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终身未婚的民国第一奇女子:恋上梁启超与汪精卫
人生传奇：吕碧城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
爱情故事：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汪精卫年纪太小。她能看上的人屈指可数，而被看上的人，往往又“使君有妇”。自认“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吕碧城终身未婚。
吕碧城堪称民国第一奇女子，其一生颇为传奇：她主笔《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她才华出众，文采斐然，是近代卓越的女词人;她有胆识有才干，参与创办北洋女子公学，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第一人”;涉足政界，角逐商海，游历欧美，“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将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风生水起的她，最后却看破了世事和繁华。
凤毛麟角之才女
12岁时诗词书画造诣已很高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安徽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3万卷。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得吕碧城聪颖而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吕碧城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造诣就已很高了。这一年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词：“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未知？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浸把木兰花，谈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毫兴，写入丹青闲寄。 ”
当有人告诉当时的“诗论大家”樊增祥，这是一个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断不敢相信“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如此荡气回肠的词句竟出自一个小女孩之手！
吕碧城著有《信芳集》、《晓珠集》、《雪绘词》、《香光小录》等十几本诗词集，其代表作被近代词学理论家龙榆生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称之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凤毛麟角之才女”。
评论家陶杰说，吕碧城的词“并非首首闺秀纤巧，而是烙印了时代的烽烟。手笔婉约，别见雄奇，敏感玲珑，却又暗蓄孤愤。”柳亚子认为，百余年来，吕碧城“足以担当女诗人而无愧”。吕碧城不仅是近代卓越的女词人，而且于诗文创作亦同样才笔纵横，卓尔不群，造诣甚深。诗人易实甫曾称赞道：“其所为诗文见解之高，才笔之艳，皆非寻常操觚家所有也。 ”
吕碧城不仅是大才女，而且是大美人。从时人赠她的“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以及“冰雪聪明芙蓉色”等诗句里，也可看出她的美貌来。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誉其为“美艳有如仙子”。
人物介绍：吕碧城
吕碧城，曾任袁世凯的女秘书，创造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景观，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惊才绝艳”、“风致娟然”，是真正的人中之凤。身为民国大才女的吕碧城终生未嫁，亦是民国的一大剩女。
中国首位女编辑
二十出头成为《大公报》主笔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母亲严氏被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其中包括时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官员们不敢怠慢，吕碧城母亲得以脱险。但吕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那时女子订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则是奇耻大辱。这段痛苦的经历，在吕碧城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成为她终生难以抚平的创伤，自此萌发了对封建制度的无比痛恨。
连遭失夫与女儿被退婚的双重打击后，吕碧城的母亲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盐场总管，八品官)的兄弟严凤笙，开始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书艺墨魂、粉黛丝竹的生活，20岁的吕碧城于1903年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外甥女要入新学，遭到守旧舅父的严词骂阻，说女孩家应在家中恪守妇道，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她身无分文，就连行装也没来得及收拾。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馆的老板娘。当她了解到吕碧城的情况后，便将其带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
由于吕碧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便四处转悠。她无意中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滨江道的大公报社，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来津的种种情况，情真意切地寻求援助。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这封信恰巧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看到了，惜才爱才的英敛之亲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访，相见之下对吕碧城的胆识甚为赞赏，并当即决定邀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吕碧城因祸得福，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所发表的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就颇受前辈们的赞许。 1904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她的锦绣文章频频面世。她的两个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和她一样，均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大公报》编辑出版了《吕氏姊妹诗词集》，并发表评论，称她们是“硕果辰星”式的人物。
社交场上的明星
曾经看上梁启超和汪精卫
其时，各种聚会上常常会出现吕碧城的丽影芳踪。当时各界名流纷纷追捧吕碧城，如著名诗人樊增祥、易实甫，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
当时追求吕碧城的人很多，据说吕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只看上了梁启超与汪精卫，但她又嫌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吕碧城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吕碧城同岁)。另外，根据近代天主教史学家方豪先生考证，《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十分爱慕吕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误会。
吕碧城是这样与友人说起她的情感感悟的：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梁启超
倡导女权先驱者
与秋瑾交情深，两人常论国事
吕碧城曾与“鉴湖女侠”秋瑾同榻而眠，呼吁革命，是发动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吕碧城与秋瑾交情莫逆，所论多国运民脉之事。“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是她们的共同心声。有趣的是，秋瑾因仰慕吕碧城，也号“碧城”，不少吕碧城的作品被误认为出自秋瑾之手，于是秋瑾“慨然取消其号”。不久，吕碧城又为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撰写发刊词。秋瑾被害，吕碧城十分痛心，夜不能寐，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又在灵前祭奠。
