多，比苦樱桃好吃多了。到下午4点钟，整整战斗了八个小时，山火终于被扑灭了，我们回到学校，已是下午6点钟。一路上，我们都只想着回到学校便倒头大睡，饭都不吃了。可没想到的是，一回到学校，班上的女同学们便从食堂里抬出一大箩米干及热汤、作料让我们吃，她们说又累又饿又渴时，这样汤汤水水的吃起来最舒服。原来是我们上山后，她们商量着从食堂把米退出来，拿到附近一个同学家里把米磨成浆，蒸成米干给我们吃的。我们每个男同学都无不为之感动，从此以后，每次劳动，男同学们都把着重活累活脏活干，只让女同学打打帮手干轻活。我们的班集体，就像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让人一辈子留恋。 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镇沅一中几乎没有开展过什么全校性的野外活动，三年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共青团支部组织的团日活动，因为全校团员、青年都参加了，基本上也可算是全校性的活动了。那次活动，由团支部书记钟光明及李桐春老师带着我们到离学校3公里远的一个叫元宝山的地方，先是进行入团宣誓、上团课，介绍共青团的基本知识，接着就是玩游戏——打野战。 元宝山是镇沅县城附近游玩的“独一处”，一个不太高的平顶山包，平顶上长了棵很大的榕树，四周地势平坦，山坡上没有一棵其它树木，都是草地。大榕树根部，须十几人合抱才能围得过来。树根周围的平地上，爬满一尺来高的榕树板根，就像是一条条长凳，人坐在上面非常的舒适。大榕树在1米多高处分成了好几杈，每杈的直径都有七八十公 分，差不多是与地面平行生长，人可以像走路那样在上面走动。整棵大榕树占地两亩左右，就像是一把撑开来为元宝山遮阳挡雨的巨大绿伞。 蹬上元宝山顶，钟老师宣布自由活动二十分钟，男同学个个都像猴子一样，蹭蹭蹭地爬到了树上，并在树上窜来窜去，用巴掌大的榕树叶卷成小喇叭吹，女同学则在树下对着树上的男同学叽叽喳喳地喊叫。从对面的公路上看，200多个青少年男女，就这样被全部隐藏进了一棵大榕树里。二十分钟后，团员们在树干上挂好一面团旗，举行了新团员入团宣誓。接着钟老师给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一些基本知识，欢迎和鼓励非团青年们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钟老师讲话结束后，便开始打野战。全部同学被分为人数相等的“红”、“蓝”两军，交替执行攻守任务。直打到有一方全军覆没，另一方即为胜者，如果双方同归于尽或最后剩下的两人职务相同，即为平局。两军都对等设置有总司令及若干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长及战士、工兵等指战员，配有地雷、炸弹、手榴弹等武器。每人的职务都写在一块小牌子上，揣在他（她）兜里。防守一方聚集在山顶居高临下坚守，进攻一方从山脚下四面发起仰攻，半山腰上设有由老师和同学组成的裁判组。双方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认准对方一个目标，把他（她）抓到裁判处，裁判员便根据他们的职务牌子判定胜负。如果人遇到武器，除工兵胜地雷外，其余都是同归于尽。胜者可以回队继续参战，败者牌子被裁判收走，就不能回队继续参战了，只能到指定的地方休息观战。战斗双方要取得胜利，需要有很好的组织指挥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头两战各有胜负，第三战我方大胆让一名平时很不出众的女同学当总司令，连斩对方三名军师级指挥官，当对方发现时，我方已将她换成了工兵，连排对方两颗地雷，又爆一颗炸弹，为我的方胜利奠定了基础。最后，我方以二比一取得野战胜利。下午五点钟，我们在鲜红的团旗引领下，排着队返回学校，大家都感到无比愉悦和快乐。 1962年，经同学罗正发、艾仁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校团支部总共也就是七八个团员，钟光明老师任团支部书记，艾仁美、罗正发任支部委员。在共青团组织里，我开始接受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开始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政治历史、经济科技和伦理哲学等各方面的书籍，进入知识的海洋，打开视野，开阔思想，不断地寻找和发现新的天地。正是初中阶段的学习，使我头脑中的鬼啊神啊什么的都没了，一切封建迷信的那一套东西我都不相信，从前父亲给人请神送鬼的把戏我也把它拆穿了。我知道了这世界上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人的一生所追求的应该是对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从社会得到更多回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1963年我初中毕业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升高中，将来考大学；另一种是读中专，三四年毕业后参加工作。按照我的家庭情况，升高中考大学根本不现实，唯一可选的就是读中专，早点毕业参加工作。当年在镇沅一中招生的有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财经学校、水利学校、农机学校及思茅地区师范学校等七八所中专学校。冲着申请到甲等助学金后，除了免交每月11元伙食费之外，还能得到两元零花钱的优惠条件，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而且在填报志愿的表格上，一二三志愿写的都是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可惜这一次升学考试我临场发挥不太好，有一道《几何》求证题没有能做完，因此对能否考上云南省省第一工业学校，我心里也没有底。考完试，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就回家边参加劳动边等待消息。 3 求学记（三） 在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 我初中毕业回家劳动不到半月，公社粮管所的人就到我家找到我，说他们需要助征员，只要我愿意干就可以去干。并说按往年的情况，征完粮后，公社一般都会安排助征员到企事业单位工作。我没有做更多考虑，当即就同意了。粮管所组织我们几个助征员到县上进行了两个礼拜培训，主要是学习粮食验收等级标准，回来后便开始公余粮征购工作。刚开始工作一周，我就收到了云南一工校的录取通知书，我和所长讲我不干助征员了，我要去读书。所长很为难地说，你已经进行过培训，你现在不干了，叫我们怎么办？让我们去哪里找人来干？自知理亏，我也就没多说什么。母亲知道后，也恳求我说：“孩子，你现在已经有工作干有工资领了，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你在这儿工作，离家也近，也能给我们母女一些照顾，你要是到了昆明，不但照顾不到我们，就是我们想见你一眼都见不着，妈就求你一回，这次你就不要走了好吗？”我感觉到去继续念书的阻力不小，加上连去的路费都没有，也就只有无可奈何地将这次上省城读书的机会放弃了。 所领导安排我具体负责全公社八个大队中三个大队的公余粮征收工作，任务很重。交粮的社员排成队，我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10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镇沅一中鲍丕杰校长打来的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一工校报到，如果不是对方来函询问，他们还不知道我没去。我说主要是我没有路费，他说没路费为什么不早说，有困难的新生，到学校报到的路费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叫我赶快办理好迁移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学校找他。这一下我冷了的心又热了起来，我直接跑到公社找领导，到了公社，只见公社办公室主任正向一个不认识的人汇报工作，那人像是个上级领导，我就干脆把我的情况和要求都向他们一起说了。那位领导听了以后，先是有些奇怪，后是有些不满，严肃地对办公室主任说：“你赶快给他办，一定要让他去念书，粮管所那边的工作让他们再想想别的办法。能考到省里去念书的，你们公社有几个？县里又有几个？培养人才是大事。”于是办公室主任当场就把我的手续给办了，后来听说那位领导就是县委宣传部长。 又一次先斩后奏，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才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以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滴滴答答掉眼泪。我对母亲说，我现在还年轻，多读些书对我以后有好处，请他咬咬牙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了，情况就会好的。又是叔叔站出来帮我说话，他说手续都办好了，去就去吧，家里的人有口饭吃就行了，多读书对他肯定有好处。母亲搽干眼泪说，我又何曾不是这么想，只是家里连被子都没一床，他去那些冷地方怎么过呀！叔叔立即从他床上扯下一条羊毛毡给我，我就这样带着一条羊毛毡、一床棉毯离开了家。 到了中学校，找到鲍校长，鲍校长在我的路费申请上签了字，让我去找县文教科办理。到了县文教科，王亚科长问我，都开学两个月了，你怎么在才来办？我说我不知道国家可以给路费。她在我的申请上批了同意补助30 元，叫我赶紧到学校去报到。同时，她还给邮电局黄秘书打电话，请他们帮安排我搭乘第二天的邮政班车到思茅，因为镇沅到思茅的客车好几天才有一趟。从镇沅到思茅的车票是六块六毛钱，从思茅到昆明的车票是十八块九毛钱，车费一共是二十五块五毛钱，住宿费每晚也就是三四毛钱，三十块钱足够我从镇沅到昆明的路费了。我坐邮政班车到思茅，马上就去买第二天上昆明的车票，思茅到昆明每天只有一班车，25个座位，但头天下午还能买到第二天的车票。思茅到昆明578公里，山高坡陡路窄，汽车要走3天，还每天都是两头黑。第一天到墨江，第二天到扬武，第三天才到昆明。我是1963年11月4日离开思茅的，5日到扬武住下后，兜里只有两毛钱了，因为我从镇沅出来时，身上总共就只有40元钱，我又预留了10元学杂费书费，而且把它放在行李中托运了，要到昆明下车后才拿得着，也就是说5日晚上和6日中午的两餐饭我只有两毛钱。怎么办呢？只有饿一顿了！我在扬武饿着肚子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到玉溪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碗白菜豆腐汤，下午四点多，终于胜利到达了省城昆明。在昆明西站下车后，一个手拿扁担绳子的人问我要到哪里，我说要去一工校，他便自告奋勇地说他带我去。我跟着他从西站出来，经凤翥街、青云街、圆通街、米厂心、灵光街、薛家巷、穿心鼓楼到了蓆子营一工校大门口，他向我要3元钱，我就给了他3元钱。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像要跳出胸口似的，我找到教务科，恭恭敬敬地向南冰声科长敬了个礼，并向他报告了我的一切情况。南科长先是亲切地问我下车后是怎么找到学校里来的，我说是请人送我来的，他又问给了多少钱，我说给了3元钱。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被人家骗了，从西站到这里，坐三轮车也只要六毛钱。”我心里好辣疼，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骗钱。接着南科长问我在这个学校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我说有一个今年考进来的同学叫赵福康。他从学生花名册里查到赵福康的名字后对我说，那你就和你的同学在一个班吧，这个班有一个同学休学了，正好空一个位子。你一定要努力赶上去，实在赶不上区也不怕，人家读四年吗你读五年嘛！赶上去我心里是有数的，念初中时不就是这样的吗，但我还是只说，我一定会努力的。接着南科长打了个电话，不一会我们的班主任全永生老师和赵福康来了，他们把我带回宿舍，为我安排好了吃住的问题。 1963年11月7日是礼拜天，休息了一天，8日早上我就坐在云南一工校机器制造26班的课堂上听课了。班里果真有个同学休学了，我坐的就是她的位子，用的绘图板、丁字尺和绘图仪器也是她用的那一套，我一直用到毕业。我一到学校就赶上期中考试，各门课的老师都对我说，你想考就考，不想考就等到期末一次考，你可以随便。老师们是好心，怕我考不出来面子上过不去。而我反倒凭着初中的底子想试一试，看看我和大家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参加考了，结果除了物理考61分、化学考63分刚好及格之外，其它各科都在70—80分，俄语还得了90多分，同学们对我还真有点刮目相看了。后面的半个学期，我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在了补课上，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期末考试，我除了体育为及格分之外，其它各门功课，成绩都在80分以上，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学校领导点名表扬。 云南一工校的前身，是解放前的老昆华工校，解放前夕昆明“12"；1”学生运动死难烈士之一的张华昌同学，就是昆华工校的学生。解放后，昆华工校合并了其他几所中专学校后，更名为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设有机器制造、热处理、电厂、铸造、锻造、农机制造、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学分析、造纸、硅酸盐等十几个专业，是云南最大最强的工业中专学校，学制4年。学校有个实习工厂，机加、焊接、钳工、热处理、铸造、锻造工种齐全，能生产z540立钻、2ba6水泵等机械产品。学校的勤工俭学搞得很不错，教学大楼——“勤俭楼”就是靠学生在实习工厂劳动挣钱盖起来的。学校是在昆明东郊蓆子营原西南航校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教学设施也相当不错。老校长孙仲宇，原来是省轻工厅副厅长，下巴上的胡子有半尺长，是位很慈祥的老人。我们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常常看到他在花园里给花草松土、浇水、施肥，把葡萄藤理上架子。葡萄熟了的时候，他叫每个班都端着脸盆去摘一盆，抬回来让同学们尝鲜。我为能进入这样的学校学习感到非常满足。1965年，属轻化工专业的班级分出去成立云南省第三工业学校，但学习生活都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校园内。 入学后，经申请我获 得了甲等助学金，火食费全免，每月还发给两元零用钱，生活学习都有了基本的保障。昆明虽说号称春城，四季如春，但冬天下雪，还是很冷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从热地方去的同学，冷得简直受不了。在家乡，我们不穿袜子，单衣单裤也能过冬，睡觉时盖床毯子也就可以了。在昆明可就不行了，冬天不穿袜子脚趾就会生冻疮，不盖棉被就睡不着觉，不穿棉衣就会被冻得全身发抖。学校对我们这些困难学生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冬天发给棉衣、绒衣，夏天发给单衣、蚊帐，全班就我一个人没有被子，还给我发了一床被子。实习工厂收回的破旧工作服，我们也可以去拿来洗洗干净，自己缝缝补补穿。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就只有每个学期开学时要交的学杂费和课本费。为此，我每个假期都必须找小工做，挣够学杂费和课本费。我做过搬运工，到酱菜厂腌过咸菜，每天工钱六毛，每个假期做二十天左右。有时学校也会照顾安排些事情给我们干，比如学校盖房子时，就让我们拓土坯运土坯，拉大锯解木料，每天工钱一块二，显然是对我们这些困难学生的特殊照顾，是在为我们解决困难。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脑子里便产生了一种感恩图报的思想，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感谢新中国，感谢我的校长老师和同学，感谢我的父母和叔叔，感谢这个新的社会。 我们机器制造专业，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有语文、高等数学、物理、化学、俄语、政治、体育、机械制图等，除机械制图外，其余课程都是基础课程。从第二学年开始，我们便进入测量绘图、机械加工工艺、机床设备、公差配合、技术测量、机械零件设计、夹具设计、刀具设计、量具设计、辅具设计、金属工艺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学校领导和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我们学校的学生，培养目标都是工厂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全面学习和掌握这些专业理论技术知识，是我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的必备知识。为了做技术员、工程师，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可高了，谁都不甘落后，谁都想比别人多学习和掌握点专业理论技术知识，大家都在暗地里进行着激烈的竞赛和竞争。 云南一工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独到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特别是动手的能力很强，走出校门就能参加实战。学生在校学习的四年中，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实习劳动时间，轮流到实习工厂的车间里真刀真枪地干。实习劳动中，我们流的血、流的汗和流的泪，比任何时候都多。钳工实习，錾削、锉削、铲刮、锯削、钻孔、攻丝样样必干，而且要求很高，考核很严。一块100 毫米长、100毫米宽、100毫米高的铸铁，首先要我们用錾子将他的六个面每个面錾去5毫米，让它变成90毫米长、90毫米宽、90毫米高的方铁，而且所有相邻两面都必须相互垂直，所有的面坑洼不平都不得超过半毫米。我们第一天干下来，就没有哪个人的拇指、食指及虎口不被锤子砸得青一块、紫一块，鲜血淋淋。许多同学都淌眼泪了，特别是女同学。接下来要我们用锉刀将六面各锉去2。5毫米，保持所有相邻两面互相垂直，所有面的不平度不超过1/4毫米。最后是要我们用铲刀把六个面铲刮平，不平度不超过0。1毫米。每完成一个工步都要交验打分，以所有工步的平均分数作为总成绩。我们还必须用锯子从一根直径30毫米的圆钢上锯下一段25毫米厚的圆块，圆块厚度的误差不得超过0。5毫米；把它的外圆锉成六边形，边长相差不得超过1毫米；在它的中心钻孔攻丝，做成一个标准的六角螺帽。所有的活计都是硬碰硬的，没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机会。工厂里的实习指导老师也非常的严格，你必须丝毫不差地按他的要求去做，否则你就要吃家伙。比如在錾削、锉削和锯削的时候，你要是两只胳膊没夹紧，抬了起来，让指导老师看到了，他就会毫不客气地走过来，一巴掌将你的胳膊打下去，叫你一辈子不会忘记。不过挨打的都是男生，对女生，指导老师还是手下留情的，基本上是动口不动手。车、铣、刨、磨等工种实习，大体上和当学徒差不多，师傅最多让你在旁边站着看或打帮手个把礼拜，你就得和师傅倒班干活。铸造、锻造、焊接、热处理的实习，主要是干翻砂造型、化铁浇铸、抡锤打铁等力气活，又脏又苦又累。在一工校，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知识的学习是结合得再紧密不过了，比如上《刀具》课，老师讲完课后，首先是让我们每人按自定的切削参数和加工要求设计一把刀子，画出图纸并自己到车间里亲手把它磨出来。其次是由老师按我们的设计图纸规定，测量刀具的导角、离角、契角、主偏角、副偏角、刃倾角是否与图纸相符，如果不符，就得返工。最后要让我们用自己设计的刀子，按自定的切削参数，把工件加工出来，并检验工件是否合格。如加工出来的工件不合格，则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直到加工出来的工件合格为止。《量具》课讲完后，老师也是把车间里生产的一些零件的尺寸公差给我们，让我们根据这些尺寸公差把量具设计出来并加工出来，然后拿到车间去检验零件，用经过检验的零件是否满足装配要求，来验证量具设计制造是否正确。这样的设计、制造、运用过程，跟生产实际中的设计、制造、使用过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测绘》课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干脆把车间里生产的2ba6水泵的蜗壳和叶轮铸件拿来让我们测绘。我们5～6人一组，全班一共8个组，4个组测绘叶轮，4个组测绘蜗壳，我们小组分工测绘蜗壳。测绘蜗壳的难度比测绘叶轮大，因为蜗壳里面变化的水槽曲线，看不清摸不着，根本不能用万能量具去测量它。我们只好在整条曲线上选定若干断面，然后想办法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的去测量它。我们先是用橡胶泥塞进水槽里，想拓出水槽的阳模来进行测量，可因水槽口小肚大，橡胶泥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们就用刀片把水槽里的橡胶泥划成三块，一块一块地取出来，再把它们拼起来进行测量，得出第一组测量数据。然后是用塑料板一次一次地比对修剪，使其成水槽的阳模，再进行一次复测，得出第二组测量数据。最后取两组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该断面尺寸，把各个断面尺寸依次圆滑过渡，得出逐渐变化的蜗壳水槽曲线尺寸，绘出蜗壳零件工作图。老师拿着我们的图纸去和车间里的正式图纸进行比对，根据误差大小和多少扣分。我们小组不但得到了好分数，而且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们很会动脑筋想办法。 从1965年开始，我们机25、机26两个班被学校定为半工半读班，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到工厂劳动，大家都不用再交伙食费。厂里给我们每个人都固定了工种，分配到固定的班组倒班干活。我被分配到机修班干机修车工，加工机床修理所需另配件。我们大家都成了半是学生半是工人的特殊学子，毕业后也就是能文能武的特殊人才。 云南一工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但有一个非常棒的领导班子，而且有一支非常强的教职员工队伍。校长孙仲宇、副校长纳明远、章子玉、王教贤、梁其勤、何植跃都是老革命、老教育家，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对学生很有感情。教师队伍中，老中青齐集一堂，不但有一批老博士、老专家，而且有一批任劳任怨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他们严谨务实，诲人不倦。实习工厂里，除了有周江、江友城、邵其星、蔡祖谋、王洪德、彭必清、胡有才等一批各专业工种的工程师、技师和七八级工匠之外，还有曾涛、苏文、张基勋、姚兴、何光庆、陈信立等一批各专业工种的青壮年实习指导教师，他们都是三四级工匠，既能讲又会干。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有这么多的名师教导培养，我们怎能不感到骄傲和幸福呢？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粮食定量、肉食定量、副食定量，学校里的生活还比较差，早点吃满身虫眼的煮蚕豆、煮红豆、包谷糕，一个礼拜才能吃一次馒头，两个礼拜才能吃一次肉。每人每月 50克红糖、100克糕点，都是凭票供应。学生的身体素质普遍都不高，而我因为前期害过水肿病，身体就更差了，因此体育考试都是勉强及格。为了提高身体素质，我加强了体育锻炼，每天起床号还没响我就起床，沿着环城路——穿金路——金汁河埂——长春路延长线――华侨补习学校——环城路跑一圈，全长六七公里。坚持了不到半年，我的身体状况就明显好起来了，体育课考试也及格了。1965年春节，我还报名参加了昆明市10公里万人穿城赛跑活动，轻松跑完了邮电大楼 ——北京路——穿心鼓楼——圆通山——学府路——昆师路——东风西路——东风东路——邮电大楼10公里赛程，第37个到达终点。并且成了班里的篮球队员，经常活跃在篮球场上。。其实我们机26班全体男女同学的体质都相对较差，在学校运动会上基本拿不到名次，每年开运动会的时候，都是让我们当裁判。在裁判员、运动员的入场式上，我们每次都是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进校一年后，国家困难时期过去了，学校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学生敞开肚皮吃饭，一礼拜吃几次肉，大家都挑肥拣瘦，肥肉到处扔，特别是女生宿舍周围，打扫卫生的时候，地上的肥肉要用撮箕去撮。 云南一工校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共青团、学生会和民兵组织十分活跃，它们把全校青年学生都吸引在自己周围，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促使青年学生思想向上，学习进步，身体健康。同学们的目标口号是：毕业后健康地为祖国工作四十年！ 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上只有3名团员，胡应文同学任团支部书记。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的团员人数，已经达到十五六人，共青团员在学习、生活、劳动各方面都能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团支部积极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学雷锋、学焦裕禄活动，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把全班43个同学变成了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幸福集体。1964年我被选为校团委委员，并参加了由团委书记杨运春、团委副书记朱壁成、团委干事杨华天和我这个学生委员一起组成的常委会，分工我负责和其他几个学生委员组织办青训班。青训班由青年自愿报名，各团支部推荐，团委审核同意。青训班主要是对要求入团的青年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给他们讲解共青团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明确入团目的，端正入团动机。青训班每学期办1 期，每期40人左右，分4个学习讨论组。每月安排讲课两次，学习讨论两次，由团委领导及专职干部讲课，4个学生委员分别组织学习组讨论。我们这届团委，共组织办过3期青训班，参训学员120人左右，回到班级支部后，绝大多数学员都很快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我在云南一工校读书的那几年，正好是越南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飞机已经把炸弹扔到了中越、中老边境。学校附近的火车北站，停放着从河口开回来的火车，车皮上尽是被美国飞机扫射打穿的弹孔。学校里的一批越侨男女学生，都响应他们国家的召唤，丢下书本，回国抗美去了。我们全校师生都被动员组织起来，大搞民兵训练，连寒假里都得每天爬在学校运动场的雪地上面，长时间地练习瞄准射击。为了加强城市防空，昆明市武装部、盘龙区武装部在我们这一片的云南机器厂、华侨补习学校和我们学校组建了1个高射民兵营，云南机器厂为一连，我们学校为二连，华侨补校为三连，我也被选进了我们学校的高射民兵连。武装民兵经常搞演习拉练，最紧张的时候，把枪都带到了课堂上，靠在课桌边。有时半夜三更睡得正香，紧急集合号一响，就得马上起床穿衣，模黑跑步到枪库，摸黑找到自己的武器，并扛上武器跑步去集合。有一次，我们被拉到离学校12公里的黑龙潭进行武装蹬山进攻演习，队伍在黑龙潭到云南农林学院的公路上一字排开，向山上发起进攻，目标距离公路大约两公里左右，山上没有路，全是树林陡坡。胡应文、赵庆珩我们三个地州农村来的同学冲在最前面，接近目标时，一道1米多高的土坎挡住了我们的路，胡应文从土坎中间的缺口冲过去拔走了第1面小红旗，我从左边翻过土坎拔得了第2面小红旗，赵庆珩从右边翻过土坎拔得了第3面小红旗。演习结束后，我们脸上、手上、脚上都被树枝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衣服裤子也被挂出了洞。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的时候，昆明市组织了一次民兵武装泅渡滇池的拉练活动，从龙门下面横渡滇池到海埂，距离大约800米。我们学校先是自愿报名，然后在火车北站旁边的铁路池塘里进行选拔，能沿着池塘边游两圈（大约800米）者即被选中。接下来就是揹枪游泳训练，训练了1个来月，能揹枪游铁路池塘4圈以上的就可参加武装泅渡滇池，达不到4圈的即被淘汰。泅渡那一天，我们到达西山龙门脚下的时候，那里已经集合了许多参加泅渡的武装民兵。中午12点，随着几声炮响，数十路武装民兵纵队便一起下水向海埂游去。我们学校的一路纵队，最前面是一挺架在木板上的机枪，由两个民兵推着开路。后面的人每人揹一支步枪，像南飞的大雁，一个紧跟一个向前游去。说是800米泅渡，其实水深的地方只是横过航道的时候，不到 400米的距离。航道两侧200米，水深都不超过胸口，只是密密麻麻的飘动在水中的水草，往往裹住你的身体，让你前进不得，甚至划破你的皮肤，使你火辣辣的疼。高射民兵除了训练机枪的瞄准射击之外，还要训练观察识别飞机。训练场上，我们一人用竹竿高举着飞机模型在远处移动，一人手持望远镜观察，并不断向指挥员报告：“报告！敌机3架，f86、f100、f105，高度6000，时速960，右行临近”，“报告！我机两架，56式、59式，高度5000，时速880，左行离去”……实战演练时，我们被拉到筇竹寺后面的山上，3个连分别进入3个阵地，负责守卫3个目标空域。3个阵地上的机枪手、弹药手、观察员都把注意力都高度集中于目标空域，子弹上膛，准备射击。不一会，3颗信号弹升上天空，3个目标空域同时升起3组红色气球，每组都是10个。观察员立即向连长进行了报告，连长向营长进行了报告。当气球达到预定高度时，营长一声令下：“打！”全营几十挺机枪一齐开火，天上的气球被接二连三打爆。到营长命令停止射击时，一连空域还剩1个气球，二连空域还剩两个气球，三连空域还剩3个气球，成绩是一连优秀、二连良好、三连及格，全营良好。 我们的两个班主任全永生老师和邱倜老师，都是年轻的单身老师，岁数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和我们一样朝气蓬勃。他们不但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关心、帮助和照顾我们，而且就像大哥哥一样置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经常带着我们到处玩耍，深受同学爱戴。我们班41个同学，三分之二是昆明的，三分之一是各地州市县的，相处十分融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每年八月十五，昆明的同学都会放弃与家人的团圆，和我们这些地州市县的同学一起，带上学校发给的每人两个月饼，再买上点水果，到附近的圆通山、翠湖、大观楼吃月饼赏月和唱歌跳舞玩游戏，让我们在欢乐中暂时忘掉家乡和亲人，免受思乡之苦。礼拜天，全老师和邱老师会经常带领全班同学到金殿、黑龙潭、西山海埂、筇竹寺等风景名胜区去游玩爬山、照相打野战，消除我们一周学习的紧张和疲劳。在我们班里，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是一个充满温暖的班集体。可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发表，我们班和全校、全省、全国一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先是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唯成份论，按家庭出身将师生分成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制造“红五类”与“黑五类”、一部分师生与另一部分师生的对立和斗争，撕裂师生队伍，搞红色恐怖，使一部分老师和同学受到无情打击。接下来是《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师生又被分成什么“造反派”、“保皇派”，造反派又分成若干派，搞武斗、打内战，到处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后是造反派上台，以我为核心，搞“划线站队”，捆绑吊打，游街示众，白色恐怖，草菅人命。好在“划线站队”刚要开始又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就被分配到了全省各地的工厂，离开学校走了，让许多人免除了不少皮肉之苦。 在校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是一场噩梦，搞得人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分不清好人坏人。然而更可怕的是，想不到这样的噩梦，居然持续了十年。在云南一工校，文革一开始，昆明市委就派来了工作组，宣布领导靠边站、停课闹革命，发动师生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并从高年级抽了一部分学生干部，派到低年级去当工作组的联络员。我当时也被派到机29班、机30班做联络员，和他们同吃饭、同开会、同劳动。不久传来了北京的声音，说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要用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于是工作组就连夜撤离了学校。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选出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旧文革），机28班的一个学生被选为主任，一个老师和实习工厂的一个工人被选为副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学生被选为委员。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前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学生，身边出现了“红卫兵”。不久，“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就来到了昆明，并受校革委邀请，来到了我们学校。他们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扎皮带，女扮男装，杀气腾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大讲血统论、唯成分论，大骂“黑五类”，煽动师生斗师生。与此同时，我们学校也有部分学生，深夜自发地到省委去表决心，要求领导接见，领导接见返校后，他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受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并加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旧文革一方面是领导师生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力推行唯心主义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另一方面是指挥红卫兵“扫四旧”，到处抄家打人，闹得鸡犬不宁。昆明市市长潘朔端的家，就是我们学校的红卫给抄了的。当时，在批判“走资派”的时候，已出现打骂体罚的现象，我感到实在看不过去，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写了一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章，发表在中共昆明市委党刊《支部生活》上，态度明确地反对武斗。1966年9月，云南选派第一批红卫兵代表上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们班选派团支部书记胡应文参加。10月选派第二批代表上北京串联，我们班选派班长周建国和我参加。我们10月6日一到北京，就听说晚上首都工人体育馆有一个大会，中央文革的首长将出席大会讲话。我们丢下饭碗就往工人体育馆跑，到了那里，只见整个体育馆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会标上写的是首都群众批判谭力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批判了鼓吹血统论、唯成分论的“谭氏路线”，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在会上发表了声嘶力竭的煽动讲话。在北京的串联，让我看到了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等一些人已经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东城区、西城区的红卫兵已经受到非议，谭氏路线已经开始被批判，我预感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快完了。在回云南的列车上，听到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徒步串联到北京的广播，我也想到了回校后组织一支队伍徒步大串联。十月下旬回到学校后，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都大串联去了，我们就立即着手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准备重走红军长征路。