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左宗棠喜欢骂曾国藩:有时在军营骂 连骂数日? 除了进士，左宗棠还喜欢骂曾国藩。国藩生前，已知宗棠“朝夕诟詈鄙人”，然而自觉“拙于口而钝于辩”，即欲回骂，“终亦处于不胜之势”，只能“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求个清静。国藩逝世，宗棠撰联表彰，虽谓“自愧不如元辅”，实则不能忘情，没过多久又接着骂了。 宗棠骂国藩，不择时，亦不择地。 有时在家里骂。一日，被家庭教师范赓听到。这位老师性情诚挚，语言质直，听到东家骂得太不堪，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严肃地说，您与曾公之间的矛盾，谁对谁错，鄙人不敢评论，但是说他“挟私”，这话我可不爱听(“则吾不愿闻”)。虽未见过曾公，然而他的谋国之忠，有口能说，难道天下人都是佞人？以此，“不敢附会”，还请老板自重。 有时在军营骂。宗棠“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而部将大多出身“老湘营”，曾国藩是他们的老领导。这些人固然不敢当面得罪大帅，可也不愿违心去说曾文正公的坏话，于是，只能在这个尴尬的场合强忍着恶心，心中默念：“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耳，何必朝夕对我辈絮聒？吾耳中已生茧矣。” 有时连骂数日。在两江总督任上，恩人潘世恩之子曾讳求见，本要请示地方公事，孰料“甫寒暄数言”，宗棠就大谈自己在西北的功绩，“刺刺不休，令人无可插口”。好不容易表功完毕，曾讳正拟“插口”，宗棠手一挥，说别，然后开始骂曾国藩。时已衰老，不能长久对客，副官不等骂完，“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公事还得继续，次日，曾讳又去了。宗棠心情不错，办了一桌酒，与他边喝边聊。曾讳想，这总能“乘间言事”了，孰料宗棠惦记昨日骂人“语尚未畅”，“乃甫入座，即骂文正”，一直骂到散席。过了几天，曾讳贾勇来辞行，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孰料一见面，仍是骂曾国藩，骂完，不待“插口”，又讲西北功绩，结语则用来骂李鸿章与沈葆桢。(按，二人地位略逊于曾国藩，都是宗棠的老搭档。)还没骂完，副官担心大帅的身体，“复唱送客”，曾讳赶紧趁着宾主道别那一刻，强行“插口”，“一陈公事”，才说了几句，宗棠兴致又起，“复连类及西陲事”。曾讳一听，头都要炸了，“不得已，疾趋而出”。 宗棠素以诸葛亮自况，而看他对国藩的态度，却似终生抱憾于“既生喻何生亮”，亦可悲。 左宗棠简介:出身卑微的汉人如何成就一代宰辅? 现在电视里边很多选秀节目有个特征，就是往往光鲜亮丽的人不大容易脱颖而出，倒是一些“草根”容易逆袭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这种心理，不太喜欢那些走得太顺的人，觉得他们身带光环，离我们很远。而那些草根，一看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再加上演得又好，和我们心理距离就会比较近，所以草根选手往往在比赛当中容易完成逆袭。这节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算是草根逆袭的祖师爷，他从很平常、甚至很低的位置一路坎坷走来，才成为了当时的一名重臣。这个人就是晚清的名臣左宗棠。 左宗棠1812 年出生于湖南，1885 年逝世，活了73 岁。左宗棠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一直到50 岁前后才算掌握重权，出任浙江巡抚，任职到了省一级干部，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入主内阁。大清朝是不设宰相的，大学士就等于是宰相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国务院副总理”或者“总理”。左宗棠61 岁的时候才出任“总理”，69 岁的时候出任军机大臣掌管兵部，这才算是连兵权带日常事务一起都管了。到后来慈禧太后还让左宗棠跟各国的使臣打交道，掌管外交事宜。那时候也是他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是总揽内政、外交大权。 左宗棠是汉人，而清朝立国的根基是满人立国，在这个满汉之间有很大鸿沟的朝代，一个汉人如果想要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不外乎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必须得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第二个就是他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立别人不能立的功。清朝注重军事武功，从康熙时开始，大清朝军功的奖赏一直都是最高的。左宗棠这一辈子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他办好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大事，就是在19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时候，左宗棠带领自己的部队，加上当时满八旗的部队，远赴新疆与沙俄支持的分裂势力阿古柏展开激战，最后维护了国家统一，赶跑了沙俄侵略者。 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让我一一道来。1865 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一个叫做阿古柏的军官，带着自己的部队入侵了中国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宣布在这里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哲德沙尔汗国。6 年以后，俄国出兵侵占了西北的重镇伊犁。1875 年5 月，这时已经65 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西征新疆的主力军就是他当年裁撤湘军的时候留下来的队伍。左宗棠带领他的军队按照先北后南的路线展开进攻，他们先是攻占了乌鲁木齐等地，迅速结束了在北疆的战斗，接着又在将近1 年的时间里陆续收复了南疆的各个城市，最后逼迫在新疆统治了13 年的阿古柏自杀身亡。1881年，俄国把伊犁还给了中国，至此，新疆160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全部被收复。如果按面积算，左宗棠收复的这些失地等于8 个湖南省那么大，等于现在全国1/6 的国土。所以说，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通过一场战争收复领土最多的将领，可谓是创纪录了。左宗棠的盖世功勋还被人写成诗句传颂至今：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这首诗就是夸赞左宗棠的。左宗棠的功勋不只是收复失地，他在西北工作的时候，兴修水利、修路、造桥、农垦、开荒，把一些军事工业也引到当地，做了很多好事。此外，左宗棠还是洋务运动中非常出名的一个领袖，在当时和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 前面我们讲过，左宗棠是草根的祖师爷，因为他早年落魄不得志，将近50 岁的时候才掌握重权。而和他并称的晚清名臣李鸿章、曾国藩等基本上是30 岁上下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都不像左宗棠这样大器晚成。 左宗棠家庭出身很贫寒，用咱们现在话说就是没“根儿”、没有背景。他父亲是个穷书生，以务农为主，在农村一边种地，一边开个私塾教学生。但是左宗棠小时候表现出来的特点，就和很多孩子不一样。左宗棠小时候就是神童，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四书五经基本上看一遍就能背，而且他不只是能背，在对对联方面也很厉害。如果有人临时给左宗棠出个对联，那么左宗棠马上就能把这个对联对出来。所以，村子里的大人们一看左宗棠这样聪慧，都说这孩子将来了不得，是个人才。后来，左宗棠发现只有科举考中了，他的能耐才能有地方发挥，而在乡下无论多大的能耐都只能用来种地。所以，左宗棠意识到科举是自己晋身的一个阶梯。 1833 年，21 岁的左宗棠第一次进京赶考。当时八股文考试的试卷评判带有主考官的主观倾向，譬如说字迹是潦草还是工整，开头结尾的文字是否准确，思想道德上有无瑕疵，等等。这些问题都看完后，主考官再看是否扣题，文笔是否优美，立意是否高远，然后再进行评分。