吕碧城又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
严复的女弟子
兴办女学，得到老师鼎力推荐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严范荪、傅增湘等相识，以求支持。《天演论》译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并任该校总教习、总办(校长)，与英敛之过从甚密，曾为其手书《大公报》报名。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赞之曰：“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 ”
严复随后不仅收她为女弟子，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师生互致诗词唱和，还向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
23岁的女校长
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
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女学筹办进展顺利。1904年10月3日《大公报》刊登了“倡办人吕碧城”发布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这一时期，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国民素质为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个人”和“完全之国民”;女子要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打破女子教育以识字和家政为主的教育清规，以西方教育为蓝本，对女子必须授予全面的教育;女子教育要大胆任用男教师，以提高女子教育质量;女师的学生，今后不仅做女子学堂的教师，更要做男子的教师等等。
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她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等，她们都曾聆听过吕碧城授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吕碧城影响下，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并成绩斐然。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旌德一门四才女”一说成为当时广为流传的美谈，为时人所称羡。
袁世凯的秘书
辞职后角逐商海、游历欧美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任大总统，吕碧城进入新华宫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筹安会的一批人积极充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她4年后学成归国。 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吕碧城终身未婚，后逐渐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民国初年，吕碧城在北京见过天台宗高僧谛闲，若有所悟。不过吕碧城真正开始信佛，根据她自己的记叙，是在1929年前后。当时吕碧城旅居英国伦敦，友人孙夫人偶然在街头“捡得印光法师之传单，及聂云台君之佛学小册”，孙夫人对此不屑一顾：“这时代，谁还要信这东西！ ”但吕碧城立刻说：“我要！ ”“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师之教，每晨持诵弥尊圣号十声，即所谓十念法。此为学佛之始。 ”
吕碧城信佛后，守五戒，吃素，而且大力宣传动物保护。 1929年，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保护动物会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大力提倡素食，“护生戒杀”。 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硝烟比中国更浓。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购的一所房子中，后搬入东莲觉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民国大师嗜好:梁启超爱打麻将 胡适好当月老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潘光旦最大的嗜好就是好奇，并讲述了一件事情：潘光旦从没吃过老鼠肉，某天突发奇想，令家人一起，翻箱倒柜，掘地三尺，逮了几只老鼠，煮食之，以满足好奇之心。
在重庆，潘光旦兄弟是个银行家，听说哥哥吃老鼠肉，心中十分难过，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并去信叮嘱，日后生活紧张，可来电，绝对不可再这样，搞得全中国都骂自己不照顾兄长。
章太炎嗜吃臭东西，以臭为美味。一次，画家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臭咸蛋，章大乐，竟然开口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
隔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更是乐不可支，说：“有纸只管拿来写。”钱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他竟一气写了四十多张。后钱又陆续带来臭花生、臭冬瓜等物，让章又写了一百多张，不管什么内容，章居然无不言听计从。
章太炎最别致的嗜好是替人医病，他不仅为亲属或友邻开过药方，还曾为革命家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过药方。但因他缺少临床经验，故虽说起来头头是道，却根本治不了病，但他总洋洋自得。
朋友如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要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而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一两八钱，弄得谁也不敢吃他的药。
黄侃的为人处世，自有众多耿介畅快之事。而他最可爱之处，却在于他的偏爱佳肴与美酒。一次，黄侃在酒楼请人吃饭，主宾落座以后，忽然听见隔壁的房间有人在很大声地讲话。黄侃探头一看，发现是自己的学生，心底就颇为不悦。
黄侃的师道尊严是出名的。眼尖的弟子也发现了自己的老师，也晓得自己的喧哗孟浪惹恼了老师，就赶紧跑过去问好。黄侃当然是板着脸，对他大加训斥，而且话题似乎有言之不尽的意思。
见此状况，弟子赶忙把跑堂叫来，当着先生的面讲：“我不是讲过我先生要在这里请客吗？为什么不上十年的花雕醇酒呢？今天请客的钱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训斥之声立即戛然而止。
金岳霖酷爱养鸡。在云南时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泰然处之，令人叫绝。
金岳霖还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家的孩子比赛斗鸡，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他再去买。他的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昂贵的蛐蛐都是他的爱鸡的食粮。
林语堂爱烟，说尽烟的好处，在当今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对烟的颂扬，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主编《论语》时就开始了，尤其是对他所佩服的清朝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的那支特大的烟管，是不会忘记提及的。
在纪晓岚的烟斗里，装一二两烟、吃一二小时的痛快，也许对林语堂产生过极大的诱惑。“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便是出自他的“专利”。
在《论语》社，他与同仁订了不劝人戒烟的公约，而实际上他不但不劝人家戒烟，而且还鼓励别人吸烟。在戒烟上，他总是反其道而行之。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之大，可以想见。
梅贻琦也偏爱此游戏，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记载，他在1956年-1957年，麻将打了85次，大约每周会有一次。这85次，梅校长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共输掉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胡适的爱好很有意思，除了也喜欢打麻将外，还爱好当月老，撮合过好多美满的名人婚姻，他有一本“鸳鸯谱”，上面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徐志摩夫妇、沈从文夫妇、千家驹夫妇……
大师在学术上造诣深厚，令人高山仰止，生活中的爱好，却令人忍俊不禁。大师也是人，有着各自的真性情，反而是这些嗜好，让他们备受尊敬的同时，多了一份可爱。
晚清时期为何选择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
