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 序 这是一本小说集，近年写的，具体点说，就是最近两年写的，最新的一篇写于2017年年初。中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还有谁在看，2016年出过一本集子，那是第一本，出完之后发现确实有人在看小说集，而且看得很认真，我很受鼓舞，就闷头又写下去了。实话说，不是被别的什么鼓励，而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如果有人在看小说集，就说明这个世界还没有糟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当然不一定非得看我的，看谁的都行。我被这件小事鼓舞了一下，这是我的幼稚，可能也是我为了拯救自己找的借口。 人的心里头有很多难以忘记，又不易想起的事情，比如我的大姑，我很少想起她，因为写小说，我想起了她，她已经老了，七十岁，而在我小时候，她曾经远道而来，就为了看看我，给我买一支冰激凌。我想起了她的好多细节，为她的衰老而热泪盈眶，好像我一直惦记着她。小说写完之后，我又把她忘记了，并没有给她打去一个电话。我喜欢写小说，可能这是一种省力的怀念，让所有人成为我的虚构，而我非常胆怯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那会使所有意念中的精神塔楼都变成一件真实的黑色围裙，同时伴随着责任，世故和磨损，不太适合一个懦夫。 人越来越成为孤岛，虽然假以时日你甚至可以加上死亡的微信，它可以给你点赞和留言，但是大部分人应该并不想见到它，也不了解它的内心。孤岛需要自给自足，你好，请给我送一个白色的女朋友来，想来这也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用自己笨拙的大脑创造一点点东西，印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实体，遥远的某个人，关上门倚在床上，拿起她，用他（她）的灵魂去识读，是我能够对抗这孤独的唯一方式。重要的并不是谁创造了这个东西，重要的是你摸到了她，闻到了她，认出了她，然后认出了自己，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哪怕只有一瞬，我也感到满足。 这里大概有九篇小说，往小了说，是我自己摸索着做的几件活计，往大了说，是我寄出的几封书信。我不但写了，还认真折了几折，我已经三十几岁，没能学会几件事情，这可能是一件，就是在写信的时候小心翼翼一点。感谢每一个拆开她们的人。感谢每一个一直对我说真话的朋友，没有你们，我会堕落，这万无一失，谢谢你们。 双雪涛 2017/5/12写 2017/6/7定 跷跷板 刘一朵指着床尾的摇柄对我说，摇六下，是仰卧，能喝水。摇十二下，能坐直，他坐不直，往下出溜，你给他垫个枕头。我说，你铺垫了吗？她说，你自己跟他说一下。我说，还是应该铺垫一下。她说，他现在疼得一会明白，一会糊涂，你自己铺垫。 刘一朵比我高，大概高十五公分，主要是高在腿上，上半身我和她差不多，脖子我比她还长一点，主要是腿，腿长，胳膊也长。所以据我目测，我一下摇不了她那么瓷实，可能得七下，十三下。这是一间单人病房，窗帘和沙发是蓝的，上午的太阳一照，好像在透视。茶几上摆着几个橘子和一只细口花瓶，花瓶里没有花，暖气太热，一般花都死，刘一朵买了一盆仙人掌，放在花瓶旁边，像是一个自卑的胖子。夜里守夜的是刘一朵她妈，我叫阿姨，为了显得亲切，我不说你妈，一般都说我姨。此时我姨已经回去，睡在她家那张巨大的床上。床有四柱，上有木顶，极像轿子，床体极大，两米乘两米五，放于主卧。白天是刘一朵的班，她请了四个月假，遵医嘱，四个月差不多，顶多五个月，我叔也该走了。晚上有时我住在刘家，家的面积有点大，楼下一层，楼上一层，还有个天台。刘一朵说自己住，放个屁都有回音。我们几乎每晚做爱，就在她父母的那张大床上，乐此不疲。 这天是刘一朵的单位要年终考核，她非得回去做个陈述，要不上半年干的活就有点吃亏，如能评个先进，奖金也多了几千块，钱是小事儿，主要是一张脸。她在一家银行上班，事儿倒不多，每周还有瑜伽，攀岩，远足，活动不少。行里头有食堂，澡堂，乒乓球案子，台球桌，中央空调。只是沉闷，不太适合她的性格。相亲时听说她是银行职员，心里有点抵触，一是怕悬殊，二是怕无聊，见面之后发现大出我意料，说话像连珠炮，还能喝酒，喝完还酒驾。她把我送到楼下说，总结总结。我说，总结啥？她说，总结总结今天。我说，我是个工人，一辈子挣不了你这么一辆车。她说，你庸俗。我说，介绍人不靠谱，差距太大，我不是庸俗，我父母都是工人，我爸说过一句话，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以前不知道啥意思，今天坐在车里，知道了。她说，我爸过去也是工人，做手扶拖拉机。我扭头看她说，是吗？她说，什么是吗？我小时候还开过，三个档位，柴油的，一开直颠，跟骑马一样。我说，什么厂子？她说，小型拖拉机厂，后来改叫金牛机械厂，后来黄了。我说，我知道，在新华街上，现在厂房还在，好大一片，据说是工人不让拆，自己凑钱雇人，在那看着。她说，就你知道。我爸原来是厂长，那人还是我爸找的。我就在那的幼儿园长大的，幼儿园院子很小，没啥玩具，只有一个转椅，不知是哪个工人车的，喷成好几个颜色，转起来极快。我就爱坐那个，有一次掉下来，头顶磕了口子，现在还有疤。你摸摸。我伸手摸了摸，不太好摸，摸了半天，果然有，在头发中间，有一个肉的凸起。她说，头发都让你摸乱了。她摘下皮套，把头发披在肩上，皮套套在手腕，手腕纤细，腕骨清晰，成掎角之势，如同瓷器。她照着后视镜，把头发重新扎起来。我说，我开吊车。她说，你吃饭的时候说了。我说，三十几米高，上面就我自己，没人跟我说话，冬冷夏热，但是我爱开。她说，喜欢受罪？我说，安静。还能俯视别人，都比我小，我一个不注意，就能砸死俩。她说，当自己是上帝了是吗？我说，就是有时候高，待在高处，感觉特别。她说，你一个月挣多钱？我说，三千七，五险一金，如果我从吊车上掉下来摔死了，能赔二十万。她说，比我想象得多。我说，我开得好，你把瓶起子绑钩上，我能给你开啤酒。她说，我从那个转椅摔下来之后，我爸打个电话，把那个转椅拔了，换成了。我说，嗯。她说，我没坐过，我讨厌让人撅起来。嗯，长大了想法有点变化。我说，我妈那个厂子有个秋千，我……她说，你家有人吗？我说，有，我爸妈都在，估计在看电视。她说，下车吧。我拉开车门走下去，冷风一吹，顿觉刚才话多了，牛逼吹得也有点大。她摇下车窗说，明天你给介绍人拿条烟。说完把车开走了。 我叔在睡着。他不知道刘一朵今天要去单位，我当班。他过去见过我，在他家楼下，我站在那等刘一朵去看电影，这是我和刘一朵共同的爱好。确定关系之后，我想送个信物，既特别又不腐坏，如果有一天分手，让她还能记得我。我让厂里的车工给她车了一个铁花，铁玫瑰，那哥们问我，用喷点红漆不？我说，不用，就这铁色儿。他看着锋利的花瓣，说，这玩意过不了安检。我说，你他妈操心的还挺多，我骑车送去。刘一朵拿在手里看了看，说，看过《第五区》？我说，是，你就不能假装不知道？她说，走，看电影去。我和刘一朵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不吃爆米花，也不接吻，就是坐着看，看完吃饭。那天我等刘一朵下楼，先看见刘一朵，然后看见我叔，刘一朵看见我使了个眼色，我刚想溜，我叔说，找你的？刘说，是，我单位司机，一会我要出差。我叔微胖，穿着皮夹克，没拉拉划儿，肚子略显立体，腿短，也比刘一朵矮半头，可是腰板笔直，手里拿着翻盖手机，看上去能接通不少人。他走过来同我握了握手，说，那你辛苦。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说，那我先走，路面有雪，慢点开。我说，您放心。老司机了。他朝我们摆摆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那时他并没生病，或者说已经有了病灶但并不知晓。他三十几岁就戒了烟，很少喝酒，每周打羽毛球，理应对身体充满信心。 我叔动了动，应该说是蠕动了一下，手指的监控夹松了，我帮他紧上。监控器上的指标刘一朵教我看了一遍，心率正常，主要是注意血压，最近肿瘤顶破了十二指肠，有点便血。屁股底下垫了尿不湿，头顶上挂着一只血袋，这边拉，这边灌，有点像小时候的数学题。他的肿瘤原发于胰腺，这事情比较难办，癌喜欢开拓，胰腺又是枢纽，癌细胞从胰腺开始向上，攻陷了肺和淋巴，正在迫近南京，人类的大脑。最初的症状开始于几个月前，是丝丝拉拉的疼痛感，他跟我姨说，最近不知咋了，老爱岔气，肋叉子疼。岔气并不是疑难杂症，喝点热水放几个屁便好，可是人开始消瘦，肚子瘪了，腮帮子也像是秋天的山岭一样清癯起来。有几次岔气岔了一夜，没有屁，只是疼。我叔是条硬汉，听刘一朵说，年轻时有次在厂里让铲车撞出五米远，腰已不会动，还紧急给几个班长开了一个会，谈了一下安全生产的问题，到医院时，大夫说错位的厉害，人都快两截了，怎么还能自己走来？可是那一夜岔气，他疼得想给肋叉子一刀，我姨觉出不对，送到医院就没让走，直接住进了单人病房。晚了，手术已无意义。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保密工作做的之好，全赖刘一朵的缜密，每一个来探视的人，她都要走一遍戏，对一下台词。我叔知道得了癌，但是很轻微，手术都不用做，化疗一下就能回家。刘一朵跟他说，咱家到医院有两站地，大夫说，做完两个疗程，你能自己走回去。那时我叔双腿已瘦得如同秸秆，他说，我想骑自行车，我挺长时间没骑自行车了，想骑自行车。刘一朵说，那就说定，等你好了，你骑自行车驮我回去。刘一朵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穿衣服，身上有细汗，她说小时候都是我叔驮她上学，后来下海经商，再没驮过她。 我叔又动了，哼了一声。我赶忙站起来，听他说啥。他的脸皮脱落了大半，颜色深浅不一，如同得了癣。我对刘一朵的行径深不以为然，我觉得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叔，万一他想周游世界啥的，你这么欺瞒，也许会留下遗憾。可是刘一朵说在她小时候，我叔老骗他周末会回家，可是老不回来，但是她还是每次都信，她觉得我叔骗她是对的，让她有个念想。后来我便不与她争论，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说，护工？我说，不是，我是一朵的朋友，今天她单位脱不了身，我照顾您。他看了我半天，说，司机？我说，您还记得我。他说，你瘦了。我想了想说，最近晚上睡不好，老起夜。他说，年轻人要注意身体，要不老了全找回来。我说，您说的是。他说，你把我摇起来点，我喝口水。我走到床尾，摇了七下，看他要歪，又跑过去给他垫了个枕头。保温瓶里的水足够，我递给他，他说，抽屉里有吸管，我得用吸管。我找出吸管放在水瓶里，他喝了一点递给我。他的嘴唇都枯了，好像树皮，水喝了一点，有一半都渗进了嘴唇里。他说，有点不太好意思，上次你见我时，我还有头发。我说，您没头发看着挺精神，也省事儿。他说，是，不用洗，拿抹布一擦就干净了。我乐了，他没乐，他知道他说了个笑话，可是不乐，双手交叉放在腿上，虽是瘦得像纸皮一样，可是还是有种威严。他说，一朵有点脾气，你多担待，她有啥说啥，这点倒是好，比闷声让你猜强。我有点不知该说啥，也许他第一次见我就已经识破了。他说，你做什么工作？我说，您英明，我不是司机，我开吊车，在铁西的钢厂。他说，我知道，第三轧钢厂，我回城分配还考虑过那。现在效益怎么样？我说，还行，光吃饭够用，现在厂子少，活着的都能勉强坚持。他说，受累，我得上趟厕所，自从得了病，喝点水就上厕所，肠子跟直筒一样。我说，你要是嫌费事，就尿尿不湿上吧，我不嫌费事，就是怕您累着。他说，有时候控制不了，就那么着了，这自己都知道了，尿被窝里还是有点不习惯，你架我一下。厕所离床大概十米，我们大概走了五分钟，我一手提着他的吊瓶架，一手支着他的腋窝，我感觉他在浑身用力，可是效果并不明显，好像这副骨架并不听他摆弄。而且我感觉到他疼，说不清是哪，但是肯定有地方在疼痛，他站在坐便前面尿了一会，尿了几滴，然后我们原路返回，他开始出汗了，双腿也开始发抖，在他坐在床沿的时候，我一手扶着他，一手给他换了个干净的尿不湿，他躺下时，准确地说，有点像把自己摔在床上，然后歇了半晌。我觉得这么老盯着他不太礼貌，就站起来走了走，摆动摆动茶几上的报纸，给仙人掌浇了点水。他在我身后说，你叫什么？我说，我叫李默。他说，小李，我最近忘了不少事情。我回过头，看他正在看架子上的血袋，还有半袋子血，鲜红黏稠，不知是谁的。我说，您别费劲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他说，可能是化疗的副作用，记性变差了，我上午一直在想当年我车间的那个看门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叫什么。我说，看门人？那很正常。他说，那个看门人是跟我一起下乡的知青，算上下乡，算上回城，在一起待了十几年，可我想不起来他叫啥了。我说，我也经常想不起初中同学的名字，有次在红旗广场碰着一个，说啥想不起来，就记得她有个绰号，叫八戒。他说，八戒？我说，是叫八戒，刚开始还挺不乐意，后来老自称老猪。他说，我想起来了，那个人绰号叫干瞪。因为眼珠有点突出，一半在外面，又看门，所以叫干瞪。我说，这外号，形象。他说，想起来了，他大名叫甘沛元，父亲是粮食局工会主席，母亲在百货商店，他姐是变压器厂的电工。我说，您看，这不全想起了。他说，我有次发现他偷车间里的零件，就说了他两句，晚上他把我们家窗户全砸了。我说，后来呢？他说，我累了。我眯一会。我帮他把床摇下来，瞥了一眼心率，略有点快，平躺之后好了一些。他说，小李，你把窗台那只鸟放出去吧。我说，鸟？他说，窗台有只鸟，在那半天了，飞不出去，你给它放出去吧。窗台空无一物，窗帘堆在一侧，今天天气很好，虽冷，午后阳光还有，照在窗台上，好像一层黄色的细沙。窗外是停车场，一只鸟也没有，大小车辆停在白线里，几个人在车旁边握手。再看他已经睡了。 我坐在椅子上，也在发困，很想出去抽支烟，又怕他的滴流断了没人知道。早上我陪刘一朵过来，先在走廊抽了支烟，一个中年女人自己举着滴流瓶子，在那吸烟，她的肿瘤在肝脏，她告诉我是喝酒喝的，医生不让喝酒，赶忙学会了抽烟，儿子在外地，她没敢告诉他自己得病，正是晋升的关键时刻。她戴着绒线帽子，努力跟每一个陌生人交谈。我捏了捏脸颊，掀起被子看了看，没有排便，也没有出汗。血袋要没了，我按了按铃，没人来，只好自己走到医生办公室。一个大夫正在电脑上下处方，我说，502三床的血袋没了。他回头看我说，刘庆革？我说，是。他打了个电话给护士站，让他们去换血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ct图说，这是昨天照的脑部ct，不太乐观，你看这片阴影，边缘不规则。我说，他刚才跟我说，在窗台看着一只鸟，可是窗台没有鸟。他说，肿瘤已经到了脑部，症状因人而异，有的是疼，有的是健忘，有的是幻觉，也有的是都有，你明白吧。我说，明白。他说，你爸这状况，坚持不了多久，也许会昏迷，如果不昏迷，可能会非常痛苦，要有心理准备。已经坚持这么久，实属不易，你爸的求生欲望很强。我说，他不是我爸，我是他女儿的朋友。他说，哦，我是值班大夫，对家属不太熟，等他家人来，让他们来一趟。止疼药这么打下去，跟毒品差不多，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我说，知道了。 光明堂 一 疯子廖澄湖曾经画过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并且标明了大部分建筑的来历，地图是用钢笔所画，一丝不苟，远看像一片蓝海。廖比我大三十岁，在艳粉街扫厕所，但是是我的好朋友，几十年前国家内乱，他是雕塑系的学生，大概是在学校不太听摆弄，给下放到了艳粉街。据别人讲，到了艳粉街他也不老实，弄了一个什么反动泥塑，结果被红卫兵逮住，剁掉两手的中指，再也捏不了泥巴，这便是疯病的由来。廖澄湖的疯病在我们友谊持续的时间里（这段友谊大概持续了一年）发作过两次，一次是冬天，一次是秋天。冬天那次他走到街对面修自行车的老董头那，一个路过的男人正从老董头的炉子里拿出一根柴火，去烤已经冻住的气门芯儿。廖澄湖双手袖在黑棉袄里，站在那看。老董头已瞄了他半天，廖澄湖对男人说，朋友，手伸出来看看。男人不知所谓，把手伸出来，廖澄湖说，哈，果然多了一根。从袖子里抽出菜刀砍去，老董头一脚把他踹倒，刀夺走。操你妈的，下次再到跟前来，鸡巴给你噶了。说完把菜刀扔进自己的工具箱里。1992年秋天，我十二岁，廖澄湖四十二岁，一起去艳粉街中心的影子湖边给他的朋友烧纸，他的疯病第二次发作，想要抓住我，结果掉进湖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没啥意思，不讲了，这里要讲的是，他留给我一张艳粉街的地图，不但记录了艳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山岭，湖泊，还记录了几乎艳粉街所有的建筑。 父亲有姊妹三个，他是老二。大姐嫁到锦州，是个护士，有时通信，我识字之后，父亲就让我代他写信，他口述，落款都是我们家三人。她经常在信里邀请我们去锦州过年，可是我们从来没去过，据我自己揣测，一是大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开父亲，跟同事去南方做生意，再未露面，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有时大姑寄来些钱，父亲也都原封不动退回，信里只写些琐事，大都慎重挑选。父亲失业之后酒喝得勤，信也不怎么看了，不过我已熟知他的口吻，可以像模像样地回信。父亲从来没提过老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姑，大姑曾在信里提过，并且叮嘱父亲和老姑恢复联系，因为她收到消息，老姑也搬到了艳粉街。父亲似乎并未注意此事，自己家的老幺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或者再动脑筋想一下为什么老姑也会落魄如此。他先是卖掉了自己过去亲手打的炕柜，然后又把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后街的杨三儿家，卖了三十块钱。学费在学期初已经交过，倒还能支撑几个月，但是冬天来了，父亲并没有买煤，这让我有点惶恐。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一个冬天时，父亲还能勉强把煤坯打好，堆在后院的小房里，但是煤打得很差，掺进了不少黄泥，经常在灶膛里蹿出浓烟。第二个冬天已经初露端倪，路口大杨树的树叶掉光了，修车的老董又在摊子旁点起了炉子。夜晚待在家里，是极难熬的时光，窗户的缝隙里已经有了霜迹，炕是凉的，父亲穿着棉裤和棉鞋，歪在炕上喝酒，方桌上只有一只白梨，他小心地用小刀剜着，然后把刀横在嘴边，卷进梨去。 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天彻底黑下来，我拧开塑料桶盖，倒进父亲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辛辣无比，脑仁发胀，不过好像确实暖和了一点。父亲坐了起来，说，我做梦有人偷我酒喝。我说，不好喝。他蜷起脚，给我腾了点地方，慢点喝，先用舌头压住，暖一暖，然后咽了。我又喝了一口，比第一口还要难喝，五脏六腑好像挨了一拳。父亲从兜里掏出了几颗花生米，喂进我嘴里。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他说。我说，圆的。他说，对，从上面看像盘蚊香，一圈一圈的。他把身上披的工作服拽了拽，盖住脖子，手指沾了点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我们家在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的学校在南面，每天上学走这条路，路过公共厕所，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是吧。我的厂子在北面，挨着影子湖，现在黄了，不知道成了啥样。我说，听说还在产拖拉机，杨三儿就让找了回去。他说，嗯，应该是厂长自己的了，不需要工程师。你按照上学的路线走，走过学校，走过孙育新诊所，走过影子湖，再走过煤电四营，再走过一条火车道，就到了艳粉西街。那有一个小教堂，你老姑在那，她叫张雅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走过一次，大概需要一整天，这个冬天你去老姑家过吧，开春再回来。我说，我不去，我不认识老姑。他说，她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她来看过你，你俩见过面。去的时候带着你大姑写给我的信，她一看就知道你是我儿子。我说，我不去。他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在新民，吃住都管，带不了你。我说，爸，你又能当工程师了？他说，打更的，开春我就回来，明儿一早雪停了我们分头走，睡吧。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经快中午，嘴里还有酒味，头有些沉。父亲不见了，我身上盖着棉被，父亲的军大衣叠在旁边，上面放着我的绒帽和手套。桌上有两个豆沙包，屉布盖着。我坐起来看看窗外，雪已经停了，白得耀眼，一串脚印向东延伸而去，从我家往东走有一个长途汽车站。路对面的老董头戴着皮顶子，正用铁锹挖着房门前的雪，他的哑巴儿子大老肥把雪往远处踢着。我把豆沙包吃了，屉布冲了冲，搭在灶台，然后翻出大姑的信和廖澄湖留给我的地图。我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食指循着父亲指的路线，我的学校旁边用蝇头小字标着：艳粉小学，翻建于五十年代，艳粉屯小学堂旧址。煤电四营旁边标着：为何叫四营，不知，未听过一二三营。沿着煤电四营往西，很远的地方，几乎到了地图的边缘，有一个小建筑，写着：，旁边标注：主体木制，二层，建于二十年代，“文革”时我的批斗会就在这里，拜老高所赐，留下两根手指。 这个建筑说是二层，他却画得极高大，看上去有十层，且在旁边字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像，方脸大眼，看上去是个女孩儿，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把信和地图，还有假期要写的作业放进书包，为了防备白天走不到，我还装了一个手电筒，然后穿上军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锁好门，向西走去。雪没脚踝，乌云已散，阳光大好，路两旁矮房的房顶，都是平整的雪，看着憨厚可爱。公共厕所前面排着队，有人手里拿着痰盂，有人捂着双耳，嘴里叼着烟卷。我的学校大门紧锁，看门的老人正用扫把扫雪，他扫得很慢，好像也在晒太阳。老孙站在诊所门口做操，手指衔着脚尖，从窗户能看到诊所里两张按摩椅，其中一张上躺着他的儿子孙天博，在睡觉。又走了好久，看见了影子湖，洁白无际，平整如刀，从旁边绕过，之后的路就完全是陌生的，从没来过。我第一次知道艳粉街的面积这么大，影子湖以西，是一条漫长的土路。我便沿着路走，感觉到汗从身体里渗出来，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两边时而出现旧的矿坑，时而出现小丘，完全另一派天地。太阳要落下去了，我的双脚都湿了，棉鞋好像沉了两斤。面前出现一片大杨树，树枝上都挂着雪，风一吹摇摇欲坠。从杨树林穿过，看见了火车道，火车道已经被雪覆盖，不过路基高出一块，尚可辨认。我登上路基，面前一片坦阔的空地，两个小女孩儿正在堆雪人，看上去都比我小三四岁。我问，怎么走？其中一个较高的说，什么糖？我说，。她说，再往前走，有个小铺卖酒芯糖，这么大了还吃糖。另一个矮的站起来，看着我笑。军大衣热了，我拿在手里，后背背着书包，湿了一片，帽子摘了，估计头上冒着热气，看着是有点怪。高个儿蹲在地上，开始给雪人的脸找眼睛，矮个儿的还是看着我，我有点不耐烦说，你笑什么？这有个，你们都不知道。她说，火车就要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火车就要来了，绿色的。我从路基上走下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由北往南，一个黑点驶来，头上也如我般冒着热气。车厢大概十几节，窗户紧闭，将阳光折进我的眼睛。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火车，硕大无朋，隆隆巨响，如同天外来客，杨树林有几坨雪掉在地上。我哑了半晌，从书包里拿出地图，没错，再往前走，就应该能看见小教堂。高个儿的女孩已经给雪人安上眼睛，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好像斜睨着谁。矮个儿的凑过来看，我指着地图说，再向前走，拐个弯就应该是，两层，木头的。矮个儿的说，你说的是工人之家。高个儿的兀自端详着她的雪人，没有回头，说，向前走，右拐，胡同口把头的就是。我把地图收好，说，你们认识张雅风吗？矮个儿的说，你去工人之家找吧，她现在应该在。找她干吗？我说，没事儿，给她捎个信。 其实刚才说到酒芯糖，我便感觉到饥肠辘辘，重新披上军大衣，继续往前走。果然，路的右手边，被两棵枯树遮着，一个二层的小楼戳在那里。挂个牌子，自上而下，写着“工人之家”。我推开木门，一条窄走廊，黑洞洞，侧面是楼梯，收发室里烟雾缭绕，几人在打扑克，一人拉开窗户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雅风。他说，二楼。我沿着楼梯走上去，缓步台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高挑的金发男人穿着长袍，怀里抱着一只羊羔。又上了半截楼梯，看见一个活动室，有十几排木头长椅，都空着，尽前面的舞台上，两男两女在跳舞，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一个女人手扶着收音机，看着。老高，你那腰是假的？坐着的女人说。老高说，这曲子太快，我有点跟不上。女人说，把人家手摸了一上午，现在跟我说曲子快了。老高的舞伴说，这傻逼就是手攥得紧。坐着的女人说，再来一遍，再不行回家找你媳妇去，半身不遂，还天天觍着脸来。舞台上另一个人男人看见了我，说，找谁？我一边打开书包一边说，张雅风在吗？坐着的女人回头说，这儿呢。我走过去，看见她穿着裙子，腿上穿着丝袜，一只脚从鞋里拿出来，放在另一条腿上。她说，你谁啊？我说，我是张国富的儿子，我叫张默，这是大姑的信。她接过信封，说，写给我的？我说，不是，写给我爸的。她没抽出信瓤，看着我的脸说，你爸呢？我说，出去打工了，他让我来找你，就一个冬天。她说，厂子呢？我说，黄了，从厂子出来两年了。她低头整了整裙子，说，你带钱了吗？我一惊，说，没有。她的脸型和我爸一模一样，方脸，但是鼻梁要高些，眼睛细长，皮肤也白，只是眼角的皱纹多，好像久叠的衣服。她说，胆儿真肥啊，以为破信能当钞票用？书包里还有啥？我说，都是课本。她低头揉了揉脚说，你家那台电视还在吗？我说，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电视？她说，废话，那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一台给了你爷，一台给了你爸结婚用，你大姑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他妈也不是孙悟空，能背三台电视回来。哪去了？我说，借邻居看两天。她点点头说，吃了吗？我说，昨晚吃得挺饱。她对老高说，跟厨房说，给下碗热汤面。老高说，好咧，记我账上。她从丝袜里拿出两块钱说，显你。老高已经下了楼。面来了，上面还有个鸡蛋。她把带子倒了倒，重新开始播放，台上四人又捉对跳起来。我拿起筷子，她说，等会儿，你叫我什么？我说，老姑。她说，三姑。我说，三姑。她说，吃吧。 肚子里有了东西，脚也热了，才知觉鞋子里都是雪水。我说，三姑，脚湿。三姑说，脱了暖气上烤。我把鞋和袜子搁在暖气上，盘腿坐在三姑旁边，用军大衣盖着脚。