一般有大能耐的人看法可能跟多数人不一样，左宗棠在答完卷子后觉得自己写得挺好的，可这考卷拿给考官一看，考官就觉得左宗棠太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了，一肚子歪理邪说，于是左宗棠这次就名落孙山了。回去后，左宗棠总结了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不受主考官的欢迎，于是他在1835 年第二次进京赶考的时候，写了一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左宗棠文笔本来就好，这次考卷递上他更是胸有成竹，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不是状元、榜眼、探花，至少得是个进士。结果，左宗棠在旅店里等了两天，他在黄榜的进士栏里没找到自己，却在誊录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说起誊录，或许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誊录是说一个人有点文化，但达不到高水平，于是朝廷让这些人到各个官府做个类似于秘书的工作。左宗棠很生气，觉得造化弄人，于是回家去准备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一转眼3 年过去了，左宗棠又去参加科举考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阴差阳错地又没考上。这一次，左宗棠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就从老家搬到附近的醴陵县居住，在那里开了个书馆教书。左宗棠在当教书先生的时候，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今亮”，就是“今世之诸葛亮”的意思。左宗棠这是以诸葛亮自比，同时也是告诉别人他不是没有雄心壮志，而是在等着识货的伯乐认出他这匹千里马。果然不负左宗棠的期望，他等着等着就有机会了。那时醴陵县当地出了个名人——两江总督陶澍。有一年，陶澍回家探亲，醴陵当地的县官赶紧安排厅堂馆驿，做好接待工作，还打听到陶总督这个人不好吃、不好喝、不好色，专爱探讨学问，和人吟诗答对。说到文人，众人就说起左宗棠来，说他有“今世之诸葛亮”之称，对联对得很好。醴陵县官便投其所好，派人请来了左宗棠，让左宗棠先在厅堂馆驿这两边写副对联，让陶总督感受一下醴陵县的文化气息。左宗棠向别人了解了陶总督的情况后，就提笔刷刷点点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下联是：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写得很有技巧，从词句上看十分文雅，而且内涵丰富，把陶澍怎么得皇上赏识等写了出来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同时也把家乡欢迎他的劲头儿也给写出来了。陶澍是个行家，这副对联里的典故他一眼就看了出来，顿时乐得手舞足蹈，说老家真有能人，文化水平很高。于是，陶澍就向人打听这是谁写的，就知道了左宗棠这个人。两人推杯换盏之后，结成了忘年交。左宗棠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在这时候一“冒尖儿”，就和权贵结交上了。 后来，左宗棠在胡林翼的引荐下又见到了林则徐。林则徐在虎销烟之后挺失意的，路过醴陵跟左宗棠见了一面，和他谈论了一下天下形势。当时林则徐问左宗棠大清的隐患在哪里，左宗棠说海上隐患最大。首先日本隔海相望，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其次，英、美船坚炮利也在威胁着中国。简而言之，就是“近忧在沿海，远患在沙俄”。林则徐听后感触颇深，夸赞左宗棠是一个人才。所以早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20 年前，林则徐就已经预言西定新疆非左宗棠莫属，而当时左宗棠只有38 岁。林则徐于是将自己在新疆多年搜集的宝贵资料、制订的战守计划全部交付给了左宗棠。左宗棠上任得掌大权后，之所以那么重视北边的沙俄，就是因为他知道其他国家想打到这儿还要隔着太平洋，而沙俄若是打过来了，一路南下，清王朝就很危险了。 左宗棠后来又结交到了很多权贵，但是这些权贵在当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到了1852 年，那些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从广西起义就近打到湖南来了，吓得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有人给他出主意找左宗棠，说此人文韬武略天下少有，乃今世之卧龙。于是在1852 年，也就是咸丰二年的时候，左宗棠出山辅佐湖南巡抚张亮基，终于正式进入了官场，这一年他40 岁。张亮基把左宗棠请来后，让他担任秘书、师爷这一类的工作，负责想办法、出主意。借此机会，左宗棠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全权包揽整个长沙城的防御工事。在左宗棠的指挥之下，所有事宜均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围困长沙整整三个月，直至后勤补给不上，主动撤兵。 长沙一战，左宗棠声名大振。1854 年3 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 年之久。那时候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太平军占领，各地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左宗棠殚精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稳定局势;同时左宗棠开源节流，大力筹措军械粮草，终于使湖南形势转危为安。所以当时朝廷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有句老话叫“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左宗棠的才能在湖南得到了展现，那么，他又是怎么得以在朝廷上脱颖而出的呢？这主要归功于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推荐。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但是他的飞黄腾达远早于左宗棠，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是朝廷说一不二的重臣了。曾国藩和左宗棠是好朋友，而左宗棠名气起来之后，曾国藩就向朝廷极力举荐左宗棠：先让他在自己麾下襄办军务，随后又将其派往湖南招募湘勇，再后来又借机将左宗棠举荐为浙江巡抚——这是相当于浙江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员的重要职位。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49 周岁，快50 岁了。从那以后，左宗棠的仕途才一帆风顺，掌握重权。 虽然曾国藩对左宗棠有举荐之恩，但是左宗棠却没有因为这就事事听从曾国藩的。左宗棠在朝廷大政方面曾经多次跟曾国藩的意见不统一，只要他自己认为有理，就不会同意曾国藩的意见，还说“公事论不得私交”。为此，有副对联还专门反映这事儿，说当时两人因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曾国藩很不乐意，说左宗棠比他资历浅，却跟他争。由于左宗棠字季高，于是曾国藩就用“左季高”三个字作了副对联：“季子敢言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思是说左宗棠自认为挺高明的，跟曾国藩的意见不一样也不改。左宗棠可是对对联的高手，于是他马上给对上了：“藩臣徒误国，问尔经济有何曾？”针锋相对地回击曾国藩。 大家从这小事上就能看出来，虽说封建社会腐败，常有官僚结党营私、各立山头，其实也不全是那样的。但凡说到一代名臣，如果他只会贪污腐化，如果他的能耐不够、人格力量不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跟随他，尤其是像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重臣。我们今天把左宗棠的奋斗经历重新理一遍，也许会使一些读者朋友对晚清重臣的偏见多多少少得到一些纠正。 大清总兵樊燮和左宗棠较劲 还让儿子穿女装? 大清朝有这样一位总兵， 有点没看起当时做幕僚的左宗棠，就没有参拜。结果，左宗棠就把他踢了出去，四处告状，皇帝也没有把左宗棠怎么地。