中国的革命党人和日本关系非常密切。维新变法失败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就逃到日本。清政府发出通缉令，但日本政府依然对康梁予以庇护，不但是提供住宿，并且拨出大笔经费，让康梁继续宣传活动。
对于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同盟会，日本朝野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革命党人在国内身份曝光后，绝大多数会选择流亡日本。一些日本“友人”常常伸出援助之手，比如日本著名的活动家宫崎寅藏。同盟会的多次会议，比如其成立大会，就是在宫崎寅藏以及其背后的黑龙会帮助下召开的。
黑龙会并非一个简单的民间社团，而是日本最大的军方情报机构。
而日本政界一些顶尖大佬，也明里暗里的支持中国革命党。比如犬养毅(日本第29任首相)、尾崎行雄(第2次大隈内阁司法大臣)、副岛种臣(前枢密院副议长)、大隈重信(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等日本政坛权势人物都曾接见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提供庇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这就很让人不解了，莫非日本人真的那么好心，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兴的、强大的、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新政权吗？
当然不是。日本人如此行事，有着极其险恶的图谋。
在支持革命党人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清政府也提供大量便利，甚至直接出兵帮助剿杀革命党人。
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清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向各国列强提请帮助。日本政府“慨然答应”，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指示驻华大使，答应清政府的请求，提供大量枪械弹药，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清政府亦应改善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
那么，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在《中日外交书》中记载了日本军方这样一段文字：“使革命军之抵抗长期化，于我国(日本)之对清政策极为必要”。
西园内阁也提出：“满洲问题之解决，唯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
原来，日本大力支持革命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培植中国国内的反政府力量，让中国更大规模的陷入内战的混乱中。无论是支持革命党反对清政府，还是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党，都是出自这个肮脏的目的。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继续内斗，消耗实力，为日本吞并东北乃至中国作准备。
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康梁曾以保皇会名义募资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 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任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得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梁启超也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估计没人能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又募集了不少资金。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有为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康有为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住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严复讥弹梁启超:所得于杂志者 大抵皆造业钱
严复的思想与近代以来中国众多思想家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立场始终是：必须在广泛的社会形态、深层的制度法理、久远的历史文化传承脉络这三者相互贯通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说明中国社会复杂的生命性状，说明泰东、泰西之制度何以截然不同；而这也就是严复反复强调“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国者，有机之体也”的深意所在。
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严复对于中国革新路径的设计也与其他思想家、革命家有着很大的分歧。最为人知的例子是1905年，53岁的严复以开平矿物局讼事赴伦敦，当时孙中山恰在英国，闻严复至遂上门拜访，谈话中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则表示异议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严复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形态因其深层千丝万缕相联的“有机”结构，所以任何停留在局部、表层和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都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于是在戊戌变法之年他说：
近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无以名之，名之曰“离心力”而已。
因此他对改革路径的设计当然与排满革命者们大为不同，比如严复在辛亥革命之际甘冒舆论之大不韪而指出对于中国的贫弱腐败，汉人与满人同样具有责任：
“中国之至于贫弱腐败如今日者，此其过不尽在满清，而吾汉族亦不得为无罪；则其言一出口，必将蒙首恶之诛、公敌之指，而躬为革命之少年与为其机关之报馆方且取其人而轘裂之矣。然而仆亦爱国之一男子，有问于我，必将曰：中国汉人程度真不足，而中国之贫弱腐败，汉人与有罪焉。何则，事已至此，诚不敢爱死而更欺吾同胞也。”
而早时他更曾断言：“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这样的视角，当然决定了严复希望通过君主立宪、发展基础教育、提升民智民力民德、以地方自治等方式逐步培养国民运用民权的能力等等一系列长期的渐进道路而使中国走出中世纪，并且也决定了他后来以“保守”的态度，批评中国近代以来疾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以及相应的政治理念，比如他在1916年的看法：
“至于任公（指梁启超），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自《时务报》发生以来，前后所主任杂志，几十余种，而所持宗旨，则前后易观者甚众……顾而至于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僴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
“（梁启超）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于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今夫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见《文集》第五卷）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见所著书名《九十三年》者）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犹能与之，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亲贵用事，其用人行政，尤背法理，谁不知之。然使任公为文痛詈之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至天下愤兴，流氓童騃，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立宪君主之政府，何尝不可做到。”
可见严复与时局潮流日渐激进的扦格难通，乃出于很深的考虑：社会改革的设计不可能有网尽天下之利的喜剧方案（“非常可喜之论”）；只能不断在痛苦和谨慎的摸索之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择于两过之间”）。
1945年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说：对于“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的梁启超，几十年以来的评论者总是诟病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将此视为他的不幸；但是在陈寅恪看来，这种批评实为肤廓之论，因为梁启超的“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
