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楔子 柏台之名起于汉朝。御史府中多植柏树，而朝廷禁省，统称台阁，所以御史府别称柏台。至明朝设都察院，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称为“台长”；正途出身授职监察御史，称为“入台”。特设而无专署的，有六科给事中，习惯上通称为“垣”，与“台”相对。如谓“台垣”即包括御史、给事中在内。台垣皆为言官，但两者常成水火，是明朝政治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形成此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不涉本文，就不必去谈它了。 清朝的政治制度，沿袭明朝，但亦有好些变化，柏台的变化较大，与明朝比较，有如下之异： 一、明朝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清朝只设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各一人（仅就汉缺而言，增设满缺是另一事），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定为总督及巡抚的兼衔。督抚另一兼衔为兵部尚书、兵部右侍郎。因为有此两个兼衔，所以督抚能参劾属官，管辖兵马。 二、明朝御史之权特重。巡按御史官止七品，与县令相同。但巡按“代天巡方”，小事处决，大事奏裁，督抚亦不能不买账。其威风只看“三堂会审”的王金龙，便可想像。至清朝则御史几专司言职，初期还有巡漕、巡盐御史等，至雍正后尽罢，只保留了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具有一部分地方官的职掌，以后会谈到，此不赘。 三、六科给事中纳入都察院。御史分道，合称“科道”，与明朝两者合称“台垣”，次序相反。此因给事中品秩较御史稍高，故列在前。四科给事中的主要职掌原为“掌封驳”，可说是专行使于皇帝的监察权，即凡诏谕不合成宪，或者窒碍难行者，以原诏谕封缴，请求改正，故谓之“封驳”，但至明朝已不甚分明，及清更无区别。科道惟一的不同是，各道御史可由翰林及六部司官考授，而六科给事中则必由御史升任。 本篇以谈科道的轶事为主，兼及讲官，并附记有关人物。所谓“讲官”，是“日讲起居注官”的简称。此为翰林的差使，凡兼“日讲起居注官”者，为天子近臣，例得专折言事，等于兼任科道。科道无红黑，翰林有红黑，主要的就因为有此讲官的兼差之故。能兼讲官，必放考差，必派种种与文字有关的差使，如国史馆等。 凡此科道讲官，统称“言路”。开通言路，为政治清明的表征之一。但言路亦须有所节制，过分猖狂，易致动乱，明朝万历以后的情形，可为殷鉴。 目录 李森先1 附记：王紫稼·清初苏州书办·释大汕·潘耒季振宜13 附记：季寓庸·季开生·刘正宗·顾湄 黄六鸿·许三礼·郭19 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彭鹏43 附记：李光地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49 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王望·吴卿怜·毕沅·国泰·于易简·王杰·董诰·福长安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64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储麟趾87 附记：朱荃 眭朝栋·孟传金93 附记：于敏中·柏·陈孚恩·王鼎父子 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彝100 附记：恭亲王·醇亲王·王庆祺 吴可读113 附记：成禄·胜保·王家璧·张之洞·宝廷·宋初君臣·光绪后妃安维峻151 附记：王五 刘恩溥·邓承修155 附记：李鸿章·刘锡鸿 李慈铭·褚成溥163 附记：周氏兄弟·林绍年·王先谦·潘祖荫·赵之谦·戴望·谭献·王运·高心·王懿荣·翁同·周福清·周锡恩·殷如璋·鲁迅·樊增祥·孙毓汶·刘铨福·黄辅辰父子台规240李森先 附记：王紫稼·清初苏州书办·释大汕·潘耒 清初名官—李森先 清初言官，享名最盛者为李森先。他是山东掖县人，明朝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李闯破京，受伪官“祠祭司从事”。入清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其时巡按制度未改，顺治十三年巡按江南，在苏州杀一名伶、一淫僧，乃享大名。名伶者王紫稼。吴梅村有《王郎曲》： 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面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才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经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化枝暖，惯抛斜袖惮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人肠断脸波横。十年芳草长洲绿，主人池馆惟乔木，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顿顿息，移床坐看王郎，都似与郎不相识……梨园子弟爱缠头，请事王郎教弦索。耻向王门作伎儿，博徒酒伴贪欢谑。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悠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观此可知王郎色艺。梅村自跋谓：“王郎名稼，字紫稼，于勿斋徐先生二株园中见之，髻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徐勿斋郎徐，东林健者，明亡殉节。所谓“孝穆园亭”即徐二株园。十五初见，相去十六七年，则王紫稼其时为三十一二。王于顺治八年入京，依龚芝麓，十一年南返，未三年即被祸。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李森先巡按苏州事云： 公为人宽厚长者，而嫉恶特严。当秦公时，大憝元恶，皆已草无余，而踵起者犹蔓衍不绝，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尽拔无蘖矣。其最快者，优人王子，善为新声，人皆爱之。其始不过供宴剧，而其后则诸豪胥奸吏，席间非子不欢，缙绅贵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舆，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为诸豪胥耳目，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矣! 一旦走京师，通辇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其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遗，不可胜记，座间谈子，无不咋舌。 文中“秦公”指泰世祯，为李森先的前任，亦以风骨峻整见称。子即紫稼，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可以想见其无恶不作。 “胥”为捕快差役，往往鱼肉乡民，尽人皆知；“吏”为书办，其恶不易为人所晓。陆陇其有言：“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即例案，公事必合例始得行；而例案惟书办熟谙，故可藉以射利。 郭嵩焘之言，则更为愤激，他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考清朝初年，苏州是书办的天下，恶名昭彰者有施商余、沈继贤、徐掌明、周宗之等，与巡抚、藩臬两司，一府、二县各衙门，俱通声气。其中以施商余最狠毒，倡议“十不降”的金之俊，位至三公，归田后，屡受施商余欺侮，以致患膈症而殁。有一次，施商余下乡遇雨，停舟某处，主人迫之登岸，以盛馔相款；施见他家有兵器，便教人以私藏军器招县拘查，然后他出面解救，得以无事。 施商余表示，以为报答一饭之德。此人再三拜谢，送红包不受；恰好鱼新出，以重价购得一担，送到施家，自以为是很名贵的礼物，哪知施商余命来人挑到厨房，触目皆是鱼。 又一次见一银匠之妻，极美；施商余以为“此妇眼最俏”，银匠听得这话，竟以石灰弄瞎了妻子的眼睛。势焰如此!后来金之俊有个门生来当江苏臬司，为报师仇，罗织罪名，立毙杖下。 沈继贤睚眦必报，与人斗叶子牌，打一张正好为下家配成对，其名曰“捉”。他说：“我的牌哪个敢捉?”下家答说：“捉你不要紧!”沈继贤便招呼跟班，附耳说了几句，不一会来了两名差役捕捉牌之人，此人责问：“我犯什么法要捉我?”沈继贤笑道：“捉你不要紧!”又有一次，有人请客，沈居首座。未几，来一少年，向沈继贤漫然一揖，礼节疏慢，便有人责备少年不懂事。少年答说：“我不认得沈继贤，有什么关系!”这样隔不多时，有个强盗攀害少年，说是同伙，因而下狱。 他的父兄送了沈继贤五百两银子，得以无事。出狱后，父兄带他踵门叩谢，沈继贤把五百两银子还了他，少年感激不已，连连磕头。沈继贤笑道：“如今你是认得我了!”这才省悟，为盗攀害，原是出于沈的教唆。因此，苏州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此人当然亦不得善终，康熙年间为理学名臣汤斌，杖毙于玄妙观三清殿下。 徐掌明是苏州光福镇人，与昆山徐家认作同族。徐家三弟兄，顾亭林的外甥，均为朝贵，倚此势力，所以苏州有“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后与至戚黄某有仇，派人打死一个村农，抬尸至黄家大门外，因而涉讼。黄家缠讼十三年，家破人亡，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得结案，徐掌明充军，从戍所逃回，被捕论死。其子与一孙姓有仇怨，扮成强盗，黑夜入孙家强暴妇女泄忿，一妇遇暴时，摸强盗的手为六指，知道是徐掌明的儿子，控官破案，汤斌请王命立斩，合城称快。 周宗之横暴一时，为秦世祯的前任张慎雷访拿杖毙。周虽武断乡曲，而寓所大门春联居然大书“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有人为之作歌，形容尽致。首言豪奢：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奇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 次言得势： 势能炙手气薰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安从来?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作令皆惊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雠，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温，主人骨肉飞红雨。 末言人亡家破，深致感慨： 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辙，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比屋城南尽可封”，可见猾蠹之吏之多。吴中赋税特重，相传为明太祖报复吴人支持张士诚之故，其实乃裁抑富民，使之不致作乱。如沈万三的故事，用意亦在抑制豪强，以安国本。但三吴膏腴甲天下，赋税特重，天然合乎现代所得税累进的精神。只是成祖北迁，对南方自然而然形成财政加紧、政治放松的政策，因而江南绅权特重。猾吏勾结操纵，以绅御官，以官迫民，乃有如上的大憝出现。 《研堂见闻杂记》接叙李森先杀王紫稼事： 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今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相对枷死。当时子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按：“吃菜事魔”者邪教之一种，不知何方神道，终归汤斌所扫荡的淫祀之一而已。奸僧法名三折，或作三遮，事迹虽不详，但清初类此者甚多。明亡以后，遗民志士，或隐于岩壑，或隐于市，遁入空门者尤表表可征。梅村诗集中与方外酬唱之诗甚多，泰半为旧时相知。因为如此，清初对佛门特致一番尊敬，而奸僧遂得藉以为奸。如石濂事： 东南各省与欧洲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两广总督吴留村兴祚，而吴未督粤前石濂已私与洋舶通贸易，故粤之通商石濂为之魁。 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一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一见大激赏之，遂弃沈而从龚，后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发，不诵经，室中不置钟磐缸钵，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大书榜揭于市，曰出卖风云雪雨，于是募资修长寿院，粤人安南人辇金助之。 院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书大越国建造字，以歆安南人，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娼相征逐，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戏图，寝乃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物于海外，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 大汕善画人物，曾为陈其年画“填词图”，款作“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自署曰“释汕”。字作隶书，颇可观。 但黄秋岳以为大汕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谋与诸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不得者饵以金，无何《离六堂集》刻成，为揄扬者谓为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蜜殊，复见于今。 又自念为僧必富通梵夹禅悦，乃请人著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一时名士乐为代笔，盖酬金较丰于鬻文，当时屈翁山梁药亭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集》多窜入翁山诗，后翁山与石濂相交，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 按：花怪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则可见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军中草，谓其中有违碍，将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不数年石濂卒，为名山所劾治，发难者潘稼堂也。 初潘通籍后，久闻石濂名，晚岁游粤，姑往拜之，瞰其虚实，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见殊落落，不以时答谒，稼堂怫然，以书斥之，石濂倔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播之。 