这个气啊，这位总兵回家就做了洗辱牌，请名师教两个儿子，让他们穿上女装，只有考中举人才能脱掉！为啥呢？因为左宗堂是孝廉，所以一定要让儿子超过左宗棠！

这位总兵就是樊燮。

大清武官不骑马反而坐轿

樊燮（1813－1881。音：fán xiè），字子重，号鉴亭，湖北恩施人，樊燮是清军的永州镇总兵。

樊燮是湖广总督官文五姨太娘家亲戚，但为官不清廉。咸丰年间，官文推举樊燮接任零陵总兵。作为一个军人，他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门从不骑马，要摆文职官员的谱，非坐轿子不可。偏生他又脑满肠肥，体重接近二百五，轿子沉得像一块巨石，得有8个人抬着。有一次检阅新兵，竟让侍从把轿帘掀起，坐在轿子里面阅兵。永州百姓根据他的丑态，编了一条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

被左宗棠踢出去！

咸丰九年，当时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

功名不超过左宗棠，不能烧掉洗辱牌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次子考中进士，焚烧洗辱牌

那么，樊燮的儿子考中进士了吗？还真不错，次子很争脸。

樊燮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樊增祥（1846—1931）清代官员、文学家。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官参政院参政。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

左宗棠喜欢骂曾国藩 骂到家庭教师都听不下去 除了进士，左宗棠还喜欢骂曾国藩。国藩生前，已知宗棠“朝夕诟詈鄙人”，然而自觉“拙于口而钝于辩”，即欲回骂，“终亦处于不胜之势”，只能“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求个清静。国藩逝世，宗棠撰联表彰，虽谓“自愧不如元辅”，实则不能忘情，没过多久又接着骂了。 宗棠骂国藩，不择时，亦不择地。 有时在家里骂。一日，被家庭教师范赓听到。这位老师性情诚挚，语言质直，听到东家骂得太不堪，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严肃地说，您与曾公之间的矛盾，谁对谁错，鄙人不敢评论，但是说他“挟私”，这话我可不爱听(“则吾不愿闻”)。虽未见过曾公，然而他的谋国之忠，有口能说，难道天下人都是佞人？以此，“不敢附会”，还请老板自重。 有时在军营骂。宗棠“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而部将大多出身“老湘营”，曾国藩是他们的老领导。这些人固然不敢当面得罪大帅，可也不愿违心去说曾文正公的坏话，于是，只能在这个尴尬的场合强忍着恶心，心中默念：“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耳，何必朝夕对我辈絮聒？吾耳中已生茧矣。” 有时连骂数日。在两江总督任上，恩人潘世恩之子曾讳求见，本要请示地方公事，孰料“甫寒暄数言”，宗棠就大谈自己在西北的功绩，“刺刺不休，令人无可插口”。好不容易表功完毕，曾讳正拟“插口”，宗棠手一挥，说别，然后开始骂曾国藩。时已衰老，不能长久对客，副官不等骂完，“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公事还得继续，次日，曾讳又去了。宗棠心情不错，办了一桌酒，与他边喝边聊。曾讳想，这总能“乘间言事”了，孰料宗棠惦记昨日骂人“语尚未畅”，“乃甫入座，即骂文正”，一直骂到散席。过了几天，曾讳贾勇来辞行，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孰料一见面，仍是骂曾国藩，骂完，不待“插口”，又讲西北功绩，结语则用来骂李鸿章与沈葆桢。(按，二人地位略逊于曾国藩，都是宗棠的老搭档。)还没骂完，副官担心大帅的身体，“复唱送客”，曾讳赶紧趁着宾主道别那一刻，强行“插口”，“一陈公事”，才说了几句，宗棠兴致又起，“复连类及西陲事”。曾讳一听，头都要炸了，“不得已，疾趋而出”。 宗棠素以诸葛亮自况，而看他对国藩的态度，却似终生抱憾于“既生喻何生亮”，亦可悲。 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是演戏?怕遭清皇室猜忌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 左宗棠比联招亲 左宗棠的崛起有赖于妻子的资助 晚清军政重臣左宗棠，战功赫赫，位列极品，赢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美誉。 左宗棠大器晚成与一位恭端贤良的好女人——清末才女周诒端的鼎力相助分不开，他们的婚姻并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一段“比联招亲”的浪漫佳话。 道光十二年的春天，三湘大地万物复苏，草长莺飞。二十岁的“大龄青年”左宗棠因家境贫寒，尚未婚配。一天，罗泽南、张声玠等一帮好友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大好消息，湖南湘潭县有家周姓大户，要比联招亲，公开为大小姐招赘女婿。好友们说：“季高兄，你才高八斗，若去应擂，必能高中，这也算为兄弟们长脸面。”没料到，左宗棠连连摇头，断然拒绝，说：“此非君子所为。” 左宗棠聪颖好学，德才兼备，吟诗作对是信手拈来。五岁时，父亲就领着他到长沙读书，开始诵读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和朱熹的《四书集注》，八岁学做八股文章，十四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十八岁时，江苏布政使兼学者贺长龄对他的评价是：“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他也恃才傲物，是湘潭一带有名的狂生。少负大志，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以铭心志。在他看来，大丈夫应该先立业再娶妻，加上男尊女卑思想作祟，入赘为婿、寄人篱下为男儿所耻。 好友们深知左宗棠的才学根底，个个极力相劝，促其应擂。请将不成，便激将，说周小姐才高貌美，择偶门槛高，你自恃才高，却未必能入其法眼！左宗棠拗不过他们，又年轻气盛，便抱着权当一试诗词功底之心，在一帮好友的陪同下，启程前往湘潭比联招亲。 周家是湘潭名门望族，仕宦人家，为明朝“湘潭六周”之一的周之命后裔。周家在湘潭的大院子名叫“桂在堂”，三进五开，占地十余亩。大门口竖立一块大青石，皇帝御笔钦书碑文曰：“皇清荣禄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周公千岩之神道”。凡来“桂在堂”的文官武将，都落轿下马，叩首而拜。周家更是书香门第，诗书之家，男女同辉，满门文采。 周家的女人们个个有才学，周家大小姐诒端，知书达理，容貌姣好，求婚者络绎不绝，但她欲择俊才而嫁之，是以芳龄二十，尚待字闺中，在当时算是“剩女”。她父母十分开明，便以比联为她公开挑选佳婿。 左宗棠来到了周府“桂在堂”，一见果然豪门大族，气派不凡。全院四十八口天井，按八卦图形排列，院内曲折逶迤，迷宫一般。前来比联招亲的富家才子接踵而至，个个“羽扇纶巾”，谈笑风生，甚为热闹。周家择婿标准主要考核外貌体形、处世应对、才学根底，主考官是周夫人王慈云，周大小姐则躲在屏风后暗中观察，一旦相中意中人，便让丫鬟添茶为号。轮到左宗棠出场，已经是比联招亲的第三天上午了，之前尚无一人中意，周家母女已有些疲惫和失望。左宗棠本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来，神态轻松，举止潇洒，应对自如。周母对左宗棠才情学识早有耳闻，见他虽不高大魁伟，但五官端正，鼻坚梁挺，气宇轩昂，卓尔不群，谈吐不俗，尚未比试出题已心存好感。 周母想全面仔细考察一番，暗地里加大了难度，随口出上联：鸿是江边鸟;左宗棠应声答道：蚕为天下虫。周母出上联：凤凰遍体文章;左宗棠不急不慢道：螃蟹一身甲胄。周母出上联：解解解元之渴;左宗棠略一思考道：卜卜卜士之命。周母心中大喜道：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左宗棠沉思片刻道：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此时，在屏风后窥观的周诒瑞大小姐，已芳心暗许，忙命丫鬟出庭添茶。一时间，周家上下为觅得佳婿喜悦无比，张灯结彩，大宴宾朋。左宗棠也被周家女子的才气和诚意所打动，无心插柳柳成荫。第二年，正式入赘周家。 婚后，左氏夫妇蛰居“桂在堂”，吟诗唱和，谈经论史。夫妇又一道深钻方舆学(地理学)和农学。左宗棠在此度过了三试不第、充满坎坷的十三年，这十三年，也正是他夯实基础、蓄锐待发的十三年。周诒端不仅给了左宗棠大量的资助，也给他莫大的精神慰藉。 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解 任何君主都不希望将相和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 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此外，还有许多的史实足以证明“失和”非真实。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说出了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知人”之恩的，既有此恩又怎么会失和？失和又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挽联呢？对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左宗棠也照顾得如同自己的儿子，显见他和曾国藩的失和与寻常不一样。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本“坦运不佳”，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其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江苏巡抚。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左宗棠之间并无仇恨。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二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戏……至今令学界迷惑。 左宗棠批李鸿章 十个法国将军 比不上一个李坏事 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条约结局之后，对当时主和的作出以下批评： 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 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 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 投降派 和 卖国贼 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 爱国者 ，是 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是 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 爱国者 还是 卖国贼 ？究竟是 好人 还是 坏人 ？