陈寅恪还把对于梁启超的评价放在中国变革之异常艰难的大背景中，并且引出自己在这环境之下，对于如何选择制度方案的态度转变：“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
如果说陈寅恪的悲慨确是有感而发，并且被以后历史证明有其根据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联想到，早在陈氏之前几十年，严复这位对中西社会和文化同样有着过人了解（与陈氏相比，他对于中西制度结构及其法理的探究要深入得多）、同样是与近代以来的变法维新有着血肉关联的思想家，就曾反复告诫过世人，要警惕在“新法之新”催动下得出“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那样的逆向结果。
在很长时间里，举世流行的热望始终都是笃信一种“非常可喜”的制度方案如何能够使中国迅速富强，甚至“超英赶美”；所以相比之下，能够看到“如车轮之逆转”之悖论的严、陈等人不仅寥若晨星，而且更落得悲剧性的宿命和无奈。严复这位向中国介绍近代以来世界面目、尤其系统地向中国输入宪政法理的第一人，终其一生反而只能抱着那样“保守”的态度来评价世事翻覆，这可能真像陈寅恪评价梁启超那样，是“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
为梁启超生下7个孩子的陪嫁丫鬟 撑起梁家半边天
作为晚清政治名流、著名学者，梁启超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然而，此前他却与妻子的陪嫁丫鬟圆了房。可怜的丫鬟，连小妾的名分都没法得到，但她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名分。
六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时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聪明勤快，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8岁时，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名流、著名学者，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食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名分。
梁启超温和儒雅，才华横溢，在她心里，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莫大的幸福。在家中，她不辞辛劳，侍奉他的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儿。梁启超偶尔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甚至写信。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梁启超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难，聪慧如她，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对外联络，大都由她操办。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四年，主要靠卖文维生，生活清苦。李惠仙是千金小姐，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其实她的亲生女儿也正因白喉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女儿因护理不周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正是有她这样卑微的爱，梁启超在晚清政坛，大展拳脚，改建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他毅然拒绝袁世凯20万元银票的封笔费，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讨伐袁世凯称帝，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李惠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王桂荃百般劝慰，精心照料，可是，5年后的深秋，他仍撒手人寰。临终前，他拉住她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孩子们就拜托你了。”她的泪夺眶而出，却坚定地说：“先生放心，孩子们有我呢！”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九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只有四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她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让孩子多读书，孩子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们。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称呼她为“娘”。
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在孩子们身上，也成就了这九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梁思成等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的老婆”，家被抄尽，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在北京香山漫山成片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
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梁启超实业投资遍全国
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梁启超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康有为光靠卖字每月就能进账1000银元……还敢嘲笑文人穷酸吗，少年？
章太炎：专写墓志，要价奇高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婚，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其了“四色”。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
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浪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可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章夫人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
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2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2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
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
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俭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喜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批成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的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是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10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比。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糜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30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浪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此提督署后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清末文人王国维 为何王国维坚持留着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是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对这样一位不只是一条辫子所能代表一切的学者，没有人会忍心去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怀念着满清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向罗振玉汇报消息，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部分中，可以说明一二。像其中所收民国六年六七月间致罗振玉的书信即是一个例子。但在同书一九四——一九五页，即民国六年六月三十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父亲与沈氏间私交之深，其家人尚加隐瞒，足见父亲与民六张勋复辟，并无关联。至于热中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立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是罗振玉所伪造的，故其说法的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罗王齐名，但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恩怨，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二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来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话的含意吧！
