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脊梁》 童年记忆 《中国脊梁》 ——谨以此书献给曾在北方生活过的孩子和现在依然生活在北方的父老 中国人勤劳、坚韧、智慧。这些特点，在中国农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任何时候，不管受到任何打击，你可以压弯中国农民的脊梁，却永远也压不垮，农民是中国最厚实的脊梁。 当农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时代的进步。 截取一段空间，还原中国农民的真情实感。 每个人的都是最美好、最纯真的。是一个漂亮的花环，上面缀满了我们最纯真的记忆。 《中国脊梁》里的小故事，就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花朵。这些花朵一直绽放在我心底最深处，也希望能绽放在无数年后所有孩子们的心里。 童年蕴含着每个人心中最美好的记忆，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景都将在遗忘中重新拾起。 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只要轻轻触动其中一枚，所有隐藏在每个人心中、尘封已久的，便会冲破心灵的枷锁，撞开尘封的桎梏，牵引着你回到童年那些无拘无束、幸福的或者苦难的童年。 回味童年，回味那份纯真！诙谐中有泪水，痛苦中有欢乐。 每个人的都是最美好、最纯真的。是一个漂亮的花环，上面缀满了我们最纯真的记忆。 《中国脊梁》里的100个小故事，就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花朵。这些花朵一直绽放在我心底最深处，也希望能绽放在无数年后所有孩子们的心里。 童年蕴含着每个人心中最美好的记忆，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景都将在遗忘中重新拾起。 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只要轻轻触动其中一枚，所有隐藏在每个人心中、尘封已久的，便会冲破心灵的枷锁，撞开尘封的桎梏，牵引着你回到童年那些无拘无束、幸福的或者苦难的童年。 回味童年，回味那份纯真！诙谐中有泪水，痛苦中有欢乐。 目录 序一、中国脊梁的十年 序二、梦回故乡 1、出生在疯狂的年代 2、童年的马车店 3、拖着鼻涕的小妹走丢了 4、终于有了自己的土房子 5、关于爷爷的传奇 6、弹棉花的手艺人 7、小妹看见老爸就像老鼠见了猫 8、小时候也遭遇过“拔毛” 9、倒霉的小货郎 10、骑着秫秸“跑马” 11、瓶瓶罐罐是童年的玩伴 12、串杨树叶的乐趣 13、社员最喜欢的烧柴 14、烧炭的年代 15、生产队的破钟 16、火红的海洋 17、矮墙上的遗憾 18、井台上的故事 19、连环画 20、印模和四角 21、“洋火枪”带来的乐趣 22、捡弹壳的风险 23、村西有座公主墓 24、挖知了 25、挖生产队的墙角 26、生产队里的那些人和事 27、吃“忆苦思甜”饭 28、北方的“地窨子” 29、看地瓜田的日子 30、麦收前的紧张气氛 31、紧张的麦收 32、打麦场上的乐趣 33、拾粪风波 34、刮碱土的孩子 35、生产队的牲口棚 36、生产队里的把式 37、大叔家的怪牛 38、倔驴子 39、红卫兵到底是什么“兵种” 40、村里的碾坊 41、会“哭”的小兔子 42、打野兔 43、北方的大雪 44、北方的热炕头 45、外婆的10个子女 46、我家的表亲数不清 47、倔强的三哥 48、老顽童 49、抽烟叶的日子 50、翻花生 51、瘸腿五哥 52、被打得毛飞的算命先生 53、魂牵梦萦的小素包 54、死里逃生 55、人生历险 56、拉煤路上的故事 57、榆菜窝窝 58、燕殇 59、槐花飘香 60、温暖的灶火坑 61、纳鞋底 62、挑河 63、听新房 64、农村的婚宴吃窝头 65、能治病的清汆丸子 66、记分员 67、小钢磨 68、队里的五保户 69、农村姑娘的想法 70、老铁头的故事 71、油坊 72、看场电影像是过年 73、远去的大哥 74、缠糖稀 75、村里的“达人” 76、拔鸡毛 77、偷鸡吃的黄鼠狼 78、村里的野孩子 79、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 80、穿开裆裤的孩子 81、在呛水中学会游泳 82、农村吃水的变化 83、捉虫子喂鸡 84、农村的小喇叭 85、榕树下 86、借菜招待客人 87、穿越时空的爆米花 88、要饭的双枪老太婆 89、拜年 90、上坟 91、卖荸荠的表哥 92、耩谷子的学问 93、“骑马”打仗 94、捉虱子 95、人和老鼠的“战争” 96、老鼠掉进裤裆里 97、童年的茶馆 98、养鹅看门 99、“猪还活着，猪耳朵却在我肚里了” 100、中国脊梁 后记一：联产承包后的变化 序一、中国脊梁的十年 序一、 中国脊梁的十年 顶着一头高粱花子从农村中爬出来，到小城市里谋生，成为一个“城市边缘人”。历尽艰辛，经过10年的打拼后，农村户口才转为城市户口。那顶戴了30年的“农民”帽子，才从头顶上摘下去。 转过一个千年后，远离故乡，萍漂昆明，成了一个地道的“昆虫”。在滚滚的红尘中，又摸爬滚打了10年，从听不懂昆明人的“马普”，到成为一个除了不会说昆明话、但能几乎听懂云南所有方言的“老昆明人”。岁月的风尘，一直洇然着那颗疲惫的心。 走过云南的很多地方，接触过很多云南的父老和少数民族群众。沧桑的笑脸、粗糙的大手、豪爽的狂饮……都让我感到亲切、感到熟悉，他们像极了我家乡的父辈和乡亲。蓦然回首，我才突然发现：不管我戴着“农民”的帽子或者“居民”的帽子，我依然是农民的儿子，我的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农民的血。 再回首，童年的一切，便如天边的繁星，在记忆的长河里闪烁着向我扑面而来，那么纯真，那么清晰。 停下追赶红尘的迷茫脚步，安顿好疲惫的心灵，打开记忆之门，那遥远的故乡、遥远的童年，便穿越而来。于是，童年的记忆碎片，便在键盘的敲击下慢慢复原，一幅幅儿时的画面，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当键盘的敲击声停下后，我蓦然发现，我童年的记忆停止在了1976年。从出生的1966年算起，正好是10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但也是一个我不想看到的结果。 因为这10年，是中国一个劫难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段，也是一段有着太多人伤痛和不愿提及的时间段。我不想刻意地去写这个时间段里的东西。于是，我尽量往后延伸这个时间段以后的记忆，但以后的记忆却有些模糊。 于是，一切只有顺其自然。 就这10年来说，中国的农民同样经受了磨难和苦痛。物质生活的的极度匮乏、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运动冲击造成的伤痛，无一不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压垮他们的脊梁，他们依然勤劳、依然坚韧、依然智慧，依然有着自己的憧憬。 孩子眼里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童年的记忆也同样是美好的，不会因为贫瘠而萎缩。 慧眼看世界。 剥离开政治色彩，摘掉有色眼镜，跟着孩子的一双小眼，去回看那曾经的10年吧。孩子眼中的东西，或许会颠覆一些成人的印象。在纯真的孩子眼中，痛苦中也有欢笑，眼泪中也有幸福，艰难中也有安逸。 后视镜看到的虽然是后面的景物，但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以镜为鉴，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前进、更好地发展。 拉开记忆的帷幕，回到久远的童年—— 童年时代，物质匮乏，粮食紧张，食不果腹。那个年代，只要猪吃的野菜我们都吃过；而我们的父辈，则连猪都不吃的野菜也吃过。 直到跨过了一个千年，每次在野外看到那些那些郁郁葱葱的野菜，我都会感到嘴里发苦。 不吃野菜，不是不知道野菜的绿色环保，而是童年时吃得太多了，吃怕了。我相信同龄人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这辈子不吃窝头，都不会再想了；因为小时候天天都在吃，也吃怕了。 现在，在北方广袤的原野上，当大型联合收割机呼啸着席卷过摇曳的麦浪，在另一端卸下金灿灿的麦粒；当玉米收割机轻巧地绞碎秸秆，在地头吐出小山一样的玉米穗；当摘棉机灵动地摘下满地的片片雪白…… 我们在惊叹农业科技化普及的同时，农民的身份也在不断提高。农民已经成为一份职业，而且是一份越来越体面的职业。祖祖辈辈们“刀耕火种”的方式已经成为历史，“老农民”也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新农民”正意气风发。 2014年的夏天，南方多雨，中原干旱。老家的后辈打电话来，说添了宝宝，都半岁了。恭喜之余，惦记着北方天热，问那么热的天孩子咋办？后辈笑着说：“家里有空调呢，热不到宝宝。” 现在的北方农村里都有了空调？这句话让我惊诧，也为现在生活在北方的孩子们欣喜。这些宝宝们的童年，真是太幸福了！和我们的童年相比，已经是云泥之别。 这些童年记忆，算是向上一个千年致敬的礼物，也算是本命年里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也送给我即将面世的孙子，祝他的童年明净、快乐、幸福。同时，也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孩子，祝他们的童年都明净、快乐、幸福。 序二 、梦回故乡 序二、 梦回故乡 一个千年过去了，热闹的红尘依旧翻翻滚滚。许多人、许多事都不存在了，唯有印象深处的一些东西还残存着。 一千年之后，会发生多少变化，没人知道。但一千年之前呢？那些曾经存在的事、曾经存在的人，曾经的一切？恐怕也没多少人知道了。 多少个梦里，还萦绕着上一个千年的事。 残缺的记忆碎片里，留下了一个个残缺的故事，残缺的人物经历……平原冬夜的风中，还呼啸着一个个已逝的故事；家乡的月夜，还照着那间间残旧的土屋；老榆树上，每年春天还结出串串碧绿的榆钱；槐树下的孩子们，还贪婪地采摘着大把的雪白塞进嘴里…… 上一个千年，是谁爬上树摘榆钱、偷槐花？鬓角上斜插着野花的漂亮女子，是谁家的新媳妇？那个撅着屁股在夕阳笼罩的树下挖知了的孩子，还拖着长长的鼻涕；气呼呼的村妇，还在粗鲁地说着脏话满街找孩子；谁家的老母鸡丢了，泼辣的鸡主人还站在房顶上骂着难以入耳的粗话；生产队的破钟，还在风中悠然地晃动着，摇曳着岁月的锈蚀痕迹；疯狂的岁月里，我们的先人还站在主席台上接受着教育和批斗…… 老家坟茔里安葬着的祖先，还有多少未了的心愿；每年清明的纸钱里，萦绕着多少后人的思念；一抔抔黄土里，埋下了诸多的旧事；一个个年轻的后生，在坟茔前跪下怀念先人时，还在揣测着先人的相貌和事迹。 那些已逝的岁月里，还有多少印象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上一个千年的事情，还能记起多少？ 作家阿灰说过：“一切都过去了，只有我还留在原地。” 当一切都过去了，我还留在原地吗？ 醉酒的夜里，醒来后看到的是异乡的月、异乡的风、异乡的天空、异乡的风物，腮边就有忍不住的泪水，在缓慢流下。 上一个千年、上一个千年，那些抹不去的记忆碎片，还在努力冲击着酒后头疼的大脑。 跳过了一个千年，我在异乡为异客，但故乡丝丝缕缕的藤蔓，还在缠绕着我，让我记得那贫瘠的土壤，那群在贫瘠土壤上曾经艰苦生存的人。 翻滚的红尘中，很多事情已经忘却，如过眼烟云；但半个世纪前的很多画面，却历久弥新。 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半个世纪前的东西，都还是“崭新的、很近的记忆”；但是，再过半个世纪呢？当城镇化的脚步越来越快，当“农村”已经不怎么存在的时候，还会有人记得生产队，记得用镰刀割麦子、用牛拉着石磙子打场、用木锨扬去纷纷的麦糠吗？ 其实，现在农村的孩子，也几乎已经不知道这些事情了。何况百年之后、千载以下呢！ 留下上一个千年的记忆吧，别让那些记忆再折磨着我已经非常疲惫的身心。或许，上一个千年的故事，还能唤起一些我们逐渐失去的一些东西，包括良知和思考。 再回到上一个千年，苦涩、艰难；再跨回去，一切又回到眼前—— 皎洁的明月下，露华湿重，一栋栋古旧的土坯房里，鼾声隐隐。墙角的草丛中，虫声细密，远处偶尔的犬吠声，不时引起几声鸡啼。月华透过窗棂，照着还在吃奶的孩子脸上，熟睡的孩子，嘴角还拖着亮晶晶的口水。 故乡，在梦中，我回来了…… 1、出生在疯狂的年代 1、 出生在疯狂的年代 上一个千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出生在鲁西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 那时候，中国政坛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也就是在1966年的夏天，营养不良的我，挣扎着爬出了母亲的身体。在无尽的蝉鸣聒噪中，睁开一双惶恐的小眼睛，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只记得自己的生日，是阴历的四月二十五日，但不知道阳历的日期是哪天？直到若干年后，我查过万年历才知道，当时的出生日期是1966年的6月13日，星期一，那天是丙午（马）年甲午月癸卯日。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年。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中国最疯狂的年代，一片大红淹没了中国的城乡，中国最动乱的时代到来了，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疯狂的举动。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为“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习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庆幸的是，我出生那一年中国发生的很多疯狂举动，与我倒是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咬着妈妈干瘪的奶头，在使劲地嚼着稀少的奶水。 中国的狂热过后，只在我那幼小的脑瓜里留下了一些细小的碎片。不过，倒是我的家人受到了不少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有几岁。只记得在朦胧的油灯下，妈妈跟我说起的一些记忆痕迹。 印象里只模糊记得：爸爸是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到鲁西小城莘县任教时认识了妈妈，两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我出生的时候，据说爸爸不在身边，他因为性格执拗，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还要经常被别人批斗，右手腕还被扭伤过。 那时候，很多敢说真话、性格比较直爽的人都吃过亏，都被批斗过，很多人死于非命。我爸爸是比较幸运的，虽然被打过、被批斗过，但毕竟熬过来了，留下了一条命，也从而给我留下了更多的童年记忆。 记得妈妈跟我说，在爸爸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小脚的姥姥还是非常疼爱这个女婿的，经常踮着小脚给他送饭，还偶尔偷偷给他带包烟。但每次去，都遭到红卫兵的呵斥，还经常被推推搡搡。每次给爸爸送饭回来，姥姥在路上都是不停地抹眼泪。 每次说到这些的时候，妈妈的眼睛都有些红。 最早的记忆，也就这些了。 那时候，还有个妈妈在无意地念叨中灌输给我的印象，就是疯狂和饥饿。 记得妈妈说过1958年大炼钢时的情景：那时候，农村的生产队收缴了社员家里的所有铁器，就连门锁、门鼻什么的都不放过；平原村庄里的树木，基本上都被砍伐掉，用来大炼钢铁……至今，在平原的村庄里，很难再找到50年以上的大树。1958年一年时间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让中国倒退了无数年。 随后的1959至1961年，发生了中国的3年大饥荒，起因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大量农村劳力被抽调，造成了农村壮劳力短缺，农业丰产而不丰收；加上公共食堂造成的浪费，到1959年初，农村已经出现口粮短缺以至于饿死人的情况。至1961年，农村饿死人口已达数千万。 当时，在一派喧哗和虚伪的后面，是生产队的地瓜和农作物大面积丰收，但已经疯狂的中国农民们却不去收获这些果实，而是沉浸在虚无地“放卫星”上。直到饥饿来临，直到再去田地里扒开已经腐烂、发芽的地瓜，直到能吃的都吃完，直到物质极度匮乏、连钱都已经“毛”得什么都买不到…… 有一次，有个人颤巍巍地拿着一堆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能吃的面食之类的食物早就没有了，只买到了几棵葱。那时候，能买到几棵葱，已经算是能吃的好东西了。 那个人颤巍巍地将葱揣在怀里，想将这几棵葱带回去给家人吃。但才一转身，他就一头栽倒了，再也爬不起来，饥饿催毁了他羸弱的躯体。但是，就在他倒下、但还没倒毙的瞬间，同样更饥饿的一群人，立即扑上去，将他怀里的几棵葱抢走、扯碎，分而食之。 当时，才屁大点的我，还不知道饥饿带给人的疯狂；但妈妈讲的那个故事，却令我在半个世纪后依然记忆犹新。这个故事让我明白：当农民在食不果腹时，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直到若干年后，我在邻县目睹到《临清县志》时才知道：历朝历代，中原这一带常有荒灾之年，不乏十室九空之时，斤粟斤金，进而易子而食……这些关于饥饿的记载，常让我不寒而栗。 2、童年的马车店 2、 童年的马车店 妈妈在怀着我的时候，不能老是在姥姥家借居了，那边也是一大家子的人，很多张嘴在等着吃饭。 在流了很多泪后，妈妈只能挺着大肚子，跟着爸爸回到了我的故乡——鲁西北的一个小村庄堠堌。爸爸要去邻县教书，只能给妈妈找了一间五保户的房子暂住。等生下我之后，才又借住到堂叔的一个荒废的车马店里暂时安身。 妈妈在她那一代人里，也算是佼佼者。她的学习成绩好，乒乓球也打得很好，曾参加过几次全省的比赛。“小的时候，我们够不到乒乓球案子，就在一块不知道什么年代、什么人的石碑上练球。横放的石碑下面，垒着几层红砖，孩子们正好够得到。” 曾代表莘县参加山东省的乒乓球比赛，是妈妈一生的骄傲。以至于在半个世纪后，当她已经快80高龄、患了老年痴呆症后，还经常自言自语、津津乐道着那段属于她的美好青春时光。在她80年的人生记忆里，若干的艰辛时光她都忘却了，唯有那段记忆还牢牢鍥刻在她的脑海里。 高中毕业后，妈妈虽然在莘县当过代课老师，但回到农村后，却无处发挥自己的特长，只能做一名人民公社的社员，学着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从一个代课老师到“沦落”为一个农民，对妈妈来说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些年，她身心都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以致于到晚年昏庸后，她都忘不了这个“转折点”，一遍遍地痛骂着我那早已在地下腐朽殆尽、听着蝼蛄叫的爸爸。 那时，我有多小自己都不清楚，只记得在夜晚昏黄的煤油灯下，妈妈给我讲一些小故事，很多小故事早没印象了。但那些黑漆漆的长夜，却让我感觉到很孤单，很盼望爸爸能常回家来看看我，能用他温暖的手臂抱得我喘不过气来，能再在他怀里躲避着他钢针一样的胡须。 但在我的印象里，却很少看见他。至少在我咿呀学语的那时候，脑海里都没留下他的什么印象。 记忆里最清晰的，是我们借住的那个大院子。院子很大，有两扇很大、很厚重的大门；左边大门上，还开了个小门，方便随时进出。那时候，我胆子好像很小，很少走出那两扇大门去，最多也就扒着那扇小门，看看门外的世界。 后来，才听妈妈说，我们住的是个马车店，大家俗称大店。以前是马车店，供旅客休息的地方，后来没人住了，马车店也就歇菜了。 大店外面是村里的一条主要东西大街，也就是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隔五天就逢次集，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每到集日，大店外就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挑来青菜、驮来花花绿绿的布匹交易。来赶集的都是十里八乡的人，非常热闹。 每到这时候，我就扒着大门上的小门，伸出小脑袋往外瞅，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是我最开眼界的时候。有时候站累了，还会拉出粗大的门闩，骑在门闩上扒着门看很长时间。妈妈怕我出门走丢了，经常过来拍拍我的小脑瓜，让我缩回头去。 等小门“哐当”一声关上，外面的喧嚣就与我隔绝了。我的世界，重新缩回到那个空荡荡的马车店。看着一些闲置的老房子，听着风“呜呜”吹过没有窗户纸的木窗棂，就感到有些恐怖，抓紧跑到屋，缩回妈妈怀里。 那个大车店，直到多年以后才被堂叔拆掉，盖上了土坯房子。从此，大车店的情形，就只有留在我童年记忆里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了。 3、拖着鼻涕的小妹走丢了 3、 拖着鼻涕的小妹走丢了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感觉身边就多了个拖着鼻涕的小丫头，那是我妹妹，她比我小两岁。记得她会跑后，比我还喜欢扒着车马店的小门往外瞅，为此经常挨妈妈骂。 那时候，我应该有4岁了。 在妹妹两岁左右时，因为扒着小门往外看，还真发生了一件危险的事。 那天也是逢集，妈妈在屋里忙，我在门口瞅了一会，就被妹妹挤下去了。别看那丫头小，却很好奇，也很霸道。 她骑在小门的门闩上，拖着鼻涕、像个野孩子似地悠哉悠哉地看着外面的风景。看到门口的风景被她霸占了，挤不过她，我就回到院子里玩小瓶子。 过了一会，再抬起头来，小门洞开，门闩上却赫然不见了那个小丫头。我慌了手脚，连忙飞跑着回到屋里告诉妈妈：“妹妹不见了！”妈妈也慌了手脚，连忙到街上找，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愣是没有看见拖着鼻涕的小妹。 妈妈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连忙找来几个邻居帮着找。 邻居们待我们都很好，听说张老师的孩子走丢了，都慌着到处找。但半天后，还是没有那小丫头的消息。妈妈哭了，邻居们在不停地劝慰着；我则缩在角落里，生怕妈妈会责怪我没有看好小妹。 随后，却听见门口一阵喧哗，一个邻居嚷着：“孩子找回来了！”只见一个高个的陌生人，怀里抱着熟睡的小妹大步走进来。 邻居们说他是我们村子里南街的人，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说：“下地走到河边时，看到一个很小的孩子睡在河边的地上，问她也说不清住哪里！后来，还是其他人有认识的，说是张老师家的孩子，所以就赶紧抱着送来了。” 妈妈接过小妹，紧紧抱着，嘴里连声道谢，眼中泪水不断。 大家都想不通，从我们住的大店到南街的河边，有二里多地，她是怎么跑过去的？还居然睡在了河边上？至于那个当初将小妹送回来的街坊，小时候还记得名字，但几十年之后却再也想不起来了。 从那件事后，妈妈对我们管教得更严了，不但那两扇大门很少开，就是小门也很少打开。 门外的风景，逐渐从我的记忆里消失。 若干年后，每当提起这件事时，小妹还是嘿嘿地傻笑，居然不认账：“我不记得了，多半是你们编排的故事。我那时不会那么野吧！” 4、终于有了自己的土房子 4、 终于有了自己的土房子 在大店里到底住了多长时间，已经没印象了，反正时间不长，也就一两年的光景吧。还有点非常浅淡的印象，就是在这时候我们在盖新房子了。 新房子的地址就在大店后面，是爷爷留下的老宅子，原来一直是大伯在管着。后来，爸爸和妈妈回老家定居后，就是因为一直没有自己的宅基和房子，才暂时借居在马车店里。但借居终究不是长久的办法，爸妈就和大队里商量着要块地方盖房子。经过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做工作，大伯才把那块地方交给了我们。 那块宅子分上下两块，地方还挺大。上面一块比下面稍小一点，但地势比下面那块要高接近一米，爸妈就在下面那块宅基上盖了房子。盖房子的事已经记忆不多了，只记得爸爸没事了就自己拉土来脱土坯。那个年代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土坯房。 当时，很多人家还居住着那种外墙很厚、用小板打起来的土房子。虽然费时费力，但毕竟花钱很少，还能冬暖夏凉。很多人的一生，就是在那种土房子里度过的。 那时候，爸妈借来地排车，从村外的荒地里拉来很多黄土堆在院子里。爸爸把土堆弄成圆形，挖出一个窝窝来放水。新宅子附近就有一口水井，爸妈就去井边挑水，倒在土堆窝窝里。等水渗透了，就把土和成泥。爸爸找来一个土坯模子，是长方形的四块木板钉起来的，两边拴着绳子。 妈妈用铁锨端来泥巴倒进坯模子里，爸爸用“泥板”左右压平了，再用一个小铁棍贴着坯模子划几下，让泥巴和坯模子分开。再慢慢把坯模子提起来，剩下的方形泥巴块，就是土坯的原型了。这些土坯等到半干的时候，还要移动一下，将其侧立起来，铲去后面粘的多余的土。几块土坯靠成工字形，晾晒上几天后，就可以搬到一起码放。 那时候，农村建房大部分都是用土坯，省钱、方便，而且盖成的房子也能冬暖夏凉，只是没有“小板打”的土房子效果好。 等院子里土坯都码放好、晾晒干透后，就可以开始建房了。 那时候，我还背着粪篮子（粪筐）去街上拣过碎砖块，用来填在地基上面的空心。因为土坯砌房不耐潮，所以下面怎么着都要砌几层砖来隔离潮气和阻挡雨水。那时候，一般的人家也买不起多少砖，都是将砖砌得比土坯宽一点，中间是空心的。为了牢靠，就找些碎砖头来填在中间的空心里，俗称“填馅”。 那时候个子还很小，背不动多少，一次就能背10多块小砖头。但是，还是非常欣喜地看着房子在长高。后来，记得建盖这四间土房子，村里的施工队忙活了好多天，最后才只要了60多元工钱。 这个数字，在若干年后，当我和自己的儿子说起时，儿子的眼睛睁得铜铃大小，楞了半天才说：“盖一座房子才要60元的工钱，不可能吧，也就一包好点的烟钱，谁干啊！？”我屈指“乒——”地在他头上爆弹了一下，说：“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也拿来和现在比！” 儿子捂着头，问：“那是个啥年代，钱是啥概念？”我说：“那是个二分钱买一包火柴、几分钱买一斤烟，三毛钱可以买一斤柴油的年代。”儿子嘟囔着：“都是秦始皇那年代的事情了，还拿来说！”我一跺脚，那孩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了。 当时，建房的木料，还是从原来我爷爷建的老房子上拆卸下来的，基本上是原址重建。因为老房子比较小，所以木料也都不长，基本上也就七长八短地都凑合着用上了。尤其是房梁的长度，根本跟不上当时的房子宽度，所以建房时是在门后里砌了两个砖柱子，房梁就搭在柱子上，这样延伸了点房梁的长度，屋里也多少显得宽敞一些。而地基上用的一些青砖，也是拆老房子时拆下来的，基本没钱买新砖。 不久，我们就搬到了新房子里。这一拉溜的四间土坯房子，也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 搬到新家后，就算是彻底离开了那个车马店。 那时候，爸爸妈妈很高兴，回来漂泊了几年，总算是有自己的一个小窝。坐北朝南的房子，对着一个空荡荡的大院子。最东边一间是厨房；紧靠着的三间是连在一起的，中间算是正屋，右边一间休息。最西边一间立了个大橱子算是隔开了，放点杂物等东西。 在这几间土坯房子里，我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那栋土坯房子，也给我们庇护和遮挡了多年的风雨。直到20年后，还是我长大要结婚时，才自己拆掉那座土坯房，重新建成了砖房。 5、关于爷爷的传奇 5、 关于爷爷的传奇 因为新房子上借用了不多老房子的东西，所以那时候爸爸很感念老人的恩泽，说：“要不是你爷爷留下了这座土房子，我们至今还住不上新房子啊！” 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原来的老房子是啥样了，只知道那房子是爷爷早年建起来的。 爷爷排行第四，在解放前是村里有名的“四爷”，仗义疏财，在村里的名声很好，在街面上还有自己的生意。 除了这些，爸爸还讲过关于爷爷的一个传奇。 爸爸的脸上有很多麻坑，是他小的时候出天花时落下的。 爸爸小的那个年代，出天花的孩子特别多，而且很难治疗或者根本没钱治疗。很多治不好的孩子，基本上就是等死了。当我爸爸也救治无效、病入膏肓的时候，爷爷肝肠寸断，他决心自己想办法治疗爸爸的天花。 爷爷年轻时读过一些医书，但他却从没给人看过病。看着爸爸的样子，他决心试一试。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那些自己收藏的古医书，三天三夜没出来，也不准家人打扰。三天后，他拿着自己配制的药面出来，喊奶奶给敷上。 当时，我奶奶摊开一床小被子，将药面洒满在被子上，然后将爸爸脱得光溜溜的放进去，药面刺激皮肤，爸爸哭闹不已，奶奶狠着心将爸爸用小被子卷好了，用绳子捆上。一家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轮流抱着啼号不已的几岁的爸爸。 三天后，爷爷说打开看看吧。但奶奶解开捆绑小被子的绳子后，小被子却打不开。原来，爸爸的皮肤被药面侵蚀溃烂，和小被子粘在一起了。看到这些，奶奶的手就颤抖着，再也下不了手了，哭个不停。 后来，还是爷爷自己动手，狠心撕开了粘在爸爸身上的小被子。爸爸一身的皮都几乎被撕下来了，哭得死去活来。但爷爷还是狠心将几乎是个肉团的爸爸抱起来，放在另外一床洒了药面的小被子上，重新扎裹起来。 当爸爸哭晕后，连爷爷都掉泪了。 奶奶哭着撕扯爷爷，说：“六（爸爸姐弟六个，他排行最小）儿都这样了，你还这样折磨他！”爷爷推开奶奶，说：“老娘们懂得什么，孩子的皮虽然脱了一层，但证明药面管用了，再换两次他就好了。但估计，会在脸上留下点疤，那里没法上药。” 爷爷的话像是圣旨，让所有的家人心里生出了几分希望。 “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很多出天花的孩子都死了，或许我们家六儿命不该绝，还能有救！”这是当时所有家人的期望。 再三天后，又到了给爸爸换药的时候。 一家人想到上次给爸爸换药时，要撕掉身上的皮才能把他和小褥子分开，一家人都不寒而栗，抖抖索索地谁也不敢动手。倒是爷爷宽慰大家：“没事，这次不会了，他的皮肤应该已经长好了！”尽管爷爷这样安慰大家，但大家还是不敢动手。 最后，还是爷爷自己动手解开了爸爸身上的小被子。 当大家捂着眼张开一条缝隙观看时，却看到一个肉嘟嘟的小家伙出现在大家眼前。爸爸没哭，身上的皮肤也没有溃烂，只是皮肤红红得像是刚出生的婴儿。他上次换药时被撕掉的一层皮，已经长出来了。 这下，大家开心了，流着眼泪，手忙脚乱地帮爸爸再换了药，重新包裹起来。再三天后，爸爸的天花好了，只是脸上还是留下了浅浅的、但细细密密的麻坑。而此后，爷爷却被累到了，睡了好几天。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爸爸是爷爷最小的孩子，能将他从死神手里拯救过来，爷爷也耗尽了心机。 这个传奇，这个故事我不仅听爸爸说过，也听几个姑姑和很多人讲过。每个讲述这个故事的人，都对爷爷充满了钦敬。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爸爸在后来也喜欢看很多古医书，尽管他也从来不给人看病。 再好多年后，我才想明白，他的这个心结就来源于爷爷当初用自己的“医术”，在关键时候救了他一命。但至于当初爷爷用什么药方救的爸爸的命，却是没人提起，也无从可考了。 只是，在爸爸不大的时候，爷爷就和奶奶因赌气离开了家乡。那时候，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蹂躏到了中国的腹地。 后来，听说他被日本鬼子抓壮丁，去东北做苦力了，有侥幸生还的老乡还说起过他。再后来，也就没有消息了，家里的亲戚都不知道最后爷爷咋样了。但大家都估计，一定是凶多吉少，死在东北了。 所以，除了爸爸小时候见过爷爷外，我妈妈嫁给他后也没见过爷爷，我更是没有见过，甚至没见过爷爷的照片，都不知道爷爷长得啥样，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张承绪。 以至于很多年后，当我和爸爸在他执教的沙漠中畅饮，说到爷爷时都忍不住涕泗满襟，就连垂暮之年的爸爸都唏嘘不已。 也就是因为爷爷被日本人抓壮丁后再没有了消息，所以，一直到若干年后，我都从心底里痛恨日本人。这个民族情结，一直到我白发皤然的时候都依然耿耿于怀。 6、弹棉花的手艺人 6、 弹棉花的手艺人 搬到新房子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上段宅基因为比下段宅基高，建房时爸爸也在这里取过土，脱了一些坯，也就慢慢挖出了一个齐腰深的坑。一场暴雨过后，坑里积满了雨水。一天晴天后，我在坑沿上看蚂蚁搬家，妹妹蹲在坑边上撩拨着水玩，妈妈在不远处忙活着。 妹妹玩着玩着，突然脚下一滑，一头钻进了水坑里。我吓坏了，扯着嗓子喊妈妈过来。妈妈冲过来，带着衣服就扑进水坑里，一把将小妹从水里提溜出来。从有记忆起，我就从来没有看见妈妈那么慌张和利索过。 将小妹提溜上来后，小妹已经喝了几口水，没有呼吸了，我被吓哭了。妈妈则一把将小妹放在坑边上，双手按在她胸前，使劲压了几下。“哇——”地一声，一口水从小妹嘴角喷出来。妈妈继续按了几下，小妹连续喷出几口水，才算是缓过神来。 自从那次受到惊吓后，妈妈再不敢让我们到坑边去玩。等爸爸回来，就喊着爸爸去田野里拉了一些土，将那个坑填补平整了。 在新建的土坯房子里，正对门口的两间屋子，是用一个很大的货架子隔开的，这样就隔成了一个“客厅”的样式。那个货架子的背后，贴满了当时爸爸从学校里拿来的旧《人民日报》。 没事的时候，我就躺在里屋的土炕上，隔着挂起的里间屋的布帘子，一遍遍地看着这些报纸上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字和很少的几张黑白图片。 那时候，爸爸在很远的邻县教书，妈妈去生产队上干活。平时，剩下我和妹妹在家的时候，就喜欢围着那个大货架子转悠。 据说，那个大货架子是爷爷当年做生意时摆在店铺里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摆在了我们家里。转到背后，货架子是一大格、一大格隔开的，放着爸爸的医书和家里的一些杂物。 没事的时候，几岁的我就喜欢拿着货架当梯子爬，一会儿就爬到了最上一格。货架的最高一层上满是尘土，顶着低矮的房梁。我还常常缩在其中的一格里，外面挡点东西让小妹找。小妹不敢爬上来，还不知我躲在哪里，差点就吓哭了。我这才推开外面的东西，哈哈笑着钻出来，得意地带她到院子里玩。 因为我老是喜欢爬货架子，很挨过爸妈几次说。他们怕我摔下来，或者扳倒了货架砸到我。但说归说，他们不在的时候，我还是照爬不误。 但有一次，我还是惹了次祸。 有次，生产队在秋收后，每家都分了点棉花，妈妈把这些棉花弹好了，准备冬天做棉被。那些棉花，都包在一个纱布包袱里。 有天，天快黑了，妈妈还没有回来，我端着小油灯爬上货架找东西。看到那个包袱时，就好奇地一手抱着货架的格子，一手举着油灯凑到包袱上看。突然间，“刺啦”一声，整个包袱里的棉花一下燃起来，把我吓坏了。但还没等我出溜下来，一包棉花已经燃成灰烬。 而这把火，也是我童年时代唯一一次目睹的、发生在我眼前的“火灾”。而我，就是肇事者。 看着瞬间就消失了的一包棉花，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小妹也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点棉花，是一年到头在生产队里劳动能分到的、唯一能塞在棉布里过冬的东西。听妈妈说，她还准备留下一点邮寄给东北的四姨。但现在，都被我付之一炬了。 以前的傍晚，都是和小妹到大门口巴巴地盼着妈妈早点回来。但那天，我却希望天别黑下来，妈妈也晚点回来。那时候，虽然还不知道“大祸临头”这个成语，但忐忑的心情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 但是，等妈妈回来，我还是说了这件事。本来要预备着挨一顿暴揍的，但妈妈听说没烧到我，也没烧到其他东西，就骂了几句完事了。 那一刻，感到真是如逢大赦。 但有时，心里还是会犯嘀咕，就怕爸爸回来臭骂一顿。 但几天后，爸爸周末回来时，居然没说什么，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那年头，在生产队里干活，一年到头能分到几斤新棉花做被子，是件很难的事。生产队里有时几年都不分一次棉花，所以每家的被子里都是又厚又重的旧套子。盖在身上感觉不到温暖，只感觉重得很，为此还经常被沉重的被子压得做恶梦。 那个年代，农村每到冬春季节，都盼着弹棉花的能来。 那些弹棉花的，基本上都是江浙一带的手艺人，每到冬天都会从南方一路弹着棉花过来，有时在一个村子就能弹不少天。一个村子的棉被弹完了，才移到下一个村子。而且，那些手艺人很能吃苦，平时就在街角或被风的巷子里，随便搭一个遮风挡雨的小棚子住着。 白天，这些手艺人就坐在棚子外弹棉花，身上、头发和眉毛上，挂满了灰蒙蒙的短棉絮。渴了、饿了就找村民要点水，或去水井上打点水，自己找砖头架起一口黑黢黢的小锅来，随便做点吃的。晚上，就落下棚子的布帘，随便凑合一晚上。 那时候，村里的老人经常教育一些不上进的孩子：“看人家这些手艺人，多能吃苦啊，这一圈转下来，就能挣不少钱！” 当时，农村里很少能弹到新棉花，多半是将家里的旧被子拆开，将旧被套拿出来，送到弹棉花的那里，让手艺人重新弹一下，等于是翻新吧。尽管是翻新，但弹过的被套还是会蓬松很多，盖上会温暖一些。 能分到一点棉花的年份，大家就邀请左邻右舍的妇女来帮着做被子。 在院子或者堂屋里铺上东西，几个妇女在旧被套的上下都添加一层薄薄的新棉花，这就是很庆幸的时候了。有时候家里人多的，只能在贴身的一面添加一层薄薄的新棉花，按农村的话说，这叫“糊弄穷”，也叫“穷糊弄”。 甚至有些人家嫁闺女，也陪嫁不起全新棉花的被子，只能在旧被套的上下添加两层新棉花，算是打发闺女的嫁妆。 直到现在，还能清晰记得起农村妇女做被子的场面：将被套三面都缝好了，只留着侧面一边不缝。之后，将被子里外反过来，将棉絮和棉花一点点铺平、压好了，几个妇女慢慢从一侧开始卷被子。等将被子卷成圆圆的一个长条时，才从没缝合的那边伸进手去，抓着被里、被面和棉花慢慢抽出来。等抽完了，剩下的就是缝上被子“张嘴”的一侧，整床被子还要竖着缝合好几趟针线，这床被子才算是做好了。 在农村，做被子、做嫁妆，都算是很大的喜事。尽管那时的日子都很贫困，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很开心。 7、小妹看见老爸就像老鼠见了猫 7、 小妹看见老爸就像老鼠见了猫 在童年印象里，爸爸好像也没动手打过小妹。但小妹一看见爸爸的那张长脸撂下来，立马就缩起了身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小妹长大了，还是很怕他。估计，是爸爸那张长满麻坑的长脸，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太多的恐惧。 说来也怪，小妹从小就对爸爸非常害怕，甚至到了恐惧的地步。 后来，我大一点了才稍微明白，爸爸虽然是曲阜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但也像其他北方男人一样，有着重男轻女的想法，对小妹从小就有偏见，不待见她。同样做了错事，他对小妹的态度就要严厉一点，所以，小妹从小就怕他怕得不行。 那时候，能吃到玉米面的窝头已经不错了。而且，蒸点窝头，大人还得高高地挂起来，免得孩子得手就拿来吃。还记得，我的两个玩伴是亲兄弟，有次去他家玩，两人饿了，就站在板凳上，从高高的篮子里偷拿出一个窝头来分着吃。因为“分赃不均”，两人还差点打起架来。 那时候，爸爸的工资也非常少，我印象里最早的工资好像只有14元钱。那点钱虽然不多，但在社员们看来，毕竟是在“吃工资”了，都羡慕得不行。 当时的物价非常便宜，二分钱就能买一包火柴，一分钱可以买块水果糖，八分钱就打一瓶子醋或者酱油，一毛钱可以买一堆冰棒。所以，爸爸倒是能经常带点当时稀缺的白糖啥的回来。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农村也是很稀罕的东西。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妈妈突然神秘兮兮地背着一个布袋子回来，里面有半袋子东西，她紧张地掀开放在货架旁边的一个铺柜。 这个铺柜也是爷爷当初摆在店里做生意的一个柜台：四周都是封闭的，只有上面的中间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估计是当时做生意时储存货物的。当时，这个铺柜摆在西间屋里，是家里比较隐蔽的地方。 看她神秘的样子，小小的我很奇怪：“妈妈，里面是什么？”她将袋子放在铺柜里面，摸索着打开袋口，竟然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火烧。 火烧是北方人最爱吃的一种烤制食品，至今还是北方人的最爱。但在当时，能吃到火烧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我的小眼睛里，估计当时都放出蓝光来了，口水也不争气地流下来。妈妈拿出一个火烧，掰开一半给我“打馋虫”，另一半给了小妹。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问妈妈哪来的这么多火烧，够我吃很多天了。妈妈当时的回答支支吾吾，至于当时咋说的，我几乎不记得了，只记得一句：“今年要过饥荒年了，储备点吃的吧。记住，一定不要和别人说啊！” 她的这个解释有点牵强，即便爸爸“吃工资”，平时顶多给我花几分钱买一个解馋，也不会一下买这么多啊！但在当时，家里一下储备了这么多好吃的，我也来不及细问了，一边啃着干硬的火烧，一边就在想着怎么能再偷个火烧来吃。 但是，铺柜的钥匙都是妈妈带着，我想偷都没法下手。所以，只好每次嘴馋了就央求妈妈给我一点吃。因为火烧比较干酥，所以能储存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冬天，能放好长时间都不坏。 因为那些火烧，在那个冬天里，让我充满了无限憧憬。 当时，对我来说，最好的美味就是在碗底里倒上一小点白糖，掰开点馒头蘸糖吃。 那时候，农村里还很少能吃到白面馒头，只有过年过节时才吃点。看我狼虎地吃，爸爸常摸着我的小脑瓜说：“吃慢点，别噎着了。”为了能多在馒头上蘸点白糖，我也有自己的鬼主意：就是趁爸爸不注意时，把馒头在水里轻轻蘸一下，这样几乎几下就把碗底里的糖蘸完了，然后再央求爸爸倒点白糖。 与我相比，小妹就相对“很不得势”了。爸爸在给我馒头蘸白糖时，她几乎就一直缩在帘子后面，眼巴巴地看着，很少敢进来要吃的。只有爸爸高兴了，才给她吃点。 记得有一次，小妹刚掰开一块馒头吃，忽然听说爸爸进门了，当时吓得“哧溜”就缩到门后里。爸爸推门进来时，差点将她在墙角挤成一张照片。看着小妹吓得有点发呆的小脸，爸爸倒是宽厚地一笑，摸了下她的小脑瓜，没有说什么。 在童年印象里，爸爸好像也没动手打过小妹。但小妹一看见爸爸的那张长脸撂下来，立马就缩起了身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小妹长大了，还是很怕他。估计，是爸爸那张长满麻坑的长脸，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太多的恐惧。 8、小时候也遭遇过拔毛 8、 小时候也遭遇过“拔毛” 小时候，农村里都是点煤油灯。供销社和小店里都有卖的煤油灯，上面有个玻璃灯罩子。但用上几次，灯罩就被熏黑了，要拿下来很小心地擦拭干净。因为不小心，还经常捏破灯罩，有几次还被碎玻璃扎了手。 那时候的煤油，是六角五分钱一市斤，要跑到村东头的供销社里去打油。有些买不起煤油的人家，就买点三角钱一市斤的柴油来点灯。但柴油烟大，一晚上点下来，鼻孔里全是黑黑的柴油烟子。爸爸好歹还是“吃工资”的人，就不肯点柴油，经常给我一块钱，让我去打煤油。 那时候，农村里还很少有塑料桶，打油就用一种盛过农药的绿色大玻璃瓶子，差不多能装一公斤水，但装不了一公斤煤油。每次，我都是在瓶子上拴个麻绳，提溜着去打油。 从家里到供销社，有很多弯弯和巷道。而且，最讨厌的是：东街的几个孩子，经常拦住我要钱。 那几个孩子个子都比我高，和他们打架，我肯定是要吃大亏的；再说，我还拎着煤油瓶子，打架也不得手。他们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即便仗势人多，将我的煤油瓶子夺过去摔了，我也划不着。所以，每次就骗他们：“我就一块钱，如果打不了油，大人肯定要来找你们。不如等我打油回来，把剩下的钱给你们，回去就说我买东西吃了，大人也不会来找你们。” 仔细想想，那时候都才几岁的“拔毛党”，智商也都不高，就答应了。而且，这时候街上还有不少人来来往往，他们也不敢公然硬抢。于是，几个人就眼巴巴地坐在路边等我回来。我还没走出几步，他们就在后面商量着怎样“分赃”了：“每人分五分钱，剩下的缠糖稀来吃。” 在我的印象里，供销社是一拉溜高高的砖房子，墙外面还抹了水泥。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房子了，只有公家才能建得起。 卖布匹和百货的在那溜房子的西头和中间，卖铁器和煤油的在最东头，门外有几级很高的台阶。屋子里因为常年摆着铁器和煤油，所以每次进去都有一种冷森森的感觉，夹杂着浓重的煤油和柴油的混合味道。 煤油装在门后里的一个大铁皮箱子里，下面有个小嘴。把钱交给那个高高坐在柜台里面的高个子瘦男人，等他找了零钱后，转身就跑到铁皮箱子下面，赶紧着把瓶子放在下面的小嘴上。售货员喊声：“放油了——”抬手一拉他座位上方的一根细绳子，绳子连接在铁皮箱子的机关上。之后，就听见“咕噜噜”一阵响，清澈的煤油就灌进了瓶子里，一股好闻的味道也在屋里弥漫着。 油是打完了，但出来时却犯愁了。 剩下的那几角钱，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给那几个“拔毛党”的，但也总得回去啊。所以，就坐在供销社的台阶上想了半天，想想还是多磨蹭会吧，把他们靠跑了再回去。就提留着瓶子，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才回来。到近处看时，那几个小贼果然磨不过我，早回家了，才一溜烟地跑回去。 但这样的办法，也不是每次很灵。 有次在供销社磨蹭了好大会，回去时没看见他们的影子。正在庆幸间，却突然见那几个孩子从路边墙角里跳出来。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当时就慌了。但福至心灵，见身前有个高大的老者经过，就一步跳上去拉着他的手说：“爷爷，我走累了，你拉着我走吧。” 那老者很慈祥，顺手就领着我向前走，我就嘴甜地和他闲说话。那几个孩子一下就愣住了，还以为是我的家人，在那里呆磕磕地张着嘴，不敢上前打劫了。 走过去后，我还回头做了个鬼脸，看见那几个人在咬牙切齿地发狠。我知道，以后他们还是会报复我的。 于是，在以后去打油时，我就观察地形，发现有一个弯曲的小胡同可以通过，不过要穿过一个废弃的院子。所以，有几次，那几个经常在街上溜达的孩子见我过去，也不管我，就等着回来时“收拾”我。但每次都只见我过去，却不见我回来，很是纳闷。 再后几年，我上小学时，发现那几个孩子居然和我分在了一个班上念书。他们还想“勒索”我，我就马上表示要告诉老师，他们才老实了。 一段时间后，大家居然做了朋友，一个高点的“肖司令”还不忘当年的“旧事”。追问我：“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只见你过去，却不见你回来？”我说：“抄近道走了。”那几个孩子尤是捶胸顿足：“我们咋就想不到呢！真他妈的是一帮憨熊（方言：笨蛋的意思）！” 9、倒霉的小货郎 9、 倒霉的小货郎 在我才会跑着打酱油那会儿，农村的醋或酱油才几分钱一斤，最贵的就是小磨香油了。整个村子一两千人里，楞是没几家能吃得起香油。 那时候，走在街上，如果哪家包包子放了点香油，满街都在飘香。那个香味，打着转地往鼻孔里钻，每个闻到的人都会被勾起肚里的馋虫来。 那个时候，能有点香油吃，比现在有一辆私家车还风光。所以，有些嘴馋而没钱买香油的人，就想出了一个鬼点子，想蹭点货郎的香油吃。 虽然村子里也有几个买醋酱油的小店，但大家还是喜欢买沿街叫卖的货郎的醋酱油，便宜，还好说话；碰到熟人了，还能多饶点。有的刁钻妇女就先给孩子几分钱，交待孩子一些话。听说能有香油吃，孩子们也乐意配合大人。 等到货郎摇着拨浪鼓到家门前了，孩子就拿着瓶子跑出去，说：“要一毛钱的香油。”货郎就打了一毛钱的香油，也就一个瓶底儿。 刚想付钱时，妇女就跑出来，说：“你打错了吧，我们要的是醋。”货郎愕然，问孩子：“你不说打香油吗？”孩子一摸头，支吾着说：“可能是我记错了。”妇女劈头就在孩子的光头上打一巴掌，骂道：“跟你交待了几遍，咋没一点记性，还得麻烦人家重打。” 看到妇女打孩子，货郎有些过意不去，忙劝解：“孩子小，别打坏了，我倒出来重打就是了。” 说着话，货郎就把瓶子倒过来，把香油倒回小铁皮罐子里。香油粘稠，倒了半天瓶壁上还是沾了不少香油。货郎没办法，只好打进醋，打发母子走人。回到家里，母子闻着醋瓶子里洋溢出的香油味，往往就陶醉半天。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沾了香油的醋瓶子就成了家里的宝贝，只有来客人时才放一小点。但即使如此，醋里夹带着的香油味，还是能让客人陶醉半天，换来不少赞美，也让主人自我满足好一阵子。 但是，这种蹭香油吃的办法，也是只可一而不可再。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货郎们，个个都是人精，在一家门口吃了亏，绝不会再上当的。老娘们也“很懂整”，下次再嘴馋了，要蹭点香油来吃，就要换人。看着其他的货郎过来了，才怂恿着孩子再去蹭一回。 还记得一个类似的故事。 十字街附近住着个姓吕的叔叔，精瘦的个子，眼睛小小的，平时低着头，耷拉着眼皮，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却很能吃辣椒。往往拿几个红辣椒，在火上烤黑或者烤糊了，就往嘴里塞，直吃得鬓角冒汗，看的人目瞪口呆。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货郎，推着车子转到了他家附近。他背着手出来溜达，两眼直往他小车上的一个罐子里看。货郎笑着问：“大叔，要点辣椒酱啊？”他哼哼着说：“你这点辣椒酱，不够吃一顿的，带的少点了。”货郎陪笑说：“大叔，现在吃辣椒酱的人少，就这一小罐子，一天都买不完呢！” 姓吕的叔叔还是不屑一顾地哼哼：“太少了，不够吃一顿的。再说，看酱的颜色，肯定不辣。”货郎年轻，就有些急了，说：“大叔，咋不辣，辣得很哪！我平时蘸酱吃窝窝，只敢蘸一点点。”那位吕叔叔还是不急不慢地哼哼：“这种不辣的酱，我一顿就可以吃完。”货郎有些火了，说：“大叔，你吹牛吧，哪有一顿就吃这一罐子辣椒酱的？” 姓吕的叔叔这才有了点节奏感，说：“打个赌，你敢不？”“怎么打？”“我当着你的面，把这罐辣椒酱喝下去。如果我喝不完，就给你一罐辣椒酱的钱；如果我喝完了，你不许跟我要钱。”“你真敢打赌，把你老人家辣出毛病来，我可不管。”“没事，把我辣死了自己负责，就怕你舍不得这罐辣椒酱。” 那年头，虽然做货郎的小贩一天也挣不了几个小钱，但总比庄稼人日子好过点，一小罐辣椒酱对他们来说，还不算什么。货郎想着自己刚到这个镇子上串街卖东西，没有几个熟人，大家都不买帐，冷清着也是冷清着，和他打个赌还能招揽点生意，就同意了。 说着话，街上几个老头都凑过来看热闹。 货郎还真怕把吕叔叔辣出个好歹来，就请老街坊们作证。这些老街坊都知道不紧不慢的吕叔叔吃辣是出了名的，心里都在嘀咕：“小子，你和他打赌，怕是输定了。以前很多货郎和他打赌，没有一个不输的！”嘴上也都不说，是想让货郎也知道一下街头上人的厉害，就都哼哼哈哈地答应了。 看着有些人过来看热闹了，吕叔叔这才长起精神来，挽挽破棉袄的袖子，两眼一瞪，瞬时双目炯炯有神，俨然换了个人，把货郎吓了一跳。 接着，那位吕叔叔一把提起罐子，打开封口，像梁山好汉豪饮一样，“咕咚咕咚”一气将那罐辣椒酱喝了个底朝天。虽然被辣得满脸是汗，但也把年轻的货郎吓得腿都软了：“妈妈呀，你老人家还真是吃辣椒酱的主儿。厉害！厉害！” 姓吕的叔叔用脏兮兮的、开了花的棉袄袖子抹一把脸，问：“还要钱不？”“不敢收，不敢收！我打赌输了，哪能不认账！” 看着吕叔叔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地离开了。周围的老街坊才笑着告诫货郎：“年轻人啊，以后千万不要随意和街上的人打赌。别看街上的人没几个有钱的，可是有些有绝招的啊！你碰到他们，肯定要吃亏的。” 货郎打完赌了，虽然不咋心疼那罐子辣椒酱，但还是怕把那位吕叔叔辣出个好歹来。想着街头子上的人确实不好惹，一个比一个难缠，万一待会儿来找麻烦就惨了。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吧！赶紧着收拾了东西，一溜烟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据说这位货郎再也不敢到街上来转悠了。 而据知情人说，那位吕叔叔喝完一罐子辣椒酱后，也并非啥事没有。他背着双手，摇摆着转过街角后，就撒丫子，一溜烟地窜回家中。 刚进门，就急呼呼地喊：“屋里那口子，快找几个窝窝来，辣死我了！”他屋里那口子就赶紧着塞给他几个窝窝头，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才抹了几把脸上的汗，舒坦地说：“太过瘾了……” 他屋里那口子就骂：“你又去骗人家的辣椒酱吃了？”他则哼哼着歪在土炕上，耷拉着眼皮，不紧不慢地说：“买不起辣椒酱吃，还不许我去打赌赚来吃啊！我又不是骗他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死娘们，你管的着吗！” 他那口子抬杠抬不过他，摔门出去了。他就自己猛喝着白开水，嘴里还“嘶哈嘶哈”地喷着辣气。 若干年后，老街坊们还在流传着这个喝辣椒酱的故事。很多后来人听了，还是咂舌不已，自叹弗如。 直到再若干年后，这位吕叔叔过世了。我们那个街上的后人也一代代起来了，但无数的后人中，愣是没有再出过他那样的奇葩：没人敢和他那样，一气喝下一罐子辣椒酱。 或许，吕叔叔的“绝技”也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无奈之下才练就的。现在生活好了，谁还拿命去打那样的赌啊！ 10、骑着秫秸跑马 10、 骑着秫秸“跑马” 到了秋天，生产队的高粱熟了。 田野里、沟壕边，到处是高高的、密密的高粱田。秋风摇曳中，高粱杆子上沉甸甸的高粱穗，在风中起起伏伏地摇晃着、摩擦着，“沙沙”地轻吟着。在平原的红高粱地里，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旖旎的事情。只是那时候小，除了贪吃就是贪玩，对于男女之事不明白，也不关心。 等高粱成熟的季节，社员们就把高粱头削下来，交到生产队里打晒充公。 剩下的高粱杆子，俗称秫秸。每年秋天，社员们都能分到一些秫秸，自己削下来高粱杆子；就连剩下的高粱根，都会刨出来，运回家晒干了准备当烧柴。 那些高大的高粱杆子，大家都小心地弄回来，避免折断了，靠在自己的院墙上小心地晒干，中间还要不停翻动着，避免里面的发霉。等高粱杆子晒干了，要将高粱叶子劈下来，剩下光溜溜地高粱杆子扎捆好，放在杂货间里收藏着。 等积攒了足够的高粱杆子，就可以打一领箔。这样盖房子或者搭建个棚子什么的，这领箔就可以放在檩条和椽子上面，盖上麦秸和土后，抹上一层厚厚的泥巴，就能建成一间房子。 农村人过日子节俭，而且建房子是件劳心劳力的事，有时候要积攒好几年甚至好多年才能盖起一间或几间房子，所以很多方面都是凑合，能省点就省点。能节省一领箔钱，也很不错了。 等到了收秋罢了的时候，没事干了。乡邻们就约着几个街坊，在院子里砸上两三个木头橛子，拉上麻绳，把光溜溜的杆秫秸放在几道麻绳里。然后，那头的几道麻绳拴在几根棍子上，分别把棍子转个圈，一根秫秸就被紧紧地勒在麻绳里。之后，再放进一根秫秸，棍子再转一圈，再勒一下。 不到一上午的功夫，一领箔就做好了。等这领箔大致做好后，找铡刀来，把两头都铡齐，这领箔就算是做好了，放在闲屋子里，就等着几年后盖房子时使用。 有时，打一领箔时秫秸不够，会缺一点，就跟邻居借点。虽然日子都穷，但不急着盖房的邻居，也会让给邻居一些。有些很远的村子，种的高粱多，分到的秫秸也多，一年能打上几领箔，暂时用不着，就拉到集市上去卖。一两元钱一领箔，也能多少赚点油盐酱醋的零花钱。 因为小时候经常看大人在一起打箔，印象很深。以至于我长大后，没用谁来再教我，就自己也会打箔。 直到跳过了一个千年后，我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想起打箔的每个细节。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我还会这门在农村里基本已经失传了的手艺。这个手艺，也应该算是北方农村里的“非遗项目”了。 农村里生活贫困、单调，孩子们也没什么可玩的。在大人打箔或秫秸拉回家时，多半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一些打箔剩下的小秫秸，孩子们就每人拈了一根，骑在裆下，嘴里“驾——驾——”地喊着当马骑。但这种游戏，多半是在大人不在家的时候玩。被大人看见了，还是要挨骂。 有一次，一个院里的姑和几个孩子来玩。虽然辈分比我大，但都差不多和我是同龄人，一帮孩子就每人骑着一根秫秸，在我家宽敞的大院子里疯跑。 到后来，几个孩子竟然突然一起骑着秫秸跑掉了。等我缓过神来，那帮人已跑到了大门口；等我撇下秫秸去追，几个人已到了胡同里。 我还想去追，正好爸爸回来，就拦住了我：“不要了，让小伙伴拿去玩吧！”我还在愤愤不平，爸爸就从包里拿出一包红砂糖来举在我面前。我立马眼睛放光，口水也出来了，马上忘了刚才的事，屁颠屁颠地跟着爸爸回到屋里。 很多时候，一群小伙伴还骑着秫秸扮演娶新媳妇的勾当。 有次，那个曾骗走我几根秫秸的姑，让我“娶”另一个邻居的姑做“媳妇”。邻居的姑长得丑，我不愿意，要娶她。她就哄我：“先娶她，等会再娶我。”我就傻乎乎地和那位丑姑“拜堂”，然后进了大门边小夹道的“洞房”里。 一小会的功夫，突然就听不见外面的动静了，等跑出夹道看，那帮人又跑得没影了。我气得小肚子鼓鼓的，大吼那位丑姑，她居然傻笑着一言不发，还真像个扭捏的小媳妇。最后，还是被我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她才笨揣揣地爬过矮墙回家了。 11、瓶瓶罐罐是童年的玩伴 11、 瓶瓶罐罐是童年的玩伴 爸爸去教书的时候，除非周末很少回来。平时，妈妈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家里就剩下我和小妹两个人，孤单单地待在家里。 每当村口上生产队的破钟响起时，社员们就开始陆续出工了，整个村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只听见远近起起落落的鸡鸣和偶尔的犬吠。 在妈妈要下地劳动时，每次我都要挡住大门前，拦住哭着要跟妈妈下地的小妹。她性子野，不愿意窝在家里，每次都要跟着去。我每次都站在大门边，看妈妈闪出大门后，就抓紧关上大门，插上门闩。小妹跳着脚也够不到门闩，哭一会儿后，就被我拉着去院子里玩耍。 那时候，我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瓶子，就是我平时的玩具了。放上两盆水，把一堆瓶子放进去，灌上水倒来倒去地玩，一玩就是一大晌。 小妹没有耐性，玩上一会就烦了，我只好拉着她在院子的墙角里找虫子，装在瓶子里消磨时间。墙角的旮旯里，有不少地鳖虫，可以捉了到供销社去卖。但是，那时候没耐心，捉了几个就丢一边了，也没换成什么钱。 过了一阵子，小妹摸到了我关门的规律。每次听见生产队的破钟响起时，她扔下饭碗就先冲出了家门。等妈妈出来时，她就溜溜洒洒地跟在后面。一直等出了村子，她才从人群里钻出来，妈妈这时候也赶不回去她了，只好带着她去下地干活。 但她特费心，在大片的庄稼地里到处乱跑，还经常会踩坏庄稼。妈妈要不时停下活来找她，惹得生产队长不开心，说了妈妈几次。为此，妈妈也偷着哭过，但孩子小，正缠手，她也没好办法。 小妹跟着妈妈去下地的时候，我就自己跟一堆瓶瓶罐罐玩，等着妈妈回来。 后来，很多年后，妈妈说：“有一次，你可怜巴巴地说‘妈妈，带我出去玩玩吧，要不我闷在家里，都成小傻子了’。你是个最省心的孩子，从小就不用我操心。当听到你说这句话时，我很心酸。有一阵子，就带你们两个去下地。虽然很辛苦，好在队里的人都帮衬着，你们也就一天天慢慢长大了。” 妈妈不能经常带我们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有些时候，我就领着小妹找其他小伙伴玩。 那年头，我们最喜欢去生产队打晒小麦的场院里去玩。 偌大平坦的打麦场边上，垛着几大垛麦秸。一帮孩子就在麦秸垛上疯玩，有时一群孩子从麦秸垛上“出溜”一下滑下来，，带起来纷纷扬扬的碎麦秸到处飞；有时从下面掏洞，钻进去捉迷藏。 每次回来时，身上、头上都沾满了碎麦秸，睡觉时身上也刺挠半天。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烧水为我们洗澡，才能睡得踏实点。 不愿去村外的时候，几个孩子就在谁家院子里的柴火垛上玩，每人找根玉米杆子或花柴打闹。两群孩子里，一群扮好人，一群扮坏人，滚上滚下地玩耍。有时不注意，就把谁打哭了，一帮孩子立即逃得无影无踪，就剩下那个哭着的孩子，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干嚎。 12、串杨树叶的乐趣 12、 串杨树叶的乐趣 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是秋天和小伙伴们去串杨树叶的时候。既能跟着妈妈去田野里放风，还能给家里做点事。 村北有几百亩地，都是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在和其他生产队地界交接的地方，有条河流，是人工挖掘的。每年春秋两季，浑浊的黄河水都会顺着河沟流淌过来，成为生产队里灌溉的唯一水流。 哪年黄河缺水了，生产队的人就傻眼了，只能眼巴巴地靠天吃饭，或者只好启用那口机井浇地。但机井提上来的水碱性大，往往浇过去后，地里就是一层薄薄的碱霜。用机井浇一次还行，再浇一次庄稼就不长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生产队的机井一般是不用的。 在河边上，有条黄土路，是村里人出行的主要道路，路两边栽种了北方高大的白杨树。在北方，杨树俗称“快杨”，是生长最快的树木，还不招惹虫子，是继榆树和槐树外最受大家喜欢的树木。但榆树和槐树生长缓慢，所以能在北方看到的较高的树木，也就是杨树了。 多年后，我在农村的时候还养过一对鸽子，是一直关在笼子里养的。 几个月后，我院里的一位叔叔怂恿我：“鸽子养一段时间后要试着放飞，它们才能自己觅食，也能找回家来，这样你就不用单独喂它们了。”当时，问他要去哪里放？他说：“你带到村外去放，它们自己会飞回家来。” 那时，我还真将一对鸽子带到村外放飞，鸽子倒是飞得很好，或许飞翔是它们的本性吧。即便从来没有飞过，只要将它们丢在空中，他们就能振翅高飞。一对鸽子在北方的田野里翱翔了一圈，却一直对着公路边上的那两排高大的杨树飞去了，落到浓密的树冠中，再也找不到踪影。 当时，把我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回来后还眼巴巴地盼望了好几天，希望那对鸽子能自己飞回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多年之后，我还非常惦记那对鸽子的归宿。 每年秋天，一场秋风一场寒，树上的树叶就会陆续随风飘落下来。路面上、壕沟里，到处是一层层的树叶。那些树叶很大，有的甚至超过了大人的巴掌。 那年头，农村里都是用自砌的土锅灶做饭，需要烧柴。 农村里基本上没木头可烧，只好破七烂八地对付柴火：棒子秸（玉米秸）、谷秸（谷子杆）、花柴（棉花杆）都是烧火的材料。有些孩子多的人家，对付不够烧火的材料，每到秋天就早早起来，天还黑蒙蒙地就带了花包（用四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拆开拼接起来的大包袱），拿着竹筢子去公路的壕沟里，搂杨树叶回来烧火。 树叶飘落的季节，有时候一早上就搂几花包树叶，够烧一阵子的了。 我们小孩子起不早，就拿一根尺把长的细铁丝，上面拴上一根纳鞋底的长绳子，跟着大人去下地。到了地头，大人去生产队干活，孩子们就去公路壕里用铁丝插树叶，一片片大大的树叶串满铁丝后，就勒到后面的绳子上。串的树叶多了，绳子上的杨树叶，就像一条大尾巴一样拖在我们身后。 等到大人下晌时，每个孩子都串了很大一串树叶。孩子们高兴地把树叶盘成“花环”绕在脖子上，相互攀比着谁串的树叶多。走累了，大人就把我们的树叶串摘下来，挂在锄钩上，摇摆着回家。 串树叶也要有一定的技巧，就是不能串那些已经干透的树叶，否则那些树叶回不到家就碎裂脱落了。要串那些刚从落下来，还带着点青黄色的半干叶子。这些叶子柔软，容易串起来，但就是要回家晾晒几天才能烧火。 杨树叶子干透后，非常易燃，塞进灶洞门，“轰”地腾起一阵黑烟，一阵火过去就没有了。往往几天串来的树叶，一顿饭就变成灰了。虽然解决不了家里做饭烧柴的大事，但串树叶的过程，却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在北方平原广袤的原野上，上个世纪中后期的孩子们，差不多都玩过这个游戏。金橙橙的田野上、高大的白杨树下、飘零的落叶中，印下了不少孩子低头缩背串树叶的影子。 夕阳下，那一串串的杨树叶，留下了那个千年末农村生活的艰辛，也留下了孩子们贫瘠的欢乐。 若干年后，多少次的梦里，我都还会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贫瘠的年代，在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下徘徊。但往往到后来，梦里的一切就变得模糊起来，我找不到身边的同伴，也看不到妈妈在哪里，周围都是一棵棵粗大的白杨树干在旋转…… 在挣扎着醒来后，我才发觉我已经置身在下个千年里的异乡异*地，已经再也找不到过去童年的那一切。所有梦中的一切，也逐渐在眼前消散…… 13、社员最喜欢的烧柴 13、 社员最喜欢的烧柴 农村的土灶非常费柴火，玉米秸算是农村使用较多的烧柴。没有柴火的时候，就是谷糠之类的只冒烟、不见火的东西也要凑合着做饭。 而最好的烧柴，就是棉花杆或棉花根了。 棉花杆俗称花柴，棉花根俗称花根。在我的印象里，家乡一直是种玉米、小麦和棉花为主。在生产队里的时候，由于化肥奇缺，队里主要靠头棚（生产队里的牛棚）里攒下的牛粪上地做肥料。而且，几百亩地就那点牛粪，要几年才轮上一次。其他年头，就基本上只上一点点化肥氢铵（碳酸氢铵）对付着了。 由于没有足够的肥料，所以生产队里种的棉花棵子都长不高。秋尽冬初，生产队里基本上*将棉花摘干净后，就开放给社员去捡“洋落”。这时节，生产队里也基本上没什么事，不用再敲破钟召集大家出工了。剩下的半年时间里，社员可以自由支配时间。 大家就带着包袱，逐块地寻找剩下的小棉花桃、没摘净的棉花，还有在棉花棵子上冻僵的小棉花瓣子，俗称“僵瓣”。偶尔，在棉花棵子下面，还会有漏网的一两朵大点的棉花。这些收入，就归社员自己了。往往找上几天，也能摘上几包袱枣大的僵硬棉花桃子，回来丢在房顶或者院子里晒上些天。 然后，用棒子芯（玉米穗的芯）在火钵（泥土做成的火盆）里点燃了，一家人围着烟雾腾腾的火钵，用簸箕端来一些小棉花桃子，说笑着吃力剥开，将一瓣瓣没等盛开就被冻僵了的小花瓣抠出来，等晒干了用棒槌或木棒砸开，留着以后去弹成棉花。 这种僵瓣子弹出来的棉花，品质是棉花里最差的，拉力和温暖度都不好，但多少也算是新棉花了。这样，就可以等男婚女嫁时凑合着做床被子。 社员们在彻底找净棉花桃子后，田野里就剩下一片赤裸裸的花柴。 这时候，队里就会每家分上几行花柴，这些花柴大家可以钳回家做烧柴。有些时候，队里还要留些花柴有用，就会让社员把花柴削下来，只留下一些裸露着斜茬的棉花根。这些花根，也是按人头分到每家。 这时候，是社员最高兴的时候，各家都抓紧找工具将这些花柴或花根钳回家垛好。等阴天下雨、来亲戚或过年过节时才舍得烧。 有些精于过日子的人家，往往积攒着几年的花柴舍不得烧，每年的花柴都积攒着，在花柴上覆盖一些细软的柴火，压上土或抹上一层泥，这样存放的花柴能存放好几年。而平时，这些人家只烧些其他碎柴火。 倘若谁家积攒了一大垛花柴，也是一件荣耀的事。老人们就会以此告诫年轻人：“看人家过日子，攒下了多大一垛花柴，几年都烧不完啊！” 要是赶上这家的孩子要娶媳妇，有这么一垛柴火，也就是一笔财富了。媒婆就会对女方炫耀：“啧，啧，看人家这日子过的，有吃有穿，还攒了一大垛柴火，这小日子还愁什么！”往往，女方就会容易看上这家的孩子。 去地里拔花柴，是件非常累的活，但只要分到每家了，都要抢着去整回家。那时候，家家烧柴紧张，就连这些长在地里的花柴，有时候也会一夜之间就被别人拔走。 那时候，个子小，也没力气，但也被妈妈拽到地里帮着干点活。钳花柴有专门的老虎钳子，两块瓦形的铁块，一头连着木柄，一头连在后面稍细的铁杆上。钳花柴时，将钳子咬住花柴的根部，一用力，瓦形的铁块就扣死了花柴，往上一掀，整棵花柴就被带着泥土钳上来。 找不到钳子时，有人就用钩子来硬钩花柴。钩子的形状像个“了”字，后面有个垂直的握手。将钩子勾住花柴，要用死力气硬拽上来，更是吃力。 有时碰到几棵大花柴，薅都薅不上来，再一使劲，“砰”地一下摔个屁股墩，将钩子的木柄拽下来了，花柴还好好长着呢。这时候，是最气人的时候了。往往几天下来，每个人的手心都会磨出水泡来。 因为裸露的花根是斜茬，非常坚硬，一些孩子帮着大人做事时，不小心就被扎破了脚底板子。有次一个孩子没注意，竟然被一个花根扎穿了脚，气得大人先是按着屁股打了一顿，才抓紧抱着回家包扎。 等所有的花柴和花根到被捣鼓回家后，棉花地里还留下一层棉花叶和一些脱落下来的棉花壳，这些花叶和花壳也是上好的烧柴。不少人就抓紧带着大人、孩子，到地里搂花叶和花壳，整回家垛起来。 等寒风渐起的时候，所有的田地里就一片赤裸，只有一些冬小麦还多少有点绿意。但这点绿意，随着几场呼啸的北风，也渐渐被冻僵、黯淡下来。 朔风鼓荡中，北方的田野上人迹罕绝，连只麻雀都看不到。所有的人，都缩在村子里各自的土房子里烤火。在花柴“劈劈啪啪”的爆响中，社员们休闲的季节到了。在以后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不用再去田野里辛劳，是社员们最幸福的时光。 14、 烧炭的年代 14、 烧炭的年代 尽管在秋后，每家都尽量储备一些柴火，但等到了第二年夏秋的雨季时，还是有不少人家会没柴可烧。 在划拉干净了柴火垛的底子，连一些谷糠类的碎柴火都塞进锅底后，不少人就开始发愁烧柴的问题。 好在那时候，穷人也有穷人度日子的办法。 当时，农村里卖一种烟子很重的炭，不是后来烧的无烟煤。虽然在当时是比较贵的了，但是在无柴可烧时，也算是一种可以做饭的东西。