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
清朝两大红顶商人盛宣怀和胡雪岩:谁更厉害?
清朝有两大红顶商人，誉满天下，胡雪岩被誉为商人之楷模，也成为红顶商人的代名词，至今是小说影视剧中的主角。而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在李鸿章晚年的改革维新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之一，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他无不染指。两大红顶商人在时代的交叉，决定了两个人的激烈交锋不可避免。
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中作梗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双方就此结下梁子。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
19世纪60年代，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是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共同的信条，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
在慈禧太后否决办电报的倡议后，胡雪岩转而将全部精力投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而盛宣怀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却一直没停，他决定先办再批。在请示李鸿章后，先架了一条电报线，请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于是，在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在于胡雪岩的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盛宣怀占得先机。
双方积怨已久添新恨吗，斗争愈发激烈。 胡雪岩派亲信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与洋商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却倚靠洋商购买电报线。谁知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信后，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
1883年中法战争，清政府派左宗棠出战。胡雪岩身为左宗棠的战略筹款人又一次忙得不亦乐乎。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开始向胡雪岩下手。
盛宣怀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通过政治上的胁迫与经济上的优惠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
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
盛宣怀对胡雪岩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自己的银行，便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当时的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在忧愤中死去。
孔令侃是谁 盛宣怀之子主动将太太献给孔令侃
盛昇颐的太太比孔令侃大10多岁，但美貌无比。孔令侃一见惊为天人。盛昇颐为了依靠孔令侃捞取更多的钱财，也乐意太太开展“裙带外交”，甚至为他们提供单独相处的机会。
孔令侃是谁？
孔令侃简介 孔令侃(1916年12月10日-1992年)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1943年蒋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乱世之一，军阀割据，群雄并存，混战不休。一时风云际会，不仅出了众多英雄，还有不少枭雄、奸雄，斗争也不只在沙场，还在官场、文场、情场……
盛宣怀是继胡雪岩之后的清末首富，办洋务40年，一生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势倾朝野，富可敌国，创造了中国洋务史上的十余项“第一”，如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报公司、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1916年在上海病死时，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
然而，民国年间，盛家与新贵的风光相比自然要差好大一截，便发生了盛宣怀的第七子盛昇颐主动将太太献给孔祥熙大儿子孔令侃的丑闻。1933年9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介石让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从来不承认财产大部分来源于民脂民膏，宋霭龄曾经多次解释财产是步入政界以前在山西老家经商积攒下来的。佟大为饰演的孔令侃
实际上，孔祥熙出生于没落的商人家庭，早年也捡过煤渣，后来出国留学，经商有道积累下一定的财产，号称“山西首富”。但孔祥熙的实际发迹是在蒋宋联姻之后，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主管财政11年之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宋霭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孔祥熙的“民国首富”称号不胫而走。
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盛七小姐是上海有名的美人，差点儿就嫁给了宋子文。盛家很保守，看重门第，对宋家没有好印象。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是宋霭龄在中西女校时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孔祥熙权倾天下后，当年的盛五小姐趋炎附势，登门拜访宋霭龄，还带着七弟弟盛昇颐夫妇。盛昇颐夫妇和孔令侃混熟了。尽管盛昇颐应该是孔令侃的大辈，但居然自跌身价，和孔令侃结拜兄弟。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了业，孔祥熙把他安排到财政部做特务秘书，表面上没有职权，实质上权大无比。
盛昇颐的太太比孔令侃大10多岁，但美貌无比。孔令侃一见惊为天人。盛昇颐为了依靠孔令侃捞取更多的钱财，也乐意太太开展“裙带外交”，甚至为他们提供单独相处的机会。孔令侃很好色，只要是漂亮的女孩儿，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后来，孔令侃觉得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曾经看上了宋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几次之后便提出结婚，被孔祥熙、宋蔼龄阻止。盛昇颐“投之以木桃”，孔令侃自然“报之以琼瑶”，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他为苏浙统税局局长。
抗战期间，孔祥熙由财政部部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中央信托局因负责对外接运物资已撤退到香港，孔祥熙便派孔令侃充当中信局常务理事。孔令侃来到香港，随行的还有盛昇颐夫妇等人。孔令侃等人成立了扬子公司，做起了进出口买卖，愈做愈大。为掌握沪港两地的行情，与重庆联系，孔令侃在香港租了房子，装了短波发报机，成为电台分台。盛昇颐夫妇盛情请孔令侃到家中用午餐，并让他在盛府午睡。
盛太太使出浑身解数招待。二人经常共宿共眠，宛如夫妻。孔令侃把中信局和扬子公司两边的事物都交给盛昇颐具体管理。盛昇颐捞了大量钱财，对太太和孔令侃的事儿听之任之。后来，孔令侃的秘密电台被英国当局发现。孔令侃匆忙离港时来不及带任何东西，只带着盛太太去了菲律宾结婚。孔祥熙夫妇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
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的公寓。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去世，终年76岁，无后嗣。
盛宣怀死后家族首起遗产纠纷 长孙状告继祖母
盛宣怀办理洋务40余年，亲手创建了轮船、电报、钢铁等企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官商代表，人称“中国商父”。因此，他去世时，报纸评论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富翁，“固一世之雄也”！不过，他的后人却因为这些遗产走上了法庭……
1916年4月27日，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老宅里寿终正寝。盛宣怀死后留下的庞大家产，成为世人瞩目的敏感话题。
子孙满堂的他为避免家族成员争产，生前早早立下了遗嘱，决定将遗产的一半拿出来建立愚斋义庄，救济盛氏贫苦人家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另一半平均分给子孙。可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三年之后，有人打破家族表面的平静气氛，引发了首起遗产纠纷。
盛宣怀办理洋务40余年，亲手创建了轮船、电报、钢铁等企业，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官商代表，人称“中国商父”。因此，他去世时，报纸评论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富翁，“固一世之雄也”！
不过，他的后人却因为这些遗产走上了法庭……
据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盛氏遗产清理资料记载，盛氏遗产清理处前后召开了8次会议，详细订立《盛氏公订保存遗产公约》、《估价清册财产总表》、《五房分配清单》、《盛氏遗产分析办法》等文件。根据这个清理结果，1920年由盛氏亲族会议议决，庄夫人和五房子孙(二六八子早夭不计)同意，所有遗产作为十成分派，五成捐入愚斋义庄，五成由五房分析，每房得遗产116万两。
抢分析权
家族会议刚开过，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庄夫人主持定下的分析办法不妥。
此人就是大房盛昌颐的长子盛毓常，盛家毓字辈的老大哥，他是盛宣怀做太常寺少卿时出生的，所以取名毓常。他反对的真实原因，就是想以长房长孙的身份，取代继祖母庄夫人，出面主持遗产分配方案。经过反复协商，双方意见未能统一。万般无奈，庄夫人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盛毓常告上法庭。
1920年3月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于第四公堂开庭审理此案，庭审开始，先由原告庄夫人的代表律师发言，大致说盛氏遗产监督分析人李经方所拟定的分产办法，亲族中人及各房子嗣大多数赞成，只有被告反对。话音刚落，其他几房代表律师随即起立声明，对这项分产办法没有异议。盛宣怀夫人庄德华六十寿诞阖家欢
被告盛毓常代表律师起立称，被告反对该分产办法有两点原因：一是所有公产及公共重要契据如汉冶萍公司股票，在该办法内未有妥善处理;二是办法中有董事会一项，其组织和人选均不妥当。请公堂延期一个月再审，待被告方详细研究这项办法，以决定是否反对。另外，遗产中有现款100万元，被告不比其他各房富有，目前经济比较困难，请先将这笔现款分派给大家。