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因此力倡导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才回国。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思想最复杂、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他认清了清末的中国局势，更坚定了中国如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强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提出了他闻名遐迩的“破坏主义”的政治主张。 “破坏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只要能使国富民强，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暴力革命破坏为主的方式，对中国彻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认为，要想挽救国家的政治现状，启迪国人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就必须行“破坏主义”。
1903年，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这使梁启超备受鼓舞，又意识到剧烈的暴力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因而重拾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提出“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的君主立宪”。他认为：“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时间比较长，中国从底层民众到上层官吏都没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体国民素质比较低，应该通过开明专制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他还进一步说：“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在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实情况下，再提倡君主立宪，必然与现实不符。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依法重建政府权威，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从而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当时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这两者中以袁世凯一方的力量最为强大。因此，在选择政治势力时，梁启超就倾向于拥护掌握强大实力的袁世凯。应该看到，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梁启超很快觉察到袁的称帝野心。不过在开始时，梁启超并不极力反袁。他曾劝过袁世凯，要当皇帝，当前不易操之过急，待条件成熟，再称帝不迟，但袁世凯根本不予理会。梁启超对袁完全失望，遂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称帝是逆天而行。这样，梁启超转身就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梁启超生命的终结，和他一生多变的政治主张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呼应。1928年，医生误割了他并无病变的右肾，但是他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曾带疾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作为受害人，他肯说这样清醒的话，是颇为可贵的，失败的手术直接导致他于次年病逝。
梁启超晚年曾说：“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晚清历史揭秘:梁启超为何要挖孙中山的墙角
俗话说，“只要锄头舞得好，没有墙壁挖不倒”。梁启超就是这样一名善于挖墙脚的高手。
当年，梁启超曾经在背后挖了孙中山一锄头，挖得他元气大伤，损伤惨重。以至于过了很久，孙中山提到此事都恨恨不已。
梁启超为何要挖孙中山的墙角？他是怎么做到的？
众所周知，美国檀香山是孙中山青年时代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少年时代，他在这里的基督教学校毕业，拥有众多同学和故交。孙眉是当地大富豪，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其在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号召力。1894年，孙中山本人又在此地成立了兴中会，有了大批追随者。因此，孙中山一直视檀香山为自己的发源地和大后方。每每在国内遇到什么挫折，就逃到这里来舔舐伤口、恢复元气。
1899年冬天，梁启超从日本来到了檀香山。
我们知道，虽然梁启超与孙中山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但两人所行之路截然不同。一个从维新走向了保皇，一个因为改良之路受阻，走向了革命。两人就像两道平行的铁路轨道，虽都旨在拯救中华民族，但绝少交集的机会。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来檀香山呢？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起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期望在中国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实验。无奈，顽固派的势力太大，没几个回合，变法就以惨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出中国，流亡到了日本。迫于清廷的压力，日本把康有为礼送出境。后来康有为去了加拿大，继续筹建保皇党；而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并与当时正在日本发展革命力量的孙中山见了几次面。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中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虽然梁启超与自己政治理念不同，但他认为，既然大家都是被清廷通缉的流亡分子（孙中山也曾经被清廷通缉），就应该同仇敌忾，共同对付清廷。此时，目睹了日本现代社会的梁启超，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触动，也使得他与孙中山的交谈，有了更多共同语言。
根据史料记载，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甚至开始策划合作成立革命党了。可就在这时，远在加拿大的康有为听到了风声，非常生气。作为保皇派的领袖，康有为不愿弟子梁启超滑到革命党一边，就写信要梁启超离开日本。去哪里？檀香山。干什么？发展保皇会成员。
骨子里非常传统的梁启超，听从了康有为的指示，启程去了檀香山。不过，在启程之前，他找到孙中山谈了一番话。
梁启超告诉孙中山，自己这次去檀香山，是去发展革命会党。因此请他开一张介绍信，把自己介绍给在檀香山的孙眉和兴中会会员。要说孙中山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了，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浪没见过？听了梁启超的话后，居然深信不疑，挥笔写了一张介绍信，交给梁启超。
梁启超是第一次踏上檀香山的土地，但是，凭借着孙中山的介绍信，他受到了兴中会会友们的热情接待。在梁启超写给孙中山的信中如此描述，“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梁启超去拜访孙眉一家时，孙眉不但“招待优渥”，还令儿子对梁启超“执弟子礼”。显然是没把梁启超当外人看。面对此情此景，梁启超很是感动，信誓旦旦地向孙中山表示，“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