舞台上的男女“咯噔咯噔”地跳下去，老高跑了一趟腿，好像灵活了些，两对跳得蛮齐，摆头的频率稍有不一，三姑便张嘴骂之：马脑袋？不会拐弯？天色晚了，头顶的日光灯亮了起来，四人渐渐齐整得像出操的士兵，三姑点了烟，默默抽起，不说话了。屋里真热，我有些困了，脚丫子光着，蹭着军大衣的里子，很舒服。有声音搅着我，不让我睡实，不是音乐声，音乐声我已熟悉了，是一种嘈杂的声音在背后搅动我。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回头望去，不知什么时候，活动厅里走进了许多人，坐在长椅上，后面四五排已经坐满了，我身后那排大部分还空着，只坐了一个老太太，有七十岁，身上有些臭，把手里的一个薄册子贴在眼睛上读着。四人已经不跳了，坐在舞台上喝茶水。等我再回头，看见了那个矮个儿的小姑娘，一对棉手闷挂在脖子上，从长椅中间的过道走过来，看上去比刚才更小。她走到三姑身边说，妈，林牧师来了。三姑对我说，把鞋穿上。然后对舞台上的人说，先散，七点把衣服换好。她自己掐了烟，也穿上鞋，从手包里拿出小册子坐好，小姑娘跷脚坐在她身边。小姑娘突然探头对我说，你走后又来了一趟车。我说，嗯。三姑说，这是你妹，大名叫李淼，没人叫，都叫她姑鸟儿。姑鸟儿说，你吃过姑鸟儿吗？我说，吃过，一股水。她将两腿荡了荡说，你上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她说，学二元二次方程了吗？这时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几人在最后站着，一个妇女拎着葱，坐在我旁边。三姑说，你哪的？她说，路过，来听听。三姑说，后面去。老高从后台出来，拿着一个麦克风咳嗽了两声，“砰”地放在舞台边上，又进去了。这时嘈杂声突然小了，身后传来清脆的皮鞋声，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黑西装走过来。他一登上舞台就转过身朝大家鞠了一躬，后面传来女人的叫好声。三姑说，喊个屁，嘴给她缝上。男子拿起麦克风说，今天我来时，外面的雪停了，我没骑自行车，用腿走了来，可是比往日骑车还要快，大家说却是为什么？有人喊到，是主让你行在雪上，用风推送你。男子说，是因为我搭了三哥的倒骑驴。众人大笑，三姑也笑。男子说，往日里我来，响晴白日，没见三哥骑倒骑驴往这里来，三哥的倒骑驴都往长途站去接小媳妇，今天却空着车向这边赶，却是为什么？众人不响。男子说，是万能的主让他送我来。众人鼓掌，三姑两手搭在腿上，静静听着。男子说，我问大家，艳粉街是个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个烂泥塘。男子说，说得好，我们都是泥鳅。男子说，艳粉街的历史有几人知道？有人小声说，我爸搬来时，说这儿有矿。男子问，你爸多大岁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七十五，混吃等死了。男子说，不敢这么说，亚当享年七百七十七岁，和亚当比，您还是小孩子。不过时间倒对，艳粉有矿，是六十年代的事儿。说起艳粉的历史，比较复杂，满人入关前，这里曾是军营，几个部落混战，在这里杀过不少战俘。清末之后，成为居家，但是因为离主城较远，地势低洼贫瘠，一面是山，一面有多个小湖，盛产盗贼，土匪来犯，盗贼蜂聚，背水而战，击溃土匪，贼又散去。日本人来了，待了几年，不得安生，走在路上就有人砍。四十年代初，传说有宝藏，据说是清人龙脉的尾巴，国民政府找人来挖，一无所获，就把人撤了又去打仗。“文革”期间，社会大乱，不过探出了这里有煤，于是汇聚了矿工，盲流，黑户，下放的右派，残疾的工人，渐成一片棚户区，约二百户，唤作艳粉屯。改革开放之后，觉得屯不好听，改叫艳粉街，可是居民成分变化不大，要我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保不齐有几个，曾经犯过事情，蹲过牢子，保不齐有几个，欠着外债，躲来这里，保不齐有几个，这几天都醉着，一会又要去买酒。 男子的西服旧了，裤腿和手肘都磨得颜色发浅，里面的天蓝色衬衫领子软软的，第一个扣子没系。他大约四十岁年纪，头发不长，三七分，梳得很整齐，嘴边一圈青色，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讲话时一只手捏着麦克风的底部，一只手轻轻做着手势，幅度不大，简洁明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眼窝深陷，闪闪发光，不过大多数时候很温和，不经意间扫到我，好像看见了我的无措，也可能什么也没看见，只是随便朝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我过去讲过，我也是个罪人。他解开了西服的最后一颗扣子。我曾经伤过人，断了别人一条手臂，在牢子里待了七年。可是我怎么着啊？底下有人说，你在牢子里遇见了主。男子说，是主把我送进了牢子，让我靠近他，看清他，依靠他。《圣经》我读了多少遍啊。底下人说，七遍。男子说，我一年读一遍，终于看清了自己。第三年我在牢里被人扎穿了肺，是《圣经》救了我，让我活过来，为扎我的人祈祷。临出来时，那个带我读《圣经》的老人死了，把他的《圣经》给了我。我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去了哈尔滨，跪在索菲亚大教堂外面，一只鸽子落在我肩上，然后朝南飞去。那是主启示我，让我把主的意思带到南面，我落脚在这里，完全是主的意思啊。想起那只鸟，我想起了一首主的赞歌，我教过大家，请大家拉起邻人的手，跟我一起唱。说完，他缓缓唱起来。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对人的大爱，永远不更易， 他使过犯离我，远似东离西， 他使慈爱临我，高如天离地， 被压伤的芦苇，他总不折断。 将残灭的灯火，他总不吹熄， 天上飞的麻雀，一个也不忘记 …… 活动室的大部分人都站了起来，而且都会唱，我身后的老人浑身摇摆起来，大声唱着，三姑和姑鸟儿也在唱，三姑拉着我俩的手，轻声唱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跟着三姑轻轻摇摆。唱完了歌，男子又领着众人读经，读了很久，逐字逐句讲，他手里拿着黑皮的厚本，底下的人大都拿着油印的小册子。圣经读完，他领着众人祷告，话很长，他念一句，底下人跟着念一句，三姑又牵住我的手，我低着头，没有跟着念。终于完了，他从台子的一角拿起一个纸壳箱子，在人们的面前走过，三姑往里面放了五块钱，我吓了一跳，五块钱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到了我面前，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他说，没关系，来了就是好。他蹲下来对姑鸟儿说，今天给我放什么？姑鸟儿从衣兜里掏出一颗石子，说，这是我今天捡的，是雪人的一只眼睛。他说，那雪人怎么办？姑鸟儿说，雪人在睡觉，不需要眼睛。到了我身后的老人，老人说，孩子，我的脚烂了，今天差点爬不起来，你让它快好吧。林牧师说，您得去看大夫。老人说，每次听你讲完，我都好一些，你让它快好吧，要不然下次我就来不了了。林牧师说，您把肉体和灵魂搞混了，去看大夫吧，希望下次还能见到您。老人说，我有个外孙，爹妈不管，跟您说过，一点不省心，请为他祈祷。林牧师点点头。老人往箱子里放了五角钱，说，让我摸摸你的书。林牧师把圣经给她摸了摸，然后向下一个人走过去。我看见那本《圣经》封面是皮的，书页的侧面都已发黑。走完了最后一排，他放下箱子，从衣架上拿下风衣礼帽围巾，众人回头看他，他不慌不忙把围巾系好，夹起箱子说，现在请大家看节目，然后把礼帽欠了欠说，张老师辛苦。三姑冲他点点头，他便走了出去。 人走了三分之一，不过留下的还是不少，那四人跳得起劲。好多人站起来用手给他们打拍子，有人吹着口哨，因为两个女伴都换上裙子，略一抖动，便露出几分大腿。老高额角亮晶晶的，手几次从女伴的腰上滑下来又抱住，三姑看着，默不作声。有两人在后面吵了起来，很快又被拍掌声盖住，一人想是醉了，被敲了一拳，捂着头歪走了。终于散了场，我已困得眼皮都睁不起，从眼缝里，看见三姑把一个啤酒罐踩瘪，放进编织袋里。 一个极长的梦，之间几次断了，又接上。父亲和廖澄湖坐在影子湖边钓鱼，四周落着小雨，我走过去，他们转过脸来，都是十几岁年纪，我说，你们小时候就认识？父亲说，什么小时候，这就是现在，我们刚认识。廖澄湖说，兄弟快来，看我钓大鱼。我坐在他们俩中间，为他们的鱼钩装蚯蚓，一条鱼跃出湖面，尾巴甩着水花。父亲说，我叫张国富，以后想当工程师，你叫什么？我没有说话，他的脸平滑稚嫩，绿军装领口敞着，黑黑的刘海向下滴着水。廖澄湖说，兄弟，我和国富说好了，我捏泥巴，他给我做底座，你干点什么？我说，你的鱼咬钩了。廖澄湖双手拽着渔竿，渔竿弯得厉害，我看他的手，完好无损，十个手指。张国富站起来帮他拽，我抱住张国富的后腰，鱼把我们拖进水里去，张国富和廖澄湖在水里脱掉衣服，游起泳来，鱼在前面弓着身子，像直向水底钻。那鱼很奇怪，肥硕无比，沾满泥巴，似乎还戴着礼帽。一顶黑色礼帽，紧紧地粘着鱼头，使它看上去有点体面。张廖紧跟着它向水底游，我却突然心生恐惧，不知去处是哪里，松开了手，脑袋浮在水面。雨滴越来越大，打在我脸上，雷声隆隆，四周一片漆黑。我张嘴想喊，想把他俩喊回来，别把我自己丢在这里，水涌进我嘴里，我漂在水面，不知道要被水流带向哪里。 睁开眼睛，睡在窗户旁边，日头直照到我脸上。从小我就知道，影子湖的鱼是不能吃的，也没人去钓，但是没人告诉我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也许只有在梦里，才会在影子湖钓鱼。我的身子底下一张双人床，姑鸟儿坐在床沿正在梳头，我坐了一会，揉揉自己的脸巴子。从窗子望下去，是这建筑正对着的空地。雪已扫净，成了几个小丘。一人蹲在地上，面对着一块木匾，正在刻什么，旁边放着一个铁桶。姑鸟儿说，你学没学到二元二次方程？我觉得身子好像还在飘动，说，还没，开学就学。屋子的顶是斜的，有个大衣柜，还有个梳妆台，两只红色大皮箱堆在一角，上面盖着一块粉布。床的一角有一短截暖气，我的鞋搁在上面，鞋尖翘着，看上去已经烤干了。我明白这是个阁楼，原来这建筑还有个假三层。姑鸟儿说，我妈说你是我哥，你哪来的？我说，我爸是你妈的哥，你哪来的，我就哪来的。姑鸟儿说，你住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冬天。我能干活，不白吃你家饭。姑鸟儿说，昨儿你就睡着了，我和我妈收拾的讲堂。我说，那是特殊情况。你上几年级？她说，三年级。我说，哪个学校？她说，艳粉小学。我说，咋没见过你？班主任姓啥？她说，姓金。我说，知道，破锣嗓子，每次领操都顺拐。她说，你班主任谁？我说，你不认识，到五年级都换。你爸呢？我打个招呼。她把辫子扔到前面，说，穿上鞋，咱俩捡煤去。我说，我还没吃呢。她说，咱家没早饭，对了，你睡觉不老实，一晚上踹我好几脚，我跟我妈说了，今晚你睡讲堂。 下到一楼，看见三姑正在擦门框，脚下有一盆热水，她把抹布在水里投了投，又擦“工人之家”的匾。姑鸟儿说，妈，我和他捡煤去。三姑指了指院里，说，那几个字儿认识不？我和姑鸟儿走过去，看见男人雕着地上的木板，旁边已有不少木屑。姑鸟儿说，。我说，“堂”字儿你都认识？她说，我妈教过我。男人把木板上吹干净，开始上红漆。三姑说，篮子带了吗？姑鸟儿跑进去，拿了一个竹篮，三姑说，十二点开饭，下午练舞。姑鸟儿说，没忘。我以为我们会向煤电四营走去，可是目的地并不是那里，姑鸟儿领着我走向右手方向的那片矮房，这是一片不小的街区，穿过几条胡同，有人坐在自己门前扒蒜，穿着皮袄，身旁趴着癞皮狗：姑鸟儿哪去？姑鸟儿答：瞎溜达。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豆腐坊，门口南流北淌，都是脏水和豆腐渣，有的已经结冰。许多人站在上面，排着队，等着新出炉的豆腐。豆腐坊的后身，雾气漳漳，有个煤堆，有些煤球已经烧黄了，有些略微带点黑。姑鸟儿说，沾点黑的都要。我伸手去捡，有的还烫，灼了一下手。一会后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套袖，穿着靴子，把一大筐煤倾在煤堆里。这周太忙，礼拜没去上，女人说。姑鸟儿说，林牧师说过，人没到，心到就行。我看了她一眼，这话一定是听了很多遍，要不然怎么张嘴就来？女人说，这是谁啊？姑鸟儿说，我哥，来我家串门。女人转身进去了。我和姑鸟儿挑了满满一篮子，有的我挑得不好，看着黑，一碰碎了，已经烧透，姑鸟儿就给捡出去。一会女人又出来，拿了一袋碎豆腐和一袋碎煤，煤虽然碎，但是全是黑的。姑鸟儿谢了，接过，我俩便往回走。篮子极沉，可是为了逞能，我一手挎着，另一只手拎着碎煤，只让姑鸟儿拎豆腐。姑鸟儿一步三蹦，有时还转个圈，我说，你别把豆腐甩出去。她说，我爸是舞蹈家。我说，我爸是工程师。姑鸟儿说，我爸和我妈去过美国演出，那时我还没出生。我没吱声，她又转了一个圈说，我妈回来了，我爸没回来，玩去了。 走回来时，牌匾已经挂好，一面是“工人之家”，白底黑字，一面是“”，白底红字。今天下午讲堂没人，把煤和豆腐送到一楼的厨房，吃过了饭，姑鸟儿便跟着三姑去讲堂练舞。我看了一会，才知道为啥大家叫她姑鸟儿，真跟鸟儿一样。三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打开”，姑鸟儿把举在头上的脚向一边伸出，稍一踉跄，三姑一棍敲在脚踝上，“打开”。姑鸟儿又重来。我拿出作业在腿上写。过了一会三姑叫我，张默，你有劲儿吗？姑鸟儿说，他一手提着篮子回来的。三姑说，耽误你写作业不？我说，写好了。她说，来，把姑鸟儿举举。我走上讲台，三姑说，掐着她腰，举过头顶。我把她举起来，飘轻，比煤沉不了多少。三姑说，你坚持一会。她用棍子把姑鸟儿的脚挑起来。一下午过去，也出了一身汗，姑鸟儿挨了不少揍，我也挨了两棍子，不过揍姑鸟儿狠，揍我只是意思意思。晚上我和姑鸟儿端着盆回阁楼吃饭，讲堂来了一帮妇女，三姑教她们小合唱。晚上我抱着铺盖睡在讲台上，那小床确实睡不下三人，三姑给了我一个热水袋，讲堂虽硬，不过宽敞，可以乱滚，睡得也挺踏实。第二天上午去卖了啤酒罐和废纸屑，前晚我研究了廖澄湖的地图，发现略往北，有一棵大榕树，廖澄湖的地图标记的大部分都是建筑，只有这么一棵植物，旁边写着：榕树，南方植物，不知为何在这里活着一棵。高约二十五米，三人不可环抱，夏日树荫径六七米，可躺卧。人事代谢，你尤立于此。姑鸟儿不记得有这么一棵树，跟我打赌一定没有，我便拿着地图带姑鸟儿去找，结果发现树已经没了，不知被伐倒了多少年，只剩下粗大的树桩，覆着残雪，如同大地上的图章。姑鸟儿虽然赢了，却有点失望，说我的地图过时了。往回走时，有人给了点猪肉和酸菜，一并带了回来。下午练舞，我把姑鸟儿摔了一下，三姑把姑鸟儿打了两下，说她重心没对，我有点内疚，第二天给她买了点酒芯糖。我其实有五块钱，不过谁也不知道。 到了周六，晚上我自己睡在讲台上，想起我爸，不知他的新工作怎么样，当时应该要个地址，给他写封信，告诉他我挺好，三姑也挺好。三姑不像我妈，我妈不打我，但是心里想啥我不知道。三姑嘴和手都厉害，但是想什么我知道，比如她偶尔提起林牧师，就变得很严肃，明天林牧师要来布道，她今天就很兴奋，下午夸了姑鸟儿几句。有人传过不知林牧师住哪，好像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也有人传，林牧师得了神启，可能很快要走，再往南去。三姑嘀咕，怕啥，真信的话哪不能跟着去？我从铺盖上坐起来，想着下午的动作，我只有“举”这么一个动作，我想让三姑再教我俩，我的腿也挺软，能凑合给姑鸟儿搭了伴儿。我从黑暗里站起，踢了踢腿，姑鸟儿把腿一拿就到了耳朵，应该是因为她个子矮。三姑每天起得很早，把小册子读一遍，读的时候不许我和姑鸟儿在场，然后就去扫院子，教人跳舞教人唱歌。有时示范唱两句，唱得很好，可是舞没见她正经跳过，都是讲。她走路很快，吃得不多，大姑的信她还没还我，不知她看没看。信里说，小富，我们家就这么一个老幺，也到了艳粉街，去看看。她不听我们的，闹得不欢而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决定她的命运，也不能决定她孩子的命运。孩子是她的，她要生下来，她不愿意指认大刘，说他是特务，自己丢了单位，这些都是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事。我们记她的好，从小到大，她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她也有这本事，她对人毫无保留，她吃亏她也甘愿，你还没习惯？我们就是跟着大溜儿，她活的是个自个儿，一直这样，各有各的命，难说哪个更好，你说是不是？那封信父亲让我看了，没让我回，所以我记得很牢。我在讲台上走了两圈，明天林牧师又要开讲，我学着他打着手势，众人的眼光都在我身上，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打开，对，肩膀放松，脚呢，你的脚呢。这时楼梯口传来脚步声，我赶紧钻进铺盖，眼睛盯着门口。没人进来。楼上似乎有动静，过了一会又有脚步声。是姑鸟儿，她穿着线衣线裤，抱着铺盖走了进来，放在讲台另一侧，离我足有五六米远，然后钻了进去。我走过去，看她闭着眼，头冲里。我把自己的热水袋递给她，说，三姑打你了？她没言语。我说，哭了？她说，没，快睡觉。我说，这讲台说好了给我睡，你说睡就睡，好像不行。她说，讲台成你们家的了？明天让我妈把你轰走，我自己睡这儿。这时楼上又有动静，有人压着嗓子说话。我说，你不说清楚，甭想睡，我精神了，一会准备翻俩跟头。她说，吹吧，腿跟棒子一样，劈叉都不会。我说，快说说，保不齐哪天手一滑，把你摔成傻子。她突然坐起来，看着我说，林牧师讲过，有个人叫约拿，在鲸鱼肚子待了三天三夜，没死，漂洋过海了，你说我能吗？我说，咋不能？鲸鱼肚子里很宽，比大船还舒服。她说，老高来了。我说，啥？她说，老高来了，他一星期总得来两回，这工人之家他说了算。我说，他家的？她说，不知道，反正他说了算，有人让他管。我说，前两天不也挂了牌子，叫。她说，那得他让挂。林牧师才来三个月，我们来这儿半年，老高在这儿四十年了。我妈说，他也崇拜林牧师，但是他那人脸变得快，跟他好怎么着都行，跟他不好他就整你，秋天的时候我们被他撵出去一次，后来又找回来了。我妈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儿，每次来阁楼最后都是轰走，她说了，什么苦都吃过，不怕，不行就睡桥洞里。我说，问你个事儿，三姑就一直带着你单过？她说，废话，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我说，她怎么从来不跳？有时我看她弄个身段，漂亮极了。她说，她发过誓，除了我爸，跟谁都不跳，睡吧。我不想睡，说，我想练个托举。姑鸟儿说，有病，大半夜练托举。我说，你那个大跳，我也会，比你跳得还远。我把被褥挪开，跳了两下，姑鸟儿乐了，说，鸭子啥样你啥样。我跳到讲台边，发现讲台边角的一块木板发霉了，用脚一碰，断了小半截。我说，嘿，这里头好像有东西。姑鸟儿爬过来看，我说，你胳膊细，够够，好像有个瓶子，纸包着。姑鸟儿脸巴子抵在讲台上，伸手去够。真有。牛皮纸包着。牛皮纸打开，里面包着几张白纸，白纸打开，是一个泥人像。一个女孩儿，没穿衣服，单腿站着，另一条腿向后伸。姑鸟儿，啥玩意？泥捏的？我说，好像是。姑鸟儿说，咋啥也没穿？我说，可能是没来得及，没来得及捏衣服。姑鸟儿说，嗯，确实捏得着急，你看这俩耳朵，都不一边大。我仔细看，还真是，一个耳朵很正常，耳廓，耳朵眼儿都有，另一个小了一圈，耳廓缩着，挡住耳朵眼，像是一块没发好的面团。我拿在手里看了一会，有点分量，泥人似笑非笑，好像有什么仅属于自己的心事。姑鸟儿伸手夺过来，把纸包回去，然后放在自己被窝里，说，睡觉。我说，啥意思？我先看着的。她说，别废话，我够出来的。我说，我要是没看着，你够个什么？她说，这是我们家住的，东西当然是我的，你没看见那个泥人是个跳舞的意思？更是我的了。我突然想起来廖澄湖的地图，在旁边画了个人像，我说，别急，容我想想，这里面肯定有典故。她说，别说话了，再说话我妈下来了。说完钻进被窝里，用被子把脑袋蒙住。我推了她几次，没有反应，我说，别一会放屁熏着自己。她也不出来。我只好也钻进被里睡了。 第二天傍晚，突然下起大雪，雪势之大，好像要把一冬的雪一次下完。林牧师的布道又很精彩，而且虽然下了大雪，这次比上次人还多，过道都站着人，我们的身边也挤了几个男女，身上还有雪花，无法轰走。三姑把姑鸟儿抱在腿上听着。她今天系了条旧丝巾，还略微画了点妆，可是变化不大，也可以说，效果不是很好，没有遮住黑眼圈。我在身后寻找上次那个老人，没有找到。今天林牧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该隐杀兄的故事，一个是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一天，该隐拿了些田里的出产，做祭品供奉耶和华。亚伯也从羊群里挑了头胎生的羔子，捡最肥的献上。耶和华惠顾了亚伯和他的羊羔，却不接纳该隐和他的土产。该隐大怒，一脸阴沉。耶和华问该隐：你为什么沉下脸生气？你要是做对了，我自然会接纳。做得不对，罪就蜷伏在你的门口，垂涎窥伺。就看你能不能将它制服……该隐对弟弟亚伯说：咱们去田里走走！来到田间，该隐突然扑向弟弟，将他杀了……耶和华说，你干了什么啊……”姑鸟儿可能是因为昨儿晚折腾，发烧了，中午没吃多少饭，此时烧还没退，在三姑怀里昏昏欲睡。该隐，该隐，这个名字真好听。讲完了该隐，林牧师又讲亚伯拉罕，底下突然有人问，林牧师，你有孩子吗？林牧师没有回答，继续讲亚伯拉罕在祭坛上铺好木柴，把儿子捆了，然后举尖刀在手，对准儿子。底下又有人喊：林牧师，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把他送到山上，让他做燔祭的羔羊吗？林牧师看着问他的人，说，我不知道，上帝没有熄灭我所有困惑，但是上帝指引我前行。《希伯来书》里有段话，送给这位朋友：是的，人都怕落入永生上帝的手里，但是其实那是得福，到头来要享永恒之福，每当上帝给我们训示，就聆听；当他将圣言置于我们面前，就诵读；当他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 祷告完了，林牧师拿着箱子走过来，我注意到三姑有些微微发抖，我放了五角钱，三姑说，张默，你带着姑鸟儿上楼，我和牧师说两句话。林牧师说，不用，这儿说吧，来的都是一家人。三姑抱着姑鸟儿说，听你讲了这么久，我想问你，如果我虔诚地侍奉上帝，上帝能听见我的愿望吗？林牧师说，能听见，但是不一定会实现，上帝有更广大的愿望，包含了你的。你的愿望就像一滴水，上帝的愿望就像大海。三姑说，一生中，如果上帝不停地试炼我，但是我看不到希望，我要如何信仰上帝，上帝在哪？林牧师说，你有所依赖吗？三姑想了想说，有。林牧师说，我们所依赖的，我们称之为上帝。你有良心吗？三姑说，有。林牧师说，良心是上帝的声音。他摸了摸姑鸟儿的头，说，姑鸟儿发烧了。三姑说，好像是昨晚冻着了。林牧师从兜里掏出几片扑热息痛说，这药我老随身带着，给姑鸟儿半片儿半片儿吃。三姑接过，说，刚才说到愿望，牧师知道我的愿望吗？林牧师顿了一下说，无法全知，知道一点。三姑说，牧师知道我的依赖吗？林牧师说，知道一点。三姑说，刚才你的布道，有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林牧师说，什么话？三姑说，当你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南方远也不远，我没有家，我有这双腿，可以一直往南走。林牧师抱着箱子看着三姑，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他的眼睛变成了金色。最后他点点头，说，知道了。然后向下个人走去。 散场之后，我和三姑打扫讲堂，姑鸟儿吃过了药，在阁楼上睡了。三姑哼着歌，把讲堂扫了两遍，然后又接了热水，开始擦窗户。我想帮忙，她说，你歇着，看你姑怎么干活。我就坐在长椅上，看她爬上梯子，去擦墙上的高窗，我从来没见她这么高兴过。她说，你大姑的信我看了，她老了，算是半个明白人。当年你爸抽了我一嘴巴，说是因为我，他的档案里有了黑历史。我没还手，再也没回家，长这么大没人打过我。你大姑和你爸小时候都是闷葫芦，就我爱说。你爸还不如你大姑，有次让人打了，跟人家说，你等着，我找我妹去。你瞧他那点出息，你可别随他。我说，不能。她说，68年，大串连，家里就我去了，到哪吃饭都不给钱，认识不认识在火车上就一起唱歌。毛主席没看见，鞋挤没了，看见地下有别人的鞋，就穿着回来了。你大姑和你爸开始不让我去，等我回来，又缠着我问是不是看见了毛主席，我说看见了，满面红光，得有两米高，他们还真信了，后悔自己没去。我说，三姑，你还去过哪？她说，你爷你奶死，我都没在身边，现在想想，应该在，听他们给我留点话，你奶煮的大米粥，不放糖，但是是甜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咋做。 有段时间她不说话了，专心擦着窗户，讲堂里安静无比，只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我看着她的头发快要接触到房顶，她的身体在梯子上展开，像极了我举起的姑鸟儿。她在跳舞吧，不知和谁。这时楼下有自行车声，“哗”，停住了。三姑从梯子上下来，抹布扔在水里，一手拽着裙子边，一手放在胸口，看着门。不是林牧师。是老高。他的额头又是亮晶晶的，站在门口没走进来，头上身上都是雪，他说，雅风，出来一下。她回头去拿抹布说，忙呢。老高说，出来一下，有事儿和你说。三姑不动，在水里把抹布揉来揉去。老高说，林牧师让人捅了。三姑站起来转过身，老高说，在胡同口，离这儿二百米。三姑把抹布拧干，手擦了擦说，死了吗？老高说，死了。三姑看也没看我，跟着他往外走，我跟到门口，想起来姑鸟儿还在楼上睡着，就上楼把姑鸟儿抱起，用军大衣裹着，背上自己的书包，跑下楼。胡同口已围了不少人，林牧师脸冲下倒着，双腿笔直，礼帽在不远处的地上，一大片血，路灯在路的另一边亮着，似乎是肠子流了出来，沾着土，我看见他的脖子后面有个文身，是一对翅膀。大雪飞舞，朝林牧师身上扑着。三姑和老高站在近前，有人说，已经去派出所找人了。三姑盲目地摆了摆手，说，看见人了吗？没有人回答。她蹲下，翻了翻林牧师风衣的衣兜。左兜里是那本《圣经》，干净的，右兜里翻出一条粉色的丝巾，春天戴的，新的，带着标签，但是沾了点血。三姑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丝巾展开了看，然后她把林牧师翻过来，我看见他的前胸和肚子有两大片血迹，嘴巴微张，下巴松弛，眼睛闭着，好像突然老了好几岁。三姑把他的风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喊，阁楼塌了。我回头看，大雪把压低了半截，阁楼的木头垮下来，搭在房檐上。老高说，操他妈的，哪有这么大的雪？撒腿向跑，跑到几步折了回来，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三姑披上。然后又向跑过去，好多人跟着跑，有人冲进家门，拎了一把铁锹。 三姑站了一会，有几次她蹲了下来，重又站起。中途她走到路灯底下，把《圣经》翻了翻，来回踱步，一手打着手势，在这儿呢，亚伯拉罕回答，我听见她小声说。然后又放进老高的外兜里。终于她好像发现了我，在老高的里怀和外兜摸，摸出二十块钱，说，带着姑鸟儿回家，兴许你爸已经回来了。我说，不能。她说，那你就带着姑鸟儿在你家等他，跟姑鸟儿说，我有点事情要办，回头去找你们。我说，你别走，我腿硬，当不了姑鸟儿的伴儿。她说，我永远是你三姑，肯定去找你们，跟你爸说，姑鸟儿吃的喝的，都记在账上，我不欠他，回头我跟你要人。我说，你到哪去？她拍了拍衣袋，什么也没说，然后把丝巾的标签撕下，系在脖子上，向着南面走去。南面堆着一片被伐倒的圆木，再往南我不知道是哪里，是不是那辆绿皮火车奔赴的土地。她没回头看林牧师，也没回头看我，风吹着丝巾，扬起带血的斑点，路灯照着她的影子，一会就不见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地图，背着姑鸟儿朝家的方向走。走过煤电四营的东门，有点迷路，这片土地夜晚的模样极其陌生，我在地图上寻找，下决心朝着一个方向走。姑鸟儿的头枕在我脖子上，发烫，我抓了把雪给她抹了抹，继续向前走，又走了不知多少时候，又看见煤电四营的西门，知道是在兜圈子，于是换了一个方向，重新走去。走了一会，突然看见黑暗里有人看我，我吓得身上软了，但是没跑，那人一动不动，外貌敦实。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要回家。