经过十几天准备，11月6日，我们“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万里长征队”就打着红旗从昆明出发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徒步串联，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底，学校里冷冷清清的，一部分同学坐车串联回来后，又徒步串联去了；一部分同学是第二次坐车串联去了；还有的同学是闲着无事回家去了。只有少部分同学仍在学校里，三五个人便成立一个战斗队，什么“抗大公社”、“赤遍全球”、“飞鸣镝”、“从头越”等等，五花八门。原红卫兵总部已经垮台，旧文革的图章和红卫兵的旗子，已被造反战斗队当众查抄烧毁，学校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待到外出串联的同学陆续返校后，解放军14军42师的一位副师长带着一些军人进校，宣布奉命对学校实行军事管制，要学生就地闹革命，出学校大门必须经军管会同意。军管会领导暗地里鼓励旧文革和原红卫兵总部红卫兵重新恢复组织、恢复活动，显然是朝着各个造反战斗队来的。军管不到两个月，军管会的人就悄悄地撤走了，参加各种战斗队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联合起来，清算批判旧文革的错误。每次批斗会都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站在台上，面对群众，接受批斗。我们这些委员，则坐在台下第一排，接受批判。批判会基本坚持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没有发生过动手打人的现象。 1967年上半年，各种不同观点的造反战斗队，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出现了以云南大学和昆明工学院为代表的“炮兵团”和“八二三”两大造反派组织，全省上下大大小小的战斗队纷纷向八二三和炮兵团靠拢，形成了全省性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群众组织需要领导干部在后面帮助出谋划策和坐阵指挥，领导干部需要群众组织的公开支持和暗地保护，于是就形成了党政军领导干部与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两大革命阵营。炮派阵营里，党政军领导干部有赵建民、陈康、张力雄，造反派头头是方向东、李毅、杨凯。八派阵营里，党政军领导有周兴、李成芳、鲁瑞林，造反派头头是黄兆琪、刘殷农、杨树先。两大阵营立场观点对立，阵线分明，斗争激烈，但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夺取政权。在上海造反派夺权的示范和引导下，云南全省各地也上演了一幕幕夺权闹剧，一切厂矿、机关、学校、商店、医院、农场及农村的政权都落到了本地、本单位势力强大一方的造反派手里。经过造反夺权之后，两大派的势力范围就被明确地划分了出来。昆明市大体以南北中心线为界，西城及西郊属炮派的势力范围，叫炮管区；东城及东郊属八派的势力范围，叫八管区。各地州市县，当地哪派占上风就属于哪派的势力范围。在两大派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立派的势力，即使在单位里占有绝对优势也是站不住脚的，必然会被像拔钉子那样一个个拔除掉。两大派的武斗，就是从拔据点开始的，比如八派打东郊的云南砖瓦厂，炮派就打西郊的昆明电机厂；八派打东边的春城饭店，炮派就打西边的东风大楼。两派的地盘上，都容不得对方的据点存在。 4 求学记（四） 自参加旧文革被批判以后，我就决定当逍遥派了，哪一派我都不参加。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发现，逍遥派也不好当，因为两大造反派都想争取中间势力，对逍遥派的策略是又拉又打，先是拉，拉不过来就打，使你夹在中间，两面受压。如果不愿靠拢那一派，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逃跑。5月份，我干脆托李少琪同学帮我找了个顺路的货车，搭货车回农村老家去了。7月份，李少琪同学写信告诉我说，可能要毕业分配了，让我赶快回学校。当时两大派的武斗已经开始，交通已经中断，我是想方设法分段搭货车回到学校的。谁知回校后，形势突变，两大派的武斗升级了，在“四人帮”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两大派都通过明抢暗送的办法，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使长矛棍棒大战升级成了枪炮大战。有一天，离学校不远的东郊云南砖瓦厂突然枪声大作，第二天就听八派的同学说砖瓦厂被他们给打下来了，炮派都从小坝方向跑到炮管区去了。我们学校属八管区，处炮管区与八管区的结合部，两派交战时是最危险的地方。我当时仍不想参加哪一派，可到了这时还当逍遥派的人，两派看你都不顺眼。有一天我到食堂打饭，当时打饭插队的事很普遍，谁都是只要见到队伍里有本班同学就往里插，我也就插到了我们班一个同学的前面，突然学校八派的一个头头走了过来，一把将我从队伍中揪出来，要我到后面去重新排队。这样的欺侮，让我终生难忘。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完全靠向一派，才能有吃有住，一派不靠是没有吃住的地方的。于是我跟着炮派同学一起撤到了云南大学，正式加入了全老师为头头的炮派。住进云大的第二天早晨，看见几十辆大客车开到了云大篮球场，里面坐满带枪的人，都是山东河南口音。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大理下关调上来守卫云大和五华山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他们的武器是平时就配带着的。当天晚上十点，我们正要准备睡觉时，忽然听到西站方向枪声响作一团，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可是不一会就有人来通知说，请大家不用紧张，是我们自己人从小麦雨搞抢回来。我们当时睡意全消，都一起跑到球场上，看人们将武器从车上卸下来，然后再把一挺挺机关枪扛到外语系与昆明工学院相邻的围墙跟上架了起来。我明显地感到两派大战在即，云大恐怕也不太安全了，只有躲到居民家里，才会更安全些，于是我就离开云大，住到了灵光街156号同学李佑金家里。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几天，两派管区内拔除钉子、扫除据点的战斗就打得不可开交了。八管区的炮派被赶到了炮管区，炮管区的八派被赶到了八管区，人们拖儿带女，背井离乡，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昆明一开打，各地州县市也都打了起来，全省一片混乱，交通被阻断，工厂停工停产，经济瘫痪，市民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如此严重问题，云南省成立军管会，在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此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收缴两派武器，监督两派停火。军管会的停火缴枪通告一公布，两派的武斗就慢慢平息了下来，但到了缴枪的时候，两派都只是把旧枪、坏枪交了出去，把新枪好枪藏了起来，这就为第二次武斗留下了祸根。 武斗停下来以后，我们都回到了学校，准备两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因为当时昆明的武斗是暂时停息下来了，但是地州市县的武斗，并没有完全停息下来，八派组织力量支援东部地州县的八派，炮派组织力量支援西部地州县的炮派。就因为昆明与地州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援助，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为支援大理下关的炮派，炮派从昆明派出了工役制部队第八团直抵下关，帮助大理下关的炮派打垮了八派。八派则组织力量支援东川以礼河八派，帮助东川以礼河八派打垮了炮派。当工八团从大理下关往昆明撤的时候，江青作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只有剿匪”的讲话，出动军队将工八团包围并消灭在一平浪煤矿。这样，从昆明漫延到全省各地州的武斗战火又烧回到了昆明，发生了两派激战黑林铺的最大战斗。黑林铺位于昆明西郊，是昆明通向云南西部地区的咽喉，是由云南汽车修配厂及其他一些工厂，连片组成的八派在昆明西部的一个强大堡垒。第一次武斗时就没有被拔除过，到第二次武斗时，已是碉堡成群，工事坚固，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充足的根据地。八派下决心要死守，炮派下决心要强攻，双方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动用了第一次武斗中没使用过的加农炮、双联高射机枪、四联高射机枪、m14 步枪等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进攻的总指挥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从军队师长转业到地方当厅长的老红军，作战指挥很正规，事先经过了非常详细地侦察，制定了非常周密地作战计划，用数万兵力3天时间扫清外围，缩小包围圈并留出被包围的非武斗人员撤出通道。总攻发起前，五华山上的高音喇叭向全城播出了三次通牒，敦促非武装人员撤出包围圈。最后一次通牒是清晨六点播出的，广播声一停止，枪炮声就响起。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第一炮就把正面的主调堡削掉了一半，三发炮弹就把它夷为平地。黑林铺侧面的眠山，争夺更是激烈，经过了三次易手才被拿下，双方死伤不少人。战斗打响两三个小时之后，便有大批俘虏被从阵地上押下来，黑林铺到西站的公路上，走的都是俘虏。他们被用自己的衣服蒙着头，后面的人抓着前面的人的裤带，成几路纵队，朝云大、五华山方向走。当时我们还住在学校里，两大派再次开战，感到又得逃难了。果不其然，两三天后炮派又向与我们学校一墙之隔的省粮油机械厂及小坝片的一些工厂发出了通牒，我们不得不又一次逃离学校。这一次我们被分散住在云南饭店、翠湖宾馆和云大几个地方，我和贾精忠、李中凯、李开友4人住到了云大，在重工系统联合兵团做些杂事。 我们学校炮派和八派间的矛盾和仇恨，原来并不太深，我们撤离学校后也还经常回去，从来没发生过打斗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开友一直没有回来睡觉，大家都非常地担心。直到凌晨5点多才听到有人敲门，我们打开门一看，吓了一大跳，是李开友扶着头头彭光籍回来了。李开友倒没什么，身上只有几处轻伤，而彭光籍则已不成人样，头肿得像个大南瓜，两个眼睛只见两条缝，满脸青紫，摸到全身任何地方都碰不得，碰了都叫疼。听李开友讲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头天下午他们俩回学校吃饭时被学校里的八派打的。因为头天八派开大会游行，我们学校的八派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走到东风西路离八派老窝春城饭店不远的省军事博物馆附近时，看见解放军的巡逻车停在路边，就冲上车去抢解放军的枪。铸5班学生田大方，抢了一支还嫌不够，又冲上去想枪第二支。就在这时，停在马路对面省公安厅附近的另一辆巡逻车上的解放军开火了，田大方的脑袋瓜被打开了花。打死打伤的人躺了一地，当时又正好下了阵小雨，有的人伸着手向过路人求救。学校里的八派将田大方的尸体拉回去后，叫校医把他的头缝好，放在教室的地板上，地板上汪起了一大滩血水。当他们发现彭光籍和李开友在学校里时，就把他们俩抓去跪在尸体面前又踢又打。彭光籍因为是炮派头头，打得也就特别厉害，一直打到昏了过去。有人还提议要让他们喝地板上的血水，吓得李开友也差点昏了过去。12点以后，打人的人已渐渐离去，但彭光籍和李开友还必须继续跪在尸体面前，一直跪到天亮。跪到凌晨3点多，李开友看看四处无人，才扶起彭光籍翻围墙逃离学校，回到我们住处。 重工系统联合兵团，是文革中云南省重工厅机关、学校和厂矿企事业单位联合成立的群众组织，由参加单位各派1名头头和1位工作人员组成。第一次武斗结束后已基本解散，大多数人员都回单位去了，只有昆钢、云南机器厂、重 工厅澜沧运输队等少数单位的几个人还没走。第二次武斗开始后，昆钢的洪秀然又把走了的人逐个召集回来，重敲锣鼓另开张。被召回来的有昆钢、桥钢、团钢、澜沧冶炼厂、云南轴承厂、昆明冶炼厂、昆明电线厂、昆明电机厂、铁合金厂、昆明机床厂、云南重机厂、云南内燃机厂、云南机器厂、重工厅运输队、一工校、农机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三十多人。我们先是住在云大，后来搬到翠湖6号。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主要任务是办《炮声隆》（后被我们改为《剑与火》）的小报，并负责分发联合兵团各成员单位及向社会散发。《炮声隆》是联合兵团原来办的油印小报，像传单一样的上街散发。《剑与火》是铅印小报，用三轮车拉到街上卖，非常好卖，满满一三轮车报纸，很快就会被抢光。 在“东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辽宁、贵州等省搞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引领下，云南两大派也不得不到北京去坐下来谈判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问题。两派代表达成协议回昆后，很快就宣布成立了军队代表、老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谭辅仁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二次武斗也就结束了。就在省革委宣布成立不到一周的时候，重工系统联合兵团在昆明冶炼厂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兵团解散及有关善后事宜。我写了篇报道刊登在《剑与火》小报上，会议第二天就被谭辅仁公开批评，说是背着省革委召开全省性黑会，企图架空省革委。文革中我没拿过枪，也没参加过武斗，唯有这《剑与火》小报和小报上的文章，成了我文革中的罪恶，在划线站队时受到了大会批判。 翠湖6号原是副省长张冲的家，文革中被红卫兵抄了过后，张副省长就搬到五华山里面去住了。我们住在里面时，张副省长还会经常回来看看，和我们聊天，给我们讲他的往事。他跟我们讲，他是彝族，行伍出身，原来是滇军中的一名中高级指挥官，抗战期间，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后来到了延安，解放东北时，党中央派他到东北做滇军的策反工作，立了大功，所以解放后才当了云南省副省长。他说他是个水利迷，云南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他全都仔细考察过，而且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过三条江的水利开发利用建议。他说他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张一团，老二是张二团，老三是张三团，他对他们要求严格，有什么事他就下命令：一团上！二团上！三团上！三个儿子就会像打仗一样往前冲。他说他虽然老了，但还坚持天天游泳，锻炼身体，需要时还可再为人民工作。“划线站队”中，他的秘书张光辉同志也被下放到我们单位，和我做一样的工作，他还给我讲过张副省长的一些事。后来张副省长调北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他也没忘记找到我们单位，把张光辉同志也带上了北京。 省革委成立后，我们就从翠湖6号搬回了学校，并一起到省革委人事组要求毕业分配。1968年11月，因文革延误了一年多以后，我们终于毕业了，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只要政审合格的，都统统分配到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下属企业，剩下的同学被分到了全省各地州县市。我们班有11个同学被分到曲靖云南机器五厂，当时曲靖城内唯一的一家旅社在武斗中被大火烧了，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只好从昆明坐火车到沾益住，然后再从沾益坐公交车折回曲靖，从曲靖坐马车到厂里报到。我们11月28日到厂报到时，虽然是当月的最后两天，可厂里还是给发了半个月工资，开始上班拿钱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在云南一工校学习的五年，是我从农村到城市，一生中环境变化最大，成长进步最快的五年，我不但学到了一门专业技术知识，还有了一副健康的身体和懂得了如何做人做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在北京大学 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做梦也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坐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听北大教授讲课。然而当我工作了十七年，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确确实实坐到了北大的教室里聆听著名教授讲授国民经济管理的专业课程。 1985年，我在云南机器五厂已经工作了17年，任助理工程师、技术部门科室领导和车间领导等正科级干部已有11年，并且已经是9岁孩子的爸爸。这一年，中央组织部委托北京大学为西部贫困落后省份开办的经济管理干部专科班，分给云南省15个招生考试名额，云南省国防科工办系统分到了1个名额，我们厂凭着当时在系统中的名气，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考试名额。报考有一个死条件，就是必须是党员正科以上干部，年龄40岁以下。厂组织部门把符合条件的几十个中层干部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成绩都不理想，特别是数学，没一个及格的。我当时正在昆明出差，回来后组织部长周胜芳给我说了这一情况，并动员我报考。我很想去试一试，但我走以后妻子可就苦了，每天既要来回地走4趟，每趟两公里远的路上班，又要照顾9岁儿子上学，厂里加班又多，她一个女同志怎能吃得消？谁知回到家里，我试探性地和妻子一讲，她就爽快地说，你要实在想去你就去把，不就是要我咬牙坚持两年吗？于是我第二天一上班就跑到组织部去填表报了名。当时离考试已经不到两个月了，我不分白天黑夜，以最快的速度，将考试的教科书浏览了一遍，我们那个年代没学过的内容，比如数学中的集合，则多看了两遍。考试是由北大经济学院的老师带着考卷来直接考的，共设了两个考场，一个在兰州，一个在成都。新疆、西藏、甘肃、陕西四省区的考生在兰州考场参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考生在成都考场参考。成都考场的考生有云南14人（最后有1人没去）、贵州15人、四川60多人，一共大概100人。我们先到省委组织部集合，然后在省委组织部科技干部局的周睦邻处长率领下，坐火车到成都赶考。当时火车票非常紧张，组织部只弄到4张卧铺票，给了1个女考生和我们两个年龄最大的男考生，其他年轻的考生都坐硬座。列车严重超员，车厢内根本无法走动，从昆明到成都，一路上都只有在列车到站的时候，下车经过站台进行相互联系。成都的考场设在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我们到达成都后，给了两天准备时间，以调整心态和休息。为了让我们休息好，经干学院把校内正在进行中的一切建筑施工都给停了。伙食也办得相当好，餐餐鸡鸭鱼肉，还让我们在一个专门的食堂吃饭。经过三天的考试后，大家紧张的心情都放松下来了，四川省委组织部租了两辆旅游车，让我们云南贵州两省的考生到青城山和都江堰去游玩一天。爬完青城山，返回到都江堰门口吃中午饭的时候，北大的唱瑞华老师和我坐在一起，当她听到介绍说我是一名傣族考生时，便十分关心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有没有把握考上。我说自我感觉还好，如果在我们云南的考生中只取到1名的话，可能没有我的份；如果取到两名的话，我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八九十；如果能取到3名，我考上北大就没什么问题了。“你那么有自信？”她问我，“是的！”我回答，“那好，北大见！”她说，“北大见！”我说。 回厂后，我每天照旧干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组织部周部长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你真行！没有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祝贺你被北京大学录取了，赶快整理一下，把工作交了，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到北大报到去吧！”我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喜和高兴，因为这一切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只是说了句谢谢领导和组织的关心与支持。到北大报到后才知道，这次我们云南一共考取了3人，即我和省商业厅计划处的周永碧、昆明钢铁公司计划销售处的杜云生，周永碧第一名，我第二名，杜云生第三名。在北大一见周永碧我就对她说，小周你真厉害，在我们云南的14人中，你居然考了第一名。她笑 了笑说，主要是比你们俩多了点考试的经验，我说了你莫见笑，我去年就来考过一回了。有一天在学院办公室见到唱老师，“嘿，你真的来啦？” 她有些惊讶地问，“我真的来了唱老师！”我有些得意地答。 北京大学是有些与众不同，报到时就只发给一本《学生手册》和一张《课程表》，并有高年级的同学把你送到宿舍，帮你找到你的床位，以后的一切事情，就全靠你自己了。学生手册里，除了有学校的基本情况、规章制度之外，还附了一张学校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明了校内所有马路、通道、办公楼、宿舍楼、教室、食堂、图书馆、体育馆、礼堂、医院、商店、邮局……的具体位置，有了这张地图，你要到哪里都很方便。课程表上有你全部必修、选修课时的具体安排，包括上课的时间、教室及讲课的老师，至于你去不去听课是没人管你的，只要你参加考试，取得成绩就行。 为了熟悉环境、适应环境，方便今后学习和生活，到校的第二天，我便手拿地图，在校园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转了一整天，把我们上课的教室、就餐的食堂及学习生活经常要去光顾的地方都记在了心上。 到了第三天，全班百分之九十多的同学都来报到了，王立彦老师来到我们住处，说系里派他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并提出了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班长、班委的建议名单，让我们投票选举，同学们相互都还不认识，大家自然是举手同意。 北大的教学管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宏观的放任式的管理，学生个人在学习中的自由度很大，包括我们干部专科班的学员，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自觉。因为授课老师是不管学生的，他只管讲课和考试、评分，谁愿意听课都可以来听，你不来他也不管。许多课程都是上大课，不但有本系本级的本科、专科学生听，而且有攻读第二学位的其他院系的学生也来听，还有研究生、外国留学生也会来听。课堂上，许多学生都互不认识，就是校外的人来听了，也没人知道。有时课堂上学生多达两三百人，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只能坐在走道的台阶上听课。因此你有没有去上课，没人搞得清楚，没人管得了。学校里曾出现过个别学生开学报到后就到全国各地游玩去了，两个月不在学校也没人知道，直到期末考试时请人代考被发现，事情才暴露出来。当然也有的老师不愿意让外国留学生听他的课，在讲东西方经济关系课的时候，朱培兴副教授就曾经在讲课前，把几个外国留学生请出了教室。 北大的教室是按老师安排而不是按学生安排的，对学生来说，没有固定专门的教室，一门课在一个教室里上，我们两年学了26门课，就在26个教室里上过课。每上两节课就要换一次教室，我们称之为战场转移、战斗转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一天换两次，进出4个教室。晴天还好，遇到雨雪天气，从东门的教室到西门的教室要走十多分钟，课间休息没了不说，当你上气不接下气赶到的时候，可能座位都没了。因此班里经常派几个年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抢占座位，他们每次都必须一口气抢下四十几个座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班同学都有位子坐。 除了礼拜天，我们一般都是早上7点起床离开宿舍后就要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回到宿舍，呆在宿舍的时间很少，有时礼拜天也是早早的就起来到图书馆去了。我们的书包里，除了有当天要用的课本、笔记本和文具之外，还有吃饭的碗和勺。到了下课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就近找个食堂打饭吃，但有时候也要连跑好几个食堂才能吃上，因为我们爱吃米饭，虽然校园里有很多食堂，但每餐都只有三四个食堂卖米饭，要想吃米饭，就得跑几个食堂。午饭后一般都到图书馆或阅览室，看看报纸杂志。晚饭后，或到教室看书写作业，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或去听各种讲座，或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就跟打仗一样。 北大校园里的学生宿舍很紧张，北京市的学生都不让住校，我们被安排住在黄庄的北大附中，离北大南校门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我们每人都只好买月票，早上起来从黄庄坐工交车到学校上课，晚上从学校坐公交车回附中睡觉。礼拜天不出去，就在附中食堂吃饭，或者到附中门口的黄庄包子铺吃3两包子1碗小米粥。我们进出附中大门时，经常会看到一个胖胖的身材魁伟的附中学生，在和守门的老头聊天，给老头讲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故事。他身穿旧军服，脚踏棉布鞋，头发乌黑，眉毛浓密，天冷的时候，也穿一件军用紧身棉袄或军用棉大衣，整个学期从来都不见他走出校门。每次到食堂吃饭，都看到有个老大妈把饭菜打好端给他，听说主要是帮他控制每顿的饭量，不然他月底就没饭票吃饭了。对这个学生，我们都觉得有些奇怪，时间长了，才听说他就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毛新宇就住在我们楼下，我们住二楼，他住一楼。他没有一点领袖人物后代的口气和架势，与任何人都很随和，他甚至会自己跑到我们宿舍来和我们一起吹牛聊天。我们对他的生活、学习和家里的情况很感兴趣，老是问他些这方面的问题。他和我们说，他的生活和学习都很好，平常他一个人在北大附中住校读书，哪里也不去。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与父母团聚，和父母一起要么到北戴河、承德避暑，要么到南方广州避寒，但学校一开学，父母就会立即把她送回学校来读书。 学校给我们国民经济管理干部专科班设置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统计学、农业经济学、英语、社会主义经济学、管理会计与工程经济、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财政学、管理经济学、经济法学、东西方经济关系、城市规划与管理、货币银行学、工业企业管理、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市场学、国际金融、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价值工程、西方管理理论、现代管理方法、外资项目评估等一共26门课程，其中英语、东西方经济关系两门为选修课，其余24门都是必修课。这种理论性、实践性、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课程设置，加上高水平的老师授课，我们当然就可以学到终身受用不尽的真才实学。我是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做过17年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老学生，对里面有的课程，内容比较熟悉，学起来也就比较轻松。如工业企业管理、市场学、网络技术、价值工程、现代管理方法、外资项目评估这些课程，许多内容和方法都是过去工作中做过的，只是老师讲得更系统、更完善、更深入而已，我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价值工程课考试，我就是用厂里生产的真实的“蓝箭”牌轻型汽车来进行价值分析和提出设计改进的，老师给了我九十几分的高分。有的课程，特别是那些带有高深理论和先进技术方法的课程，我既感到新奇和渴求，又感到学起来有些吃力。如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财政学、电子计算机、国际金融、国民经济管理学。但不管怎么说，经过刻苦努力，最后这些课程的考试成绩都达到了七八十分，最低的货币金融学74分，最高的电子计算机还得了90多分。有的课程，如统计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网络技术、外资项目评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技术性，我不但非常喜欢，而且非常重视。统计学我考了98分，就只差最后没把标志变动度比出来而被扣了两份。二十年后，当我和几个年轻人在编制一个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我就是用在北大学到的统计知识教他们计算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的。并且教他们运用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统计预测的方法，分析了解上一个规划期的情况和预测下一个规划期的发展。学习城市规划与管理课的过程中，我联系云南实际，向省里提出了放弃规划建设安宁、呈贡、上庄等卫星城，发展建设玉溪、曲靖、楚雄3个反磁力中心和采用“零增长”理论控制 昆明城区工业污染，搞好滇池治理的建议，被省委办公厅作为情况通报印发全省。除了课堂学习之外，北大校园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五花八门的讲座，主讲的人全是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社会名流，通过听讲座，也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北大图书馆，据说是北京第二大图书馆，馆藏图书资料仅次于北京图书馆。阅览室里经常“人满为患”，早上一开门就得去占位，占一次管一天，一到晚上十二点，管理员就把你占位的东西给收了。在北大图书馆查找和了解云南的情况，比身在云南都方便快捷。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石世奇副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系主任厉以宁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副主任曹凤歧副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货币银行学。我们的许多课程，都由有名的教授、副教授讲授，他们讲得深透，我们听得过瘾。特别是厉以宁教授讲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管理学，把东西方经济理论和方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合，既新鲜又适用，非常吸引人。他还把美国耶鲁大学的费景汉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研究员等中外名人请来给我们举办专题讲座，让我们开阔眼界和思路。他把北京经济学院的宋汝纪教授聘来为我们讲授社会主义财政学，将北大地理系的董黎明、谢凝高、何绿萍副教授请来给我们讲授城市规划与管理，让我们能学到院内外、校内外最新最有用的知识。 我们在北大读书期间，由于学习紧张，班集体活动很少。仅只是利用礼拜天，组织到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南海、香山颐和园、长城十三陵及圆明园游玩过几次，从圆明园还曾穿过村庄，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回校。倒是我们云贵川的几个同学，还相约蹬了一次泰山，游了一次北戴河，玩得很开心。平时就是每天晚饭后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和同学三三两两的一起，在未名湖边转悠散步，或爬上钟亭、蹬上石舫谈天说地。在北京，我们最不习惯和最难耐的就是冬天的冷和夏天的热，冷天脚手生冻疮，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痒又疼，整夜睡不着觉；热天浑身是汗，头昏脑胀，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一年寒假返校，在首都体育馆转车时，地上是半尺多深的雪，天寒地冻，体院、清华、北大、人大等几所大学的几千名学生在那里等车，从晚上8点等到10点，一直上不了车，我们几个同学都被冻得哆哆嗦嗦地直发抖，只好扛着行李往北大附中走，差不多12点才走到黄庄，回到住处。 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没走出过云南，1986年暑假我让他们到北京来玩，我在北京等他们。本来事先已经讲好，他们乘坐昆明——北京62次卧铺车到北京，我在北京车站接他们。谁知他们为了节约路费，没有坐卧铺，而是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来到北京。我在站台上一直等到卧铺车厢的旅客都下完车、走光了，还不见他们母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着急了，见硬座车厢的旅客还在下车，就赶紧朝硬座车站台跑过去。“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忽然听到儿子的喊声，抬头往前一看，只见不远处十岁的儿子拉着他妈妈的手，一边喊一边蹦蹦跳跳地向我走来。我跑步迎了过去，到了面前一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母子俩就像是逃荒要饭出来的一样，头发乱蓬蓬的，浑身脏兮兮的，满脸污垢，一看就知道几天都没洗脸了。听他们说，原来是车上人太挤，天气又热，整天浑身是汗，儿子夜间就睡在座位下面的地板上，三天没能洗脸，所以就成了这样一副狼狈样。我赶紧把他们接回宿舍，洗洗漱漱，换换衣服，母子俩才恢复了原样。 在北京，我带他们母子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北海、动物园、圆明园、颐和园、香山、八达岭、十三陵等风景名胜区游玩，他们都觉得很新鲜，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对什么都新奇，对什么都感兴趣。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进故宫看皇帝坐的龙椅，上八达岭爬长城、骑骆驼，到十三陵钻地宫、看皇帝陵寝，他都十分感兴趣。每到一处，他都要把那些搞旅游宣传的小册子买回来，认认真真地阅读，然后给我和他妈妈讲诸如“谐趣园的房子矮一寸”之类的传说。但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动物园，在北京不到半个月，光动物园他就去了三四次，甚至从香山游玩回来，到北大他都不下车，还要我陪着他到动物园去。在动物园里，光看织巢鸟编织鸟巢，他就可以目不转睛的看上一两个小时，而且每次去了都要看。有一天中午吃完饭，路过未名湖畔的小树林，看到一只出窝不久的小鸟，他马上就追了上去，不一会就逮住了那只小鸟，并把他带回宿舍，关在一个装鞋的纸盒子里养了起来，每天喂它点米饭、馒头和水。我知道儿子最喜欢养鸟，在家里读书时，每年春天他都会跑到山上去抓鸟儿，拿回来精心饲养，从鸟儿还没睁眼，浑身光秃秃的一直养到它会飞、会听他的话。每当他伸出食指，把小黄莺鸟唤了飞来歇在指头上，然后再把它唤了飞回窝里去的时候，他那得意的样子，还真让人有点不得不佩服。我骗他说，北京不准逮鸟，逮鸟是要罚款的，于是他一直把那只鸟儿藏着养，不敢随便放出来。直到我们离开北京，车到德州的时候，车厢里的乘务员突然举着那只鸟大声问：“谁的鸟？谁的鸟？”只见儿子抬头看了一眼，便马上低下头闭上了双眼，大气也不敢出，任凭乘务员把鸟儿从车窗放飞。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我们住的地方，窗外高大的杨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树上无数的蝉一起鸣叫，震耳欲聋，让人心烦意乱。我们的宿舍，窗口正对马路，人一走到窗口，便可看到学校大门口左侧，围墙外面的马路边上卖西瓜和冰棍的小摊，儿子一会儿跑下去买两支冰棒，一会儿跑下去抱个大西瓜上来。可能是因为北京的主要风景名胜都玩过了，王府井大街也逛过了，天气又热得让人受不了的缘故吧，母子俩人都嚷着要离开北京。于是我们按原计划南下安徽郎溪看望岳父母，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后，便取道上海、杭州、衡阳、桂林、柳州、贵阳回到了云南。这时暑假开学的日期也快到了，我仅在家里住了三天，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大。