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的平凡事(中国式不离婚)》 第1-4节 (1) 飞机还有二十分钟才起飞，杨红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她原以为在机场与丈夫和儿子告别会很难受，但出人意料的是，三个人都很平静。儿子才四岁，又一直有保姆照顾，大概以为妈妈这次也只是出差几天，所以没哭没闹，只叫她一定带麦当劳回来。丈夫周宁只是叮嘱她别顾着省钱，到了美国那边该吃的吃，该花的花，咱们也不靠这几个美元过日子。机场里有些男女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的。杨红有点看不惯。有些东西还是应该留在卧室里做的。有多少激情昨晚也该燃烧完了，用得着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吗？昨晚周宁倒是激情满怀，做了两次似乎还意犹未尽。“真舍不得你走。”完事以后他还加了一句。 杨红虽然也想象丈夫一样投入，但她有太多的担心。作了流产手术还不到30天，不知道会不会引起炎症。如果又怀上，那就更糟了。听说美国那边做流产贵得很，还有人说美国根本不让做流产。如果那样，有了孩子还非生不可。杨红怕怕地想，生第二胎，还想不想在h大学呆了？自己做系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亲手开除过一个生第二胎的女老师。虽说是院党委集体决定，自己总是投了赞成票的。 昨晚丈夫睡熟后，杨红赶快下床冲了个淋浴。明知冲澡不是事后避孕的有效方法，但手头没有事后避孕药，只好病急乱投医。她一向不爱吃避孕药，因为听人说吃了会使人发胖，还有人说吃多了会得卵巢癌什么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周宁从来不肯用避孕套，说用那玩意儿不舒服，象是跟橡皮套子做爱一样。 杨红也不喜欢用套子，她觉得疼。在怀儿子周怡之前，他们也没采取过什么避孕措施。那时候想，反正婚也结了，有了孩子就生。奇怪的是，结婚六、七年，也没怀孕。杨红那时候也不急，自己正在边教书边读在职博士，哪有时间带小孩。等到博士拿到手，正在有点着急怕得了不孕症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生下来是个儿子，把两边的爷爷奶奶都喜坏了。杨红倒不在乎是男是女，不过老人们喜欢儿子，她也松了口气。真不知道生了女儿会是什么样。 怀孕这事还真开不得头，一开头就络绎不绝。周怡还没断奶，杨红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不是说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吗？”周宁不解地问。她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谁说的？有没有科学根据？什么话你都相信。”发过脾气她又有些后悔，其实她也是相信喂奶期间不会怀孕的，所以她也没强调要采取避孕措施。那一次真是让她吓得半死。生周怡是破腹产的，医生说她这么快就怀孕真的是不要命了。药流吧，她正在给孩子喂奶；刮宫吧，怕把子宫上的伤口刮破了；生吧，政策又不允许。那医生反反复复地就是责问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杨红坐在医院门诊室里，听医生当着好几个病人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评她，眼泪都流出来了。最气人的是医生最后还加上一句：“年纪也不小了，这是何苦呢！”。 杨红不知道医生说的“何苦”是指什么。是说年纪不小了，不该有性生活了，还是说年纪不小了，居然还不知道避孕？她知道医生是得罪不起的，所以唯有隐忍。等出了门诊室，在走廊上看到周宁，她再也忍不住了。“都是你！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怎么了？”周宁也没好气地问，“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2) 那天晚上，杨红象每次跟丈夫吵完架那样，裹着自己的那床被子，背朝着周宁睡下。不管两个人闹多大的矛盾，她从来不会把周宁赶到客厅去睡，怕保姆看见。她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传到父母耳朵里去。俩人不啃声地躺了一会儿，周宁伸过一条胳膊来，把她往怀里拉。她没好气地说：“还做，还做！都弄成这样了，还要来。”周宁嘻皮笑脸地说：“反正也这样了，再做也不会怎么样了。” 杨红知道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是颇有纠缠劲的，差不多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答应，他可以缠你半夜。与其弄得自己半夜睡不成觉，还不如尽快满足他，俩个人都可以多睡一会。 每次周宁在那折腾得气喘吁吁时，杨红就觉得尴尬。虽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这是个令人羞于启齿的事。有时候前晚做过那事，第二天站在讲台上都觉得学生笑得可疑。周宁说读大四时，他们几个男生差不多每天都议论那天上课的老师前晚有没有干过那事。如果那老师的下眼皮松松垮垮，象水肿一样，那就是干过了。所以她上班前总要在镜子里仔细照一照，看自己的下眼皮有没有水肿。如果有，就赶紧揉揉。 她生在六十年代末，好像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呆在大学里。高中毕业就保送进了h大学，本科毕业就留校，一呆就是这么多年。读的书都是与学业相关的，连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都看得不多，更不用说“黄色下流”的了。 记得读中学时倒是上过生理卫生课，课本上也有男性女性生殖系统的插图。快上“生殖系统”那一章时，班上男男女女都有些莫明其妙的激动。杨红也觉得老师快要揭开一个什么大秘密了。结果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对女生重点讲了一下经期卫生，就结束了那一章。 杨红唯一记得的就是当老师讲到经期同房会引起种种疾病时，一个女生突然大哭起来。在老师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女生说出她经期同过房，肯定要死了。杨红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惊讶地张着嘴，有好半天没说话。 最后那女生说她一直是跟姐姐住一个房间的，就是经期也不例外。教室里那个笑啊，连隔壁教室的老师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当生理卫生老师一再解释跟姐姐同住一室不算同房之后，那个女生才破涕为笑。不过从此落下一个别名，叫做“同房”。杨红当时也跟着一众女生饱笑一通，而且每次有人嘲笑地用“同房”叫那女生时，杨红都忍不住跟着大家笑得人仰马翻。 不过她其实也不知道“同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比那女生还是技高一筹：至少我知道什么不是“同房”吧。真的了解“同房“的意思，是在她的新婚之夜。 跟周宁谈了一年恋爱，杨红是彻底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周宁可以说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力，但没有贼地方。那时两个人都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同寝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时的大学生也不象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开放，大多数人还是过着“寝室–课堂–自修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在h大学那著名的人工湖畔呆得晚了些，搂抱的时间太长了些，周宁也少不得很有些冲动，但一看杨红那不谙世事的表情，就知道此刻要是提出要求，无异于自动请求判自己流氓罪，於是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压回去，也趁杨红不注意时把那蠢蠢欲动的家伙镇压下去。 有一次，镇压行动不那么奏效，在女生楼前来一个告别拥抱时，让杨红觉察到了什么。她松开手，问他：“你裤兜里放了个什么？硬邦邦的？” 周宁只好苦笑着说：“没什么，是一节没吃完的火腿肠。” (3) 婚后，周宁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嗨，还记不记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你问我裤兜里装着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杨红很认真地想了一会，有点抱歉地说：“不记得了，很重要吗？” 周宁把她的手拿过来，放在那个隆起上面，笑着说：“就是它，我那天骗你说是火腿肠–” 杨红一下领悟过来，红着脸嗔道：“流氓！” 周宁狐疑地问她：“你那时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纯洁？”他看杨红瞪起双眼，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说你以前看到过实物，我是说至少从书上看到过吧？生理卫生书上不是什么都有吗？正面的，侧面的–” 杨红打断他的话说：“书上画的不是你那样的。” “书上画的是它疲疲塌塌的样子嘛，但书上也说过它会勃起的哟。” 杨红有些不快地说：“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还不相信。就凭一个词我就能知道它勃起的样子？”她觉得说“勃起”这个词都很费劲。 周宁逗她说，“看来当初看书还挺认真啊，是不是躲在寝室里偷偷摸摸地仔细琢磨？” 杨红说：“从来没有。你们男生才会这样无聊。” 周宁笑着说：“怎么是无聊呢？我们学知识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嘛。