而且，那时候，农村里还有一种生铁铸成的小铁炉子，是专门用来烧这种炭的。 在我的印象里，那种生铁铸的炉子虽然不大，但很重。每次没柴烧了，爸爸就去买几斤炭来，让我把炉子从墙旮旯里搬出来。炉子上放满了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等把这些东西拿下去时，身上早蹭了一身土。一步步挪着，把炉子搬到院子里时，已经累得老牛大喘气。 爸爸找来一把破烂的芭蕉扇，就开始到处对付引火的东西。很多时候，到了不得不烧点炭煮饭的当儿，已经是院空柴尽，连引火柴都难找了。没办法，爸爸就去院子的榆树下溜达，看看哪棵树上还有上年留下的枯树枝，就找来铁锨，戳下来，砸碎了引火。 还有些时候，这些枯树枝也被铲光了，我就只好撅着屁股去街上找点小枯树枝来。实在找不到的时候，只好去谁家剁在外面的柴火垛上，抽两根粗点的花柴回来当引火柴。 点着引火柴后，就得趁着火还没完全起来时，抓紧把炭压在上面。这时，整个院子里立即冒起了浓重的烟子。开始是层层叠叠的黄烟，非常呛人，尽管这样，还得捂着鼻子，使劲抓着破扇子煽风。所以，从很小的那时候，我就深刻明白了一个成语的含义，明白了什么叫“扇风点火”。 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成语包含贬义，但却知道想“扇风点火”也不容易。有时“阴风”是煽了，但“鬼火”却点不起来。 在炭刚刚被燃着时，破扇子就派不上用场了，要抓紧搬来风箱，还有一个简易铁皮做的炉桶子，扣在风箱口和炉子下部。之后，我就蹲在风箱前，两手抱住风箱杆，“呼哧呼哧”地使劲拉风箱。 等炭火腾起火苗来，一家人才松口气，开始不停地烧水、做饭，赶紧着用火，直到炭火没有一点热量了才罢休。每次到那时候，拉风箱拉得我两手都酸了。 也许跟着教书的爸爸时间长了，我也有了一点自己的小聪明。每次炭火快熄时，就找来一些湿树枝，折断了放在还有余温的炭火上烘着。等下次做引柴时，这些树枝已经干了。 爸爸对我的这个小聪明非常赞赏，每每就摸着我的小脑瓜，赞许地说：“不愧是老张的儿子，到底是聪明！”这时候，受到大人的夸奖，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那时，农村里有红白喜事，大锅里往往要馏一些菜，炒菜就全靠着这种小炉子。大家都抢着去给厨师拉风箱。只要卖力，厨师就会留拉风箱的人和他一起吃饭，这样就会多给他盛点菜，很实惠的。 15、生产队的破钟 15、 生产队的破钟 童年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生产队的那口破钟。 破钟不是完整的，是一个钟上的一块铁皮，好像我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完整的钟。在北方平原里，寺庙之类的上百里都不见一个，所以能见到的钟很少。 至于我们生产队上的这块破钟皮，好像还是“破四旧”的时候，砸烂了一个不知什么大户人家的一口钟，其中的一块铁皮因为声音清脆，就被老队长拿来悬挂在村口一家人家的房檐下，成了社员们出工的“铃声”。 而很多生产队，找不到这样的“钟”，就找来一块生产队里淘汰下来的犁铧，挂在村角的房檐下，当做钟来用。 每次到下地干活的时间，很老的那个队长爷爷——我们喊他三爷，就拿着一个耙地的铁耙齿，有节奏地敲那钟皮。虽然钟皮残旧，但终究曾经是钟，声音依然清脆悦耳，住在哪个旮旯的社员都能听得到。 钟声响过，社员们便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荷锄执锨，聚集到村口上等着出工。女人们见了面，就嘁嘁喳喳地说着家长里短；男人们则互相开着玩笑，有时候还会开那种古老的黄色笑话。 老队长辈分大，看谁不顺眼，就耷拉下那张满是麻坑的黑脸。大家就知道他老人家不高兴了，一晌都要加着小心。如果他高兴了，也会寻社员的开心，逗得大家哄然大笑。 等社员聚集得差不多了，老队长就发号施令，把一两百号社员们，分成几组去出工。农活不忙的时候，也会合在一起干活。之后，一大队男男女女，就逶迤出村，沿着田间的小径走向广袤的原野，开始了一晌的劳动。 一般时候，老队长都是跟着大家去地里。尽管他已经不干活了，但他只要跟着，大家还是非常小心，生怕招惹了他，被臭骂一顿。到大家肚里饿得“咕咕”叫的时候，他就看看天，挥挥手，领着一帮人回来吃饭。 有时，他安排完了出工的事，让大家去上工，他自己就不去了，指派其他人监督社员们干活。到应该收工的时候，他就从巷子里转到村口，可劲地敲那破钟。钟声悠扬地传到田野里，社员们知道到了收工时间，就一窝蜂地回家做饭吃。 所以，那时候生产队的“上下班”时间，全是老队长一人说了算。他高兴让你多干会，你就得干；想让你轻松点，早回来一会，也没人敢说啥。 那时候，几个顽皮孩子常和老队长捣蛋。 孩子们肚子饿得早，家里没人做饭，就盼着大人早回来。见老队长和几个很老的爷爷在抹骨牌，老队长输了，就一直嚷着继续打牌，连社员下晌的事也丢在了脖子后里。 围着几位老人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就悄悄拿了他凳子下的那个铁耙齿，跑到村口破钟下，想敲钟召大人回来。但孩子们个子矮，够不到钟片，就力气大地蹲在下面，把小个子的孩子顶在肩膀上，颤巍巍地努力扶着墙站起来，让小个的孩子使劲敲钟。 一阵乱敲后，大点的孩子连忙催促：“快点下来跑，被三爷看见就倒霉了。”才一松劲，上面的孩子就滚落下来。孩子们顾不得身上的土，爬起来一溜烟地跑没影了。 钟声一响，社员们就忙着往回赶。虽然他们也听出了那钟声不是老队长敲的，但也懒得追问，能早点回家比什么都强，累了一天，谁不记挂着自己的娃娃。再说，法不责众，即使老队长问起来，大家也是装糊涂：“你老人家不敲钟，我们咋敢回来！” 这时候，老队长才急匆匆地从打骨牌的地方转出来，看到社员们已经收工，腿脚快的已经迎面回来了。他扭脸看见破钟下面丢下的铁耙齿，知道是那帮破孩子们所为，气哼哼地捡起耙齿来，也往往懒得追问，背着双手，也不紧不慢地回家了。 其实，三爷知道是哪几个破孩子敲的钟。 有时候，他打牌正顺手的时候，就看下牌桌周围的孩子，然后招呼我们生产队的那几个过来，把铁耙递过去。几个破孩子吓一哆嗦，不敢接那耙齿，不知道老爷子是啥意思？三爷眼睛一鼓，说：“上次敢偷我的耙齿去敲钟，这次喊你去敲，咋不敢去了！” 破孩子中有胆大的，问一句：“三爷，你是喊我们敲钟啊？”三爷“嘿嘿”笑：“你说呢？”然后，从棉袄口袋里摸出几块糖递过去，说：“三爷忙着呢，你们帮三爷去敲下钟，要不你娘啥时候回来给你做吃饭啊！”几个破孩子一把抢过糖块来，欢欣鼓舞地跑走了。 后面，还传来三爷的喊声：“熊孩子们，敲完钟想着给老子送耙齿来，免得我老人家还得到处去找。” 16、火红的海洋 16、 火红的海洋 跟着大人去生产队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间。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的地块被一条大河和其他生产队隔开。自己生产队的几百亩地，又被一条和大河垂直的沟渠分成两大块，那条沟渠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大家就俗称“黄洋沟”。 到现在，我都无法考证这条沟渠的名字来历。估计是因为从黄河里提灌上来的水浑浊且黄，而且水流很急，洋洋洒洒地“奔腾过去”过去，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吧。 那条人工开挖的黄洋沟非常深，当时的孩子们很少敢到沟边转悠。沟南的地块，大家俗称“河南”，沟北的地块，就成为“河北”，也称“家北”，意思是在家之北。 在我几岁的时候，从“河南”这块地里，还有一条弯曲的土路可以走到大河和黄洋沟连接的地方。但那条路非常低洼，比两边的庄稼地要矮一两米。尤其路两边的高粱长起来时，普通的妇女单身都不敢从那条小路上走，生怕突然从高粱地里钻出个坏人来。 所以，每次走过那条土路，都感觉有点神秘和恐惧。也就是因为那刻在记忆深处的神秘感，以至于半个世纪后，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条路上的每个弯曲和每个弯曲的地方种植的那些棉花和高粱。 在我印象里，从村子里走出来，是一片其他生产队的地。穿过去，就是几个生产队的场院，是专门打晒小麦的地方。再往下，就是“张家松林”，那里是一片墓地，埋葬的都是我们张家的祖先。 最早的时候，那里还真有几棵稀稀拉拉的小松树，故而得名。但后来，那些稀稀拉拉的小松树就不见了，只裸露着一堆堆土坟头。那地方也是孩子们很少敢去的地方，每次走过去都感觉后面好像有人跟着，脊背发麻，很是瘆得慌！ 过了张家松林，两边就全是我们生产队的地了，左边基本上是种的棉花，只有靠路边的地方，有些耐旱的高粱。右边有一部分也是我们生产队的田地，也是种着些棉花。 但后来，一年的冬春季节，忽然发现“河南”的那块地里，到处是陌生的人群，到处插着红旗，一片红色的海洋。旗子上还写着字，写得什么都忘了。但一群群的人，都在挥锨奋战，一辆辆小推车在推土填平着这偌大的一块地。不几天的时间，愣是消灭了两块田地中间的那条小路，将土地变成平展展的一大块了。 那些来参加平整土地的人，据说是公社里抽调的周围村庄的人，将这里的土地平整后，大家又去其他村子，将不平整的土地都弄成大方、平整的土地，这样浇灌和管理就方便多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走不成那条捷径了，只有转到公路上去走，感觉就好像远了很多。 直到很多年之后，在“河南”这块地的生产队分界线上，大家又踩出了一条小路，但也是淡淡的、浅浅的一条土路。 脑海深处，那条弯曲的、深深的土路，就只有留在了记忆深处。但平整那条土路时，满眼晃动的人群、到处飘扬的红旗和那一片火红的海洋，却一直挥之不去。 17、矮墙上的遗憾 17、 矮墙上的遗憾 那个时候，还是在家里带着妹妹玩的时候多，就自己找乐子寻开心，整天爬墙头、翻跟斗什么的。 那时候，农村里都是土院墙，院墙也都是一人高，勉强将两家间隔开。邻居的墙头虽然都不高，但对孩子来说也不矮，爬着费劲，就爬自己家的墙头玩。 我家院子本来就分为两段，中间有堵矮墙间隔着。墙的高度现在想起来也就一米，但在小时候感觉那个高度已经可以了。后来还在琢磨：怎么这两段宅基之间会有一堵墙呢？过后想着，这堵墙可能是上面宅基房屋残存的后墙，或者就是单纯的一堵院墙。 每天，邻居家几个闲得要命的孩子就爬墙过来，一起骑在那堵矮墙上，朝前挪动着玩耍。现在想起来也真是好笑，本来就没什么好衣服，一条破裤子还是补丁摞补丁，整天在墙上蹭，早被磨得裤裆里啥也挡不住了。 记得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下还骑垮了一块墙，差点摔下去。但惊魂初定，就发现断裂的墙皮上露出一个小陶瓷罐子的边边。当时，几个拖着鼻涕的孩子都愣住了，就爬上去慢慢用手和树枝抠下陶瓷罐周围的土，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等把陶罐周围的土扒拉干净了，才发现拳头大的陶瓷罐子里，有一些锈蚀的铜钱。当时，几个孩子都抢着抓了一把出来，慢慢在地上磕开了，才发现有一些铜钱还能看得出年代。有些铜钱在磕打的过程中，就被磕掉边角了。 等爸爸回来，就拿这些铜钱给他看。那时候，农村里各种年代的铜钱还有不少，大家经常拿着大点的铜钱缚鸡毛毽子，哪里注意过是哪个年代的？爸爸也没有在意，几个小家伙就每人一把地拿着走了。 后来，在玩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不少类似的铜钱，有些是直接封在墙里面的，有些是装在罐罐里的，都被我们随便拿走丢弃了。 后来，我们竟然在搬掉一大块墙皮后，发现了了一个保存相对完好的罐子，里面还有许多崭新的铜钱，好像年代还比较久远，连爸爸也惊奇了一阵子，但还是任我们分着抓掉。到后来，竟然一枚也找不到了。 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收藏古钱币还能升值赚钱。那时就很后悔：“当初那么多陶罐，随意留下一罐子，说不定也能发笔小财。当时怎么就那么傻，随便就给人了！” 再和年迈的老爸说起时，他也是一脸的苦涩：“谁知道呢？那时候啊……”看着老爸脸上的皱纹和叹息，就一直后悔着这件事。 直到跨过了一个千年，有时想起这件事，还在后悔：“那时候真是没有经济头脑，都是自己老祖宗埋在墙里的东西，留给后代的，却楞是不知道珍惜！”仔细想想，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又何止这点东西，还不是很多被我们糟蹋了！ 18、井台上的故事 18、 井台上的故事 在农村里，吃水主要靠深水井，浅水井和自来水是若干年后才出现的。那些深水井滋养了农村祖祖辈辈的先民们，也包括了我的童年。 每个村里，都分布着几口深水井。小的村子里，只有一两口；大村子里，怕是要有几口到几十口井。我们家门外，右转30米就有一口大石板砌起的高出地面的深水井。井边永远是湿淋淋的，村民打水涮桶的脏水、洗衣服的水，都随手倒在井边，一年四季井边都滑溜溜的。 就是因为井边石滑水多，所以大人们都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到井边玩耍。只有大人去井边担水吃时，我们才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过去。小心翼翼地趴在井边，胆战心惊地往几十米深的井底乜上几眼，隐约看见井底的水波上晃动着自己影子。每次扒井台子，被大人看见了，还要挨好一顿骂。 那时候，每家都有一根扁担、两只铁皮水桶，很多人家还有粗粗的麻绳编织的井绳，直径有一寸粗细。每看见爸妈挑起扁担，我就跟在后面溜达着去水井边。那时，我们家里连井绳都没有，一般要跟邻居去借来用。 有时，白天井边就放着不知谁家的一根或两三根井绳，谁到了都可以用。但到了冬天，住在水井附近的邻居怕井绳沾上水后结冰不好用，一般就不随便放在井边上。 打水是很有技巧的。将水桶挂在井绳的铁钩上，垂落到水面时，要左右摆动几下，让水桶猛地一头栽进水里，提上来才能灌满水，否则只能打半桶水上来。有时，摆不好了，还会将水桶从铁钩上摆出去。脱钩后，水桶不是“咕咚咚”地沉到井底，就是半浮在水面上。这时候，就要到处借“钉钩”，来打捞水桶。 经常看别人打水，感觉很轻松，轻轻摆一下，“咕咚”一下，水桶沉下去，一满桶水就上来了。我爸爸是教书匠，教书可以，打水的技术却不咋地。经常是“咕咚”一下，水桶就脱钩沉到井底了。 在教书的老爸看来，打水而将水桶掉在井里是件丢人的事。所以，这时候，通常都是打发我到处去接“钉钩”来打捞。 其实，农村人用水桶在深水井里打水，都有将水桶掉在井里的经历，只是掉进去的次数多少而已。妈妈之前是在北方的小城市里长大的，几乎没在这种深水井里打过水，是随着爸爸来到农村后才学会的。但是，她毕竟常年在家里打水，水桶掉进井里的次数反而比爸爸少很多。 那时候，我就抓紧去邻居家借了“钉钩”来，然后蹲在一边偷笑。看爸爸蹲在井边，无奈地将在细绳子上拴着的“钉钩”放入井底，慢慢碰到水桶，凭感觉挂住水桶带上来。 有时，水桶沉到井底的时候，打捞水桶就比较麻烦。要将“钉钩”的细绳子一直放到井底，再慢慢往周围找，一旦碰到了水桶，还要感觉水桶是倒扣下去的还是正着沉下去的，要用“钉钩”的铁尖去触碰水桶的挂钩，只有钩住了才可能将桶拎上来。 说可能，是因为有次爸爸在捞水桶时，费了半天时间后，确实已经将“钉钩”的铁尖钩住了桶边连接桶柈的很小的那个铁圈。并且，老爸还成功地将水桶泛着水花地打捞出了水面，慢慢拔到了接近井口的地方。 估计，可能是他老人家捞了半天桶有点累了，看着大功将成，老人家长舒了一口大气，腾出手来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但就在他推眼镜的瞬间，另一只手里的“钉钩”上挂着的水桶却轻轻碰了下井沿。于是，那只水桶又轻盈地离开“钉钩”，“咕咚”沉入井底。 于是，我差一点笑出声来，而从不说脏话的老爸也居然喷出了一句脏话。之后，他环顾了一下周围，四顾无人后，面子上才过得去了一点。忿忿地蹲下来，索性抽着烟，像写文章似地慢慢打捞起来。 “钉钩”是类似于武侠小说里，夜行人用来爬墙的“飞抓”样的东西。但“钉钩”比较重，一般有几斤重，有三到四个往外伸展的铁钩。只要其中一个铁钩挂住水桶边，就能轻易地将水桶提溜上来，是农村里很实用的工具。 很小的时候，还有不少关于井台上的故事。 时常听说谁家的女子或娘们和家里人生气了，就跑出去跳井。女人胡搅蛮缠的三大绝招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但在当时北方的农村，是“一哭二闹三跳井”。 让小孩子来看，“上吊”真是不如“跳井”好：要是谁家的娘们曾经在家里的房梁上上过吊，哪怕没有吊死，其他孩子们也是怕怕的，好长时间都不敢去找这家的孩子去玩。但跳井就不一样了，家里又没井，都是去外面跳，即便跳井淹死了，也不影响去找这家的孩子玩。 一旦女人跳了井，如果发现、救治得及时，一般只是喝一肚子凉水，都能救活的，大不了事后挨一顿耳刮子；但如果是晚上偷偷出去跳的，一般要到次日早上才发现，基本就“挂”了。但邻居们最怕有人跳井，一般被女人跳过的水井，都要组织大家“淘井”，清除晦气。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村西的一对父子生气，儿子赌气出去了。到第二天也没回来，邻居到处找都找不见，后来就去田野里找。那年雪大，连田野里的水井都被大雪封住了井口。 找了好久，还是有人发现其中一个井口的雪有点小，扒开井口，才看见那倒霉的孩子已经倒毙在井里。看周围的痕迹，老人们估计，这孩子不是故意要跳井，而是不小心掉进大雪覆盖的井里了。 一年夏天，吕家的两个老兄弟都在田里干活，但在两块地里，还相距很远。到了下晌的时候，老哥哥回头看见弟弟还在地里锄地。当时，那位弟弟在用大锄倒着锄地。当时，农村的大锄有一丈多长，要两手抱着一个横出来的木柄。将锄头轻轻铲入土里，使劲往后一晃一晃地拖着锄把，将地皮轻轻锄起来，就能起到保墒的作用。 一小会儿，当那位老哥哥再回头时，却到处看不见弟弟了。他当时还奇怪：“这老小子，临走咋也不招呼我一声？”再顺着回家的方向一看，根本没有人影子。这下，老哥哥慌了：“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他不会走这么快？肯定是不小心倒着掉进了井里！” 他立即扔下农具，撒开脚丫子飞跑过去。果然看见弟弟的大锄挂在井边上，井里传来微弱的呼喊声。他趴到井边一看，弟弟果然在井里挣扎呢！这位老哥哥也算是临危不乱，将大锄顺井壁放下去，让弟弟抓住。好在田里的水井都不深，夏天水位距离井口也较近，正好拉住锄钩就将他拽上来了。事后，这位老弟后怕不已：“如果不是大哥看到，我的老命怕是就报销了。” 有了这些故事，小孩子们更是不敢轻易到井边玩耍。 夏天田间的水井里，水眼好的井，有时候井水几乎都要漫到井口。有些打药的社员都不用井绳，弯下腰去，用水桶伸手就可以从井里舀上水来。 尽管大人们磨破了嘴皮子的嘱咐不要到井边上去，但孩子们调皮，还是经常会摸到井口上趴着看，有时还会偷往水井里撒尿。记得我几岁的时候，就曾经往附近一口水井里撒过尿，结果被邻居的老人找到家门上告状，被妈妈臭骂了好一顿。 深水井用个两三年，周围的老人们就组织大家淘井。每家兑点钱，把周围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将井水一口气提干，露出里面的淤泥。再在井口架上滑轮和长绳子，年轻人坐着大筐子下去，将里面的淤泥铲进筐子里，上面的人像拔河似地拉动滑轮，将淤泥提溜上来，倒在外面，再将筐子放进去。 淘井的活比较累，每次淘井时，井边的巷子里都要堆满不少淤泥和杂物。而下到井里的年轻人，每次上来就像是泥猴一样，全身黑乎乎的。但每次淘井后，井水就涨得很快，水也甘甜了不少。就这样，之后的两三年间里，大家又吃上了甘冽的井水。 19、连环画 19、 连环画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连环画是孩子们最喜欢看的。但大家都没钱，也很少有能买得起，就互相借着看。 爸爸那时候在邻县的冠县教书，每月还有十多块钱的工资，几分钱或一角钱的画册，偶然还能给我带几本来。每次得了画册，就欢喜得不得了，在小伙伴们面前能炫耀好长时间。我还专门在屋角的一个破纸箱里，收藏着那些宝贝。 但印象最深的一本连环画，则是我四岁左右时在去上田找妈妈时捡来的一本连环画。 记得那次在家里呆烦了，就穿着小裤头，光着膀子，露着两排嶙峋的小肋骨，晃晃悠悠地自己去地里找妈妈。 那时候，从村里去“黄洋沟”的那条土路还在。当时快到秋天了，路两边生产队里种了不少高粱。这种庄稼耐旱，密密麻麻地种在路边，既透风、生长得旺盛，也阻挡了其他人到地里破坏或偷其他东西的可能性。 在秋天的阳光下，一个几岁的孩子走在高大的高粱屏蔽的土路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心里还是有点发慌，就胡乱哼哼着连自己都不知道哼的是啥的调子，给自己壮胆。 突然，身后传来了自行车的车铃声。那个时候，家里能有辆自行车，已经比现在家里有辆私家车还威风。我往路边靠了下，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男子骑着辆半旧的自行车过去了。自行车的大梁上，坐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孩子在车子上打盹，手里还捏着一本崭新的连环画。 我才想起来，那天是逢集。在集市上有小贩专门摆摊卖画书的，那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往往小贩子往往才刚摆摊，就被一群看蹭画册的孩子们围满了。孩子们只翻不买，往往惹得小贩子“鬼火冒”，便从我们手里夺过画册，呵斥我们走开。但孩子们抵不住画册的诱惑，一会儿功夫，又蹭了过去。 那时，孩子们就是手里有角把零钱，准备买本看，也是先翻个够才“出手”，买一本至少要蹭几本看才够本。一旦小贩来抢夺画册时，就亮亮手心里捏得皱巴巴的零钱或者几个钢镚，让他看看。 小贩知道孩子可能要买了，才容忍我们多看一会儿。那时候，选一本自己喜欢的连环画，简直比现在找个女朋友还慎重。有时候，孩子们看了半天，突然丢下画书就走了，手里的角把零钱楞是没舍得花出去，把小贩气得直哆嗦…… 看着自行车从我身边过去，在走出不到10米的时候，一个东西突然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我连忙跑上去一看，竟然是那个小男孩手里捏的连环画。估计是那个小孩在自行车上睡着了，连环画才脱手掉下来。而那个戴草帽的中年男子，大概也被午后的阳光晒得有些发晕，没注意到画册从孩子手里掉下来，继续努力地骑着自行车。 “这可真是天下掉馅饼了！”我连忙捡起那本崭新的连环画，小心地吹去上面的尘土，心里狂跳起来。 “不行，一会儿他们发现连环画掉了，还会回来寻找。我还没找到妈妈，这本连环画拿在手里，被这爷俩看见了，还得要回去。要找个地方藏起来才行！” 我连忙钻进路左边的高粱地里，找到一小块空地，在一棵高大的高粱下挖了个坑，把连环画埋进去。还拔了几棵草盖在上面，之后才钻出高粱地，若无其事地回到路上，继续朝前走。 果然，还没走出多远。就见那戴草帽的男子风风火火地骑着自行车转回来，我继续哼哼着朝前走。 “小家伙，有没有看见路上掉了一本小画书？”那中年男子下了车问我，我看到车上的那个小男孩也醒了，正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当时心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摇摇头。 “不会吧，路上就你一个人在走，一定是你捡到了。”戴草帽的男子不想放过我，我抓住小裤头上的松紧带，使劲抖搂给他看，意思是我的小裤头里可没其他东西。 男子看我光着小身子，身上确实也没地方藏东西，就疑惑地问小男孩：“你想想，是在哪里掉的？”小男孩摇摇头，说：“不知道，说不定还在前面。”男子想想也有道理，生怕后面的其他人捡走了连环画，就抓紧往回去找。 等我在地里一大帮干活的社员里找到妈妈，就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这件事。妈妈惊讶地看着我，不相信地说：“不会吧，你在说瞎话（谎话）。”我得意地说：“下晌时，你就知道了。” 收工回来的路上，我和妈妈走在其他社员的后面。到了我埋连环画的地方，我就拉着妈妈钻进高粱地。很快就找到了我做记号的地方，在土里扒出了那本连环画，妈妈才惊讶地相信了。事后好长时间，她还在说我人小鬼大，几岁的孩子，居然在当时想出了那个办法！ 多年之后，已经想不起当时捡的那本连环画叫什么名字了，但那次的临机应变，我却一直记得。 在当时，《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鸡毛信》、《三打白骨精》、《陈胜吴广》等，都是炙手可热的连环画。 后来，记得有一次，几个小姑娘来家里借连环画。我们正在吃饭，爸妈各自坐在八仙桌的椅子上，我打横做在杌子上。我随手就把放在桌上的连环画，拿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后丢去，直接仍在了地上。我当时的想法是：“你们是来借连环画的，我不愿意借，但爸妈让我借给你们，我就丢给你们，看不看随你们。” 回头的一瞥间，我看到几个小姑娘怔了一下，还是弯腰捡起了连环画。但我看到爸爸的脸色变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重重地将饭碗顿在桌上。我小时候是个乖巧鬼，看到爸爸这种神色，知道要倒霉了，抓紧放下碗，回身捡起连环画，拉着孩子们跑出去看。 我知道，如果我慢一点，说不定就会挨一顿打，尽管他好像从没有打过我。 爸爸那狠狠的一眼，也让我明白了：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瞧不起不如自己的孩子。 这一眼，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只是跨过了这个千年后，我再也无法看到爸爸的眼神了。因为，他已置身我们当年耕耘过的那片黄土地里，在夜夜听着此起彼伏的虫鸣了。 也因为从小就喜爱小人书，以至于多年之后，我竟然在农忙之余也做起了卖小人书的生意，还一直做了好几年。 在卖小人书的同时，我也卖其他很多书籍。我不图赚钱，只是喜欢什么书就去书店批发，看完之后再卖出去。如此循环，居然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籍。那几年的农闲时候，我在靠贩卖图书为生的同时，也阅读了之前很多年都没有阅读过的书籍，汲取了很多文学修养。 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苦修”吧。 20、印模和四角 20 印模和四角 小时候的玩意儿里，还有一样大家都喜欢的，就是摔胶泥脱印模。 这个游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独有的小玩意。到后来，虽然还零星有玩的，但已经非常罕见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印模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每个村边的沟壕里，到冬天基本就没水了，孩子们就去挖淤泥。在河底、沟壕的深处，黑色淤泥的下面，往往就有一层红色的胶泥，非常有粘性。 大家挖来一大块胶泥，找块干净地方摔。一直摔得胶泥像面团一样软和了，就放在一个小模子里，使劲按平了再磕打出来，靠近模子的一面，就凸起了模子上的一些图案。这些图案有五角星、手枪、大炮、老汉推车等，都是相对简单的图案，凹在模子里面。 而那些模子，也是在街上买的。记得有一分、二分的居多，大概直径三寸的就卖到了五分钱。这些模子都是在一些小砖窑上烧的，质量也不好，就是糊弄那个年代的小孩子。 印模倒出来后，要在太阳下晒干了，有些胶泥不好的，就开裂不能用了。剩下的就在大人烧火做饭时，扔到灶坑里，扒灰埋上。等下一顿饭时扒出来，有些就烧成砖红色，弹起来还有点红砖的声音，这就是比较好的。有些火不够大，烧出来是灰色的，就没“价值”了。 印模烧好后，孩子们就各自拿来炫耀。一些不会弄的孩子，就要拿东西来换。 那时候，孩子们手里几乎没有自己的零钱，即使小钢绷子也难得有一两枚。就有孩子找来自己收集的制钱（铜钱）来换，一枚制钱到底能换几个印模，也是“待价而沽”。没有制钱的，就拿来一些纸张来换。孩子们换来的这些纸张，再叠成“四角”去玩。 叠“四角”是北方很多孩子都会玩的小东西。直到现在，还有的地方，偶尔有孩子在玩。 先把两张纸各自折叠成较窄的长条，再交叉叠在一起，每个角均往右折叠，最后就成了“四角”了。因为纸张不一，这些四角的厚度和重量也不一样。孩子们玩时，基本上每人都拿着一叠，每人放在地上一个，依次用自己的四角去砸别人的四角，只要把对方的砸翻了，就归自己，对方就要重新拿出一个放在地上。 摔“四角”也有很多讲究，比如砸、扫、震、冲，各有要领。如果自己的四角纸质厚，重量大，就可以将四角对准对方的四角，垂直砸下去，靠重量将对方的四角砸翻。如果重量不够，还可以连砸带扫，称为“震”；如果自己的和对方差不多，就可以从边上摔下去，尽量从一角冲进去，将对方的四角掀翻；或者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四角去冲击对方。 这几种办法，都是那时候孩子们最擅长的几种办法。 玩四角有技术，也有运气。有时只剩下一个四角，马上就变成“穷光蛋”了，但只要掌握好，有时一会儿就可以赢回一大把。这种时候，有点像赌博，有技巧、也有运气的成分在。 输光了的孩子们，就到处找废纸来，重新折叠，再来跟着玩。 那时候大家都找不到报纸，只好找自己的废旧作业本来，撕了上面的纸来叠。有些孩子输红了眼，竟然去撕自己的书本，被大人和老师知道了，往往就是一顿暴打。 那时候的老师，打起孩子来比父母还舍得。抡起小教鞭，往往抽得孩子屁股上就是一片的淤青。不管老师怎么打孩子，家长都知道是为了孩子好，从来没有去找老师理论的。每次见了老师，还要陪着笑脸说：“孩子不听话，该打！老师你尽管抽他，不抽不长记性。”而挨了老师抽的孩子，记性也确实好，下次同样的错误就不敢再犯。 玩到后来，有的孩子实在找不到纸了，就再去拓印模，烧好了换纸，再来跟孩子们玩。 那个时候，哪个孩子拥有的印模和四角多，都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 这些小东西，也陪着平原农村的孩子们，度过了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年代。 至今，在有些人家的旮旯里，偶尔还会翻出我们当年玩的这些小东西，但数量已经非常少了。 21、洋火枪带来的乐趣 21、 “洋火枪”带来的乐趣 有时候，孩子们在村里玩，看见女孩子过来，就躲在墙角。等她们走近了，突然伸手在墙角上猛地撞击洋火枪。在一阵烟雾中，女孩子不是吓得大叫，就是吓得哭起来。 于是，一帮光腚孩子立即像兔子般逃窜而去。远远的街角里，只留下女孩子在逐渐飘散的硝烟里的哭叫声。 那个年代，农村里的孩子，可玩的东西很少。好在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发明力”也极强，自己独创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洋火枪”就是其中的一种。 那时候，农村里可以买到二分钱一包的火柴，农村里称为“洋火”，每包火柴里有四五十根火柴。孩子们就找来含锡的子弹头，在弹头屁股上用铁钉凿出一个小坑坑，用硬铁丝拦腰拴紧子弹头，铁丝弯成u形，铁丝另一段弯曲成一个极小的圈子，塞进一根铁钉。这样，洋火枪就做好了。 玩的时候，将火柴头上含磷的红色“火药”刮进子弹屁股里的小凹槽里，用钢钉的尖端抵在“火药”上，然后找块砖头或墙角的砖上，用力一砸。钢钉猛地撞击“火药”，就爆发出“砰”地一声大响，还散发出一阵好闻的硝烟。孩子们就乐得又叫又跳，争相玩耍。 有时候，孩子们在村里玩，看见女孩子过来，就躲在墙角。等她们走近了，突然伸手在墙角上猛地撞击洋火枪。在一阵烟雾中，女孩子不是吓得大叫，就是吓得哭起来。 于是，一帮光腚孩子立即像兔子般逃窜而去。远远的街角里，只留下女孩子在逐渐飘散的硝烟里的哭叫声。 除了这种简单的洋火枪，孩子们还有另外一种相对复杂的洋火枪。 用硬铁丝弯曲出一把手枪的形状，找来十多扣自行车的链条扣，穿在枪的前段上，形似枪管。最前端的一个链子扣，要砸进去一个辐条帽，这个辐条帽，正好能容下一根火柴。之后，用废弃的自行车内胎上剪下两圈橡皮圈，勒在辐条扣上。 玩得时候，先错开前段的链条扣，将一根火柴塞进去，然后将火柴梗拉到最后面；将所有的链条扣对齐，将橡皮圈拉到铁丝枪的最后面。扣动扳机，铁丝做成的撞针便穿过链条扣形成的“枪管”，撞击在火柴梗前面的火药上。随着“乒”地一声响，链子扣里便冒出一股青烟，火柴梗则被射飞出去几米远。这种枪伤不到孩子，还好玩。 所以，那时候，几乎每个孩子腰里都别着“一把枪”。 同姓的家族里，有个做过木匠的伯父，他有四个男孩，最小的一个比我们稍大，我们喊他四哥。 四哥和兄长们相比，虽然年龄差了不少，但最聪明，经常看着伯父做木匠活。时间长了，竟然心灵手巧地学会了一些刮刮刨刨的活儿。随后，趁大人不在的时候，找截木头，自己做了个一尺多长的枪托，在床下找了一截细钢管，装在枪托上。还关上门，从墙上摘下伯父打兔子的土枪，自己模仿着做了和土枪相似的扳机和撞针。 不长的时间里，四哥竟然自己捣鼓出了一杆“微型”土枪。 记得一个秋天的上午，四哥喊着我和另一个孩子去“试枪”。 站在干枯的玉米地边，四哥小心地从粗布褂子兜里摸出两个小玻璃瓶子，一个瓶子里装着黑色的火药，另外一个瓶子里装着小鉄珠子。这些东西是伯父冬天没事时，和同村的“打猎”爱好者打兔子用的。 平原里没有猎物可打，唯一的就是秋尽冬初时，一些爱好者去“围猎”觅食的野兔。但平时，土枪和枪药、鉄珠都是放在小孩摸不着的地方，就是怕小孩子拿出去惹事。四哥神通广大，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伯父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才偷了一些出来。 四哥让我们两个孩子赌咒发誓，绝对不会跟大人说偷火药的事。之后，才开始把新做的微型土枪拿给我们看。第一次摸着沉甸甸的小土枪，还真是心里怦怦跳。那感觉，就是和玩“洋火枪”绝对不是一个感觉。 玩得差不多了，我们都怀疑这枪能否打的响？是否会伤到自己？ 四哥一脸的鄙视，说：“看我的！”他的心灵手巧是出了名的，麻利地先将火药倒在枪筒里，用根细铁棍小心地捣紧了，才放进几粒钢珠，再找了一小根谷秸塞进枪管，免得鉄珠滚出枪筒。 之后，就对准了10米外的一根黑色的木头电线杆，让我们走远点。在一番瞄准后，四哥扣动了扳机，伴随着“砰”地一声枪响，“微型”土枪向后一挫，枪口喷出一阵青烟，远处的电线杆居然被鉄珠子撞击得颤了几颤。 “太好玩了，我也试试。”另一个伙伴欣喜若狂地也试了一枪，连连咂嘴。 只剩下我一个人，犹豫了半天，还是鼓足勇气放了一“枪”。只感觉肩膀被枪的后座力狠狠撞了一下，疼了半天。而那一枪管的铁珠究竟打到哪里去，却早已不知道了。 从那以后，四哥就成了我们的“老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支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所以，他也就名正言顺地做了大家的“老大”。 22、捡弹壳的风险 22、 捡弹壳的风险 那时候，孩子们手里都或多或少地有几枚弹头做“洋火枪”。因为，当时每年都有一到两次部队的军训在我们那里举行。所以，孩子们只要得到消息，都会去挖弹头和捡弹壳，回来做“洋火枪”。另外，弹壳可以做成“摔炮”来玩，很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每年的春天，部队就来“堠堌冢”下打靶。那时候，才几岁，也不知道那些当兵的是从哪里来的，只是知道他们来了就可以捡弹壳。于是，就约着一帮孩子们去看热闹，感觉很紧张，也很刺激。 打靶的地点就在“堠堌冢”下面东边的空地上，一般是在春天，或者麦苗还没有返青的季节。那时候，麦苗很耐踩，即使践踏了也不影响生长。 在靠近“堠堌冢”的下面，远远立着一排靶子，上面画上了很多圆圈。在开阔地外的射击场边上，筑起了一排“土疙瘩”，类似于掩体。很多穿军装的战士就趴在这些土堆后面，等待着射击。 记得一次打靶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 我们西街的一个孩子，刘姓，比我们大几岁，当时也站在战士后面看射击。真枪实弹的射击，还是很能震撼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胆子小的孩子，就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看。 在射击中，从枪膛里弹射出的弹壳，也是孩子们争抢的宝贝。但这些金灿灿的弹壳，大多被站在前面的大孩子捡走了，站在后面的小不点和小屁孩，几乎捡不到这些“好东西”。 那一次，姓刘的孩子就站在战士的屁股后面，见到弹出一枚弹壳，就抓紧抢在手里。后来，那个趴在他前面的战士，射击几发子弹后，一直在瞄准。之后，一声枪响，一枚弹壳从枪膛里弹出来，落在了枪口前面。那倒霉孩子心切，急忙弯腰到枪口前去抢弹壳。 就在此时，那全心瞄准的战士再次扣动了扳机；而此时，那倒霉孩子恰好突然就弯腰到了枪口前面。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站在战士旁边的一个教官突然大喝一声，手脚齐动。一个箭步窜出去，一脚将那倒霉孩子踩在脚下，同时一把抓住枪身，往上抬起。伴随着“砰”地一声枪响，子弹擦着那倒霉孩子的头顶飞向了天空。 在一片惊呼声，所有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也就在那次“事故”后，凡是部队在“堠堌冢”打靶时，就不许孩子们在旁边看着。这样，孩子们就再也捡不到弹壳了。 但每次打靶结束后，孩子们就都拎着小铲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堠堌冢”下面，在靶子后面和附近寻找子弹头。因为“堠堌冢”基本上全是土，而且在当地方圆百里也算是高大的土堆，所以打靶时子弹不会飞到其他地方，相对很安全。那些射出的子弹，基本上都钻进了土里。 跑得快的孩子，在摆放靶子的土堆后面占住“地盘”，看见子弹射出的小洞就往里挖，往往几铲子下去就能挖出一枚亮铮铮的弹头。占不到好地盘的孩子，就在附近寻找，因为不少子弹打偏了，所以在附近还是能挖到或找到一些子弹头。 这些子弹头，就成了孩子们做“洋火枪”的好原料。 至于那些捡来的子弹壳，孩子们在靠近子弹壳的底部侧面，用小钢锯锯出一个切口，可以塞进去一个小薄片的切口就可以了，之后，将一枚捡来的弹头砸进弹壳里。之后，再在弹壳上端打两个小洞，拴上细铁丝或者纳鞋底的绳子，上面还要点缀上一小束毛线什么的。 这样，自制的“摔炮”就做好了。 玩的时候，将“炮子”（农村里打围时，压在猎枪上撞击打火的引药，含有硫磺之类的东西）从纸上揭下来一小片塞进弹壳里，将绳子甩起来，抛向空中。因为绳子的后面有一小束毛线保持平衡，所以等弹壳落地时就是底部着地了。弹壳里的弹头撞击在“炮子”上，就发出一声爆炸声。 孩子们的欢笑声，就在硝烟中弥漫很久。 那时候，“炮子”是当地一些会配火药的人，将稀释后的火药吸一点挤在刷了浆糊的废报纸上，那点火药就像小孩的小指甲盖那么一点，干透后就帖在了报纸上。一张报纸上，会密密麻麻地贴很多这样的“炮子”。 那时候，一分钱都可以买到几个甚至十个“炮子”，是孩子们唯一能买得起的东西。 23、村西有座公主墓 在我们村西，有一座很大的墓。原来，据说很高，占地也有100多亩。 很早以前，据说还有屋宇建在上面；后来，军阀争斗时毁于炮火。但最高处，还是很平整的，隐约能看出当初屋宇的地基痕迹。 那座墓，传说是一位皇帝公主的墓，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传说。但当时还小，就很纳闷：整不明白皇帝的女儿死后，为什么会葬在我们这个平原的小村落外面。但那座墓，后来还被县里列为文物保护起来，在墓前立了个石碑，写着墓的名字“堠堌冢”。 但是，这座墓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青龙山。 在平原，大家都没有见过山，有这么一个很高的土堆，大家就叫称它为山了。原来，靠近“堠堌冢”的村民，建房取土，基本上都是挖墓的边缘，后来就被禁止了。也就导致原来占地100多亩的“堠堌冢”，变得只有二三十亩的面积了。 小的时候，经常跨过一条县与县连接的柏油路，跑上几百米路，就到了“堠堌冢”。孩子们经常在山下看大人挖土，因为经常会挖出一些红土烧成的小人和车马，孩子们就争着抢。大人们早已见得多了，就随孩子们抢夺。那时孩子们就很奇怪，说这个土疙瘩不是坟墓吧，咋来的那么多小砖人和车马啊！ 虽然在远处看着“堠堌冢”不高，但要爬上去，还真是要累得气喘吁吁。 在“山”上，还有不少洞穴。 当时，孩子们不知道这些洞穴是怎么形成的？等若干年后才明白，这些洞穴或许就是盗墓贼挖出来的。有几个洞穴，据说可以从山的这边钻到那边去。当时大家都小，很少有敢深钻进去的。但也有几个胆大的孩子，敢来回钻几趟，然后向其他孩子炫耀。 后来，下雨次数多了，一些洞穴里面的土方就被积水浸泡坍塌了，只有靠近洞口的一二十米可以进去。我曾经和几个孩子钻过北面和东面的两个洞，但都不敢深钻进去，就连滚带爬地钻出来，身上还蹭了不少土。 最奇怪的是，整座“堠堌冢”都是土堆成的，没有石块，只有零星的砖角。碰到雨水好的季节，山上都会萌发出一层绿茵茵的细草，在远处看倒也蔚为壮观；但雨水稀少的季节和年头，山上的草就像秃子的头发，左一片右一片的，很是煞风景。 但是，即使在很干旱的季节，在山上的旮旯处和洞口周围，也随处可以看见一些蜗牛，就粘在干土上，居然还都活着。 孩子们从硬土块上抠下来蜗牛带回家去，泡在水盆里养着。但奇怪的是，在山上的干土上，这些蜗牛生活得很好；一旦放在水里，却反而很快就死了。所以，后来，大家就不带蜗牛回家了。在雨水多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多小蜗牛，有的还在地上爬。孩子们再去，也就只是看看。干旱的季节，往往能看到一些空蜗牛壳，里面的蜗牛却不见了。 传说，在军阀混战时，山上的屋宇里曾经驻扎过军阀吴佩孚的兵。村民们都流传着几句顺口溜：“老吴（村民对吴佩孚的简称）的兵，憨腾腾，让他往西不敢往东，让他捉鸡不敢拔葱……”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只是那时候小，对一些东西不感兴趣，就没用心记。 但那时候，蜿蜒神秘的山洞、上面活着的蜗牛、土里埋着的小砖人，都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没事的时候，就约着到山上去玩，也算是那个时代孩子们的“探宝圣地”了。 对这座神秘的“堠堌冢”，老辈人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在那个年头，是作为迷信被禁止传播的；只有没人的时候，大人们才敢偷偷对孩子讲，主要意思是：不要轻易动山上的东西，因为山上住着“神仙”。 据说，很早以前，山上就住着一位神仙。 因为村民们生活困难，在有红白喜事时，要设宴招待亲朋和村民，就在各自的院子里摆设宴席。每次搞类似的活动，都要摆上十桌甚至几十张桌子，大家就只好来回借桌椅板凳。在活动前一天，左邻右舍就去帮忙，到附近各家去借桌子板凳和锅碗瓢盆。 当时，大家都相对困难，有的人家盆子倒是能拿出两个来，但就是拿不出一张像样的八仙桌。家里的八仙桌摇摇晃晃，只有靠墙跟摆着才勉强站得稳。很多人家的板凳都是三条腿的，只好在家里凑和着坐坐。所以，每逢过红白喜事时，这些摇晃的桌子、三条腿的板凳是绝对拿不出门去的。即使勉强抬出去了，也说不定会被哪个人一屁股压散了。因此，过红白喜事，借桌椅板凳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后来，据说山上的“神仙”发了善心，感到大家来回借桌子板凳太麻烦，有时候还因破损引起不少争端，他就主动借桌子给村民。但凡有事的村民，就提前到山下跪拜，说有事要用多少桌子板凳。到第二天一早，“山”下就摆着正好数目的桌凳；村民们用完后，再如数送去就行了。 这样一来，村民们就方便了很多。 但后来，有些村民贪心，借去的桌凳不如数归还，“大仙”就非常生气，往往现身到十字街头的滚驼子（石磙）上坐着去骂。有些村民说，大仙长的像只猴子，一身的毛。被骂的村民理亏，就抓紧趁着夜晚把私留的桌凳送去，“大仙”也就不再计较，继续为村民“免费”借来用。 但是，后来一个贪心的村民还是没如数归还，“大仙”又来骂。而这位村民也狡猾得很，预先在大仙常坐的滚驼子上抹上了胶。大仙一屁股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后来，还是用力挣脱跑掉了，滚驼子上沾了不少毛。从那以后，“大仙”盛怒，再也不肯借桌凳给村民。不管谁家有红白喜事，村民只好再像以前一样挨家挨户地去借。 这个传说不知流传了多少代，大家代代相传，也就深信不疑。 再后来，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的传说，也是传得沸沸扬扬，在十里八乡都引起了轰动—— 说有家的孩子得了病，没钱治疗。忽然听说山上住着仙姑，只要虔心去祈祷，仙姑就会赏药给村民，回来吃了，孩子的病就能好。 那个年头，大家精神匮乏得很，也希望有个类似的传说带来一些饭后磨牙的话题。于是，村民们就添油加醋地到处传说。 结果，不长时间，大家就都相信了，还有不少人晚上到山上去祈祷。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堂弟，长了“眼虫”。眼皮下长了一个疙瘩，摩得眼睛老是流泪，吃药也不好。“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位婶婶就去了一次青龙山。据说，求回了一些香灰之类的东西，给我那位小堂弟喝了，之后就好了。 有了身边的例子，不由大家不信。于是，这些传说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十里八乡，前去祈求的人更多了。 本来，这是大人的事，和孩子们没多少关系。但据说，去山上祈求时要带点贡品，比如点心之类的东西。祈祷完了，就将贡品散发给在旁边看的孩子，意思是让孩子们不要乱说话。这样，祈求来的“药物”才有效。 这些点心，在当时是孩子们垂涎欲滴的东西。于是，不少孩子就结伴晚上去蹭这些“贡品”来吃。 记得有几次，还是忍不住那些甜点的诱惑，就和小伙伴们去了“山”上。 晚上的“山”上黑黢黢的，加上各种神秘的传说，看着山影就有点发毛，小腿肚子也有点转筋，不觉很是心虚。再则，远远看山上有不少红点在游晃，虽然知道那是前去祈求的人带的灯光，但还是有点怕。 几个小家伙差不多都是这种心理，但想着那些很少能吃到的甜点，嘴角就有口水流出来。最后，还是壮着胆子往前走。到了山下，看到有人不断地上来下去，心里的胆怯就小了许多，不觉后悔刚才如果回去，就太可惜了。 爬上“山”去，发现到处跪着虔诚的村民。村民们随便找个相对平坦、安静的地方，放下烧柴油的提灯，摆上几样贡品，点上几根香，就不停地阖眼念叨着，述说着家人的病疼。 山上风大，虽然隔着玻璃罩子，提灯的火苗也是忽明忽暗。照在乞求的人脸上，也就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表情，非常诡异。好在我们只专注那些人面前的贡品，就不去看他们脸上怪异的表情。 夜晚的山上，冷风嗖嗖，不一会儿大家就有点冻得受不了啦。但那些祈祷的人跪了半天，愣是不起来，还在那里念叨。 有个孩子就故意发出响声，往灯前凑了凑。祈祷的人才睁开眼睛，突然发现身边围着几头“饥饿的小狼”，被吓了一跳。但在这种时候，又不好呵斥我们，就只好小声说：“好孩子，再等一下，一会儿就给你们吃了！”大家不说话，只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摆在地上的那点点心。 不知谁没出息，竟然还“啯”地咽了下口水，让我们感觉很没面子。一起转身，狠狠瞪着那个没出息的孩子。那孩子就用破棉袄袖子挡住脸，赶紧低下头去。 终于，那人站起身来，将几块点心飞快地丢给我们；之后，将面前的东西胡乱一包，转身提起灯来离开了。那样子，像是遇见劫匪似地。我们都奇怪，黑黢黢的山上，还有不少坑坑洼洼和山洞子，他竟然飞快地就消失了，真是不可思议。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每人都拿到了一小块点心，也就如获至宝地抓在手心里，一路结伴下山。在路上，尽管不时用舌头舔了几次，但还是舍不得吃。等晚上钻进热乎乎的被窝里，手心里还紧紧攥着那块被捏得变形的小点心。 后来，据说在山背后，还冻死了一位上香的老太太。乡镇府知道后，就不许村民再去烧香。随后，这股风也就逐渐黯淡下来，没人再去求神拜佛了。 但那块小点心带来的快乐和甜蜜，却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童年长大，愈久弥深。 24、挖知了 24、 挖知了 童年时代里，基本上没有吃肉的印象。 那时候，生活物质极度匮乏，家家都难得能吃上肉。但在北方的农村里，夏天孩子们能自己找点肉来解馋，而且找来的肉比一般家禽的肉还香，那就是挖知了来吃。 北方人说的“知了”，就是蝉。每到初夏以后，北方的榆树、槐树和杨树上，就是蝉的天下，到处是烦人的蝉鸣，此起彼伏，连晚上都要睡了都还听得到蝉鸣。 到了仲夏，尤其是一场场的夏雨后，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候了，因为到了捉蝉的最好时节。不管是自家院子前后，还是村边的树丛中，到处是拿着小铲子挖知了的光腚孩子。在北方，未蜕皮的蝉孩子们称为“节留龟”。 孩子们挖知了的本事，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要首先找大一些的树和树木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大树是上年蝉聚集最多的地方，也是蝉产卵最多的地方。秋天，蝉卵产在树叶上，随风凋零在大树周围，蝉卵也慢慢沉落到附近的泥土里。 一两年后，这些卵才会变成知了的幼虫。我家院子里的榆树多，往往在树下挖个坑什么的，就能看见没长成个的幼禅：幼禅形状是有了，只是个头大小不一，外面的壳子也是白色的。那时候，我们也就像是挖到了宝贝，一定要将这白白嫩嫩的幼蝉捡出来，晚上在火上烧着吃了。 每到它们在夏天要出土的时节，都是从泥土深处缓慢往上打洞。到达地表时，如果地面干旱，它们往往被坚硬的地表土卡住，几天、十几天甚至个把月都钻不出来。所以，这些小东西也非常渴望下雨。 一场密集的夏雨后，地表松软潮湿了，它们就迫不及待地用两个坚硬的前爪将地面挖来一个很薄、很小的洞口，等待傍黑时的破土而出。 帮黑十分，如果正好小孩子走过，就可以直接捡到刚出洞口朝树上爬的知了。这时候的知了还没有孵化，肉质鲜嫩，是最好吃的时候。如果没有直接捡到知了的运气，就要靠自己的本事来寻找他们的洞口。 知了开始挖的洞口很小，是它们用来望风的；直到天黑后它们才将洞口挖大，直接爬出来。没有技巧的，还一时辨认不出这些小洞来。有时候，大树周围有很多是已经没有了知了的空洞，大洞套小洞，层层叠叠，辨认时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和经验的。 一般找到知了洞时，孩子们是先将洞口用指甲挑开一点，看知了在洞里的哪个位置蜷缩着。然后，用小铲子在洞旁边铲土，几下子将土挖开，就将知了逮住了。 有时，孩子们手里没有小铲子，但也有捉它们出来的办法。如果直接用小指去洞里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东西也不是省油的灯，它们会躲避着慢慢往下出溜。有时候，他们的洞还很深，一时真拿它们没办法。 这时候，孩子们就在旁边找一些粗草茎，慢慢伸进洞里。知了们出于本能的防备心，马上就用两个带刺的前爪马，死死抓住草茎不放。看着知了抓住了草茎，孩子们就慢慢往上提溜，一下子就将知了提溜出来。 天黑后，是知了们集中出洞的时候。这时候，视线也开始模糊，即使孩子们趴在地上也看不清楚啥了。于是，村边的树丛里，就到处晃悠着农村里比较原始的提灯。那时候，手电还没有普及，那些烧柴油的提灯就成了捉知了的最好工具。这时候，提灯的作用不是照哪里有知了洞，而是照树上哪儿有知了。 知了有个习性，只要是爬出了地面，附近哪里高就爬到哪里去吹风，等着身上的外壳被风吹干后就可以蜕变。所以，一旦知了出洞，都是一副急急忙忙的投胎像，匆匆爬到树上、草上甚至一些土墙上，只要是高处就行。 这时候，树干上也都爬了三三两两的知了，一把抓住就是了。也有速度比较快的知了，已经爬到人伸手够不到的地方，孩子们有随身带着竹竿或木棍的，就发挥了大作用。随手一扒拉，那些知了就“吧唧”掉下来，成了孩子们腹中的美餐。 有时候，也有动作快的知了，早趴在树干或者树枝上等待孵化。 知了孵化是先将背部的硬壳崩开，之后头部艰难地从裂缝中伸出来；之后是前爪，再以后是腹部也爬出壳子。爬出壳子后，蝉就趴在自己的壳子上晾着，不久，那对原来紧缩在肋下的细小翅膀就在风中逐渐伸展开。 这时，原本穿着金色坚硬外壳的知了，就变成白嫩的蝉；如果到了半夜或者早上，蝉外表的白色就会遇风逐渐变成浅黑色和深黑色。 在知了刚脱皮（蜕皮）的时候，它的肉质虽然赶不上刚爬出洞的时候，但还是很鲜嫩的，吃起来味道还是很好。但一旦外表变成浅黑色或黑色了，就不能吃了；这些黑色的蝉，就只能捉住喂鸡。 那时候，村民都很难吃饱饭，家里喂的鸡也是皮包骨头。 为了让这些鸡多下几个蛋，大人就在天尽黑后，抱来一些麦秸在树下点燃，那些知了见到火光后，会像扑火蛾子一样朝火堆飞下来。大人们就用扫帚将这些知了扫起来，装在袋子里，带回来喂鸡。 但点火堆引诱这些知了的办法，一般是在快立秋的时候。“人生一世，草活一秋”，这些知了的寿命一般由夏至秋，也就差不多了。这时候，知了们的寿命不长了，抵受诱惑的能力也很弱，极易上当。 还有一种高级的捕蝉的办法，就是用面筋来粘。 有些半大的孩子，一般干完农活，回来都比较晚，不屑于和孩子们一起趴在地上找知了洞。就回家洗把脸，自己和点白面，在盆子里放上凉水，用力揉搓，等面团里的面粉淘洗出来，剩下的就是很有粘性的面筋。 孩子们将面筋团在手里，拿根竹竿就出来了。在天似黑不黑的时候，看到树干高处的知了后，就将一小块面筋粘在竹竿头上，举起竹竿，三戳两戳，就将知了粘在面筋上。用这种办法，往往比我们这些遍地找知了洞的孩子收获还多。但对于我们这些小点的孩子来说，用面筋粘知了的办法，却是可望而不可及。 捉到知了后，孩子们一般是装在瓶子里，但这些小家伙，即使装在瓶子里还是会蜕皮的，只是速度比在树上或草木上要慢点而已。 所以，孩子们捉来知了后，就抓紧将这些家伙用盐水跑起来，这样，就保持知了的新鲜度。也有的孩子，拎着瓶瓶罐罐出门的时候，就在里面放了凉水或淡盐水，捉住知了丢进去直接淹了。这样捉住的知了，就再也不会蜕变，肉质很好。 捉来知了，到晚上大人做饭的时候，多少用点老棉油一煎，知了全部变成金黄色膨胀起来，吃起来酥香可口，那味道是什么美味都不能比拟的。 吃的时候，女孩子一般会嫌知了的外壳坚硬，会剥掉那层外壳，或者掐掉知了的几个小爪子。但对于男孩子来说，基本上就是整个扔进嘴里，“喀吃喀吃”地大嚼起来，连“骨头”都不会剩一点。 碰到家里没棉油时，就直接将知了放在锅里蒸一下，也就能吃了。也有嘴馋的孩子，嫌蒸得时间太长，等不急，干脆直接扔进灶坑里，将知了烧得黑糊糊的，扒拉出来吹吹灰就吃，也是一样得香。 知了里还有一个品种，我们叫它“麦娃”。它的个头比正常的知了个头小几倍，只有花生大小。这种小东西很聪明，平时在土里很难捉到它，只能看到他藏身的很小的洞。只有到了北方小麦快收割的时候，它们才集中出来，声音很尖细地、不停地频繁地叫着。 到了“麦娃”叫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到了麦收时节，家家都在准备过麦的东西。 那时候，北方过麦有两个预兆，一是“麦娃”开始叫的时候，另外就是青蛙叫的时候。青蛙在北方叫做蛤蟆，老人们都说：“蛤蟆打哇哇，十八天喝疙瘩。”意思是听见蛤蟆在沟边水渠开始叫的时候，半月后就可以喝到新小麦面做成的疙瘩汤了。 小麦收割之后，“麦娃”的叫声好像突然间就减少了很多，之后迅速就听不到了。因为“麦娃”个头小，也很难捉，孩子们一般就很少去捉它。它的寿命，也比一般的蝉要短一些。 知了是北方人爱吃的东西，南方人基本上只闻其名不见起物了，更不用说吃了。 有一年，重庆的二伯父回家，带了伯母回来，那时候正好是夏天。农村里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们几个孩子还很孝顺，想着远在重庆的伯父（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重庆在哪里？也不知道重庆距离我们北方平原的小村庄有多远？只是知道重庆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去捉了不少知了，集中起来让大人油炸了，端上餐桌。 二伯父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虽然离家多年，还是能吃得来知了的，啧啧称道。 但伯母却是地道的重庆人，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很惊讶地问：“这些虫虫咋个能吃的吆！”看到大家吃得都很香，在受到一番鼓励后，她也试着让剥去知了的外壳，小心翼翼地吃了几个，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 后来，听说这些知了还会到处爬，有时会爬进屋里来，她马上吓得将双脚抬起来，不敢再放在地上。 当时的情景，还惹得我们一帮后辈孩子笑了好一阵子。 说真的，这些知了的生存能力的确很顽强。尽管每年夏天，北方人都捉其为食，但还是捉不尽，到处都是。 有时，夏天在院子里的草帘子上睡觉。等早上起来时，旁边的破布鞋或芭蕉扇上，往往就会趴着刚蜕皮还不会飞的知了、或者有几个空壳在。放在院里的小饭桌的桌腿上，也会三天两头地有蝉壳在。 那时候，只有乡下人吃知了，城里人是不吃这东西的。 但若干年后，在城市的餐厅或餐馆里，也有这种东西卖了，还美其名曰“炸神仙”。一些餐馆的老板，还专门到乡下收集这些没蜕皮的知了。再后来，还有人专门收集起来，再卖给餐馆里；还有些有心人，甚至夏天囤积起来，冰冻到其他季节高价出售。 在一些地方，收购知了也居然成了一种营生。 知了在树上蜕皮后，剩下的壳子叫“蝉蜕”，是一种中药。那时候，农村药铺里或者供销社的收购站都会收购。虽然价格还不错，但那劳什子壳子实在太轻，很多孩子积攒了一夏天，拿出来一大堆也换不了几个钱。但对于孩子们来说，却也不失是一种换钱的途径。夏天放学后，很多孩子还是会去收集树上的蝉蜕。 因为捉知了，孩子们也会发生矛盾。有时候，两个孩子同时看到一个知了或者一个知了洞，就难免发生口角。但有时，孩子们也会被大人欺骗。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还小的伙伴，在村边一个空地上找到一个知了洞。但我们都没有小铲子，没办法将知了挖出来。正好村里的一个妇女过来，平时那个妇女打扮得脏兮兮的，大家都喊她哑巴娘。她倒不是哑巴，只因为大家喊她家男人叫“大哑巴”，就胡乱喊她哑巴娘了。 那天，她捉知了也是笨得很，转了半天还没找到一个，但她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嗷嗷叫着等着吃东西呢，她就打上了我们这个知了洞的主意。 她手里拿着小铲子，偏不借给我们，说要帮我们挖。她先是找了个小树枝，伸进洞里，说是帮我们“钓”上那个知了来。但实际上，她将手指挡在洞口，却使劲将小树枝往洞里捅，一直将那个倒霉的知了捅到了洞底下它出生的地方。 然后，她才说：“这个知了掉井里了，拿不出来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往小手指往里试，果然捅不到了。我们跳起来要她赔，她胡乱挖了两铲子，说：“真找不到了！”之后，抱起孩子就走。 我们在后面叫，她也不搭理。没办法，我们两个小不点只好悻悻地离开。但等我们走了一段路，却发现哑巴娘又转回去了，两铲子就将那个倒霉的知了从洞里掘出来。等我们再跑回去，她早抱着孩子跑远了。 那天晚上，为了这个知了，我还在灶坑里和妈妈嘟囔了好半天。妈妈劝我：“她家里孩子多，吃不上饭，不要和她计较了。”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一点道理，也体会到了一点在艰难的时代、农村里那种邻里间互相体谅的浓浓感情。 等若干年后，等跨过了一个千年。当我在遥远的西南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尽管走遍了边境的山山水水，见惯了很多原始森林，却再也听不到在北方让人心烦的蝉鸣。在城市的喧嚣中，再也感觉不到那种农村里的纯朴感情。 25、挖生产队的墙角 25、 挖生产队的墙角 在生产队里，吃不饱饭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孩子多的人家，看着孩子们饿得哇哇闹，大人更是愁云惨淡。实在撑不住劲了，只好去挖生产队的墙角。 春天过后，田野里的冬小麦开始返青，拔着节地往上窜。看着小麦越过了膝盖的时候，孩子多的人家就开始有盼头了，哄着孩子们说：“再等一阵子，就可以烙白面饼吃了。”“真的啊，不许骗我们！”孩子们一个个拖着鼻涕、流着口水地期盼着白面饼。 北方的原野上，一阵阵夏风摇去了千里麦浪的碧波，一抹浅黄便悄悄洇染在万顷碧波之间。这时候，麦穗就可以烧着吃了。 手快的社员已经耐不住孩子的啼号，下晌（收工）的时候，就开始捋一把稍黄的麦穗头，悄悄地揣在怀里。等回到家里，将那把麦穗拿出来，扎捆好了，丢在灶坑里，拨拉一些余烬埋起来。 等孩子们回进家，一个个就像老鼠似得到处嗅：“大大（北方对爹的称谓），哪来的香味？”没等大人解释，嘴馋的孩子已经跑到灶坑里去扒拉。 一把烤得香喷喷的麦穗，被从灶坑里拖出来。孩子们一边烫得“嘶哈嘶哈”地抖着手，一边每人抢去几个麦穗，麻利地在手上搓着。之后，轻轻一吹，吹去烤糊的麦糠，手心里就是一把香橙橙的麦粒了。“好香，大大，还有没？”“没啦，等明天大大再给你们带。” 虽然还没吃上白面饼，但先吃一把充满了麦香的麦粒，也让孩子们稍微打了一下馋虫。 别说孩子们，那时候的大人们也是吃不饱，干活都是无精打采。看着孩子们争抢烤好的麦穗吃，也都馋得流口水。 那段时间，只要生产队的队长不在跟前，在干上半晌农活休息时，很多社员也悄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捋些麦穗，就地取火，偷偷烧着吃。这时候的麦穗还是“水仁”，麦粒里的水分还在上浆，所以烤着吃是满嘴新麦的清香。 有时，在田里实在找不到干柴草，一些妇女就直接在手上搓好了，将青绿的麦粒丢进嘴里嚼。有的妇女，还会搓一兜子，回来掏给孩子们吃。 这种挖生产队墙角的方式，还算是小打小闹。几乎每个社员和孩子们，在这个季节里都烧过生产队的麦穗吃。 再一场夏风过后，干辣辣的风便一层层染黄了麦浪。这时候，大家都不再烧麦穗吃了。这时的麦粒已经上浆，烧出来就是干硬干硬得有点硌牙，不好吃了。 等生产队将田野里所有的小麦聚拢在场院里，所有的社员也都收拢心神，拼着命地抢着好天气打场。这个时候疏忽不得，一旦稍微耽搁了，一场雨下来，大家就一年都要吃带芽的小麦。 狂风暴雨般地忙过去半个月，等金灿灿的小麦收进了生产队的仓库。这时候，社员们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生产队无垠的麦田里，还裸露着脚脖高的麦茬，地里还有散落着零星的麦穗和偶尔拉下的成绺的麦子，这些就是社员们自己的了。 一般这时候，队里会将麦田按照各家的人头多少，大致划分出地块来，让各家去捡麦穗。 到了这个节骨眼，各家的人往往比给队里打场热情还高，大人和孩子像一群饿狼似地扑到田野里，不顾麦茬扎脚，不顾炎阳如火，拼命捡拾拉在地里的麦穗。孩子多的家庭，一遍过后就一扫而光了。而人手少或者孩子小的人家，只能粗略地捡拾一下，剩下的小麦穗就被其他人家再次扫荡。 而麦收过后，生产队除了上交公粮，留下一部分储备粮，也会分到各家一些小麦。这时候，就是真正能吃到白面饼的时候。但是，分到的这点小麦都是各家的看家口粮，再稍微吃上几顿白面馒头后，剩下的就要勒紧了口袋，准备过年的时候再包几顿饺子吃。 转眼间，金黄的麦茬中间，出现了一线线细嫩的绿色，这是秋天的作物玉米开始萌发了。几场雨水过后，一片片的玉米田便覆盖了整个原野。 等到玉米抽穗以后，等着吃烤玉米的人，嘴角又流出了口水，又在等着挖生产队的墙角。 等秋收之后，有时候生产队还会组织人到各家去“搜查”。尤其是棉花之类的，是绝对不允许私带回家的。 但是，那年头冬天特冷，生产队一年到头也分不到社员手上几两棉花，哪个妇女在给生产队摘棉花时，都会私藏一点回来。藏在怀里、揣在贴身衣服里、塞在棉裤腰里……林林总总的办法都有，只要瞒过队长的眼睛就行。 “搜查”时，碰上跟队长关系好点的人家，所谓的“搜查”就只是象征性的；但到了和队长不对眼的人家，那就是真正的搜查了，连老鼠洞都拿着棍棍捅几下。 有次，队长带人到我家里来“例行检查”。大家都知道我爸在外教书，我妈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况且我妈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干那偷鸡摸狗的事情的。所以，检查也就是让我妈打开箱子，随便看一眼就完事。 但是，队长临走的时候，却将放在箱子里的一个大红苹果揣走了。小孩子眼尖，我一眼瞄见，顿时就急了。那个苹果还是秋天的时候，爸爸从邻县带回来的，妈妈一直舍不得吃，说到过年时再吃，一直好好地在盛放衣服的箱子里放着。不管啥时候，一进到屋里，就能嗅到一股苹果的甘甜味。现在，却被队长揣起来了。 我的眼快，妈妈的手更快，一把拉住我，低声说：“不许嚷！”之后，还赔着笑脸送走了队长和那群人。 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妈妈劝我：“我们孤儿寡母地在生产队里挣点工分不容易，平时大家都关照着我们，一个苹果就给他们吧。下次，让爸爸再买给你，好不好？”楞是哄了我半天，才算是忘掉了这件事。 但此后每次想起这件事，小心眼里都觉得窝火：我们没有挖生产队的墙角，生产队倒是来挖我们的箱底了！ 26、生产队里的那些人和事 26、 生产队里的那些人和事 说到玉米，在老家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典型的挖生产队墙角的故事。 一年秋天，玉米快熟的时候，西边生产队里的玉米田里，陆续被人掰去不少玉米穗，生产队里知道后，决定派人蹲守，准备抓个现行。 那天，是队长和一个社员蹲守。 秋天的玉米田里，闷热异常，午后的太阳热辣辣地笼罩着平原上的一切。“队长，热得不行了，出去透口气吧。”社员实在闷不住了，就怂恿队长去田边凉快一下。“别急，有动静了。”一直躺在地上、将草帽罩在脸上的队长，一咕噜爬起来，“有人来了，隐蔽！” 还别说，队长的聪力还真好。一会儿，就有一个人影溜溜索索地过来了。他觊觎一番后，将一个用四个化肥编织袋缝在一起的“花包”（秋天用来盛棉花的大包袱）铺在玉米田里，就开始狂卷周围的玉米。只听见“嘁哩喀喳”地一片脆响，花包里的玉米穗越来越多。 这个偷玉米穗的人是队里的贫困户，家里孩子多，经常不够吃，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 “平时干活，这家伙经常低头耷拉脑的，半天也掰不了几穗棒子（玉米的俗称），咋今天动作这么麻溜啊！”那社员在队长耳边悄悄嘀咕：“他掰点给孩子吃就行了呗，咋还像收自家的东西一样没完了。” 看着花包里的玉米穗越来越多，社员忍不住嘟囔：“要不，咱们去抓住他吧？”“不急，我倒是要看看，这么多玉米穗他咋背得走？”队长坏笑着，和社员继续蹲守。 终于，那位掰玉米的主儿感觉差不多了，停下来将玉米穗都收拢在花包里，用力系好。但他这时才发现，确实是掰得太多了，他背都背不起来。但是，辛苦掰下来的玉米穗，他也舍不得倒出来。就围着花包打转，蹲下又起来，反复试了几次，就是背不起来那包沉重的玉米穗。 “是时候了，该我们出手了！”队长猛地跳起来，大吼一声：“谁在地里偷棒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得那个偷玉米的“忽”地一下站起来，那包试了很多次都没背起来的花包，居然一下就背在肩上了。不仅如此，他还背着花包，“泼喇喇”地一路顺着玉米地跑了。 “我的妈啊，他咋那么大力气啊？居然扛着那么一大包东西跑了？”社员咂舌不已：“抓紧追上他吧，再慢了就被他跑回家了。” “慌什么？他掰都掰下来了，你追上了还能让他按到棒子秸（玉米秆）上去啊！他家孩子多，就给他背回去吧，别难为他了。不过，我倒是惊奇：他平时干活确实疲疲沓沓的，咋这会儿这么大力气啊？”“队长，你还说，还不是被你老人家一嗓子吓的！” 随后，队长和社员不紧不慢地小跑着跟在后面，还不时还来上一嗓子：“快追上你了，看你往哪里跑！” 终于，当队长和社员一直追到那人家里时，那人将花包丢在院子里，正瘫在椅子上大喘气呢！看见队长进来，连起身的力气也没有了，气喘吁吁地说：“队长，我跑这么快还是被你追到家里来了。反正事情我做的，你愿咋处理我都认了。” 队长一笑，在旁边坐下说：“我要是处理你，你几个孩子吃啥？到我家吃饭啊？我可管不起你这几头小狼。”转脸吩咐那人的媳妇：“还愣着干啥，抓紧带孩子将棒子穗藏起来，还等着其他人看见了找你麻烦啊！到那时候，我倒是保不住你家的男人。” 随后，吩咐那个跟着蹲守的社员说：“你也别愣着，抓紧帮把手！我倒是和你说，他家的困难你也知道，给我把嘴把严了，不许到处去说。”“我知道，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不会乱说。”那社员也忙活起来，帮着那家的媳妇到处藏玉米穗。 在农村，也不是所有的队长都好说话。 有次，一个姑娘实在嘴馋得不行了，也是趁着中午去地里掰了几穗玉米。被人发现后，也被队长带人跟着追到家里来。那姑娘才放下玉米穗，就听见外面敲门声，她情知不好，揣起玉米穗就从堂屋里出去了。等队长带人来搜时，楞是到处都没找到。 “怪了，我们明明看见她去掰玉米了，咋跟着回来就找不到了呢？”社员们嘀咕着，几乎将老鼠洞都掏了，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看着队长带人气哼哼地走了，姑娘的爷爷问：“孩子，你把棒子藏哪里了？”姑娘嘿嘿一笑：“我丢到茅厕里了。里面全是粪汤子，他们不会注意到那里。”累了半天，还落了个做贼的名声，那姑娘却最终也没吃上她掰的嫩玉米。 27、吃忆苦思甜饭 27、 吃“忆苦思甜”饭 农村的大秋作物里，生产队除了大面积种植玉米外，还种植一些杂粮，诸入高粱、地瓜什么的，都是很实用的农作物，不但果实能用，秸秆也是宝。 高粱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了，秫秸杆可以打箔盖房子用。但地瓜呢？其实，地瓜的作用比高粱还多，所以很多村庄里秋天都会种一些甚至更多的地瓜。 地瓜除了果实外，地瓜秧也是好东西。 因为夏秋的雨水比较勤，所以地瓜秧生长得很快，在地上爬得到处都是，将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在农活里，有一项活路叫做“翻地瓜秧”，就是间隔一段时间，要将地瓜秧用小棍子挑起来，从这边翻到那边去，不能让地瓜秧长得太茂盛了，不然地瓜就结不大。 在翻地瓜秧的时候，还要顺带掐下来一些杈子。这些鲜嫩的地瓜秧的杈子，就是那时候农村的一种美味。 先说再早一些的时候，在60年代最疯狂的那几年，到处都在喊着“忆苦思甜”。其实，农村里那时候已经很苦了，哪来的什么甜啊！但上边让“忆苦思甜”，到农村里也得跟着照做。 这下，可难坏了文化程度不高的老队长，开了几场“忆苦思甜”会，大家都乏味得不行。老队长晃着头在台上讲了半天，只看见台下一片的白眼往上翻，还有此起彼伏的哈欠声，很明显地要轰他下去的意思，老队长也索然无味。于是，心生一计，说：“咱不开‘忆苦思甜’会了，改吃‘忆苦思甜’饭吧。” 听说有吃的东西，社员的心劲头就来了，顿时来了精神。白眼也不翻了，哈欠也不打了，围着他追问：“什么叫‘忆苦思甜’饭啊？”老队长说：“这不，眼下正是翻地瓜秧的时候，大家都打一些地瓜秧的杈子回来，生产队里开大锅饭，从仓库里取点白面，蒸地瓜秧子吃。” 