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一学期的考试完了以后，我们还必须进行毕业实习，每人提交1篇毕业论文，论文及格方可毕业。学校安排我们到深圳蛇口工业区进行毕业实习，因为那里不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而且蛇口工业区刚刚上任的总经理乔胜利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到他那里实习，无论吃住交通、工作联系安排，都要方便得多。乔胜利到北大学习之前，是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党委副书记，当最后一学期考试进行到只剩下两门课的时候，工业区管委会通知他，没考的课程就不用考了，让他连夜赶回去参加工业区总经理的竞争应聘上岗，于是他就急匆匆地收拾行李走了。过了不到十天，当我们全班同学和系里的实习指导老师一起来到深圳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蛇口工业区的总经理了。乔胜利安排我们住在深圳大学的“粤海门客舍”，这是为深圳大学的学生从事社会实践，开展勤工俭学而建的宾馆，从总经理到服务员，都由深圳大学的学生轮流来做。客舍设施好，服务更好，“员工”对我们的服务非常热情，非常周到。我们到的时候，总经理率全体员工夹道欢迎；我们走的时候，总经理为我们召开座谈欢送会，用从校园里的荔枝树上采来的新鲜荔枝为我们饯行。一住进粤海门客舍，我们就碰到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客舍的服务员竟然对我们说，房间里的电器要尽量的使用，不然他们会被电力公司罚款。我们脑子里的信条，历来是要随时随地注意节约用电，能不使用的电器尽量不使用，这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与众不同？后来我们问乔胜利，他才对我们说，为了保证外资企业的用电质量，这里用的都是香港的 电。用香港的电，供电协议中明确规定，超负荷用电要罚款，用电负荷不满也要罚款。我们一下就感觉到了特区就是特区，特区与内地就是有所不同。 在深圳特区实习的1个月时间里，我们去了许多工厂，有外资企业，也有中外合资企业、中资企业。去了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包括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当然也去了沙头角、小梅沙，银湖、香蜜湖、西里湖和珠海、拱北。 有乔总的关照，我们到哪里都很方便，实习进行得也非常顺利。特别是到那些外资企业，一般情况下，大门你都难进去，但我们去了，都是企业的老总们亲自出面接待我们，我们提出什么问题也是有问必答。我们可以到处看，随便问，没有人干涉我们。我们去了日本的三洋收录机生产厂和美国的太阳石油公司，以及集装箱厂、泰柏墙体材料厂、赤湾码头、航空工贸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深感他们的理念、管理、技术都是内地企业无法与之相比的。日本三洋收录机厂的文谷经理，原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汉语讲的非常流利。他给我们作介绍时，拿出两页a4纸的复印件资料对我们说，这是他刚花10万元人民币买来的信息资料，以此说明信息的价值和信息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我们听了过后，无不瞠目结舌。在讲到企业产品的质量管理时，他说他们曾经有一大批收录机，卖到东南亚几个国家后，才发现机壳上有一条痕迹，丝毫不影响使用，只是外观难看一点。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是做包装盒时瓦楞纸上涂的胶水不合格造成的。于是他们不但立即解决了胶水质量问题，而且不顾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坚决退换了全部有问题的收录机，取得了客户的信任，稳稳站住了市场。他们把产品质量视作企业的生命，真的是做到了一丝不苟。文谷经理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说刚来这里建厂的时候，他到广东的山区农村去招工，其他什么都不看，就看你手指有多长，只要年纪轻、手指长的都要。招回厂里来加以训练过后，干起活来个个都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他说中国人与日本人习惯不同，中国人个个都喜欢带个茶杯到车间，工作时喝大量的水，频繁地上厕所，对生产影响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让手下停止了开水供应，并将厕所锁了起来。结果工人们一起造反，通过工会来和他谈判。最后找到的妥协办法是恢复开水供应，打开厕所门上的锁，但工人4小时之内只准上1次厕所，超过的次数扣工资。美国太阳石油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航空润滑油的企业，厂长和职工都是美方聘用的中国人。我们特意赶在上午8点人们上班之前进到厂里，目的是想看看企业一天中的生产经营过程。我们都亲眼看到，8点一到，各个工位上的人都已全部就位，厂长马上把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当天的生产交货订单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厂长一声令下，各工位上的人便纷纷将自己面前的阀门打开，把流量调好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面前的流量表。各种原料都一起流入混合加工机器进行加工，出来的一桶桶成品润滑油，用叉车搬运到库房堆码好，只等下午给客户送去。不到10点钟，订单规定的数量就加工完成了，一桶不多，一桶不少。厂长一声令下，大家便下班回家。这等严格的以销定产，在我们企业根本做不到，我们经常不是停工待料，供不了货，就是超额生产，积压浪费。 特区企业的思想、管理、技术让我感到震撼，但更让我感到震撼和着迷的是蛇口工业区的改革。蛇口工业区实行干部任期制、干部聘任制，民主选拔、竞争上岗，打破铁饭碗、废除终身制，使整个干部队伍出现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新景象。蛇口工业区实行基本工资、岗位（职务）工资、效益工资相结合的劳动工资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基本上实现了按劳分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蛇口工业区实行住房商品化和分配货币化的住房管理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问题。蛇口工业区实行按职工工资比例提存养老金，职工退休时连本带息一次发给职工本人的退休养老制度，确保职工老有所养。这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除了深圳蛇口，全国其它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因此，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写出了《蛇口工业区的改革》的毕业论文，不但受到老师同学的好评，而且还被云南经济研究所采用，公开发表在其主办的《经济问题探索》杂志上。 在北大的两年，不但圆了我一辈子的大学梦，而且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有用的知识。 16年求学路漫漫，从小学、初中、中专到大学，从里崴、镇沅、昆明到北京，让我知识日渐丰富，技能日渐提高，思想日渐成熟，工作日渐成就。 5 长征记（上） 我的所谓长征，其实是怀着对三十年前红军长征过金沙江、大渡河、安顺场、泸定桥，雪山、草地、腊子口和彝族区、藏族区的神秘和好奇，以体验一段历史生活、了解一段历史真情的渴望，趁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和同学相约组成“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万里长征队”，重走了一段红军长征路而已。 长征队员 刀俊德 队长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6班学生 杨富恩 队员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5班学生 蔡石金 队员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6班学生 朱天厚 队员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6班学生 姜长生 队员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6班学生 李培富 队员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6班学生 杨光华 队员 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67届机25班学生 行军日程 1966年11月6日昆明——大板桥——小哨畜牧兽医学校 7日小哨畜牧兽医学校——杨林——嵩明 8日嵩明——大哨 9日大哨——七甲、八甲——大窝铺 10日大窝铺——松林——柯渡——鸡街 11日鸡街——普渡河大桥 12日普渡河大桥——翠华——团街 13日团街——撒营盘 14日撒营盘——皎西——杉乐 15日杉乐——皎平（渡金沙江）——青山小学 16日青山小学——通安——彰冠 17日彰冠——会理 18日会理休整 19日会理——益门 20日益门——白菓——云甸小学 21日云甸小学——乐跃——小高 22日小高——德昌——黄联 23日黄连——西昌 24－25日西昌休整 26日西昌——松林 27日松林——冕宁 28日冕宁——（过彝族区）拖乌 29日拖乌——栗子坪 30日栗子坪——石棉 12月1日石棉休整 2日石棉——安顺场——挖角 3日挖角——冷碛 4日冷碛——泸定桥 5－6日泸定桥修整 7日泸定桥——（翻越二郎山）新沟 8日新沟——天全 9日天全休整 10日天全——灵关 11日灵关——宝兴 12－13日宝兴休整 14日宝兴——盐井 15日盐井——峣碛 16日峣碛——夹金生产队（营林二队） 17日夹金生产队（翻越夹金山）——达维 18日达维——小金 19－21日小金休整 22日小金——木坡 23日木坡——两河口 24日两河口——八0一林场 25日八0一林场（翻越梦笔山）——卓克基 26日卓克基——马尔康——卓克基 27日卓克基——梭磨——二0二林场 28日二0二林场——刷金寺 29日刷经寺（翻越亚克夏山）——石河多——九0一林场 30日九0一林场——马河桥——九0七林场（黑水三打古） 31日—— 1967年1月1日九0七林场（翻越打古山）——丘洛——毛儿盖 2－3日毛儿盖休整 4－5日毛儿盖——色既 6日色既——求吉南洼 7日求吉南洼——班佑（出草地）——巴西 8日巴西——求吉 9日求吉——达拉 10日达拉——尼傲 11日尼傲——麻牙——花园 12日花园休整 13日花园——腊子乡——（过腊子口）腊子公社 14日腊子公社——岷县 15日岷县休整 16－27日岷县（乘汽车）——陇西（乘火车）——宝鸡——成都 ——贵阳——昆明。 长征日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 今天是长征的第一天，从昆明出发到小哨，行程40多公里。因为我们是学校第一支长征队，出发的时候，许多老师、同学都敲锣打鼓前来送行，还真有些送战友出征的味道。我们一身军队打扮，草绿色的军装，帽子上有红五角星，脚上打绑腿穿草鞋，身上背着背包和干粮、铁笔、钢板、宣传品、常用药品、手电筒、指南针、行军锅等各种行军生活用品，每人负重10公斤以上。我们宣读长征宣言，接受战友们的嘱咐，并一一握手告别，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上征途。上午11点从学校出发，下午4点到大板桥，吃饭休息一个小时，5点又上路，继续前进。走到长坡时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只好打起手电筒走路。杨光华同学的草鞋都穿烂了，每个人的脚上都打起了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就像扭秧歌，越走越吃力。有几次，好心的司机把车停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上车，我们都婉言谢绝了。到了小哨村，找不到路走了，是村里一位干部带我们走到了小哨火车站。晚上10点，走到了小哨畜牧兽医学校，学校已经停课，许多同学都到外地串联去了，还留在学校的同学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给我们安排了温暖的住处，打来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并亲自下厨房为我们做了可口的饭菜。 长征的第一天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走了40多公里路，脚上起了血泡，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从农村来的几个同学还稍微好一点，自幼在城里长大的同学，真是苦不堪言。我们将要走的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爬雪山、过草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们能否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还真难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从小哨出发，中午一点到杨林，在杨林吃午饭。杨林是古代驿站小镇，因出产杨林肥酒闻名。当我们走出镇子准备向嵩明进发时，却搞不清该走哪条路了。就在这时，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大姐，挑着一对箩筐，正从田间小路上向我们走来。她左边的筐里装着卖剩的各种日用百货，右边的筐里装满回收来的各种废旧物资，鞋子上沾满了黄泥巴，很明显是一个年轻的女货郎。我们的脑海里当即闪现出《红色背篓》里王福山的形象，他们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当我们上前向她问路时，她没有立即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情绪激动的反问我们：“你们是从昆明来的吧？你们到北京见过毛主席了吗？”我们说我们刚从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现在要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去进行新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一直走到延安去！“要不你们今天就在我们这里住一晚，给我们讲讲你们见到毛主席时的情况，明天再到嵩明去行吗？”她十分恳切的要求我们说。我们对她说不行，因为我们的整个行程都是出发前就计划安排好的，不好随意改变。“那好吧，你们等着，我把挑子放回去就来给你们带路。”她有点失望地说。我们看着她把东西挑进了供销社，不到5分钟就和另一个与他年纪差不多的大姐一起向我们走来。她们抢走了我们两个人的背包，背在身上带着我们走，边走边问我们在北京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走了大约1公里，面前便有一条公路，她们指着远方的大山脚下一片隐隐约约的房子对我们说，那里就是嵩明，只要一直顺着这条公路走，就可以走到嵩明。我们一再向她们表示感谢，她们一再祝我们一路顺利，早日走到延安。我们边走边回头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一直站在那里为我们挥手送行。直到我们 走出了差不多1公里地，她们都还站在那里不停地向我们挥着手，就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十送红军的情景一样，十分感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今天我们才真正踏上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大哨，从嵩明到大哨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大路好走但绕路，小路难走却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选的是红军走过的路。从嵩明到大哨，海拔将由1500米上升到2800米，须翻两座大山，爬两个大坡，坡度都在七八十度。有的地方，只有抓住路边的小树，才能爬上去。特别是大麦坡，道路崎岖，又陡又长，爬到山顶时，我们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满脸的盐沙，就像霜一样。中途要经过雷打坑、东村，东村后面有个龙王庙，庙里还有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路边到处都长有鸡嗉子果树，树上结满了果子，正是成熟的时候，我们边走边摘了吃，在城里得花钱买，在这里任你吃个够。 我们下午四点多到大哨，这里属高寒山区，老百姓主要是彝族、苗族和汉族，主要出产荞子、土豆和少量玉米，老百姓的粮食都不够吃，生活很苦。公社李春元书记和我们讲，在这里工作的干部和老师，绝大部分都是从嵩明坝区上来的，他们每个月都得亲自下山去揹自己的口粮。公社的小会计，从学校毕业上山已经五年了，经常是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收工回来自己煮点花豆吃吃就过一天了。公社小学有80个学生，6名老师都是从山下上来的，其中有位姓梁的老师，还是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分配到山上来的，他们都在为教育培养贫下中农子女而忘我的工作着，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十分让人敬佩。这里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大米，能吃到大米的只有几个公社领导。李书记把他们的口粮都拿出来煮了大米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十分感动。晚饭是每人一碗大米饭、一碗米汤和油炸干辣椒，大米饭是香的，米汤是甜的，油炸干辣椒又辣又香。如果放开吃，每人都能吃几大碗，可我们怎能忍心吃呢？每人吃了一碗，大家都说饱了，不再吃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 早上起来，李书记派民兵排长李喜同志把我们一直送到竹箐口，并给我们指明了到七甲、八甲的路。我们中午时到七甲、八甲，这里已属寻甸县而不是嵩明县。七甲、八甲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当年中央红军路过这里时，曾和前来阻击的滇军及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时隔一年，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也曾经过这里，也在这里打过仗。红军路过这里时，有不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听说墩子村的马福清老大爷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就特意到墩子村访问了老红军马福清。 马大爷是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的时候参加红军的，他个子高大，身板硬朗，当过机枪排的排长。马大爷给我们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吃皮带、吃草根树皮的情形。他说过草地的时候，干粮吃完了，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他们五六个人身上唯一还能吃的就只有一根皮带。于是只好把一根皮带割成五六节，每人一节，大家一起围着一堆牛粪火，把皮带放到火上，烤糊一点肯吃一点。到延安以后，马大爷被分配到抗大的一个分校给校长何长工当马夫，受到过何长工校长无微不至地关心。讲到这里，马大爷一再嘱托我们，如果我们到了北京，一定要帮他找到何长工，并向他说一声，他当年的马夫马福清还活着，生活得很好，请他放心。后来马大爷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过辽沈战役。东北解放后，马大爷没在军队干几天就主动申请解甲归田，回老家来安家种地了。马大爷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虽劳苦功高却每月只拿国家24元生活补助。他对家属子女要求甚严，五十岁才得子，年方十六岁，马大爷经常教育他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 经过三四天行军，我们对爬山走路基本上都适应了，走一天下来，感觉也不是那么的累了，开始有了将长征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离开七甲、八甲，夜宿大窝铺的老百姓家，他们用荞面疙瘩与土豆块一起蒸了给我们吃，菜是南瓜汤，大家吃了一碗还想再吃一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们行军走路没有向导，就凭一张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边走边问，边问边走。好在一路上干部群众对我们的行动都很支持，都很热情，问起路来也很方便，有时是当地干部群众主动站出来给我们带路。我们从大窝铺出来，走到松林公社河边七队时，当年给红军带过路的张少宗大爷就主动出来带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并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红军路过这里的情景。 离开大窝铺后，就一直走下坡路，其中从鸡街到普渡河大桥有一段路，让我们终生难忘。这段路还比较直，也比较陡，路面尽是小石子，脚一踩上去，小石子就会滚动起来，人就非得摔跤不可。在这段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摔了不下四五跤，摔得浑身是伤。在普渡河大桥，我们住宿云南省公路工程局四处一队。普渡河上，三十年前红军千军万马走过的铁索桥依然如故，只是不远处又修了一座公路石拱桥。当年敌人为把守铁索桥修建的工事也依然存在，只是里外都长满了蒿草。我们一边察看三十年前的战场遗址，一边想象当时的战斗情景，不禁感慨万千。离开普渡河大桥，公路工程局四处一队的杨海科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翠华，分别时还把两个馒头和一个包子硬塞给我们，让我们带在路上吃。走到一个叫大婆树的地方，路两边的水沟里水只有两三寸深，里面有许多泥鳅，我们都放下背包捉起泥鳅来，不到二十分钟就捉了满满一口缸，足有半公斤重。走到鲁沽时，我们歇下来休息，大家一齐动手，生火煮泥鳅吃。活蹦乱跳的泥鳅，放到开水里一煮，再放些从昆明带来的黑大头菜丝，味道真是美极了！ 从昆明一路走来，沿途干部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欢送，已经是常事了。让我们出乎预料的是撒营盘的干部群众，竟派人派车到7公里外来迎接我们。他们用车把我们一个生病的队员和全部行李都拉走了，其余的人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区委会，并让我们马上洗脸洗脚吃饭。吃完饭回到住处，发现我们换下来的白天走路穿的鞋袜都不见了，直到晚上9点多，才有两个女同志将洗净烘干的鞋袜送来给我们，我们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感动得直流眼泪。晚上，先是有医生来住处给我们看病治伤，给了我们些常用药品。接着是粮管所的两位女同志给我们送来了7斤燕麦炒面，还帮我们缝补好了干粮袋。最后是供销社的同志给我们送来了红糖和草鞋。我们付他们粮票和钱，他们硬是不要，我们说你们不收粮票和钱，我们就不能要你们的东西，红军的纪律我们得遵守。他们没办法才收了我们的粮票和钱。沿途干部群众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大大增强了我们将长征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经过10天连续行军，终于来到了“金沙水拍云崖暖”，毛主席“调虎离山袭金沙”的金沙江边，这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地方之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千军万马，就是靠6只小木船从这里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抗日的。 早上从杉乐出发，到皎平吃午饭，沿着羊肠小道垂直向下走，便来到了波涛翻滚的金沙江边。我们到来的前两天，昆明某学院的一个红卫兵长征队，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徒手泅渡金沙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由于江面波涛汹涌，水温又低，据说八个人下水向对岸游过去，只有两人是游到对岸后自己爬到岸上去的。有两人游到对岸后脚手都已冻僵，是别人把他们拉上岸去的。另有两人被江水冲走后，爬到江心的巨石上被救起，还有两人被江水冲走后连尸体都没找到。我们到的时候，禄劝县已派武装人员专门在 渡口陪渡保护。听说当年为红军划船的老艄公陈月清老人仍然健在，当时正在后面山上放牛，我们高兴极了，赶紧请人把他喊回来，给我们讲述当年红军渡江的故事。陈月清老大爷个子不高，鼓铜色的皮肤，身体硬朗，神采奕奕。在陈大爷家里，我们一边喝水，一边吃干粮，一边听陈大爷讲故事。陈大爷跟我们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一天，深夜12点，红军先头部队有24个人来到渡口，悄悄渡过江去，将驻守在对岸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统统抓了起来，并把两边的船只一起收集拢来，供大部队渡江使用。第二天，红军大部队的人马陆续来到，于是就开始渡江。接下来，陈大爷带我们来到江边，指着江边上的一块大石头告诉我们，当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是一直站在这块大石头上指挥红军渡江的。当时江边挤满了红军的人马，6只小船昼夜不停的来回将红军人马渡过江去。到了第三天，毛主席来了，和毛主席他们一起来的有妇女、老人还有小孩，有的人是躺在担架上或坐着滑竿让人抬着来的。毛主席一过江，马上就在对面江边的山洞里铺开地图，召开会议，指挥战斗。到了第七天，红军大队人马都已过江，他们烧毁了所有船只便远走高飞，等国民党军队赶到这里，就只能是望江兴叹了。陈大爷亲自驾着小船送我们过江，江面看似平静，其实下面水的流速很快，并且布满漩涡。小船一离开岸边，便急速顺流而下，真叫人不敢相信小船能驶向对面靠岸。陈大爷在奋力划船，我们坐在船上，看着距离下游险滩越来越近，人人心惊胆战，实在是惊心动魄。上岸后，陈大爷带我们参观了毛主席开会办公的山洞。几个洞子都不大，高出江面只有三四米，最大的洞子顶多能容纳十来个人，平时是没有人进去的。金沙江是云南四川两省的边界，南岸是云南，北岸是四川，从云南过江就进入了四川。江两岸都是陡峭的山峰，峰回路转，从江边到山顶的小路，几乎都是垂直向上的，爬起来十分困难。告别了陈大爷，我们便开始爬青山大坡，一路上很少有人，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有人告书我们，再往上走一段就是青山小学。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青山小学，学校里只有一个老师，教三个班学生。这个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安排住的地方，做饭给我们吃。 金沙江穿行于深山峡谷之间，江面宽阔，江水汹涌澎湃，渡口只有几只小木船，军事上应当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了。然而，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却被只有几万人马的红军，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这只能说明红军是如何的英勇顽强和国民党军队是如何的腐败无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从十一月十五日过金沙江以来，我们已在四川境内连续行军7天，经过彰冠、会理、益门、云甸、小高到了黄联。过了益门，沿途都是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部队和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运输大军，到处热火朝天。听说国家将把攀枝花建设成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专门生产国家建设急需的特殊钢材。成昆铁路，是继刚通车不久的贵昆铁路之后，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疆的第二条运输大动脉，是一项三线建设工程，也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睡觉的工程。在黄联，我们受到了铁道兵部队的热情接待，住到了他们的军营里。晚上和解放军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社论，开座谈会畅谈交流心得体会，互相学习，互相鼓舞斗志。座谈会结束时，部队的孙处长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到了北京，就请代我们向毛主席、党中央转达我们的决心，我们全体铁道兵指战员，保证抢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发动战争之前修好成昆铁路。”想到连日来，一路上那些像泥人一样的铁道兵指战员，我们对他们的决心和保证毫不怀疑，我们对铁道兵感到无比崇敬！ 半个月的爬山涉水，使我们各方面的进步都不小，特别是吃饭，进步更大。今天中午在德昌，每人吃了7两米饭、4辆馒头，照这样吃法，我们每人每月口粮得 70多斤，真是吓死人。尽管我们都是半工半读学生，每月口粮定量都在35斤以上，但也只够吃半个月。为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我们决定，今后每顿都不准突破定量标准，不向国家伸手，不给人民增添困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从昆明到西昌，已经走了近二十天，队员们都希望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个认真总结，以便今后走得更好。于是前天晚上一到西昌，我们就开了个总结会，对半个多月来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地总结，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下一步改进的意见。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 一、和其他长征队比速度，赶路程的思想严重。总认为自己的队是最强的队，每天都想超过其他所有长征队走在最前面，把别的队远远甩在后头。虽然不是什么坏事，但却忽视了向沿途群众搞好宣传和进行调查学习的工作。如果就这样走完全程，我们将难全面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宣传工作不活跃，内容少，形式单调。沿途就是印发传单、散发毛主席语录卡片，搞点座谈会、联欢会，进行了少量调查访问、参观学习，与沿途干部群众接触交流很不够。特 三、行军途中相互关心照顾不够。行军路上，多数时候大家都是在埋头走自己的路，很少互相说话，互相鼓励，行军气氛死气沉沉。排了行军中的先后顺序，但没有严格按顺序走，体力强的拼命往前跑，体力弱的追也追不上。不像是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团结战斗的集体。 改进的措施和办法是： 一、调整好走路和学习的关系。调查访问、宣传学习的内容多、任务重时就走慢点、少走点，调查访问、宣传学习的内容少、任务轻时就走快点、走多点。做到走路和调查访问、宣传学习两不误，磨炼意志和了解社会双丰收。 二、立即动手组织排练出3-5个短小精干的文艺节目，在各种联欢活动时参加演出，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严格遵守行军顺序，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注意用喊口号、唱歌、讲故事等办法活跃行军气氛。 昨天和今天，主要是联系准备了一些今后路上散发的宣传品，上街看了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是北大聂元梓等十一人写的，题目叫“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都感到很吃惊。同时大家都给家里写了信，做了些个人的行军准备，抓紧时间进行休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从西昌开始，天气就变了，天空阴沉沉的，西北风呼呼地吹。走在路上，手和脸都冻麻木了。我们已把所带的衣服全都穿上，但身上还是感觉冷，在昆明是没有这么冷的天气的。 从锦川开始走近安宁河，我们基本是一直在沿安宁河逆流而上。到冕宁，安宁河已经变得很小，我们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发源地。冕宁是彝族区的门户，是过彝族区的必经之地，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当年曾在这里向彝族同胞做了许多宣传动员工作。在现在冕宁中学的地方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还给当地群众发放纪念品，帮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抗捐军。刘伯承总参谋长还在这里发展了4名党员，他们后来都成了革命的中坚和骨干，担任了抗捐军的领导，有的甚至被捕光荣牺牲。在红军长征路过冕宁展览室里，陈列着许多当年红军使用过的物品，一看到这些古董一样的战斗生活用品，就可想见红军当年的长征是多么的艰苦卓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冕宁走出七八公里，我们便与相伴了七八天的安宁河分道扬镖，进入了彝族聚居区。面前的山很大很高，山坡上散落着一个又一个的彝族村寨，走在路上的彝族小朋友和在田地里劳动的彝族群众都在向我们挥手致意 。当我们走过去向他们问路时，他们朝山顶指了指，并推出一个叫那支子的小伙子来给我们带路。从寨子后面通向山顶的路，其实是一条深深的没有水的水沟，一米多宽，一人多深，是雨季的时候从山顶上流下的洪水冲刷出来的。路很陡，我们用手扒着两侧的沟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给我们带路的小伙子那支子大约十六七岁，赤着脚，两只脚裸上都扎着红绸子，爬起山来比猴子还快，我们很难跟得上他。爬到山顶放眼一看，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崇山峻岭之间，怀抱着一个不太大的高山湖泊，湖水清澈见底，湖面野鸭成群，周围林木葱翠，当地彝族群众称职之为海子。据说这里就是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刹血为盟，结拜弟兄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彝汉民族之间矛盾隔阂很深，彝族群众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来到这里的时候，彝族群众不让通过。他们手执大刀、长矛、鸟枪等各种武器，隐蔽地聚集在红军将要通过的各要道口上，以武力阻止红军通过。红军派出先遣人员和他们联系交涉，向他们做宣传解释工作，却反被他们扣押了起来。为了取得彝族同胞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给红军让路，刘伯承总参谋长不得不来到海子边，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红军还将一部分枪支弹药送给了小叶丹，帮助他成立了彝族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古基支队，完全取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彝族同胞让开大路，欢迎红军，使红军大队人马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红军从这里走过已经三十年了。湖水作证，青山作证，蓝天作证。当年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开花结果。广大彝族群众已经翻了身，当了家，做了主人，从农奴社会直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起点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和其他地方的老百姓相比，这里的彝族群众特别是住在山顶上的少数彝族群众，生活还是相当艰难。海子附近基本看不到村寨人家，偶尔看到一两家，也是用树枝和树叶搭建起来的树叶叉叉房。男人上身都没穿衣服，有的老人头上还梳着小辫子。房前挖翻过的一小块地里，只看见有几颗捡漏掉的钮扣大的土豆。房子里燃着一堆火，看不见有什么铺盖行李。我们大家看了，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6 长征记（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从拖乌开始，我们一路上就不得不接受严寒的挑战和考验。