那人并不回答。我走过去，发现是那个雪人，少一只眼睛，漠然看我。这时我发现姑鸟儿醒了，她看着我的地图说，哥，你这地图上有美国吗？我说，有，不远遐儿。她闭上眼睛继续睡了。我提着一口气，在黑暗里用力走着，并在心里暗暗祈祷，父亲已经回来了。 二 所有的屋檐上都有雪，蓬松洁白，可是路中间的雪已经黑了，雪已经不是雪，给踩成了冰和泥。北风呼啸，路上柳丁帮姥姥抱着茶蛋箱，热乎乎的，倒是不冷，但是真沉，上面有根麻绳，不知道姥姥每天怎么背来的。柳丁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还有其他的意义，甲乙丙丁，后面还有几个，他知道，但是就常用的范畴来看，丁是最末的一个，这让他时常感到不太得劲儿。他问姥姥，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这条街前后有不少年龄相仿的孩子，虽然各有各的绰号的，但是大名叫出来都很体面，杨旭，孙天博，连大老肥的真名都叫董佳远，虽然他是个哑巴，自己叫不出，但是会写。姥姥说，耽误吗？他说，倒是不耽误什么事儿，就是觉得有点，老师说，你这名字倒是好叫，就是有点不像大名，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姥姥回头看了一眼艳粉初中的方向，说，有这精神头，把书好好念念，等你姥要死了，给你姥一口好吃的。柳丁说，包袱里没有个纸条，我妈写的我的名字？姥姥说，没有，纸条倒有，你妈就说她去北京，孩子我先帮着管，很快就回来接你。良心让狗吃了。柳丁说，纸条呢？姥姥说，扔了。柳丁说，姓柳是随你，但是为什么会想到丁字儿呢？快到家时，柳姥姥伸手一指，你妈把你扔在门口这个路口。柳丁说，你跟我说过。姥姥说，这不是一个丁字路吗？柳丁说，哦，丁字路。于是在1993年的冬天，柳丁十三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历，但是他想了想，不准备跟老师说。这天是周六，他刚被留了一级，原先的老师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 此时柳丁已经长到一米七零左右，一百二十来斤。前一天在学校打了一架，把两个初三的孩子打坏了，一个骨折，一个脑震荡，本来要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情他就动手，打到后来，因为什么动手都已经忘了。姥姥到学校去闹，先提出请人家吃茶蛋，未果，然后便当着对方孩子的家长，在校长室的水泥地上打滚，说自己是五保户，把他弄走就等于要她的命，如果是这样，给条绳子，在这儿吊死省事儿。对方的家长看了看，姥姥不到一米六，穿着一条脏棉裤，上面都是油点，脚上一双黑棉鞋，脚后的鞋帮都踩没了，露着黢黑的脚后跟，都是冻疮。于是不再追究，给柳丁留了一级，同学们都读了初二，换教室，上二楼，他却得下一层楼，明天开始就跟初一的孩子一起上课。校长把事情处理完，家长们按了手印，校长问姥姥，你平常都给柳丁吃什么？姥姥说，没啥正经的，有时候一天就一顿饭。校长说，那他怎么长这么高？姥姥说，也许是随他爸，也许他爸高。 柳丁的姥姥一辈子受过两次严重的刺激，一次是柳丁的姥爷在矿上死了，一起死的还有二十几人，当时因为悲伤的人挺多，所以也就没那么特别难受，你家死了男人，我家也死了，但是等事情过去，越想越受不了。第二次就是柳丁的妈妈把孩子扔在路口，从此杳无音信。相较之下，姥姥认为他的姥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艳粉街劳动，倒不算啥大事情，至少人还在。所以她的精神似乎有点毛病，也不是毛病，大概是容易波动，街坊都这么说，但是街坊也不认为她是疯子，只是说她受过刺激。柳姥姥识字，能背千字文，也能写毛笔字，祖上行医，原先是个大户，搬到艳粉街之前，她不工作，姥爷在大学里当干部，姥爷死了之后，也没搬出去，右派平反之后给了点政策，柳姥姥要了一点钱，要了一间平房，在这儿住惯了，姥爷的坟就在旧矿址的后面，她也不走了。那天从学校回来，柳丁一直不说话，姥姥问他，怎么着，你还有功了？柳丁过去见过姥姥犯病，但是没这么严重，这次动静有点大，过去犯病通常是下午，姥姥午睡，突然惊醒，慌忙做了一锅饭，盛一碗，扣在饭盒里，撒腿往外跑。柳丁知道，姥姥是要给姥爷送去，可是矿已经没了，姥爷也死了二十几年了，一会她自己就能回来。柳丁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姥，都说你受过刺激，这下坐实了。姥姥看了他一眼，从他的手里拿过茶蛋箱，放在炕上，说，还都不是为了你？你姥是装的。柳丁心里想，一个人装疯，是不是也有点不对，或者说，装疯的人是不是也已经疯了？但是他没有说出口，他只是有点难过，因为他们俩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姥姥在他们学校门口卖茶鸡蛋，大清早起来煮好，中午装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盖上小褥子，抱到学校门口去卖。这天的事儿，肯定会很快传出来，本来她在门口卖茶蛋，就让柳丁有点不自在，如果再传他的姥姥是个疯老婆子，柳丁书也不想念了，想到这里，他真想回去打上一架，就是那几个证人，都把他们打傻，谁也别说出去。但是那帮人已经散了，现在回去也打不全了。 柳丁在打架这件事情上有些天赋，不单是个子高，力气大，而且能够抓住重点，反应极快。遇见个子小的，他便抓住对方的头发往下按，抬起膝盖猛撞对方的面门，遇见个子高的，他一般都先发制人，照对方裆部一脚，然后冲着变低的下巴就是一拳。有时缠斗起来，他也很有韧性，即使被压在身下，也绝不求饶，伺机反击，一旦被他翻过身来，往往下手极重，不把脸打花绝不停手。但是从另一方面，在打架这件事情上，柳丁有些个性，他一般独来独往。艳粉初中有一些团伙，经常出去抢劫艳粉小学的学生，他们的书包装着纯钢的锯条，用布条缠出一个把儿，然后躲在树林里或者不起眼的拐角，有时抢几个钱，有时抢些游戏币子，有时抢一根香肠。柳丁不做这种事情，虽然这些人他大多认识，他们也认识他，但是彼此没什么往来，柳丁有时饿了，也会管同学要点吃的，方式比较温和，哎，给我吃口，一般情况下他认为这是一种商量，而且很少有人拒绝他。去抢劫陌生的孩子，这件事情他想过，但是总是提不起劲，他知道他不用带家伙，站在那里，就比小学生高两头，一扒拉对方就是一个跟头，但是这种方式他觉得有点不对头。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夏天，也被人抢过，那时他还没长起来，虽然奋起反击，还是被几个大孩子按住，不单抢走了他的盒饭，还扒掉了他的裤子，这让他感觉极为屈辱，他蹲在地上收拾书包，鼻子里的血不住地往外冒，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索性自己又给了鼻子两拳。盒饭是西红柿炒鸡蛋，大米饭，姥姥早起给他做的。每当想起这件事，他就想起了那种屈辱，光着屁股在地上捡东西，他甚至想起了自己没有父母，想起姥姥撇着小脚抱着木箱顶着太阳在校门口吆喝。第二天他弄了个麻袋，灌上沙子，挂在家门口的树杈上，每天对着它打一个小时。有时下了雨，沙子跟铁一样硬，他也打，手都肿起来，可是后来他再也没遇到抢劫他的人，就好像他们参透了他的内心，目睹了他把沙子装进麻袋的过程，然后机敏地避开了。 所以这天下午，柳丁跟着姥姥走回家的这段路程里，他又一次感到了屈辱和愤怒，不单是因为姥姥过火的表现，更是因为姥姥和他受到了一样的屈辱，而且似乎这种感觉在姥姥身上并没有多做停留，姥姥应该有些经验，估计姥爷死后，如此这般去矿上闹过，于是到了他这里便变成了双倍，变成了记忆的累加。那些真正实施过抢劫的大孩子，倒是从来不会被送到工读学校或者被留级，他们似乎从来不会被逮住，因为面对的永远是无法反抗的弱者，而柳丁打伤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好像是教务主任的亲戚，这才是重点，才是姥姥变疯的缘由。 柳丁打开箱子吃了两个茶鸡蛋，挺咸。刚入三九，玻璃上都是窗花。沙袋悬在树杈上，一动不动，如同已经结冰的水滴。所有的课程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从下周开始要重新开始，柳丁的成绩不差，尤其语文和历史学得不赖，他有一个好记性，不过因为数学物理的成绩不好，所以整体的成绩大概排在中游。又因为他经常挑事，所以给人一种成绩极差的错觉。概括来讲，老师喜欢单纯的学生，或者好，或者差，或者愿意读书，或者愿意打架，这样比较方便装进思维的抽屉里，柳丁的情况卡在当间，于是大部分老师便把他强行装进一个抽屉便于去管理。差生的抽屉。只有那个看门人，老赵，只有老赵似乎喜欢他，把他放进另一个抽屉。 老赵有点驼背，但不是驼子，只是腰弓得厉害，但是想挺直也能挺直，大部分时候他看上去一米六左右，有时候一米七。说是看门人，其实只是他的一部分职能，学生们管他叫赵老师，因为他也是德育老师，所谓德育老师，就是不在编制，但是可以动手整治学生。艳粉中学的校风一直不好，这个不怨艳粉中学，因为艳粉小学也这样，初中毕业能考上正经高中的孩子大概占百分之十，剩下的大部分离开艳粉街进入技校和职业高中，有的索性什么也不念，就在艳粉街上游荡。在春风歌舞厅和红星台球社，经常能看到艳粉初中的毕业生，男生女生，一直待到二十岁，似乎还没待够，每天无所事事，细长的脖子，叼着烟卷，也没饿死。基于这种情况，学校的德育老师就显得比较重要，在老赵之前，是老高，老高是个地头蛇，跟谁都笑眯眯的，从不动手，但是经常背后捅刀子，在他在的三年，好几个学生被他弄去了工读学校。后来他走了，据说是去艳粉街的北头，去管一个“工人之家”，那是成年人聚集的场所，所以大概是升迁。老赵来了。老赵第一天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老头衫，和一条蓝色的帆布裤子，裤腿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手巾，哈着腰，像一个老工人。午休的时候，一个初三的学生在门口抽烟，一个女孩儿没穿校服，站在他旁边，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嗑瓜子。老赵走过去说，烟掐了。男孩儿看了他一眼，说，你谁啊？他说，烟掐了。男孩儿说，行了，烧你的锅炉去吧。老赵抬脚将他扫倒，从后腰掏出手铐，把他锁在学校外墙的铁栏杆上。女孩儿抱着瓜子跑了，瓜子撒了一地。男孩儿说，大爷我错了，下午还有课呢。老赵说，叫我老赵就行，我新来看门的，以后互相给些面子。男孩儿说，真知道错了，谁承想您还有手铐啊。老赵说，手铐是个形式，主要是看你火气挺大，让你冷静冷静。男孩儿说，我冷静了。老赵说，再冷静一会。 老赵平时待在门房里，门房没有暖气，学校给配了个小炉子，烟囱顺着窗户支出来，老赵就在炉子上烧水热饭。自那次之后，学生们都知道他，听说了吗，来了个看门的，有铐子，手黑。柳丁也听说了，觉得挺有意思，这对他不像是某种震慑，倒像是一种奇闻。过去的老高自己有家，这个老赵似乎没有，就住在门房里。早上上学，冬天的时候，大老远就能看见门房的烟囱冒出了烟，老赵蹲在校门口刷牙，他只穿了件单衣，还穿着塑料拖鞋，大脚趾翻着，水吐在地上，一会就冻成了冰。柳丁观察过他刷牙，他从来没看过刷牙这么使劲儿的人，把牙刷捅在嘴里，好像在掏什么，横竖飞快地运动，牙刷把儿都被他的大拇指压弯了。柳丁在心里下了一个结论，这人当过兵。但是他的腰又很弯，这个是矛盾，不过他还是确定他当过兵，这让他又多了点亲近感。因为柳丁也想当兵，初中毕业之后，他想去出去闯荡，想去北京，这是一个选择，因为姥姥跟他说过，他妈离开家的时候，说是要去北京工作，之前在春风歌舞厅当收银，有时候也下场跳。这是他后来打听出来的，他妈也下场跳舞，陪人跳三支曲子，五块钱。家里没有他妈照片，姥姥拒绝跟他讨论关于他妈的更多事情，有时他刚起头，姥姥就说，问你妈去。他在春风歌舞厅蹲守过，问过一些人，他们说他妈大概一米六五左右，长头发，方脸，有点兜齿，走路有点内八字，细腰，抽红梅，跳慢三跳得最好，关键是耳朵，他们说，他妈有一只耳朵有点萎缩，比另一只小一圈，平时看不出来了，用头发挡着。他觉得兴许能在北京的舞厅找见他妈，但是其实他最想干的，是当兵，他觉得一旦他当了兵，肯定能混出点名堂，他适合当兵，他有力气，不怕吃苦，老兵他也不怕，大不了挨几顿揍，也能熬出头。 有一次班里的储物柜打不开了，里面放着搓子和条扫，上面有个锁头，好像进了水，锈死了，钥匙怎么捅也捅不开。老师说，柳丁，你弄弄。柳丁试了试，钥匙“嘎嘣”一声折在了锁眼里，他伸手拽那个锁，没用，锁鼻儿很结实，柜子都让他从墙角拖了出来，还是打不开。老师说，行了，再弄柜子都让你弄回家了，去把老赵找来。柳丁敲了敲门房的门，说，赵老师。老赵说，门没锁，柳丁推门进去，看见老赵正坐在床上，在用块布擦一支口琴，他还会吹口琴，怎么没见他吹过？柳丁说，赵老师，咱班的柜子打不来了，老师让我叫您过去瞅瞅。老赵把口琴放在枕头上，说，叫我老赵就行。他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也许是钥匙链，也许是手铐。到了柜子前面，老赵看了看说，硬给弄开，怕是柜子要坏。老师说，弄吧，要不这玩意也多余，就是点扫除的东西，墙角一放就行。老赵一手把着柜子沿儿，伸手一拽，连门带锁拽了下来。放学之后，柳丁又来到门房，敲了敲门，老赵说，门没锁。柳丁走进去说，赵老师，我叫柳丁，住在艳粉街西头。老赵说，你们班那柜子又锁上了？柳丁说，没有，我想跟你掰掰腕子。那是秋天的傍晚，天色微暗，门房里还没开灯，碎煤散发出干燥的香味，暖烘烘的，有点让人气闷。一壶水开了，老赵把水壶提下来，给炉子盖上炉圈。柳丁说，我叫柳丁，我想跟你掰掰腕子。老赵说，你多大？柳丁说，我十三。老赵说，我得去扫地，满操场都是叶子。柳丁说，扫完呢？老赵说，扫完我得把叶子烧了，然后巡楼。柳丁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掰不过你？老赵说，不是，是我从来不掰腕子。说完老赵从墙角拿起一把大笤帚，走出门去，柳丁跟在后面。操场上没有人，叶子满地，操场四周有一圈杨树，大杨树，叶子快掉光了，有的树皮开裂，露出黄色的内胆。老赵慢慢地把树叶扫成一堆一堆，一个老师推着自行车，从楼后走出来，赵老师忙呢？啊。叶子真多啊，明儿又是一堆。是啊，掉光了就好了。老师骑上车走了。老赵扫了大概一个小时，掏出火柴，把叶堆燃起，火苗不大，就是尖顶那么一小撮，但是烟不小，风一吹，好像烽火台一样，要向远方传出讯息。柳丁说，赵老师，你当过兵吗？老赵拄着扫把看着火堆，说，没有。柳丁说，你别骗我，我也想当兵。老赵说，我没当过兵，我是老百姓。柳丁说，你从哪来？老赵说，你为什么想当兵？你爹妈舍得？柳丁说，我没爹没妈，跟姥姥过，我最适合当兵了，你觉得我适合当兵吗？老赵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你姥姥得想你。柳丁说，我能带我姥姥一起去吗，她能做饭，能让她在队伍里做饭吗？老赵说，我没当过，但是好像不能。叶子又掉了，你帮我扫一堆。柳丁接过扫帚，老赵说，你爹妈呢？柳丁说，没见过。老赵点点头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是周几啊？柳丁想了想说，明天是礼拜天。老赵说，礼拜天，我明天早上六点去影子湖钓鱼。柳丁说，你新来的不知道，影子湖鱼不少，但是有毒，没人钓。老赵说，是吗？我钓过好几次了。柳丁说，吃了？老赵说，吃了，两扎长的小鲤子，还有小净鱼，都挺肥。柳丁说，没事儿？老赵说，挺好吃，没有土腥味。为什么有毒？水挺清。柳丁抬眼看，枯叶燃起的烟越来越浓，飘荡在操场上，他从小就知道影子湖不能游泳，鱼也有毒，但是为啥，没人跟他讲过。他又把老赵看了看，老赵是个长脸儿，嘴边有一圈青胡子楂，胳膊上的血管很清晰，好像叶子上的暗纹。他说，明早几点？老赵说，六点。他说，你能教我吹口琴吗？老赵说，那还不把鱼都吓跑了？他说，你能带着吗，万一钓完了鱼想吹呢？老赵说，行，你带口饭，钓鱼没时候儿。柳丁走开，有一棵树下的落叶极多，不知道是不是芯空了，他走过去把叶子扫到了一块。 间距 我有个朋友叫疯马，你们肯定不认识这个人，这没关系，他的大名叫马峰，辽宁锦州人，汉族，高约一米九，体毛茂盛。我认识他是在一个酒局，都是写东西的人，一个喊两个，两个喊三个，终于包厢里挤满了互不认识的十五个人，大家比邻而坐，被空调里的热风吹拂，盯着转动的菜肴，沉默不语。我那时没写出什么东西，每天就在这些饭局里瞎混，北京的饭局这样多，只要友善和善饮，就能一天不落地吃下去。我也不是爱吃爱喝，只是无聊，而且在这些包厢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我兜里有个小本本，趁人不注意就记下几笔。比如有一次，一位著名编剧指着他年轻的女助理说，我昨晚打了她一顿，助理说，是啊，他把我打得挺惨。经她一说，大家定睛观瞧，她果然脸是肿的，眼角绽破，已然结痂。编剧说，也不知道为啥，走到家楼下，大雨滂沱，她的手机掉在草丛里，她低头去找，撅着屁股，我过去就踹了她一脚。助理说，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泥里头。编剧说，我把她翻过来，骑在她身上，扇她嘴巴，最后自己打着打着睡着了。助理说，我晕了半天，醒来时眼冒金星，如同显示屏故障，还是把老师送回了家。编剧说，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跟你道歉，我自干三杯，我平时对你不错，这种事儿从没发生过。助理说，确实，一次也没有，但是就这么道歉也不能拉倒啊。编剧说，你说怎么办吧。助理说，这有一个酒瓶子，我砸你一下，以后你还是我老师。编剧说，好，你砸。女孩喝光了杯中酒，拿起酒瓶在编剧头上砸碎了。一片玻璃崩到了我的碟子里。编剧站起来，用手捂着头，血顺着手缝流到桌子上。编剧说，你们吃你们吃，单我买完了，我去包一下，一会回来。助理说，老师我送你去。两人走后，剩下的继续喝，我中途睡着了一会，梦见猛虎追着羚羊，羚羊螳螂一样轻盈地跳来跳去，猛虎浑身是汗，眼睛淌水，虎皮大了一圈，很不合身。醒来时，两人坐在原位，编剧头包得像个棉签，助理坐在他身边，没过多久，喧哗起来，我又睡着了。 这只是我临时想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本本上面记下的东西，要给一部长篇小说用，姑且先写这一件。那天吃饭，我坐在疯马旁边，我们从没见过，如果见过一定记得，他太过高大，满脸络腮胡子，若不是明显看出是黄种人，真以为是高加索地区跑来的。他那天眼皮一直耷拉着，闷头吃菜，不停喝酒，自斟自饮。那晚一个人拿来了一瓶威士忌，他把酒转到自己面前，然后放在手边。其实吃饭这种事，尤其吃桌餐，邻人很重要，如果你是右手，旁边是左撇子，就很不方便；如果你心情不好，旁边的人又是自来熟，老是挑着你说事儿，想方设法把他那点对人生的见解告诉你，也是够你喝一壶的。疯马这种邻居就比较招人喜欢，沉默，专注，冬天的夜晚吃得满头大汗，让你觉得生也可恋，愿意多吃两口。 大概吃了两轮菜，这位大汉向后一倒，摸出一支烟来，他的面颊有些微红，仰面朝天吐着烟雾。那几天我没事可干，正在给人做“闹药”，所谓闹药就是跟编剧老板开会，每天陪人家说话，编剧老板若是思路受阻，你就应该想一些东西刺激他的思考，最好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实在不行，跳舞翻跟头也可以，总之是一味活跃他神经中枢的中药。我那时住在海淀，开会在朝阳，每天坐地铁，几要挤成肉夹馍，于是老板给我在开会的楼底下，弄了一个住处。极为宽敞，新修好的地下室，排风扇在床的正上方，二十四小时工作，好像随时要降落的宇宙飞船。那是一个谍战剧，所有人都是奸细，老实人几乎没有，我主要负责编制主人公的感情线。上峰规定，不能和敌人产生真感情，即使中间看上去萌发了爱情，最后一定要落在利用。吃了半晌，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桥段，一个骗局，一次利用，一次死亡。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为他去刺杀一个叛徒，事后她发现男人原来是感情的叛徒，为什么她还要活下去呢？叛徒已经够多了。我拿出小本本记下来，大汉扭头对我说，你是写东西的？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我说，我是一个闹药。他说，我是写小说的，也写诗。我点点头，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那个死亡稍纵即逝，一定要赶快镌刻下来。过了一会，他说，我们是老乡吧，你平翘舌不分，是，似。我说，我是辽宁沈阳人。他说，不远，我是锦州人。他的声音极为纤细平静，几乎听不出什么锦州口音，倒像是转基因的上海人。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锦州，住过大连，烟台，近几年才来到北京。我说，笔架山，我去过锦州的笔架山。他说，哦？有意思。你准时了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准时了，不过有点险。他说，嗯，我小时候因为错过了潮汐的时间，被困在过山上一整晚。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想了想，因为行规，我不方便说得太具体，我说，关于枪的。他说，枪？长枪，短枪？我说，长枪。他说，嗯，错误的刺杀？我说，差不多。他说，错误发生在哪里？我扭头看他，他并没有看我，他慢慢地吸食着烟卷，望着头顶的吊灯，那吊灯制式老旧，落满沉灰，不过亮度犹存。我说，一般都是打歪了吧。他说，嗯，倒也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弹道是生与死的分岔路，不过如果决定历史的是某种偶然，似乎难以把握剧作的意义。他似乎忽然想起来汤要凉了。端起来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唇底的胡子。我说，您意下该是个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以为表面是个错误，内在是一种必然，比如这次刺杀行动是被刺者设计的，他对一方表达了生的渴望，其实却是赴死的。我说，这个好，这样他的供词就可信了。他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兄台权且当做儿戏，写谍战剧应该多看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在教授的名单上见过他的名字。我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他与我的爱好相同，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我说，我叫袁走走，敢问阁下？他伸出手来说，我叫马峰，大家都叫我疯马，大家人数不众，仅指我的朋友们。疯马和马峰是一个人。 那天我见过他之后，第二天从宿醉中醒来，地下室的潮气将我包围，那种潮气也许是从衣柜的木板中传来，也许是从脚下的水泥中传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尸体的腥味。我赶到时，策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编剧老板的工作室里有一扇白板，上面写着人物关系和故事主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两个小说，一个非常著名，分岔小径，另一个叫做《第三者》，兄弟俩共用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终于因为忍受不了嫉妒而将女人杀死了，兄弟和好，亲如一人。我前所未有地主导了讨论，修改了主线，并将其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从贺某某改成了贺尔博。会议结束之后，制片人，一个中年女人，短发圆脸，爱穿长裙，配以手镯和近腰的挂链，找到我，对我说，小袁，这个项目是你的了。我说，有一种什么鸟？她说，什么鸟？我说，就是有一种鸟，自己不会筑巢，专门去侵占别鸟的巢，我不是这种鸟。她说，你现在的薪酬是一天二百元，这个项目你拿下来，一集五万，你写三十集，枪手自己找，给多少钱你自己定，反正我给你一百五十万，那是一种什么鸟？我说，想不到就算了。物竞天择，有这种鸟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分阶段付款吗？她说，这个项目比较急，我先给你五十万，下午签合同，明天打给你，剩下的钱从分集大纲到分集剧本，逐次给。我说，我中午也有时间。她说，那就中午签，还有，这个地下党，女特工，是我的先人，有时候会给我托梦，你用心一点。我说，您捧我了，全明白。 第一要务是找到疯马，让他给我做枪手。如果他管我要一天五百块，那当然好，我略作踌躇马上答应，如果他想论集算钱，一集不能超过五千，如果他要一万，我不能给他，除非他可以独立写出十五集，且不用修改。那就这样，底线是一集七千，大纲，梗概单独算钱。署名是文学策划，出现在片头单独一屏。我还得找两个闹药，北电的学生最好，没有署名，刺激我的中枢神经。还需要一个助理，先雇一个月，帮大家订早餐。最好是一个女的，那闹药找一个就好，助理也可以充当闹药，女闹药，比较适合男人的中枢神经。下午我到原先的会议室坐了一会，一个人都没有，编剧老板的茶具也撤走了。 我还需要一套茶具。 我没有找到疯马，没有人认识疯马，尽管他有一副引人注意的相貌，可惜现在也不兴在城墙上贴告示。我打电话给昨天吃饭的人，其中一个，是个老混子，他说，疯马？没听说过。我说，昨天就坐在你对面，满脸胡子，好像疯狂原始人。他说，我对面？没印象，人太多了兄弟，有名的几个我全记得，没名有胡子记不得啊。我说，好吧，那我需要一个女助理，和一个文学策划，你那边有人吗？他说，你给多少钱啊？我说，助理月工资五千，写东西另算，文学策划一天五百，第一阶段大概十五天，早九点到晚六点，管两顿饭。他说，什么题材？我说，谍战。他说，跟日本人有关系没有？我说，没有，自己家的事儿，国共。他说，要是有日本人，我可以去，自己家的事我就不掺和了，一会我发你几个简历。我说，带照片。对了，最好读过一点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他说，好，带照片，这俩人是干吗的？博和卡？你把他们俩名字短信发给我。临睡之前，我把人都选定了，通了电话，两人全是女性，一胖一瘦，胖的模样不错，瘦的模样不行，总之各自在美学的统一性上有点瑕疵，两位都是90后里展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枪手，名字不便写在这里，姑且将胖的称作杜娟儿，瘦的叫作柳飘飘。 我大约睡了两个小时之后，被电话吵醒。一个声音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但是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东西。找到你的电话很不容易，饭局上没人认识你。我说，你说。他说，月球和地球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对吧？我说，没错。他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你可以将月球和地球想象成两列诗行。我说，可以。他说，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均渴望保持其自身的性质，在我看来，有一种性质即是避免贴在一起，保持某种，于是产生了引力和斥力。我说，同意。他说，你可以把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想象成地球和月球，两列诗行，永远存在，也永远相互吸引，党派并非人的本质属性，月球可以变成地球，地球也可以变成月球，且敌我就在身侧。也许刺杀者的代号可以叫做“月球”，这出戏的题目也许也可以跟月球有关，我还没想好。我说，很有意思，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想法你用得着吗？我说，看情况。