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飘散》 第一章 嘟，嘟，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酣睡中惊醒。看看墙上的钟已经是早上九点，今天是大礼拜，一家人都在睡懒觉。其实对于我来说，礼拜不礼拜早就没有任何意义。缘于五年前的下岗，我天天如此懒睡。年逾半百的人了，哪里去再就业？一家三口唯靠妻子那点工资度日子。听到电话铃声，我披上睡袍跑去客厅，电话里传来好久未听到的小侄儿的声音：九叔，我是晓钢。我爸刚才已经走了，你上来一趟吧。我说，马上上来。赓即叫醒妻子女儿，穿好衣裤急匆匆出了门。 今天是2006年元月18日。严冬的世界天空沉重而阴霾，但也有鸽子在飞翔，将一串串剌耳的鸽哨洒落大地。上了通往成都的大巴，刚刚坐下又接到大侄儿媳妇李曦的电话，告诉我同样的消息。 哥的辞世，应该并不突然，不过是早一年晚一年早几月晚几月的事。古稀年岁的人了，患尿毒症在轮椅上足足捱过了五个年头。死亡对于他，说不定还是一种解脱，活着也痛苦。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他打电话跟我说，冬天坐在轮椅上很冷，记得老家江津有生产军大衣的后勤军工厂，问我能不能够为他购一件军大衣带去成都？显然是他记错了，实际上那家工厂从未生产过军大衣，只是生产军用棉鞋。但无论如何得满足他这个微薄的要求，我拨通了一个在成都工作老乡的电话。老乡叫舒德骑，在兵器工业部某研究所任党委工作部长，下面有经济民警中队，料想搞件军大衣应该不存问题。电话里舒德骑极是感慨，说堂堂的国务院三线办副主任退了休患了病，竟为一件军大衣犯难。于是，他去经警队分了一件跟哥送去。 月后，舒德骑回江津过年见着我说，你哥很垂暮，唯怕没几天活头了，最好抓紧时间去看看。可妻子还在值班，一时又走不了。舒德骑回成都时，我买了箱家乡特产《桔乡米花糖》带去，并在箱盖上附了张贺年卡。贺年卡是自已在电脑上制作的，除了祝哥春节快乐外，另外附了一句话—— 父母本是天上的两粒种子，碰在一起落到地上长成了一棵树，兄弟姊妹便成了连在树梢的枝叶。 可能为这话所感动吧，不待妻子值完班，我就独自动身去成都看哥。那天，冬日的太阳暖绵绵的，跨进院门看见保健员推着哥在甬道漫行。哥是坐在轮椅上的。哥的眼睛是闭着的。我叫过一声哥，哥的眼睛就睁开了，抬抬手给保健员介绍，这是我小弟。保健员停下了轮椅车。这里所说保健员是乐至县的一个农民，三线办每月支付他900元工资，负责照顾哥的饮食起居。有40多岁，可哥仍然称他为小邓。小邓是中国本色农民，诚朴厚道，对这份工作尽心尽责，自哥生病后就与他朝夕相处。 聊过几句将到晌午时，哥硬要留我吃饭，说你嫂子参加离退休干部活动去了，就我们三个人吃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在长达几十年期间，以我对哥的了解，还从来没有硬要留人吃饭的习惯，许是看了那张贺年卡上那段话的缘故吧。也或是他离开职位后遭遇的冷漠太多，在新春伊始，门前冷落车马稀之时，唯有我这个兄弟前来看望，料想感沛由生，特为之相邀。在小人众多君子寥寥的今天，故然是高层，也难逃如此法则。难怪前重庆市委书记肖秧病危弥留之际对作家王群生叹曰，这辈子交同志太多交朋友太少。 于是小邓搀扶他，我尾随护卫，颤颤巍巍上了楼。坐下，哥问我想吃啥子，好叫小邓去买。我说，随便。小邓又问吃夫妻肺片不？我说，也可。回头再问哥吃啥？哥说想吃豆花，小邓便提上饭盒子下楼去了。没见哥给他钱，看来钱财之事也交小邓打理了。由此可见哥对小邓的信任程度，小邓成了哥赖以生存的大树。 从江津到成都有400公里，大约4小时。一路上我都在考虑，哥的单位如何操办丧事。可能不盛况，因为三线办盛极而衰。改革开放初，他们归国务院直辖，叫做《国务院三线建设规划调整办公室》，每年由国家财政拨出数十个亿给他们，负责三线建设企业调整改造，从边荒僻壤迁徙到城市。规划调整基本完成以后，主任鲁大东、副主任我哥和向嘉贵副主任退了休。另一位副主任蒲海清年轻些，调去了重庆市当市长，还有位副主任朱奎去了云南任副省长，单位便降格归了国家计委管辖。据说，现在又划归到国防工科委，叫做《国防工科委三线建设协调办》。毛泽东的“三线建设要抓紧”已经人去楼空，三线办仅是个保留过渡而已。 说也湊巧，车过内江，舒德骑打来电话问，春节将至，你有否上来看你哥的打算？我说，已经在车上了。是来奔丧，他已于早上逝了。电话沉寂了数秒钟舒德骑说，下午我要开会离不开。这样吧，你先去你哥家晚上来我这儿吃饭，然后我再陪你过去。我说，行，就这样吧。对话惊醒了在我怀里瞌睡的小女儿迟迟。四岁的孩子不醒事，她问，爸爸，你的哥哥逝了吗？什么叫逝了呀？妻在傍回答，逝了就是死了的意思。你爸爸的哥哥也就是你伯伯，永永远远离开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等会儿到那里，你要给他磕头。孩子睁大迷惑的眼睛木呆了好久，点了点头说，是。继后又自言自语，我的伯伯好可怜啊，就这样死了。说得我的眼眶润湿，禁不住紧紧贴着她稚嫩的脸庞。 下午三点到了成都，下了大巴打车去哥的家。家在商业场背后的三倒拐。说起来难以让人置信，国务院三线办的住宅院，里头住有好些中高职离退休干部，但住房条件尚不若成都周边的一般乡干部。我曾见过某乡政府的住宅区，最小面积都是150平米。装修都很豪华，院内亭台楼榭，杂树飞花，瀑布泳池。而他们的住宅，清一色的70几平米，连外墙也省了装饰，更说不上环境绿化了。日落日升，时光流泻，一代三线建设的领导层，别无抉择的历史将他们冷落成了逝去辉煌的夕阳。 一年没来成都街道变化很大，车到三倒拐有些找不着北，司机问停哪儿？踌躇间听见孩子在说：爸爸，爸爸。你看那里有花圈！直眼左前方，两扇冰冷的铁门边倚立着三个花圈。走近看，落款分别是国防工科委三线建设协调办及他们的工会、离退休办。挽联上赫然一行大字： 沉痛悼念周长庆同志 心，便打了个寒颤。 左手牵孩子右手挽妻子推开紧闭的大门，狭窄的院坝簇拥着二三十个花圈，大多是单位同事献的。凛冽的寒风啸着，拂得花圈两旁的挽联卷曲无定。灵堂搭在背风的住宅楼后面。首先迎上来的是嫂子的侄儿陈亦然。陈亦然是红色家族后代，他的叔叔就是著名红岩英烈陈然，因为挺进报案，被军统关进渣滓洞，解放前夕殉难于重庆大坪。他的父亲陈曦也是职业地下党，解放后曾任某军工厂党委书记，80年代患病逝世。他的姑姑陈佩瑶是我的嫂子，即小说《红岩》中成瑶雏形。听大侄儿晓路说过，陈亦然所在工厂破了产，红色后代的陈亦然沦落成了失业者。冰凉的手和我握了握说，九叔，好些年没见你。刚到吗？我点了点头，朝灵堂走去。 灵堂布置得简陋而得体，正面黑幕上悬挂着哥的照片。白衬衣，蓝领带，微笑盯着逝去的岁月。我知道，那是他80年代出访美国时照下的。照片下面有枚小花圈，写着爷爷安息吧，落款为孙儿周天。其次是香炉，三柱残香忽闪忽闪；再其次是焚烧纸钱的火盆，灰烬飞舞，像一群黑色的蝴蝶纷纷扬扬。两傍同样摆放着一些花圈，左边是亲属的，右边是原国务院三线办官员的。 眼泪便潸潸掉落下来。 晓路正蹲在火盆边烧纸钱，仰头看见我们趁起身来，眼睛红红地叫了声九叔。我抹了泪水问他，你妈呢？他说，晕厥过去了，现在在三医院抢救。 再没说话，都悄声默息的。于是，我偕妻子焚上一柱香。香烟袅袅，人如烟尘随风飘散。哥，你走好。这时候，迟迟牵着我的袖口问，我该做啥 呢？我说，不是车上告诉过你吗。她眨着小眼睛想了想，然后跪拜在蒲团上，像藏族老阿妈朝圣般虔诚地叩了三个头。事后我问她，你从来没叩过头也没见过叩头，怎么就会了呢？她说，电视见到过。 在小方桌旁边坐下，晓路倒来杯茶。我问，现在在干啥？他说他们新光公司破产了，每人发得有四五万块钱，以此为资开了家苍蝇馆卖豆汤饭。成都的通俗说法，苍蝇馆是那种只能容下二三张桌子的小饭馆，豆汤饭即豌豆汤泡饭，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买卖，农民工进城的营生。 我又问你弟呢，怎么没见他？他说晓钢犯病了，吃了药在楼上睡觉。 晓钢是间隙性精神病，受不得剌激说犯就犯。早在1986年他就得有这种病，但仍然有人给他介绍对像——是四川宾馆的服务员小袁。小袁长得清清秀秀说得一口标准普通话，不知道咋会看上晓钢？或许是仰慕虚荣，看上他家庭的缘故呗。私下里我跟晓路议论过，这是一种不道德不长久的婚姻。可晓路告诉我，事先给小袁讲明晓钢患有这种病且不能有后代，但小袁还是同意了，和晓钢相依过了20年，把青春与韶华付之东流。固然晓钢是我亲侄儿，从社会道德上来讲，连我都替她感到委屈。料想小袁一定是看上了这么个高干家庭，能够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事实并非如此，恁多年以来小袁就从来没有沾过这个家庭的光。90年代初，四川宾馆重组，小袁没有逃过厄运，下了岗不得不到处去打工。而晓钢呢，患病后仅是吃劳保，每月只200多块钱。 姐率她几个子女从龙泉驿赶来了。哥是真正为她们徇私办过事。80年代，062基地迁入龙泉驿，以此机会哥发话将姐夫调到龙泉驿任了经委副主任。以前，他们全家都在大凉山。姐和姐夫都是50年代支援民族地区进的大凉山，和雪山查尔瓦相伴了许多年，姐曾多次抱怨空有个身为高官的哥，一点不顾兄妹手足之情。几十年抱怨过去，直到她两鬓斑白这才如愿以偿。以后的事情顺理成章，经委副主任的姐夫利用自身优势逐一挨二将子女、媳婿调到了成都。完成此番宏伟大业之后，他便身患癌症辞别了人世。 姐的一家子拈完香焚完钱，坐下来叹吁哥的一生，说他一辈子为官谨小慎微，错就错在在位之时怎么不提携个小辈上去为官，弄得刚刚患病的时候差点住不进医院。 