走在路上，大雾蒙蒙，百米之外，什么都看不清。北风迎面扑来，面如刀割。两只耳朵就像要被风吹掉一样，火辣辣的疼。四周的原野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草上结着冰，树枝上结着冰，电话线上也结着冰，有拉拔河的绳子那么粗。看似鱼鳞状的地皮下面，是无数的小冰柱，踩上去唰唰唰地响，非常松软。路面上的雪被踩实后，便成了一层冰，走在上面滑溜溜的，非常危险。离开拖乌就一直爬坡，越爬越高，越高越冷。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四季如春的昆明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我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认为这是下一步爬雪山、过草地的必要锻炼和准备。这一带仍为彝族聚居区，可能是天气的缘故，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都没见到一个人。后来，从后面上来一位彝族大嫂，背上背着小孩，用披毡盖得严严实实的。看来孩子在母亲背上很暖和，睡得很香，一路上都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这位彝族大嫂，高高的个子，长得很结实，走起路来两脚生风。不会说但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汉话。当我们向她打听到栗子坪怎么走时，她比手划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跟着她走。她带我们走的是小路，我们跟不上她，她就只得走走停停，边走边停下来等我们，实在是难为她了。她带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分手，我们学着用彝族的礼节，双手抱在胸前，向她鞠躬告别。上山难走，下山更难走，往往走不上几步就摔跤，这回我们可是吃够苦头了。下午两点我们到了栗子坪，又冷又饿，浑身疼痛。继续走到石棉还有三十多公里，到天黑恐怕也难走到，于是就决定在栗子坪住下。夜里非常的冷，大家都盖了两床被子，有的队员甚至盖了三床被子，才呼呼入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12月1日在石棉休整了一天，有病的队员看了病，买了些面粉炒熟做干粮，准备了些手套之类的用品，我们便开始向大渡河上的安顺场、泸定桥进发。 从石棉出来，过公路大桥逆流而上10公里，就是千古传诵的安顺场。太平天国后期，朝廷内讧，翼王石达开率十万大军往西出走，到了这里便走投无路，全军覆没。而红军长征来到这里，十八勇士用一条小木船强渡大渡河，打垮对岸的国民党守军，为红军开辟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大渡河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咆哮奔腾，白浪滔天，走到岸边就叫人心惊胆战。大渡河上的安顺场，西岸是平地，有村庄，东岸是陡坡，无人家，由西向东渡河，易守难攻。当年红军长征来到这里的时候，渡船都让国民党军给查扣并烧毁了，七找八找只找到1只小船，便挑选了18名勇士用这条小船强行渡河。对面有敌人把守，修筑了碉堡工事，上面架着机关枪。红军的小船一离岸，对面碉堡工事里的敌人便一齐开火，压得十八勇士抬不起头来。红军马上组织强大火力压制对方，神炮手赵章成用仅有的一门60炮及三发炮弹，连续摧毁了敌人的三个碉堡工事，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十八勇士乘机登上对岸，向敌人阵地冲杀过去，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阵地。之前国民党蒋介石曾夸下海口，要让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然而红军在安顺场的胜利，却把蒋介石的美梦打得粉碎。在安顺场停留了约一个小时，我们就开始沿大渡河逆流而上，向上游100多公里的泸定桥进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 12月2日我们离开安顺场住挖角，12月3日到冷碛，12月4日上午听老红军袁光治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下午到达“大度桥横铁索寒”的泸定城。一到泸定城，我们丢下背包行李就往泸定桥上跑，都想一睹这座古老桥梁的英雄风姿。泸定桥是红军长征时千军万马走过的一座桥，也是红军和敌人争时间、抢速度，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艰难夺取的一座桥。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泸定桥仍和当年一样雄伟壮观。 泸定桥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净跨长100米，净宽2。8米，桥面距水面14。5米，由13条锚固于两岸的铁链组成，其中9条呈水平并列，上面铺有20公分宽的木板，供人、马通行。另4条作两旁护栏，保护人、马通行安全。桥面上，横铺的两块木板之间间隔十公分左右，走在上面，低头可以看见翻滚流淌的大渡河水。在横铺的木板上面，又纵铺了三路木板，每路木板的宽度和两路木板间的间隔约五十公分。人走在桥上，桥面不但会上下波动，而且会左右摆动，使你头昏眼花，站也站不稳，走几步就得停一停。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在上面走了个来回。 当年红军胜利夺取安顺场渡口后，没能找到其他船只，如果仅靠现有这只小船渡河，一个月也不可能把红军人马全部渡过大渡河。红军唯一的希望和出路就在于夺取泸定桥，敌人妄图消灭红军于大渡河畔的关键又在于守住泸定桥，于是便有了敌军为了守泸定桥，不分白天黑夜地从大渡河东岸往泸定桥赶路，红军为了夺取泸定桥，也不分白天黑夜地从大渡河西岸往泸定桥赶路，两路大军手举火把，隔河对话的有趣场面。结果是红军赶在敌军前头到达泸定桥并夺取了泸定桥，使红军千军万马顺利渡过大渡河。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强渡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之后又一次突破江河险阻的胜利。 当时红军担任夺桥任务的是王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一个红军团，当王湘、杨成武率团赶到西岸的桥头时，对面的守敌已经早有准备，他们已将铺在桥面上的木板全部拆除，只有十三根（桥面九根、两侧各两根）碗口粗的铁链悬在河面上空，十三根悬空的铁链下面，是波涛翻滚的大渡河。桥头堡里架着机枪，夺桥的难度可想而知。红军毫不迟疑，马上组织起了夺桥突击队、铺桥突击队和火力支援队。火力支援队负责组织强大火力压制对方，支援夺桥突击队夺桥。夺桥突击队负责从铁链上爬过去，消灭对面的敌人，夺取桥头阵地。铺桥突击队负责把木板铺到桥面上，以便大队人马通过。杨成武政委亲自站在桥头指挥，一声令下，火力支援队的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无数子弹一起射向对面桥头堡，守桥的敌人都被打懵了。夺桥突击队员们乘机将身体横卧在铁索上面，迅速攀爬前进。当突击队员爬到将近一半时，对面敌人的枪声又响起来了，有的突击队员中弹受伤掉到了河里。同时，敌人在对面桥头点燃了熊熊大火。前进受阻，桥面上的突击队员开始有点犹豫，杨成武政委一边命令加强火力掩护，一边对着突击队员们大喊：“同志们，冲过去！后退没有出路！”突击队员们当即鼓起勇气，前仆后继地迅速往前爬，一个接一个的爬到桥头，端起冲锋枪，纵身火海，与守敌展开肉搏。与此同时，铺桥突击队迅即给桥面铺上木板，让大队人马飞快地从桥上冲过去，迅速攻占了泸定城。 解放初期，为了解决西藏与内地的交通问题，国家修筑了川藏公路。在泸定铁索桥上游不远处修建了一座公路桥，桥上有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名“泸定桥”和刘伯承元帅题词“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看到泸定县委、政府正组织在泸定桥头修建红军长征路过泸定纪念馆，我们感到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就决定全体队员到工地参加劳动一天。我们的任务，上午是揹石头，下午是筛砂、挑水、拌砂灰、挑砂浆，大家都干得十分起劲。揹石头、筛沙、挑砂浆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但挑水可就难住我们了，主要是河里的水舀不起来。由于河里流急浪大，顺着水流去打，水流不进桶里，逆着水流去打，水冲到桶里就往外跑，即使你以最快的速度把桶提起来，桶里也只会剩下很少一点点水。而且如果抓得不牢，桶都会被水冲走。 在泸定， 我们还开了个总结会，组织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讨论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打算，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还向泸定县委反映解决了过雪山草地必需的棉帽、棉裤和棉鞋，坚定了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进行了过雪山草地前的身体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 “儿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他挡那个被他挡。”解放初期，一首《二郎山》的筑路歌曲，唱遍全国各地，二郎山也因此而出名。二郎山在泸定桥东南面，海拔3437米，山高坡陡，羊肠小道，走起来十分困难。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破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容一年四季翻越二郎山的艰难程度。可见一年四季中，翻越二郎山的最好时节是七八九三个月，我们要在 “十冬腊”翻越二郎山，不用说，就只能是“学狗爬”了。 走出泸定城两个多小时，便到了二郎山脚下。听说由此上山十五里，有一个林场。这段路非常的难走，几乎都是在老百姓从山顶往山下放木头柴火梭磨出来的沟沟里向上走的。山路很陡，我们把脚和手都用上了，就像山羊一样，四脚四手地往上爬。天又冷，雾又大，10米之外看不清任何东西。从口里呼出来的水气，很快就在眉毛上、帽檐上结成白白的小水珠。上午11点走到林场，从林场往上走，天晴了，太阳也出来了，树枝上、电话线上的冰凌开始融化，悉悉唰唰地往下掉。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二郎山顶，放眼四望，海阔天空，兴奋极了。站在山顶极目远眺，东南有峨眉山，海拔3099米，青翠葱茏；西南有贡嘎山，海拔7556米，白雪皑皑。脚下是波涛滚滚的大渡河。巴山蜀水，壮美极了！ 上山难，下山更难。小路上全是一尺多深的积雪，经来往行人不断踩踏，表面滑溜溜的，人在上面连站都站不稳，更不用说迈开步子走路了。走了不到200米，每个人起码摔了三四跤，屁股都摔疼了。没有办法，大家都只有蹲下来，用两只鞋当滑雪板，两只手戴上厚厚的手套当滑雪杖，一段一段往下滑。即便这样往下滑，也还得有些勇气和胆量，要不怕摔，始终保持重心在前。如果重心不敢前移，一滑就只能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大约五六点钟我们才下到公路上，公路就好走多了。路边都是原始树木，树上歇着只红彤彤的原公鸡，可能是雪天找不到吃的或是天气太冷的缘故，缩着脖子蹲在树上一动不动。直到我们走到距离它只有五六米远的时候，他才轻轻地飞到十米开外的另一棵树上。天将黑的时候，走到苑央道班，道班的工人们非常热情，招呼我们吃饭，让我们烤干了湿衣服和湿手套，还帮我们把所带的面粉烙成饼让我们带上。本来打算连夜走到天全，但半路上有队员生病，只好在新沟住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前天来到宝兴，这里是座县城，前面离夹金山已经不远了，我们打算在这里休整两天，做好翻越夹金山的准备。 天全、芦山、宝兴一带，是当年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气壮山河地战斗的地方。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和党中央闹分裂，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南下红军就在这一带遭到国民党军的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彻底失败后才不得不回头北上，回到中央的怀抱。这一带满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中国大熊猫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我们一直盼望行军途中能见到大熊猫，可惜的是一连走了七八天，熊猫的影子也没见着，心里难免有不少遗憾。 来到宝兴，有一件事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一到接待站，队员杨光华便发现自己打在背包上的一双鞋少了一只，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搞掉了。杨光华也就随便说了一句，啊呀我的鞋丢了一只。谁知这句话让接待站的同志给听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丢掉的一只鞋给找了回来，送到了杨光华手里。我们一天走了几十公里的路，这么小小的一只鞋，谁知道会掉在什么地方，可接待站的同志却硬是把它找了回来，真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杨光华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们大家也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其实，我们的长征队从昆明一路走来，得到了沿途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沿途群众的关心和支持，也得到了学校领导和昆明市委的关心和支持。无论走到哪里，当地党和政府接待站，都热情地接待我们，给我们安排吃住，帮我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路上见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小学生和机关干部，都不断向我们致意，表示鼓励和支持。还有许多年轻人，主动为我们指路带路。我们每到一地，当地群众都要和我们开座谈会、联欢会，互相交流、互相鼓舞。农村供销社给我们送草鞋、红糖，粮管所给我们送干粮。学校按时把我们的粮票、伙食费寄到我们将要经过的前方接待站，昆明市委在我们行进途中给我们寄来了《毛选》四卷。这些都使我们对当年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军民鱼水情有了切身体验，明白了红军为什么能取得长征的胜利，当然也给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昨晚举行联欢晚会，雅安公路养护总段文艺宣传队和各红卫兵长征队一起，在县委礼堂演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气分很热烈。我们队也参加了演出，但和别人相比，我们的节目就相形见绌了。从西昌出来以后，我们也抽空排练了表演唱《毛主席语录发给咱》、对唱《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等一些小节目，以便参加联欢会时演出。可是由于我们人少，没有女队员，节目的数量、质量和水平都很难搞得上去。 今天特意请老红军给我们讲了他们当年翻越夹金山的情况，请接待站的同志介绍了夹金山现在的情况和翻越中应注意的事项，使我们对翻越这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从宝兴到夹金山下的峣碛有两天路程，都是沿着河流往上走，越走越高，越高越冷。河两岸的岩石层层叠叠，笔直矗立，千姿百态。奔腾翻滚的河水，猛烈地冲击着两岸的岩石，发出野兽咆哮般的声音，让人惊心动魄。有个叫锅巴岩的地方，高耸的岩石洁白如玉，使人就好像走进了玉石的宫殿，一切都是那么的纯洁。到了峣碛附近，河流渐渐平缓，山谷也变得宽了起来，放眼四方，都是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峣碛是个公社所在地，集镇还比较大，好像比宝兴县城还大。 从峣碛出发，翻越夹金山到达维，全程是120里左右，雪地负重爬山，一天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经过一番商量，我们决定分两天走，第一天走30里，到半山腰上的夹金生产队和峣碛营林二队住，第二天翻山到达维。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往上走，中午便到达夹金生产队和营林二队。夹金生产队社员和营林二队工人对我们非常的热情，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做了好吃的饭菜，并邀请我们晚上和他们举行联欢晚会。吃过午饭，我们没敢多休息，马上就到小河边找了一块沙滩，排练起文艺节目来。和我们一起住在夹金生产队和营林二队，准备第二天一道翻越夹金山的红卫兵长征队有四五个，约六七十人。四川省西昌林学院“红心向党”长征队，共有男女队员十七八人，和我们十分友好，曾提议我们两队合在一起走，优势互补，增强力量。但一起走了一段后，终因行军速度问题，没能一起走下去。其他队也都是云、贵、川三省大中专学校的长征队，一路走来有说有笑，大家都很开心。晚上的联欢会实际上是一个露天的营火晚会，中间一大堆火，三面是夹金生产队的社员、营林二队的工人和所有长征队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黑压压一片。演出的节目大概有二十多个，有舞蹈，有合唱、 独唱、对唱、表演唱，还有乐器独凑、合凑......晚会持久热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夹金生产队的藏族社员们演出的《毛主席的光辉》、《贫下中农一条心》、《什么鈅匙开什么锁》等原生态的歌舞节目，民族特色鲜明，情深意长。真没想到在这大雪山上还能有这样的一场晚会。 我们就要开始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了，心情非常激动，也有些紧张，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高山缺氧反应。虽然之前我们都进行过体检，但心里总还是觉得没底。我们穿起了棉衣、棉裤、棉鞋，戴上了棉帽和太阳镜，为了翻越夹金山，我们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了。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当地领导派了一个民兵小伙子，扛着枪给我们带路。我们从开始就一直顺着一条山沟的右侧往上爬，这一段路程，山并不很陡，山沟里还长着密密麻麻的树林，山坡上布满了营林工人们挖好的准备用来种树的坑。越往上走山越陡，树木也越来越少，只剩一些矮小的灌木丛。积雪越来越厚，路渐渐地消失了，大家都只是按照自己选择的路线，争先恐后地向着山顶往上爬，使得满山都是人。“红心向党”长征队的几个女队员一起站在路边高处，又是唱歌又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并大声地喊着口号，为大家加油鼓劲。突然间，从路边的灌木丛中蹦出四五只香獐来，拼命地往前面逃跑。带队的小伙子马上举枪射击，只听砰的一声，一只香獐受伤了，奔跑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小伙子提起枪追了上去，又听到砰的一声，我们赶了上去，只见一只青灰色的香獐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上，它已经死了。有人问小伙子有没有麝香，小伙子从怀里掏出一团血淋淋的东西对我们说：“这就是麝香，它被包在肉皮里面。”再往上走，就连灌木丛也没有了，全是没膝的皑皑白雪，空气越来越稀薄，我们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步履越来越艰难，走上十来米就得停下来喘一会气。到了离山顶300米左右的地方，不但上山的雪坡更陡了，左边的山沟也更深了，人掉了下去就很难再爬上来。当年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就是精疲力竭地从这里掉了下去，永远的长眠在了这条山沟里。最后300米，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小时时间，才胜利蹬上山顶。在夹金山顶上，我们挥舞旗帜大声欢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之后，我们在山顶插上了一面印有“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万里长征队”字样的队旗，它是飘扬在夹金山顶上的第一面红卫兵长征队队旗，并合影留念。在山顶停留了约莫20分钟，大家感觉头昏头痛，恶心想吐，脑袋像要爆炸一样，只好赶紧下山。从山顶往下走了二三百米，躺在雪地上休息了十多分钟，身上的不适没有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从地上抓了把雪放到漱口缸里，再加上白糖和炒面搅拌搅拌，就成了“雪拌炒面甜如蜜”的美餐，吃过雪拌炒面，我们便继续下山。与上山时相反，下山的时候是顺着一条山沟往下走，沟里流淌着积雪融化的水，水流越来越大，渐渐变成了一条小溪。溪边的草上、树根上和溪里的石头上都长满了晶莹剔透的冰花，流水发出银铃般的响声，让人感到无比愉悦和轻松。 晚上七点多才到达维，天都已经黑了。这里是当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地方，是藏族区，人民公社才成立十四天，地方很小，没有多少人家，但在藏族地区恐怕也还算是大的村镇了。因为爬了一天的山，大家都很累，洗脸吃饭后也就早早的睡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小金是当年红一、四方面军长征胜利会师后召开会师大会的地方，是小金县委、政府所在地。周围尽是石头山，像被火烧过一样，黑乎乎的。小金川从这里流过，到丹巴汇入大金川，即为大渡河上游。有公路从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通到这里，但每周只有辆把车进来。公路是在小金川岸边的石壁上凿出来的，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波浪翻滚的小金川，路面只能容许一辆车通过，听接待站的同志讲，有的司机硬着头皮把车开了进来，却再也不敢把车再开出去。这里生活很艰苦，没有水果，没有新鲜蔬菜，吃的是海带、笋干、牛羊血、肠子、肚子之类的东西，大家都感到很不适应。我们在小金休整两天，主要是排排节目，休息休息，消除一下翻越第一座大雪山的疲劳，再就是请老红军廖忠文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廖大爷跟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在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错误指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吃尽了苦头，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惨重的损失。他们曾两次爬雪山，两次过草地，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经常被敌人追着打。有一次，廖大爷作战受伤，和100多个战友一起在一座大庙里养伤。一天夜里敌人来了，廖大爷和两个战友一起从庙里跑出来，拄着拐棍一口气跑了两三里地，钻到青稞地里蹲着。敌人追了过来，对青稞地进行搜索，从离廖大爷他们五六米远的地方走了过去，也没发现廖大爷他们。庙里的其他一百多伤病员，还能动弹的被统统抓走，动弹不了的全部被打死。廖大爷他们部队本来是被张国焘命令向新疆开进的，但是在过黄河的时候，刚轮到他们过河，桥就被炸断了，只好改变路线，向陕北前进，回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在向陕北走的时候，一路上没东西吃，饿得都快走不动了，恰好遇上了送饭的敌人，廖大爷他们缴了敌人的枪，吃了敌人的饭，还给敌人打了张借条，弄得敌人哭笑不得。抗日战争中，廖大爷还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日寇机场的战斗，这次战斗，八路军用板斧砍掉日寇飞机二十多架，让小日本惊叹不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从小金沿小金川逆流而上，经木坡、抚边便到两河口。两河口处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是两河公社所在地，地势比达维平整，村镇比达维大，人口也比达维多。当年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曾在这里召开了有名的“两河口”会议，基本上统一了北上抗日的思想。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中央的意见，暗地里却在策划分裂中央、拉队伍南下进攻成都的阴谋计划。 从两河口到卓克基，必须翻阅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和翻越夹金山时一样，我们第一天从两河口走到八0一林场住，第二天从八0一林场出发翻越梦笔山到卓克基。在我们离开两河口并已经走出10公里的时候，两河口公社的一位同志从后面赶了上来，给我们送来了一双鞋。原来这是我们一名队员出发时遗忘在住处的鞋，为了送还我们这双鞋，这位同志得来回跑20公里的路，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才好。这是我们在长征路上发生的第二次丢鞋的故事了，它肯定会使我们永生难忘。 离开两河口，我们便进入了林海雪原，满山都是参天大树，地上白雪皑皑，这一带恐怕是四川的主要林区了。八0一林场到处冰天雪地，早上起来洗完脸，手脚就被冻僵了，打背包都很困难。从八0一林场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河往上走，很快就到一个叫木城的地方，这是梦笔山脚下的一个小牧场，有几间房子，还有一个养护公路的道班房。公路很窄，四级路标准都达不到，我们走了一天也没见到一辆车。从木城再往上走，森林没了，前面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大洼子，两边是高山，中间是草地，草地上盖了层冰雪，走在上面会发出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走完草地，再爬一段陡坡就到梦笔山顶了。由于山势不太陡，翻越梦笔山要比翻越夹金山容易多了。 下山的时候是顺着一条山沟往下走，整条山沟都长满了原始树木，高十五六米，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不知在风雪中已经生长了多少年。地上横七竖八地倒满了已经枯死的大树，大多都已腐烂，真是可惜！走下去十多公里就是二0七林场，这大概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林场，所有房屋都还是崭新的。工人们有的在劳动，有的在打篮球，在这深山老林里， 看起来工人们的生活虽单调但充实。林场工人们顺着小河边修筑了一条很长的大沟，沟的三面都是用木头并排而成的，大约有2。5米宽，1。5米深。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四方形的水池与之连接在一起，水池的四壁和底面也是用木头并排而成的。毫无疑问，林场工人们就是利用水的浮力，依靠这条长沟把木头从山上运到山下去的。 卓克基距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10公里左右，红军长征时，朱德总司令曾在这儿的一座寺庙里住过。这里的大部分房屋都是解放以后建盖的，还比较新。村镇建在梭磨河边上，河上建有一座水电站，晚上家家户户电灯亮堂堂的，还很不错。我们原定的行军路线是不到马尔康的，但是听说马尔康有一个有名的藏族土司府，我们就决定在卓克基修整一天，到马尔康去参观参观土司府。土司府里展出了土司及其家族的金银财宝和各种奢华用品，展出了奴隶们吃的粗茶淡饭和麻布衣裳，展出了奴隶主用来惩治奴隶的各种刑法刑具，生动地反映了农奴社会的真实情况。特别是那些刑法刑具，看了就叫人毛骨悚然。挖人眼珠的刑具，是用内孔和眼珠一样大的竹筒做的，只要把竹筒内孔对准眼珠扎进去，眼珠就被挖出来了。还有他们高价卖给老百姓治病的“仙丹”，其实是从拉萨弄来的达赖喇嘛的大小便合上黄泥巴做成的。参观藏族土司府，我们就好像听了一堂生动的社会教育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从卓克基开始，又是沿梭磨河逆流而上，梭磨河是大金川的上游，当然也就是大渡河的上游。从十二月二日与大渡河初次见面开始，到现在将近一个月了，可我们还一直没有与大渡河最后分手。梭磨河岸边结着冰，中间流淌着冰块，急流险滩处，冰块被礁石撞成白色的粉沫，到了水流平缓的地方，又结成冰块，就像银色的浮萍。河两边的山崖上，倒挂着一堵堵冰川，就好似银色的瀑布飞流直下。有不少地方，冰川把公路都给阻断了，养路工人正在用十字镐挖凿路面上的冰川，以保证公路畅通。二十七日晚住二0二林场，林场干部职工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到达和离开的时候，全场干部职工都是敲锣打鼓地欢迎和欢送。吃四个菜，还有肉，盖两床被，还生着火，住得舒服极了。晚上林场指导员给我们介绍了林场的基本情况和林业工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常年累月工作在这深山老林里的艰苦奋斗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走在从二0二林场到刷经寺的路上，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冷。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冷风雪雨，什么叫天寒地冻，这回可是真的领教到了。走在冰天雪地里，北风呼呼吹来，面如刀割，身如刺骨，钻心的疼。虽然我们都已经浑身上下棉包棉裹，用口罩蒙住了嘴巴和鼻子，用棉帽捂住了耳朵，双手带上了厚厚的手套，但还是冷的受不了。呼出的水汽沾在眼睫毛上，很快就成了冰珠，遮挡了视线，使你看不清东西。现在看来，严寒才是对我们的最大考验。 刷经寺原来是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后来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搬到马尔康去了，这里就空寂了许多。房屋不少，但人口少了，人气没从前旺了，也就显得冷清了。半山坡上，原来解放军站岗执勤的哨所旁边，几头牦牛在悠闲自得的吃着草。刷经寺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时候，洗碗水泼撒在衣服上很快就结冰，洗脚水泼到地上，也很快就成冰。接待站里生了几大堆火，几个长征队的队员们，有的在做明天翻越亚克夏山的准备，有的围着大伙互相攀谈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走出刷金寺的大门，便是亚克夏山，而且山还比较陡，山上只长草不长树。对于翻大山，我们已经有些经验，上山的时候一定不能太快，不能一下子就把体力消耗光，否则，到了 200米冲刺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我们好几个长征队一起翻越亚克下山，行进时战线拉得较长，我们队不前不后，走在中间。走到半山腰，回首俯视刷金寺，整个城镇在我们的脚下变得越来越小了。翻越亚克夏山与翻越其它雪山不同，翻越亚克夏山，开始的一段路比较陡，但走上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出现了爬一段坡，走一段平路，再上爬一段坡，再走一段平路的情况，并一直延续到山顶。中午时分，离山顶不太远了，我们便歇下来休息，坐在雪地上用麦面粑粑蘸白糖水吃。休息半小时，劲头上来了，我们就向山顶发起冲锋。当我们走到离山顶200米处时，看到前面长征队的有些女队员躺在雪地上，口吐白沫，翻着白眼，情况危急。我们二话不说，立即将两个人的行李并了一个人揹，腾出人手和她们的男队员一起，扶持女队员们翻过山顶。山顶上的风特别大，人在上面都会被风吹着跑，根本站不住。下山的路上，好多地方都结了冰，走起来十分困难，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摔了多少跤，屁股像被打过四十大板似的，碰不得凳子。下午3点钟，走到亚克夏山脚下的马河坝，在石河多短暂休息后，到九0一林场住宿。 从九0一林场出发时，大雾弥漫，天阴沉沉的，让人难免有点心情沉重，大家都只顾走路，很少说话。走出14公里到马河桥，前面出现一岔路口，沿大路过桥直走到黑水县城，岔林区小路沿河而上到三打古。我们选择的是插小路到三打古，翻越打古山到毛儿盖。通往九0七林场的这条山沟，山高林密，古树参天，林间雾气腾腾，地上躺满枯树，清冷空悠，使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中午我们在小河边生了堆火烤馒头吃，烤馒头很香，但大家又怕会引来什么野兽，心里总是有些惊惶不安。走到九0七林场，太阳已经落山了，急急忙忙地洗脸、吃饭过后，就去参加与林场干部职工及当地藏族群众的联欢会。林场干部职工演出的节目都是有水平的，演唱的《赞歌》让我们惊叹不已。演出结束后，国家林业报的一位记者邀请我们到他住处聊天。据他介绍，这里生长着一种叫银杉的珍贵木材，比重比水重，靠水运无法运出去，只能在这里就地加工，因此这里将要建一座3000人的木材加工厂。这里还有金矿、锌矿，将来很有发展前途。我们也给他讲述了一路走来的情况、感受和下一步的打算。最后他挥毫泼墨，当即抄录了《长征》、《娄山关》、《六盘山》三首毛主席诗词送给我们，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和鼓励。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从三打古翻越打古山到毛儿盖，人走两天，跟牦牛走三天，我们决定上山跟牦牛走，下山自己走。牦牛性子刚烈，老是到处乱跑，喜欢钻树林，人一靠近它就撂蹶子。还没走出多远，驮在它身上的背包不但已被树枝挂破，而且好几次被他抖掉在地上。 我们依旧沿着昨天走小河，在莽莽的原始森林中行进。中午，在一块森林间的草地上休息吃午饭——每人一个半斤重的冷馍馍加凉开水。到下午五六点钟，大森林走完了，小河也快到尽头了，面前有个背风的山坡，只有些茶杯粗的小树林。向导卸下了牦牛身上的背包，向大家宣布说：“今晚就在这里宿营！” 向导要求我们大家一起动手找柴火，找得越多越好，要够烧到天亮。于是我们砍的砍，捡的捡，运的运，一个多小时就找了大约10米长、2米宽、1米多高的一大堆柴火，真可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大火点着了，烈火熊熊，火光冲天，我们围着熊熊大火，先是把冻僵了的全身烤暖和，接着就是吃晚饭。晚饭照例是每人一个半斤重的馍馍，不过我们是把它放到火里靠热，并就着用雪烧的开水一起吃得，吃起来很舒服。晚饭后，我们围着篝火，坐在雪地上，靠着背包休息。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的声音，那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多么悦耳的声音，使我们这些除夕之夜还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大雪山顶上的人，就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激动不已 。过了不久，天上下起了大雪，我们只有打开背包，将被子顶在头上等待天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大家都在静静地聆听，谁也不讲一句话。雪越下越大，被子上面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雪，头上的重量在不断增加，我们的脖颈都快要支撑不住了。社论刚刚播完，新年的钟声一敲响，向导便对我们宣布说，看形势我们现在就得赶快走，尽快翻过山去，否则等大雪把路都埋了，我们就过不去了。大家一听，马上都站了起来，迅速抖去被子上的雪，并开始打起背包行李来。不到20分钟，我们的队伍就向打古山顶进发了。半边月亮挂在东边天上，月光、星光与地上的白雪相互辉映，使得整个雪山顶上就如同白昼一样明亮。我们依旧沿着已经变成了小溪的小河往上走，一直走到小溪也没了，就顺着山洼往上爬。路上的积雪已经超过膝盖，在上面跋涉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再加上高山缺氧，呼吸困难，每前进一步都相当的费劲，我们几乎是一步一步、一摇一摆的摇到山顶的。本以为最难的就是往上爬，爬到山顶就胜利了，可是谁知道下山的问题更多更大。一是下山的路更陡，更容易摔跤，特别是走在前边探路的第一个人，由于到处都是厚厚的雪，辨不清道路，往往一迈步就摔跤，摔倒好半天都爬不起来。迫不得已我们只有采取“前仆后继”的办法：第一个倒下去第二个上，第二个倒下去第三个上，第三个倒下去第四个上……轮流探路前进。二是地面覆盖着厚厚的雪，不知哪里深哪里浅，一旦掉进雪坑里就十分危险。出发前向导交待过，如果掉到雪坑里，只能赶快躺倒滚出来。三是向导和牦牛只把我们送到山顶就返回去了，下山的时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队走各队的。大家都只知道要往山下走，但从那里走最好，谁也不知道，基本上是有几个队就走出了几条路。开始我们很自信，认为我们选择的路线是最正确的，但是走了一段以后，发现我们的方向好像有问题，到毛儿盖应朝东北方向走，而我们现在却是在朝着东南方向走。经过一番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不管方向对不对，先下到山脚再说，即使方向有问题，要绕一天路，我们的干粮也没有问题。天亮后，我们走到了山下的小河边，见有一堆昨晚在这里过夜的人们燃下的火，我们就往里面加了些柴烤起火来。