他说，如果有些用的话，我没吃晚饭，也没有喝酒，没有酒实在痛苦，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证号和地址给你，我也可以把我妈在锦州的地址给你，我跑不了。我说，恕我冒昧，我想雇佣你，我现在负责这个剧，想请你做我的文学策划。他说，我可能需要一点预付款。我说，先给你两万，明天开会，地址在安徒生花园，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说，安徒生和花园我都知道，安徒生花园不知道。我说，地址一会发给你，明天十点开会，我是处女座，我不喜欢别人迟到。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我属狗的，只要有吃的，我就会准时。 第二天我到时，疯马已经到了，他穿了一件鸽灰色的旧风衣，里面是一件蓝色高领毛衣，深蓝色的彪马运动裤，一双看上去应是春天穿的黑白相间的帆布鞋。从上到下，似乎是季节的逐渐转暖，雪山垂直的次第。那天下了点雨夹雪，整个北京好像十九世纪的伦敦，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湿透了，看上去从地铁出来又走了不少的路。杜娟儿和柳飘飘还没到。我和他握了握手，他从怀里拿出一瓶威士忌，说，听说你要给我钱，我用剩下的钱买了这个。我把两万块现金给他，并让他写了收条。我说，我工作时不喝酒，你可以喝，如果这是你的习惯。他说，好，你这个沙发不错。我看了看沙发，蓝色的长条沙发，布衣包的。他说，我晚上可以睡在这里，我最近睡在一个朋友那里，他每天晚上看电视剧，老婆婆和儿媳妇抢擀面杖。我说，好，我跟他们说一下，不过我们写电视剧没关系？他说，我们先试试，如果我觉得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不是这么算的，如果你中途退出，耽误了我的时间，不但要退钱，还要赔偿我的损失。他说，我觉得写电视剧没关系。我说，好。 过了一会，杜娟儿到了，又过了一会，柳飘飘也到了。我跟两人寒暄过，分头落座。我和疯马坐一边，柳杜二人坐一边，侧面是白板。我请大家介绍自己。杜娟儿，山东人，二十三岁，体重八十五公斤，父亲是考古学家，领域在明史。她本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时期写的电影剧本多次获奖，但是因为性格懦弱，从来没当过导演。父亲让她改行学历史，她拒绝，因此断了生活来源，所以来这里给我做闹药。柳飘飘，二十岁，哈尔滨人，四十五公斤，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编剧系肄业，十五岁出国，父母离异，因为无证且超速驾驶，后备箱又搜出大麻，上过美国法庭，麻烦过后，背着家人直接回国，目前住在一个男性制片人家里，这位男性制片人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们认识才一周左右，年龄相差十二岁。疯马，三十二岁，九十五公斤，辽宁锦州人，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喷漆工。父亲两年前去世，母亲已经退休。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在师友间传阅。毕业后来到北京，做过三流文学网站编辑，保安，群众演员，大部分时间无业，居无定所。我，三十三岁，六十五公斤，辽宁沈阳人，曾是银行职员，因为爱好写作于三年前辞职进京，在不知名刊物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叫做《时间穿过子夜》，《赢家无所得》，《如笑声般的山峦和其间的约伯》，无任何反响，退稿张贴满墙。大部分时间混迹于各个电视剧电影工作组，做闹药，所参与电视剧电影未有一部公开播映过。 自我介绍过后，开始确定当天的议题，过去十几天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粗略的大纲，我打印出来，请他们看过。以我的经验，无中生有一般都效率低下，从批判开始，一方面可以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新想法。杜娟儿说，袁老师。我说，不要叫老师，叫老袁。杜娟儿说，老袁，我觉得前面这个刺杀是可以的，但是随后导向策反是愚蠢的，策反写不出戏。我说，有道理，没人爱看策反，纵横家是最乏味的。柳飘飘说，这里头感情线太没意思了，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女的，似乎毫无性欲。我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党性高于人性。她说，怎么证明党性高于人性，得先有人性吧，然后才能把党性垫高。我说，可以有爱情，但是不能有性爱，尤其和敌人不能有。柳飘飘说，我觉得应该有些性暗示，至少要有性魅力吧，她靠什么调动敌人？我说，这个可以加一点，不能极端，美好的君子之交可以。聊了一会，疯马已经喝了少半瓶威士忌。我说，疯马你说，我们从哪开始？疯马说，什么是谍战？我说，我的理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疯马说，所以是关于身份的故事。我说，可以这么讲。他说，身份是一个人的表面属性，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我说，正想请教。他说，欲望。我说，换个词儿，信仰。他说，她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我说，目前并不知道。他说，她的上帝是谁？我说，共产主义。他说，远了，就近说，新世界。我说，是的。他说，这个上帝什么时候进入她的心里，她可以为之牺牲，放弃幸福，她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我说，目前也并不知道。他说，我们也许应该从这个开始，她怎么确立她的信仰，为之付出了多少，是否曾动摇过，是否动摇后又更为坚定，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勇气？为了新世界去杀人，她如何说服自己？要知道，在我看，不正义的和平要比正义的战争要好，她怎么确定她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一部所谓的狗屁谍战剧，而应该写一部关于成长的长篇小说，然后以剧集的样式表现出来，这部成长小说应该以特殊时代的人物作为刻画的对象，我们的任务是复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用漫长的剧集复活之，所以我提醒各位，我们正在侍弄的是文学，我们是一个文学小组，一本大书，仔细写成，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我说，有些空泛，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开头。他说，关于这个刺杀，我觉得是信仰的开篇，她，她的名字是什么？我翻了一下大纲说，文修良。他说，好，文修良，代号月球，她刺杀的人叫什么？我说，看来刚才你没有看大纲，叫贺尔博。他说，好名字，贺尔博代号太阳。文修良什么出身？我说，不知道，可能得查一下资料。他说，我们现在进行想象，她是一个大家族的三小姐，类似于《白鹿原》里的白灵，白灵读了几本左翼文学，投奔了延安，躲过了肃反和整风，留了一头短发，感到迷茫，这时候她和贺尔博恋爱了。我说，不对，贺尔博和她只是工作关系。他说，恋爱之后，两人被派往南京工作，打入军统。这时候她的信仰是爱情，爱人到哪里她到哪里。原来的信仰对她不重要了。我说，欲扬先抑，可以。他说，什么能够建立新的信仰？牺牲。贺尔博被怀疑后，为了保护她和另一个同志，这个同志的秘密等级很高，文无权知道，姑且叫他黑子。贺尔博请她杀死他。这就是开场的刺杀。我说，娟儿，你记下来了吗？杜娟儿说，记下来了，老袁。我说，好，现在吃午饭。 飞行家 一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67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金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高立宽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仪表，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过去是高立宽的徒弟。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关于印刷的活计都难不倒他，在厂里很受尊敬，厂长见面也要给点颗烟再开口说话。受尊敬不光是手艺，高立宽是个老党员，1936年就入了党，那时说叫共产党，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党。高立宽因为是个苦出身，让人一说，心一横，就入了地下党，偷着印传单，他印的传单比别人的都好，色泽鲜艳，日久弥新。高立宽虽然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过在印刷厂里认了字，字认的多了，还能措个词，上级派下来的口号，他有时候给改改，鼓动性更强，上级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真是行行出状元，没想到有人还是天生印传单的料。那时他不是高师傅，还是小高，小高就印了两年传单，期间蹲了一次国民党的大狱，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狱，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来之后便唤做独眼小高。解放之后，独眼小高高兴了一阵，不过也没觉得如何，新世界新气象，他还是在印刷厂印东西。没过几天，他才品出这个新世界不一般，那个给他写信的上级当了副市长，一天把他想了起来，给他厂里打了电话问还有没有他这个人，是不是牺牲了。回答说，人在，还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过去调色是瞪着两眼，现在是一只眼，调得依然没问题。市长就派人把他接去，还提醒他把信带着。聊了一会，把信拿回，拍板让他去干部学习班，学习几个月就当副厂长，高立宽当即说，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当官的料，嘴笨不说，一看人多就哆嗦，当年参加革命不为当官，现在有了新中国，自己已然高兴，还是继续当工人为好。市长说，你这一只眼是为革命丢的，欠你一只眼，该还，你又有点文化出身又牢靠，这样的好机遇不可浪费，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学习班报道。 高立宽从市政府大院回来，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来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师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鸡一瓶白干，两人把鸡掰碎，边吃边喝，高立宽说，正道，你这鸡不错，哪买的？李正道说，师傅，买不着，我自己烤的。高立宽说，你当工人白瞎，开个店能发财。李正道说，我烤一只得烤半天，开店准赔死，给师傅吃正合适，下次给您烤只兔子。高立宽心里高兴，觉得这徒弟不但会烤鸡，每次说话都让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给他讲了些印刷的门道，李正道歪头听着，时不时把鸡的好位置递给高立宽。高立宽喝得有点快，想起要倾诉的事情，说，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说，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今天您被大轿子接走，厂里都炸了锅，您是老革命，过去您也不说。高立宽说，这玩意说个屁，有人脑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见，有人屁股圆，总不至于天天脱裤子给人看。李正道说，您说得是。高立宽说，市政府那个院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这只眼就是在里头打瞎的。墙上还有日本字儿，没刷干净。这个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长得罪不起，不过别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宽家，两人脚对脚，高立宽鼾声如雷，李正道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高立宽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宽的看法没有错，人贵有自知之明。学习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识字，有几个比他说话还笨，说得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谁都听不懂。还有一位有鸦片瘾，中途犯了瘾，倒在地上乱滚，让人送回家了。高立宽虽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仪表堂堂，宽肩阔背，一张方脸，说话虽然不比授课的老师，可是硬要说两句，也是能说出两三点，就这分出两三点，不是一锅粥，就压死了人。可是他的问题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个月，大醉十天，打伤了两个同学，把一个巡查的老师也打破了脑袋。不单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宽从小跟北市场的老师傅学过点把式，要不然也不能两次大狱都活着出来。打伤同学是小事情，打伤的那位老师去过延安，是比高立宽资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女同志，愣让高立宽揪着头发走了半个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块头皮来。这位女同志包着脑袋，连夜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从太平天国说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说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说到延安整风，总之是用血的教训确信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藏着流氓，需要彻底地改造。高立宽卷着铺盖揣着休学的证明回了印刷厂，这回没有大轿车，自己坐公交回来的，李正道把铺盖卷接过，什么也没问。实话说，师傅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师傅喝酒之后喜欢动手，他也知道，他就挨过几次打，有一次在饭馆喝到一半，师傅喝得兴起，把他连人带椅子顺着窗户扔到了大街上。这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到了学习班关起来，心里憋闷，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闹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东人，家里吃不上饭，父母饿得走不动，他一人揣着一包种子跑到东北来种地，40年河坝决了堤，把地冲了，他就跑到市里来，先是在旧书店给人打工，夜里睡在门板上，白天卖书码书，也认了几个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印刷厂。要说无产者，他比高立宽更合格，只是没蹲过大狱，没跟市长通过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闹事，心灵手巧，也知道时局变了，就像发大水，虽然啥都没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机会。到了傍晚，高立宽终于说话，正道啊，明天给师傅烤只兔子。正道说，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宽说，我手欠，把人打了，这学习班念不下去，市长把我保下来，让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实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边把裁纸刀擦好，搁在工具箱里，一边说，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宽噌地站起来说，你情愿？正道说，看您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高立宽说，得去一个月，见天儿关在屋子里讲马克思列宁，晚上大门都上锁，你行？正道说，我试试，不行的话您来接我。高立宽往地上吐了口吐沫说，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这事儿办了，你家是山东哪来的？正道说，山东蓬莱曲南县李家村，我爸我妈都让日本人杀害了。这句和事实有点出入，李正道的爹妈是饿死的，不过如果日本人不来，不打仗，不征兵纳粮，也饿不死，所以从根上说，也不算撒谎。高立宽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说，徒弟，以后就算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门儿我再也不进了。李正道有点感动，也有点内疚，决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握手是个新事物，高立宽在学习班学的。 所以79年李明奇来家，就算高雅风不说，他也知道这是李正道的儿子，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瘦高，挺长的脖子，眼窝深陷，像个德国鬼子。打过招呼李明奇掏出个手绢，把椅子擦了擦，坐下，白色的喇叭裤贴在木椅子上，只坐了一个边儿。高立宽心想，德行，看你憋的什么坏。高雅风二十三岁，在变压器厂工作，长得不太好看，眼珠子有点突出，牙也有点往外噘，顶着嘴唇，但是是高家姐弟三人里最能说的，虽然年纪不大，一旦让她说起来，便跷起腿，一只手拽着脚腕子，眉飞色舞说几个小时也行。就靠这张嘴，说动了老师，给她弄了一个假病历，于是没有下乡，初中毕业早早就进了变压器厂，每个月领二十多块工资，工龄比同龄人都长。可是79年秋天的这天下午，高雅风老老实实坐在李明奇旁边，没有说话，她怕她爸，就像是八哥看见猫，再怎么抖机灵也是没用的。她看着大姐高雅春前后忙活着给李明奇倒茶，心里一边觉得果然是亲姐，平常怎么闹还是给她些面子，一边嘴痒痒想说点李明奇的好处，可是看见高立宽浓浓的挤在一起的眼眉，又都咽了回去。 李正道去了学习班，真个一个月没回来，高立宽依旧耍着光棍，白天上班，晚上喝酒，这点工资都捐了饭店。高立宽喜欢请客，因为工龄长，段级又高，工资比别人多，主要是喜欢那个热热闹闹的气氛，喝完酒去澡堂子一泡，泡完倚着澡堂的大长皮椅子聊天，修脚，喝半夜的浓茶。过了十天，差不离把李正道这个人忘了。一个月之后，李正道回来，他看见李正道理了个新发型，头发长了，梳得很齐整，先前有点连鬓胡子，都剃光了，穿着一身蓝色的的确良中山装，一头扎进了厂长的办公室。高立宽心想，你个什么东西？我的手艺你才学了点假把式，去了趟学习班就自己换了身皮，回来不先见师傅，跑到厂长那里露脸，等你换上工作服，我再拾掇你。他没想到，往后将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没穿过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宽的车间做副主任，主抓生产线改造，伺候几个俄国人，然后又做了全厂的工会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领头，揪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写了材料，把厂里几个搞古版印刷的老师傅点了名，“文革”前，他已经是副厂长，市里的毛选都是他主持印的，还去周边的地级市传授过先进经验。高立宽看在眼里，没觉得多么不舒服，一个人是哪块料，活着活着就会显露，这个李正道就算没有这个机会，迟早也得跳出来，成个人物，单说每次讲话不拿讲稿，说得条条是道，主席的语录张嘴就来，高立宽就觉得比自己强了不止两条街。况且李正道每次见到他，都叫师傅，搞几次运动，也没刮着他。高立宽有时候叫他李厂长，他不让，说，叫我正道，没您没我。还算吃过了炒菜，没忘了大马勺，高立宽心想。不过这二十年过去，直到“文革”来临，把李正道打下马，牛棚没蹲，厕所也没让他扫，只是抄了几次家，游了几次街，坐了几次喷气式飞机，剃了阴阳头，不再让他印毛选，工作呢，回到车间，换上工作服当工人，这二十年间，高立宽对李正道还是有几点不满意，第一，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前前后后生了九个，管生不管养，一心都在工作上，这九个孩子见天儿在街上乱跑，穿鞋没有脚后跟，大的带小的，毫无规矩，不成体统。第二，自打学习班回来，再没给他烤过兔子，那天晚上李正道说改天给他烤兔子，一直没有兑现，高立宽的直觉告诉他，兔子比鸡好吃，可是一直没吃着，干等了二十年。第三，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铺，把自己吊死之前，没有找他商量。一个人要死，是个大事，大事应该和人商量，李正道谁也没和谁说，在外面挨了一顿打，回家给九个孩子挨个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铺把自己吊死了。当这么多年干部，到最后死得这么草率，死前也没把他当朋友，高立宽意见很大。 高立宽喝了一口茶，看着他的老婆赵素英，终于说了话，掌柜的，给下锅面条。赵素英比高立宽大，大四岁，相貌一般，个子矮，裹过脚，还结过一次婚，也在印刷厂工作，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高立宽的眼睛算个残疾，所以算是般配，何况赵素英前面那一轱辘婚姻，没有孩子，丈夫暴死，来了高家之后，三年一个，生了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高立宽感到满意。唯一的问题是，赵素英性格慢，高立宽性格急，结婚之前不知道，结婚之后才发现，实在太慢，两根电线杆子能走半个小时，你这边火上房了，她那边歪在炕头睡着了。做饭好吃，但是从买菜到做熟，得几个小时，高立宽饿得跳脚，喝多了酒打她，没用，你打完她，正在气头上，她把摔碎的碗筷收拾好，坐在板凳上开始听匣子了，穆桂英挂帅。高立宽后来想起过去的资本家，觉得自己在新中国虽然已经翻身做主人，可是又落到这个慢性子手里，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掌柜的。掌柜的赵素英从板凳上站起来，到厨房拿了一个大面板，撂在炕沿上，又从厨房拿了一个大铝盆，上面用屉布罩着。几个人都能闻到铝盆里的碱酸味儿。今天包饺子吧，赵素英说。高立宽心头一惊，家里的钱给赵素英管，掌柜的管钱，天经地义，赵素英节俭，存折在哪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赵有个小手绢，里面包着零钱，他要买酒，赵就折开手绢，拿出一张零票子给他。今天竟然吃饺子，而且看来早有准备，高立宽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赵不应该对李明奇这么重视，不给他好脸，他要是识相自己走掉就是，另一方面，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他一边琢磨着，一边从炕里头把小方桌拉了过来，摆在了炕中央。 二 大姑打电话把我叫醒的时候，我刚刚睡熟。挨到凌晨三点，还是不困，就下楼买了一件啤酒，喝到第三瓶，终于有点困意，赶忙到床上趴着，也没有马上睡着，啤酒胀肚，五点钟起来撒了一大泼尿，才睡下。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雾气昭昭，冻人不冻水，到了夜里从窗户缝里渗进一股阴冷，这啤酒喝得有点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第二天是周六，约好了陪领导踢室内足球，我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司职右边锋，能甩牛尾巴，现在胖了三十斤，换好运动服就出一身汗，不过也没关系，踢球不是重点，重点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听领导讲他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左右脚七十米长传。问题就出在，因为睡着得比较晚，以为得混到天亮，手机没有静音，清早七点半，大姑的电话打进来，我其实刚刚进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处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帮子发紧，以为自己睡在家里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后来单人床不见了，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政治题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别人的，别人都离我很远，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脑袋揪下来。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哎，是小峰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大姑，虽然已经两年没联系过，但是她的锦州口音辨识度太高，尾音永远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样，而且不说喂，说哎，好像对方接听让她觉得很突然。我说，大姑啊。大姑说，你个死孩子，过年也不说给大姑打个电话，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说，大姑，我还没睡醒，一会给你打回过去吧。大姑说，别撂，大姑不是让你还钱，有正事儿找你。我就怕她说这个，大学的学费是大姑给我拿的，毕业五年了，钱我一直没还，其实一共三万，想还也还了，不过她给我拿钱的时候说是给，没说是借，我就认为是一种捐献，欠的是情，不是钱。我大姑是我爸姐弟几个条件最好的，也愿意当家主事。后来她有时候和我联系，让我去看我奶，从北京到锦州倒是不远，只不过锦州确实没什么好玩的，我奶八十岁之后就有点糊涂，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从没去过，大姑就在电话里说，我也不让你还钱，就让你来看看你奶，就你这么一个大孙子，你也就这么一个奶，哪天她死了，我跟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放个屁都可能过去，到时你想见就得看照片了。