姐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拐弯抹角找关系找到了同乡先辈曹钟梁。 曹钟梁先生是我们家相隔甚远的亲戚，著名的传染病学家，留美医学博士。早在解放前就任华西医学院院长，又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他的长子曹泽毅担任过卫生部常务副部长，抗击sars病毒的负责人，因此他们家族被医学界誉为长老院最具贵族血统的曹门俊杰。如果按欧洲的公候伯子男排位，哥应该和他们父子相同的爵位，不同的之处搞学术的退下来威望依旧，一如终身贵族。而哥只是个从政官员，退下来人家就会冷你淡你瞧不起你，沦为没落贵族，一曲末路英雄之悲歌。 姐曾对我说过，曹钟梁先生我们应该喊八舅。年逾九旬的八舅听姐说哥住不进病房心里面很着急，提上水果拄着拐杖，从小楼步行去医院看望哥。一到医院，院方接待不迭，问老院长啥事来啦？他说，有亲戚病了住不进病房，听说住在过道上，我来看看。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第二天院方便专门腾出病房，哥这才住了进去。 我前去成都照顾他，几天当中竟无一亲朋好友来探视。遥想他在位当年，逢年过节，偶患小疾，关怀备至者络绎不绝，想挡都挡不住。真正可谓世态炎凉，人情如纸张张薄。 哥的病情稍好，我要回江津，别时他叫嫂子拿出两仟块钱给我。说你个失业职工不容易，来成都得花销，这点钱权作车马费，余下的给孩子买点东西带回。我无论如何不收。说，哥，瞧你都这样子了，我还好要你钱吗？推来推去相持了好久，哥的眼睛头就有了泪水，对嫂子说，算了，他实在不收就算了。说完都怔住了，钱悄然默静地置放在茶几上。哥的头蓦然垂了下来，面色枯槁，表情茫然又凄然。这刹那，我心如荒漠，流星划过…… 哥开始步入凄凉的晚年，我揣测，他心灵深处忽闪的是生命后悔的残焰，后悔当初没有更多地担起袒护家族弱者的职责，以致于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 坎坷人生中，我的青少年时代很背，十岁就死了爹，少年的记忆中满世界冬天没有暖洋洋的太阳。1976年娘死去的时候，我已经在农村当了五年的知青，接到噩耗我回到江津。 江津紧挨长江边上，有些寂寥，街旁秃秃树木，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天，低沉晦暝，苍青地罩着世界。 家，在偏街，由斑驳黑漆门框进入，叫夏家祠堂。很大，且幽深，明清建筑，住有四十二家人。 跨进黑漆门框，沿窄巷七弯八拐到家。门外头簇拥着好多人。他们说，到了，到了，似乎已经等我好多时了。便让开一条道，我走了进去。 屋中央摆放着间凉床，呈现在眼前的是凉床上直挺的母亲，一张黄裱纸覆盖着脸。床底，忽悠悠闪着盏菜油灯。哥和晓路垂立在床前，哥扭过头对我说：“妈随爸去了。” 我木石般定了，头发茅草似地刷一下竖起来，跟着就扑在凉床上，眼泪哗哗淌了出来…… 母亲静静地躺着。揭开黄裱纸，可以看出她脸上凝固着愁苦。自从父亲走后，她再没有笑过，空闲就呆在那间小屋，面对四堵老墙，捱完了剩余的岁月——伴随灾荒年辰饥死的父亲永远地去了。我跟这座城市最牢固的联系也中断了，我成了一只孤独的麻雀，不知所栖，不知所息。 哥那时在重庆市革委，正忙于他的政治生涯。 没有人说话，伤痛幽幽地盘旋。一只黑鸦从遥远飞来，栖息在对面房顶瓦楞草边，邪乎乎朝屋里头眨眼睛。贼逼的鸟！有人拣起石头打，没打着，鸦“呷”一声飞走了。 夜里，白霜从天而降，似雪霰冷雨；树叶簌簌地飘落，像亡魂凄凉的叹息。间或，听到算盘珠子响，那是父亲。父亲作过银号帐房，当过美丰银行会计，跟算盘打了一辈子交道，咋没算到自身会饿毙？ 母亲灰白的影子飘来。 “这个月——”母亲盯着她的手掌盘算，日子仿佛座落在她的手掌之中。母亲风烛残年之时，每月靠哥匀10元钱过活，无时不刻在精打细算，常年以粥维生，偶食干饭算是打牙祭。 北风又猛烈地刮了起来，尖啸的牙齿啃啮着房樑，扑打得门窗嚓嚓直响。披衣起床，关好门窗。风，突兀又住了，所有声音荡然无存，世界空空如也。我沉浸在母亲的话语，她说，吾儿切不可与歹人为伍。此为当初下乡时，老人家对我的谆谆教诲，可能她已经预知自已的光阴十分有限了。 悲伤归悲伤，仍得送母亲出门。两天后出殡，整过程仍按族人规矩打理。不外乎是请了响器开道，燃了鞭炮，焚了买路钱，泼了水饭。孝子披麻带孝，哥在前正端灵位，我随其后垂头嚎丧，“嘟哩啦嘟哩啦”将母亲送了上山。当日，母亲就在祖宗墓地实实占据了个位置，与父亲并排，一个鲜黄湿漉漉的坟包。应了母亲常叹的“芸生众众共一丘”之说。 回家时队伍走得很缓慢，都没有说话，一路沉默。草叶苍黄，风卷起满地落叶。将到家，哥猛醒似地问：好像你已经下乡五年了吧，怎么没见招工？沉默须臾，我回答，招过，但无论如何轮不到我。意思明明白白，恁多年以来，这方土地除我和母亲外再无其他亲人，不可能有人帮我从农村调出。那时候，知青进城是难于上青天的事，非要权力之人帮衬，这一点他应该知晓。 必须承认，哥也曾做过这个工作，却没有成功。是他不够尽心，或没有相关的关系，这一点我至今都不明白。那时候，他在重庆 市革委任秘书处长。 是1975年秋八月，适逢文革中第一次高考。我拼尽吃奶的力气挤入贫下中农推荐行列，考了个全县的榜眼。没想到满心欢喜，却遭张铁生不学“abc”当好接班人的答卷瞬间洗白。 接下来重新推荐不再考试，在第一次五个人选中推荐俩个直接上大学。公社所有知青们议论纷纷，都在揣测哪俩个能金榜提名一步登天。那一日，赶场碰见同社知青罗异鹰——与我同为推荐人选。听嫂子说过，他父母都是地下党，母亲贺辉是重钢党委书记，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幸亏嫂子签字作证这才逃过劫难，解放出来重新工作。 我和罗异鹰站在供销社屋檐下，任侧边人潮人涌，谈论起这个我俩都感到敏感的话题。心知肚明，有个刘姓知青稳操胜卷，是驻军师级干部的儿子，注定要上军事院校的。也就是说仅剩一个名额，由四个知青来争。 可能罗异鹰听父母说过我哥这层关系吧，认为我最具实力。悲哀地对我说，我是没法了，以后上了大学别忘了这一方水土，还是回来耍。话毕，脸上掠过不尽的惆怅。我也幼稚地以为自已实力巍然，除了考前哥对我说过，已经找人去招生领导小组做过工作外，不管咋说，全县两佰多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三名。经张铁生闹腾，成绩固然不重要，但总可以做为参考依据吧？半个月后名单公佈，事实和预料切然相反，我名落深山——上大学的是刘姓知青和罗异鹰。之后，才听说本县革委会主任曾任重钢宣传干事，是罗异鹰父母的老下级。 绝望透顶！在床上昏睡了两天起来，买掉些许口粮湊足路费去重庆找我哥。哥刚刚跟廖苏华（老红军，曾任重庆市副市长）汇报完工作，见面后只轻描淡写说了句，慢慢来，你还年轻，机会多的是。 说实话，那一刻，我真有点怨恨哥。 第二章 下午五时许，舒德骑打来电话催我过去。说他请假提前下了班，邀来好些朋友在灶王大酒店等着我吃饭，早些吃完饭好跟我一起去悼念哥。既然人家有这个心，我也只好暂辞灵堂，打车去了灶王大酒店。 沿腥红色地毯跨进，雅间头聚了好些人，都是舒德骑他们单位的同事。凉盘已经上齐，酒罗列斟好，看来就等我到。现在的人好面子，刚刚坐下舒德骑向同事们介绍，这是石油局的周经理。实际上，我只在石油局的基层单位作过几年劳服司经理。更确切点，如今我只是个实实在在的失业职工——社会最底层弱势人。 经舒德骑这么一褒扬，同事们纷纷站立起来，端起杯要跟我敬酒。心若洪荒，随众站立起来，如碑如石愣着桌面久不举杯。见我眉间泪痕犹存，舒德骑发话，都不敬酒，今晚长茂有要紧事。 他是桌上最大的官，将就算副厅级吧，说话具权威性。自然，人众也就坐了下来酒水随意。 墙壁上，暖空调呼呼地吹，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郁闷。房间佈置得讲就，贴了蔚蓝墙纸，上悬偌大幅《太白醉酒图》：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音乐却不协调，音箱响着《十面埋伏》的古筝音乐，叫人联想起霸王别姬的悲凉。 古筝继续响着。看见《太白醉酒图》，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风景，满目辉煌的案前，一个男人微笑握着一枝笔。笔是毛笔，饱蘸着云烟淡墨…… 坐在叫做《西楚厅》的雅间里，我再一次重温起这千锤百炼的画卷，联想起哥对生活的热爱。 听妈讲过，解放前哥就画画，寒暑假要画好些拿去街头席地坐卖。一个假期下来，除挣足学费外还能余下些许贴补家用。记起一个夜晚，应该是决定所有中国人命运的夜晚——1976年10月6日，空气中飘浮着矢菊的香气，我恰好在重庆市委的单身宿舍。午夜，哥兴奋回来，带回包卤牛肉，又翻出半瓶五粮液，叫醒我起来和他对酌。 毕了，玩笑要我笔墨伺候，绾了袖子，画出张《钟馗打鬼图》。准备题头喃语道：除恶务尽。将下笔，我说太直白了，缺乏文气，不如题成“风雷七尺剑，斩尽鬼三千”的好。于是就依了我，飞笔龙蛇写成放好又去了办公室。 好多年未见他画画，又莫名的兴奋，当时我想，该不是哥又要提升了吧。第三天才弄懂，原来当夜是粉碎了四人帮。三个月后，哥调去四川省委任了办公厅副主任。 那时候他心情舒畅，一有空就画画。跟苏葆帧学画葡萄，与擎天柱、丘笑秋合作画——擎天柱画麻雀；丘笑秋画竹竿；他补叶。 