实际上，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 门户开放 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 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 补天派 ，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 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 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 自强 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 现代化 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 梁启超说李鸿章 只懂洋务，不懂国务 ，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等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 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晚清重臣左宗棠抬棺西征新疆 收复七分之一国土 大清末期，在与外强交战中，清政府几乎每次都是以议和，然后割地赔款结束。不过，有一个人却被时人称赞为：“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 这个人就是左宗棠，文襄公是清廷赐给他的谥号。 1865年初，盘踞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国头目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阿古柏先后侵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城，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洪福汗国”，自封为“洪福之王”。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阿古柏又侵占乌鲁木齐，至此，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落入阿古柏手中。 新疆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部，面积166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1/6，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周边与八个国家为邻，边境线长达5400多公里，是我国边境线最长、对外口岸最多的一个省区。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 1872年(同治十一年)7月，关于是否讨伐阿古柏，清政府内部出现激烈争论争论。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员主张放弃新疆，而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 由于左宗棠以理据争，感动了慈禧太后，1875年，清政府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今酒泉)，准备发起进攻，制定了“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西征军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近8万人，不过，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50余营，2万多人。 左宗棠命道员刘锦棠率湘军25营主攻乌鲁木齐;提督徐占彪和张曜各率所部驻守巴里坤至哈密一线，防敌北窜东逃。 6月21日，左宗棠率军夜袭黄田，开始收复新疆战役，继而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三个月后，清军收复玛纳斯，北疆平定。 翌年3月，清军顺势南下，先后攻克达坂、吐鲁番等城，阿古柏兵败身亡，清军收复喀什噶尔。 1878年(光绪三年)1月4日，清军击败和田之敌，除伊犁以外，新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取得初步胜利。 左宗棠晋为二等恪靖侯。 为收复伊犁，左宗棠请求朝廷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达不到目的，再采取武力，得到爱国人士的赞扬。 1880年初，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 俄国想获得更多利益，蛮不讲理，曾纪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为配合曾纪泽的谈判桌，左宗棠亲自率军前往哈密，并在那里设立抗俄司令部。 征途中，他让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在前面走，发誓抗击俄国、收复伊犁！ 翌年正月，曾纪泽签署《中俄改订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左宗棠在治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大力兴办屯垦业，建议以新疆建省，意义深远。 晚清重臣左宗棠长期的心病 自己的学历只是举人 曾国藩论涵养论能力论韬略论成就，都可说是人中之杰。但这位人中之杰的“最高学历”仅是在道光十八年殿试中入围三甲最末，成了“同进士”。虽然他人可以说“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本人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相当于“进士”的“学历”，可是一件让这位大人一辈子都不爽的事。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一次，他的两个幕僚在幕府相互出对，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回对“同进士”;接着从“如夫人洗脚”对“同进士出身”;“替如夫人洗脚”对“赐同进士出身”，两个人闹腾得不亦乐乎。突从里屋传出一个摔东西的响声，接着总督大人铁青着脸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目瞪口呆，意识到他们闯祸了。后来弄明白了，原来权倾天下的总督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他俩捅到了人家总督大人的“软肋”。 清朝科举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这里的“同”只是“相当于”罢了。 曾国藩学生左宗棠的“学历”比起老师又逊色了一筹，只是个“举人”。可这位非常有性格的“举人”却不像老师那样温柔了，什么韬光养晦，什么难得糊涂，脾气火暴的左宗棠不这么扭扭捏捏。他一直自比诸葛亮，一向以为今亮(即他自己)未必不如古亮(三国时的诸葛亮)。左宗棠也确实在治军、打仗、办洋务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成就。为了能获得更大荣誉，死后能得到皇帝给予的谥号，因此左宗棠一心要摘掉自己“举人”的“中等学历”，说什么也得弄个“高等”的。 湖南是太平天国战争早期的战略要地，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城危急之际，经人举荐，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左宗棠为师爷，并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他。左宗棠由此得以大展身手，他立马“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终于使长沙固若金汤，太平军围攻三月无功而返。左宗棠初露峥嵘，一生的功名也由此开始。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这次时间更长，达六年之久。其时，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焦思竭虑，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一己之力支撑大局。对统军打仗一窍不通的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终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左宗棠在长沙也两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咸丰九年(1859)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他的这两句话，让左宗棠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自此，左师爷牛大发了。骆秉章统领的下属中有位总兵名叫樊燮，自恃立有战功见左师爷不拜。左师爷十分恼怒，喝道：“武官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拜？”樊总兵答道：“武官虽微，但我也是朝廷二品大员，为何要拜一个未仕的举人？”左师爷闻言大怒，破口大骂：“滚出去！”事后，左师爷逼着骆秉章参了樊总兵一本，让这位“有眼不识泰山”的总兵卷了铺盖。 做官要有“学历”，中了秀才后再考举人，中了举人才有更大的机会向上发展。但对于做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中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就可以走进朝堂。再者说，也只有“进士”一类“高等学历”，死后才有可能得到皇家给予的谥号。 左宗棠的“学历”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成为“举人”的。但此后的几年中，他三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故此，“举人”的学历绝对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他一心想要弄个名正言顺的“进士”。 光绪元年(1875)五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这位左大人一直为自己的“举人学历”耿耿于怀，他想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份仅是举人，再有功劳按例也不能入阁，死后也得不到追封，自己建立再高的丰功伟业也不能光宗耀祖，这哪对得住祖宗啊？于是，在军情紧急时刻，这位十分有性格的左大人自恃盖世功业，上奏清廷，要求解除军务，回京参加会试。当时，西北正处于关键时刻，左宗棠此时要求更易主帅，对于清廷来说简直是“大厦将倾”。朝廷看出了左宗棠的真实用意，赶紧遂了人家的夙愿，破例赐他一个进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 左宗棠由此得到了绝对的“高等学历”，精神大振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塔城、伊犁、新疆，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自己也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序列。这件事，无论谁来说，从哪个方面来说，左大人采用这种方法得到这个“高等学历”，都确实有些不地道。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二十七日清晨，七十四岁的左宗棠在福州钦差行辕任上去世。清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左宗棠可以微笑着满意地长眠了。 胡雪岩发迹依靠左宗棠 胡雪岩败亡因得罪李鸿章 “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晚清昏暗的天际划过的一颗耀眼流星，他独特的经商才能和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经过著名小说家和文史学者的演绎和渲染，在推波助澜之下终于演化成一个传奇。但在传奇耀眼的光环之下，胡雪岩的神奇发迹究竟依靠什么？而他那扑朔迷离的迅速破败又因何导致？