她这么一说，我觉得难过，马上答应去，放下电话又觉得太麻烦，终归还是没去。可一回味，这个不让还钱有点微妙，似乎还是借给我，只是不着急要，本质和过去有了区别。我说，大姑，你给我卡号，我一会把钱给你打过去，这么多年算上通货膨胀，我给你打四万吧。大姑说，你这孩子听话就能听半句，我没说钱的事儿，我说有正事找你。我说，您说。她说，你二姑夫李明奇丢了。还有你哥，李刚，也丢了。我口渴，没有水，只好喝了一口昨夜剩的啤酒，说，啥？啥叫丢了？大姑说，就是找不见了，俩人上周五早晨一起出去吃豆腐脑，然后就再没回来。我说，报警了吗？大姑说，你哥是个啥人你不知道？去年刚放出来，你二姑说了，李明奇跑之前跟邻居借了钱，现在邻居天天敲他们家门，所以是处心积虑，咱们别报警，自家人找自家人，先找找，实在不行再经官。我说，那您坐火车去沈阳吧，我在北京给您打打下手。大姑说，狗东西，你大姑腰脱五年，还不是你爸死的时候护理你爸累的，你赶紧给我回沈阳找去，找不见我把你奶送回去。这句话有分量，主要包含两个往事，第一是我爸得癌的时候，我妈六神无主，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大姑从锦州过来主持局面。一天晚上抬我爸去做介入检查，把腰闪了，再没好。第二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大姑看我家这个情况，就把我奶接走了，给我和我妈减轻了巨大的负担。我说，姑，我不是推脱，我是学法律的，现在在银行当法务，不是搞刑侦的，专业不对口，另外我奶在您那住惯了，您也说了她老人家身子骨脆，经不起折腾，咱们不要意气用事。大姑说，你是翅膀硬了，还教你大姑怎么做人了？我跟你说，公检法不分家，你马上回去把你二姑夫和你哥找着，要不然我给你奶买张火车票，去你单位静坐，别看她糊涂了，腿脚比我好使得多，你自己掂量。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下午的球去不了，一咬牙，顺便请了一周的年假。本来这个年假答应我妈，带她去香港玩一圈，她天天在家看tvb的剧，想去香港吃吃便当。实话说，我也想去，想去迪斯尼，坐坐半空中翻滚的那几个器械。有些人恐高，我家人从来不恐高，而且有个特点，喜欢上高，我爸活着的时候，一跟我妈生气就自己上房顶坐着。我妈说，你是猴子变的？我爸也不言语，坐到天黑，下来，气就全消了。领导听说我要请年假，有点不乐意，我手里压着六七份合同，还没改完。但是工作了三年，我一次年假也没请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全世界的景点玩了一半，有时在国外遥控我加班，所以我第一次张嘴，他也没提出大的异议，让我注意安全，心别玩散了。 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家里没人，电饭锅还热，刷好的碗搁在水池边上，还有水珠。十二月的沈阳正式进入冬天，我家是个老小区，暖气没有分户，大家谁也不交钱，但是如果一点暖气不给，又怕冻死几个，闹成新闻，于是就给一点，手凉的时候能摸出一点温度。我妈那双深红色的羊毛拖鞋摆在地上，已经瓢得不成样子，好像两只烤地瓜。这还是我上班第一年春节时在无印良品给她买的，我妈说送鞋不好，好像是暗示她应该改嫁。我说全没这个意思，是现实主义的考虑。我妈脚干，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裂，袜子的毛屑渗进裂纹里，看着很不舒服。这两年事情多，没有注意她的脚怎么样，是不是穿上羊毛拖鞋之后有所改善。我走进自己的屋子，一张单人床，一个木书柜，一把能旋转的塑料椅，一盏旧台灯。椅子背后是衣柜，曾经比我高，现在到我下巴，衣柜顶上摆着我的储蓄罐。一只微笑的小猪。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一晃半年多没回来，我拉开抽屉，里面摆着钢笔和钢笔水，还有我初中时买的打口带，一个老外吹的萨卡斯。每次回来都很匆忙，这个抽屉已经好久没有拉开过，里面还有我小时候的作业本，还有从小学到高中同学送给我的贺卡。我一点点翻看，在紧底下，没有记错，我收藏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小玲，我今天临时出差，你给小峰做饭，馒头在冰箱里。旭光。我爸生病之前，职业生涯的后期，经常被派到各个村庄去修理拖拉机，这个便笺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家里我爸做饭，这点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同。 窗户冲东，窗外是一个大酒店，挡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光，只有到傍晚时分，夕照日的光经酒店的窗子反射，才能照进屋内一点。这时酒店的窗户亮了三分之一，大多拉着帘子，有一扇没拉，一个保洁工人在里面铺床，双手抻着被单，用力一甩，罩在一张洁白的双人床上。 门响，我妈回来了。我推上抽屉从房间走出来，我妈正在脱鞋，她弯着腰抬头看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遛弯去了？她的头发又白了一片，眼袋也比上次见她大了一圈，体型倒没怎么变，还是微胖界人士，穿着褪了色的红羽绒服像一只棕熊。跟楼上的二嫂去广场了，她说。她每天活动的区域不会超出周围两公里。我说，妈，你知道二姑夫和我哥，丢了吗？我妈说，知道，你二姑前天给我打了电话，你吃饭没？我说，在车站吃了，俩大活人咋说丢就丢了呢？我妈说，我问你，这十年，你跟你二姑夫你哥说过几句话？我回想了一会说，我爷去世的时候说了几句，我爸去世的时候说了两句，其他的想不起来了。我妈说，我再问你，你爸有病的时候，他们来过几趟？我说，想不起来了。她说，来过一趟，你爸住院一个月了，说不出来话了，他们来了，坐了二十分钟，买了两斤苹果一盘香蕉，扔了二百块钱，就这么一次。我说，啊，我都忘了。我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从小记性不好，丢三落四，但是这种事我记得清，一样一样都码在光底下。我说，光底下？她说，就像光照着，那么清楚。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明天我去看看我二姑，你去不去？我妈瞪着我说，你就为这儿回来的？我说，啊，我大姑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妈说，请了假？我说，请了年假。我妈说，香港还去不去？我有点愧疚，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胳膊说，妈，明年。我妈说，行，要不是你爸死了，我指着你？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锁上了。 我妈过去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听我爸说，我妈年轻时是个开心果，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欢，梳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一打扑克就偷牌，见谁都笑。工厂倒闭之后，俩人自谋生路，我妈变得阴郁了一点，老房子被拆迁，住到郊外的棚户区去，我妈又阴郁了点，回迁之后，房子没有阳光，楼道无人清扫，楼上住着一些以打架斗殴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亲去世，这一重击，使我妈彻底变成一个阴郁的中年女人。不过她也没有完全放弃，想要去香港，便是一种努力，可惜我让她失望，想来想去，我在心里恨起大姑的馊主意来。 第二天一早，我妈的房门没开，我站在房门口听了一会，她应该是起来了，不过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许就是在坐着。我找东西吃，饭已经做好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小碗鸡蛋糕，都温在电饭锅里。一个棕色的电话本，放在饭桌上。我翻开，是我爸的字迹，记着很多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找到二姑的地址和电话，不知换是没换，看字迹至少是十年前写的。铁百东，第一个胡同右拐，看见一个卖布鞋的门脸再右拐，二单元三楼，黑色盼盼防盗门。铁百就是铁西百货商店，位于铁西区的中心，我小时候去过，每到周日人山人海，对面是一家新华书店，有两个开放式的书架，其余的书都在售货员的背后，想看或者想买，需让售货员扔过来。小本的其中几页写着好多数字，轴承6个，螺丝8盒，折叶7盒，汽油3桶，底下写着一个字：欠。看样子是当年做工人时记的账。我敲了敲房门说，妈，本我拿上了。没有回答。传来一声窗帘的滑动声，不知是拉开还是拉上。我穿上羽绒服走出门去，把电话本揣在怀里。 几乎没怎么变，还是一个十字街。除了新华书店消失了，变成了一家必胜客。铁西百货没有了，变成了一家小超市。我在里面买了两箱牛奶。那家做布鞋的店还在，也做寿衣。几个老人穿得圆滚滚，戴着帽子手套坐在院子里聊天。二楼三单元，确有一扇黑色盼盼防盗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像一张波普艺术的画。门旁边有一个三元牛奶的木箱，上面写着：高雅风。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又敲了敲，一个声音说，谁？我说，二姑？那个声音说，谁？我说，小峰。高小峰，你侄儿。那个声音说，我侄儿？然后听见拖鞋蹭到门口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劳驾你把猫眼的广告撕了。我撕下，听见里面说，真是我侄儿。门开了。 二姑变得很小。像一只猴子。不过确实是我二姑，我意识到即使她变成一只老鼠，我也能认出她来。她的头发掉了一半，不是整个的一半，是间或的一半，挨着另一根头发的头发掉了，不过还是努力朝一边梳着，看着更显稀楞楞的。两腮塌进去，脸上都是老年斑，牙也掉了许多，笑起来牙床隔着嘴唇驽动，走路时脚在地上拖着，抬不起来。房子的格局跟我记忆中一样，中间是厅，两侧是南北双卧。她引我进南屋，北屋是我哥的房间，我小时候去玩过，还睡过他的床。不过现在门关着。南屋的床上有两个包子，一个吃了一半，露出酸菜和鸡蛋，另一个僵硬了，像一团水泥。电视开着，一个女人在唱歌。我过去知道她得了风湿病，难以下楼，现在回想，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很久之前，于我却好像是昨天的消息。她的手变形了，像鸡爪，用三根手指钳着一杯水递到我面前来。 二姑说，来就来，还买啥东西？你妈挺好的？我说，挺好。二姑……二姑说，你爱听歌，还是爱看电影，电影频道有电影。我说，都没关系。二姑，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二姑说，上次见你，是你爸出殡，五年前？我说，五年前。二姑说，也是冬天吧，我哭得太厉害，好多年不出门，一出门就是这种事，你多担待。我说，二姑，你这说的啥话，不哭才有问题。二姑的房间很小，收拾得很干净，地上的红色地板已经不红，但是没有灰尘，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棉袄，有点大，但是袖口没有一点污渍，脚上穿着红袜子，看上去是崭新的。二姑回头指着窗外说，小峰，你瞧见那个有个烟囱没？我伸脖子看，说，瞧见了。确实有一个烟囱，暗红色，在一百米开外，没有冒烟，侧面镶着一排铁梯子。二姑说，就是这个东西，把你二姑妨了。我说，二姑，我没太懂。二姑说，就是这个烟囱，妨了你二姑的命，病老不好。我没有言语。二姑说，你现在出息了，在北京做头脸人，去找人说说，把这烟囱扒了吧。我说，二姑，我虽在北京，就是个银行职员，管不了烟囱。我看这烟囱不冒烟，梯子也锈了，你不碰它，自会有人扒它。二姑说，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十五年了，它还在那妨我。前两天给你妈打电话，你妈说你现在不得了，跟刘sir吃过饭，一个烟囱治不了？我说，二姑，我妈这话说大了，刘sir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就算我是头脸人，跟他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您说对不对？二姑沉吟了一会说，不该跳舞。我说，啥？二姑说，这辈子就让跳舞毁了。我说，不是烟囱？她拿起包子看了看，又放下说，烟囱是烟囱，跳舞是跳舞。年轻时跳舞，遇见你二姑夫，这是第一毁。上班后跳舞，跳了一宿，出了一身汗，直接去上班，让风扫了，钻进骨头缝，得了风湿病，这是第二毁。教会了你二姑夫，我跳不了，他一直跳，终于人跳没了，这是第三毁。这辈子就毁在跳舞上，小峰，你饿不，去冰箱里拿点东西吃。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站起来走到厅里，拉开冰箱门，发现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包子。我把门关上，回头看她，她眼睛盯着电视机唱歌的女人，用脚尖轻轻打着拍子。 三 掌柜的赵素英手握菜刀开始剁馅，高雅春知道她妈话少，刀架脖子上说饶命都得合计半天，怕怠慢了李明奇，就开始找话说。高雅春念的卫校，是个护士，这么说来一家子人里学历最高，所以平时主事儿，当半个妈使，也有信心敢说话。她知道妹妹高雅风是个肤浅的人，过去谈朋友，介绍人说半天没用，家里金山银山没用，看了照片才决定见不见。说白了，就奔个模样。这让高雅春很是担心，所以前几次相亲她都跟着去，一看对方是绣花枕头，当场就给搅和黄了。高雅春本人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隔壁医专的男同学，分配到锦州当大夫。模样一般，人很本分，家里都见了，很相中，秋天就去锦州办事。这个夏天其实高雅春心情挺复杂，一是要离家远去，锦州也在省内，但是火车要六个小时，平时想是回不来了，担心家里头。二是，到了锦州人生地不熟，一切都得适应，过去就听说过个笔架山，退潮时露出条小路，可以直接行到海中的山上去，涨潮时小路被淹没，若是没回来就得困在山中。想到去那里落地生根，心里有点忐忑。三是，临走前，想给家人一人织一件毛衣，时间越来越紧，还没有织完。高雅春从包里拿出一罐茶叶，这是托朋友在铁西百货买的铁观音，到外屋拿开水沏上，给高立宽倒了一杯，给李明奇倒了一杯。李明奇欠了欠屁股说，姐别麻烦。这回离近了看得真切，这个李明奇确实长得可以，不但浓眉大眼，鹰钩鼻，两只眼睛的睫毛足有一寸长，忽扇忽扇的，好像眉底落了两只蝴蝶。 高雅春说，听说明奇在军工厂上班？李明奇说，是。高雅春说，好单位，是不是还得保个密？李明奇说，也没啥，具体的工作不让说，但是总之就是造降落伞的。高雅春说，降落伞？李明奇说，好多个车间，都和飞机有关，我的车间造降落伞。高雅春突然觉得此人高雅了一点，不知是为啥，她说，听说去年还是先进？李明奇说，也没啥，我搞了一个发明，改动了降落伞的一个小部件。高雅春觉得此人又高雅了一点，竟还是个爱迪生。高雅风此时插嘴说，他还没说完。这句话起了作用，高立宽也斜着一只眼朝这边看，高旭光本来在看书，这个高旭光是个书虫，“文革”时看大字报，下乡时看字典，回城后分配到拖拉机厂，下班就钻图书馆，性格随了他妈，平时没声，书看了也说不出来，自己咂摸。高立宽却极爱这个小儿子，常说两句话，第一句说，掌柜的，要不是你生了小旭子，我打你更多。第二句是，掌柜的，我们这印刷厂就指着小旭子这样的人活，爱看字儿。高旭光这时也抬起头来，听李明奇的下文。李明奇喝了一口茶水说，我弄的降落伞虽说只是改了一个小部件，但是作用不算小，主要是开伞比过去更快，整体也降了分量，虽说比美国人的沉一点，不过已经接近。没人敢试。我就自己试了一次。高旭光问，你怎么试的？李明奇说，飞机上，五千米。落下出了点小故障，锁扣卡住了，弄了半天，比预计开伞的时间晚了三秒，也偏了靶点，落在了树上。第二次就好了，实验比较成功，所以得了个先进。高立宽心想，这小子跟他爸一样，爱往上走，迟早摔得惨。高雅春听得心惊胆战，她是护士，有点医学常识，五千米落下，稍有闪失准成肉泥，落在树上，运气不好也是骨断筋折。高雅春说，发明是发明，实验是实验，咱好不好以后专搞发明，不搞实验，这次命大，下次命小，都保不齐。高雅风笑说，这家伙不是命大，是骨头轻。我和他跳舞，他跳女的，我跳男的，拿手一带，他就转起来。高雅春瞪了她一眼，高雅风马上把嘴闭上。李明奇说，我确实比一般人轻一些，不是分量，我有一百四十斤，但是不知为啥，感觉比别人轻，小时候跟我爸放风筝，有一次我爸做了一个大蜈蚣，那天风很大，我被风筝带起来，脚离地飞了一百米，撞到个邮筒才停下来，后来我爸再也不带我放风筝了。高立宽知道有这么一个风筝，用的特种纸，还是他给弄的。想起李正道，高立宽心里又是一紧，这个徒弟心灵手巧，可惜死了，留下一大窝孩子，这个李明奇是老大，帮着他妈拉扯剩下八个孩子，经过这么多困难的时期，一个没死，他还进了军工厂造了降落伞，也算是有出息。高立宽又想到，因为这么多年生李正道的气，从来也没伸手帮过什么忙，一勺豆油都没借过，想到自己五大三粗，心眼比针鼻还小，就眨了眨那只独眼，叹了口气。 高雅风听见高立宽叹气，心里发慌，想是刚才说跳舞的事情惹恼了他，便拿眼睛戳李明奇，引他往放在炕头的军包里看。李明奇站起来，从军包拿出两瓶西凤酒，放在方桌上。高立宽看见酒，翩腿上了炕，指了指李明奇说，上来坐。高雅春并不知道高立宽的心里活动还有内疚一环，只觉得这个爸虽是一家之主，其实内心简单，两枚糖衣炮弹就击穿了心扉，又想到自己就要远嫁，更加担心起这个家来。李明奇站起来，试了一试，发现裤子太紧，上炕盘不下，就说，叔，我在炕沿陪你，这两瓶西凤酒是我爸留下的，当年舍不得喝，埋在院子里，抄家没给抄走，今天能喝多少喝多少，剩下的给您留下。高立宽说，你能喝多少？李明奇说，我看状态，睡饱了的话，能喝半斤。高立宽说，够使，今天这酒剩不下。掌柜的，先别剁了，炸盘花生米，也让我们消停会儿。赵素英放下刀，在围裙上蹭了蹭手，去外屋生炉子。高旭光站起来往外走，李明奇说，旭光不喝点？高旭光回头说，最烦这个。说完拎着书走出房门去。这时候正是中午，夏日的阳光正照在房顶上，胡同里头卖冰糕的老郝太太推着冰糕车走过高家门口，旭光拦住她，掏出五分钱买了一个冰糕，顺着梯子上了房顶，在斜沿一躺，又把书看起来。高旭光从十几岁起，就下了两条决心，一是不喝酒，滴酒不沾。二是不打老婆，无论老婆怎么惹人厌，不行就离，绝不打她。要说大部分的儿子，无论怎么努力，内心里总有个核心的部分，和父亲相连。就像影子，无论怎么歪歪斜斜，总是离不了本人的脚后跟。这个高旭光是个另类，从十几岁起，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高立宽的所有东西都扫地出门，终于长成了一个和高立宽完全不同的男人，这个不同的程度怎么说呢，就像x和y的不同。 花生米端上来，杯子摆好，高立宽说，再拿一个。于是三个杯子摆在两人面前，高立宽都给斟满，说，正道，世事无常，没想到这么多年没吃上你烤的兔子，却和你儿子喝起你留下的酒。还是有缘。你走得早，我也迟早得走，先走为大，我先干了这杯。高雅风无所事事，坐在板凳上抱着双腿看两人喝酒，这一中午她憋了一肚子话，憋话比憋尿还难受，尿憋不住实在不行可以尿裤兜子里，话憋不住也不能站起来喊出来。高立宽喝酒从来不让女人上桌，要不你可以吃他剩的，要不你就抱个碗坐凳子上吃。赵素英一般都在灶台吃饭，站着就吃好了，因为人又矮又瘦，食量小，钳两口就饱了。此时正在煮饺子。高旭光可以上桌，可是他不愿意对着他爸吃饭，于是其实高立宽每天晚饭如果在家吃，都是一个人吃，一个人喝，喝几个钟头，往炕头一倒就睡了。礼拜天如果没人引他出去，他就从中午开始喝，也是喝到半夜，一倒睡了。所以高雅风看着高立宽和李明奇喝酒，心里火急火燎，这要是喝到半夜，她这肚子话就得憋到半夜，想到这里她下意识地晃动双腿，直想挠墙。高雅春有事干，她从炕柜里拿出针线，开始打毛衣。高旭光有个旧毛衣，穿的都是窟窿，她给打散，掺上新线，重新织一个。高雅风看见，马上把两手伸出去，让她姐把线绕上。想了半天，高雅风终于找出一句话，她把头挨过去小声说，姐，咱爸今儿要大。高雅春说，大就大，满意就行。高雅风点头，觉得她姐还是她姐，生在头里，多吃了几年盐酱，能沉得住气。 李明奇这点随了他爸，能喝一斤半，就说能喝半斤。饺子上来时，两人无话，已经各喝了三两酒，李明奇面不改色，花生米一夹一个准儿。高立宽有点喜欢，家人没人陪他喝酒，这小子懂事儿，每次碰杯都矮半截，热饺子往他面前挪，凉的放自己跟前儿。高立宽说，掌柜的，饺子不错。赵素英并没有听见，她端着一缸子凉白开，爬上梯子，递给高旭光，等着他喝干。高旭光问，妈，那个李明奇能喝酒？赵素英说，能喝，你挪挪，这边晒。高旭光说，妈，我也想吃饺子。赵素英说，我专给你包了带虾仁儿的，一会给你端过来。高旭光说，三滴答酱油，四滴答醋。赵素英点点头，顺着梯子爬了下来。 高立宽又喝了二两，醉意熏熏。这是他为人最好的状态，一只独眼看谁都很顺眼。高立宽说，小李，你爸管我叫师傅，你管我叫啥？李明奇说，我叫叔。高立宽摆摆手说，不能这么论，你应该管我叫师爷。高雅风在地上听着有点别扭，这辈儿论得没头没脑。李明奇说，我爸跟您学印刷。我在军工厂，您的本事我用不上。高立宽又摆摆手说，今天我教你点功夫，咱们这辈儿就对上了。说着伸手把赵素英落在炕沿的菜刀拿起来，高家门后挂着一张像，红光满面，笑容可掬，脸庞像一只熟透了的大苹果。高立宽说，看他左眼。说完把菜刀一掷，正中像的左眼。李明奇看那人像上刀痕累累，想来平时没少表演。李明奇说，这我学不了，我没劲儿。高立宽说，什么叫没劲儿，手伸出来。李明奇伸手，白白嫩嫩，像个大姑娘的手。高立宽抓住手往旁边一带，其实想把他拽个趔趄，也想试试他到底有没有力气，没想到李明奇腾空而起，面袋一样摔在窗户根底下。高雅风把毛衣一扔，站起来说，爸，你怎么闹没好闹？李明奇坐起来，爬回原来的位置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忽悠一下，没摔着。高立宽很纳闷，甩了甩手，说，你怎么这么轻？李明奇说，跟您说了，我就是骨头轻。高立宽捏了捏他的肩膀说，有骨头啊。李明奇说，骨头有，但是像是空心的，也许跟我生在吊铺上有关。高雅春有医学常识，知道骨头都是空心的，跟生在哪里更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也没纠正他，知道他是打个比方。高立宽说，怪不得五千米都没摔死你，原来是个鼓上蚤。一会教你轻功。李明奇说，轻功好，这我用得上。高雅风看李明奇没事儿，坐下继续织毛衣，两人都倒满酒，这算是个拜师，又干了一杯。 李明奇的酒量有个限度，就是九两酒。九两酒之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九两酒到一斤半，逐步露出真心，想啥说啥。一斤半之后，一头栽倒，人事不省。这点高雅风并不知道，因为两人舞厅认识，混熟之后偶尔也喝点小酒，但是从没喝到这个程度，高雅风也就喝点啤酒，主要是助兴，要是多喝，回家让高立宽闻出酒味儿，准得拿皮带抽她。所以李明奇喝到九两之后，眼神流变，她并没注意。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旭光在屋顶吃过了饺子，书本盖在脸上，睡着了。这个下午高立宽和李明奇已经聊了不少话，从蒋介石聊到杜月笙，从四人帮聊到叶剑英，从身处的日本房竟有上下水聊到中日建交时的首相田中角荣，这么一聊不要紧，高立宽一生桀骜不驯，在这个下午被李明奇在话上拿住了。凡事高立宽知道个大概，李明奇知道个细节，高立宽知道报纸上写的一二三，李明奇知道报纸背后的四五六，高立宽的见识有一里地，李明奇的见识出了胡同，还能拐弯，一直看到山海关。高立宽从来没佩服过谁，这个下午佩服了李明奇，有志不在年高，怪不得能穿喇叭裤，这里头学问也不小。李明奇指着自己的喇叭裤说，叔，人之身体受之于父母，五脏六腑俩胳膊俩腿不能更换，这衣服却可装卸，所以穿衣服要注意，衣服就是话，穿在身上就是跟人说的一句话。高立宽说，你这行头说的是什么话？李明奇说，说的是，我和你们有些不同。高立宽点头说，是这么个意思，我穿了一辈子衣服，没说过一句话。最后说到李正道，李明奇说，我爸上吊铺吊死前，给我们这九个孩子都洗了澡，最后给我洗，洗的时间最长，说了几句话。高立宽说，说了啥？李明奇说，我爸说，长兄为大，你做得不错，知道疼弟妹，但是还差点意思，差就差在自己还要更加立事做个榜样。人总有一死，有的死在床上，有的死在马上，能死在马上，不要死在床上，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卖西瓜，也要做卖西瓜里的拿破仑。高立宽心里更加服了，自己是永远做不成拿破仑，可是家里有个拿破仑，也让人高看一眼。高立宽说，若是你和雅风结了婚，住哪？这一句话让李明奇从拿破仑又变回了李明奇。李明奇低头说，叔，没地儿住，老二结了婚搬出去了，可家里还有九口人。高立宽说，你住我这儿。雅春过两天要去锦州，住得下。 高雅风听得直发愣，今天本来就是见个面，李明奇除了有个模样，有个单位，要啥没啥，要不是自己已经跟他亲热过，已然贬值，今天说啥也不能把他领到家里，摸老虎的屁股，就像是买衣服，今天本来就是试试大小，没想到不但买了，还送了一件羊毛大衣。这样的速度让她也有点发慌，赶忙在心里掂量两人是否合适。李明奇这人好处是聪明，坏处是胆子有点大，就像打麻将从来不会屁胡，总想飘胡扛开闷三家。但是也不是要命的坏处，保不齐让他胡上一把，就可以站起来不再玩了。还有一个坏处是抠。有点钱都给自己弟弟妹妹花，若不是二弟李明耀已经成亲，三弟李明敏天生小儿麻痹，没法成亲，他还不能考虑自己成家。这么一想，也不是什么坏处，两人结婚就成了一家人，抠是对外人，抠出来的钱还得回到家里，也就是她的手上。想来想去，高雅风感到这辈子都在眼前明晰起来，她活了二十几年都没把她爸拿下，高雅春是长女，说话自有三分威力，高旭光是老儿子，啥也不干也得万千宠爱，她夹在当中，可有可无，没想到今天她领来的李明奇一个下午就把她爸彻底攻陷，以后姐姐去锦州，弟弟万事不管，厂子也有宿舍，她和李明奇住在家里，似乎可以当政，想到这里高雅风的心情很舒畅。 北方化为乌有 刘泳看着饶玲玲，束手无策。作为出版人，饶玲玲无疑是最好的，敬业，聪明，敏锐，珍惜每一页纸张，善于整束所有人的资源。作为一个女人，她一塌糊涂，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信仰，基本上是靠着虚荣心在工作。还有最要命的一点，就是酗酒。此时，2012年1月22号，除夕夜，她坐在刘泳在北京的寓所，已经喝了七个小时。有那么几个时刻，她似乎已把刘泳当成酒保，不时用食指敲敲桌台，示意他把酒给她续上。她身材高瘦，令人想起福楼拜那个著名的比喻，裹在衣服里，如同一柄剑插在剑鞘。她喝掉了自己带给刘泳的两瓶红酒，上面还绑了花。目前开始蚕食刘泳珍藏的威士忌，公寓里的干果已经被她吃光。刘泳看她用手指在空盘摸索，便套上羽绒服下楼。超市关门了，街角做卤味的福建人也已回家过年，铁门上写着大年初十恢复营业。漫天的烟花，路上飞散着硝磺的气味，好像一场战役刚刚落幕，地上尽是红色的纸屑。突然从黑暗里窜出一支炮仗，在刘泳头顶发出一声巨响，吓得刘泳一激灵。那炮仗像是残敌掷来的手雷，震得窗框直晃，却不知对方藏在哪里。 按理说，饶玲玲这时候来找刘泳，刘泳也应该反省。来之前，她没打招呼，算准他在，算准他是一个人，算准他无所事事也不会睡觉，算准他如果不是无所事事就是在摆弄着电脑写着新的长篇小说，算准他再讨厌她的行径也不会撵她走。这足以证明刘泳在饶玲玲心里是怎样的一个人。刘泳三十一岁，一米六七，六十五公斤，头发白了三分之一，蓝色羽绒服里头穿着一件旧衬衫，前襟因为抽烟破了一个洞，不过此时掖在裤子里看不见。灰白色的运动裤，裆前有尿渍，左边大腿上有一块醒目的油点。 他一直使用洗衣机，洗衣机不会针对一个油点。 刘泳和饶玲玲合作了两本书，一本长篇小说，一本小说集。之前出过一本小书，跟没出差不多，只是几个大学里年轻的批评家发现了有这么一个人写得挺有意思。跟她合作之后，他的境况有了明显改善，靠着版税可以过活，一本小说正在改成电影，接触的人，也终于逐渐的，喝红酒和威士忌的，比喝白酒的多了，有几个人还用喷枪烧着雪茄。不过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羞于见人。