原告代表律师反驳说，这项分产办法经亲族会议全体通过，不能因为少数人反对就视为失效，请法庭明鉴。接着，法官俞襄谳详细询问拟订分产办法的具体情况，原告代表律师一一作了回答。于是，法官紧急磋商办法，然后宣布退庭，将择日再审。同时，谕令原告将清理财产报告册、盛氏遗产清理处的议案等呈缴法庭审阅。
抢图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司尚未了结，双方又为老太爷的图章保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盛宣怀在世时，重要图章均让亲信顾笏庭保管。盛宣怀死后庄夫人和李经方正遵循老太爷的遗嘱处理债权债务，必须用到这些图章，便向顾笏庭索要。不料，盛毓常捷足先登，早于庄夫人找到顾，阻止他交出图章。一边是盛氏家族实际掌舵者庄夫人要章，一边是长子长孙严令拒交，顾笏庭两头都不敢得罪，十分为难。
双方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庄夫人终于忍无可忍，再次具状将盛毓常告上法庭。3月19日，会审公廨传唤双方代表律师到堂，展开激烈辩论。最后由俞襄谳宣布判决结果，谕令顾笏庭将所有图章都交给李经方保管。
庄夫人胜诉
此后，会审公廨又多次开庭审理盛氏遗产案，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21年2月15日，会审公廨又一次开庭审理此案。这次除原被告双方派出代表律师外，还有分产监督人李经方的代表律师也参加。他们依次陈述各自的请求，李经方请求核准其负责拟定的各房分析遗产办法;庄夫人、李经方和愚斋义庄董事周金箴等请求核准董事会立案，因该董事会依照《盛氏遗产分析办法》第24条的规定推定人选，于法有据;盛毓常反对该董事会立案，称其选举不合法规，要求将分产办法重新修订。
接着，各方代表律师又当庭开展辩论，争执良久。最后，主审法官宣布：法庭照准李经方的请求，着将各房应分遗产按事先拟定的办法分析;庄德华、李经方、周金箴等要求愚斋义庄董事会立案及盛毓常等请修改分产清册，延期七天再核。
判决结果于3月3日宣布：一、盛氏遗产中保存股股票选举权，应由庄夫人主持办理;盛毓常等请更改分产清册、行使股票选举权、反对选定愚斋义庄董事会，应即一并注销。二、庄夫人等请求董事会立案，照准办理。
就这样，盛宣怀家族的首起遗产纠纷以庄夫人为首的多数派完全胜出而告终。法庭宣布判决结果那天的《申报》载文乐观地说：“从此，盛氏家族风潮当可告一结束。”事实上，盛宣怀家族的遗产纠纷才刚刚拉开帷幕，新的矛盾将接踵而至。这是后话。
盛宣怀是如何整垮胡雪岩的阜康银行的?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之一，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他无不染指。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左宗棠领战。左宗棠每次征战都需要大笔资金做后盾，而胡雪岩则是左宗棠的筹款高手。此次中法交战，胡雪岩自然又要奔走一番。
5年前，胡雪岩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白银，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这笔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
此时，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邵友濂属于李派，料想缓发20天没有大碍，就照办了。
然而，这20天对胡雪岩却是致命的打击。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造成洋行的焦虑，纷纷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漏洞。
这时，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估计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很快，前来阜康银行提款的人群几乎踩破了门槛，阜康银行就此倒闭。不久，胡雪岩就忧愤而死。
胡雪岩简介：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的晚清著名徽商，政治家;幼名顺官，字雪岩。开办胡庆馀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辜鸿铭评盛宣怀 其办洋务只懂拿洋人吓唬朝廷
辜鸿铭就汉阳兵工厂对张之洞说：我国不办兵工则已，要办的话，就要找个这样的专家，绝不能含糊。盛宫保(宣怀)办洋务，只是利用洋人做招牌，不管阿猫阿狗，拿来做晃子，吓唬朝廷，夸示新政的！
晚清怪人辜鸿铭的另一面
辜鸿铭给人的印象是个怪人：怪在终身穿长袍马褂、怪在留长辫子，还怪在娶妾、逛妓院，一手握女人小脚、一手下笔千言……但国务总理王宠惠曾赞佩他道：“鸿铭先生，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早岁游学欧美，精研各种文化科目，均能撷英掇华，发其秘奥，著为宏论。曾荣获博士头衔，达十三个之多，其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洵足多也。迨归国后，专心讲学。春风化雨，桃李盈门，数十年如一日。更以余闲，从事著述，独具只眼，尤以用西文迻译之我国古籍多种，皆能尽信达雅能事，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辜鸿铭在晚清曾被视为邃于西学西政的奇才，1885年，方游学归返中国之时，因偶然的机遇而入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幕府，担任“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是晚清最后一位著名儒臣，他的实施新政、编练新军、重视高等教育种种措施，其背后都有着辜鸿铭鼎力谋划的身影，此后两人相随共事20余年，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1910年，也就是张之洞死后的第二年，辜鸿铭写了《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在序言就写道：“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去年文襄作古，不无今昔之慨。”
汉阳兵工厂是张之洞在湖北时所筹划创设的，当初曾有“中国的克虏伯”之誉，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出品精良，管理严密，在东方可算首屈一指，而这一切缜密的布置，都是辜鸿铭的策划。在筹创之初，盛宣怀介绍一位华德伍尔兹给张之洞，说是英国的兵工专家。张之洞很是高兴，把他安顿在宾馆里，厚予招待。过了二日，张之洞传见，却被告知此洋人已被辜鸿铭打发回上海去了。张之洞大为诧异，便请辜鸿铭来问，辜见面便说：“伍尔兹和我叙起来，算是同校后辈，比我低了五六年级，他是学商科的，现在上海开设洋行，地道是个商人，根本不懂兵工，因此我打发他回去了。”说完，顺手从袖管拿出一个洋信封，掏出一封信，说：“这里有个威廉福克斯，是我同学，这人才是研究兵工学的，现任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我国不办兵工则已，要办的话，就要找个这样的专家，绝不能含糊。盛宫保(宣怀)办洋务，只是利用洋人做招牌，不管阿猫阿狗，拿来做晃子，吓唬朝廷，夸示新政的！”张之洞一向倚重辜鸿铭，于是便函邀威廉福克斯来华协助建立兵工厂。
对于外国人，辜鸿铭是极力宣扬“孔子之教”，滔滔之论有如长江大河。有一次，他的外国朋友在家里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谈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的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回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坐、然后举箸，只恐怕这一餐大家都不能到口了。”
有感于中国文明五千年，开国亦较欧美为早，但由于礼教废弃，风气败坏，竟被欧美人视为“未开化国”，辜鸿铭大声疾呼：“今人有以除辫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他的意思是当时能亡我中华者，不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而是我们自己“教之不讲，德之不修”也。他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之所以能成为东亚唯一的强国，除了因为采用欧洲的文明利器，更是因为在根本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明。他说：“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图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
对于风雨飘摇的晚清，辜鸿铭有着清醒的看法，他说：“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惑，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着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按：曾国藩)，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病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按：张之洞)，另拟方名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在那些年头里，国家早已弊病丛生，面临无可救药的地步，所谓预备立宪的狗皮膏药，根本医不了千疮百孔的病体。辜鸿铭的这席话，真是一针见血地点出病入膏肓的根由，却也是他的痛心之论。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说：“惟历观近十年来，时事沧桑，人道牛马，其变迁又不知伊于何极，是不能不摧怆于怀。”其忧患愈深，伤痛愈深也。
辜鸿铭对当世人士的评骘，除夸赞曾国藩、文祥为大臣，郭嵩焘为上流人之外，其余甚少见许；即如张之洞，亦时有微词。对端方、袁世凯、盛宣怀等人，更是骂到入木三分，挖苦得淋漓尽致。除当面幽默盛宣怀“贱货贵德”；谓端方“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违良心事”。说袁世凯则最为不堪，有“袁在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人称袁世凯为豪杰，吾所知者袁世凯实贱种耳”。骂得非常苛刻毒辣，但仔细思量，并非无的放矢。
辜鸿铭凭着出众的智慧，在时人的不解和鄙视中处处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衫长辫、滑稽突梯的外表下，隐藏着他为礼教之寝废而忧患，为民本思想之沦丧而忧患，为求学问之不诚而忧患……他不该简单地被看成是孔乙己式的人物，他有着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
震撼晚清政坛十大风云人物 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
1、曾国藩：特色的创业之路
曾国藩的成功是典型的“厚道又精明”人的成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高明的骗子绝对不会光说假话，而是三分真话，七分假话。或者三天讲真话，七天讲假话。相对于讲假话，如何讲“真话”来得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只有把“真话”讲得合情合理、真实感人，才能把对方唬住、蒙住、镇住、忽悠住，才能使对方乖乖地上钩中套。