胡雪岩在50多岁时，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成为一名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然而，当时清朝的两位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却越来越激烈。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所以提出“倒左先倒胡”。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深谙“圆世”之道。他的圆世态度，概括来讲即审时度势、圆融变通、全盘把握、灵活应对。后人总结其处世哲学的要义，所谓通是权和变，活是趋向、目际，融是状态，满是结局。这位晚清巨贾一生不但游刃商场，而且突破了千百年来商人地位低微的封建传统，官至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

他的处世之道有着怎样的心理学背景呢？这样的心理特征又是如何影响其人生商政决策的呢？

罚捐代罪巧筹军款

胡雪岩发迹之时，就曾经独具慧眼地相中了一位颇有发展潜质的落魄书生作为其日后的官场靠山，此人就是王有龄。他出身官宦世家，后因家道中落而致其而立之年仍穷困潦倒、无所事事。胡雪岩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让他进京托关系取得个官职。此后王有龄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王有龄升官之后并没有忘记苦难时期胡雪岩的帮助，对他的钱庄事业大加援手。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有龄竟然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因守城失败而自缢！官场上的靠山轰然倒塌。而此时，左宗棠经曾国藩保荐继任浙江巡抚，可偏偏这位新官对胡雪岩抱有很强的偏见。该怎样打通这个关节呢？

胡雪岩多方打听，终于发现左宗棠正为筹措军饷一事发愁。他的部队在安徽时就已经5个月没发过军饷了，这次进兵浙江，拖欠军饷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对此，胡雪岩有一条妙计在心，谓之“罚捐代罪”。

史料记载，当时的军队筹饷大致有两种：一是办厘金，所谓厘金指的是旧中国一种商业税;二即是劝捐，广发文书通告，劝有钱人捐助军饷。而当时左宗棠的难处在于厘金难筹，劝捐难为。为此，左宗棠绞尽脑汁都不得要领。而胡雪岩把主意打在了谁都不敢去想的人 太平军逃兵身上。这样做有如下三项好处。

1.可助太平军旧部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当时太平军已经日渐式微，洪杨一旦被平定，就要依国法严惩。如今有此一途保命安身，当然颇具诱惑力。而且破小财而消大灾，何乐而不为。

2.可助左宗棠筹措军饷。

太平军盘踞东南十几年，多年来搜刮的财富着实不少。此举一出，以太平军旧部人数之众，罚得起的亦不在少数，实在大为有利可图。

3.可助朝廷减轻政务负担，休养生息。

太平天国一役牵涉人数太多，办不胜办。株连过众，扰攘不安，亦非大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之道;所以最好的处置办法是，网开一面，予人自新之路。

由此，胡雪岩建议左宗棠发布招安文书，言太平军人愿意归抚者，只需略领薄惩，则既往不咎，而且认打认罚，各听其便。

胡雪岩献计之时，看似助人排忧而不涉及私利，其实，他才是这笔买卖中的最大受益者。因为胡雪岩不仅赢得了新靠山，还获得了一批潜在的客户，真是一箭双雕。

就心理学而言，胡雪岩的“罚捐代罪”计谋是横向思维的杰出体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灵光乍现，而实际上蕴涵了深厚的决策功力。

当时清军与太平军可谓不共戴天，能将两者的共同利益绑在一起，就是跳出了单一思维的定势心理。诚如英国著名政治家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所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时势变幻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对于政治家和商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只有全盘考虑，将思维横向拓展，去建立超越常规的思维链接，才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吸纳“逆财”有惊无险

胡雪岩的太平军买卖不止做了这一单。借帮助左宗棠筹措军款的机会，他验证了自己对于时局的判断，既然有了这样的经验，当然不能就此收手。史料也表明，在此之后，胡雪岩再次果敢决断，通过吸纳“逆财”壮大了自己的产业。

钱庄作为清末金融机构的主要形式，主要职能与现代社会的银行类似。所谓金融，就是将资金融通。钱庄的生意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以较低的利息吸收客户的存款，另一方面将吸收来的资金以较高的利息借贷给另一个客户群体，两个利率的差额带来的收益即钱庄生意的商业利润。作为商人，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当然不能局限于零存零取的繁杂而薄利的生意。要赚大钱，做大事业，就必须做“大手笔”。但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想投资大项目，就要有大融资，而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冒一冒险的。

单从吸收存款者一方面来说，当然最好是有大客户，且大客户的存款不要利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际，胡雪岩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军逃亡士兵。他决定让自己的阜康钱庄私下开设接收太平军逃亡兵将存款的业务！

从亲朋好友到商场伙伴无不为他这样的决策感到惊骇：这太冒险了吧？！

在当时，这样的举动首先来说是含有帮助反贼藏匿私产的罪嫌的。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按惯例要抄没他们的家产。代理太平军存款的风声一旦走漏，官府追查“逆产”到钱庄，钱庄就必须报缴官库，还有可能被治以“助逆”罪。

再者，将来被捕的太平军遇赦开释，来钱庄要取回自己的存款，按规矩钱庄又必须照付本息，而存款已经上缴官府，如此一来阜康钱庄无异于鸡飞蛋打，吃“倒账”认赔钱了。然而，在看似如此巨大的风险面前，胡雪岩却有另外一番打算：

第一，吸纳这笔存款的难度小，成本低。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太平天国倒台，太平军兵将自然面临一场大劫。改头换面，隐姓埋名逃到天涯海角暂避风头，这倒容易。难的是巨额的财产在乱世之中不易转移，没有个稳妥的安置。与官府关系莫逆的阜康钱庄能敞开大门，当然是个绝佳选择。所谓成本低，是说这帮逃亡将士，能有人帮忙保管“逆产”，能够保本已经阿弥陀佛，还怎么会奢求利息呢？

第二，胡雪岩料到：官府一定不会追查！一来，再大的劫数也有始有终。早期定然严拿严办，但待时日一久，局面安定，朝廷总不能让国家总陷于腥风血雨之中。首恶当然必惩，而众多胁从最终不过是不了了之。二来，官军也不都是善人，捉到太平军兵将自然先搜刮一番为自己谋些私利。如果一定追查所谓“逆产”，岂不是要追到自己头上？乱世之中，不论哪方，其实都但求自保，这当中的空子就成了胡雪岩的家产。三来，即便追查，胡雪岩仍可理直气壮地辩解：“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写着‘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分？”