虽然不需要再为生存恐惧，他的作息和工作方式没有变过，每天八点起来，下楼吃早餐，回来写一上午，中午吃饱一点，午睡。睡醒之后处理一些邮件，回一些电话和微信，然后接着写一点。晚上也许自己喝一点酒，或者就在家附近见见老朋友，或者自己去电影院，或者躺在沙发上看一部电影。唯一的区别是，当有了一些积累之后，他能够更从容地准备。他准备把萦绕自己多年的故事写出来。先写上一年初稿，信马由缰，然后再说。 刘泳回来的时候，饶玲玲已经脱掉毛衣，只穿一件贴身的t恤。刘泳说，你别再脱了，我很两难。她仰头说，你两难个屁，你从来没想动过我。他说，不要贬损自己，也不要贬损我。她说，没有贬损你，你他妈的一向精于算计，你要是对我有念想，你就不会跟我合作，你就是这么他妈的无聊。我一直纳闷你这么乏味的人，怎么会有人买你的书？他说，那是你的本事，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她的眼睛一喝酒就扁一圈，目前是两块菱形。她说，你坐下。他坐在她对面。她三十三岁，柳肩，胸很平，这就少了不少尴尬，他可以将其看做胸肌。她说，说真的，小泳，我做你的书，不为别的，我看你的书都哭。他说，你没跟我说过，你算版税算得可细了。还有我说过好几回，别叫我小泳，不是你叫的。她说，我是南京人，没去过东北，你写的东北我不相信，但是我会哭，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你的书。他说，你不相信，这个不好。她说，那是你意念中的真实，那些人没那么好，对不，要不然你也不会大年三十不回去。他说，喝多了谈论文学是最没劲的事儿，实在无聊的话你就继续脱。她说，你有个小说说下了一场大雪，工厂的托儿所很旧，礼堂改的，木制的，被大雪压垮了，你们这帮孩子一点事儿没有，就在雪和木头里头玩捉迷藏，阿姨在后面追。刘泳说，我写过。她说，不知为啥，看到这儿我哭了，但是我不信。你们一个大厂子，车间都是石头的，我就不信托儿所是木头的。而且房梁都下来了，人的密度那么大，会没事儿？这就是你们东北人吹的那种牛逼。他说，这事儿有。她说，放你妈的屁，我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我小时候学舞蹈，一身都是伤，在台上一转圈甩出去都是眼泪。来了北京，先从图书批发干起，跟大老爷们一起搬书，睡过五六个作家，后来发现他们都是朋友，有一个群，背后谈论我，你为什么不写？他说，我是个东北男人，写不了南方女人的人生，况且，我要是真写了，你第一蹦出来说我诽谤，对不对？她说，不是这个原因，是你除了你的童年你什么也不会写，你狭隘。她想激怒他，饶玲玲经常会尝试激怒别人，尤其是男人，在争吵中实现男女平等。刘泳没有生气，一是他明白她的企图，二是他已经过了在意这种批评的时候，有些批评家也会这么说他。这很中肯，不过对他没什么影响，他自己也没有因此感到羞愧。 接神的时刻来了，窗外的爆竹声密如一场暴雨，终于过去了，又归为沉寂。北京已变成空城，归家的人卸掉了这只巨兽的内脏。刘泳想起去年春节的时候，他还不认识饶玲玲，自己穿着羽绒服跑到长安街上骑自行车，骑得忘乎所以，满身大汗。随后他又想起小时候在家里过年，奶奶会包两种饺子，一种是三鲜馅的，一种是芹菜馅的，三鲜馅给大家，大概十几个人吧，芹菜馅只有他一个人吃。爷爷用筷头蘸一点白酒喂给他。小泳，酒是粮食精，张嘴。爷爷在工厂的事故中失去一只眼睛，面部失去了平衡。那只假眼珠像果冻，好像一敲他的下巴就会掉下来。他死时，刘泳在高考，没人告诉他，他得知时他已给烧成灰，下葬在城市背面的山坡上。他成年之后经常会想起那只眼睛，他的面容和高考的试卷一样已经仅具轮廓，只有那枚果冻式的眼睛永远不会腐朽，似乎一直在某个高处看他。 饶玲玲站起来走向她的背包，他以为她要走了，心情突然有点不好，她没有走，从背包里拿出两摞书稿。她说，你这个长篇的开头我看了，你准备写多少字？他说，没想好。她说，我看了这两万字，觉得你这本书得三十万字。他说，有可能，也不一定，那两万字也许不能用，我最近在琢磨，开头可能得重新写，你知道我想用书面语写一个小说，过去写不太长，可能跟一直用短句子有关系。饶玲玲说，写在书面上的就是书面语，我警告你，别老为语言瞎操心，怎么舒服怎么写。他说，嗯，我准备先这么磨磨蹭蹭写着，不能用也没关系，等天暖和了，我回一趟东北，摸一摸素材。她说，你怎么干我不管，我现在跟你说你这个开头。我看了之后没睡好，不是别的，是挺激动，你知道吧，我这人碰到这样的稿子，总是睡不好，想出一百种方式给你做好。他说，要不你也失眠。她说，傻逼，失眠和睡不好是两码事。你写了一起凶案，说是你十六岁住在工厂，你爸是个钳工，车间主任是个小个子，姓董，宣传口上来的，不太懂生产，贸然用了德国来的机器，出了几起事故，然后在一天晚上，在办公室被一柄匕首插进喉咙，第二天一早被打扫卫生的发现，血已经流干了，对吧。他说，是，你复述得准确。她说，办公室在三楼，窗户在里面锁着，冬天，大雪刚过，即使窗户没锁，也冻死了。办公室门虚掩着，行凶者应该是从门进来的，然后再从门出去。这个车间有两个大门，正门冲南，后面冲北，北门连着一块空地，是生产线上的拖拉机下去之后，直接开动测试用的。下班之后就锁上。一般情况下，下班之后有一伙人在换衣服的工具箱旁边打扑克，所以正门先不锁，到八点左右，打更的老马把这些人清走，然后把正门在里头锁上。董主任那天下班之后走了，据老马回忆，十点左右又回来了，好像喝了点酒，说要写点材料，老马开门让他进来，他上了三楼办公室，你们家当时住在车间的二层，动迁之后没地儿住，你爸就央求董主任让你们家住在二楼的杂物间。因为你爸喜欢下棋，董主任也喜欢下棋，而且想跟你爸学棋，就答应了。那天你爸妈去锦州参加婚礼，只有你自己在，你以第一人称儿童视角写道：我看见了老董走进办公室的背影，穿着灰色的工作服，拎着一只暖瓶。刘泳说，你歇口气，你说的都对，你要干吗？她说，你等我说完。老马的口供很详尽，他是个老更夫，在这个车间打了五年更，每一个角落都熟悉。他确认，八点之后除了你之外，没人在车间里，之后也没人进来过，因为大门从里面用钢筋拴住，不可能钻进来，四面的高窗除了高达两米之外，也都从里面锁好，玻璃第二天完好无缺。所以除了你，没人能够杀人，我这个逻辑对吧。他说，慢一点说，这是我的小说，你这么激动干吗？搞得像在开庭。她说，你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东西是真实的？他说，你这是外行话，永远不要问作家这样的问题。她点点头，拿起威士忌放在书稿上，说，行，我是外行，这个事儿先按下不表，说另一份稿子。其实在饶玲玲说话的时候，刘泳已经瞥见了另一份稿件，上面的字体比他的大，分段也比他多，且没有题目，也没有题记，上来就是一个自然段。她说，这份稿子是我昨天在邮箱里发现的，然后打印出来。是十几天前一个莫名的邮箱发给我的，被系统当成垃圾邮件处理了，碰巧我昨天整理垃圾箱，扫了两眼，把它恢复了。这个小说没写完，看格局像是个中篇，目前写了七八千字，还没写出所以然，想到哪写到哪，文字很朴素，语病不少，但是才华尽显，你知道吧，就是一看就不想放下那种，这是文章的人格魅力，你明白吧。他说，明白，但是你跟我说不上这个，我不是编辑，专业不对口。她说，你别急。说着她把书稿推到刘泳面前，拿起压在书稿上的威士忌抿了一口，说，前面七八千字，写了一个罪案，跟你写的一模一样，不是叙述一样，是故事的核心是一样的，对那个车间的格局描写也一模一样。你看这段，你写道：车间的后门是红的，却有一个白色的叉在中间，不知何意。她这里也有对这个后门的描写，她写的是：车间后面是一个红门，上面一个白叉，是我趁人不在，用喷漆枪喷上去的，因为我课本上都是这玩意。我没有比较你们的文学造诣，你是老江湖，此人是个生瓜蛋子，她这七八千字，一边写这个匕首案，一边写了很多闲篇，上学的事儿，好像上的厂办的技校，让人着急。但是她好像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理解哈。刘泳看着书稿，一动不动。饶玲玲感到这个除夕夜有了点意思，继续说，我不是说你抄袭，作为出版人，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两个互相没有看过对方书稿。你往后看，她还提到了你。 在文章的末尾，当然不是结尾处写道：据查当时车间里有一个十六岁男孩，是唯一可能的目击证人，他却声称什么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当然他也可能是唯一的凶手，只是匕首和门把手上都有完整的指纹，不是他的，也不是老马的，也不是能够值得比对的任何人的。于是少年自此排除了嫌疑，使此案成为货真价实的无头案。 刘泳又把文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放在桌子上。他说，她当时不可能在车间里。饶玲玲说，她没这么说，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但是看出来是想象，比如她说罪案发生前，有一只野猫走上了三楼老董办公室的前面，想要点吃的，这是一只经常在车间里徘徊的野猫，谁有吃的就给点。这是想象，只不过细节很逼真。刘泳说，这不是想象，那只猫是我养的，叫武松，那天它确实上过三楼，我看见了。 饶玲玲坐直了，看着刘泳。刘泳说，写这东西的是谁？干什么的？男的女的？多大？饶玲玲说，你冷静一下。刘泳说，我没有不冷静，这是很简单的问题，请你回答一下。饶玲玲说，这东西没头没尾，作者署名叫米粒，没有留地址，只有一个电话。刘泳说，请你现在给她打一个电话吧。饶玲玲说，现在是大年三十儿，这人可能五十岁，在美国刷碗，也可能十八岁，现在正在跟父母一起在黑龙江某个县城守夜，你想干吗？刘泳说，不可能五十，也不可能十八，应该跟我差不多大，你打个电话。饶玲玲说，你有病，我没有，我要回去睡觉了，要打你自己打。刘泳一把抓住饶玲玲的手腕，说，今儿我们俩在一起喝酒，就是世上最亲的人，我求你帮我这个忙。饶玲玲说，你别唬我。刘泳说，我的小说里有虚构的部分，就是我当时是待在车间里，但是并非住在里头，我只是去玩。那天十点，我和老董一起回来的，他上楼去写材料，我在车间的另一头拿螺丝摆长龙。因为，这个老董，姓刘，是我的父亲。他死时我十六岁，后来我妈改嫁，嫁到深圳。要不然我不会在这里过年，你说对不对？ 电话那头响了好一阵，饶玲玲几乎在听筒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刘泳坐在对面盯着她，她第一次感到这个东北男人并非一个文弱的书生，他的眼睛微微眯着，手放在桌子上，纹丝不动，那上面的关节，那连接肉的骨头，好像随时会拧成一把什么铁器。 一个女孩儿的声音。 女孩：喂？ 饶玲玲：请问，是米粒吗？ 女孩：哪个米粒？ 饶玲玲：大米的米，颗粒的粒？ 女孩：大颗粒？ 饶玲玲：米粒。 女孩：啊对，米粒，我是米粒，不好意思，我喝多了，睡前还吃了安眠药。 饶玲玲：我是饶玲玲，做出版的那个饶玲玲，我收到了你的书稿。 女孩：看了？ 饶玲玲：看了，写得有意思，你是做什么的？ 女孩：我没写完，不知道往下咋写了，你说往下咋写？ 饶玲玲：这你不能偷懒，你得自己想。 女孩：你在北京吗？ 饶玲玲：在。 女孩：你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烟花没？就在刚才，就在我窗户前面。 饶玲玲说：没看见。 女孩：特别大，像一个大蜘蛛。 饶玲玲：你怎么没回家过年？ 女孩：跟你有关系吗？你怎么也没回家？你不是挺牛逼的出版人吗？不应该拿着一堆成功的样书回家？ 饶玲玲：我提醒你一下，你得尊重我一点，你家人没教你怎么跟人讲话？ 女孩：为什么要尊重你？我就是闲得无聊给你发了篇自己写的破玩意，我指着你能吃饱？我当个傻逼作家？把青春都烂在椅子上，然后到处舔出版人、评论家的屁股，还他妈的穷得叮当响？你家人没教你除夕夜打电话把人叫醒应该抽你大嘴巴？ 饶玲玲打开免提，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饶玲玲：这样，我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你说的那种傻逼作家，他想跟你说两句。 刘泳：你好，我叫刘泳，写小说的，出版人和批评家屁股什么味道，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你写的那个故事，是听来的，还是你看见的？我恰巧也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为了证明一下，我告诉你，那个死去的车间主任，姓刘，那只猫，你没有描写，我知道，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尾巴尖也是白的，公猫。 白鸟 1 z有一天过来找我，说她的左耳有点听不见了。我们通过楼下的对讲机聊了两句，她的耳朵好像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让她上来了。她把棕色的围巾放在椅背上，摘下口罩揣进兜里。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她说。其实她就是随便一问，因为她已经从我的桌子上拿起书来。哦，毕肖普。我说，别人给的，没看。她说，那我翻翻。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看一眼闹钟，不是不早了，是已经晚上十点了。我说，你的耳朵怎么了？她说，不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一只耳朵不好用了。她用食指敲了敲右耳说，还有一只备用的。我点点头。她说，那是你女儿的披风？我说，是浴巾。她说，一只鲨鱼？我说，所以是浴巾嘛。她说，怎么你还住在这里啊，上次我来是七年前？我说，记不太清了。她说，差不多吧，毕肖普是干吗的啊？我说，一个诗人。她说，我说她是干吗的啊？我说，死时在哈佛大学教书。她说，真够可以的，你看这里说，写作这首诗的过程救了她，她当时已陷入绝望。梅斯菲索后来取消了婚约，两人相伴直至毕肖普去世。我说，我还没看到这段。她说，你瞧瞧这诗写得多肉麻，我给你念念吧。我说，好。她念到，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们并非灾祸。算了，太差劲了。我看见她的左耳流出血来，我说，你耳朵出血了。她说，没事没事。她的脸色苍白，手指尖都是白的，我说，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她说，没有没有，当初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来着？我说，什么怎么回事儿？她说，时间很紧了，怎么回事儿来着？我说，想不起来了。她笑了说，对对对，你说我从来不给你做饭，画的你也不像。说完，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毕肖普旁边。她挥手告别时，脸冲着门，并没有看我。 等她走后，我在书桌旁坐了一会。然后起身擦净了地上的血，把她留下的纸撕碎扔进垃圾袋，然后把垃圾袋提出来系好放在门口，再套一个新的。 我看了看鲨鱼浴巾，它并不存在。z是我的邻居，一个画家，她的丈夫和女儿上月死于车祸后，她已经来了我家七次，送给我七张她丈夫的肖像画。 2 离家写小说之后，我常想起那个高中老师w，一个女的，个子不高，可称瘦小，不过眼眸光闪闪，如同小型探照灯。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提到过她，说她当年对我如何如何好，鼓励我写作文，那本书写得比较早，现在再看那段有点烂俗了，不过确是实情。不过时常想起她，也总有点不对，最近做梦有时也会梦见她，这就更怪了。而且在梦里，我老是向她伸出手去，好像在索要什么东西。按理说，是我欠她比较多，后来也没去看过她，管她要东西，有点不厚道，但是到底要什么呢？前两天有个记者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有几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是我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什么，不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是自认为的第一篇小说。这个记者也许通点弗洛伊德，这个问题没人问过。我想了想，忽然想起来，如果说是小说这个东西的话，那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写于高中，高二。我记起来了，那不是一篇作文，是一篇小说，交上去了，写了大约三千字。题目叫什么来着，啊，对，叫《白色的荆轲》，至于为什么荆轲是白色的，写了什么，忘得一干二净。我伸手向她索要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语文老师w应该拿着我的这篇小说。我有这个感觉。梦里我那么理直气壮，应该不是没道理的。我有一个通讯录，当然是在手机里，我每个月都会做一次打扫，把不需要的人删除掉。现在里面已经没有一个高中同学和高中老师的号码。不过高中没有位移，一直在那里。我便给w寄了个包裹过去，里面是两本我的书，和一个便笺，便笺上写，尊敬的w老师，您所做的一切我都感念在心，不过最重要的是请把那白色的荆轲还给我。过了一周，包裹被退回，查无此人。无法，只好在网上查了查，学校平庸，w姓名也普通，同名同姓者多之，不过连带查到了现任校长的名字。我将包裹重又寄出，不过便笺改了改内容，询问w的去向。过了一周，我收到回音，书和便笺对方已经留下，寄给我一个新便签，上面写着： 尊敬的小说家朋友，语文教师w十二年前，也就是您毕业一年后，在校门口被一个白衣男子领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据说有人在西安见过她，长发过腰，双眸闪亮，斜背长剑，一闪而过。若此事对您的职业有所帮助，也算是母校对您的寒酸的支持。祝好，不要再寄任何带字的东西来了。 3 m的前夫是个医生，我看过照片，相当儒雅，口袋里别着圆珠笔。我和她约会了两次，她很爱干净，来我家都自带床单和毛巾，也许是遗传了前夫的脾性。她目前没有工作，不过除了有笔遗产，她的父母都是大学中文系教授，她其实一直没工作，不怎么为钱发愁。她有一对小巧的乳房，一头利落的短发，和两本写得不错的诗集。第二次约会后，她坐在床边抽烟，跟我说起前夫的死。真是一次意外，他是心脏科医生，她说。那天我们去逛超市，你知道吧，就是7-eleven，我们俩准备买一点薯片回去看电影。他喜欢吃着薯片，喝着可乐，把脚放在书桌上，对着电脑看电影，而我喜欢依偎在他怀里，你是作家，跟你讲这个应该没关系吧。我比较直率，你也发现了吧。他娶我时，我提醒过他，我说我啊，没什么正经事儿，恋爱谈了很多，你能接受？他很坦然，说有一天我不爱他了，可以走，婚姻就是徒手爬楼，对吧，累了可以下去。我说你这话说得挺好，我可以嫁给你，为了你这个比喻。结婚之后挺舒心，他有种磁性，我很愿意给他讲故事，怎么说呢，有时候觉得他像我妈。我的所有男友他都知道，每一个他都听过，床上的细节我不讲，直率不是傻逼，你说是吧。那天在7-eleven，我们正在琢磨是买薯片还是薯条，突然我看见了我的一个前男友，是个音乐人，唱民谣的。我跟他打了招呼，然后把婚戒在他面前晃了一下，他也挺开心，我们俩当初挺好的，后来没有往来谁也没记恨谁。他指了指背后的吉他，说一会在酒吧有演出，请我们去听听。我丈夫没意见，他知道没问题，他一看我的眼睛就是知道没问题，电影可以明天看，反正也在硬盘里存着。 酒吧不大，但是环境特别好，音响也很专业，去的我看都是懂行的人。前男友唱了两首歌，都是自己写的，他还是挺棒的，你知道吧，真是有才华，而且不急，在酒吧唱歌也挺高兴。第三首歌，他提了一嘴，说是我写的诗，他谱了曲，他不说我都忘了，确实有这么一首歌。他唱了起来，我顿时一颤，真是好，当初没觉得好，时间给这歌注了魂。歌唱完时，我回头看了看丈夫，他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好像眼睛化了一样，他对我说，我被打中了，m。然后趴在桌子上死了。 心脏病突发，纯粹的意外。 4 一天午夜跟老作家s喝酒。s大我三十岁，酒量是我两倍，结了五次婚，小说写了几百万字，在家乡买了两栋楼，北京有三套房，但是基本不开车，因为老是醉的，另一方面是性格暴躁，不爱摇号。那天喝到过了一点，s又点了一只鸡架，戴上塑料手套撕着吃，这时“叮”的一声进来一条短信，s将手套摘下，贴着手机看。他写了太多东西，睡了太少觉，眼睛坏得厉害。 “什么意思？”他说。 “他妈的什么意思嘛？”他将手机翻向我，说，“这他妈是什么意思？” 我见屏幕上几个大字：“小宝，我原谅你了”。号码一串，没有人名。我说，发错了吧，您都多大岁数了？他又把脸贴在手机上，“不然，这号码我有印象，叫我小宝的人也是有的。”我说，你慢慢想，我把鸡屁股吃了。他点点头，又歪过头说，是她，但是她死了啊。说完喝了一杯酒，说，应该是死了吧。他拿起电话，打给某人：喂，嗯嗯嗯，不要废话，我问你，l死了吗？是死了吧，嗯，什么时候死的？三年前，葬礼我还去了？好好好，你睡吧，好了好了，我是评委，嘴闭上，眼睛也闭上吧。 “听说过l吗？” “没有。” “二十年前是个不错的短篇小说作家。” “哦。” 刺杀小说家 一 走廊的尽头是两扇门。是两扇门。他们摘掉我眼睛上的黑布之后，我看见了那两扇门。紧紧关着，结婚照上的夫妻一样靠在一起。我在心里打了个比方。 “你在这里等一下。”引我前去的西装人指着门口的沙发说。 “好，需要多久？” “不知道。”他把自己的领带向上推了推说，“等着就好。” “那就等着吧。告示上说的一大笔钱，具体是多少，可知道？” “不知道，我这个级别的人不会知道。” “我想去北极看北极熊。” “北极熊？你说的是这个？” “是北极熊，北极的特产。” “知道了。”他侧过头扯了扯西装的垫肩，好像不准备再说话了。 走廊好像宇宙飞船的航道一样长，不知道这两扇门是终点还是起点，另一头又通向哪里。我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其实并没有办法睡着。离开家已经五年，走了二十几座城市，去过的村庄数不过来，想不起来是从哪一条线索开始的，又是什么东西把这么多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衔接起来，总之是一无所获，除了花光了卖房子的房款，和十年来所有的积蓄。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还记得那个傍晚。那是在云南的一个小旅馆里，应该是第四个年头了吧，吃过晚饭，坐在床上看电视，忽然放出了日本动画片《阿拉蕾》，我看了一会，听见自己脑中的什么“刺啦”一声冒出一股青烟，伸手在脸上摸，发现眼泪已经流过了下巴，鼻涕也出来了，而自己完全不知道。拿起电话打给妻子，一连打了三十几个，没有人接听，我跑出门，看到街上有一个过街天桥，于是跑上去从上面跳了下来，没有死成，骨折了几个地方，鼻子也摔塌了。从医院出来之后，我把号码办理了停机，再也没有和妻子联系过，自己一个人在中国闲逛，总是睡不着，有时候也打一点零工，只是我这个年纪，能胜任的零工很少，卖过房子，也在搬家公司搬过家具。直到剩下最后一点钱，我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的附近了。 于是，我非常想去北极看熊。 “醒一醒，可以进去了。”西装人推了推我的肩膀。 “没有睡着，闭目养神而已。” “无论怎样，请进去吧。”他一手拉开了一扇门，另一只手拉了拉西装的下摆。 房间很大，好像是刚刚租用的办公室，旧东西刚刚搬走，新东西还没有进来，地上还有曾经摆放的隔断留下的灰尘。左侧的白墙上挂着一幅画，尺寸不大，四四方方，上面画着一个金色的佛像，佛的眼睛闭着，嘴巴抿成一条直线，头上是山峦一样的卷发。另一个西装人提着公文包站在房间中央，细高的个子，戴着无框眼镜，深黑色的西装上衣系着最上面的一个扣子。手上戴着一双白手套。若不是看见我之后向我走来，还以为是谁摆在那里的指路模型。 “千兵卫先生是吧？”他停在我面前两步远的地方。 “电话里留的是这个名字，不是真名。” “没关系，这个名字就好。我是老伯的律师，让你久等了，应征的人实在太多，请不要见怪。” “不会，正好累了，在外面睡了一会。沙发倒是很舒服，人一坐进去就想睡觉。” “失礼失礼，弄这样一个这么容易让人睡着的沙发实在是过意不去，没有着凉吧，回头我让人换一个让人清醒一点的放上。” 这个人怎么回事，客气得实在过头，啰里啰唆。一面大谈门外的沙发，一面不肯在房间里放两把椅子，嘴上的客气又有什么用呢。内心的焦躁情绪向上涌动一下。为了防止做出过分的举动，我努力不去看他的嘴，转而盯着他的脖子看。每当我觉得要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我就去看别人的脖子，无论是多么难看的脖子，都有柔和的曲线可以让人略微放松一会。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他的喉结终于动了。 “可以了。” “请问您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不方便可以不说，有时候职业是一个人的隐私，其实在下知道这么唐突地问对方的职业十分失礼，只是既然是受人委托寻找合适的人选，只好硬着头皮问这么一下，您能理解吧？” “曾经是银行职员，现在什么也不做。” “失敬失敬，原来曾是金融家，社会能够运转全靠金融家调配各渠道的资金，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枢纽也不为过。没有金融家，钱就成了死钱，世界也就回到了古代。请问是前台金融家还是后台金融家呢，可否方便告知？” “前台金融家是？” “不好意思，是在下描述得不够清楚，模糊得厉害。前台金融家换一种说法，也许稍微有些粗鄙和不敬，不过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说法代替，只能姑且这么一说，没有丝毫冒犯之意。前台金融家就是柜员。” “那我确实曾是货真价实的前台金融家。有点事情能不能先讲一下？” “当然当然，是在下考虑不周，没能想到您一直有话要说，其实从您的眼神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只是一天之中面试了几十个人，神经有点麻痹，才出现了这样的疏漏。请讲吧。” “我曾经出过一点问题，具体说是神经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偶尔的暴力倾向在所难免，想来您这样的人应该能够理解。” “十分理解，精神问题是现代社会……” “所以为了您的安全，请您说话尽量切中要点，有一说一，如果再这么绕圈子，我一时控制不住，跳过去掐死阁下也说不定，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我盯着他的脖子说。 “那就太好了。非常明白。”律师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声音里没有丝毫别的什么东西。 “下一个问题，你可知道我们招聘的是什么人？” “告示上写的是特殊情况处理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确实如此，为什么来应征，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认为自己能够胜任？” “我很需要钱。”我诚实地说。 “似乎这不算什么胜任的标志。” “想用这笔钱去北极看北极熊。非去不可。” “很好。看完了熊呢？” “还不知道，先看熊再说。” “所以你目前只是为了去北极看北极熊，而愿意来应征这个工作，特殊情况处理师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么说没什么问题。” 律师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看起来很沉的东西，扎实地立住，没有向侧面倾覆。他走到我面前说。 “请把手伸出来。” 他拿住我的手，看过了手掌又看手背，然后捏了捏我的手腕，好像法医在检查尸体。 “曾经受过伤？” “大学打篮球的时候，曾经弄折过一次。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你不说我都要忘记了。” “可当过兵或者混过黑道？