虽然家家都吃过地瓜秧子，但听说还能用白面蒸着吃，大家的肚里就开始“咕咕”叫起来。“这个办法也行，反正吃了生产队的，就省了家里的，划算！”大家各自揣着小九九，都一窝蜂地出工去了。等下晌的时候，每人都带回来一大抱绿油油的地瓜秧子。 老队长已经事先安排了几个手脚勤快的妇女，在生产队牲口棚前的大院子里架起大锅，洗刷干净了，喊大家将嫩一些的地瓜秧上的叶子和秧蔓摘下来，洗干净了随便剁上几刀，丢在大盆里。上面洒上一些白面和盐，调和均匀了，一捧捧地放到蒸笼上摊平，盖上笼盖开始大火猛蒸。 地瓜秧子好熟，还不能蒸时间太长，不大会就可以开笼了。一股白面的香气和地瓜秧的清新气息，在蒸汽中滚滚钻入每个人饥饿的五脏六腑，引诱得馋虫都爬到嗓子眼。 “大家回家去拿自己的碗，回来排队，每人一碗，都有份。”到了这时候，才想起来自从生产队的食堂解散后，在生产队吃饭都没碗了，要回去拿自己的碗。离家近的，早每人抱着一个锔了两三个钉子的大海碗，屁颠屁颠地跑回来了；离家远一点的，就跟斗把式地慌着回去取碗。 大家从家里拿的碗，很多都是带锔子的。 那时候，社员们过日子都节俭，一般家什不注意打坏了，都会修修补补，继续使用。那时候，也有一种专门锔锅锔碗的手艺人，走村串户地招揽生意。谁家的水缸打坏了，哪怕摔成了八瓣，只要能拼凑起来，锔锅的就能锔在一起。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指的就是这种手艺人了。 锔锅人手里有个镶嵌着金刚钻头的钻杆，在瓷缸上比画好需要打孔的地方，就用钻头顶在瓷缸上，钻杆后面有个钉子，锔锅人拿出一个小酒盅扣在钉子上，拉动缠在钻杆上的弓子，钻头就会在瓷缸上打下去一个浅浅的小孔。因为有酒盅扣在钉子上，所以不管钻头怎么转动，都伤不到锔锅人的手。后来，有的锔锅人就在钉子的部位砸上一个轴承，这样就取代了那个小酒盅，打起孔来也更精确。 锔锅人在瓷缸上只打一个浅洞就停止，之后再打其他的洞。等全部的洞打完了，就从破包里倒出一堆大大小小的锔子来，找到比较大的锔子，轻轻用锤头将锔子的两端钉入打好的小洞里。这样，一口到处钉满了锔子的水缸，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那时候，像锔锅的人，在农村里已经算是能工巧匠。就连大大小小的面缸子、饭碗，都能用小锔子锔在一起，为社员们节省了不少钱。农村人饭量大，基本上用不到小碗，都是捧着小盆一样的大海碗吃饭。很多大海碗也都用了很多年，算是祖辈传下来的，碗身上也布满了颜色斑驳的锔子。 吃地瓜秧子的时候，几乎每次等我取碗回来时，都已经是最后一个，蒸笼上要么剩下一点，要不就只能从粘在蒸笼笼布上抠点剩下的粑粑。 最划算的，就是家里有几个大小子的，每人捧着一个大海碗，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趁早还可以再盛一些，才慢悠悠地端着回家。那时候，一家几个大小子，就是吃窝头一顿也要吃半筐子啊！这一顿“忆苦思甜”饭，就节省了家里的半筐子窝头，还能不划算！ 于是，便有人时不时地问老队长：“咱们啥时候再吃‘忆苦思甜’饭啊？”老队长就笑骂：“队里就是天天蒸‘忆苦思甜’饭，也填不饱你家那几头狼崽子啊！地瓜秧子有的是，你们自己干活时采一点，回来蒸着吃。这不算偷队上的东西，总行了吧。” 那人便嘟囔：“地瓜秧子要掺着白面才好吃，谁家有白面蒸这个吃啊！”队长指着那人的脑门骂：“生产队的仓库里就那点白面，你就别惦记了！” 但说归说，但凡是需要传达上级精神，要“忆苦思甜”的时候，社员们就哼哼唧唧地嚷着：“开啥会啊，还是直接吃饭吧。”在一片白眼和哈欠声中，被大家磨得没办法时，老队长只好“法外开恩”，再召集大家吃一顿“忆苦思甜”饭，顺便“传达”点上级的精神。 但满院子乱哄哄端着碗的社员，基本上就惦记着蒸笼上的东西，对老队长说的啥都没咋注意过。 印象里，小的时候在生产队里还是吃过很多次这样的“忆苦思甜”饭。有时候实在吃不下去窝头，妈妈也会专门蒸一点地瓜秧子吃。吃的时候还会多少放一点老棉油，那味道就绝了。 等过了节气，地瓜秧子老了，就吃不成了。等地瓜要成熟的时候，那些地瓜秧子逐渐枯萎，生产队里也要采集回来，晒干了当大牲口的“口粮”。而且，牲口还非常喜欢吃地瓜秧子，这样就节省了不少饲料。 就因为小的时候经常吃地瓜秧子，所以，直到若干年后，还改不了这个“恶习”。 无数年后，在中国西南的边陲城市——建水，曾经待过一段时间。住的地方是建水的郊区，一个叫大麦溪的地方，房子后面就是一片的地瓜田。我对地瓜不感兴趣，但老是盯着那片绿油油的地瓜秧子打算盘。 后来，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趁着午后没人的时候，跳出墙去，到地瓜地里采了一抱子地瓜秧回来，好好地蒸了一次地瓜秧子吃。当地人看见惊呼：“张师，这个咋能吃啊？”我一边狂吞，一边含糊着说：“云南的很多瓜菜藤蔓都能吃，地瓜蔓咋就不能吃啊！” 从那之后，终于再没机会吃到地瓜秧了。在建水吃的那次的地瓜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忆苦思甜”饭啊！ 28、北方的地窨子 28、 北方的“地窨子” 吃地瓜秧子，是当时农村里口粮青黄不接时，用来“江湖救急”的办法。社员们最看重的，还是地瓜秧下面的东西，只有地瓜才是最能果腹的宝贝。 在我们那一带的平原农村里，当时最主要的口粮就是玉米和地瓜，而小麦则是逢年过节时为了“显摆”一下才吃一点的。玉米和地瓜虽然都是粗粮，也都是比较高产的农作物，所以过日子最实惠。 每年到了地瓜丰收的季节，大片田地的地瓜归生产队所有，队里要督促着收获了储存或者变卖了留着用。而小块和田边地角上栽种的地瓜，则会按照人头分到各家各户，由社员自己翻刨了回去吃。 而最热闹的，也就是社员分到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地瓜的时候，家家户户用镰刀划拉开干枯的地瓜秧子，小心翼翼地用铁锨掘下来。往往一铁锨掘上来，就“咕噜咕噜”地滚出好几块肥嘟嘟的地瓜。所以，每一铁锨下去，翻上来的都是大家的希望。有时候一铁锨土翻上来，就露出一窝拥挤在一块的地瓜，大家就丢掉铁锨，小心地用手扒拉出来。 每个人的身上，都蹭满了黄土；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地瓜。这些东西，就是整个冬天和春天的过活了。 爸爸教书时间长，很少干农活，也很不屑于干农活。但到了这时候，只能赶着旱鸭子上架。他往往一铁锨下去，“咔嚓”就铲断了一两块地瓜。被铲过或铲断的地瓜，很不耐放，要赶紧着吃才行，不然就坏了。为此，就连脾气好的妈妈，一旦看见爸爸铲坏了几块地瓜，也是心疼得不行。跟他夺过铁锨，自己来掘土，让爸爸跟在后面捡拾地瓜。 第一轮铲过去，基本上大的地瓜都被翻了出来。但地瓜和花生一样，是永远翻不干净的，有些没铲到的地方，说不定会藏着大地瓜呢！所以，在铲完第一轮地瓜后，社员们先将翻出来的“胜利果实”，装在各种各样的袋子里，扛的扛、背的背，先运回家去。 之后，就是“翻地瓜”了。避开之前铲过的地方，在旁边掘土寻找。这时候，就有点寻宝的感觉了。往往一天下来，也能找个一两口袋，这就不得了啦。自己分到的一点地找完了，就开始去生产队里铲过地瓜的地里去找。 有些社员比较会算计，在给生产队铲地瓜时，自己负责的那几趟地瓜，就少翻出来一点，他自己记着在是在哪一片。等到了这时候，就匆匆带着一家人，到他为生产队铲过的地方翻找，往往能找出来很多。 其实，社员的这些小把戏，对老队长来说他都明白。他肚里跟明镜似地，但也知道这些人家孩子多、吃喝拉撒用度大，即便藏点私心，他也就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地瓜收下来，除了留下吃的，有的人家还会富余出来一点，就会晒成地瓜干。各家将最好的地瓜留下，将差一点的地瓜和挖掘时被铲过的地瓜，就用菜刀或一种专门切地瓜片的“檫子”，将生地瓜切成片，都丢在房顶上慢慢晒干。 檫子是一种专门切地瓜片的东西，拿着地瓜往檫子上一蹭，一片地瓜就切下去了，切地瓜片速度很快。但因为用檫子切地瓜片有时会搓到手，所以妈妈从来不用。况且，当时，那种工具也少，一个村里也没几个，都用的时候也不好去借。 地瓜干晒干了，有两个很大的用处，一是可以去集市上卖了换点零花钱，二是可以到供销社里去换白酒。当时，其他粮食紧缺，能用来酿酒的也就是地瓜干了。 我记得每年地瓜干晒好的时候，爸爸都会怂恿我用布包拎着几斤地瓜干，到供销社给他换点白酒喝。至于当时是怎么兑换的，早没了印象。但农村里贪杯的社员，也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解下酒虫。 当秋风萧瑟、田野枯黄的时候，地里基本上就连手指头肚儿大的地瓜也没有了。这时候，大家就在家里忙着贮藏地瓜。 北方的冬天比较寒冷，有时候会冻得地面龟裂。这些地瓜比较娇嫩，在屋里和地面上是放不过冬天的，一旦冻坏，就变了口味，苦涩涩得难以下咽。所以，冬天一定要将地瓜贮藏在地下。那时候，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个地窖，北方人喊为“窨子”或“地窨子”。 在院子的一角，像挖井一样倔下去，至少要一丈多深。口小肚大，里面大概有一间小屋那么大，不但可以贮藏地瓜，还可以贮藏冬白菜和大葱之类不耐冻的东西。家里孩子多的，“窨子”就要挖得大一点，人口少的就挖得小一点。 小时候，钻过很多人家的地窨子，感觉很好玩，所以也希望自己家也有一个这样的“窨子”。但因为我们家要贮藏的东西少，基本上用不着。再说，挖地窨子是个很费体力的活，尤其挖到下面，那么多土要从很小的“窨子”口里弄出来，没几个人配合是挖不成的。爸爸不在家，妈妈自己也挖不了，所以，我们家就从来没有过地窨子。 没有地窨子，过冬的地瓜和大白菜就不容易贮存。 后来，妈妈跟别人学了一招，在靠近墙角的炉子边上，放上一堆地瓜，上面盖上厚厚的干沙土，沙土细腻，遮盖弥漫了所有的地瓜缝隙，这样也能让地瓜过冬。但大白菜就不能放在屋里，白菜虽然砍下来了，但在温暖的地方还会生长，时间长了白菜心就会长出来，不好吃了。所以，还是要将白菜放在稍冷但还不至于冻坏的地方。 所以，每年北方快下雪的时候，爸爸就在院子里挖一个一米见方的深坑，将白菜倒着排进去，上面盖上一层麦秸，还要压上厚厚的土。但要在坑子的中间插上一束棒子秸，以便于透气。 这样贮藏的白菜，既透气还不会腐败。因为白菜头朝下，也不会再生长，就能到春节前后还能保持新鲜，也是一个不错的贮藏办法。但很多时候，靠近地面的白菜还是会冻坏一些，但数量不多。 北方的“地窨子”，跟北方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北方冰冻三尺的寒冷，只有地窨子才能保持冬天里除粮食外的唯一一点鲜活食物。在抗战期间，北方的地窨子，也曾庇护了无数人的生命。 后来，北方的冬天逐渐不再这么寒冷，地瓜即便放在屋里也不会再冻坏；而北方的反季节蔬菜也经常出现在冬天的餐桌上，大白菜不再是北方唯一的过冬蔬菜，地窨子也就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夏天的一场场雨水，泡塌了院角常年失修的地窨子。很多人索性拉点土来，将坍塌下去的地窨子填平。 于是，像很多消失的历史一样，北方的地窨子除了东北三省外，逐渐在中原绝迹。 29、看地瓜田的日子 29、 看地瓜田的日子 麦收的同时，往往春地瓜就已经开始结果了。这时候，为了防止社员和其他生产队甚至其他村里的社员去偷地瓜，生产队里都会安排人轮流看守地瓜田。 一般的时候，生产队会安排身体较弱的男社员去看守地瓜田。但当时麦收正紧，大田里的活路还非常多，生产队往往抽不出闲人专门看地瓜田。所以，白天里老队长就喊几个孩子去看着，到晚上再安排体弱的社员去守着。 听说看守地瓜田还能挣到一两分的工分，我也跃跃欲试。后来，跑着找跟老队长去说，老人家居然同意了。 那一年的麦收时节，之前说的会自己造土枪的四哥，我和一个和我一样年龄大、但辈分很高，我要喊小爷的人，三个孩子就组成了白天看地瓜田的“小班子”。邻居一个瘸腿的五哥，会在白天替我们一下，让我们回去吃饭；晚上他则来守着地瓜田。 生产队最大的一片地瓜田，在距离村子几里远的地方，对面有两个村子，其中一个村子的地块和我们的地块毗邻，而且那个村子比我们村还穷，偷东西的也比较多。老队长就叮嘱我们：“一定要不时在地里转转，看见有偷地瓜的就去其他地块里喊生产队的人。” 现在，偌大的一片地，就暂时归我们几个小孩子管理了。大家走在地边上，很有点封疆大吏巡视自己封地的感觉。转累了，我们还有休息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机井屋”。 以前，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口机井，平原上打不了浅水井，都是几百米深的机井。为此，想要从几百米深的地下抽出水来，就要配置大功率的抽水机。那时候，我们最神奇的也就是那台已经很落后，全身覆盖着厚厚油污的185型号的抽水机。能启动这样的老式机器，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能开机器的也算是队里的“把式”了。 这台老式的机器很重，是随便搬不动的，所以，为了抽水方便，生产队就在这里盖了几间简陋的屋子，大家俗称“机井屋”。 当时，机井屋周围的布局，到半个世纪后我还能记得很清晰：机井屋的东间里放着抽水机，墙外面就是机井，需要抽水的时候，发动机器，将一根六七寸宽的皮带从墙下的一个洞里伸到外面机井水泵的涡轮上。而机井屋的其他地方，打着地铺，是看守机井屋的人临时住宿的。 尽管机井屋里没有吃的东西，但毕竟是偌大一块平原上唯一的屋子，所以来避难的老鼠格外多。没人住的时候，甚至黄鼬也会来这里捕捉老鼠吃。所以，屋里既脏且乱。 在屋子外面，是一个大坑，荒草萋萋的，估计是建机井屋时取土导致的。土坑旁边，还有一口水井，是平时生产队喷洒农药时取水用的。周围有一些小块的地，偶尔种点青菜啥的。一条蜿蜒的水渠，就从这里延伸向远处广袤的田野。 开始几天，我们都是按时等瘸腿的五哥来替我们吃午饭。但从这里回到家里去，几个孩子要走半天，吃完了还要再转回来，都累得不行。 到这时候，几个孩子才感到：看守一天地瓜田挣个一两个工分真不容易啊！还不知道那一两分能价值几何，或许兑换成物质，连两块地瓜也换不了。不但是我们累，连比我们大一点的四哥也累得够呛。 后来，他提议：“我们晌午不回去吃饭了，就在机井屋里煮地瓜吃吧！”“怎么煮地瓜吃啊？”我和小爷都兴奋起来。 四哥带我们转到那台抽水机旁边，指着一口黑乎乎的大锅说，“就用这口锅煮吧。”这口缺了一个角的大黑锅，是抽水机抽水时用来放置循环水的，可以降低抽水机的温度。看着那口大锅，几双小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半天，然后一齐点头。 “可是，我们是来看守地瓜的，自己在这里煮地瓜吃，三爷见了会不会说我们？”我和小爷还是有点担心。四哥说：“不要紧，到时候他见了再说。”四哥自己能造枪，在我们这群孩子里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他说行，我们也就答应了。 于是，以后的中午饭我们就不再回家吃饭。 四哥跟瘸腿五哥说：“家里给带干粮了，以后晌午你不用再来替我们吃饭了。”五哥不但腿瘸，智商也相对低，就深信不疑地说：“以后队长问起来，可别说我不来替你们吃饭啊！”“放心吧，我们见了队长就说你替我们吃过了。” 五哥不用来回瘸着腿替我们吃饭，确实是轻松了不少。再说，晚上他还要守着这个黑乎乎的机井屋，乐得少拖着就瘸腿来回跑，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等五哥走了后，四哥就带着我们到地瓜田里刨地瓜吃。他交待我们：“要到地中间去刨，在地头上刨很容易被老队长和其他社员发现，而且还要找地瓜秧子大一点的，在旁边刨土，将大的地瓜刨出来，再埋好土，地瓜秧子和小地瓜还让它长着。” 我们按照四哥说的，刨了一堆地瓜用衣服兜着，弓背缩腰地往机井屋里走，心里还一直打着小鼓，生怕别人发现。四哥说：“怕什么，看你们那熊样！大晌午的地里除了我们几个，哪还有人啊！”想想四哥说得也对，我和小爷也就直起腰来，大摇大摆地回去。 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我们当初的行为叫“监守自盗”。 到了机井屋，那个大黑锅里我们已经预先洗刷干净了，还添了一些清水。几个孩子将地瓜找地方洗干净，丢在锅里。四哥喊我们到处找些柴火来，架在锅底下生火煮地瓜。等锅里“咕嘟咕嘟”地翻起水花时，我们就嗅到了地瓜的香味。等地瓜煮熟了，几个孩子像饿狼一样地直接伸手去锅里捞出来地瓜，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直到若干年后，我在煮水饺时，虽然手里拿着勺子，但还是会习惯性地用另一只手直接去滚沸的开水里捞饺子吃。我很怀疑，这个直接去开水里捞东西的“绝技”，就是看守地瓜田时在开水里捞地瓜那阵儿练就的。 在这个季节，能随便可着肚子吃饱地瓜，真是一种莫大得享受啊！ 吃饱了地瓜，几个孩子就东倒西歪地躺在机井屋那脏兮兮的地铺上睡上一觉。看天半下午时，四哥喊着我和小爷起来，像模像样地到处转了转，天也就逐渐黑下来。远处，瘸腿五哥已经一瘸一拐地过来，准备接替我们吃饭。 “将锅里没吃完的地瓜揣到怀里，别被五哥看见了告状。”听到四哥这样交待，我们就飞快地回到机井屋，将破铁锅里剩下的几个小点的地瓜都揣起来。还将晌午丢在屋里的地瓜皮子都收拾干净，才一起说笑着回去。 有天中午，我们从地里刨了地瓜，我出去洗地瓜时，忽然看见远远地有个妇女从公路上下来，直接走到地里来。那时候，生产队将小麦割倒后，遇到秸秆还青绿时，会在地里晒上天把，等小麦秸秆全部干了，才捆起来拉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去，这样运输过程中会轻松一点。 当时，地瓜田前面四五百米的地块里还有很多撂倒的小麦，躺在脚脖深的麦茬上晒着。那位妇女走到晒着小麦的地里，忽然从身上取下一个包袱铺在地上，就迅速地往包袱里抱麦子。 “是偷麦子的！”我忽然醒悟过来，抓紧丢了地瓜，回去喊了四哥和小爷出来，一边喊着，一边去追那妇女。 妇女远远地看见我们，毫不介意，继续往她的包袱里一抱抱地抱麦子，直到将包袱装满了，才迅速背起来，转身沿着公路狂奔。我们几个孩子虽然是看地瓜田的，但有人偷我们生产队的麦子，我们也不能不管啊！ 几个孩子义愤填膺地追着，一直追到了村里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社员们住的地方，却不见了那位偷麦子的妇女。 问其他人，大家都撇着嘴说：“没看见什么背着麦子的妇女啊！”但我们看他们的表情，估计他们一定知道是谁，只是不告诉我们。能在大晌午冒着风险去偷其他生产队的麦子，家里也肯定是穷得不行的人家。既然没当场抓住人，我们几个小孩子也不能跑到人家里去翻看。加上大家跑了好长时间，也累得要死了，只好悻悻地回到机井屋里休息。 看守地瓜田的日子，我们还真发现了邻村里来扒地瓜的，被我们几个孩子一吼，偷地瓜的人撒腿就跑了。 后来，老队长骑着他那辆大金鹿的老式自行车过来看我们，几个孩子都七嘴八舌地说了这两件事。老队长一边夸我们，一边交代：“以后看见有偷东西的，就大声喊，把他们吓跑就行了；别死命去追，免得追急了被他们揍一顿，就不划算了。” 以前，我们看见黑脸的老队长，都心有畏惧，不敢怎么和他说话。听他这样说，几个孩子都心里暖暖的。 四哥还壮着胆子问了句：“以后我们不回去吃饭，就在地里看着，要是饿了能不能扒几个地瓜吃啊？”老队长毫不介意地说：“行，你们扒点地瓜，就用机井屋里的锅煮着吃吧！” 嘿，想不到老队长这么好说话，几个孩子乐得手舞足蹈，看守地瓜田的劲头更大了。以后，在机井屋里煮地瓜也就光明正大了。有时候，我们还会多煮一点，留给接替我们的瘸腿五哥吃。五哥说：“你们几个小兔崽子，还算是有良心。” 每天回去的时候，我还会揣两块好点的熟地瓜，带回去给妈妈和小妹吃。每次我回去，小妹就缠着我：“哥，给我带地瓜了没？我捉了几个知了，给你留着呢。”倘若哪天忘了给她带地瓜回去，这小丫头就不搭理我，朝我翻着白眼，蹲在地上，攥着她那个盛着几个知了的小瓶子不松手，也不给我吃她的知了。 看守地瓜田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个月。等生产队里忙完了，就有大人去看了，我们也就“解甲归田”了。想着还帮妈妈挣了点工分，小心眼里感到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后来很多年，妈妈还一直说：“你啊，吃东西少，平时很瘦。只有到了地瓜下来的时候，才会胖一点。一旦到了夏天，没地瓜吃了，又瘦得像猴子。” 其实，在北方的农村，很多孩子都是到地瓜下来的时候才会吃得胖一点。地瓜相对其他粗粮来说，至少能吃饱，加上地瓜里丰富的淀粉，滋养了千千万万的北方孩子。 尤其是地瓜粥，是当时孩子们的最爱。没地瓜的时候，一碗玉米糊糊端在手里，孩子们“吸溜”了半天还喝不下去。有地瓜的日子，大人会将几块地瓜削皮后，洗干净了，也不用案板切块，用刀“咔嚓咔嚓”地直接在大锅上方大块砍进锅里。柴火熬出来的地瓜粥，不但地瓜甘甜，连玉米糊糊也甜丝丝的。 俗话说：“心急喝不了热糊糊”。但是，一旦地瓜粥熬出来了，孩子们还是会一窝蜂地抢着盛了热气腾腾的糊糊，烫得“嘶哈嘶哈”地抱着碗喝，一大锅玉米粥一会儿就见底了。 农村的地瓜有红瓤的和白瓤的两种，红瓤的地瓜煮出来要甜，所以煮地瓜粥的时候，都是往锅里砍红瓤的地瓜，白瓤的地瓜就留着煮着吃或切地瓜干了。 那些年，北方的孩子就是吃着地瓜、顶着一头高粱花子长大的。 30、麦收前的紧张气氛 30、 麦收前的紧张气氛 每年麦收时节，不但是大人们最忙碌的时候，就连孩子也要跟着忙活。即便是家里那些平时连门都出不了的老人们，这时候也做不得“闲人”了，都要跟着过麦，力所能及地帮着生产队做点事情。 因为麦收的好坏，决定着农村人一年的收成和会不会挨饿的关键。 当树上的知了开始聒噪，孩子们每晚都拎着瓶瓶罐罐开始捉知了解馋的时候，大人们已经在准备过麦的东西。 老队长会喊队里的保管员打开仓库，将过麦过的地排车（排子车）、排叉、木锨（扬麦糠用的工具）、捆麦子用的“麦要”（一种用茅草拧成的草绳或用细麻拧成的绳子）等东西全部找出来，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不能修的就重新到集市上去购买。 而各家也会从杂货间或偏房的房梁、挂在房檐下或窗棂上的镰刀找出来，在旮旯里摸出粗粝的磨刀石，一遍遍地将镰刀磨得锋利起来。 这一切东西准备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收拾一下生产队的打麦场，这个活叫“矼场”。因为打麦场基本上一年只用一次，所以平时也没人管理，会被践踏得凹凸不平，周围还会生出一些杂草。 我们生产队的打麦场是在靠近村边的地方，旁边还盖了间小房子，称为“场院屋”。大家在老队长的召集下，来到打麦场上，将场院边上因为下雨被冲垮的地方都拉土填补起来，铲除周围的杂草，将场院弄得方方正正的。之后，还要套上牲口，拉着一两具耙将地面划拉起来。 耙是北方农村特有的一种农具，在我们那里常用的是“人字耙”，也叫“雁耙”。耙是呈人字形的两条方木，中间有两条横木用来踏脚，有点像是大写的“a”。在两条人字形的方木上，插着很多铁耙齿。这种“人字耙”，一般是在将耕地翻起来后，用来压碎地里的土块。 除了“人字耙”，另外还有一种“梯子耙”，是其他地方才用的，主要是用来将高处的土压挤到低处去，有平整土地的作用。 在打麦场的地面表层被耙划拉起来后，老队长就招呼社员担水，泼洒在地面上。在将地面弄得湿淋淋以后，才洒上上年的麦秸。之后，再套上牲口，拉着滚驼子（石磙子），一圈圈地碾压地面。碾压完后，扫去地面上剩余的麦秸，再洒上更细碎的麦秸继续碾压。等碾压完了，扫去地面上的碎麦秸，一个压进去很多细碎麦秸和麦糠，湿乎乎、平整整的场院就弄完了。 这样的打麦场因为是新碾压的，在打第一场小麦时，还会有不少麦粒会被挤压到地面里。直到打了几场小麦后，才能慢慢好用。 打麦场周围是一些取土造成的坑坑洼洼，生长着平时在北方很难看到的杂乱藤条。 庄稼人过日子最会算计，大家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所以，有些勤快的人家，每年会来这里割一些藤条，回去编几个簸箕、筐子啥的用。妈妈没有这样的手艺，有时看着人家割藤条，就叹息自己手笨。 孩子们对过日子还没什么概念，就知道贪玩。在藤条丛中乱钻，折几根像鞭子似的藤条，互相追赶着完。等大人矼完场了，才跟着大人回去，还一路用藤条追打着。 矼完场，剩下的就看老队长的一声令下了。而每年这个季节，北方的学校里也会放半个月的“麦假”，让大大小小的学生们回来帮着生产队收麦子。 这时候，老队长就像是统兵的元帅一样，天天骑着他的那辆大金鹿自行车，到生产队的各块麦田里去“巡视”，查看麦子的成熟情况。 确定麦子开镰的茬口很重要。开镰的时候，也是麦粒上浆最快、最关键的时刻。开镰早了，麦粒上浆不充分，等打晒出来颗粒就是瘪的，会造成减产；但开镰晚了，麦粒会在收割、运输途中从麦穗上脱落下来，也会造成减产。所以，老队长把握开镰的时机非常重要，既要保证麦粒上浆充分，也不能太晚。 那几天，他还天天带着她那台很古旧、很宝贝的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听着天气预报。偶尔，也会和队里的老把式们商量一下开镰的档口。 这是大战前的预兆，整个生产队的气氛都有点紧张和压抑。 终于，开始有的麦田完全消退了绿色，层层的金黄晕染上了麦穗。老队长捋下几个麦穗，在手里搓一下，将麦粒丢进嘴里咀嚼一下，说一声：“开镰吧！” 随着一声令下，整个生产队的两三百号大人和孩子，立即扑进麦田里，镰刀闪闪，席卷着一片片麦田。麦收，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而老队长则会去其他地块里查看，一旦这边的收割完，立即招呼社员们转战到下一块麦田。 31、紧张的麦收 31、 紧张的麦收 一般过麦的那段时间，天气都是阴晴不定。说不定，那块云彩就会带来一阵大雨。所以，过麦时抢收是关键，至少要将小麦都抢收、抢运到打麦场上，才能基本上保住当年的收成。 这时候，全生产队的社员们会出奇地心齐，大家拧成一股绳，就连瘸的、拐的也都要上阵。大家就一个心愿：一定要将这千里麦浪抢收到打麦场上。 在镰刀的闪闪光芒中，麦地里只有一片“嚓嚓”地响声。左手搂住一把麦子，右手的镰刀一带，“刷”地一大把麦子就割下来。随手丢在身后，镰刀再次伸出去……几千年来的农村里，祖祖辈辈都是用镰刀收割小麦。直到若干年后，联合收割机的轰鸣才取代了挥动的镰刀。 在麦尘的飞扬中，一片片的麦浪倒下来，铺在脚脖深的麦茬上。整个麦田里没人说话，就连平时嘴最贫的人，这时候也闭上了嘴。大家像打仗一样，每个人都盯着面前的麦子，汗流浃背、争先恐后地挥动着镰刀。在收割的过程中，偶尔也会遇到还青绿一点的麦子，这是生长较慢的一些，社员们也会暂时放过去，等稍后两天再来收割。 身后，一抱抱的麦子躺在了广袤的原野上。这时候，就是老弱妇孺上阵的时候了。前面的壮劳力和青壮妇女割麦子，其他老人和孩子就开始收捆麦子。小孩子们每人肩膀上都搭着一大捆蘸了水的“麦要”，拿下来一根铺在两排麦子的中间，其他的人则将麦子一抱抱地抱在“麦要”上。 感觉够一捆了，还有老人专门来捆这些麦子。捆麦子也是很有技巧的，要抓住“麦要”的两头，在使劲一勒的同时，膝盖和身子要往麦捆上一压，整个麦捆一下就被压缩下去。在麦捆压缩到最小的一瞬间，两根绳头迅速拧在一起，这个麦捆就算捆好了。 当一个个麦捆出现在田野里的时候，还有人专门来拉这些麦捆。 生产队的牲口几乎都被拉了出来，几头牛和驴子拉着排子车，“咯吱咯吱”地走在裸露的麦田里。几个精壮的男社员，专门来装车。要将这些麦捆又快又多地装上车，还是需要技巧的。地排车上都装上了临时捆绑的架子，横出车子来，可以尽量多装些。 开始装车的时候，是抱着麦捆排在车上，底部要垛得宽宽大大，这样才能牢靠。不然，走到半路上，有个坑洼，就可能将一车麦个子摇晃歪斜或者直接散了。那时候就很麻烦，要直接松开捆车的绳子，再重新装车，会耽误很多时间，还会洒落一地的麦粒。 等车上的麦捆拍高了，靠人的胳膊扔不上去了，就要用到排叉。 排叉这种东西也是北方打麦时特用的工具。在长长的木把上面，是稍微凹下去的三个叉子，将排叉插进麦捆中，轻轻一挑，一个麦捆就飞到了车子上。整个排叉很轻巧，是北方独有的农具。但是，这排叉到底是什么树上的枝杈砍下来做的，我却是到现在都不知道。 一车车装得像小山一样高的地排车子，在老牛抻着脖子瞪着眼，“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下，晃悠悠地一点点爬出颠簸的麦田，缓缓移动向打麦场。一车、两车……打麦场上的麦捆越积越高，一片片金澄澄的麦垛就出现在了各个农村的村边打麦场上。 收割麦子的这几天，所有的人都很累，但是所有的人都咬牙坚持着。即便平时最抠抠索索的人，也已经没功夫计较工分什么的了。在大是大非面前，社员们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毕竟，这也牵扯着一家老老小小的口粮。 大概一周时间，千里麦浪就全部聚集在了各个生产队的打麦场上。而丰收的喜悦，也浓浓地弥漫在农村的上空。 32、打麦场上的乐趣 32、 打麦场上的乐趣 麦子集中到了打麦场上后，紧张的麦收才过去一半，剩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麦粒碾压出来。 每天天还不亮，生产队的破钟就像催命符一样地在村角响起。 睡得迷迷瞪瞪的社员们一边诅咒着，一边哈欠连天地到村角集合，晃晃悠悠地往打麦场上集合。经过一周连续的抢收，大家的精力都被耗尽，就连走路都在打着盹。 到了打麦场上，老队长叼着旱烟袋，已经蹲在滚驼子上等着大家。 看着社员都到齐了，他立即分派活路，招呼大家将麦子摊晒在打麦场上。虽然打麦子也不是轻松的活，但毕竟不用在田里收割，怎么说也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忙活，多少比割麦子要轻松点。 麦垛上层的麦捆上还闪烁着露水，就被从高处丢下来。大家拖着麦捆到打麦场的边上，揪住“麦要”的接头，随手一抖，金灿灿的小麦就“哗啦”铺洒了一地。一个个麦捆被抖开时，还散发着麦秆的潮湿和清香气息。 层层的麦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场院。 “差不多了，今天就打这些了！”听见老队长的号令，在麦垛上的社员也跳下来，将抖散在打麦场边上的“麦要”收集起来，一把一把地捆好，断了的或者不能用的直接挑出来丢掉。还能用的就理顺了，捆绑好放在场院屋里，等着明年再拿出来用。 之后，大家每人找一把排叉，从打麦场的边上开始，一点点将抖散的麦绺子抖得更散、更蓬松，这样太阳出来后很容易晒干，打场时更轻易地将所有的麦粒都打压下来。 这一遍活忙完，大家也累得不行了。老队长摆摆手，大家一窝蜂地回去吃饭，吃完早饭还可以迷瞪一会。但到半晌的时候，又要回来将所有的麦子再翻一遍，将底下的麦子抖搂在上面，而且还要又翻又抖，很是考验腕力。 这时候，太阳也逐渐热辣起来，打场的前奏也到了。 生产队的几头牛都已经喂饱，肚子滚瓜溜圆地被牵到打麦场边上。 平时，生产队里和饲养员是很舍不得给这些牲口加料的，草倒是随便吃，所以这些牛都是瘦得肋骨一根根地凸显在牛皮下面。也只有到了春耕、麦收、秋收、秋耕的几个时节，生产队才舍得让这些牲口吃料。所以，吃饱了的牛儿在打麦场边上互相摇晃着牛角，前蹄不停地往后刨着土，一副随时可以冲锋陷阵的状态。 到中午阳光最热辣的时候，老队长摆下手，几个老把式头上箍着白毛巾，上身穿着敞开了两排纽扣的粗布褂子，挥舞着长长的鞭子。打麦场边上的几头牛已经两头一具地套在一起，两头牛的后面拉着滚驼子，打麦开始了。 打卖场被分成几个小块，每个把式各站一边，吆喝着牛儿拉着滚驼子走入打麦场。这时候，覆盖在打麦场上的麦子有一尺多厚，牛儿才踏入进去，就感到了吃力。随着清脆的鞭响，两头牛“吭哧吭哧”地低下头，奋力地拉动着滚驼子。石磙碾压过的麦子一下子薄了下去，麦尘也在石磙的转动中飞扬起来。 老把势站在麦场上，稍微移动着身体，手里的缰绳和鞭子控制着两头牛一层层、一圈圈地将厚厚的麦子压下去。当碾压过一圈后，所有的麦子已经蛰伏下去。这时候，两头牛就轻松了，石磙子的转动也快了不少。随着石磙的滚动，一层层的麦粒被碾压下来。 偶尔，累了的牛儿也会停下来，撅起尾巴来直接在麦秸上拉一大抔粪。这时候，把式就吆喝一声，孩子们就抓紧端着木掀冲上去，忙着将牛粪铲出去，丢到场院边上。 在石磙的碾压中，长长的麦秆开始被碾断、变短，麦穗脱离麦秆，麦穗被碾压开，更多的麦粒脱下来……一两个小时后，几头牛终于可以休息了，被卸下来牛套，牵到打麦场边上休息。这时候，原来牛哄哄的几个大家伙，也累得大汗顺着牛毛滴下来，有的腿都在打颤，有的则累得干脆趴在地上“倒磨”（反刍）。 而社员们也忙活起来，大家抓紧拿着排叉，将麦秸再翻动一遍，将麦粒抖落到地面上，让麦秸更加蓬松起来，接受太阳的照射。 翻完这一遍麦秸，生产队的几个妇女挑着水桶过来，大家抓紧聚拢到场院屋里休息一下，喝点开水。送来的开水里还放了糖精，是小孩子最喜欢的。有时候，还会每人分几粒人丹，含在嘴里清凉凉的，这东西也只有在过麦的时候才能吃到。 喝完水，大家就可以回家去吃午饭。但这个时间很短，吃完饭就要抓紧回来“起场”（将麦子收拢起来）。 下午，那几头牛还是要辛苦一阵子，再爬起来拉着石磙子，来压一阵子场。但这时候，麦秸已经晒得很松脆，很好碾压了。 “差不多了，起场——”随着老队长一声令下，牛的活算是完了，剩下的就是人的活路了。将所有的麦秸要使劲地抖搂干净，不能有麦粒掺杂其中。 将麦秸翻完，就开始在打麦场的边上扫出一块干净的地皮来，将抖搂干净的麦秸，一排叉一排叉地端到这里。有经验的老把式将大家端来的麦秸划拉开，堆成一个长方形的底子。之后，所有的麦秸就开始往上扔，麦秸垛也在一点点地起高，老把式在麦秸垛上不停地将大家扔上去的麦秸摊平。到差不多的时候，老把式还要将麦秸垛堆个圆形的顶子出来。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还要盖上草苫子防止下雨。 将打麦场上的麦秸清理完毕，剩在打麦场上的就是麦粒、麦糠、碎麦秸和麦余子（碎麦穗）。几个社员拿着搂筢（类似于猪八戒的铁筢子，是木头做的），搂去打麦场表面上的碎麦秸。这个活也很有技巧，搂的重了，筢子尖会划到地皮，划拉轻了却划拉不干净麦秸。 搂完了打麦场上的碎麦秸，就剩下麦粒和麦糠，大家就开始堆这些东西。这时候，就要用到一种“推筢”。推筢类似于大写的“t”，前面有一大块木板，用来将打麦场上的麦粒和麦糠推到打麦场中心。后面，有人用竹扫帚将所有的麦粒和麦糠扫到一起。 当两个小山一样的麦粒堆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每个社员的脸上都挂着笑，这是今年的第一份收成。 这时候，几个老把式开始“扬场”。用木锨铲起一锨麦粒来，使劲往上一抖，一锨麦粒和麦糠就随风扬起。在风的作用下，麦糠顺着风往后飘去，麦粒就落在了前边。 看准了方向后，几个把式一字排开，不停地将一锨锨麦粒扔向天空，纷纷扬扬的麦粒和麦糠就在空中飞舞着。扬场的时候，几个把式靠得很近，尽管木锨此起彼伏地起落，但却谁也碰不到谁，就连木锨都不会再空中碰一下。或许，这就是这些把式们的功夫了。 扬场的时候，还有人站在前面用扫帚轻轻地划拉着，麦余子就被划拉到一边，其他的社员就用竹筢子将麦余子搂到边上。 一锨锨的麦粒扬起来，金灿灿的麦子落下来……扬起来的是一年的辛劳，落下来的是一年的收成。 当两大堆麦粒干干净净地堆在打麦场中间时，老队长咧着大嘴笑，已经在和几个老把式在估堆，估算着今年的收成了。 对干农活来说，老队长和把式们就像是老的尾巴上连毛都没有了的狐狸——个个成精了。这一场打了有几亩的麦子、这两堆麦粒晒干后会有多少斤称（重量）、亩产大概是多少……在第一场小麦打压出来，这些人心里已经有数了。他们估摸出来的数字，和最后称重以后、用算盘珠子精打细算出来的数字，往往相差无几。 而这时，每个社员脸上也都黑乎乎地糊满了打压小麦时溅上的尘土，汗水湿透的衣服上也沾满了麦糠和麦芒，白褂子都变成了黑褂子。 被筛选出来的麦糠，这时候已经被装在花包里，抬在地排车上。这些麦糠是牲口最喜欢吃的，要拉回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储藏起来。 当第一轮的小麦打完，打麦场边上已经起来两个山一样的麦秸垛。这时候，打麦要暂时告一段落，生产队要抓紧组织社员赶着耩地，用木耧将玉米种子播种到尘土飞扬的干硬土地里。 在一线线细嫩的玉米苗钻出地面时，打麦场上又要忙碌几天。打完第一遍的麦秸垛还要被扒拉来，再打一次，这一次称为“遛扬”，是将第一遍没有打干净的麦子再打一次。这一次打完场，麦秸更加细碎，打出来的小麦品质也不好了，数量也不多，颗粒很多都是瘪瘪的。 “遛扬”结束后，麦秸垛要更仔细地垛起来，上面还要压点土，等着稍微下点雨，这些土就变成了泥巴，像个盖子一样盖在麦秸垛上，从此就不再动。随着最后一铁锨土扔到麦秸垛上，农村的麦收也正式结束了。 千百年以来，在广袤的农村，这样的麦收场面每年都要上演一次，循环延续着…… 33、拾粪风波 33、 拾粪风波 每年，当生产队里分的口粮和杂粮不够吃的时候，大家就指望着自己自留地里生产的那点东西，来贴补下生活。 以前，大家常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想怎么着都行！”其实，那只是一句比喻的话，是说在自己的“地盘”里，想咋地就咋地！但当时，在生产队里的时候，社员们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啊！ 从记事起，生产队里倒是给社员留了点自留地，当然都是在小块的土地上，每个人也只有两分地。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在自己的两分地里，想怎么着都行！ 虽然只有两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社员们却珍惜得不行。 到施肥的季节，大家趴在自家院子里，使劲地掏鸡窝子，将里面的鸡粪全扒拉出来。加上平时积攒的一点土杂肥，也都一股脑地运到自留地里，希望自留地里的庄稼比生产队里长得好。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每年老队长看着大家自留地里沉甸甸的庄稼，总是摇着头感叹：“这帮兔崽子啊，还是伺候自己的自留地精心！” 那时候，为了多给自留地积攒点肥料，很多老人和孩子都背着粪篮子（粪筐）去捡粪，我们称为“拾粪”。 很多乡下老人去赶集、串亲戚，有时都背着粪篮子。那时候的老人，一般穿着一件黑粗布做的破棉袄，上面不补丁摞补丁，腰间扎根草绳。将粪叉子一头杵在粪筐里，一头夹在腋下，两手揣在袖子里，是一路走一路低头拾粪。大路上，有些人会赶着牲口去赶集，跟在后面倒是可以拾到一些牛驴粪便。因为贪恋着路上的两抔牛粪，甚至连去亲戚家的路都走错了。 农村里有句俗话，叫“搂草打兔子”，是说有时候去割草的时候，碰巧了还能捉住一只野兔，那就有口福了。 有时候，拾粪人也会遇到类似的一种小运气：有时候低头看着哪里有牛粪时，忽然会看到前面去赶集的货车子上，偶尔会颠落下来一些小东西。拾粪人不管是啥东西，四顾无人后就一把就捡起来揣在怀里了，嘴里还叨念着：“风吹草帽扣鹌鹑，运气来时不由人啊。” 那时候，别说是捡到一些小物品，就是捡到一根麻绳拧成的草要，拾粪人都会捡起来系在腰里，拿回去准备明年去捆麦子。 但是，有一样东西，大家一般是不捡的——毛巾。毛巾在北方称“手巾”，手巾有“手紧、手紧”的意思，“手紧”是手头紧张，意思是捡了毛巾日子会过的更手紧。 当时，很多男人头上都扎着一块毛巾，有时候忙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一般的时候，只要大概想起来是在哪里掉的，回去找的时候都还会找得到。当时，如果赶集的货车子上掉下来的是一沓子新毛巾，那又另当别论了。 而在每个集市上的牲口市场里，更是汇集了很多背着粪篮子的，既有集市上的闲人，也有邻村的拾粪人。这些人不停地转悠着，手里的粪叉子是时刻紧攥着，看见哪头牛才一翘尾巴，粪叉子已伸到了牛驴屁股下面。基本上等不到牛粪“沾上地气”，就已经被收入篮中了。 “技术好”的老拾粪人，基本上是“叉出粪回”。等牛屙完粪，一点牛粪都不会掉到地上，全被粪叉子接住了。老拾粪人“手法纯熟”，接了一粪叉子的牛粪，就像当兵的顺手将手枪插回到腰间的枪套里一样，头也不回地将粪叉子往后一扣，一叉子的牛粪就“精准”地扣在了背着的粪篮子里。 为了多抢点牛粪，拾粪人之间也会“抢地盘”，甚至会偶尔“开战”。先是口头之争，唾沫横飞；后来就是胡须尽张，戟指相向，粪叉齐舞了。 那时候，老人出去一天，走个十多里地，要是能拾一筐子牛粪、狗粪、驴粪、猪粪啥的回来，就像是发了一笔小财一样。见着的人都会说：“大爷，你老人家厉害了，拾了那么多粪！”老人就“嘿嘿”地笑，走路都轻巧很多。回家吃饭时，儿孙都会在碗里多夹一筷子腌的黑乎乎的咸萝卜丝。 有家的儿媳不会说话，经常因为说话惹得老人不高兴。有次，又因为说话得罪了老人，吵得个天翻地覆。后来，被邻居劝下了。 老人本来要去拾粪的，但想着半吊子的儿媳妇说话太气人了，就将粪叉子和粪篮子杵在门口，蹲在门前的滚驼子上，薅着自己的几根小胡子生闷气。后来，儿媳出来了，看见老公公还杵在家门口没去拾粪，气又来了，跳着脚地喊：“天都要晌午了，还不抓紧出去拾点粪！你在那里薅胡子，还能薅出粪来啊……”这个笑话，曾笑翻了很多人。 “拾粪大军”里，既有闲着的老人，也有很多光腚孩子。那时候个子小，家里的粪篮子都到我肩膀高了。每次背着出去，那个粪篮子不是背着走的，而是被拖着走的。后来，跟妈妈说：“大粪篮子太高了，背不起来，改天给我买个小点的，我再去拾粪。” 后来，妈妈还真是狠狠心，花块把钱给我买了给小粪篮子，就高兴地喊着小伙伴出去了。没有粪叉子，就拿了个小铲子出去。 说是去拾粪，但孩子们玩心大，到没人的地方，几个粪篮子丢在一边，就开始疯玩。到快要回家的时候，才发现粪篮子里基本上还是空的，就一个个愁眉苦脸地磨蹭半天，才溜索着回家。 有的捣蛋的孩子，实在没招了，就溜到生产队的头棚那里。趁饲养员不注意的时候，抓紧从头棚的牛粪堆里铲两下，丢进自己的粪篮子里，掉头就跑，偷点牛粪回家“交差”。 有的大人规定，拾不到粪不准吃饭。所以，那孩子只好跟其他人“借”两抔牛粪回去交差。每次回去时，还要先在粪篮子底下垫几铲子土，再小心翼翼地将借来的牛粪盖在上面，这样回去就显得多点了。等大人粗略地“验”一下“货”后，孩子就抓紧提着粪篮子，将牛粪倒在粪坑里。这样，晚上的饭才能保得住。 34、刮碱土的孩子 34、 刮碱土的孩子 当时，我们一家四口，爸爸是“吃国粮的”，户口都不在生产队里了，所以就剩下我们三个人的自留地。 小妹出生的时候，我和我妈的四分自留地已经分在了一块。生产队就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分了两分盐碱地给她。 这块地的碱性大，不管怎么调整，庄稼苗都长得不好，收成也很差。妈妈一看到那两分盐碱地，眼睛里就会气得冒火。所以，看见小妹时，有时眼睛里也会有那种火苗在闪烁。倒是小妹啥也不懂，就知道“嘿嘿”地傻笑。 其实，虽然大家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得会比生产队里的好，也不过大家是照顾得精心点而已。生产队收工了，很多勤快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一头钻到自留地里，拔草、锄地，像照顾亲娘老子一样照顾着那点地。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化肥，大家也没钱买，就自己积攒点土杂肥。但生产队不准社员饲养大牲口，就顶多养几只鸡鸭，积攒点鸡粪。但一年到头，鸡窝里也清理不出多少鸡粪来，于事无补。 当时，有一种类似土化肥的东西，倒是价格便宜，庄稼人也能多少买得起一点。 每家的院子里，都会在院角里建一个茅厕，都是露天的，随便砌个土墙遮挡一下。有时候一站起来，就能看见脑瓜子和上半拉身子。 天长地久，茅厕的墙壁下面就起了一层层的碱土。时间长了，碱土脱落，墙面都会凹下去。村里有些人就专门刮这些厕所墙上的碱土，运回去在锅里煮。最后，提炼出一种叫“卤水”的液体，像酱油一样，据说浇灌庄稼效果很好。 “卤水”的价格也相对便宜，是按桶卖的，就是农村里挑水的桶。但具体一桶卤水多少钱，到现在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我小的时候，每逢需要施肥的时候，爸爸就和我拎着一只水桶，去村东熬卤水的人家，去买上一桶。之后，小心地分在两只桶里，挑到地头上，浇水时顺水一点点浇灌进去。 那四分自留地，一般每次浇水时，也就顶多浇一桶的卤水。爸爸还是吃工资的，有时还买的起一桶，其他家庭是没多少闲钱买卤水了。即便我们家里，有时也只买得起半桶卤水。 说到熬卤水，也是个得罪人的活。 那些熬卤水人家的半大孩子，每天早上都要早起，天黑蒙蒙的就端着一个簸箕，拿着一个刮子，跑到人家的厕所里，“哧哧”地可劲刮着那堵破墙。有时候，一早上要刮几簸箕碱土，端到停在街角的地排车上拉回去。 因为一个村里有好几家人在熬卤水，有时刮碱土的小伙子起来晚了还会刮不到碱土。有时，实在刮不到了，就只好在前一个刚刮了碱土的墙上，再狠狠地刮一遍。如此一来，那堵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破墙，就随时有倒塌下去的危险。 所以，村里的老娘们对刮碱土的孩子很是气愤。尽管有时也会去熬卤水的那里去买卤水，但对他们的孩子刮墙角很是看不惯。一旦大清早听见厕所里响起“哧哧”的刮墙声，就一边系着对襟褂子的布纽扣，一边使劲打开房门，骂咧咧地出去。 那刮碱土的孩子听见，就连忙端着半簸箕碱土，连滚带爬地跳墙跑了。 也有龌龊的老娘们，听见刮碱土的在厕所里，也不吱声，从屋里端着瓦尿盆就悄悄出去了。到厕所墙外，听听刮碱土的那倒霉孩子在哪个角落里撅着屁股正可劲刮着呢，一抖手就将尿盆隔墙泼进去了。里面顿时响起一声鬼叫，那倒霉孩子端着簸箕，头也不回地跳墙就跑了，只留下那老娘们在墙外捂着嘴偷笑。 所以，那年头，一般的孩子还真干不了刮碱土这活，一定要腿脚灵便、贼眉鼠眼的才行。熬卤水的人家一般都有几个孩子，也只有一两个孩子会刮碱土，而且刮得碱土质量好，熬出来的卤水品质也会高。那些笨点的孩子，就只能在家里干粗活、熬卤水了。 擅长刮碱土的那拨孩子，像是街上的小混混一样，不但翻墙入户像猴子一样滑溜，更是对整个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尤其是谁家的厕所是老土墙，几天可以去刮一次碱土；谁家的厕所是新砌的墙，多长时间内根本不会有碱土。有的还会悄悄地说，有次爬墙去刮碱土，正好看见了那家姑娘的屁股…… 35、生产队的牲口棚 35、 生产队的牲口棚 生产队的牲口棚，我们称为“头棚”，也是个比较热闹的时候。经常没事的时候会聚集了一帮人，在那里磨牙唠嗑。 队里的饲养员叫刘孟河，是个五保户，腿有点瘸，人也长得有点砢碜，头发、胡子天天咋撒着像个刺猬。他吃住都在牲口棚里，大家都叫他二狗逼。至于他怎么得的这个称号，已经无从可考了。 当时，牲口棚是一拉溜的土房子，里面架着一排的木槽和石槽，饲养着生产队的一群毛长肚瘪的牛驴，里面到处是黑乎乎的牛粪、驴粪，夏天里苍蝇成群。 每次到牲口棚里来“视察”，老队长都骂二狗逼懒，连牲口粪也不打扫下。但骂归骂，但二狗逼就是那德性。高兴的时候，他也背着粪篮子，一篮一篮地将头棚里的牛驴粪背出去，倒在头棚一侧的大粪堆上。不高兴的时候，那些牛驴粪就任牲口随便在脚下践踏。有些牛趴下去倒磨，等起来时肚子上都沾了不少牛粪。 他的一张破床，就靠在牲口槽旁边。有时候牲口一撅屁股，一大堆牛粪就拉在了他被角上。他看见了，嘟囔着骂一句牲口，脚在被子里一踢，将那堆牛粪隔着被子踢下去，翻个身继续睡觉。 有时候，他贪睡的时候，那些牛驴们早上吃不到草料，就在头棚里“造反”。那些牛用弯角“砰砰”地将木槽撞得东倒西歪。几头驴除了仰起长脖子、扯着破锣嗓子狂叫，就是用后腿“当当”地踢墙，或者去踢旁边比较老实的牛。那头老实的牛被踢急了，就弯过头来用长角顶毛驴的肚子……整个头棚里“叮叮当当”地乱成一片。 当这些响动将二狗逼弄醒了，他就趿拉着那双鞋帮要掉下来的破布鞋，拎着根平时拄的油光发亮的小棍子，起来“镇压”那些牲口。 看他起来了，那帮牲口们就老实了，一双双包子大的眼睛“催”着他抓紧上草料。但二狗逼每次都要先给牲口们“训话”，“一群吃货，不能老实点啊！”他用小棍子敲两下捣蛋的驴子。要是驴子老实了，他就不敲了，要是驴子“不服”，他还要来上两棍子，一直到驴子竖起一对大耳朵好好听他训话了，他才停下手来。 将歪斜的槽整理好了，二狗逼将破棉袄往腰里一合，扎上一根破麦要，才去外面找来竹筛子，一筛子一筛子地将草料倒在槽里。那群吃货们才安静下来，两片子大嘴张来，一扁一扁地用长舌头狂卷着草料。 在牲口圈的边上，一间黑乎乎的小屋里，有他的一个小锅灶：一圈破砖砌了个小灶，上面的一口小黑锅上，随便扣着个更加黑乎乎、油腻腻的锅盖。在这样的锅灶里煮的饭，都不知道他是咋样咽下去的。 二狗逼有时是懒点，但照顾生产队的牲口基本上还是很上心。 生产队有时候收成不好，“划拨”到他这里饲养牲口的草料会有所克扣。二狗逼对此很是气愤，经常拖着一只残脚，一瘸一拐地去找老队长发火。 他一辈子没成过家，说话也不讲章法。还经常挥舞着那根油光发亮的小棍子，在队长面前比比画画的，经常当众气得老队长胡子一撅一撅的。但他老人家也没办法对付他，最后只得安排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再给牲口棚划拨点饲料。 除了尽可能地跟生产队要点饲料，在草料上他也很精心。 每年漫长的冬春季节，牲口们只能吃贮藏的麦糠、碎豆秸和碎玉米秸。等熬过漫长的这个季节，一旦北方春暖花开时，二狗逼就要求队里给牲口提供点青饲料。老队长在不忙的时候，也会安排几个羸弱的社员专门去割点青草。当青草割回来后，二狗逼会搬出那口铡刀，喊割草的人帮他铡草。 铡草也是个技术活，要一个人负责按铡刀，另外一个人蹲跪在地上，将一抱青草在右膝盖下压紧，慢慢放在铡刀下。头一刀是先铡去前面七长八短的杂草，将这把杂草再拿回来压在草捆里。之后，才一点点将青草送到铡刀下，“嚓嚓”地一刀刀地将草都铡成寸把长短。一抱铡完了，再抱来一抱继续铡。 铡草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默契，尤其要注意添草的人。一个不留神，就会铡到添草人的手指。在铡草喂牲口的年代，生产队的不少社员都被铡刀铡到过手。有一次，二狗逼在下面添草，割草的社员按铡刀。两个人在打着哈哈时，一不注意，铡刀就下来了，“嚓”地一下，二狗逼的两半截手指就下来了…… 牲口吃贮藏的麦糠、碎豆秸和碎玉米秸时，一个个肚瘪毛长、灰头土脸的，所谓“马瘦毛长、人穷志短”是也。但一旦有青草吃了，就一个个开始毛光发亮，劲头十足。一筛子青草倒在槽子里，还没等二狗逼拖着残腿转回来，槽子里就空了。每当这时候，二狗逼就骂：“一群吃货，老子都跟不上你们了！”当一排的槽子里倒满了碧绿的青草，牲口们“刷刷”一齐卷食着青草，那场面还真是很壮观。 到了农忙季节，就是牲口们最辛苦的时候。 这些季节里，二狗逼就不再睡懒觉，每天起得很早，不但精心淘洗草料，还要给牲口们加一些玉米面和碎棉饼。 棉饼是棉花籽挤压出油料后剩下的饼子，是牲口最爱吃的东西。将一片片的棉饼堆在地上，头天晚上洒上水，用铁锨翻匀了闷一晚上，到早上都松散了。棉饼虽然被挤压出了油，但还是富含油料，还很香。 那个年代，孩子们嘴馋的时候，经常去牲口棚偷几块干净的棉饼吃。那粗粝、扎嘴的感觉，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早上，生产队的把式们来领用牲口时，二狗逼已经将需要出工的牲口都牵出来，给牲口饮了水，用竹扫帚将牲口身上的乱毛扫干净，就可以出工了。临走的时候，二狗逼还一再交代把式：“牲口刚饮了水，不能走得太快，干一阵子活要倒磨一下……”对他的唠叨，把式们都习以为常了，“哼着哈着”地牵了牲口，一晃鞭子就出工了。 要是哪个把式不注意，将牲口奴役得厉害了，二狗逼会心疼得大骂。将把式们骂走后，心疼地将牲口牵到圈里，好草好料地照顾着。那些牲口们虽然也经常跟他捣蛋，但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也和他有感情。有时候，会先在他脏兮兮的衣服上蹭来蹭去地“亲昵”一阵子，在他破衣服上留下两条子口水印迹，才喷着鼻子低下头吃草料。 因为替牲口抱打不平，二狗逼也得罪了不少人。 不少人背地里骂他：“绝子绝孙的种，欠揍，改天要好好扁他一顿！”但骂归骂，倒是谁也不好意思真得痛扁二狗逼一顿。下次去领牲口出工时，好记仇的二狗逼照样会嘟囔一阵子，才将缰绳不情愿地塞到把式手里。 直到若干年后，当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生产队的牲口也被几户一头地分到了社员们头上。应该说，牲口要被牵到社员家里去饲养了。但是，社员们养鸡可以，养牛却都不会，再说很多家里也没地方饲养。于是，又召开了最后一次生产队的大会讨论。 讨论的结果，大家还是要委托二狗逼帮大家饲养这些牲口，他的生活由大家来共同负担。这样，二狗逼的角色就从生产队的饲养员，变成了大家聘请的饲养员。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虽然没解散，但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子。生产队的仓库没了，草料等也没有了来源。于是，各家委托他饲养的牲口，草料也是由社员提供。哪一组社员提供的草料多，哪家的牲口就膘肥体壮。 再过几年，社员们慢慢学会了饲养喂牲口，也就牵回去自己学着饲养或者几家轮流饲养。再后来，生产队的牲口棚就空了，而二狗逼也更加衰老了。 一辈子照顾牲口，等没牲口可照顾了，二狗逼那几年衰老得也很快。那根油光发亮的小棍子，更是时刻离不开手。每天在牲口棚和附近的街角，拖着残腿缓慢地溜达。 但每当看到出工的牲口从他面前走过，他迷蒙的眼睛里还会绽放出奕奕光芒，还会蹒跚地站起来，伸出枯瘦的手，抚摸一下膘肥体壮的牛背。那些牲口看见他，还会停下来在他身上蹭一下，舔下他的手心。 于是，一颗浑浊的泪水，会从他眼角慢慢滚落。 联产承包后，大家基本上也不再用“社员”这个称呼了，对分到自己的牲口，照顾的比自己的儿子还精心。开始是几家分到一头，后来就逐渐将这头生产队分到的牲口做价，谁愿意要谁要；不要的就分点钱，自己再去买牲口……几年后，几乎每家都有了一头牛或几头牛，而且一头头毛光水滑、膘肥体壮。 那时候，二狗逼更老了，只能每天扶着墙挪到牲口棚外面的街角上坐着。看着一群群肥嘟嘟的牛群从他面前经过时，他都不再凑过去抚摸那些牲畜了。而且，很多牲口都不再是当初生产队的牲口，很多他也不认识，牲口也不认识他。 他的嘴就经常歙合着，不知在念叨些什么，嘴角还拖着条亮晶晶的口水；花白的头发也更长了，手里的拐棍也磨得更加铮明瓦亮。 再后来，我也离开了农村，不知道他的所踪。偶尔回去，偶尔说起来，村里人淡淡地说：“二狗逼早死了——”语气极淡，他的影子也早从大家的脑海中淡却了。 36、生产队里的把式 36、 生产队里的把式 在生产队里，有一些上岁数的人，是大家公认的把式。这些把式打场、犁地、播种都是好手，在社员眼里属于“专业人士”，是颇受尊重的。 就说犁地吧。在我们那里，播种的都是冬小麦，每年秋收之后，小麦就播种了，要捱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次年夏天才收获。小麦的整个生长期有八个月，所以面粉很筋道。 秋种之后，除了播种的冬小麦，田野里也就剩下了大片的棉花柴。再等棉花柴拔光后，裸露的大地上也就剩下这些棉花地了。棉花地每年只能播种一次，种了棉花的地就不能再种其他东西，要闲一个冬天，等来年春天再来播种棉花。 冬天闲置的土地，要在上冻前翻起来，称为“晒垡子”。意思是将土翻起来晒着，将土里的虫卵晒冻而死，土壤也能休养一个冬天。 犁筏子地的人，也是生产队的把式。到牲口棚里挑两头健壮点的牛，在牲口棚前面就套起来，后面拉着一个“驼车”。 驼车是一种很落后、很古怪的北方农具，有点像是在冰上用的雪橇车。如果一口大箱子拆去了周围的板子，就剩下一个空架子，就类似驼车了。但驼车的木料很坚固，可以用几十年。驼车是拖在地上走的，下面的两根横木是弯曲的，有点往上翘，这样着地点就小了很多，牛拖着走也轻松了不少。 套上牲口，驼车上放上农村犁地时常用的、笨重的“步犁”，把式挥下鞭子，两头牛拉着驼子，就在地面上滑行着出发了。因为常年在地上摩擦，所以驼车着地的一面已经磨得很光滑。但是，驼车在坎坷蜿蜒的土路上滑过，还会留下两道深深浅浅的印痕。 秋尽冬初的残阳里，无垠的田野中，驼车慢慢滑到地里。在地头上，把式摘下驼车，将步犁挂在牛套后面的套杆上，照例先坐在地头抽袋旱烟，才一甩鞭子，吆喝着两头牛犁田。 犁地从哪里开始下犁，是很有讲究的。 一片田里，如果中间有点低洼，那么就从低洼处开墒（开犁）。这种犁法，称为“扶着犁”，犁完之后，原来稍微有点凹的地方就不再低洼了。而如果一块地的两边有点低洼，就要从两边开墒，称为“绞着犁”。生产队的把式，在犁地时用不同的开墒办法，就已经在调整着土地的平整程度了。 算不算好把式，老队长基本在开墒的时候，就能一眼看出来。把式开出来的墒，不管几百米的地头，墒沟都是笔直的，墒沟深浅一致。这些把式们，是用在生产队里多年的功夫，才熬练就了这一手绝活。而半吊子开出来的墒，不但弯弯曲曲，而且墒沟深浅不一。 冬初的暖阳中，当一片片的硬土块被翻起来，两头牛在冷冽的寒风中已经汗流浃背了。 一般的地犁起来后，都要经过耙、耢两道工序，将土地弄得很平整，还能起到保墒的作用。但垡子地只是犁起来就行了，任由翻起来的土晒着，所以把式们的活路算是很轻松的。 夕阳西下，把式一摇鞭子，两头精疲力尽的老牛，拖着驼车一溜小跑着回来，只留下一幅剪影印在上一个千年初冬的寒风里。 这些老牛们聪明得很，出工的时候哪怕吃得肚子滚圆，也是磨磨蹭蹭得不肯走快；但要回来时就开始恋家了，哪怕汗流浃背，也几乎都是小跑着回来。有些跟不上走的把式，索性就坐在驼车上，被牛一溜小跑着拉回来。 翻过年来，到了棉花播种的季节，就要将晒了一个冬天的垡子地灌溉一遍。等上一周时间，再来将垡子地犁一遍。这次犁地之后，就要经过耙、耢，将土地弄得平整如镜，地表上连个枣大的坷垃都没有。而这些细作活，也基本上只有把式才能做得来。 犁地的时候，有很多趣事在里面。 参与犁地的两头牛，要一头走在地面上，一头走在犁起的墒沟里。所以走墒沟的这头牛就走得很累，有时还要踩着刚翻起来的松软的土走，比较吃亏。一般是比较健壮的牛走在墒沟里，两头牛才能走得持平。 牛虽不语，但牛也有牛的反抗。 踩着墒沟走的那头牛，也知道自己吃亏了，往往会在犁地的时候用角弯过去顶另外一头牛。另外一头牛知道自己占便宜了，往往会躲着那头牛，让着它一点。但要是两头半斤八两的牛遇在一起，就会中途干架。把式们一般会在这时候将两头牛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就比较均衡，两头牛都“不再埋怨”了。 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很怪的牛，不愿意其他牛和自己“搭具”，老是去撞旁边的牛。对付这样的怪牛，把式一般是先卸下来其他牛歇着，就让这头怪牛自己犁地。 说来也怪，这样的怪牛有时还愿意自己犁田。独自拉着沉重的步犁，磨得油亮的牛梭子深深陷入肉中，脖子抻得长长的，勾着头大步往前走。有时到耙地的时候，也是不愿意和其他牛“搭具”。这样的牛，被把式们称为“能独犁独耙”，是上好的牲口。所以说，“怪牲口能出好活路”，就是这样来的。 但很多时候，犁上半晌地，怪牛也累得口吐白沫，不再拒绝和其他牛“搭具”。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好使唤了。 犁地不轻松，耙地更是一项人和牲口都很累的活。 犁完地后，一般要让牲口好好地倒磨一阵，等牛休息够了，才吆喝起来，将步犁换成人字耙。这次，两头牛都要走在松软的地里，人字耙的铁耙齿深深陷入土中，梳理、打碎着地里的土块，而且人还要站在人字耙上，两腿的重心不时移动着，将耙雍起的土分到两边去。 耙地的中间，有时候两头牛都拉不动了，还要再增加一头牛。三头牛挤在一起干活，全凭后面的“套杆”来调整每头牛的用力程度。 农村的“套杆”上，有着很多讲究。 两头差不多的牛在一起干活时，把式会将牛套后面的钩子挂在套杆的中间，这样两头牛使的力气是一样的，称为“拉平杆”。要是一头牛有点弱，把式就会将套钩挂在套杆中间偏一点的钩子上，这样一头牛会使一多半的力气，而另外一头牛则用力较少，称为“拉半杆”。而三头牛挤在一起的时候，则是最有力的牛“拉半杆”，另外两头牛合起来多出点力。 这个道理，是我若干年后才明白的。很是佩服农村的把式们：咋就将杠杆原理琢磨得那么科学、极致！ 很多时候，庄稼地里的把式们，除了挥开有一丈五尺长的鞭子外，更多的是利用套杆上的杠杆原理，将这些牲口们摆弄得服服帖帖。当然，把式们对生产队所有牛的力气和脾气也摸得很透了，有的是办法收拾这些经常会捣蛋的家伙们。 37、大叔家的怪牛 37、 大叔家的怪牛 说到怪牛，原来第四生产队里有一头黄牛，个子高、脾气暴、角也长，看哪头牛都不顺眼，经常抵得其他牛“哞哞”叫，是个很怪的家伙。平时，一般的把式也都不敢招呼这头牛，能不用它就不用它。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后，这头怪牛分给了几户人家，但大家都不想要这头牛。后来，家族中的一个大叔听说它活路好，能“独犁独耙”，就出钱留下了它。 开春后，要犁地的时候，大叔才套上这头怪牛和借来的一头牛，怪牛就“梆梆”两下，撞得借来的那头牛不敢和它傍在一起干活了。大叔就卸下借来的牛，先让它自己犁地。 才走了不远，大牛看见几步开外的田垄上有个土坟头，就站住了，一双大牛眼像盯着敌人似地看着坟头。忽然，大牛头一低，猛跑几部，一头撞向坟头。大叔比较瘦弱，还有点勾肩驼背，不提放大牛有这一招，在后面抓着犁把，被拽了个趔趄，差点摔倒。 等他站稳了，大牛已经对着坟头撞了几头，将别人家的坟头都撞平了。大叔念叨着：“牛祖宗啊，这是别人家的坟头，先人又没招惹你，抓紧回来干活吧。” 拎着鞭子才走到牛跟前，大牛忽然弯着脖子看着他，一双牛眼瞪得比包子都大，两只弯曲的长角还不时晃动着。 大叔顿时有点腿打颤了，抖着鞭子愣是一步没敢走。人牛对峙了一会儿，那怪家伙才愤愤不平地离开坟头，自己站回到墒沟里。等大叔才抓住犁把，大牛就低头“呼呼”地拉着步犁往前走。 犁完地，到转天播种的时候，大婶在前面牵着怪牛，大叔在后面架着木耧，还找了个人帮忙抓种子。才走了不远，大牛忽然又站住了，不停地晃着牛角，还斜着眼看身边的大婶。看得大婶有些发虚，颤声说：“当家的，这牛咋会斜着眼看人啊！” 大叔听到这话，心里“咯噔”就敲了下小鼓。 还没等大婶说完，大牛忽然弯着角去顶大婶。大婶更慌了，撒腿想跑，但却跑不动，原来牛缰绳还在手上缠着呢，只能不停地往旁边闪。大牛不依不饶，转着圈地顶她。大叔在后面架着借来的木耧，还不敢松手，生怕把别人的耧腿给别断了。 于是，大婶转着小圈躲，惨叫不断；大叔架着木耧，在后面转着大圈跑。几个人像玩火龙一样，在地里不停地转圈，打整得镜面一样平整的春播地，顿时被踩踏得一塌糊涂。 后来，还是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把式正好过来，吆喝了一大嗓子，大牛才停下来。 等大婶躲开那头牛时，虽然没被大牛实实在在地顶到身上，但也吓得腿都软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拉着哭腔骂：“这哪里是头牛，简直是条龙啊！玩得三个人团团转。”再看那个抓种子的，搭在肩膀上的种子布袋也掉在了地上，种子洒了一片，两手抖着，连嘴唇都青了。 那个把式过去抚摸了几下怪牛，才将大婶被牛踩掉的一只鞋子，从牛脚下拿出来丢给她。回头对大叔说：“这家伙脾气怪，就讨厌妇女牵着它走。耩地的时候，不用人帮着他，你让它自己走就行，保证走得笔直。” 大叔被甩了半天，头都转晕了，手抖索着也几乎架不住木耧，就请把式帮忙把地耩下来。把式说：“看你那怂样，起开！”接过木耧，问身边抓种子的那人：“你还能抓种子不？”那人这才回过神来，捡起种子布袋，说：“我还行，就是看见这家伙有点发毛。”把式吆喝一声，那怪牛开步就走。还别说，没人牵着走，它照样走得笔直。 大婶吃这怪牛一吓，把大叔骂了无数次，嚷着他抓紧把牛卖了，换个老实点的。大叔惦记着怪牛的活路好，吃了媳妇很多骂，就是舍不得卖，依旧像照顾儿子一样呵护着它。 平时，大牛养在大叔家屋子靠边的一间屋里，大叔住在隔壁，中间就隔着一堵土坯墙。 大牛白天不老实，晚上也不老实，经常将木槽顶得“咚咚”响，有时候还会将两只前腿踩进木槽里站着。不久，愣是把一个结实的木槽弄散架了。大叔无奈，只好买了一个洋灰铸的槽子。 这下，大牛不顶槽子了，开始每天用弯角去撞身边的土坯墙。不久，就将土坯墙撞下去一个大坑。大婶就骂大叔：“你就惯着它吧，哪天它将墙顶塌了，砸死你！”大叔“嘿嘿”笑，还是每天精心伺候着他的怪牛宝贝。 一天半夜，大叔正睡得香甜，忽然觉得脚底板痒痒的。开始，他以为是做梦，缩了一下脚，但后来被身边的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爬起来一看，媳妇吓得已经坐起来，瑟瑟发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脚下。大叔也全身发毛，往脚那边一看，看见墙上有两个包子大小、绿莹莹的小灯笼在忽闪着。大叔也吓得一哆嗦，颤抖着说：“拉灯，赶紧拉灯。” 大婶这才缓过神来，两口子哆嗦了半天，总算摸到了墙上的电灯拉绳。等电灯亮了，才看到是那头大牛将土坯墙顶穿了，伸过牛头来舔他们的脚丫。 这下把大婶吓了个半死，摸起身边的鞋使劲抽大叔：“你非得让它吓死我，你才好过啊！”大叔也被吓得不轻，找根顶门的棍子在牛头前面挥舞着，要将牛头赶回去。但大牛缩了下脖子，就不后退了。大叔着实地在牛头上敲了两下，大牛被打得“哞哞”叫，就是不缩回头去。 大婶旁观者清，在旁边骂：“怂货，你敲死它也没用啊，牛头被卡住了。”大叔仔细一看，还真是，大牛的两只弯曲的长角被卡着缩不回去。 “它的头能伸进来，咋就缩不回去了？”大叔纳着闷，自己嘀咕着。还是找了东西来，将卡着牛角的土坯撬下来一点，大牛才缩回头去。再看脚下的土炕上，已经到处都是碎了的土坯块。 这一晚，大叔被大婶骂了一夜。后来，大叔实在招架不住了，天亮后只好将大牛牵着去集市上卖了。等她回来的时候，耷拉着脑袋，手里拎着大牛的缰绳和鼻牵。看到大叔气哼哼地将牛缰绳丢在门口，大婶总算是松了口气。 过了没几天，大婶在家里晒被子。正用小棍子敲打着被子上的灰尘，遮挡院门的栅栏突然“乒”地被撞倒，把她吓了一跳。才回过身来，就看见那头大牛鼻子上流着血，一头撞进了院子。 才将心放在肚子里的大婶，一下又被吓得提心吊胆。连忙喊大叔：“这个祖宗咋又回来了？”大叔连忙丢下饭碗，从屋里跑出来。大牛见了大叔，亲热得不行，在大叔身上不停地乱蹭，鼻子上的血蹭了大叔一身。 两口子还没明白过来是咋回事，几个气喘吁吁的人也跑进了院子。 原来，这几个人是之前买大叔牛的那家人，是几里外附近村子里的人家。大叔问了才知道，这头牛买回去后，活路倒是很好，但就是一出去就想往这个方向挣。今天不注意，大牛居然将穿着鼻子的鼻牵都撕开了，一路狂奔。那家人跑了几里地，才追到这里来。 听这样说，大叔的眼里就泪汪汪的，抓紧先找紫药水擦拭了还在流血的牛鼻子，招呼买牛的那家人先坐下喝口水。 大牛跑累了，转身就去了之前养它的那间屋子，看见已经有一头牛在那里拴着吃草。大牛“梆梆”两角撞过去，就将那头新买的牛撞在了一边。大牛挤到槽子前，“刷刷”地卷食着草料。 大叔才回到正屋，那家买牛的就嚷着要退牛，大婶是坚决不干。 后来，还是找了村里倒腾牲口的中间人来说和。中间人对那家买牛的说：“你看，你买牛的钱他家已经用来另买了一头牛，也没钱退给你了。这牛活路确实好，就是脾气怪了点，你将就着用吧，时间长了就听话了。他先前刚买来的时候，大牛还不是不听话，转着圈地顶他家媳妇。你看现在，还不是很恋家，把鼻牵挣断了还跑回来看看……” 架不住倒卖牲口的一番舌灿莲花，加上大叔确实没钱退给他了，无奈，那家人只能死牵活拽、前推后桑地赶着大牛走了。 大牛走在巷子里，还挣扎着三步一回头地叫着，鼻血还挣得“滴滴答答”地滴落在地上。听着大牛的叫声，大叔就眼泪汪汪着。大婶也撩起围裙来擦着眼睛，念叨着：“要不是这家伙脾气怪……” 后来，那家买牛的最终还是降服不了怪牛，只好将它送进了宰坊。 据说，宰杀它的时候，这牛还是彪悍得很。两个宰坊里的壮小伙，用绳子拴住牛角，要将他拽翻在地，捆绑起来才好下刀。但大牛两只大角一甩，一下就将两个小伙子甩翻出去。“混战”中，大牛还跳上院里墙角边的锅台，一脚踩漏了那口要煮它的大锅…… 其实，很多时候，人和牛是一样的，很多人还不是有“牛脾气”…… 38、倔驴子 38、 倔驴子 农村里不仅有怪牛，有些驴子也是倔得很。 在农村里，大家形容有些脾气执拗的人，往往就称为“倔驴”。而这些“倔驴”们，几乎也都有一个很“恰当”的、“响当当”的外号。 农村人和农村的孩子虽然文化程度都不高，但在给人起外号上，却往往“经典”之极。 街上有个人是个瘸子，他下面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依次被其他孩子们取为“黑驴”、“白马”、“红骡子”的外号。所以，他们爷儿四个的外号连在一起，就是“黑驴、白马、红骡子，后面跟着个大瘸子”。 听着这些孩子们起的外号，很多大人都会笑得肚子疼，说：“这帮小王八羔子，咋想出来的这些外号!” 小的时候，非常希望以后能有头毛炉子：能干活、能拉车，偶尔的时候还能骑一下。“骑驴看唱本”，那该多惬意啊！ 但小的时候，家里没钱买这种大牲口，所以，买毛驴子的愿望就一直悬空着。 后来，等大了的时候，总算是自己买了头驴子，那头驴子的个头也算是可以了，高高大大的，但就是有点憨，傻不愣登的，总是惹我生气。 别人的驴子，在拉着车子拐弯的时候，都是要拐个大弯，车子才能顺利转过去。但我家的那头驴子，是见弯就转。它倒是自己转过弯子去了，但后面的车子却往往被别翻了。 有次，套着毛驴车去地里干活，车上还拉着些打药的东西。到地头后，要拐一个弯才能到我们的地头。因为知道这破驴子拐死弯的毛病，所以，还没到弯的地方就用鞭子在里面挡着它，想让它多走几步再拐弯。 但是，这家伙还是到拐弯的时候，“刷”地就倔着驴头硬转过来，它是转过去了，但它后面的地排车子却转不过来。这次是在地里，车子倒是没有被别翻，但车轮子却碾压了别人的棉花苗，别人放在地头一只打药用的水桶，也被车轮碾成了“饺子”。 在给别人道歉，将那只“饺子”掰开后，心里的“鬼火”是“腾腾”地往外冒。我也没吱声，到地头的时候，将地排车卸下来，将倔驴的缰绳拴在车轮上，才使劲地抽那头“记吃不记打”的憨驴。 才抽了几鞭子，那家伙却使劲地挣着，居然挣断了缰绳，掉头就往回跑。我心里那个气啊，只好抓着鞭子在后面追。 别人家的牲口挣脱了缰绳，跑几步就停下来吃草了。我的那头憨驴，却“一鼓作气”地往家里的方向跑。而且，看我在后面追，还越跑越快，不时还会斜着身子看我追到哪里了。 从地里到家里好几里的路啊，到地里干活的人看我猛追一头驴子，也互相拦阻一下，但憨驴子却聪明得很，往旁边一躲就闪过去了。我一路追，一路臊得满脸通红。 一直追到村里的巷子，前面的邻居们多了，驴子无路可走，总算是被我追上了。我调转驴头，翻身上去，使劲用鞭子抽着他往地里跑。心里想着：“你让老子跑多远，还得驮着老子跑回去，不能便宜了你！” 追驴子的第二天，起来后却感觉屁股疼得厉害。问别人，说：“你肯定是骑在驴子背上了，被驴背上的骨头硌的。”我不解地说：“骑驴子不骑在驴背上，还骑哪里啊？”别人笑：“傻小子，骑驴要骑在驴屁股上。你就看张果老倒骑小毛驴，还不是骑在驴屁股上。” 后来，才知道，骑驴和骑马是不一样的，骑马是要骑在前面，但骑驴就要骑后面。所以，骑牲畜时行家有句话叫做“马前驴后”。听了解释才感到：农村里的学问大着呢，即便在农村里“混”，也是要干到老、学到老啊！ 再后来，这头倔驴子还是给我惹了不少祸，妈妈看不下去了，说去买了吧！后来，也就牵着驴子，准备去村边的牲口市里去处理掉它。 快到牲口市的时候，这家伙不知是预感到了要处理它还是其他原因，又发起驴脾气，一尥蹶子就挣脱了我，掉头转往旁边一个婶家跑去了，在院子里兜着圈地跑。 婶家的院子是个土院子，打整得很整洁。连续的大雨后，院角还长着淡淡的青苔。但被这憨驴子一顿糟蹋，整个院子都被踩得到处是驴蹄子印了。 在给婶婶道歉后，我也懒得跟这驴子生气了，牵着它到牲口市就处理了，一大头驴子只卖了400元钱。 卖了倔驴后，倒是没有惹我生气的了，但是干活很不方便，就想着再买头牲口。后来，老是想着买匹马。村里的一个小弟是倒腾牲口的，自己也赶脚，就劝我别“玩马”，说：“是马三条龙啊！哥，你性子弱，玩不了马。” 他的话我是能听得进去，但心犹不甘。 后来，这位小弟说：“这样吧，最近我也看上了一匹马，赶脚正好。要不你牵来试试，不行就还给我，我再来赶脚。”我说：“行，那就试试吧！” 小弟牵来的是一匹高大的黄马，看样子很像是说书里讲的秦琼的那匹黄膘马，心里很喜欢。但小弟说：“这匹马套车的时候很好套，但性子急，一旦卸套的时候它就往后踢。你拉东西的时候喊上我，要不你玩不了它。” 