我们对女性生殖器那章，那才叫学得认真，倒背如流。如果期末考试有这么一题：画出女性外生殖器解剖图，我们肯定个个得满分。我记得有几个家伙还专门查了汉英辞典，把所有部位的名称都标上了英语，见天拿一个英语单词去请教班上的英语科代表，弄得她面红耳赤。嗨，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英语那么差，但那几个单词却是到现在都记得。你知不知道vulva是什么？” 杨红哭笑不得地说：“我才不知道呢。”她掰开周宁搂着她的手，问，“我倒是觉得奇怪，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什么什么都知道？”周宁不解地问，“我自己身上的东西，我还不知道？” 杨红不看他的眼睛，固执地说：“我不是指这个。”有些词她真的是说不出口，哪怕是在丈夫面前，哪怕跟他什么都做过了。 “噢，你说xx啊？”周宁有时候特别喜欢看杨红害羞的样子，所以他故意用了他老家一个非常粗俗的动词。“男人都是无师自通的嘛。” “我不相信。你以前肯定跟别人做过。” “真的没有。我大学四年都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度过的，我们两人是正儿八经的恋人，我们都没有机会做一次，我还能在哪里跟别人做？” “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跟别人做？我又没有天天跟着你。你大学四年在我眼皮子底下，那你读大学之前呢？”杨红不依不饶地说。 “上大学之前就是上高中，每天为高考累个半死，哪有那个心思？” “没那个心思？我看你刚才说起那个英语科代表，那个表情啊。” 周宁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调侃地说：“什么表情？我还不知道我这张脸还会表情呢，早知道我学戏剧去了。” 杨红说：“别装蒜。你要是以前没做过，为什么新婚之夜那么老练？” 周宁回想了一下，想不起来自己在新婚之夜是如何老练的，不过似乎还真是没有新手的慌张，不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而是知道杨红肯定更不懂。在一个完全不懂的人面前，还有什么好慌张的？做错做对，反正她又不知道。精神上没负担，行动就显得胸有成竹。 周宁想不到技术上没差错反倒成了坏事，给妻子留下一个熟能生巧的印象。早知道这样，自己就装着个磕磕绊绊，不得要领，说不定就没今天的麻烦了。他停了笑，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对天发誓，你是我第一个女人。” “对天发誓有什么用？你又不信天。” 周宁无心恋战，有点后悔自己挑起她来拷问自己，於是说：“我不知道怎样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羡慕你们女人，得天独厚，有个处女膜，象正规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一样。我们男人先天不足，无论怎样清白，都只能拿个水货学位，用人单位承认就承认，不承认也没办法。” (4) 你羡慕处女膜，给你好了，杨红恨恨地想。为了这个得天独厚的“证书”，她有好几年都是神经紧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杨红开始担心自己的处女膜。不知道是在哪里听来的，还是在哪本书里读到的，反正是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剧烈运动会让女人的处女膜破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骑自行车也算剧烈运动。杨红想想，自己从读初中开始，天天骑车到五里外的中学上学，小镇的路又不平，颠颠簸簸的，还不把那膜给弄坏了？ 杨红觉得这个担心就像她戴的眼镜一样，一戴上就没法取掉了。戴坏一幅，再换一幅，度数越来越深。有好几次，她从h大图书馆借了生理卫生方面的书，找到女性生殖系统那一章，趁没人时，对照插图，用镜子对着自己那块仔细看，还是拿不准自己的膜到底有没有破。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想到医院请大夫作个鉴定，不为别的，只为了让自己安心，免得影响学习。但想了想，又觉得没什么用。就算大夫说没破，谁担保以后骑车不破？或者本来没有破，被大夫一检查，反而破了。而且要是遇到一个男大夫，还不知道多尴尬。更糟糕的是，如果已经破了，自己又能怎么样？ 有时她安慰自己，男人也知道剧烈运动一说的，他们不能仅凭落不落红来判断处女与否。不过，她能想像得到，男人看不到落红，肯定会象考试时碰到一个不知道答案的正误选择题一样，先随便蒙一个，选个“正”，过一会儿，又擦掉，选个“误”。处女不处女这事，又没有老师来给个正确答案，那男人不是要一辈子在那里“是”“否”“是”“否”地选了又擦，擦了又选？ 有时候她愤愤不平地想，就是破了，又怎么样？反正我是清白的，如果我找的男人不相信我，那他也不值得我爱。虽然理论上她能说服自己，但心里就是不开心。一个百分之百的处女，却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时间被人怀疑为非处女，这也实在太冤了。用她家乡的话说，就是一块肉埋在饭下面吃掉了。 跟周宁谈恋爱后，有几次都想问问他对那块膜的看法，但又问不出口。她绝对不会同意婚前性生活的，一来她觉得周宁如果真爱她，那他就能等到结婚那一天，二来她也惧怕她一直以来的担心成为事实。在结婚之前，大家说分手就可以分手。还是等到结婚吧。那时候，结婚证已经领了，要离婚也得经过她同意，她至少还有时间解释吧。 所以婚礼那一天，杨红有点神不守舍，对亲戚朋友也有点照顾不周。但大家都觉得新娘就是这个样，也不奇怪。 新婚第一夜，杨红其实也没注意到多少细节。疼是肯定的，但因为有那个担心，反而觉得疼得不够狠。周宁做完就搂着她沉沉睡去，也没过问她有没有落红。倒是她自己，一直惦记着这事，悄悄爬起来，也不敢开灯，就在窗口射进来的月光下仔细看那床单。床单是印花的，刚好在刚才躺过的地方是一大团花卉，看不清是花还是血迹。她不免大失所望。还好，她记起刚才周宁用浴巾为两人擦过身体，急忙从周宁身下抽出那个浅黄色的浴巾，见上面有些深色的痕迹。 杨红觉得心跳得好快。她住的是学校分给青年教师的集体宿舍，只有一间十平米的单间。她不敢开灯，只好拿着那条浴巾，跑到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里，关上门，看了又看。毫无疑问，那是血迹。不多，但是确凿无误。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感到就象一直担心没考及格，结果成绩单一发下来，竟是个满分一样。 她跑回房间，想叫醒周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一看他熟睡的样子，又打消了念头。他好像一点都不关心我是不是处女，她悻悻地想，可能他自己早已不是处男了。 第5-7节 “嗨，是不是teresa？” 杨红觉得右肩被人轻拍了一下，忙睁开眼，发现右手边站着一个年青女孩，但想不起来是谁。 还没等她作出反应，女孩便把她从座位上拉起来，上下左右打量着说：“哇，真是teresa，剪了个长碎发，又穿得这么cute，刚才还以为认错了人！” 杨红听她提到自己的发型和衣着，只觉得一股热浪从两个耳朵边烧起，脸上飞红，好像撒谎被人当场戳穿一样，不好意思地说：“都是几件旧衣服了。” 这点她倒没撒谎，身上穿的那件条纹的衬衣的确是三个月前买的，但她平时上班没怎么敢穿，因为腰收得紧，曲线毕露。这样的衣服穿到学校去，不出半天老院长就会对她说“你是院党委副书记，穿成这样，别人会有意见的”。老院长说了，你就不好再穿了。记得她穿过一件套头的带风帽的运动衣到学校去，有好几个同事不阴不阳地说她穿得象个小女孩，搞得她没敢穿第二次。 这次出国，以为不会碰到认识的人，哪知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头发倒是新剪的，”杨红解释说，“本来说剪剪齐就行了，哪知美容店那几个师傅听说我要出国，都劝我剪个长碎发，说是以后料理起来简单。听说在美国烫发贵，所以就剪了这个发型。” “这样挺好的，”女孩按她坐下，自己也在她右手边的18b上坐下，“你背景check通过了？”说完又笑起来，“好老土的问题，不通过你怎么会坐在国际航班上？” “五月份就通过了。”杨红见女孩没再注意她的穿着，松了口气。 “我也被check了，等到八月中才签到证，美国很多学校早就开学了，别人早去美国了，搞得我现在一个人飞去，路上得几十个小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好，现在碰到你。” 杨红想不起女孩的名字了，但从她知道自己有teresa这个英语名字来看，一定是新东方口语班的同学。今年四月，杨红报名去新东方在h市的听力和口语班上了一个月的课。“你是新东方的吧？”杨红略带抱歉地说，“有点想不起你的名字来了。” “我是tracey,跟你一样，都是朱peter班上的。你肯定不记得我了，”tracey调皮地说，“不过你那时可是象朱peter说的那样：鸡立鹤群，我们班肯定每个人都记得你。” 杨红听她提起朱peter，想起他上课第一天对自己的嘲笑，有点不快地说：“那个朱peter，油嘴滑舌，哪象个老师。” “朱peter说话是太损了点。”tracey说，“不过，你还别说，经他那么一调教，你还真大变了样。你瞧现在你这打扮，比三个月前至少年青了十岁。不认识的人还以为你本科生呢。” “还本科生，都研究生导师了。”杨红嘴里谦虚着，心里却十分舒坦，对朱peter的恨意也消了许多。 “听说你那会儿在校长面前参了朱peter一本，后来怎么样，把朱peter赶走了没有？”tracey好奇地问。 “没有，”杨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不是要把他赶走，只是刚开始不太习惯他那样的教学方法。”她不想提那件尴尬的事，於是问道，“怎么，你不知道他一直教完我们那个班？” “我没上几天课就走了。” “是吗？为什么？” “忙起来了呗，”tracey对杨红挤挤眼，学着朱peter的腔调说，“iwasfuckingbusybutnotbusyfucking!” (6) 在遇到朱peter以前，杨红根本不知道这个f-word是什么意思。她不知道英语里面的“4-letter-word”，她也不用中文里的脏字。她是老师，讲究个为人师表。更何况无论什么骂人的话，都是跟性和生殖器有关的，脏就一个字。 周宁倒是有点喜欢带个脏字，不过只限於他家乡话中那个用来指代男性生殖器的单音节的名词。