作为一个时代风云人物，曾国藩可谓典范。生前荣获“中兴名臣”之首的美誉，身后崇拜者更不计其数，且崇拜者三教九流、包罗万象。今天重读曾国藩，不由得为曾氏的作为而感慨。世人道：“曾文正公以中人之资，成就非凡之功。”
2、李鸿章：在死棋局里博弈
李鸿章是个非常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出来混就是为了当官，当大官，这是他经常的表白，痞子思想是他的外交哲学，龟缩大法是他的保官秘籍，自然，从曾国藩老先生那学来的“挺”经也不无用处，所以他的一生非常成功，“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绝对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他也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使他顺利地进入官员们的游戏圈。“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李鸿章是看得很开的，他没有心理障碍，甚至还开口向朝廷要官，至少在政治上，他是很专业的。
3、左宗棠：激情无限的狂人
左宗棠是晚清政坛的一支奇军，他本来是一个点背的人，四五十岁了都还没考上进士，这样就进不了官场核心，让他很郁闷。但是牛人自然都是有办法的，他的发迹来源于一句著名的广告词：“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词儿太牛了，让左宗棠名声鹊起，成为大家都期待的神奇人物。所以，广告宣传包装是多么重要。好的产品再加上经典的广告创意，销售神话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左宗棠的辉煌来源于对新疆的收复，这一点也体现了左宗棠的精明，因为当时占据新疆的是阿古柏为首的土匪，虽然后面有俄国的支持，但毕竟是土匪出身，乌合之众。击败他们是理所当然。
4、胡林翼：几乎被忽略的强人
胡林翼，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问题”青年，忽然间变成了大清帝国的顶梁柱。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偶尔放松一下自己，但是千万不要把放松变成放纵，更不能以此为寄托，聪明的人懂得适可而止，懂得找准自己的方向。在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之前，这种“荒唐”的游戏只不过是一种调剂，一些有趣的经历而已。但是这也往往需要一些天分，如果你没有，那还是稳当一点好。
5、张之洞：圆润的不倒翁
张之洞一生真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本是清流党出身，最后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戊戌变法时他和维新派打得火热，但是最终不仅未受丝毫牵连，反而升官发财，顺便还出了一本书《劝学篇》，大出其名。光这一点，就够人激动的了。清流以言官居多，主要是“口活”，这个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干的，而张之洞却自有一套，他平时发言，不像别的言官一样动不动就以大帽子压人，而是讲道理摆事实。对事不对人，而且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他也打老虎，不过是打琦善这只死老虎，而且文采飞扬、琅琅上口，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时间粉丝众多，声名远播。
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有这么个分工：一拨儿负责干事，一拨儿负责挑刺。挑刺者说说风凉话，发表发表评论，自诩为清流。
还有另外一拨儿的境界比较理想，既会干，更会说。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物。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13岁获秀才考试第一名，15岁中举，26岁中进士。是晚清三重臣里学历最高、出道最早的。
他经科举入仕，文才天下第一，初始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亲涉鸦片战争、庚子之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晚清所有重大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重臣。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大潮中，张之洞与李鸿章无疑都是领潮头的人物。他还是位大学者，创立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举世闻名。
他真是说什么话，就流行什么话，干什么事，就流行什么事。他做清流，就做最会说话的清流;搞实业，就搞最尖端的实业。
辜鸿铭对于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是：张之洞为儒臣，曾国藩为大臣，李鸿章则为功臣。三公论道，则儒臣之事。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则大臣之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而李鸿章则为功臣，弊在纯为利己，无所变更。
他身经宦海风波、惊涛骇浪，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步步高升，享受殊荣，可谓极擅官场之术。其术是会同中西、权衡新旧的绝学，应时代之变化，集官场之大成，可圈可点，可学可用。
6、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
7、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袁世凯是个典型的为政治而生的人，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翻云覆雨。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于没有个性。当权者的原则就是他的原则，“老佛爷”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至于个性，那更得像变色龙的颜色一样随时改变。对于这种人来说，试图了解他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就像川剧“变脸”一样，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有如此手段和道道，再加上深谙“厚黑学”真谛，袁世凯在晚清这汪政治浑水里是游得自由自在，最终跳上龙门，登上大位。
如果白痴能飞，那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坛就是个飞机场。
在那风雨如晦的机场上空，无数的一品二品直至九品的白痴飞来飞去，像无头的苍蝇。有一个矮胖的北方汉子，端坐在一边，目光坚毅而冷静。他的心里是最明白的。
是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8、翁同龢：搅局之王
帝师翁同龢是个职业的“搅局者”，如果碰到这样的对手，你得加倍小心，因为这种人难对付。这难就难在他就像一个刺猬一样，你找不到地方下嘴，但是他却能随时刺你一下，让你不得安生。翁同龢出身名门望族，是两朝帝师，身世显赫，家道殷实，不贪钱财，所以无欲则刚，不怕“纪委”来查，而且是南派清流领袖，占据了道德高位，随时都能放你一炮。所以这时他的中心工作就是拆对手的牌，只要你李鸿章、荣禄和不了，那就等于是我翁同龢和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有人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话，合肥是代指李鸿章，常熟则代指翁同龢。以前只有当了大官，才能以他家乡的名字称呼，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所以常被称为“李合肥”。翁同龢是常熟的，所以称为“翁常熟”，而“司农”是对户部尚书的称呼，翁同龢曾经是户部尚书。
李和翁斗了一辈子，死后挨骂还被相提并论，也真是缘分啊。李宰相“笑骂他人由之，好官我自为之”地“一路扶摇”了几十年，而大清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当宰相的自然难逃干系，说他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还算够意思了。
至于常熟的翁部长，“司农常熟世间荒”的骂名，却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忠臣，就像台湾现在的“打马捍将”王仕坚一样，是可以自比古时候的比干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两朝帝师”“中国维新第一人”在其任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他也许是个好人、好学者、好书法家，但绝对不是个好的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也不是个好的“帝师”，更不是个合格的改革家，他甚至连个真正的“维新派”都算不上。唯一值得后人称道的，也许就是他的学问和书法了。
9、盛宣怀：时代之器，旷代绅商
盛宣怀这个人，他是大清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买办，正而八经的红顶子商人，经手的企业可以说是海了去了，到手的银子也海了去了，然而他这个“官商”的“官”字成分要更重些，没有这个官字，他也成不了商父。盛宣怀的诀窍就是“靠”，大生意一定要有大靠山，有多硬的后台，就有多大的生意。反过来，经济上的红火，又能为政治上的发达提供财力支持，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带病提拔”。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就是盛宣怀的聪明之处。还有就是“快”，他做事果断，勇于尝试，肯下血本，有枣没枣，先打几秆子再说。
提起胡雪岩，几乎无人不知。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问：“他是干嘛的啊？”呵呵，他是干嘛的，咱慢慢说。首先，他是打败胡雪岩的人。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其次，他号称中国商父。最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他不但懂得赚钱，而且甲午之战，李鸿章战败，他却不必放逐流亡，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他虽然是第一位大学校长，却曾经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由此可见，念书好不好与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校长，自古就是两回事。
他184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进士，当过副省长。盛家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却历来重视社会实践，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紧。所以，盛宣怀并没有书呆子气，八股文写得一般，应试能力也不行，所以他中了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落榜后，他干脆就不再去挤独木桥了，从此只琢磨“有用之学”。