随改革开放进程，省委外事活动渐频，涉及到互赠礼品问题。哥提议赠国画为好，一可展示厚重的文化底蕴，二可节俭财力，果然深受外国友人欢迎。便组织了一批川渝画家，在金牛宾馆作画。文革中饱受欺凌的画家们高兴得不得了，都说还是共产党尊重艺术尊重人才，飞笔龙蛇地画了好些画作礼品备用。 恰逢邓小平来川视察住在金牛宾馆，闲暇之余接见了哥，自然也兴趣盎然去看望了画家们和画家们合了影。听说哥是从工厂出来的，60年代又跟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重庆市副市长孙先余）当过秘书，去考察长江三峡时便欣然带上哥同往，耐心顷听了哥对三峡电站建设的粗略见解。因此，几个月以后，就调他去了国务院三线建设办公室任了副主任，三峡建设工程也交给了三线办主管。 光阴如驹过隙，进入90年代，老主任们纷纷退休，蒲海清副主任年龄稍小，他对三峡工程也极是了解，所以先调重庆任了市长，以后又任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办公室主任。 记得哥随邓小平去三峡前两天我给他去信，求他无论如何帮忙给找个工作，29岁的人了还没正式工作，实在是个问题。他回信称：近日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忙于接待，你工作之事容当缓后再说…… 其实，真正求哥找工作的野心缘于何二哥。何二哥是妈的干儿子，自妈逝后就很少来往。当时他在二轻局当政工科长，据说95年去了宗申集团，他是左宗申的表哥，依赖表弟左宗申，后来顺势富甲一方了。 那一晚，何二哥兴匆匆来找我，长茂，长茂，你哥当上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啦！我刚刚从文件上见到的。你怎么不去找他？那时我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就着碟豆瓣山呼海啸地喝稀饭。看我狼吞虎咽样，何二哥语调一下子低沉下来，我说你啊，父母没了，你哥是你噍一的亲人哪！他现在权力大得很，要解决个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难道就让你这样一辈子？话毕，递过20元钱，说是车费由他支援，要我立马去成都找我哥。 现实生活的艰难，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野心，我厚了脸皮去成都找哥。朝阳破雾，我来到位于商业街的四川省委。大门口俩卫兵，一个舞动着红绿旗，忙忙碌碌指挥进进出出的小轿车。一个手持枪剌，一动不动站成了雕像。我走近雕像说，我要进去，我找周长庆。 雕像似没听见，眼睛都没眨一眨。 我找周长庆。这次我声音大了点，雕像还是没答理。 我找周长庆，他是我哥。 这回雕像终于有了回应：你请等等。拨通旁边岗亭电话，一会儿哥就出来了。 哥还是老样子，瘦削且高大，沉稳的脸上略显一丝儿微笑。他把我领进会客室坐下，问，干啥来啦？ 有些不好意思，生怕哥不答应，但想起何二哥的话就鼓足勇气面红提出：哥，给找个工作吧，我待业都恁多年了，东一天西一天找临工做，顶困难的。 哥沉默须臾说，我早有这想法，等这段时间忙过再说。真的，爸妈没了，对你关心的确不够。 见他有些自责，我忙说，不慌，我还能撑过一阵子。 刚说到几句话，一个秘书样的人推门进来叫，周主任，中顾委来人啦，你要不要去接接。 哥闻听立起身，让秘书样的人领我去招待所。我见这样子赶忙推辞，不啦。哥，我立刻回，后天有建筑工地招人。 出了省委大门，行走在绿树蔽阴的人行道上。阳光穿越树阴，映现出点点光斑，支离破碎，让人感到扑朔迷离。一不小心，撞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惹得一声怒骂：你个乡巴佬，咋在走？倒是她同行的眼镜男青年大度，于一旁劝说：算了，算了，跟这种人有啥吵头。 返回没一个月，当时的县府如今叫区府便派人来寻我。说小周都待业恁多年了，受四人帮株连的政策迟迟未落实，责任全在县府，真是有些对不住。接下来征求我意见，愿意在何种部门工作？并承诺，县府县委已经集体研究过，对此将特殊落实。听完来人的话，我感动得不行，心底荡漾起无比的幸福，长兄如父哪！ 过两天，石油局来江津招工，县府又来人问愿不愿意去石油局？那年月，石油工人是雄赳赳的石油工人，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一声愿意，我便来了油田，成了石油工人。更确切地说，我是到了石油局最基层最坚苦的单位——石油地调一大队，也就是5？；12大地震区域，开始了不畏艰难险阻，踏遍山峦去勘察龙门山地层构造，地域辽阔地为祖国找石油的新生活。 可见哥并没有找石油局谈我工作分配的事。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石油局局长杨新亮他是相当熟识的，哥真正的意图仅限于为我谋个饭碗而已。我听晓路说起过，他是怕影响，所以没找石油局而找的是地方政府。像我这样无父无母的孩子，当时有这个政策，理应照顾工作。 工作就如此落实了。 待业青年的我就这样正式步入了人生的轨迹，同时也向世人阐释出关于亲情关于干部准则的真实含义。 必需补充，那次在我离开成都 的第二天，省委召开三干会，即省、地、县干部大会，哥负责秘书处工作。江津地委书记报到时汇报工作说，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解决很成就，已基本消除盲点。 什么叫基本消除盲点？汇报完毕，哥和气地笑一笑说，和真实情况还是有些差距，我弟弟就在江津，父母双亡特困回城四年有余，召工的事就一次也没轮到他。这下弄得地委书记有些尴尬，他浑然不知面前这位周主任就是家乡人，且有个亲弟弟就在他辖区内，没有工作没有亲人地苦苦等待，等待着他的基本消除盲点。 事情不难预料，于是就有了刚才一幕。 不消说，如此做为多半会被满腔正义的读者纳入假公济私的范畴，但岁月如同细密的筛子和滤器，将现今的官员加以比较；加以的遴选和分辨；睿智地对产生的原因进行公正的评判。 青春炫舞 残年落寞 晚餐寡淡无味。 一辆皮卡车像亮闪闪的快艇在都市的灯海中穿棱。车廂里坐着四个人，除我和舒德骑外还有俩个。平头的中年男子是张哥，209所老干处的处长，戴大盖帽的年轻人小黄，是所里经警队的队长。 舒德骑跟我说，张哥每年都送走些退休干部。 据说张哥是转业军人，没多少文化，只能致力于跑医院和火葬场。但张哥自豪地宣称，他从视的是爱心工作，老同志一旦住进医院，任何安慰都无法驱除他们心中的痛苦以及对人世的留恋。弥留之际，他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在子女安置、住院补助、自费药品等等系列问题尽绵薄之力。张哥的关爱像太阳般照耀着他们。终了，他又成了圣明的牧师，一遍又一遍对家属布道，颂扬着殇者尘世的功德。 张哥的工作不能说不重要。 我知晓，舒德骑叫上他的目的在于生者好提出某些利益要求，该提什么不该提什么，这个张哥有经验。其实，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人活在世上，就像满山遍野的野菊花争相开放，争奇斗艳，到了秋风扫落叶的时候，也就宛如一粒尘土随风飘散而已。 月冷风清，城市梦幻，人生只是个过程。 我忽然感到一阵失落和心酸，就像揭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盖子；猜出了一个不该猜出的迷底。沿三倒拐驶进，抬头又看见了那扇灰色的铁门，倏地就有了人生禁锢的感觉，《福乐智慧》的词句由然冒出： 我放走了行云般的青春， 我结束了疾风般的生活。 敲开铁门，依然是香烟缭绕烛苗忽闪。不同的是灵堂的右边增加了两个大花圈，分别是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送来的。姐悄声告诉我，是三线办跟哥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打了电话。我无言以对，泪眼朦胧。斗转星移，人事变更，现今在职之人有谁知晓有一个叫周长庆的人在他们单位工作过呢？更不会知晓他就在今天早晨离去了。三线办打电话，也在情理之中。现代社会表明，80后、90后相当部分青年干部存在一种“关心下一届”的危险顷向，典型的表现为爱谈论官场，渴望表现自已，毫无节制地投机钻营。社会学家认为，此为当今社会产生腐败的根源之一。我之所以活得不成功，正是缺乏这一点，应了诗人北岛的那句名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晓路正在换烛，我叫他他转过身。分别介绍了同来的客人，他安排客人坐下泡来茶敬了烟。客人迫不及待地立起身，献过花圈手棒柱香顶礼膜拜：长庆兄一路走好。 环顾四周，不由心中暗然神丧。在众多花圈群中，除核工业西南研究院有一个花圈以外，其他的三线企事业单位没有一个花圈。我替哥委屈，凭心而论他对下面的三线企业不说是呕心沥血，起码也算尽心尽力，特别是重庆地区的三线企业。 1978年，在四川省委工作期间他出访东欧，见到南斯拉夫民用摩托工业十分发达，回国后便建议重庆部分军工厂军转民品生产摩托，说，大重庆应该有自已的摩托车工业。过后出访日本，专门带上嘉陵厂的党委书记，去本田摩托车制造所签了合同，生产本田——嘉陵50摩托。从此，重庆才有了摩托车制造业。 几十年眨眼逝去，始甬者作古，重庆诸多摩托车大品牌已经名扬海内外。 