胡雪岩此局打了一记漂亮的擦边球，合理地利用了朝廷的规则与潜规则，突破惯例的束缚，成就了商场决策的经典。

有趣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新生出一批法律专才，他们熟读法典，为的不是循规蹈矩，却恰恰是帮人“钻法律空子”。这些人提供诸如“合理避税”之类的服务，不知是否受到了胡雪岩经商之道的启发呢？

胡雪岩是怎么败亡的

胡雪岩在50多岁时，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成为一名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然而，当时清朝的两位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却越来越激烈。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所以提出“倒左先倒胡”。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召左宗棠入军机。李鸿章和盛宣怀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此时胡雪岩为打破洋人对蚕丝市场的垄断，出巨资高价收购了大量的蚕丝。胡雪岩商场上的对手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加入李鸿章阵营。他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

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80万两借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找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同时，李鸿章又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加利息的事情抖露出来，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

胡雪岩故居

此后，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发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 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他认为虽然缓发，但协饷不久后总归可以拿到。然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们估计胡雪岩的阜康银行资金已经调空之时，就托人到钱庄提款挤兑。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了。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钱庄早已经人山人海。胡雪岩这才如梦方醒，当他知道是盛宣怀和李鸿章有意算计时，明白自己这一回是彻底完了。

不久，胡雪岩在忧愤中死去。

曾国藩师爷左宗棠为何自比诸葛亮 后人多为名医 这两副对联表明，虽然他隐居此间，但其志并未稍减，和当年诸葛孔明一样，一直在盼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时运不济，只有长叹。左宗棠在给人的书信的落款处也常常自署"今亮"。 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门下，从此飞黄腾达，扬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诚地伴其左右，为了他和他们的事业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死而后已;也有人曾经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学生，最后却弃他而去，甚至与他作对。这些人与曾国藩命运交织，既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又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巡抚张亮基爱才、为人坦诚，又极为清廉，故当时深受林则徐的喜爱。在林则徐的极力推荐下，张亮基不几年就位居巡抚。但他是个文官，不会带兵打仗，而且当时的绿营兵既没有打仗的能力，又爱搅事生非，靠不住。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虽然吏治腐败，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清官在支撑台面。但不久，张亮基官位升了，到武昌代理湖广总督去了，好在他在长沙时做了一件大事，用计赚来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师爷"左宗棠，此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这位"师爷"在湖南多为他募集军饷，或为他招兵，支持颇大。 在曾国藩尚在湘乡时，太平军压逼长沙，张亮基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湖南人左宗棠。我们便先来说说这个人。 如果说刘蓉把曾国藩比做一只凤凰，那么左宗棠则确实是一条卧龙。在湖南士人间也流传着"三亮"之说。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今亮便是左宗棠。"亮"就是指诸葛亮。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21岁中举人，一生所学皆经世致用之学，然而此人却一直未能再登科第。第一次会试不中，第二次本来已被录取为第15名，但因为湖南名额太多，故一刷就把他给刷了下来，取为誉录，就是抄写员。左宗棠不屑，拂袖而归，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道光十七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是湖南人，他借江西阅兵之际回湖南省墓。此人是有清一代有名望的重臣，也是湖南士人仰慕的榜样。经过醴陵时，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之地写一副对联。左宗棠是作联高手，一挥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是有典故的。"春殿语从容"，是指道光十五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在乾清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自为他少年读书的地方题匾"印心石屋"，此乃旷代殊荣，陶澍一直引以为豪。下联则表达了家乡士人对陶的景仰与期盼。因而，陶澍一见此联，赞叹不已，立即要见写对联之人。左宗棠本是一奇才，对这位家乡前辈也是仰慕已久，于是倾心请教，与陶澍畅谈一宵。陶自然对这位年仅26岁的家乡奇才另眼相看，同时预料他30年后一定会超过自己，遂定忘年之交。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依然落魄而归。在回家途中接到陶澍的信，要他前往南京，相托后事。原来此时的陶澍重病在身，想把自己的独子陶桄托孤于左，并要与左联姻。左感其知遇之恩，表示从此以后，再不参加考试，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 未几陶澍谢世，左把他的独子接到安化老家隐居起来，并悉心教导。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左宗棠和许多人一样为避兵灾，迁到湘阴城东一带的东山白水洞隐居。 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全然以诸葛亮自比。他有两副对联，其一曰：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另一曰：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两副对联表明，虽然他隐居此间，但其志并未稍减，和当年诸葛孔明一样，一直在盼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时运不济，只有长叹。他在给人的书信的落款处也常常自署"今亮"。 张亮基刚来湖南时，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和左齐名，同誉为中兴四大名臣，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此人)就写信给他，极力推荐左宗棠。信中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 但考虑到左心气很高，招之未必前来。再仿效"三顾茅庐"？又担心此人言过其实。左思右想之后，张亮基想出一奇招。 他派人送一书信给陶府陶公子，信里说，长沙危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陶家世受国恩，又系富户，理应为湖南官民之榜样，要求陶澍的儿子陶桄五日之内筹办十万两银子以供军需。陶家哪里拿得出十万两银子，于是不得已往湘阴搬请左宗棠。左视陶家公子如同自己儿子，哪里容得下官府欺压陶家，于是立即赶赴长沙。到得长沙陶府，张亮基早已派兵把陶公子"抓去"了。于是左宗棠又赶到巡抚衙门。到那里一看，方知中计。张亮基就这样巧妙地把左宗棠"赚"到了长沙。左感其诚，于是答应做他的"师爷"。张亮基此计，和当年曹操计赚徐庶，颇有相似之处，但曹操之计，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赚来了徐庶之身却赚不来其心。故张亮基在这一点上要比曹操高明得多。后张亮基去了武昌，左仍在骆秉章门下做师爷，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初出茅庐"，左宗棠第一计第一功，便是替张亮基募来了十来万两银子的军饷。继而指挥城内守兵，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使得太平军数万人马围攻长沙八十余日而不能攻下，只好半夜渡过湘江，往岳阳去了。张亮基不由得叹曰：即便卧龙再世，也不过如此。 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张亮基又把曾国藩请到了长沙。此前，左宗棠与曾国藩已经相识。道光十九年，曾国藩进京在长沙小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左宗棠拜访了曾国藩。大家兴致很高，左宗棠又颇有辩才，曾国藩此时已中进士，而左则仍是一举人。曾有意要嘲讽他一番，于是笑着说：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宗棠不愧有诸葛亮之才，立即针锋相对：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字季高，上面一联，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下联则把曾国藩三字嵌了进去。笑话毕竟是笑话，但从中也看得出两人才干实不相上下。 曾国藩有了左宗棠这样的高才在身边，对他后来的沙场征战起了关键的作用。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认为，道咸同光时期，大清帝国的气数己尽，故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各地揭竿而起；而在沿海一带，又有英法等国联军步步紧逼，眼看着大厦将倾，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庭湖以南走出来一大批不尚空谈，又能经邦济世的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能借他们之力内平叛乱，外抚夷狄，足见大清帝国气数未尽。 不过，我这样说，许多人都会说我这观念太腐朽了。不忙，历史容不得观念作怪。事实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虽然满脑子忠于朝廷，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他们效忠的对象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崛起。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希望"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更何况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一日不如一日，过去传统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被时代的急潮唤醒，立功自不必说，保国护民的意识急剧膨胀。曾国藩说，自宋代以来，朝廷就被士大夫"劫持"，我看这"劫持"得好。即便皇帝再昏庸再糊涂，有了这批士大夫在，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明代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在士大夫手中运转，过去"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观念得以极大地改变。所以看一个政府的气数，不必看皇帝，要看这个政府的士大夫精神。 咸丰八年，皇帝在养心殿召见郭嵩焘。皇帝首先问他有没有打过仗，接着问他"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当郭嵩焘谨慎地回以收拾残局当靠将帅与督抚合力同心之后，皇帝再次追问：究竟要从何处下手？