虽然没有正规文凭，但凭着家庭背景，盛宣怀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给李鸿章当秘书。如此高的起点，跟的人又是举国的大权臣，再加上盛宣怀也确实能干，所以“上位”很快。没几年，李鸿章就委任唐廷枢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当会办。
从此之后，盛宣怀踏足实业界，“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李鸿章的爱护下，作为洋务运动的实践者，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运动。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10、张謇：状元也能下海
张謇是一个成功的“儒商”，这个昔日的状元郎，习惯与八股文打交道的文人突然用数字说话，向世人展现了他的实力。其实张謇的出道并不顺利，首先是在科考路上受尽磨难，最后虽然中了状元，但只能投身他的老师翁同龢率领的清流阵营中去，自然是不得权势，备受打击，但是张謇却能另辟蹊径，弃政从商，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謇的转型颇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的转型并非是盲目的，他从商前先调查了中国海关的进口数据，发现棉纱是大项，于是就选择了从创办纱厂入手。
概念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是理念和智慧却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想从商，有一番作为，不妨学学张謇。
自从最高层搞了科举以来，公务员招考制使平民子弟有了奔头。无数的年轻人放下锄头，放下算盘，放下麻将，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科举彩票摸奖中去。一旦中奖了，则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要是摸到了状元的头彩，就赢了大满贯，位子、票子、车子、面子、娘子，全都有了，就可以爽得挂着大红花带着车队满北京城地走秀。
状元虽每届选一个，但这么多年累计起来，人数也很多了。不过状元下海办公司的，在上千年的状元史上就只有一个人了，此人便是张謇。在过去，经商是被大家鄙视的，连秀才都不屑于干的事，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謇应该是最特立独行的状元，也可说是最成功的状元了，因为其他的状元都是“独乐乐”，而只有他是“众乐乐”，一生不倦地拼经济，建设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
盛宣怀的败家儿子们 贡献仅是东华足球队
说盛氏家族是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门，恐怕没人会质疑。只是，曾经“一只手拿十六只夜明珠”的盛宣怀不会想到，在他之后达到鼎盛的盛氏家族，最终也跳不出“富不过三代”的怪圈。
“颐”字辈是盛宣怀的儿女一辈，如果从盛宣怀的祖父算起，他们是盛氏家族的第四代，如果从盛宣怀算起，他们是盛家的第二代。
钱多，女人多，好赌又不善赌，这是老上海对盛家“颐”字辈儿的印象。这样的“颐”字辈，自然成为盛氏家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盛家可与天子直接对话，在此之后，却没落到八个人挤在一间厨房睡觉的地步。
败家子盛恩颐
盛宣怀先后娶了三房正室。最早的董氏为他生了三儿三女，但是几个儿子都不长寿，老大昌颐和老三同颐都早早去世了，老二和颐过继给了盛宣怀的二弟隽怀，最后也夭折。继室的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便“自挂东南枝”。第三任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子夭折，剩下的就是后来扬名上海的花花公子盛恩颐，人称盛老四。
盛恩颐的人生起点是相当高的——父亲是洋务实力派，老丈人是民国总理孙宝琦，自己又留学英美，母亲庄夫人又是盛府的掌门人。按说他本应该成就一番不俗的家业，但是从小被宠爱惯的盛恩颐，最终成为一个挥霍无度、奢侈成性的公子哥。
盛恩颐大把砸钱的“豪举”在上海是出了名的。
上海进口的第一部奔驰轿车就是他买的。为了显示与众不同，他还把车把换成银的，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汽车牌照也很有“深意”，因为他在家排行老四，所以他的汽车租界牌照是4444，中国牌照是4，这样，别人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盛家老四来了。
盛恩颐不仅自己挥霍，还给每个姨太太配一幢花园洋房和一部进口轿车，外加一群男仆女佣。他最牛气的时候，在跑马场养了75匹马。但和赌博比，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盛恩颐在赌场上创过的纪录，是一夜之间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有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整个儿输给了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这样的赌资，恐怕是一般赌徒无法想象的。
由于前面三个哥哥均不幸早逝，盛恩颐就成为盛府命根似的人物。盛宣怀也有心培养，把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位给了他。但是，金山银山堆里出来的盛恩颐，哪里知道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他整天黑白颠倒，昼寝夜出，不是为工作，而是为玩乐。他的儿子曾经这样形容父亲在汉冶萍总经理职位上的做派：“爹爹是躲在烟塌上，一边抽大烟一边批文件的。”这一点，他赌桌上的朋友也有印证：“盛老四白天睡大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一看有事要用钱，而家里的现钱又不够，怎么办呢？去银行吧，街上的银行已打烊了，那么就只好拿出盛家的老办法，反正家里有的是古董玩意儿，随便拿一件到当铺里去当掉，换出钱来，到第二天天亮银行开门，再派人去取钱，到当铺把古董赎出来。当铺几乎成了他的第二银行了，这是盛老四家的一大笑话。”
到抗战胜利前，盛恩颐分到手的家业基本上就败空了。没钱的时候，他就跟过继给三房的儿子盛毓邮要。盛毓邮说，最怕爸爸请吃饭，因为他吃完饭一张嘴就要钱，而且小数目还不行。盛恩颐也想办法挣点钱，那就是上赌桌上试运气，结果还是输多赢少。到了晚年，盛恩颐穷困潦倒，他与李鸿章的孙子李厚甫常在街头溜达，走到襄阳公园门口，两人都想进去坐坐，结果你看我，我看你，谁都拿不出买门票的钱来。
盛恩颐手头本来有不少房产，但是解放后，国家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一切私人占有的土地，必须交纳高额地价税，盛家全国各地的房产，因为交不起地税，最后都折算成地价划到了公家的房产簿上，只剩下苏州留园门口的几间盛家祠堂的老房子仍属盛家。这几间没有被收，还是因为解放苏州的公干人员说：“收了人间房子，不能收人家的祖宗呀！”这四间祠堂成为盛老四晚年的栖身之处。
被股票套牢的盛重颐
盛老五重颐为盛宣怀侧室刘夫人所生。在“颐”字辈的兄弟中，盛重颐一开始还算是小有成就的。他继承了父亲注重实业的家风，专心事业，与官场瓜葛也较少。
盛家有个管家叫宋德宜，盛家子弟看他有很多洋人朋友，外面消息也很灵通，都拿出自己的万贯家财，跟在他后面买股票。结果，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唯独盛重颐没有跟风，他在专心于自己的房地产事业的同时，还在外滩的台湾银行大楼上开设了“溢中银公司”，从事金融业。所以，当其他几房开始败落的时候，他的生意一直比较兴旺。
盛重颐有钱，也喜欢讲排场。他在淮海中路上的一幢大花园洋房(现为日本驻沪领事馆总领事官邸)，就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几处豪宅之一。人说树大招风，这座豪宅就因为太有名，很容易被人盯上。
抗战期间，盛重颐没有去重庆，而留在上海做生意。结果，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就以汉奸之名，把他从豪宅里赶了出来。盛重颐很气愤，自己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也没有出任过伪职，公司也没有日本人的股份，几个日本朋友也是生意上往来，凭什么说自己是汉奸？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就出示各种证据。但是，盛重颐不知道，国民党就是看中了他这座豪宅，才想方设法把他赶出去的，其实就是欺负他是清朝遗少，没有背景。
然而国民党不知道的是，盛重颐也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就是妹妹盛五小姐盛关颖，因为盛关颖当年的家庭老师是宋霭玲，而且宋子文未发达前，还是盛府的秘书。由于这层关系，盛关颖与宋氏姐妹一直走得较近。她去找宋美玲求助，宋美玲给她出主意：“盛重颐去住怕是不行了，你去住吧，你去住外界不会有意见。”因为宋美玲的这几句话，盛重颐的豪宅最终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但是，盛重颐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抗战胜利后，盛重颐也学着做股票，结果因为不懂行，元气大伤。受股票生意的牵连，房地产生意也江河日下。解放前夕，他不得不把他引以为豪的豪宅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然后，夫妇两人拿着这笔钱来到香港。在香港，盛重颐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他又办了一家股票交易所，交给别人打理，结果被骗，几乎赔进了所有家当，只能靠之前买的一些房子的租金生活。20世纪50年代，他曾派太太回上海处理了一批房产，因为当时国内搞土地国有，房价很便宜，最后只卖了30万人民币。这笔钱，他们也很快花光。
对于盛重颐的晚年，他的一个朋友金雄白在香港曾撰文这样描述：“盛大老住在英皇道的时候，已经贫病交迫，连药费都付不出了，遇到熟悉的朋友上门，就讪讪告贷。那种凄惨的光景，谁又能想得到，不久前，他的住处像俱乐部一样的热闹，每天晚上笙歌宴舞，那彩色的灯光，是从地板上镶嵌的玻璃中打出来的……”
赔了夫人的盛升颐
盛升颐是盛宣怀的侧室柳夫人所生，人称盛老七。
说起盛升颐，就不得不提上海足球史上队龄最长的球队：东华球队，这支球队在19世纪30年代因为辉煌的战绩被称为“上海足球史上的第二代黄金时代”，让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的足球重镇。这支球队的老板就是盛升颐。
也许是因为侧室所生的关系，盛升颐和哥哥比要逊色很多，在盛府的地位并不显赫。父亲去世后，他除了拿到一份家产外，后来的事业，都是自己闯出来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充分利用了盛五小姐与宋家的关系。
宋家在没崛起之前，一直是仰视盛家的。后来，盛家因清朝的灭亡而逐步衰落，而宋家却开始如日中天。在“颐”字辈的兄弟中，盛升颐是比较懂得人情世故的，为了发展事业，他肯低下头去巴结、依附宋家的势力，并因此得势。在孔、宋的提携下，盛升颐在抗战期间出任了国民党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掌管了江南一带的税收大权。抗战期间，他到重庆后不做官，专心经商，出任华福菸公司董事长，生产的“华福牌”香烟行销各地，是抗战时期国产香烟的第一块王牌。后来，他又主持华盛企业公司、大陆运输公司和昆明滇利制钢厂。
盛宣怀家七小姐盛爱颐 上海百乐门真正创建者