第二天，喊小弟来帮着套上车，想看看它的活到底咋样？开始的时候，这匹马很听话，套车时很温顺，拉车也很好，力气也大。但后来卸车的时候，小弟让我躲开，说他来卸马套。他才掀起马背上的鞍子，那黄马突然双蹄往后猛踢，“梆——”地一脚，就把装满土的地排车踢得往后退了几步，一车土洒出来一半。 看着那黄马的凶悍，我才相信了小弟的那句话，说：“就按它现在的脾气，只消踢上三脚，我那辆本来就不太结实的地排车，就会被它踢散架了。算了，这马我还真是玩不了，你拿它去赶脚吧！” 39、红卫兵到底是什么兵种 39、 红卫兵到底是什么“兵种” 出生那年，正是中国最疯狂的年代，祖国江山到处一片红。所以，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红小兵”和“红卫兵”了。 那个年代，还是很讲究成分的年代，农村的家庭成分分为贫农、中农、下中农、富农和地主家庭。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很想当一名红小兵，感觉红领巾系在脖子上，那叫一个威风啊！但妈妈告诉我：“你要到了上学的时候，才有可能当红小兵。况且，因为你爷爷当时在街上有生意，所以我们家是下中农成份，你基本上是当不了红小兵的。” 那时候，贫农家庭是“最吃香”的。贫民家庭的孩子，在入学、“升迁”红小兵和班干部时是重点人选，至于其他成分的孩子就要“靠边站”了。而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孩子，则是什么都甭考虑，在学校里不挨批斗就算“烧高香”了。 为了妈妈那句话，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但难过之后，也就更加羡慕那些红小兵和红卫兵。 几岁的时候，生产队兴起了一个办法：每天早上收集社员们家里尿盆里的尿，收集起来后由社员专门挑到地里，浇灌生产队的庄稼。这个很土的办法，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解决生产队没有化肥、土杂肥不足的好办法。 每天早上，就有红卫兵站在村里的主街上，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喊着。 听见红卫兵的喊声，家家户户的老娘们就端着自家的瓦尿盆，到红卫兵那里缴尿。由生产队里的“资深人士”，先查看下尿盆里有多少尿、有没有兑水？之后，才喊老娘们倒在一个大桶里，然后给上一盒或者两盒火柴。 那些“验尿人士”也称得上是“土专家”了。只是搭眼一看，就能知道哪家的尿盆里兑了水，哪些是“原尿”？他在分配火柴时，也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分配。有些自己在尿盆里兑了水的老娘们，本来是想着兑点水多领一盒火柴，但最后虽然只给了一盒火柴，也低着头抓紧走了。此后，这老娘们就不敢在尿盆上玩小心眼。 当时，火柴的价格是2分钱一盒，2毛钱一包，一包里有10盒火柴。 那年头，最实惠的东西也就是火柴。 在生产队劳动一年，不管人多人少，顶多就是分点口粮和老棉油，钱是绝对分不到的。没有钱，就买不到火柴、盐巴之类必须的生活品。 所以，通常农村里有两个办法获取这些必须的廉价生活品。 一是等着走村串户收破烂的来了，在旮旯或者墙角找一些鞋帮子都破掉了或者张开大嘴不能再穿的破鞋子。一大堆的破鞋子，才跟货郎换上一两盒火柴。所以，那时候孩子们想玩火，家长最先担心的倒不是烧着什么东西，而是担心火柴被玩没了，晚上连灯都点不亮。 有一些老人们，抽旱烟甚至使用的还是很古旧的火镰。“喀嚓，喀嚓”地打上半天，烟管里才能冒出一股青烟。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生产队里加班劳动啥的，生产队里作为奖励，也会奖励几盒火柴给社员。 那时候，一瓦盆尿能换回来一两盒火柴，多少也能解决点家里的生活困难。 红卫兵们除了早上用喇叭喊着收尿，晚上还会在街上宣传一些毛主席语录。那年头，所有的课本、作业本、印刷品甚至衣服上，到处都能看见他老人家的语录。 一身绿衣服，胳膊上套着个红袖箍，写着“红卫兵”三个字，再加上一顶绿帽子，就是那时候红卫兵的经典造型了。 那时候，这个造型是小伙子里最帅的打扮。只要是红卫兵，哪怕再丑的小伙子都能找到媳妇。所以，谁家里要是有个红卫兵，就像家里有个吃国粮的一样吃香。 那时候的晚上，孩子们更是没地方去，就一群野马似地顺着胡同疯跑或者到处跑着捉迷藏。跑累了，就去看红卫兵用铁皮喇叭喊毛主席语录。 那些红卫兵还很煽情，有时候会鼓动围在周围的孩子们跟他一起喊。那时候，我都傻乎乎地跟着振臂高呼过不少语录呢！如果其中再有个女红卫兵的时候，不但孩子们会跟着喊，就连一些“心怀叵测”的半大小子们也会跟着起哄。 最能体现红卫兵价值的地方，还是在村里召开批斗会的时候。 当时，村里还不时会召开一些批斗会，将批斗对象挂上纸牌子，跪在主席台的前面，大家就历数被批斗对象的“罪状”。人人一副苦大仇深的形象，恨不得要生吞活剥了被批斗对象。 这时候，跳得最高的就是这些红卫兵了。时不时地在别人发言中间，就会振臂一呼，然后周围就是一片参差不齐地呼喊声，顿时将正在打盹的社员们吓个愣怔，连瞌睡都吓醒了。 那时候，经常琢磨“红卫兵”到底是什么“兵种”？他们既不是部队的“兵”，也不是警察那样的“兵”，甚至连民兵那样的“兵”也不是，那他们到底应该算是“哪个序列”的“兵”呢？ 想不明白，就去问妈妈。妈妈懂得很多东西，在我开蒙之前，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比如，农村里经常说缺心眼的是“半吊子”、“二百五”。我就不明白，“半吊子”和“二百五”是两个词，咋就表达了一样的意思。 妈妈就解释，古代的时候，人们用的“钱”是铜钱，就是我们孩子们玩的制钱。那时候，一枚铜钱称为“一文”，500枚铜钱串在一起就是一吊钱。半吊钱就是二百五十枚铜钱，也就是二百五。所以，农村里说人缺心眼、不够数的时候，就说是“二百五”或者“半吊子”。 这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被妈妈这两句话就说明白了。所以，当我不明白“红卫兵”到底应该是什么“兵种”的时候，就去问妈妈。 妈妈楞了半天，拍了下我的头，说：“你的小脑瓜里咋会想出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刨根问底地问，妈妈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回答：“‘红卫兵’……哪个兵种的‘兵’都不是，是归毛主席直接管理的‘兵’。” 我继续问：“那‘红小兵’呢？”妈妈被问窘了，胡乱回答着：“‘红卫兵’和‘红小兵’都是归毛主席直接管理的‘兵’。”我说：“等我当了‘红小兵’，是不是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妈妈被问急了，说：“不带你这样问的，打破砂锅问到底，都没你这样问的。”转身要去烧火做饭，见我还拉着她的衣角，就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你爸爸回来，问他吧。” 隔了几天，等爸爸回来，再去问他。爸爸也楞了，半天才笑着说：“我也不知道，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摸着自己的小脑瓜，就盼着自己早日长大点，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40、村里的碾坊 40、 村里的碾坊 那时候，吃的食盐都还是海盐，大颗粒有的像花生甚至小枣那样大，农村里称为粗盐。几分钱一斤的粗盐，吃的时候要临时放在蒜窝里捣一下，或者去村里的碾子上去磨一下。 印象里，村里知道的有两个碾坊。 一个碾坊就在不远处，也是我们大队里的，但是不是我们生产队的。我们是西街的第三生产队，碾坊在西街的第二生产队。临街的一个古旧的小屋里，有一个很大的碾子。 那年头，想吃点白面啥的面粉，都是到碾坊里自己来推。能借到小毛驴是最好的了，将毛驴套在碾子上，戴上眼罩，小毛驴就一圈圈地拉着石磙子，在磨盘上打着转地跑。麦粒就一点点被石磙子碾压开了，面粉和麸皮一点点被碾压碎。之后，还要找来用铁丝做的有很细的网眼的箩，一遍遍地筛着，再一遍遍地碾压。最后，雪白的面粉就很细地碾压出来了。 记得有一年要过年了，家里倒是积攒了几斤小麦，但要碾压成面粉，却是让爸爸和妈妈犯了半天愁。爸爸是教书匠，很不屑于干这推碾子的活。但他不去，妈妈自己也弄不了。 最后，还是妈妈说：“碾压完了，给大家烙两个油饼吃吧。”爸爸听了，就“啯——啯——”地咽了几大口口水，啥也不说，拎着那个盛小麦的小布袋就出来了。出门的时候，还没忘记拎着我一起去。 黑暗的碾坊里，磨道的地面上被驴蹄子踩踏得坑坑洼洼，角落里还有不少驴粪蛋子，满屋子的怪味。爸爸到碾坊门口的时候，就被里面的味道冲得进不来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点着烟才捂着鼻子进来。我和妈妈常年在农村生活，对牲畜的粪便味道都习惯了，倒不觉咋地。 等稍微适应了碾坊里的光线，爸爸将小麦小心地倒在磨盘上，就开始推碾子。干这活爸爸是绝对的外行，但妈妈也不是行家。两个人手忙脚乱地忙活着，但还是有麦粒被石磙子挤压下去，我就负责捡那些麦粒。 推了不长时间，大滴的汗水就顺着爸爸那张长脸不停地流下来。那天，爸爸穿了件后背上有几个洞洞的白背心，汗水连背心都湿透了。爸爸一边推着沉重的石磙子，一边叨咕着：“我是曲阜师范大学的老牌毕业生，居然在碾坊里干小毛驴子的活，真是有辱斯文啊！” 后来，爸爸索性罢工了，蹲在磨道里，摸出一支“先锋”香烟来，蹲着抽烟生闷气。 爸爸“罢工”了，妈妈自己也推不动碾子，也只好停下来喘口气。休息了一会，还是妈妈哄了半天，再加上两张油饼的诱惑。爸爸才丢了烟头，继续弓背缩腰地继续充当“毛驴子”。 妈妈从附近的邻居那里借来两张细箩，一点点将碾压出来的面粉不停地筛着，将筛好的面粉倒在袋子里。推到后来，当爸爸扶着腰再次要罢工的时候，妈妈说：“好了，歇会吧，回去烙饼吃了。” 那次的推碾子，之所以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是因为回家后我要求改烙三张油饼，因为我也出力帮着爸爸推碾子了。妈妈还在吭哧，说：“让你爸爸吃一张，你和我吃一张吧。”我不干，说：“每人一张，要不以后我就不去碾坊了。” 后来，还是爸爸帮着说好话，妈妈才烙了三张油饼。 爸爸大概很少干“毛驴子”的活，又累又饿，大嘴张开，三两下那张饼就没影了。我见势不妙，警惕地捧着自己盛放油饼的小碗，蹲到门槛上去慢慢品尝了。听见屋里卿卿我我的，大概是妈妈将自己的一张饼又撕了一半，犒赏给了爸爸。 在碾坊里除了碾小麦，碾粗盐是如此。但是，粗盐很好碾压，几下子就好了，基本上用不着毛驴子。 后来，二队的那个碾坊被拆掉了，再碾食盐就要去南街的一个碾坊去。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还和爸爸去碾过。 那个碾坊的磨盘更大，爸爸将粗盐倒在磨盘上，我们爷俩就推着一根木杠子，让石磙子从盐巴上碾压过去。因为盐巴少，不能转着圈地推，推过去后要倒着让石磙子再碾压过来。反正就是前进一下，后退一下，反反复复地碾压那一小片食盐。大概半小时，就将盐巴碾压成面粉一样细了。爸爸小心地扫起来盐巴，装在布袋里，才领着我回去。 每到过年时，碾坊是就成了比较热闹的地方。大家都带着一点过年的小麦，到碾坊里碾压了，才能回去蒸上供的馒头、过年的饺子。大家一边说笑着，一边互相帮忙，热闹得很。 很多年后，村里销售的食盐越来越细，就再也用不着碾子。而后来钢磨也逐渐出现，磨小麦也都到钢磨上去磨，碾坊就真正成为了历史。 再后来，村里的碾坊陆续都被拆掉了。碾子和碾坊的印象，也只有在记忆深处才能寻找得到。 41、会哭的小兔子 41、 会“哭”的小兔子 几岁的时候，有了个能多吃点肉的办法，就是自己饲养小兔子。 当时，生产队不允许社员饲养大牲口，社员们也没钱饲养，只能饲养几只鸡鸭，偶尔积攒点鸡蛋，到集市上去换点油盐钱。 饲养小兔子，还是因为爸爸有一次说起的。 他老人家在其他县教书，也算是见多识广了。说是有一次去其他老师家里做客，那位老师也买不起肉来招待他，就喊孩子杀了一只家里饲养的兔子，几个人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说这话的时候，爸爸还拿手抹了一下嘴巴，好像他老人家几天前吃兔子肉时蹭在嘴角的油还在似的。 这下，轮到我流口水了。妈妈也看着我，说：“你还不到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也没事干，要不就试着养两只看看，过年的时候也能杀两只兔子吃。”我看爸爸和妈妈的眼神，都要冒出绿光来了，知道是“在劫难逃”，就苦着脸问爸爸：“哪里来的小兔子啊？再说，养小兔子还要在院子里给兔子打洞，我干不来！” 爸爸坏笑着说：“这个就不用管了，我来帮你弄，你只负责养兔子就行了。但千万不能将小兔子给我喂死了，要不，嘿嘿——”看爸爸的眼神，都有点凶神恶煞的样子了，我也只好抓紧答应。 之前，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去生产队干活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小兔子。当庄稼长高了或者秋天摘棉花的时候，经常有兔子在田垄里被惊起。看见大兔子，社员也知道追不上，往往嚷几嗓子，只当解个闷就算了。但大兔子跑了，庄稼棵子下面往往会发现一只或几只小兔子。这时候，就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经常满地里跑着追小兔子。大人们怕孩子们踩坏庄稼，往往帮着孩子们三两把就抓住了。 小野兔的颜色基本上都是灰褐色的，肉乎乎地、惊恐地缩在孩子们的手心里。每次下晌的时候，孩子们就捧着小野兔回家。找个小箱子，将小野兔放进去。但是，野兔是不能饲养的，不吃不喝，往往第二天就死了。所以，以后再去地里，再看见小野兔时，孩子们也不会捉了，只会追得小野兔满地跑。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哪有钱买家兔饲养啊，也只有吃工资的爸爸，好像那个月正好发了工资，就在赶集的时候带着我去集市上转了一圈。在集市的一个角落里，倒是还真找到了一个卖家兔的。毛茸茸的一窝小白小兔子，挤在一个笼子里，小眼睛红得像玻璃珠一样可爱。 当时，好像花了八毛钱就买了一对小兔子。爸爸好像很内行地对卖兔子的说：“你给看好了，要一公一母，别整错了。”卖兔子的也是个庄稼人，很实在地说：“一定，一定。买兔子养着都是要繁衍的，一定要一公一母才行。” 那人拎起兔子的耳朵，将兔子的两条后腿扒开了给我们看。其实，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辨别兔子的公母，我是个孩子家更是不懂。爸爸假装在行地看了看，说：“行了，拎着走吧！” 于是，我就和爸爸各自拎着一只小兔回了家。 回到家后，先将一对雪白的小兔子放在纸箱子里。爸爸说：“院里的三叔一家都打兔子，肯定知道怎样饲养家兔。你去找他，问他怎么挖兔子洞吧！”开始，我还以为他会帮着挖洞呢，但看他老人家的神情，兔子买回来他就完成了任务，剩下的事就撒手不管了。 好在刚买了小兔子，孩子家家的心劲头正高，我也就屁颠屁颠地去找三叔。三叔只比我大几岁，但辈分高，平常也和我们经常一起玩。听说我买了对小兔子，他也很高兴，一溜烟地跟着我来到家里。 在院子里找好了一块空地，他拿着铁锨帮我挖洞。“兔子洞要口小肚子大，兔子在里面活动的空间才大，还要帮它们往里掏点洞，以后它们自己会继续往里掏洞呢。”三叔不愧比我大几岁，一会儿就挖出了一个一米深的地洞。 之后，两个孩子撅着屁股，拿着小铲子在洞底的侧面往里掏了两个洞。之后，三叔还找来一些破砖头，在洞口往上帮我垒高了一些，“这样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不会灌到兔子洞里了。”最后，还找来一个破锅，盖在洞口就算完成了。 将两只小兔子放到兔子洞里后，两个小家伙先是蹬着后腿，在洞里试探着跑，最后还钻到了侧面的小洞里。我丢进去一点菜叶，两个小家伙就跑出来，裂着两瓣豁唇，眯着眼很细地吃起来。有时候，小兔子还会蹲坐在地上，用两个小爪子抱着菜叶吃。 那阵子，这对小兔子给我和小伙伴们带来了无限乐趣。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围在兔子洞口上，几个小脑瓜争先恐后地往里看。 随着时光推移，一对小兔子也越长越大了。两只兔子不停地在底部的侧面打洞，每天都扒出很多土来，也不知道那个洞被掏了多深了。我只得每天用铲子将兔子的粪便和土铲出来，倒在粪坑里。后来，我学会了怎么识别兔子的公母，还发现母兔子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我不知道母兔的肚子为啥越来越大，就跑着去问三叔。 他过来帮我看了，说：“母兔子要下小兔子了，也就这几天了。母兔下小兔的时候，你要将公兔子拎出去，另外给它挖个洞。不然，公兔会咬死小兔子的。另外，这几天还要每天给母兔喂点米汤，不然它渴了也会咬死小兔子。” 他说的一本正经，我还带信不信的，想着晚两天再给公兔子挖洞吧，自己挖个洞多麻烦啊！ 但是，第二天我就知道什么叫后悔了。 当我打开扣在兔子洞上的破锅，准备给兔子丢菜叶时，突然就发现洞底有两只拇指大的肉乎乎的东西躺着。“是不是小兔子啊？”我一溜烟地去喊来三叔，他捶胸顿足地说：“跟你说了要将公兔子拎出来，你还不听！你看，母兔下了小兔子，被公兔子咬死了。” 后来，我发现公兔子从侧面的深洞里共扒拉出来7个很小的兔崽子，为此后悔了好多天。 农村里有句俗话，叫“猫三狗四”。意思是猫怀孕三个月就可以下崽子，小狗也只要四个月。而兔子怀孕后，只要一个月就可以生一窝兔子。不久，母兔的肚子又大了。这次，我接受上次的教训了，提前将公兔子“请”到了另外一个窝里。 几天后，我打开兔子洞的时候，突然看到母兔的肚子瘪下去了，知道它安全地生下小兔子，高兴得不得了。每天就抓紧用拿小碗盛点米汤放进去，用来给母兔子补充营养。两三天后，母兔子出来吃菜叶的时候，屁股后面就跟着一只鸡蛋大小的、白乎乎的小东西了。 “是小兔子！”我一声惊呼，吓得那小家伙“哧溜”就缩回了洞里。 我悄悄喊来妈妈，趴在洞口守株待兔。果然，一会儿，那个小家伙又伸头探脑地出来了，身后又是一只，共是六只白乎乎的小东西，在洞底新奇地到处跑跳着。一窝的兔子在洞里跑跳着，那个兔子洞还真是嫌小了…… 第一次杀自己饲养的兔子，是在秋天的时候。 爸爸邀请来了我们村小学的一位叫梁东震的校长来家里吃饭。那时候，每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家里都不会招待客人。梁校长是爸爸的老朋友，个子很高、很瘦，脖子也长，说话时粗大的喉结一上一下、“咕噜呼噜”地在长脖子上滚动着。 守着客人，爸爸先夸奖了我几句，之后话题一转，说：“你梁大爷来了，喊你三叔来杀只兔子吧！”我觉得爸爸简直是在故意挤兑我，但刚被夸完，也不好反驳，就很不情愿地去喊来了三叔。 三叔是杀兔子的老手，杀一只兔子比他穿件衣服还快。 他找了一只肥大点的兔子，再找了一根棒棒，按着兔子头上就敲。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杀家兔，心里既不舍，还有点胆战心惊。小兔子被敲打头部，居然发出了类似小孩哭的声音。听到这声音，妈妈就看不下去，转身去了厨房。三叔再使下劲，小兔子就没了动静。 之后，他拿个钩子勾住了兔子的下颌，挂在铁丝绳上。拿把小刀，从头上把兔皮剖开，往下一勒，将兔皮扒到兔子的肩膀那里，将小兔蹄子剥出来，再抓住兔子皮往下一扯，整张兔皮就被扒下来了。“原来是这样剥兔子的啊！”我简直是大开了眼界。 剥下兔子皮，三叔三两刀就分解了兔子丢到锅里。收拾好东西，他连饭也没吃就走了。 那一天，爸爸和那位梁校长吃得大快朵颐。我扒着门框，只看见梁校长那粗大的喉结，更快地在长脖子上“咕噜咕噜”地上下滑动。当他的喉结停止滑动时，桌子上的那一盆子兔子肉就只剩下一点汤汤了。 从那以后，我养的兔子越来越多。逢年过节或者嘴馋的时候，就喊爸爸或者三叔杀一只来吃。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那些小兔子们让我好好地解了馋。 若干年后，我有时会在酒酣耳热之际和朋友们说起这件事。但每次说起用棒棒敲打兔子、兔子会发出小孩哭似的声音时，周围的朋友就是一片哗然，都不相信。我只好再干一杯酒，醉眼迷离地说：“你们不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饲养过家兔啊！” 酒意朦胧中，那一对对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们，又在我眼前开始蹦跳着…… 42、打野兔 42、 打野兔 说起打兔子，我之前说的那位三叔，可谓出身自打野兔的“世家”。一家爷儿四个，每人一杆猎枪，个个都是打兔子的好手。 每年秋冬季节，他家打的野兔子都吃不完，常常煮好了一大锅，端着一盆子到街头上去卖，比其他熟猪脸、猪耳朵什么的肉食都要畅销。 那时候，家里偶尔来了尊贵的客人，听说能买到煮的野兔子，那客人就什么都不要了，说：“就要只野兔就行了。” 也只有在那时候，家里的孩子们才能跟着多少啃两块野兔肉。还别说，家兔不管怎么煮，味道都远没野兔香。因为家兔是圈着养的，肉质松散；而野兔是跑着长大的，肉质坚韧，很耐咀嚼。 秋收以后，村里很多好动的人，都拿着长长的土枪，邀请着三叔他们爷儿四个，一起去打围，去“兜兔子”。兜兔子要人多才行，人少了反而打不到。 有一年，就在我们生产队的机井屋前，我看到三叔他们和一些人从远处追着一只兔子跑过来。 那兔子被一群男人和几条狗追得如丧家之犬，成了丧“窟”之兔。兔子仓皇逃跑之际，看见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前面，顿时感觉成了前后夹击之势。情急之下，它一头钻进了机井屋前那个荒草凄凄的大坑里。 随后，三叔他们一群人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三叔的爹我们喊为九爷，也是村里辈分较高、很有威望的人。他让大家停住脚步，在不远处将大坑围住，同时让几个孩子往后退。于是，10多个“猎人”，10多条长短不一的土枪，都指向了兔子藏身的那个大坑。 “等会将兔子赶出来后，大家看准了再开枪，千万别伤到自己人！”九爷一再交代好了，才一摆手，几条凶猛的大狗立即钻进大坑的荒草中。这一招叫“趟兔子”，意思是将兔子趟出来。 还别说，这招在这么个小范围内是很奏效的。几条大狗才钻进荒草中，那只兔子就慌神了，一头从我二叔腿边“嗖”地钻过去。就在一群人惋惜的时候，二叔飞快地一转身，回头就是一枪。那只兔子才跑出去几步远，就一头栽到旁边的那口水井边上了。 二叔的那一枪，成了很多人口中传诵的经典。在那么猝然的一瞬间，他能头也不回地转身一枪就撂倒了兔子，枪法真不是一般得好！ 其实，三叔他们爷儿四个，枪法都是一样的好，都是跟着九爷常年打围锻炼出来的。大家之所以每次打围，都要邀请上三叔他们家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打围很在行、有窍门。否则，一群人出去跑一天，棉裤都被干硬的棉花棵子划开了很多口子，也愣是打不着一只兔子。 “二叔那一枪咋会打得那么准？”有一次，我向三叔讨教。 他撇撇嘴，不屑地说：“换了我，也能一枪放倒那只兔子。”他给我们传授经验：农村的土枪都是先装火药，将火药捣挺了，再塞入一把铁砂子，再用纸团捣入枪管，将火药和砂子顶住。这样，就是垂下枪管来，火药和砂子都不会撒出来。 在开枪的时候，火药将铁砂子喷射出来，铁砂子是呈扇形往前射出的。因为土枪里火药的动力不够，铁砂子飞出一段距离后，就开始往下落。 “所以，开枪时基本不用瞄准，只要看准了兔子跑的方向开枪，一般都会打中兔子。但要紧的是，一定要往兔子的前方打，等铁砂子才要落的时候，正好罩住兔子。只要有一粒铁砂子打中兔子，它就跑不起来了。” 这些话，是三叔的绝活和经验。 记得有一年秋收要了的时候，妈妈和生产队的妇女们在剥着棉花棵子上干硬的僵瓣子。我们几个屁大点的孩子，就跟着大人在地里跑着玩。 忽然，不知道哪个孩子眼尖，惊呼道：“看，那边有一群打兔子的人！” 我们几个小兔崽子才要撒腿跑着去看，立马被各自的大人吆喝住了：“土枪打出来的都是铁砂子，距离近了就会被砂子打中。不能跑到近处看，就在这里看吧。” 农村的孩子虽然比较野，但一堆的大人都在跟前，还是不敢造次的。见大人不让到跟前去看，几个孩子就跑到附近一个高高的水渠边上看。其实，摘棉花的那群大人们也是好奇，大家都直起身子来，远远地观望。 打围的时候，是一群人排成长长的一排，吆喝着往前走。藏在棉花地里的野兔们被惊动后，只好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一旦圈出了兔子来，大家立即成扇形往前兜。兔子被逼急了，只能拿出吃草的劲头，拐着弯地逃窜。 这时候，打围的几条狗就发挥出了作用。有时候，如果其中有条好猎狗，一会儿工夫就直接追上了兔子，一口就叼住，衔着回来了。 但那时候，家家吃的都不够，即便养一条狗，也没多少好东西喂它。猎狗吃东西都刁钻得很，没肉它是跑不起来的。但在打围的时候，几只笨揣揣的大狗，也会吓得兔子三魂丢了两魂，连弯也很少拐了，就直线往前跳跃着逃命。 终于，那只兔子被几只狗被一群人圈在了中间。 在犬吠和猎人们兴奋的吆喝声中，那只蜷缩在棉花棵子下面的野兔，尤做困“兔”之斗，突然从人最少的地方破围而出。就在兔子和猎人交错而过的瞬间，那位猎人来不及开枪，居然将手里的土枪当烧火棍一样，狠狠地丢出去砸那兔子…… 那次打围的结果，也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笑柄在附近村子里传扬。 同样被围住的一只兔子，同样在破围而出的瞬间，二叔是回身一枪就撂倒了兔子；而这位大仙级的“猎人”，却用手中的枪去砸兔子，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兔子落荒而逃。 看到兔子跑了，孩子们才跑到那群人的近前去，那位“超级猎手”正被大家数落着。 二叔那天也在，他走到那人跟着，只说了两个字“怂货”，之后，将端在手里的土枪抗上肩头，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了。其他人也一边看着自己被棉花棵子划开了很多口子、裸露出棉花的破棉裤，一边嘟囔着：“憨熊、废物、窝囊废、二百五、半吊子……” 凡是大家能想起来的脏话，都一股脑地砸向那个丢枪砸兔子的猎人。 等大家都走了，那位猎人才捡起自己的土枪，低头耷拉脑地走了。据说，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打围的行列中，他被那帮打围的人彻底踢出了那个“圈子”。 43、北方的大雪 43、 北方的大雪 北方的雪，每年都很大。 大到一夜风雪过后，第二天村与村之间的土路都被雪覆盖了。两个村中间都是平展展的雪地，连路影子都找不到。 每逢下了这样大的雪，社员们基本上都不再出门。 但那年头，偶尔到了冬天，也有做点小生意的，雪再大也要出门。但要出门，也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村与村之间的土路，有时候是直的，有时候是弯曲的，雪天也只能摸索着走。 在无垠的雪地里寻找路径，需要的经验。路边的壕沟也被雪填满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哧溜”钻到壕沟的雪下面去，挣扎半天也爬不上来。 最倒霉的就是驶着毛驴车去赶集的生意人，小毛驴一蹄子踏空了，连人带车子都要钻到壕沟里。 碰到沟深的时候，小毛炉子在雪沟里拱上半天，最多只能露出一个大脑袋，拨楞着两个耳朵“咴咴”地叫。后面去赶集的人，看见雪地里露出个驴子的大长脸，旁边还蹲着个哭丧着脸的人，就知道是车子钻到沟里去了，不禁笑得肚子疼。等笑完了，还要揪着驴耳朵下到沟里，帮着将车子推上来。 当时，北方的房顶屋脊都不高，很多都接近于平房。这种房子不怕下雨，就怕下雪。下雨天，这种房顶排水都很畅快，不会影响房子；但下雪天就不行了，厚厚的积雪压在房顶上，以至于压得屋里的檩条和房梁都发出“咔嚓咔嚓”恐怖的声音。有些堆放杂物的土房子，一场大雪后就能直接将房顶压塌。 所以，每逢下雪天，家家户户第一件事就是爬到自家房顶上扫雪，以减少房顶的负荷。 扫雪也是很有技巧的。 要是房子后面是巷子或者路，就从屋子的前房檐扫起，将雪都推到后面的巷子或者大路上；等扫完了房顶上的雪，再下去将巷子里的雪堆到路边慢慢融化。但要是房子后面是其他人家，就不能将所有的积雪都推到后面去，那样会引起两家的矛盾；只能将后面的积雪堆到后房檐那里，让积雪自己融化，前面的雪则推倒自己院子里，再铲到门外堆起来。 有些厚道的人家，则是将房顶上所有的积雪都扫到自己的院子里，再慢慢清理出去。 爬到房顶上去扫雪，也是件危险的事情。鞋子上沾满了雪花，稍微移动就会融化，房顶上也就变得滑溜溜，稍不注意，就会“哧溜”滑下去。虽然会摔倒雪地上，但从房顶上掉下来，也会摔得半天爬不起来，有时候还会伤筋动骨。 小时候，最喜欢和爸妈到房顶上去玩。每家的孩子，都穿得像是黑瞎子一样，笨揣揣地和邻居房顶上的孩子打招呼，有时候还会跑到邻居的房顶上去玩。稍微大点了，再上房顶就要帮着大人干点活。 屋顶上的积雪铲完了，就要下来铲院子里的雪。先将正屋通往厨房、厕所和大门的路打扫出来，之后才打扫院子外面的积雪。我们家院子比较大，还栽种了不少榆树，爸妈就喊着我将院里的积水全部堆到榆树下面，用铁锨培瓷实了，等着雪水慢慢融化了浇灌树木。 那时候，民风淳朴，各家大门外通往巷子和道路的积雪，都是争着多打扫一点，方便大家出行。 北方有句话，叫下雪不冷化雪冷。 下雪的时候，天气还真是不冷；但等到积雪融化时，那个冷是清冷，每个人都将双手插到袖子里，还是冻得“嘶哈嘶哈”地抖。稍微不注意，两条清亮的鼻涕，“吧唧”就掉到了袖子上。那个寒碜啊！ 化雪时，房檐上还会结很多冰凌子。 孩子们贪玩，就找东西打下来冰凌子，冻得哆哆嗦嗦地啃着吃。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往回“吸溜吸溜”地吸着鼻涕。实在吸不回去了，右手捏着鼻子一哼，“哼唧”一声，将鼻涕甩到雪堆里；抬起脚来，顺手在鞋帮子上一蹭，两手又揣回破棉袄袖子里。时间长了，袖子和鞋帮上都是亮晶晶的鼻涕痕迹。 下雪天，也是北方老人的难关。 很多年龄大、有老病（各种老人的杂症）的人，碰到冬天就特别害怕，害怕撑不到下一年的春天。这时候，这部分老人基本上就赖在炕头上，哪里也不敢出去了。有些能走动的老人，也是穿了“叉裤”才敢出去。 叉裤也是北方老人特有的一种服装。就是专门做两条肥大的棉裤腿，当天气很冷的时候，老人在棉裤外面各套上一条棉裤腿，用带子和腰部连接起来。 冬天里穿着棉裤出门，本来就很臃肿了，外面再套上叉裤，走动起来就更困难。从后面看着穿着叉裤的老人走路，很像是一只艰难蹒跚的鸭子，挪两步就要战一下。但是，叉裤难看归难看，但还是很实用的。 那年头，很多北方的老人，就是靠着叉裤熬过了很多个漫长的严冬。 不抗冻的老人们，出门时还会在破棉鞋外面再套上一双草鞋，既防滑还保暖。当时，好像就只有北方的茅草才可以编织草鞋。但是，编织草鞋的技术，连父辈们也不会了。只有爷爷辈或老爷爷辈的几个老人，还偶尔会采集点茅草，没事了坐在门口，用苍老、笨拙的大手，一点点地慢慢拧着茅草，给自己编织几双过冬的草鞋。 偶尔，一点浑浊的老泪，还会滴落到草鞋上。 老人编织草鞋的时候，也会有孩子在旁边看，也会拿着一把茅草在手上乱拧，“叽叽喳喳”地问着老人要怎样才能编织草鞋。 老人温和地笑着，伸出粗糙的大手，摸摸孩子们冻得红彤彤的脸蛋，轻轻叹口气：“你们这些孩子享福，穿不着草鞋了。当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冬天里连草鞋都没得穿啊，跟着大人到处逃荒要饭，眼看着雪地里倒下了很多乡亲。倒下的人啊，就再也站起不来了……” 说了半天，老人停下手里编织的草鞋，才发现身边的孩子早跑没影了。 于是，老人叹口气，呵呵冻僵的手，继续拧着手里的茅草，也在拧着老人快要冻僵的记忆和沧桑。又一滴浑浊的泪，落到手里抖动的茅草上。 老人的叹息声，就在寒风中慢慢传出去：“人老三不才，撒尿溅一鞋，迎风就流泪，放屁屎就来。以前啊，到六十岁就不中用，要被活埋了。现在，虽然不用被活埋了，但也老喽，不中用了……” 北方的农民一直很勤劳，就是这样的雪天也会找出来一些活路来做。 秋天在生产队的棉花地里溜来的僵硬的像枣大的小桃子，都用簸箕端出来，用棒槌砸开了，一家人围在用泥巴做成、烧玉米芯的“火钵”前，烟熏火燎地剥这些小桃子。因为剥这些小棉花桃子，很多人的手都被划开了很多血口子，好长时间都难以愈合。 大雪融化后，雪水慢慢融入冰冻的土地。地表重新干燥、龟裂，一条条裂纹像老人脸上的皱纹，细细密密地伸展开来，织满了僵硬的大地。直到下一场大雪，才能将所有的一切覆盖掉。 寒冷的日子里，出门的人都要穿得厚厚的，基本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身上了。背心、秋衣、褂子、厚褂子、破棉袄，一层层地叠加到身上，才勉强抗衡住外面的冷冽。 寒冷的冬天里，妇女们出门时都要围上脏兮兮的破围巾，男人们则要戴上棉帽子。 那时候的棉帽子，很多都像雷锋帽那样，不冷的时候将下面卷上去，冷了就放下来护住两颊，还可以在嘴巴下面系上带子。 很多没有棉帽子的孩子，连家门都出不了。大人们无奈，只好到处找点破棉花和青布，自己给孩子做一顶。小的时候，孩子们都没钱买棉帽子，都是戴着妈妈做的棉帽子出门玩耍、打雪仗、堆雪人。 那些来自母亲一针一线的温暖，让北方的孩子们一生都记得。 44、北方的热炕头 44、 北方的热炕头 到了冬天，北方的农村都要烧炕了。但山东农村的大炕和东北三省不一样，和新疆一带的炕也有区别。 记得几岁的时候，曾经去过莘县的舅舅家。 舅舅家在莘县的东街，虽然距离主街道不远，但也应该算是城中村了。一个很精致的小院子，三面有房子，舅舅那时候住东屋。炕的外面是砖头砌的，里面还是有土坯。但是，在盘炕的时候，在炕的正面留出一个方形的洞来。 晚上临睡前，将蜂窝煤炉子推到那个方形的洞里，外面挡上一块板。封住火的蜂窝煤炉子，一晚上散发的热量都传到了炕里，睡着很温暖。到早上的时候，将蜂窝煤炉子拉出来，挑开炉盖子就可以做饭了。 那时候，城里做饭基本上都用蜂窝煤，但在农村都还没见过蜂窝煤呢，所以根本别指望用蜂窝煤取暖。 农村中最常见的，有“暖炕”和“熰炕”两种办法。 暖炕要用到泥巴做的火钵。火钵是用农村坑塘里沉积的红胶泥，大致捧出一个盆的样子来，随便烧一下，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冬天的夜晚，吃完饭后，妈妈都是从锅底下取点余烬，倒在火钵的底部。将晒干的玉米芯引燃了，用扇子慢慢扇去烟子，剩下的玉米芯就烧得红彤彤的了，没有烟雾。这时候，妈妈就抓紧掀起被子来，将火钵放在被窝里，在火钵上罩上一个“烘罩”，然后落下被子来，压好被角。 烘罩是那个时代农村特有的取暖产物，用藤条子编成有很大网眼的罩子，形状有点像从中间剖开的核桃的样式。褥子上有火钵，火钵上有烘罩，上面还有被子压着，玉米芯散发出来的热量，就暖烘烘地在被窝里游走着，驱走了被窝里的冰凉。间隔一会儿，妈妈还会将火钵移动一下。待将整个被窝都暖热了，大家就一窝蜂地抓紧钻进被窝去。 这种暖炕的方式，一晚上都暖暖和和的。 这个很土的取暖办法，几乎伴着我走完了整个童年的冬天。 但是，暖炕也有例外的时候，也会有意外。 有时候，火钵在被窝里没放好，或者火钵倾斜了，玉米芯溅出来，就会引发火灾。有时候，睡着了，脚丫子会踢翻烘罩，也会带翻火钵，不仅会烫伤脚丫，还往往将破被褥烧出好几个窟窿。记得小时候，小妹睡觉很不老实，老是会蹬倒烘罩，几次被子都被烧出洞来。后来，妈妈一般是照顾我们睡了，就悄悄拿出火钵和烘罩，免得烧烫到我们。 那时候，每年冬天，都会因为取暖引发一些小火灾。而且，生火钵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要使火钵里的玉米芯烧得正好没烟、火力正旺的时候塞进被窝里。放进被窝的时间早了，玉米芯没燃透，就会将被子熏得乌黑；放进去晚了，玉米芯的火力也不大，没等暖好被窝，火钵里的火就熄灭了，被窝还是像冰窖一样。 冬天晒被子的时候，很多家的被子不是黑一块就是黄一块的。黑的地方是因为火钵里的玉米芯冒烟造成的，黄的地方则是被火钵长时间烤烫出来的。 有时候，家里没有了玉米芯，就得开始烧炕。冬天，一般老人们就搬到厨房的炕上去睡。晚上做饭时，从锅灶通往烟囱的热量，都是曲里拐弯地从大炕的土坯间经过。等做完饭，大炕也热了，老人们就贪恋这个热炕头，尽管厨房里会烟熏火燎的，但老人们就是舍不得离开。 山东的农村里，大部分人家是不在厨房里睡觉的。尽管厨房里也盘起了炕，但一般是用来堆放闲杂东西的，睡觉时都是会去堂屋里，所以堂屋里另外盘了炕。或者是，某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实在另外找不到“熰炕”的东西了，才搬到厨房的炕上去“避难”。 “熰炕”也是当时农村的说法，其实就是“烧炕”的意思。 说到“熰炕”，是因为没有好的柴火去烧炕，只能找些碎柴火甚至谷康之类只冒烟、不见火的东西去“熰”，所以才有“熰炕”的说法。当家家柴火罄尽、连做饭的烧柴都困难的时候，就只有“熰炕”了。 冬天里，最先烧完的就是玉米芯。没有了玉米芯，火钵就不能用了，只有想办法“熰炕”。农村的厨房，我们称为“厨屋”。而厨屋的锅灶前是孩子们最喜欢坐的地方，很多柴火在孩子们的屁股下就坐碎了，最后成了碎柴火末末。 “熰炕”的时候，就是用铁锨铲几下这种各种柴火的碎末，填到炕洞里，找引物点燃了，就抓紧轮换着用扇子使劲往里扇风。一旦停下来，无尽的狼烟就会从炕洞里灌到屋里，呛得大家眼泪、鼻涕地流个不停。 所以，“熰炕”的时候基本上是“全民皆兵”。一把破扇子被摇得像风车一样，歇人不歇扇，将无尽的狼烟都扇回到炕洞里。等碎柴火连烟带火地烧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抓紧拿块砖将炕洞堵上。于是，一家人才得以一夜温暖地安眠。 此外，炕盘得好不好，也是烧饭或者烧炕时最能体现出来的。 请把式盘的炕，风道顺畅，柴火才塞进灶底，就像有东西往里抽着似地，不用拉风箱，火就“腾腾”地起来了。而且，这样的炕也格外热。自己盘的炕，往往找不到窍门，即便使劲拉着风箱，灶底的火苗子还是使劲地往外窜，一不小心就被燎去了头发和眉毛。烟子和热气不往烟囱那边走，连炕都不会热。 所以，农村里隔几年都要重新盘一次炕。将熏得乌黑的土坯搬出去，杂碎了当土杂肥拉到田里去，把原来炕底的烟灰等清除出去。重新脱了土坯，请来把式指挥着，盘的炕才又省火，还热乎。 后来，农村的炕慢慢换成了床，烧炕的习惯也逐渐消失了。最主要的是，现在的北方冬天里也好像不怎么冷了，再也用不着烧炕。而火钵、烘罩之类的东西，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除非问起一甲子以上的老人，才会知晓这些“古董”。 45、外婆的10个子女 45、 外婆的10个子女 说到舅舅，就想起舅舅的兄弟姊妹们。 外公叫王仕英，和外婆一辈子生了10个子女，八女二男。据说，10兄妹里，二舅的才艺是最好的。他当时是和单田方在一起说评书的，但因为“太愤青”了，后来被人整死了。至于是怎么整死的，妈妈却语焉不详，很不愿提起这段伤心事。 二舅不在后，男丁里就剩下大舅最为尊贵了，其他的八个姐妹都让着他。而在兄妹排行里，妈妈是老十，大家都喊他“小桂”。 在10个兄妹里，年龄段差距还是大的。单说下面的孩子吧。大姨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们这群表兄弟里最大的表哥，大家都喊他“老偏哥”。 至于老偏哥的来历，估计是因为小时候大姨家的孩子多，没功夫仔细照顾他，将小脑瓜严重睡偏了，在农村里称为“偏头”。 其实，我小时候还是见过老偏哥一两次的，他专门从东北过来看这些姨姨、舅舅。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他的头，长长的脑瓜子，乱发蓬松，黑乎乎的脸上印满了生活的沧桑，倒是也没看出他的头有多偏。 老偏哥的年龄比妈妈的年龄都大，是真正的“小姨姨大外甥”了。如果他现在活着，已经大概80到90岁了，而我妈还不到80岁。大姨是10兄妹里的长姐，所以，估计老偏哥的年龄比我大舅都小不了多少。 二舅不在后，剩下的9个兄妹里，大舅居住在莘县县城，二姨、三姨、五姨则嫁到了莘县周边的农村里；六姨嫁到了冠县，也就是我爸爸教书的那个县的农村；妈妈嫁到了聊城的农村，也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小村子；至于大姨、四姨、七姨都远嫁到了东北。据说，二姨之前也在东北，后来才跟着二姨夫回到了老家莘县。 至于几个姨姨远嫁东北的原因，估计是当时“关内”（山海关以内）生活困难，为了让孩子们谋生，外公和外婆才将几个女儿都嫁到了生活相对不那么艰苦的“关外”（山海关外）。 其实，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年头，很多山东人都去“闯关东”，在东北谋生。我爸爸这边的很多亲戚，不少就是闯关东的时候，在那边找了个东北媳妇结婚的。很多年后，有的落叶归根了，有的就扎根在了东北那片黑土地上。 所以，现在在东北，有很多人都是山东人或者山东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都是闯关东那阵子落户在那里的。 在无数年后的某一个区域，只要山东人和东北人遇到一起，都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很多东北人都会说：“我祖籍就是山东的，大概是爷爷、或者老爷爷那一辈到东北来的。”东北的那片黑土地，在艰难的岁月里，滋养了无数闯关东的山东人。 关内的几个姨姨里，我最常去的是六姨家，因为距离我们也就是三十多里的路程，其他的几个姨姨，则是在稍微大点的时候见过。至于东北的几个姨姨，只有四姨来过关内，其他的姨姨就根本没有见过面。 “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是北方叹息世态炎凉的一句话。其实，想起来，也怪不着哪一个人。 那些年，农村的生活都一样艰苦，家家都有一窝窝嗷嗷待哺的孩子，自己家的几张嘴都喂不饱，确实也没有能力支援亲戚。 很多嫁出去的姑娘，好不容易回趟娘家，不但给老爹、老娘拿不了什么东西孝顺，还进门就眼睛就“咕噜噜”地到处“踅摸”。住了几天，临走的时候，还不忘记顺手带走两把新扎的炊帚、扫地的扫帚，所以老爹、老娘就叹息：“闺女住娘家——白住啊！” 农村最常喝的玉米糊糊，大家也称为“白粥”。所以很多时候见面互相问候：“喝汤了没（北方人问吃饭为喝汤）？”“喝了。”“喝得啥？”“闺女住娘家。”大家相视一笑，也就知道是喝得玉米糊糊了。 那时候，四姨最疼我妈这个最小的妹妹，她和姨夫都是工人，虽然家里也有几个孩子，但总忘不了每年给我们寄点钱，帮衬我们一下。 那时候，最高兴的就是乡里的一个姓米的瘦高个邮递员，经常骑着一辆绿色的邮递车，在大门口响亮地一按车铃，喊我们去拿四姨给我们的信件或者汇款单。虽然汇款有时只有5元、10元或者20元，但在当时的农村里，也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能抵挡好一阵子生活。 记得有一次，家里的生活拮据到了极点，爸爸回来也没带回钱。看着家里的情况，一向不怎么管家务的爸爸也是愁眉不展，一张到处是麻坑的长脸拉得更长了。小妹本来看见他就害怕，见他那张长脸拉得更长了，更是抖抖索索地躲着他。 雪后的一天早上，爸妈在房顶上扫雪。忽然，才扫干净了雪的胡同里，就响起了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清脆的车铃声和喊声：“快下来，东北的汇款单到了。” 这一句话，真不啻于天籁之音，爸妈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就从房上滑倒墙上，直接就从墙上滑到下面的雪堆里。在我印象里，好像从没有见过爸妈如此激动过。 当爸妈拿到那张只有10元的汇款单时，两双手都在抖动。来自遥远东北的四姨的帮助，再次让这个家庭走出了难关。那时候，谁家要有个十元、八元的汇款单，邻里都要围过来看一阵子，羡慕一番。 好半天后，爸爸才镇静下来，居然笑着摸了下蹭在妈妈身边的小妹的乱乱的头发。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倒是把小妹吓得不轻，不知道怎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为了回报四姨对我们的帮助，每年的秋冬时候，妈妈都会将最好的地瓜在锅里煮熟了，仔细剥去地瓜皮，将金灿灿的地瓜切成片，再切成小长条，放在房东上晒，每天还要爬上房去翻动几次，免得发霉了。 当煮熟的地瓜条晒得卷曲起来，非常干硬后，就成了大家都喜欢的“山药筋”。除了给我和小妹吃一点细碎的边角，剩下的妈妈都会装在一个布袋里，领着我步行12里地，到斗虎屯公社的邮局寄给东北的四姨。 在每次的信件里，四姨总是叮嘱妈妈不要再给她寄东西了。但是，妈妈每年总是执拗地这样做，或者偶尔寄点生产队本来就分得很少的新棉花给四姨家。 有的年头，生产队分的地瓜少了，嘴馋的爸爸想多晒点地瓜干，到时候能多换二两白酒喝。但妈妈总是执意一定留出给四姨做“山药筋”的好地瓜，剩下的才让爸爸切成地瓜干。哪怕有时会为此拌嘴，但妈妈也绝不退让。 或许，妈妈这样做，是她心底深处对亲情的一点回报吧。 46、我家的表亲数不清 46、 我家的表亲数不清 因为妈妈这边的兄弟姐妹多，所以我的表哥和表姐也多。仅我妈这边，我就说不清到底有多少表哥和表姐；再加上爸爸这边的表亲，也没仔细算过有多少。所以，我家的表亲数也说不清。 记得有一次，在莘县的舅舅家里，他倒是很仔细地给我们算过：仅我妈这边，我们到底有多少表兄弟和表姐妹？算完了，好像有24个，我则排行23，因为大舅最小的一个儿子比我还稍微小点，所以我才没有垫底。而这些表兄弟姐妹中，最大的和最小的年龄要差四五十岁。 我的几个表哥也私下议论：“要想聚集起所有的表兄弟姐妹怕是很难。除非，除非是等大舅驾鹤归西的那一天。但估计，即便到了那一天，也只是最大可能地聚集起来，不可能完全聚在一起。” 大舅结过两次婚，第一个舅母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现在的舅母又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属于“两套马车”。所以，大舅家的6个孩子能和平相处，也很不容易。 大舅年轻的时候，靠着在县城里摆摊卖布，养活着一家人，很是辛苦。 据说，刚娶了现在的舅母时，他也担心舅母能不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前妻的孩子。为此，每年的冬天，在舅母为他前妻的孩子做好棉衣后，大舅还会趁舅母睡下，悄悄用剪刀挑开一点她给前妻和现在的孩子做的棉衣，看看里面的棉花是新的还是旧的，然后再小心地缝好。后来，发现舅母照顾前妻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才算是放心了。 大舅前妻的几个孩子，当年都得过妈妈的照顾。当时，妈妈高中毕业后，因为要照顾舅舅的几个孩子，没有继续深造。为此，一甲子的时光过后，老人家仍以此为憾。 妈妈晚年后，在70多岁时患上了老年痴呆，很多后来的事情都忘记了，但是年轻时的事情却记得很清晰。她常常自言自语念叨：“哥啊，当初要不是为了给你照看那几个孩子，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要嫁到农村去啊。我的这一辈子啊，都毁在你手上……” 以前，妈妈从来没埋怨过爸爸，也没埋怨过在农村的生活。但到了此时，我才忽然明白：在城市里长大的妈妈，内心深处还是很不甘心在农村生活的。只是为了爸爸，也为了我和小妹，她才默默地在那片黄土地上，煎熬了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到了垂暮之年，她深藏的怨言，才从死死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心底冒出来。 听着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妈妈一遍遍念叨着当初的悔恨，我无法劝阻，只能泪流满面地听着。或许，她只有将这些心底的委屈都叨念出来，才会好受一点。 这些话，她压抑得时间太长了。 其实，那些个年头，像妈妈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赶”。在北方农村，这句话不是放羊人用的，而是孩子多的社员们自嘲时的一句口头禅。 家里的孩子多了，大人还要去生产队劳动，没时间照顾小的孩子，都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而且，“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越是小的孩子大人们越是疼爱，就导致了大的孩子永远是吃亏的。 说起我的很多表兄弟们至今没有谋过面，其实不算稀奇。即便我远嫁东北的几个姨姨中，表兄弟们也有互相没有谋过面的。为此，在我们表兄弟中，还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故事。 说是有一年，东北的某个姨的儿子来关内看我舅舅。 这位表哥上车后不久，对面上来一个姑娘，闲话起来，说都是去山东的，话题也就多了，一路上相互照佛着。 抵达山东境内时，表哥问：“你要去哪里？”姑娘说：“我要去莘县。”表哥很惊讶，说：“我也去莘县，你去莘县干啥？”姑娘说：“我去莘县看舅舅。”表哥更奇，说：“我也去莘县看舅舅。你舅舅叫啥啊？”姑娘回答：“我舅舅叫王泽龙啊！”表哥张大嘴说：“我舅舅也叫王泽龙。难道我们是亲戚？” 姑娘也吃惊匪浅，细论起来，才知道那位姑娘竟然是我另外一个姨的女儿。两个人同时从东北坐火车到山东，闲话了一路，居然到最后才知道是表兄妹。 47、倔强的三哥 47、 倔强的三哥 因为六姨家和我们相距只有三十多里路，算是比较近的了，所以两家倒是经常走动。 六姨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她的这5个孩子都比我大，都是我的表姐和表哥。只有三哥比我大个两三岁，算是和我年龄靠得比较近的，所以和我也相处得好。间隔一段时间见不到我，他还会想我。 六姨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但她也很惦记着妈妈。 有时候来看我们时，看到家里的情况和妈妈的诉说，六姨就知道自己这个最小的妹妹在农村里吃了不少苦，很是心疼，就安慰她：“一把圪针撸不到底——谁也没有十年的穷富！眼前的日子艰难点没啥，挺一下就过去了。农村里过日子，都是这样熬过来的。等孩子大点，一切都会好过了。” 每当六姨劝慰的时候，六姨就低头抹眼泪，一直不说话。六姨又说：“小桂啊，有啥事别自己扛着，跟姐姐说。姐姐家虽然日子也艰难，但孩子毕竟大点了，多少要好一点。” 对此，妈妈很是感激，但却基本上不和六姨张嘴说自己的难处。六姨就叹息：“桂啊，你哪都好，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不好意思欠别人的情。我们是亲姊热妹的，有啥不好说的！其他姐妹离得远，只有我们两个互相帮衬着了。” 妈妈虽然不说遇到的难处，但六姨也会打发几个表哥、表姐经常来看看。生产队分了棉花柴需要钳回来、自留地里需要秋收了等等，她都会喊孩子们来帮着我们做一下。 记得有一年，正是钳棉花柴的时候，三哥来帮着我们干活。后来，我们两个先回来了，但到家了才想起来，忘记和妈妈要大门上的钥匙，两个孩子就只好蹲在大门口玩。 这时候，村里几个稍大点的孩子走过来，想欺负我。三哥一怒之下，拎着一棵粗大的棉花柴，一边怒吼着，一边扑过去一顿猛抽。那一群大孩子被三哥的凶悍吓着了，屁滚尿流地逃跑了。从那以后，那些孩子见了我也老实多了，大概一想欺负我的时候，就想到了三哥愤怒地挥舞棉花柴的场面吧。 三哥长得粗壮，饭量也大，但干活也是家里的好手。当时，大哥和二哥都比他大了不少岁，但干活都比不了他。不但干活厉害，三哥跑路也很厉害。 妈妈随爸爸回到农村后，先是在前面的大车店里住了一两年，之后自己才盖了几间土坯房子。记得刚搬到土坯房子里不久，六姨家的二女儿来了一次。她借了辆自行车，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大花狗，说院子大，我爸爸也经常不在家，没条狗看门，怕妈妈和我们害怕。 但是，后来大花狗在我们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还是被爸爸宰了炖在锅里，幸福地吃了好几天。 当时，二姐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当时是夏天，屋里闷热，爸妈就搬了张摇摇晃晃的小方桌，在大门的阴凉下吃饭。二姐来了后，自行车上驮着个布袋，布袋还在不停扭动着。爸妈连忙放下筷子，帮着将口袋卸下来，把那条大花狗从布袋里放出来，拴在门口的大榆树下。 二姐喘口气，说：“我出来的时候，三儿要跟着来。我驮着一条狗，没办法带他。但我出村的时候，看见他在后面跟着跑，一直跑了好远。那个家伙倔得很，我怕他还是会一路跟着跑来了。” 爸爸说：“不会吧，三十里的路，大人跟着自行车也跑不来。他才多大点孩子啊，哪能跟着自行车跑这么远啊！”妈妈也感觉不太可能。 但二姐不放心，转身对我说：“小密，你腿脚快，去前面大车店那里看看吧。你三哥以前来的时候都是去那里，他不知道你们搬家了。你去看看他来了没有？”我那时候才三四岁，是最听话的孩子，心里也想三哥了，还真希望他就跟着跑来看我，就屁颠屁颠地跑着过去看。 等我到了原来住的大车店那里，还真愣住了。大车店的门锁着进不去，三哥就坐在门前的坡上，大口地喘粗气呢！ 那天正好是逢集，他一边喘粗气，一边还饶有兴趣地看着前面摆摊的小商贩，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这家伙也真是神了，二姐骑着自行车走了三十里路都还气喘呢，他居然跟着跑了三十里地。 当我带着三哥回到家的时候，爸妈楞是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二姐又生气又心疼，劈头就打了他一巴掌，说：“你要一定来，我就带你来，咋还真跑着来了！”三哥傻乎乎地笑，将湿透了褂子脱下来丢在一边，说：“姨，我饿了！”爸妈这才缓过神来，抓紧给他盛饭。 三哥一句话也不说了，埋头像小猪一样猛吃。 二姐说：“姨啊，三儿饭量大，这一锅饭怕是都不够他吃，再重新做点吧。”于是，拉着妈妈重新去做饭。等做好了端上来，三哥已经将我们一家的早饭都吃完了，还“嘿嘿”笑着又伸出碗来。 三哥十几岁的时候，六姨家养了一头猪。那头猪长到200多斤的时候，正好也到了秋天，家里要将猪圈里的猪粪清理出来，运到自留地里。当时，那个猪圈是在地上挖下去的很大一个坑，地面上还砌了一米多高的墙，粪坑里粪水涟涟的，大猪赖在粪水里不上来。 大哥和二哥光着脚丫，下到猪圈里赶了半天，但那头大猪就是“哼哼”着赖着不动。两个人揪耳朵、薅尾巴，啥招都用了，还累得满头大汗，但大猪就是不动弹。后来，两个人愣是拿大猪没办法了。 后来，三哥干活回来了。大哥说：“三儿，那头大猪赖在猪圈里不出来，咋办啊？”三哥说：“将它拎出来就行了呗。”大哥、二哥一齐看他：“三儿，吹牛吧，你要是将猪拎出来，我们两个就不吃饭了。” 三哥听说有吃的，顿时来了精神，说：“行，我不但将猪拎出来，还自己将猪圈挖出来，你们晚上的饭也给我吃。”两个哥哥说：“你就吹牛吧。”倒是六姨对大哥、二哥说：“傻小子，三儿能办到。你们两个不许耍赖，他要是办到了，你们的两顿饭就别吃了。”大哥、二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耍赖。” 三哥脱了身上的破褂子，往手心里吐口唾沫，甩了破鞋子，挽起裤腿，直接跳到猪圈里。那头大猪斜着眼睛看他，佯佯不睬的神情。三哥也不说话，伸手捞起大猪的两条后腿，用力一甩，大猪就像沙包似地，带着一身粪水从粪坑里直接飞到了矮墙外面。 随着大哥、二哥的一声惊呼，那头大猪“吧唧”摔在地上。这一下把那大猪摔得够呛，挨刀似得叫了半天，楞是挣挫不起。三哥拿了把最大号的铁锨，一铲铲地将猪圈里的猪粪甩出来。大哥、二哥黑着脸叹息：“三儿的力气也太大了！这下我们惨了，两顿饭都被他吃了。” 一个多小时后，院子里已经堆满了猪粪，偌大的粪坑被三哥清理得干干净净。三哥干活还很彻底，从猪圈出来，单手拎住那头还在“哼哼”着的大猪的后腿，抖手将大猪倒着顺在猪圈的矮墙内。一松手，大猪一个倒栽葱，又“吧唧”一头栽进了粪坑里。这一摔，连猪嘴都被摔肿了。 从那以后，那头大猪算是长了记性。每次看见三哥到猪圈里来，以为又要摔它，不用招呼，自己就连滚带爬地从粪坑里跑了出来。大概那两次的摔，真正让它明白了什么人是不能随便招惹的。 洗了手，三哥将一锅饭都抱在怀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哥和二哥“吧嗒”着嘴，凑上去腆着脸说：“三儿，分给我们吃点吧。”三哥一瞪眼：“愿赌服输，刚才咋说的？！再耍赖，我将你们两个也丢到粪坑里。”两个哥哥还真被他蒙住了，不敢再说话，只好转身求我姨姨。 后来，还是六姨背着三哥，到厨房里给他们拿了点吃的。从那以后，两个哥哥算是不敢再招惹三哥了。 三哥长大后，到济南那边干苦力挣钱，还在那边成了亲。嫂子家是济南城郊的，个子矮矮的，但脾气很好，对六姨和姨夫也孝顺。有了孩子后，嫂子就回来照顾老人和孩子，再不出去了。倒是大哥、二哥成家后，有时候对老人不怎么孝顺。 每次过麦、过秋时，不管在外面能挣多少钱，三哥都要回来帮家里干活。干完了家里的活，就帮着已经分家的大哥、二哥干，从来不分彼此。这样一来，倒是弄得两个哥哥很不好意思。以后，三哥不在家的时候，两个哥哥也经常过来看顾下老人。六姨看着和睦的家庭，那张布满沧桑的脸上，也经常挂着笑。 48、老顽童 48、 老顽童 六姨家的三哥是个传奇，但六姨夫孙少伍更奇。 姨夫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还学过军医，但他怕打仗，听说打仗就腿肚子转筋，更别说扛枪上前线了。所以，后来还是当了逃兵。听说，后来部队里惦记着他的医术好，还找到他劝说过几次，但他怕死，死活是不上战场了，所以部队里也拿他没办法。 姨夫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做事也都大咧咧的。 妈妈曾经说起，她在读初中的时候，六姨夫曾经到莘县她就读的学校里去找他。 找到妈妈的时候，她还在上课。姨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探头往教室里看了半天，看到妈妈后，就咧着大嘴笑：“小桂，可找到你了，我来看你了！”老师的授课被打断了，惊诧地看向门口。同学们看见一个穿得窝窝囊囊的乡下人，靠在教室门口伸头探脑地呲着牙笑，一起哄笑起来。 那一分钟，把妈妈羞得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抓紧跑出来见他。姨夫给她带点吃了，说了几句话就要回去了。 妈妈说：“姐夫，你以后能不能别张嘴就是‘小桂’、‘小桂’的，难为死人了！”姨夫哈哈一笑：“下次不喊‘小桂’了，喊名字。”但是，下次再去时，还是到教室门口，探头就喊“小桂，出来一下。”为了这件事，妈妈找六姨告了几次状，但每次姨夫去看她，还是老样子。 当了逃兵，回到冠县的老家后，姨夫也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庄稼地里的活几乎是一点也不干，全部推给了六姨和家里的一堆孩子。 但是，姨夫的医术还是不错的，平时去医院的药房里买一些药，回来装在瓶瓶罐罐里放着放着。村里的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就都来找他看病。他从瓶瓶罐罐里随便拈出几小片药，在钵子里捣成药面，用半个巴掌大的纸片包成几小包，交代了怎么服用。 一般的，他给的药片比医院里少多了，效果还好。所以，渐渐地，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有病了，都不去医院，都是过来找他。有时候，还真有点门庭若市的感觉。 他给人看病，有很多年从来不收钱。乡亲们过意不去，有时候给他带点烟叶或者一瓶酒什么的，他倒是也不推辞，但钱是坚决不收。他自己说：“我虽然当了逃兵，但毕竟当过军医，就这点技术了，给大家看看病，也算是一点补偿吧。” 那些年，家家的日子都艰苦。他有这个手艺，却给家里挣不了钱，还要搭上买药的钱，家里人都说他傻。为此，六姨和他闹过很多次，但他自己还有点工资（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他的那点钱是哪个部门给的），虽然不帮家里干活，却是也花不到家里的钱。 后来，找他看病的人也过意不去，执意要给一点药费钱。他实在推辞不了，再加上5个孩子也大了，尤其是饭量特大的三哥，一个人要吃几个人的饭，还真是让家里抵挡不住。所以，他就只好收个两三分钱，最多收5分钱，让看病的人瞠目结舌，说：“孙医生，就是到医院里挂号，也不止5分钱啊！你收的太少了！” 姨夫说：“我只收个成本，不靠这个赚钱。”有时候，看病的人会多丢一点钱给他，他一定跑着去将钱还给人家，还急赤白咧地说：“我说了只收个本钱，给多了我跟你急。” 他的医术好，还不拿架子。有的老人冬天的晚上犯病，没法过来，他就背着小药箱跑着过去了，所以在附近村里的人缘特好。一旦家里需要人手帮忙了，只要他开口，就有成群的年轻人过来帮着干活。在这一点上，六姨还是一直引以为豪的。 姨夫是个老顽童，和什么人都合得来。上到白发老者，下到垂髫小儿，都和他玩得来。 都几十岁的人了，姨夫见我去了，还“哧溜”就骑到墙头上，喊我去抓他。那时候我还小，费了半天劲才爬到墙上，他又“蹭”地窜房上去了。我那时候还不敢上房，他就从房檐上探下手来，将我扯到房顶上去玩。 六姨每次看见，都是骂他个狗血喷头：“老没正经的，孩子好不容易来一次，被你摔着了咋办？”姨夫脸皮厚，六姨越是骂，他越是笑，大咧咧地说：“没事，有我看着呢！”六姨再骂时，姨夫就拉着我的手，从邻居房顶上翻走了，只留下身后六姨的叫骂声。 姨夫的老家里，有些生产队种着果树，姨夫不耐烦六姨唠叨时，就带着我去果园里吃水果。周围的乡亲都得过他的实惠，所以看见他带着个小屁孩来，就连忙招呼着，摘一些上好的水果给我吃。那时候小，在家里也很少吃水果，就鼓着腮帮子一顿猛吃，吃得肚子都鼓起来。吃完了还不算，姨夫说：“再给我摘点带回去。” 本来，生产队里也是不允许外人进来果园又吃又拿的。但他的面子大，没有人敢反驳他。就乖乖地再摘一些，给我拎着回来。 每次带回来的水果，我都仔细收着。把要坏的自己吃了，把好的都留起来，想着带回来给妈妈和妹妹吃。所以，姨夫那时候很喜欢我，说：“你是个孝顺的孩子，还知道给你妈和小妹带回去。” 所以，每次在六姨家住够了要回去时，只要他有时间，总是去借一辆破自行车，骑着送我回家，一路上还云里雾里地跟我神侃。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是真是假。 到他六七十岁的时候，每次见我去了，还是“蹭”地就骑上墙头，喊我去抓他。 这时候，六姨就骂：“老没正经的，都快钻到土里去了，还不安分，想着阎王爷收了你啊！”姨夫就嬉皮笑脸地说：“阎王爷不收我，还留着我给大家人看病呢！” 姨夫的心态好，所以得以长寿。他去世的时候，大概七八十岁了。可惜，那时候我早已从老家的农村出来，去了遥远的云南，没能参加上他的葬礼。为此，惋惜了很久。 49、抽烟叶的日子 49、 抽烟叶的日子 在我印象里，六姨夫也喜欢抽烟、喝酒，和爸爸的臭毛病一样多。 那时候，能买得起卷烟的就是吃国粮的那些人。印象里，“先锋”、“大跃进”、“红大刀”、“泰山”这些香烟，几分钱一盒，没有过滤嘴，有时还能买得起。 我对门有个三爷，就多少卖点这些香烟，小的时候经常帮爸爸去买。有时候，爸爸没钱了，还喊我去赊烟来抽。那时候虽然是小孩子，也不好意思去赊账；但爸爸更是脸皮薄、烟瘾大，往往都是哄着我去帮他赊烟来抽。 好在三爷知道我爸爸是教书的，即便一时手紧，但每月都多少有点工资，倒是也不怕赊账。他不敢赊的，是那些在农村里干庄稼活的“老赖”：有时候几包烟钱，拖欠了一两年都不还；见面追问时，往往就不认账了。所以，三爷对这些赖子们，就一包烟也不肯赊。 有时候，爸爸也会在发了工资后，在将欠下对门三爷的几包烟钱还了，拉着我去集市上转一圈。 在南街的集市上，就有卖烟叶的，一大片大一片的烟叶子摆着卖。爸爸挑选半天，就选一点烟梗子少的烟叶子，称一点买了，我帮着拿回来。到家后，他将烟叶在院子里摊开晒着。将烟叶晒得干酥了，就慢慢地揉搓成烟末子。 等到抽的时候，爸爸就找来些破报纸，撕开一些纸条条，捏一撮烟末子在纸条上，卷成前粗后细的大炮筒子。还要沾点唾沫，将外面粘上，之后揪掉前面的纸捻，就可以抽了。 那时候，农村里基本上都是抽烟叶，孩子们的废旧作业本和课本，基本上都是贡献给大人们卷烟抽了。家里来个串门子的，就端过来一个小簸箩，里面放着烟末子和纸条，自己撮了烟末子卷着抽。即便是烟末子，有的人家也抽不起。 那年头，实在被烟瘾熬得不行了，社员们就悄悄去采些干棉花叶子什么的，苦辣辣地当烟叶来抽。记忆里，爸爸也有几次干过这事。 后来，我去六姨那里的时候，看见几个表哥帮着姨夫卷烟。 在他们这里，能买到切得很细的烟丝和螺纹纸的专门卷烟纸，价格都不贵，还能从市面上买一个专门卷烟的小木盒子。拈一张螺纹纸，放在木盒子上面，刷一点浆糊，放上一撮烟丝摊平了。木盒子旁边有个把手，轻轻一摇，等松开的时候就是一支标准的卷烟了。 当时看着很神奇，自己也学着动手做了几支烟，但没有姨夫他们做得标准。 那时候，心里很佩服农村的能工巧匠，居然琢磨出这么简陋但很实用的神奇物件。 从那以后，姨夫就自己卷一堆烟，装在空烟盒里，出门的时候就发给别人抽。别人接过卷烟，都是受宠若惊的表情，说：“还是孙医生厉害，能天天抽卷烟。” 每当这时候，姨夫就会露出狡黠的笑容，拉着我的手悄悄说：“看，我卷的烟还不错吧，大家都看不出是自己卷的。”看他那高兴的表情，简直就像是个捣蛋的孩子一样。 等到我们那里的集市上也开始有切得很细的烟丝卖的时候，爸爸的工资好像也多点了，再不怎么抽烟叶子了，烟丝也很少买。但据经常抽烟的人说：“烟丝确实比烟末子好抽。烟丝至少燃烧均匀，不怎么‘截火’。烟末子都揉不碎，烟梗子也多，经常一支烟要点几次火，光火柴都用不起。” 50、翻花生 50、 翻花生 我们那里的土地是黄土地，种庄稼漏水、漏肥，每年都要施肥；不像红土地和黑土地那样，保水保肥，收成还好。 而六姨所在的冠县，又则是沙地较多，适合种植果树、花生、地瓜，这些作物都比我们那里高产不少。 到花生收获之后，六姨就喊三哥来接我他们那里翻花生。他们那里遍地种的都是花生，大致的花生收获后，生产队里就不管了，大家可以随便去地里翻刨剩下的花生。 爸爸贪杯、嘴馋，很希望在冬天围着火钵喝酒时，能烧一些花生来吃，所以极力怂恿我去。有时候，尾巴似得小妹也要跟着去。于是，我们兄妹便专门去六姨那里去翻花生。 到六姨那里后，他们秋收完了，也要去翻花生和地瓜。地瓜太重了，不好带回去，再说六姨这里有的是地瓜，想要的时候就从她家里拿就行。还是花生分量比较轻，也好带回去，主要是稀罕，所以我的精力就放在了花生上。 从六姨家拿个小口袋和三齿镢，也就跟着三哥出发了。到生产队的地里，随便找一块地，就各自翻刨。三哥力气大，他用铁锨一锨土翻上来，往往会有不少白花花的花生。我用三齿镢挠了半天，也没挠出几颗花生来。 小妹就跑到三哥那里，看见花生就抢，抢了两小把就颠颠地跑回来，放在我的小袋子里。 对于小妹的无赖，三哥从不说啥，有时候喊她：“小妮，这边来，有好多呢！”我实在翻不着的时候，也丢了三齿镢，跟着在三哥后面捡。 后来，三哥说：“你力气小，干脆别刨了，就跟在我后面捡吧。”又说：“我使的力气多，在家里吃不饱。你吃饭时，帮我偷揣个窝窝头出来就行了。”我“嘿嘿”笑：“我刨花生比不过你，干这事保证做到。” 于是，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就偷揣一个窝窝头，到下午给三哥吃。三哥摸下我的小脑瓜，说：“还是小密好，三哥多给你翻花生。” 三两嘴吃完后，忽然有人扯他的衣服角，三哥回头看，原来小妹也举着一个窝窝头给他。三哥眉开眼笑地接过来，揣在破褂子兜里，说：“小丫头真懂事，这个三哥先装着，等累了再吃。” 那时候，我们三个像是“铁三角”一样，每天都是这样糊弄着六姨。其实，她也知道这个三儿最能吃，有时候明明看见我们揣窝窝头了，知道是给他拿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来干涉我们。 翻刨出来的花生，有些小粒的连皮都是嫩的，晒干了也晒不出花生粒来。对这些小花生，我们就随手在衣服角上擦一下沙土，丢到嘴里就吃了。嫩嫩的花生带皮很好吃，水水的，甜甜的。只有大粒的花生，才装在袋子里带回来。 翻不到花生的时候，三哥就带我们去挖“搬茬子”（田鼠）的窝。 搬茬子在秋天时比庄稼人还忙活，哪里的庄稼熟了，就抓紧去偷，然后藏在它们的窝里过冬。 一直感觉，这些搬茬子的日子比庄稼人过得还滋润。庄稼人冬天缺少口粮、棉衣了，还愁得头发一掉一大把，但这些家伙们只要够勤快，是要啥有啥。它们和庄稼人的区别，就是缺几个装在口袋里的钢镚子。 搬茬子是帮聪明的家伙，往往从秋天玉米开始成熟时，就开始将最早成熟的玉米穗上的颗粒咬下来，嘴里塞得鼓囊囊的，一嘴嘴地衔回窝里专门藏粮食的洞里收藏起来。搬茬子还是个“杂家”，除了偷各种粮食，它们还偷棉花，将他们的地下洞穴布置得比我们的被窝还暖和。 三哥找搬茬子洞是个老手。在田边地角隐蔽的地方，拨拉开一蓬杂草，就能看到搬茬子的洞穴。三哥就招呼我们先别挖，他用铁锨靠着洞边慢慢往下掘土。我们的举动，经常让那些遭受到灭顶之灾的搬茬子惊恐不已，一群的搬茬子被惊吓出来，我和小妹就满地追着打。 等转回来时，三哥也就掘到了搬茬子藏粮食的洞穴，等扒拉开浮土，下面往往藏着很多的玉米粒和花生。这些搬茬子还会将这些粮食“分类存放”，各种粮食放在不同的洞里。而且，不管这些洞穴多深，他们储藏的粮食都是颜色鲜亮，从不发霉。有的洞穴里，还能掏出一大堆的棉花。有的棉花里的棉花籽已经被这些家伙们当油料给吃了，只剩下软软的棉花。 看见这些棉花，三哥就骂：“老子的破棉袄里都没这么多棉花，它们算是享福了。” 有时候，在棉花堆里还会有几个手指大的小搬茬子，惊恐地“唧唧”叫着乱拱。小妹手快，拎着小三镢就要打发这小搬茬子“上路”。三哥一般都会拦住：“它们祸害庄稼不对，我们祸害它们也不对，让它们自生自灭吧。”之后，他还会盖上一些乱草，虚掩点土，让老搬茬子们回来解救它们的小崽子。 那时候，已经听妈妈讲过不少成语故事，知道有个成语叫“杀鸡取卵”，老感觉三哥的行为是“取卵而不杀鸡”。 三哥听了，摸着我的头说：“我们的小密懂事了！”之后，也不辩解，就扒拉出搬茬子窝里的大部分粮食，剩下一小点给搬茬子过冬。几把将那堆棉花塞到怀里，嘴里嘟囔着：“回去后，这些棉花要让俺娘给俺塞到破棉袄里。” 那时候，很多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人家，会专门在秋尽冬初时，去田里挖搬茬子窝。有的大的搬茬子窝里，会挖出十多斤粮食。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能挖到半袋子粮食背着回家。 那时候，倡导向天要粮食，向地要粮食。社员们在实在无处可“要”的时候，只好向搬茬子“要粮食”了。那些从搬茬子窝里“借来”的粮食，尽管沾了田鼠们的不少口水，想着有点恶心，但回去淘洗干净了，还是可以果腹的。也有的人家，确实咽不下去这些粮食，就把这些粮食淘洗了卖掉，再重新买点干净的粮食来。 每次翻完花生回来，三哥都把翻出来的花生装在我们袋子里，回家后摊晒到房上。等到过些天，花生翻完了，送我们回去时都给我们带上。临走的时候，还不忘给我们装一袋子地瓜回去。 那年的冬天里，爸爸围着火钵喝酒的时候，就抓一把花生埋在余烬里，等烧得黑乎乎地时候扒拉出来，剥开皮吃。花生的香气，也在烟火缭绕的屋子里弥漫。 妹妹小心眼，每次看着爸爸一嘴嘴地吃我们辛苦翻刨来的花生，就撅着小嘴，在妈妈身上蹭来蹭去。爸爸看见了，就揽他入怀，剥开几粒花生塞到她小嘴里，小丫头才稍微开心点了。 51、瘸腿五哥 51、 瘸腿五哥 瘸腿五哥是之前那个我们在机井屋看地瓜时、每天接替我们吃饭的邻居的一个哥哥。 五哥家父母早亡，是跟着大爷过日子。大爷这边上面有个大哥，腿脚也不还使唤，下面的六哥倒是挺好，出去读书了。五哥的大娘有点精神病，也很干不了活。 记得养兔子那会儿，有一只老母兔子，很是捣蛋，经常从我盖着破锅的兔子洞里跳出来。 