晓路熬了两天两夜，我叫他上楼休息，接待悼念者的事自然由我承担。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老人——重庆二钢退休的老工人。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无数的刀痕，挂满着沧桑。结有领带，穿着西装，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经历海难，死后余生的老船长。老人走近灵前呼吸急促，许是久远年代，触动了发黄的往事。紧张，压抑，喉咙里咕噜作响，想说什么又一时说不出。最后，他说：长庆，我代表二车间的老同志看你来了！ 泪珠，在灯光的映照下发出朴实的光芒。 心，迅速蜷缩起来。我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哥与那代工人以青春与汗水铸成了钢铁般的感情。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第一代钢铁工人，风雨与共，历经磨难。炼高产钢，炼反帝钢，炼反修钢，一起度过整风反右以及刻骨铭心的三年饥荒。 我相信，我触摸到了工人阶级最坚硬的感情。 片刻未坐老人就要走，我说坐一会吧。他说老伴已癌症晚期，正在省医院放疗。那一霎间，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没有安慰的话，我知道一切安慰都苍白无力，只好强忍着心尖颤痛将他送出了门。 夜色阑珊中，我对着前方佝偻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背影深动而美丽。 第三章 回到灵堂，一眼就见到王春才坐在那里。先前他是国务院三线办规划局局长，国务院三线办撤销后任过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如今退休在家写文章。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王春才就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任基建规划处长，是个长期在军工战线上行走的人物。可以这么说吧，大西南的军工厂十之有九是他筹建的。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毛泽东贬为了三线办副主任，王春才由于工作关系，与彭相当熟识，亦很尊崇彭的作人原则。所以，他退休后曾出过这样一本书《彭德怀在大三线》。没想到，攀钢一个叫沈国凡的亦出了本《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书中有28章、144页共11万多字与《彭德怀在大三线》一书中27节、185页共计9万9千余字文字雷同。最近他胞弟王春瑜在网上披露，怀疑该书是剽窃王春才的《彭德怀在大三线》之作，不知确否？我不敢妄加评述。 以我的了解，王虽身居高职却为人谦和，处处小心谨慎，想来决不会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他退休以后，心静平和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思索或感动写进字行间，在不辍的笔耕下练就温厚的情怀、豁达的心胸，把无痕的岁月定格成文字。 于是，就有了数本关于大三线的史书。 退休改变了生存方式，写作延续着璀璨的生命。 此刻他坐在傍灵的桌前，烛光在他干涸的脸上跳跃，投下许多历史的皱褶，眼球却是鲜亮一点亦不显枯涩。正在从容不迫地和舒德骑说着话，缘于文学，他俩也很熟。 重庆作家罗学蓬曾经对我说起过，十年前舒德骑在某军工厂工作，不幸和厂长产生了绝不可以调和的矛盾，以致家庭破碎，差一点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事后，他感到岌岌可危，唯恐厂长将自已当做火锅里的鱼，弄进锅里反复烫煮。 很难在厂里继续生存下去，困境之中只好根据前车之鉴做出决策：树挪死，人挪活。 辛劳不倦地四处求人跑调动。官场朋友都是客气有佳，游韧有余：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我们单位太可惜了，不就等同于大鱼放进阴沟里…… 许多年前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的朋友舒德骑孤独地躺在成都某招待所心事重重，月光恍若虚幻的湖泊，人在湖水中漂游，不知何处是彼岸？前途迷惘，宇宙深邃。忽然间，记忆深处冒出一个人——那就是王春才。于是，翻身起床拨通了电话。他觉得，这就是希望所在，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能帮他脱离困境。 王春才是个十分看重年轻人，十分珍惜人才的干部。接完电话，二话没说就驱车赶来了招待所。一把盐花生，一瓶老酒，先是侃唐诗侃宋词，李白杜甫范仲淹，继后，又鲁迅巴金贾平凹。侃累了，短暂沉默之后，舒德骑这才长叹一口气吐露出心声：请王主任帮忙联系调动…… 王春才措手不及，看见刚才还侃侃而谈的舒德骑，倏然就虚弱下来，一脸的无奈和萎靡，好似一个欢快的舞者突然间被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下。人都有难言之隐，历经风雨的王春才十分清楚这一点，一个人不可能心血来潮，随随便便离乡背井要求调到外地工作。这种要求自然有他的苦衷，有他的道理。 他有点同情面前这位年轻人了。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试图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是预谋，他还是痛快答应了。掏出笔，在国家计委三线办的便笺上给成都某兵器研究所所长写条：推荐舒德骑同志来你所工作，请即解决。 舒德骑如获重释，连声感谢王主任。 数年之后，舒德骑攀升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一代三线建设的卓著人王春才退了休。 按照世人的看法，退了休的王春才过得并不惬意。我去过他的家，就80多平方米，装修得如同现在的农村屋子——廉价的花地砖，廉价的水涂料，廉价的木墙裙。老伴买菜做饭理家，他看书阅报搞写作，清清贫贫度日子。前年，侄儿子下了岗，他也只能拜托舒德骑帮忙找临工了。 青春炫舞，残年落寞，国人之至上名言。 是夜下榻张哥处，彻夜未眠，脑海里全是哥的音容相貌。 第二天清早起床，妻便要带上孩子回江津。她说她没请假，既便请了假也要遭扣工资划不来，就没有必要再耽搁两天去殡仪馆了，你就代我们母女多烧两柱香多鞠几个躬吧。 一人家全靠她那工资过日子。想想，然后默然，提上行李将她母女送去了长途汽车站。 送走妻女，我心头好像压了块石头，是那样的份量，但并非责怪。且不说妻子有多么的娴熟，仅只一点足可证明她心底的善良。哥在生病期间，她竟然背着我请了一个月事假，要去成都照顾我哥。却始终未能如愿。哥在电话里坚决反对，说你一家人全靠你，一个月事假要扣一个月工资。心我领了，但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到如今人死灯灭，活着的人还得搏生计。我感觉，我完全理解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妇女的心态。 明晃晃的大白天，我梦魇般又辗转来到三倒拐。 推开沉沉的铁门，再次看见哥的遣像，依然是独悲而惆怅。恁多年来，无论是下岗前还是下岗后，我常以有这么个哥而自豪。然而岁月无情，自豪被彻底埋葬，哥将化作泥土化作轻烟，消逝得无影无踪。共和国不会记住他，他不够这个级别；三线建设也不会记住他，三线建设历程有多少个他这样的领导！ 殘香如雾，轻轻飘逸。 已经八点钟，大院还是一片宁静，生活在这里的三线老人们晨练还没回来。累了，歇了。老了，需要扭扭脖子弯弯腰，近半个世纪三线建设生涯终于告结了。 茶几上的录放机，在吃力地呤唱一支古典歌曲，那是苏东坡的《赤壁怀古》：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歌声豪放激越，却又蕴藏着凄婉哀绝，勾画出人生画卷的无奈，那是一代豪杰人生的绝唱。 没有其他亲属，只晓路忠实地守候在父亲遗像面前，准确地印证着封建传统的无误，孝男当先。他正在悄声喃喃和一个中年妇女说话。看得出来，妇女是刻意装束——白衬衣，黑领带，黑西服，极显庄重。 晓路跟我介绍：九叔，这是原来二钢我妈车间的黄大姐。就握手请坐，聊了会儿二钢厂，聊了会哥的往事。忽然，她猛省似地问起，周长嘉来过吗？她和我都在512厂，听说她是你叔伯姐。 晓路惑然，是因为不知之。我不好回答，是因为难以解读这种微妙。 应该归属于政治范畴。 1970年岁末，我一身褛褴挑着行李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临行母亲对我说，去那地方附近的江津钢铁厂有个叔伯姐姐叫周长嘉，你可以去找她。还告诉我，周长嘉排行老二你就叫她二姐好了。我们家跟她们家是世交——同一个祖爷爷，她父母结婚都是我介绍的。意思很明白，她不会不认我这个弟弟。 十多岁的大男孩第一次出门独立生活，巴不得有个二姐能照顾自已。安顿下来，然迫不及待跑去打听周长嘉。