在周宁家乡，这个字已经超越了骂人的境界，基本上是用作一个助词，用来加强语气，有时能化平淡为神奇，话就说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比如男人们讲狠的时候，就喜欢扯着嗓子：“我怕个x！那个x人，我一抬x脚，就可以把他踢个半x死。”对手是x人，自己的脚是x脚。你从他不分敌我，一律以x称之这一点，就知道x并不是骂人的话。 所以周宁使用这个字的频率就很高。遇到麻烦的事，他必然会嘀咕一句：“真是麻x烦。”评价一个他瞧不起的人，也必然不屑地称之为“那个x人”。遇到心情奇糟的时候，更是但凡遇到动词加名词的结构，就在中间夹一个x字。“受x罪”，“造x孽”，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结婚前，杨红没怎么注意到他这个习惯，一来因为周宁正在热恋之中，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值也比较高，身不由己的就想把自己造就成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二来因为还没领结婚证，怎么样都觉得象是没转正的学徒工一样，总想在老板面前留下个兢兢业业的印象，脑子里那根弦就绷得比较紧，嘴上也就多个岗哨。那时不要说是指代那个部位的字，就连与那个部位相邻地区的词都从他口中消失了。明明是肚子疼，说出来就成了“胃疼”。 其实那时即便偶而疏忽，用了那个字，杨红也不会注意，因为杨红自己也处在热恋之中，脑子也是晕晕乎乎的，而且杨红跟周宁的老家隔山隔水，两个人的家乡话完全象两种不同的语言一样，指代那个部位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名词。周宁的那个x字，对杨红的来说完全是个生词，恐怕查字典都查不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没那个释义。 结婚后，周宁就有点大意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把这个字在他家乡话中的字义告诉杨红。杨红知道了这个字的含义，听周宁左一个x，右一个x的，就觉得很刺耳。为此，两口子经常发生口角。有时是因为周宁说顺了口，对杨红那边的亲戚也用上了这个字。“你哥那个细x–”，虽然他的原意是“你哥哥的那个小孩”，但在杨红听来就象是在恶意地评价她哥哥身体的某一部分。 后来经周宁赌咒发誓地解释，尤其是到他老家去过了几次，亲耳听到那里的人讲话，才知道周宁说的基本属实。 杨红虽然听不懂周宁家乡的方言，但那个字还是听得出来的。周宁一回老家就变得满口家乡话，只对杨红才说h市话。杨红就觉得很孤独，听周宁的父母讲话比听英语还难。听个托福英语磁带，她还能懂个百分之五十，听公婆说话，杨红只能偶而捕捉到几个x字，这是她唯一能懂的词汇，听懂一个就很有成就感。好在那个地方的人用这个字的频率高，扬红凑凑合合可以听懂个百分之十左右。 周宁在那个镇上颇有名气，虽然镇上也不乏出了大学生的家庭，但娶了博士做老婆的，他还是头一个。而且老婆还是党委书记，小镇的人不管你是院党委书记，还是校党委的书记，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之为“大学的书记”。 每次一听说周家的老二带老婆回家探亲来了，镇上相干不相干的人就会跑来坐一阵，闲聊聊，看看城里媳妇的模样。如果是暑假高考之后，就有络绎不绝的人，提着礼物，来求大学的书记把自家的子女招到h大去。 周宁一般还是很考虑杨红的难处的，能拒绝的就拒绝了。不过有时来求他的是自家的亲戚，或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被人灌几杯汾酒或者竟是茅台，就一口应承下来。趁着酒兴，就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应承告诉杨红，弄得杨红十分为难。开后门招这个学生吧，又违背政策，整起风来，吃不了兜着走。而且自己权力有限，不象镇上人想的那样，既然是大学的书记，在自己的大学还不是一手遮天？想招谁就招谁，你说不行，肯定是嫌礼物送得太少，或者是交情不够。 所以搞到最后，杨红就怕跟周宁回老家，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周宁说她是厌恶他的家乡，嫌他是乡下人，在他的亲戚朋友面前摆架子，存心让他丢脸。杨红说他一回老家就是烟酒牌，还拉扯来一大堆人情后门，害她违法乱纪。起先两个人都怕家人知道，所以就折衷，哪个的老家都不去，就呆在h市。 吵到后来，就有点顾不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有一次，周宁竟然丢下怀孕的杨红一个人跑回老家去了。 (7) “看你那个样子，还在恨peter啊？”tracey见杨红怔在那里，以为她还在为新东方的事生气，就笑着说，“难怪有人说无情才是真豪杰，原来仇恨就是力量。”tracey见杨红嘴张了张，好像要解释的样子，也不给她插嘴的机会，继续发挥自己的理论，“就因为你恨他，你对他才有免疫力。不象别的女孩，第一天就被他电倒，成了他的扇子。你知不知道那个samantha？她可不是一般的扇子，可以称得上是铁扇公主级的。peter到哪里开班，她就扇到哪里听课。上个月peter去了美国，听说samantha就扇到美国去了。” 杨红觉得tracey说的话，有点象托福听力考试的那些paragraph，那里面一个一个的词，似乎都不是生词，听的时候以为个个都听懂了，但回头来想整个段落的意思，却发现自己一点都没听懂。听力老师总说不要为了一两个词在那里流连忘返，你把一段话当作整体听完了，那一两个不懂的词在上下文里面，自然就好懂了。但对杨红来说，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关键词不懂，整个一段就全部泡汤了。 象tracey的这段话，“免疫力”是耳熟能详。“什么什么就是力量”更是个天天讲的句型。“无情才是真豪杰”，好像是鲁迅的名言，又好像不是。是不是无所谓，听得懂就是了。但就因为她不懂那个“扇子”什么的，这一段话就把她听得一头雾水，最后只记住了一点：朱peter和samantha到美国去了。 tracey谈兴正高，杨红也不好问她扇子的事，就由她去讲。“你还记不记得peter的开场白？超级幽默！”tracey一扭身从座位上站起，也不管前后的人都在看她，只管学着朱peter的口气说：“我叫peterzhu，你们可以叫我peterzhu，orzhupeter，orpeter,orzhu。whateveryoulike。" 学到这里，tracey更来劲了： “叫我peterzhu的人—-(pause)是崇洋媚外的人； 叫我zhupeter的人—-(pause)是土洋结合的人； 叫我peter的人—-(pause)是我的至爱亲朋； 叫我zhu的人呢——-(longpause)哈哈，是喂猪的人。” tracey学到这里，已笑得花枝乱颤。 杨红也附和着笑，心里却想，看来我对朱peter还真的有免疫力，他这番自我介绍，还真没把我电倒，而是把我气倒了。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不传授知识，却在那里油嘴滑舌，哗众取宠，如果是我院里的老师这么教书，早就受到警告了。 杨红最反感的是朱peter的汉英混杂。她自己能讲好几种方言，但她从来不把两种方言夹杂在一起说，免得别人听了难受。她在学校跟同事和学生讲普通话，在家跟周宁讲h市话，回自己的老家跟父母讲家乡话，在周宁老家，她基本是打哑语，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嘛。等她到了美国，她当然就要讲英语，她就是为这才到新东方学听力和口语的。 哪知这个朱peter却把个英语和汉语混在一起，使她听得很难受。你说英文就说英文，说中文就说中文，知道你是在说哪国话，听的人心里也有个准备，知道把大脑里哪个字库打开。你一下中文，一下英文，别人刚刚顺着中文的思路开始走，你又换成英文了，别人又要忙不迭地换一条思路。 杨红恨朱peter的中英混杂，就象恨周宁在她开车时老叫她换道一样。每次杨红开车，只要周宁在旁边，她就没有好日子过。好端端的一条道他不让你一口气开完，无端地就逼你换道。“换左边去！左边去！。” 她刚换了道，惊魂未定，气还没喘匀，周宁又叫了，“右边！右边—-，见鬼。叫你换你不换，现在被人家超了。” 第8-9节 (5) (8) “你不知道,peter的杀伤力好大哟。”tracey夸张地说，“他往讲台上那么一站，把手往口袋里那么一插，那个性感甫士一下就把那些个妹妹电晕了。”tracey说着就学朱peter把两手往屁股后头的口袋里一插，稍稍偏着个头，眯缝着眼，脸上似笑非笑。 杨红笑着说：“你学得还真象。”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就能迷倒人呢？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同样一个朱peter，杨红第一天看到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他穿一件旧t恤，一条半短不长的裤子，惊心动魄地挂在胯骨上。裤子上有数不清的口袋，横七竖八地贴在那里。头发是湿漉漉的，象刚从澡盆里爬出来一样。后脑勺和两边的头发短得象周宁的寸头，但在前额上，却有长短不一的一撮，象被人踩过的麦田，东倒西歪，杂乱无章。走到教室门边时，他手里还有小半截烟，也不舍得丢，就一脚踏在门里，一脚踩在门外，深深地一吸，只见吞云，未见吐雾，就已经站到讲台上了。等他开口做自我介绍时，吸进去的烟才从他头上各个通风口里，袅袅地飘出来。 “听没听说过‘备皮’啊？”tracey憋着个男声“‘备皮’就是医院里动手术之前，先把病人拉出去，剃毛消毒，为手术做好准备。我的课呢，是为你们出国‘备心’。你们先被我shock几回，到了国外，就不会被culturalshock折腾得半身不遂了。” tracey学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评价道，“他哪里是‘备心’？明明是‘偷心’。不过他放电倒是真的。”tracey说着就往后一倒，做晕倒状。 杨红看见tracey那件本来就开口很低绷得又紧的衬衣，被她这样一倒，胸前就形成一个大大的v字，v字顶端那粒钮扣岌岌可危地悬在那里，很替她捏把汗，生怕她再往后倒，那粒扣子就会蹦脱，胸前那两个乱颤的东西就会飞弹而出。 杨红赶快把她扶起，转个话题：“你说朱老师到美国去了？怎么没听他说起过签证的事？” “哪个朱老师？噢，你说peter啊，”tracey说，“他签什么证？他有绿卡的。回去坐移民监去了。” “噢，那samantha呢？