它的弹跳力很好，往往在兔子洞里两腿一蹬，“嗵”地一下就将破锅顶开了，再跳一下就跑了出来。只要它出来了，再想要赶它回去就很麻烦。墙边竖着秫秸、玉米秸，它随便钻进去，没个半天时间是找不到它的。每次它和我玩“捉迷藏”，都累得我满头大汗，比和小伙伴们玩还累。 有一次，这个家伙又“造反”，跳出来在院子里满世界溜达。我追得脑门冒火，才将这只母兔子逼到了墙角上。这家伙“咻咻”地喘着气，豁子嘴一张一合的，就是不肯乖乖地跟我回去。 对峙了一会儿，这家伙还肯就范，尤作困“兔”之斗，突然转身往旁边的墙上跳去。人家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咬人”。这家伙，人倒是没咬，但却学会跳墙了。那堵墙不高，也就一人高，它一下虽然没跳上去，但四腿乱蹬，居然还是挣扎着上了土墙。 看它上了墙头，我是真急了，连忙跳起来去抓。那兔子两腿一弹，弹跳到五哥家的院子里了。我踮着脚尖，才勉强从墙头看到院子那边的情况。那只狡猾的母兔子，正在人家院子里悠闲地溜达呢。 我喊了几声，希望院子里有人帮我捉回那兔子。 房门一响，五哥的大娘走出来。看看院子里溜达的兔子，顿时笑了：“我的兔子啊，你终于回来了。”我一听就急了，喊着：“啥是你的兔子啊，那是我的兔子，刚跳到你的院子里去。”老太太半疯不傻地“嘿嘿”一笑：“你的兔子？你喊它跳回去啊！” 这一下，我还真没辙了，只好忙着去喊妈妈。 等妈妈跑到墙根那里，六哥也从屋里出来了。他倒是很明白事理，一把揪住兔子的大耳朵，隔着墙将兔子递给了我，说：“弟弟，别和你大娘一样，她有病。”妈妈连忙道谢，顺便问了下六哥的学业。 我接过兔子，使劲揪住兔子的耳朵，轮圆了右胳膊，风车般甩了两圈。等再放下兔子时，那家伙连站都站不稳了，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像喝醉了似地。被我揪着使劲打了两下屁股，丢进了兔子洞里，还在破锅上压上了两块砖头。 再后来，就只听见那口破锅被母兔子顶的“嗵嗵”响，它却再也出不来了。 五哥的大娘不能下地干活，生产队里挣工分的事，就全靠着五哥。五哥人老实，没娶上媳妇，有些人就经常欺负他。凡是生产队里看守机井、水渠等之类的苦差事，基本上都是安排他去。对他来说，在家里睡和在地里睡一样，反正都是一个人，所以每次也就答应着。 五哥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但是，他也有个毛病，就是睡着了喊都喊不醒。 记得有两次，麦收时节队里安排他在场院里看守着刚打压出来的麦粒堆。两大堆麦粒刚打出来，晚上还盖上了苫子。他抱点麦秸铺在两堆麦粒中间，铺上破被窝就睡着了。 到早上，老队长来查看的时候，看到周围有散落的麦粒，猜测晚上肯定有人来偷麦粒子了。喊五哥还喊不醒他，就使劲往屁股上踹了两脚，他才揉着眼睛跳起来。 “晚上谁来过？”“没人来过。”老队长掀开苫子，麦粒堆上出现了一个大坑，至少被偷走了两布袋麦粒。 这下，五哥的睡意才被吓醒，拖着哭腔说：“我睡死了，没听见动静。”老队长也知道是队里有狡黠的人欺负五哥老实，骂是骂了他一顿，倒是也没怎么处罚他。但以后，类似看守重要东西的活计，就不敢再派他去。 五哥也有自己的倔脾气，还认死理。有一年，他家里喂了一只大绵羊，他干活的时候就牵着他去地里，下晌的时候再牵回来。但是，绵羊没有山羊乖巧，有时也很拗。 有次，他牵着大绵羊快走到村头时，那只绵羊看见另外一家养的绵羊走过去，就调转来要跟着别人家的羊去，五哥牵都牵不回来。 这下，五哥急了，使劲踹了它几脚，把羊踹得一溜歪斜。但是，大绵羊依然不跟着他走，也不吱声。在农村里有个说法，叫“杀死绵羊不叫唤”。平时，杀猪狗、杀鸡鸭和山羊时，这些家伙一见地到临头了，都会拼命叫个不停。但绵羊奇怪得很，即使拿刀割它的脖子，到死都不会叫一声。 看踹了几脚后，绵羊还不肯“回头是岸”，五哥也发火了。看见旁边不知谁家的老炕刚拆下来，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土坯一块块摆在路边。那些土坯本来是准备用榔头砸碎了，拉到地里当土杂肥用的，被五哥搬起来一块，狠狠地砸在羊背上。 大绵羊被砸得两腿一软，跪在地上。但是，大绵羊还是执拗地往回走，五哥连续砸碎了两块土坯，还不肯住手。好在其他社员出工，这才拦住了他，说：“它不去，你就送它回去吧，要砸死它才算完啊，真是个憨五！” 最后，五哥还是没拗过大绵羊。他瘸着腿在前面走，被砸瘸了腿的大绵羊在后面跟着回了家。但从此后，“憨五”却成了五哥的代号，至于他的名字，却渐渐没人再记得起。 52、被打的毛飞的算命先生 52、 被打的毛飞的算命先生 小的时候，北方的冬天难熬，但夏天也不好过。 当时，家家都是土坯房，低矮闷热，夏天的蚊子一层层地在屋顶上趴着。只要一入睡，就有无数架小型“轰炸机”，轮番叮咬嶙峋瘦骨上的血管。 我家里还不错，有一顶妈妈陪嫁时的蚊帐，但天长日久，蚊帐也被熏得黑乎乎的了。 每天晚上入睡前，妈妈都是用破芭蕉扇使劲地扇蚊帐，确定里面没蚊子了，才将瞌睡得摇摇晃晃的我和小妹抱到蚊帐里。天气不是太热的时候，在蚊帐里睡倒是还耐得住。但到了三伏天，即使没有蚊子叮咬，也是热得睡不着。 北方农村的夏天，更多的人是喜欢到房顶上去睡。 北方的房顶屋脊不是太高，就在房顶上铺一个用麦秸秆编成的“篙笕”，丢个枕头在上面，穿着大短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孩子多的人家，几乎是房顶上一拉溜地睡着爷儿几个。看其他房顶上，也是横七竖八地睡着一家子人。 房顶上风凉，蚊子也少，确实是纳凉的好地方。 爸爸在家的时候，晚饭后也会带着一家人到房顶上去凉快一会儿，说说闲话。但到睡的时候就下来了，他怕我睡着了发癔症，会从房顶上滚下来。周围的村庄里，孩子睡觉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还会摔得很厉害。即便是大人，也有时候会从房顶上滚下来。 实在热得受不了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在院子里睡。有的时候一觉醒来，已经在床上了，嘴角还拖着亮晶晶的口水。 有时候，醒来后，一院月光，满地清凉。旁边那张摇摇晃晃的小饭桌的桌腿上，一只才蜕了壳的知了，在微微的夜风中轻轻抖动着白色柔嫩的翅膀，等待着天明后的飞翔。 农村的妇女一般都不敢在房顶和院子里睡，顶多在屋里少穿点衣服睡。除非是孩子一大堆的老娘们，什么也不在乎了，倒是偶尔敢和老爷们在外面睡。 说到老娘们，老家里一直流传着一个滑稽的故事。 说是有一天，有个老娘们干活回家，在街上遇到一个算命的瞎子，非要缠着给老娘们算卦。老娘们倒是直爽人，说：“算卦可以，但没钱给你，俺给你擀凉面条喝吧。” 在夏天里，能喝到北方妇女正宗的手擀凉面，也是很难得的。瞎子正口干舌燥，听说有凉面喝，就不再提卦钱的事，拄着棍棍跟着老娘们回家了。 老娘们一边找盆子合面，一边听算命的瞎子在瞎掰。 天气热得实在不行了，老娘们想把外衣脱了，想着瞎子也看不见，先凉快一会再说吧，等吃饭的时候再穿上。就脱了外衣，在盆子里使劲搋面，一对大奶子在胸前乱跳着。 瞎子忍不住“啯”地咽了下口水，声音还挺大。老娘们听到了，回头问：“咋啦？大师。”瞎子忙说：“没事！喝水猛了，呛到了。” 等面团合好后，老娘们却找不到擀面杖在哪儿？就到处踅摸。瞎子一笑，说：“找什么呢，擀面杖就在你右手案板边上呢！” 那位爽快的老娘们下意识地抓住擀面杖，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回头定定地看着那位瞎子“大师”。 大师也看着老娘们，也忽然意识到了不对，拈起身边的棍棍就走。 老娘们忽然麻利地穿上褂子，挥舞着擀面杖大叫：“你奶奶个腿的，原来你是睁眼瞎啊！敢偷看老娘，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于是，炊烟袅袅的村子里，就响起了老娘们的怒喝和瞎子一路狂奔时的求饶声。 后来，在村里持着擀面杖大呼小叫的老娘们，还是被她家男人拦住了，骂她：“不嫌丢人啊，满街上追着瞎子打。” 老娘们气呼呼地回到家，丢了擀面杖坐着喘粗气，嘴里嘟囔着：“这个老瞎子，竟敢偷看老娘的奶子。”男人冲着老娘们的屁股就踢了一脚，吼道：“还有脸说，守着外人还脱衣服，显摆你的一对老瘪奶啊？” 老娘们被踢得“嗷”地一下跳起来，辩解道：“天热，俺当他看不见呢！” 男人脱下张开嘴的破鞋，挥舞着说：“那个瞎子是其他村里的老光棍，专门到处骗老娘们、占便宜的，你不知道啊！还犟嘴，找打不是？”老娘们在外面凶悍，在家里还是犯怵男人的，说：“俺本来准备擀凉面……” 男人一眼看见了案板上的面团，立即穿上破鞋子，笑嘻嘻地说：“既然擀面……这顿打先记着。那就抓紧擀吧，老子肚子正饿呢。” 据说，那位瞎子狂奔了三五里，穿过了两个村子后，才稍减仓惶之色。 另一个村的村民看到，瞎子一边走，一边嘟囔：“好大的一对奶子，晃得俺老人家眼睛都花了……老人家一生算卦，咋就没算准今天要挨擀面杖啊，打得老人家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转眼，又看见瞎子劈手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嘴里念念有词：“怪俺多嘴，咋就顺嘴来了那么一句！要不，还能多看几眼，还能蹭两碗凉面条喝……俺这嘴啊，俺这眼啊……”瞎子“啯”地咽了下口水，一路念叨着，径直去了。 据说，后来那位“大师”再也不敢到附近的村子算卦了。 53、魂牵梦萦的小素包 53、 魂牵梦萦的小素包 那时候，村里也有一帮闲哉的老人，在生产队干不动活了，就替儿孙料理点家务，喂喂鸡鸭。没事的时候，聚在一起打打纸牌和天九什么的。 村子里，有几个这样老人们常去的地方。 我们附近的一个姑姑，家里人丁也少，她也干不动庄稼地里的活了，她家里就成了老人们聚集在一起悠闲的地方。这个姑姑脸上也长着一脸的麻子，大家就喊她“麻二姑”。 那年头，老一辈人很多小时候都得过天花，即使大难不死，日后也必落得一脸麻坑，找媳妇、嫁男人都有一定难度。 几岁的时候，在家里呆不住了，就和小伙伴们去二姑那里看打纸牌的老人。 老人们眼睛已经昏花了，但打起牌来还是很较真的。有时候，为了一两分钱的输赢，还会吹胡子瞪眼地吵上半天。二姑性格好，就当和事老，说：“打发时间的事，吵啥啊，都一大把年纪了。”经她一劝，老头子们竖起来的胡子才服帖下去，气咻咻地坐下继续玩。 在二姑那里打牌，她会从赢家那里抽点“头钱”。谁打牌赢了，就会拿一小点给她，算是茶水费、桌椅费什么的，至于输了的则不用出钱了。她还捎带着买点香烟，挣点零花钱。 打牌的老人们牌瘾都大，烟瘾也大，有时候坐下一天都不想起来，所以没烟抽了只好从她那里买。有时候，二姑就吆喝那老人：“你都坐了一天了，也该给别人让让座，让别人玩会儿。你起来活动下，也该回去给孙子做饭了，要不回去又要被儿媳妇骂了。” 有的时候，一帮老头玩得兴起，吃饭都舍不得回去，就喊二姑帮着“叫外卖”。 那年头，只有东街的一个老奶奶，会在家里蒸了素包子，装在筐子里，捂得严严实实地出来沿街叫卖。 素包子是粉条和豆腐馅，加点葱花，她还会放点胡椒面和香油，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啊！那时候的香油，是地道的小磨香油，开坛十里香啊！老奶奶往往才掀开筐子里盖的布，那股香味已让每个人馋涎欲滴。 老奶奶基本上是在吃饭的点儿，才擓着筐子沿街叫卖，而且大多是去老人们聚集的地方去。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人喊进去买包子吃。有的时候，她从东街转过来，往往还转不到二姑这里，一筐子包子就卖完了。 等她回去擓了素包子再转回来，二姑这里打牌的老头们都饿得老眼昏花了，一筐子包子就会卖下去一半。 小孩子们是最怕看见这些老头们吃包子，那个诱惑啊，真是受不了。所以，每次看到卖素包子的老奶奶过来，聪明点的孩子就一溜烟地回家了。 有的孩子赖，磨蹭着就是不走。中间有哪个家里稍微富裕点的老头，看见孩子眼睛都绿了，就只好打发一个。那孩子才一溜烟地滚蛋了，找个僻静地方躲起来，一点点掐着吃，在嘴里品味半天，才舍得咽下去那个包子。 有时候，爸爸发工资回家，就央求他去买几个。爸爸就牵着我走半条街，到老奶奶那里买几个。那时候，感到素包子的味道真是天下第一。古时候，形容人声音美的时候，有个词叫“天籁之音”。如果有形容美食味道的，老奶奶的素包子简直就是“天籁之味”了。 再后来，生活条件好点了，街头上逢集的时候，也开始有了卖肉包子的。但是，打牌的那些老人们，还是喜欢吃老奶奶的素包子。直到后来，老奶奶走不动了，大街小巷里才听不见了她那招牌般的叫卖声。 “卖素包子喽——”若干年后的午夜梦回，有时候耳边还会响起老奶奶的叫卖声，嘴角还会有馋涎滴下。 有时候，自己想吃了，也会做点素包子。但是，一样的馅、一样的调料，别人吃了也会一样的惊诧，但自己却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缺少了哪些味道？ 或许，若干年后的今天，素包子的食材已经不那么地道了，或许是已经没有了当初艰苦的环境、没有了艰苦环境下的那种渴望和那种敏锐的味觉了。 失去的，才是最美好的；不再的东西，才最值得留恋。或许，只有梦回千年的时候，才能体味到小小素包带来的绝美味道。 54、死里逃生 54、 死里逃生 小的时候，北方的雪大，雨也大。 有一年的夏天，正和一群孩子在胡同里玩。才半下午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天上的黑云像野马似地聚集在一起。转眼间，天空就像倒扣了一口黑锅。这景象，让农村的野孩子们都有点蒙了。 稍后，天空中忽然响起了“嘶嘶”的声音。这声音先小后大，以至于转眼间到处都是这种古怪的声音。 一群孩子正在发懵，我的一个婶婶跑出来找自己的孩子，大喊着：“是雨沫来了，是大雨，快跑——” 到了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过来。一群野孩子在骤然黑下来的胡同里瞎撞着，东一头西一头地找自己的家门。那一刻，就应了农村的一句话：“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还没到家，狂风骤起，不知谁家的柴火垛就被狂风掀飞了。纷乱的柴草在狂风中到处飞舞，落了一头一脸，眼里还眯了不少尘土。等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几只老母鸡吓得缩成一团，在院子里瑟瑟发抖。慌乱之下，还知道抓紧将几只鸡拎着塞到鸡窝里，将鸡窝的门堵严实了。 随后，一阵狂暴的雷电后，大雨瓢泼而下。转眼间，院子里已是无穷无尽的雨幕，黑蒙蒙地什么都看不见。 爸爸那天也正好在家，想着抓紧做点晚饭。但不断炸响在头顶的霹雳，却让老先生连续划了几根火柴，都没点燃引火的麦秸。 正在屋里抖索间，忽然听见胡同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接着，“哐当”一声大门被撞开，妈妈淋得落汤鸡似地回来了。 等妈妈换了衣服，披了件破棉袄，才声音发抖地说：“怕是老天爷的大水缸被打翻了，咋会下这么大的雨啊！” 听她说，雨沫才响起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劳动的社员们已经慌神了。农村人都会看天气，平时看看天空的云彩就知道能不能下雨，是大雨还是小雨。 那时候，孩子们都会背诵一些预测天气的顺口溜：“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燕子低飞蛇溜道，大雨马上就来到。”但是，那天，也没看见“燕子低飞”和“蛇溜道”啊，咋雨就下得那么狂暴！ 而且，有雨沫响的的天气是突发天气，雨势来得又快又猛，还肯定是大暴雨。所以，社员们不等老队长下令，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一个个撒丫子往家里狂奔。 那会儿，就看谁的腿长脚大了，一些平时干活疲沓的人，这会儿跑得比兔子还快。倒是老队长年龄大了，脱了鞋拎在手上跑，都跑不过其他人，箍在头上的毛巾被淋湿了，浑浊的雨水顺着胡子扯着溜儿地流淌。 尽管大家都拿出喝凉面的劲头来猛跑，但到家的时候，还是一个个被淋得像泥猴一样。 狂暴的风雨中，外面不时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妈妈惊呼：“谁家的院墙被冲倒了！” 披着塑料布到大门口去看热闹，各家的“阳沟”（阴沟）里，都喷射着浑浊的积水，胡同里尺把深的积水，卷着烂柴火、破鞋子等东西，滚滚向外流淌。院子低矮的人家，雨水倒灌进去，都越过门槛，漫到屋里了，就听见一家人惊呼着找东西往外舀水。不远处，一家的土墙耐不住激流地冲击，轰然倒塌了。 那晚上，雨水拼命地冲刷着鲁西平原上的村庄和无数的土房子、土院墙。半夜里，不时传来院墙和土屋倒塌的声音，各家的人都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闪电透过窗棂，照着一张张惊恐的面孔。 天亮的时候，爸爸喊我起来去看下大门被淋倒了没有？当时，我们的大门在几间土坯房的旁边，没有大门筒罩着，大门两边只有一小段土墙连接。 我走到大门的时候，看到大门还好好地站着，只是大门被淋湿了，沉重得连门栓都拉不开。我转过身去，准备向爸爸复命。但是，就在我才转身的瞬间，身后忽然传来“嘭”地一声大响，我的后脑勺被拍了一下，小身子就腾云驾雾地飞出去，“吧嗒”摔在泥水里。 当我莫名的趴在冰凉的泥地上、心里还在奇怪的时候，爸妈连鞋子都没穿，就惊呼着跑过来了。看到我趴在地上，几乎都吓哭了。当妈妈把我抱起来，问我咋样的时候？我说：“没事，我看到大门还好好的，才转身就被拍出去了。”妈妈一边抱着我，一边惊恐地看向我身后。等我从她怀里转过身，才发现那两扇大门并在一起倒下来了。 也就是说，在我转身的一瞬间，两扇被雨水浸泡冲刷了一夜的大门，终于沉重地倒下来了，大门的最高处拍中了我的后脑勺。也就是那一拍，我被拍出去了，而大门就倒在了我脚后面。 “你要是没有转身，就不会被大门拍出来；要是正好走到大门下，就被砸到下面了……”爸爸跑出来的时候，都没来得及戴近视镜，脸色苍白地嘟囔着。妈妈紧紧抱着我，嘴里念叨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来，还是邻居的几个叔叔过来，才合力抬起了两扇大门，使劲拉开门栓，将两扇门分开靠在了墙边上。 看着我被倒下的大门拍中了脑瓜却没事，邻居们都来道贺。那次，后脑勺是被砸了一个包，但几天就下去了。那天，我还是跑着找伙伴们去玩，爸妈则帮着受灾的邻居去忙活。 那次的暴雨之大，是平生仅见；而那样恐怖的雨沫声，以后再也没有听见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下大暴雨前，天地间为什么会发生那样奇怪的声音！ 除了雨雪较大，小的时候还遭遇过一次轻微的地震。 一般来说，在北方平原上发生地震的几率很小。但那几年偶发了一次，社员们很少经历地震，都有点惶惶然。 那几天，爸爸担心家里人的安全，也请假回来照顾我们。他还带回来一个预测地震的好办法：睡觉前，在桌子边缘倒扣上一个玻璃瓶子。一旦稍微有震动，瓶子就会很响地摔碎地上，熟睡的人就会马上被惊醒，能迅速跑出屋子去躲避。 第一天晚上，爸爸睡觉前小心地将一个空油瓶倒立在桌子角上，才放心去睡了。小孩子好奇心重，我晚上都醒了几次，看看瓶子还好好站着，心里就一直想：瓶子咋就没倒啊？ 第二天夜里，正睡得香甜，忽然“嘭”地一声，是瓶子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地震了——”爸爸大叫一声，光着脚跳下地，拎着我就“稀里哗啦”地撞倒了凳子跑到院子里。等他转身去接妹妹时，妈妈也把熟睡的小妹夹在腋下跑出了房门。 “咋其他人家没动静啊？”妈妈惊魂未定，忽然疑惑地问。大家的睡意也都被吓都醒了，小妹更是死死抓着妈妈的衣角，睁着一双小眼睛，恐惧地到处张望，一句话也不敢说。 爸爸也感到奇怪，还趴在地上听了下，不解地说：“是啊，没动静啊，好像没有地震啊。咋瓶子就好好地掉到地上了？”“回去看看，啥情况啊！” 爸爸抹黑进屋，点着了煤油灯，端到桌子边看时，一家人都傻眼了：爸爸倒扣在桌子角上的是个空油瓶，倒立的时间长了，有几滴油慢慢滴出来，流在桌边上。一只贪吃的老鼠，正贼眉鼠目地舔着桌上的油滴。 “人吓人，吓死人啊！”妈妈轻轻叹息着。 “原来是偷吃的老鼠拱翻了油瓶，害得老张虚惊一场。”爸爸余怒未消，在黑暗中摸了一只旧鞋，觑准了砸过去。还别说，爸爸虽然没戴眼镜，但那下还砸得真准。一心猛舔油滴的老鼠没有防备，被他砸得“吱——”地一声跳起来，跟斗把式地钻到了墙角的老鼠洞里。 55、人生历险 55、 人生历险 人的一生中，总是在颠颠簸簸中长大，经历几次风险才能变得成熟。 在上次没被合着的门板砸伤后，还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现在想起来都后怕的事情。 上初中的时候，跟着爸爸去了冠县的柳林镇读初高中。初中是在武训小学读的，当时叫柳林初中。每天上夜自习的时候，都和两个老师的孩子一起结伴回来。一个是杨乃恩老师的孩子，叫杨国友，我们喊他“杨三”；一个是王宗林老师的孩子王建国，我们喊他“小国”。 几个孩子的大人都在柳林高中教书，高中和初中相隔几百米距离。我们都是吃住在高中里，每天跑着去初中上课。 每次上完晚自习，天都黑得不行了，那时候大家都胆小，就一路闹着回来，也给自己壮壮胆。有次，回到高中附近时，大家又在打闹着。突然，杨三推了我一把，我一脚踏空，倒着掉进了高中院墙外一条干涸的小水沟里。 由于踏空的原因，我整个身子都倒着跌进了水沟里，我在水沟里，被卡得像龙虾一样。更要命的是，杨三因为推我，身子也跟着摔在了我的身上。他的整个身体，一下砸在我头上。我只觉得“咔嚓”一下，小脑瓜一下被他压进了脖腔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喘不过气来，而杨三还在傻乎乎地笑着。 我低声叫着：“我的头，快拔我的头——”杨三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但也抓紧扶着水沟爬起来。我的眼前，不但有天上的繁星在闪烁，还有很多金星在飞舞，低声喊着：“我的头被按进脖腔里了，抓紧拔一下！” 这一下，杨三也慌了，抓紧喊回来跑在前面的小国。两个人抱着我的头，像拔萝卜一样地往上薅，“咔嚓”一声，总算是将我小脑瓜拔出来了，顿时呼吸也感到畅快了很多。 再看杨三和小国，早已吓得脸都白了。 杨三带着哭腔说：“好兄弟，千万别告诉我爹啊！他那脾气你是知道的，要是知道了，还不打我个半死啊！”我“咔嚓咔嚓”地转了几下脖子，感到脑瓜转动自如了，才缓过劲来，说：“没事了，我不会说的。” 很久以后，我才说出了这件事，爸爸的脸色都白了，一再叮嘱我：“以后千万不能再那样闹着玩了！” 当时的高中是在柳林镇的边上，和村子间隔着一条沟壕。不下雨的时候，孩子们就从沟里穿过村子去初中；下雨的时候，大家惧怕那条水沟，都要绕着走。说那条水沟害怕，是因为据说沟里淹死过几个孩子，每到下雨的时候，那些水鬼们就会来找替身，走在沟边上很容易被“拽”下去。但对这个说法，我们基本上都不相信。 一天大雨后，早上还睡过了头，起来就抓紧往学校跑。跑到水沟边上，看到一夜的大雨后，水沟里已经满是滚滚的积水。沟边有一处比较窄，助跑后可以纵过去，但雨后地面滑溜溜的，我有点胆怯，但不从这里过去，就肯定要迟到。 第一次助跑后，快到沟边的时候我还是“刹住了车”，没敢纵过去。但脚下带起的一块蜂窝煤的煤渣却掉进了沟壕里。那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烧蜂窝煤了，废弃的煤渣就丢在沟壕边。 当我准备转身再试一次的时候，忽然惊讶地看到：刚才掉进水里的那块煤渣，居然漂浮在水面上。那块煤渣是一整块被烧焦的，即使再轻，落水后也会很快吸水沉下去，咋会漂浮在水面上？ 我的头发开始竖起来，立即想到了在沟壕里淹死的几个孩子……为了证实一下到底是不是“水鬼”来找麻烦，我又捡起来两个完整的煤渣丢进水里，奇怪地是：煤渣沉了一下，又稳稳地漂在了水面上。 这下，我的两根瘦腿已经在打战，感到脚下都有往水里滑的趋势。连忙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手撑着往后退了几步，才爬起来一溜烟地绕道走了。 等我晚上回去，和爸爸说起来，他也莫名其妙，说：“下了一夜雨，煤渣早渗透水了，应该入水即沉，哪有漂在水面上的道理？”爸爸没看到当时的情景，我和他也说不清。 改天早上，我拉着杨三和小国到壕沟边，说了昨天的事情，捡了两个煤渣丢下去。丢下去的煤渣，都直接“咕嘟咕嘟”地沉下去了。这情景，也看得两个孩子毛骨悚然。最后，大家还是一起绕道走了。 初中的暑假，回到老家帮妈妈干点活。中间，我们的街坊、那位大肚子三爷爷要盖新房子，妈妈喊我去帮下忙。那时候也不大，就干点搬砖送瓦的活。当房子的轮廓在逐渐升高时，砌墙师傅的架子也在不断升高。我踮起脚尖已经够不到夹子了，就双手夹着的四块浸足了水的红砖，用力丢在架子边上。之后，低下头去，再去搬另外一摞砖。 就在我弯腰再去搬砖时，站在架子上的师傅走动了一下，我丢上去的四块砖就在架子边上。他在架子那边一颤悠，这四块红砖一下整齐地掉下来，正好砸在我后脑勺上，四周顿时响起一片惊呼。 我被砸的晕乎了一下，摸着头直起腰来，说：“怎么砖掉下来了？”大肚子三爷爷快步跑过来，摸着我的头说：“砸伤了没？”我晃晃头说：“没事，皮都没破，就晕乎了一下。”架子上的那位师傅也吓坏了，抓紧跳下来看。 事后，大肚子但爷爷后怕地说：“四块浸水的砖，从架子上砸下来，两米多高啊，居然没被砸得头破血流，真是万幸啊！” 后来，当年和我一起看过地瓜田的小爷家里有事，大家去他家里帮忙。灯泡突然烧了，小爷叼着烟去扭坏了的灯泡。他刚洗菜回来，手上怕是还潮乎乎的，才抓住灯口就被电了一下。他惊呼：“咋这么厉害啊，一溜火星子就下来了。” 我们在旁边笑：“哪里是一溜火星子下来了，是你被电的一哆嗦，那根烟翻跟斗从嘴里掉下来了。”小爷甩着手说：“被电了几次，都怕了，换个人来换吧。” 以后，再见了小爷，大家都笑：“一溜火星子来了。”每次这样喊，小爷就骂着追我们。 农村刚通电那会儿，电线都不规范，哪里需要按个灯泡了，就自己随便拉根线过去，有时候有没有跟家里的电闸刀连着都不知道。 有次，家里厨房里的电线烧断了，妈妈喊我去接一下。厨房烧断的电线就在房檐下，我拉下来正屋的闸刀，也懒得找梯子了，就爬到侧面的厨房顶上，趴在房檐上，伸下手来接电线。等接完了回去，合上闸刀的时候，电正好来了。 看着铡刀，我才突然意识到：厨房的那两根电线，是没有经过这个闸刀的。我惊惧地想到：“幸亏哪会主线上没电，否则，我就一个跟斗从房上掉下来了，或者就被‘粘’在电线上了。”那几年，农村里的孩子都不懂电，四邻八乡经常有人被电伤、电死。 高中的时候，就在爸爸教书的那里读书了。当时，爸爸每晚都熬夜，屋里点着个红砖盘的小炉子，烧点用煤灰掺土做成的煤饼子。但晚上睡的时候，爸爸为了节省煤，就用一滩湿煤糊在炉口上，只用铁签子扎一个小洞。这样，煤块就会燃得很慢，还不会灭火。 但这样也有个不好，就是湿煤不停地蒸腾着烟气，有时候煤烟味道还很重。 有天晚上，爸爸到凌晨了才睡下，还是照常铲了几铲子湿煤盖在路口上。到早上，听见起床铃声响了，就抓紧爬起来，准备赶着上了厕所就去出操了。但才下了床，就感觉晕乎乎的两腿发软，心里明白是煤气中毒了，挣扎着扑到门口，差点就撞在门上。当时，还明白要抓紧打开门出去才行，就扶着门站起来，挣扎着打开了房门。 爸爸的教师宿舍门外，有两级不高的台阶。我身子才出了屋门，就已经迈不动步了，一头扑了出去，身子沉重地倒在外面冰冷的地面上。当时是冬天，脸贴在地面上，感到透骨的凉。但那时候，就希望地面再冰冷点，才能冲淡眩晕的感觉。 当时，很盼着有个人能过来能看见我，那样我就有救了。 但那时，教师宿舍这边相对偏僻，早上老师也懒得出操，所以都还没起床。我听见不远处的同学们杂乱的脚步声，但却没有一个人朝这边来。那一刻，我只有听天由命了。 大概过了一分多钟，室外的寒气还是很快使我恢复了直觉，我支撑着坐起来，先回手将爸爸的房门推开，看见一屋子的烟气拼命往外冒。之后，才软软地站起来，扶着墙去了厕所。 等我回来时，爸爸还在扯着鼾熟睡着。在外面冻了一圈，我也清醒过来了，抓紧摇醒爸爸，说：“老爹啊，我差点就死在你那几铲子湿煤上。”爸爸也嗅到了屋里的煤气，后怕不已。 后来，我还和爸爸扯起这个问题，说：“我们都在屋里睡，我咋被煤气熏得晕乎乎的，你却没事啊？”爸爸说：“一是我睡得比较晚，二是我常年抽烟，对煤气、烟气的抵抗力比你强。”对他的这个道理，我还是认可的。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曾又遭遇过两次煤气中毒。只是当时我已经抽了多年的烟了，抵抗力确实很强，家人都被放倒了，但我却没事。那两次，都是我起来后看到家人已经煤气中毒了，立即打开门窗通风，之后将家人抱到雪地里冻着。 还别说，没多长时间，大家就都苏醒了。 那时，儿子才几岁，睁开眼迷迷瞪瞪地问：“爸爸，我不是睡在被窝里吗，咋睡在了雪地里，身上还盖着棉袄。”我蹲在雪地里抽着烟，慢悠悠地说：“我要是不让你在雪地里睡着，你怕是就睡在医院里，或者睡在阎王爷身边了。” 后来，每次想起来这些事，都还是不免胆战心惊：“人生活着不容易！哪次不注意，小命就挂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看来以后要格外小心啊！” 56、拉煤路上的故事 56、 拉煤路上的故事 农村里有个行当，叫做“拉脚”，也叫“赶脚”。是指有些外出经验的老人，每年秋冬季节没事了，赶着自己的毛驴车去远处拉点货物，回来卖了挣点脚力钱。 那时候，生产队里不允许自己养大牲畜，一般的社员也买不起。但老队长的哥哥——也就是我们的大爷爷，早年就靠赶脚为生，又是队长的哥哥，为人也好，所以家里养着头小毛驴，倒是也没人说啥。 那头小毛驴个子很矮，但很能干，拉着多长的一辆地排车子，不慌不忙，头一点点地很稳地往前走。大爷爷坐在车辕上，拐弯啥的一点也不用操心。小的时候，大爷爷的毛驴车也有时会去生产队的地里，很多小孩子都坐过大爷爷的驴车，对那头小毛驴很亲切。 有一年冬天，村里的一帮年轻人找到大爷爷，说请大爷爷带他们去做点啥，也能挣点钱过年。 那些年，大爷爷是赶着毛驴车去邯郸拉几车煤，回来卖给一些乡里的单位，或者零散着卖给村里能买得起煤的人。几个年轻人商量了，觉得可以做一下。但是，大爷爷有毛驴车，其他人没车、没牲口，也是个不小的难题。 后来，几个穷得就剩下力气的年轻人商量了下，决定步行跟着大爷爷的毛驴车去倒腾一次煤。大爷爷犹豫了半天，说：“从邯郸过来，来回赶着毛驴车都要好几天，你们走着来回可受得了？再说，借钱买一车煤不容易，拉不动总不能将煤丢在半路上吧。” 几个年轻人商量了半天，决定一定要去试一次，不然不死心。大爷爷被他们缠不过，就叮嘱了他们一阵子出门要注意的事情。 那时候，即便是大小伙子，能去过附近县城的人都算是少的了，邯郸那地方基本上都没人去过。 当时，还有段顺口溜，是专门形容农民出门情形的。 “农民进城，身穿条绒；头戴礼帽，腰系麻绳；喝瓶汽水，不知退瓶；看场电影，不知片名；看场比赛，不知输赢；难找厕所，旮旯也行；挨顿臭揍，不道哪疼……”听了这段顺口溜，虽然大家都恨得牙根痒，但也不得不赞叹编这顺口溜的人真他妈的有才，简直将庄稼人写绝了。 其实，大家肚里也在寻思：“倘若我要进了城，怕是真会像顺口溜唱的那样老帽……”所以，也都想趁机去开开眼界。 难得大爷爷答应了，欣喜之下，大家就去生产队和稍微富裕点的家庭，借了几辆结实的地排车，准备了打气筒、破被褥和路上来回吃的一袋子窝窝头。 一切准备就绪后，一干年轻人拉着地排车，跟着大爷爷的毛驴车，开始了“邯郸之征”。 10多天后，拉煤的“车队”倒是安全回来了，但也带回来了一串故事。 本来，大爷爷每年都赶着毛驴车跑邯郸，也是熟门熟路的了。到哪里该打尖，到哪里该休息，有大爷爷指挥着，倒是顺风顺水。 去的时候，那帮年轻人“匝出江湖”，心劲头蛮高的。但回来的时候，地排车上拉着山一样的一大车子煤，每走一步都要拼着老命拉，少使一点劲就要掉队，是一点懒也不敢偷。有几个小伙子以前在生产队里偷懒惯了的，这次是真正知道小锅是铁打的了。 半路上吃饭，在河北境内一般是在路边店里吃烩菜。 那时候，还有的店是车马店，前边是吃饭的地方，后边有院子可以住宿，还能存放地排车什么的。到回来的时候，大家的窝头早吃完了，晚上吃完烩菜，一帮人早累得头晕眼花。肩膀都磨得红肿起来，脚底板子上也到处是水泡，忙着收拾完了，沾枕头也就睡着了，连梦都不做一个。 次日凌晨，准备出发时，忽然拉煤车的队伍被老板给拦住了，说是店里的一摞黑碗不见了。 大爷爷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常年跑这一路，从来没被人这样羞辱过。当时，也急赤白咧地和老板吵起来，说：“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子孙辈，个个老实巴交的，哪能干那种偷偷摸摸的勾当！” 河北人也比较认死理，说：“老人家你也别着急，反正昨儿晚上就你们一帮拉脚的人住，能不能让我大致看看你们车上的东西。”大爷爷气得脸都绿了，说：“随便你看！要是在哪辆车子上找到你的那摞黑碗，我用鞭子抽死他。” 最后，老板将逐辆煤车上的破被褥和袋子什么的都翻了一遍，但是没见到他的那摞黑碗，只好陪着笑脸放行。大爷爷黑着脸，啥也不说，鞭子一摇，赶着毛驴车就上路了。一干年轻人也抓紧拉着煤车，在后面紧跟着。 走到半路没人的时候，大爷爷忽然停下毛驴车，将一干年轻人召集过来，不动声色地说：“老板的怀疑是对的，一定是我们的人拿了他的黑碗。现在没人了，谁拿了，和我说一声。”开始，大家都不做声。 后来，大爷爷的目光就盯在了一个小伙子身上，慢慢摇着手里的鞭子，说：“到这时候要是不说，可别怪我路上不管你了。”小伙子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承认：“碗是我拿的。”“我就奇怪了，一大摞的碗，你放在了哪里？” 小伙子走到自己的煤车前，拿起铁锨铲了几下，一摞黑碗从煤里露出来。“我就知道店里少了一摞黑碗，老板会搜查，所以连夜埋在了煤里面……” 小伙子话还没说完，脸上就火辣辣地疼了一下，大爷爷的鞭子甩来，不停地抽着小伙子。大爷爷赶了一辈子的车，鞭子使得神准，不管小伙子怎么躲，每一下都抽得小伙子衣服爆裂。 这次，老爷子是动了真火了，最后抽得小伙子跪地求饶：“大爷爷，你也知道，我爹妈经常吵架，一吵架就摔东西。家里摔的吃饭的碗都没了，也没钱买，几个弟妹经常抱着盆子吃饭。我就想着，拿回去给弟妹们一个吃饭的家伙……” 听他这样说，大爷爷的鞭子停顿了一下。 在大家的劝解下，大爷爷才扔下鞭子，狠狠地说：“这顿鞭子，是我带你爹教训你的，谁让他教出了你这个败家子！”转身交代其他的年轻人：“事情过了就算了，回去谁也不准说这事。”——至于这件事后来还是陆续有人知道了，是因为事情过了一阵子后，终究有些嘴快的人，忍不住私下传出来。 还有个拉煤时的笑话。 当拉煤的车队从河北进入山东地面，到距离我们的村子还有二三十里的地方时，有一座斜坡很长的桥。这是回到老家的最后一道屏障，只要过了这座桥，就都是一马平川。 看着那座桥，我的一位二堂叔当时就腿软了，担心爬不上那么高的桥。 二叔踌躇了半天，看其他人都一鼓作气慢慢爬上了桥，他也只好拼着老命往桥上爬。到最后，只有二叔的车子拉在后面。到爬桥最费劲的地方，二叔不但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连屁也努出来了，而且是一串一串地放，一直到爬上了桥，才停止放屁。 据二叔前面一辆拉煤车子的哥说：“二叔的那串屁啊，足足放了几分钟。我在前面听了只想笑，但一笑自己就没力气了，把自己委屈得眼泪‘哗哗’地流……” 后来，大家问二叔：“以后还去拉煤不？”二叔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不去了，再也不去了，那座桥啊——哎！” 57、榆菜窝窝 57、 榆菜窝窝 北方三月，乍暖还寒。 当料峭的寒风还在强劲地席卷着光秃秃的原野时，土色围绕的村庄里，一些萧疏的、灰色的树梢上已经绽露出春天的细芽。 在北方，除了后来引进的快杨，基本上就是以榆树、槐树和柳树为主的土著树种。呼啸的寒风中，榆树的梢头上已经鼓起了一个个绿豆大小的包包。随后，一阵凛冽的风声掠过，一片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绿意在寒风中抖索着。 随后，那点微小的绿意串成一小串，一小串由圆圆的绿点组成的细绿，开始在枝头摇曳。 不久，很多榆树的枝头都绽放出那样一串串的绿意。再不久，满树就都是这样簇簇的绿意。这时候，春天的脚步才姗姗来迟。 “榆钱发出来了，可以吃榆钱窝窝了——”树下，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 在广袤而贫穷的北方，嫩绿的榆钱，是孩子们吃到的春天的第一抹绿。 一把绑在竹竿上的锋利镰刀，伸向榆树最高的枝头。寒光一闪，一抹嫩绿飞泻树下。还没落地，就被一双双小手接住了。映现在孩子们眼帘的，是枝头上一串串嫩绿的榆钱，清新的榆钱味道诱惑着孩子们的味觉。 孩子们一边将把把榆钱塞进嘴里，一边将串串的嫩绿捋在筐子里，带回家拿给大人清洗干净了，掺在金灿灿的玉米面里，搅拌均匀后在手里转成窝头的形状摆在锅里蒸熟。一股榆钱的清香，就在蒸汽中袅袅沁入每个人的心脾。 平时干硬的窝窝头，因为掺进了榆钱，不但金黄中透着点点碧绿，而且变得松软可口，简直成了美味。 当家家都在吃着榆钱窝窝的时候，社员们也知道，春天来了，一年的辛勤劳作又要开始了。吃完榆钱窝头，生产队的破钟又要在村头天天敲响。 因为家里种了不少榆树，每年的春天，就有很多邻居和孩子捋榆钱。 那时候小，看着一蓬蓬的榆钱被捋光，心里很不舒服。倒是妈妈经常劝我：“随便邻居们捋吧，都是吃个新鲜。榆钱这时候吃才有价值，等时令过了，榆钱也会自己飘落下来。” 农村里，不少人家都多少会种几棵树，但像我们家种了上百棵榆树的还几乎没有。满院子的绿，要摇曳一个月的时间。 等榆钱老了，榆树的叶子才慢慢开始抽出嫩芽。当榆树叶子在春风中舒展开时，那些树梢高处没人采摘的榆钱，已经变得苍黄。一阵风摇过，一片的榆钱如雨般飘飞，纷纷扬扬地落到地上。 榆钱的使命结束了，满地飘零的榆钱，随风打着旋，寻找着归宿。每一片飘落的榆钱，就是一棵榆树的种子。 一阵春雨过后，沦落尘埃的榆钱开始生根发芽。几天后，一簇簇鲜嫩的小苗从墙角里、柴火垛的边上冒出来。这些小苗苗，随便移栽到一个土坑里，一棵小榆树就开始了另外一个循环的生长。三两年后，它的枝头也会有嫩嫩的榆钱绽出。 这些随处可见、但生命力顽强的榆钱，像极了北方的农民。不怕环境艰苦，随处可以安身立命，任何条件下都能倔强地生存。 那时候，在农村里吃榆钱很方便，倒是城里人想吃个榆钱窝头就难了，有时候还要托人从农村的亲朋好友那里带一点，才能尝个稀罕。 若干年后的一次春天，专门从云南回到故乡看望大舅，老人家已经快九十高龄了，见我去看他，笑得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到吃饭时，他说：“小密啊，今天给你尝个稀罕。”他端来一个小筐子，放在一桌子的肉菜上面，里面居然有几个榆钱窝头。看见窝头，我感到太亲切了，一气吃了两个，才感到终于找到了故乡的味道。 “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清香的榆钱，让我剖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再次回到上一个千年的故乡，再次看到儿时成群的伙伴，再次看到满眼摇曳的嫩绿…… 58、燕 殇 58、 燕殇 每年春天，在榆钱飘飞的季节，燕子也会成群地从南方回迁到北方。 那时候，北方基本上都是土房子和土坯房子，很适合燕子筑巢。每家的房檐下、房梁下和屋内的檩条上，都有燕子筑的巢。 北方人都喜欢燕子，希望燕子能在自己家里筑巢。所以在燕子北归的季节，就早早地将窗户和房门上方的窗户纸撕开一个燕子能出入的洞，尽早引燕入巢。 每年春天，基本上每家都有燕子入住。有一些老房子，燕子更喜欢住，往往会住着几窝燕子。我们家堂屋的八仙桌上面，就有一窝燕子在最高的一根檩条上筑了一个巢。那个燕巢是整栋屋子的中心，都不知道这小精灵们是怎么来选择这个位置的。 妈妈说,：“燕子是认识家的，今年来我们家的燕子，明年还会来。”听妈妈说，燕子每年要南北迁徙。当时小脑瓜里就琢磨不明白，它们每年从数千公里的遥远南方飞到北方，在平原上密密麻麻的村落里，咋就会认出哪一家是自己旧年居住过的呢？ 燕子们是最勤奋的。在某一家挑选好巢穴的位置后，就双双飞出去叼草衔泥，在檩条上慢慢筑巢。几天后，一个粘有细碎羽毛、柔软草根、树叶和泥巴的小爱巢就筑了。那时候，我经常搬着小凳子，双手托腮，仰着头看这对小家伙进进出出地忙碌。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燕子爱侣就不再出去了，像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吃饭时，两只燕子就在头顶上呢呢喃喃，还用喙轻轻帮对方梳理羽毛。有时候一不注意，就用有一点燕子粪拉到头上。为此，晚上吃饭时都不敢坐在燕子窝下面了。 后来，还是妈妈想了一个办法：趁燕子不在的时候，踩着桌子上去，将一块硬纸板托在了燕巢下面。燕子回来后，倒是对安插在爱巢下面的纸板“没什么异议”。此后，我也避免了头上被拉上燕子粪。 爱巢筑好后，母燕子就不出去了，天天在窝里趴着，只是偶尔地出去觅食。妈妈说：“燕子在孵蛋呢！”心里就很好奇，燕子的蛋到底有多大？一直想踩着桌子上去看看。妈妈叮嘱：“不要去看，一旦被燕子看见了，它就不在这里住了。”为此，只好压抑着自己的好奇，静静等待着小燕子孵化出来。 不多时日，头顶上忽然响起了更细小的呢喃声。 抬头看，几个更小的脑瓜伸到燕巢边沿，几张黄色的小嘴长得大大的，不停地“叽叽喳喳”地叫着。两只大燕子开始更忙碌地飞进飞出，一旦飞回来，几张小嘴都争着抢食。大燕子就将嘴里的一条虫子塞到小燕子嘴里，之后又飞出去了。 看着两只燕子忙碌，我问妈妈：“两只大燕子有好几只小燕子，它们怎么知道哪只小燕子吃了虫、哪只没吃啊？”这句话，倒是把妈妈也问住了，她想了下说：“燕子也有识别自己孩子的办法，应该知道哪只小燕子吃了虫、哪只没吃。” 当时，对妈妈这句模棱两可的话，很是不满意，但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答案。 那段时间，村外的田野里、河边的草丛中、房前屋后的树丛间，到处是大燕子们忙碌的身影。剪刀般的影子闪过，庄稼上肥嘟嘟的虫子、蚊子和苍蝇，甚至一些小蜻蜓，就衔在了燕子嘴里。 就连孩子们平时只能看见、但捉不住的小麦娃，往往也在树上被燕子一嘴啄住，在空中划过一道凄厉、细密的叫声，就穿越到了屋里。到了燕巢边，大燕子两嘴就分解了那个还“吱吱”叫的小家伙，送到了小燕子嘴里。 两只大燕子忙碌了一天，才算喂饱了那几张一天到晚伸在燕巢边的小嘴。几个小家伙终于缩回燕巢，慢慢安静下来。大燕子趴在爱巢的边上，尽量挡着小燕子，免得小家伙掉下来。 偶尔的时候，还是会有小燕子被其他“兄弟姐妹”们挤下来，有时候会掉在桌子边上，有时候会摔在地上。每当这种情况发生，妈妈就惋惜不已，小心地将掉下来的小燕子送到燕子巢边，老燕子会格外细心地照顾那只摔伤的燕子。 有一年夏天，突然下了一次很狂暴的暴雨，电闪雷鸣，格外恐怖。 暴雨过后，我和爸爸到院子里查看情况，忽然发现两三百只燕子陆续飞到院子里的那片榆树林里，叫声也有些怪异。 “下雨后，燕子咋不飞回窝里，都飞到树上去了？”爸爸推推眼镜，仔细地看了一阵，也不停地摇头。 更奇怪的是：不久，就有不少燕子从树上“吧唧”掉下来，在树下挣扎了几下，就死去了。一小时后，满院子里遍布着燕子的尸体。 妈妈也很惊诧，不知道是咋回事？爸爸说：“或许是这些燕子遭到了雷电袭击？”后来，爸爸将所有的燕子都打扫在一起，挖个坑卖掉了。 那个燕冢，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燕子集体死亡的情况，估计其他人也没有见过。对于这次“燕殇”的原因，我到现在仍然想不明白。 燕殇过后，一切恢复正常。 那次燕殇中，住在我家的燕子没在这个行列，依旧每天早出晚归，比社员们去生产队劳动还勤快。后来，小燕子大了，就跟着大燕子出去觅食。于是，一群燕子进进出出的，家里也更加热闹了。 盛夏过后，秋风渐冷。忽然有一天，就没再听见燕子的叫声。抬头看，燕巢已经空了。那一窝在我们家里住了半年的燕子飞走了，飞向了遥远而温暖的南方。明年，它们还会再回来的。 每当这时候，就会听见妈妈在念一首古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去寻常百姓家。”妈妈的语调里，流露出几丝哀伤…… 59、槐花飘香 59、 槐花飘香 每年春天，榆钱快要飘零的季节，另一种树上的花也要绽放了。 每年这个季节，槐树上会绽放出一串串雪白的小花，在风中像一串串晃动的小灯笼。槐树也是先开花后发叶，花最密的时候，满树的雪白，还散发出阵阵清香。 槐花也是大家最喜欢的春天的馈赠，也可以掺在玉米面中做成槐花窝头。和榆钱不同的是，槐花生吃多了会痄腮，腮帮子会肿起来。所以，孩子们对槐花还是有所顾忌的，不像榆钱那样可以随意吃，每年只能浅尝辄止。 槐花飘香的季节，老人们喜欢在树下给孩子们讲故事，讲榆钱和槐花的吃法，讲两种花在困难时期给北方人带来的活命希望。在槐花的香气里，这些故事一代代地传承、延续着…… 榆钱和槐花，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挽救了无数北方人的性命。 “年头不好的时候，人们吃光了所有的榆钱、榆叶，甚至是榆树皮。榆树皮有粘性，磨碎了可以和观音土粘合在一起蒸着吃，虽然不解决营养问题，但却能暂时撑住肚子，消除饥饿感。只是，观音土却很难消化，吃多了最终还是要将人撑死。” 老人的故事，在孩子们听来像天方夜谭。 嗅着槐花的香气，老人长长叹口气，“前些年吃不饱的时候，大家吃光了榆钱和槐花，就只能去地里挖野菜吃。没有粮食，天天吃野菜，也会把肚子吃得很大……” 听着老人的话，就想到了邻居的一个爷爷。 他比我们大个10岁左右，因为家里孩子多，他小的时候吃不饱，还真是吃了很多野菜，天天挺着装满野菜的大肚子在街上溜达。 那年代，像他这样挺着“野菜肚子”的孩子不在少数。只是后来，当生活好转一点后，很多孩子的肚子瘪下去了，但是他的肚子却没瘪下去，还是天天腆着个大肚子。所以，大家都喊他“三大肚子”，我们这些孩子则喊他“大肚子三爷爷”。对这个拗口的称呼，他也是一笑了之，爽快地答应着。 小的时候，孩子们都认识几种地里的野菜。有的时候是确实想吃了，有的时候只是大人一定要给孩子吃点，要让孩子们知道：一旦生活实在困难了，田野里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充饥。或许，这也是北方人的一种传承，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传承。 小的时候，只要猪吃的野菜我们都吃过；而我们的父辈，则连猪都不吃的野菜也吃过。 困难的时候有一种面食，是北方独有的，有个很别扭的名字——“荠馏”。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两个字写得对不对！ 北方人喜欢包包捏捏，喜欢吃包子和饺子。但那时候，白面稀缺，在过年的时候能包顿饺子吃就不错了，而且很多时候还没肉，就包各种青菜、野菜馅的。但不管怎么说，有白面包着一团青菜和野菜，还有几滴老棉油在里面，就比平时的生活好多了。 但是，实在没有白面的时候，北方的妇女创造了一种用玉米面包菜馅的面食。估计这种面食，在南方和很多地方都没见过，也绝对不会包。“蒸荠馏”需要很巧妙的技术，一般的赖怠（疲沓）娘们还做不了。 在春光烂漫的田野里，妈妈带我去挑拣了好几种能吃的野菜，有灰灰菜、蛐蛐芽等，剜出来的野菜都放在筐子里，有的野菜的根茎还滴着白色的乳汁。用指头蘸一下，放在舌尖舔舔，苦涩得要命。拎着野菜回去，洗干净了。稍微一剁，加点盐和油，就可以包荠馏了。 在另外一个盆子里，妈妈和了一些玉米面。 玉米面没有粘性，不能用擀面杖擀，只能在手里团一块面后，两只手掌慢慢挤压成一个薄薄的大饼子。之后，将拳头大的一团野菜放进去，慢慢捏拢口，圆溜溜得很像地雷的样子。包好后，妈妈捧着荠馏，小心地放在大锅里的篦子上。 妈妈是结婚后才跟着爸爸回到农村的，做庄稼饭的技术没有农村里土生土长的妇女做得好，做荠馏也经常做不成，不是荠馏会张口，就是根本包不成。后来，她想了个办法，每次做荠馏的时候都兑点白面，这样荠馏皮就多少有点粘性了，可以每次都包得很好。 一锅荠馏蒸好后，掀开厚重的锅盖，一股野菜的清新气息就随着蒸汽溢出来。 刚蒸出来的荠馏很松散，有时候一抓就裂开了，所以每次蒸好后，妈妈都是给我拿个碗，将热腾腾的荠馏放在碗里。于是，我就端着碗跑到大门口蹲着吃。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也几乎都捧着荠馏在吃。 当春风还在料峭地席卷着北方大地的时候，荠馏里的野菜已经装在了孩子们的小肚皮里，有些苦涩，有些清香……转过一个千年后，农村里五十岁以下的妇女，都不会再做荠馏这种面食。“荠馏”这个本来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的词，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60、温暖的灶火坑 60、 温暖的灶火坑 儿时感到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厨屋里的灶火坑。 每家的厨屋虽然都熏得墙壁乌黑，但却是孩子们最温暖的地方。锅灶后面，都有一个空间堆放柴火。尤其是冬天，和小伙伴们跑累了，小脸冻得生疼地回来，就一头扎到厨屋的灶火坑里，伸出冻得像红萝卜似得小手，在灶门口烤着。 烤热乎了，就往后靠在柴火上，拉拉破棉袄，揣着手看灶下升腾的火苗。而锅里的饭香，也逐渐随着蒸汽冒出来。 这时候，有伙伴们来玩，基本上也都挤在灶火坑里，翻着连环画，抹着鼻涕打闹。 冬天里，农村的灶火坑基本上代替了会客厅。来了串门子的，也来厨屋里坐着说话，随便找个小凳子坐下就扯半天；不做饭的时候，厨屋里就生起火钵，或者抱一抱花柴来，热腾腾地燃起来，一群人围着火堆吹牛。 儿时在温暖的灶火坑里，听妈妈给我们讲着故事。妈妈毕竟是老高中毕业生，属于喝了不少墨水的人，肚子里的故事也多。有时等着饭熟，都饥肠辘辘了，但听妈妈讲述的那些故事，让我慢慢忘记了肚子饿。等饭盛在碗里时，已瞌睡得不行了，就闭着眼随便吃一点。 最喜欢吃的，还是在锅边上贴的香酥的玉米饼子。艰难的岁月里，基本上家家能吃上玉米窝头就很不错了。但大家还有个自我调节的办法，就是在蒸窝头的时候，在锅边上贴一圈的饼子。 妈妈贴饼子的时候，我经常在旁边看：妈妈将一团玉米面在手上揉一下，然后压成一个圆饼子，之后将面饼移到右手，看准了锅边上的位置猛地贴上去，“哧拉”一声，饼子就贴在锅边上了。等锅边上贴了一圈饼子后，妈妈就抓紧盖上锅盖，大火猛烧。 等开锅时，一圈金灿灿的饼子就透出了特有的香酥。妈妈一手拿锅铲，一手按着饼子一铲，一个有香酥铬渣的饼子就递给我了。那时候，大家做窝头时，都喜欢在锅边贴一圈饼子，大人和孩子也都是先将这圈饼子吃完了，才去啃硬梆梆的窝头。 但贴饼子是很有技巧的，要在锅里的水烧开后，趁热贴才能贴得住。所以，北方有句歇后语叫：“冷锅贴饼子——出溜”。一是说冷锅时贴饼子，饼子会出溜到锅里去，另外引申的意思就是：做事的时候临时褪裤子，有始无终。 冬天冷的时候，我们就在厨屋的炕上睡，这个冬天也就相对暖和了很多。 有天早上醒来，妈妈带着妹妹出去了，我窝在被窝里想多睡一会。才转过身去，就看到了锅台和大炕连接的地方，那里放着一个油腻腻的油罐子。农村的油罐子基本上都很少清洗，有那一层黑乎乎的油腻在外面，估计就是掉在地上都不会摔碎。 那天，我忽然看见油罐子边上有个小东西，揉揉眼睛一看，原来是只偷油吃的半大老鼠。油罐子上本来有个板板盖着，估计是妈妈没盖好，被这只老鼠扒拉开了。 以前，经常听妈妈说老鼠偷油吃的故事，还记得几句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但是，还没亲眼看过老鼠偷油吃的情景。所以，我决定不出声，看看老鼠到底是怎么偷油吃的。 我知道，那个罐子里只有半罐子老棉油了，老鼠站在罐子边上，是根本吃不到油的。但是，我却看到那只半大老鼠满有信心地围着罐子转了两圈，然后却“哧溜”跑走了。 我心里正惋惜着看不到老鼠偷油吃的精彩一幕了，却忽然又听见“吱吱”地叫声。那只半大老鼠带了只更小点的老鼠，一起回到罐子边上。于是，我继续在被窝里躺着，侧脸看那对老鼠怎么偷油吃。 两只老鼠“吱吱”叫了一阵，好像在商量什么。之后，那只半大老鼠将身子探下油罐子，两只小前爪扒在油罐子边上；另外那只小老鼠就从半大老鼠身上下去，用尾巴蘸到罐子里的油，然后将尾巴弯到嘴角来，津津有味地舔干净了，再将尾巴探下去。 有时候，它还会将小尾巴翘到罐子边上，那只半大老鼠就歪过头去，去舔那小老鼠尾巴上“孝敬”它的油珠。 小老鼠在油罐子里吃得津津有味，上面那只半大老鼠有点等不及了，“吱吱”叫了几声，小老鼠才心满意足地爬上来。之后，是小老鼠扒着罐子边，换半大老鼠扒着小老鼠下去，用尾巴蘸油吃。 我心里感叹：“这老鼠也太聪明了，居然想出来这个办法偷油吃。”有心想灭了这两只老鼠，但又想着只要一动手，两只老鼠准会惊吓得掉到油罐子里。我的那半罐子油啊，还指望着过年呢，绝不能让老鼠糟蹋了。 所以，想了想，我还是故意翻了个身，受到惊吓的小老鼠立即“吱吱”地狂叫，那只半大的老鼠还没吃够油，但在警情之下，还是要命要紧。只好无可奈何地爬上来，带着小老鼠一溜烟地溜走了。 61、纳鞋底 61、 纳鞋底 北方男人评价女人的标准只有三条：会生孩子、会做饭、会纳鞋底。符合这几条标准的女人，基本上就是合格的女人了。 对于生孩子来说，这是北方女人的强项。小的时候，从每家跑出来的一群孩子，就可以看出来北方妇女的这个强项。至于后两项，我倒是感觉有些关联。我感觉会做饭的女人，一般做衣服、纳鞋底都很在行。 而且，当时各家大大小小的一群人，家庭妇女要给每人、每年至少做一双夹鞋（单鞋，夏天穿的鞋子）和一双棉鞋。而对于在生产队的老动力来说，有时一年要穿坏两三双鞋子。 在当时没钱买鞋子穿的情况下，这些鞋子都要靠妇女一针一线地做出来。仅做够家里人穿的鞋，就占用了妇女大量的时间。 做鞋子的第一步是打袼褙。 找出一家人的破衣服来，挑选实在不能穿的简单洗一下，之后撕开，将袖子和领口拆开，尽量都弄平整了。搬出大案板里，在案板后面刷上一层浆糊，贴上几张破报纸或者旧书本，甚至是作业本。之后，在这些纸张上再刷上浆糊，将一片片的布片或者布条一层层地粘贴上去。最后一层，要贴上些稍微大点的布块。之后，就放在太阳下暴晒了。 等晒得差不多了，在案板边上轻轻揭开一点袼褙，用力一扯，整张袼褙就撕下来了。这样大张的袼褙，一般要做几张或者好多张。袼褙做好后，做鞋底的原材料也就有了。 这时，妇女会从针线簸箩里拿出一沓子鞋样子，大人的、孩子的鞋底大小，都在这些鞋样子上。鞋样子不论号码，只要穿上合脚的尺寸就行。随着孩子不断长大，这些鞋样子要不断加大。有时候，来不及剪鞋样了，就喊孩子脱下鞋子，临时比画一下脚丫的大小，剪出一个新鞋样子来。 将鞋样子放在袼褙上，用剪刀开始剪。一只鞋底大致需要五到六层的袼褙，一双鞋则需要剪10层左右。一双鞋的袼褙剪好后，妇女会找绳子绑在一起，多少做个记号，免得到时候找不到是谁的鞋底子。 当袼褙剪完时，一家人做鞋底子的材料就齐备了。此后，就是抽所有的空闲时间纳鞋底，这是一项功夫活。只要鞋底子做好了，就完成了一大半的活。 即便在生产队里劳动，中间休息一会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的妇女，都会摸出鞋底子纳一会儿。自己纺的细绳子上穿着根比较粗的针，一直扎在鞋底上，随时拿出来，手指上戴上顶针就可以纳了。 尤其是冬天，妇女们串门时也会端着自己的针线簸箩，和邻居妇女一起纳鞋底。钢针不好用了，在鬓角上蹭下头油，又开始飞针走线。在北方，妇女纳鞋底基本不用看，就像城里的妇女织毛衣一样熟练。做针线活的同时，家长里短、流言蜚语，也在她们的口中传播着…… 到邻居家串门纳鞋底，妇女们也会互相先欣赏下各家的相框。那时候，照相也是一种奢侈的事情，很多人一生都没照过相。 后来，年轻的一代结婚时会拍一张烟盒大小的结婚证，基本上也是黑白照片。但照相的师傅为了讨大家开心，也图个喜气，会在冲洗照片上大致涂点颜色，比如脸蛋弄得红通通的，衣服上涂点颜色，看起来多少有点色彩感。有些家族大的人家，会有一些在外上班的人带回来一些照片，家里就会找个相框都装起来。那时候，街坊邻里就很稀罕了。 很多人家的堂屋里，进门就看见一张中堂，或者是一副印刷的山水画，间或是过年在集市上随便买的字画。中堂的两侧，基本上就是两个相框。每次家里来人，主人就会逐一介绍相框里的人，炫耀好一阵子。炫耀完了，才坐下来闲话。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只有二伯父带着伯母从重庆回老家的时候，他专门到照相馆里喊了师傅来，给大家照过两次相，还是家族的人一起照的。天长日记，那些照片早已找不到了。 后来，梳理自己的“家底”时，好像从童年到少年，只有初中毕业证上有自己的一张照片，那年我15岁。瘦小的脸庞，虽然还算是眉清目秀，但怎么看也不像是自己。问妈妈，她说：“你小的时候，就长那样！” 但后来，这个毕业证也找不到了，于是，自己小时候唯一的照片，也从此失落了，剩下的只有脑海中的记忆。 那时候，农村里很多人家还在纺线、织布。每到晚上，找小朋友去玩时，几乎都看到家庭主妇们在“嗡嗡”地纺线。手臂一伸一放间，另一只手里的纺线车就像风车般转起来，而一条条的棉絮，也在纺线车的转动中被纺成了棉线。 每晚上，勤劳的妇女都要纺几个“线穗子”。很多难缠的老婆婆，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地纺线，还监督着儿媳妇每晚上也要纺几个线穗子才准休息。所以，那时候的儿媳妇和婆婆的关系都不好。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等这帮媳妇们熬成婆婆时，感到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准备也拿出婆婆的架子，来好好收拾下儿媳妇。但后来的形式，却有了很大变化：儿媳妇们不但不会、不愿，也不用再做这些针线活了，而且还开始学会顶撞老婆婆了。在以前，农村的老婆婆纵有千般不是，儿媳妇也不敢回一句嘴。 新一代的儿媳妇们，哪个还拿老婆婆当回事啊！老婆婆说话好听了还搭理两句，说话不好听了就像是敌人一样，动辄就是吵闹。而且，现在的儿子们都是怕媳妇的，也都向着媳妇说话，把老婆婆们气得半死。很多年轻人结婚后就闹着分家另过，以前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景象已经很少见了。 所以，在生产队里煎熬过的这拨老婆婆们，在年轻的时候受婆婆的气，等年老了受儿媳妇的气，两头都没捞到好处。 妇女们纺完线后，就到了织布的环节。孩子多的家庭里，基本上都有织布机，在“哐当哐当”的穿梭中，一点点的粗布在延伸……布织好后，还要到集市上去买颜料，自己回来将布染色、晒干，预备着闲暇时给家人做衣服。 这些纺线、织布的活，都是民间技艺。妈妈开始做不来，但要照顾我和小妹的穿衣，只好跟着婶婶、大娘们去学。 很多个夜晚，一觉醒来的时候，妈妈还在灯下纺线。后来，妈妈等爸爸回来时，还一起去邻居家借了一张老旧的织布机，学着织布。 那时候，爸爸看着妈妈织布，总是感叹不已：“难为你了，居然也学会了织布！”妈妈眼圈一红，轻轻叹口气，将梭子不停地从左边丢到右边，脚下“咣当”踩一下踏板；再将梭子从右边滑到左边……妈妈织布的画面，成了童年记忆中最温馨的剪影。 整个冬天，妇女们都在忙着这些针线活，纳鞋底、做鞋帮、缝衣服……当暖暖的棉鞋都穿在一家人的脚上后，紧跟着就是力所能及地给孩子做点过年的新衣服。一针一线里，都浸透着对家人的关爱。 若干年后，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北方妇女再也不用纳鞋底了。而且，很多年轻人还嫌老人做的布鞋不好看。于是，已经眼睛昏花的老人便默默收起了针线。落满尘土的针线簸箩，也只是偶尔拿出来缝一下被划开了的衣服。 至于纺线、织布、打袼褙、纳鞋底……现在已经成了前尘旧事。即便尚在北方农村生活的小媳妇们，也都是买鞋子穿，没有人会做这些针线活了。倒是在遥远的云南，很多民族聚居区的朴实民族群众，还在延续着这些古老的民间工艺。 62、挑 河 62、 挑河 秋收罢了，忙碌了一年的社员们才得以稍微喘口气。但是，还有一些需要集体活动的项目，等着大家参加。 挑河挖沟，是每年年终岁尾必须进行的活动。 我们那里的农田灌溉用水都是黄河水。每年春天黄河的各个闸口开放，提水输送到沿河的各个支渠里。于是，滚滚的黄河水滋润着干涸的河道。曾经目睹黄河水滔滔流入河道的一瞬间，能听得见干涸得开裂的河道“吱吱”的“喝水”声。 看着滚滚的黄河水注入河道，北方的农民心里才能踏实：有了黄河水，一年的收成才有把握。 每年春天的这个时候，沿河所有的沟渠和涵洞上，各个生产队的抽水机都怒吼起来。携带着大量黄土高原泥土的河水，欢快地覆盖了裸露的原野。河水渗透到地下后，原野上覆盖了一层浅浅的、粘粘的黄色泥巴。老人们都说：“黄河水携带的土质很好，可以中和一下我们这里稍微有点碱性的土壤，改善了我们的土质。” 因为抢着春灌，所以村与村之间、生产队之间每年都会发生一些矛盾纠纷，甚至群体斗殴。在老百姓眼里，黄河水就是大家的命脉，弥足珍贵。 整个春天，生产队的抽水机都是日夜狂叫着。有时，黄河水跟不上了，社员们就轮班守着抽水机，看见河水来了，不管白天黑夜，都是一咕噜爬起来，摇动机器，抓紧抽水。上游的第一台抽水机才开始轰鸣起来，下游的抽水机也就次第响起来。 春天的小麦要连续浇两次水，才能基本保住收成。夏天之后，北方的雨季到来，基本上用不着黄河水。但秋耕的时候，又逢北方的旱季，有时还要靠黄河水才能种下小麦。所以，有时候秋末黄河水还会再来一次。 到了初冬时分，各个支渠里都沉淀了大量的淤泥。这些淤泥抬高了河床，不及时清理出去，次年的春天，很多河道就没法再顺畅地流入足量的河水。因此，挑河挖沟也就成了北方社员的一件大事。 挑河和挖沟是两个概念。挖沟是指清理自己村里灌溉需要的支渠的淤泥，而挑河则是要集全县甚至全省劳力，去挖主河道的淤泥。 挖沟相对简单，一个生产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就决定了。大致划分下各个生产队负责的河道，生产队长再按人头分到各家。每家就老小齐动员，将分到的一段河道的淤泥清理上去就行了。 其实，挖沟有点走形式。生产队的老老小小是没法将河底的淤泥运到岸上去的，只能将淤泥甩到上面一点，还用铁锨将河坡拍得光溜溜的，站在河道里看着是标准的梯形。看着是好看，但转年夏天的几场大雨，这些淤泥还是会被冲到河底，治标不治本。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糊弄穷”。 但是，挑河就不一样了。为了防止大家“糊弄穷”，挑河指挥部会将各个地方挑河的民工进行大调换，有时候还要去省外挑河。这样，民工到外地挑河，有专门的验收人员，谁也无法逃懒了。 挑河那阵子，有点像大兵团作战的形式。 生产队组织最结实的地排车和最精壮的男劳力，拉着铺盖卷、玉米面和大锅灶，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到指定的地点后，有条件的就租住在民房里，没条件时就在河边搭起塑料棚子。 最大的棚子是伙房，有两三名专门做饭的社员，大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埋锅造饭。靠近村子的就去村里挑水做饭，没水时就在河道里挖一个深坑，沉淀河道里的水做饭。河道里沉淀的水烧出来都是淡黄色的，还有股很大的土腥味。 挑河是动真功夫的。 一个生产队的几辆地排车，要搭配好劳力，有专门挖淤泥的，有几个拉车的，有驾辕的。一车黑乎乎的淤泥装好后，几个负责拉车的就像纤夫一样，拉着一车淤泥往坡上爬，一直爬到高高的河坡上，将淤泥倒在堤上或者堤外。 这样清理出来的河道，淤泥就不会再随着河水沉淀到河底，是很好的治本办法。年年清淤，河坡不断增高，很多河道也就慢慢形成了地上河。 每年外出挑河的时间，少则半月，多则达一两个月。等挑河回来，出去时精精神神的男劳力们，个个变得胡子拉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被窝卷像是从狗窝里刨出来的。一辆辆出去时结结实实的地排车，回来时也“吱嘎吱嘎”地快要散架了。 挑河的时候，是可以吃饱饭的，有多大饭量也管够。但活计太累了，有时候想吃都吃不下。所以，那时候每挑一次河，劳力们就要褪一层皮。挖一遭河，都像孙猴子被念了一遍紧箍咒一样。大家议论起来，说：“还是在伙房好，虽然做饭也不轻松，但至少不用天天弄得像泥猴一样，肩膀都要脱几层皮。” 这话，就深深记在心里了。 10年后，我也参加过两次“挑河远征”。 第一次是去了距离我们老家上百里地外的一条河，那里是黄河水提取后流经北方的主河道。当时，大家就是在宽阔的河道外面“安营扎寨”。带队的一个爷爷指挥大家先搭建好了伙房，看着伙房的社员开始埋锅造饭时，大家才搭建自己的小窝棚。 两个人分到三根竹片和一块塑料布，自己将竹片完成弓形埋入土里，盖上塑料布，将塑料布的两侧和另一头也埋上土，就剩下一边能钻进出就行了。在小帐篷里铺了一层麦秸，和另外一个伙伴拖进来自己的被窝卷，铺展开来；再拽进来自己的铁锨，压在被子边上，也就等着吃饭了。 除了在小窝棚里休息的，其他的人就聚集在相对宽敞一点的伙房里，听一些有挑河经验的老人们讲以前挑河的趣事，逗得大家开心不已。那时候，挑河已经不吃窝头，而是在吃带着麸子面的馒头了。因为面粉里有麸子，所以蒸出来的馍馍都是灰色的。 那时候的挑河，已经不再是靠人力往上拉着地排车爬河坡，而是改成了用25马力的拖拉机头。那时候，我年龄还比较小，挖淤泥也挖不动，大家就喊我专门负责摘挂钩，这是个眼疾手快的活。 在地排车的后面有一根钢丝绳，钢丝绳上有个钩子，每次装满了一车淤泥，我就扯起那个钩子。开拖拉机的看准了我在的地方，就一路开下来，到附近猛一打方向盘，就转到地排车前头去了。 在拖拉机经过我面前的一瞬间，我就将钩子挂在了拖拉机后面，也跟着跳到拖拉机后面的钢架上站着。钢丝绳绷紧，拉着一车哆哆嗦嗦、像豆腐块一样的淤泥爬坡。地排车后面，只有一个人扶着车把就行了。 等拖拉机开到河岸上，开始加速往前冲，然后“呼”地转回来。在这一瞬间，我要麻利地摘下钩子，并跳回到拖拉机上。剩下驾辕的人就靠着拖拉机前冲的机会，往前一松手，一整车的淤泥就靠着惯性滑出去。之后，他拉着地排车回到河底。而我，则跟着拖拉机回到河底，提前跳下来抓起另外一辆地排车的钩子继续挂。 用拖拉机带着地排车，节省了大量拉车的人，这些人就可以都去挖淤泥。这样，半机械的挑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速度，也节省了大家的力气。不管怎么说，挖淤泥也比拉着一车泥爬河坡轻松。 我干的摘沟、挂钩的活，虽然相对轻松点，但也不是哪个人都能干得了。 有人摘挂钩速度比较慢，往往拖拉机憋着黑烟开始爬坡了，挂钩的却没挂上钩子，还在原地喊呢。驾驶员窝着火，只好再将拖拉机倒回来。有时候爬到河坡上了，挂钩的没有及时摘下来，驾辕的只能被拖拉机牵着跑，一车淤泥没有了拖拉机的冲劲也卸不下来，还需要整理河坡的人来帮忙卸车。 对于这样的摘挂钩的人，一般一会儿就被换下去了。但成年人力气虽大、但手脚慢，像我这样力气虽小、但眼疾手快的还不好找。所以，在那次挑河期间，我的活路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最后一次“挑河远征”，是在几年后。 想着在伙房里可能要轻松点，我就申请去伙房，带着我们去的一个爷爷也同意了。但是，那一次我却错了。 这次也是在距离我们七八十里的地方，是靠近聊城市的郊区、一个叫闫寺的地方。这次来的只是我们一个大队的四五十个挑河的社员。因为人手相对少，所以，伙房里也就我和三堂叔两个人忙活。 那年秋天挖河的时候，正赶上“秋拉拉”（秋雨连绵）的天气。我们要挖的河里本来就有一些积水，再加上下雨，就更没办法挖淤泥了。尽管大家也穿着长筒水鞋下了几次水，但也没捞出来几铁锨淤泥。 所以，“工程”停停歇歇的，半个月基本上没有几天真正干活，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伙房里聊天了，这就苦了我和三叔。虽然民工们不用干活，但饭还是要天天吃三顿的，累得我们爷俩啊，每天睡觉都会抽筋。 到后来，看其他大队的社员们“连夜拔营”，我们也就跟着一起卷铺盖。连夜将东西装上拖拉机，悄悄跑回来了。常年挖河的叔叔们说：“这种挖河工程不是太大，很多时候没法按正规的工程收工，很多都是不了了之。跑回来的也不会再喊回去返工了，但老实点没跑的，还要守到工期结束才能回来。” 再后来没几年，人工挑河的历史就彻底结束了，全部换成了机械化挑河。 挖掘机蹲在河坡上，长胳膊挥开伸进河底，可劲地挖一铲子淤泥，一甩长臂，几方的淤泥就丢到河岸上了。就这一铲子，就赶上当初我们几个人干半天了，直看得当时参与挑河的那帮爷们瞠目结舌。 再跟孩子们说起挖河这事，很多半大孩子脖子一扭：“嘁！都哪个年代的事了，还拿来絮叨……” 63、听新房 63、 听新房 农村里的习俗，结婚时要去听新房；而结婚的那家，也希望有人去听新房。 没人闹新房、听新房的人家，会感到在村里为人不好，父母面子上很过不去。但有的人家，实在是为人不好，还真是没人去听新房。大人就叹口气，快睡时在儿子的新房窗前放上一把竹扫帚，意思是代替人在听新房。 闹新房、听新房是孩子们最喜欢凑热闹的时候。有很多“新闻”，也是在听新房时听出来的；有很多好玩的事，也是在“听房”时听到的，有时还会成为流传经久的笑话。 说是南街有个孩子小的时候，睡得迷迷糊糊的，听见父母房里有动静，还说到“掰开”一个词。以为是父母在偷吃烧饼之类的，就发着癔症闯进去，大呼小叫地说：“你们在吃什么？吃烧饼啊？掰开给我一块。”突然出现的孩子，把父母惊吓得半死，臭骂了一顿才把他骂出去了。 但此后，“掰一块”却成了这个孩子的外号。 开始，每当别人喊他“掰一块”的时候，这孩子还不知道是咋回事，有时还哼着哈着地答应着。一直到有一天，被他老爹脱下鞋子来在屁股上暴打了一顿，跟他解释了“掰一块”是什么意思时，他才恍然大悟。一边捂着被扇肿的屁股，一边跳着脚地骂那些喊他“掰一块”的孩子。 以后，每当别人坏笑着再喊他“掰一块，昨天可吃到烧饼了”时，就惹得这孩子面红耳赤地追着别人打。以至于这个孩子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赶着一群羊在街上走过的时候，还有长者喊他：“掰一块，烧饼好吃不？” 对于长者，掰一块倒是不好骂，只好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嚷：“我都有儿媳妇了，别喊这外号了，多难听啊！”之后，气呼呼地抓紧赶着羊群走了，留下身后的一片哄笑。 类似的经典，还有很多。 一次，南街的一个傻小子的新婚之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的四大喜事。傻小子也不例外，洞房花烛夜，他和媳妇缠绵得累了，四仰八叉地睡得像猪一样。被听房的人拨开房门，用被子将两个人卷着抬到了街边的水井旁。 第二天凌晨，打水的村民发现了一个被子卷，打开以后是光溜溜的小两口。被喊醒后，那憨媳妇感到太丢人了，几乎都要跳井。 这事也把那傻小子气得半死，发誓一定要找出将他们两口子抬到井边的坏孩子。但是，闹新房是不能着恼的，后来虽然知道是谁将他两口子抬到了井边，也不好真得老拳相向，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为这事，傻小子被憨媳妇骂了无数次。 遇到新婚之夜聪明的新人，听新房的人往往蹲半宿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只好悻悻地走了。第二天别人问：“听到了点啥？”对方摇头：“啥也没听着，只听见床响。” 有些人对听房有瘾，有时候耐心还很好，常常半宿半宿地蹲在别人窗前听。有时候，就连新人的父母都看不下去了，悄悄走过去招呼听房的人去屋里暖和下、抽支烟。听房的人摆摆手，继续蜷缩在窗下。 到后半夜，新人以为大家都走了，也开始唧唧我我地说些缠绵话，外面的人就嘴巴笑歪了地听，还用破袖子使劲捂着嘴巴。此后，听房的内容，便会在民间沸沸扬扬地传开。 听新房一般是小辈、同辈去听房，但没有哥哥、长辈听小辈的房的。对此，北方人的尊卑意识还是很强的。 小孩子听新房就是图一个热闹。到吃了晚饭就去趁热闹了，在新房里跑来跑去地钻半天，也就跑累了，老人们给抓把糖果，也就差不多睡眼惺忪地回去睡了。稍大点的孩子，才是真正听新房的。 曾听过一位邻居四叔的房，其乐无穷。 四叔是大龄结婚，好不容易熬到新婚之夜，也是猴急着要和媳妇入洞房缠绵。一帮年轻人就缠着不让他睡，他只好一圈圈地发烟，好话说了几箩筐，希望大家抓紧走。好不容易打发走了大家，就赶紧“咣当”关上了房门，外面的灯也关了。 几个稍长的人出门后，就怂恿我们几个孩子留下来继续听房，还教我们听新房的技巧。 几个孩子就悄悄转回来，爬到厨房顶上，正好看见四叔卧室的情况。后来，四叔看见了我们，落下了窗帘去，几个孩子还不走，在外面唧唧歪歪的骚扰他。