盛爱颐(1900—1983)，清末民初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女儿，在家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这位七小姐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她相貌妍丽，气质高华，吟诗刺绣，都有过人的巧思。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时，默默无闻，屈就盛爱颐的四哥盛恩颐(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英文秘书，他在盛府初见花信年华的七小姐，惊为天人，不由得心生爱慕，无法自已。
盛恩颐在上海滩是首屈一指的大少爷，交游广，玩兴大，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宋子文在美国业已养成守时的习惯，他每天早上八点即去盛府点卯，主人尚在黑甜乡中难以自拔。宋子文求之不得，正好抓住天赐良机与七小姐热络一番。宋子文的确有两把“刷子”，他主动请缨，辅导七小姐的英文，经验丰富的男人一旦觅得了与一位少女单独相处的机会，使她情窦初开就只是时间问题。
盛宣怀死后，盛府由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当家，她对宋子文出身于传教士和暴发户的双料家庭抱有极深的成见，何况宋子文尚未发迹，只是一名小秘书，他诚惶诚恐的求婚自然而然遭到了婉言拒绝。七小姐是如何打算的？她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不想忤逆母亲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不肯慧剑斩情丝。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平定陈炯明兵变，建立大元帅府，紧急电召宋子文，催促他从上海南下广东，参与重建革命政权的工作。宋子文早就有步入政坛以求飞黄腾达的志愿，这回天赐良机，不由得欣喜万分。此外，他还打着与盛爱颐私奔的如意算盘，可是福无双至，任由他摇唇鼓舌，七小姐却拿不出这份勇气。
宋子文果然在广州发迹了，他先是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又晋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高官厚禄保底，宋子文牛气冲天，几年不见，七小姐在他心目中已渐渐淡忘成一抹缥缈的鸿影。也许是受过伤的自尊心隐隐作痛吧，宋子文无意重拾旧爱。
1927年秋，庄夫人病逝，盛家的大宗财富被三位公子(盛恩颐、盛重颐、盛升颐)瓜分一空，七小姐和八小姐尚在闺阁未嫁，居然被排除在遗产继承者之外。七小姐心地善良，但她不想逆来顺受吃哑巴亏，便依据民国法律修正案上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提起诉讼。七小姐盛爱颐、八小姐盛方颐与三位兄长对簿公堂，理直气壮地争取遗产继承权，此举在中国绝对史无前例。这场官司得到了宋氏姐妹(宋霭龄、宋庆龄)的鼎力支持，宋子文念及旧情，也在暗中出力相助，盛七小姐和盛八小姐最终打赢了这场轰动沪上的官司。百乐门
初恋破灭后，七小姐心如死灰，直到三十二岁才嫁给表哥庄铸九。也就在新婚那年，她从自己所得遗产(一百伍拾万两现银)当中拨出六十万两白银，建造了上海头号大舞场——百乐门。七小姐是大家闺秀，眼界高，凡事讲求尽善尽美，她手头比较松活，待员工也不够严格，这就是说，她并不适合当老板，经营和管理不是她的强项。百乐门开张初期接连亏损，以至亏损额高达六十万元，差不多资债相抵，已变成极其烫手的山芋。七小姐无奈，只好将它转手抛售。百乐门易主后不久，正赶上大上海舞业的兴盛期，静安寺附近的繁华地段，天时、地利、人和三不缺，生意好到爆棚的程度。人们都说，盛七小姐建造百乐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话一点也没错。
最后的岁月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业余她练练笔，她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适。
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又经丈夫病逝，七小姐总能表现得异常冷静。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路边有一个马路菜场，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小姐。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盛宣怀设毒计打垮胡雪岩?盛宣怀与胡雪岩之死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这也导致了他与当时另一位中国工商巨头、“红顶商人”胡雪岩不断地斗权、斗智、斗法，胡雪岩最终一气而亡。了解盛宣怀和他的商业帝国的建立，对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晚清社会中的畸形发展，显然是颇有裨益的。下文摘自《击败胡雪岩》(丁离著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一书。
架设电报线之争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清政府一次次加以拒绝。到了70年代，清廷对列强的设线要求，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们设线。
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都有了这个念头，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在商务上和战时的用途及好处。
左宗棠听了急忙送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十分生气。盛宣怀宽慰他道：“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定，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一咋呼，大家会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等他们都争得疲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然后争取太后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架成电报线。”没多久，盛宣怀悄悄地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
正如盛宣怀所料，在皇宫里，为办不办电报的事，大臣们吵个不停。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两江。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电报线，小试牛刀。而这里正是李鸿章的防务区。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日后，盛宣怀主持的电报局对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积怨已久又添新仇
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拒绝———后者要在两江卡盛宣怀的脖子。
与此同时，胡雪岩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先后邀请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他还警告他们，胡雪岩大量收购丝茧垄断原料，也严重威胁了洋商的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斗法，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他并没有好感，何况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双方于是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行事也很有韧性，他并不放弃。盛宣怀知道以后，就和大北公司商定了一个计谋。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大北公司才给胡雪岩运来一批器材。胡雪岩喜出望外，很快动工安装。谁知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信后，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盛宣怀
挤兑风潮置胡于死地
盛宣怀主持电报局后，实力大增。由于与胡雪岩在很多生意上争端日多，他谋划着要给胡雪岩更沉重的一击。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招左宗棠入军机。李鸿章和盛宣怀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80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
对于盛宣怀来说，20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20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他又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
如此一来，弄得人心惶惶，挤兑先在上海开始了。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胡雪岩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胡雪岩剧照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涌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后，知道是盛宣怀，他明白自己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不久，胡雪岩即在忧愤中死去。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终于如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盛宣怀害死胡雪岩?盛宣怀用电报网斗败胡雪岩
盛宣怀和胡雪岩，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政治大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生的冤家对头。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左宗棠成“先烈”首败一阵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时，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方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廷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还进一步细说了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了出去。李鸿章得信后自然大怒，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儿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浑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成精了，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持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李鸿章巧设计赢得一局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抓住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等宗室、大臣到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信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