她也是有绿卡的？”杨红想，有绿卡的人教口语还说得过去，有绿卡的人来新东方学口语就奇怪了。 “samantha？她要绿卡干什么？她老爸是xxx，搞个出国机会还不容易？” 杨红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省委书记xxx？” “本省莫非还有第二个xxx么？”tracey恍然大悟，“原来你不知道啊？难怪你敢告peter的状，我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呢。搞半天是无知者无畏。后怕了吧？”她安抚性地拍拍杨红的手，“幸好你的状没告下来。不然，你要真把peter赶走了，samantha肯定在她老爸面前参你一本，叫你死得难看。” 杨红想，反映一下朱老师的教学情况，应该罪不至死吧？她有点好奇地问：“这个朱老师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惹得省委书记的女儿穷追不舍？“ “拜托，拜托，你别一口一个朱老师好不好？你叫他朱老师，听着巨搞笑。”tracey说“他的迷人之处，还真不好说。可能是他身上有几分邪气，又有几分正气，够酷吧。” 杨红担心地说：“知道他有几分邪气，怎么还追呢？如果他利用samantha的年青无知—” tracey不等杨红说完，就一拍巴掌，笑道：“peter给你起的英文名还真传神，teresa！” 杨红脸一红，想起当时朱peter听说她没英语名字，就问她叫teresa行不行，她不知道朱peter是在影射她象修女，就没反对。 “嗨，特雷莎嬷嬷，”tracey一本正经地说，“您老人家怕peter把samantha吃了？你那是老皇历了。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吃谁咧。据我的分析，peter应该喜欢你。” 杨红一愣，觉得tracey的思维跳跃性太大，她有点无法适应。“喜欢我？”她问，“他多大？我多大？他肯定比我小呢。” “可以姐弟恋嘛。” “我婚都结了，小孩—” “可以婚外恋嘛。”杨红摇摇头：“你简直乱点鸳鸯谱，你知道我很讨厌他的。” “就是因为你讨厌他，他才要追你。”tracey分析说，“你看那电影里面，男孩肯定不爱那一群爱他的女孩，而偏偏去爱那个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对他不理不睬的女孩。他想，我倒要看看那女孩有什么本事，敢对本公子这种态度，於是他就猛追。” “这不是赌气吗？”“开始是赌气，追着追着，就真地爱上了。” 杨红想想，有几部电影还真是这样。她笑笑说：“那不都是电影吗？” “你忘了peter说的？现在是生活模仿艺术的年代了。喂，你和peter模仿到哪一段了？” (9) 杨红有点不解，不是一直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吗？她对这点印象很深，因为这个概念对她的生活可以说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杨红的父母都是小学语文教师，所以她自小就觉得自己有点文学天赋，读小学时，作文常常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给大家听的。可是等到上了中学，突然遇到一个不赏识她作文的老师。她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有一大半被老师用红笔划掉，有时还在上面批上“语言空洞，言之无物”。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不修边幅的中年男老师总是拿着另一个女孩的文章，摇头晃脑地读给全班听。 杨红越听越觉得那个女孩的作文通篇都是撒谎，那天春游根本没有下雨，但那女孩却在那里长篇大论地描写那场春雨，那春雨滋润下的禾苗，等等等等。杨红忍不住，下课后就找到那老师，指出范文的不实之处。 老师不但不批评那个撒谎的女孩，反而问杨红：“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你懂不懂？” 后来杨红写作文也试着编造一些东西，结果作文分数就高了起来。她想，什么高于生活，撒谎罢了。编了几次，都是高分，也就越编越有兴趣，搞到后来，不编就动不了笔了。 进了高中，情况又变了，那个瘦高个的语文老师给她作文的评语总是“细节失真，编造痕迹太浓”。有时还在他认为失真的地方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指出为什么这个细节失真。 杨红感到那一段时间真是她高中生活最黑暗的日子。语文考试一篇作文常常占百分之四十，那个老师可以一下扣掉30分。这样她无论怎样努力，语文就只能在70分左右徘徊。语文分数一垮，总平均也就垮了。看到自己第一次跌出前十五名，杨红真是欲哭无泪。 回家跟父母诉苦，问作文到底该怎么写，父母也不知道，只说“各花入各眼。作文这个东西，没有一定之规，全看你撞在哪个老师手里了。老师觉得你写得好，你就是写得好。老师的评分标准也不一样，这个老师认为好的东西，那个老师可能觉得不好。” 杨红的父母一直都是主张她学理科的，说搞文的人，容易惹祸，搞得不好会坐“文字狱”。父母因为成分好，文化革命没受什么冲击，但看到别的老师挨批斗，也吓得够呛。 杨红起初还不以为然，说难道还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现在被两个老师这样一整，也对搞文彻底失去了兴趣。心想，还是理科好，真理就是真理，2+2就等於4，张老师说它对，李老师也要说它对。不象写文章，张老师捧上天的，李老师可以把它贬下地。 高中分文理班的时候，杨红就义无反顾地选了理科。但是语文课还是要上的，作文还是要写的。杨红慢慢摸出了语文老师的爱好，作文分数上来不少，但是作文就成了杨红的一块心病。不知道高考时谁来阅卷？也不知这个人是喜欢“高于生活”还是“事实求是”？如果文章写得不入阅卷人的眼，丢个几十分，那不一下从一类跌到二类，二类跌到三类？ 高考前，班主任告诉她学校准备保送她读h大，她本来想读更好的z大，但犹豫了很久，她还是决定读h大，怕自己高考作文失手，弄得h大都读不成了。 “嗨，什么甜蜜的回忆？”tracey推推杨红，“说出来听听。” “哪有什么甜蜜的回忆？”杨红说，“突然想起语文老师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生活模仿艺术。” “艺术来源于生活？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你怎么象那个joke里的老家伙？住在深山老林，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山沟沟。后来公路修到他家门口，他逢人就问‘日本鬼子赶走了没有？’”。 杨红一笑，“不对吧，他没出过那山沟，怎么又知道日本鬼子呢？” “笑话嘛，你能跟它较真？”tracey也笑起来，“算了，说正经的，你跟peter模仿到哪一段了？” “什么哪一段？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有几段。” “不就那几段吗？第一段：相遇；第二段：相恨。你们已经pass这两段了。第三段：相识；第四段：相知；然后是‘相恋’，‘相爱’，啪！搞定！” 杨红听tracey说得振振有词，最后还打个榧子，觉得挺好笑。“就这么简单？后面就没有了？” “都到相爱了，还有什么？再有就不是艺术，变成生活了。”tracey撇撇嘴，“所以电影都是写到相爱为止的，最多加个婚礼，然后就‘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去了’。” 杨红不同意：“不会吧，有很多电影都是写婚后的事情的。” tracey想了想，说：“那又是另一个路子了。第一段：相遇；第二段：相恋；第三段：结婚；第四段：第三者插足。这后面就是multiplechoice了，任选一个。 a：离婚，跟第三者在一起. b：离婚，第三者跑了，再找第四者； c：不离婚，丈夫痛打第三者一顿； d：不离婚，第三者痛打丈夫一顿； e：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一顿，两人结为同性恋。”tracey说到这里，已笑得直不起腰来。 杨红也忍不住笑，笑了一会，她问：“有点不对噢，你这是说女人红杏出墙的故事的，实际生活中，还是男人有外遇的多吧？” “这不是顺着你跟peter的故事在说吗？”tracey说，“男人有外遇，前边几段一样，就是这个multiplechoice要变一变了。 a：老婆寻死觅活，不肯离婚，老公只好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 b：老婆与第三者同归于尽，老公另觅新欢； c：老婆杀第三者，判终生监禁，老公还是另觅新欢； d：老婆废老公，切了他的小弟弟，从此相安无事，白头到老； e：老婆和第三者联手，痛打老公一顿，两人结为同性恋。” 杨红指着tracey，笑得直不起腰来。但笑着笑着，突然笑不出来了。 第10-12节 (10) tracey见杨红突然不笑了，问道：“怎么啦？被血腥味吓坏了？你知道我是晚报跑社会新闻的，写东西讲究轰动效应，不然发行量上不去。你担个什么心呢？以你跟peter这种速度，再发展十年也到不了‘丈夫和第三者痛打妻子’的阶段。”tracey很体己地拍拍杨红的手，“说真的，你在这个相恨阶段上，是不是停留得太久了？不就是为peter说你‘鸡立鹤群’的事吗？” 杨红听她提起那件事，觉得自己被t从什么遥远的地方扯回了现实，不过谈兴已经大减，只懒懒地说：“不是那么简单。” “我觉得peter那天并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tracey用尖刻的腔调说，“大陆的女生呢，就不问是什么asion，春夏秋冬，婚丧嫁娶，一律是西服对付你。哪怕是到野外烧烤，她也是西服革履，又怕冻了她那双老寒腿，就先来一条棉毛裤什么的，再在上面来一长统丝袜，那小腿上鼓鼓囊囊，象下肢静脉曲张一样。站在一群t恤牛仔的老美中间，有如鸡立鹤群。” 杨红说：“那天就我一个人穿西服和棉毛裤，如果你们觉得他说的不是我，干嘛都望着我笑？” tracey吃吃笑着说：“你还真穿了棉毛裤在里面啊？其实你是坐着的，我们只看见你穿西服，不知道你穿棉毛裤，估计peter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还有别的吗？” 杨红想了想说：“我就听不惯他那种口气，好像美国就什么都好，中国就什么都不好一样。自己也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一到了美国，就好像自己生来就是美国人一样。” “wow，这么大的帽子啊。”