又两致书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礼，后纳人言谓刻书在于索诈，稼堂既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语赠吴，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之，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院中钟表象牙以暨鸦片之属堆积如山，优伎列屋内，以禅房为窟穴，一时皆籍没入官，留村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卒减轻其罪，递解还吴，下狱终其身。 黄秋岳论艺文、谈故事，以精审著称，此记则失考而偏颇，殊有未谛。如谓潘稼堂归途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必无之事。吴留村名兴祚，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负贩辽东，后入礼亲王代善幕府。代善领正红旗，吴执忠因转于正红旗汉军。吴兴祚以贡生授萍乡知县，有治行，晓智略，康熙十七年即任闽抚，二十年擢粤督，二十八年二月去任，从未任广东按察使。大汕被捕，事在康熙四十三年，而吴兴祚已殁于七年前，两者渺不相关。大汕事，邓石如《清诗纪事》中所记，较黄记为详实。邓石如藏有顺治、康熙时人诗文集七百种，较之当时有名藏家，如南浔刘氏、嘉叶堂等所收，自谓“大约绝无仅有者五六十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五倍之”，足征名贵。 邓氏藏书极有用处，可发历史大公案之覆者，如所藏《皇清通志纲要》手钞本，为圣祖第八子胤独子弘旺所撰。透露皇十四子原名胤祯，即雍正接任后，避御名胤之讳，所改之名。而当时诏谕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证明胤祯在康熙时即已封为“恂郡王”。凡此种种惊人的记录，不独可以认定皇十四子确为圣祖所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相传隆科多改圣祖朱谕“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亦信而有征。 原来皇四子名胤，“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祯为胤“”。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为祯，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拦，事在己卯庚辰间。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苏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朝。” 时适朱竹坨、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可是，渔洋离粤北归后，突然对大汕憎恶起来了。他在《香祖笔记》卷九中，再提到大汕时，竟是这样写着：“近吴湖州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道酬应杂之苦，吴笑应之曰：‘何不出了家?’座上客皆大噱。” “吴湖州园次”者吴绮，字次，顺治年间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杨继盛（椒山）之官官之，由中书擢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人所谓“曲子得官”，为唐宋以来所未有。康熙五年出为湖州府知府，因风雅好事而失官，从此游食四方，殁于康熙三十三年。所著《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由大汕出资刊行。渔洋举吴绮的幽默语相调侃，似稍欠忠厚。大汕不以吴绮相戏为忤，于其身后，为刊遗集，则其人亦自有可爱之处，转觉其人品比潘稼堂犹高一筹。邓石如为大汕辩护云：其诗清丽，大均以为剽窃。借诗乞句自昔有之，眼前景物，遣辞命意，暗与古合者，亦常有之。大汕固亦列举大均诗之同于太白者矣。如以偷论，则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于偷乎?惟集中河泽行、地震行、剿“贼”行诸篇，悲愤乃同于儒生何也?《离六堂近稿》一卷刻于壬午，老髦及之，不事别择，精粗并陈，未免自累其书，耒之起衅。或云致饩不丰，两书二万余言，竟不惮烦，涉及彼教传法之争，可谓多事，皆刻入《遂初堂集》，后乃删之。 王渔洋之轻诋大汕，据前引文的作者考查原因是：“大汕在海外捐募，得款甚多，有人觊觎他的财富，诬他在海外与志士交通，密谋反清。后来大汕下狱，虽然与此事无关，但难保不是地方大吏，想要治他叛逆之罪，却找不到证据，因而以他事罪之。当流言传到王渔洋耳中时，他想起以前与大汕交游，往还密切，就不免畏惧，怎样才能免被牵连。那只有把他痛诋一番，以见自己并非有心和他要好。” 果如所言，则潘稼堂之“毒骂”大汕，动机或亦为此。潘为顾亭林入室弟子，受“牵连”的可能性过于王渔洋，则“畏惧”亦必更甚，无怪要毒骂了。 当时为大汕抱不平者甚多，如方贞观过长寿庵诗：“野性自应招物议，诸奴未免利吾财。”杭世骏诗：“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肖此翁?”但大汕的行径，自亦颇有可议之处。邓石如却为之作恕词云： 大凡红襦蓄发，竟体芗泽，买优伶，作秘戏图，祈而止雨，出招帖曰：“石头陀有些风雨出卖。”役鬼召魂、医卜星相，甚至依附势要，以财货奔走人，交通海国诸轶轨之事，务在惊世动众，皆由才情奔放使然。 大汕虽儇薄，毕竟还未到勾引良家妇女的程度，所以被捕后有人为之鸣不平。至于李森先所杀三折和尚，罪有应得。此外，李森先摧折豪强，尚有数事： 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鞠，毙之。欢声如雷。 金案实为冤狱。褚人获《坚瓠集》载其事云： 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 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松陵徐崧花场即事诗云：“自是云严色界天，绮罗萧鼓日纷然。骚人竞欲题红叶，冶女私曾寄白莲。自欲酒浇歌舞地，何如粉饰太平年?无端一夜西风起，叶落枝头最可怜。” 结句指金又文杖毙。如褚人获所记，金又文本属无辜，徒以严妻自刎，因归罪于金又文。定花案即后世之所谓“花榜”，此风起于明朝嘉靖、隆庆间，至万历末年以后，大见盛行；贤者亦为，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密之，亦曾主持过花案。 丙申为顺治十三年，苏州大劫以后，犹待振兴，金又文定花案，亦是繁荣市面之一助。李森先干预其事，已有不当；小题大作，更可不必。只看金又文戴枷游街，许民申告，而只严五一案，况其曲本不在金，严妻刎于李森先之前，未始非抗议狱中无人道。或者李森先以煌煌告示，惟此一案，则游街放告，近乎无的放矢，因出以酷烈处置，自掩其轻率之迹。凡以清廉明察自矜者，每有此种过当或不近人情的举动。李森先当是赵申乔一流人物，较之汤斌、陆陇其、于成龙等，境界大有高下之别。 北亢南季—季振宜 清初豪富，号为“北亢南季”。“北亢”是山西亢家，致富之由，或言由于获得李自成败逃时所遗辎重，或言以贩米起家，莫衷一是。“南季”成巨富的原因比较清楚：一是做官，二是行盐。南季者江苏泰兴季氏。富只两世：父名寓庸，字因是，明朝天启二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季寓庸是阉党，崇祯二年定“逆案”，自魏忠贤、客氏以下，共分六等，季寓庸名在最后一等，革职闲居，但已发了大财，买了大批书画古籍，在泰兴一面做盐商，一面享清福。 季寓庸有两子，一名开生，字天中，顺治六年翰林，官至礼科给事中。《清诗纪事》初编卷四记： 季开生……（顺治）十五年谏买扬州女子，几置之法，卒戍尚阳堡，居四年，为光棍殴死，声言欲焚其户，官司不问，疑有主使也。年三十三。撰戆臣诗稿二卷，为冠月楼诗，壬辰癸巳间谒假南归所作，出关草作于戍所，题识者甚众。 有恽格一再题语，不知何以得此于高士?其诗亦有规格，善作苦语，尚阳堡即事云：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衡门尽日空车马，冷甑连宵织网丝。顽山入屋霜连枕，断壑当门月上衣，窗中既得林峦对，门外从多虎豹踪。 当季开生死于戍所时，其弟振宜方以劾刘正宗，解官系诏狱待质。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早于其兄两年成进士，授职浙江兰溪知县，行取为部曹。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监察御史。十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土刘正宗，季沧苇亦纠举刘正宗树党纳贿。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前明翰林，弘光朝官至中允。清初贰臣中，有数人恶劣无比，刘正宗是其一。清朝南北之争，起于顺治，亘二百余年国亡不解，此人要负极大责任。邓石如在《清诗纪事》中介绍刘正宗，短短长长，语颇公允，录之如下： 刘正宗，字宪石，安丘人，崇祯元年进士。由推官行取，授编修。入清，授国史馆编修。顺治十年，为弘文馆大学土，翌年改文华殿。十七年以罪革职，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康熙初卒。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社”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社”为“复社”支派，创立于苏州府属吴江县，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宜，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涑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武功（敬士），西陵陆丽京，同邑斗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云），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往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吴汉槎即在丁酉科场案中被祸，戍宁古塔。后由顾贞观言于纳兰性德，设法赎罪，夫妇白首同观，为清初有名的一重佳话，《季子平安否》金缕曲，几于家传户诵。所谓“二陈”者：一为陈名夏，江苏溧阳人；一为陈之遴，浙江海宁人。一死一谪，皆刘正宗受明末阉党冯铨指使所迫成。陈名夏的亲家为方密之，陈之遴的亲家为吴梅村，由姻亲的气谊，可以想见二陈的品类。及至刘正宗罪名鞫实，季沧苇官复原职，持论侃侃，颇见风骨。康熙初，被命为河东巡盐御史。清初御史巡盐，不独综理盐务，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查拿恶棍之责。《十朝诗乘》谓“沧苇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即指此而言，非谓劾盐官。一省盐官，不过三五，无烦数十弹章。 但季沧苇之享名，既不以其官，亦不以其富，是由于他的藏书。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咏“季振宜诜兮”云： 写韵楼高敞绮窗，旋风叶叶卷成双。沧州一卧何时起?善本连舻尽过江。 首句“写韵楼”疑有误，据我所知“写韵楼”为随园女弟子吴琼仙的别署，尚待考。次句指季氏所藏唐朝一钞本。钱遵王《读书敏求记》： 吴彩鸾书“切韵”，余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碾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因悟古人玉躞金题之战，《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也。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余幸遇此韵，得观唐时卷帙旧观。季氏零替，不知归之何人?惜哉! “沧州”指季氏“吾道在沧州”藏书印。末句则哀季氏之衰之速。按：清朝中叶海内藏书家魁首的黄丕烈，序《季沧苇书目》云： 沧苇书目载宋元版刻，以至钞本，几于无所漏略。余阅述古堂藏书目序有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是季氏书半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没，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尘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记》： 毛氏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择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估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黄六鸿·许三礼·郭附记：洪升·赵执信·查慎行·王士祯·余国柱·高士奇·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子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误尽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祟，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科、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 知县—黄六鸿 黄六鸿复以御试一等擢礼科（非部）给事中，一充会试同考官，调升工科掌印给事笔：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升编管山西。 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 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 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恩）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谢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梁鸿志《爱居阁脞谈》，有《长生殿》一篇，记此一重公案，自诏“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而所记实有未谛。最可笑者，竟误黄六鸿为黄仪。黄仪常熟人，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曾助徐乾学修《一统志》，布衣，与黄六鸿的籍贯、经历完全不符。所引王东淑《柳南随笔》，自亦不足为据。 记此事较详者为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康熙三十二年乞休，翌年成《福惠全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犹召试于江宁，则十二年前精力犹未衰颓，其辞官当以“长生殿”一案，不容于清议，被迫去位，亦可想而知。 至谓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遂罢赵职，此亦不然。此案所以会造成轩然大波，主要的是康熙在感情上的原因。康熙至性过人，对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尤其孝顺。