此时的郭嵩焘仅仅只是翰林院一个翰林，而皇帝显示出来的却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真切地关注时局。这样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比起人人称赞的汉文帝，我看还要略胜一些。 当皇帝知道郭嵩焘与左宗棠是老乡，都是湘阴人时，皇帝便问左宗棠这个人才干如何？为什么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此时仍在长沙，自咸丰二年出山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军务，但至今仍只是一个"师爷"，按理不属于朝廷命官，而皇帝竟然知道他，记得他，竟然关心他的才干，关心他不出来做官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证明皇帝也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混混。客观地说，至少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 当皇帝从郭嵩焘口中得知左宗棠秉性刚直，是人中豪杰，极有血性，只要皇帝诚心相召，不可能不出来做官之后，皇帝就想委之以重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官文一纸奏折，又让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仅如此，而且让皇帝勃然大怒。事情起因于发生在长沙的一件"小事"。其实说小又不小，至少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郭嵩焘说左宗棠秉性刚直，实际上可以换做另一种说法，就是那种志大才高的士大夫惯有的性格，脾气不好。秉性刚直的另一面就是脾气不好。左宗棠在长沙因为瞧不起一个叫做樊燮的总兵，故意使坏。一次，樊燮向骆秉章汇报情况之后，退至门口时，因为没跟左宗棠打招呼告辞，就被他大声地叫了回来。叫回来做什么？故意提了几个问题，樊燮回答不出，左宗棠便乘机发难，把他大骂了一通："王八蛋，滚出去。"骂了之后还踢了他一脚，于是两人当场撕打起来。 左宗棠打骂樊燮，前者有打人骂人的理由，后者也有被打被骂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介士人，尤其是此时的左宗棠声名在外，甚至"简在帝心"了，做出这等事也确实有些出格。这个樊燮是湖北恩施人，他的儿子樊增祥还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儿子好，但是其父却不好。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时人归纳为两个字：贪，纵。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余人，常驻城内约300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如此，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全拜贪污所赐。这是他贪的一面。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他的规定，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因此，骆秉章即上奏参劾樊燮。这件事还没完，就发生了左师爷打骂总兵之事。 樊总兵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便将此事告知了湖广总督官文，让官文参了一本。 皇帝读了此本，原本想重用左宗棠的想法，立刻被眼前那个不讲朝廷体面，嚣张跋扈，打骂朝廷命官的恶吏形象所赶跑了，批示官文查处，如若属实可就地正法。而樊总兵则正好与官文关系非同一般，本来在骆秉章参樊总兵时，官文也已上折保举樊总兵为湖南提督。正好，三件事凑到一起，热闹了。 官文接到批复的同时，胡林翼也知道了此事。我们知道胡林翼这个人极会做官又爱惜才，更兼左宗棠与胡林翼有亲戚关系--他的夫人与左宗棠的女婿同为陶澍的子女。得知此事后，胡林翼立即请求官文暂时不要去调查，一面立即向郭嵩焘告急，郭嵩焘便让潘祖荫上折力保。 于是一句经典名言就出现在这个潘祖荫的奏折里："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本来爱才心切的咸丰皇帝也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这样左宗棠方免去一劫。 这件事，也使左宗棠的声名更大更响了。 但左宗棠在长沙是待不下去了。做了八年师爷的左宗棠离开长沙准备前往京城，得知这一情况，胡林翼又来信劝阻，叫他此时不要去北京，毕竟此事还没有了。左宗棠便听其劝，南下来到曾国藩的军中。 这件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了，面对这个八年来一直在长沙为之筹兵筹饷鼎力支持，有大功于湘军的家乡才子，曾国藩很是客气，每天都要和他畅谈很久。 在曾国藩身边待了几个月之后，左宗棠也开始想一改无职无兵的尴尬局面，他与曾国藩商量，要求自己带一支军队。带军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左宗棠本人来说，还是对曾国藩来说，都是件好事。然而，曾国藩竟然劝其不必"添此蛇足"。是担心左宗棠不宜带兵，怕将来弄出一个李元度来？还是更希望他在曾国藩幕中出谋划策，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让左宗棠亲冒矢石？不得而知。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曾国藩心里还记着当年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的情景，虽然时隔已久，但在曾国藩心里仍有阴影。二是他深知左宗棠的个性，岂肯听人指使？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师爷，连湖南巡抚都要听他的，曾国藩担心左宗棠在自己帐下自领一军，到头来自己都要听他的。 依我看，第一个考虑应该不大可能，曾国藩也不是那种鸡肠小肚之人，更何况他当年抛下湘军和江西战场回乡奔丧，自己都后悔了，左宗棠是骂的对呀，若不是听他一骂，曾的反省可能还要迟来一些。第二个考虑应该是实情。曾国藩无疑是有鉴于左宗棠的才识，又考虑到他的脾气，还真有点担心驾驭不了这位才大气粗的部属。而且，左宗棠的口才实实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还说他不过。否则，就在曾国藩的几个得力干将先后弃世，正当用人之际，他岂有不乐意让左宗棠自领一军之理？ 这个时候，皇帝也显示出他的大度和爱才心切来。皇帝分别向胡林翼和曾国藩征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了。面对皇帝的询问，曾国藩虽然不像胡林翼那样，举贤不避其亲，为左宗棠大肆唱赞歌，但他也没有讲其不是，而且他明确回答，希望皇帝知道此人"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脾时局"。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并没有坏左宗棠之大事，相反也是在玉成其事。 皇帝得到胡、曾的回复，当即命左宗棠回湖南招募军队，听从曾国藩调遣。 事实证明曾国藩不让左宗棠自领军队的考虑也是对的，左宗棠将他招募的军队别立一帜，称"楚军"，一开始就与湘军区别开来了，"湘"在过去还是属于"楚"的，名为受曾国藩调遣，实则想独立。不知道左宗棠的这一做法，是否考虑到了曾国藩的想法，抑或是有意要做给曾国藩看的呢？ 后来，曾左的分途，其实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人们多怪曾国藩的做法对左宗棠不公，其实，从"楚军"命名即可看出两人的关系分裂的端倪。"楚军"之例一开，后来李鸿章如法炮制，自命其军为"淮军"。 论军事才能，左宗棠确实不在曾国藩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左宗棠从此沙场征战，连克得胜，奠定了他当世的功绩和后世的英名。 曾左友情的破裂，我始终认为，左宗棠应负更大的责任。本来做为曾国藩的部属，自树一帜的做法就有失人情；后来曾国荃打下南京，走脱了幼天王，被左宗棠得知，他不告诉曾国藩，竟然直接给皇帝上奏折，把此事捅了出去，这一做法就更不厚道。本来功高震主，更兼曾国藩己有奏折说幼天王已死，倘若皇帝怪罪下来，此事非同小可，难怪曾国藩从此不与他来往。为了消灾，曾国藩把左宗棠在打下杭州，让十万太平军从城中逃出之事也写在奏折里，不想，又遭到左宗棠的强烈反弹，两人交恶公开化。可见左宗棠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些任性而为。 同治四年，太平军的残部退到广东，此时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左宗棠奉命南下节制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军务。而广东兵力不足，无法独立防堵太平军入粤，加之，左宗棠所部在福建一带连挫太平军残部，迫使他们逃往广东。郭嵩焘见广东形势紧急，立即向左宗棠求援。而左宗棠竟然上奏要北上剿捻，不久其部果不入广东而折回上海。福建之贼虽平，而广东形势甚迫，看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郭嵩焘不禁感叹："季高此举，使人郁闷。"结果，进入广东的太平军连占了广东几个城市。见此形势，郭嵩焘只好上折请辞。然而，朝廷不仅不批准，反而罕见地指责他"负气"。与此同时左宗棠又雪上加霜，上疏说广东剿匪不力，要求朝廷严办广东督抚。朝廷看到广东形势不妙，命左宗棠驰援广东，不想左宗棠竟然要以撤换广东督抚为条件。郭嵩焘等被撤之后，左宗棠仍不入粤，继续上疏说广东如何贻误军情，最后使得郭嵩焘又受到严厉责备。面对这样一个不讲私情，甚至一点不顾及当年托请潘祖荫上折力保的面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自己，不仅在公文中四次指名参劾，而且在私函中极力诋毁自己的左宗棠，郭嵩焘也毫不隐瞒自己的不满，在给友人的信中予以痛斥。 左宗棠于得胜之际盛气凌人的做法，更让人不可理喻。本来让左宗棠节制三省就是郭嵩焘的奏疏，郭嵩焘得知皇帝批准，兴高采烈写信祝贺，不料，左宗棠竟然回信讥讽，并以教训的口气说郭嵩焘无能，"贻误各节，则昭明较著，无待察访也"。在另一封信中，又骂郭嵩焘"近于迂琐"。后来，左宗棠入广东，不仅当面斥责，而且屡次在信函中诮责于郭，郭嵩焘自言："左帅一信五咨，嘻笑怒骂，无所不备，乃使我等诸君同受此辱，可慨也！"自此终生不肯原谅左宗棠。 美籍学者汪荣祖在《走向世界的挫折》一书中认为，左对郭这种以怨报德的做法，是把郭嵩焘当做曾国藩的同志来发泄的。殊不知，左宗棠与郭嵩焘还是亲家。左宗棠死后，郭虽然前去吊唁，但心里仍然没有原谅他。"文襄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铺张诡变之情，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 从左对郭的态度来看，亦可见当年曾国藩的思虑与识人之远见。有记载说，左宗棠出身举人，所以后来做了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接见属下时，总是先看其履历，先接见举人出身的，然后才接见进士出身者。他的理论便是举人优于进士论。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的心理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阴暗面，或许正是这一阴暗面，导致了他先后与曾、郭交恶。 摘自：刘绪义著《历史给谁来酿酒：刘绪义品读曾国藩》 左宗棠留给儿孙多少财产?仅相当于其一年工资 左宗棠乃清末重臣，历任浙江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轻车都尉等职，封二等侯，死后送赠太傅，谥“文襄”。他任高官二十余年，每年养廉金二三万两银子，另外还有例规等灰色收入。按理，他死时留给儿孙的财产不会少。 据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记述，其曾祖父死时，4个儿子每人只分到5千两银子，合计2万两，只相当于左宗棠一年的工资。真是匪夷所思。 左宗棠68岁时便立下遗嘱“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年谱中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6月，山西、河南大旱，陕西及甘肃庆阳亦饥，公倡捐养廉银万两。同治元年(1862年)他给儿子写信：“付今年薪水银二百两归……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财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仍然是“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他把多余的钱随手散去，除救济灾民和贫苦族人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 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传说一次有位下属拜见，临走时留下了一坛泡菜，他见礼物不贵重，也就收了。客人走后，家人打开坛子一看，原来是一坛金子。文襄公立即命人将客人追回，将“礼物”退回，还批评了一顿。又有一次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上海送给他一份礼物，其中有一架金座珊瑚顶和两支人参，他将这两件贵重礼品退还胡，只收了一些食品。他经手西征军饷几千万两银以上，但他不贪不占，连按官场例规享受的补贴也一概不受。 大清总兵樊燮和左宗棠较劲 还让儿子穿女装? 大清朝有这样一位总兵， 有点没看起当时做幕僚的左宗棠，就没有参拜。结果，左宗棠就把他踢了出去，四处告状，皇帝也没有把左宗棠怎么地。