但真是这样吗？
梁启超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开始在兴中会会员中发展保皇会成员。他是这样对兴中会会员们说的，“我们现在名义上是保皇，实质上是革命。”梁启超因为“戊戌变法”，在华侨中颇有声名，本身口才又甚为了得，加之他又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竟然赢得了不少兴中会会员的信任。他们在梁启超的鼓动之下，纷纷脱离了兴中会，加入到保皇会。
接下来在檀香山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速了兴中会会员们投向保皇会的步伐。
当时，檀香山刚刚发生过瘟疫，为了杜绝传染，美国政府纵火焚烧了疫区。这一把火，让当地华侨财产损伤惨重，也激起了他们团结起来抵抗外人（美国政府）的决心。梁启超就告诉他们，只有把光绪扶起来，重新做皇帝，才能国富民强，抵抗外敌。这些华侨们本来就有浓厚的保皇思想，听了梁启超一番话，就更加紧密团结在他周围了。这时候，梁启超俨然成为了当地兴中会和华侨的领袖人物……至于孙中山，已经被人们抛到脑后。
接下来，梁启超开始谋划向当地侨商筹款的事项了。
梁启超已经在檀香山居住差不多半年了。按照初衷，他的主要目的倒不是来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员，而是为国内唐才常等好友策划的勤王活动筹集资金。老实说，能不能在檀香山筹集到足够资金，梁启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最初只是把檀香山作为中转站，通过这里去往美国或者香港。但是，由于康有为不支持梁启超去香港，去美国也因为瘟疫的原因屡屡遭到美国政府拒绝，不能成行，还被美商赫钦骗了2万元。怎么办呢？还得找侨商们想办法。
梁启超通过精彩的演说，向广大侨商游说，只因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列强欺凌，在国外的华侨们才备受歧视和欺负。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只能进行勤王活动。在梁启超的鼓动之下，侨商们慷慨解囊，很快就筹集到10万余元。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估计。
梁启超筹集到足够的款项之后，于当年7月18日离开檀香山，回到日本。在檀香山短短半年时间内，梁启超不但挖了孙中山的人，还挖了他的财。1904年春，孙中山回到檀香山，为革命开展筹款活动。他发行了一种“军需债券”，声明此时借款10美元，革命成功后还款100美元。但他最终只筹集到2000余元，与梁启超筹集到的款项相比，相去不知道里计。
梁启超的挖墙脚行为，给孙中山带来的恶果远远不止这些。兴中会的会员严重水土流失也就罢了，无法筹集到更多款项也就算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恶劣起来。他不得不考虑离开檀香山，去美国发展。为了拉拢美国著名社团组织——洪门，他打算在檀香山加入其分堂致公堂。没想到的是，致公堂中颇多保皇人士，千方百计阻扰他的加入。好在洪门老叔父钟水养非常敬重孙中山的为人，拍案而起，“我们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孙中山虽然没有加入洪门，但他在外已经实践了多年。这种人士我们打开大门欢迎都来不及，怎么会把他阻拦在外。这不是违背洪门的宗旨吗？”在他的力排众议下，孙中山始得加入洪门。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孙中山从檀香山来到美国旧金山，当地保皇会人士勾结关员，阻止孙中山登陆，把他羁留在海关附近的一处木房。在洪门的帮助下，孙中山才安然脱险，进入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与较激进的革命人士打交道的时候，一些保皇人士表现得确实很不堪。
梁启超曾发明五人麻将打法 称救国一定要打麻将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为了打麻将推掉演讲，可见麻将对梁启超吸引力之大。
不过，有时有人请他做演讲，他还是会爽快答应的，但在演讲之前，都要先玩几圈麻将。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振振有词：“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说来也怪，每次从牌桌上走下来，登上演讲台，梁启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演讲灵感来自牌桌的滋润。
据梁启超的朋友严范孙回忆，梁启超还曾发明过五人与三人麻将玩法。
一次梁启超去朋友家玩麻将，四人正准备开局时，又来了一位访客，而此君也是他们圈中的雀友。这种情况下，多半是主人主动退出，让客人玩上几圈。但梁启超不同意：“如此一来，满足了客人，主人岂不是很扫兴？不妥，不妥。”梁启超随即想出了一个五人打牌的办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现了五人轮流上阵的奇观，让人不得不叹服梁启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创造性。
三人麻将玩法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战。
梁启超虽然热爱麻将，但战绩糟糕，十打九输。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据地把麻将和救国结合起来：“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民国知识分子竟爱武斗 梁启超曾带队拳击章太炎
章太炎斥康派为“教匪”，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是植物人，立即动手还击。
文人相轻竟至于大打出手，亦不鲜见。所谓“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间因轻蔑或异见而燃起的怒火，极可能化文斗为武斗。
近现代知识分子喜欢打架，除了个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戊戌变法之前，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为人极狂傲，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在时务报馆，康派极强势，自然招来章之反弹，加上双方从学术思想到政治观点均有分歧，遂至开骂。章斥康派为“教匪”，后者则骂章为“陋儒”。骂架升级，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也不是植物人，立即动手还击。在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只记有打架之事，未说梁启超亲与，也未详述战果。金宏达《太炎先生》则说，梁启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个大嘴巴。斗殴事件后，章太炎即离沪赴杭。好汉难敌四手，报仇不晚三年。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章氏出语极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殴的回声。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也是个狠角色，不但继承了乃师之小学，也继承了乃师之怒火。黄与词曲家吴梅都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会，席间黄与吴一言不合，遂至激辩。黄侃忽奋臂攘袖，一记黑砂掌袭向吴梅脸蛋。吴急闪，未中，旋回敬一拳。两人于是起身离席，准备在满血状态下pk一场，被同事们拉住。《黄侃日记》“癸酉年五月”条下，有记载此次冲突。后来两人还打过一架，因为在教师休息室抢沙发。当时吴梅端坐沙发小憩，黄侃进来就发飙，对吴梅大吼：“你个瓜娃子凭啥子坐这里？”吴梅答：“凭词曲。”双方就又干起来了，不过都只受了点儿皮肉小伤，不厉害。学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杀技是指甲、搂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务处便把两人的课错开日子排，以成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之势，好消减摩擦。
熊十力早年曾入陆军特别学堂习武，参加过武昌起义，任过军政府参谋，因此在文心之外，犹裹有武气。熊十力一生与人打架次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与诗人废名之战。汤一介《“真人”废名》记，当年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常为此争论，邻居也习惯隔墙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说。有天辩论声忽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两人竟打起来了，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所以都发不出声音。周作人《怀废名》中也记载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如此看来，知识分子打架毕竟比小流氓要强一点儿，皮肉或伤，但感情不伤。
上面讲的这些文人打架故事，大多是即兴意气之举，没有预谋，更没阴谋。打的时候光明磊落，打完之后磊落光明，放之当今，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梁启超等仁人志士流亡为何大都选择日本?