江钢是座屹立在山腰的小工厂，有四五百人，距离我下乡的生产队两公里。一个特精神的小伙子告诉我周长嘉在总机室，并亲自带我前往，同时还硬要帮我提袋子。袋子头装着五斤广柑，是准备送未曾谋面的二姐。 小伙子领我到一扇“机要重地，闲人免进”的门前，说就是这里，我就不进去了。然后，递过袋子车转身离去。 周长嘉长像极漂亮，我敢说任何形容也不过份。瓜子脸，大眼睛，温文尔雅，婉如传说中的圣女。她戴着耳机守候在总机面前，见有人唐突闯进，摘下耳机问你找谁？我说，你是二姐吧？便说清楚来龙去脉，她也就认下了这个弟弟。泡来茶，又从抽屉里取出香蕉剥好叫我吃，一 边问起我家庭基本情况，还谈论起先辈的林林总总…… 竟知道，我们共同的叔公周燮卿——陈渠珍军长麾下的新二师师长。他惯使双枪，枪法能揭瓦熄香。十三岁，便劫道抢了四川总督丁葆桢押往京城的皇银，与一帮小兄弟上山当土匪，其声名昭著于川黔湘鄂七十二家绿林：绑过美丰银行洋人的票；火并过九都十八寨女头目黄大脚；也曾和贺龙摆过把子。可惜，没有修成正果，和他的把兄各走了一条道，且残害了贺龙的俩姐妹。很多年以后，我在《中国元帅贺龙》第十章读到： ……段德昌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 ……，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 不能不提到，历史于二十年后非常公正地补充上一笔，我们家族中这个最蛮横顽劣的人物，在1950年春天一个睛朗的上午在武陵山被俘，遭人民解放军镇压…… 二姐说，倘若不受他影响，毕业分配她不会分来这个山旮旯小厂。她毕业于重庆大学冶金系，如果没有这个几十年前毫不相干的叔公，也许会去上海、武汉，或者重庆。 这话，我相信。要知道，那时候要查三代。一人作祟，波及三代，那怕是传闻。 说话间到了下班时间，二姐留我吃饭。端来大钵红烧肉，我狼吞虎咽，油淋淋地美味，足以抗过一个月的清寡。 吃罢饭，告辞二姐走出江钢。眺望远方，已是夕阳西斜。绚丽的晚霞把山峦、丛林浸染得粉粉红红，我赞美大自然神奇般美丽，同时心底充满伤叹的向往：如果我不是知青，如果我在这厂工作该有多好！ 我敢说，圣婴基督诞生之前，世界已经有了对神灵的信仰与爱，并且衍生出种种宗教。无论哪一种宗教，都表达着人对天堂般生活的意愿，但假以革命二字禅宗，就必将促使这种意愿丧失存在的理由，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譬如说，披红绽赤的文革运动即是如此，导致二姐的爱情成了飓风后的黄叶，于若干年后人生道路上饱受折磨，且至今蒙羞。 她是1975年结的婚。之前，不泛有清华的、北大的、哈军工的众多名门子弟追求。是上天安排的吧，当时最著名的重大8？；15头目周家喻跟她介绍了杨志诚。杨志诚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头头，是时已经结合进四川省革委任副主任。没有花前月下，幽篁抚琴，短暂的致以革命的敬礼革命的握手以后，二姐了结了终身大事，和杨志诚结为了革命伴侣。于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顺理成章脱离了山旮旯，调去了繁花似锦的成都。 走那天，天空湛蓝，冬日少有的阳光温融融地。我去车站送她，望着伸向远方的铁轨她叮嘱我，二姐走后你要在农村好好表现，千万不要伙同去打群架，我会跟你想法的。 年少的我已经学会了伤感，背过身去偷偷抹泪。 列车载着我的二姐走了，这一方穷乡僻壤再也不会有人关心我，我成了一架孤独的风筝，只怕有一阵风就会被吹落……… 哥还在南桐五？；七干校，他不可能关心到我。 二姐所说的“跟我想法”，是指找周家喻帮忙将我从农村调回工作，“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周家喻也结合成了重庆市革委副主任。二姐说，他和你哥同在重庆市革委，人家答应帮忙，但要你哥亲自跟他说一声。 我听了很激动，立即去重庆找到哥。 哥静默良久，抬头觑我目光严肃，说别听他的，他会拿更大的事和哥作交换！再说，他不一定能办到。 我朦胧感觉，哥和周家喻是对立面，正在暗中较力，所说更大事情就是政治交易。我再不敢说话，渐已懂事的我后悔不迭，生怕会连累我哥。哥是一家人的参天大树，倒了，一家人就没个依靠。 二姐再没提及，二姐是好人。 我记住，这是一九七六年的七月。万物凋零的秋天，人心隔肚皮的秋天，造反与反造反撕杀的秋天。 我不埋怨哥。 也还伤心。伤心之余就萌生出堕落来，决心去做“串串”找银子，免得依赖哥每月从牙巴缝缝头抠取的几块钱。 卖掉些口粮，凑得本钱15元。转了重庆好些农贸市场，见鸭蛋买8分钱一个，记起前些天知青屋旁的鸭棚子每个才5分。顿时欣喜无比，披星戴月赶回生产队。孰料，却是“黄鹤不知何处去了”翌晨问路边放牛娃，方晓鸭棚已迁徙贵州方向。于是立马背起扁夹背，边撵边打听，追了60多里才在贵州地界的双山追到鸭棚子。 天将断黑，田坎上的鸭棚已升起袅袅炊烟。放鸭人见我一脸疲惫，汗珠粒粒，又听说买鸭蛋去卖，极是感概。说，娃儿呭，你个知青咋就这遭孽啊！ 好歹留我吃饭——吃炒鸭蛋喝苞谷酒，还有香喷喷的焖锅饭。饭后泡起杯酽沱茶，边喝边摆龙门阵。我摆招工招生开后门，牙恨恨地咒骂狗日的公社干部。他摆飘泊生活的辛酸，也泼口大骂生产队对放鸭人的种种刻薄。骂毕，才对我说鸭要凌晨3点才产蛋，叫我稍眯片刻，到时叫醒我。由于多喝了两杯，话音刚落他径自打起呼噜来。 已是午夜时分。天上冷月孤挂，田头蛙鼓声声。油灯燃思绪，我触景生情，想起父逝母衰，世间冷暖。一起下乡的伙伴顶替的顶替，走后门的走后门，或进工厂或入商店或去当兵，如今已所剩无几。想着，想着，生出无限悲伤，忍不住流落几行清泪。 不知何时我迷糊睡去。梦见长安机器厂来了通知——鲜红鲜红的通知，要我三日内去报到。我正急急赶往汽车站，忽被放鸭人唤醒，说是捡蛋了。 从梦境回到现实，我赶紧翻身起床钻出鸭棚子。只见他一手提灯一手捡蛋，净择个头大的捡，整200个，且破例优惠每个只收4分5厘。装进背篼帮我扶上肩说，娃儿，走好，明年秋天再会。 天已麻麻亮，踏着黎明露，我赶下山乘车到了重庆。 “屋漏偏遇连夜雨。”在中梁山农贸市场，我以七至八分的价格卖脱几十个，是晚去电机厂同学姐姐家寄宿。同学姐姐家窄，引我去了厂单身宿舍。岂料，当晚全城戒严大搜查。睡得正香，被群专指挥部的人噪醒。见我一无证件，二又蓬头垢面的，就怀疑是财神（扒窃者）。不由分辩即被扔上大卡车，押送到派出所。 一进审讯室，被公安按坐在张冰冷光滑的方凳。但任其厉喝恶斥，我好歹不说来中梁山干啥，因为那年月做生意即违法，我怕剩余鸭蛋遭收缴，还怕株连同学姐姐。公安审了好久无结果，就开始杀鸡吓猴，当面绑捆两农村盲流。见其痛苦挣扎状，听其杀猪般呻唤，我终究虚火了，只得把事情和盘托出，并苦苦哀求宽大。公安听说是知青，又无父母衰。怜悯之心顿生，也未追查蛋放何处，赓即就放了我。只是要我安心农业学大寨，好生接受再教育，不得又出来投机倒把。 始终未供出哥就在市革委，我怕带来更多麻烦。 返回同学姐姐家。言毕经过，同学姐姐倍是同情，联想其弟同为知青，不由转过身去泪水潸然。之后，将我背篼内鸡蛋悉数捡出，说由她帮我卖给左邻右舍，免得再生意外。钱嘛，就以8分钱一个先垫付于我。接过同学姐姐钱，我千恩万谢离去。 走出门外，细雨靡靡，天阴得低沉。百感交集之余细一清钱，除去本钱净赚五块八角二分。年少的我第一次挣钱，至今刻骨铭心，历经岁月难以磨灭。 再没有二姐的消息。 直到这年冬，哥跟我提及他去省革委开会，会后已是黄昏。将要出省革委大门，周家喻追上来介绍个人搭车，说这是省革委的杨志诚副主任，周处长是不是把他捎带回家？那时候，造反派结合进革委会的只是名份，没有相应的待遇，就连身为省革委副主任的杨志诚也没配车，而哥只是重庆市革委的秘书处长却也能坐 上车。 心知肚明是亲戚，但俩个人上车后都默不作声。将到家车速减缓，哥才问了一句，你爱人是不叫周长嘉？说是，然后就缄默不语。下车时杨志诚愣了愣，像是下了好大决心问，周处长要不要上去坐坐？长嘉也在家。 哥盯盯司机，又望望夜幕中的万家灯火，回答：算了，我还要赶回重庆。 夜色阑珊，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 政治运动把唯美的亲情彻底毁弃。 哥说，具体位置大约在东郊。 再次得到二姐的消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 我在一家中药厂做临工，采购员去成都采购原材料，我求他千万替我打听打听杨志诚的消息，杨志诚是名人好打听。果然就打听到了，采购员回来告诉我，杨志诚还算侥幸没有被逮捕，只是下放车间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而已。 我又问，那他家属呢？答，也一样，在车间打扫卫生拣烂铁。生活过得去，只是备受打击和歧视。 我听了倍感欣慰。是风口浪尖之时，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所点四川的四大文革名旦中就有两个被判重刑，周家喻判了15年；黄廉判了18年；邓兴国不太清楚；谦和待人的二姐的丈夫能躲过这劫，还算是一种福祉。 很多年以后冬日的一个夜晚，二姐出差到江油。凑巧，我所在的石油队也流动到江油，在长城钢厂招待所我见到她。她告诉我，赵紫阳还是公道，说杨志诚我了解，未组织过什么武斗，没有民愤可言，建议从宽处理。于是，她们一家人才平安度过了这些年，生活虽说困苦点，但平安就是一种幸福。 