《清史稿》“礼志”叙皇后丧礼，于孝庄之丧，记述特详：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痛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惟令元旦辍哭一日。 礼臣议上尊谧，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谧，心实不忍，论俟奉安寝园，称谧以祭，及梓官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辙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 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孝庄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年底，三年之丧实仅二十七个月，须至二十九年三月，方始服满。帝皇本无三年之服，康熙所持者是所谓“心丧”，虽然丧面服表的迹象不显，但“有触辄痛”；国丧演剧，正触及痛处，乃有严谴。 至于《长生殿》院本，早传宫禁，朱竹曾入直南书房，熟知宫中情形，所谓“禁中乐府柳屯田”，自有确据。事实上，国丧演剧，正因“大内览之称善”而来。王东溆《柳南随笔》前半段所叙，稍得其实：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 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 丁卯为二十六年，内聚班演《长生殿》自在大丧以前，八音遏密，两年之久，内聚班当是看二十七个月之丧将满，可以正式演出，故先以寿洪升为名，先作一次广告性上演。总以为孝庄太后崩逝己久，丧服已降，不至有何麻烦，谁知麻烦极大。 又上演地点非在“生（孙）公园”，在“查楼”，亦即后来大栅栏的广和楼，此为赵执信亲口所述，必无误。 此祸起于要“整”赵执信，事无可疑，但黄六鸿不过发难，推波助澜者另有其人。兹先谈赵执信。此人籍隶山东益都，字仲符，号秋谷。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入翰林。其时方开博学鸿词，四方名士，皆集辇下，赵与朱竹、陈其年、毛西河订为忘年交，过谈欢宴，一座尽倾。但为人峭峻偏狭，与王渔洋由姻亲交好而反目，颇为人所议论。《清史稿》本传云： 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叙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 又《清朝野史大观》记赵、王交谊不终云：赵秋谷宫赞……自遇新城先生，不觉低首贴眼，至有愿作扫除隶之语。由是搁笔不复作诗，历四五年，未尝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颇不安，乃张筵招饮，固请开禁，秋谷始稍事吟咏，然有所作，必就正新城，惟言是听。 交之久，偶以新城赞美某翰林，议论不合，赵大拂意，谗人又从中相构……新城亦谓定远所批《才调集》，卑无高论，“而世乃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是犹嚼粪不知其味耳!”此盖隐骂秋谷。 据邓石如就洪升《稗畦集》、赵执信《饴山诗集》勾稽所得，则谓“此狱明明一党争也”。因《饴山诗集》“上元观演长生殿剧十绝句”自注：“余以此剧被放，事迹颇类苏子美。”苏子美即苏舜卿。《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本传，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记苏舜卿被黜事，确有相类之处。《庆历党议》载： 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罢。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 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怨。衍婿苏舜卿，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祀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卿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国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 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卿名。同席被斥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网打尽矣。” 如真为党争，则其事确甚相类。阅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寄洪升诗：“贝锦谁为织，箝罗忽见侵；考功原有法，给谏本无心。”以及送洪升回杭州诗：“性真与时忤，才高招众忌；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邓石如所言，不为无因。 据邓石如的看法，其时三徐与明珠、余国柱相争，波及赵执信，而赵执信之被祸，“度必与掌院徐元文忤，因亦为乾学所恶”。此为邓石如的猜测，而作此猜测的根据，则以《饴山诗集》中有“感事二首”： 碧山胜赏已全非，谁向西州泪满衣?解识贵官能续命，可怜张傅枉知机!（其一） 戟矜底事各纷纷，万事秋风卷乱云。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其二） 邓石如又作按语云：“二诗感于徐元文之死而作，几于毒詈，知执信被劾罢官，殆为徐氏兄弟所陷也。” 徐氏三兄弟，乾学、秉义、元文，只秉义稍谨饬，乾学、元文皆卷入党争。顺治间的党争，为冯铨、刘正宗斗二陈（名夏、之遴），康熙间的党争，本由索额图、明珠争权而来，邓石如叙其崖略，大致得实： 自顺治中禁社盟，士流遂无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奖风流者尚焉。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同时宋德宜、叶方蔼不能及也，余国柱独与之争，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 二十四年，召试翰詹，乾学首列，入直南书房。翌年由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其事。盖圣祖知其得士，欲倚之为搏击之用。 光芒万丈—许三礼 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枭，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乾学、士奇，嗾郭琇劾罢之。二十七年，乾学主会试，晋刑部尚书，复令劾士奇及王鸿绪，未几乾学亦牵涉张案解任，留京修书。旋遭许三礼严劾，乃遣回籍，犹赐“光芒万丈”匾以宠其行。 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覆，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地，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 康熙朝的党争，初由圣祖操纵，受指使者一为高江村、一为徐乾学。两人贪赂，皆得圣祖默许，所以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拜士奇”之谣。圣祖操纵徐乾学，尤为高明者，是用徐攻李光地，以破其假道学面目，李光地乃死心塌地为圣祖所用。 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起先极深。明珠长子纳兰容若且为徐乾学门生，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其后明珠逐渐失帝眷，徐乾学承帝意动手打击明珠，仍由郭发难。《清史稿》明珠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 几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 明珠广结党羽。满州，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辗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 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则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乃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 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遣。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厚期得人，亦欲合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肤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 此为“国丧演剧”案前一年的事，徐乾学兄弟方力排明珠、余国柱；不意明珠势未全圮，因借国丧演剧一案，对明珠、余国柱一系势力，再作打击。洪升与余国柱交谊亲厚，洪升集中有“寄大冶余相国”诗：“八口羁栖屡授餐”及“身微真愧报恩难”之句。至查慎行则与明珠亦有渊源。 《清诗纪事》查慎行小传云： 查慎行，字悔余，本名嗣琏，字夏重，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人。少学文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秉镫，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挹，声名渐起。屡试不第，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修书。 翌年成进士，寻授编修，祈假归。性不谐俗，有文愎公之目，假满宦者进谗，有毋庸人值之命，遂告归。 雍正五年，弟嗣庭以诽谤成狱，慎行及弟嗣，毕室赴请室。嗣庭瘐死戮尸，嗣戍陕西，慎行得放归。初慎行尝继吴兆骞授明珠之子揆叙读，揆叙附廉亲王胤祺，谋夺嫡甚力。世宗命于其葬所镌石不忠不孝柔奸阴险之墓，乃独宽慎行，或故示不测欤?南归后未一月即病卒，年七十八。 按：吴兆骞居塞上二十三年，白首同归在康熙二十年。南归省母，住吴江约半年，复又北上，感于纳兰的风义，就馆其家，为明珠次子，纳兰之弟揆叙业师，康熙二十三年卒。查慎行即于此时入明珠门下，授揆叙赞，因而卷入党争。 党争的双方，一为徐氏兄弟，一为明珠及余国柱、佛伦等，而出面相争者，则为两言官，助徐者为郭琇，攻徐者为许三礼。此两人亦皆贤者。独立行事，但无形中不免受人利用。 理学家郭琇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与汤斌为同年，由吴江知县行取为江南道御史，三年之中擢为左都御史，复劾高士奇、王鸿绪等，朝贵侧目，终于被诬落职，至康熙三十八始复起为湖广总督。 许三礼为理学家，《清史稿》本传：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 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辅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学宋赵林故事。且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许三礼是康熙所看重的道学家，但很奇怪地，其学近于程朱，却又极尊敬阳明嫡派的黄宗羲，官京师时，凡有所疑，必驰书黄宗羲请敬。家中建一座“告天楼”，日间所作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这样一个讲究不欺的人，奏劾徐乾学，当是出于良知，但恰好迎合了康熙的意思。 徐乾学之罢官，起先是牵涉在湖广巡抚张的贪污案中。张是明珠的私人，贪污行贿属实,但问到行贿何人，张说是徐乾学。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徐乾学扳倒了明珠，张失去靠山，以致被逮，心恨徐乾学，故意咬他一口。不过，康熙心里很明白，徐乾学之劾明珠，出于他的指使,如果徐为明珠私人张指为受贿，由此获罪，变成两败俱伤，则岂复还有人供他利用?因而降旨，戒勿株连，暂时保全了徐乾学。 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上了一道奏疏说：“前任湖北巡抚张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按：“宪长”指左都御史），拒其币问，是以贿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人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所谓“拒其币问”，则张向徐乾学行贿，确有其事，只是徐乾学自道拒贿而已。这自是片面之词，要求得个水落石出，便须提张到案对质。惟既有“戒勿株连”之诏，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康熙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修书者修明史。 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七年罢左都御史。五月，其弟元文补此缺，十二月调刑尚。二十八年五月调户部，除拜授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即有许三礼严劾徐乾学之事，而暗中实为指责徐元文，《清史稿》徐乾学传： 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谷，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谷应调部属，以遵成例。 所谓“明有所恃”，以及独独称道乾学之弟，元文之兄秉义，弦外之音，即在抨击徐元文。 许三礼的弹章中，所提到与徐乾学有勾结的高士奇，亦是康熙朝党争的要角之一。他是杭州人，字澹人，号江村。不学而有术，为康熙的“文学侍从之臣”，招权纳贿，家私巨万，与明珠家皆至道光年间，方始完全败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珠与高士奇皆以贪出名，而子孙坐食至百年之久，邓石如谓之为“贪运久长”的。 高士奇的发迹，传说甚多。一说他年轻时流落北京，在护国寺测字为生，他的字写得很好，为人荐引至索额图门下，充任书写小吏。高士奇善伺人意，颇得索额图的信任，渐成心腹，并荐引至南书房行走。但索额图赋性横暴无礼，高士奇每每长跪白事，偶有不当，索额图破口大骂，甚或动手殴辱，不为高士奇留丝毫余地，高士奇情不能堪，乃转投明珠以倾索额图。 一说是康熙自己所识拔。有一次驾出正阳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子重英豪”，认为措词得体，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高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高士奇有许多著作，大部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鳖退食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子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道，颇为浅薄。所以用高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高士奇得帝欢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入直，口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高士奇十分渊博。 