这个气啊，这位总兵回家就做了洗辱牌，请名师教两个儿子，让他们穿上女装，只有考中举人才能脱掉！为啥呢？因为左宗堂是孝廉，所以一定要让儿子超过左宗棠！

这位总兵就是樊燮。

大清武官不骑马反而坐轿

樊燮（1813－1881。音：fán xiè），字子重，号鉴亭，湖北恩施人，樊燮是清军的永州镇总兵。

樊燮是湖广总督官文五姨太娘家亲戚，但为官不清廉。咸丰年间，官文推举樊燮接任零陵总兵。作为一个军人，他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门从不骑马，要摆文职官员的谱，非坐轿子不可。偏生他又脑满肠肥，体重接近二百五，轿子沉得像一块巨石，得有8个人抬着。有一次检阅新兵，竟让侍从把轿帘掀起，坐在轿子里面阅兵。永州百姓根据他的丑态，编了一条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

被左宗棠踢出去！

咸丰九年，当时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

功名不超过左宗棠，不能烧掉洗辱牌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次子考中进士，焚烧洗辱牌

那么，樊燮的儿子考中进士了吗？还真不错，次子很争脸。

樊燮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樊增祥（1846—1931）清代官员、文学家。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人。光绪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避居沪上。袁世凯执政时，官参政院参政。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派的重要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又擅骈文，死后遗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的骈文，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高产诗人。著有《樊山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