说来也怪，过了大概不到半小时，所有的队都走到这里来了。大家用口缸烧开水，吃起了干粮。吃完干粮就向毛儿盖出发，没走多远，朱天厚同学肚子痛得厉害，赶紧找了一瓶十滴水出来，可是一看都冻成冰了，一滴也倒不出来。大家只好轮流着把它放到胳肢窝里加热溶化，溶化几滴喝几滴，边溶化边喝，边喝边走，走了5公里，才止住了疼痛。 走到丘洛，本想参观参观当年毛主席的住处，因管理人员找不到钥匙，没有参观成，大家都感到很遗憾，只好绕着房子看了一圈。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到了毛儿盖，人们用大米饭和炒牦牛肉热情接待我们，和我们一起庆贺元旦佳节。然而由于海拔高、气压低，大米饭根本煮不孰，是生的，加上炒牦牛肉我们也吃不惯，第二天起来，人人都闹肚子。元旦的毛儿盖，到处都结了冰，小河结了冰，小水电站发不了电，每天下午五六点钟，都得去凿冰，引来小河水，电灯才会亮。厕所里结了冰，地面滑溜溜的，得扶着墙进出。挂在绳子上的毛巾结了冰，如果用力掰开就会断成两截。洗过的衣服结了冰，就是晾上十天半月也不会干，得用火烤干。 在毛儿盖，我们参观了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这是建在半山坡上的一幢完全孤立的藏族民房，周围两三公里的地方都没人家，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分上下两层，下层生活，上层居住。毛主席当年睡过的床、用过的桌椅板凳和开会时的所有摆设，都和当时一模一样。当年，张国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北上抗日，可下来以后就着手策划成立伪中央，妄图胁迫中央南下川西并攻打成都。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停下来，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工作，耐心地等了他近两个月，多次电令他迅速率左路军北上。可是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宣布成立伪中央，公开分裂活动，并强迫左路军南下打成都。不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且也使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离开毛儿盖就将进入草地，听说草地里人烟稀少，吃住都很困难，而且要四天才走得出去，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在毛儿盖买了足够的红糖、白酒、酥油和麦饼、青稞炒面等食物带在身上，以确保能顺利地走出草地。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冬天，整个草地都被冰雪封冻起来了，草上盖了一层雪，走在上面既不会滑倒也没有陷入沼泽泥潭的危险，最大的问题是草地里人烟稀少，方向莫辨，没有向导，找不到路走。 离开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的一段路走起来很艰难。先是在一条冰冻了的小河上面走，非常的滑，大家都摔了不少跤，可是我们看见五六个藏族少女，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盘腿坐在光溜溜的马背上，一个跟着一个，从我们面前一溜烟地跑了过去，她们的骑术、她们的胆量，真是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是在刺棵棵里钻，走完冰河，就是长满刺棵的山洼，地上堆满了雪，看不见路，成群的野鸡见了我们就到处乱钻乱跑，我们则散开来追，结果是野鸡没抓着，我们却一个个浑身划伤，得不偿失。 走出山洼，翻过几个小山包，眼前突然开阔起来，我们已经走进了草地，白茫茫的草地一望无际，壮美极了！草地中间有低矮的小山，但不长树。有趣的是，我们确定一个大约四公里开外的目标之后，让大家各自选择路线向这个目标前进，结果是七个人走出了三四条线路，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早晚相差了5-15分钟。 过草地的第一天，我们在草地里面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走到太阳落山后，才发现山坡上有间空牛棚，于是就决定在这牛棚里过夜。进入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刚废弃不久的牛棚，有的牛屎还是湿的，还很臭。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大伙一起动手，先是用干牛屎燃了堆火，然后是用漱口缸舀些雪来，在火上把水烧开，这样就可以吃晚饭了。晚饭后，大家围着牛屎火，一边烤火，一边谈论着过草地第一天的感受。9点钟左右，我们往火里加了很多牛屎，把火烧得旺旺的，就铺开被子睡觉了。半夜12点，牛屎火灭了，我们大家都被冷醒了过来，无法入睡。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以酒驱寒，将泡了红糖的白酒一口口往肚子里灌，直到浑身发热，头脑发昏，才一个个睡去。可是睡了不到3个小时，大家又被冷醒了，没办法，只好再喝酒、再睡。凌晨5点多，我们被第三次冷醒，这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饮酒驱寒了，只好打起背包上路。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 钻出牛棚，虽然时间还只是凌晨五点多，但地面上全是白雪，一切东西都看得清楚了，我们用指南针确定方向后，就开始朝着正北方向前进。走了1个多小时，天亮了，看见一个藏族妇女正在没有被雪覆盖的山坡上捡牛屎，她是我们在草地里遇到的第一个人。她一看到我们，就比手划脚地用藏语向我们喊话，虽然听不懂她的话，但我们懂她的意思，即我们走错路了。我们走的是正北偏东方向，她给我们指的是正北偏西的方向，相差还不少。我们是绝对相信她的，马上就改变方向前进。快到中午时，看见前面不远处的小山坡上有公路，我们高兴极了，赶忙向公路走去。上了公路，没走几公里就有一个公路养护段的道班房，我们在道班房美美的吃了顿午餐，休息了一会，才动身继续前进。我们前面的目标是色既，从道班房到色既有12公里，两公里走公路，10公里走草地。草地里的草不太深，上面盖着雪，踩上去一点不滑， 只是草下坑洼不平，走起来很容易崴脚。草地里有许多水沟，七八十公分宽，1米左右深，里面流淌着漆黑漆黑的水，不知是否有毒，但很吓人。草地边的小山坡上，有许多牧民住的房子，四壁全都是使用牛屎糊起来的。大群大群的牦牛，在悠闲的用嘴拱开积雪吃下面的草。远处的山坡上，有三五成群的野鹿也在低头吃草，我们向它们靠近一点，它们就跑远一点，它们并不很害怕我们。走完10公里草地，只见前面有一大片房子，像是个城镇，这就是色既，草地里唯一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的地方。接待站里一字排列着口径80公分左右的三四口大铜锅，锅里煮的是牦牛肉，每块肉都有两公斤左右。蒸笼里有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我们把大块牛肉从锅里捞出来，切碎后加上汤料，与热腾腾的馒头一起，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起来。晚饭后，大家围着一堆大火烤火聊天，聊了好一阵，才发现我们屁股下面坐着的都是牛头，大家都新奇不已。后来听说这里还有各种商店，卖的东西都是从成都等地拉来的，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去逛商店。果不其然，商店里不但有各种日用百货，还有鸡蛋、桔子等水果副食。我们买了些鸡蛋、桔子回来，准备依旧围着大火，一起慢慢享用它们。我们剥开桔子，发现里面的肉粒都成了冰粒，嚼起来咔嚓咔嚓地响，牙齿被冻得钻心地疼。我们想，把它们放到火里去烧一烧可能就没问题了，于是就把它们丢到火里去烧，结果皮烧焦了，心里依然是冰。我们用漱口缸烧开红糖水，准备煮荷包鸡蛋吃，可是打开鸡蛋壳，发现里面的蛋清蛋黄都成了一个冰疙瘩，放倒开水里就散成一锅蛋花汤。从小到大，我们谁都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晚上，接待站的同志安排我们住在一间酥油仓库里，仓库的地面和四壁都是毛毡，仓库的一角还堆着不少酥油，气味十分难闻。奇怪的是外面天气那么冷，我们睡在里面却是浑身大汗，盖不住被子，我们简直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从色既到求吉南洼有50多公里，是草地里行程较长的一天，因此早上不到八点我们就出发了。接待站派了个二十多岁的藏族小伙子，骑着头牦牛给我们带路。这头牦牛也真怪，人不骑它时它走得很慢，人一骑到它背上，它就一路小跑起来。给我们带路的小伙子，可能从小就是骑在牦牛背长大的，根本不能走路，一直都是骑着牦牛走。这下可把我们给整惨了，小伙子骑着牦牛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拼命地追，不到5公里，我们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干脆坐了下来，小伙子没办法，也只好从牛背上下来等着我们。就这样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直到中午时分，小伙子才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帐篷里。帐篷里有烧得滚开的热茶，附近又没有人家，我们想这肯定是接待站安排好的。大锅里煮的茶，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喝的茶，是当地的一种小灌木剁碎煮的茶，叫马茶。汤色与我们平常喝的茶差不多，味道却是差远了，基本没有茶的味道。“休息，吃饭！”藏族小伙子用他刚学会的汉语对我们说。我们围着大锅茶水坐了下来，只见藏族小伙子从藏袍里取出一个布袋，从布袋里取出一个搪瓷碗，并用搪瓷碗从布袋里舀了半碗青稞面，然后把茶水倒入碗里，用双手捧着，慢慢地喝起来。喝了一阵，他把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伸到碗里抓捏起来，一边抓捏一边将捏成拇指大小的面团从碗里直接抛入口中。不但面团飞入嘴里的速度极快，别人难以看得清楚，而且是百发百中，没有一团掉到地上。我们感到十分好奇和新鲜，也学着他的样子，用漱口缸装上炒面，到上茶水，将手伸进缸里抓捏起来。遗憾的是面把我们的手指都粘住了，根本就捏不成团，更不用说往嘴里抛了。藏族小伙子看着我们的狼狈样，咯咯咯的笑个不停，并结结巴巴的用汉语和我们讲起话来。这是一个威武强壮的藏族小伙，头戴狐皮帽子，身穿羊皮藏袍，脚蹬自制的牛皮靴，腰扎红绸带子，还挂着一把配了银俏的匕首，就好比是一只雪山上的雄鹰。但是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洗脸了，整块脸上只有两个腮骨朵红红的，其余地方都是黑漆漆的污垢。我们问他有多长时间没洗脸了，他笑了笑说他从来没洗过脸。 在帐篷里稍事休息后，我们又开始赶路了。天黑时，离求吉南洼还有六七公里，向导的牦牛忽然跑得快了起来。天又黑，路又坑洼不平，我们叫做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跟着跑，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晚上九点多才到达求吉南洼，住在一个五十多岁的藏族老大妈家里，大家已经累得坐下去就难以站起来，只好吃点干粮喝点水睡下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 在求吉南洼，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九点，打好背包洗完脸就到九点半了。热情的藏族老大妈已经给我们烧开了水，还煮好了一壶新鲜牛奶。我们围着灶火，一边吃早餐，一边和老大妈学藏语。听说这位藏族老大妈是县里的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思想好，工作积极。她的主要工作是挤牛奶，她把我们的军用水壶都一起拿了去，没多大一会，就给我们每人挤了一壶牛奶，让我们带在路上喝。我们给她钱她不要，我们就向她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没办法了，收了我们每人一毛六分钱。求吉南洼没有色既大，人也没有色既多，好像只是个牧民聚居点。牧民们烧的都是干牛屎，炉灶的設计很科学，燃料的添加都是自动连续的。他们的炉子旁边有一个1米多高的漏斗，漏斗里装满了晒干敲碎的牛屎，漏斗下部是一个四十度左右的斜槽与炉膛相通，这样，燃料便会自动地从漏斗里經斜槽滑入炉膛。人们只要不断将炉膛内烧过的灰扒掉，没有烧过的牛屎就会不断地进到炉膛里来。过去我们都只见过烧煤、烧柴、烧草，从来没见过烧牛屎，不知道火力大不大。其实牛屎火并不亚于栗炭火、焦炭火，20分钟就可以烧开10来公斤的一大锅水。 从色既往北走20公里便是草地边上的班佑，走过了班佑就等于走出了草地。我们上午十点从求吉南洼出发，藏族老大妈派了个人送了我们几公里，到了能看出班佑所在方向的地方，我们才与他挥手告别。半路上我们看到了四五个藏族汉子，其中一个，边走边从胸前的皮袍里掏出一个赤条条的三四个月大的小孩来。只见他用一只手抱住孩子，另一只手则迅速伸到怀里，把小孩的屎一把一把地抓出来丢掉，然后再把小孩放进怀里。在这冰冷的天地间，小孩子居然不哭也不叫。啊！人类是多么的伟大，人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都能生存和发展。 下午两点，我们到达班佑，在班佑已能看到从巴西到若尔盖的公路和高高的山了。在班佑休息了半个小时，吃了点干粮，我们就沿着公路，顺着一条密林山沟，一路下坡到巴西。至此，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草地，已经完全被我们踩在了脚下，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兴奋。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当年中央红军走出草地，从张国焘分裂中央并企图危害中央的紧急关头脱险后，党中央曾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对张国焘的问题做出了临时紧急处置，巴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西也因此被人们铭记心中。从巴西到求吉只有20公里路程，由于过草 地已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精疲力竭，睡下就不想起来，因此昨天一直睡到中午11点才起来，12点才从巴西往求吉走。公路上都是冰和雪，风很大、很冷，一路上都没见到汽车，但遇到了好几个陕、甘、宁过来的长征队，大家都一一握手问好，互相鼓励。路边有很高很陡的土崖，人到不了的悬崖中间，歇着无数的野鸽子。天空中也飞满了野鸽子，当它们飞累了的时候，就歇到山崖上去休息。从若尔盖来的公路只修到求吉，因为求吉还是四川省，过了求吉到达拉，就是甘肃省了。可能是好多天来一直都只是吃干粮的缘故吧，在 求吉吃到苞谷饭和萝卜汤，大家就感到美味极了。从毛儿盖就一直带在身上的食品，其它的都消灭光了，只有一样还没怎么动，那就是酥油，因为大家都吃不来。在求吉我们试着把它搅在青稞面里吃，可一放进嘴里就想吐，再把它夹到饼中间，放到火上烤得饼滋滋直冒油，也还是吃不下去，只好将它全部送人。离开求吉就只有走小路了，小路沿着达拉河顺流而下，路很窄，只能容许一人通过。因昨夜通宵下大雪，今天上午9点才出发，大雪覆盖的小路又很难走，直到晚饭时才到达拉。从去年11月15日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到现在，我们已经在巴山蜀水间艰苦跋涉了将近两个月，今天我们终于走出四川，进入甘肃了。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岷山腊子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离开达拉后，继续走小路沿达拉河顺流而下，直到达拉河汇入白龙江处，才走上迭部到舟曲、武都的公路。从这里开始，就是沿白龙江顺流而下了。到达尼傲时间还早，我们本来是计划到麻牙住的，但听说麻牙的麻风病人很多，所以就在尼傲住下了，其实尼傲也有不少麻风病人。这一带属甘肃藏族自治州，是个非常贫困的地方，吃黑乎乎的窝窝头，冷冰冰的，啃也啃不动。食盐又苦又涩，但还很金贵，你要一次才给你黄豆大的一粒。副食店里，连饼干都没有卖的。从尼傲到花园，要经过麻牙寺，麻牙寺是当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寺庙很大，能容纳好几千人，但现在空无一人，参与西藏叛乱的匪首被逮捕法办了，喇麻们被赶出寺庙干劳动去了。我们进去参观时，寺庙里只有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自从走出草地以后，我们每天的行程都只在60里左右，少了拼命赶路的想法和欲望。离开学校已经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来，我们仅仅在马尔康洗过一次澡。特别是过了西昌以后，整天在冰天雪地里行走，全身上下天天出汗，天天棉包棉裹，身上又脏又臭，只要用手轻轻一搓，污垢就会大把大把地掉下来。更让人恼火的是身上经常长满了虱子，内衣内裤的线缝上，白生生的虱子蛋一串一串的。我们到花园时，天气很好，出着大太阳，我们决定休整一天，换洗一下内衣内裤。当把内衣内裤放到盆里，用开水烫洗过后，发现每人的盆底上都有一捧烫得胀鼓鼓的虱子，大家都学着阿q与王胡，比谁的虱子多、谁的虱子大。我们都深切地体会到了“虱子多了不觉痒”那句话的道理，因为大家都适应和习惯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 花园到腊子乡60里，腊子乡到腊子口15里，腊子口到腊子公社20里，从花园出发过腊子口到腊子公社的行程是95里。开始时仍是沿白龙江顺流而下，到了腊子河与白龙江的汇合处，便离开公路，从小路沿腊子河逆流而上。中午到腊子乡吃饭，吃到了白菜豆腐汤，真是难得奢侈一顿。这里是岷山山脉的一部分，山高林密，坡陡谷深，上山都只能顺着山谷走，沿着羊肠小道攀蹬而上。从腊子河与白龙江汇合处到腊子乡的一段，走的人多些，坡不那么陡，路也不那么窄，还好走一点。过了腊子乡以后，走的人很少，坡越来越陡，路越来越小，有的地方只能四脚四手的往上爬。腊子口，远处看是两堵高耸的悬崖绝壁间闪开的一条缝，缝底流出一条河；近处看是悬崖绝壁的底部开着的一道门，宽六七米，门槛正好是座桥，过桥就到了河的对岸。门背后、河对岸的山坡上，敌人修筑了用石头堆砌而成的碉堡，枪眼正对着桥，是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当年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这里后，先是组织部队强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从桥上桥下一起发起冲锋。但由于地形对红军极为不利，几次冲锋都没有奏效，反而造成人员伤亡。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曾亲自站到离腊子口十几米远的地方察看地形、指挥战斗。几次冲锋之后，红军终于发现，敌人的碉堡上面是敞开的，没有顶。于是选了三个最善于攀爬的战士，从右边的悬崖爬上去，爬到敌人碉堡后面的山崖上，从上面往敌人碉堡里扔手榴弹，同时下面再从桥上桥下发起冲锋，这样，天险腊子口就被红军轻而易举地攻破了。红军乘胜追击，沿着这条山沟一口气追出几十里，各个关口的守敌闻风而逃。从腊子乡到腊子公社30多里长的山沟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木，小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枯枝落叶，除了每走一段就能看到一处残存的三十年前敌人修筑的碉堡之外，见不着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走出密林便是腊子公社，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我们的晚餐是一个馍、一杯开水。在腊子公社，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睡炕，炕的我们浑身大汗，无法入睡。从腊子公社翻过高高的岷山顶，下山后再走30里就是岷县。当我们爬上岷山顶，远望整个银装素裹的岷山山脉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放声朗诵起毛主席的长征诗词：“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过了岷山腊子口，我们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金沙江、大渡河、彝族区、藏族区、雪山草地、腊子口，红军长征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都亲身体验了。这次长征最为艰苦的路程，我们也走过来了。我们学会了爬山走路，从每天走七八十里到每天走一百二十里；我们学会了战胜严寒，经受了在零下二三十度的环境中生活的考验；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饿着肚子爬山走路，爬冰卧雪，吃雪拌炒面；我们学会了勇往直前，让五六座雪山低头，叫三百里草地让路；我们学会了团结友爱，在艰难困苦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总之，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一下子长大成熟了许多。我们相信，有了走完这段路的经历，今后什么样的路我们都能走。 当我们走近岷县时，天空是昏暗的，只见整个县城都被烟雾笼罩着。碧绿的洮河水从西边的山脚下流过来，到了城边，又转身向西北方向流了回去。天上的太阳黄黄的，没有暖和的感觉。四野里见不到一片绿叶，田地间的小路上，脚踩下去，黄灰没过脚面，前面一人走过扬起的灰尘，足以遮住后面一人行进的视线。岷县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已经住了一千多人，接待工作极度困难，我们都被安排住到居民家里。今年岷县自然灾害严重，到处闹饥荒，一到吃饭的时候，接待站里便挤满了要饭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穿着破烂，蓬头垢面，大多是从农村跑出来的灾民。接待站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五毛，正餐每顿三个小馒头一碗汤。每当我们从食堂打了饭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四五个人围上来伸着手向你讨要，我们每次都是从三个馒头中拿出一个来，给他们每人掰上一小块，其余两个归自己。走遍整个县城，只有一处卖肉的地方，我们每人都买了二两猪肉，回到住处用漱口缸煮熟了解馋。 当接待站的同志知道我们还将往延安走的时候，他们亲自来到了我们住处对我们说，从这里到延安，一路上的接待工作都已十分地困难，特别是延安，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受冻，因此希望我们顾全大局，从此返回原单位，就地搞革命，并说这是上级的指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就从这里返校。吃过晚饭，接待站的同志就给我们送来了汽车票，让我们明天从这里坐汽车到陇西上火车。 长征后记 红军长征胜利后三十年，我们满怀激情地重走了一段红军长征路。现在，虽然时间又过了四十年，我们都已是花甲老人，但那一段历史、那一段生活，却仍历历在目。根据那本已经尘封了四十年的《行军日记》，将那一段故事整理出来，给人们当然主要是故事中的当事人，提供一份茶余饭后的谈资。 按照当时“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的“最高指示”，1968年11月，我们7名长征队员从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毕业后，都被分配到了三线建设第一线。李培富分配到云南机器二厂，杨富恩、杨光华分配到 云南机器三厂，我和蔡石金、姜长生、朱天厚分配到云南机器五厂。大家都从助理技术员做到了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为三线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七名长征队员，除朱天厚已因病去世外，其余六人至今仍然健在。 回首往事，在我六十多年生涯中，最有意义的四十年是从红军长征的路上开头起步和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下走过来的，长征是我人生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段行程。 7 建厂记（上） 由于文革运动的影响，我们67届的中专毕业生一直到了68年11月才进行分配。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其主要精力还是谋划和领导“划线站队”，将文革运动进行到底！那时主管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的，仍是原军管会劳动人事组的军代表，分配原则是“三个面向”，即面向地州县，面向基层，面向厂矿企业，每个班只有一个照顾留在昆明分配的名额。时逢国家正在实施“三线”建设方针，按照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的指示，云南正在建设几十个地方军工企业，需要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于是我们班一半以上的人都被省国防工办要走，分配到其所属企业。我们一三工校有二十多个同学被分配到云南机器五厂，其中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有11人。 云南机器五厂，在云南所有地方军工企业中，是建成最晚的一个厂，因为选址不当，白白耽误了两三年时间。早在1965年，就有17个军队转业干部，在党委书记董荣茂、厂长薛得胜的率领下，揹着背包行李，扛着5条步枪，走进了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乌蒙山区，在一条十多公里长的山沟里，集体住在一个岩洞中，开始筹建这个厂。当时选择这里建厂的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大山洞，把工厂的全部生产线都放到这个大洞里，可以保证工厂战时不会遭到敌机的轰炸破坏。然而这里的交通条件、生产生活条件都很差，从这里到最近的县城有七八十公里路，吃粮要到9公里外去背，吃菜要到县城去拉，有些从老厂调来的职工家属，长期住在县城里不愿进厂。当地老百姓很少，生活非常艰苦，吃的是包谷和火烧洋芋。加上时值文革动乱时期，外面武斗不断，炮火连天，交通中断，筹建进展十分缓慢。两年多时间，只是从全国各地调来技术干部一二十人，修了十多公里公路，盖了十多排干打垒房子，从沾益招进了27个学工。全厂七八十号人，大多闲着没事干，大家编了句顺口溜，叫做是“吃了饭，没事干，上山打猎，下河钓鱼，窜村买鸡蛋。”更为严重的是，经过仔细勘测计算，规定的建厂总投资，还不够用来清除洞里那一堆大山一样的乱石和对大洞进行安全加固处理。于是工厂向上级报告，要求重新选址建厂，后经中央批准，重新选定在离昆明150公里的曲靖建厂。我们1968年11月底到厂报到的时候，工厂正从老厂址往新厂址搬迁。新厂址选在一条“y”字型的山沟里，整条山沟荆棘丛生。将来工厂的生活区就布置在山沟出口处，从山沟出口处往里走一公里半，是后面两条山沟交汇的地方，将来的厂房就分别布置在交汇之前的两条山沟里。山沟出口处左边的山叫观音山，半山腰上有一座两个院落的观音庙，解放后已改为在省里挂了号的配种站，养着从苏联进口的大洋马。我们到厂报到，就是从县城坐马车走10公里，下车后再走一公里半田间小路，爬上观音山，到观音庙里登记报到的。当时厂里还没一间房子，唯一有的是一小间看守木料场的油毛毡棚。带家属的职工，借住在附近八家山、薛家山、观音山等农村的农民家里，单身职工则集中借住在观音庙的配种站里。我们报到的时候，庙里的空房都住满人了，经过商量，配种站临时将马牵走，腾出两间一套的一个大马厩给我们住。马牵走后，厩里还有厚厚的一层马粪，有的已经旧了干了，但有的还是新的湿的，奇臭无比。我们连好好打扫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能草草打扫一下，撒上些石灰就住进去了。1间住4人，两间住8人，我和我们班的蔡石金、朱天厚、姜长生4人正好住在一间，我们都是红卫兵长征时的老战友，住在臭烘烘的马厩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草地里住牛棚的那一夜，那时只住一夜，现在不知要住几月？好在有那一夜垫底，现在要我们住多久都不在话下。厂里没有食堂，一日两餐，带家属的各家自己做吃，单身职工由一个临时的家属工给做饭吃。她每天上午八点到观音庙来，煮好一锅饭，炒好一锅菜，把饭打给我们，菜就叫我们大家“凭良心”吃。大约上午十点钟吃完饭出工，下午五点钟收工回来吃晚饭。 那时厂里的当务之急是“四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和平整场地，还有就是拓土坯，盖房子。我们二十几个同学，被分成几个组，分别参加修路、建房和架电线的工作。我们干的第一项工作是修通从工厂生活区到现有公路干道1。5公里的进厂公路和从生活区到厂区两公里多的厂区公路。我们不怕风吹日晒，不怕荆棘扎身，成天摸爬滚打在工地上。从勘测设计、组织施工到进厂公路建成通车，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厂区公路的建成通车，也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干的第二项工作是架设1条5公里长的10千伏输电线路。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冒着滇东北的霜雪冷雨寒风，认真做好施工组织，挖洞、立杆、放线，不到三个月就架好了输电线路，使整个厂区亮起了电灯。我们干的第三项工作是拓土坯盖房子。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拓土坯、运土坯，仅用三四个月就盖起了四五栋土坯房，使全厂多数干部职工有了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我们八个同学，也才得以在被马屎马尿的臭气熏陶了将近半年之后，搬出了马厩。与此同时，电话通了，自来水通了，职工食堂也办起来了，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有了较大改善。 在实现“四通”的基础上，云南机器五厂拉开了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的序幕。根据当时东北边境已经开战的形势和时间要求，工厂被迫采用了边设计、边施工、边进行生产技术准备的办法，目的是要抢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发动战争之前使工厂建成投产，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69年底70年初，省勘察设计院的勘查设计队伍、场地开挖的民兵野战队伍、省建筑公司的建筑施工队伍，都陆续进场了。有千把人的各种队伍开进来，两公里多长的寂静山沟，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筑施工场景。我们这批同学，一部分被定为高精尖设备的操作使用者，和厂里的学工一起，被送到重庆、石家庄等地去培训。一部分被分去搞基建设备和供销采购。只有我和朱天厚两人，被安排到技术科做生产技术准备工作。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庞大而复杂，首先是要根据五机部第五设计院的一个典型设计和上级部门提出的设计大纲，结合当地实际，完成本厂的初步扩大设计，并根据工厂初步扩大设计，做出车间工艺平面布置方案，为设计院进行厂房设计及设备管理部门进行设备订购提供依据。其次是要根据产品图纸，编制出产品零部件工艺路线及材料消耗定额明细，为编制产品零部件加工制造工艺及供应部门进行原材料采购供应提供依据。最后是要根据产品零部件加工制造工艺及设备，设计出生产加工中所需要的刀具、夹具、量具、辅具、模具等工艺装置，为工具部门进行工具生产和采购供应提供依据。搞初扩设计和车间工艺平面布置的时候，我们都还住在马厩里，当时厂里还没通电，大家是点着汽灯和煤油灯，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干才完成的。编制产品零部件生产加工工艺和设计工装，是生产技术准备中最繁重的一项工作。按照初扩设计，机五厂担负着wa101、wa108、 wh505（后改为wh506）三种军工产品的生产任务，三个产品共有几百个零部件，涉及机加、铸造、锻造、冲压、焊接、热处理、表面处理、装配等多种工艺。有的零部件，工序长达二三十道，所需工装上百套。这样我们就得编制工艺上千个，设计工装几千套。好在我们的三个产品都属转厂生产，许多工艺工装的设计，都有老厂的资料可作参考，只要结合本厂实际，进行修改设计即可，真正需要自己重新设计的不到一半。问题是几千套工装，在产品试制开始前不但要设计出来，还要制造 出来，设计得给制造留出足够的时间，这样设计的时间就非常的紧，设计的任务就非常的重。好在这时，厂里从省内外老厂、对口厂调入了一些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从大专院校分来了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多数都被分到技术科来参加做技术准备工作。技术科的人数一下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差不多各占一半。我们采取分组包干负责，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三结合讨论制定方案，技术人员制图画图的办法，展开工艺工装的编制、设计工作。开始的时候，领导还担心我们两个中专生到底能不能干得下来。干了一段后，他们才发现我们对工艺的编制和工装设计是那么熟练，我们提出的方案，老工人都赞赏和肯定，我们制图画图，手脚是那么的快，粗实线细实线，虚线点划线，单箭头双箭头，长仿宋工程字，图面是那么的标准，质量是那么的好。他们都非常奇怪，问我们为什么刚从学校出来就有这样的本事，我们说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在学校里不但学过，而且亲自干过。我们不但能把它们设计出来，我们还能亲自把它们加工制造出来。从此，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们云南一工校的学生，真的是刮目相看。以致后来，厂里把我们一工校的好多同学都调到了技术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力量。在从事工艺工装设计的那两三年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加班加点地干活，每天晚上都要干到11点钟左右。刀具量具设计，主要是尺寸公差的计算确定，简单的一天能完成几套。夹具辅具模具的设计，简单的三五天一套，大型复杂的，十天半月甚至个把月才能完成一套。同时领导还把审核刀量具工厂标准的任务也交给了我，由工厂标准化室编制校对，经我审核，科长审定，总工程师批准下发执行的工厂标准刀量具图纸，一共有厚厚三大本，少说也有两三百套。在整个生产技术准备的工装设计过程中，经我亲手设计、审核的工装大约四五百套，图纸三四千张。这是我一生中对国家的第一份贡献，我后来还经常为这一小小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和感到满足。 1971年，厂房建设基本完工，开始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我们厂订购的机器设备，大部分都是国内生产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有一台从波兰进口的莫斯科磨床厂生产的花键磨床，安装的时候工人看不懂俄语说明书，无法进行安装调试。负责安装的同志听说我懂点俄语，就拿着说明书来找我，要我帮着翻译翻译。虽然心里没什么底，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股劲，我还是把它接了下来。经过几昼夜翻书查字典，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了。拿到车间，工人们一看，便惊叫起来：“哦——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个东西啊？”经询问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请子弟学校过去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的一位老师来帮他们看过了，只是那个老师把上面的百分表、千分表都说成了指示器，把准直仪说成了光学自动平行光管，因为叫法不同，他们才搞不清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来测试。在安装日本靠模铣床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英文说明书是请省某个涉外部门翻译的，安装的时候，工人们对上面的“看门狗”、“公羊生殖器”之类的翻译，根本就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其实懂专业的人一看便知道，不就是限位开关和冲击器吗？看门狗、公羊生殖器和限位开关、冲击器，其作用目的有近似之处，但名称是不能混淆的，混淆了就会闹出天大笑话来。真是隔行如隔山，这件事让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一生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1972年，工厂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已基本结束，工艺技术资料准备已基本就绪，必备工装制造已经完成，人员培训已经合格，进行产品试制鉴定的条件成熟了。