四叔恼了，开门追我们，撵得几个孩子“呱唧呱唧”地跑了好远。 等四叔回去后，几个孩子不甘心就这样回家，转到附近商量对策。 一个平时胆大点的孩子说：“这样吧，我们再回去折腾他，他还会追我们。俺就先藏起来，等他开门追你们的时候，俺就钻到屋里藏起来，或者钻到床底下去。听到啥内容，明天早上告诉你们。”大家合计了一阵，感觉此计甚妙。 于是，那孩子就先潜进去院子，找个旮旯藏好了，其他孩子才故意“悉悉索索”地进去，在窗前磨蹭着。 四叔隔着窗子递糖果给我们，喊我们走了，“奶奶的，都滚回去吃奶了，别在这里烦老子！”大家叽叽歪歪着：“四叔，我们倒是早断奶了，怕你急着吃新婶婶的奶吧！”这次，四叔又急了，又去开门追我们。 这次，大家也是撒丫子就跑。等大家“归队”后，没看到那个胆大的孩子，估摸着他是顺利潜进四叔的屋里去了，一帮孩子也就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 第二天，大家聚拢在一起，喊那个胆大的谈谈昨天听到了啥？ 那孩子支吾着不说，大家急了，脱下鞋底子，要合伙抽他。他才支吾着说：“啥也没听到。”大家不信，说：“俺们的鞋子都跑掉了，掩护你到屋里去听，咋会没听到？”最后，那孩子只好坦白：“其实，俺也没敢进屋，怕被四叔逮住揍一顿。他才开门追你们走，俺也随后跳墙跑掉了。” 64、农村的婚宴吃窝头 64、 农村的婚宴吃窝头 即便在困难时代，农村里遇到红白喜事时，还是要过一下的。只是所有的仪式都相对简约，更不敢奢侈。 没有自行车之前，迎娶基本上是步行，陪嫁也很简单，就是些大衣柜、缝纫机啥的日常用品，用人抬着或用地排车就拉来了。后来，逐渐有了自行车，迎亲的时候就到处借几辆自行车来。那时候，当自行车队“叮铃铃”地驶到女方家门口时，女方就感觉很荣耀了。 碰上乡邻结婚，一般一个生产队的社员或者亲朋好友都要去道贺。 我记事的时候，遇到喜事大家都去“随礼”（送份子钱）。到了娶媳妇的那家，进门后有个礼账桌，桌子上铺着红布，请村里的秀才专门在一个用红纸折叠的礼账本上记下大家送的礼金。 最早的时候，没有血缘关系的乡邻，一般是随1元钱的礼金，稍微有点关系的是2元，亲戚朋友才不得不拿出5元钱的礼金。如果稍微碰到有亲戚在外面工作的，能随上10元的礼金，就能轰动全场了，主人脸上也是红光满面。 同时，亲朋好友还要另外附上一块缎子布，称为“背面”。在遇到白事的时候，则随着礼金送上一块青布，称为“帐子”。记礼账的先生在写上礼金后，旁边还会有个写字的先生来配合。遇到红事，就用一条红纸写上“某某恭贺”，用曲别针将红纸别在“背面”上。遇到白事，则用白纸写上“某某吊唁”，同样用大头针别在亲朋送来的“帐子”上。 这样，也使前来的亲戚能互相参观下别人送的背面和帐子的好坏、价值几何。有些人买的背面或帐子好点，就会得到其他人的啧啧称道。送得稍微差点的，就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有时还会悄悄蹭过去，用别人的背面或帐子挡住自己的。 挂钟时兴的那些年，结婚时要是有人送个挂钟，就更是很体面的事情。 那些年，送的背面是很有用的。一般的家庭，盖得都是粗布被子，好点的人家才有床盖在上面的缎子面的被子，称为“压风被”。那床缎子面的被子，也是故意显摆的，其实下面的被子还是粗布被子。 而收来的缎子背面，只有极少数家庭能分给兄弟姐妹一块，大家拿回去做床被子，其他的基本上都要留着。其他亲戚家过喜事时还要还回去，只是不能将人家送来的再送回去了，要挑选一块价格差不多的送回去才行。 收来的青布帐子，用处则要多一些。早些年，这些青布还可以给老人做几件衣服穿，甚至做些家人的裤子、鞋帮、棉帽子、内衣裤等。 当时的婚宴也比较简单，虽然汤汤水水的也有一些盘子和碗，但基本上都是凑合起来的“宴席”。 那时候，大家生活都比较困难，倒是也没有多少人计较。婚宴上一般还是有一到两个肉菜的，但也就是10片肉左右，而且切得很薄。肉片下面，基本上都是垫着一堆白菜或其他青菜。 肉菜上来的时候，手快的还能夹到一片，带着孩子、在照顾孩子吃饭的妇女，稍不注意，就一片肉也吃不成，心里会懊恼半天。回去的时候，还会在孩子屁股上悄悄拍上一巴掌：“要不是带着你个兔崽子，老娘也能抢到一片肉吃了。” 我几岁的时候，和我一起挑河、在伙房里做过伙夫的三叔结婚时，记得还是吃的窝头。 若干年后，和三叔的孩子说起这事时，那孩子眼睛睁得铜铃大小：“哥，不会吧？哪有结婚吃窝头的！”我郑重其事地说：“不信可以回去问你爹去啊！”那孩子呲牙咧嘴地说：“怕不会吧！现在都吃馍馍了，要想吃个窝头还不容易，要喊俺娘临时蒸一点。” 在婚宴上吃东西，也会发生很多好玩的事。 有一次的婚宴，我和邻居的一个二叔坐在一个桌子上。二叔比我还小两岁，识字不多，但喜欢看小人书。我当时正拿着一本连环画在看，他就一直偏着头，凑过来看。后来，我看开始上菜了，其中一道菜还有点蒜薹，大家的眼睛就盯着盘子里那几根少得可怜的蒜薹。 这时候，我身边一个伙伴说：“你自己的画书老是看啥，借给你二叔看吧。”二叔就忙不迭地接过来看，大家的筷子开始快速伸向那盘蒜薹。 二叔一边翻画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了句：“哪个是啥菜？”喊我借给二叔画书的孩子就说：“是芹菜。”二叔也没细看，说：“我不喜欢吃芹菜，就等着吃蒜薹了。”之后，低头一直忙着翻画书。 几分钟后，二叔忽然抬起头来，一双眼睛“咕噜噜”地往桌子上踅摸。我问：“找啥啊？”他说：“那盘蒜薹咋不见了？”我还没说话，身边那坏孩子忍不住“噗嗤”笑了。二叔没吃到蒜薹，气急败坏，差点就要拿碗砸他。 65、能治病的清汆丸子 65、 能治病的清汆丸子 再后几年，农村生活好点了，婚宴上有了我们那里的一道地道的肉菜——“清汆丸子”。 这道菜基本上是用八分瘦、两分肥的猪肉做成的，加上葱姜，要很多人轮流剁几小时。千万刀地慢慢剁到肉泥泛白，一直到粘刀的分寸才算是差不多了。要加上温水稀释，兑上鸡蛋清、淀粉和各种调料，搅拌成很粘稠的肉糊糊后，在温水里团下去，等飘起来就松软可口了，是道老少都喜爱的菜肴。 家族里的“族长们”，年龄大了不能来参加婚宴。主事的人就交待厨师专门给族长们各送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清汆丸子和几个馒头，族长们就欢喜不尽。每次给族长们用提篮送清汆丸子，大家都会抢着去。因为在送去的路上，可以偷偷从碗边上拈两三个丸子吃。 每次的婚宴上，清汆丸子基本上都是作为压轴菜上的，所以大家基本吃饱后，就紧握筷子，眼睛专门盯着这道菜。 有一次，快到上这个菜的时候，同桌的一个叔叔怂恿另外一个哥哥：“大小，你去端点馍馍去。”那位哥也听话，端着筐子就去旁边的篓子里捡馍馍。 那位哥才转身，清汆丸子就上来了。那位叔一使眼色，大家的勺子就“乒乒乓乓”地忙活起来。等那位哥捡馍馍回来，连丸子汤都被孩子端过去抢去喝了。大家吃完这道菜，基本上也就等着散席，但那位哥还一本正经地坐着，慢慢吃着馍馍想清汆丸子呢！ 等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那位哥才感觉不对，问同桌的人：“咋没看见上丸子？”那位叔抢着说：“我们这桌没有了，所以没上。” 那位哥低头想了下，往其他桌子上踅摸了一圈，说：“不对，别的桌子上有，咋我们桌子上没有？”看到别人偷偷笑，他才终于明白过来，说：“叔啊，你哄俺呢！哄着俺去端馍馍，先喊着他们吃了。俺要找你媳妇去告状！” 那位哥没吃到清汆丸子，心有余愤，还当真抽风似地去找那位叔的媳妇说理去了。 不大会，那位脾气暴躁的婶，一路喊着进门了，进来就劈头盖脸地骂那位叔：“你吃饱了撑得啊！喊人家孩子去端馍馍，你却带头吃了丸子。” 看到因为没吃到丸子居然真去家里告状，不但那位叔要急眼，连主人脸上也挂不住了，不愿当着亲朋好友为了这点事丢人。就拉着那位哥说：“为几个丸子，还真去找人家媳妇告状啊？我喊厨师给你盛一碗吃行不？”到了这个份上，那位哥脸也尴尬了，支吾了几句，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成了附近的一个笑柄。 因为清汆丸子确实好吃，我在长大点后，还专门跟邻居的一个大爷学会了这道菜。为了琢磨这道菜，我还真是煞费了不少苦心，琢磨了很多年，才算是多少得到了一点精髓。 在转过一个千年后，当我在云南做这道菜给朋友吃，朋友们惊呆了。说：“同样的猪肉，咋会做出这味道！”之后，就是一片的筷子响和被烫着喉咙的“呜呜”声。五分钟后，当我再炒好一盘菜回来，看到一盆子清汆丸子基本上就只剩下了一点汤。 一次，去看一个朋友住院的奶奶。老人几天都不想吃东西，说吃啥都没胃口。后来，朋友请我做点清汆丸子给老人开胃。 在忙活了半天后，丸子做出来了，洒上碧绿的香菜末和香油，趁热倒在保温杯里，一路狂奔着送到医院。才打开盖子，丸子热气腾腾的香味就出来了。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就“吸溜”了下鼻子，问：“什么东西这么好味道。”朋友没说话，在小碗里盛了几个丸子喂给老人品尝。 吃完第一个丸子后，老人浑浊的眼睛里就开始熠熠放光。她也不让喂了，自己支撑着接过碗来，几口就吃完了小半碗，连汤都喝光了，问：“还有没有？” 看到老人吃东西了，朋友笑靥如花，说：“有是有，但你不能一次吃那么多，晚上再吃吧。”老人执拗地说：“好孩子，再给奶奶吃几个好不？难得奶奶想吃东西了。”等老人再吃了几个，才舒服地躺下了，问：“你啥时候学会做这样好吃的圆子？” 朋友指向身后说：“是我朋友做的，这是地道的北方菜。” 老人望向我，诚恳地说：“你还能给我再做一次吃不？”朋友支吾着：“大家都忙，不一定有时间做了。”老人的眼神立即迷蒙起来，我连忙说：“可以，可以，只要你老人家喜欢吃，我再给你做。” 事后，朋友说：“我奶奶的病不是看好的，是吃你的丸子吃好的。倒是说，你啥时候能给我再做一顿吃啊？”我说：“过年的时候吧。”朋友就“吧唧”了一下嘴：“真盼着抓紧过年啊！” 66、 记分员 66、 记分员 在生产队的岁月里，还是有一整套管理方法的。 生产队长下面，还有保管和会计，这三个人就是生产队的官了，算是农村最基层的“首脑”。另外，还有个记分员，不在生产队的“班子”行列，但是掌管着社员们的生杀大权，有时也偶尔会列席生产队“班子”的某些会议。 社员们干一天活，男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多少，妇女的工分是多少，孩子们临时帮生产队干活能给大人加几分，看守生产队的庄稼、机井、抽水、挖河等如何算分，多少分数折合一个工？一个工能折合多少东西……这些繁琐的事情都是记分员来统计。 有时候，记分员没时间出工了，社员们就要到记分员那里去“报工”，由记分员核实后统计起来。 那时候，生产队是农村最小的“单位”，但几个“领导”的职责也各有分工。 生产队有多少家底、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要预留多少活动资金等，这些是会计的职责，他要做到心中有数。而生产队有多少工具、农具、仓库里有多少粮食、牲口棚里有多少牲畜等，这些是保管的活路。而生产队长的职责，就是应酬一些会议、安排生产队种什么庄稼、一年四季的农活安排、社员们出工时的具体活路分工，要做些统筹兼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话，用在当时的生产队里是最合适的一句话。 不在领导“班子成员”的记分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只有心地比较公平的人，才能在社员选举时被选为记分员。记分员不能给别的社员少计工分，也不能给自己多记工分。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社员们心里都有一杆秤。记分员不公平了，也会被社员们“弹劾”掉。 我们生产队的记分员，是我的一个堂叔。他的年龄比我爸小点，是我的一个大叔。大叔为人厚道、细腻，好像做了很多年的记分员，还兼过几年的会计。 那时候，一个工到底能兑换多少物质，确实是很难计算了。原则上，工值的多少是按当年生产队的收入来计算。收成好了，除了仓储的粮食，剩下的粮食就会除以全体社员的出工数，再兑换成粮食分给大家；其他的杂粮类、棉油等，也是以此类推。 所以，当时的工值和现在的效益工资有些相通的地方。 就我们家里来说，基本上是妈妈一个人干活。而且，妇女在生产队劳动，干不动粗重的活，工分也相对较低。一年下来，靠妈妈工分挣的粮食还不够我们三口吃。 当时，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买口粮。 那些年，在外面买粮食除了现金外，还要用到粮票。 粮票有各省的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两种。本省的粮票，只能在本省“消费”，而全国粮票则是全国通用。当时，大到粮食小到糕点、甚至一根油条都要用到粮票。即使不怎么用粮票的集市、街头，只要有粮票也能少花点钱。所以，在那时候，粮票是基本上可以当第二货币通用的。因此，有时候远在东北的四姨，也会偶尔给我们寄点全国粮票来。 但是，在生产队买粮食，就不用粮票了。不管这么说，毕竟是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粮食不够吃了，拿点钱就可以买点仓库里的余粮。 粮食撑不下来的时候，爸爸发了工资，会去队里买点粮食。基本上，我们每年都要去生产队买粮食支撑生活。爸爸去队里交点钱，老队长会喊保管打开仓库，给我们称粮食。 生产队的仓库设在邻居的一个大爷家，里面倒是经常堆着半屋子的玉米。只是，玉米都是倒在地下的，不但有些已经霉变了，而且老房子里的老鼠还多。每次打开仓库，就会惊起一群硕鼠。保管爬到粮食堆上，用簸箕随便扒拉两下上面的老鼠屎后，就随便撮一些，称够了分量，倒在爸爸的布袋里背着回来。 每次看到从生产队买来的粮食，妈妈都会生气。这些粮食不但虫蛀、鼠蚀，夹杂着不少老鼠屎，还有一些霉变的。 爸爸也没办法，说：“不行就淘洗一下再去磨面吧，谁叫我们家劳力少呢！”每次说这话的时候，小妹就有点心虚，怯怯地说：“爸爸，我吃得不多，还没哥哥多。要不，以后我就少吃点。” 听到小妹说这话，平时对妹妹比较凶的爸爸也很心酸，摸摸她的小脑瓜，叹口气说：“小丫头，你还能多吃多少啊，是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小妹或许听不懂爸爸的话，但能感觉到他的口气和平时不一样，会很乖地在他怀里依偎一会儿。 67、小钢磨 67、 小钢磨 在农村里，当用石磙子碾压磨面的碾坊逐渐消失的时候，附近村落里开始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碾坊——小钢磨。 小钢磨出现之前，在石磙子上碾压麦子，面粉出来时麸皮都裹在里面，蒸出来的馒头里都有麸皮，颜色也都是灰蒙蒙的。这种带着麸皮的面粉，社员们称为“连麸杂”面粉。 有一天，忽然看见小伙伴拿着个雪白的馒头在啃，大吃一惊。问他家咋蒸出来这么白的馒头？他说：“在小钢磨上磨出来的面粉，都是这么白。” 我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抓紧跑着回家和妈妈说了。爸爸正好也在家，听说附近有小钢磨，也能磨很细、很白的面粉了，就“吧唧”了一下嘴，说：“问问是在哪个村，我带你去磨面。” 于是，妈妈去小伙伴家打听了，回来往布口袋里撮了十多斤小麦，爸爸借了一辆自行车，将口袋放在后面，将我抱在前车梁上，就带着我去了。 等到了地方，远远就听见了机器的轰鸣声。磨坊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是用布袋装着一点玉米或小麦来磨点面粉。 在爸爸排队时，我就从人缝钻到屋子里，想看看小钢磨到底长得啥样？ 磨玉米面的机器比较简单，将袋子里的玉米倒进机器的漏斗里，漏斗的小口就开始“稀里哗啦”地往机器的“肚子”里落玉米粒。里面一阵响亮的粉碎声，粉碎后的玉米面就落到了下面连接的一条长布袋里，布袋被机器里吹出来的风吹得鼓鼓囊囊的。 不一会，漏斗里的玉米漏完了。磨坊里一个光着膀子、全身都是面粉的小伙子，就停了机器。将长布袋从机器一边开始抖，将面粉全部抖到长布袋的尾巴那里，解开扎口绳，将磨的细细的面粉就倒在大家的布袋里了。 “小钢磨太快了，转眼的功夫，这些玉米就磨成这么细的面粉了。以前啊，在碾子上……”乡邻一边念叨着，一边掏出一两角钱，付了磨面的钱，就背着口袋走了。 比起来磨玉米面，磨白面要麻烦点。 磨小麦时，第一遍要先脱皮，将小麦外面的壳脱下去，这些壳子打碎后就是麸皮了。小麦脱皮后，还要反复磨两三遍，出来的就是雪白的面粉。 而且，磨小麦的时候，还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磨面。不需要麸皮喂鸡什么的，可以多磨一遍，这样可以多出点面粉，少出点麸皮，但这样的面粉会稍微黑点。家庭好点的，宁愿多出点麸皮，也要雪白的面粉。 那时候，麸皮是喂鸡的最好饲料。一般的时候，只有下蛋的母鸡才能吃得到麸皮；而不会下蛋的公鸡，基本上是被主人用小棍赶着到处自己刨食吃去了，或者要在饲料里掺进去很多碎野菜。所以，那时候，“很受气”的公鸡只要看见那只母鸡吃了带麸皮的饲料，就会背地里狠狠啄那母鸡，收拾得那母鸡毛飞。 磨坊里的两台机器轰鸣，震得耳朵“嗡嗡”响，还到处是面粉的尘埃。我看了稀奇，也就跑出来了。等爸爸出来的时候，眉毛、胡子上都是面粉，逗得我哈哈大笑。回去后，就央求妈妈烙了几张油饼，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能吃到雪白的面粉，家家都感到太幸福了。家里再来个客人，也可以做几个雪白的馒头招待客人，一家人都感到很有面子。 后来，小钢磨逐渐普及，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钢磨，大家再也不用为磨面发愁。 之前，黄豆之类的杂粮，在碾坊里是无法碾压成面粉，现在也可以直接磨成豆面。有的直接在玉米里掺进去一些黄豆去磨面，这样蒸出来的窝头很松软，还香。所以，后来我们吃的窝头基本上都掺有豆面，再也不用吃硬梆梆的窝头了。 而除了黄豆外，像一些产量不高、但大家还需要的黍子、高粱，都可以在小钢磨上磨成很细的面粉。这样，过年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吃到黍子面的枣糕。 再后来几年，我们村边上还有了一家面粉厂。 院里的一个叔，在河岸上盖了很大一溜厂房，里面有很多设备。一边将麦粒进行水洗，一边传送到机器里加工，这样出来的面粉更干净、面粉更白。有了面粉厂，大家连小钢磨那里也懒得去了，就直接在我们村里的面粉厂，用小麦直接兑换面粉。 从碾坊到磨坊，再到面粉厂，农村里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一点点在变化着。 再到后来，村里专门有了蒸馒头的人家，每天推着馒头车子串着街地叫喊。大家忙闲不等的时候，连馒头有时候也懒得蒸了。就从粮食囤里直接撮出来一簸箕麦粒，端着到外面换回来一些蒸得很有劲道的馒头。 就连遇上红白喜事，大家也懒得动手蒸干粮，都是直接去馍馍房里说一声，说某日某日要几百斤馍馍。到时候，馍馍房里就会直接给送到家里去，等这家事情忙完了，才拉着几袋麦子送到馍馍房里还账。 “变化真快啊！以前，我们都是在碾子上推磨……啧啧，看现在！这些变化，以前是想都不敢想啊！”老人们蹲在胡同里一边看热闹，一边掏出有过滤嘴的烟来分发着。之后，袅袅的烟雾，就在老人如菊的笑容中慢慢升腾。 68、队里的五保户 68、 队里的五保户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几家没有子女或只有女儿、但女儿远嫁后照顾不到的老人，还有一些失偶老人。这些老人等没人照管的时候，就由生产队里照顾着生活，这些老人也就被称为五保户。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几家五保户。 我们生产队有四个五保户：两位是老大娘，一个是院里的哥，一位就是饲养员刘孟河。虽然饲养员腿有点残疾，但基本上一直帮着生产队照顾牲口，一辈子也算没给生产队少出力。剩下的两个老奶奶，等年龄大、干不动生产队的活路了，每年生产队就分配给一些粮食等，凑合着也能生活。 两个大娘里，一个是张广耀大娘。听妈妈说，她当年和爸爸回到农村的时候，还怀着我，没地方住，一个人也不敢找房子住，就暂时在广耀大娘那里住了一年多。后来，等生下我后，才搬到堂叔的车马店去住。因为在广耀大娘那里住过，所以妈妈和广耀大娘的关系很好，也经常过去照顾下老人。 我小的时候，也去过老人的小院，至今还记得那个小院的布局。小院不大，北屋是两间土坯房子，外间待客，里屋老人住。侧面的西屋有一间房子，那间房子就是妈妈当初住过的。 广耀大娘很慈祥，每次见了我，都摸摸我的头，拿点枣子什么的给我吃。那些东西，老人平时都舍不得吃。那时候，老人岁数已经很大了，还裹着小脚，驼着背，有时还会张罗着做饭，挽留我们一起吃。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在我印象里，她就像是我的奶奶一样，感觉做奶奶的就应该像她那样慈祥。 火柴很紧张的时候，有次爸爸带回来一包火柴。妈妈拆开了，拿出两盒来，喊我给大娘送去。 我跑着去了，还会逗她：“大娘，你还有火柴没？”大娘摸着我的头，说：“小兔崽子，大娘也没火柴了，回去和你妈妈说，等我有了给她送去。”我把那两盒火柴举到她面前，说：“妈妈知道你没了，喊我给你送来。”大娘笑得像花朵一样，高兴地接了火柴，还塞给我一把枣子吃。 后来，大娘善终后，妈妈伤心了好一阵子。她住的小院，也安排给了生产队里孩子多的人家。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去那里了。但每次经过那个小院时，都还会想起老人慈祥的笑容。 另一位五保户大娘，叫张怀明二大娘，也住在广耀大娘一个胡同里，相距几十米远。 这位二大娘个子高，一张长脸上下都是尖尖的，像个枣核，脸也黑得不行，头发灰白，脾气暴躁。她也是丈夫早逝，膝下有个女儿，也长得和她一样黑，但下嘴巴子大，两颗很大的门牙经常露在唇外，大家都喊她“黑大姑”。 二大娘也喜欢小男孩。每次妈妈去看广耀大娘时，都会转过去看下二大娘，二大娘就很高兴，说：“别人说我们是‘绝户头’，很少到这里来。你是从城里来的，还不小瞧我们，真是很少见。”之后，拉着妈妈在炕沿上坐下，跟她说很多家长里短，还教妈妈一些干农活的技巧。 那些年，妈妈还是跟这些老人讨教了很多农村的事情。 小孩子在屋里呆不住，玩一会就在院子里到处跑，或者去附近找小伙伴去玩。捉迷藏是那时候最喜欢的游戏，一帮孩子在院子的柴堆里乱拱，在旮旯里钻来钻去。有时候，妈妈要回去了，还要到处找我半天才找得到。 黑大姑脾气不好，每次回来，和二大娘说不了几句话，两个直性子的人就要吵起来。 每次，邻居都来劝架，把气呼呼的黑大姑劝走后，二大娘都要偷偷抹半天眼泪。因为经常流泪，二大娘的眼睛逐渐不好使唤了，走路都磕磕绊绊的。有时候，孩子们在街上玩，看见她摸摸索索地走路，都会过去牵着她，送她回家。 每逢这时候，二大娘就嘟嘟囔囔着：“破烂是个袄，好歹是个小（小子、儿子）。还是有个小子好啊，哪怕再不孝顺，至少还能在眼前晃悠着。这女儿啊，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再也回不来喽……”看着哀伤的二大娘，仿佛多少明白了一点：在农村，没个儿子，到老了还真是不行，眼前连个服侍的人都没有。 后来，这位大娘也去世了。生产队里的五保户，也越来越少。 另外一个五保户，是我们同族的一个哥哥张绍明，我们都喊他三哥。他小时候也得过天花，没娶上媳妇，大家就喊他“麻三”。他和弟弟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自己独立做饭吃，平时和弟弟来往也不多。 他和饲养员是铡草的好手，每次基本都是两个人搭档，一个递草一个按铡刀。他们也是大家的一对活宝，很多人拿他们开玩笑，他们也经常鼓着腮帮子反击。有时候，他们两张嘴将别人说住了，就“嘿嘿”地开心得不行。他和饲养员铡草时，也是经常一边互相开涮一边铡草。有时只顾着开涮，他的手指也被饲养员铡掉过两节。但伤好后，两人依旧是搭档。 三哥的象棋下得好。农闲时节，大家都喊他去下棋，但基本上都赢不了他。有时偶尔输一盘，他还急赤白咧地和别人争辩。 等我们这帮孩子稍微大点了，也经常去找他下棋。他的屋子里比饲养员的屋子里稍微干净点，但锅灶也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架着一口小黑锅。上面的盖子则是一个倒扣的大瓦盆，在瓦盆底下钻了两个洞，栓根绳子方便拎着扣在锅上。但他基本上是不开伙，到处吃百家饭，走到谁家就在谁家吃一口，也顺便帮着人家干点活。 我们开始跟他学棋那阵儿，他很耐心地教我们，也能很轻松地赢掉我们。每次看着我们抓耳挠腮地不知怎么走棋的时候，他就开心了。叼着一根半尺长的铜烟袋锅，“吱吱”地使劲抽着烟叶子，兴奋得一张黑脸上麻坑绽放，油光发亮。 后来，三哥老的时候，还是弟弟照顾着他，使他得以善终。 69、农村姑娘的想法 69、 农村姑娘的想法 当时，生产队里也有很多年轻人，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力。 那时候的年轻人，从小就玩着坷垃长大，读几年书后就回来生产队干活。再大点就在附近村里找个媳妇或在附近找个人家嫁了，一辈子也就跟土地“干仗”了。 中原一带有悠久的种植、管理棉花的历史，所以即便是在生产队里的时候，除了粮食作物，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种植棉花。 因为年年种植，导致棉花上的虫害相对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有的地块在连续种植两年棉花后，就要“换茬”，改种一两年小麦。这样，棉花上的虫卵就很难危害小麦，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棉花虫害。 即便采用换茬的方式，每年的夏秋季节，棉花虫害还是很猖獗，因此喷洒农药是必须的手段。 喷洒农药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中年以上的社员，干这些活就显得笨手笨脚，所以生产队专门成立了“打药队”，打药队里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那时候，喷洒农药用的是一种圆柱形的喷雾器，大家称为“药桶子”。在直径20公分的圆柱型喷雾器上方，有一个打气筒，将喷雾器里的药液加压，喷出来才能形成雾状。所以，在喷雾器里加药液时，药液不能灌满，要留出一定空间。另外，上面还有个椭圆形的密封的盖子，每次都要用螺丝拧紧，药液才不会泄露出来。 打药的季节，生产队里会为打药队的年轻人每人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用完了还可以再找保管领取。年轻人将毛巾扎在腰上，羡煞了我们这帮野孩子。 圆柱型的喷雾器是最古老的一种，喷洒一阵后，喷雾器里的压力没了，就要放下来重新打气，之后继续喷。每次打完一桶的药水，要回到井边上重新兑水和农药。打开喷雾器的时候，还要慢慢拧开螺丝，免得里面残存的气体和药液喷出来灼伤眼睛。 打药要断断续续持续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时候，菊酯类的高效低毒农药还很少，都是氧化乐果等高残毒农药，中间会不时有中暑和打药中毒的年轻人。 这个季节，也是老队长最操心的季节。虽然他不带领打药队干活，但有时经常转着去看看，或者一再叮嘱打药队的队长一定要当心，发现啥事抓紧向他报告。间或，其他村子里还是会有因打药中毒死亡的年轻人。 棉花上有几种害虫，其中最难缠的棉铃虫，耐药性很强。有时候药液对着大个的棉铃虫喷洒一阵，虫子换乱扭动一阵子，当时是蔫了，还以为它死了。但半天后，这虫子又开始活蹦乱跳地继续危害棉花。 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对付这些虫子，一是在傍晚的时候喷药，二是组织社员捉虫子。 那时候，还有一种圆形的喷雾器，是专门喷洒粉剂农药的。在圆柱形的喷雾器旁边，伸出一个铁桶来，是粉剂的出口，有点像是歪把子机枪。另外，在圆柱型的一段，不再是打气筒，而是一个摇把子。 在傍晚喷洒农药，是因为这时候开始下露水了，喷洒出来的药粉能沾在棉花的叶面上，虫子一旦晚上出来吃棉花叶，就直接倒毙了，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每天傍晚，都有几个年轻人专门斜背着这种喷雾器，不停地摇着喷雾器的摇把子。喷雾器就“呜呜”地有节奏地响着，一片呛人的“六六六”粉就在棉田上方腾起、弥漫。据说，六六六粉剂对土壤和地下水的的残留毒性太强，能长达几十年，对人畜都有危害。所以，在后来的一些年，国家才逐渐禁用了。 每天虫害严重的时候，老队长早早地就敲响了村角的破钟，社员们也都拎着一个瓶子在破钟下集合。因为天气炎热，大家早出工，趁着凉爽捉虫子，也可以早回来休息一会儿。 到了地头，老队长安排每个社员捉两行棉花上的虫子。大家就蹲下去，在两边的棉花棵子上找棉铃虫，看见了就逮住丢在瓶子里。干这个活，生产队会按照捉虫子的多少计工分，大小虫子都一样。所以，这时候孩子们基本上也被大人拽到棉田里，帮着捉虫子挣工分。 太阳不太热的时候，孩子们还开心，捉虫子比大人还眼尖手快。但等太阳逐渐升起来，钻在棉田里就像是在蒸笼里，孩子们就受不了，陆续跑到沟渠边的树下玩去了。 等实在太热的时候，老队长才招呼大家聚拢到地头上，将每个瓶子里的虫子倒出来，清点一下，由记分员记上虫子的数字。最后，这些虫子被喷上农药，集体土葬了。 那时候，大家捉虫子能捉到恶心。每个人的手上都沾了绿乎乎的虫子液体，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还有股难闻的味道。看着手上的绿色，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下去。 到下晌回来的时候，一帮老娘们就陈芝麻烂谷子地“唧唧喳喳”着。队里一个三姐到了婚嫁年龄，老是不肯嫁。一些老娘们就追问她原因？她说：“我不是不想嫁，就是不想嫁给农民，一天到晚地在地里干活，累都累死了。”“那你想嫁什么样的人？”“至少嫁个工人呗！” 那时候，所有农村里的姑娘们其实都不想嫁在农村，她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嫁给工人。工人在那个时代，至少还算是吃皇粮的，所以农村的姑娘都想高攀个工人阶级，来个工农结合。 有人问：“那你想嫁给什么样的工人啊？”三姐累得走路都在摇晃，说：“长得啥样都行，多老、多丑都不嫌弃。哪怕每月只有五分钱工资的工人，至少每月也能拿到一点现钱啊！哪像农民，累死累活干一年，连嘴都糊弄不了，就别说钱了。” 于是，一群老娘们都笑。但笑过之后，老娘们都不说话了。其实，大家也都在这片土地上干够了，但除了这里，她们还能去哪里？ 那时候，社员们都想着：哪怕去城里打扫厕所，也不愿意待在生产队里干活。但是，就是去城里扫厕所，大家也是“烧香找不到香炉”，没人引荐，扫厕所也没人要啊！ 那时候，农村的姑娘都是拼着命地想跳出农村这个“火坑”，城市的姑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嫁到农村的。 妈妈能从中原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农村，也是很无奈之举。估计当初，也是爸爸答应了留在妈妈那个城市里教书，但后来被调到冠县那个县城后，因为“臭老九”的身份，领导也不喜欢，不停地被“下放”到边远的乡村学校。他自己都颠沛流离了，自然也无法带着妈妈一起流离。妈妈要想待在一个稳定的地方，只能回到农村。 在农村的日子确实很苦，有时候用“水深火热”来形容都不为过。 那些年，社员们没有刷牙的习惯，张嘴都是一口大黄牙。但妈妈是从城市里来的，忍受不了不刷牙的习惯，所以坚持着刷牙，也要求我从小就刷牙。 但有时候，家里连买牙膏的钱都没有了，妈妈就对付着用牙刷沾点盐巴刷牙，也喊着我试试。沾着盐巴的牙刷才送到嘴里，就开始反胃，试了几次，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有时候留意妈妈，她用盐巴刷牙也是反胃，但她还是坚持着刷牙。 那时候的牙膏，牙膏皮都还是锡皮的，妈妈就让我收集起来，等收破烂的来了，还能多少换两包火柴。小贩子有时候看着我们窗台上积攒的一堆牙膏皮，就赞叹：“嫂子到底是从城市里来的，还能坚持刷牙。在农村，怕是一个生产队里的牙膏皮都没有你们家的多。” 时光荏苒，后来，三姐还是嫁到外地，大概还真是个工人，总算是脱离了“苦海”。留在生产队里的一帮姑娘们，就羡慕得不行。转回出工的时候，她们一边羡慕着三姐，一边还要背起药桶子继续打药。 圆柱形的喷雾器基本上都是背在左边的肩膀上，时间长了不但肩膀都压得红肿起来，还会养成耸肩的坏习惯。再后来一些年，这种药桶子被一种扁圆形、双背带的自动喷雾器代替了，而且不用中途打气，而是边走边慢慢压动左边的压杆，喷雾器里就源源不断地喷出雾状农药来，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再往后，北方的农民开始种抗病棉。 一次和老家的朋友聊起，问他种棉花还每年辛苦地打农药不？朋友说：“哥啊，现在有抗病棉了，基本上不用打农药了。”我大吃一惊，问：“种棉花都不打药了？” “哥啊，现在的农民做得太轻松了。麦子收获的季节，有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你就带着口袋到地头等着。联合收割机过后，不但脱下了麦粒，还将麦秸秆打碎留在地里当肥料了。到地头上，将麦粒倒在口袋里，或者直接倒进自己的三轮车里，将麦子拉去晒一下，这麦就算过完了。多少花点钱，还有人专门给播种玉米。现在，整个麦收、秋种，自己都可以不动手了。” 朋友说：“到了秋天，以前是一穗穗地掰玉米，再来捣鼓玉米秸。现在，也有玉米收割机了，收割机过后，玉米杆也被粉碎了，地也给绞了一遍，到地头将干净的玉米穗‘哗啦’倒在三轮车里，大秋就只剩下等着种小麦了……” 惊奇之余，又想起三姐的那句话，不禁感慨万端：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完成了从田地的奴隶到主人的完美转身。现在的农民，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成了一个既轻松、又体面的职业…… 70、老铁头的故事 70、 老铁头的故事 邻村里有个外号叫“老铁头”的人，是附近十里八乡闻名的“达人”。 关于老铁头，有很多故事在民间流传着，先说他的“铁头”的来历吧。 有段时间，他曾在公社的伙房里做饭。他着实喜欢上了厨房里的两个炒勺，就琢磨着怎么带回家用。但是，公社大院里人多，出出入入地也不好就这样拿着出来，所以，没事他就慢慢琢磨这事。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后来，同在公社里上班的一个哥们到他家里做客，他惦着炒勺“刷刷”地忙活着炒菜。那哥们看着他出神入化的手艺，惊叹不已。 忽然，哥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子，说：“哥啊，我咋看着这个炒勺那么眼熟呢？”他“嘿嘿”一笑，说：“咋眼熟啊？”哥们接过炒勺来，仔细看了下，恍然大悟，说：“是我们伙房的那把吧？”他嘿嘿笑，说：“你眼力真好！” 炒完菜，两人喝着小酒，那哥们问：“哥啊，公社大院里那么多人，你咋就能拿出来这个勺？”他嘿嘿笑着：“这个是小把戏。”那哥们不信：“哥，明天你要是再拿一个勺出来，我请客。”“真的？”“君子一言。”“好，明天见。要是我拿不出来，我请你。” 第二天，那哥们快到下班的时间，就先躲在公社大院值班室里偷看着。 老铁头推着辆“稀里哗啦”的破自行车过来，还停下和门卫说了几句话，才大摇大摆地骑着破自行车走了。那哥们也急忙出来，骑着自行车追上去，说：“哥，看来我口福好啊，今天还得到你那里继续喝酒。” 老铁头一边蹬车子，一边说：“不一定，你先找个吃饭的地方吧。”哥们说：“你两手空空的，勺都没拿出来，咋个让我请你啊？”老铁头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哥们半信半疑，在镇上找家小饭店坐下，点了个爆炒豆芽和油炸花生米。哥们说：“哥，拿出勺来啊！”老铁头翻着眼睛说：“你还没看出来啊？”哥们说：“你就蹬着辆破车子出来了，哪来的勺啊？”“我头上有什么？”“头上就箍着一块毛巾啊！”“毛巾下面呢？” 那哥们一口酒都笑喷了，“毛巾下面有啥，是你的脑瓜子啊！”“不一定吧！”老铁头放下酒杯，解开头上箍着的毛巾，“你看下面是什么？”哥们的嘴立即张得能吞下一个拳头：老铁头的毛巾下面，居然扣着一个炒勺。 他“嘿嘿”笑：“上次，我就一下带出来两口炒勺，一口贴在褂子里面的肚皮上，外面穿了件大褂子，骑着车子就出来了。其实，头顶上还顶着一个炒勺呢，炒勺的把子被我头上系的毛巾正好遮住了，门卫愣是没看出来。” “啧啧，你咋居然想出来这个办法，兄弟是服你了。看你头上箍着一块毛巾，谁能想到其实是个铁头啊！” 从那以后，大家就开始喊他“老铁头”了。 老铁头年轻时，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他的叔叔种了一块西瓜，到瓜熟的时候，他就想着咋个去偷几个瓜吃。有几天，叔叔瓜地里的几个好点的西瓜都没了，他就找到老铁头，说：“肯定是你这个坏小子干的，说，是不是你偷的瓜？” 他“嘿嘿”笑：“是我。”叔叔就纳闷了：“我天天都在瓜地里守着，没看见你去过啊，你啥时候偷的？”他“嘿嘿”笑：“要是让你看见，还叫偷啊！”叔叔不信，说：“我不信，明天我去瓜田守着，你要是再给我偷一个，我就服你了。不然，我就去告诉你爹，看他怎么收拾你！”老铁头连忙满口答应。 第二天，叔叔专门在瓜田里几个熟了的瓜底下画个了叉，免得到时候老铁头和他耍赖。随后，叔叔坐在瓜棚里，眼睛一眨不眨地守着。 前半天，叔叔的眼睛都瞪涩了，愣是没看见老铁头的影子。老人家不敢懈怠，继续蹲守着。还别说，午后容易打盹的时候，他还真看见老铁头箍着毛巾在瓜田旁边的玉米地里晃了一下。 叔叔远远地笑：“坏小子，我看见你了！我就不眨眼，看你咋偷我的瓜？”老铁头看见叔叔瞄见他了，头一缩，钻回玉米地去了。不一会，他的毛巾隐隐约约地在其他地方出现了。叔叔笑：“你就趴在那里，我看见了……” 半天后，叔叔见老铁头不动了，心里疑惑，就走过去看个究竟，却发现老铁头的毛巾原来挂在了玉米地里的一蓬杂草上，人早没影了。 叔叔这下慌了，抓紧回到瓜田里看，那几个熟了的瓜已经不见了。叔叔大吃一惊，转过身去，就看见老铁头悠闲地坐在他的瓜棚里，身边放着五个滚圆的西瓜，瓜底下都有个叉。 叔叔这下服气了，坐下来问他：“你跟我说说，你到底咋偷的我的瓜，还一气偷了五个？”老铁头不说，叔叔站起来就走：“不说是吧？我去告诉你爹。” 老铁头慌了，说：“告诉你，别去了。刚才，我就是箍着头巾在晃你，吸引你的视线。之后，就爬着钻到瓜地里去了。”叔叔说：“那你咋能一气偷了五个？”“我先摘下来五个瓜，然后腋下抱着两个，用肩膀拱着两个，另一个用头顶着，贴着地就爬出去了……等你到处找我的时候，我就有时间将偷来的西瓜抱到瓜棚里等着你。” 这个传奇，曾让很多偷瓜的小贼自叹弗如。 后来，老铁头生了四个女儿。在给其中一个女儿找婆家时，他一定要跟着媳妇去男方家看看。 到了男方家，大致都看了一圈后，老婆都感觉差不多了，他却非要去看下男方的厨屋。 这下，不但他老婆疑惑，连男方家也不解，但女方家要看，男方家也不好反驳，就抓紧带着他去厨屋看了一下。只看了几眼，老铁头就从厨屋里退回来，爽快地答应了男方家的婚事，把男方欢喜得不行。 回去的路上，老婆不解地问：“你咋去看了眼厨屋，就这么快地答应了人家？” 老铁头“嘿嘿”一笑：“他家的锅台上有泡鸡屎。”“有泡鸡屎咋就满意了？” 老铁头说：“你想啊，相亲的时候人家肯定把正房和院子都打扫了，这是面子事，看不出啥来。要看就得看平常不注意的地方，就像厨屋。所以，锅台上有泡鸡粪就是平时懒打扫的缘故。咱家闺女有点懒，要是嫁给勤快的人家哪能伺候得了！他家的锅台上有泡鸡屎，就证明这家也不勤快，正好咱家闺女嫁过去能对付得了！” 71、油 坊 71、 油坊 小时候，北方都是吃得棉花油。偶尔的时候，生产队收成好了，也会多少分一点油。 记得有年秋收后，老队长召集大家开会，说下午分棉油了。于是，各家都拎着瓶瓶罐罐，来到了邻居家的的仓库那里排队，高高矮矮的油罐子摆了满满一院。 妈妈提着我们厨屋里的那个油腻腻的油罐子，挨着其他家的油罐子去排队。当时，记得一个生产队的两三百号人，也就能分一大桶多一点的油，差不多也就是每人一市斤棉油。这还是因为我们生产队种植的棉花多，种粮食多的生产队，怕是连这点油都分不了。 轮到妈妈拎着罐子去领油了，我看了下，也就给了半罐子油。这点油，也就是我们一年的过活了。 队里分油分的最多的一家，是劳力最多的五爷家。他家不连家里的妇女，仅男劳力就有四个。他家是拿着一只打水的铁桶去的，分了多半桶油。当时，已经把整个生产队的社员羡慕得不行了。 这点油，基本上过年时炸点东西都不够。所以，平时里大家吃油都比较抠门。偶尔的时候，每年社员们去生产队里遛一点小棉花桃子和僵瓣，抽时间将棉花弹一下，剩下一些干瘪的棉籽。积攒多点了，可以到当地的油坊里去榨一点油，接济一下生活。 小点时候，和生产队的一个小伙伴去榨过一次油。 当时，要跑七八里地，到其他村子里的油坊去榨油。当时，两家拢共只有10多斤的棉籽，也榨不出多少油，大人们都感到不好意思去，就喊着两个孩子去。两个孩子就背着一点棉籽，拎着个小塑料桶去了。 之前，还没去过油坊，不知道棉籽是怎么榨出油来的。到了才知道，油坊里热气腾腾的，老远就嗅得到喷鼻的香味。 进去的时候，看到一群光膀子的汉子，在汗流浃背地忙活着。油坊的老板称了下我们的棉籽，说：“你们的棉籽太少了，没办法单独榨，给你们兑换一点油吧。”我和伙伴也知道棉籽确实太少了，就点头同意了。老板称了下棉籽的重量，给我们每人兑换了一点油，还给了点棉饼。 然后，两个孩子就背着一点棉饼，拎着一点油回来了。 那次，是第一次在油坊里看那群精壮的汉子榨油，看油被一点点从棉籽里挤压出来，看那群汉子的汗水，油亮亮地滚落地上…… 连油都没有吃的日子，家家都紧紧巴巴的。孩子们嘴馋了，就摸了凉窝窝头，掰开了，偷偷去油罐子里沾点油，再把窝头对在一起，拿着就跑了。一旦被大人看见，还要挨鞋底子。 有时候，爸爸买来一点肉，妈妈也舍不得吃掉肥肉，都是专门切出来，在锅里使劲地熬油，直到将肥猪肉练成一点点金黄的肉渣飘起来。熬出来的猪油，妈妈就留着吃面条或者做疙瘩汤的时候放一点。而炸出来的肉渣，也被我和妹妹抢着吃了。 那时候，农村有红白喜事的时候，也会熬炼点猪油出来。一帮孩子们就围在锅前，等着吃一点肉渣，有时候连舌头上都被烫起泡来。那时候，肉渣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美味。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所有的土地全部承包给了社员们自己耕作。大家都像换了一个人似，不用人喊，天蒙蒙亮就钻进了棉花地里。 秋天，田野里的棉花一片片开得雪白，摘也摘不完。一车车的棉花买到棉厂里，一桶桶的油拉回来。而且，棉油也进行了提纯，不再吃老棉油了，都是吃的金灿灿的卫生油。 看着家家墙角里放的一桶桶的油，就想起来当初一个生产队才能分一桶多油的情景，想着大家拎着瓶瓶罐罐去分油的场面……但那些，已经成了过眼云烟，已经是上一千年的事了。 72、看场电影像是过年 72、 看场电影像是过年 小时候，看场电影像是过年。 那时候，能看到的电影都是《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红色样板戏。电影都是黑白的，要好长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基本上，每次都是在西街小学外面的街上放映，有时候东街也会放几场。 能看电影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只要得了消息，有时连饭都不吃就跑着去了，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地找合适的地方。很多时候，好位置都被附近的社员“霸占”去了。即便人还没到，先将一片的矮板凳占住了位置，其他人也就不好再挤了。 有时，虽然占到了一个好位置，但电影开映后，一些半大孩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几膀子就将我们这些小毛孩抗到边上了。占了个把小时的位置，就这样被别人抢了。那些半大孩子还翻着白眼，有时朝我们挥挥拳头。 我们这群小屁孩谁也惹不起，只好另外钻到人缝里，到处再挤位置，还往往惹得大人们不高兴，不时会低吼上几嗓子。 到后来，几个孩子被挤到了最后面，前面是无数的人头挡着，啥也看不见。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跑到银幕的另一面去看。在银幕后面看，字幕都是反的，但这边人少，总算能坐在地上好好看电影了。环顾周围，在银幕后面看的，基本上也都是一帮“弱势群体”。 常看的那几部电影，孩子们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但尽管如此，每次村里放电影，都还是跑着去。以后，每次拿着棉花柴玩的时候，一群孩子就扮演着看的电影里的人物角色，在院子里、胡同里疯跑。 农村里说孩子有一句话，叫“七岁八岁万人嫌”。 我虽然还不到“万人嫌”的年龄，但一群屁大点的孩子在院子和胡同里疯闹，也是很讨人嫌。哪个人的午觉被惊扰了，就从墙头上探出颗脑袋来，霹雳般地吼上一嗓子，吓得一群孩子落荒而逃。等逃远了，回头互相问，居然不知道是被谁吓跑的。 有时候，邻村里也会放电影，孩子们只要知道了消息，也一定追着去。妈妈知道后，很不放心，一定让我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去，她才允许。放映电影的时候，一般都是农活忙过一阵子后，不会耽误生产队的活路。一般都是选在在秋冬季节放映得较多。 有时，晚上走在田野的小径上，看着深秋里路旁高高的玉米和高粱地，几个毛孩子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田野里不时传来几声不知道什么鸟的叫声，在夜晚听来也是凄厉得很，让孩子们毛骨悚然。 有时，也有看庄稼的人在地里不出声地走，那“悉悉索索”的声音更让孩子们发毛。胆小的发一声喊，掉头就跑回去了。剩下的几个孩子，只好鼓足勇气继续往前跑。 等看完电影回来，黑压压的人群就潮水般地融入了村庄的胡同和村外的小路上。有时候，一群半大孩子经过我们身边时，还故意发声喊，在前面鬼叫着跑掉了。几个小孩更是心慌，一起跟着瞎跑，有时连鞋子都跑掉了。一直等看到村里稀疏的灯光时，才敢缓下脚步来喘大气。 有次，一个伙伴听说邻村又要放电影，就喊我一起去看。等我们摸黑跑到那个村子，却黑乎乎地没看到放映电影的。后来，问了那个村子里的人，才知道那天电影不在他们村里放映，是在其他村。那一会儿，心里是拔凉拔凉的，两个小毛孩也没勇气继续再去其他村子，只好悻悻地回来。 其实，看电影这事，半大孩子们比我们还热情。但他们多半不正经看电影，都是在其他村里的姑娘旁挤来蹭去的。看见有长得稍微漂亮点的，还挤过去搭讪。有时候，其他村里的姑娘也会在看电影的时候，暗中挑选街上的哪个男孩子长得还过得去，过后喊媒人来提亲。 有时，半大孩子们还会约着村里的姑娘去看电影。但听说，电影倒是没去看，两人出了村子，就一头钻进了玉米地。后来，还被看守玉米地的人看见了，两人衣帽不整地落荒而逃。那姑娘的家人一旦知道了，不但要暴打姑娘一顿，还要去男方家闹。为此，还惹出不少事端来……那时候，小屁孩们对这些事都不关心，就惦记着哪天再能看一场电影。 直到有一年，村里有一两家买了黑白电视，是屏幕最小的14英寸的黑白电视。即使这样的电视，也让全村轰动了好长时间。孩子们更是早早就吃了晚饭，跑到人家蹭着看电视。 农村里刚有电视的那几年，正好播出黄元申饰演的《霍元甲》，每晚看这部电视的人都是拥挤不动。谁家有这么一台小电视，比什么都体面。屋里实在坐不下了，主人就将电视搬到院子里来，整个院子里挤得到处都是人，连上茅房都挤不出去。 孩子们看电视剧，上瘾到连茅厕都没时间。实在憋急了，就溜到墙根，一边对着墙根撒尿，一边还回头盯着银屏。等大家看完电视回去了，这家的主人才发现院子的墙根下到处是孩子们撒的尿，不由拍着大腿骂半天那帮孩子。等改天那帮孩子来了，除了数落孩子一顿，还是得让孩子们看电视。 《霍元甲》之后，就是《陈真》和《霍东阁》，这些电视剧简直让孩子们着迷。不但每晚上都去看蹭电视，还都会比划电视里的几下子，没事就讨论那些剧情，为此经常会吵起来。孩子们碰在一起，也张嘴就是：“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后来，村里陆续添了一些电视，孩子们看电视的地方也多了。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发生的变化。有了电视，孩子们对电影的热情才稍微减弱了一点。到后来，村里再有演电影的，逐渐看的人也少了，家家几乎都坐在自己的炕头上看电视。 但有一年，农村里曾再次掀起看电影的热潮。 那一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开始上映，这是中国大陆正式意义上的第一部武侠片电影，影片的武打动作不但让孩子们着迷，连大人们也惊叹不已。很多人不停挥舞着旱烟袋高呼：“打，使劲打那个坏小子……”喊得嗓子都干了，才想起来一晚上光顾着看电影了，都没往旱烟袋里放烟丝。 那时候，村里有个露天电影院，平时很少有人光顾。但那一阵子，每晚上连续放映三到四场《少林寺》，还是每场都爆满。 很多孩子更是看了多次还流连忘返。大人不给钱买票了，就跑到电影院隔壁的人家，爬墙进去，趴在墙头上，在荧幕后面再看一遍。虽然看到的字幕都是反的，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趣。而孩子们嘴里，每天哼着的也都换成了《牧羊曲》。 从那以后，中国的武侠电影接连不断，村里的那个露天电影院，也一直异常火爆。直到“武侠热”渐渐冷却下来，那个电影院也冷清了不少，后来土院墙逐渐颓塌。偶尔扒着墙头往里瞅一眼，空旷的院子里，早已是衰草戚戚、雀鼠游走。 73、远去的大哥 73、 远去的大哥 有一天，我和妈妈、小妹正在大门口的阴凉处吃早饭，“咂咂”地专心喝着玉米糊糊。 “叮铃铃”，忽然听见一阵清脆的车铃声。我以为又是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来给我们送信，丢下饭碗就往外跑。才出门，差点撞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抬头看，却是爸爸推着自行车，在笑眯眯地望着我。 “爸爸，怎么是你？谁的新车啊？”我疑惑地问。“我们自己的啊！”爸爸支好自行车，坐下来盛了碗玉米糊糊，慢慢吹着喝。 “我们自己的？意思是你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啊？”我惊喜得连饭也不吃了，蹲在自行车前摇着脚蹬子，看亮闪闪的辐条在我眼前“刷刷”地一圈圈转动。妈妈和小妹也很稀奇，过来不停地打量这辆飞鸽牌的新车子。 后来才知道，原来，爸爸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平反了，还补偿了一点钱，所以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 对爸爸来说，最开心的就是从此不再是“右派”和什么“臭老九”了。虽然之前妈妈也劝他少说话、少得罪人，但爸爸是拗脾气，说归说，但听不进去多少。现在，压在爸爸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搬开了。 那一年，很多“戴帽子”的教师都被摘了“帽子”，很是扬眉吐气了一阵。 爸爸买了新自行车后，妈妈也要学，爸爸就在院子里扶着妈妈学自行车。妈妈还是很摔了几次，才算是勉强学会了骑自行车。 那时候，小孩子喜欢掏腿骑自行车，就是将右脚从车梁下伸进去，身子斜跨在一边蹬车。趁爸妈不注意，我也偷着掏腿学自行车。在摔了一次后，居然也学会了。后来几年，爸爸给家里又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妈妈以后出门也算是有了个“腿”。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最后就换了一辆自行车。但在爸爸看来，最重要的却是“摘掉了帽子”。 与此同时，大伯父也在那段时间被平反了，他也是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 大伯父平反后，不但给予了一定经济补偿，还可以有一个孩子去接班。在二哥和三弟中，经过一番讨论，年龄合适的二哥就去接班了，在附近村里做了小学老师。二哥和三弟上面，还有个姐姐，但按照那时农村的习俗，姑娘是早晚要嫁出去的。“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水”，房子家产什么的，一般都和姑娘无缘。 二哥去接班，家里的房子和宅基就给了三弟。三弟和我同年同月生，只是生日和我想比小五天，所以我基本上都喊他老三。因为生日相近，有时候我们哥俩还凑在一起过生日。 二哥上班的时候，伯父也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二哥每天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腕子上戴着一块铮亮的手表，脚上是一双亮得能照人的皮鞋，还经常将抹了头油的头发往后一甩——很酷的一个造型。那身城市孩子的打扮和造型，还真是吸引了不少农村姑娘。所以，二哥的婚事很快就得以圆满解决。 在大姐、二哥和老三上面，还有个大哥叫张绍俭，也就是我的大堂哥。之前，因为伯父是右派，每次在村子开会时都要爱批斗，对大哥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 我爸爸这边的兄妹，有三男三女，除了三个姑姑外，大伯父和我爸爸的脾气都不好。只有二伯父的脾气好点，而且小时候是出名的胆子小，敢做不敢为。 据老人们说，大伯父是有名的倔种。 小时候，这哥三经常一起捣蛋惹祸。爷爷在街上的名声好，家法也严。捣蛋的事一旦“东窗事发”，就要被爷爷“追究责任”。我爸爸最小，也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屁孩，知道每次干捣蛋的事都是二伯父的主意、大伯父的实施，我爸爸充其量只是个从犯，所以从不追究他的责任。 二伯父每次看要挨打了，第一件事就是“哧溜”钻到床底下，哆嗦着抱出他的小钱罐，从床底下探出头来，说：“爹啊，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俺把积攒的零钱孝敬您老人家吧，饶俺这一回吧……” 那个小钱罐里，盛着二伯父的“保命钱”。每次“事发”搪不过去时，就抱出来保命。爷爷看他被吓得哆嗦个不停，已经知过了，嘴巴也甜，就暂时不搭理他，喝道：“一边凉快去，等会儿再收拾你。”二伯父就“哧溜”缩回床底下，一边“凉快着”，一边等候着发落。 之后，爷爷就将目光转向大伯父。每到这个时候，大伯父都是梗着脖子，一言不发。爷爷就气得不行，脱下鞋底子一顿猛抽，但大伯父像橛子一样站着挨打，一声都不吭。他越是不出声，爷爷越气，就打得更厉害。 二伯父在床下听着“噼里啪啦”的鞋底子扇在屁股上的声音，吓得更是抖得厉害，连小钱罐都抖到了地上。 这时候，爸爸就溜出去喊奶奶来，才能劝住盛怒的爷爷。再看大伯父，还直着脖子站着呢！直到爷爷说“滚”的时候，他老人家还问上一句：“爹，你还打不？要是打够了，俺就出去了！”爷爷又要去脱鞋，被奶奶死拉活拽地扯住，大伯父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去。 到了这会儿，二伯父才敢从床底下露出头来，问一句：“爹，你还要俺的小钱罐不？”爷爷被他气乐了，喝一嗓子：“你也滚！”二伯父才忙不迭地在床底下重新藏好他的小钱罐，跟斗把式地跑出去。 大伯父的倔脾气，到大了都没改过，后来也经常气得伯母心口疼。 因为这个改不了的倔脾气，大伯父就连戴上右派帽子后还是那样。大队里开大小的会议，都要将他拎到主席台上，胸前挂着纸牌子、跪下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批斗和教育。 伯父不仅脾气倔，而且还是个很有“才”的人。越是被批斗，他越是不服，“歪理邪说”也就上来了。而且，他的那些“理论”，还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一般的村领导，还真说不过他，往往还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村干部抬杠抬不过他，就不和他嚼舌斗口，直接按到主席台上去批斗。 但每次批斗，伯父也“从来不认罪”，即使每次被人按着头也从来“不老实”。在被批斗的时候，那张“经常惹祸的嘴”也不闲着，常会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因此也会受到更猛烈地批斗，每次都吃很多亏。 有时候，他老人家的脖子都被人按歪了，但还是拧着脖子，突然来几句冷笑话，顿时笑翻全场的社员。就连主席台上的“领导们”，有时也被他逗翻了。但笑过之后，还是要继续批斗他。 每次开会，社员们基本上都没怎么在听“领导们”讲啥，而是盼着大伯父讲点啥了。有时打盹的社员没注意，等大家笑完了，愣怔过来，还要抓紧向身边的社员询问伯父刚才讲的啥笑话。这些和村干部们“斗智斗勇”的冷笑话，就会在坊间沸沸扬扬地传播着…… 伯父倒是想得开，开会时被人按着批斗了一顿，回来还是摆出一副家长架子，喊孩子们打水给他洗脸。几个孩子都撅着嘴，谁也不动弹。伯父就挥着破芭蕉扇，说：“老子当兵的时候，还打过太行山呢！当年，老子……” 二哥嘴快，接着说：“当年，老子打太行山的时候，是国民党兵不说，还当了逃兵……还好意思说！真是老黄瓜潲水——装嫩！”老三和大姐就捂着嘴笑起来，伯父一瞪眼，骂道：“小王八羔子，找打啊是不？”二哥嘴犟，伶牙俐齿地说：“我要是小王八羔子，那你老人家是——”在批斗会上逗得大家哈哈笑的伯父，愣是被二哥气得脸红脖子粗，脱下鞋子来砸过去。 二哥被他丢鞋子打多了，也打出经验来了，闪身躲过去，却顺手将鞋子抓在手里，扬手丢在厢房顶上。之后，拉着老三一溜烟地跑到院子里。 等伯父单脚着地、一跳一跳地追出来，二哥早跑到街上去了。他才要转身找梯子上房取鞋子时，大哥早默默地爬到房上，取下伯父的鞋子，蹲下身去，将鞋子套在伯父的脚上。伯父就眼圈一红，一把拉着大哥来，自己提上鞋，坐回到堂屋那把“吱呀吱呀”乱响的破椅子上，用破扇子盖着脸，半天不再说话。 大伯父被批斗的事，给内向的大哥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老爹是右派，大哥在农村里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不论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的。后来，无法排解的他走到村外的一口井边，徘徊良久后，走进了井里…… 我几岁的时候，大哥那时还在。 有次，他拿了一棵枣树苗，对妈妈说：“婶婶，在院子里栽棵枣树吧，以后弟弟和妹妹也有枣子吃了。”那棵枣树，他就帮着栽种在了院子的中间，帮着培土。后来，妈妈也喊我经常给枣树浇着点水。只是枣树长得很慢，几年过去了，也看不见明显得长大。 大哥投井之后，大家都很伤心。妈妈每次看见那棵枣树，都在感叹：“多好的一个孩子，就这样走了……”后来几年，枣树慢慢也结了几颗枣子。每次看见我们在树下摘枣子吃的时候，妈妈就念叨：“这是你大哥当初给你们栽的枣树啊！” 活着的人，不管经受了多少煎熬，总还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呢？比如我的大哥？ 多年以后，每当秋天收获枣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大哥。 半个世纪后，老家院子里那棵见证了我成长的枣树，还在倔强地一点点地长粗、长大，每年都还会结一些枣子。 黄昏的院子里，光线渐暗，我恍惚看见枣树下有个瘦弱的年轻人，还在一铲铲地给树培土……四十多年前，他就是因为那场浩劫而成为牺牲品。 74、缠糖稀 74、 缠糖稀 小时候，街上有一种孩子们喜欢吃的小食品——糖稀。 糖稀是用红糖加糖色熬成的，一斤红糖加上糖色可以熬一小盆子，稠乎乎地摆在外面卖。摆小摊的一般还会顺带着摆几盒烟卖。 通常，卖糖稀的都是些妇女或者老头，在街边打着瞌睡，有时嘴角还会拖着一条口水。 小孩子们有时会攒两个钢镚，就会约着去买糖稀吃。等到了卖糖稀的那里，敲敲摊子，卖糖稀的人才睁开惺忪的睡眼，懒洋洋地问：“要啥？”“买糖稀。” 摆摊的伸出粗糙的大手，将我们递过去的一分或者两分硬币接过去，揣在粗布衣服的兜子里。然后，从下面的小盒子里摸出一根棉花柴棒，在糖稀盆子里蘸一下，将糖稀在棉花柴棒上缠一些，就小指头肚那么一点，然后递给我们。 有时，看着这点糖稀太少了，孩子们就会央求：“再给缠一点吧。”卖糖稀的有时心情好了，就会将小棉花柴棒在糖稀里再戳一下。不高兴了，就理也不理，又准备着去打盹。孩子们无奈，只好就举着那点糖稀走了。 到没人的地方，两个孩子就会找根小棍棍，将那点可怜的糖稀分开。缠糖稀要每人有两根棍棍，所以就随便到谁家堆在街边的棉花柴垛上，再折几个小棍棍来。将那点糖稀在两根棍棍上拉来拉去，或者在棍棍上互相缠绕。一直将金红色的糖稀缠得发白、没有粘性了，才一点一点地舔着吃掉。 如果有五分钱的话，就可以缠到枣大的一坨糖稀了。但是，那时候孩子们手里即便有五分钱，也舍不得一次花掉，都是分几次缠糖稀来吃。在没有糖果的年代，是糖稀让孩子们品尝到了糖的味道。 有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也会蒸几个糖三角给我们吃。蒸糖三角像蒸包子一样，只是糖包不好包，一般都是拢住包子边，用三个指头往中间一捏就差不多了。所以，北方的糖包基本上都是三角形的。 能吃到糖三角的时候，是我和小妹最开心的。 一般一锅的玉米窝头里，也只能蒸个两三个糖三角包子，主要是白面和红糖当时都很少。我吃完了，有时候会哄小妹，骗她的一个包子角来吃。有钢镚的时候，会给她个钢镚，算是买她的一个包子角；没钢镚的时候，就用自己的印模、四角之类的随她挑。 每次，妈妈都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吃包子，还总是提醒小妹：“抓紧吃了你的包子，丫头，别被你哥骗走了！”但每次，我都还是能从小妹那里骗一点糖包吃。 除了缠糖稀，街上偶尔也有卖冰棍的小伙子来。小伙子驮着个木头箱子，里面铺上纱布的小棉被保温，箱子里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冰棍。最早的时候，一分钱就可以买一根冰棍吃。那时候的冰棍，就是用开水冲的糖精粒，等冷凉后冰冻起来。那时候，偶尔能吃到一根冰棍，就感觉很知足。 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毛钱还可以买到四五根冰棍。 除了这些喜欢吃的外，还有一种做冰棍的原料——糖精，也是孩子们喜欢的。 糖精是装在很小的袋子里卖的，大小有点像是现在便利的袋装茶，一两分钱一包，里面只有一小点的糖精粒。每粒糖精大小就像砂糖的颗粒那样，每袋里有大概20多粒。孩子们买来糖精后，会拿个小碗，小心翼翼地放两粒糖精进去，用开水冲开。拿筷子搅拌一阵，冷凉了当饮料来喝。 但每年麦收时节，生产队给割麦、打场的社员送开水时，会送点糖精开水。每次，当送水的社员挑着水桶送到田间或场院屋时，都是先被一群孩子们围住，抢着喝糖精开水。 若干年后，“糖精”这个词，已经从孩子们的脑海中消失了，很多现在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糖精是什么东西…… 75、村里的达人 75、 村里的“达人” 那时候，农村里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到地里劳动，回来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电灯，实在没事可做了，就早关门睡觉，继续完成造人工程，这也是那时候家家孩子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串串门子，东家长、西家短地唠些闲嗑，打发点时间。 在大家唠唠叨叨地闲扯中，知道除了像老铁头那样的“达人”，村里还有不少达人呢！ 邻居的四叔，就是达人之一。 农村里有一种三齿镢，是专门刨土、挖土用的。尤其是遇到田边地角的茅草时，下面全是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茅根。遇到这些地方，连步犁都犁不进去，铁锨也铲不进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三齿镢来刨。将茅根全部刨出来丢在一边，以后这些田边地角就不会再长茅草，庄稼才能正常生长。 三齿镢还有一个用处，就是修房建屋时，用来刨挖老地基上的碎砖。老地基从古至今不知翻盖了多少次，一般下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碎砖头。一铁锨下去，往往铁锨就卷刃了。用三齿镢刨最方便，三根铁齿下去，砖头就挠出来了。 生产队里的爷爷有一把用了二十多年的三齿镢，粗壮的木柄都磨得油光发亮；三根铁齿都磨得又短又粗，银光闪闪。 有次，四叔要挖墙脚，就去找爷爷借三齿镢来用。爷爷知道四叔用东西“很没谱”，临将三齿镢交给四叔的时候，还一再交代：“小心点用啊！”四叔大咧咧地说：“没事，一会就用完还你了。” 四叔还真是说到做到，那位爷爷才转身进屋没一会儿，就听见四叔在院子里喊，还以为他已经用完了呢！出去时，却见四叔哭丧着脸回来了，说：“你的三齿镢咋这么不耐用，一镢头下去，就掉了两根齿！”爷爷一看，出去时好端端的三齿镢，现在只剩边上一根齿了，两根粗壮的铁齿不见了。 那位爷爷是个很爱惜东西的人，当时就有点急了，说：“咋这么一会就掉了两根齿？”四叔说：“要能用一会就好了。我拿回去，论起来，一三齿镢下去就掉了两根齿……”爷爷气得脸红脖子粗的，跟他要了掉下来的两根铁齿，自己找铁匠铺焊接好，拿回家去好好藏着。 从这件事后，那位爷再也不肯借他东西了。 后来，四叔要去二十多里外的一个地方拉一车煤，去找我的一位大叔借毛驴车。大叔家的那个小毛驴也有点年龄大了，个子也矮，但很能干活。 三叔去牵毛驴的时候，大叔刚喂饱了小毛驴，饮完水，帮四叔套上车，还叮嘱他：“驴刚喂饱，别着急着跑，等它走一段路，消化一下再跑。”四叔接过鞭子来，哼着哈着地答应了。 等毛驴车出村上了公路，四叔就将大叔的话撂在了脖子后面，不停地甩着鞭子，小毛驴被抽得毛飞，四蹄撒开地狂奔。看见村边干活的邻居们，四叔还不时打着招呼。大家都嘱咐他：“这头驴有点老了，别跑那么快！”四叔说：“没事，我知道！” 四叔赶着毛驴车一溜烟地走了，邻居们继续在地里干活。 半天后，忽然有眼尖的妇女招呼自家男人，说：“你看公路上那个人，可是四儿啊？”那人抬起头看了下，瞄了一眼说：“不是吧，他是赶着毛驴车去的，咋会拉着个地排车啊，你肯定看错了。”妇女说：“不会看错，他走路一撇一撇的，我都能看出来。你看地排车上，还拉着个小毛驴呢！” 男人笑：“他是赶着毛驴车出去的，咋会拉着驴子回来啊？”妇女说：“确实是他，我们过去看看吧。” 在田里干活的几个邻居一边嚷嚷着，一边抓紧到了公路边。果然看见四叔满头大汗地拉着地排车回来了，两腿都累得打颤，地排车上确实躺着那头毛驴子。“四儿啊，咋回事啊？去的时候是毛驴拉着你，咋回来换成你拉着毛驴了？” 四叔停下来，用袖子擦把汗，气喘吁吁地说：“本来都要走到地方了，在爬那座桥时，小毛驴一下摔倒，再也起不来了。附近的村民说，小毛驴是吃饱了就跑，跑涨了肚子死的。没办法，我只好请人家帮着将毛驴抬到车子上，拉着它回来了。” 四叔说的那座桥，就是当初我们村里那帮年轻人去邯郸拉煤时、人见人怕的一座很高的桥。我的一位二叔拉着那车煤爬那座桥时，累得一串串地放屁，才好不容易没有从桥上滑下去。 大家听了，啼笑皆非。放下手里的活，帮着他将小毛驴的尸体拉回到大叔家。 大叔听了经过，也是苦笑不已，说：“驴都死了，在当地随便卖了就是了。大热天的你还拉它回来干啥，那么远的路？” 四叔说：“其实，当地的人也劝我卖了，还能给200块钱呢。但我想着，要是不拉回来给你看看，我更说不清了。你说，去的时候是毛驴拉着车子去的，回来的时候驴没了，我有嘴也没法说了……” 大叔听了，不停地叹着气。大热天的，驴子的尸体也不能老摆着啊，就随便找个宰房（专门宰杀牲口的作坊）处理了。 从那以后，四叔到谁家去借牲口时，大家都是一脸得愁云惨淡。能找到借口时，是怎么着也不敢借给他。实在找不到借口了，吭哧上半天，才不得不借给他用一次。 76、拔鸡毛 76、 拔鸡毛 小时候玩得东西少，除了有限的几种小玩意，再有就是“跳房子”和“踢毽子”。 跳房子是北方很多孩子小时候都玩过的，在地上画几个格子，找个瓦片就可以玩了。但这个玩法，基本上是女孩子们更喜欢的。 后来若干年后才知道，在遥远的云南，孩子们也会这样玩。不过，在云南不叫“跳房子”，而是叫“跳海排”，名字不同，但玩法是一样的。 除了跳房子，还有踢毽子也是大家喜欢的。那时候，谁家要是杀了鸡，尤其是公鸡，鸡尾巴上的羽毛基本上都被孩子们收集起来，留着做鸡毛毽子。公鸡的尾羽做毽子是最合适，五彩缤纷还轻盈灵巧，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有时候，孩子们也会趁街上没人时，围堵谁家的公鸡。将那只公鸡撵得毛飞，最后还是逃不掉一群孩子的“魔爪”。抓住公鸡后，你一根、我一根地抢拔公鸡的尾羽。等松开那只公鸡的时候，公鸡尾巴上就是光秃秃的了。那公鸡不但失去了漂亮的尾羽，甚至连走路都不太稳当了，有点跌跌撞撞地往前栽跟斗。 之后，孩子们捏着尾羽，就一哄而散了。倘若围堵公鸡时，被哪个大人撞见，吼一嗓子，一群孩子便如兔子般地被惊散。 找不到公鸡尾羽时，孩子们就找一点毛线头来，梳理好了，也可以做成蓬松的毽子。但是，鸡毛毽子和毛线毽子容易脱落，孩子们玩不长久。有种能玩得长久的，是用绵羊毛做的毽子，很是耐用。 有次，正好是逢集的日子，几个孩子聚在大伯父家，和老三在玩。忽然，有个孩子进来，喜滋滋地拿出一把绵羊毛来，说是缚毽子用的。大家问他哪里来的羊毛？他指着外面的街道上，“今天有牵着羊来赶集的，悄悄跟着在后面走，两下就能揪一把羊毛。况且，绵羊被揪了毛也不会叫唤，不会被发现的。” 几个孩子也约着去外面揪羊毛。 我出门后，看见一个牵着绵羊的老乡过来，就悄悄跟在后面。但才揪了一撮羊毛，就被老乡发现了。他回过头来，吹着胡子说：“欠扁不是？”我被这一吓，抓紧一溜烟地回去了。 结果，那天其他的孩子都揪了一把羊毛回来，只有我无功而返。后来，还是大家给我添了一点羊毛，才算是缚好了一个羊毛毽子。 除了这些游戏，男孩子最喜欢“舞枪弄棒”。但农村里除了洋火做的枪外，其他“枪”是摸不到的。舞不了枪，就只好“弄棒”，一些孩子经常各自拈着根一米多长的棒棒乱舞。稍微不注意，一棒棒就将哪个孩子的头上敲起一个大包来。等这个孩子鼻涕口水地跑回家去告状，其他孩子早作鸟兽散了。 过年时，去莘县看舅舅，舅舅安排我和三哥、四弟在一起住。我欣喜地发现：三哥和四弟的屋子里，有很多健身用的刀枪。这下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经常挥舞着刀枪和四弟在舅舅的小院子里跑。妈妈怕我们伤到了，经常呵斥我。为此，只好偷偷地在屋里比划着玩，嘴里还“哈哈”地乱喊着。 有次，爸爸帮我带回来一把用木片做的大刀，大刀上还刷上了红漆，非常漂亮。据说，这是他们学校里学生们玩的，给我带来玩。我欢喜得不行，天天拖着那把大刀，在街上到处乱跑。 这把“大刀”，伴我度过了整个寂寞的童年。 77、偷鸡吃的黄鼠狼 77、 偷鸡吃的黄鼠狼 那时候，每家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的，家里都没值钱的东西，所以村狐社鼠也不多。 但是，偶尔，家里养的鸡鸭也会少两只。一旦家里丢了鸡鸭和一些锄头、铁锨这些小农具，各家的妇女都会爬到房顶上破口大骂，称为骂街。 自家丢了东西，农村妇女也不是一律骂街，他们也会“勘查”一下自家的被盗现场。 那年头，村里的空房子和老房子有时候会住着黄鼠狼，我们称为黄鼬。黄鼬是鸡的克星，如果鸡窝里和院子里有散落的鸡毛和挣扎的痕迹，妇女们就知道自己的鸡被黄鼬偷走了，一般不会去骂街了，只好亡“鸡”补牢，将鸡窝弄得严实点。 