警察局的事务也算。” “没有，毕业之后就做了银行职员，只不过中途换过一次银行，行业一直是这个。” “可曾与人起过纠纷，动手那种，被打或者打了别人？” “偶尔会有，近几年的事。” “此事可能与你的精神问题有些关联，不过在此不用多谈，像你说的，啰唆无益，我又不是给人催眠的心理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去杀一个人，你会怎么行动？如果不愿意回答，今天我们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也许到时候就会想到。” “什么意思？” “就是去杀的时候，也许才会有灵感，毕竟杀一个人不是什么清空别人存款账户那么简单的事情，无论怎么谋划，到了真正动手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 “有道理，虽说你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可是说起杀人来好像有点心得似的。” “银行职员这种东西需要后天训练，杀人恐怕不用，只要是人大体上都具备这种能力吧。最近可看了新闻？” “抱歉，确实看了，不知道说的是哪一条。” “几个游人跑到动物园去看鳄鱼，鳄鱼正在冬眠，几人觉得无趣，就丢石块把鳄鱼砸死了。在旅馆的电视里看到的。” “这条确实没有看到，鳄鱼就这么死了？” “嗯，就这么死了，睡着觉被别人用石块砸中要害死了。” “知道了。我想打个电话，不打扰吧。会不会因为我打个电话就犯了精神病？” “你可认识我老婆？” “在下是个同性恋者，认识的女人不多，除非同在法律界谋生，或许可能有所耳闻。” “不是法律界人士。请便吧。” “虽然是同性恋者，刚才碰您的手可是没有别的意思，我这人从来不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对患精神问题的银行职员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知道。”我无所谓地说。 在律师走到房间的最远处打电话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此事有些意思了。难道是让我去杀人不成，这个特殊状况处理师其实是个杀手？如果果真是如此，可一定要问清楚才好，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跑去杀掉的，哪怕是会得到一大笔钱，哪怕是可以就此去北极看熊，也一定要问清楚才好。 “让您久等了。情况比我预想的顺利，看起来我们下面可以进入实质的阶段，不知道阁下可准备好了，因为之后谈论的事情有些敏感的东西在其中，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不知道对于您来说是不是觉得别扭。而一旦进入了实质阶段，即使最后没能够合作，这方面的事情也需要保密，阁下一旦泄露或者有泄露的趋势，恐怕会有对阁下不利的事情发生。所以，阁下准备好了吗？” “你们说的一大笔钱到底是多大一笔？” “很大的一笔，去北极看熊绰绰有余，这么跟您说吧，即使每次去只看到一只，这笔钱也够您把所有北极熊都看个遍的。” 若是在从前，恐怕一定会给妻子去个电话，妻子是善于决断那种人，无论面对何种状况，用不了三五秒时间，就把手掌当胸一拍说：就这么办吧，这么办一定不会有错。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情况妻子都是正确的，或许不是正确那么简单，而是一旦她做出选择之后，就与自己所做的选择融为一体，患难与共，即使有时和预期略微有些小出入，她也会冷静地告知我：所有事后认为并不是完全明智的选择，在事前都是必须的，这个道理你懂吧。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到一卷卫生纸的牌子，大到是不是忤逆父母与我结婚，都会用两只灵巧的手掌在胸前一拍，然后绝不后悔，那一拍与其说是对自己的鼓舞，不如说是与其他可能性的告别，一别之后，再无瓜葛。 “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请讲吧。”我在心里从一数到十，然后努力抓住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念头，那个念头是：面对一条没有桥的大河，只能游过去，如果想绕行的话，也许在找到河的尽头之前，我就会气馁了。 “爽快。还是老伯的眼光厉害，在下虽然站在阁下面前，也没看出阁下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想请阁下帮我们杀一个人。” “哦？” “阁下可看小说？” “看。实话说，精神好的年头里，很喜欢看。通俗小说。” “那就好办了。想请阁下去杀一个小说家。” “小说家？” “确实是小说家。一个以写小说为生的人，虽然生活得不怎么顺利，毫无名气，一篇小说也没有发表过，和所谓的文学圈子几乎没有联系，可是写小说的能力相当好，而且不论困顿与否，一心想把小说写下去，所以我们称之为小说家。” “恕我直言，这样的人一定是相当稀有的吧，饿着肚子写小说的人，为什么要去杀他呢？” “他对老伯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 “不可饶恕的事情？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 “当然当然，你不问我也会解释给你听，我们已经是一个战线的人，不会让你有只为了钱而去杀人的愧疚感。这个小说家到目前为止，短篇小说写了九篇，塞林格你可知道？” “完全没有听说过。他和此事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随口一说，塞林格是个死去的美国作家，据说晚年喜欢喝自己的尿液，不好意思又扯远了，看你的样子情绪已经平稳，不会再跳过来掐死我了，所以仗着胆子闲扯了一句。塞林格写过一部书叫《九故事》，九个短篇小说，小说家的那九篇小说和这部书有点像，应该是受了塞老兄的影响，说是影响有点不太准确，应该是在与他较量，多奇怪的一个人，喜欢和死去的喝尿的美国作家一较高下。小说家的这九个故事，有八个和我们毫无干系，只是八个很精美的小说而已，无论是被埋没还是突然有一天因为这八篇小说得了诺贝尔奖都和我们毫无干系，只是另外一篇，名字叫做《心脏》的，和我们有了关联，或者说，对我们造成了困扰。” “《心脏》？” “是叫这个名字，九篇小说的名字大体如此，也有叫《静脉》《阑尾》的其他几篇，有问题的这一篇叫做《心脏》。” “这个《心脏》问题何在？” “你可听过盅蛊之术？” “没听过，也不知道盅蛊两个字怎么写。” “很像的两个字。你有没有一直记恨的人。” 我想了想，说起心结的来由，似乎有几个人需要记恨，可是仔细推敲，又不知道具体是谁，或者说，如果知道是谁，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没有。没有记恨的人。” “那说起来就要费一些功夫。盅蛊之术便是如果你有记恨的人，照着他的样子扎一个小人儿，用银针刺入小人之中，你所记恨的人也会跟着受苦，如果法力很强，疼痛的位置都会大体一致。” “有这样的事？” “传说而已。现代社会，若是有记恨的人，非要去寻仇不可，用这样的方法岂不是会让人笑死，有扎小人买银针的功夫，还不如去雇个打手或者请个律师，实际得多。盅蛊之术在我看来，只是无能之人的浪漫幻想。” “很实际的想法。” “确实如此，在下是律师嘛，浪漫主义律师不会有好下场的。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虽然在我看来无论多么玄虚的事情，内在一定有现实主义的规律在推动，只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规律才觉得玄虚。老伯最近碰到的所谓玄虚的事情，就是因为这篇《心脏》，简单来说，小说家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一个人物叫做赤发鬼，不是水浒传里的刘唐，是他创造的一个新的人物，而小说中发生在赤发鬼身上的事情都会发生在老伯身上，说来奇怪，每一件事都会应验，这让老伯很困扰。” “具体都是些什么事呢？” “这里不方便说，涉及被代理人的隐私，但是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当然我还是相信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它，可是按照老伯的意思，与其说去寻找此事运作的机制，还不如把源头消灭掉。而且最棘手的是，根据我们的情报，按照小说家一贯的进度，再有三天，小说就会结尾了，虽然在写完之前结局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是从目前的趋势看，老伯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就超出了一个体面人能够忍耐的极限，老伯才下定决心，不能让这个人和这篇小说在这个世上存在。” “说句外行话，因为雇凶杀人什么的毕竟是你的专业。就不能找到小说家谈一谈？或者给他一笔钱，或者吓唬他一下，看起来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应该轻而易举。世界上可写的东西那么多，不用非得写让人头疼的赤发鬼嘛。” “当然也考虑到这个方案。实话说，他之所以一篇东西都不能发表，其中也有老伯暗中关照的原因。寄到各个地方的稿子，因为老伯事先打过了招呼，全都给原封不动地退回了，而且大多写了负责任的退稿信，提醒他确实是个难得的写小说的人才，只是题材不对，很难出头，换个方向，也许会震惊文坛。可是这个家伙看过了退稿信，就把信往厕所的纸篓里一扔，继续写他的小说，一定是头脑中某个地方出了大问题的人才会这么干。所以老伯也就清楚，吓唬他也不会有用，搞不好还会引出更大的困扰，还是想办法把他清除掉比较可靠。而且就算我们出面让他暂时地低头了，留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在世上多少会让人不放心。达摩克利斯之剑，你明白吧。” “大致明白。” “现在看来，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完蛋，不知道你对生命的价值怎么看，在我心里无论是地位多悬殊的两个人，生命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既然一样，既然一定有一个要消失，我们希望你帮助我们让小说家消失掉。天平两端的东西一模一样，陌生人的生命，只不过其中一个上面又放了一笔钱上去，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局面，律师说得没错，虽然已经想到这次来应征的工作不会是什么见得了光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去刺杀一个小说家。小说家那种东西过去只是听说过，古往今来有过不少，能让我叫出名字的没有几个，一群十分遥远的存在。去杀一个不得志的小说家，按道理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心里面已经有了几套方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干掉，然后全身而退，拿着钱搭上去挪威的飞机，远离在这里受到的折磨。可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小说家与否，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啊。 “犹豫是很正常的事情，看起来是个弱者，但是不要忘记他具有置人于死地的力量。还有就是，你呢，目前已经上了这艘船，若是现在想弃船而去，恐怕会淹死。” “哦？” “是会淹死。也许你是个游泳健将，但是还是会淹死。和会不会游泳没有关系。” “如果我杀了小说家，怎么知道一定能拿到那笔钱呢？即使能拿到，怎么知道一定有命去花呢？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全都说开好了。” “说开最好，杀人这种事一旦心存疑惑，失手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钱现在就会给你，不是预付款，是全部的酬金。我们也没有把你灭口的计划，因为灭口这种事情一旦做起来，就会漫无止境，非得一直灭下去不可，所以老伯的意思是到你为止，你可以带着这个秘密活下去。但是如果你没有完成任务就带着钱逃跑了，恐怕无论逃到哪里都要想办法把你找到，此中涉及事情的性质问题，一旦你改变了此事的性质，我就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了。” “所以你刚才说到淹死的事……” “门外有很多的水，也许你来的时候没有注意，也许出门就会不小心淹死的，有这种可能。” “过河的小卒？” 律师把两手一拍，说： “比喻得好。一点不像精神上有问题的人。” 他回头拿起公文包，递在我的手上。 “这里面有小说家的所有资料和你的酬金。刚才忘了说，这个人和母亲住在一起，快要六十岁的母亲，说是啃老族也不为过，想来不会给你造成什么麻烦，即使有点麻烦，相信你也会处理好。今天之后，我们不会再联系你，你也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让你孤军奋战其实很过意不去，不过相信你也能理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也只有这样，你才配得上这笔酬金。你知道可爱的北极熊可在等着你呢。拜托了，千兵卫先生，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千万不要失手啊。” 说完他松开了戴着手套的手，冲着我鞠了一躬。 二 久藏在小河边散开自己的发髻，然后大头冲下把脑袋贯入河水之中，长发在潺潺流逝的河水中漂浮，如同深黑色的水草。他努力屏住呼吸，冷冽的河水刺痛了他的脸颊，几只未长成的鳟鱼游至他的面庞，小心地啄咬着几十天来因为赶路而死去的脸皮。几只跳蚤从头发里面逃出去，没有游多远就淹死了。初春刚刚来到，乍暖还寒，不是因为肺活量的原因，而是因为再这么憋下去，血脉上涌，寒气下行，容易在水中伤了眼睛。十九岁的久藏把脑袋从水中拿出来，长出一口气，用双手拧干自己的长发，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他这样坚韧漆黑的长发，邻居二狗的头发就长不长，从他十二岁开始就一心想买久藏的头发，给自己做一副假发，甚至想用一只祖传的玉镯交换，久藏没有答应。虽说头发剪掉还能再长出来，可是还是不同的头发，况且妈妈小时候告诉过他，男人断发不是什么好兆头，二狗是个地道的农夫，当然不知道这些，妈妈虽也是种地的，可知道的事情比同村的人都多，所以他的头发一直稳妥地长在脑袋上，准确地说，根部长在脑袋上，发梢可到腰间。 几只返乡的候鸟落进不远处的草丛，以他的经验，倦飞许久的大雁虽说肉质发酸，入口极难下咽，优点却是很容易捕获，只要掏出腰上的弹弓，几个石子就是几只大雁。问题是虽然盘缠已经用尽，包袱里还有妈妈带的两个烧饼，没到需要打鸟为食的地步，况且他从小就很喜欢鸟，吃掉能够高飞的东西在他心里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事情。弹弓还是临行前，三炮连夜做出来送给他的，偷了一截他奶奶留着做寿材的木头，配上上好的牛筋，木头上还涂了一层羊油，防止带在身上久了受潮。被三炮知道因为饥饿用他做的弹弓打鸟，他一定会生他的气，弄不好再也不会理他了，三炮这人就是这样的脾气。 离京城应该是很近了，在暮色里远远地已经望到了护城河。久藏的计划十分缜密，天黑之前入城，打听赤发鬼的住处，到他的家里把他杀死，割下首级放在包袱里（因为只有一个包袱，所以到时候恐怕要把烧饼挪到身上，沾了血的烧饼又腥又潮，肯定没法吃的），然后回家把赤发鬼的首级拿到妈妈的坟前给妈妈看。 久藏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可是目前尚未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妈妈和村口的肇氏有了些龃龉，肇氏觉得妈妈这个外来人好像处处和她为敌。肇氏的爸爸是个郎中，也配些鼠药来卖，时间久了郎中的事情倒经常被忘记，得了一诨名叫做耗子肇。肇氏拿了其爹耗子肇的鼠药投进了久藏家门口的水井里，然后连夜逃走，据说逃入了长白山。喝了井水的村人有八九个，大多安然无恙，没觉出什么厉害，只有九岁的久藏喝了井水后发起高烧，五天五夜昏睡不醒，第六天终于醒转，吵着要吃烧饼，才知道这孩子活了。只是从此言谈举止经常出人意表，耕田也耕不直了，经常一耕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一直耕到对面的山上，妈妈只好让他跟着村里的铁匠学铁器手艺，他便在火炉边拉了十年风箱。十年过去还是一把爬犁也打不出，所以久藏到了十九岁的头上还未娶亲。 要说这十九岁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缘由，是因为妈妈死了。久藏做不了农活，妈妈不但要下地耕田，还要养鸡养鸭，还要清早起来把绳子套在身上推磨。买不起大牲口，妈妈就把自己当成大牲口来用。磨盘用得久了，也许已经用了上百年也说不定，中间的木轴糟了，槽纹也浅了，有时候豆子放在上面，妈妈推着磨了许久，豆子还是豆子。正想找石匠来抠，石匠还没来，磨盘从磨台上掉了下来，砸中了妈妈的右脚，把脚给砸烂了，脚趾头一个不剩，剩下一个铲子一样的脚掌肿得老高。妈妈没有歇工，正是秋天，地里的庄稼不收就算不被别人收走，也会烂在地里，况且妈妈还给老郭聋子打了一份长工，如果歇了工，东家就会请别人。老聋子因为耳朵不好使所以心眼小，老觉得别人在背后嚼他的舌头，妈妈突然在秋收的时候撂挑子，老聋子一定会多想，明年也不会请她了。所以妈妈没有歇工，掏了些灶坑里的灰涂在脚上，垫了些棉花，用厚布包住，还是像往常一样，天没亮就下地了。秋天虽不比春夏，可地里还有虫子，据耗子肇讲，要了妈妈命的不是伤口不通风，血气滞涩，脚成了死物，渐渐累了腿，又累了全身；也不是石灰不净，进了血脉，周身留着带石灰的血，流着流着流不动了，堵在了身子里。而是翻着的伤口被不知是什么虫子，也许是钱串子，也许是屎壳郎，给咬了一口，得了丹毒。所以表面上是丹毒要了妈妈的命，而实际上，是那个不知道用了多久的磨盘把妈妈弄死了。 妈妈临死之前，把久藏叫到床边，说：不要嫌妈臭，妈有话跟你说。久藏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妈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双草鞋，说：这两天不能下地，给你打了双鞋，穿上试试。久藏穿在脚上，正合适，草鞋被妈妈枕得挺暖。妈妈说：有个事一直没跟你说，今天说给你，一定得给妈记住，能记住吗？久藏说：能。妈妈说：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爸吗？久藏说：不知道，我不是你生的吗？妈妈说：是我和你爸一起生的你。你爸叫做久天，是京城的一个侠客，擅使单刀，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赤发鬼，和你爸一样，曾经都是屠夫。久藏说：我爸是杀猪的？妈妈说：原来是屠夫，后来成了侠客。你爸成了侠客之后，赤发鬼还是屠夫，又过几年，你爸名满京城的时候，赤发鬼也已经是京城里最大的屠夫，掌管京城所有的猪肉。于是他就不当屠夫了，捐了个官。久藏说：捐了个官？妈妈说：他成了宰相。久藏说：宰相？听着还像杀猪的。妈妈说：因为一直是好朋友，赤发鬼当了宰相之后，你爸就成了教头。又过了几年，你爸发现皇帝因为抽大烟，很少起床，所以京城实际上是赤发鬼在掌理，而赤发鬼想把京城卖了。久藏说：把京城卖了？妈妈说：不是整个地卖掉，而是切成十三块，大小不同，卖给不同的人。久藏，把灯灭了吧，说话不用点灯。 久藏吹灭了油灯，妈妈马上变成了黑黢黢一团，散发着特殊的气味，那气味很重，重得好像能听到声音。灯灭了之后，久藏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受不了了，就爬上了炕推开了窗子，借着月光，他看见院子里落进了一只秃鹰。 “妈刚才说到哪了？” “刚才你说到把豆腐切成十三块，卖给村子里不同的人…….” “不是豆腐，是京城。你爸叫久天，是京城的教头。虽然和赤发鬼是好朋友，教头的差事也是赤发鬼给他做的，但是你爸不同意把京城切开卖掉，他说赤发鬼是卖城贼，卖了京城之后就会天下大乱，于是就造了赤发鬼的反。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可是老百姓都觉得赤发鬼是对的，京城早就应该变一变了，赤发鬼才是真正的好汉，所以你爸他们没有成功。赤发鬼割下了你爸的脑袋连同他的单刀一起，挂在城头示众，你爸的一个老部下偷了来送给了我，让我带着你连夜出城，不要再回来，那年你一岁多一点。人头太沉，带不下，让我扔在了房后的井里，只把刀带了出来。那人后来被赤发鬼凌迟处死了。” “妈，院子又多了一只大鸟。” “你爸叫什么啊，我的儿？” “久——” “久天。” “我爸叫做久天，是个屠夫。” “是侠客。本来这些事情不想告诉你，也不想让你去找赤发鬼报仇，但是人要死了，想法会变，想多少干点什么，毕竟久天是我的夫君，在他活着的时候对我很好，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想着他，要不是因为你，当初会跟他死在一块的，现在连个人头也没留下。炕柜里有一个包袱，里面放着十个烧饼和一些首饰，是我当姑娘时的嫁妆，还有你爸的刀。其实你应该是个武人才对。” “我也是个侠客？” “你应该是个侠客，因为赤发鬼，你才变成了农夫。你妈妈不是被磨盘弄死的，从根上说，也是赤发鬼的原因。” “里面有十个烧饼吗，妈？” “有。如果你到京城找到了他，你和他说什么啊？”妈妈的声音里掺进了更多吸气的声音。 “我妈的脚让磨盘砸坏了，耗子肇来看过……” “你要说，我是久天的儿子久藏，今天来取你的项上人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是这么说，我的儿，把窗子关上吧，妈妈冷。”久藏关上窗户之后，气味消失了，他回过头来，发现妈妈的一只手从被子里支了出来，已经咽气了。他把妈妈的手放回去，一只秃鹰飞过来扑在窗户上，“哗啦”一声，窗户颤动起来，他没有害怕，我是久天的儿子久藏，今天来取你的项上人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他在心里说了一遍。然后拉开柜门，打开那个包裹，里面果然有一把刀，一把扇面一样的杀猪刀。把刀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分量正好，刃也完好无损，新的一样。打开窗户，放秃鹰进来，秃鹰刚刚落在妈妈的胸口，他抬手一刀，把秃鹰的脑袋砍了下来。 三 律师给的地址十分详细，小说家的作息时间和活动区域也十分详细，写在另外一张纸上。钱果然是好大一笔，用牛皮纸捆着，是美元，上面画着富兰克林的半身像。我找到一家能够处理外汇业务的银行，开了张新卡，把钱存进去，密码是妻子的生日，和过去一样，因为钱数太多，只有这个密码比较稳妥。办完事，在旁边的面馆吃了碗拉面，吃得满头大汗，看看手表，下午四点二十分，离小说家去大学足球场散步还有十分钟。律师约谈的地点离小说家的家相当近，我甚至怀疑，透过那个空荡荡的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见小说家的书房。四点二十六分，我坐上了球场的看台，一群大学生穿着五颜六色的运动服在土球场上踢着足球，我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努力地想把球踢进两个石头摆的简易门里，可是怎么也踢不进去。我忽然明白，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小说家和老伯只能留下一个的问题，而是我和小说家两个人，只能留下一个。 四点三十分整，小说家从侧门走进了足球场。虽然是七月，正是这里全年最热的时候，他却穿了一件红蓝格子的长袖衬衫，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脚上穿着不知是什么牌子的黑色运动鞋，其鞋之丑，与身上颜色之不协调，好像是偷的别人的鞋。看起来不像是三十岁的人，更年轻一点，戴着黑框眼镜，低着头用那双奇丑无比的笨重运动鞋慢慢走着。目测来看，和资料上写的基本一致，体重不足六十五公斤，缺乏运动，上肢尤其瘦弱，胳膊几乎和女人一般细，近视眼不是十分严重，可是因为有一定程度的弱视，如果摘下眼镜，面前马上一片混沌。如果说一定要杀一个人的话，这样的人恐怕是相当可心的目标。 他绕着球场缓慢地走着，眼睛看着脚尖，好像在想着自己的事情。一只足球从他眼前飞过，撞在看台地上的墙上，弹到他脚边，他用双手把皮球捡起来，用力丢回场地里面。 “小说家来了？”一个学生用脚接住皮球，问道。 “来了。今天进了几个？” “两个，左右开弓。” “了不起，不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新换的眼镜。” “没说的。上次说的那篇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上次那一篇。” “正在写，每天都写。” 学生把球传给别人，从边路跑上去了。 球场杀不了人。人太多。况且大学生这种人，很难对付，我也念过大学，那时的自己和现在比起来，不讲道理。书店也是，不好下手。人多不说，恐怕还有摄像头这样的东西存在。我想了想，从看台上走了下来，走上球场外围的跑道，跟在小说家身后慢慢走。大约是十步左右的距离。 走了两圈，我挨近了一点，继续走着。可能是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小说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我冲他笑了笑，他也点了一下头，然后继续向前走。又走了大概五圈左右，他站住了，转过身说 “今天不走了，回家吃饭。你慢慢走，这里很适合走路。” “是。”我说，“第一次来这里走路，想再多走一会。” 他又一次点点头，说： “小心学生的球，这些孩子踢不进门，专门喜欢踢人脑袋。” 我说： “好的，注意脑袋。” “是这么回事。”说完他低着头从侧门走出去了。 第二天小说家还没来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走了两圈。这次他走在了我的后面，我走了一会停了下来说： “你走里圈，我走外圈，还能聊聊。介意聊聊吗？还是想自己一个人走？” “都不是问题。”他和昨天一样的装束。 并排走了好长一阵，俩人都没有话，只是闷头走着，身上渐渐出了汗。学生的足球飞到脚边一次，我捡起来扔回场地。回到外圈的时候，小说家说： “住在附近？” “是，你呢？” “就在球场旁边，一直住在这里。” “小说家？昨天听学生这么叫你。” “不算，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谈不上小说家。你呢？” “没有工作。说来话长，目前的情况是这里好像出点小问题，正在想办法。”我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小说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估计很容易地就看到了我深黑色的眼袋，除了在律师门前的沙发上，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觉了。 “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地说。 “没关系。你呢，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从一个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好像月亮突然失去地球的感觉。” “月亮突然失去地球的感觉？” “是啊，就是这种感觉。” “很不错的比喻。” “以前很少打比方，说什么就是说什么，开始打比方是出事之后的事情，因为有许多事情突然间说不清了。” “很有意思。”