全厂干部职工摩拳擦掌，早就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首先试制鉴定的是wa101产品，厂党委研究决定，要将产品试制鉴定作为一个战役来打，全厂动员，全体上阵，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厂领导下达了产品试制任务，各生产车间科室、生活后勤服务部门和职工医院、子弟学校、托儿所、駐厂军检组，纷纷上台表态发言，保证按时完成各自的任务，以产品试制鉴定的优异成绩，向国庆二十三周年献礼。全厂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都夜以继日的战斗在试制鉴定的第一线，工人三班倒，车间领导和技术人员吃住在车间。职工食堂送饭菜到车间，托儿所24小时昼夜开门，小卖部送货进厂区，职工医院的医生到车间送医送药，子弟学校的学生到车间送茶送水，表演节目，为大家加油鼓劲。整个山沟灯火辉煌，机器轰鸣，完全成了热火朝天的战场。经过一个多月奋战，样品制造出来了，由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设计部门、军方代表、第一底图厂代表和本厂产品技术、质量检验等有关部门组成鉴定组，经过严格考核考察、实验测试，宣布我厂试制产品完全符合图纸技术要求，一次试制成功，给予鉴定通过，并可转入批量试产，工艺鉴定。紧接着，厂里又组织展开了工艺鉴定工作。工艺鉴定，主要是考核鉴定工艺技术资料是否完整，工装是否完善，工艺工装能否满足按照设计批量进行生产的要求。主要的工作是根据产品试制鉴定的情况，修改、补充、完善工艺技术资料，补充设计、制造和修改、完善工艺装置，大量工作得由技术部门和工具部门来完成。于是我们又加班加点地干了几个月，补充完善了大量工艺工装，经过批量生产考核，顺利通过了工艺鉴定。至此，云南机器五厂已宣告建成投产，wa101产品已具备设计生产能力。国庆节，我被选派为献礼团成员，到省里参加国庆献礼活动。国庆游行时，当我们看着自己亲手制造的武器，被人们扛着从检阅台前走过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自豪和甜蜜。接着我们又以同样的办法，完成了wa108产品的试制鉴定任务。wh506产品，因情况变化，始终未能进行试制鉴定。我们的工厂，年年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经常被评为省里和部里的先进企业。我们的产品，经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场考验，性能和质量都是过硬的。出口国外，曾赢得较好声誉。 云南机器五厂，可能是因为书记厂长都来自部队的缘故，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搞会战，打人民战争。在云机五厂，可以说是年年会战不断，战役一个接着一个，胜利也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最大的会战，恐怕就数1975年的十九公里输电线路大会战了。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到1975年，厂里原来架设的10千伏供电线路已远远满足不了全厂生产生活用电的需要，必须重新架设一条从云南省滇东电力局小冲沟变电站到厂里的35千伏输电线路。线路全长19。7公里，需要穿过一座小型水库，跨越成昆铁路，翻越曲靖西边最高的山峰——寥廓山。完全靠自己动手架设这样一条线路，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厂领导班子决心非常大，全厂职工也热烈响应，会战终于排除各种干扰打响了。大会战期间，全厂男女老少，几千人一齐上阵，共青团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武装部组织了民兵突击队，专干最苦最累的活。就连子弟学校的中小学生，也都停课上山了。有的修路，有的打眼挖洞，有的扛电杆，有的拉线放线，有的送水送饭，有的宣传鼓劲，大会战在19。7公里长的战线上一字摆开。我们机关科室，开始的任务是挖路，把汽车便道修到寥廓山上的每棵杆位前，以便用汽车把电杆拉到杆位上。即使修不到杆位上，也要尽量修到离杆位最近的地方，缩短靠人拉肩扛的距离。寥廓山上的公路只通到寥廓公园，我们先是把公路从寥廓公园修到寥廓山顶，接着从山顶分别修到每个杆位。修便道不用测量，只要挖了凭眼睛看着汽车能过去就行。我们有半个多月时间，天天从早到晚都战斗在寥廓山上。时值冬季，山上风又大，冷得人直打哆嗦，可我们却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接着是用人拉肩扛的办法，四五十人 一根杆，将汽车拉不到位的杆子扛到位。杆立起来之后，我们的任务就变成了拉线、放线，拉线放线最伤手，每人每天要磨烂一双帆布手套。有一天，办公室一个胖女孩在山上踩到了老百姓炸狐狸的小炸弹，一下被炸倒在地并昏了过去，大家赶紧将她揹下山让医生抢救，可没走多远她就醒过来了，除了一只脚不能落地，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原来是被吓昏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奋战，19。7公里的35千伏输电线路终于进到了厂里，为工厂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以后，国家对地方军工实行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调整方针，逐步减少军品生产，开发民品生产，最终实现军工生产转民品生产。为了转产民用产品，所有地方军工企业，大家一齐“找米下锅”，找到什么干什么，饥不择食，盲目上马，损失浪费不少。仅我们厂就干过馒头机、饺子机、和面机、喷浆机、喷雾器、节能灶具、儿童三轮车、躺椅、折叠椅、空中高压电缆带电作业小车、手扶拖拉机、130汽车等十多种民用产品，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只有130汽车基本开发转产成功，维持生产了十余年，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 在军品生产转民品生产的五年过渡时期，军品生产任务一年比一年少，全厂职工基本上是靠民品生产吃饭。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养活全厂两三千人的产品是根本不行的，于是厂里不得不考虑上 130汽车。1980年底，厂里弄来了一辆旧的北京130汽车，将其大卸八块，让各车间竞相认领制造。各车间把汽车零部件认领回去后，就组织工人、技术人员研究攻关，有条件自己制造的就自己制造；条件暂不具备，自己制造有困难的，就努力想办法，尽快创造条件自己制造；自己实在制造不了的就买。连造带买，仅用了半年时间，第一辆样车就造出来了。汽车制造与军品生产，工艺相差甚远，军品生产以机加为主，主要工装是夹具刀量具；汽车制造则以冲压焊接为主，主要工装是模具。军品生产，我们使用的最大压机是400t水压机，而汽车生产，两根纵梁压制，至少得800t水压机。在工艺技术和设备条件都很不具备的情况下，厂里一方面是集中技术力量搞模具设计，另一方面是设法补充增加一些必不可少的冲压设备。没有800t水压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动脑筋想办法，把纵梁整根压制成型改为分两段压制成型，这样在400t水压机上就可以干了。经过一年的人民战争，1982年底，工厂已能小批量生产“蓝箭”牌130汽车，云南机器五厂也就改成了云南蓝箭汽车制造厂。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打开销路，扩大产量，厂里抽调得力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专门成立了产品设计研究室，根据市场需要，对130汽车进行改进设计。在标准车的基础上，先后改进设计出了双排座车、长轴距车、箱式车、冷藏车、可倾式驾驶室车等十多种不同型号、规格的“蓝箭” 130汽车。市场销路打开了，产量也就很快上去了。经过不断改扩建，汽车年产量从几千辆增加到了上万辆。1987年，到曲靖市郊征地40公顷，将工厂扩建成了年生产能力10万辆的汽车制造厂。 从1968年进厂到1990年离开工厂，我在云南机器五厂一共工作学习和生活了22年，这22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不但在业务技术和工作方面有较大的成长进步，而且在学习和思想方面也有较大的成长进步。更有人生意义的是，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我不但立了业，而且成了家，建立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了可爱的儿子。 建厂初期，人手不够，我们都没有严格的分工，常常是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办好职工食堂，让职工能吃上米线，领导要我设计一套加工米线的机器，我带了个学工到宜良米线厂看了看，回来后就马上设计了米线压榨机和和面机。基建科堆积如山的原木，需要解成各种方木和木板，领导要我们设计1台带锯机和1台圆盘锯，我和同学朱天厚两人便合作设计出了带锯机和圆盘锯。下料车间说要1台钢丝校直机，也照样由我为他们设计。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我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不少辅助生产生活设备，我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因为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人，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极大信任，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里第一次任命技术职务，其他同学都是助理技术员，只有我和那些大学毕业生一起，被任命为技术员。1971年召开厂首届团代会，我被选为厂团委委员、团委副书记。1972年，总工程师胡明清和技术科长刘文蔚介绍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1973年担任技术、基建党支部副书记，1974年担任技术科党支部书记，是当时全厂最年轻的支部书记。由于我本人就是技术人员，可以讲政治也可以讲技术，在技术部门还是有号召力的，技术工作，一般都能走在全厂工作的前面，技术科几乎年年都是先进科室。 1977年底，我被调到三车间担任分管生产、技术的副主任。三车间是个百十人的小件加工车间，零件多、批量大、工序长，每月都不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是有名的拖别人后腿的老大难车间。其他车间意见很大，厂领导也十分头疼。上任两个月后，我发现三车间月月完不成生产任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任务太重，而是定额太松，人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超定额拿奖金。工人们每天上班时，喝水休息的时间，上厕所聚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差不多占了上班时间的1/4，也就是说只需用3/4时间干活就能超额完成工时定额。原因找到后，我就组织车间定额员、技术员和工人，用实测的办法对每个零件、每道工序的时间定额进行了修订，平均压缩了20%定额工时。这样一来，工人们为了完成定额拿工资、超过定额拿奖金，抓紧时间干活，车间的生产任务也就能顺利完成了。 1979年初，我被调到一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车间原来是专门成立起来与其他厂配套干手扶拖拉机零部件的民品生产车间，后来手扶拖拉机下马了，就从三车间调了一部分零件过来干。一车间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都是从全厂各车间抽调来的，思想技术素质相对较差，有一部分人身上还背着行政处分的包袱，是厂里最被人瞧不起的车间。我到一车间后，首先是以表扬鼓励为主，做了大量思想发动工作，帮助一部分同志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使车间里涌现出了好几个后进变先进的工人。他们中，有的人不但成了车间生产的骨干和厂里的先进生产者，而且还经常上省电台广播，成了省国防工办系统的先进生产者。二是开展工人技术培训，每个礼拜培训半天，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由车间技术员和我给大家讲课，边讲边操作演示，使全车间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三是展开劳动竞赛、技术比武，表彰奖励优胜个人。不到半年，车间里便出现了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新气象。当然也有个别懒惰的工人，上班吹牛聊天，不抓紧干活，却一天到晚在嚷定额工时紧，完不成任务，拿不到工资奖金。对这样的人，我不愿跟他多讲什么，我拿出了在一工校学到的看家本领，走到他机床前对他说： “你让开，我来干！”我站上去一干就是半天，下班时我把干好的一排排零件当面点给他，并对他说：“你看，我半天完成了5个定额工时，你就照我这样干，拿工资奖金都没问题。”他当然没什么话可说，后来他每天不但能完成8个工时，而且还达到了10个工时、12个工时。1天能干1天半的活，1年能完成1年半的任务，全车间数他拿的奖金最多。下半年，为了确保全年任务的完成，厂里召开了“全厂总动员，苦战6个月，按时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誓师大会，各车间科室纷纷上台表态发言。四车 间党支部书记上台表态说：“苦战5个月，提前1个月完成车间全年任务，说到做到，不放空炮！”我和车间主任交换了一下意见，上台表态说：“苦战4个月，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车间全年任务，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将誓师大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会后，我们也召开了车间动员誓师大会，请各个班组发言表态。经过精心组织，加班加点，连续奋战，到9月底，离我们的奋斗目标已经不远了。国庆节，车间决定给每人放假3天，让干部职工进行一次很好的休整，以利最后突击冲刺。按照生产工序先后，我们安排车工9月29日开始放假，10月2日上班干活；铣工9月30日开始放假，10月3日上班干活；钳工10 月1日开始放假，10月4日上班干活。上下工序，连环紧扣，相互之间，毫不影响。然而，9月29日夜里，有人看到我们的车床都已擦拭干净，盖上了报纸，就马上跑去报告党委书记说，一车间已经放假了。夜里12点，我刚从车间回家脱衣躺下，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便敲门把我叫了起来，向我传达党委的两条指示：1一车间擅自提前放假是错误的，已经走了的职工由车间负责追回。2责成车间党支部30日上午集体向党委作汇报。我当即把情况向这位副厂长申述了一遍。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就带着全体支部委员到党委汇报，可是走进会议室，只见杨真吾副书记一个人坐在里面，其他人都已经走了。我说：“杨副书记我们集体汇报来了。”杨副书记让我们坐下并对我们说：“刚才党委的同志一起商量了一下，有3条意见让我向你们传达：1你们的想法和安排是对的，但不向厂里报告是错误的，今后应加强组织纪律性。2昨晚向你们传达的两条指示，是领导同志不了解情况下提出的个人意见，不是党委的决定。3你们可以继续按你们的想法和安排执行。看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们虚心接受上级批评，并保证按誓师大会上的承诺，提前两个月完成车间全年生产任务！”说完我们就起身回车间。到10月底，我们果然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全厂第一家敲锣打鼓向厂里报喜。这回全厂职工对一车间都刮目相看了，都认为一车间肯定是本年度的先进车间了。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正当我们在车间里展开热火朝天的技术培训，紧张地进行生产技术准备，打算迎接1980年开门红的时候，我却接到了调回三车间任党支部书记的调令。到年底，一车间当然也没有被评上先进车间。 回到三车间干了不到一年，1980年底，我又被调回技术科任党支部书记，领导说的理由是技术科须得有一位技术人员来当支部书记。理由如此充分，如此冠冕堂皇，我当然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了。 8 建厂记（下） 与三年前我离开时相比，技术科最大的变化就是其主要任务已由军品为主、民品为辅转变成了民品为主、军品为辅。为了研究和设计开发民品，厂里专门抽调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成立了产品设计研究室，设计研究室与技术科平级，在党群组织关系上归技术科党支部领导，业务上和技术科一起由总工程师领导。设计研究室根据市场和用户需要，对我厂生产的“蓝箭”130汽车进行了一系列改进，设计出了十多种不同型号规格的汽车，使我厂顺利完成了从军品生产向民品生产转变的艰巨任务。在技术部门工作，虽然我干的是专职支部书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技术工作。我甚至完全服从领导安排，在厂办中专班兼任了《机械零件设计》的讲课老师。因此，1983年仍被评聘为助理工程师。 1985年，经工厂和省国防科工办推荐，我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科班学习。1987年毕业回厂，被评聘为经济师，担任厂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在厂长李庆芳和总工程师张学之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和办公室六七个同志花大力气抓了企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的制定实施和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标准体系建设，同时也抓了以计算机辅助企业管理为重点的企业现代化管理推广工作。首先，我们提出了我厂标准体系的结构类型和层次意见（后来发表在云南省标准计量局、云南计量测试学会、云南省标准化协会主办的《云南标准计量与质量》杂志1990年第4期上），然后发动和组织全厂所有单位、部门分别拟订提出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标准及每个干部职工的岗位工作标准，经企业管理办公室修改审定后，由厂长批准发布实施。这项工作在厂里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作，须制定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几千个。遗憾的是直到1990年 12月我离开工厂的时候，也没能把它做完。推行现代化管理，主要是使用计算进行财务管理。我们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到开远铁路局、昆明南天计算机生产厂进行了认真地考察学习，并结合我厂实际，编制了我厂财务管理系统软件，同时对全厂会计、统计和办事员进行了计算机操作使用培训。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广了使用计算机对企业的成本核算、财务收支、统计报表进行管理，大大减少了财务统计人的工作量和工作差错，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受财务统计人员的欢迎。 在我担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期间，企业改革最时髦的做法，就是由某些政府主管部门出面搞“拉郎配”，把一部分企业召集在一起，成立企业集团。这样做，对某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是有好处的，但是给国家和企业带来的却是损失和危害。当时我们厂已经和省内外几十家企业搞过六次大联合，成立过“蓝箭汽车总厂”、“蓝箭汽车集团公司”之类的横向联合组织，结果都失败了，工厂损失数百万元。就是这样，上级部门和工厂领导却仍一意孤行，硬是到昆明租房成立了“云南省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并跑到成都去参加了“西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我经过研究思考，写了《对云南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反思》一文，发表在云南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11期上，对这种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也许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成了“捅马蜂窝”和犯上作乱的人。然而实践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西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垮了，云南轻型汽车集团公司垮了，蓝箭汽车总厂也散伙了。 整个建厂期间，我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到厂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马厩里度过的。年三十晚，带家属的职工都回自己的小家了，一起来的同学也走得只剩下我和赵福康、杨文贵我们三人了。厂长薛得胜、副厂长曹福生带着我们留下来的七八个单身职工，在油毛毡盖的简易厨房里，自己动手包了一顿饺子。我和赵福康、杨文贵，还有卫生所的医生甘祖旺4人，从初一到初三都没有走出马厩，因为外面下大雪，天气很冷。我们从食堂里把定量供应的肉食退了出来，又从附近镇子的集市上买来3只大阉鸡和一些蔬菜，在马厩里生起了昼夜不熄的焦炭火，杀鸡炖肉，喝酒玩牌，通宵达旦。可惜这样的日子，每年只有三天，其余时间吃的大多是开水煮白菜。那时，粮食肉食副食什么都是定量的，每人每月半公斤肉，最多吃两顿。带家属的职工，必须自己到两公里远的镇食品组去买。食品组每周只卖一次肉，天一亮就得去排队，大家看着食品组的王麻子他们慢慢起来，洗脸、烧水、杀猪，猪杀好后，他们还要将最好的肉先割上一块去炒了喝酒，酒足饭饱才来砍肉。到正式卖肉的时候，一般都快中午十二点了。那年头买肉，人人都挑肥拣瘦，都希望能够买到点肥肉当油吃。因此砍到瘦肉的时候，人们一个个都跑开了，砍到肥肉的时候，大家又一窝蜂地挤了上去。排在前面的一两点钟可以买到，排在后面的要到四五点钟才能买上，有时肉卖光了还买不上，白排队一场。由于缺乏油水，粮食定量又低，除了锻造打铁的少数工人之外，大多数人的粮食都不够吃，大家不得不到附近生产队农民收过的庄稼地里去刨土豆和捡蚕豆来吃。 后来人们发现了新的食物来源，那就是曲靖坝子里的鱼虾和泥鳅、黄鳝，周围山上的斑鸠、野兔和村子里的麻雀。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山珍海味。 曲靖坝子是云南众多的坝子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较大的坝子之一，有珠江的上游南盘江从坝子中间流过，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称得上是滇东北的明珠，云南的鱼米之乡。南盘江两岸，有平展展的稻田和纵横交错的排灌沟渠，还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池塘，小的几亩，大的几百亩，池塘的水从未干过。池塘里生长有大量鱼虾，绝大多数是鲫鱼，也有少量鲤鱼和草鱼。沟渠里，除了有小鱼小虾之外，边上还有密密麻麻的黄鳝洞，每个洞里都有黄鳝。当地农民很不吃这些东西，因此有的鲤鱼草鱼长到了七八公斤，有的鲫鱼长到了七八公两，黄鳝也有长到两尺多长的，像长蛇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于是乎，拿鱼捞虾钓黄鳝，便成了厂里职工们用以谋生的第二职业，每个礼拜天都会有几百人到坝子中去从事第二职业的工作。 捞虾的活最简单，只要用尼龙丝织个捞兜，到池塘边或沟渠里水草密集的方去捞就会有收获。稻子黄的时候，农民要扒开田埂，让田里的水都流到沟渠池塘里去，放干田水割稻子。这时只要用捞兜和篾箩之类的东西，接住扒开的水口，就能接到许多谷花鱼和小虾。 钓黄鳝是最累人的活，要用0。8毫米左右粗细的钢丝，做成一尺来长的钓钩，穿上蚯蚓，或蹲或趴在田埂岸边去钓。一会站起来，一会蹲下去，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钓黄鳝还特别费劲，当黄鳝咬上了钩，你要将它从洞里往外拉时，它总是要死命往里缩，和你相持一段时间后，才会慢慢跟随你出洞。特别是又粗又长的黄鳝，有的可以和你相持五六分钟。黄鳝被拉出洞口15公分左右，你就必须马上将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形成钳子把它死死钳住，否则它一旦挣脱，你就别想再抓住它。刚开始时黄鳝很多，每天可以钓两三公斤。 钓鱼是技术含量极高的活，要想获得丰收，必须有高超的技术、系统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钓鱼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懂得以时间、空间、条件为转移，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把鱼从水里钓上来。比如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一天中的上午、中午、下午，鱼的活动进食情况都是不同的，必须随时调整下钩的地点、水线的深浅，把钩放到有鱼在的地方，才能钓着鱼。池塘里的鱼，江河里的鱼，沟渠里的鱼，它们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也是各不相同的，只有掌握了不同地点的鱼类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 ，采取对症下药的方法，才能让他们自觉自愿上钩。还有不同的鱼类、不同的季节，它们喜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喜欢荤，有时喜欢素，只有区别不同情况，投其所好，使用不同的鱼饵，才能叫它们高高兴兴上钩。江里的鱼流动性大，而且比较分散，好钓的时候非常好钓，不好钓的时候一条也钓不着，关键是把握时机。最好钓的时机，是下游的响水大坝下闸关水，江水向上游倒灌，通江的河沟涨水的时候。这时江里的鱼抢上水，成群结队往河沟里跑，到这些通江的河沟里钓鱼，十拿九稳的丰收。池塘里的鱼，相对比较集中，只要方法得当，一年四季都能钓上鱼来。我们一般是春秋钓塘湾草边沿，夏钓浅滩草窝，冬钓深水草下。在沟渠里，我们钓的是 “走马”鱼，即撒许多窝子，一个窝子一次只钓条把鱼，边走边钓，边钓边走，钓完一遍，再走一遍，周而复始。离厂最近的大池塘叫大烂塘，由四五个连通的塘子组成，约三百亩，可同时容纳几百人一起钓鱼。开头那几年，塘子里鱼很多，一人一天可以钓两三公斤。以后逐渐下降，七八年后，每天钓半公斤鱼都很困难。 曲靖坝子的四周都是山，近山低山是灌木和草丛，远山高山是森林。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群斑鸠，少的几十只一群，多的几百只一群。每年田里的稻子收割完后，每天早晚它们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坝子里来捡食掉在田里的谷粒。草丛和灌木丛里，有许多野兔，它们白天在草丛和灌木丛里睡觉，晚上出来吃草或偷吃庄稼。坝子中间和边沿的山脚下，分布着一个个农家村子，小的几十户人家，大的上百户甚至几百户人家，村子里的麻雀成千上万。开始我们用原始的弹弓打鸟，只能打麻雀，而且效率很低，一天顶多能打三四十只。后来用气枪打，不但能打麻雀，还能打斑鸠，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天能打上百只麻雀。接着发展到用鸟枪打，效率成几倍、几十倍提高，不但能打麻雀斑鸠，还能打野兔。 打麻雀只能在冬天，最好是很冷的下雪天，麻雀饿极了，就会一大群一大群的飞到田里找食吃。它们密密麻麻地落在田埂上，就像是堆上去似的，把整条田埂都覆盖住了。只要用弹丸像碎米一样大的子弹，顺着田埂扫射，一枪准能打下百把只。 打斑鸠和打麻雀几乎是同一季节，每天上午七八点和下午四五点，山林里的斑鸠会像战场上一架架俯冲扫射的飞机一样，一群一群的从高山上的树林里冲到田里来找食吃。吃饱过后，它们会先飞到田边地头的树上歇一阵，然后在飞回途中作一次短暂停歇，最后飞回到山林里去。显然，打斑鸠的最好时机，就是在它们吃饱过后歇在田边地头的树上和飞回途中停歇的时候。这时候，常常是一棵树上几十只斑鸠密密麻麻地歇在一起，你只要隐蔽靠近歇满了斑鸠的树，朝着树上大致瞄准开枪，每开一枪都会有三五只斑鸠落下来。厂里打斑鸠的老手，是一个叫陈小飞的转业军人和他的妻子，夫妻俩一人一支枪，两人基本上都是百发百中。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个斑鸠飞回途中停歇的地方，是在离坝子边沿1公里左右的小山坡上，哪里有几家人家，人家背后孤零零的长着棵大麻栎树，10来米高，树叶都落光了，歇在上面的斑鸠，每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陈小飞夫妻二人很有办法，他们在大树上方的土坎上挖了个刚好够他们二人坐进去的洞，用草把洞口遮挡起来，他们二人则抱着子弹上膛的枪支坐在里面，等树上的斑鸠歇满了，他们就开一枪。二人轮流着，你一枪我一枪，到了太阳落山时，大麻栎树根上堆满了打死的斑鸠，捡拢来一数，共有97只，20多公斤，装了一大麻袋。拿回家里，自己吃不完，每家三只五只地分了不少给隔壁邻居。职工手里的猎枪越来越多，不到五年功夫，成群的斑鸠基本上见不着了，偶尔能见到三五只，也是远远的看见人就飞走了。 打兔子主要在晚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夜里兔子被手电光突然照着的时候，十几秒钟之内，它会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想不起逃跑。这样我们就像矿工那样，把手电固定在头上，手里握着开关，忽开忽关，满山照射。一旦照到兔子，举枪便打，弹无虚发。 在那个年代，人们基本上还没有什么自然环保意识，生活又是那样艰苦，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能抓到的都会抓来吃，更何况还都是些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我儿子就出生在那个时候，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国家一共就供应过两包奶粉，多半是靠吃野味长大的。那时候，只要不安排加班，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去钓鱼钓黄鳝，钓回来以后，用洗衣服的大盆养起来，钓一天吃一个礼拜。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用鲫鱼熬汤，用纱布滤去骨刺，再搅进米粉给他吃。稍微长大以后，便直接让他吃野味的汤和肉。因此，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儿子的生长发育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我的婚姻、家庭，是在云南机器五厂建立的。我的感情生活，是最单纯和最简单不过的了，我从小腼腆羞涩，和妻子恋爱结婚以前，没有和其他姑娘真正谈过恋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下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班里一个女同学从后面往我衣兜里塞了几个熟透的李子，回到宿舍后我就把它吃了，又甜又香。李子的味道我长久不忘，可姑娘为什么给我李子的问题，我却一直不知道去想。同学之间互相开男女配对的玩笑，我也会羞得面红耳赤，不好意思再和对方说话，甚至长时间不愿理睬人家。小学毕业的时候，听到母亲说要给我物色对象，我急得和母亲大吼大叫起来，弄得母亲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念初中的时候，班上已有同学在半公开的恋爱，可我因为是班长、共青团员，不敢越雷池半步。初中毕业后，才开始有青春的萌动，在县上进行粮食收购助征员培训时，认识了一位学姐，回到粮管所后，我给她写了第一封爱慕信，她没回我信。我到云南一工校报到时，路过她们那里，在她们那里住了一夜，面谈过一次，彼此有所了解。我在路上给她写了第二封信，一到学校就收到了她的回信，知道她对我也还是有一定好感的，可是为了我的学业，我们还是中断了通信。在云南一工校，班上的女生都是城市女孩，我们这些乡下的穷小子，当然是碰也不敢去碰了。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厂里尽是男孩，女孩凤毛麟角，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直到1970年和1971年，厂里分别从曲靖、宣威、陆良、宜良招进了一批学工，从文山、砚山、邱北招进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共五六百人，厂里的女孩才多了起来，我们也才有了恋爱成家的希望与可能。 我妻子庞景云是云南文山人，1969年上山下乡到邱北县曰者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被厂里从邱北县招工进厂，分配到安装连（当时车间叫连）当学工，开刨床，并负责团支部工作。她们刚进厂时，临时住在我的同事陈毛凡家隔壁，我和她就是在陈毛凡家的饭桌上，经陈毛凡夫妇介绍认识的。1972年成立厂团委，我俩都被选为团委委员，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们就慢慢熟悉了起来。那时我任团委副书记，晚上常常会到办公室刻印些材料，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主动跑来帮着我做些印刷整理装订的工作。时间一长，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种心照不宣，但谁都不讲出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我俩的宿舍，距离不到10米，有时我们五六个、七八个同学聚在一起改善生活，我把她也叫来和我们一起吃喝，一起吹牛谈天。后来她干脆买了煤油炉子和锅灶，我俩一起在她住处开起了小火，当然是她做好饭菜，我吃现成。1975年春节，她母亲从安徽来到厂里看望我们，然后一起回文山过春节。在文山，她母亲、外婆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婚事敲定了。她母亲走的时候，给我们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并嘱咐我们，回厂以后，稍做准备，就抓紧时间，简简单单地把婚事办了。那年 头结婚，也确实非常简单，回到厂里后，同学们七手八脚地帮我做了个高低柜，我自己做了4个小凳子，买了张吃饭的小圆桌，厂里租给了1间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和1张双人床、1张三抽桌、1把靠椅、1个方凳，每月全部租金加水电费不到一块二毛钱，之后到曲靖城关镇领了结婚证，就算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大家坐在一起，吃糖抽烟嗑瓜子，领导讲讲话，我们唱首歌，也就结束了。双方的同学朋友、同事领导送的礼物也很简单，主要是脸盆、毛巾、枕巾、铝锅、暖瓶之类的生活用品。也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凑起来送一个床单或一个澡盆的。婚后她和我一起回老家，见过了我的母亲和妹妹，回来就一起生活了。 1976年，我们的儿子刀波出生了，生的头一天妻子都还在上班，从家到车间走了两个来回，共走了十来公里路。早上起来喊肚子疼，送进厂职工医院观察，中午转曲靖妇幼医院，哎哟——哎哟地从早上8点喊叫到晚上8点都没能生下来。她一天没吃没喝，嘴唇都开裂了，叫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后来简直变成喘粗气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断地去问医生，医生则对我说，你急也没用，不到时候孩子是不会出来的。曲靖妇幼医院是从上海整体搬迁来的，医院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晚上7点我被护士赶出了病房，9点被工作人员从病房外的走廊上赶出了大门，我只好到隔壁的旅馆住下。这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天一亮便马上跑到医院，值班人员不让进，说探视病人要到 9点后才准进。我坐立不安地等了整整两个小时，9点跑到妇产科一问，医生告诉我说，昨天晚上11点45分生了，住在某某号病房。我马上跑到病房，妻子对我说的第句话是“生了个儿子，我现在又饿又累又渴”。我说不出来当时是什么心情，有高兴，有愧疚，有后怕，有感动，还有对将来莫名其妙的忧愁。我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鸡蛋！”提上鸡蛋和红糖就往伙房跑。后来妻子才慢慢跟我讲，我们这次是难产，医生不但动用了产钳，还动用了手术刀，使我更加感到后怕。她还和我讲，孩子一生下来，她突然就感到浑身轻松，又想吃东西，又想喝水，可我却不在她身旁。直到被医生护士推进病房后，她才请邻床的一个产妇给她倒了两大碗冷开水喝。这次陪妻子生产，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做女人真不容易，母亲最伟大！我不能让妻子再生孩子了！1979年厂里给了我们生育第二胎的指标，我们不但没有再生，而且马上办领了独生子女证。 我们的儿子小的时候，是个聪明伶俐、非常懂事的孩子。1980年，他还不到4岁时，他奶奶病重住院，因为从生下来他奶奶都没见过他，于是我决意带他赶回老家看望奶奶，让奶奶看看自己的小孙子。那时候从昆明到我们老家的公路还是很窄的碎石路，汽车要走四天半。回去的时候，我们从昆明坐飞机到思茅，从思茅坐汽车到家，少坐了三天汽车，还不觉得怎么累。