在他人眼中，高士奇谈不到做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身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好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乱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物，几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道。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朱竹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诏下，五十人齐入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子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入史居，卯入申出，监修总裁交引相助。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几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高者，合内外交，逾年，予遂诖名学士牛钿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子许焉。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入翰林，即励杜讷与高士奇，皆以善书法值南书房，高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所指及。竹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据周弃子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孟心史又言：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春秋地名考略，乃清秀水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云云。 盖士奇本不学，又自以文学侍从，为时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见。因而分其苞萱所得，养门客以为捉刀人，得失则又各听其所自为，己并不能加以识别。以此上结主知，特赐博学鸿儒为出身，岂非己未同征之玷？竹辈书生结习，未能因势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语得过矣。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 本传又言“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各语，则颇肖士奇为人。至以修文殿御览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尝盗遍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朱竹获处分，由于私带书手王纶入史馆，抄录四方进呈书籍，为掌院牛钮所劾，得旨降一级，事在康熙二十三年。“三布衣”的潘稼堂，亦以浮躁轻率，为牛钮所劾，夺职而归。这年鸿博中获罪者，尚有秦松龄。《东华录》：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己卯，礼部题：磨勘顺天乡试卷，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正考官左春坊左谕德秦松龄、前考官编修王沛恩、同考官内阁中书王、工部主事张雄，俱应照例革职。候选主事张曾祚，应照例革职，交刑部提问。从之。 按：秦松龄字留仙，顺治十二年翰林，因“奏削案”革职，闲居十余年复以鸿博得翰林。康熙二十三年主顺天乡试，闱中并无关节舞弊事情。而事后忽以磨勘（由御史调取考试墨卷，细加复核，谓之磨勘）革职，且下狱，由徐乾学力救得免，家居三十年，年七十八卒。此狱亦为高士奇一手所布置。 高士奇之不慊于秦松龄，亦以秦轻视其人之故。秦松龄后人小岘著有《词科录》。因为高士奇是“同鸿博”出身，故亦有传，中云： 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扈从东巡录丐序于先宫谕。未应。徐公乃自为之。文恪衔先宫谕甚。甲子顺天科场之狱，皆文恪密为主之，第其事秘不著耳。 文恪即高士奇。秦松龄官至詹事府左谕德，此为东宫官属，故称宫谕。秦家与徐家姻亲，而徐乾学与高士奇又为亲家。辗转姻亲，但卷入党争，只有利害，不讲亲情，此亦为清初党争中的特色之一。 许三礼劾徐乾学时，帝眷未衰，以致劾人者反而获罪。许三礼不甘于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再上弹章，共列七款，言之凿凿，中如： 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试。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刻发卖，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刻版焚化，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 何焯即何义门，苏州人，赋性峭刻，好诋訾前辈。初受知于徐乾学，为人所谗而失欢，改投翁叔元门下。叔元常熟人，康熙十五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此人爱才而性情偏隘，因劾汤斌之故，何焯索还门生帖子，翁叔元大恨，千方百计打击何焯，以致科场失意。至康熙四十一年，始以李光地之荐得直南书房，赐举人，会试下第，而特赐进士，点翰林，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何焯受李光地知遇，列入门墙，但李光地卖友、夺情，皆不为何焯所谅，致书全谢山时，对李颇有微词。 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纤，得赃累万。徐紫贤、徐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 乾学因弟拜相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徐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如此丑语，何不加之他人，而独加之乾学耶? 因徐元文拜相，而徐乾学更加招摇。观夫“乾学似庞涓”之语，可知其为其弟元文的谋主。康熙至此始真正了解徐氏兄弟的真面目。因此，许三礼虽受严斥，而处分反减轻了，免于降调。 彭鹏(1) 康熙操纵党争，使令互攻，藉以获知双方的隐私弱点，握有把柄在手，不即发作，只责令其尽心公事。臣下怀德畏威，无不格外巴结。如李光地道学面目早为彭鹏揭破，而康熙任使如故，李光地何得不尽心尽力。至于彭鹏虽一时斥责，亦终究重用，驭下之妙，无与伦比。康熙六十一年盛世，洵非虚致。 许三礼之留任，对徐乾学自是一个警告，因于这年冬天，上疏乞归，自言： 臣年六十，精神衰耗，只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宪臣许三礼，前因议先贤、先儒坐位，其言不合经典，臣与九卿从对之时，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争，不谓触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 愿以“书局自随”，犹冀复起入朝。康熙此时还未决定对徐氏兄弟应持何态度，因而一贯优遇，降旨褒奖。这是二十八年十一月的话，到了二十九年二月动身南归，陛辞时康熙特赐“光焰万丈”匾额。此用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嘉美异于常情。但亦可能是警告，改“光”为“气”则“气焰万丈”，便足致祸。 果然，徐乾学回到昆山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便有一奏严劾。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隶镶黄旗，笔帖式出身，居官颇有政绩，谥清端，雍正中入祀贤良祠，凡此恤典，决非幸致，是则劾徐乾学可信其非尽为明珠修私怨。其疏兼劾徐氏兄弟子侄，江苏巡抚洪之杰等，原疏胪列多款，引录如下，以见彼时的吏治绅权： 凡为人臣，宜感戴上恩，不负养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职为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如巡抚洪之杰，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谨胪列陈之： 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学士，洪之杰谄媚，制金字大匾一方，旗杆二根，旗上金镌“瑞协金瓯，泰开玉烛”八字，委督粮同知姚应凤，赍至徐元文前树立。复送贺仪一万两，徐元文之子，举人徐树本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赵宁，投拜徐元文门下，馈银一千两，徐元文之侄徐树屏、徐树敏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苏松常三府，采买青蓝布解部，以少价买多，支销银一万四千余两，洪之杰、赵宁、徐树本等分肥。 徐元文之子徐树声，自京到巡抚衙门，称有要紧密信，因开门稍迟，喝打门吏，洪之杰听闻，忙即大开中门，鸣锣击鼓，作乐迎道，衙役路人，皆为耻笑。洪之杰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减等案内，部议革职，蒙皇上宽宥降级留任，而元文、乾学冒恩，以为己力。洪之杰将银二万两，令原任松江知府赵宁，送徐树本收。 康熙二十八年，阊门外居民钦涞、钦鼎丞，彼此争讼，徐树敏见钦鼎丞家裕，嘱托巡抚，令钦涞、钦宸枢控告，许钦鼎丞银一千两，交与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兑收。 徐树声兄弟，前往苏州府承天寺内，瞰琅山房恶僧等富厚，诈银一千两，嘱巡抚止留琅山房之僧，余房僧尽皆驱逐。后被逐之僧，及众百姓为留恶僧，反将好僧逐出，公愤怨憾。 徐树本唆王缉植之母，告同县监生李端匏，久不葬亲，诈得李端匏银四百两。 原疏胪列尚多，凿凿有据，但以彼时官场而论，不算大过。因此，康熙从宽处置，只令徐元文休致。但情势外弛内张，而同时及后世对徐氏兄弟颇多怨词，此亦可怪之事，如《清诗纪事》： 元文原品休致，舟至临清，榷关者发视箱箧瓶无遗，冀验其货贿，竟无所得。乾学非能清白自矢者，特狼藉不如人言之甚，身后藏书斥卖殆尽，诸子困穷，非虚饰也。报复者修怨未已，元文、乾学先后以忧死，党局始稍结。元文撰含经堂集三十卷、别集二卷、附录二卷，与乾学澹园集俱无人为之作序矣，盖忧危中虑为人执持，刻成不敢公然行世。 按：今传《园文集》有宋荦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又《十朝诗乘》载： 健庵以尚书里居被逮，门生故旧相率避匿，独韩慕庐宗伯，以小舟送至淮上。秦小岘过昆山诗有云：“平生师友一长洲，患难周旋共白头。”指此。 姜西溟苦寒行谓立斋身后营葬，亲故无视窆者，其诗云：“君不见，徐相国，一朝抱恨返故乡，经岁得疾归蒿里；卖得遗庄营墓田，葬在虎丘山绿墅，虎丘山寺遍游人，会葬曾无一近亲?就中何物最情殷，朝闻鸱啼暮愁狷。劝君闻此休叹息，是年向尽无气力，哪得青蝇为吊客。”死生贵贱间，世态如此。 韩慕庐即韩，苏州人，康熙十二年会状。陈寅恪谓江浙间以韩科名得意，所以取名为“”著极多。韩，徐乾学门生，敬礼师门，始终不改。曾有“上健庵师诗八章，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为韵。” 但谓徐乾学“里居被逮”，殊有未谛，被逮者为徐乾学子树敏。《清史稿》本传：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淮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舆珏俱坐是夺职，自是者不已。 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徐乾学之死，据邓石如说：“三十三年，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死者来，而不测祸幅，遂卒，盖悸死也。”邓石如的话必有根据。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据石蕴玉所撰徐传：“甲戌卒于家，有旨召回己不及矣!”又郑方坤撰徐传：“逾年诏以原官起用，而宣纶之日，即为撤瑟之辰。”皆为隐笔。 邓石如以为徐乾学死后，“文士多作诗哀思之，鲜有刺讥者，不知其何以得此?”此在韩所撰徐乾学的行状中，或可求得解答： 睢州汤公之抚吴，不名一钱，及为尚书，殁无以殓，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丧，如检讨陈君维崧、倪君灿、吴君任臣、黄征君虞稷、吴孝廉兆骞，皆公一人为之经纪，不以告人。陆御史陇其有直声，殁而公哭之哀，将为之营葬，且志其墓，会公亡，御史至今葬无时也。 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后生之才俊者，延举荐引无虚日……或穷困而来投，愀然同其忧，辄竭所有饮助，不足更继之以质贷亦不倦。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僦别院以居之。 登公之门者甚众……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赖公营救得归者，亦比比而然。 按：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为顺天乡试副主考，拔韩于落卷中，癸丑联捷为会元，复得大魁天下。韩感于知遇，行状中不免溢美，但大致皆为实情。顺康之际，若钱牧斋、龚芝麓等，爱才好客，一时名士受其惠者极多，徐乾学亦复如此。但此亦为康熙所鼓励，假手于徐乾学笼络名流、安抚士人，当时在江南的曹寅亦负有此种任务。明乎此，可知康熙对“四方玉帛归东海”之谣，淡焉置之，其故安在。更可知徐乾学殁后何以四方文士多作诗哀之，而罕讥刺。 徐乾学“哭之哀”的陆陇其与汤斌齐名，为康熙朝理学名臣。他是唐朝陆宣公之后，亦为明朝嘉靖年间有名的“锦衣卫大堂”陆炳之后。《清史稿》本传：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 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景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阙以知县用。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陆陇其入台之时，正当康熙继平三藩以后，策划第二次大征伐，打算亲征噶尔丹。清初用兵，如俗语所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出塞远征，必先遣大员筹办屯积传输之事。户部以军需浩繁，请开捐例，中有一新名目，谓之“捐免保举”。照成例，捐州县保举，须有督抚班子，方得补缺。陆陇其以为保举可以捐免，则捐纳与正途无异，且保举者保举清廉，可由捐而免，则是清廉亦可捐纳而得，因上疏反对，且进一步建议：捐官而三年无保举者，休致。上谕交九卿会议具奏；结果认为三年休致之议太刻，果然如此，求保者奔杂更甚。陆陇其复又上言： 捐纳一途，实系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虽不敢谓督抚之保举尽公，然犹愈于竟不保举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贪污之辈，自有督抚纠劾，而其侥幸获免者，遂与正途一体升转。