黄鼠狼偷鸡是有绝招的。 它们一般是钻到鸡窝里，先赶出一只老母鸡来，之后一嘴叼住鸡冠子，骑在母鸡身上，用长长的尾巴抽打着母鸡跑。即便上墙窜房，老母鸡被黄鼠狼“挟持”着，也只好乖乖地背着黄鼠狼，被它驱赶到空地上吃掉。 据说，被黄鼠狼“挟持”了的母鸡，连叫都不会叫，就被“绑架”走了。不但是母鸡，就连平时走路都“迈着四方步”的公鸡，一旦被黄鼠狼盯上了，也是在劫难逃。 后来，邻居的鸡连续被黄鼠狼偷了几只，引起了公愤。 大家“侦查”了一阵，发现一所空房子里有黄鼠狼，决定合力围捕。 于是，老老少少地十多个人将老房子围住了，年轻人破门而入，还真是发现了黄鼠狼。但是，黄鼠狼特别滑溜，在一群人的围捕中虽然惊慌失措，但窜上跳下地想抓住它还真是不容易。 有几次，几个人都几乎抓住它了，但是还是被它滑开了。后来，它被堵在屋角，实在是无路可逃了，一帮大人“嘿嘿”笑着，伸胳膊挽袖子地准备活捉了这个偷鸡贼。 但是，当众人的一片手才伸出来，那只狡猾的黄鼠狼却突然调转身子，撅起屁股来，放了一个很臭的屁。黄鼠狼的屁不是一般的臭，没几个人能抵挡得住，这是它的救命绝器。当时，几个捉它的人几乎被熏晕了，争相躲避。于是，那只狡猾的黄鼠狼“刷”地从人缝里钻出来，跃起来往门外窜去。 黄鼠狼窜到门口的时候，遇见一个手快的年轻人，眼见是抓不住它了，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踢得黄鼠狼怪叫着在空中翻了一串跟斗，才狼狈不堪地跑掉。 这次围捕，虽然没抓住黄鼠狼，但也将那家伙吓得不轻，之后再也不敢来附近偷鸡了。 秋冬围猎的时候，有的黄鼬也会被土枪打中。据说，黄鼬全身都是油，它的油对烫伤极有疗效。有时候被烫到了，妈妈都是去我三叔家要点黄鼬的油来敷上，烫伤很快就好了。 后来几年，村里的鸡都嫌鸡窝里太闷，天天爬到树上去住。到晚上，一窝鸡都挤在树枝上，赶也赶不下来。时间长了，大家也就随它们了。想着鸡在树上宿窝，怕是一般的毛贼更不好偷了。 但是，不久，家家宿在树上的鸡，还是有会少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一下少几只。被偷鸡的那家妇女，心里火燎燎地疼，就在街上骂，之后还不解气，爬到房顶上继续扯着嗓子骂。一边骂，一边使劲地跺脚，跺得屋顶上的土都“悉悉索索”地落下。男人就出去骂：“把屋顶都跺塌了，别嚎丧了，滚下来！” 其实，有时候鸡被偷了，大家虽然没有抓住小贼，但村里也就那几个村狐社鼠，大家猜也能猜出来是谁。只是，捉贼拿赃，既然没当场抓住，就不能指名道姓地骂，只能绕着弯地骂。有时候，骂得露骨了，大家都笑，知道是在骂哪个小贼了。 有的妇女牙尖嘴利，不依不饶地会骂上几天。骂得厉害了，到小贼招架不住的时候，晚上也会丢回来两只鸡。但一般的时候，只要不被骂到祖宗十八代在地下不安稳和被骂急眼的份上，东西是不会回来的。 但骂街归骂街，大家也很奇怪：鸡都宿在树上，那么高的树枝上，咋还会被偷了？ 后来几年，还是一个小贼喝多了酒，自己将在树上偷鸡的“绝技”抖搂出来了：“树高有啥，照样想偷多少偷多少！”他摇晃着比画：“偷树上的鸡要准备两根竹竿，其中一根竹竿上还要绑一个两三尺长的横叉出来。还有，就是预备一条口袋。” 他炫耀，有一次，几个村狐社鼠晚上喝酒没菜肴了，就怂恿他去弄几只鸡来。常偷鸡的对附近社员的鸡宿在那棵树上，有几只鸡心里都很清楚，可谓“了如指掌”。 趁着酒兴，他就拎着袋子和竹竿出去了。到了那家的树下，他将两根竹竿都举起来，绑着横叉的那根竹竿举到鸡趴着的树枝那里，用左手的一根竹竿去拨拉那只鸡。在晚上，鸡什么也看不见，被拨拉一下就往外靠一下；再拨拉一下，又往外挪动一点。 没拨拉几下，这只鸡就已经踩在了那根竹竿的横叉上。小贼慢慢将手里的竹竿放下来，一把抓住鸡头，用力一扭，那只可怜的鸡连一声都没叫出来，就去见鸡姥姥和鸡外公去了。之后，小贼将鸡丢进袋子里，继续如法炮制。不一会，树枝上的几只鸡都钻进小贼的袋子里。 “有时候，我连续将几只鸡都赶到横叉上，放下来一起扭了脖子，丢到袋子里……”小贼还没炫耀完，被一个丢过鸡的老人听见了，上来就是一嘴巴，打得小贼转了几个圈，差点跌倒。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屁股上又被老人踹了几脚，他的酒劲才被吓醒了一点。见势不妙，一溜歪斜地跑走了。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经常偷鸡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 六姨家的大哥，给我讲过他们那里一个偷鸡贼的故事。 说是一帮狐朋狗友，在深冬的夜里喝酒，也是喝到没菜肴的时候，一个善于爬树的半大孩子，便自告奋勇地要去偷只鸡来煮着吃。其他人说：“就你那熊样，还敢去偷鸡？能的你吧！” 那孩子大着舌头，说：“人家说，要是有翅膀就能飞到天上去了。我啊，要不是两个蛋蛋坠着，也早飞到天上去了。”一群人哄笑着：“好，天上你就别飞上去了，就飞到树上，给我们弄只鸡下酒就行了。”“瞧好吧，你们！” 那孩子嘟囔着出去时，也已喝了不少酒，走路都在打晃。 来到邻居家后，看到鸡都趴在很高的树枝上，他顺着树干倒很麻溜地爬上去了。但到了高处，树大招风，枝杈都在风中摇晃，晃得他的酒劲上来。他倒是偷了一只鸡，将鸡揣在怀里，只是有点晕得厉害，就抓紧抱住树干，想醒下酒再下来。 高处不胜寒。这孩子在树上待得时间越长，他的酒劲越是发作得厉害，楞是抱着树枝不敢再动。 后来，这孩子冻得实在不行了，还晕得下不来，只好扯着嗓子喊。被偷鸡的那家人隐约听见有人喊，就起来看了下，没看见院子里有人，又回去睡了。 那孩子在树上冻得瑟瑟发抖，只好颤抖着嗓子继续喊叫。 邻居的人只好再披着棉袄出来：“谁啊？”“是我，听不出来声音啊？”“听是听出声音来了，但没看见你啊，你在哪里喊？”“我在你家树上。”邻居抬起头来，这才看见他，问：“大晚上的，你跑到树上干啥去了？”“没，没干啥！”“那行，没干啥是吧，我回去继续睡了，你在树上呆着吧，有事等天亮了再说。” 这下，那孩子慌了，只好承认是来偷鸡，但下不来了。邻居就一边骂着，一边找梯子来，到树上把那倒霉孩子搀扶下来。 78、村里的野孩子 78、 村里的野孩子 那年头，虽然生活困难，家家的孩子多，还嗷嗷待哺，但各家的父母都是尽心抚养着。“小鸡不尿泡——自有门道”，各家东扒西刨的，倒也勉强衣食有着落。但也有家里女孩子多了，还想要个男孩的，会将女孩送人去抚养。 除此之外，也有特殊的个案。 南街有个铁匠铺，在路边搭建了两件简易房子，里面摆着铁器和炉子。老板张铁匠是附近村里的人，个子瘦高瘦高的，手艺很好。谁家需要打造个铁器什么的，都去找他，价格还便宜。 小的时候，爸爸还带我去过铁匠铺几次，要么是买点现成的东西，要么就是请张铁匠给临时加工。张铁匠话不多，经常光着膀子，他的二儿子和他一样瘦高，负责给他打下手。父子俩配合得很默契，做起铁器来，“叮叮当当”倒是也快。 但是，张铁匠也有一块心病，就是他的大儿子。常言说“打铁需得自身硬”，张铁匠的大儿子长得倒是比他爹还壮实，但就是有点傻，让张铁匠头疼不已。 这个孩子经常不穿衣服到处跑，十几岁的小伙子了还赤裸裸地到处溜达，很是遭人厌烦。即使是冬天，也是赤身裸体。据说，给他的衣服都都被他撕碎了丢在一边。 这孩子还不吃熟食，就喜欢吃生的东西。 我们村每五天逢一次集，肉市就在铁匠铺不远。那孩子就披着一个脏兮兮的破围巾，在肉架子下捡砍下来的骨头渣子吃。那时候，卖肉的都是将猪肉解剖得一条条地挂在架子上卖，想挑那块肉，一刀就划下来了。有时候，卖肉的看不过去，给他个馒头什么的，他还不吃，就专门啃生骨头。 每次听说或看见那孩子又在肉架子下面溜达了，张铁匠都是又气又羞，经常拎着一根铁棍子过来，捉住那孩子就是暴打一顿。他是打铁的出身，下手又重，经常打得那孩子惨叫。倒是其他人看不下去了，说：“孩子有毛病，你打他也改不了。”一边劝说着，一边拉开了，那孩子就一溜烟地又跑到肉架子那里盯着了。 那孩子挨张铁匠打得次数多了，也学聪明了。每次在肉架子下面溜达或者蜷缩在边上等着的时候，眼睛都“咕噜咕噜”地盯着铁匠铺的方向。只要看见他爹气哼哼地过来，连忙撒丫子就跑。别看他光着脚，还真是不怕穿鞋的，到处躲藏，还不怕扎脚，张铁匠很多时候还真是追不上他。 有时候，街上的几只狗也会去肉架子那里，等着砍下来的碎肉末和骨头渣子。那孩子看见狗和他抢吃的，就凶狠起来，经常赶得那几只狗夹着尾巴逃开。每次在肉架子下面等着，和狗干仗就成了他的快乐。有时候，会有一群狗和他抢食，他裸体大战群狗，每次都打得那群狗惨叫着跑走。 有时候，看他可怜，卖肉的就剔出点带着肉的骨头给他。他抱着就跑了，然后躲在没人的地方，可劲地啃那骨头。有时候看他啃骨头时，两排森森的白牙，“咔嚓咔嚓”地将骨头渣子都嚼碎了吞下去，往往看得人头皮发麻。 除此之外，他倒是不招惹其他孩子，街上别的孩子看见他的样子也是毛毛的。即便是街上的小痞子们，也不敢轻易欺负他。 冬天，这孩子不去屋里睡觉，就去猪圈里，搂着家里的那头老母猪睡，所以身上也脏兮兮的。 据说，有一年，张铁匠家要杀了那头老母猪过年。那孩子死活不让，在家里大吼大叫，哭喊不休，还不顾死活地扑在猪身上，用身子护着那头老母猪。但是，最终，那头猪还是被杀了。没有了母猪取暖，那孩子就惨了，天天冻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兄弟们看不下去了，给他披着一床小被子。冷得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顶着那床破被子到处跑。 后来几年，没在街上看到那孩子。问起来明白人，说：“年前那个冬天太冷了，那孩子冻死了……” 或许，到这时候，张铁匠的那块心病才算是没有了。但再看到张铁匠时，感到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79、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 79、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 那时候，小孩子不到8岁是不能上小学的。8岁前，也没有什么幼儿园、学前班，只能在村里放野马。 没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妈妈认识很多字了，也很羡慕那些上学的孩子，跟妈妈央求了几次，想在7岁的时候就去上小学一年级。妈妈也跑着去问了，但老师说：“一定要到8岁，学校里才能收。” 有时候，也和小伙伴们去学校附近玩，看着那些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孩子，心里痒痒的，恨不得自己抓紧长到8岁。 终于，熬到上学的年龄。 说来也怪，村里在1966年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特别多，仅我们生产队就有七八个。 到了开学的那一天，妈妈给我缝制了一个小布书包，送我到了学校。看看其他同学，基本上也都是背着母亲给做的布书包，各种颜色、各种布料、大大小小，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 那时的学校里，没有统一的校服，学生的穿着打扮也都是五花八门。绿褂子、青褂子、黑褂子……有新有旧，不少穿得都是打了补丁的衣服。 那些年，大家都不富裕，家里孩子又多，衣服基本上都是大的穿小了，再给下面的弟妹穿，袖子短了接袖，裤子短了接腿。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即便大人难得地给孩子买件衣服时，也都是要买大一号的，穿在身上松垮垮的。孩子有怨言时，大人就说：“买大一号的衣服可以多穿两年，你穿小的还可以给小的穿。”孩子再撅嘴时，大人就开始从孩子身上扒衣服，说：“嫌大是不？那就脱下来，我正不想给你买呢！”孩子无奈，只好将就着了。不管怎么说，终究是件新衣服。 当时，村里的小学分成两个相邻的院子。西边的是个四合院，低年级的孩子在其中三面的房子里上学，南屋是老师的食堂；东边的院子比西边要大，三面有房子，西面是学校的院墙。据说，这两个院子都是以前老地主家的，被村里没收了作为学校。在东院的东屋里，一直房门紧锁，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 第一天放学的时候，老师喊我和另一个同学站在第一排，要排着队出校门。刚到学校，什么都稀罕，也什么也弄不清楚。等老师喊我们排队出学校的时候，我有点转向了，没整明白校门口在哪边，带着大家就往旁边的夹道里钻。还是被老师一把提溜回来，吆喝着我们转到门口出去。 上学后，就结束了放野马的生活，要天天想着去念书了。 那时候的书包里，就一本语文课本、一本算数课本和两个本子、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削笔刀有时候都要找同学借来用。有的男生捣蛋，布书包几天就被同学扯坏了，上学的时候就索性夹着两个课本就来了。 那时候的农村孩子，都有点野性难驯，有的上学一段时间了，还是适应不了，逃学、赖课的现象很多。我倒算是乖孩子，天天都和一个生产队的几个孩子老老实实地按时上学，没让妈妈操过心。 刚上学的孩子，最怕的还是过冬天。没上学的时候，冬天还可以躲在家里和灶火坑里少出门；但上学后就不一样了，再冷也要来上学。 当时，教室里没有炉子，北方的冬天还特冷，孩子们在教室里都冻得鼻涕“吸溜吸溜”的。有时候，哪个孩子还在写着作业，一串亮晶晶的鼻涕就不知不觉要垂落到作业本上了。听到其他孩子笑，那孩子才察觉了，“吸溜”一下将鼻涕吸回去，用袖子一抹鼻子，继续写作业。有时候，呼吸间还会将鼻涕吹成一个泡泡，孩子有时还没注意，那泡泡就在脸上炸了。 所以，那时候，每个孩子的破棉袄袖子上都亮闪闪的，是经常擦鼻涕蹭上去的。有时候，家长看着寒掺，就在袖口那里缝一小节袖套，隔一段时间拆下来帮着孩子洗一下。实在找不到破布的时候，就把旧袜子的底剪下来，将袜筒缝在袖口上凑合着。 那时候，孩子们的小手都冻得红肿起来，像十根小红萝卜，握笔时都弯不过来手指，只好一把指头捏着铅笔写字。每天回家，都要在热水里烫一阵子，才感觉能弯曲了。但到中午天热的时候，十指又痒得难受，只好不停地搓，但有时越搓月痒。那种痒，能痒到骨头里，痒得浑身难受。 除了冻手，难受的还有冻脸。冬天里，很多孩子们的脸冻得像是猴屁股。即便不冻脸，但皴脸的孩子也是很多，脸上皴了，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有时，在教室里冷得不行了，老师也会组织大家跺下脚。于是，所有的孩子用力地一起跺脚，一双双破棉鞋此起彼伏地使劲跺着地面。跺完脚，教室里就弥漫着孩子们跺起的灰尘。等暖和过来，老师才才继续上课。 在贼拉拉冷的冬天里，很多羞涩的女孩要上厕所还不好意思和老师请假，尿裤子的情况都会时有发生。 那时候，孩子们都是穿着大人做的棉裤，找个宽布条当腰带。布条扎腰时间长了，就勒成了一根布绳子，还经常会断。有时候，一群孩子在跑着玩，突然“蹦”地一声，一个孩子就蹲下了，抓着棉裤腰不敢动弹，大家就知道这孩子的腰带断了。这孩子就要提溜着棉裤腰，蹭到厕所里去接上腰带，凑合着回家后再换。 布条的腰带还有一样不好。那时候，棉裤上都没腰带扣，棉裤也是肥嘟嘟的，扎腰的时候要先勒一下，将左边余出来的棉裤腰往右边一抿，右边的棉裤腰再往左边一盖，接着赶紧扎上布条。动作稍微慢一点，才摸到布条时，棉裤腰又松了。所以，用布条扎棉裤腰，还是很需要点技术的。 上厕所的时候，蹲下去时都要将布条从腰上拿下来，搭到肩膀上，免得掉到茅坑里，起来的时候再从肩膀上抽下布条扎腰。但有的孩子大哈，不注意时那布条还是会滑到厕所里或者沾上粪尿，那个孩子就倒霉了。 有捣蛋的孩子，自己起来后，伸手将旁边同学肩膀上的布条拈过来，悄腿蹑脚地走了。等那倒霉孩子和同学吹了半天站起来，到处看了半天没找到布条，才急火燎毛地问刚才谁蹲在自己旁边？之后，央求同学去抓紧去找那个捣蛋鬼要回来布条。 有时候，要布条的同学没转回来，就到上课时间了。这个孩子就惨了，提着棉裤腰在厕所里转半天，还是要磨蹭到教室门口，喊老师跟那个捣蛋鬼要回来布条扎上腰，才用棉袄领子挡着脸，畏畏缩缩地回到教室里坐下。所以，一些吃过亏的孩子，每次到厕所蹲下时，都是将布条揣在怀里，才能避免被其他孩子捉弄。 另外，冬天上厕所时都心急，但有时越是心急，那破布条还越解不开。有时，还会将布条拉成死扣。那孩子就急得骂娘，要掀起破棉袄来，喊同学来帮着解开棉裤上的布条。 有时候，布条好不容易解开了，那孩子说：“不尿了，再系上吧。”问他原因，那孩子憋红着脸说：“已经尿了。”大家就知道他憋不住，已经尿在棉裤里了，就一起偷笑着钻出厕所来。 有嘴快的孩子，还会找老师揭短：“老师，他尿裤子了。”老师也无奈，大冬天的尿湿了棉裤也不是闹着玩的，只好喊那孩子回家换棉裤。 一般的家庭里，每个孩子冬天里也就一条棉裤，没有替换的。那孩子低头耷拉脑地回去，少不得被大人喝骂一阵子，脱下来棉裤，喊孩子光腚钻到被窝里等着。大人翻过来湿棉裤，要在灶火坑里烤半天才烤得干，还要弄得满屋子尿味。 冬天最喜欢吃的，还有妈妈做的炒面。 每次放学回到家，都冻得全身发抖。妈妈就从从小罐里舀出两小勺炒的焦黄的炒面放在碗里，用滚烫的开水一冲，搅拌成粘稠的糊糊，再放点红糖。捧着碗先暖一阵手，再热乎乎地喝了美味的炒面，全身都感觉暖和和的。有时候，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也就冲碗炒面喝了，赶紧放下棉帽子上的护耳，就顶着凛冽的寒风去上学。 那时候，每天能喝到点炒面糊糊，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小幸福。 80、穿开裆裤的孩子 80、 穿开裆裤的孩子 小时候，男孩子们最喜欢过夏天，因为夏天可以光着屁股到处跑。或者，就只穿个小裤头。 那时候，孩子们穿的裤头都是开裆裤，嘘嘘都不用脱裤头，站着就可以解决了，而且拉屎时特别方便。 大人们每天都在忙着，家里孩子还多，哪有时间挨个给孩子褪裤子拉屎啊！孩子肚子憋得慌了，就小脸通红地来扯大人的衣角，说“大大，我要拉巴巴。”大人说话或正忙的时候，就不耐烦地说：“自己找地方屙，屙完了喊我。” 孩子就自己找个坑洼的地方，把开裆裤往外扒一下，蹲下来摸截小棍棒或者找块瓦碴，一边拉屎一边在地上划拉着玩。 大人忙里偷闲地扫一眼，说：“不知道挪一下啊！”孩子就撅着屁股，再换个地方继续拉。所以，农村里有句歇后语叫“小孩拉巴巴——挪挪”，意思就是让开、挪动下地方的意思。 等玩够了，就喊大人：“大大，我屙完了。”大人就到处翻出两条窄窄的手纸，走过来说：“撅起腚来！”孩子就抬高了屁股。大人使劲擦两下，用脚轻轻在孩子腚蛋上踢一下，说：“滚，喊小狗来，舔了你的巴巴。” 孩子站起来，皱着眉，捂着腚蛋不动弹。大人翻他一眼：“发什么呆啊，没听见我说话啊？”孩子苦着脸说：“大大，喊你擦个腚，咋使那么大劲！把俺的腚眼都擦疼了！下回不喊你擦腚了，俺喊俺娘给俺擦。” 大人被气乐了，骂道：“王八的儿，老子给你擦腚，还嫌老子使的劲大啊！改天喊你给老子擦回腚，你就知道要使多大劲了！”转而说道：“下回你最好别喊老子给你擦腚，要不老子使的劲更大。下回的事，下回再说，先把这次的事情办完了。” 孩子无奈，只好嘟着嘴，吆喝来小狗“打扫战场”。 那时候擦屁股，能买得起称斤卖的、粗糙的、一抖到处飞纸毛的卫生纸或者草纸就不错了。很多时候，孩子的作业本、旧课本都列入擦腚纸的“序列”。而且，大人们怕孩子浪费，每天都是对擦腚纸实行“限量供应”。 老娘们买回手纸来，都是剪成最多两寸宽的纸条条，算计着家里有几口人，每天要用多少条。早上就拿个十多张纸条，去厕所的时候顺手塞在厕所的墙缝里。剩下的纸，就在屋里找个孩子摸不到的地方藏起来。 实行限量供应后，要是哪天、家里哪个人赶上拉肚子，其他的人就没手纸用了。 所以，大人们上厕所时，都是在蹲下前先扫一眼墙缝里的手纸，才敢去解腰带，免得在厕所里被困住。但孩子们上厕所没那习惯，往往都是憋急了，才慌里慌张地冲进去，一顿狂风暴雨后，回手往墙缝里去摸，但摸了两下，只摸了一把土。回头一看，墙缝里空空如也，一条手纸也没了。 那倒霉孩子就慌了，蹲在厕所里，嚎天呼地地一顿乱喊。老娘们在厨屋里忙着，沾着两手面出来，吼道：“被人拉头啊？鬼叫连天的。”孩子叫：“茅厕里没擦腚纸了。”老娘们抿嘴笑着，去屋里拈几张纸条，隔着茅厕墙丢进去，喊着：“接住了，老娘手上有面，不能进去。” 才一转身，那孩子又呼天抢地地喊：“没接住，全掉到粪坑里了。”老娘们气得火冒，再转回屋里拿了纸条出来，走到门口递进去，一指头戳在孩子脑门上，嘴里骂着：“下次再喊老娘送擦腚纸，一脚把你蹬到茅厕坑里去。” 有大人在家的时候还好，多少大人会给送几张纸条过来。有时候家里没人的时候，那孩子就惨了，自己在茅厕里蹲半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只好自己蹲着，一步步蹭出来，随便找点东西擦一下了事。 那时候，小男孩到三四岁的时候，大人就不管擦屁股的事了。再喊大人时，大人就装聋作哑，当没听见。喊得急了，就脱下鞋来，吼一嗓子：“找打是不？”孩子只好一溜烟地自己去了茅厕，蹲了半天不出来。大人喊：“可是掉到茅厕坑子里了，用不用找钉钩去捞你！” 刚学会自己去上厕所的孩子，最怕的就是擦屁股。小心翼翼地从墙缝里摸出两张纸条，折叠好了，抬高屁股，才敢往后面戳；但“技术”不好的，还是会经常“失手”。往往从茅厕里出来，左手拉着还露出一半腚蛋的开裆裤，右手咋撒着，嘴里“呸呸”地出来了。一双小眼睛，“咕噜咕噜”地到处踅摸水盆子在哪里？ 大人看一眼，就知道孩子手上抹上粪了，一边忍住笑，一边连忙吼上一嗓子：“先去土里蹭干净了，再回来洗手！”孩子只好转身到院子角里，找点喧土（蓬松的土），将手指头来回在喧土里蹭两下。 大人眼睛一直瞄着，喊：“蹭不干净别过来啊！”孩子只好再蹭两下，还举起手指头，凑到鼻子下面闻闻，直到没臭味了，才敢跑到水盆那里洗手。洗完了，大人还喊：“自己想着把脏水倒了。” 不管怎么说，在家里屙屎的时候，还多少能找到点纸条擦屁股。但出门的时候，就有点尴尬了。 孩子在路上或地里拉了屎，喊大人来擦腚。老爷们一般没装手纸的习惯，就捡起一块坷垃，用坷垃的角角在孩子屁股上刮两下，然后拍下孩子的屁股，打着马虎眼说：“行了，起来吧。” 孩子站起来，用手一摸屁股，说：“大大，你用啥给俺擦的腚啊？咋擦了俺一腚土？”大人被逗乐了，说：“老子还没喊你自己去墙角上蹭呢！嫌土坷垃擦腚不干净啊？下次，自己撅着腚去墙角上蹭，多蹭两下就干净了，还省得喊我！” 笑话归笑话，孩子们跟着大人去地里干活的时候，还真是经常找不到擦屁股的东西。喊大人时，一群老娘们都在忙着，“嘁嘁喳喳”地磨牙，也没人搭理，还真得自己找点土坷垃解决屁股上的问题。 最方便的时候，是秋天摘棉花的时候，孩子们就随便摘几朵“肉呼呼”的棉花来擦屁股。有捣蛋的孩子，还会将擦完屁股的棉花轻轻盖在自己的粪便上。等哪个老娘们走过来摘棉花时，往往一把抓下去，就会抓一手粪，立即呼天抢地地骂那个没腚眼子的孩子，惹得一帮老娘们窃笑。 那年头，就屁股上这点问题，不但孩子们最怕，连老娘们也怕。 那年头，没有卫生护垫，妇女们来了例假，都是自己找个布条，卡上一些手纸，或者旧报纸、旧作业本子上的纸。实在找不到纸张了，就从破棉袄里薅一团破套子，抻平了垫在布条上，随便在腰间勒住了，对付那几天的日子。 有时候，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前面妇女那肥嘟嘟的裤腿里，就会滚出一团东西来。后面的妇女看见了，抓紧戳一下前面的妇女，指指地上的东西。那妇女看见了，通红着脸，抓紧用脚尖在地上踢个小坑，将那团东西踢进去，盖上点土，还用脚踩一下。 小孩子眼尖嘴快，往往看见了就问：“掉出来的啥东西啊？”大人劈头就是一巴掌：“滚，哪里都有你的事！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孩子被打得云里雾里的，晕了半天还楞是没明白为什么挨打！ 小男孩一般直到要上学的时候，才不再开裆裤。 直到读一年级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距离学校一百米的地方，有个水塘，我们叫做水坑，孩子们都喜欢去坑里洗澡。有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二年级的一帮孩子们去坑里洗澡，结果闹着玩的时候，惹恼了一个叫小根的孩子。 小根从水坑里爬出去就追惹他的孩子，那孩子看他光着屁股，想着追两步怕是就会回去穿衣服了。但小根那哥们很叫真，愣是光着屁股追过来，还居然一直追到了学校里。 当时，很多孩子都吃完饭回来学校了，小根光着屁股追打那惹他的孩子。当时，那叫一个乱啊，很多女生都羞得躲到教室里去了。最后，还是老师吼着，小根才跑回水坑边上去找衣服穿。 以前没上学的时候，都一直没光过屁股，但看其他几个光屁股的孩子经常在街上溜达，心里也很心动。才上学那会儿，有次周末不去读书了，想着不行就光一次屁股，在街上走走试试，看是啥感觉？ 在家里脱了裤头，做贼似地在街上溜达了一圈，突然看见几个女生走过来，才想着要躲一下，却被几个女生喊住了，说：“老师喊着要去学校呢。” 农村的女孩子，大概见男孩子光屁股也见惯了，倒是没啥不好意思，反而把我弄得狼狈不堪，胡乱答应着，就一溜烟地回家了。抓紧穿上衣服，跑到学校里去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敢光过屁股。 但是，很多年后，偶尔还会梦见自己没穿衣服，还到处是熟人，只好不停地躲躲藏藏。以至于梦醒后，摸摸身上，明明穿着睡衣呐，咋会做那样的梦啊！后来就想，怕是童年那次光屁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吧。 81、在呛水中学会游泳 81、 在呛水中学会游泳 开蒙前后，每次在水坑里看其他孩子凫水（游泳），都很羡慕，很希望自己也早学会凫水。虽然没有在深水里游泳过，但总觉得应该不会很难。 一年级的时候，春天里黄河水来了，同班的几个男生约着去下河，问我去不去？也就跟着大家去了。路上，小伙伴们问我会凫水不？我大言不惭地说：“有啥啊，下水后手脚并用就能凫起来了呗！”大家说：“哪有这么简单，你要是不会凫水，就别下去了，免得淹着了。” 到了村外的大河里，河水滚滚流淌着，还真是有点激流汹涌。大家也就脱得光溜溜的，准备下水了。我还逞强，首先“噗通”跳下水去。 以前，都是在浅水里玩，会不会凫水都淹不着，但这条河是年前刚挖过的，一跳下去马上就没顶了。还没等我“扑腾”两下，就呛了几口浑浊的河水，手脚乱抓地开始往下沉。好在几个小伙伴还算是机灵，见势不妙，慌忙将我拉了上来。趴在河岸边干硬的土地上，楞是吐水都吐得晕头转向。 那次凫水，淹而未死，让我知道了说大话的厉害，但也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凫水，学会这门求生技能。 后来，我就问我比大的孩子，要怎么才能学会凫水？之后，自己去浅水里去练。 当时，村西的河水比较清澈，也相对浅，河边还长着一些水草，村里的人经常去那里洗衣服。下学后，我就自己跑到浅水里去练习游泳，大致掌握了一些技巧后，还是不敢贸然去河中心的深水里，就在河边上抓着水草，让身体飘在水面上，两脚练习着拍击水面。 等双脚会拍打水面后，我就慢慢松来抓着水草的一只手，练习着划水。再后来，松开两只手，能在水面上慢慢凫水了，才逐渐往深水里去游，逐渐算是学会了凫水。 除了这种游泳方式，我还自己学会了仰泳、蛙泳和踩水，在深水里轻轻踩着水，就不至于沉下去了。 后来，为了学习潜泳，我还和一帮孩子在岸上找个砖头角，远远地丢在河水深处，几个孩子一头钻到水里去摸那块砖头。谁先摸出来砖头，再丢到河里，大家继续摸。我可以沉到水底，两手划拉着河底的淤泥，一旦胳膊触到砖头，就算完成任务了。其他的孩子，有时候会潜水，但不能完全贴着河底前进，所以摸到砖头角的频率相对就少。 在河里摸砖头角的办法，很能训练潜水的能力，逐渐地，我的潜水技术也学得不错了。 但是，当时，河里和水坑里的淤泥里，有很多蚂蝗，孩子们称为“蚂皮”。这种东西最喜欢钻到大腿和胳膊的皮肉里吸血。 有时候，哪个孩子不注意，在浅水里玩半天，上来的时候才要穿裤头，其他孩子就喊：“你屁股上粘了个啥东西？”孩子用手一摸，一根线头似的东西粘在屁股上，还胡拉（划拉）不掉。使劲转过脸去看，一根蚯蚓似地东西已经钻进肉里去了，还有一寸多长挂在外面。 这孩子就吓得鬼叫起来，抓住蚂蝗的半截身子就要往下薅。其他孩子看见了，就惊呼着：“不能薅，薅断了它前半截身子就出不来了，还钻在你肉里。” 那孩子就一圈圈地扭身看着屁股，吓得哭起来。其他孩子赶紧光着屁股爬上岸来，喊那孩子趴下，抓过谁的鞋底来，使劲抽那孩子屁股。 那孩子被抽得叫起疼来，其他孩子说：“不抽不行，它还会使劲往你肉里钻。”那孩子想想一根两三寸长的虫子钻进身体里吸血，就全身“哗哗”地直掉鸡皮疙瘩，连湿漉漉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央求说：“把我屁股都抽肿了，少使点劲行不？”大孩子说：“不行，抽轻了它不出来。” 然后，喊其他孩子按住他，抡起大鞋底子一顿猛抽，每次都抽在蚂蝗钻进去的旁边。直抽得那钻进孩子肉里的蚂蝗都头晕了，再也无力钻进去，只好一点点退出来。被大孩子一把拿下来，用鞋底子打成肉泥。 被蚂蝗钻进去的洞，有时会有绿豆粒大小，蚂蝗是出来了，但伤口却连一滴血都不流。大孩子交代：“回去找大人要根烟，将吸完的烟灰按在伤口上，就不会发炎了。” 那孩子穿上裤头，被别人在屁股上猛抽了一顿鞋底子，打得屁股都红肿起来，还要说一大箩筐的好话。之后，才捂着屁股，一扭一扭地回去了。 有时候，在水里待的时候长了，不但皮肤松弛，连敏感度都下降了，所以，脚底板子上和小腿上，经常会被蚂蝗叮进去。如果蚂蝗只叮咬进去一点，猛地揪住蚂蝗一扯，倒是能整个蚂蝗都扯出来。但要是叮咬进去半截身子了，还真不能硬拽。那时候，不但孩子们经常会被蚂蝗叮咬，就连大人有时也会遭蚂蝗的道。 初学游泳那会，尽管格外小心着，但还是被蚂蝗叮咬过几次没，只是每次都叮咬得不严重，好歹算是弄出来了。在水里胆战心惊地躲避着蚂蝗的日子里，游泳的技术也在逐渐在提高。 有次周末，和妈妈去地里干活，我跟妈妈炫耀会凫水了，妈妈不相信。我说，你跟我到河边去看看。到了河边，我脱了小裤头，一头钻到水里，熟练地游起来，把妈妈惊喜得不行。 若干年后，我教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学潜水时，两个孩子在水坑里只会瞎扑腾，就是沉不下去，头倒是钻到水里了，但屁股还在水面上露着。为此，我专门在岸边找点坷垃，使劲砸他们的屁股。两个家伙屁股上挨了很多坷垃，但就是没学会潜水。 或许，他们没有像我童年那样被狠狠淹过一次，没有那种绝地求生的渴望，所以最终也没练成这门求生技能。 82、农村吃水的变化 82、 农村吃水的变化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开始读书的时候，已经能帮着家里干很多活了，像去水井里打水之类的活，基本上就不用妈妈去了。 开始的时候，打不动一桶水，就打半桶。在水井里打水，打一桶不容易，想故意打半桶也同样不容易。在摆动井绳的时候，等水桶“噗通”扣下去的时候，不等它完全沉入水中就抓紧拉井绳，这样就能打半桶水上来。但两个半桶水打出来也有多有少，就将两个桶里的水倒得差不多，才晃晃悠悠地担着半挑水回去。 农村人依赖深水井吃水。深水井水质甘甜，烧出水来水锈还少，所以祖祖辈辈都悉心呵护着周围的深水井。 后来，不知哪一天，村里开始出现了水压机。 用钻杆在院子里捣下去10多米深的洞，插上根塑料管就能压水吃了。用水压井吃水不用再辛苦着去深水井里挑水，劳动强度减少了很多，而且洗衣服啥的特方便，可以随意地用水。所以，大家争相效仿，不几年，很多家庭都普及了水压井。 有一年，妈妈决心也在院子里打口水压井。喊了打井的师傅，师傅带着钻头和几根两米左右的钻杆过来。妈妈买了10多米塑料管和一些棕布，邀请了邻居的几个年轻人，就按照打井人安排的，在院子里掘了一个坑，打水来倒在坑里。 打井人先将钻头插进水坑里，在钻杆上绑了两根十字架似的杠子，几个年轻人抱着杠子，就开始转着圈地往下使劲捣钻杆。等一节钻杆下去了，再拧上一根钻杆，继续往下捣。这中间，还要有人不停地去井里挑水倒进水坑里，滋润着钻杆。 一直下到10多米的地方，打井人说差不多了，大家才气喘吁吁地停了手。之后，将钻杆一节节地抽上来，打井人在塑料管的下端削了很多空洞，包上棕布，慢慢将塑料管子旋转着插下去，之后在地面上排上砖块，架起井头，倒上引水，就开始使劲地压水，这个过程称为“洗井”。 洗井要持续好长时间，要尽量地从地下多抽水，将下面抽成一个大坑，才可以蓄积更多的地下水。有时候，洗井时间短了，下面的水坑被坍塌下来的泥土堵住了，这个井就白废了，要重新用钻杆再来捣一遍。实在不行了，还要重新换地方。所以，洗井的时候都是轮流换人，不停地压水。 开始的时候，压出来的都是浑浊的泥浆，有时泥浆出来的还不多，就要继续往打井的坑里继续灌水，稀释泥浆后才能继续压。压了一天后，水终于不那么浑浊了。打井人说：“差不多了，这个井成了，这两天没事还是要多压，多洗一下。” 这样，终于有了自己的水压井，再也不用去深水井或者其他邻居家去压水吃了。 水压井方便是方便，但也有一个不好，就是冬天会使井头里剩余的水和水管露出地面的部分结冰。到冬天的晚上，大家都要将水压井里的剩水放掉，否则第二天早上就冻住了，只好烧水来烫，或者找把麦秸来点着，在水井附近烤一下，还是很麻烦。 之后不久，水压井逐渐普及了，深水井终于没人用了。再后来，就连扁担、井绳、钉钩之类的打水用具也逐渐找不到了。 后来，农村里普遍通了电，有些人家开始用小电机抽水了，合上电闸，地下水就“哗哗”地上来了。农村的吃水问题，也越来越轻松…… 转过一个千年后，有次回到老家，看到水压井也没人用了。 堂叔说：“农村里早普及自来水了，现在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来了，水质还好，谁还用水压井！”问起村里的几口深水井，堂叔说：“那些深水井基本上都被填埋或者盖上了，怕孩子去玩掉下去。” 那些滋润了祖祖辈辈农村人的深水井，在这个千年的尾巴上，终于成为了历史。 83、捉虫子喂鸡 83、 捉虫子喂鸡 小时候，爸妈在院子里栽种了很多榆树，慢慢地这些榆树也自成风景了。在树下乘凉、吃饭，悠然自得。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榆树上开始有了讨厌的虫子。这些虫子只有一厘米长短，成片地在树干上蠕动着、集结着，慢慢地树干上就是一片的虫子，叮咬得树汁不停地渗出。很多虫子还爬到树上，叮咬树叶，落下来的绿叶子都是千疮百孔。此后，榆树的生长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为了对付这些虫子，爸妈想了很多办法，但均不奏效。后来，将农药原液直接涂抹到虫子密集处，或者用破棉絮蘸着柴油烧烤，这些虫子才多少有所减少。但很多虫子都在高处，也是手长莫及。 这些虫子到后来还羽化成有蓝色翅膀的小虫子，满院子到处飞，让人讨厌得不行。对于爬的虫子，大家都没好办法；对于这些会飞的虫子，更是无计可施了。到后来，大家也就懒得再管。 此后，榆树是一天天地衰落，虫子是一天天地猖狂。除非在雨季的时候，不停地有雨水冲刷，这些虫子才会少些。 那时候，很盼着在家里住的小燕子把这些虫子吃掉。但是，那虫子有味道，连燕子都不吃，宁愿飞到田野里去捉虫子吃。有时候在院子里写着作业的时候，虫子都会掉到本子上，只好重新找块没有虫子的地方，将小桌子搬过去继续写。 这时候，就想起村里那棵唯一的古树来。 在去南街的主街道上，生长着一棵参天的老槐树。那些槐树的年龄大家谁都不知道，怕是有几百年了，树围要四个壮汉子伸开胳膊才能圈得过来。 槐树的树皮已经脱光，露出里面的木质，而且树干的四分之一没有了，一面敞开着像是一扇黑洞洞的不规则的门。而且，树干也已经中空了，可以藏进去几个孩子。大家看着这棵古树就感到奇怪，就一个中空还缺少了一部分的树干，是如何支撑住方圆几亩大的庞大树冠的？ 常言说，树大招风。树大了不但招风，而且在每年夏天的雷雨季节，这棵古树也经常招来雷劈。有时候，雨后经过这棵古树，看到有些枝杈都被雷劈断了，树干也被劈黑了。但不管遭受怎样的风憾雷劈，这棵古树却仍然枝繁叶茂。每年的冬天，槐花雪白如盖，香透一条街。 这棵经受了太多岁月侵蚀的古槐，不知道咋居然就避过了大炼钢铁那阵子被砍伐掉的厄运。或者，古树的树龄太长了，都“成精”了，没人敢动它，才躲过了那一劫。而且，村里哪家有病人或者遭灾了，都会在晚上把一些红布条系在树枝上，祈求平安。所以，槐树的枝条上经常挂着一些新鲜的或早已褪了颜色的红布条。 这棵古槐，也成了方圆数十里唯一的一棵古树。 古树虽然残缺，但却是连虫子都看不到，真是很稀奇！后来，古树中空的腹部，长出来一颗小槐树。 我不知道那棵小槐树是有人栽进去，想让小槐树长大了，用自己的树干承担古树的树冠重量，还是自然生长的？但不管怎么说，那棵小槐树也在一年年长大，总有一天，它粗壮的树干肯定能帮着古树承担一些负荷。 夏天的晚上，因为院子里的榆树上会掉虫子，连在院子里睡都不敢了，只好缩到屋里去睡。 天气旱的时候，不但榆树上的虫子猖狂，连院子里的梧桐树和槐树上，也有一种肥嘟嘟的大绿豆虫。对那大绿豆虫，我还不觉怎么怕，只是讨厌，但妈妈和妹妹都害怕。每次从树上掉下来一个大豆虫，两个人都吓得“嗷”地一声就跳起来，狼狈不堪地逃到屋里去了。我就捡了豆虫，拿去喂鸡吃。 那时候，有些虫子是鸡能吃的。 田地里有种黑色的虫子，长得有点像瓢虫，孩子们喊这种虫子叫“黑大姐”，鸡很喜欢吃。每次跟着大人去生产队里干活的时候，孩子们都拎着个瓶子，专门捉这种虫子喂鸡。 春天犁地的时候，到处是“黑大姐”在飞，孩子们就追逐着到处去捉；麦收时节，金灿灿的麦田里，麦穗上到处趴的是“黑大姐”和“花大姐”（瓢虫），孩子们往往一会儿就捉一瓶子。那时候，大人们也不让捉瓢虫，说瓢虫可以吃麦穗上的害虫。但孩子们多半听不进去，看见虫子就逮住塞进瓶子里。 在孩子们心里，只想着多捉虫子喂鸡，这样才才能多吃鸡蛋。为了那几个可怜的鸡蛋，害虫、益虫都一网打尽了。地里的大豆虫，孩子们也是见了就装在瓶子里，还有蚂蚱之类的，都是大家喜欢追逐的。 田野里，还有一种长长的类似蚂蚱的东西，因为形似挑水的扁担，大家也就喊它“扁担”。捉到大的蚂蚱和扁担，还有庄稼棵子里的蝈蝈，孩子们就舍不得喂鸡了。几个孩子就找点干草，在田间地头就将这些虫子烧糊，从虫子的肚子中间掐开，将肚子里的东西拽出来丢掉，其他部分就分着吃了。 秋天的黄豆地和棉花地里，是蝈蝈最多的地方，叫声不断。那时候，有人会专门捉了去集市上卖，孩子们偶尔也会去买个葫芦来，养几只蝈蝈玩。对于不会叫的蝈蝈，基本上就跑到了孩子们的肚子里。 夏天蚊子多的时候，巷子里还到处有成群的蜻蜓，很多孩子挥舞着竹扫帚去拍蜻蜓。孩子们喊蜻蜓叫“官蜓”，经常拍一堆来喂鸡。拍到一些没受伤的，还会丢到蚊帐里，让它帮着吃蚊帐里的蚊子。 但大家捉的最多的，还是秋天的知了。晚上，几个孩子抱着一堆麦秸到大树下，点着了麦秸后就去跺树，受惊的知了就一群群地朝着火堆飞下来，大家就忙着在火堆周围捡。往往一会儿功夫，就捡一大瓶子回去了。吃了知了的母鸡，会从隔一天下一个蛋到天天下蛋，孩子们就有口福了。 84、农村的小喇叭 84、 农村的小喇叭 在生产队的那些年，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看不到报纸，农村里没有任何接受外界信息的办法。 有一天，看有些人在巷子里忙活，还牵到屋里一根细线，问妈妈在干什么？妈妈高兴地说：“生产队组织社员安装小喇叭，以后可以听到广播了。” 不久，妈妈拿回来一个纸喇叭，自己踩着东西，将纸喇叭接到了里间门上面的线头上，还将一根细铁丝连接到地面上，说：“以后，要是纸喇叭声音小了，可以在铁丝下浇点水，说是声音就会变大。” 听妈妈说，我们买的这个纸喇叭是比较便宜的，大概一两元钱，周围是黑色的纸，里面有个圆圆的铁芯，是最便宜的喇叭了。还有一种喇叭质量比较好，价格也稍微高点，当时大概是5元钱一个。 忽然，头顶上就传来一个清晰的播音员的声音。妈妈激动地说：“广播来了，抓紧听吧。” 那阵子，几乎家家大人、孩子都坐在屋里听广播。听着那个小喇叭里能传出来清晰的声音，大家感觉稀罕得很！很多外界的事情，就从这些小喇叭里传到了所有偏僻的乡村。 每次社员们再出工，就很少再扯家长里短的事情，妇女们在讨论着从广播里听到的内容，羡慕着外面的世界。男人们也议论着，原来外面的世界那么大…… 那几年，每天听小喇叭成了社员们的一大乐趣，也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国内国外的大事，也在坊间被不断流传、议论着。闭塞了多年的社员们，开始了对外界的了解，以后，大队里或者生产队再召开什么会议，大家也愿意参加了。 以前开集体大会的时候，发言的人都是拿着个铁皮喇叭发言。 忽然有一天，队里召集在张家大店里开全大队的社员会，而且会场那里还响起了美妙的歌声。孩子们感觉很神奇，跑到会场才发现，在张家大店的房顶上架着一个很大的大喇叭，歌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孩子们都很好奇：“喇叭里传出来这么大的声音，咋没看见哪个人举着喇叭喊啊！”后来，我看到大喇叭上有电线，顺着电线看过去，才发现电线连接到人群的最前面，那里摆着两张桌子，还有人在说话。 那时，我才明白是有人在前面的桌子那里说话，声音就从大喇叭里传出来了。 当时，和我一样傻帽的孩子有很多，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开会时用大喇叭。 上一年级的时候，才接触到了收音机。 有天上学时，妈妈交待我：“家里没钱买洋火（火柴）了，你放学后到元造户你爸爸的学校里，找他拿点钱吧。” 妈妈说的元造户，是邻县的一个乡镇，爸爸当时在那里教书。再早的时候，爸爸教书的地方远，也是那几年才调到元造户的。那个乡镇距离我们老家只有8里地，爸爸回来也方便。 放学后，我喊了个同学作伴，两个毛孩子就走着路，打听着去了。等到了那所学校，爸爸在和几个男老师在打牌，看见我来了很高兴，说：“儿子，你把旁边那收音机先关了，太吵了，都听不见你说啥。” 我转过身去，才发现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小箱子似地收音机，上面有两个旋钮。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收音机，也不知道那个旋钮是关声音的。就尝试着扭动了一个旋钮，“咔哒”一声，还真关上了收音机。那一刻，感觉很开心：我知道怎么关收音机了。 若干年后，当看到读一年级的孩子们，戴着瓶底厚的眼镜，“噼里啪啦”地玩游戏比大人还熟练，已经学会上qq聊天……就不禁想起了当年我8岁后才学会关收音机的情形。 85、 榕树下 85、 榕树下 自从家里的榆树上生出许多讨厌的虫子后，每次吃饭或者在家里写作业，我都是搬着小饭桌，到远离榆树的一棵榕树下。 那棵榕树和它旁边的槐树，都是刚建房那时候陆续栽种的。但这两种树都生长得比较缓慢，矮矮壮壮的，倒是也还算茂盛。尤其是榕树花开的时候，一树层层叠叠的细碎榕花，细细的、绒绒的，在微风中温柔如波地摇曳着，煞是讨人喜欢。 家里的那张小饭桌很粗糙，好像是爸爸自己胡乱用钉子钉起来的，年久失修，已经有些摇晃了。身子往前一趴，桌子便整个向前倾斜，写作业都不敢实扑扑地趴在桌子上。 每次写作业时，小妹还经常捣乱，不是故意撞动桌子，就是在我身后捣乱，非要我停下来带她玩一会，她才能消停。 这棵榕树，也见证了我们家的文化底蕴比其他家庭要厚重些。 有一次，爸爸带回来几本《李自成传》，是崭新的一套。在榕树下摇摇晃晃的小饭桌上，爸爸铺上一张旧报纸，和妈妈各自看着这套书。那时候，这套书才出版，爸爸在学校里，接触这些新版书籍的机会还多些，所以借来一套回家看。 当时，还不认识多少字，那么厚的一摞书也看不下去，就挨本地先翻看里面的插图。爸妈一边看，一边还讨论着书里的内容。 偶尔有邻居的妇女来串门，就不禁羡慕地对妈妈说：“有文化真好。看你们小两口，一起看书，一起讨论，多好啊！看我们家那口子，没事的时候就知道去打牌，饭不会做，孩子也不管。晚上睡觉时，牙也不刷，呲着一口大黄牙就凑上来了……”说笑着，不忍打搅在榕树下看书的爸妈，就叹息着离去了。 那套书我没怎么看过，但每天晚上，妈妈都会给我讲书里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化的甘泉，也从那时候就一点点滋润着我少年的心。 再后来，爸爸还拿来刘小小写的回忆录，爸妈看了都惋惜不已。 我还记得爸爸给我讲的书里的一个细节：他被迫害致死前，每天吃饭都是从被关押处扶着墙出去，要一两个小时才能蹭到吃饭的地方；慢慢吃完后，再慢慢扶着墙回来。等不多大会，又到了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再扶着墙出去……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头发都一尺多长了，也没人管。 爸爸就叹息：“一个国家副主席啊，居然悲惨到这个地步。就是寻常百姓到了这个地步，怕是也早熬不住，一头撞墙死了。他煎熬着，就是希望能看到中国的将来；但最终，他也没能坚持到这一天……”说完，爸爸就摘下他的近视镜，眼睛潮潮地往镜片上哈口气，慢慢地擦着镜片。 妈妈就劝他：“少说点吧，你忘了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了？”爸爸说：“现在时代不一样，言论自由了，不会再有那样的运动。” 虽然这样说，但当时的运动还是在爸爸心里留下了一些阴影。 听妈妈说：那个疯狂的年代，大家人人设防，谁也不敢跟谁说心里话。有时候好朋友间发点牢骚，马上就会被人举报，第二天就被打成右派，牵着批斗去了。那时候，多少正直的人都遭受了很多非人的折磨，很多人被折磨致死。 即便在农村里，那些不断发起的一波波运动，也波及到了憨厚的老百姓。农村里的小官们之间，也展开了很多勾心斗角的争斗，一些人被整下去，一些人冒上来，但不久又重新被颠倒…… 盛开的榕花下，覆盖了爸妈读书的身影，也覆盖了我最艰涩、最美好的童年。 半个世纪后，那所已经荒凉了的院子里，榕花依然每年绽放如盖。只是，榕花开谢间，树下已经荒草凄凄。当年树下的书生，在走过了他一生的教书生涯后，已经安然躺在了祖茔里；那个在生产队劳作了多年的女人，在晚年跟着我到了遥远的西南边陲，安度着她的余生。 多年后，中国的网络迅速发展起来，诞生了一个武侠网站“榕树下”。当我的几部武侠小说被永久地挂在这个网站上的时候，当我翻看着“榕树下”网站上的帖子时，都会不知不觉地想起家乡的榕树下，想起无数年前榕树下的那些片段…… 86、 借菜招待客人 86、 借菜招待客人 小时候，家里最怕来客人。不仅我们家怕，所有农村的家庭都怕家里来客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家里来客人，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家里没啥招待客人，却是件很为难、很尴尬的事。缺棵葱了、没酱油和盐了，到邻居家借棵白菜……这些都是经常的事情。 有个人拎着一包糕点去朋友家串门.才坐下，朋友热情地说：“吃了没？”那人说：“还没，你们吃了？”“刚吃过了，咋到这时候还没吃，你还真耐饿……”两个人“亲亲热热”地说着话，但朋友绝口不提请那人吃饭的事。 聊了一阵子，那人知道即便拎着一包糕点来，在朋友家也是“混”不上一顿饭吃了。就一拍大腿，恍然说：“光顾着和你说话，差点忘记了，下面一个兄弟还等着我有事呢！那我先走了啊。”“这就要走了啊？要不，喊家里的给你做点饭吃了再去？”“不吃了，不吃了，我去他那里吃吧。” 才一转身，那人又回身拎起放在桌子上的那包糕点，说：“差点忘记了，给人家孩子带了点东西，还得带过去。”“那你抓紧带着去吧——”两个人皮笑肉不笑地寒暄着，那人还是拎着自己的一包糕点走了。 等那人出门，老娘们埋怨：“人家来家里看你，还带着包糕点，咋就让人家这么着走了？”朋友叹口气，说：“就是他不带包糕点，来了也应该招待着吃顿饭。但你想想，咱家里还能拿出点啥来待客的东西？”老娘们想了半天，低下头倒是没再说啥，只是叹息了一句：“就因为一顿饭，少了一个多年的好朋友啊！” 有次，一家人请客吃饭，其中一个客人吃饭比较快，碗里的饭很快就扒拉完了。客人环顾四周，见其他人还在慢慢吃着，大家也都在说笑着，没人看到他的碗空了。 他自己在那里尴尬地坐了半天，还不好喊主人添饭，就忽然问大家：“听说老李家要卖房子了，大家知道不？”众人一起看着他，说：“不会吧，他咋想起来卖房子啊？”那人不答，自顾着说：“可惜啊，可惜啊！”大家问：“咋可惜啊？” 他说：“李家的房子才盖了没多少年，那个檩条啊，都这么粗——”两张一圈，比划着檩条的粗细，往自己的碗口上一罩：“这么好的房架子，卖了真可惜啊！”主人顺着他的手一看，才发现他的碗里没饭了，抓紧喊家人给添上饭。 之后，大家盯着问那人：“快说说，李家为啥要卖房子？”那人低头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饭，含糊着说：“还不是因为他家揭不开锅，没饭吃了。后来，他有饭吃了，就不卖房子了。”大家莞尔一笑，这才明白：他不是在说谁家的房子要卖了，而是提示主人自己碗里没饭了。 所以，那时候，“朋友自远方来，不亦愁乎”！ 爸爸脸皮薄，家里来了不得不接待的客人，没钱了还不想去找邻居借，就喊我去街上赊点花生米来招待客人。 街上有个大爷，做的五香花生和油炸花生是一绝。他老人家啥也不卖，临街店铺的桌子上，摆着几个大玻璃瓶子，里面就放着这两样花生。 每次，爸爸喊我去赊花生，也像是赶着鸭子上架。 大人有面子，小孩也有面子。谁也不愿去赊东西啊，但不去还不行。每次，都是溜达了半天，才很无奈地去赊一点花生。大爷掀开大玻璃瓶子上的盖子，伸进手去抓出两把花生来，用戥子般的小秤左量右量的，称块把钱的花生。用包装纸包好了，用纸捻子麻利地包扎起来递给我。 每次看我拎着一小包花生回来，爸爸都是笑眯眯的：“还是你会办事。”然后，拆开纸包，将那点花生倒在一个小点的盘子里，薄薄地覆盖住盘子底，端到桌子上待客。 之后，等爸爸发了工资，我都是追着爸爸要了钱，抓紧去还了那位大爷。所以，即使下次再去赊东西，倒是也能赊得出来。 在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招待客人的典故。 过年的时候，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炸了一条巴掌大小的鱼，装在盘子里，摆在供桌上当贡品。家里来人时，就端到桌子上。但那时候客人也很明白各家的情况，基本上就吃点其他家常菜，鱼基本上不动。等客人走了，这条炸得干干的鱼又被完整地端下去。 有次，邻居家来了客人，拼光了家底也只凑了三个菜。北方人还很讲究，招待客人至少要弄四个菜。无奈之下，只好到邻居家去借了这盘子鱼，算是凑够了四个菜。这家来的客人也很明白事理，其他菜都动了，就是没动这条鱼。 于是，这条鱼又完整地回到了主人家。 那段时间，那条鱼在附近邻居家的桌子上游走了很多次，但都完整地游回到了主人家的供桌上。 最后一次的时候，一个乡邻家里来了个带孩子的亲戚，这位乡邻也是借了这盘鱼来“顶菜”。 开吃的时候，亲戚的孩子就眼睛冒着绿光，已经在盯着盘子里的鱼了，盯得乡邻心惊肉跳，但还不好说啥。但亲戚还算是明白，说：“鱼刺多，别卡了嗓子，吃其他菜吧。”劝着自己的孩子先吃其他菜，暂时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 中间，亲戚上茅房，回来就看见乡邻的脸有些绿，心里就是一惊，抓紧去看自己的孩子。看到孩子已经在贪婪地咀嚼着盘子里那条已经风干得很硬的炸鱼了。亲戚马上就知道坏事了，一巴掌将孩子打得鬼叫起来…… 等亲戚道歉着带着孩子走了，那位乡邻只好苦着脸去邻居家送盘子。倒是那位邻居说：“没啥，孩子吃了就吃了，反正菜做出来就是要吃的。” 若干年后，再和后辈的孩子说起这个故事，孩子们的眼睛都睁得铜铃大，嚷着：“不会吧，在生产队的时候，日子咋会这样难……” 有一年，四姨从东北来看我们，说起那些年东北的生活艰难来，也是感慨万千。 说东北的两个老头是好哥们，有次聚在一起喝酒，家里没菜了，只在盘子底找到了一颗煮的咸花生。两个老头就用这粒咸花生下酒了，谁喝一口水，就舔一下这颗咸花生，然后给下一个人。喝到后来，一个老头喝得舌头都有点大了，一不留神，这颗咸花生就“咕噜”直接咽下去了。另一个老头说：“才喝了这点破酒，你就把花生吃了，真是肴客啊！以后，再也不跟喝你喝酒了。”说完，佛袖而去…… 不久前，家里的后辈打电话来，问起老家的风俗变化。 后辈高兴地说：“现在，基本上农村再过红白喜事，都是改在村里的饭店里招待亲朋好友了。或者，直接去县城的酒店订桌。以前那种借桌子、板凳的事，早已成了过去。即便家里来了亲戚或者找人帮忙，忙的时候也都是上去饭店里吃；或者打电话，喊饭店里的人把炒菜直接送到家里来……” 听着这话，一时间就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87、 穿越时空的爆米花 87、 穿越时空的爆米花 凛冽的寒风中，有时会从街头巷尾传来苍老的声音“爆米花喽——”声音在寒风中扭曲着，断断续续，有时还会传来“嘭”地一声闷响。 这时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街上来爆米花的了。 这时候，孩子们就抓紧找个破搪瓷缸子，舀上一缸子玉米粒，拿着一个小布包，跟妈妈要上五分或者一角钱，就忙不迭地寻着声音和香气跑出去。 在街角或巷子的背风处，一个穿着破棉袄的老人蜷缩在小凳子上，不停地摇着手里的爆米花机，下面有个小炭火炉子。老人的面前，已经摆了不少各式各样的搪瓷缸子、小铁盆，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围在跟前，个个眼里冒着火苗。 随着跳跃的炭火，老人停止转动手柄，大家就知道要“开锅”了，一个个捂着耳朵，远远地躲开。 老人将炭火上黑黢黢的椭圆形的米花机立起来，用冻裂的、黑黢黢的大手拿起一根铁棍，将米花机末端的螺丝松开，往外一撬。随着“嘭”地一声闷响，下面的布口袋里就爆开了一堆的爆米花，还有不少会溅出来。 这时，周围的孩子会一拥而上，争抢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 前一个孩子高兴地拎着一袋子爆米花走了，边走边不停地往嘴里一小把一小把地塞着。后面的孩子嚷嚷着挤上去，老人和蔼地笑着：“别急，别急，慢慢来，一会儿就都好了。” 时间不长，大家都高兴地拎着自己的爆米花回去了。 有时候，家里会有点用来喝米粥的大米，妈妈就给我舀点大米粒，喊我去爆点真正的爆米花。大米花爆出来雪白雪白的，酥软可口，口感比玉米粒爆出来的好吃多了。哪家的孩子要是爆点大米花，会有一群孩子围过来要一点吃。 寒冷的冬天里，围着烟火蒸腾的火钵，吃着干硬酥香的爆米花，是孩子们最大的享受。 那时候，街上有一种卖的大米花。将大米花沾点糖稀，滚成乒乓球大小，圆溜溜地摆着卖。最早的时候，是一分钱一个。每次逢集时，卖大米花的小摊前都是围着一堆的孩子，拿着小钢蹦照量半天，直到嘴角流出口水，才将手心里捏得汗津津的钢镚，依依不舍地递出去。 爆米花的香味，伴随了每个北方孩子的童年。 风云变幻，白驹过隙。 若干年后，行走在遥远的南方城市的街头，居然也听到了熟悉的“嘭”地一声闷响，随风飘来一股熟悉的味道。在充溢着热带风景树木的街头，一个老人在慢慢摇动着手中的转柄，火炉上炭火熊熊，一群吃惯了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城市儿童，围着老人在看稀奇。 我才知道，爆米花的香味不仅熏陶了北方的孩子，南方的孩子也同样喜欢爆米花的味道。 古老而简陋的机具、温暖而熟悉的炉火、苍老而笨拙的长者、弥漫而永恒的香味，可以穿越时空，可以历久弥香。 88、 要饭的双枪老太婆 88、 要饭的双枪老太婆 在生产队那会儿，附近村子里也有一些“乞丐弟子”，大家称他们为“要饭的”。 这些要饭的有时候会经常来乞讨，有时候是很久来一次。 妈妈说：“这些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家里孩子实在多，到冬天没粮食吃了，出来乞讨点干粮或者粮食回去糊口。另外一部分是‘职业’要饭的，不愿在生产队挣工分，也不想做啥挣点收入，就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每天赖着去乞讨点残羹剩饭吃。” 最早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要饭的到家门口，妈妈都会喊我拿一两个窝窝头送给他们，要饭的也千恩万谢地走了。有时候遇到吃饭的时候，还拿要饭的的碗来，满满地盛一碗稀饭，放两筷子腌的萝卜丝，再拿两个窝窝头塞到他们手里。 农村里有句话，叫“要饭的供享窝头，穷心尽到”。原意是指过年时，要饭的拿不出好点的东西供奉祖先，能拿几个窝头上供，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后来说这话时，一般是指帮助别人时，也只能尽到这些心力。那时候，要饭的确实能要到玉米面窝头已经不错了，有时候还会要到高粱面的窝头。 但后来，大家生活稍微好点，要饭的就很少再要窝头了。 一般的要饭的再去到哪个村里，都是背着个布袋，看上去像是丐帮的“布袋长老”。只是都背着一个布袋，大概都是“一袋长老”吧。进门就拿出一个很大的搪瓷缸子来，你给他剩饭菜和窝头还不要，就要一缸子玉米粒。 妈妈说：“这些要饭的就不是家里揭不开锅的，是专门到人家家里要了玉米粒，到半袋子了就拿去集市上卖，然后买酒买肉自己去挥霍呢！” 所以，以后见了这样“布袋长老”们，我就开始讨厌。再听见敲门声，才打开一条门缝，只要看见有举着个大搪瓷缸子站在门外的人，“咣当”就关上了门。这些要饭的吃了闭门羹，还经常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着。 有时候，一些外地人也拿着缸子来要饭，妈妈也就不说啥，舀了一缸子玉米粒，就递给了要饭的。 我纳闷，问她：“为什么见了外地要饭的，就要给他玉米啊？”妈妈说：“外地的来要饭，有些是家里人口多，想要点粮食兑换点钱，回去再买成粮食糊口。你给他饭菜，他自己倒是吃饱了，多了也带不回去家里啊，还是给点粮食吧。” 有时候孩子们玩耍，有的就扮成要饭的。 孩子淘点锅灰在脸上胡乱抹两把，把开花的破棉袄袖子里的旧棉花往外薅出来一点，找个棍儿拄着，把腰一弓、把背一缩，眼睛眯着装瞎子，跟其他的孩子要饭吃。那时候，《天龙八部》还没出来，不然，孩子们都会扮演乔峰，不扮演小花子了。 要饭的孩子点头哈腰，嘴里喊着：“大爷，行行好吧，给口吃的。”其他的孩子就“哼着哈着”地说：“唱个段子，大爷就给你吃的。”那扮要饭的孩子就扯着嗓子鬼叫一通，嗓音比用瓦碴打磨铁锨的声音还难听。其他孩子听不下去了，就捂着耳朵轰他下去，自己用唾沫从那孩子脸上沾点锅灰来擦在脸上，自己来扮要饭的。 玩这个游戏，每当被大人看见，都要被痛骂一通：“玩什么不好啊，玩这个，长大了想去要饭啊！不长进！”一边骂，一边抽根树枝子一顿乱打，一群孩子立即做猢狲散。跑得慢的，屁股上早挨了几下子，一边“嗷嗷”叫着，一边捂着屁股“加速”逃跑。 那时候，邻村的北张村里，有个奇怪的老太太，天天转悠着去要饭。 老太太那时候已经头发灰白了，长得高高瘦瘦，一副大嗓子。进门就喊：“嫂子，饿了，给点吃的。”每次见到她来，妈妈都是喊她到家里来，给她盛碗饭，让她坐下来吃。有时候，见一个脏兮兮的老太婆坐在桌子边上，跟着我们一起吃饭，我就吃不下去了，端着自己的碗蹲到门槛上去吃。 那老太太吃饭速度也快，风卷残云地就吃完了，临走还说：“嫂子，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呢，还有吃的没？”有干粮时，妈妈就给他揣着几个；没有现成的干粮时，妈妈就给她舀一缸子玉米粒。老太太爽快地说：“谢了，嫂子！”转过身去，一阵风似地刮走了。 看着老太太走了，妈妈总是叹口气，半天不说话。 后来问妈妈，我才知道了这个老太太的来历。老太太年轻时也是个美人，是北方一个国民党头目的小妾。 解放前夕，国民党溃退台湾，这个小妾也同机赴台。中途遇到解放军炮击，飞机出了故障，要减轻机上重量才能继续飞行。在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后，飞机还是飞不起来，都要擦到树梢了。 无奈之下，那位国民党头目喊驾驶员打开舱门，喊那个小妾到舱门边，指着下面说：“你看那是什么？”小妾傻乎乎地低头往地上看。那家伙抬腿就是一脚，将这个小妾踢下了飞机。之后，飞机才重新拉升起来，仓惶逃跑了。 那小妾被踢出舱门时，飞机的高度已经很低了，加上她掉在了庄稼地里，虽然将地面砸出个大坑，摔得七荤八素、破头烂蒜的，但毕竟捡了条命。 后来，她被当地的百姓救起来后，这个美人就有点痴痴呆呆了，一直骂着她的那个负心人。后来，她也无处可去，在其他人的撺掇下，就无奈地嫁给了北张村的一个光棍，还生了一堆孩子。 听妈妈说，这个美人年轻时很厉害，能双手打枪，枪法还很准，平时也是一副雷厉风行的脾气。 老太太落魄到农村后，虽然也生了一群孩子，但她从来就没干过这些粗活，基本上也很少去生产队里劳动。 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她就风风火火地去附近村里要饭。每次去要饭，她也刮风似地，就像是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大家见她来了，都说：“‘双枪老太婆’来要饭了，给她点吧，她家里还有一堆孩子呢。” 在远的地方要饭，其他人不了解她的情况，看她要饭时还大大咧咧的，很多人很不高兴，就啥也不给她；她也不生气，就继续去下一家去要饭。倒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她的身世和家里的情况，不管她像不像要饭的，都会接济她一些。 多年后，从外地读书回到老家，有次见到她，她还在沿街乞讨。那时候，在街上要饭的已经很少见到了，她几乎都可以做丐帮的帮主了。 只是，她的头发更白了，背也驼了，走路也迟钝了很多。妈妈就叹息：“一个可怜的人啊，要了一辈子的饭！” 又过了一些年，北方的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丐帮弟子”也绝迹了。有次说起“双枪老太婆”来，妈妈叹息着：“早死了几年了……” 89、拜 年 89、 拜年 小时候，最盼着过年。过年的时候，偶尔会有新衣服穿，有时候会多少有点压岁钱。那时候的压岁钱很少，从一两角钱到五角，再到一元、两元，都让孩子们欢欣不已。 快过年时，家家户户都拿出了压箱底的东西来准备过年。 在生产队的时候，尽管家家都穷得都掉渣了，但饺子多少是要包一点的。有次在六姨家，过年的时候白面实在不够了，六姨就找了点高粱面，和白面掺在一起，凑合着做面皮；没有肉馅，就包了红萝卜馅的饺子。尽管不怎么好吃，但毕竟是过年了，饺子还是要吃一顿的。 打扫完屋里的灰尘，用扫帚划拉掉屋角的蜘蛛网，剩下的还要买几张门神、年画。去集市上花五分钱买一张红纸来，自己或请人写两幅春联，贴在屋门和院门上。所以，那时候的春联是各种字体都有，也是剪裁的七长八短的纸张。有多人家还会将春联的字写错了，惹得很多人驻足笑看。 在将屋里收拾得焕然一新后，剩下的就是预备吃的了。 清扫完面缸子，将所有的白面倒出来，算计着要蒸几个馒头上供祭祖，要给孩子包几个糖三角，剩下的还要炸几碗丸子。哪些是准备亲戚来了吃的，哪些是自己吃的……这些，是每年岁尾最让老娘们头疼的事情。 之后，家家户户将平时舍不得烧的花柴抱到灶下。孩子们张罗着给大人烧火、拉风箱，抽手还偷拈几个刚炸出来的、滚烫的丸子丢进嘴里，大人们就在烟雾腾腾的厨屋里忙活了。 等到大年三十，妇女们还要喊男人端着一碗丸子，去村外烧几张纸，简单祭祀一下，“喊祖先们回家过年”。等过完年了，还要“再将祖先们送走”。小孩子们对“请祖先来家里过年”这些事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就是盯着碗里的贡品。等大人“请来爷爷奶奶和祖先们回家了”，碗里的丸子就可以抢着分吃了。 三十晚上，等饺子下锅，大人预备的鞭炮就可以放了。那时候的鞭炮，有20头、50头和100头的，再穷的家庭至少也要买两挂炮，一挂留着大年三十晚上放，一挂留着大年初一早上放。好点的家庭就多买一挂，初二早上上坟祭祖的时候放一下。 放鞭炮也是孩子们最期待的。平时，孩子们摸不到鞭炮，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过下瘾。 一般的时候，都是孩子们找大人要个烟头，胆战心惊地去戳鞭炮的药捻。看到药捻爆出耀眼的火花，孩子们就兔子般地挑开了，捂着耳朵等待鞭炮的炸响。没有烟头的时候，孩子们就用火柴去点燃药捻。遇到有大孩子在旁边，会突然大吼一嗓子，吓得孩子手一哆嗦，火柴熄了，鞭炮没点着就一溜烟跑回来了。等明白过来，还要重新再去点。 穷人们最怕的是年关，但最盼的也是年关。每到年关的时候，欠账的人家就像孙猴子戴了紧箍咒，想着凑点钱还给人家，免得过年的时候天天被债主堵着要账。实在拿不出来钱的，只好出去躲帐，一直躲到大年三十才敢回来。 一旦到了三十，不管欠别人多少账，债主也不会上门要了，而且在过年期间，也不会再提这件事。所以，欠账的就盼着三十抓紧到了，就至少可以缓一口气。 初一早上，大人、孩子们都要早早地起床，抓紧放挂鞭炮，吃点饺子，就要出去拜年。 在北方的农村，拜年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先是在家里，给自己的父母磕头，之后就跟着大人到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至亲的长辈那里拜年。老人们一般早早就穿戴整齐，在家里等着了；实在起不了床的老人，就在炕上接受大家的拜年。 拜年是要磕头的，在冰冷、凹凸不平的土院子里“咕咚咕咚”地跪下，嘴里喊着：“给爷爷磕头了，给奶奶磕头了”，之后，还要给叔叔、大爷等所有的长辈磕头。能起床的老人们就客气着：“忙了一年了，别磕了。”但客气归客气，头还是要实实在在地磕的。老人们也会掀起衣襟来，说“起来吧，起来吧，磕的头都兜着了。” 给家族的老人磕完了头，就有长辈领着去本族的长辈家去磕头；本家的磕完了，还要去邻家去磕。 冬天的凌晨中，一群群的人东家进、西家出，热热闹闹地互相拜年，大家都说着吉利话，和和气气的。 有时候，还会出现“撞车”现象：前一拨进去磕头的人还没出来，后面的一拨就进去了，满院子黑压压地跪着一群后辈人，场面很是壮观。那时候就在想：“有这么多人来磕头，老人们可记得清楚？可记得那些人来给他们拜过年……” 一上午的时间里，孩子们跟着大人磕头，连膝盖都磕肿了。 有些聪明的孩子，就在棉裤里绑上两块小垫子，这样磕头时就会好点。到后来，孩子们实在跪不下去了，就缩在人群后面，看大人们磕头时，身子往下一蹲，做出磕头的样子。但每次被大人看见，还是要挨骂的，说：“一年只给老人们磕一次头，不许逃滑耍懒！”按着脖颈子，强迫着孩子老老实实地跪下。 每年拜年的时候，是村里的人最集中的时候。就是在外面工作的人，也都会赶回来拜年，所以能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大人就会介绍给自己的孩子，羡慕一番，再鼓励自己的孩子一番。 亲近的家族之间的孩子，还会从彼此的母亲那里得到一点可怜的压岁钱。压岁钱几乎是公平的，自己的妈妈给了别人的孩子，别人的妈妈也会给自己。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孩子多的人家要“沾光”些。 那时候的压岁钱，很多只是过一下自己的小手，有些钱还是会被大人要回去。 孩子们舍不得刚到手的钱，大人就会哄着孩子：“我要不给别的孩子，其他大人也不会给你。你得到多少压岁钱，我就得给别人多少。你不拿给我，我就不能给比人的孩子，你也得不到其他人给的压岁钱了。” 听着大人这么拗口、绕口令般地说，孩子就有些糊涂了，最后还是会乖乖把还没暖热的压岁钱交出去。 遇到孩子实在不愿意“上缴”的，大人就哄着：“你看，后面还要分发压岁钱，妈妈没有了，暂时算借你的，等分发完了再还给你。” 孩子们毕竟小，有些就被哄着将压岁钱拿出去了。等过后，再跟大人要时，大人一翻眼：“还要钱，找打是不？”那孩子就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捶胸顿足地说：“骗人是小狗！明年再不借给你了。”大人一顿足，喝到：“滚——”那孩子只好自认倒霉，一溜烟地出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过一个年下来，孩子们手里还是会剩下几文钱。这时候，村里的一些小摊贩就来专门赚孩子们的钱。 买烟花爆竹的、蘸糖稀的、卖摔炮的、卖绢花的……这些小东西，都是孩子们很难抵挡的诱惑。一般年关过完，孩子们手里的几文零钱，就源源不断地跑到了这些小贩手里。 压岁钱除了被父母“上缴”，大孩子也会“敲诈哄骗”自己的弟弟妹妹，从更小的孩子那里“捣鼓”一点钱。对小孩子来说，那几文零钱简直比他们的小命都珍贵，经常是严防死守、藏着掖着地才能多落下几文。 那时候，在外的人也都期盼着过年，一是可以回去炫耀一下，二是可以拜见老人，了却思乡愿望。但多年后，很多在外的人却不敢轻易回家了。 有次，一个朋友年后回来诉苦：“带了一两万回家过年，回来却差点路费都没了。”细问情由，朋友说：“下面一茬茬的孩子都起来了，见谁都要给压岁钱，而且至少都要给50元、100元地给。仅压岁钱，就出去了几千上万元，自己又没结婚，也没孩子。这些钱，不知要到啥时候才有回头的机会……现在有些孩子，每年的压岁钱就可以收到几千上万元，简直靠着这个发财了……” 听着朋友的絮叨，在惊诧于压岁钱随风上涨的同时，又想起了很多年前紧紧捏在小手心里的角币，想起了怎么想办法从妹妹手里哄过来一两角压岁钱，想着妈妈怎么哄着我“上缴”几元的压岁钱…… 90、上 坟 90、 上坟 大年初二凌晨，凛冽的寒风还在席卷着北方的原野和村落，各个村口已响起了连绵的鞭炮声，硝烟在晨风中翻滚、飘散着。 鞭炮的响声，将越来越的人聚集到这里。看看人差不多了，族长说一声：“走吧！”于是，浩浩荡荡的人群，踏着年前厚厚的积雪，从村子的各个出口出来，向积雪覆盖的原野进发。 大年初二祭祖，是北方人绵延了无数辈的习俗。上坟的时候，都是男子和男孩子去，妇女和女孩子是不准在这天跟着祭祖的。 上坟时，每人都拎着一个小包袱或者袋子，里面都是草纸（烧纸），是上坟时要用的。不少人还带着铁锨，要给祖坟上添点土。 偶尔，也会有人没带着烧纸，有的是因为年前忘记买了，也有的是太困难了买不起。即便没带烧纸，但也要跟着大家去上坟。对这些人，大家就私下议论：“上坟不带烧纸——糊弄老的（人）”。后来，这句话也成了对不孝顺的人的一句评论。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句歇后语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 从村口分散出去的一群群人，都是以家族为单位。一个大的家族从祖坟上开始祭祀，之后再慢慢分成几个支系。到最后，就一小撮一小撮地到离自己最近的亲人坟头上烧纸，之后再散漫地回去。 我常想：初一拜年，活着的人拜见长者，这是生人的欢乐；初二就马上去拜见祖先，给死去的长者一个安慰——北方的这个习俗很好，安排得也很科学。 我们张家的祖坟就在村北的一片盐碱地里，我们称为“张家松林”。 据说，之前这里祖茔累累，松柏林立。只是前些年，这些坟头被平掉了，松柏也被刨挖走贡献给了大炼钢铁运动。但运动过后，张家的后人们还是依据印象，恢复了祖茔的坟头。只是，这些坟头也就是一抔黄土了。 这片祖茔周围，都是我们生产队的地，后来一些年也分到了各户耕种。只是这片地太碱了，庄稼长得都像是秃子头上的头发——稀稀拉拉的。 后来，大家感觉辛种这几分碱地太辛苦，有时的收成还收不回来种子，也就没耐心种了，再后来，各家重新分了宅基地，这里也就成了各家的取土点，被挖成一个个大坑。 有拄杖老人见了，就挥着拐杖乱骂：“你们这些不孝儿孙啊，居然敢掘取祖茔附近的土，要遭报应的啊！”看着老爷子们气得胡子都撅起来，后辈们往往一边“吭哧吭哧”地拉着装满土的车子，一边“哼”一声：“嘁，老糊涂了！不在盐碱地里取土，到庄稼地里取土啊！” 有时候，还真会挖出来一些腐朽的棺材板甚至森森的白骨，也不知道是哪位先人的。后人就慌忙将白骨埋起来，双手合十地祈祷：“惊扰祖先了，惊扰祖先了！”之后，抓紧换个地方取土。 再后来，祖茔的那几个可怜的坟头，就像是汪洋中的几点孤岛了。 每次上坟时，族长都会介绍：“这里是我们的第几世祖某某某，是某年某年搬迁来的。”据说，我们的祖先都是从山西洪洞县搬迁来的。说是某朝代山东大旱，致十室九空，朝廷迁徙我们的祖先到了这里。 老人们还说：“我们的这支祖先的后人，小脚趾头都是两瓣的，还很软。只要脚趾头和我们一样的，都是我们一个族系的后人。” 为了证明祖先迁徙的真实性，很多族长还往往会提到一本能证明祖先是山西人的书——《山西疑难杂字》。 在北方，虽然生产队里的社员们文化水平都不高，但语言水平却很好，很多生动形象的字词很有代表性和地方性。但这些象声词和方言，连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教了一辈子书的爸爸都不知道怎么写，他就常叹息：“这些字的写法，怕是只有《山西疑难杂字》里才能找的到啊！” 