再次见到二姐应该是1984年的秋天。 龙门山上杜鹃花开得正灿烂，心事重重的我背倚一棵老松树，怀抱吉它，弹唱着一首人们早就忘怀的歌曲： 流浪的人归来青春已逝去， 少年时代的朋友呀， 如今在哪里？ …………… 第四章 已经天南地北飘泊了五年。这五年，我有了自已的家，有了大女儿，大女儿刚刚满五岁。 瞭望远方，山峦叠障，思归的秋雁掠过苍穹。难道我的行踪永远是在这荒山野岭，不知所往，不知所终，就像永远的问号沉甸甸压在我的心上。山风刮过，旷野那边传来女儿与我的喃喃对话： 爸爸你们石油队在哪儿啦？ 在山那边。 我站在阳台上你看得见我吗？ 看不见，被好多好多的山遮住了。 唉——那我就站在屋顶上给你唱歌，该听得见吧？ 对话让人心酸，这种心酸往往会延续好长一段时间。成年的我已经不满足于有职业有稳定收入的现状，已经厌倦了吉普赛人式的飘泊生活。想家，想孩子，迫切希望调回江津与家人团聚。 调工作相当困难，特别是我所在的石油地震队更是难上加难。五个石油地震队，统共有一万多人，老工人们年年申请调动却总调不动，永无止境地申请了二三十年，直到两鬓染霜退休了事。我在机关见到过，历年的请调报告足足积满了五大立柜。劳资科长丝毫不隐讳地告诉我，大部份报告连看都没看过，更不说拿出来研究了。 没看过没研究过的原因在于太多。试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万多份请调报告，一天得看得研究三十份，而且必须会同处长们，人员所在的队长们一起，那地调处还要不要工作？再说了，这么多的人哪里去联系调入单位？ 所以，我们毫无理由责怪劳资科长，不是他工作不负责，是没办法负这个责。 早晨的阳光从松针中流泻下来，迷离地照在身上，山岗一片宁静。心底就装进了世事真艰难的变裂。 我断然不会再去找哥，因为他已经跟我找了工作。我不是残疾人，应该独立去直面人生直面生活。人的一辈子要跨越的沟坎太多，不可能事事都依赖哥，依附在他这棵大树上。 观了一会儿树丫。抱了头拼命地想呀想，关键时刻，我空洞的大脑猛然想起了二姐。二姐跟我提及过，我们石油局的局长和她是同学，原来在青海，通过她的帮助才调到四川石油局，一步一步爬到现在，爬到了局长的位置。 事情就如此酝酿如此决定了，二姐将为我敲开调动工作之门。 随时光雨水的冲涮，社会对于文革的概念渐淡，诸如斗争、帮派头目、篡党夺权之类的词汇已经模糊，稀释成了无关紧要的过去。我去成都，于一位花甲老人口中顺利地打听到了杨志诚的家，也就是二姐的家。确如哥所说，是在东郊的一个工人住宅区。 十年沧桑，二姐老了，蚯蚓一样的皱纹不可避免地挤满了额头，曾经叱咤文革风云的杨志诚枯成了一脸菜色的老头。 寒暄片刻，摆了一会过去将来，我三言两语说明来意请求二姐帮忙。 二姐痛快答应下来，说我们与你们局长是几十年的朋友，既便他推托，还可以找他爱人，他爱人和我亲如姊妹。杨志诚一边插话，我们现在这种状况不知道人家还认不认？先试试，实在不行还可以找唐克碧。 唐克碧是石油部著名的女子钻井队队长，全国劳动模范，当时在四川石油局任党委副书记。以前，二姐夫妇也跟她要好。 听完这一番话，我像吃了定心汤圆。如果按现在的价值观念来看，简直不可理喻，没有任何的利益取向。我一个野外工作的小工人，无财无势，更没送丁点礼物，只是一种遥远的亲戚关系而已。如果说，是因为看在哥的面子，一直到哥死，他们就从来没有过任何往来。假设放在利欲熏心的今天，恐怕再亲的亲戚，都会仔细地思谋推诿。 固然，荒诞的历史使二姐夫妇错走了一步，但他们在我心目中，无时不刻闪灼着朴实的人性光辉。 不管事情成功与否，只要有这份关爱这份亲情就足够主我感动一生。 远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复杂，回到队里没两天，二姐打来电话说，人家已经答应了，你尽快把请调报告送去你们处机关。倘若还有困难，你直接打这个电话。便把局长爱人的电话告诉了我。 接下来一马平川，没隔好久，我告别了野外调回了江津，过上了安稳生活。 在我离开石油局多年以后，听说帮助调动的那位局长因开县石油井喷事故而引咎辞了职。 还听说，由于二姐在群众间的亲和力，在工厂改制时被公推成了副厂长。再不会有打击和歧视。 我祝福二姐，祝福一切该祝福之人！ 每一片树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意义 厚厚的雾气罩住山城重庆，像白色的幽灵在街道、楼顶、绿化树间盘旋，一直近中午，大雾才慢慢散去。 一辆沃尔沃公务车从市委大门驶出，过永川越隆昌跨内江，一直朝着正西方向的成都驶往。 车上载着的是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老同事老朋友。如果时光倒流到二十世纪，这批人可以称得上重庆的中流砥柱，但无可逆转的岁月让他们全都退了休。 晓路分别跟他们打的电话。于是，前市委秘书长罗文会向老干局要了车，邀约任群（前市府办厅主任）、高群（前市建委主任）等一帮老同志来成都悼念哥。罗文会还说，老干局不知道有个叫做周长庆的副部级干部，曾经在单位工作了二十多年。 其实这不难理解，“长江前浪推后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已经是换过两代人了，不知晓应该说也正常。 罗文会和哥一直要好，他觉得哥是秘书里面出类拔萃的精英，是荣耀，是骄傲，是名垂市委秘书青史的人物。同时又是对他秘书生涯中的一种肯定与自豪，因为哥曾经是他的后任。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几十年来与哥交往的朋友无一不是心境良好之人。退下来心态平和，残灯光耀，映现着昔日的寻常与现时的平常。不像有些人退下来心烦意燥，怨天尤人，事事发出“今不如昔”骚言怨语，唯恐人家不知道他过去的功勋，好像现在离开了他地球都将爆炸。他们就是不明白“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无为即大为”，这样的至上哲理。 哥是1995年退的休。退休以后从未涉及过政事，过着清淡俭朴的老百姓日子。没有请保姆，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都是自已，偶尔也去老干活动室喝茶、打打麻将、看看报纸。逢天气好，也外出三两天旅游。铁定了，不麻烦当地政府。我曾经劝他请个保姆做家务，他莞尔笑说，这叫回归自然。 他的那些朋友们也大抵如此。只任群老骥些，退休以后去了秘书学会，任市秘书学会理事长和中国秘书学会副理事长，编撰了好些诸如《中国秘书学》、《公文写作》、《应用文三百种》之类的书。 这，也不失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高士暮年，壮心不已”。 三线办来人说，重庆市委的老同志就不用家属接待，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由于大雾，车将推迟到三点以后才能抵达成都。 说话的是个貌似秘书一样的年轻人。我趁起身来和他握手，他说，周主任走得不是时候，昨天是礼拜，单位没上班，所以今天才组织治丧委员会。对不住的地方，请你们亲属理解。说完松开我的手，匆匆忙忙地走了。 今天是第三天，按原计划明天就出殡，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就不会来了。灵堂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只晓路夫妇、小袁和她姐姐、姐夫默坐在那里。 小袁一家都是好人，完全的工人阶级。自从小袁嫁给晓钢后，她们一家从来没有跨过哥的家门，现在哥走了，一家人都来了。 晓路告诉我，小袁已经和晓钢离了婚。其根本原因在于，晓钢一次发病时差一点将她掐死。纯善的小袁反复思虑，终于选择和晓钢离婚住去了娘家。但亦常常跑回来看晓钢，我曾经问过她有没有考虑过重新 建立一个家庭？她叹口气说，太难。我可不愿意跟人当保姆。意思是说，她这种年龄只能再嫁已婚男人，人家必定有孩子，你过去只能帮着照看孩子和打理家务。 鲜花般的小袁，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如此耗尽，连我也心怀歉疚，替我哥；替我不省事的侄儿；替我们这个善良的家族。站在家族立场逆反地思索，如果小袁不嫁入周家，应该有着美好的生活。嫁入周家就如同打开了大神赫淮斯托斯的潘多拉盒子，厄运、灾难就不可避免地降临她头上，且影响了一生。 站在布满时间伤痕的人性颠峰，我对着蓝天大声呼叫：原谅我的亲人们吧，上帝！ 又来过两拨悼念者，分别是省旅游局和龙泉驿区委的。他们走后，喧嚣退远，四周安静下来。由于这几天基本没睡觉，头脑昏眩，眼皮沉重，我脑袋一偏靠在椅子背上就瞌睡过去…… 须臾，被闹醒。睁开眼睛看，是小袁和刚才秘书样的年轻人在争执。很激动，涨红了脸： 我爸在三线办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怎么在写？写不来就叫我九叔写好了。 问明情况，原来是为了讣告。上前把小袁劝开，向他道歉，小袁不懂事，希望担待点。他说，可以理解。 是不像篇讣告。连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什么什么职务的字样都没有，勿怪小袁要和他争执。 客气道明，讣告者，盖棺论定也。应该的套话必不可少，譬如生死年限、政治面貌、历任职务、工作业绩、治丧委员会名单等等。 