tracey笑着说，“这又是为哪件事？是不是我走后发生的？” 杨红想了想，说：“这种事多哪，你走之前走之后都有，你不记得他第一天就把美国的老师捧上了天，把中国的老师贬下了地？” tracey想了一下：“oh，isee。你说那件事啊。那没什么呀，他说美国的老师怕学生说他讲课boring，所以就想方设法把话说幽默一点，让学生爱听，就像他们的药丸，总要包上一层糖衣，让你爱吃。如果学生说他boring，那他就感到无地自容，比被人说他没水平还伤心。” 杨红说：“但他是怎样评价中国老师的呢？说我们一天到晚拉长着一张脸，不苟笑，讲课枯燥无味。不管什么东西，都要制成一剂黄连苦药，叫你难以下咽。还动不动搬出个良药苦口的道理吓唬你，逼着你喝。熬剩的药渣都不让倒，期末拿出来，熬一熬，再喝一遍。” tracey说：“我敢担保peter不是说你的，你肯定不是他说的那种老师，不过有些老师确实是那样，讲课象催眠曲，一听就想睡觉。” 杨红苦笑一下：“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是传授知识，把知识性的东西讲清楚了就好。我们搞理科的，怎么把课讲幽默？难道你能把那些基因编成一个笑话讲给学生听？” tracey说：“那倒也是。” 杨红说：“这两件事，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但还可以说是我们两个人观点不同，但有些事，真是太过分了。” “什么事，你这么生气？”杨红想到好几件事，可能都是tracey走后发生的，她觉得那些话她没法对tracey学说，就选了一件tracey也知道的。“就说我问他动名词和分词区别的那一次吧，你也在班上的，你肯定知道我说什么。” tracey做个鬼脸，说：“是不是那个‘iamf-ckingbusybutnotbusyf-cking’的例句啊？” 杨红红着脸说：“不是那句还能是哪句？你看，这样的东西也拿到课堂上来讲，还说是他的经典例句。” tracey说：“我记得他没有在课堂上讲噢，他说中国的考试题可能会问你一个词究竟是动名词还是分词，但美国人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不管它是什么词性，只要从上下文里知道意思就行了。peter只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说你们把这句搞懂了，动名词和分词的区别就搞清楚了。” 杨红想起那天她因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还把这个例句公公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以为得了真传，从此就知道动名词与分词的区别了。回去一查字典，才知道f-ck是那个意思，当时就觉得好像被人调戏了一样，怒不可遏，要去找新东方的校长。 周宁劝她再查查语法书什么的，说不定有什么别的意思。两个人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名堂。 后来周宁用了一个文雅的词，试着翻译了一下，说“是不是应该理解成‘我做爱忙，但不是忙做爱’？” 杨红想，不管你忙什么，这样的句子拿到课堂上做例句就是不应该。英语里头动名词分词一大堆，你用哪句不行，偏偏用这句？ (11) tracey格格笑了一会说：“哎，你还别说，我想半天，还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精练的例句。同一个词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分词，第二次是动名词，意思是‘我很忙但不是忙那事’。你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例句吗？” “我想不出。”杨红赌气地说，心里却想，看来周宁那个翻译是不对的。不过我的气也不是生得完全没理由，至少有一半还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 tracey说：“其实很多人爱说这个字的。我们报社有几个家伙，嘴里经常是f-ck来f-ck去的，听惯了，也不觉得什么。可能因为英语是别人的语言吧，有很多词，你用汉语说不出口的，用英语说就不觉得什么。比如你用中文说‘性交’说不出口，但你用英语说havesex或者是makelove就觉得没什么。” 杨红想，你还说用中文说不出口，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她不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要指出来，自己也要说出那个词，於是说：“那他也不该把这样一个句子给一个女人，叫她去查啊。” tracey诡秘地一笑，“说不定这正是他追你的一个办法呢！你没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看了这样的句子，就在那里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把个粉脸羞得通红—” 杨红找不出话来回答，只无可奈何地指着tracey：“你乱讲些什么啊！” tracey涎着脸说：“你没听peter说我们晚报记者擅长的就是写八卦文章？” “他说你写八卦文章，你也不生气？” “生什么气？八卦就八卦，有人看就有人写。”tracey打个榧子，“好了，搞定！几个误会全部澄清，相恨阶段结束，进入相识阶段。正好你要去美国，而peter已经在美国了。我跟你八卦一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推开房门，发现peter就站在你门外，向你负荆请罪。” 杨红正想说什么，却被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同志，请问你的座位是18b吗？” 杨红和tracey循声望去，见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眼镜，脸上汗涔涔的，正指着tracey坐的位子。 tracey明白过来，说：“噢，我这不是我的座位，我在36a。” “那这个就是我的座位了。”妇女如释重负，“我刚才被挤在外面进不来，起飞时间到了，我还连安检的门都没进。多亏一位空姐过去把我们领进来，不然有一、二十人都误了这趟飞机了。” tracey和杨红同时看看表，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晚点三十分了！” 杨红担心地说：“我在汉城还要转机的，现在晚点这么多，还能赶得上吗？” tracey说：“我也是在汉城转机的。” 前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转过头说：“我们都是在汉城转机的。机上刚才已经广播过了，说机票上写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实际只要一个半小时，早就留了一手了。你们刚才只顾讲话，大概没听见。” 杨红的脸腾地一红，心想，刚才以为邻座都是韩国人，讲话毫无顾忌，没想到这人是中国人，刚才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tracey对那个妇女说：“可不可以跟您换一下？36a，是靠窗的。我想跟我朋友坐在一起。” 妇女顺着tracey指的方向看了一会，摇摇头：“那边都是男的，又不象是中国人，我还是坐这里吧。”她指指杨红，“路上我还可以跟她说说话。” tracey站起身，说：“也好，我去泡那几个韩国哥哥。”她挤到通道上，对杨红说：“待会儿到了汉城再跟你聊。”说完便施施然朝36a走去。 杨红的邻座，大概四十左右，已把西服脱去，只穿一件很透明的衬衣，汗湿了，贴在身上，把里面的乳罩清清楚楚地印出来，因为有点发福，乳罩带子深深地陷在肉里。 杨红心想，这么热的天，还穿西服，也不管是什么asion，还有那乳罩，真的跟朱peter说的那样，象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身上的子弹带，只不过是换作两个手雷，暗藏在see-through的军服下罢了。刚想到这里，杨红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啦？真的被朱peter洗了脑了，看不惯中国人了，连asion都用上了！ (12) 飞机终於开始滑动。杨红的座位是18a，靠窗，机票是托她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买的。杨红选这个座位，还不光是因为它靠窗，主要是图个吉利，因为杨红的妈妈自从听说女儿要出国，就一直担心得不得了，老觉得女儿是要到那个人手一枪、黑帮泛滥的国家“头朝下在餐馆洗盘子”去了。签证还没下来，就跑到庙里为她求签占卦，结果求得一个“不宜出行”的中下卦，更加反对杨红出国。杨红虽然也有点信签语，但这次出国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被check一通，反而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滋生出一股逆反情绪，心想，你美国搞得那么神神鬼鬼的，不让人进去，我偏要进去看看。 杨红把头靠在窗上，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心想，不知儿子和丈夫这会儿在干什么？她知道儿子对她出国，其实并不伤心。每次问他“妈妈走了你想不想”时，他总是说“想”。问他哪里想，也煞有介事地指指胸口说“这里想”。杨红知道这是保姆教他的。当杨红换一个方式，问他“妈妈去美国好不好”时，儿子总是很开心地说：“好！好！妈妈去了美国，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把个杨红听得透心凉。 周怡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年多来，差不多一直都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或许晒网的时间比十天还多一些。有时是因为生病，周怡经常感冒，动不动就搞到要上医院输液的程度，从上医院到恢复总得一个星期左右，这段时间就理所当然地不送他上幼儿园。就算没病时，说服他上个幼儿园也象中东和谈一样，费尽口舌最后还是要动武，每次都是杨红把个大哭不止的周怡硬抱上车，嘴里还要加些“再哭就不给你买麦当劳”之类的威胁才能把他弄到幼儿园去。 