盛宣怀切齿恨主宾一心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曾因胡雪岩暗施手段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七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时，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批。
盛宣怀对胡雪岩切齿痛恨。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可谓一条心。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线路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准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协议，电报总局可以以三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拖了整整一个月才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激愤，而且胡雪岩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报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胡雪岩大势去呕血一升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殚精竭虑，搜刮财源支持恩主。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江南从明代起就是丝织品的全国四大产区之一。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20余年努力经营，基本上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处处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在胡雪岩面前吃瘪，这时当然热烈响应。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时也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根本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只好眼巴巴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贷款，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 的谣言。一时间，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邵友濂得到风声躲出去了，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
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渡过难关。无奈大势已去，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黑手竟然又是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胡雪岩在忧愤中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而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上海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的后人 一度家徒四壁
盛宣怀家族的后人们
盛宣怀家族是近代上海的第一豪门。《盛宣怀家族》(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在权威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文学的笔触对这一家族的史料和历史图片加以整合，艺术地再现一个海派大宅门的百年盛衰。作者宋路霞长期研究近代家族史，在该书中，她独辟蹊径，展示了一幅新颖别致、浓缩了的历史画卷。
上海滩最后的“小开”邵祖丞
前几年《收获》杂志刊出孙树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豪门的衰败》，讲的是盛氏家族抗战胜利之后的衰败景象。文中说，他家与盛家是远亲，有一次他母亲叫他去给这个亲戚送点东西，他第一次踏进了盛公祠的大门。
盛公祠位于现在的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在汉冶萍公司上海俱乐部旧址的旁边(现已拆，建了交通银行大楼)。孙先生走进去的时候，房子和大门都已非常破旧，墙头和屋瓦上长了挺高的草，大殿被木板分隔成若干间小房间，中间一条阴暗的走道，两边排列着小门。每个小门的门口都堆放着煤球、炉子、柴火筐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小门里面则挤满了盛家的穷亲戚。这些住户潦倒不堪的窘状，恰恰衬托了这组房子的破败，给人以落日黄昏般的无限惆怅……昔日的荣华富贵，对盛家大多数人来说，已是一个遥远的梦了。
笔者曾在胶州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与盛四小姐的长房长孙邵祖丞先生(即邵洵美的大儿子)把茗相对。七十多岁的邵先生当年是个很“海派”的人物，曾与朋友合伙在淮海路陕西路路口，开办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音乐商店，凡是西方的音乐、美术、文学、语言，他均能 “一触即发”。平时西装革履，海外新潮无所不知，在时代中学教英语时全部用英语教课，是一个浑身上下都很挺括的小开。然而现在他的居室最多只有十平方米，退休之后靠为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岁月已把这位盛、邵联姻的公子哥儿，塑造成一位“亭子间老伯伯”了。
讲到家族后来的灾难时，邵先生显得出奇的洒脱，他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盛家和邵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盛、邵两家到我这一代的上半期，已富了四代了，再往上一代也算是富有的，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已富了五代人了，大概应该吃点苦头了吧？人家说‘便宜不可以沾尽’，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就该着把便宜还给人家了……”盛宣怀盛宣怀北京故居
以这样的态度来解释家族的变迁和盛衰，笔者还是第一次遇见。他在电话里为笔者指路的时候，语气也是一样的平静： “您到了胶州路从我们弄堂走进来，会遇到一个大铁门，那大铁门你不要进去，而要走那旁边的小弄堂，进来向左拐，然后再向右拐，然后再向右拐，一定要找到后门，反正您若找不到号码就问问人家……”
当我走上他那摇摇晃晃的、阴暗而逼仄的小木楼梯时，才明白他的处境，那是一个躲在闹市一隅的、几乎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从外国报刊上翻拍下来的静安寺道台花园的照片，再举手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导师了。
在谈到这“风水”在“转”的过程时，邵先生讲了很多场景。他故意把悲凉的故事说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尽可能不让听者陷入伤心。他说1950年代，国家要把时代书局公私合营，或者派一名党员干部进来当领导，那时书局已与有关银行家共同主持，银行家们不同意合营或让党员干部来当第一把手。那时时代书局很有特色，出版马列主义的书，也出纯文艺作品。“但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文章骂我们书店，一周一篇长文，都是半版或整版的大块文章。他们这么一骂，我们的书店名声就坏了，办不下去了，只好乖乖地交给国家”。
讲到他父亲邵洵美到了晚年，肺气肿病很严重，家里被抄得家徒四壁，又被扫地出门，曾住在原先邵祖丞“顶”下来的一间房子里，父子俩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相依为命。那时多亏华东师大的施蛰存先生，每月寄五十元钱来，等于救老爸一命。“没想到后来，姚文元居然也救过我父一次。那是‘文革’以后揭批‘四人帮’时，报纸上登出了姚文元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包庇邵洵美。说是1968年，北京的红卫兵本来要把我父亲从上海拖到北京去批斗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居然是姚文元出来制止的，红卫兵没得逞，就是这么‘包庇’ 了一回。其实那时我父亲都病得快要不行了……”
讲别人还能具体，讲到他本人，总是一带而过。“我嘛，历史反革命，是沾了我父亲的 ‘光’，1950年代我父亲被抓进去时，我也倒霉了，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零两个月。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也可以回家了。‘文革’中亦是批斗对象，扫地出门……”说到这里他不再深入下去。他不跟你谈细节，或许一扯开的话，“味淡”的气氛就会被破坏了。话头一转讲到他的亲戚：“我的情况还算是好的吧，命没有送掉。我的一个表嫂，‘文革’中从济南回上海，正碰上聂元梓组织什么‘南下兵团’南下上海点火，叫火车上出身不好的人都前去报到，我表嫂人老实，也去报到了，结果一车厢的‘牛鬼’，都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死了，家属去认尸时几乎认不出了，还是从那只在瑞士定做的手表上认出来的。”
他说的这位表嫂笔者也略知其人，名叫聂光锡，是我国老一辈的银行家、原中国银行副总裁聂其炜的女儿，她的爷爷是聂缉，是中日甲午之战时的上海道道台，她的祖母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曾纪芬，她的丈夫蒯世京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总工程师，她的婆婆是邵洵美的堂姐，即邵颐与李夫人生的女儿邵畹香，也就是那个致使上海“杨庆和”银楼倒闭的蒯太太。蒯世京的爷爷也不含糊，是清末京城里有名的清流蒯光典……“风水”转到聂光锡，已无甚光彩夺目之处了，她是个准家庭妇女，只因家庭出身有“问题”，竟遭如此毒手！
宠辱不惊盛毓邮
笔者2000年在东京见到盛毓邮先生时，老人家已九十岁了。
毓老是盛宣怀的孙子、盛老四的大儿子。他出生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年头――1911年。这一年既是盛宣怀官至邮传部尚书(即交通、邮电部长)，发达到了极致的年头，又是盛极转衰，盛家开始走下坡路的年头。虽然其祖父为其取名“毓邮”，小名“传宝”，但老人家邮传部尚书的位子只坐了十个月，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种盛极转衰、日薄西山的家族氛围中。他是这个家族九十年间的历史见证人，又是一个穷则思变、东山再起的成功的实业家，是盛家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个不可多得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