虽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辈无不先期捐纳，即无不一体升转未可云无碍也。至于到任三年，无保举者令休致，谓恐近于刻，不知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俨然列于缙绅，为荣多矣。若谓将届三年，辄营求保举，此在督抚不贤，则诚有之，若督抚贤，何处营求?且即使督抚不贤，亦必不能尽捐纳之员而保举之，此休致之议亦从吏治民生起见。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庞杂，而吏治能清者。 其时捐免保举者极多，因陆陇其一疏，事在未定，以致多持观望。户部大为不满，策动九卿，作成一项决议，以陆陇其“不计缓急轻重，浮词粉饰”，捐生“犹豫观望，紧要军需，因此延误”，奏请将陆陇其革职，发往奉天安插。 所谓“发往奉天安插”，即是编入汉军，成为旗人。这是当时对有民族意识的汉人，最恶毒的精神侮辱。幸而圣祖之为圣，知道陆陇其极得民心，畿辅百姓，多以陆会充军担心，因而降旨宽免。不久，复命巡视北城。巡城御史犹如地方官，北城又为内务府及太监聚居之处，想来陆陇其必有一番裁抑豪强的举措，可惜史无可征。 陆陇其和平笃厚，涵养功深。《三鱼堂日记》有一条云： 辛未六月十四日在阙右门会议捐纳保举一事，忽起大风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宽免之旨。方颠沛时，最承相爱者，满人则钟申保，汉人则同衙门各道长。外如谭祖豫之计划盘费，张长史之殷勤执贽，崔平山之踌躇前路，皆有古风，而沈乐存之慷慨愿救，尤同衙门之杰出也。 后人就此条日记，评论陆陇其的为人，颇为公允，其言如此： 清献官声学派，冠冕昭代，世无异辞。观此一事，于参劾不公之上司绝无怨言，而于同朝故旧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图维，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圣贤中人，哪得如此和平?如此笃厚? “三鱼堂”为陆陇其的祖父所筑，得名由来有一段故事，《清朝野史大观》记：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且视之，则水荇裹三鱼塞其罅，人称为圣德之，溥子束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堂，今稼书文集称《三鱼堂》。 他书亦有此记载，所督运者为公款，倘或出事，责任不轻。三鱼塞漏，嘉其不欺。汤、陆之为真理学，即以表里一致，而言行亦自有曲体人情、循枉求直之处。《清人笔记》中记其轶事，可见其人： 彭鹏(2) 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入或咎公失言，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公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迳出，学士知，亟疑留之，而棹已返矣。 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此皆深得孔子拜阳货之教者。汤陆之可敬，即在不腐不迂、不托空言，讲求事功，内心极方正，但手段出以圆通。汤陆讲理学，皆深恶袖手谈心性，但陆遵程陆之微逊于汤者，以某观之在此。 陆陇其殁于康熙三十一年，正徐乾学受佛伦所攻之时。康熙曾欲用陆为江南学政，闻其巳卒，乃用与陆同时行取为御史的邵嗣尧。死后授官，不过陆陇其的哀荣之一，生平定价，犹在数十年以后。《清史列传》本传： 雍正二年，临雍释奠，论九卿议增文庙从祀贤儒，因议曰：“陇其自幼以斯道为己任，精研程朱之学，两任邑令，务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实能发前人所未发，弗诡于正，允称纯儒，宜配享俎豆。”得旨俞允。今上乾隆元年，诏九卿核议，应予追谥诸臣，因议曰：“宋儒胡瑗、吕祖谦诸儒，皆未居显职而有谥。陇其虽官止五品，已从祀文庙，应予追谥。”上特赐谥曰“清献”。 寻礼部以会典未载五品官予谥立碑给价之例，请上裁定。得旨：“陆陇其着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照例给予碑价。” 同时赐谥者有汤斌。汤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官工部尚书，但为降七级留任。殁后虽得旨照尚书例祭葬，却未予谥。乾隆元年，特谥“文正”。清朝得谥文正者共八人，除曾国藩以事功差可企及外，其他视汤斌皆不能不深惭。彭鹏附记：李光地 汤陆皆为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这一榜得人甚盛，但同年之间，恩怨纠纷甚多，充分反映了康熙初期仕途上的复杂。徐乾学以外，李光地的是非亦很多，与陈梦雷的纠纷亘数十年无定论，直至傅增湘印《榕村语录》，方知李光地与陈梦雷合作投机，李光地确有“卖友”之实。 此外“夺情”及“外妇之子”，合而为李光地三惭德，尤以“夺情”一事，将李光地的假道学面孔，剥露无遗。发难者莆田彭鹏为有名的一桩柏台故事。彭鹏其人，我以前亦曾说过，但语焉不详，于此愿作一比较完整的介绍。 《清史稿》本传：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佯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 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自其宽。 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 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按：耿精忠在福建作乱，命官缙绅被迫受伪命者甚多。彭鹏坚卧不出，达三年之久。乱定后，撰有《千日大梦记》。李光地家居上游安溪，本可自免，但竟至福州观望风色。赖陈梦雷力劝，始定合作投机之谋，即由陈梦雷受伪命，而由李光地输诚朝廷。如果耿精忠事成，陈梦雷自不愁富贵；耿精忠失败，则由李光地出面证明陈梦雷“身在曹营心在汉”，即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中所谓“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 后来李光地的“节”倒是“显”了，却未“述”其“功”，甚至有落井下石的行径。此即“安溪卖友”的真相。彭鹏必深知内幕，心薄其人，因借“夺情”一事，褫其假道学面目。 彭鹏初授三河知县。此地旗汉杂处，有名难治，又多盗，平剧中的窦尔墩，实有其人，《清稗类钞》记： 窦开山，乳名尔墩，一曰二东。兄大东，皆献县剧盗，能舞枪。使人对面放镖，十镖齐发，尔墩能枪锋抵镖锋，俱使反射，十不失一。舞双刀，尤压倒侪辈。尝劫一巨室，官捕之急，侦得其所在，往迹之。尔墩持双刀闪舞而前，捕卒未见其人，但若有白练一尺，旋行而过。遥望之，隐隐然犹在目，不知其已远数十里外矣。 捕卒等视所骑马二十五匹，其尾尖俱截去尺许，始恍然叹其艺之精，非所敌也。 彭鹏因“缉盗不获，累被议”，即因缉捕窦尔墩，不能得手。但窦亦为之敛迹，民间仍受彭鹏之惠。相传康熙巡视近畿时，彭鹏有调动的消息，三河县民叩辇陈情，欲留彭鹏。康熙表示：“另外给你们一个好官。”有少女抗声而答：“把那个好官给别处地方好了。”康熙为之冁然。升平盛世，君圣官贤，乃有此佳话，不能不令人向往。 彭鹏于康熙二十九年行取为御史，劾李光地“贪位忌亲”，事在三十三年。《清史稿》本传： 三十三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 按：李光地自康熙十九年八月至京，由编修超擢为二品的内阁学士，即因陈梦雷的讦告，徐乾学等人的杯葛，不安于位。二十一年五月乞假送母归里。至二十五年七月始再赴京，授翰林院掌院。 翌年三月，复又乞假归省，至二十七年四月，奔孝庄太后之丧回京，犹为礼部以“在途迁延”所劾。一官如寄，来去不定，可知处境极苦。及至三十三年正月，放顺天学政，四月即丁忧，得旨：“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着在任守制。” 父母之丧三年，是名教中最看重的事。康熙此旨，实在是要试一试李光地究竟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真道学则必奏请解任，回籍守制，甚至拜折即行，不问允准与否，亦不算忤旨。 哪知李光地因为自复起后，居官之日少，在里之日多。如今再回乡守制三年，与朝廷脱节，将来服阕回京，人事全非，再想如现时之帝眷之隆，将不可得。因而上疏乞假九月，回里治丧。这一来滋人口实，群起而攻，《清史列传》本传： 光地疏言：“苦块余生，重荷圣恩之厚，圣知之深，敢不以残喘自效?顾虫蚁微情，乞给假治丧，住返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岁科两试，可以看阅周详，报竣无误。”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一言光地诚以君命为重，当于三年考毕之后，回籍终制。乃闻其请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驰，将来岁科两试，势必潦草塞责。况九月以后，亲丧未远，遂忍绛帐锦衣谈笑论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暂为行权计。然在皇上不妨行权，在大臣必当守经。为光地者哀吁再三，圣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丧九月为请。方今王道荡平，属在武臣，尚许回籍守制，况敦诗说礼之大臣，岂可颜充位? 当日奉旨，仍如初命。于是彭鹏发难，一开头就说：“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接下来说李光地有“可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可留者无非“报亲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此已讥其功名之念重于报亲之心。不可留者十，前面五条，与沈恺曾、杨敬儒所言，大致相同。后面五条，咄咄逼人，词锋极利： 六、光地疏称荷圣知之深，残喘自效，请假九个月，不误学差。佥谓九月大功服，谈言微刺。 七、定例生童匿丧应试，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起而诘曰：“侍郎何至此?”光地何辞以对? 八、学校所以致天下之为臣思忠，为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伦”。光地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 九、本年正月，皇上面议诸臣于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三申意焉。试问光地今日礼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 十、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谊何敢辞?”臣闻宋臣富弼母丧，王起之固辞，且日：“起复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许之，纲目大书，以垂训后世。又宋孝宗起复刘琪，六疏固辞，发明曰：“纲目书固辞予之也。”我皇上尧舜比隆，教孝教忠，必无有辞之而弗允者矣。 康熙得奏，一面将原疏交九卿会议，一面传旨询问彭鹏。据李光地之子《钟伦家书》，旨问： 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何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 所谓“自有深意”，即言欲借此以试李光地。所谓“包容”，即言不说破已试出李光地为假道学。最后两句话，是以为彭鹏欲为李光地补救，仍旧得以回籍服三年之丧，稍得保全道学面目。彭鹏因而有第二疏。古今诛心之论，未有深刻若此者。兹分段录引如下：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然镜照而无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憨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 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血，谁甘面从? 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家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 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 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 此奏一上，竟如所请，命“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一个多月以后，康熙召试翰林官，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自然是因此事而发。康熙有意试李光地的人品，亦获得证实。而李光地之狼狈，可于其子李钟伦家书中见之： 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楚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 李光地在京守制，服满起复，仍授顺天学政。彭鹏亦外放为贵州臬司，升广西巡抚，调广东，四十三年正月殁于任上。在康熙四十年左右，圣祖以为督抚中最清廉干练的，共得四人：湖广总督郭、河道总督张鹏翮、直隶巡抚李光地、广东巡抚彭鹏，每举以并称。除彭鹏外，另三人皆康熙九年庚戌两榜出身，李光地二甲二名，张鹏翮与郭皆在三甲，名次几相连，一为一百二十二，一为一百二十四。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1) 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王望·吴卿怜·毕沅·国泰·于易简·王杰·董诰·福长安 康熙中叶，御史中风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传：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郭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 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 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签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编鸡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呵斥之，隶卒自白：“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此与色厉内荏者，适得其反。大致士气发舒，言路宏开，而确为讲求真是非的时代，始有此等人可见。 《清人笔记》中又记其风节云：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 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 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公，公廷发其奸，某矫辩，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 按：“钓台”为任启运，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于经学。