杨红就不明白，赞助费交了大几千，平时也没少给儿子的老师送礼，怎么到头来幼儿园还是办得如此恐怖。光看儿子脸上的表情，你还以为不是叫他上幼儿园，而是拖他上杀场。 儿子对自己不留恋，杨红心里也不怪儿子，他还小，还不懂做母亲的当年怀他生他，受了多少苦，也不理解父母送他上幼儿园的一番苦心，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弊，上幼儿园要受老师管束，在家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但杨红心里还是有一点伤心，听说可能有半年见不到妈妈，儿子反倒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做妈的做到这个份上，说不伤心是假的。 丈夫周宁倒是说了好几次“舍不得你走”，但杨红觉得他舍不得的是两人的夫妻生活。她知道周宁有个毛病，如果他起了那个心，却又办不成那个事的话，他那左边的蛋蛋就会疼痛难忍，用周宁的话说就是名符其实的“受x罪”。 周宁说他这个病是跟她谈恋爱时落下的。那时候，两个人见面免不了要搂搂抱抱，一搂一抱，周宁那小弟弟就免不了蠢蠢欲动，但明知动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只有镇压。有时候一次约会，是暴动数次，镇压数次，小弟弟仍是屡败屡战，周宁就觉得自己那地方疼痛。刚开始不知究竟是哪一块疼。疼了几次就摸出来个道道，不仅知道是左边那颗蛋蛋疼，而且也研究出来疼和约会的因果关系。 好在两个人一毕业就结了婚，结束了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杨红同意一毕业就匆匆结婚是因为不结婚就分不到h大那10平米的房子，就要跟人合住，而周宁那时候分在e城工作，回h市看杨红就会没地方住。 周宁一直夸赞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英明，可以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相媲美，因为如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就打不下江山；而如果没有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杨红的持久战还不知要打多久，那他可能就象日本鬼子一样，最终给拖垮打败了。 婚后周宁告诉杨红，说h大虽然把你留在h大，而把我分到e市，想拆散我们这对鸳鸯，但我对它没有怀恨，只有感激。h大开始了我们的爱情，也成全了我们的婚姻，如果恋爱再那样谈下去，我只有跟你摊牌：要么同居，要么分手，我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周宁说，那时候跟你约会真难啊！如果躲着你不搂不抱，你又会问“今天怎么啦？不喜欢我了？”抱你又要抱出问题来。而你又偏偏喜欢躺在人工湖边的长凳子上，常常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头砸下来，枕在我那要害部位附近，还要把你那头扭来扭去，看月亮数星星。你不知道被你躺在怀里，头又在我那禁区里磨来磨去，“爱情”两个字就变得多么辛苦。你在那里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时，我却在担心，不知我的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杨红想，怪不得那时周宁坐在湖边那石凳上时，总是双手合十，放在自己的裆部，感情是怕我倒在他身上时，一头砸坏了那地方。我那时就奇怪，怎么这人跟女朋友约会，也摆出一个照全班集体像的姿势。 第13-16节 (13) 周宁说的这种疼痛，杨红是相信的，因为婚后她也有幸(不幸)见识了不只一次。 新婚第一夜，杨红没觉得太疼，因为一心想能够落红，所以越疼越放心。但到了第二夜，第三夜，还是疼，就觉得有点不妙了。虽说是行鱼水之欢，但每次就好像只有鱼，没有水，不仅不欢，反而火辣辣的疼。周宁也觉得举步维艰，连自己都弄疼了，还是只在外围攻城。有时好不容易进得城去，杨红已是眼泪婆娑，周宁一动，杨红就叫痛，搞得周宁只好弃城不攻。兵马齐备，粮草充足，就是不能攻城略地，他自己就开始疼痛不堪，躺着痛，站起来又坠又痛。 周宁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还疼呢？是不是处女膜还没破？” 杨红忍着疼出来的眼泪说：“怎么会没破？你不是看见了血了吗？” 周宁说：“我知道，不过书上说有些女人的处女膜厚，有韧性，虽然破了一点，出点血，因为破得不够，还是会阻在那里碍事。” 杨红想，早知你对处女膜有这么百花齐放的知识，我那时也不用瞎操心了。 “要不让我伸个指头进去查一查究竟有没有破？”周宁试探着说。 “伸个指头到哪里去？"杨红惊讶地问。 “当然是你那里啦，”周宁知道这个建议在杨红看来很下流，连自己也觉得离经叛道。 杨红脸一红：“伸到那里干什么？” 周宁解释说：“看看处女膜到底破没破啊？如果没破只好用指头捅破了，我—” 杨红听得莫明其妙，问：“处女膜在哪里啊？需要伸指头去查？” “不是说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么？”杨红想，这何止百花齐放，简直是异端邪说，忍不住嗔道：“还说你当年对女性生殖器作过透彻研究，连处女膜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说在哪里？”周宁迷惘地问。 “我不知道在哪里，不过肯定不是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杨红不想说出自己曾对着生理卫生书观察过自己的处女膜，但她记得书上说是在阴道口，而不是阴道内的。“你听谁说是在里面的？” 周宁摸摸头，实在想不起自己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知识的，就说：“我也想不起来了，有这个印象就是了。感觉处女膜就是象个内城门一样，隔着护城河，关得紧紧的，不过那门不是两扇，是一扇，而且自己是不会开启的，要到新婚之夜才由男人来攻破。不然别人怎么说新婚之夜男人要攻城破池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脱离了具体的个人，抽象到整个女人，有点科学实验的感觉了，所以杨红说话也比较大方了。“那不是个比喻吗？我听说处女膜应该是象个橡皮圈，护在城门那里的，大多数在新婚之夜破裂，但也有人因为剧烈运动不到新婚之夜就破裂的。你想，骑自行车都能弄破的东西，会是深藏在里面一两寸的地方吗？” 周宁点点头，觉得推论有理，但他又不解地问：“但你是城里疼，不是城门疼呀。” 杨红想了想说：“反正处女膜不应该象城门，你想，如果象一扇城门，挡在那里，那女人每个月‘老朋友’来时，血怎么流出来？” 周宁想想也有道理，就说：“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同房不应该疼的嘛，如果这么痛苦，那你们女人不早就闹翻天了？以前在乡下时听过洞房，也听结过婚的男人叫苦，说女人对房事，就象抽鸦片一样，没抽过时，不知其味，也无兴趣。一旦抽开了头，就容易上瘾，戒都戒不掉。都说开始时还能战得老婆嗷嗷求饶，战到后来，女人总是赢家，做丈夫的要鸣金收兵，老婆还穷追不舍，搞得男人未老先衰，腰酸背痛。可你这也抽过鸦片了，不光没上瘾，反而越来越痛。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听了周宁这最后一句，杨红就怔住了。杨红最怕别人说她不正常，因为她有个心病，常常连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正常。 (14) 杨红担心自己不正常，是因为一直以来她的“老朋友”都不怎么守时。她十四岁初潮，在她那个年代也挺正常，不算晚。妈妈告诉她，从此以后，你这个“老朋友”就会每月来拜访你。 等到第二个月月底，离初潮已经一个月了，但杨红的“老朋友”失了信，没来拜访她。再过一个月，还是没有“老朋友”的踪影。大约过了半年左右，“老朋友”才露了个面，也只是匆匆点个卯就逃之夭夭了。杨红的妈妈开始着急，请镇上的医生看了，只说是没什么，女孩儿最初几年因为身体内部还未发育完善，常常会颠三倒四的。 杨红就这样颠三倒四地过了一两年，“老朋友”多半是避而不见，要见也是选在最不适宜的时候见：春游啊，扫墓啊，下雨下雪啊，体育课考试啊，反正是杨红最不方便的时候，“老朋友”就来了。后来动不动就半年没有音信，象把杨红忘了一样。 杨红的妈妈更着急了，怕杨红得了“干病”，就带杨红到h市去看病，先是吃中药，没用，又找西医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妈妈找到h市最好的医院，请最有名气的妇科医生看。医生看了杨红这些年的病历，问了数十个问题，最后说：“做人工周期吧”，就开了几十瓶针药，让杨红当时就打一针，把药带回去，在当地找个卫生所，一天一针，连着打半个月。 杨红回到学校，也不敢到校医务室去打针，怕传出去自己没脸见人。她只好请了一节课的假，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打针。 镇卫生院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姓李的护士，四十多岁，长得很漂亮，是那种漂亮到时不时就会有人说闲言碎语的女人。李护士的女儿读小学时曾是杨红妈妈的学生，所以李护士也认得杨红。李护士看了杨红的处方单，又看了杨红带来的针药，惊讶地问：“姑娘，你为什么要打这个针？” 杨红心想，今天倒霉，遇到这个多事的人，就半天啃不出一声。 李护士说：“这是黄体酮，是用来保胎的，或是做人工周期的。你有什么病？要打这个针？谁给你开的药？” 杨红见她这样一说，赶快声明：“是做人工周期的，h市医院的医生开的。” 李护士就问为什么要做人工周期，杨红就把这些年来“老朋友”擅自迟到旷课的事大略讲了一下。 李护士把针药放回杨红的药盒里，说：“姑娘，这针我不能给你打。你妈妈是我女儿的老师，我才多这个事，这个针打了不好，是人为地造成月经，就我所知，打一个周期的针，你来一次月经，停针了，又恢复原样，反而影响内分泌。月经不规则没什么，只要自己没什么不舒服就没大事。我一辈子都不规则，我还不一样结婚生孩子？啥事没有。” 杨红听了这话，心想，李护士不仅没事，还生得这么漂亮，说不定就是因为“老朋友”颠三倒四的原因。