小说家的脚步慢了下来，头也基本上抬到了原来的位置，可能是以便用余光看我。 “虽然经常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没到可称得上症状的程度，可能是从二十五岁开始一直写小说的原因，别的事情很少去想。什么感觉？” “了无生趣。” “不想活了？” “还没到非得把自己除掉的程度，只是不想活的念头会经常浮现，而且现在的我，想去北极看北极熊。” “真的？” “是啊，也知道这样的念头相当不正常，可是好像非得这么做不可，一定要去北极看熊，目前来看，只剩这么一个念头，正确与否已经管不了了。” “介不介意，我问一下，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因为你看起来不应该这样。” “介意。恐怕。”我说。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周遭的东西开始模糊不清，生锈的球门，破烂的球网，踢球的学生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去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操场，裸露着昏黄的灰尘。远处的大学食堂的烟囱冒着烟，一群乌鸦从烟囱旁边飞过，“嘎嘎”地叫着。更远处的办公大楼的牌子也亮了起来，看不清是什么字，只看得见一片亮光。 “你是不是要回家吃饭了，已经过了昨天的时间了。” “我倒没什么问题。”他抬手看了看表。“如果你还想聊聊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台上坐坐。再这么走下去，我怕明天起不来，已经走了平时两倍的路了。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面对着球场在看台上坐下来，我忽然想到如果现在把小说家杀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四野无人，即使呼救也不会有人听得见。尸体可以就藏在看台底下的废旧的储藏库里。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那个储藏库，锁已经锈了，估计里面摆着一些废弃的体育器材，只要把锁打开，把尸体放进去，塞进残破不全的体育器材里面，很可能一个月也不会有人发现。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到了北极圈了。 “你现在住在哪里？”他问。 “住在附近的一个黑旅馆。” “离家出走？像威克菲尔德先生一样？” “威克菲尔德？” “没事，无关紧要，你看，那群乌鸦又飞回来了。” 果然，刚刚飞过烟囱的乌鸦又折回来，从相反的方向飞过烟囱，盘旋了半天之后，飞过一片楼宇，不见了。 “一直写小说？”我知道，再过十五分钟，天就彻底黑下来了。虽然今天没准备动手，可是就像我和律师说的，这样的事需要随机应变。没带任何工具，恐怕到时候只有把他掐死了。 “从二十五岁起，到现在写了五年。这五年确实是一直在写。” “写些什么呢？” 他笑了笑说 “没人看的东西。” “写了五年？” “嗯，就这么写了五年。每天睡九个小时，早上九点起床，吃早饭，写到中午，午饭之后看书，累了就把书放在胸前睡一会，醒了再写三个小时，晚饭过后抄小说，抄完就睡觉。” “抄小说？” “是，把自己喜欢的小说抄在本子上，也写意见，用其他颜色的笔。” “哦。” “无聊吧。到现在为止，一篇小说也没有发表过，不是不想发表，写完就烧掉那种，是真的寄出去，然后给人退了回来。渐渐也就放弃了，只剩下写小说一件事。”他看着冒着烟的烟囱。“你看那个烟囱，如果有一天不冒烟了，或者无烟可冒了，他会不会还在那里？” “不知道啊。”我在感受着黑暗的缓慢爬升，好像溺水的人看着水面渐渐没过了头顶。手心也开始出汗了。 “我也不知道，但是可能他还会在那里，一时半会不会有人来拆他。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一个不冒烟的烟囱，站在那里，暂时还没有被拆毁。知道这样的形容很无聊，其实空洞无物，可是很久没有和人聊聊，一旦聊了起来，也就不在乎空洞不空洞的问题了。”他摘下眼镜，用衬衫的下摆擦了擦，又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毕业之后因为我没有试图去找工作，而是决定在家里写小说，所以很自然地不再来往，估计她的父母也松了一口气吧，我确实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这五年的收入加起来，应该是零，一点也没有，如果有人给我本人做一份财务报告的话，利润那栏上应该是负数，靠着妈妈的养老金生活，蛀虫一样蚕食妈妈微薄的收入。总体上，我厌弃写小说的生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十分厌弃这样的生活，可是为了写小说，只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是隐士，念大学的时候也是个很活跃的人，喜欢喝酒唱歌，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有事经常找我商量，让我把同学组织起来做些什么，远足啊，参观啊，同乡会啊，每次都不会让大家失望。可是突然有一天，陪女朋友去图书馆，我看到一篇小说，名字叫做《我打电话的地方》，实在是好看极了，边看边流出眼泪。之前很少看书，生活里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没有想起来还要看书。从那天之后，每天去图书馆看小说，课也不上，女朋友想找我，只有去图书馆，每天一直看到图书馆熄灯才走，回到寝室睡也睡不着，想着小说里的事情。沿着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中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日本文学一本一本看下去，笔记记了十几本，也在上面画图，很多大部头的小说，自己画人物图出来，如果你现在要我画《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图，我还是可以马上画出来。有些稍短一点的篇章，因为看了很多遍，可以背诵。女朋友说我着了魔了，成绩一落千丈，朋友也不怎么来往，我自己知道，远比着魔严重，人生可能要就此反转了，本来是顺着阶梯向上爬来着，突然掉进了一口井里，不是不能出来，而是再也不想出来了，或者说，甘愿过井下的生活，其他事情都了无意义。我要做这件事，我的一生只能做这件事，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也许你不相信，我听见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你被选中了，别无选择了。我真的听见了这个声音，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只好这么做。” 他站了起来，说： “向上走走，给你看点东西。” 我跟着他一直走到看台的最后一排，距离地面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了。看台的最后面是一面石垛，并不高，到我的脖子左右，石垛另一面一直垂直到地面，底下是一条小路，两边种着桃树，粉红色的桃花开着，一些花瓣凋谢在黑色的地上，还没有被扫走。小说家把胳膊搭在石垛上，下巴放在胳膊上，望着小路，说： “我偶尔会和妈妈要一点钱出去找人按摩，你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恐怕会很快疯掉，没有熟识的妓女，每次都换不同的人，脱掉衣服性交，穿上衣服走人，话也很少说。这五年里，不知道有多少次像这样看着这条小路，所有季节的样子我都很清楚。不止一次想从这里跳下去，一下就摔死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总觉得还有些东西没有写出来，在心里惦记着，妈妈也没人照顾，虽然我一无是处，总还是她的儿子，如果我度过了这样的一个人生，她一定会非常失望吧，没有战斗到最后，就扔下枪跑掉了。你的脑袋出了问题，可还在活着，想去北极看熊，所谓熊这样的动物，即使生活在北极，看上一眼，也会觉得温暖吧，不管之后如何，你总还是抱有希望的脑袋出了问题的人。而我，真是完全无希望的人，除了写小说干不了别的，而写小说的人生又是如此痛苦，而之所以没死，只是觉得还有些小说没有写完。说清楚一点，想死和想活，都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是原因也是结果，反复推动着我一直这么生活着。多么不真实的人生啊，你说是不是？” 宽吻 时间还早，我端着咖啡看一个女孩子丢飞镖。她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轻轻耸动肩膀，飞镖击中靶子旁边的白墙。我扭头看她，原来她闭着眼睛。才上午十一点，她就把自己喝醉了。但是她那么年轻，应当醉得更晚些。她走过去，捡起飞镖，站在原处，闭上眼睛，我说，往左。她向左挪了挪，我说，再往左。她又往左走，我说，可以了。她用力将飞镖掷出，春卷把头一躲，飞镖击中了他身后吉姆·莫里森的相框，相框晃了一下没有掉下来。春卷是这儿的调酒师，也是dj和老板。说是dj，其实有点敷衍，他四十岁左右，头发弯曲，但是表情严肃，所放的音乐也十分单调，莫里森，披头士，偶尔放一点陈年的乡村音乐。他用抹布擦了擦洒出的酒说，你不能再喝了。女孩儿指着我说，是他喝多了。春卷说，他喝的是咖啡。女孩儿扭头看着我说，听见了吗？他跟你说，你不能再喝了。她的眼睛因为酒精的作用湿漉漉的，像鳃一样收缩，她身材瘦小，皮肤雪白，却不那么紧致，好像铺满细沙的海滩，踩上去可以留下脚印。我说，以前没见过你。这片的酒鬼我都认识。她掏出钱包说，再来一杯伏特加加橙汁。掏了半天，掏出一张银行卡，说，我刷卡。春卷说，pos机坏了。我说，我有现金。春卷看着我说，庄老师。我说，你回座位等着，我给你端过去。我给她倒了满满一杯橙汁，春卷说，问清她住在哪里，她马上就要睡着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没写完的文档保存了一下，扣上电脑，走到她对面坐下。她用手指着我说，你不能再喝了。我把橙汁推到她面前说，你最好也别喝。她摇晃自己的手包说，今天开了工资，我刷卡。我注意到她穿了一双运动鞋，脚踝的皮肤和脸一样白。我说，用不用给你叫辆车？她拿起玻璃杯又放下，说，我趴一会，十二点叫我。我说，我待不了那么久。她从手包里拿出一只哨子递给我，十二点吹这支哨子。说完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哨子细长，口扁，像是白钢的，风口方形，上面拴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有个“阮”字。我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一定是用过很久，“阮”的耳刀旁已经磨掉了一半。二十分钟之后，我要去上课，我把哨子挂在她的脖子上。走过吧台的时候，我对春卷说，十二点叫醒她。春卷说，我这儿不是旅馆。我指了指钟说，十二点，还有四十分钟。 下午的课我分析了村上的短篇小说《蜂蜜饼》，这是一篇不知名的作品，《神的孩子全跳舞》集子里的最后一篇，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儿，十五年前看这篇小说，便被其吸引，然后找来村上的所有书看，因为一个短篇小说而看了村上的全部作品，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李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曾经说我之所以当了作家，是因为经常会迷恋一些奇怪的东西，我说，比如呢，她说，比如一个集子里不知名的小说，比如班级里最不起眼的女孩儿。我说，你这样说有点过于谦虚。她说，没有，你这种迷恋是有原因的，你有独特的眼力。那是我们俩最要好的时候，大概六年前，她刚刚怀了小雪，我刚刚签了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她想吃草莓，我便去买草莓，她想吃葡萄，我便去买葡萄，她吃了一颗不吃了，我便把剩余的全吃光。现在我每当看见草莓和葡萄就有点反胃，那几个月已经吃下了一辈子的配额。 下午有点热，学生们有点困倦，我想讲个笑话，提提他们的精神，可是大多我知道的笑话已经讲过，比如詹姆斯·乔伊斯脑袋套着老婆的内裤写作，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说，老人与海里没有象征，只有鲨鱼，鲨鱼象征评论家。一个女生噘着嘴，半睡半醒，无聊地吹着自己的刘海，好像老迈的心脏一样一跳一跳。我见过大约一千个这样的学生，如同误入课堂的鱼，从我的课堂游出去，他们就会马上忘记我说的话，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话题，一条微博，或者用手机摇到了附近的某个人。世界上有太多值得年轻人关注的事情，他们不大会关心蜂蜜饼和小夜子，至少不会当真。 小夜子穿着一件黑色圆领毛衣。她双手放在桌面上，说了声“预备”，然后先右手像甲鱼一样哧溜溜钻进毛衣袖，在背部做出轻轻搔痒的姿势。继而拿出右手，这回把左手伸进袖口，绕脖子轻轻一圈，又从袖口退出，手里边拿着白色胸罩。委实敏捷得很。胸罩不大，没有钢丝支撑，即刻又被塞入袖口，左手从袖口退出。接下去右手进入袖口，在背部窸窸窣窣地动了动，旋即右手退出，至此全部结束，双手在桌面上合拢。 啊，就是这么回事，当年我曾让李巍试过，小夜子二十五秒，李巍三十七秒，在没有经过练习的情况下，快极了。她有一对柔软的肩膀和修长的手臂，还有藐视现实的想象力，在操作的过程中不停作弊。教学楼底下是一片整齐的草地，一个工人正驾着红色的除草机工作，轰鸣声如倦懈的下午一样催人入睡，没有内容，不知所终。我设想了一下从窗户跳下去的场景，还有我面前这些年轻人的反应。也许他们会掏出手机拍下我俯卧的样子。 下课之后，我去学校的游泳馆游了两千米，然后回到咖啡馆，女孩儿已经不见了，春卷也不在，这个钟点他会回后面午睡，让侍者看店。一个壮硕的男人正在丢飞镖，力道十足，大部分都中了靶心。他看我看他，说，玩吗？我摆了摆手说，不玩。明天是周末，早上九点接小雪，我坐在自己的老位置上，查看了一下小雪给我发的语音，明天她想去海洋馆。离这儿不远处，新建了一个海洋馆，据说是亚洲最大，有许多珍奇的动物，还有一条充满了鲨鱼的长廊，奠基时有几个动物保护者来静坐，后来被警察礼貌地请走了，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下午就被送上了回家的火车。我不了解一个坐二十小时火车来保护动物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他有个五岁的女儿，是不是能说服她不要去看浣熊和海豹。我们养殖动物，吃掉动物，我们享有很多可怕的权利，也面临着无数独有的困难。在海洋馆修建的时候，我看见过一排运送海水的大车，还有一辆吊车吊来一座人工的岛屿。在海洋馆开幕前几天，春卷跟我说，这两天晚上他都看见有车运出动物的尸体，有大有小，用黑塑料裹着，不知运去哪里。他说，水土不服，我们这儿为什么没有海？因为不该有海。我倒没多想气候的问题，也许我们这儿最早的时候也是海洋，享受着宁静，承受着海水的重压。我想起了苏联的古拉格，服苦役的人，冻成一坨，挖土机一翻，便成了基石。但是当小雪提出要去海洋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不是动物，它们不会了解我的需要。 酒吧很安静，十几把椅子，一个外国老人坐在角落，双手摆在桌子上，端详着属于自己的啤酒，玻璃杯里的啤酒，形式里的内容。我戴上耳机，开始写一篇小说的结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是一名大学教师，写作只是我的爱好。每当我戴上耳机写作的时候，就好像漂浮于海洋，没人搭救我，充满了危险，有时身边有鲨鱼游弋，天上的飞鸟也会时不时飞下啄我的眼睛，但是只有这时，我属于我自己，拥有太阳和风，洋流通过我的身体，无论是漂向赤道还是北极，都不会让我恐惧。我在努力写的是一个十二岁男孩探险的故事，寻找他失踪的亲人，从他在湖边拾到姑姑的一只鞋子开始，然后来到一座乡野的教堂。小说是一条隧道，结尾如同隧道尽头的一线光芒，我写了大概三四遍，还没找到恰当的方式，那线光芒有时过于耀眼，有时过于微弱，不是我想要的成色。即使我找到了让自己欢欣鼓舞的结尾，也许在他人眼里，这也是一篇烂透了的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有些音乐在耳机里听就可以了，不用打开扬声器。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小雪的语音：爸爸，明天早上舞蹈课窜课，不能去海洋馆了，你替我去看看好不好？照几张海豹和海豚的照片，你能跟它们合影吗？告诉它们我为什么去不了。我说，好，爸爸会去，你的舞蹈老师严格吗？最近学会了什么？可不可以下周跳个舞补偿爸爸？没有回复，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继续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步行来到海洋馆，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端详这个东西，原来所谓海洋馆只是一片巨大游乐场其中一个建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还有摩天轮和旋转木马，再里面还有一些别的项目，被假山遮挡看不清楚。还没有开馆，一切静止，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里面说笑，脸上映着清晨的阳光。我以为自己是最早的一个，结果发现售票处门口已经排了大概二十个人，一个孩子穿着鲨鱼鳍骑在父亲脖子上，母亲站在旁边，拿着水和面包。像我这种独个儿一个男人，站在队伍里，实在有些不太协调。一张海洋馆的票，我说。一百二，一百五是通票，可以玩所有项目，售票小姐对着下巴底下的麦克说。我说，我就去海洋馆，我不需要所有项目。票是蓝色的，上面画了一只出水的海豚。 走进海洋馆的入口，就看见海豹，大多沉在水底，似乎昨晚熬了夜。我不知道怎么去和它们合影，它们看起来像礁石一样一动不动。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先生，想和海豹合影吗？我说，想，但是它们都睡着了。工作人员说，这边还有一只醒着。原来转过池子，一个帘子后面，一只高脚凳上坐着一只海豹，身上有幽蓝的花纹，还有几根白色的长胡子。我说，真的？她说，当然，三岁，我们每天给它消毒，你可以抱着它。我站在它旁边，闻到一股洗发水的味道，它有睫毛，眼珠黝黑，毛皮像果冻一样。相机在我面前，我有点不自在，工作人员说，你往左靠一靠，现在有点像偷拍。我说，就这样吧。工作人员说，球球，那你往右靠一靠。海豹摆动了一下尾巴，上身朝我歪过来，胡须触到了我的肩膀。我小声说，我的女儿叫小雪，她今天有舞蹈课不能来，我代她向你问好。海豹坐直了身体，没有回应。也许是我蠢，即使它能够听懂我的话，也没有适当的器官为我签名。工作人员告诉我，相片在出口取，都挂在墙上。你再往前走，走过一个木桥，有食人鱼。我说，我不想看食人鱼。他说，不会有危险，保护措施很好，一般海洋馆没有，我们这儿是特批的。再过十分钟有喂食表演，你现在过去能占个位置。我道了谢，走上木桥。果然有一只巨大的玻璃缸，里面蜂聚着小鱼，三角形，扁身大嘴，似乎知道吃饭的时间快要到了，有几只先行撕咬起来，须臾又散开，其中一只尾巴残了一角，丧失了自己的平衡和尊严，歪着身子游到里面去了。人们围着水缸，有两个小孩儿鼻子都要贴上，瞪着大眼，用手指着。一个穿靴子的男人套袖上沾着血，拎了一只大塑料桶走过来，我马上向前走了。手机响，是李巍发给我的视频，小雪在压腿，脑袋贴在腓骨上，和其他孩子比，她有点瘦弱，但是我相信这有利于跳跃。李巍是严格的母亲，她观测到小雪的舞蹈天赋，不会让她吃胖。在分开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偶尔我们会通一个电话，从孩子开始，然后聊聊最近的事情。我不知道她是否宽恕了我，她从来没有明说，但是她从来没提出让我回去。那个酒醉的夜晚，那个陌生的身体，那些从未说过的脏话，那个站在窗前的早晨，丝毫没有褪色，甚至更加鲜艳了点。我记得我歪在床头，敞着领子，让那个学生试着照我说的做，戏剧性地脱掉胸罩，她怎么弄也不行，后来我索性伸手扯了下来。我似乎还扭过她的双手，让她背朝着我。我从来不会这么做，不过自那次之后，有时站在课堂上，突如其来，看见女学生认真听着我说的话，看见她们的刘海，我就想把她们翻过来，扭住。我需要回想葬礼之类的东西，回想生活里最为美好的时刻，比如小雪出生时的样子，脖子软软的，高声哭叫，才能将自己稳定下来。 窄路的两旁种着绿植，天棚有玻璃，日光照下来，折成无数道亮线。我看了一些蜥蜴和乌龟，有只蜥蜴因为被人注视，变成了树枝的样子。走过了无数玻璃橱窗，随便看着底下的简介，很多动物是从美洲和非洲来，在这里睡觉。有的有剧毒，有的比猫还大，吃着游人给的果子，双手捧住，吃完还会吐着信子作揖。走到一片昏暗处，拐角一条小路，铺着木板，牌子上写着：海豚剧场。大概是保留节目，牌子前面排着长队，前面还有鲨鱼长廊，但是鲨鱼不太适合小雪，海豚大概可以，和海豚照张相，我应该就可以回去。排了大概半个钟头，进到一个圆形的场子，斗兽场一般，四周围着座椅，穹顶高举，状若头颅。我加了十块钱，于是坐在第一排，几个女孩子在人群中穿梭，兜售着海豚模样的纪念品，手机扣，钥匙链，还有海豚模样的水枪，从海豚微笑的嘴巴，可以射出水去。一个男人，梳着背头，拿着麦克风炒着气氛。有孩子从后面冲过来，扒着栏杆向下看，什么也没有，只有蓝色的水，家长跑来将其抱走。其实我从进来时，便看到在大池子的旁边，用胶合板挡着，应该有个小池子，底下相通，就像运动会里的等待区。终于主持人喊了一声，四个年轻人，两男两女，拎着塑料桶从胶合板后走出来，水面也起了波纹，从我的角度看下去，四只海豚排成一列，慢慢游入主池，停在各自驯养员的脚边。表演开始，驯养员胸前挂着哨子，桶里装着死鱼。海豚们跳舞，腾跃，把气球顶向观众席，引起一群人的围抢。它们还会唱歌，声音之尖利，超过想象，好像火车的汽笛，我怀疑这样高亢，是因为大海空旷，在这里听，着实有些刺耳。我站起来想要拍照，突然注意到他们胸前的哨子，他们离我不过十米，我可以清晰看见，他们嘴上的哨子，长条扁口，闪着冷光。可是这四个人中，没有我昨天见过的女孩儿。他们都太高大，而且面无表情，腮帮子鼓起，往海豚嘴里塞着死鱼。每只海豚都在微笑，看着安全而且顺从，它们安静地游弋，又突然地浮出水面，专心听着哨音，熟练地表演各种花样。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四人鞠躬，四只海豚也消失不见。这时主持人提高了嗓门，从水池侧方的一个高台上，出现了一个女孩儿，穿着潜水服，脖子上挂着哨子。她扬手向大家致意，我注意到这时池子里出现了另一只海豚，比刚才那几只都大，游的速度也快，迅疾地贴着池子打转。女孩儿好像打翻的瓶子一样，从高台跃下，落入水中，剧场里响起一片惊呼。然后是彻底的安静，主持人也不见了，只见水波荡漾，我已经僵住，忘了拍照。突然女孩儿从水中飞起，脚踩着海豚的嘴唇，在空中翻了一圈，重又落入水中，掌声四起，孩子们大喊着，你看，你看，她还活着！我已经将她认出来，我看见在水中，她骑上了海豚的脊背，然后再次浮出水面，这东西好像来了力气，游得比刚才还快，下颚像一把刀把水切开，女孩儿开始是匍匐着，后来一点点站起，许多人站起身来看，只见她终于松开了双手，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弓着身子，眼睛看着前方，嘴里叼着哨子。哨声响起，十分悠长，海豚突然一跃，两人在空中分离，然后又落在一起，几次之后，海豚开始打转，越转越快，女孩儿张开双手保持平衡，终于两人旋转着沉入水里。水面恢复平静。不一会，女孩儿自己沿着梯子爬上来，散开头发向大家鞠躬致意。她的头发滴着水，束发的皮套勒在手上。 人们陆续散去了，我没走。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游泳，而且游得不赖，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湖，一端有峭壁，水中有细小的鱼和柔软的水草，我常常浮在湖面，半睡半醒。男孩儿就是在这湖边捡到了姑姑的鞋子。我在那待了一下午，如同被催眠，把节目又看了两遍，一切都一模一样，每次女孩儿都从高台上跳下来，只是最后一场时，天光渐暗，穹顶亮起了灯。最后一拨人走了，打扫卫生的阿姨在我身边捡垃圾，一个年轻人，头发泛油，似乎没有睡醒，捏着管子冲洗着池边的栏杆。我走过去说，你这里谁是经理？年轻人没有抬头，说，那个高台底下有个办公室。我说，刚才那个女孩儿是不是姓阮？他转过身来，你干吗的？管子里的水在我脚前形成了一个圈。我说，没事儿，你忙。办公室布置得十分简单，墙上贴着表演的时间表，工作日一天两场，节假日一天三场。另一面墙是奖状和锦旗，一面锦旗上写着：“欢乐大使，洒爱人间，勇敢无畏，技艺绝伦”。经理听我说完，说，我得跟上面汇报，这事儿没遇着过。他的头发很少，有一张椭圆而疲惫的脸，很难想象，在海洋馆里会有一个看起来这么干燥的人。我说，汇报吧，需要签字我可以签字，你们没有风险。他说，这么说有点不礼貌，但是，你有传染病吗？或者最近有没有伤风感冒？我说，我有体检报告，上周刚刚下来，我经常游泳，身体很健康。他说，你的工作证我看看。我把工作证递给他，哦，大学教师，他说。我说，我也是为工作，今天看了表演，觉得可以写点东西。他说，报纸你熟？我说，日报的主编是我同学，我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他说，你打，我听听。我拨通电话，按了免提，不出所料，他对我的这个特稿感兴趣，在电话里便提出可以出一点预付款，而且埋怨我上次给南方某报纸写的稿子，没有给他。经理说，有几点跟你说清楚，第一，三天时间，多一天都不行，第二，我不收你钱，但是你别乱写，你有学校，我们上面也有政府。我们这一帮人，天天泡在这里，也不容易，你多夸夸。第三，人你可以问，海豚你可以摸，但是不能下水。我说，为什么？他说，海豚有牙。你用回去准备吗，还是现在开始？我说，没有什么准备的，如果不打扰你们工作的话。他说，今天没表演了，晚上是训练，你想先采谁？我说，最后出来那个女孩儿，从台子跳下来的那个。他说，阮灵。行，上来就逮住我们的头牌。你去池子旁边等着，一会我让她过去找你。 终点 张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输银行卡密码。 那是她在饭店捡到的一张银行卡，擦桌子的时候发现的，天蓝色，上面有一个哆啦a梦。密码只能输三次，她是知道的，所以不到关键时刻，她不会去用。前面两次，一次是一个姐妹的手让火锅汤给烫了，没治，后来少了一根手指头。第二次是老家的三刀死了，三刀是她的狗，父母在其他城市打工，五年里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陆续死了，最后三刀也死了。据说三刀临死之前到邻居的门前汪汪叫，她分析是想让邻居给她打一个电话。 而这一次，是她的男友让她去洗浴中心工作。 “我不去。”她说。 “为啥？娟子不就去了？” “所以我不去。” “为啥不去？” “就是不去。” 男友喜欢待在网吧，有时候一天一宿也不回来。 “你是不觉得不正经？” “我没。” “正经着。就是端茶倒水，上班还近，我接你。” “不是端茶倒水。还让你按脚。” “按个脚能咋地？有些人的脚，比饭店的桌子干净。” “才不。臭的。按上脚，手就脏，回不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