“”即“豸”，兽名，似牛而一角，专触不直者。汉有豸冠，御史专用。豸而无角，何能触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雷，讥之为“解角”。 稍后于任宏嘉者，有陈紫芝，传闻以劾张为明珠所害，《清人笔记》载： 康熙间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帖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报称。 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按：此记开头“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云云，“理少”为“常少”之误，实指高层云。前曾叙及，言官称“台”者指御史，称“垣”者指给事中，台垣合称则兼指御史、给事中。高层云字二鲍，江苏松江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层云在谏垣之时不久，但所论一事，关系甚巨。《清史稿》本传：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部二十四史，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惟有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出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洞见其症结，宫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口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惟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宫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入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楼台之利。 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为皇子选奶口，以及织造差使，均出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几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视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虽已伏诛，但和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壳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黎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谕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事。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 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2) 昆明钱南园副沣，以劾大学士和，直声震天下，其内行尤笃。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妇，惟恐不得。所得俸与诸弟共之，终身无一钱之私。 公督学湖南，每按临各郡县试毕，必进诸生告以经义及诗文佳劣，有字体谬误及音韵失谐者，辄面斥或亲责其掌，然奖励亦至。尝一见武陵赵文恪公，叹为人英，见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兴起者众，士皆畏而爱之。公在湖南，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祷雨得热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将举觞，阍者请馈，公曰：“前巡抚方以死勤事，今遽称庆邪?”今馈烛二梃、藕数斤，代者惧而止。公诗文苍古，书法肖颜鲁公，善画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望而知为严凝之气所特钟云。 钱南园生平多懿行，但为劾和的直声所掩，世多不知。而后世又只知钱南园的颜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余年不少屈，最后竟为和所鸩（见《清史稿》本传）。此犹之乎伊秉绶，只知其书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鹅蛋面名为“伊府面”，不知伊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钱南园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时，恰逢甘肃冒赈事发。甘肃藩司王望，其时已升任浙江巡抚，按治得实，王望抄家处死。王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有治行。望以举人捐知县，走了和的路子，仕途一帆风顺，以贪黩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异》载： 王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取一脔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郡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能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又有一妾，名吴卿怜，苏州人。王望事败，归于和，而和又败，吴卿怜作绝诗八章自伤，诗云： 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王，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 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 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请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乃到吴门。（其六） 村姬欢笑不如贫，长袖轻裙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春深燕子楼。（其八） 所谓“害杀儿家是戟门”者，据说吴卿怜之归和，为蒋戟门所献。戟门名赐，江苏常熟人，文渊阁大学士蒋廷锡之孙。蒋廷锡、蒋溥父子，雍正、乾隆两朝，先后任户部尚书，蒋赐于乾隆五十二年授户部右侍郎，至嘉庆四年始降调，三世官户部，蒋赐复以和的奥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资巨万，起居豪奢，实为和的心腹，但和党羽中，蒋赐之名不显，信乎有术。 此绝句八章，哀婉动人，而吴卿怜实无其人，不过好事者假托而已。据诗，知和之败，卿怜二十九，而王望伏诛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庆四年已十八载，计卿怜之年，不过十一，安得王望的宠妾? 以王望为主的甘肃冒赈案，为乾隆朝大狱之一，陕甘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官吏死者数十人。独陕西巡抚曾两署总督的毕秋帆（沅）无事。钱南园为此不平，上疏举劾，结果降为三品顶戴，仍属陕西巡抚。此是乾隆从宽处置；因为毕秋帆当军机章京应殿试时，书法较劣，本无鼎甲之望，以对策论西北屯田特详，为乾隆亲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门生”，不免卫护。 毕秋帆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屡误戎机，而由陕抚调河南，旋擢鄂督，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始终无严谴。直至仁宗亲政，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学士和、左都御史刘墉，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乾隆晚年，念及身后之名，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故于整饰吏治特严，此案为其一。 国泰，姓富察氏，以纨而早贵，行事荒谬绝伦。《清朝野史大观》记其笑史云：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戏，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亵，关自科诨，草草而已。 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此“藩司于某”即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其兄于敏中，为乾隆早年的宠臣。《清史稿》以于敏中与和卒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坏，即坏于此二人之手，殊为有识。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私底下则长跪白事。监司见督抚，即令是“庭参”亦“扶而免”，三揖就坐，于易简竟至长跪，无耻之极！ 当和一行到达济南时，据说抚署正在演戏。国泰闻报，匆匆卸妆，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粉墨之痕，犹存于面。他自恃有和的奥援，了无所惧。和亦很想袒护国泰，无奈既有钱南园，又有刘石庵（墉），结果尽得真相。 原来国泰早得和密函，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所以钦差一到，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抽查了几封银子，又点了总数，和认为没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馆。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库，第二天再盘。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和虽怏怏不快，却不能不勉强同意。 历城县库的毛病，在库银的形式不符。入库之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通称“官宝”。杂色银两，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官宝”，方能入库。 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轻重不一，式样各异，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他的处置办法很绝：第二天到了历城县，立即出一张告示，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即持借据来领回，逾期不领，视作放弃，没入官库。这一下，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钱南园按数发放，等借据全部收回，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 于是国泰下狱赐自裁。刘石庵调工尚。钱南园升通参，转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学政。以荆州大水，钱在邻省竟不上闻，为乾隆所责。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上疏攻钱，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未及补缺，丁忧回籍。五十八年服阕，授户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椎。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 今和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赧然。 王杰对和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入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读纲鉴，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博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而竟亦成为和党，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死，使监福长安诣。和死所诡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援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察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1)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语。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日。胸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 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妾弟。谢兴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淮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令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其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和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复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 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当时朝士，皆轻和，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惟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诛荡曳青，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 文囿宏开曙色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 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来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奸慝诸款，即时伏法。 