这样一想，就觉得心情轻松，扔了那盒药，跑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去找了李护士，两人谈了很久，似乎也不那么担心了，又见药也扔了，就由杨红去了。 后来，杨红的“老朋友”还是那么懒惰，不过时间长了，似乎也形成了规律，有点象当时的大型刊物《当代》《收获》什么的，不是月刊，而是双月刊。有时竟象《译林》，是季刊。杨红也没什么不适，“老朋友”来了，她也不象有些女同学那样，或腰酸背疼，或冷汗直冒，她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老朋友”不来，她倒落个清闲。 但这个事却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除了李护士，她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个人是像她这样的，书上也从没说过这是正常的。她看到过的书都是说这叫月经不调，是一种妇科病。进了大学后，起初她还有点担心，怕同寝室的人觉察到她的与众不同。但后来发现其实没人注意她，可能因为她离家近，周末常常可以回家去，同寝室的大概以为她在家的那些天已经被“老朋友”拜访过了。 以前这事不影响读书高考，又有李护士那个绝色先例，她也没特别为它着急，现在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过不好，就害怕起来：看来自己真的是不正常了。 (15) 杨红的蜜月正是在暑假里。那时她刚留校，还没开始上课。周宁分在e市的一所中专里，也有暑假，所以也留在h市。两人天天呆在一间十平米的房子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周宁就难免有所想望。但每次才起个头，杨红已是苦不堪言，周宁只好作罢。周宁这样多次希望，多次失望，也疼痛起来，弄得坐立不安。 杨红见周宁疼痛难忍，就建议周宁去看医生。周宁说，不用看，我这应该不是病。我不起那个想头，根本不会疼的，但心下也有点惴惴，好像没听其它男人说他们有这毛病啊，这种事又不好去问他们。一般人总认为男人在一起，什么都说得出来，其实那是议论女人，胆子大的也可能吹嘘一下自己的性能力。但如果担心自己生理上有毛病，男人是不会说出来与他人求证的。 杨红觉得既然已是夫妻了，那自己“老朋友”的事，就不应该瞒着周宁，而且瞒也是瞒不过的，於是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周宁听了，就建议杨红去看医生，说是不是因为内分泌有问题，才会这么疼呢？杨红抵死也不愿去看医生，因为要看医生先要去校医院。校医院的医生都是h大的家属，你认得我，我认得你，三传两传就传到自己系里头去了。这种事情找他们看，还不如自己到学校广播站去宣讲，至少还可以实事求是。让那些医生护士一传，还不把我说成一个怪物了？那我还要不要在h大呆？ 周宁说，那就到外面去看，不就是自费嘛，花钱治病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杨红就更正说，我这不是病，有李护士的话为证。周宁听她说已经看过各种医生了，也想不出还有什么高手可以去请教。 两人都不愿去看医生，也都不勉强对方去看医生，心想如果对方真是有病，传出去自己也不光彩。於是两人就决定还是靠自己，去找些书来看。杨红去图书馆查，周宁就去书店找。最后，还是周宁买的一本《家庭生活大全》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里面有一章是有关夫妻生活的。两个人把那一章通读了一遍，觉得找到了原因，书上说那叫“阴冷”，就是女人对房事一点没兴趣，所以没润滑，就会觉得疼痛。 周宁就拿着书，挑几条妻子方面的原因问杨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性是件丑事脏事，同房时有犯罪感呢？” 杨红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没有。如果是婚前做，我可能会觉得羞耻，但现在婚都结了，我也想把事做好，怎么会有犯罪感呢？” 周宁想想也是，就再读一条：“是不是小时候受过性侵犯，有过什么痛苦的性经历呢？” 杨红急忙摆手说：“别乱往我身上套了，你知道的，新婚之夜是我第一次。在那以前，连手都没有男人碰过。” 周宁再看看丈夫方面的原因，担心地说：“难道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第一夜太鲁莽，使你产生了惧怕的感觉？” “也不是。”杨红想，你那时就是再鲁莽，我也不会介意的。 周宁说：“那就只能是这最后一条了，说女人性兴奋来得比较慢，如果做丈夫的事前爱抚不够，而妻子又太害羞，不够投入，就会缺少润滑。” 杨红想，这个理由还令人满意，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是一半一半，就说：“应该是吧。” 周宁就说：“还好，书上说了解决办法。”两个人对文字都是极敬畏的，书上说的，还会有错么？於是两个人就把书上提供的解决办法仔细研读一遍，最后得出结论：其实也不难，就是丈夫事前多些爱抚，而妻子也以“荡漾的春心”迎接丈夫的爱抚。 找到了答案，两人都很高兴，当场就决定理论联系实际，亲自试一试。到这时才发现书上开的处方也很含糊，只讲做什么，却不讲怎么做。周宁就试探着在杨红身上四处乱摸，一边急切地问：“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没有？” 杨红看他这样急切，好像一个懒惰的学生，做作业不愿自己独立思考，只一迭声地问老师答案一样，除了觉得很滑稽，没什么感觉。而她自己也正在那里冥思苦想，怎样才算是“荡漾的春心”，结果越想越觉得象是在做考试题一样，拟出的答案都是文字在脑海中漂浮，跟身体象是完全无关。试着试着，两个人就忍不住笑起来， 杨红说：“我们两个真是书呆子。” 周宁说：“我们算什么书呆子？听说有两个学物理的，新婚之夜就并排躺在那里，中间隔着二十厘米，手握着手，等着阴离子阳离子从他们手上传给对方去交合呢。” (16)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红和周宁两个人，一个想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另一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坚持在那里做功夫，做得多了，杨红觉得自己也渐渐适应了，不仅不觉痛苦，也慢慢有了一点淡淡的，说不清楚的舒服感觉。 杨红一面高兴，一面心下疑惑，这好像也不至於要象抽鸦片一样上瘾啊。杨红当然没抽过鸦片，但也经常听妈妈讲，说她的外祖父就是抽鸦片上瘾，把祖上传给他的几十亩良田都抽光了的。妈妈讲起外祖父抽鸦片时，脸上一般都是感激不尽的表情，说要不是他为抽鸦片卖光了那些地，解放初期家里划成分时就会被划成地主了，文革当中肯定会被揪出来批斗，我一个地主的女儿，你爸爸就不敢跟我结婚了，那就没有你们兄妹两了。 所以杨红自小就对外祖父抽鸦片上瘾心存感激，没有外祖父的抽鸦片上瘾，就没有自己这条命。上小学时，有一次用“没有就没有”句式造句时，还被这个强烈的感激之情逃逸出去，一不小心，造了一个“没有外祖父抽鸦片，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样的句子。幸好那时妈妈就是杨红的语文老师。这个句子被妈妈批改作业时看见，一顿臭骂，威胁说再不许造这种句子了，就红笔一挥，改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杨红对外祖父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减，常常缠着妈妈要她讲外祖父的事。妈妈总是说，有什么好讲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只记得那时已经解放了，禁了鸦片了，他弄不到鸦片抽，就比死了还难受，形容枯槁，脸上总是一把口涎两挂鼻涕，人见人嫌。有时瘾上来了，要叫人把他捆在门前的大树上，怕他自杀。后来有一次，看得不紧，就被他逃出去，跳了门前的小河，死了。临了，妈妈总要加上一句，共产党就是有本事，禁烟禁睹禁娼，国民党办不到的，共产党都办到了。 虽然杨红的妈妈讲起外祖父，一贯是用这种平淡无奇的口吻，但外祖父抽鸦片上瘾的故事还是在杨红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瘾”两个字，是跟要死要活、投河上吊连在一起的。现在联系到自己，就觉得诧异，就这样一种淡淡的舒服感，值得周宁说的那些女人上瘾吗？扪心自问，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您来了，请坐请坐；您走了，不送不送”之类可有可无的感觉。 杨红就把那本《家庭生活大全》再搬出来看，感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书不认真就是不行。书上赫然写着，夫妻生活，男女都会有“高潮”的。杨红就把描写女性高潮的那一节认真读了一遍。书上说得极中肯，说女性的高潮因人而异，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不外乎以下种种。然后就“有的……有的……还有的……”地罗列了十几条。 杨红就一条一条地读，一条一条地对照自己，回答是“没有……没有……更没有……”。读完了，心里就非常恐慌，因为自己一条都没有，感觉象过党组织生活时，发现自己没有按党员守则去做一样。 周宁的表情倒是很符合书上对男性高潮的描写，眉毛拧得够紧，气也喘得够响，汗也出了，人也瘫了，就象写书人是站在旁边，一边观察周宁，一边记录的一样。 杨红是个好胜的人，可能是父母经常说：一个人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而杨红不知怎么的，就在里面加了一个“最”字，变成“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所以一直以来，就在为这个“最”字努力。幸好“最”总是有个范围来限制的，而且杨红还没有把这个范围扩得太大，总算得以幸存下来。如果她一心要做全世界第一，可能早就大失所望，一死了之了。杨红不过是要做一个小范围的“最好”，在班上一贯都是前几名。而周宁一直都是最后几名，因为周宁小学时有个老师说过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一直把这个评语断章取义地记在心里，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学习也就不大用功，成绩一直就不是很好，好像不把自己的前程误掉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确实是有小聪明一样。 