1898年，曾经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惨败而告终。谭嗣同等变法6君子喋血菜市口刑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则遭到清廷通缉。在这走投无路的关头，康、梁二人先后东渡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无独有偶，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也辗转流亡到了日本。从此，孙中山与这片土地结上了不解之缘。据统计，在长达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驻留时间累计达9年6个月，是他整个革命生涯的近1/3，简直把这个岛国当做了自己的“快乐老家”。
除了康、梁和孙中山，当时中国一大批有志于改良或者革命的志士们如章太炎、黄兴、陈少白都曾经来到日本避难。对这“一小撮”来自中国的政治难民们，日本政府似乎也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这里创办进步报刊，结社立党，鼓吹各自的理念。有人说，日本是辛亥革命的摇篮，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事实上，日本政府对康有为、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给予了极为优厚的待遇。1898年10月，当康有为率中弟子仓皇离开中国，在海上凭船临风，心里一定百感交集，酸楚不能自语。好在他来到东京后，得到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的接见，并得到了日本政府方面提供的生活资助。比起以前那些颠倒流离、时时有生命危险的日子，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生活好了，心情就好。在日本期间，康有为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还频繁造访亲朋好友。有一次，康有为被邀请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闹洞房时，康有为兴致勃勃地写了八个大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然后，请新郎和新娘在每个字上加上一笔，组成一句贺词。等他们加完之后，大伙儿哄地一下笑出声来。原来正是“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八个字。
在这种环境下，本来就三妻四妾的康有为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那日宾客云集，非常热闹，一点都看不出流亡异国他乡的样子。
孙中山在与日本的黑白两道、政官财商都有广泛联系，其中包括在1931年底到1932年作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战前最大的右翼社团玄洋社发起人头山满、黑龙会成员浪人宫崎寅藏（滔天）等人。这些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为孙中山的政治避难、宣传革命、发动筹款等事宜出了不少力。有的甚至还直接参与革命。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中，就有许多日本友人身影。其中，山田良政是第一个牺牲的日本人，被孙中山称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中国仁人志士的避难场所？
从中国仁人志士这边来看，他们愿意选择日本为最佳避难场所，第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地理位置比较好，离中国本土不远也不近。当时，康、梁和孙中山可供选择避难（流亡）的国家不多，日本算一个，美国算一个，欧洲列国可算一个，除了日本，其余国家都路途遥远。虽然增加了清廷追捕的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避难的成本，以后要回国发动维新或者革命也不方便。因此选择日本，是仁人志士们的主动之选。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对中国仁人志士采取比较宽容亲近的态度，进出日本则相对容易一些。那时候美国还存在着充满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欧洲列国在移民问题上向来比较保守。至于香港、东南亚、朝鲜一带，不但离中国本土近，而且属于清朝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以，康、梁和孙中山们最多将之作为流亡海外的跳板。
那么，为什么日本政府对待中国仁人志士这么亲切友好呢？恐怕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形容中日关系，习惯称为“一衣带水”。但实际上，中日关系一贯很微妙。明朝时候，中日关系比较融洽（被称为倭寇的海盗，其实绝大部分是朝鲜人和中国人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日本也比较服膺明朝的统治，以中华文明的分支自居，对中华宗主产生较强的认同感。
满清入关，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分水岭。满清用屠刀政策推行的“辫发胡服”，在文明史上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因此，让日本打心里看不起。在这以后，日本对中华宗主的认同感逐渐消退，对满清政府更是充满鄙夷的心态。顺便说一句，不但日本瞧不起满清政府，就连朝鲜、越南这些满清的藩属国也从骨子里蔑视满清政府。尤其是朝鲜。表面上，每年都来给清廷上贡，可背地里，朝鲜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文明对野蛮的鄙夷，是进步对落后的鄙夷，是潮流对反潮流的鄙夷。也许正是在这种鄙夷的心态之下，终满清200多年，日本没有与清廷进行友好往来。不仅如此，还常常在暗地里支持“反清复明”的中国仁人志士，如郑成功。1660年，日本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曾经应郑成功之约，派兵援助。只不过后来遇到海难，“舟不得前，乃回师。”现在，支持，康、梁和孙中山们似乎也是题中之义了。
另一方面，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从道义上是愿意与康、梁和孙中山们站在一起。就像当年的法国政府，要倾力支持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一样。毕竟，不管是进行维新改良还是进行暴力革命，相对于腐朽的清廷来说，都是进步力量。所以，日本当局一直是默许、甚至是支持康、梁和孙中山的行动。
当然，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清廷一再向日本施压，要求他们驱逐康、梁和孙中山等时，日本政府也一度屈服了，先后分别送了9000元和6000元给康有为和孙中山，“礼送”他们出境——作为主人，这还算得上比较得体吧？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谜 可能为梁启超所篡改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搜捕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被捕，被关进刑部北监。狱中，谭嗣同曾题诗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然而，这一首诗的真伪至今仍然是桩悬案。
谭嗣同(1865--1898)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幼年丧母，遭继母虐待。青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甲午中日战后，谭嗣同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上欧阳中鹄书》)，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功。一方面融贯儒学、佛学和西学知识以及康有为的学说，撰写《仁学》，阐述变法理沦;一方面在湖南从事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以求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1)，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初，又与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气。七月到京师，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致李闰》)。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临朝训政。同时，命荣禄派兵搜捕维新党人。