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贷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色。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藉此以儆满洲、蒙古的椒房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日，宣布和罪状，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厚馈，可以想见和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绎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 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谖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场，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铁、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场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2)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木兰秋，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马匹喂养，自为要务。而继善长太仆寺，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侵蚀马干的弊端，勇于任事，殊可称道。 至误以“戴菔塘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乌程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荫杂记》，谈乾嘉京师的人物、时事，极有趣味。内多柏台故事，选记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为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按：所谓“巡察东三省”，实即“查旗”。照会典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每营以御史一人；前锋营护军营，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营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于满洲、蒙古、汉军御史内点派。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查旗亦自必出关；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则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遵。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致资经划，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谋害太子胤，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察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诗之赐，所谓“大政资经划，谟待讨论”，可知其必参与雍正最高的机密。雍正许之为“栋梁材”，而“还期作霖雨”，又许之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苍生，即默许其不久即可入阁。果然，雍正七月“署理大学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书只两年，升腾不可谓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谕，备载实录，各就其职司所在，详细指示如何尽分供职，做一个好官。从来帝皇整饬吏治，未有如此明确具体者。这十一道上谕，我相信即出于张廷玉的手笔，其证据在后面要谈到，此不赘。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统三年辛亥，享祚两百九十五年，汉大臣所受的恩遇，恐无过于张廷玉。世宗大渐，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命他日配享太庙。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庙，雍正十三年中，只怡亲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说过，胤祥曾替雍正顶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见，如特命世袭罔替，清初定制八“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张廷玉以汉大臣，不过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勋，亦未有舍身护主的大功，乃竟与怡亲王胤祥等量齐观，可知当夺位初起时，张廷玉参与最高机密，划策决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劳。 及至乾隆即位，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十一年，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乡”。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纠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罢。《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载其经过极详细，但未能搔着痒处。后世亦无言其事者，我今发两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张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夺位，如何弑兄屠弟，如何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全本《西厢记》都在张廷玉肚子里，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类似红娘的角色。 张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谕以“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从祀元臣，何以不可归田终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风极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请教往事，作成记录，留下一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监视。张廷玉不明此理，哓哓争辩，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张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乡思，容貌消减。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复颁上谕，以为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准他“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又说他在“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并御制诗一章以赐。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是标准的“乾隆体”，所谓“潞国十朝”，指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汾阳廿四考非伦”，用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令的典故，而“非伦”费解。但看“勖兹百尔应知劝”之句，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张廷玉就因为不知劝，以致搞得灰头土脸。 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归心极炽，觉得“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因此，特为派人去看张廷玉，将乾隆的意思告诉他，听他自行抉择。 这是试探，而且乾隆已料到，张廷玉求去的成分较多，所以在上谕中埋伏着机关：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是将张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此为以后贬低张廷玉的贡献的张本；笫二、“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见得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如果张廷玉求去，则是臣子薄情。 张廷玉得遂初衷，计不及此，只觉喜出望外。其时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亦优诏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着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并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诗曰：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一）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其二）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其三） 归田之愿，虽可得遂，但张廷玉另有一大顾虑，即是配享问题。由于乾隆曾说过：“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则归田终老即作从祀元臣。因此，张廷玉进宫面谒，免冠磕头，“请上一辞以为券”。这件事是做得冒昧了一点，乾隆除了勉从所请以外，又赋诗一首：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3)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过去有人作打油诗，有“等因奉此”字样，白是游戏文章，但“钦此”入诗，则确有其事。“钦此钦遵”为“上谕”中习见之语，“惟钦此”者，惟有谨遵之意，下接“去国余思或过之”，意谓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上半首的语气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对劲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漫愁郑国竟摧碑”，征魏征之典，充分表现了乾隆的不满。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媚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这已经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则此日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最后两句则是负气之语，误会张廷玉有轻视他之意。反正诗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能张廷玉真有倚老卖老的模样，竟不理会此一警告，当时就做错了一件事，谢恩竟不亲诣宫门，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军机处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其时军机承旨者为傅恒及汪由敦，汪为张廷玉门生，自然将乾隆大为不满的情形，禀报师门。张廷玉第二天特为起个大早赶进宫去。不料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诘责的上谕，相当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录如下：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军机处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纳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纳公亲一人承旨，纳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纳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塞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谕：“《大义觉迷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惟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咏，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欲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肉?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惟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欲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迎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改五日，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翦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日，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 储麟趾 附记：朱荃 张廷玉回籍，在乾隆十五年三月。家居未及半年，又出了一件祸事。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赶考”，为御史储磷趾所参。八月间有上谕，兹分段引注如下： 朱荃在四川学政任内，匿丧赶考，贿赏生员，并勒索新生规礼，赃私累累，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 按：“童试”两考，本县为初试，学政“按临”为院试，分两场，一正试、一复试，取中即是生员，俗称秀才。