令笔者感到震惊的是，老人面对家族的兴衰，有一种现代人少有的坦率与真诚！他没有一般豪门子弟，好为其家族隐恶扬善的旧习，更没有纨绔子弟的虚荣和玩世不恭，他平静而坚定的语调，来自他内心的充实――所谓大彻大悟，原来如此呵！
毓邮在大家族析产时，分到了总价为一百一十六万零五百八十六两银的祖上遗产，其中包括三新公司、客利房产合股、沁园房屋、泰吉里、郑家木桥、东有恒路地块的房地产，还有上海、南京、汉口、武昌等地的空地，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和扬子公司的股票若干。这个时候，他才九岁，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按说他是第三代，1920年分家产还轮不到他，但是因为盛家老三盛同颐早逝无子，盛毓邮过继给盛同颐，于是继承了三房的份额。
九岁的孩子自然还不会花钱，那么就由他父亲“帮助”他来花。所以后来毓邮对人说，他最怕父亲请他吃饭，或者是为他做西装，因为吃完了饭、做完了西装就要向他借钱。自己的老爸嘛，不借是不行的，但是总是有借无还。
盛毓邮是盛家哥儿们中最会用功的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商科，回沪后打理自己的产业。他平时有两个跟班，一个叫大董，一个叫小董，都是他祖父盛宣怀的原配夫人董夫人的本家。但是很快抗战爆发，进出口贸易做不成了，只好坐吃山空，静观待变。这期间，他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婚事，他娶了一位漂亮小姐为妻，在静安寺百乐门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婚礼。新娘子是宜兴望族任家的小姐任芷芳，端庄典雅，温婉可人，一个典型的东方美人。
婚后他们和母亲孙用慧住在一起，在万航渡路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过着闲适而优雅的生活。常常有亲戚朋友来玩，大家就常在大客厅或是花园里喝茶、打牌。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九岁就当上了百万富翁的盛毓邮，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他只得重新开始自我奋斗，为养家糊口而奔波。他退掉了花园洋房，把妻儿安排到丈人家，自己去香港、新加坡工作，其间做过生意，也当过中学教师。1960年，已经先期到达东京的盛毓度先生创办了饭店，需要一个帮手，请他前来协助经理洋人客户，于是他从新加坡来到东京，加入了餐饮业。经营餐饮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这时候，谁能想象得出，他就是当年盛宫保的孙子、英国留学生、九岁时就有了百万身价的人！
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不几年，他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60年代初，毓邮的妻子任芷芳带着三个孩子也来到了日本。1968年，两夫妻面对现实，仿照旅日老华侨的“刀工”(世称旅日华侨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开办了一家很小的新亚饭店。这期间，他们能上也能下，精心布置，日夜苦干，聘请了沪帮名厨吴国祥掌厨，很快，他们新亚的酱猪蹄、红烧划水、明虾豆腐、红烧排翅……不胫而走，他们的小笼包子，皮薄馅嫩，咬开来一包汤汁，很受市民的欢迎。后来他们的店面不断扩大，又开设了分店，直至现在，已经发展为七层楼面的新亚饭店，地点在距离东京塔不远东御城门。盛宣怀与庄夫人在日本
他们的儿子盛承洪和盛承兴都是美国留学生，留学生活也是艰苦奋斗，他们自知父母赚钱不容易，业余时间就去打工。盛承洪至今还记得他1960年代在美国餐馆洗碗每小时一美元，为旅馆擦窗每小时两美元……
盛毓邮不愧为大家之后，不仅能屈能伸，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还做得别有特色。他有几样至今为人所称道的“壮举”。
其一是首创中国人不洗碗的店规，凡到他的饭店来打工的中国人，都被安排做其他工作，洗碗的事用毓邮的话来说是“让日本人洗去！”
其二是首创中国留学生每小时工作一千日元的规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内赴日留学大潮涌起，绝大多数留学生靠业余在餐馆洗碗端盘子，来维持学业和生活。人家店里的留学生工资一般都是每小时八百日元，而他考虑到留学生们很辛苦，毅然做出决定，每人每小时一千日元，而且最多时用了二十多个留学生。其实他店里已有不少固定的职工，本不需要那么多学生来打杂的，他完全出于帮助学生们的一番好意。来打工的小伙子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篮球队，这又触动他那根几十年前热爱体育的“神经”，立即拍胸脯：“你们组织篮球队，我给你们买队服！”……小伙子们惊讶得都愣住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老板呀！管吃、管工资，还管打球、队服，这真是标准的“海外奇谈”了！所以在他店里打工的留学生，无不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大家无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形成了很好的氛围。他们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一个个都考进了名牌大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各奔前程了。
其三是创办了东京的唯一一家京剧票友活动中心――东京票房。每逢国内有名角来东京访问演出，他们总要出来组织联谊活动，请客吃饭，联袂演出，发动捧场，非常热闹。梅葆玖、梅葆、艾世菊等人到日本，东京票房的活动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东京。
票房最有力的领导者是毓老的夫人任芷芳女士。任老师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从小就跟大人们上戏园看戏，渐渐成了戏迷。她们任家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票友之家，全家老老少少，人人会唱。她的妹妹嫁给了名票赵培鑫。任芷芳本人喜欢唱程派戏，除了组织并参加票房的活动，自己每周一、三、五下午还请琴师来家拉琴，为其吊嗓子。
在大家热热闹闹的时候，毓老总是一个人斜卧在沙发上，静观一切。老人家话不多，但句句有分量。只要他一发话，全家人都要动作起来――还是大家族的老传统――老太爷以其人格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和全家族人的崇敬。他显得十分沉静，因为九十年间，他什么都看到过了，什么也都经历过了，他无需遮掩什么，也不需弄出什么声响，像一潭平静的秋水，可以直面青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大赢家，因为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盛氏家族骨子里的豁达和彻悟。论人生，还有什么比这种彻悟更珍贵的呢？
中国近代商父盛宣怀 开创哪六个中国第一
盛宣怀其人
谁是盛宣怀？其实就连许多常州的当地居民可能都不知道。但随着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的热播，让更多人认识了在电视剧里跟随李鸿章左右又帮张之洞将汉阳铁厂起死回生的那个在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洋务大臣盛宣怀。
盛宣怀出生于1844年，字杏荪，号次沂。江苏武进龙溪人。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属于经世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宣怀兄弟6人，他居长。他曾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1916年在上海病逝。李鸿章曾称赞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及后世。
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
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僚，深得器重。曾经做过武昌盐法道的盛宣怀之父盛康，注重经世致用。深受父亲影响的盛宣怀，认为中国强盛，最迫切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1872年，沿海和长江航运被英美两国航运公司垄断。为了争夺中国在航运领域的权益，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创办中国轮船招商局。获准后，他在起草《中国轮船招商章程》时，强调“商本商办”的原则。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开始营运。1876年，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旗昌公司，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打算退出中国内河航运业务。在盛宣怀的游说下，轮船招商局从两江总督那里借到一笔款子，购下美国旗昌公司。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案例。1885年，盛宣怀成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督办。
从此，盛宣怀迈开实业救国、实业富国的大步。
中国第一家电报局
19世纪70年代，英、美、法等国在中国建立了电报线，但对清政府“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1880年，盛宣怀在任天津河间备道时，向李鸿章建议，国家自强大计，一是铁路，二是电报，当前电报最为重要，可在天津试办电报局。盛宣怀拟写了一份《电报局招股章程》，提出了“通军报为第一，便商民为其次”的观点。这年，“中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由盛宣怀全权负责。为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盛宣怀在天津办起了电报学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电报总局完成了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这是中国民用电信事业的开端。随后，他又主持了南至海南，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等地的几十条电报线路的建设。
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
1875年，盛宣怀向李鸿章提议，由政府投资，设立机构，在湖北开采煤矿、铁矿。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主持一系列开采业务。1890年，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汉阳铁厂亏损累累，准备卖给洋商经营。盛宣怀闻讯后，提出铁矿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万万不可让洋人经营，否则后患无穷。这样，盛宣怀接下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