经我这么一说，小伙子赶忙点头称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去查档案，拿回去弄过 矛盾就如此化解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想，可能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吧，不知道怎样写也不足殊奇。 与此同时重庆市委的公务车到了，直接去了攀西宾馆。治丧委员会的人说，老同志们乘车累，先安排去攀西宾馆休息，晚饭后再过来。 攀西宾馆就在三倒拐背后，同时也是三线办的办公大楼。 多少年以来，三线办一直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租四川宾馆、玉沙宾馆的楼层办公。90年代，三线办打算遂步转制，由纯粹引领型转为兼营型。一套人马两块牌匾，准备开办直属公司，意在起到典范推进作用，也想搞点经济效益，改善办公条件和居住条件。 不了解的人总以为国家机关肥得流油。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只要你不乱劈柴，开支还不如一般企业和地方政府宽松。仅一例就能充分说明问题，都进入90年代了，赫赫有名的国务院三钱办，还没有一间办公室能安装上空调。 在不可逆转的大变革面前，在为拥有者而歌的时代，这群被时代渐趋抛弃的三线老人不甘如此潦倒，也跃跃欲试变革了。 由于年事关系，主任鲁大东不座班，重大问题，几个副主任在一起研究了再去请示。 哥去请示鲁主任。说，研究过了，我们准备开办个公司。 鲁大东是老八路，办事严谨，没有同意。说，国家机关办啥公司？我们的任务是跟下面的公司服好务，就是工作成绩。你们不要胡搞哟。 据三线办的张明跟我提及过，办公司的事马拉松式拖了很久。第二年，哥出差国务院见到邹家华，顺便提及此事，邹家华同意了。回来哥又请示鲁，说家华副总理同意了办公司。 鲁主任非常尊重领导。说既然国务院领导都同意，你们就干吧，但一切要遵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 原设想的注册国家三线建设总公司，由于资金不足，注册成了四川三线建设总公司。 于是，我们看到岁月的星光下，一群三线老人以踉跄的步履，欲试跨越时代的界河。然而，很快就被波涛汹涌的洪流所冲散。 他们循规蹈矩，不晓公司运行几多蹊跷；几多手段。几年下来，项目大部分失败。 无奈之余，也就在成都市区建成了一栋大楼，不愿再跟死皮赖脸的商人打交道，直接将下边几层楼租给了攀枝花人民政府作办事处——也就是现在的攀西宾馆。 自然，公司也就靠收租吃饭盖章拿钱了。 很理智的举措。 那时候，哥已离退，鲁已谢世。 鲁主任是老革命，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毕业，解放大西南时就是二野三十师的政委了，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 他确实是个坚直廉正，两袖清风存正气的好官。哥跟他当过好几年秘书，他从来就不背公循私，所以他身边的干部也不敢背公循私。 1984年肖秧调重庆，邀哥一道回渝为官。玩笑说，长庆，一起回重庆吧。给我搭裆，保准不会亏。哥回答，都年过半百的人了还回什么重庆？安而适之吧。再说，我撂下这摊子要走，鲁老也不会同意。 姐觉得哥错失良机。偷偷跟我议论：飞鸟择良木而栖，哥应该调回重庆，不准能成为一方诸侯，我们兄弟姊妹也可以沾光。 我说，没那个奢望。他跟鲁老学得很铁，鲁老铁，他也铁，能给我找个工作就已经很阿弥陀佛了。 关于鲁老的铁面无私，我在公务员小刘口中略知。他的小女儿在重庆钟表厂工作，重庆钟表厂每况愈下形将倒闭，身为省委书记的鲁老竟没有将其调至身边，或者挪动到好一点的单位。 另外一件事情更是彰显这一点。年夜晚，大女儿乘飞机从老家来蓉，半夜三点到了双流机场打来电话。小刘只能背了他要车将其接回，住进省委招待所天亮后才敢回家，谎说是早上的航班乘的是航空班车。 省委招待所距书记院仅500米路程，不敢即刻回家的原因在于怕鲁老盘问坐的什么车，老革命绝对不充许子女坐公家车。一旦遭他发觉，女儿要挨骂，小刘也不能幸免。 而现今呢？不要说是省委书记，如此景况，恐怕科局级干部也都罕见又罕见。 中国干部体制缓缓演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光阴中，历史慷慨拱托出这样一批人，他们为了新中国，绵延征战；洁身自好；一心奉公，方使我们这个民族永不衰落，雄踞世界。他们有着共同一个名字——老同志。他们大多已经仙逝，令如今的老百姓永远怀念。 曾经一个同代人跟我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而消亡？我说，不会。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必有中流砥柱，必有污泥浊沙。污泥浊沙永远不能成为主流，事必会被历史的长河淘汰。 重庆市委的老人们来了，我恭毕敬将他们迎进灵堂。分别握过一双双树皱的手，颤抖如风摇曳的树枝。然后请坐下，献上茶，问候一声辛苦，又端来果盘。 老人们刚在宾馆休息过都说不累，便急切地鱼贯上香。望着哥的遗像，迈着沉重的步履，枯涩的眼睛凝重起来：长庆，你先走一步。 我实在不愿意想像后面的那句话。心中涌出沧桑的潮水，透过岁月的烟尘，我依稀看见他们青春的掠影，年轻时代的政治热情——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通通都被历史的风沙埋没。 我暗自为他们祈祷，重庆市委的一代基石。 有一个人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是谁，在哪里见过，指指问任群：这是…… 任群回答，是伍仁章。 三十年前见过。他是副市长马力的秘书，后来好像也任过市府副秘书长。 我赶紧过去握着他的手，对不起，对不起。 他说，长茂，你还年轻，怎么就健忘啦？ 记忆深处掠过一个情景。我回答，没忘，没忘，那晚在我哥宿舍吃蒸盐肉…… 许是触动到昔年的记忆，连想起哥同他今生今世的友谊，老人倏地动了感情，一滴浑浊的老泪从塌陷的眼窝坠落下来。 抹去眼泪。他说，记得，记得， 那时我们都很苦，没有吃的。 我说出是1974年的事。 这年，政治风云频繁变幻，所有人都过着苦日子。 年关将近，知青的我钱用光粮告罄，肌肠轱辘之际我乘车去重庆。手上提着七八斤盐渍肉，任凭垂涎三尺，却丝毫未动。是哥给钱，托我一定请三叔帮忙弄点肉，他约过同志们无论如何过年得去家聚聚。 这里所说的三叔是我隔房的叔叔，在江津杜市区任粮站站长。粮油紧张之时，于当地也还算个人物，搞点猪肉应该不成问题。 那天烟雨濛濛，我踏着泥泞山道，步行50里路程去了杜市。在粮站大门口与三叔迎面相遇，把事情说出。军人转业的三叔一听是哥托付的事，非常愉快就答应下来。他为他有这么个重庆市革委当秘书处长的侄子而自豪，每每酒后还在他的领导面前摆谱，说我侄子的职务都相当于县委书记，惹得领导不得不赞赏，都说一代强过一代。 三叔带我去到食品站。遗憾的是没有鲜肉也没腊肉，只有盐肉。也走后门提了两大块。称过，足足有8斤。那年月，买肉必凭票，城镇人口每人每月一斤。 接过盐肉我无限欣喜。闻闻，香极了。看看，煞黄的美丽。 需要说明的是，我决不是个馋嘴之人。提回那两块盐肉，虽说闻了又闻看了又看，但绝对没动一丁半点。只是想到哥将用它去待客，就激动得幸福无比。 我终于能为哥办事了。 固然两个月没沾肉也高兴。 下午六点我来到重庆市委。正晚饭时，哥接过报纸包好的盐肉，望一眼我腊黄的脸，说饿了吧，跟我去吃饭。 市委食堂，我狼吞虎咽后随哥回到宿舍。哥对我说，晚上我要加班，九点回来。你可以用烤火的杠炭煮点肉出来，等我回来后加餐打牙祭。 嫂子在二钢，哥在市委是单身。即使在这样令人心酸和困难当头的日子里，哥仍然兢兢业业工作快快乐乐地生活着，在他的床头柜上的玻璃瓶里永远装着半瓶子油酥花生米，是逢礼拜天回二钢，嫂子为他酥好带回的。困了，饿了，馋了，抛几颗在嘴里很享受的样子。 还兴奋地对我说，中国到处可见大批吃苦耐劳，生命力强盛的共产党员。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的学习训练，吃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干部，共产主义就会早些年实现了。 九点后，哥从办公厅回来，还带来一个客人。客人身着灰色的卡中山服，面带笑容，显得和蔼自然。哥用普通话礼节性的向我介绍：这是伍仁章秘书长。 握过手，我奉献出热气腾腾的盐蒸肉，又倒出小碟花生米，连同柜上的半瓶沪州老窖一并摆了上桌。 盛大宴会如此开始。他俩边吃边说话，一会儿聂元梓、蒯大富，一会儿516、九月风暴的，我听不太懂，只晓得他们大概议论的是北京的事。于是只好听着也就是听着，插不上丁点话。 忍不住馋，一片一片地把肉往嘴里头送。肉被我切得很薄，简直就可以用晶莹剔透来形容。那时候还没有混合饲料猪肉，只有农家青饲料喂养的猪肉，所以即便是盐渍肉蒸出来也很糯很好吃，不多会功夫，陶瓷碗就见了底。大部分是我吃的，很后悔，怎么就忍不住馋，要不哥和客人可以多吃些。 三十多年眨眼过去，再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肉。还有，最记得的是那一次去重庆，哥在这个群体中间替我募捐了不少的粮票，让知青的我度过了一个饱食终日的春节。 