可是回来的时候，从老家抱着他坐四天半汽车到昆明，可就把我累坏了。特别是第四天晚上到玉溪住下的时候，我累得躺到床上就起不来。当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儿子悄悄拿上漱口缸，从4楼找到2 楼，在2楼的保温桶里接了一缸开水抬上来给我喝。听到儿子喊“爸爸喝水”的声音，我睁开眼一看，见他双手捧着口缸站在床边，便问他从哪里打来的水，他说是从楼下的桶里接的。三岁多的儿子，让我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长到六岁零两个月时，赶上厂子弟小学招生报名，学校规定满7岁的可以直接入学，不满7岁的要进行测试。测试时，老师先是让他写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名字，然后让他写出1—100的阿拉伯数字并做两道最简单的加减算术题。写名字没问题，做算术也没问题，可写阿拉伯数字的时候，写到九十几眼泪就掉下来了，但他还是含泪写到了一百。他顺利通过了测试，六岁零两个月上了小学一年级。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妈妈有时会给他5分或1毛零花钱，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路上铺满了冰雪，远远看见他背着书包走在前面，两只手被冻得通红，抓着两个萝卜，高高地举在肩膀之上，艰难地往家里走。我以为他又是在帮哪个老师拿菜，追上去就叫他把萝卜丢掉，可他却对我说：“这是我用妈妈给我的1角钱买的，我见家里没有菜了。” 我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样的疼，赶紧把他抱上单车往家推。每天中午和下午，我们下班都要比他们放学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我们回到家，经常是儿子已经把饭都煮好了，有时是菜也做好了。但毕竟是六七岁的小孩，有时会把饭烧糊了，如果糊得不太厉害，还还可以吃的话，他会剥几瓣大蒜插在饭里，这样糊味就没了。如果糊得太厉害，没法吃了，他就会把它倒了重新煮一锅。每次吃糊饭的时候，他都抢着糊锅巴吃，说锅巴香。他的拿手菜是炒土豆和蒜叶炒鸡蛋，切不来土豆丝，他就炒土豆片，蒜叶炒鸡蛋，他只要蒜的叶不要杆，第一次炒的时候，一上桌我就问他：“小波这蒜叶你洗过了没有？”“啊呀我忘记洗啦！”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一边说“以后可别再忘记了”，一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类事情，我们从来不责怪他，只是耐心地教他和鼓励他。因此他什么事情都喜欢学喜欢做，七八岁就有本事用自行车把50斤大米从两公里远的粮管所拉回家来。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的经济就越来越困难了。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70多元，我有60多岁老母，她有80多岁外婆，我们都得照顾。每到月底的时候，经常是扳着指头过日子，一分钱一分钱的计算着花。我抽“金沙江”牌香烟，每包两毛八分钱，商定是每月15包，10天买一次，每次买5包。然而，经常都是上一旬接不着下一旬，特别是到了月底，离发工资还有两三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断烟的时候，这时妻子会从仅剩下的块把钱中拿出三毛钱给我买包烟，然后将剩下的几毛钱平分作每顿的菜金，将就每顿的菜金买菜。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我垒了鸡窝，用粮店每月按10%搭配来的苞谷杂粮养鸡。我们的住处，房前屋后的荒地空地较多，长满野草，还连着厂里的苹果园，养鸡很方便。每天只需喂它少许苞谷放出去，它就会到处去找食吃。我自己用母鸡孵小鸡，一窝能孵出十多只小鸡来。我的鸡窝里，经常保持有五六只大鸡，十多只小鸡，每天可以收获两三枚鸡蛋。厂里许多人家都这样，自己动手，改善生活。 云南机器五厂是在文革中建设起来的，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工厂的生产建设不可能不产生严重干扰。但是由于厂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技术干部都是些军队和地方的老革命，他们中有的人过去曾与日本人拼过刺刀，有的人曾在太行山兵工厂里造过枪炮，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他们的主导下，文革的干扰和影响被降到了最小，使工厂能够顺利建成投产并快速发展。 文革初期，中央有规定，军事工厂只进行正面宣传教育，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革运动对建厂的干扰主要还是交通中断、通讯不畅、全国生产工作秩序不正常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云机五厂真正的文革运动，是到了1969年1月9日，全省搞划线站队时才正式开始的。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谭辅仁，一到云南就干了几件轰动全省的大事：一是在全省大搞划线站队，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游街示众，捆绑吊打，打死打伤打残很多人。二是大搞围海造田，差点把美丽的高原明珠滇池给毁掉了。三是拆毁了好端端的一个工人文化宫，用以修建红太阳广场。谭辅仁給云南带来的是灾难、死亡和毁灭。特别是他搞的划线站队，在云南演出了一场“君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布衣之怒，伏尸二人，血流五步”的历史悲剧，他最终被人用枪打死，和成千上万被划线站 队迫害致死的人一起，成了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牺牲品。 1969年1月初，曲靖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安排搞划线站队。根据三干会的要求，元月9日，厂党委书记董荣茂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党委和他自己靠边站，成立厂革命办事组，云机五厂的文革运动正式开始。革命办事组先是组织群众批斗走资派，让董荣茂、薛得胜他们戴高帽游厂。接着就组织发动搞划线站队，把全厂职工分成学生组、学工组和老职工组三个组，开展划线站队。学生组里头，我们学校的同学占大多数，我们的同学里头，站错队的又占大多数，这样学生组就成了全厂划线站队的重点。学生组的两个组长，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没有云南两大派的派性。另一个是昆明工学院来的，属站对队的。划线站队从一开始就搞的是人人过关，凡是站错队的人，个个都得在小组会上进行自我交待，大家则上纲上线的进行批判，一个一个的过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小组会过不了的，就拿到全厂大会上去过。其间因有人对昆明工学院来的那个组长所讲的事实不服，发生了相互间的争吵和辱骂，使得小组批判会进行不下去，革命办事组便从学工组抽了两名身强力壮的二杆子到学生组来当骨干，加强火力。当时正好附近那个乡镇也正在搞划线站队，要召开所谓的革委会补台大会，清除对立派人员，补充本派人员。于是就从学生组喊了一部份人去参加大会，让我们开眼界，见世面。大会就在乡镇的集贸市场召开，大约有两三千人参加，首先是宣读地区革委的文件，把乡镇革委会中包括主任在内的过半数成员开除出革委会，相应补充本派人员进入革委会。接着是批斗被开除人员，跪在台下的被批斗人员和陪斗人员黑压压一片，不下三四百人。批斗会完了，就拉跪在台下的人游街，他们都被挂了很重的黑牌，有的还被挂了各种假的武器弹药和凶器。我映像最深的是挂在一个身高马大的年轻人脖子上的转盘机枪，整挺机枪都是钢铁的，枪管是又粗又长的钢管，转盘是一个很大的齿轮，不下10 公斤，整挺机枪的重量，至少35公斤。用细细的铁丝拴起来挂在脖子上，铁丝一下就勒到肉里看不见了。我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抱着机枪，以减轻脖子的疼痛。队伍的前后左右都有人看管着他们，就像是一群被押送的俘虏，还有人不断冲上去对他们拳脚相加。看到这一场景，我们个个毛骨悚然。云南有十多个地州市，百多个县市，千多个乡镇，照这个乡镇的情况推算，全省被游街示众的干部群众恐怕上百万。因为是新厂，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以前互不相识，没有直接的冲突，相互间的矛盾和仇恨不是很深，我厂的划线站队没有搞捆绑吊打，也没有搞游街示众，仅仅是开批判会而已。和组长争吵辱骂的那个同学，小组已经安排他划过三次了，依然没有给予通过，让他接着做第四次划的准备。我们都认为，他肯定是要被拿到全厂大会上去划了，在马厩夜话中，大家编了句顺口溜，叫做“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划不完的线，流不完的泪。”按小组安排的顺序，还轮不到我划，可不知为什么，组长突然宣布让我提前划。上午我检查交待，下午大家揭发批判，竟然一次会议、一天时间就顺利通过了。下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管设备订货的厂领导，第二天要带我去省成套设备局搞设备订货。等到我搞完设备订货回到厂里时，划线站队已经结束了。厂里的划线站队，虽然不像社会上那样残忍和残酷，但也造成了职工队伍更大的分裂和对立。 划线站队结束后，厂里成立了 “三结合”的革委会，主任是部队派来的一个排长任绍周，对工厂、对生产技术很不了解，对工厂建设难得有什么作为。厂长作为革命干部代表进革委会任副主任，有名无实。还有两名群众代表任副主任，成员多是革命办事组人员。党的“九大”过后，他们重点是抓最高指示的学习贯彻，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1970 年，厂里开始整党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上级派大理军分区参谋长陈厚珩率工作队进厂，接替任绍周工作。陈厚珩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抓了“一打三反”、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1974年7、8、9三个月，由于上面派来的儒法斗争宣讲团挑动干部职工打内战，搞得工厂几乎停工停产。1975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云南问题，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把党政军领导班子集中到北京去，开会制定并颁发了省委26号文件。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对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原两大派头头采取了必要措施，克服了派性的影响，并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进行了清查惩治，使云南的局势得到了稳定。然而就在这时，全国的形势出现了反复，邓小平被永远开除出党，“四人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厂里正是在这个时候决定搞 19公里输电线路大会战的，因此有人就说，厂领导班子是以生产压革命，不带领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却把全厂职工拉上山去搞会战，19公里线路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好在时隔不到一年，“四人帮”就被彻底粉碎了，十年文革结束了，文革对工厂生产建设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彻底结束了。 云南机器五厂，一个包含着我二十二年的青春和心血的工厂，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9 还乡记（上） 198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蓝箭汽车厂后，怀着对故乡的无比眷恋和想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家乡做点什么的心情，我主动申请回家乡工作。经过多方奔走和时任思茅行署计经委副主任的龚丕富同学的大力帮助，1990年底，我终于调回到了我的故乡——思茅。 思茅是一个“边、山、少、穷”的地区，但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边”就是边疆。思茅西南面与缅甸接壤，东南面与老挝、越南为邻，国境线长440多公里。当地少数民族跨境而居，相互往来，通婚互市。国境线上有众多口岸通道，边境贸易活跃。澜沧江——湄公河从思茅境内流过，直达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人称“一区连三国，一江通五邻”。“山”就是山区。思茅是云南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地区，但山地占总面积的98%以上，盆地坝子面积不到2%。北段东边是哀牢山，西边是无量山，两山都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区森林覆盖率65%，活立木蓄积量2亿立方米，是云南省第二大林区。林下动植物种类名目繁多，黑长臂猿、大象、野牛、绿孔雀…龙血树、大树杜鹃、千年古茶树林、思茅松等，都是国家保护的珍稀动植物。野象常常会闯到农家小院、城市校园和机场边来，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境内分布着李仙江、澜沧江、萨尔温江三大水系，水量充足，落差大，水电资源丰富。普洱茶生产历史悠久，名扬海内外。“少”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思茅地区境内居住着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傣族等18种少数民族，全市9县1区，9个县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澜沧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穷”就是经济落后，百姓贫穷。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原因，全国解放时，思茅有些县还处在农奴社会时期，“刀耕火种”，生产十分落后。解放后，是从农奴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点低，基础差，加上地处国防前线，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不够，因此经济落后，百姓贫穷。 回思茅后，我被安排到地区行政公署计划经济委员会做经济管理工作。由于职数限制，我先是在经济科干了半年科员，之后安排到工交科任科长。后来工交科和财贸科合署办公，我任工交财贸科科长。从1993起，我一直任计划经济委员会（后改为计划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调研员，直到2005年底退休。 在经济科任科员的半年时间里，我利用参加全区各项生产协调调度的机会，走遍了全区每条河流上的每一座电站，掌握了每座电站的地理位置、装机容量及发电情况。我走遍了全区大部分限额以上重点工业企业，掌握了每个企业的产品、规模、人员、设备及生产经营情况。我走遍了全区9县1市，对个县市的生产、建设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我对计划经济委员会业务所涉及的全区农业、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科技、体育等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学习请教。在担任工交科长的一年时间里，我向计经委领导和行署分管领导建议，进行了一次全区企业管理进步、技术进步状况调查。我亲自拟定下发了调查提纲和调查统计表，在行署郑绵盛副专员的直接领导和亲自组织指挥下，组成了由行署有关委办局领导带队的4 个调查组，深入9县1市，对全区企业管理进步、技术进步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向行署写出了有一定价值的调查报告。同时，我还对委内各科室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容进行了深入地了解，认真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说老实话，我到计经委的头三年，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熟悉情况，调查研究，掌握资料上。经过三年努力，我终于取得了计经委工作中的发言权上。 1993年底，我被安排到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同时任委党组成员、党组秘书。从事参与党务、政务，管理机关事务，搞好机关服务的工作。我通过参加党组会、主任办公会、委办公会，起草党组文件、行政文件和党政工作计划安排及总结报告，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积极参与委内的党务、政务工作。先后协助罗松、刘君助、郑映德、黄志伟、段发彬五位党组书记、主任工作，都能做到按领导要求办事，上下左右关系协调，工作愉快。 管理好机关事务，做好为领导服务、为机关科室服务、为全委干部职工服务的工作非常不容易，需要有一套很好的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机制，对机关一切事务，实行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管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亲自动手拟订出了计委工作职责、计委各科室工作职责及每位副主任、调研员、副调研员、科长、副科长、科员、办事员、驾驶员的职位职责。把计委的各项工作职责、工作任务，从上到下层层分解展开，以便大家明确职责，尽职尽责，从下到上地层层保证计委工作职责的实现。拟订出了计委工作规则，规定了主任、副主任的权、责分工和工作协调，规定了计委党组会、主任办公会、委办公会和职工大会的议事决策制度，规定了文件的审批权限和审批办法，使领导班子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拟订出了计委各科室工作规则，明确规定了各科室的职责分工及需要相互协助支持的工作，避免科室之间在工作中相互推诿扯皮问题。同时还拟订出了计委建设项目审核审批规定、公文处理规定、保密规定、勤政廉政规定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劳动工资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小汽车管理制度、住房管理制度、办公室及环境卫生管理制度、离退休职工管理制度、理论业务学习制度等4个规定及9个制度，使计委的一切工作都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用规章制度管人管事，就可以避免见子打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随机任意管理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使整个管理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没有空白。我把这一整套管理规章制度提交职工大会、委办公会、主任办公会、党组会层层讨论通过和同意批准后，便以文件的方式下发执行。并印成《职工手册》人手一册，使其人人皆知。在我任计委办公室主任的十多年里，这一套管理规章制度基本上是行之有效的，它维持了整个计委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保证了计委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计委是政府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工作范围涉及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财金、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体育、人口、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物价管理等各方各面，工作纷繁复杂。办公室负责计委日常工作中的办文、办会、督察督办、来信来访、安全保密、迎来送往、食宿接待和整个委机关的人事干部、劳动工资、财务资产管理及全委职工的生活后勤服务，工作也是纷繁复杂的。而且办公室的工作多是些没有规律、没有计划，不分时间，说来就来的工作，多是些领导眼皮底下的事情，火烧眉毛，说办就得马上办，办不好马上就会挨批评。因此在我担任计委办公室主任的十多年时间里，工作上从来都没有感到轻松过，每天都是紧紧张张干过来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节假日不休也是常有的事。每晚躺在床上，想的也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办哪几件事。有人说做办公室主任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既辛苦又清苦，还往往吃力不讨好，总是受批评的时候多，受表扬的时候少，我是深有感受。 回乡15年，我一直在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尽心尽力地工作。计委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并督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的实施。我亲身参与了思茅地区（后改为思茅市、普洱市）“八五”、“九五”、“十五”和“十一五”4个五年计划、规划的编制工作。我从曲靖回到思茅，参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制《思茅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 》，其中，《思茅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是我亲手执笔编写的。“九五”、“十五”计划编制，我没有具体承担执笔任务，但也参加了从初稿到送审稿全过程的讨论修改工作，提出了不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十一五”规划，是在省政府研究室的帮助下，以上下结合、优势互补的方法编制而成的。在“十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市发改委胡建伟副主任任市发改委“十一五”规划编制办公室主任，我任办公室副主任，自始至终参加了“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思茅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初稿到正式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稿子，中间曾经过7上7下27次修改，省政府研究室修改了7次，我们修改了20次。我们修改的20稿，都是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由我负责执笔修改的。在我们编制“八五”计划的时候，地区作协主席来计经委采访过我们，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刊登在《思茅文艺》上，称我们是“一群绘制思茅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人”，我们都感到很自豪。我过去是绘制机械加工制造蓝图的人，现在变成了绘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人，看着绘制的蓝图一点点变为现实，更是感到自豪和满足。 “八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发展思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依靠科技，开放开发，择优倾斜，协调发展。重点是加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讯条件；加快农业综合开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培植优势骨干企业， 完善工业生产体系；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城乡流通。 “九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发展思路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加强基础，科教兴区，开发资源，建立支柱，讲求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执行过程中，地委、行署又具体地提出了打牢农业、交通、科教、三个基础，调整产业、城乡、所有制三个结构，建立林产、食品、矿产三大支柱的“三个三”发展思路和建设绿色生态经济大区、民族文化特色大区、连接东南亚国际大通道重要枢纽的“两大一枢纽”战略目标。 “十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发展思路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坚持与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继续贯彻落实地委、行署确定的“三个三”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实施基础设施优先、科教兴思、特色经济、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五大战略，围绕建设绿色生态经济大区、民族文化特色大区，连接东南亚国际大通道重要枢纽的“两大一枢纽”战略目标，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上新台阶。 “十一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发展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科技兴农稳基础，项目推动促工业，发挥优势建支柱，突出生态创特色，解放思想优环境，自主创新谋发展，统筹兼顾建和谐。打牢农业、交通、科教三个基础，调整产业、城乡、所有制三个结构，培植壮大茶叶、林产、水电、矿产四个支柱，加快建设“绿色思茅、生态思茅、文化思茅”，着力打造“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经过“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将近20年的建设，思茅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工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改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广播电影电视等社会事业大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边防巩固。思茅正从祖国边远的一个穷乡僻壤变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边疆。 “七五”期末，思茅地区交通通讯仍很落后。从思茅到昆明的公路，虽已铺了柏油，但汽车仍得跑两天。到各县的公路都是碎石路，为数不少的乡镇和行政村还不通公路。思茅机场只能起降小型飞机，而且处于停航状态。大多数电话要靠人工接转，信息全靠普通电缆传输，通讯质量很差。可是经过将近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现在交通通讯的状况大为改观。思茅到昆明的公路已变成高速公路，汽车从思茅到昆明只需半天时间。全地区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柏油路已经通达每个县城。从昆明经思茅到泰国曼谷的公路也已基本贯通，从思茅坐汽车可以通达东南亚各国。思茅机场经过三期改造，已能起降波音737客机，并开通了省内到昆明、大理、临沧，省外到山东济南的航班。经过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的整治和思茅港建设，从思茅港上船，可直达缅甸、老挝、泰国。通讯光缆已覆盖全市1区9县，程控电话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讯网、计算机互联网已覆盖全地区，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居民足不出户也能知道天下事。 “七五”期末，思茅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是比较落后的，生产条件差，耕地有效灌溉率低，农田地标准低，单位产量低，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差。经过“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的艰苦奋斗，大搞农业综合开发，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建成了240万亩不同层次的高产稳产农田地。修建了蓄水 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7个及一批小（一）型水库，使耕地有效灌溉率从“八五”初期的23%提高到55%，粮食总产量连续十多年一年上一个台阶。其中，蓄水2650万立方米的靛坑河水库，就建在我的老家里崴，水库的位置正好就是59年我们大炼钢铁的地方，当年的两座土高炉，说不定还静静地躺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呢！这些大中型水库，都能集抗旱、防洪、灌溉、发电于一身，经济社会效益非常的好。靛坑河水库东灌溉干渠长30公里，可灌溉里崴、勐大两个坝子的4。3万亩田地。景谷河水库蓄水5200万立方米，下面建有四级电站，电力供到思茅、普洱，经济效益更好。在种植养殖上，大搞生产基地建设，着力发展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茶叶生产基地已发展到百万亩，有些茶园万亩连片。甘蔗生产基地已达五十万亩，年产甘蔗二百多万吨。松脂生产基地不断发展，年产松香已超过五万吨。纸浆原料林基地一百五十万亩，年产纸浆10万吨。这些农产品生产基地，都已成为全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七五”期末，思茅地区的工业生产既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财政收入基本上是靠木头支撑的，叫“木头财政”。经过“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的不断建设，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和较完整的体系。林产工业，除了有年产10万吨的纸浆厂1个之外，还有一批木材加工厂，年生产锯材12万多立方米；一批人造板厂，年生产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30多万立方米；有一批松香厂，年生产松香5万多吨。食品工业，除了有1个年产 7万多吨食盐的盐厂之外，还有一批精制茶厂，年生产精制茶5万多吨；有一批蔗糖厂，年生产白糖20多万吨。矿产业，有一批煤矿，年产煤50多万吨；有一批水泥厂，年产水泥100多万吨；有两个金矿，年产黄金1000千克。电力工业，已建成百万千瓦以上大型水电站两座，在建585万千瓦特大型水电站1座。已建中型水电站5座，在建3座，准备建4座。“十一五”末，总装机容量可达340万千瓦，2013年585万千瓦特大型电 站建成后，总装机容量可达1000 万千瓦。水电、林纸、松香、茶叶、白糖等产品生产，都已成为全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七五”期末，由于交通不便，流通不畅，商业贸易很不发达。乡镇只有露天的集市贸易，县城也只有少数简陋的农贸市场。有的农村供销社，物资还要靠人背马驮。县城的百货公司，商品也寥寥无几。“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由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流通体制的改革，使得流通网络不断形成和完善，城乡流通渠道畅通，市场繁荣活跃，商业贸易兴旺发达。市、县、乡镇普遍都建起了有一定规模的农贸市场，中心城市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超市，百姓购物十分的方便。 “七五” 期末，思茅地区的城镇建设也很落后，许多乡镇不过就是个大村子，县城基本上都只有一条街，地委、行署所在地的城市思茅，像样的也就是一条七八米宽的振兴路，房屋建筑低矮破旧，市区面积不过四五平方公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通过不断调整城乡结构，加快城镇建设步伐，使全区城镇面貌焕然一新。建成了一批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的小城镇，改造扩建了8个县城，搬迁新建了镇沅、西盟两个县城，使城镇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城镇化水平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城市，市区面积扩大到了近20平方公里，建成了三纵六横的城市大道网，主街道宽三四十米。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城内四时花草飘香，绿树成荫，可谓城在森林中、森林在城中。在2008年“倾国倾城”评选活动中，与青岛、大连、杭州等城市一道，被评为全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10个城市之一。 在还乡工作的15年里，组织和领导还安排我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编辑出版的大型图书《中国云南对外招商投资总揽思茅地区分册》和《云南经济大典》多媒体光盘思茅地区部分的编委会委员，并负责具体的组稿编辑工作。通过这部图文并茂的书和这张多媒体光盘，把思茅地区1市9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改革开放、对外招商的项目，向国内外作了广泛宣传。对贯彻落实“开放开发”的经济发展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世上的人，有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我当然也不例外。家乡使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秀美的山川河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名扬四海的资源物产。 我的家乡思茅，版图近似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北边的景东县是顶角，南边的江城县和孟连县分别为两底角。东面哀牢群山夹李仙江纵贯南北，西面无量群山夹澜沧江流过全境，山间河谷，有许许多多的小坝子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其间，是人口较为集中的米粮川。 哀牢群山和无量群山，海拔最高3306米，最低317米，立体气候十分明显，人们称之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绵延数百公里的巍巍群山，峰岭叠翠，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从海拔300多米到1000米、2000米、3000米等不同高度的山上，生长着热带雨林、阔叶林、灌木林、针叶林等不同的树木，不同的树林里，生活着不同的野生动物。野生动植物种类、数量之多，世上少有，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动植物王国。为了更好地保护好稀有野生动植物，国家和省在思茅境内建立了哀牢山、无量山、威远江、菜阳河、洗马河、竜山6个自然保护区。位于景东县境内的哀牢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区内，有一个湖水清冽的高山杜鹃湖，湖边除了设有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之外，还设有中科院的研究机构。走进自然保护区，32万亩高大的原始树木遮天蔽日，无边无际，方向莫辨。林间冷风凛冽，叫人不能久留。没有专门的向导，一般人绝对是进得去出不来的。有一年，一个在云南师范大学美术系读书的景东学生，暑假里到保护区去写生，进去了就出不来，县公安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进山搜寻了四五天，待找到他时，早就没命了。同样位于景东县境内的30万亩无量山自然保护区，也是山高林密，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其中的黑长臂猿，属国家的重点保护动物。