历史上，萍乡以矿产资源丰富而著称，1898年清邮政大臣盛宣怀在安源创办萍乡煤矿。1908年，他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盛宣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托拉斯企业董事长。萍乡煤矿是江南最早采用西方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1916年的产原煤量为95万吨、焦炭25万吨，被誉为“江南煤都”。如今，萍乡煤矿已组建成为“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产权重组、人事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在这百年老矿的基地上，意气风发地开创着新世纪的辉煌。
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
盛宣怀在其洋务事业的经营活动中，体会到新式人才的重要。办新事业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否则将一事无成。盛宣怀认为新式人才必要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人只能是暂时的。他认为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专门人才，尤应早日培养矿务人才，办正规学堂。
盛宣怀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人丁家立来往颇密，多有接触，研讨办学之事。后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和丁家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经细致的研究将办学章则、办法、实施计划草拟完成，盛宣怀于1895年春向李鸿章禀请具奏。随后又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于1895年9月19日禀请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1895年首先在天津创办中国新型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而盛宣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校长，也是他，颁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1896年盛宣怀又创建了上海南洋公学，而这正是交通大学的前身。而交大的校区里也一直安放着盛宣怀的雕塑，以此来纪念这位创建者。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中国第一家银行
银行，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说起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人，可能就要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但真正创立中国第一家银行的却是盛宣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朝野震动。1896年10月，盛宣怀呈上《条陈自强大计折》，认为欲自强，需做到三点：练兵、理财、育才。核心是理财，目的是“挽外溢”。盛宣怀认为朝廷应裁撤厘金而增加进口税率，开征印花税，建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接着又呈奏《请设银行片》，认为外国人利用银行为商业集中他们的国家财富，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银行，以便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国内公债，还可以避免因不适宜的金银兑换率而造成的额外负担。光绪对此很是赞同，当即命盛宣怀挑选董事，征求商股，筹建银行。
在盛宣怀的努力下，银行董事会很快成立。董事会有八个成员，分别为张振勋、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杨廷呆、严潆、陈猷。这八个人，都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非凡人物。但即便如此，在那个非常时代，创办银行也算是非常之举，因此也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中国通商银行如同一个难产儿，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诞生于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开设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40万两，缴呈户部利银10万两，其旺盛的发展势头，盛宣怀描述为“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中国通商银行凸显了盛宣怀的商办股份制思想，它的创办和运作模式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不够完美之处，但在当时对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尤其金融业发展无疑具有时代意义。
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
京汉铁路最早称之卢汉铁路，全长1311.4公里。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颁布上谕，要“力行实政”，修铁路被置于实政的首位。1895年12月，清廷政府谕令卢汉铁路商办。但张之洞在募集商股的过程中多方受阻，不得不把修筑卢汉铁路的任务交给盛宣怀。盛宣怀承办卢汉铁路的款源主要是借洋债。比利时一举夺得了卢汉铁路的贷款权，1898年6月，《卢汉铁路比利时借款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在上海签订，借比利时款112.5万法郎，息5厘，9扣，期限30年。卢汉铁路于1898年开始修筑，直到1906年全线正式通车，并改名为京汉铁路。
1916年4月27日，中国近代金融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盛宣怀溘然长逝。他的葬礼极其盛大，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回首百年之前，中国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诸多西方列强侵占我国土地，掠夺人民财物，面对这样的局势，盛宣怀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开创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
孔令侃是谁 盛宣怀之子主动将太太献给孔令侃
盛昇颐的太太比孔令侃大10多岁，但美貌无比。孔令侃一见惊为天人。盛昇颐为了依靠孔令侃捞取更多的钱财，也乐意太太开展“裙带外交”，甚至为他们提供单独相处的机会。
孔令侃是谁？
孔令侃简介 孔令侃(1916年12月10日-1992年)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1943年蒋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乱世之一，军阀割据，群雄并存，混战不休。一时风云际会，不仅出了众多英雄，还有不少枭雄、奸雄，斗争也不只在沙场，还在官场、文场、情场……
盛宣怀是继胡雪岩之后的清末首富，办洋务40年，一生亦官亦商，亦中亦洋，势倾朝野，富可敌国，创造了中国洋务史上的十余项“第一”，如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电报公司、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1916年在上海病死时，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
然而，民国年间，盛家与新贵的风光相比自然要差好大一截，便发生了盛宣怀的第七子盛昇颐主动将太太献给孔祥熙大儿子孔令侃的丑闻。1933年9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介石让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从来不承认财产大部分来源于民脂民膏，宋霭龄曾经多次解释财产是步入政界以前在山西老家经商积攒下来的。佟大为饰演的孔令侃
实际上，孔祥熙出生于没落的商人家庭，早年也捡过煤渣，后来出国留学，经商有道积累下一定的财产，号称“山西首富”。但孔祥熙的实际发迹是在蒋宋联姻之后，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主管财政11年之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宋霭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孔祥熙的“民国首富”称号不胫而走。
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盛七小姐是上海有名的美人，差点儿就嫁给了宋子文。盛家很保守，看重门第，对宋家没有好印象。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是宋霭龄在中西女校时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孔祥熙权倾天下后，当年的盛五小姐趋炎附势，登门拜访宋霭龄，还带着七弟弟盛昇颐夫妇。盛昇颐夫妇和孔令侃混熟了。尽管盛昇颐应该是孔令侃的大辈，但居然自跌身价，和孔令侃结拜兄弟。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了业，孔祥熙把他安排到财政部做特务秘书，表面上没有职权，实质上权大无比。
盛昇颐的太太比孔令侃大10多岁，但美貌无比。孔令侃一见惊为天人。盛昇颐为了依靠孔令侃捞取更多的钱财，也乐意太太开展“裙带外交”，甚至为他们提供单独相处的机会。孔令侃很好色，只要是漂亮的女孩儿，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后来，孔令侃觉得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曾经看上了宋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几次之后便提出结婚，被孔祥熙、宋蔼龄阻止。盛昇颐“投之以木桃”，孔令侃自然“报之以琼瑶”，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他为苏浙统税局局长。
抗战期间，孔祥熙由财政部部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中央信托局因负责对外接运物资已撤退到香港，孔祥熙便派孔令侃充当中信局常务理事。孔令侃来到香港，随行的还有盛昇颐夫妇等人。孔令侃等人成立了扬子公司，做起了进出口买卖，愈做愈大。为掌握沪港两地的行情，与重庆联系，孔令侃在香港租了房子，装了短波发报机，成为电台分台。盛昇颐夫妇盛情请孔令侃到家中用午餐，并让他在盛府午睡。
盛太太使出浑身解数招待。二人经常共宿共眠，宛如夫妻。孔令侃把中信局和扬子公司两边的事物都交给盛昇颐具体管理。盛昇颐捞了大量钱财，对太太和孔令侃的事儿听之任之。后来，孔令侃的秘密电台被英国当局发现。孔令侃匆忙离港时来不及带任何东西，只带着盛太太去了菲律宾结婚。孔祥熙夫妇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
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的公寓。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去世，终年76岁，无后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