时间慢慢流失，灵棚里面虽然不断深情的话语，但夜晚的寒气已经逼上每个人的额头，唯恐老人们忍受不住寒冷的侵袭，我说都休息了吧，明天还要起早去殡仪馆。 老人们都不愿意坐车，说离宾馆又不远走走路好，于是就省了找车的程序，将他们送出门外。 冬夜的小街，陪伴着世纪的尘风，吹动起道边嗜睡的老树，老树因此而沧桑，留给我无限的遐想。 每一片树叶都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意义。 天堂之路 天堂的路遥远吗？并不遥远。其实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就像绷紧了的吉它琴弦，在人生舞台不停地弹奏，不一定哪一天发生意外，琴弦也就戛然而断。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活着的人必须好好活着，活着就是美丽。不可避免的是人生磨难，然而人生的磨难是一种财富，就像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一样。先哲们说：最痛苦的刹那，就是人生最丰富的一刻！ 今天是出殡的日子。 梦呓中张哥叫醒我，天还未亮，都市是那样的宁静。张哥说，市区走磨盘山公墓要走个多小时，还要去你哥的单位集合，得早点起来。 桌上，张嫂已经煮好几碗糖鸡蛋，这些天以来我终于有点高兴了，感觉交到张哥这样的朋友真是不错。张哥叫我先吃着，他打电话叫舒德骑和经警队的黄队长，不想俩人都吃过了在门岗处等我们。 张嫂在阳台晨练，只好我们两个人吃，边吃边聊。张哥问我，国务院来人没有？我说，可能没有。他还不够那个格，听三线办的人讲，只是邹家华和钱敏打来了唁电。邹家华过去分管过三线办，钱敏曾经是重庆市委书记和三线办主任，不来关心一下于理于情都不合。 舒德骑又打电话来催。于是放下碗下楼去。张嫂追出来送我们下楼，叮嘱我们一定回来吃午饭。说对不起，她实在去不了，请长茂谅解。张嫂也下岗职工，如今在一家超市打工，一人管一排货架。丁是丁，卯是卯，老板绝不充假的。 上了车打开车窗，朝两端望，两端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灰白路灯，和灰白路灯映照下静谧的绿化树。也有酷冷的寒流游荡，漫布着冷颤和飘逝，空气中偶尔飘来炸油条的香味，让人想到生活的忙碌与无为。 三倒拐——一条狭窄的小街挤满了花圈车辆。队列已经排好，鞭炮放过哀乐声响起，便向郊外的磨盘山进发。从此人们将忘掉这样一个人，就像忘掉曾经歌颂过的祖国大三钱一样。或许，很多年以后，他们会偶尔途经此地，那时绿化树已经几绿几黄，再不会想起再不会提及这样一个人了。 幸好有一辆大巴——是核工业西南研究院的，上面坐满了人。我揣测，是他们院的职工，唯一能代表着——中国大三线的一代工人阶级，前来为我哥送葬。 我从内心深处由衷地感谢他们。 尘粒悬浮 慧眼观景 繁华世界 十色大地 哪个忍心离去 此恨绵绵 ——那只西去的劳燕 晚霞夕照 如云后挤出一缕光亮 将你收起 化为粒粒露珠 从草棵跌落 怨依依 ——那只西去的劳燕 可知道思慕和眷恋 ——无声的是褪变的意愿 或是幽梦中的涟漪 母亲说过，哥在三岁那年被老虎抓过，是父亲带他去西区公园看老虎，不留神一转身他走近老虎笼被老虎抓伤。一直昏迷了三天三夜，求遍城中名医无计可施，都说这孩子完了。亏得母亲带他去感应寺，拜了竟无大师为干爹求得丹药吞服。半夜三更又怀抱大红公鸡去鸡公岭为他喊魂，幽幽的归来声一直徘徊了三天三夜他这才苏醒。 父亲说过，哥天生聪慧过人，六岁时“三字经”背得溜溜熟，一手毛笔字挥笔自如、潇洒老道、刚劲有力。到了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街坊邻居总是有人叫他去写楹联。于是乎父亲决心把他培育成少年才子，不惜重金将他送进张伯苓开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的南开中学可以称得上人文荟萃，新科学的摇篮，著名的物理学家——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就跟哥同班，连省主席王方舟的儿子也是送去那里跟哥同桌。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酿成了哥良莠的 素质也就不足为奇了。 母亲说过，自从哥拜了和尚为干爹满街人都叫他二和尚。此后，其余兄弟姐妹无人敢比，二和尚一生无风无险，一帆风顺，勿论天大祸事均可逢凶化吉。解放前，一家人在江津老家熬日子，他却随父亲在重庆过着小资生活。吃着美丰银行职员的伙食，坐着公车上学。那时候，坐公车是很奢侈的事。 解放后父亲失业回了老家，他却成了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化验员。没几年，由于发明创造成了劳动模范，被调去办公室，一直当共产党的干部。三年自然灾害，本来该遭饿肚子，他偏偏得了个肺结核住进了干部疗养院，也比人家多吃几斤粮食。文革伊始，本来该遭批斗，恰恰在前一年他从钢厂调到了市委当了秘书，从当权派变成群众躲过了这劫。 续 父亲说过，竟空大师收哥为干儿子的第二年便隐去，从此就没了踪影。翌年的腊月二十九父亲雇上挑夫，挑上口蘑、粉条、菜蔬携哥去感应寺拜年。知客僧了能从侧室走出来，窥过父亲一眼没有说话，也没看茶，只默默递过柱香。于是，父亲偕哥在佛前焚香磕头。了能师傅诵出偈语： 菩提本无树尘缘乃定数 浮生若烟云前程空空物 又偈： 年少迍邅命舛宇拨云见日任飞腾 红光扑面富贵临后世终是不了尘 父亲便问，竟空大师呢？ 未作答。之后，闭眼数了念珠对父亲说：“隐了。施主，你去吧。” 留下年货无奈离去。了能师傅对着父亲背影合十：阿弥陀佛。 当时时局动荡，哥将发萌读书，父亲原意本想问问哥的前程，不想得此结果。行走山道，眼看红日东升，父亲心劳力疲，始终悟不透偈语意思。更让他悟不透的是解放初期还有传言，竟空大师是国民党特务，以致于哥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每次政治运动都将接受关于这段历史的审查。 事实并非如此。改革开放后，江津开发旅游资源，于南部山区发掘出一个叫做双峰寺的废弃寺庙。庙史中记载，竟空大师当年弃寺出走是云游去了，最后隐在双峰寺著书立说，著有《月灯三昧经》、《法华三昧经》、《大悲经》等疏解，最后于文革期间圆寂。 亲属被治丧委员会安排在三号休息室。房间像茶道室，大沙发大茶几，还有成套的茶具。亮得炫目的萤光灯开着，晓路捧着哥的遗像木偶一样坐在我侧边。都没有说话，垂着头想心事，如同回到太古般的死寂。懵懂中被墙上的喇叭唤醒：请参加周长庆同志追悼会的亲友立即到一号厅，立即到一号厅……昨晚听张哥说过，悼念厅是要分级别的，一号厅起码是厅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用，级别不够，那怕是付再多的钱也是白搭。哥的官总算没有白当，殇殉了还有特殊待遇。 听见喇叭声屋里人都立起身来，晓路捧了哥的遗像在前我随其后，领着众亲属去到一号悼念厅。 追悼会就如此开始了。我们被安排在前面左侧，所有的人都佩戴着小白花，默不作声，极其庄严肃穆。程序和电视里差不多，先是由国防工科委三线办纪主任宣布追悼会开始，接着奏哀乐。哀乐呜咽，悲声戚戚，小溪一样流淌出浓浓的情思。无数个璀璨的黎明，无数个静寂的夜晚，故乡的桔子花，儿时的童谣，孤寺的晨钟暮鼓，一切一切都幻变成了泛黄的蚊帐布……… 紧接着向哥的遗像默哀鞠躬，纪主任致悼词。巨大的悲痛向我涌来，他讲些什么全然未曾听清，只听见末尾有句话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诗：生如春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敬爱的长庆同志，安息吧…… 追悼会很快结束，所有的人鱼贯向哥的遗体告别。哥躺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复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原本生动的脸已经淡定。但并不安祥，眼睛合拢眉头紧锁，像是在努力猜想着一个类似于斯芬克斯之类的迷。此时心底便升起一种畏惧，对宇宙的畏惧，对人生交替的畏惧。活生生的人交替成了永恒无言的尸体。新生与衰老的交替，人生与死亡的交替。无情的交替，不可以逃避的交替。 所有的亲属们，包括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如雨簌簌掉落下来…… 哥的一生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不叫平平淡淡。一个诞生在普通职员家庭的学生；一个钢厂化验员，依靠着自已的吃苦耐劳，无与伦比的亲和力，天赋的聪明才智，能够位居副部级应该说也算是人杰了。 前世的尘，今世的风，无穷无尽的哀伤的精魂。泪珠惨淡，短暂的时光哥成为重庆市委、四川省委、中国大三线模糊的身影，消散在遥远的记忆中。 我向往佛国净土，那里寄托着人生最美好的希望。哥，祝愿你在九品莲池中重生。 玻棺被身穿白褂子的工作人员推走，我竟然是被人搀扶着回到三号休息室。哥的影像幻变着在我的脑海中交迭出现，立领衣服的学生、长大褂的化验员、毛呢大麾的官员、轮椅上垂暮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