9月26日，清政府逮捕了谭嗣同等人，将其关进刑部北监。谭嗣同在狱中想起了汉朝的张检和杜根。张俭因揭发朝中权贵残害百姓受到陷害，被迫逃亡在外，望门投宿。杜根因劝摄政的邓太后归政安帝而受到酷刑。目前维新派的遭遇正与张俭、杜根相似。无论是逃亡还是被囚，都应忍死求生，继续战斗下去。同时他又想起了老师康有为和好友王正谊，康有为已外逃，东渡日本。王正谊仍在北京，是江湖名侠，人称“大刀王五”。谭嗣同把今后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两人身上。想到这里，谭嗣同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史称《狱中题壁》的诗。谭嗣同在临刑前大声朗诵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战。”态度从容，慷慨就义，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最早见于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后来又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同时，梁启超还专门为诗添加了按语说：谭浏阳(谭嗣同)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日本人至谱为乐歌，海宇传诵，不待述矣。问题是谭嗣同诗中所列举的人，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或许未能知。
关于《狱中题壁》，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梁启超篡改谭嗣同的诗。黄彰健在《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中首光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首诗不是谭嗣同的原作，而是梁启超伪造的。为什么是伪作呢？黄彰健称，他找到的证据是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绣像康梁演义》。这本书出版于1908年，跟谭嗣同牺牲整整十年。这本《演义》描写到六君子受刑时，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口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它与传下来的狱中诗颇为相近，据此，黄彰健便认为这是谭嗣同的原诗。张建伟在所著的《温故戊戌年》一书借用了黄彰健的考证。
那为什么黄彰健与张建伟会怀疑梁启超篡改了谭嗣同的诗呢？二人认为，这首诗泄露了戊戌变法中的一个秘密，因此，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用他的如椽大笔，用墨水改写了这首血水写成的诗篇：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得不承认，经梁启超的大手笔一改，仿佛比原诗更加豪迈，但是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完全遮掩了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说白点，黄彰健和张建伟无非认定康梁是所谓的“小人”，谭嗣同的诗泄露了大秘密，所以梁启超篡改了谭诗。有趣的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也采用了此说，在剧中，康梁师徒的话当场遭到王照的反驳，王照指出，密诏是假的，谭嗣同这一首诗，是经梁启超修改过的。诗的原稿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王照还说，谭嗣同原诗暴露了他们擅自决定包围颐和园这一“公罪”。
对于这一结沦，傅剑平认为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指出，一开始就认定林旭绝命诗是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的原作，其考证和分析就不可能脱出《狱中题壁》诗旧有解说的藩篱，结论自然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梁启超所录的诗确系谭嗣同的原诗，但部分词句有所不同。1994年，研究者发现了当年，也就是戊戌年的刑部主事唐烜的日记《留庵日钞》中记录有谭嗣同的狱中诗，日记中记道：“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里记录的谭嗣诗狱中诗，除了少数几个错字外，与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引用的诗是一致的。梁启超为什么能得到谭嗣同的原诗，根据《留庵日钞》可知，谭诗确实是写于狱壁之上，所以往来狱卒相互传送，一时间该诗就不胫而走，据此推测，梁启超的记录也是从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唐烜则说他所录的诗是刑部传抄本，直接来自刑部署内，所以梁启超篡改说应予推翻。
黄彰健在《留庵日钞》发现的第二年，即1995年，发表了《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一文，承认：“由唐烜《留庵日钞》所记，可以证明‘去留肝胆两昆仑’确系谭诗原文，未经梁启超改易，可以修正拙说。”只是他认为那首“手掷殴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也是出自谭嗣同之手，两首诗实际上一个是草稿一个是定稿，时间先后不同，并没有人有意篡改，这也算一家之言吧。
梁启超因广州口音官场吃亏 痛下决心学官话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虽然博学多才，却不善辞令，说话时常夹有“啊啊”的习惯语。他是广东人，说起“官话”来夹杂着许多广州口音，叫人听不懂。
“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名噪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依清朝旧制，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予翰林或内阁中书，赏四品衔。
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却只被赐了个小小的六品顶戴，原因是梁启超的“官话”说得实在差，把“考”字说成“好”，把“高”字说成“古”，光绪皇帝虽侧耳倾听，还是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官话”。既然君臣对话似鸡同鸭讲，纵然君王满腔诚意，臣子满腹经纶，也只能相顾茫然。
官话说不好，吃了不少亏。这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然流利。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逐渐得心应手了。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日本媒体 首相伊藤博文视梁启超为自己的学生
《日本新华侨报》：戊戌变法失败了的梁启超，是在伊藤博文的帮助下逃亡日本的。伊藤博文为什么要帮助他？伊藤博文是如何看待清朝末期的政局的？对梁启超及戊戌变法有什么评价？
横山宏章：1898年，伊藤博文在组建第三次内阁后去了中国，恰逢慈禧太后在镇压戊戌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变法派，都给予了明治维新很高的评价，想把明治政府实行的立宪主义和教育制度进口到中国。他们为伊藤博文的到来，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
伊藤博文在欢迎仪式上强调，中国要完善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在进行兵制改革时，也要优先设立士官学校，培养优秀军人，而不是优先搞军事装备，富国的根本，不是提高海关税，而是推动国民搞生产，要强国，先强民。
在伊藤博文看来，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变法派，就像是自己的学生。但伊藤博文和康有为之间，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康有为是激进派，想通过光绪帝让自己的变法一下子成功，这也是造成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伊藤博文是比较赞同梁启超的看法的，就是改革应该慢慢渗透。他对梁启超的好感比较多。后来，失败了的梁启超提出想去日本，伊藤博文就答应帮助他，并派军舰把梁启超送到了日本。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主张要建设近代化中国，必须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这也符合伊藤博文所强调的，要强国，先强民。所以伊藤博文给予了梁启超高度的评价，可以说，在梁启超的身上，伊藤博文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