位于思茅区东南的菜阳河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离思茅四十来公里，与云盘山万亩生态茶园遥遥相望，相距不到10公里，同在思茅郊区的旅游环线上。保护区内，青树翠蔓，蒙笼摇坠，参差披拂。小河水如碧玉一般，悄悄地流淌在寂静的山林间。林间奇花异草争奇斗艳，野牛、巨蜥等珍稀动物出没其中。登上高高的观景台，四周林海茫茫，一眼望不到边。位于孟连县的竜山龙血树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老先生亲自调查发现的一片面积800亩的古龙血树林。龙血树是提取名贵药材血竭的原料，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只生长在外国，中国是没有的。蔡老先生的发现，不但结束了中国没有龙血树的说法，而且为国产血竭找到了原料。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莽莽苍苍的哀牢群山和无量群山，活立木蓄积量上亿立方米，七八十年代，思茅地区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森林产品，农村居民对森林的生活依赖，并不亚于对田地作物的依赖。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政府对森林资源实行了开发利用与保护培育并重的方针，活立木蓄积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从1。4亿立方米增加到了2亿立方米，做到了林木生长总量始终大于采伐总量，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10 还乡记（下） 思茅地区境内，分布有红河、澜沧江、怒江三大水系，水利资源非常丰富。澜沧江和长江一起发源于青海，并经西藏流入云南。在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区，形成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南下的壮观场景。到了丽江，金沙江突然掉头向东北，从祖国内地流入太平洋。澜沧江和怒江则齐头并进，继续奔腾南下。怒江从临沧境内进入缅甸，成为萨尔温江，流入印度洋。澜沧江则从临沧进入思茅，流过思茅全境进入西双版纳，并从西双版纳出境，成为湄公河，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流入南太平洋。这条被人们称之为东方多瑙河的黄金水道，从八九十年代起，就已进入热火朝天的开发利用时期。除了开通航运之外，中国境内还正在修建几座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25万千瓦的漫湾电站和总装机容量130万千瓦的大朝山电站，已在九十年代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的糯扎渡电站、总装机容量420万千瓦的小湾电站和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景洪电站，已在建设之中。还有两三座电站的建设，正在进行规划。其中，漫湾、大朝山、糯扎渡三座电站，都在思茅境内。待到我国境内澜沧江上的电站都建成时，澜沧江便被扎上了七八条腰带，七八个高峡平湖首尾相连，防洪、发电、灌溉、航运、旅游，样样功能齐全，澜沧江也就成了真正流金的“金沙江”了。在思茅境内，还有黑河、威远江、小黑江等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江河汇入澜沧江，这些江河上，也建了不少中小型电站。红河水系在思茅境内的江河主要是李仙江。李仙江由其上游的把边江和阿墨江汇合而成，从江城县的土卡河口出境流入越南，成为黑水河，之后汇入红河，经河内流入北部湾。在把边江、阿墨江、李仙江上，现已建成中型电站5座，正在建设的3座，准备建设的2座，10座中型电站总装机容量 195万千瓦。怒江水系，主要是萨尔温江的支流南卡江，流经思茅的西盟和孟连两县，给两县带来了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 思茅地区有18种世居少数民族，其中人口十万人以上的有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傣族，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自己古朴的民风民俗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此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的男女老少，都能唱会跳，能歌善舞。在娶亲嫁女的喜庆日子和各种传统的民族节日里，人们都是吹敲弹唱，蹦蹦跳跳，翩翩起舞，通宵达旦。最盛大的节日有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拉祜族的葫芦节，佤族的木鼓节和哈尼族的太阳节。 火把节——成千上万彝族同胞聚在一起，燃起篝火，点起火把，弹起三弦，吹起芦笙，挑起“三跺脚”。边跳边唱“跳歌要跳三跺脚，跳起黄灰做得药。黄灰做得什么药，不会生长吃得着。”从黄昏跳到天亮。 泼水节——傣族同胞男女老少互相泼水，互相祝福。赛龙舟，放高升，敲起芒锣象脚鼓，跳起优美的孔雀舞。 葫芦节——拉祜族同胞吹响葫芦笙，唱起“燕子双双飞上天，阿哥和阿妹打秋千……”跳起欢快的《芦笙恋歌》。 木鼓节——木鼓声声震天响，佤族男女又舞又唱，喝水酒剽牛，古朴壮观。 太阳节——哈尼族同胞齐聚太阳广场，祭拜太阳神，跳竹筒舞、烟盒舞……各式各样独特的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粗犷豪放的和阿娜多姿的民族舞蹈，充分反映了阳刚与阴柔之美，让人或心潮澎湃激荡，或神情悠扬自在。 能歌善舞，是各少数名字男女的共同特点，在边跳边唱、边唱边跳的歌唱中，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情感、喜怒哀乐，抒发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山歌对唱，无论是在各种各样的跳歌场上，还是在山野田间的劳作之中，一唱一和、一问一答的歌声，都会让你听得入迷。特别是青年男女间的情歌对唱，不管是直截了当的心理表白，还是婉转含蓄的情感流露，都把山歌对唱推到了极致，都会让人神魂颠倒，魂不守舍。情歌对唱，一般都是男方先开口，女方顺着男方的意思对答，也有女方问男方答的。 男：山对山来崖（ai）对崖，要唱山歌走拢来。隔山请你绕路走，隔水请你坐船来。 女：好久不到这方来，这方凉水长青苔。扒开青苔喝凉水，山歌悠悠唱起来。 男：郎是远方一只鹅，飞到妹家不敢落。脚踏椅子站不稳，话到嘴边不敢说。 女：郎是远方一只鹅，飞到妹家只管落。脚踏椅子稳稳站，话到嘴边只管说。 男：大理飞来花蝴蝶，有处飞起无处歇。那个阿妹心肠好，扳倒花树给我歇。歇下莫让花树摇，飞起莫让话落叶。 女：大理飞来花蝴蝶，有处飞起有处歇。小妹生来心肠好，手扳花树给你歇。歇倒不让花树摇，飞起不给话落叶。 男：眼看小妹身穿绿（lu），手中提着半斤肉（ru）。心想和你打平伙，可惜人生面不熟。 女：小妹今天身穿绿，上街割得半斤肉。有心和我打平伙，莫怕人生面不熟。 男：隔河望见妹爬坡，两条辫子往后拖。有情有义等等我，无情无义块爬坡。 女：月亮出来亮晶晶，月亮底下绣手巾。哥是花针来引路，妹是绣线随后跟。 男：二八小妹好年轻，细皮嫩肉水淋淋。含浆玉麦逗鹦鹉，漂白母鸡逗鹞鹰。 女：靠墙靠壁靠不着，靠你阿哥可实落？实实落落靠一个，好比月亮靠梭椤。 男：两棵竹子一样高，随砍一棵来做箫。白天吹得八哥叫，夜晚吹得妹心焦。 女：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上花一丛。龙不翻身不下雨，与不撒花花不红。 男：小妹小妹你听着，哥哥想你无奈何。白天想你打瞌睡，夜晚想你睡不着。 女：妹家门前一棵槐，手抱槐树望郎来。爹娘问我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男：清早起来放早牛，妹在房中梳早头。哥在山坡招招手，妹在房中点点头。 女：阿哥清早到妹家，妹家稀饭熬南瓜。心想留哥吃顿饭，可惜不是妹当家。 男：郎骑白马上背坡，风吹马尾似绫罗。绫罗好看要钱买，小妹好看要钱多。 女：云南出来小马街，大理草帽摆断街。十顶八顶随哥检，十块八块妹来开。 男：爱你爱你真爱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饭碗上，端起饭碗想起你。 女：爱你爱你真爱你，请个画家来画你。把你画在枕头上，靠着枕头靠着你。 男：走了一山又一山，抬头望见火烧山。火烧芭蕉心不死，不娶小妹心不甘。 女：走了一山又一山，抬头望见火烧山。火烧芭蕉心不死，困山木头心不干。 男：送妹送到荷花塘，掐片荷叶包砂糖。有朝一日糖吃了，只丢荷叶莫丢郎。 女：郎十七来妹十八，买只公鸡当天杀。我俩喝了鸡血酒，哪个反悔雷劈他。 男：山对山来崖对崖，山歌好唱莫歇台。今天晚上唱完了，明天晚上接着来。 女：山对山来崖对崖，山歌好唱莫歇台。今天晚上唱完了，就怕明天你不来。 其实对歌场上无老少，男女老少都可以尽情地唱，多数人唱情歌只为抒情娱乐，表现自己的才华，只有青年男女唱情歌才会另有企图。通常最好的情歌手往往不是年轻人，而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过去跳歌对歌主要在县以下城镇和农村，现在县和县以上城市也时兴起来了。普洱市的“世纪”广场上，每天晚上都有几百人在弹三弦、吹芦笙，跳歌对歌。甚至还有专门的业余跳笙队，各种文化艺术节的时候，都会有他们的精彩表演。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会组织此类活动，而且规模不小。记得有一年我们计委就组织过一次，可以说是规模空前。那时我们地区计委、江城县计委和江城县康平乡人民政府一起，在距思茅80多公里的 康平乡建了个农业综合开发试验示范区，种植了特殊用材林5000亩、水果园500亩、苦丁茶园500亩，养牛100多头、羊200多只，还建了苦丁茶加工厂、小水库和挖了鱼塘，进行农业综合开发试验示范。有一次，我们地区计委、县计委和乡政府机关的全体干部职工都到试验示范区生产基地去开现场会，会议期间的娱乐活动，就是进行传统的跳歌对歌。工作在基地的同志们提前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们在山头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凉棚，顶和四周除铺挂了松枝树叶之外，还吊满了各种各样的野果。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松毛，清香扑鼻。我们就在这凉棚里，白天开会，晚上跳歌，并且还可以在开会和跳歌的时候，边开会边吃野果，便跳歌边吃野果。听到消息跑来跳歌对歌的，除了附近村寨的姑娘小伙之外，还有从乡上县上跑来的，甚至有从外县坐车赶来的。大家弹起三弦，吹响芦笙，边跳边唱，热闹极了。还有一次，是思茅区计委请我们到他们离市区二十多公里的南岛河咖啡基地去度周末，大家也是和当地的村民们，围着熊熊的篝火，对了一夜的歌。我们那是人家的对手，经常是上句不接下句，一个个接二连三地败下阵来。 自古以来，家乡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产品就数普洱茶了。普洱茶是一种以生长在思茅、普洱、临沧及西双版纳一带的大叶种茶为原料，加工制成生茶后，让其自然发酵变成熟茶的茶。普洱茶因历史上长期以来在普洱加工集散而得名。从清朝雍正开始，普洱茶就被朝廷指定为贡茶，年年向朝廷进贡。普洱茶颜色金黄剔透，口感顺滑，没有生茶的苦涩，回味无穷。普洱茶保存时间越久，成熟度越高，味道越好，即人们常说的越陈越香。普洱市境内，至今仍保留有2700多年前的成片野生古茶树林，最大的一颗野生古茶树，高15米，树干须3人合抱才能围得过来。同时也有1700年前由野生型到栽培型的过渡型古茶树和一千多年前种植的至今仍在采摘的万亩连片的古茶园，普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茶叶的发源地。普洱茶种植加工历史悠久，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到思茅，班师回朝的路上，发现不少人掉队了，他于心不忍，就顺手揪了一把树叶，往身后一撒说：“回不去的人，你们就吃树叶穿树叶吧！”于是留下来的人们，就只有祖祖辈辈以种茶为生。古时的普洱茶，是以通达省内外、国内外的条条茶马古道运销海内外的。一是从普洱经大理、丽江、迪庆到西康、西藏、青海、甘肃及印度；二是从普洱经墨江、玉溪、昆明到北京及内地各省；三是从普洱经思茅到澜沧、西盟、孟连及缅甸和东南亚各国；四是从普洱经石屏、开远、文山到广西、广东及东南沿海。这些茶马古道，一般都是用石板或石块铺成，天长日久，石板上都踏出了深深的马蹄印。普洱市境内，有些路段至今仍然保留完好。我小的时候，每天就是看着络绎不绝的，马驮子上插着红黄蓝绿小旗子的，驮着茶叶和盐巴进藏的马帮和听着叮叮咚咚的马铃声长大的。然而今非昔比，现在普洱茶的种植加工技术和运销方式都与从前大不相同了，目前普洱市的茶园已发展到100多万亩，都是密植速生丰产茶园，年产生茶、熟茶四五万吨，产值十多亿元。茶叶生产，已成为普洱的支柱产业，而且可以采取人工发酵的办法，用鲜叶直接生产出普洱熟茶来。从前用马帮把贡茶从普洱驮到北京，需要半年左右时间，现在用汽车、火车或飞机来运输，多则个把礼拜，少则一两天就可运到北京。 在我的家乡，有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树，那就是思茅松。思茅松的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占了全区森林面积和活立木蓄积量的一半以上。思茅松和其它松树不同，其它松树一年只长一台，思茅松一年长两台，生长快，成材快。还有思茅松松脂产量高，每棵树每年可产松脂3—5公斤，最多的可达二十多公斤。是采脂、造纸、用材的最佳树种。思茅松能在任何贫瘠的土地上，甚至是山崖石缝中生长，可以人工种植，也可以靠松子自然飞播成林，是思茅的一项宝贵资源。为了做好思茅松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保护工作，思茅纸厂已经种植了50万亩思茅松造纸原料林，政府也建立了洗马河和威远江两个思茅松自然保护区，还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 在故乡的 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中，有彝族为主的自治县两个，哈尼族为主的自治县三个，拉祜族为主的自治县一个，佤族为主的自治县一个，傣族为主的自治县两个。其中澜沧、西盟、孟连三县分别与缅甸接壤，江城县与老挝、越南接壤，统称为边四县。西盟佤族自治县，人口还不到10万人，也是全市最小的一个县。全县九万多人，绝大多数是佤族，聚居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阿瓦群山间。原县政府所在地海拔1960米，远远望去，整座县城就像是飘浮在白云上面的人间仙境。我第一次到西盟，还未曾进入西盟地界，站在澜沧这边的山顶上远眺西盟群山，便偶得四句：“十万大山九重天，县府飘遥白云端。阿佤女儿当堂坐，承传御旨到人间。”这里的“阿佤女儿”，就是西盟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佤族女县长、全国十佳公务员魏红。解放前的西盟山，可以称得上是全地区最原始落后的地方了，阿佤人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住在深山老林里，以种植旱谷为生。主要靠“刀耕火种”，产量很低，而且还保留着恐怖的砍人头祭旱谷的封建迷信习俗。解放后，阿佤人民从农奴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阿佤地区也被称之为“直过区”，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有一首歌叫《阿佤人民唱新歌》，唱的就是这个地方。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口近50万人，是全普洱市最大的一个县，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拉祜族自治县。解放初期有个电影叫《芦笙恋歌》，反映的就是澜沧拉祜族人民的爱情和生活故事。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相传主要是由700多年前从德宏迁徙来的一支傣族人马，在这里定居和开发建设起来的。明代就在这里设有“孟连宣抚司署”，将这块小小的边陲之地纳入了朝廷的直接管辖控制范围。 故乡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变得一天比一天好。还乡十七八年，我能为家乡的发展出上点力，心里感到十分欣慰。我在故乡母亲的怀抱中长大，也将在故乡母亲的怀抱中消逝，我感到这也是一种幸福。 11 抗癌记 迈出抗癌第一步 在谈癌色变的今天，有的人一旦被确诊身患癌症，便犹如晴天霹雳，像被判了死刑一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悲观绝望，万念俱灰，精神崩溃了，身体也垮了，活生生让癌症给吓死。 2006年3月28日，思茅市人民医院确诊我身患癌症的时候，我也曾有过短暂的惊慌失措和悲观绝望，然而不到3天时间，我就镇定了下来并振作了起来，奋起与癌魔抗争。经过一年的奋斗，终于迈出了抗癌斗争的第一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了希望，有了的信心。 抗癌斗争的第一年，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努力改变对癌症的一无所知，消除在癌症面前惊惶失措、悲观绝望的思想心理……在我双手接过病理检查报告，眼前出现了个“癌”字的一刹那，我的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深夜躺在床上，回想起医生那同情而无奈的样子和家人无限哀愁的泪眼，我翻来覆去。，彻夜难眠。生前死后的许多事情，都一起浮现到了我的眼前。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我反复地在想着这个问题。一个人只有在真正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对死亡的无比恐惧。我想，死对于我来说其实并不十分可怕，也没有多少困难，只需找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吃上瓶安眠药，从人间悄悄蒸发掉就是了。可是这对我的家人来说，必定是巨大的打击和痛苦。过去一家人同甘共苦，许多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一家人生活幸福，其乐融融，却要生离死别，叫人怎能接受得了？出于对家人和美好生活的留恋，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与癌症进行坚决地斗争，努力争取从这人生道路的绝境中走出去！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世上，就应当使生命活得更长些，做的事情和享受的东西更多些。回顾我这一生，虽已没有更多缺憾，但是也好像还没有理由满足，还有许多该做的事没做，还有许多该享受的东西没享受。我还应该再活二十年，做更多事情，享受更多东西。总之，我不愿意就这样去死，我还想活下去！于是我查阅查看了大量有关癌症的图书资料和网络信息，咨询听取了不少医生和专家的意见，访问参考了许多癌症病友的情况，使我对癌症有了更多的认识。其实，癌症和其它所有疾病一样，都只是人体生命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特异现象。人活得越长，发生癌症的概率越大。有专家作过解剖统计，活到八十岁以上死去的人群中，100%的人身上都患有癌症。癌症和糖尿病、冠心病、肾衰竭等疾病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发病更加凶猛而已，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发病是有原因的，病情的发展是要受条件制约的，其对人体作用的结果也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要懂得其发病的原因，就可以预防；只要懂得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可以治疗和控制。因此，癌症也是可防、可治、可控的，并不如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可怕，得了癌症就必死无疑。在我所访问、接触和了解的病友中，已经治愈七八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大有人在。据有的专家统计，目前癌症的治愈率已经接近30%，通过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能够较长时间存活的已经接近50%，真正无法救治的晚期患者不超过25%.对癌症的基本了解，使我消除了惊慌失措和悲观绝望的思想心理，树立起了战胜癌症的坚定信心，做到了轻装上阵，与癌症奋力斗争。 坚信医学科学，积极认真地进行治疗。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癌魔的斗争也理应如此。思想上我们要敢于藐视它，癌症有什么可怕的，它和其它疾病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可防可治的。具体治疗时，我们却要十分重视它，要按医学科学办事，对任何一个环节的治疗，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大意。据医生和医疗专家介绍，对癌症的治疗主要有手术切除、放疗化疗、生物免疫治疗和药物治疗等多种手段，只有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治疗手段搭配使用，进行综合治疗，才能取得最佳疗效。2006年3月20日我在思茅市人民医院做了第一次肿块切除手术，28日病理检验确诊为癌症。因切缘未净，3月29日我就到了昆明，经省肿瘤医院复诊后于4月4日做了扩大切除手术。在确认切除干净的基础出上，进一步选择了生物免疫（cak）治疗。生物免疫治疗，是继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和药物治疗之后，治疗癌症的又一种新方法。它用采自本人体内的免疫干细胞，经体外培养，使其繁殖发展成为大量具有很强的杀灭癌细胞能力的cak细胞，然后再输回本人体内，杀死体内的癌细胞。它具有放疗化疗的功效，却没有放疗化疗的负作用，对身体没有任何损害，是一种手术过后进行辅助治疗的好方法。同时它还能激活人体内的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全面提高人体免疫功能。手术过后的一年内，我坚持每隔三个月到医院复查并进行一次药物治疗和cak治疗。进行了两次免疫治疗后，我的免疫力明显提高，许多过去经常性发生的炎症都不发作了，没有再患过一次感冒。经过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我的病情一直稳定，没有出现新的问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做到了严格遵从医院医生的指导，决不病急乱投医，滥用其它药物。同时严格饮食起居，注意劳逸结合，多吃抑癌防癌食品，增强治疗效果。 把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工作和学习上，减轻思想包袱。为了分散注意力，不让思想过分集中在疾病身上，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在一年多来的疾病治疗过程中，我仍然做到了努力地学习和工作。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前，我一直在参与全市“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4月份市“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一结束，5月份我又马上受聘开始执笔编制全市水电工程移民经济发展二十年规划。我跑遍了全市1 区9县的30多个移民安置区，对移民搬迁安置情况作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预测，然后用6个月时间编写出了搬迁安置移民总人口6.4万人、建设住房128万平方米、调整土地25.6万亩、修筑道路249公里、产业开发项目18项，总投资80亿元的全市水电工程移民经济二十年发展规划。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工作上，全身心投入规划编制工作，废寝忘食，常常忘了自己是个病人，疾病生死往往被置之度外，疾病所产生的精神压力也就大大地减轻了。为了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我专门买了一台电脑，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操作技术。经过半年自学，已能在电脑上进行打字编辑和写作上网等工作。对电脑的新奇和兴趣，忘我的学习，使我常常忽略了疾病的存在，避免了被疾病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无法振作精神工作、学习和与疾病斗争的问题。 坚持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坚持体育锻炼，全面增强体质，是与疾病作斗争并战胜疾病的基础条件。为全面提高身体素质，我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编了一套24节的运动保健操，我自己把它叫做阳台健身操，在自家阳台上就可以做，不受天气影响。并且天天坚持做，从不间断，让身体每个部位、每个器官都得到很好地活动锻炼，使体力大大增强。每天晚饭后，坚持走路1小时，行程5公里……每周一次野外活动，到水库、河流边或公园、山林中去，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体验大自然的美好，增加生活情趣。原来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患有十二指肠球部巨大（2cm以上）溃疡、大面积浅表性胃炎、肠炎、痔疮、左右肾结石、颈椎骨质增生、脑供血不足、支气管炎、呼吸功能差、眼底黄斑等多种疾病，经常需要住院治疗。然而经过一年多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再加上必要的治疗，身体状况明显好 转。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呼吸系统、神经调节系统的运行和身体各部位器官的功能都逐步恢复了正常，好几种疾病的症状都在逐渐消失，视力已从左眼0.7右眼0.6提高到左眼1.5右眼1.3，体力、精力也比较充沛，使我与癌症抗争有了坚实的基础。 巩固抗癌新成果 经过第一年地抗争，扼制住了癌症的发展势头，这就为我2007年的抗癌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抗癌第二年，我把抗癌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巩固成果、提高效果上，我的具体做法是： 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治疗效果。进入抗癌第二年，我仍然坚持了药物治疗、生物免疫治疗、食物治疗、心理治疗等各种治疗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疗。住院复查，进行药物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的时间，从第一年的三个月进行一次延长到半年进行一次。定期住院复查，目的是查实有无癌细胞转移复发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定期进行药物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目的是进一步清剿残余癌细胞，增强免疫力，确保病情稳定好转，不逆转、不恶化。食物治疗，主要是注意饮食环境卫生，多吃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菇类食品、绿色有机食品，少吃腌制、油炸食品，不吃发霉腐烂变质和化学污染严重的食品。多到空气清新的自然环境中去活动，少去接触那些有毒有害气体及各种辐射，避免各种致癌物质、致癌因素再进入体内。心理治疗，主要是进一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名利荣辱、生老病死，培养乐观主义精神，放下各种思想精神包袱，保持健康心理，避免心理疾病与生理疾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进一步把肌体变成与癌魔战斗的堡垒。抗癌第一年，从不间断的肌体锻炼，让我尝到了很大甜头。一年中没有生过其它别的病，连感冒都没患过一次，这就使得我能够集中全部体力和精力来与癌症进行抗争。从第二年开始，在肌体锻炼方面，我主要是不断提高锻炼的水平和效果，提高肌体的综合整体功能，使肌体真正成为我与癌症对抗的堡垒。根据我的肌体情况，既需要进行全身的运动锻炼，又需要针对薄弱环节，有重点地进行锻炼提高，促其全面发展。于是我对阳台健身操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使其从24节增加到28 节，重点突出了有病的部位、器官和系统的活动锻炼。虽说每天只做1个小时的健身操，但做完以后，它却能使人从头到脚每个关节、每块肌肉、每个器官、每个部位、每个系统都得到活动和锻炼。再加上经常爬山走路，每天早上洗脸时进行面部器官保健按摩，每天晚上洗脚时进行足底保健按摩，一年来肌体锻炼的效果非常明显，身体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抗病能力明显增强。一是身体形态发生变化。经过连续两年特别是第二年的肌体锻炼，肌腱健壮，力量增强，骨架稳固，头昂了起来，胸挺了起来，腰直了起来，走起路来都精神多了。聚集在腹部的脂肪消失了，腰围变小了，身体各部分活动自如，柔韧性、协调性也增加了。以前弯腰双手尖碰不着地，现在弯腰双手掌可以贴地。二是身体器官功能增强。由于肛肠胃等消化系统器官得到了运动锻炼，胃炎、胃溃疡、肠炎、痔疮等消化系统疾病好转，消化吸收及排泄功能增强，食物得到了更好的消化吸收，身体也就得到了更好的营养。肺、气管、胸部的运动，使肺活量增大，血液含氧量增加，体内氧气供給改善。排除了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双肾膀胱输尿管功能增强，泌尿系统运行恢复正常。天天按摩耳朵、活动眼睛，提高听力视力，保持了耳聪目明。天天读书写字，动脑动手，活动锻炼，使神经系统始终保持着灵敏的反应调节能力。 三是血液循环得到改善。心跳、脉搏、血压和血糖、血脂、血氧等各项指标都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脚掌手掌、脚趾手指出现了红红的血晕，青紫的嘴唇也变红了，脑供血不足的状况有所改善。身上特别是面部的色素沉积不再发展，已有的斑点开始淡化消失。皮肤变得光滑、细腻和有弹性起来，面部皱纹减少，脚掌上的厚茧也在逐渐消失，全身出现了新的生机。四是免疫能力进一步提高。生物免疫治疗、药物免疫治疗和积极的运动锻炼，使得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不断提高，实现了癌症两年不复发转移。 进一步做到有规律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坚持做到饮食起居、工作学习规律化。上午6：30起床，6：30——7：30做健身操，7：30—8：00洗脸做面部按摩，8：00—8：30吃早餐，9：00——11：30学习和工作，12：00吃午餐。下午12：30——14：30午睡，15：00——17：30学习和工作，18：00吃晚餐。晚上19：00——20：00走路散步，20：00——22：30文化娱乐活动，22：30—23：00足底按摩睡觉。排除闲而无聊、无所事事的时间及状况，做到有节奏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一日三餐，不光定时，而且定量。鱼肉蛋奶，粗粮细粮，搭配而食。天天吃水果，餐餐有绿叶蔬菜，保证营养均衡良好。戒除饮酒，减少吸烟，讲究卫生，改变各种不良生活习惯。 多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回忆过去，只要没有其他事做的时候，我都会沉浸在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之中。从记事时开始，自己所到过的一切地方，所见过的一切事物，所做过的一切事情，所遇到过的好人坏人以及一生的荣辱得失，都在我的回忆之列。回忆过去时，我常常会达到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痴迷程度。实际上，这也是我排遣疾病压力的又一招。我还喜欢回忆过后，就马上用文子把它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以便今后印成一本书，留给我的子孙们去读。书名就叫《草木春秋——人生六记》，即《放牛记》、《求学记》、《长征记》、《建厂记》、《还乡记》、《抗癌记》。为此，我每天的学习工作就是上网和写作。2007年一年，我完成了人生六记中《放牛记》、《求学记》、《长征记》的写作。 更多地走向大自然和参与社会文化娱乐活动。尽可能多地参加一些旅游文化体育活动，尽可能多地走出家门，到大自然中去进行各种野外活动，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集体活动，使文化生活尽量的丰富多彩。 2007年，通过生理治疗、心理治疗、增强体力等多管齐下的治疗锻炼，不仅做到了两年内癌症不复发转移，而且身体健康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巩固了抗癌的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我抗癌的信心、决心和勇气，使我在抗癌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将抗癌进行到底 我的抗癌斗争，已经进行了三年，经过三年的抗争，我对使人谈虎色变的癌症，有了四点认识： 1癌症和其他疾病是一样的，是可防、可治、可控的。癌症是人体正常细胞在某些诱因的作用下发生特殊变异的产物，这些诱因就是癌症发病的原因。我们只要平时多加注意，及时消除这些诱因，就不会发生癌症。得了癌症，只要抓住时机，及时进行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免疫治疗，药物治疗……癌症也是可以治愈的。即便是错过了时机，失去了治疗机会的晚期癌症病人，也可以通过各种治疗手段，控制癌症的发展，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 2对癌症一定要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对于癌症这种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威胁的疾病，我们除了学习了解癌症基本知识，掌握癌症发病原因，做好癌症预防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癌症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癌症的发展，从早期、中期到晚期，是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的。我身上的癌肿块，从米粒大到指甲大，就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可就是一直没有能够引起我的注意，原因是我对癌症一无所知，缺乏警惕。虽说现在发现也还不算晚，但要是早几年发 现，治疗就更容易了。如果到了晚期才被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丧失了有效治疗的机会和手段，要想彻底治好就难了，真可谓时间就是生命！ 3得了癌症一定不能惊惶失措，悲观绝望。一个人的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任何人都不可能长生不死，不是因为癌症结束，就是因为其他疾病或其他原因结束。既然癌症来了，就尽力医治癌症，让生命不因为癌症而结束。实在医不好了，就因为癌症结束生命，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它与因其他疾病和其他原因结束生命是一样的，都是结束生命的方式之一，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和悲观绝望。面对癌症一定要沉着冷静，积极乐观，顽强斗争，努力战而胜之。绝不可惊惶失措，悲观绝望，精神失常，让癌症吓死。 4抗癌必须要注意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提高身体对癌症的抵抗能力。患了癌症，首先当然是要采取各种医疗手段，积极进行疾病治疗。然而，在积极进行疾病治疗的同时，积极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抗癌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好的体力和精力，要想最后战胜癌症，也是不可能的。 进入抗癌斗争第三年后，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除了继续以往的各种治疗之外，我主要是在身体锻炼和保健维护上下功夫。对以往的种种办法和做法，我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思考总结、改进完善，以求达到尽善尽美。同时我也一直在回忆和审视我以往的人生，抓紧时间完成了人生六记中《建厂记》、《还乡记》、《抗癌记》的回忆写作，并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人生六记的有关图片资料，如果将来我的《草木春秋》及其《人生六记图集》能够成书留给我的子孙后代，那么它也是我抗癌斗争的重要成果之一。我的抗癌斗争仅仅进行了三年，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还不得而知，但我有决心、有信心将抗癌斗争进行到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