问起爸爸来，他说，《山西疑难杂字》里，记述的都是一些常用的方言字和象声词。这些字词，很多在《康熙大词典》里都查不到，应该是先民们迁徙时带过来的。 后来若干年，知道乾隆时代曾有一本《方言应用杂字》，揭示了山西晋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面貌。今天的晋中话，正是那个时代晋中方言的继续和发展，反映了晋中方言乃至整个晋语的历史演变。当时，这本书是作为童蒙课本来使用的。 后来，也曾见过一本民国三十年（1941）京都老二酉堂梓行的新刻校正音义的《方言杂志》，里面的很多字确实很生僻、也不认识。但是，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家族的长老们所说的那本。 只是，在当时，那本书也已经接近失传了，据说只有族长手里有一本，还秘不示人。所以，这本书到底长得啥样子，很多人都没见过。况且，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更没几个人去关注这些“文化遗产”了。 那时候还小，在野外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就盼着早些回去，根本没注意族长们在说些啥。对自己的祖先渊源，也是感觉八竿子打不着，更是听不进去。 听到族长念叨完一尊坟头的祖先名讳，孩子们就用冻得像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笨拙地从小包袱或袋子里取出几张草纸来，抖抖索索地集中在坟头下面背风的地方点着了。大家四面八方地围着坟头在雪地跪下，起起伏伏地胡乱磕个头，立即转到另外的次祖先的坟头上去烧草纸。 祭奠完祖坟，大队人马就开始分成几大支系，到距离自己最近的祖先的坟头上去烧。这些坟头已经不在祖茔那里了，四外分散着。慢慢地，人群越分越散、越来越少，一拨一拨地在雪野里各自去祭祖了。 有时候没注意，到自己祖先的坟头上时，小布包里的草纸已经所剩无几。 叔叔们就骂：“以后上坟时，在祖坟上少烧点。祖坟上祭奠的人多，少烧点也没人注意，祖先也不会怪你。要多留点，到爷爷奶奶的坟上烧。不然，爷爷奶奶就会托梦骂你的。”每当叔叔们这样说，就感到脊背上发凉，连头发都竖起来了，以后类似的错误也就不会再犯。 过年这几天，很多长辈或族长还都在堂屋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很大的“宗堂”。厚厚的白纸上，是无数的黑格子，从上到下像金字塔一样地写满了很多名字。从始祖开始，到下面的各世祖，在上面一目了然。 悬挂宗堂的目的，一是让列祖列宗在过年时也来接受子孙后代的膜拜，二是让子子孙孙记住列祖列宗的名讳，也算是一种家族传承吧。 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宗堂，但爸爸却有一本厚厚的家谱。那些年，这些家谱和宗堂也算是“违禁品”，平时大家都会藏着掖着的，只有过年这几天才会拿出来悬挂或者翻看。 在那些破四旧的年代，虽然很多民间的东西和古董都被收缴、焚烧了。但每个人都有祖宗，即便村里的“领导们”也要祭祖，所以这些东西也就在运动的洗劫和激荡中，在“领导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多少保留下来一点。只是，过完年，这些东西立马又被长者们收藏到炕洞或者旮旯里，直到下一年的时候才会“现身”几天。 关于家谱，每间隔一些年，族长们也会悄悄召集大家修改下，拟定下面子孙起名的“辈分”。那时候，几乎每家都藏有一本家谱，这也是没有数典忘宗的证明。我还记得，在我出生前后的几年，正好族长们重新拟定了下面十个辈份的字号，依次是“绍、之、令、兴、恒……” 那时候，只要懂事的孩子，都要能背诵这十个辈分的排名，不然，哪个长辈都可以得而“弹”之：只要背诵不出来，都可以屈指在这个孩子头上“乓”地弹一记。哪怕愚笨点的孩子，被弹得次数多了，也能张口就来。 本来，我是在“绍”字辈，应该叫“张绍什么”，但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没有在“绍”字辈里给我起名字。以至于若干年后，在给祖先上坟祭拜时，有位叔叔还拿这说事。当时，年少的我还狠狠顶撞了那位叔叔一顿。 按照族长们的意思，只要下面的孩子按照辈分起名，不管以后这个家族发展到多大，下面的子孙分布到哪里，只要一说起辈分，就马上知道是不是一个族系了。就像曲阜的孔老二，因为辈分严谨，所以下面的子孙从来不会乱了辈分，所以也有了“天下孔家是一家”的说法。 顶撞了那位叔叔后，仔细想一想，其实他也是在维护家族的利益。所以，后来等我有了孩子后，还是在“之”字辈里给孩子取了名字。 说来也怪，在实行联产承包后，我们那个生产队里的人出去的很多，甚至是一家家的人搬迁到了城市里工作和生活，在省外工作的也不少，家里就剩下些老弱残疾。但每年的大年初二，大家都会回来祭祖，也借机热闹一番。 有时候，即便大年初一回不去，我初二凌晨都会开车回去，在村外祭祖的雪地里等着大队人马过来，然后一起踏着积雪去祭祖。 若干年后，每年大年初二的早上，村口仍会响起连绵的鞭炮声，只是这鞭炮声越来越绵密，祭祖的人群也越来越庞大。远离了故乡的我，已经有些年没有出现在祭祖的人群中了。但每年的这天，我都会用水酒一杯，遥祭我那长眠在故乡的祖先们。 91、卖荸荠的表哥 91、 卖荸荠的表哥 印象里，每年的冬春季节，都可以吃到鲜脆的荸荠。 在莘县周边的三姨家，每年都会种一些荸荠。每年冬天收获后，三姨家的两个哥哥都会拉很大一车荸荠，到河北去零卖。在40多年前的北方春节期间，能吃到甜脆的荸荠，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装好满满一车子荸荠，上面盖上保暖的草苫子，再丢上自己的被褥卷，三姨家的两个哥哥就拉着沉重的地排车从家里出发了。两三天后，地排车就停在了我家门口。在这里，两个哥哥都要休息一晚上，一是在这里打下尖，缓解一下疲劳；二是来看看我妈和我及小妹，给我们留一点新鲜的荸荠。 那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和两个哥哥年龄差距大，虽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他们看见我很亲。穷亲戚们之间，也有穷亲戚的情分和来往。 每当看见他们到了，妈妈就张罗着做点好吃的，问三姨的身体可好，絮絮叨叨地也问其他人的近况，常常泪眼婆娑的。临走的时候，都去街上买一点或用小麦换一兜子火烧，死活地塞给哥哥们，让他们路上充饥。 在给我们留下一盆荸荠后，两个哥哥又像老牛般，抻着脖子一点点拉着沉重的车子出发了。 听妈妈说，他们还要走好远，去河北较大的城市里，找个车马店住下，之后自己每天做饭吃，将荸荠煮熟了端到街头上去零卖。本来，将一车的荸荠拉到河北的城市批发掉，也能赚不少钱，但自己煮熟了卖，赚的钱更多一点。 两个哥哥都是吃苦惯了的，宁愿麻烦点、时间长点，也一直坚持自己煮熟了荸荠去卖。而且，他们在零售的时候，还会将荸荠削了皮，将白生生的荸荠称斤卖。 荸荠甜脆，但削皮是件很麻烦的事。不管农村和城市的人，都不善于削荸荠皮。两个哥哥常年干这一行，能将荸荠削得很漂亮，而且只是薄薄地削掉一点皮，但价格就高很多了。 这一车荸荠，两个表哥要卖一两个月才能彻底处理完。 春节过后或者元宵节后，那辆空车子才会再次停在我们家门口。在盘桓一两天后，两个哥哥才拉着车子回去。那些年，两个哥哥过年都没有在家待过，都是待在别人的城市里，看着别人热热闹闹地过年，晚上回去自己随便糊弄点东西吃。 有的年份，地里荸荠收成好的时候，两个哥哥就会各自拉着一车子荸荠来。看着两个哥哥拉着那一大车子载重，村里的很多年轻人就会咂舌：“拉着这么重的车子，还要走那么远的路，真是了不得啊！” 有一年，两个哥哥卖荸荠回来，要拉着我去莘县，说是三姨还没见过我，想看看我，妈妈就同意了。坐上地排车，两个哥哥脚下生风，我就悠闲地扒着车帮，看路边的风景。看累了，就缩在车厢里，拉上哥哥脏兮兮、黑乎乎的被子睡觉。 第二天，我就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子，哥哥说：“到了，马上可以见到你姨了。”我从车子上跳下来，跟着车子回家。 三姨家也是一大家子的人，三姨是个很慈祥的老人。三姨夫年龄要大点，话少，有些木讷，叼着旱烟袋看着我笑。院子里还跑出来嫂子们和几个孩子，那几个孩子按辈分就要喊我表叔了。在院子里熟悉一阵后，就被几个表侄们拽着去玩了。 三姨家家大人多，事情也多，兄弟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不少，三姨也经常为此抹眼泪。那时候小，也劝不了三姨啥，只是依偎着和她说话。看着我，她就开心了，经常给我点舍不得吃的小零食，拉着我到暖呼呼的灶坑里坐着聊天，问妈妈的情况。 灶坑的火光，映照着三姨那张已经苍老的面容。人生的苦难，在她脸上刻下了层层的细密年轮，但提起亲情来，她满脸细密的年轮，都在闪烁的火光下慢慢绽放如菊。 她絮絮叨叨地和我说着妈妈小时候的事情，说起妈妈还是丫头片子时的一些趣事，说起她们一群小丫头片子时看着解放大军进城的情景。那些事情，让我感到像是天方夜谭般遥远…… 迷蒙的灶坑火光中，我已经依偎在三姨的怀里，在她的絮叨中入睡慢慢。但梦中，那张如菊的笑容依然在我眼前绽放…… 92、 耩谷子的学问 92、 耩谷子的学问 到了春天，生产队里的农活就开始多起来。除了春耕夏收，还有秋种冬翻……日子在一天天中循环着，一些趣事也在枯燥的劳作中流传着。 没事的时候，妈妈也给我讲一些在生产队里的乐事。 在生产队里，播种也是件技术活，一般都是由把式们专门负责播种的事情。春天播种棉花时，生产队里将棉花种子翻出来晒两天，之后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将棉花种子都放上去。之后，在大锅里烧开水，兑成温水后泼洒在棉花种子上，之后抓紧盖上塑料布捂着催芽。 在棉花种子上泼洒的温水不能太热，热了就将种子烫伤了，捂不出芽来；水温低了，起不到催芽的效果。所以，催芽的活就是生产队的把式们在做，水温的高低都是把式说了算。 一天一夜后，摊开塑料布，每个棉花种子上都萌生出一点细细的芽子。这时候，就可以播种了。棉花种的芽子不能长得太长了，太长了在播种过程中会被碰断，这颗种子就废掉了。 催好芽后，大家就张罗着将种子一起拉到棉花地里，牵来几头牛，架来几具耩地的木耧。每具木耧上，至少配有三个人：一个人负责牵牛，一个负责播种，一个负责架耧，三个人一组在前面耩地。后面，还要有个牵着小毛驴墩地的，拉着墩子将播种后的田垄稍微压一下。这样，一组四个人就开始耩地，其他的社员帮着提送种子，打着下手。 几天后，大田所有的棉花种子就播种完了。 在耩地时，负责下种子的把式是最需要技术的。这位把式的右手五指要非常灵活，五指要不停地轻轻捻着，让种子很均匀地落入木耧的洞里，从耧腿里滑入土中。只要把式下种均匀，庄稼苗出来就很均匀，在之后剔苗的时候就轻松很多。一旦播种时不均匀，就会出现断垄现象，这样后期就要移苗，是非常麻烦的活。 在耩玉米、小麦和黄豆等其他作物时，基本上也是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播种方式。 但有时，棉花还是会出现断垄的情况，有的时候是因为种子没有及时催出芽来，有的是种子芽在播种中被碰断了。这时候，就要抓紧在阴雨天移苗。 移苗时有个“移苗器”，也是很简单、但很科学的农具。移苗器有点像是脱蜂窝煤的脱煤器。 先在缺苗的地方用移苗器移出一块圆柱形的土，再将移苗器扣在需要移动的棉花苗上，用脚踩一下上面的一个横梁，移苗器就利索地切入土中，随手一抬，一棵苗就完整地移动出来了。之后，将移苗器放入之前挖好的圆柱形的坑里，按一下上面的一个小铁片，“咔哒”一声，那棵苗就移栽好了。一般移栽过的棉花苗，都要适当浇点水，再围点蓬松的土就行了。 庄稼里最难播种的，不是棉花，而是耩谷子的时候。 谷子颗粒太小，而且一亩地只需要一两市斤的种子。也就是说，耩一亩谷子只需要一两捧的谷种。种子用量少，就增加了播种的难度。 有时候，地里的杂草和一些庄稼梗还会堵住木耧的腿，耧腿被塞住了，种子就全堵在里面了。对架着沉重木耧的把式来说，里面堵塞了斤把的种子，有时候是很难觉察出来的。而且，其他的种子颗粒大，不时地看下耧腿也能知道种子播得流畅不流畅。但谷子颗粒太小了，在飞扬的尘土中，很难看到谷子粒是不是一直下得流畅。 有些时候，老队长看着大家播种完了一片谷子地，喊着：“下晌了！”大家立即手忙脚乱地将木耧架上地排车。但突然间“哗啦”一声，从耧腿里就洒出一片的谷子粒。立即就有人喊：“完了，耧腿堵了。看这堆谷种，怕是有一亩地没有下到种子。” 这时候，老队长就过来骂把式，还要根据漏出来的谷种，来大致判断有多少地没有播上种子，还要留下这组人再来播一遍。这时候，这个组的几个人都骂架耧的那人，那人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低头耷拉脑地回去返工。 不管多好的把式，在遇到播种谷子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堵耧腿的情况。 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田地分到了各家耕种。 有一年耩谷子的时候，天气有点旱，堂嫂喊我帮忙去拉耧。 那时候，生产队老式的木耧基本上已经淘汰了，都换成了非常简单的小铁耧：一个上粗下细的铁皮桶子，前面有一根很轻便的棍子。我肩上搭根绳子，右手抓着那根木棍在前面充当牛来使唤；堂嫂喊了个人来扶着耧，她自己来抓种子。 那天，天很热，播完了几亩的玉米地，又播了一亩多的谷子。 到收工的时候，大家也都累得走不动了，赶着回家吃饭。因为用的小楼轻便，我继续在前面抓着木棍，后面的人随便拎着小楼就往回走。到了公路的时候，后面的人无意中低了下手，耧腿碰到了沥青路面，“哗啦”一声，从耧腿里流出来一两斤谷种。 那一刻，大家想死的心都有了。 堂嫂楞了半天，说：“算了，别回去了，都累死了，改天再来重新弄吧。”回去吃饭时，堂哥还骂：“一群笨蛋，耩个地还没下去种子，干啥吃的！”话还没说完，屁股上就被堂嫂狠狠踢了一脚：“老娘都要累死了，你还说风凉话，改天你自己去种。”堂哥有点惧内，就没敢再说啥，乖乖给我们弄饭去了。 93、骑马打仗 93、 “骑马”打仗 上小学的时候，课本少，功课也少，孩子们有的是时间玩。在学校里回来，除了孩子们常玩的捉迷藏、投沙包、跳房子、跳绳、弹玻璃珠外，还有立墙根、“挑兵选将”和“骑马打仗”的游戏。 立墙根一般是男孩子玩的游戏。找个墙根站好，身子往前一扑，两手往地下一撑，身子忽地倒立起来，两腿搭在墙上。立墙根一般是身材瘦小的孩子才能玩得来，身子胖点的孩子一般倒立不起来，有时候两腿才搭在墙上，就出溜下来了，有时候根本就倒立不起来。 立墙根是那时孩子们都爱玩的游戏。有时候刚倒立起来，身边来个胖点的孩子，没倒立起来，身子一斜，一下砸倒了几个孩子，一堆的孩子就倒在墙角下。那个惹祸的孩子，就招来一阵众怒。 或许是那时候立墙根多了，打下了很多的基础。以至于几十年后，我在遥远的云南城郊的小院子里，还经常“刷”地就倒立在墙下，唬得朋友面容失色，惊呼：“都多大岁数了，还玩这游戏！”我笑：“只当锻炼身体吧。” 另一个好玩的游戏，就是“挑兵选将”，这个游戏要七八个孩子、甚至更多人才好玩。 大家挑选“实力”差不多的孩子分成两帮人马，手拉手站成一排，对面而立。之后，大家就开始“挑兵选将”。 首先一人站出来喊着：“鸡几翎，扛大刀，哪家的兵马让俺挑？”对方呼应着：“挑谁？”一般“选将”都是选对方力气较小、实力较弱的人，喊出他的名字后就往前猛冲。对方也会拉紧他要选的“那位将”。一冲之下，如果冲开了对方牵着的手，那位被选中的“将”就要到对方“队伍”里，算是俘获的“将领”了。如果冲不开，就要被留在对方的队伍里当俘虏。 所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一定要选准对方的弱者，才能不断俘获对方的人，最后再来冲撞对方的“强者”。当对方只剩一个人时，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对方就认输，重新调配人手，再次开始玩。 若干年后，再想起这个游戏时，就想起了“田忌赛马”的典故。那时的孩子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成语，但实际上已经在那样做了。 上小学后，大家开始喜欢玩“骑马打仗”的游戏。 下课后，一路小跑着去厕所里如厕，回来就参加“骑马打仗”的游戏。有时候在家里吃了饭，丢下碗就忙着跑回学校，捉对厮杀。 这个游戏要两个人一组，身体强壮点的在下面，将另一个同伴背起来，对方也是这样搭配。 准备好后，两匹“马”就嘴里“哇哇”喊着冲向对方。如果两组人实力悬殊，两匹“马”一撞之下，就有一组被撞得“人仰马翻”了。即使撞不倒，一撞之下，对方的“马”也被撞得跌跌撞撞，这边马上的“大将”伸手扯住对方的胳膊，往外一带，对方就一起扑倒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旗鼓相当的时候，于是两组人就纠缠在一起。两匹“马”在下面撞着膀子、使着绊子较量；“马”上的“大将”也双手乱扯，有时候棉帽子被打掉了，衣服扣子也被扯落了，乱作一团。 有时候，遇到无赖的孩子，还会揪住对方的耳朵。这时候，那位马上的“大将”纵有“千般武艺”，被揪住了耳朵也只有认输。 在学校里学会这个游戏后，就回来教给还没读书的孩子一起玩。 有位邻居的二叔，比我小一岁，个子还高，笨手笨脚的，属于那种“憨吃苶睡傻上膘”的人。我就喊他做我的“马”，我看中了他的力气大。他也很愿意，他是看中了我的个子瘦小，背起来比较轻，而且手脚灵活，“马上的武艺”比他强。 所以，那时候，我和二叔基本上是“黄金搭档”，打遍周围的孩子无敌手。 有些孩子老是输，就来挑唆：“二叔，你不能老是当‘马’，他糊弄你呢！你该让他背着你才对！”二叔反应有点慢，想了半天，才说：“对啊，也不能老是俺背着你啊，你得背俺一回，要不俺就不跟着你当‘马’了。”无奈，为了挽留住这个搭档，我只好呲牙咧嘴地背着二叔“上阵”。 但二叔实在太重了，背上他后压得我眼冒金星。背着他“上阵”，羸弱的我是不能和对方的“马”冲撞的。我们本来就摇摇晃晃，下盘不稳，倘若和对方撞上了，肯定是我先摔倒。 所以，每次喊着去撞时，我都是冲到跟前时，突然侧到一边。对边失去了重心，开始往前一起跌。二叔这时候使出“回马枪”，回身往后一抓，一把揪住对方“马”上“大将”的脖领子，就将那位哥们直接从“马”上拎下来了。 二叔过了瘾，还是下来背我，说：“还是我背你吧。你背着我，我怕你把我摔了。”所以，以后二叔还是我的“御用坐骑”。有时候，我们沿着一个胡同互相追逐，二叔“呼哧呼哧”地狂喘着，追得对方落荒而逃。那时候，感觉有匹“御用坐骑”真是太好了。 人多的时候，大家就分成两排，一起“摇旗呐喊”着向对方冲去，还真有点“冲锋陷阵”的感觉。“乱站”之后，大家也会选出两员“大将”互相“厮杀”，其他的人在旁边助威。有时候，一直到天黑了，街角响起大人扯着嗓子喊吃饭的时候，一群孩子才依依不舍地散了。 童年时代，虽然很多时间在玩，但大家的功课也没有拉下。直到多年后，看着几岁的孩子每天回来都是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直到夜深了还在忙“功课”，根本就没时间玩耍时，就不禁想起来童年那些快乐的时光…… 94、捉虱子 94、 捉虱子 农村里有句话，叫“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是那时候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 北方的冬天冷，穿着里一层、外一层的棉裤和棉袄还冷得直哆嗦，到哪里都不暖和。 即便晚上钻被窝的时候，也是捱到困得不行的时候，才以最快的速度将一层层的衣服甩了，“哧溜”钻到被窝里，身子缩成一团，“嘶哈嘶哈”地还要抖半天，才能暖和过来。遇到特别冷的夜晚，一晚上身子都缩成一个蛋蛋，连腿都不敢伸开。 北方的孩子在冬天里很少洗澡，有的一个冬天也不洗一次。爸妈都是知识分子，间隔一段时间就要求我洗次澡。 每次听说要洗澡，我都像是要被杀头一样，磨来蹭去地不肯到盆子边上。妈妈在屋里升起柴火来，烟熏火燎地要给我洗澡。看我老是往后缩，就一把抓过来，横着放在膝盖上，强迫着脱了衣服。一边脱衣服，我就一边“嗷嗷”叫着，直到妈妈将我丢在热乎乎的水盆里，才停止了喊叫。 我随便在身上划拉几下水，就要出来，妈妈不许，将我按在盆子里，使劲地搓。我一边看着从身上滚滚落下的一条条的泥巴，一边被他搓得再度鬼叫起来。看着洗干净了，妈妈才找东西帮我擦干净了，将我丢进被窝里。 每个冬天，我都要被妈妈“收拾”几次，强迫着洗澡。但是其他家庭的孩子，就难得洗一次了。 有时候间隔时间长了不洗澡，再加上身上套的衣服多，时间长了身上就痒，而且有时候还痒得不行。妈妈说：“身上有虱子了，看你再不洗澡！” 之后，每次等我睡下，就将我的小棉袄翻过来，凑到火钵上去烤虱子。于是，我缩在被窝里就听见“噼啪”地爆响声。等没有响声了，妈妈将小棉袄再翻回来，给我盖在压风被和贴身被的中间，再拿来小棉裤烤。 那年头，很多孩子身上的虱子，都是这样处理的。不但是孩子，连大人也是这样捉虱子。冬天吃完饭闲话时，谁身上痒得厉害了，就脱下来棉袄直接在火堆上去烤。于是，棉袄上的霉味和虱子在火中的爆响声，同时在屋里弥漫起来。 所以，农村里有句歇后语，叫“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小时候，感觉这句话很经典：确实，秃头上的虱子，一眼就看见了，伸手就拿住挤死，不用费事到处捉。因此，不得不感叹：北方的农民、北方的家乡父老确实很有才啊！ 在北方，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 “虱子多了不咬”，是很多老人“总结”出来的“经验”。身上偶尔有几个虱子，被咬得不舒服，基本上脱下来衣服就捉住了，用两片指甲对着一挤，“啪”地一声就灭了那虱子。但虱子太多的时候，很多懒人却连捉都懒得捉了。 “账多了不愁”，是那些欠账人的“心得”。偶尔欠下别人点钱，老是堵在心里像个疙瘩，想着哪天还上了，心里就“无账一身轻”了。但倘若欠的到处都是账时，反倒成了“大爷”：反正欠的账多了，哪个着急先还哪个吧，再说了！ 那年头，不仅是男孩子们身上有虱子，连女孩子也一样。 上课时，前面的哪个女孩子在那里不停地缩肩，或者用背在后面的桌子边上蹭，大家就知道她身上的虱子多了。而且，女孩子因为头发比男孩子长，还会生有一种虮子：白白的、密密地盯在发根上，痒起来也是要命得很！ 女孩子头上的虮子多了，最好的办法是好好用热水洗一下，之后大人拿出细密的篦子来，一点点地刮那些顽固的虮子。一边刮，一边嘟囔着骂女孩子们懒。但骂完了，女孩子还是照旧很少洗头，隔一段时间头痒得不行了，还来央求大人来刮虮子。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某日，一人找朋友去借钱，朋友说：“钱是没有，但虱子有一堆，不过还得你自己来捉。”那人一听没戏，转身就走了。 那年头，孩子多了，捉虱子、刮虮子也很费大人的精力。 有次，扒在墙头看邻居们说话，几个老太太坐在院子里的矮凳子上，挥着蒲扇聊天。邻居大娘家的三姐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她背对我坐着，怀里揽着才勉强会走路的小孩子吃奶，还帮他捉着头上的虱子。 不久，她那个稍微大点的孩子跑着回来了，看见小的在吃奶，就趴在她背上“哼哼唧唧”着也要吃奶。三姐正在说着一件高兴的事，没功夫搭理孩子，就顺手将左边的奶往后一撩，那硕大的奶就“欻”地搭在了肩膀上。那大的孩子一口叼住，就趴在她背后悠然自得地吃起来。 这一幕，看得我瞠目结舌，差点翻跟斗从墙上掉下去。 “胸部咋会这么大，居然能甩到肩膀上给孩子吃？”我翻下墙头，回去悄悄和妈妈说，妈妈笑骂道：“不许乱嚼舌头！”我急呲白咧地说：“是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妈妈也禁不住好奇，悄悄趴在墙头上瞄了一眼，就笑着缩回头，拉着我回屋里。 笑完了，妈妈就叹息：“穷人家的孩子啊，可怜！“我问：“啥可怜啊？”妈妈给我慢慢解释了，我才多少明白一点。 那时候，农村没有卖胸罩什么的，即使有卖的农村女人也没钱买。所以，那时的女人从来没有戴过胸罩，奶都会下垂。尤其是生孩子后，女人往往是一边做饭、干活，一边哄孩子。那时候大人的营养跟不上，乳汁也不足，孩子就不好好吃奶，扯来扯去地边吃边玩，时间长了奶就被扯得更长了。 “平时看着三妮的胸部大，但想不到会这么大，居然能甩到肩膀上……”对于三姐能将奶甩到肩膀上喂孩子奶，妈妈还是赞叹了很久。 后来，在喧嚣的都市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内衣店，看着潮水般进进出出内衣店的各个年龄段的女士们，看着她们挑选着各种款式的文胸，就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一幕，想起了那个没钱买胸罩、将奶甩到肩膀上喂孩子奶的三姐…… 95、人和老鼠的战争 95、 人和老鼠的“战争”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这首儿歌，是小时候学得最早的一首儿歌。 小时候，家家都是土房子，所以老鼠特多。但是，那时候社员们自己都还不够吃，有点粮食看得比命都重要，哪里还会给老鼠们下手的机会！即便蒸出来的窝头，晚上都是装在筐子里，挂在房梁下的竹竿上，让老鼠们鼠尖牙磨断，却无处下口。 于是，那些穷凶恶极的老鼠们，就到处搞破坏：啃箱子、咬桌腿、噬衣被，无恶不作。虽然一个个饿得精干猴瘦，但翻箱倒柜折腾起来，也着实烦人得很。 为了对付老鼠，家家就买了老鼠夹子，和老鼠玩起了长期的“消耗战”。 最早在市面上买的老鼠夹子都是半月形的，五分钱到一毛钱一个。这种老鼠夹子的弹簧很厉害，一般老鼠被夹住就在劫难逃了。被夹住头的，当时就毙命了；被夹住身子的，还能“鼠”延残喘一会。 但是，也因为弹簧紧，小孩子一般都掰不开，要大人才能弄的来。 把夹子掰开，一边上有个竹签子别住夹子中间的一个扣，扣上可以放点诱惑老鼠的饵。用竹签子别住那个口，要稍微含住一点就行，这样老鼠夹子才灵敏；一旦扣得太紧了，老鼠就是吃了那点饵，夹子都不会跳开。 每天晚上，爸妈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下老鼠夹子。 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放上老鼠夹子，在上面放一点蘸了油的馍馍或者一点肉渣做诱饵。基本上才睡下不多一会，那老鼠夹子就“乒”地响了，接着就响起了老鼠的惨叫声。 这时候，爸爸就笑眯眯地起来，点着煤油灯，拎着铁锨过去，一下结果了老鼠。之后，还要将老鼠夹子拿到灯上烧一下，祛除老鼠血和老鼠的味道，不然其他的鼠辈们就“不上钩”了。 每次爸爸笑眯眯地在灯上烧老鼠夹子，看到他一脸的麻坑都要抻平了，笑得很是有点阴损。 有时候，一晚上能捉到两三只老鼠，也有的时候老鼠夹子响了，但没捉到老鼠，但做饵的那点馒头却没了。我一直不明白：老鼠是怎么从张着“大嘴”的夹子上偷走饵的？ 有天早上醒来，还没起床，就听见墙角老鼠的叫声。探头去看，原来两只老鼠在墙角的老鼠夹子那里转悠着，看样子是想吃掉夹子上的那点饵。我趴在被窝里看那两只老鼠，看它们到底是会被夹住或者是能吃到饵？ 两只老鼠一边“吱吱”叫着，一边围着老鼠夹子转。后来，忽然一只老鼠将屁股调过来，“忽”地用尾巴去扫夹子中间的饵。老鼠的尾巴像根小鞭子一样准确地扫到了那点饵，“乒”地一声夹子就响了，但那根老鼠的尾巴却已经收了回去。这只老鼠才收回来尾巴，另外一只老鼠已闪电般窜上去，一口咬下那点饵，掉头就跑。那只涉险的老鼠大怒，立即叫着去追头一只老鼠。 看到这里，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夹子响了、却没有夹住老鼠的原因。 其实，那些鼠辈们也知道夹子是它们的克星，但在饥饿难耐的时候，它们还是会经常涉险——“食”向险中求。但是，它们的绝招也不是经常好用，不时会有“失手”的时候。 有时候，夹子响了，“咬”住的却是老鼠尾巴，我就知道那只老鼠怕是眼神不好，或者“技术不精”。那只倒霉的老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彻夜“嚎叫”。把爸爸吵烦了，还是要下炕去，从门后里摸到铁锨，“赏”它一铁锨，送它赶紧上路。 老鼠们折腾大人，孩子们也有折磨老鼠的办法。 有时候，大点的老鼠白天都敢招摇过“巷”。寂寞的孩子们就每人抓根花柴，“嗷嗷”叫着合力围捕它。这只老鼠被一群孩子和漫天飞舞的花柴逼得走投无路时，只好束手就擒。一脚踩住老鼠后，孩子们会玩一种“点天灯”的游戏。在老鼠身上泼上点柴油，将老鼠点着了。老鼠被焚，惨叫着到处逃窜，孩子们就开心地笑：“看你还敢咬我家的箱子不……” 但是，玩这个游戏经常被大人骂。那时候，家家都堆满了破柴火，老鼠一旦钻进去屋子或柴堆里就要命了。所以，每次被大人们看见就是一顿臭骂。 在大人们的“棍棒教育”下，孩子们也明白了不能这样给老鼠“点天灯”了。 但是，孩子们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每次再捉住老鼠，孩子们就找来几米长的细铁丝，死死地拴住老鼠，牵着老鼠“点天灯”。等老鼠烧成焦炭了，孩子们也满意地回去了，那根拴老鼠的铁丝也就没人再顾及。 哪一天，大人们要晒被子时，走到平时的铁丝绳那里，抬手将被子抖开，要搭到铁丝绳上。但一松手，被子却“扑”地掉到地上，仔细看才发现铁丝绳不见了，转脸就吼孩子：“铁丝呢？”那孩子摸半天脑袋，才一拍脑门，懊悔道：“那天拴着老鼠‘点天灯’，忘记拿回来了！”“滚，给我去找，找不回来就别回来吃饭！” 那孩子就一副倒霉样子，到处撅着屁股再去找那根铁丝。 96、老鼠掉进裤裆里 96、 老鼠掉进裤裆里 那时候，老鼠确实很猖狂。 去抱柴火、去茅厕里，女孩子们最怕的就是突然跳出一只大老鼠来。而且，老鼠有时还不怕人，就在“一米线”外和你对峙，非得看到你手里抽了根花柴，它才“托”地跳走了。 上一年级的时候，有次放学后，和东街的几个孩子溜达着去闲玩，无意中就转到了东街的医院里。 当时，村里也就这一所医院，医院里都是古旧的房子，没有公厕，院角里就有个土墙围成的厕所。几个孩子到处溜达，伸头探脑地各个房间里看稀奇。一个在医院里输液的姑娘输完液后急着上厕所，护士指点了院角的厕所，那姑娘一路小跑着去了。 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厕所里就响起了恐怖的叫声，把护士和几个孩子都吓住了。护士急忙冲出来，差点把堵在门口的几个孩子撞倒。那个如厕的姑娘提着裤子从厕所里跑出来，腰都没来得及扎上，手还在抖索着。 “咋啦？”护士连忙问，那姑娘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还是护士帮着她先把腰带扎上了。就有男医生立即冲进厕所看了下，但什么也没有。 “到底怎么了？”在护士的一再追问下，那姑娘才小声地说：“刚准备起来的时候，才一提裤子，就突然从墙头上掉下来一只老鼠，正好掉进裤裆里，把我吓死了。抖了半天，才把老鼠从裤腿里抖出去……” 那姑娘的声音虽然又细又小，但我们几个竖着耳朵的小孩子却都听到了，不禁捂嘴笑起来。那姑娘腿还在抖着，回头就骂：“欠揍的小屁孩，姑奶奶都要吓死了，你们还笑！”其实，不但我们笑，就连医院里的那帮人也都在偷笑。 自从在医院里听到老鼠掉进裤裆里的情节后，不经意间，却在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阴影。 以后，每次上厕所时，都会在墙角放根一米多长的细棍，每次蹲下时就将小棍子拎在手里，在地上胡乱划拉着。当要提起裤子站起来时，总先回身往厕所墙头上瞄几眼，看有没有趴在墙头上的老鼠？要是真有老鼠趴在墙头上，就先用小棍子抽它一顿！等确定墙头上没趴着老鼠时，才一步跳离茅坑，飞快地提上裤子冲出厕所。 有次，爸爸低着头，嘴里叨咕着什么去如厕。才走到厕所门口，我刚好冲出去，一头顶在他肚子上，差点将老爷子撞倒。他退了两步，扶住我，问我咋回事？我站在厕所门口，讲了那个故事，爸爸笑得鼻涕和着眼泪往下淌，把裤子都尿湿了。 吃饭的时候，爸爸让我把那个故事再讲给妈妈听……妈妈笑得一口饭喷出去，差点将手里的碗扔了，咳了半天才缓过劲来。 后来，曾经无数次想起这个事情。想那只捣蛋的老鼠，为什么就正好掉在了裤子里。那时候，大家都是穿着自家做的衣服，裤子都是肥嘟嘟的，倒是可以把老鼠从肥大的裤腿里抖出去。但要是换了现在的紧身裤和牛仔裤呢？怕是老鼠想钻都钻不进去，即便钻进去了，怕是抖一天都不会把老鼠抖出去的，那后果…… 那时候，偶尔的人家会养只猫。但那家只是买猫时花点钱，根本就不用喂，那只猫还天天吃得滚瓜溜圆。不但自己家里没老鼠了，邻居或者乡邻、亲朋好友都会争相来借猫。 那时候的猫也厉害，一晚上就基本上把一家的老鼠绝种了。剩下的鼠子鼠孙看见猫爷爷来了，无不仓惶搬家。到早上起来看，猫正趴在院子里睡觉呢，周围躺着几只老鼠，都是它没吃完的战利品。 有的猫捣蛋，还会在院子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将一只它“喜欢”的老鼠留着不咬死，看它仓惶地在院子里跑。大猫眯着眼趴着，不慌不忙地看老鼠逃，看它要逃出自己视线时，才拱身一跃，一爪子就将那可怜的鼠儿抓回来，动作快如闪电。 后来，大家的生活逐渐好了，村里的猫逐渐多了，老鼠逐渐少了，但猫捉老鼠的本领也在不断退化，远没有老一代猫前辈的雄风了。 据说，有家买了只猫。估计那只猫以前不是在农村长大的，第一次看见老鼠时居然惊慌失措，明明看见了一只大老鼠领着几个小老鼠搬家，但愣是只打转，不敢上前扑。主人急了，吼了几嗓子，那猫才战战兢兢地往前一扑。但护犊心切的母老鼠，居然突然朝猫跟前一跳，还猛地呲牙一叫。这一声鼠叫，居然将那只猫吓跑了。等主人气急败坏地拎着那只逃跑的猫转回来，那窝子老鼠早搬家了。 还有一则关于老鼠的传奇。说是一只母老鼠带着一窝小老鼠出来放风，忽然看见过来一只猫，将几只小老鼠吓得魂飞魄散。那只母老鼠不慌不忙，猛地跳出去，冲那只猫学了一声狗叫，吓得那只猫落荒而逃。母老鼠转过身来，对小老鼠们感叹：“孩子们，你们看，学一门外语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啊！” 后来，农村的猫没有老鼠可捉了，寂寞之余，有些还和老鼠做了朋友。猫鼠同乐的场面，多少让人啼笑皆非。也让我想起了那句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用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其实，仔细想想，现在的猫辈和鼠辈们都幸福多了。 当猫辈们连家里的剩饭菜都吃不完，不再为必须靠捕鼠果腹；当大批的鼠辈们被有效灭绝，当农民们家里的粮食堆得囤满缸满，院子里和房顶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玉米穗，残存的鼠辈们自由地在玉米穗堆里钻进钻出、再也不用胆战心惊地躲避着老鼠夹子的时候，这对原本的天敌为啥不能做朋友呢？ 97、童年的茶馆 97、 童年的茶馆 那时候，家里忙的时候，没时间烧开水或者没有柴火烧开水的时候，妈妈会喊我去茶馆里打水。 那时的暖水瓶，都是瓶胆比较小的那种，外壳是用竹篾编成的。时间长了，竹篾编成的外壳都有点晃晃荡荡的。有时候，生怕瓶胆会从里面掉出来，还要小心翼翼地抱着才行。 我们那个村很大，每个街上还是有一两个茶馆的。距离我们最近的茶馆，就是在十字街的一个茶馆了。开茶馆的是两位老夫妻，我们喊八大爷和八大娘，也是我们本家的大爷。 茶馆是靠近十字街的两间门脸。每天早上，和蔼的八大爷就搬开茶馆的一块尺把宽的门板，之后，将其他的门板一块块搬下来，摞着放回到门后里。那时候，很多街上店面的门板都是这样一块块扣起来的，到晚上再一块块扣上去。 这种形式的店门，还保留了街上很古老的店面样式，在其他地方早看不到了。 进了店门，左边是一排的炉子。砖砌的炉子外面磨着掺了麦糠的泥巴，炉台上铺着一层满是黑黢黢油污的扒砖（农村里蒙在房东上的寸厚方砖）。中心的炉口很大，上面天天放着一把同样黑黢黢的大壶，那把壶烧开了可以灌三四暖瓶水。旁边摆着一溜的小铁壶，炉子上的大风箱拉开时，“呼呼”的火苗舔着一溜的壶底，不一会这些壶就次第烧开了。 店门的右边，是一口可以装几担水的大水缸，缸身上还斜着打了不少粗大的锔子。大水缸旁边，是几张粗陋的桌子和板凳。逢集的时候，也会有偶尔的散客进来要壶茶，喝点水、歇歇脚。那时候，一毛钱的茶水就可以在这里闲坐半天。 不忙的时候，倒是来到茶馆就可以灌了开水回去，两三分钱就可以打一壶水。有时候等着打水的多了，就找条凳子坐下，听老人们扯闲篇。在这个镇子上，茶馆里汇集了“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物。 孩子们最喜欢听的，还是打仗的故事。有时候，曾经打仗支前的老人们，就叼着旱烟袋给孩子们讲这些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很多时候，壶里的水都灌满了还舍不得走。 老人们说，在解放聊城的时候，还真是费了很大的劲，牺牲了不少战士。当时，是在冬天，聊城的城墙坚厚，护城河冰宽水深，解放军久攻不下。后来，战士们在冰面上立起云梯攻城，但守军却丢下火把，融穿冰层，连云梯带战士一批批地掉进了护城河里。后来据统计，仅攻城时就牺牲了几千名战士，都集中安葬在了聊城周边的阎寺等地方…… 说到这里，老人将旱烟袋在桌子角上磕一下，将烟灰磕出去。摸着周围孩子的头说：“你们这些孩子啊，不用打仗了，真是幸福的一代！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场战役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每次孩子们听了，都还是心潮澎湃，羡慕不已。还要继续听时，妈妈在家里等得不耐烦，过来茶馆，喊着我抓紧回家了。 为了听到这些故事，所以经常问妈妈：“家里还要打水不？”妈妈说：“你打水还上瘾了？家里不用打水，你去玩吧。”于是，便一溜烟地跑到茶馆里，听老人们讲故事。 有时候，八大爷看水缸里的水不够了，要去井边悠悠地打水。八大娘年龄大了，拉不动炉子上的大风箱，一帮孩子们就抢着拉风箱，为的就是在茶馆里多待会，多听点故事。那时候的很多见识，都是在童年的茶馆里听来的。 我们的村虽然低处偏僻，但毕竟村大人多，历史悠久，也算是“藏龙卧虎”之地了。村里有几位前辈，都是做菜的高手，他们的故事也一直在茶馆和坊间流传着。 每年的冬天，附近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一些庙会，一些“做餐饮”的人也去庙会上支个棚子，去卖点炒菜和焖饼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庙会的规模都不大，卖炒菜的棚子就有好几个，有点僧多粥少的味道。为了自己多挣点钱，我们村里一个炒菜的高手爷爷，就要去“踢摊子”，“卡”走其他的“同行”。 那天，高手爷爷溜达着去看其他人炒菜。当时，那位对手炫耀地炒了个肉丝豆芽。等对手炒完，其他人品尝了都叫好，唯有那位爷爷摇头。那位对手心中不爽，请教爷爷哪里炒的不好？ 爷爷说：“你炒菜所有的火候都掌握得很好，但是你放香油的时候耽误了一下，肉就炒老了。”对手问：“你炒完菜出锅的时候不放香油？”爷爷说：“放是放，但你的香油是在瓶子里，你锅里的菜炒好了，再去打开香油瓶子，火候就老了。”对手低头想了下，点头道：“这位老兄说的对，能不能露一手给我们看看？” 那位爷爷也不客气，同样也炒了个肉丝豆芽。一边炒菜，他还一边露了手“翻八面勺”的绝技。一把大铁勺八面旋转着翻炒，惊呆了所有的人。同时，他还猛地一抖手，锅里的菜全部从头顶上飞出去。就在大家惊诧不已时，那位爷往后一翻手，全部的菜都稳稳落在了锅里，一点菜汤都没泼洒出来。 炒完豆芽后，那位爷爷还拈起一根豆芽丢在地上，炒过的豆芽掉在地上，立即摔成了三截。这一下，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了。那位对手恭恭敬敬地请教了爷爷的名号，谦恭地说：“不知道您老来，冒犯了！”当晚，就悄悄收拾棚子走人了。 这个故事，让一帮孩子痴迷了很久。 在若干年后，当我学会炒菜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地炒过豆芽。但每次的豆芽即便丢到地板砖上，都不会摔断。 为此，我也曾经无数次地怀疑过那个儿时听过的故事。也曾为此和厨师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厨师们也感叹：“现在的食材和原料大不如前了，我们做不到，但或许前辈们能做得到！很多绝技，到现在都失传了。” 那位前辈的故事和绝技，也就逐渐成了我心中的传奇。 98、养鹅看门 98、 养鹅看门 农村里，基本上都是土房子、矮院墙、木栅栏，门户不严。家里虽然没有值钱的东西，但也谁不想失盗，就想着养个看门的东西。 其实，大家都想在家里养条狗，也能有个动静。但养狗太浪费粮食了，很多家里也只是想想而已，养是不养的。 几年前，六姨家的二姐还跑了好远，给我们送来了一条半大的花狗。 但那家伙不但饭量大，而且嘴比我还馋。 遇到不好吃的时候，它的饭量比猫还小，舔两嘴就洋洋不睬了；即便将狗食碗推到它跟前，它也阖着眼装没看见。可一旦遇到有好吃的时候，它的饭量又像头牛。自己狼吞虎咽地干完了，还舔着舌头，经常眼冒绿光地来扒我的饭碗，企图觊觎我嘴里的两片肉。要不狠狠踢它几个滚蛋，它是不会离开饭桌的。 到了年关岁底的时候，爸爸看一家人都面黄肌瘦的，就把瓶底厚的眼镜转向了那个馋嘴的家伙，不怀好意地盯着它打量。 那家伙不知道大祸临头，还在爸爸身边蹭来蹭去，讨好地想从爸爸那里讨点好吃的。爸爸摸摸狗头，手又在狗身上摸了几把，感觉了一下狗的肥瘦程度。之后，点了下头，满意地说：“就是它了。” 于是，我嘴角就有口水流下。农村里有“卸磨杀驴”的说法，看来，我们是要“年关宰狗”了。 后来，当年关稀疏的鞭炮响起时，那条找不到东西解馋的花狗，就被我们解馋了。 半大的狗也不小了，连汤带肉地也煮了半大锅，但架不住家里的四头“饿狼”啊。 一顿狂卷后，我和爸爸就舒服地靠在灶火坑里打盹，爸爸还随手折了根细柴火梗，舒服地剔着牙。妈妈还在打扫着我们的战场，小妹已经捂着肚子不停地打嗝了。当她撑得发出第二声“嗝”时，爸爸细长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扫了妹妹一眼。那可怜的小丫头立即闭住嘴巴，硬生生地把第三个“嗝”闷在了肚子里。 年关过了，锅底里的最后一点狗肉汤也喝光了，爸爸拍拍屁股回去上班了。 寂静的院子里，就只剩下我和妈妈、小妹。无尽的黑夜里，没有了那条馋嘴的看门狗，还真觉得瘆得慌。一院子的树木，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偶尔的动静就吓得小妹激灵一抖。 我“吧嗒”了一下嘴，后悔地说：“真不该听爸爸的话，他倒是吃完狗肉走了，丢下我们晚上害怕。”妈妈叹息着：“狗是没了，再养个其他看家的东西吧。” 一天，去找小伙伴玩，才进门，一只大鹅就张开翅膀，低着头朝我冲来，张嘴就来叼我的裤腿。幸亏我眼疾手快，一弯腰按住了它“曲项向天歌”的长脖子，把它死死压在了地下。这家伙既不能“白毛浮绿水”，也不能“红掌拨清波”了，一对大翅膀扑棱着扇起了一片的尘土。直到小伙伴从屋里出来，我才松来了鹅脖子，那家伙被小伙伴一脚踢开了。 “你家的鹅咋这么凶啊，还来叼人？”我问小伙伴。 “我家的鹅比狗还凶呢，除了家里的人，谁来都叫，还叼人，胆小的都不敢进院子，都是先喊我们出去了才敢进来。”小伙伴炫耀着：“养鹅比养狗好，狗都嘴馋，还吃的多。但鹅随便给点吃的就行了，实在不行了丢点野菜也能对付。你们家院子大，也该养只鹅看门。” “好主意！”我立即牵着小伙伴回家，向妈妈提出了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养鹅也能看门？”妈妈到底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还半信半疑。 于是，我和小伙伴领着她到了小伙伴家门口，让她进去试试看。她才一进门，那只大鹅立即摆好架势冲过来。尽管妈妈有了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吓得忙不迭地退出来。“还行，我们也试试吧。”妈妈惊魂初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 春天到了，村子里来了买鸡苗的。 一对对黄绒绒的小鸡苗，让孩子们爱不释手，摸来摸去地抓在手里玩。我就喊了妈妈来，挑选了几只小鸡苗，还买了几只小鹅，专门挑了一只小公鹅。鸡鸭鹅小的时候都是黄绒绒的好看，只是鸡的嘴巴是尖的，鸭鹅的嘴巴是扁的。走路的时候，小鸡苗是照直地往前走，而鸭鹅是稍微摇摆着往前走。 那时候，每到春天，家家户户都会买点鸡苗饲养着。 也有的家庭，连鸡苗都不用买，而是直接用自己不下蛋的的老母鸡来“抱窝”。丢一堆鸡蛋在鸡窝里的乱草丛上，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就会天天趴在鸡蛋上，伸开翅膀盖着那堆鸡蛋，用身子始终温暖着身下的鸡蛋，连吃食都不出去，是主人将鸡食盆端到它跟前吃。 有时候，淘气的孩子会伸手到老母鸡下面，摸摸那些鸡蛋，那些鸡蛋都被它暖得烫呼呼的。被老母鸡看见了，还会啄下孩子的手，不让孩子们动它的这些“孩子”。 有时候，老母鸡还会用嘴巴活爪子拱拱鸡蛋，让身下的鸡蛋翻个身。一般的时候，18天后，这些鸡蛋就孵化出鸡苗了。 所以，农村里有句歇后语叫“十八天不出鸡——坏蛋”。即便在鸡坊里也是那样，18天不出鸡的鸡蛋，就是坏蛋，不再要了，直接便宜卖掉。 这些鸡蛋打开后，里面都是没孵化出来的毛茸茸的小鸡，头和小爪子蜷缩子，俗称“毛蛋”。很多人就喜欢买这些便宜的毛蛋，油炸了下酒。有时候，大人人看见孩子在身边，还会拈起一只炸糊了腿的小鸡给我们，但孩子们看了毛茸茸的东西被一嘴嘴吃掉，都有点毛骨悚然，敢看但不敢吃。 那时候就奇怪：这些人怎么就喜欢吃鸡蛋里没孵化出来的死小鸡，但平时买来喂死掉的小鸡咋就不吃啊！ 对我的这个问题，爸爸也是愣了好一阵子，后来才打比喻说：“吃毛蛋像吃知了。知了没蜕皮时营养多，好吃；但蜕皮后，肉质就不中吃了。毛蛋也是这样，虽然没孵化成小鸡，但营养还在，所以油炸了好吃；但孵化成鸡苗后，小鸡不但开始长毛了，而且没啥营养，所以就没人吃。” 对爸爸的这个解释，我感觉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等小鸡孵化出来，老母鸡就不用天天趴在鸡窝里了，到处领着它的小鸡苗找虫子吃。不管走到哪里，后面就跟着一群的小不点，追逐着老母鸡，煞是好看。 有时，街上也会有哪只调皮的小狗凑过来，“戏弄”那些小鸡苗。用嘴巴拱下那些小不点，还会用小狗爪子挠下鸡苗，吓得那些小不点“唧唧”惊叫着。那只不下蛋的、懒惰的老母鸡就会冲到小狗跟前，鸡毛都竖起来，伸着脖子去猛啄小狗。 看到护犊子的老母鸡，很多小狗就“好狗不和老母鸡斗”，吠一声走开了。 有一天，邻居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孩子们也去干点力所能及的活。邻居的二叔、就是我们玩“挑兵选将”时给我当“坐骑”的那位也去了。邻居喊他去邻居家里压水，他满口答应着，拎着水桶摇摇摆摆地去了。 邻居大婶家的水压井很好用，上水量也大，二叔放下水桶，边和大婶闲扯着边压水。压满一桶，拎着就走了。那段时间，大婶加也买了四只小鹅，准备着以后帮着看门。那天，几只小鹅都在水压井下面“得得”地玩水。二叔压第二桶水时，我在旁边做其他的事情，他大大咧咧地将水桶“咣当”丢在水压井下面，就开始“呼哧呼哧”地压水。 水压满的时候，大婶出来了，问：“二小，你出来进去地压水不要紧，给我眼色（看着）着刚买的几只小鹅，别跟着你跑出去了。”二叔停下手，到处张望了一圈，说：“嫂子，没看见你的小鹅啊！”大婶慌了，说：“肯定刚才跟着你出去了，赶紧帮我去找找？”二叔就喊着我去找了一圈，但巷子里连半根鹅毛都没看见。 大婶就骂二叔：“你个废物，让你压桶水，就把我的小鹅压没了啊？” 二叔还较真，说：“嫂子，俺从进来就没看见过你的小鹅。”我忽然想起刚才看见小鹅在水压井下玩水，吃惊地说：“二叔，小鹅不会被你压到水桶下面了吧？”二叔朝我喝道：“你还火上浇油是不？俺放桶的时候，就根本没看见什么小鹅？再说，一只水桶底，咋会压死四只小鹅。不信，俺拎起桶来，你看看——” 他气呼呼地过来，一把拎起水桶，回头招呼大婶：“嫂子，你看看水桶下到底有没有？”大婶不说话，只拿眼死劲看着他，看的二叔也慌了，忙将水桶放在一边，回头一看水压井下面，也不说话了：刚才放水桶的地方，四只小鹅像柿饼子似地被他压成了“鹅饼子”。 随后，巷子里就响起了二叔逃跑的脚步声和大婶在后面的叫声：“我的小鹅啊——”看二叔的速度，比背着我玩“挑兵选将”时的速度快多了。一转眼，他就一溜烟地跑没影了。我在后面狂喊：“二叔，你的鞋子跑掉了——” 好半天，二叔才在远处的墙角伸出那颗大脑袋来，小声问：“她还在后面不？”我说：“她没追上你，早回去了。”二叔才光着脚跳出来，套上那只已经张开嘴的破布鞋，心有余悸地嘟囔着：“俺的娘哎，就压死她几只小鹅，看样子就要非吃了俺才行啊。” 大婶的几只小鹅被可怜地压死了，她再想去买，已经过了卖小鹅的时令，到处都买不到。所以，那一年大婶家里就没有看门的。以后，二叔每次在路上遇见大婶，大婶的眼神都像刀子似地要剐了他。那眼神，每次都看得二叔两腿发软，头皮发麻，都是尽量躲着她走。 日月如梭，家里的那几只小鹅，一段时间就褪去了黄色的绒毛，生出雪白的羽毛来。那只小公鹅，明显脖子比另外几只小母鹅的脖子长，也开始用稚嫩的声音顾盼自雄了。 半年后，那只公鹅果然变得“凶恶”起来，只要有外人进到院子里，就开始张着翅膀冲上去，凶狠地取叼别人的裤子。有不小心的，还真被它叼住了腿上的肉，疼得“嗷嗷”叫。有时候被我拎起来丢到一边了，它还继续往前冲。 即便看到我从屋里出来，不用它再往前扑了，那家伙还是忽闪着翅膀，斜着豆大的眼睛乜着来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 那时，我就奇怪：这么个憨货，就豆大点眼睛，咋还会斜着眼看人啊！ 但是，在看家方面，这家伙倒真是一个好手。 有次，借了邻居的一辆地排车拉东西，晚上才忙完，就掀起地排车来，将车轮子卸下来扛到屋里，将车排就在院子里放平了，想着改天再送回去。次日凌晨，邻居的一个嫂子来，说跟地排车的主人说了，要去拉点东西。我就抓紧去屋里抗出来车轮子，准备给她填到车排下。嫂子也抓紧掀起车把来，等着我去填上车轮。 就在嫂子弓身去掀地排车车把、还没直起腰来的时候，那只讨厌的公鹅却突然又冲上来，一口从后面叼住了那嫂子的裤子。嫂子受到“突然袭击”，手里还抓着车把，尴尬至极。我连忙接过她的车把，她转过身去赶鹅，想不到公鹅吊在她屁股上就是不松口，转了两个圈都没将那家伙甩下来，把嫂子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后，还是妈妈扯开了公鹅，我抓紧按好了地排车，帮着她拉到门外。嫂子接过地排车，就逃也似地跑掉了。此后，她再来家里，每次都是喊我将东西拿出去给她，再不敢进来院子了。而且，每次手里还拿着个小棍，眼睛不时瞄着那只讨厌的公鹅。 99、猪还活着,猪耳朵却在我肚里了 99、 “猪还活着，猪耳朵却在我肚里了” 那时候，村里只有东街有个古旧的医院，就是那个曾经发生老鼠掉进裤裆里的医院。除此之外，就是街上的一两个中西医门诊了。 南街上有个中医门诊，老大夫姓李，医术不错，价格还便宜，大家有个头疼闹热地基本上都去他那里。虽然大家也知道西医奏效快，但西医价格高，社员们一般尽量不去那里。 社员们兜里的几个钢镚都是串在肋骨上的，只要不是要命的病，是不肯扯动肋骨上的那几枚钢镚的。一般的小病，就吃点中药对付着了。 “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那时候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大家常念叨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能没啥别没钱，能有啥别有病”。但有时候，屋漏偏逢连阴雨，怕啥来啥。有一年，村里的不少孩子得了猩红热，这是一种传染很快的呼吸道疾病。 有一天，小妹也突然发热，全身出现弥漫性红色皮疹。 妈妈看了，一下就慌了，喊着爸爸说：“小妮也得了猩红热，抓紧去医院吧。”爸爸还在翻他的那堆破药书，妈妈急了，吼她：“你没有你爹的本事，还翻那些破玩意！赶紧走，小妮要是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爸爸也没头绪了，丢下药书，抱着妹妹就去了医院。 那次，好在去得及时，小妹是大难不死，捡回了一条小命。 当时，为了对付大家最怕的天花病，孩子们已经在开始读书时就“种牛痘”了。在胳膊上划个“井字形”，注入药水，疼得孩子“霍霍”地叫。过后，胳膊那里还要红肿几天，最后留下一个深深浅浅的“井”字形的疤。每次看着那个伤疤，就想起来《水浒传》里宋江被发配沧州时、刺在脸上的“纹面”。 但是，种了痘的孩子，就不会再出天花了。 那时候，还有一种孩子们几乎都吃过的糖丸——宝塔糖。那时候，孩子们吃的东西有时候不干净，肚子里就会有蛔虫。看着孩子脸色黄黄的，大人就牵着到药铺去看一下。医生就给几颗宝塔糖，说：“回去吃了就好了。” 宝塔糖很甜，孩子们还喜欢吃。吃了宝塔糖的孩子，第二天就会排出一堆的蛔虫来。偶尔看一眼，简直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但吃过宝塔糖后，孩子的脸色就不再蜡黄，会一天天红润起来，身体也开始强壮。 胡同里有个和我差不多的伙伴，是一起玩、一起开始上学的。这小子长脸、尖下巴，脑后从小有个大巴子，因为行二，大家就叫他“二巴子”。他爹行八，孩子们喊他“八大爷”。八大爷是个小菜贩子，生产队的劳动很少干，没事就骑着一辆很破旧，但辐条很粗、很耐载的大金鹿自行车，到处转着去赶集卖菜。 后来，二巴子的姐姐得了病，而且还很严重，身子是眼看着“刷刷”地瘦成了一把骨头。胡同里的一阵风，好像就能把她卷走了。 看着孩子突然得病，八大爷慌了，菜也不卖了，到处带着大姐去看。好在他多年卖菜，多少有点积蓄，比挣工分的社员家庭要强点。 等天南海北地检查下来，大姐得的是糖尿病。那时候，农村里的人都没得过这种病。二巴子那时候还小，但天天跟着老爹，带着他姐姐去看病。每次回来，不是到处借钱，就是到处去借粮票。在其他城市里买东西，即使有钱还得有粮票。 那时候，各家没钱，粮票也少。但庄稼人很少出门，粮票基本也用的少，就各家给他对付点粮票，算是帮衬着他姐姐先看病要紧。忙过一阵子，二巴子才消停下来，愁眉苦脸地说：“姐姐得了这种病，受老罪了。馍馍是不能吃了，只能天天吃干硬的窝头。” 再去他家里，大姐果然是只能吃窝头了。那时候，看孩子们拿着半拉馍馍在啃，大姐眼里的火苗“蹭”地就亮了起来，拿着干硬窝头的瘦骨嶙峋的手就再也不肯往嘴巴上送，可怜巴巴地盯着孩子们的嘴巴。 八大爷就招呼她：“嗨，嗨，大妮，别看别人了，还想犯病不是？”大姐看着手里的窝头，眼泪就“吧嗒吧嗒”一对对地往下掉。八大爷哄不了她，就哄那吃馍馍的孩子：“小啊，你回家去吃吧，要不你姐姐又要嘴馋了。她这病啊，是不能吃馍馍的。” 后来，大姐就偷馍馍吃。在自家偷不着，就去别家要，哪怕给她掰一角馍馍都行。邻居们感到既可怜又为难：不给她吃吧，孩子嘴馋得厉害；给她吃吧，又怕她吃了发病，她大人找上门来不好说。 几年后，大姐还是年纪轻轻地就去世了，让大家很是难过了一阵子。 后来，等二巴子不读书了，就接了他爹的“班”，骑着辆破自行车，到处跑着去卖菜。后来，娶了个邻村的媳妇，像其他农村的孩子一样，过起了安稳的日子。 有一年，二巴子家养了一口猪。当那口猪半大的时候，那傻猪自己拱出圈门，去胡同里溜达，不知怎么就招惹了几条凶狠的狗。“好猪架不住恶狗”，结果被狗将耳朵撕开了一半。等二巴子的媳妇听到它的惨叫声出去时，那猪的耳朵就一扇一扇地了。等二巴子卖菜回来，看着猪可怜，还在猪耳朵上擦了点紫药水。 过了一夜，二巴子继续出去卖菜。 他媳妇去喂猪时，看到猪的那半拉耳朵豁开得更厉害了，一路走，那只耳朵一路扇呼着，几乎要掉下来。 这媳妇转悠了半天，狠狠心，去厨屋里拿了把菜刀，在粗石上蹭了两下，过去揪住猪耳朵，“咔嚓”地手起刀落。那半大猪“嗷”地一声怪叫着跑开了，它那被狗撕开了一半的毛茸茸的猪耳朵，就在那媳妇手里攥着了。 到晚上，二巴子累得憨痴憨痴地回来了。才端起饭碗，他媳妇就说：“今天菜卖完了，犒赏你，整两盅呗！”二巴子高兴了，说：“嗨，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让我整两盅！”放下碗，就倒了盅白酒喝着，他媳妇还从厨屋里端了一盘炒鸡蛋和一盘熟猪耳朵。 媳妇将炒鸡蛋放在自己跟前，将猪耳朵放在二巴子跟前，说：“你出去卖菜累，多吃点肉。” 这话，把二巴子美得大嘴巴都咧到耳后根上去了。一边吃着，一边还问：“这是从哪家买的猪耳朵啊，咋毛都没整干净？”他媳妇“扑哧”一笑，打着哈哈说：“懒得走路，就在街边随便买了点。你还挑剔啊？要是嫌猪耳朵没整干净，就别吃了！” 二巴子连忙说：“别，别，有猪耳朵吃我还能挑剔啥。”随后，小酒、小肉地吃得差不多了，才发现他媳妇就只吃炒鸡蛋，一筷子都没动猪耳朵，心里不落忍，就夹了一筷子猪耳朵要给他媳妇。 他媳妇用筷子挡住他，说：“难得给你弄次猪耳朵，你吃吧，我吃过了。”二巴子也就不再客气，风卷残云地将那盘猪耳朵都甩完了。 酒足饭饱，二巴子才想起那头受伤的猪，问他媳妇咋样了？他媳妇一努嘴，说：“猪在圈里呢，你自己去看！”等二巴子剔着牙、趿拉着鞋去猪圈的时候，他媳妇拿着针线、锥子和鞋底，就准备开溜了。 当她走到大门口的栅栏那里时，二巴子已经蹲在猪圈墙上看猪了，奇怪地问：“媳妇，我发现这猪不对啊？”他媳妇先出去院子，回手将当大门用的栅栏关上，才隔着栅栏问：“咋不对了？” 二巴子看了半天，一拍大腿说：“这猪是少了点啥，是少了耳朵！昨天被狗咬了的那个耳朵，咋没有了？”他媳妇“哈哈”大笑着说：“咋没有了？不是已经装在你肚子里了啊，还问！”“你个死娘们，耍老子啊，看我不打扁你！哇——哇——” 等二巴子“翻江倒海”完了，眼冒金星地扶着墙站起来，他媳妇早躲到邻居家里纳鞋底去了。从此，那头只剩下了一个耳朵的半大猪，也好像更傻了，连听动静都要歪着头；就连走路也走不直，经常转着身子走弧线。 再后来，二巴子说：“去宰房里找人，把猪卖了吧，我看不下去了。”他媳妇问：“咋看不下去了？”他气哼哼地说：“猪还活着，猪耳朵却在我肚里了。我见猪一次，就反胃一次，现在看到街上卖的猪耳朵都想吐。” 100、中国脊梁 100、 中国脊梁 10岁那边，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 那一连串的大事，像一连串的霹雳，将平原腹地的农民们打得晕头转向。 1月8日，周总理在京病逝，终年78岁；4月5日，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中国唐山大地震，24多万人死亡，16多万人受伤；9月9日，主席逝世…… 那一年，猴固西街整个大队召集了很多次全体社员大会，村里的大喇叭里天天放着哀乐：哀悼周总理逝世、哀悼朱德逝世、哀悼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哀悼主席逝世……从年初的一地荒野，到秋天满目的庄稼待收，哀伤的雾霾一直缠绕着每个人，大家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好过。 “周总理去世了，朱德去世了，主席也去世了。新中国第一代硕果仅存的三位开国元勋，相继在同一年陨落，这是怎么了？”就连一向不再过问“政事”的爸爸，每次回来也都是脸色阴沉着。 这时候，连最受爸爸溺爱的我都要时时加着小心，不想惹到心情极差的爸爸。 一向惧怕爸爸的小妹，更是战战兢兢，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倒是爸爸叹息一阵后，经常将畏畏缩缩的小妹揽在怀里，摸着她蓬乱的头发，目光中满是迷茫和怅然。 在中国农民的心里，主席、周总理、朱德一直是一代伟人，是中国人的主心骨。这三位巨人的相继去世，使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悲痛和恐慌中。 农民是中国最厚实的脊背、最踏实的脊梁。 中国的农民像是老牛，他们的“槽头肉厚”，谁来割一刀都能受得住；也能承受住来自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雨雷电和刀砍斧斫。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自然灾害、连接不断地运动清洗和这10年的贫困生活，都没有打垮中国农民的信心。 即便如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尽管民间都流传着“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的俗语，但是，中国的农民还是坚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他们坚信，只要有主席在，这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 但是，那一年接连不断地打击，却让中国农民的脊梁塌陷下去，让中国农民彷徨无助，仅有的一点信心也在涣散…… 生产大队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召开了几次哀悼会，社员们的情绪也从震惊、抽泣到一片的哭声。没有亲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是无法体会到那种氛围和那时候中国农民的心情的。 那时候，街边的土墙上，还到处都粉刷着“抓革命、促生产”和各式各样的口号。看着眼前这些猝然的变化，每个社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社员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坐在自家的小喇叭下面，时刻关注着广播里的内容。此时，他们急需获得外界的消息。 不可否认，中国的农民文化程度确实不高，但他们的智商却不低，他们的觉悟也不差。他们知道，中国发展的方向，将会决定着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的去向。大家也知道，这些重大的事情后面，必定有更惊人的消息。 这时候，每个消息都可能决定着大家的命运。与此相比，这时候，到生产队劳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一年，似乎生产队的破钟就没怎么正常敲过几次。 等秋收的镰刀终于划过沉甸甸的谷子，当玉米穗在粗糙的大手中被清脆地掰离秸秆，当秋天的原野上棉花盛开如雪，沉闷的中国大地上惊雷乍起。 中国历史的大逆转，终于到来。 10月6日，危害中国十年的动乱的结束；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又是一连串的好消息，又一次让中国的农民晕头转向。 大悲之后的大喜，让中国的农民们缓不过劲来。 爸爸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小妹终于不用再看见他就胆战心惊。爸爸高兴的时候，这个8岁的小丫头，扎着两根羊角辫，还居然知道给爸爸倒杯酒，哄爸爸开心。 爸爸喝着酒，流着泪、叹息着、傻笑着，泪水不时滴落到杯里。 “打掉牙，和血吞”，是曾国藩的名言；“流着泪，和酒吞”，是那时爸爸的真实写照。 再倒上一杯酒，爸爸将酒慢慢倒在地上，默默祭奠那些他的同事——那些在十年浩劫中冤死的“臭老九”们。 或许，到此为止，十年动乱里那些所有遭受迫害的高干、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农民们的冤魂，也包括我那为此早逝的大堂哥，都可以安息了。看着院子里那棵已经手腕粗的枣树，我仿佛看见那个佝偻着身子、在树下一直不停培着土的瘦弱青年，慢慢抬起头，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模糊的笑容…… 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还要生存、还要生活。或许，此后，中国人不会再遭受这样的浩劫。 当经历了大喜大悲，当一切尘埃落定，我忽然发觉自己长大了。 从出生的那年起，就一直处于中国扭曲的运动漩涡中，一刻都没有消停过。当那个席卷了所有中国人10年的漩涡终于过去后，连我这个小不点都感觉长大了。那一年，中国人学会了反思，学会了理性思考，中国人变得成熟起来。 我放下了喜欢挥舞的木刀片，不再玩“挑兵选将”的游戏、不再立墙根、不再和孩子们满街疯跑……我背着妈妈做的新书包，走进了三年级的课堂。 那一年，忽然感觉书包开始沉重了；那一年，好像已经告别了童年；那一年，所有的孩子和中国农民们都体会到了什么叫休戚与共，他们的命运到什么时候都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多年之后的一部电影《那年我11》，让我再次回到了1976年的那个初冬，再次回味了38年前发生的那一切；回味了在北方腹地，那些中国农民裸露的脊梁上所承受的所有悲痛和欢欣。 再回首，当年的一切已经变得遥远和模糊，没有任何相片、视频能记录下那个年代和那些北方孩子的苦与乐。能留下的，仅是被翻滚的喧嚣红尘所厚厚覆盖着的记忆深处的一点纯真。 后记一、联产承包后的变化 后记一、 联产承包后的变化 之后的两年，中国的农村里慢慢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在一点点改变。 这时候，远在安徽的一群农民兄弟的一个会议，让中国农民们的生活彻底有了转机。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的群体，也给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带来了第一缕曙光。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 关系着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在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期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常被质疑和批判。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此后，中国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因此，中国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到中原腹地，所有的社员都沸腾了。这是一次彻底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契机。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像菊花一样绽放；所有破棉袄、破棉裤包裹着的躯体里，都孕育着要大干一场的躁动。 那一年，生产队里大方的田地被分成了若干小块，每小块之间扶起了田垄，划到了农户名下。“自留地”这个名词正式终结。所有分到各家的田地都是农户自己承包的，想种啥就种啥，想什么时候出工就什么时候出工，生产队的“大锅饭”成为历史。 生产队里那块敲了很多年的破钟，也完成了它的使命。不久，就连那片曾经代表着“生产队”标签的钟片都不见了。 分完地块，生产队的农具和牲口也分给了社员，几家处得比较好的分到一头牛，共同饲养，共同使用。能自己饲养的就自己饲养，不能饲养的就暂时寄养在生产队的头棚里。 那一头头瘦骨嶙嶙的牲口，顿时成了大家的宝贝疙瘩，每天去帮着饲养员照顾自己的牛，跟饲养员学习饲养的技术。很多人都是看着牲口吃饱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生产队基本解散了，生产队的把式也成了自己的把式。不久，所有的人都成了把式，都种的一手好庄稼。沿用了多年的“社员”这个称呼，也几乎淡出了人们的嘴边。 那一年麦收的时候，老队长不再召集大家一起收割小麦、打场，就连打麦场也平均划分了。 那一年的丰收，即便再有几个打麦场都容纳不下大田里的麦捆。大家就商量着有先用打麦场的，有后用的，尽量错开时间。更多的人，则是将自家的小麦直接拉到了村边的那条公路上，厚厚地将麦子铺满路面，让来往的车辆自由碾压。虽然给来往的车辆增加了很多麻烦，虽然这样“打场”会造成一些麦粒的抛洒，但毕竟缓解了打麦场严重不足的情况…… 第二年，村边和田间地头上，就出现了更多小块的打麦场。有的人家，甚至就将自家的麦子割掉一块，在地头上临时做起打麦场。等麦收过后，重新将这块地犁起来种其他庄稼。 一年的手忙脚乱之后，大家适应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队混了很多年工分的“社员们”，第一次有了合作，有了互相帮忙，有了互相谦让，有了你追我赶…… 看着金灿灿的小麦堆满粮仓，看着一桶桶的卫生油摆在家里，看着口袋里的钱包逐渐鼓起来，农民的生活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之前的破棉袄不见了，换成了全部是柔软新棉花的棉袄和羽绒服；各式新衣服穿戴在了大人、孩子们的身上；家用电器不断摆到亮堂堂的正屋里；一座座土坯房冒着灰尘被拆掉，一座座红砖房拔地而起；过年的鞭炮声，从稀疏的三两声到彻夜不息…… “要不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哪来这样的好日子！”看着家家圈里膘肥体壮的牛羊，中国的农民踏实了，脊梁骨也挺得更直了。盼望了多年的好日子，终于到来了。 后记二、收集记忆的碎片 收集记忆的碎片，是件很艰难的事。几年前，就陆续收集了20多个章节，但之后，记忆就有些停滞了，再也进行不下去。 直到今年，2014年的夏天，昆明多雨。无数的雨夜里，伴随着风雨中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的叫喊、嬉骂声，失眠的长夜里，一些记忆的碎片又若隐若现地浮现在脑海中。于是，抓紧用手机短信记录下这些记忆的瞬间。有时，怕醒来忘记了，就起来挑灯夜战，抓紧记录下来这些童年的趣事。 有时候，在失眠中会想到一些很好的小故事和章节片段。这些片段在脑海中翻滚几遍后，认为不会忘记了，稍微一懒惰，就没记录在手机上。但天亮后，却再也想不起来那些片段，为此懊悔半天。 此后，就不敢再大意，每次想起点啥来，就随手去摸枕边的手机。后来，自己不禁感慨：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在一个个无尽的长夜里，我一点点还原着那些半个世纪前的点点滴滴，痛苦而艰涩，缓慢而沉重。自己也不时被那些旧事温暖着、感动着，不时会潸然泪下。 有的章节，开始是不完整的，是在一遍遍的修改中，才像拼图般还原出来。另外的很多记忆碎片，都已经很零散了，不管怎么整理都已经无法还原，诚为憾事！ 如果老太太能清醒点，原本有些细节可以向她求证。只是，她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那些久远的旧事已经很不感兴趣，所存记忆也已无多，很说不出啥来。 能写出100个小章节的旧事，感到已殚精竭虑，疲惫不堪。那些个日夜里，如痴似呆，天天缠绵在无尽的前尘中。很多时候，和别人说着事的时候，都会走神，脑海中还萦绕着那些散碎的童年记忆。 当昆明10年未遇的缠绵雨季过去，当仲秋的太阳再度明丽、温暖地照着这个城市，当中秋的月饼吃过，在昆明城郊、靠近山边一个荒凉的小院落的平房里，我在摆在墙角的电脑前打完了这部书的最后一个字。 这一刻，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给自己一个交待，也给所有的北方平原的孩子们一个交待，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半个世纪前那些艰辛的岁月和我们前辈的坚强。 张密于2014年9月13日夜 编后： 到今天为止，拙作《中国脊梁》已经全部上传完毕，感谢朋友们一直的支持，谢谢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