学政按临以府为单位，其间程序甚为繁复。朱荃大概当时已得丁忧的信息，本应立即卸任奔丧。为了贪图新秀才的贽敬，故意隐匿亲丧的噩耗，逐府赶考，并有贿卖情事，厥罪甚重。 伊乃大学士张廷玉儿女亲家，其敢于如此狼藉婪赃，明是倚恃张廷玉为之庇护。且查朱荃为大逆吕留良、严鸿达案内之人，悻邀宽典，后复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本属衣冠败类。 朱荃年辈，后于张廷玉甚多，当为晚一辈的姻亲。所谓“大逆吕留良、严鸿达案内”，即曾静一案，上谕有意讳言。兹检得雍正十年十二月上谕，曾静一案株连各人，最后定谳，有“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达时，年尚幼小”，又“朱霞山、朱芷年着释放”。此朱芷年即朱荃。 所谓“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指朱荃应制科而言。雍正末年诏举博学鸿词，未及举行而世宗崩，乾隆遵遗志于元年丙辰九月举行，取中十五人，分别授职编修、检讨。次年七月，补试后到者，取中四人，授检讨及庶吉士各二，朱荃即为庶吉士。据《清代馆选分韵汇编》，朱荃字子年，号香南，浙江桐乡人，生员，乾隆二年丁巳补试鸿博，取列二等，授庶常，改编修。此朱子年即朱芷年，兰芷芬芳，由其号香南，可为改芷年为子年的确证。 大学士张廷玉以两朝元老，严鸿达之案，缮写谕旨，皆出其手，岂不知其人，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 严鸿达之案，即曾静之案。《大义觉迷录》所收多篇数千言的上谕，我断定为张廷玉承旨所作，今由乾隆此谕中，获得确证。朱芷年之被开脱，或者亦由于张廷玉的缓颊。果然如此，则不独述旨，即曾静一案，株连多人，定罪甚酷，恐亦不无张廷玉的意见在。 在雍正年间，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谨守远祸之道，亦不当出此，而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负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今既经准其回籍，着交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谕旨。 张廷玉深负三朝眷注之恩，即其不得行私而欲归之一念，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尚欲全其晚节。今乃种种败露，岂容冒叨宠赍，所有历来承受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赍赏物件，俱着追缴。 说雍正在日，张廷玉决不敢与朱荃结亲，此确为诛心之论。乾隆对张廷玉的猜疑，至此又一变。最初是怕他回里之后，会泄露他所知道的先朝的秘密；再是疑心他“旋进旋退”，不愿实心辅佐；至此，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睛里。任何英主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乾隆自然要震怒了。 在命黄廷桂派司道大员赴桐城面询张廷玉时，乾隆又特派内务府大臣德保，去追缴赏赍各件，哪知德保到了桐城，竟是抄张廷玉的家。后来上谕中说，是德保弄错了，将张廷玉的家产发还。这是“有意弄错”的，目的是借此抄一抄张廷玉私人收藏的文件，有无关于雍正夺位的任何秘密记录。否则抄家是何等大事，德保何能不弄清楚，贸然行事?就算德保是真的糊涂弄错了，乾隆必加严谴，何能不追究责任? 张廷玉到此地步，除了服罪，更复何说?奏上交议，吏部议奏：“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上谕宽免，但痛斥一顿： 张廷玉身荷三朝厚恩，罕有伦比，且膺配享太庙之旷典，宜何如感激报效，以尽匪懈之谊。即年已衰惫，亦当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复行己私，但思归荣乡里。于君臣大义，遂恝然置之不问。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是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情罪实属重大，即褫其官爵，加以严谴，亦不为过。 至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伊反为其小焉者矣。既经罚锾，且令追缴恩诺物件，已足示惩。若又如该部所议，革职治罪，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乾隆之为君也，英察有余、仁厚不足。对张廷玉的处置，迹近精神虐待。张廷玉想荣归故里，欢度余年，而求荣反辱，里居则不测之祸迭起。乾隆是有意报复，要让张廷玉觉悟，早知如此，不如留在京里，安富尊荣为得计。乾隆一生行事，类此刻薄之处，不一而足。 张廷玉里居五年而卒。乾隆仍遵遗诏，配享太庙，恤典如常，谥文和。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张廷玉于“五阁臣”中。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这首诗中，乾隆将他对张廷玉的看法，以及何以对廷玉不满，说得相当明白，其中最要紧的是：“述旨信无二，寓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四语，其中包含了许多故事。而张廷玉之终能配享太庙，则得力于“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言其始终能保持世宗的秘密之故。 桐城张氏，在清初即为世家，至“廷”字辈而大昌，门第甚盛。张氏后裔今在台者想亦不少，恐不知其先德在有清三百年中，惟一以汉大臣配享太庙的内幕。至于乾隆之与张廷玉，恐尚有一段秘密瓜葛，与乾隆四年的一重疑案有关。这重疑案，治清史者从未有人说道，于今文献难稽，我亦只能一谈疑案之所以为疑而已。 《清史稿》高宗本纪，乾隆四年十月： 己丑，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等，缘事宗人府议，削爵圈禁。上曰：“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升永远圈禁，弘皎王爵，是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 壬寅……封弘为郡王，袭理亲王爵。 戊寅，弘坐问安泰，准噶尔能否找到京?上寿算如何?拟立绞，谕免死，永远圈禁，安泰论绞。 如上摘录，显然又是一桩谋夺皇位的大案。但令人惊异者，除弘升以外，获罪者都是为雍正所善视者。《清史稿》诸王列传： 胤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叙总理劳，加封镇国公，胤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胤子弘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 按：胤禄为圣祖第十六子，密妃王氏所出，精数学，故通乐理，尤谙火器，乾隆的“武艺”大致皆为胤禄所授。雍正即位后，与胤祥同被重用，并以其继承庄亲王为嗣，袭爵并受遗产，当时颇遭非议，谓雍正有私心。岂意竟卷入此一大案中，岂不可怪? 理亲王弘，为废太子胤第二子。雍正夺位后，为修前嫌，封弘为理郡王，六年晋亲王。对雍正自然亦是感恩的。 贝勒弘昌为怡亲王胤祥第一子，弘皎则为胤祥第四子，雍正八年特封宁郡王。弘普则为胤禄第二子。胤祥与雍正的关系，以前谈过，密切异常。其中惟一属于“异己”者是“永远圈禁”的弘升，他是恒亲王胤祺之子。胤祺为人很老实，但他的生母及一弟，是雍正的眼中钉。胤祺的生母为宜妃，宜妃生两子，一个行五即胤祺，一个行九，便是遭遇最惨，为雍正改名塞思黑的胤。 胤禄父子，及胤祥诸子，皆受雍正深恩。废太子胤虽亦为雍正所深嫉，但弘得封为亲王，则在雍正于诸侄中，所遇独厚。乾隆自从做王子时，便得雍正的欢心，即位后几于明示将传位“宝亲王弘历”。这样一个为雍正所珍爱之子，则凡在受雍正深恩者，皆当翊诚拥戴，而居然图谋不轨，问及寿算，惟恐其不远死，岂不可怪? 此为事理所绝不可解者。同时乾隆对此案的处理，务从宽大，仿佛亦不愿多事追究，更知其中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汉大臣中知道雍正骨肉之间隐私最多的张廷玉，是否牵涉在内，致为乾隆所深恶，亦是无从解答的一个谜。世传乾隆本为汉裔，出于“海宁陈家”，孟心史先生曾为文辟其妄。但乾隆为汉裔，大致可信，吾友庄练曾考证乾隆生母为热河避暑山庄一李姓宫女，旁证极多，假设应可成立。或者此即“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为导致乾隆四年十月庄亲王胤禄获罪的由来。 眭朝栋·孟传金 附记：于敏中·柏·陈孚恩·王鼎父子 清朝本不杀言官，有之自眭朝栋始。朝栋字树人，号晓章，江苏山阳人，两榜出身。乾隆二十五年由刑部郎中考选陕西道御史。未充御史以前，已入直军机。凡御史充军机章京者，不得行使建言之权，此为军机处规制。所以管世铭预备劾和时，先要请求免直。但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并无此禁例，其事即由眭朝栋而起。郭则《南屋述闻》记： 枢直御史告不禁言事，其有禁者，惩于眭朝栋之狱也。乾隆辛巳会试期前，朝栋奏请援先朝故事，别试回避卷。上疑其子弟有应会试者，虑已入分校，故预为会奏，乃特点朝栋充同考官，而令试官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及列单进呈。则朝栋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 是时二公皆居枢府，朝栋以御史留直，当上南巡启跸，曾密谕刘于二公主会试，意必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结交侍例，罹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冒嫌，不敢营救，自是枢垣遂为时论指摘之薮，而留直御史，无复抗章者矣。 按：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奉皇太后巡五台，谒世宗泰陵，并将赴山西平阳行围，预计四月初方能回京，因预先点派刘统勋、于敏中为会试总裁。刘、于其时皆为军机大臣，刘统勋序次在傅恒、来保之后，于敏中则甫入军机一年。乾隆因眭朝栋一奏，疑心他有子弟赴会试，而本身又可能点同考官，则子弟应加回避，故有别试之请。及至眭朝栋点了同考，书写应回避的亲族，发觉刘、于两家的子弟甚多，于是大为怀疑。 表面上看来，仿佛眭朝栋讨好刘统勋、于敏中，实际上是疑心刘统勋、于敏中授意眭朝栋作此尝试。杀眭朝栋，正所以警惕刘、于。此亦乾隆驭下的巧妙手段之一。 乾隆自是英主，但帝皇的大毛病，除祠祷外，游观、土木、黩武三事皆犯，以致大损国力，当其极盛，亦即为爱新觉罗皇朝衰落的开始。但道光以后，犹得有短暂的“同光中兴”，则以历朝皆注重培养人才。而乾隆特重科举，寒士而为真才，必能扬眉吐气，此为培养人才最要之着。及至道光年间，曹振镛、穆彰阿先后用事，政风不振，科场风气亦坏。于是乃有咸丰八年戊午的大狱，大学士柏斩于西市。其事发端于监察御史孟传金一疏，亦一有名的柏台故事，撮叙其始末如次： 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派出考官大学士柏，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侍郎程庭桂。发榜以后，流言四起，第七名举人旗人平龄，当入闱之时，竟在某处串戏，可知必有枪替。但闱中有弊，竟由副主考证实，于是案子一发不可收拾。《清朝野史大观》记： 天津焦佑瀛，时以五品京卿充军机领班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于湖广会馆。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是科副主考也，谈次，述闱中正主考柏，有改换试卷取中事。于是载垣、端华、肃顺，均不满于柏，思中伤之。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狎优伶，请推治（平后瘐死狱中）。文宗大怒，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复勘，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与端、肃，乘间耸动，下柏家人靳祥狱，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 焦佑瀛为辛酉政变主角之一，虽为“达拉密”，但以所谓“三凶”的支持，势焰张甚，京中提起“焦大麻子”，几于无人不知。 孟传金字胪卿，号小圃，直隶高阳人，道光三十进士，由礼部郎中转江南道御史。因劾奏此案，兴起大狱，多责其多事，竟至蹭蹬一生。言官闻风言事，实无足责，但因适为肃顺所利用，故为人所恶。 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郎中浦安，与新中式之主事罗鸿绎通关节。罗对浦吐供不讳，居间为罗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并逮李。时罗识颇严，都中人无敢谈是事者。 未几，察出程庭桂子炳采，收受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赂，代谢森墀关说。程氏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诘孚恩曰：“君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君知之乎?”孚恩嗒然。次日急具折自行检举，得旨逮孚恩子，孚恩毋庸回避，孚恩终以儿子事不乐。 潘父为侍郎，孚恩稔知其与程交密，乃以危事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子亦入狱矣。李清凤，告病在籍侍郎也，因子旦华事，忧惧病加剧，竟死。余牵累者，惟彭祖彝查无实据。 按：陈孚恩江西新城人，拔贡出身，为“穆门十子”之一；穆彰阿败，改投肃顺。此人善于逢迎，一向不惮助人为恶。《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琦善丧权辱国，而穆鹤舫相国柄政，与相朋比，阴袒之。王文恪自河工还朝，屡进言不得，愤甚，一日召对，力荐数人，邓筠与焉。上顾而言他，既而曰：“尔疾未愈，盍少休，何亟亟为?”文恪犹有言，上拂衣起。文恪挽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帝。”益干上怒。 次日怀封事诣直庐，欲俟枢臣退直，面致之。是日下直特晏，觅文恪已缢于别院。怀中封事尚在。急令舁归救治，已不及。文恪子小，受人恫吓，竟灭其疏，以疾卒上闻。 相传文恪之薨，陈子鹤尚书时为枢僚，承穆相意，奔问，谓公子小：“遗疏上，圣怒且不测，不若隐之，可全恩礼。”小怵于利害，勉从之。于是文恪饰终得优恤，而子鹤骤贵。杨性农太史彝珍为赋东郭有嗥狗云：“东郭有嗥狗，旦暮啮我缎，欲语不敢吐，坐恐贫无家，青天照明月，罗幕翻重遮，低徊就别室，百忧稠如麻。空床甘独守，但感恩无涯，匣中所赐珠，夜静犹光华，深堂鸣锦瑟，列坐多新娃，不察孤衷苦，笑语纷欢哗。起叹倚庭柱，深厌年华赊，一死明寸心，妾土生铜花。铸作双秦镜，贻君长避邪。”诗旨隐约，哀文恪也。 其事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王文恪即乾隆特点为状元的王鼎。穆鹤舫即穆彰阿；文忠者林则徐。小为王鼎之子王沆，道光二十年庚子进士，点庶吉士，其时犹未散馆。陕甘同乡以其不能成父之志，多加轻视，王沆以编修郁郁而终。 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不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增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待续:沈淮、吴可读、安维峻、刘恩溥、台规、李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