现在这情况好像调了个个，周宁这个全班成绩最差的人做得如《家庭生活大全》上写的一样标准，而杨红这个尖子生呢，做了这许多次，没有一次够得上“高潮”二字的。如果打起分来，肯定是不及格。杨红就开始发愁，女人应该有的，我没有；别的女人上瘾，追着男人要，我觉得可有可无，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联想到自己的“老朋友”问题，杨红就后悔当初听了李护士的话，把那些药扔了，如果那时坚持打下去，说不定自己早就正常了。你想想，一边是名医院的名医生，另一边是小镇上的小护士，谁对谁错，不是昭然若揭吗？ 再到做爱的时候，杨红就免不了仔细观察自己，看有没有书上说的那种“高潮”，观察来观察去，就很失望，只有承认自己确实是“不正常”，对周宁就生出很深的感激，觉得他不嫌弃自己，从来不用“你有没有高潮”这样的问题来为难自己，实在是非常大度，非常体贴。什么叫知己？知己就是那个知道我的缺点甚至我的不正常还能爱我的人。杨红就很有“知我者，周宁也”的感觉，决心要好好爱周宁，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第17-20节 (17) 男女之间，即便是做了夫妻，有很多时候，也还是如歌中唱的那样：“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或许正因为做了夫妻，离得太近，失去了旁观的距离和心态，才变得不懂彼此的心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 当杨红在那里愁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周宁一点也没觉察。周宁是那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对那本《家庭生活大全》早就失去了兴趣，再也没摸一下，像他的那些课本一样，只有在临考前几天，他才会想起它们的存在。考试一过，也不问考得如何，就把课本扔了，有时要补考还得去问人借书。杨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用过的书都留在那里，怕有朝一日会用得上。考完试，也有很长时间还在那里回想那些考题，看哪题做对了，哪题做错了。发现有一题做错，就悔之莫及，常常在梦里都在更正那道题的答案。 周宁那时也有他自己的愁，因为他曾对杨红许过一个大诺，说：“蜜月，蜜月，就是要蜜一整个月嘛。我要连续做一个月，天天做，不间断。”周宁有了这个诺言的约束，就一门心思放在如何部署兵马粮草，以求绝不食言上。做一次，就舒口气：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周宁选一个月这个数字，一是因为“蜜月”这个词的启示，二是因为在家乡时经常听那些新婚的男人说起连做一个月的英雄业绩。在周宁看来，这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他才二十二、三，而杨红现在又不再是阻力，做三十天只是举手只劳(当然在周宁心里是把这个“手”换做一个别的字的)。但他没想到这种事讲究的是“冲动”二字，而冲动是不经安排的。只听说过“一时冲动”，没听说过“计划冲动”。 所以周宁就把自己弄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是计划行事，便成了一个任务。而任何事情一旦变成任务，即使不使人兴味索然，也难免让兴趣一落千丈。周宁就发现有时对这个任务有了一点偷工减料的想法，就像他对待所有的作业和实验一样。有时又因为在外面下棋打牌搞得太晚，回来后倒头就睡，难免误个一天。 不过周宁绝不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如人，他的理论是，如果我都做不到三十天，那别人也做不到，只能是在那里瞎吹。周宁这样想，就少许多烦恼。用心理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心理比较健康，而杨红那种就不太健康，因为她一旦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对头，无法开解，活得太沉重。 周宁只担心杨红会记得他说的话，天天来检查他有没有食言。象杨红这样办事认真的人，肯定会发现他漏了一两天，如果问他一句“昨天你怎么没做”，那他真的要无地自容了。他见杨红也不来检查他有没有实现诺言，觉得杨红也很体贴，至少是粗心得可爱。 如果杨红知道周宁的想法，或者周宁知道杨红的想法，一定会觉得这是典型的同床异梦。其实造“同床异梦”这个词的人大概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并没有想到后人会把它用作贬义词。夫妻虽然同睡一床，但既是两个不同的人，生着两个脑袋，做的梦当然是不同的。如果夫妻两个每晚做同样的梦，那才真叫撞鬼了。 既然夫妻两都有自己的心思，而对方又都不在意，两人就都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家里除了用过的课本，没别的书，杨红就对《家庭生活大全》上的其它部分感起兴趣来。《家庭生活大全》号称“大”而“全”，也当得起这个书名，有关家庭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杨红想，老年保健现在还用不上，生儿育女也还早，种花养草又没有地方，还是从毛衣编织和饮食起居做起，先学做饭和织毛衣。 正好周宁那件毛衣，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听周宁说还是若干年前，他妈妈卖了一头猪，在一个某地买了毛线，请一个谁们织的。那个谁们也太黑心，克扣了大半毛线，只给他织了件当时就只算贴身的毛衣。每次听老妈痛骂那个黑心的谁们，周宁就息事宁人地说：“算了算了，以后不用卖猪买毛线了，直接把那张猪皮给我穿就行了，还可以省下猪肉自己吃。” (18) 上高中的时候，周宁的那件毛衣就已经很贴身了，等到上了大学，就变得更贴身了。这里说“更贴身”，只是说太小太紧了，因为有些形容词是没有比较级的，不能在前面加“更”字。很多男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绝不会对一个女人说“我爱她，但我更爱你”，因为你这样说，她一定认为你撒了谎，两人当中你只能爱一个。而且能加“更”的词就能加“最”，你说你“更”爱我，就是说你还是不爱我，因为你还有一个“最”爱的她。 且说周宁那件毛衣，既短且小不说，肚子上那一块，因周宁惯於将毛衣扎在裤子里保暖，已经磨出一个大洞，周宁也不在乎。所谓不在乎，常常是因为在乎也没有用，只好装做不在乎，也添一分酷。周宁家境不太好，他就一直让那毛衣破在那里，整个秋冬都是那件毛衣加一件军大衣。在学校同人打羽毛球时，常常脱了军大衣，只穿那件破毛衣，在那里打得热火朝天。远远望去，只说是胸前印着一个“0”号，虽然印得低了一些，但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周宁那件毛衣就经常活跃在各种场合。学校里一应活动，只要是与读书学习无关的，周宁都喜欢凑个热闹。有一回，听人说大家都去省政府请愿去了，周宁也不问请什么愿，就跟着去了。他腿长，一下就走到最前头。大家见他身穿军大衣，人又高大，面部表情又迫切，只说是个领头，也没人问他的来龙去脉。走到省政府，说可以让十个代表进去，周宁被人当作为代表，一下子推了进去。在里面一间接待室里坐了一、二十分钟，周宁正想出去抽根烟，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接待室，说你们派一个人进来见省长吧。大家就推周宁去，周宁正想问其它人到底为什么请愿，就听那干部说，“快点，快点，省长很忙呢。”周宁只好糊里糊涂地跟那干部进了省长的办公室。 周宁很迷糊，也很紧张，觉得浑身发热，就把军大衣脱了，坐在省长对面。省长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报告我们，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嘛。周宁说，这不也是正当渠道吗？省长似乎很欣赏他的顶撞，问他，那你把你们的要求告诉我吧。周宁这才想起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次请愿的目的，只好支吾着说：我们要求改善学校伙食，减少作业考试。省长说，那没问题，我会请人办的。临走，省长又说：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周宁出来，立即被人当作英雄抬在肩上，到最后都不知道那次请愿的目的，也没有拿到那笔补助。 所以周宁仍穿那件破毛衣。 周宁爱去学校舞会，属於“瘾大水平低”一族，而杨红则属於“会跳不爱跳”一类，因为她学跳舞如做学问，自然学得标准，但她又忙於读书，也没有多少时间去跳舞，都是周宁一个人跑去。冬天周宁就穿着军大衣去舞会，到了舞场，先脱了大衣，找个角落一丢，就穿那件破毛衣，上前请女生跳舞。周宁邀人跳舞很少被拒绝，大概是因为别人都说他长得象周华健。 周宁不觉得别人这样说是一种抬举，反而觉得自己有点亏，因为他觉得周华健脸部中央有些凹陷，象被人坐了一屁股一样，要说自己象周华健，也应该是改良版周华健。被周宁邀去跳舞的女生，如果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穷的人，就以为周宁别居一格，不修边幅；相信他是真穷的人，就对他生出一腔怜悯之情。众所周知，女人的怜悯是很容易上升为爱情的，所以杨红还曾有过几个潜在的情敌，全是因为那件破毛衣。 周宁同一个新舞伴跳舞时，都是一上去就说对方舞跳得不错，就是乐感差一点。这样一说，那女生就有点羞愧，但还没有到恼羞成怒的地步，毕竟周宁说她舞跳得不错嘛。那女生就努力追踪音乐，想抓住乐感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多半就没有精力发现周宁跳舞的差错了，正好中了他的圈套。有的女生怕人看见他衣服上这个大洞，跟他跳舞时，就想遮起来，只好同他贴得近一些，让周宁得着些意外之财(色？)。所以周宁的毛衣，在他们学校里，颇有名气。 那时杨红就想为他织件毛衣，但鉴于学习紧张，一直未能如愿。现在有了时间，又有《家庭生活大全》作指导，杨红就兴致勃勃地去买了一些毛线，又将周宁的破毛衣拆了，洗了，加了新线，照着书上的指示，一针一针编织起来。织了一截，效果还不错，就想，原来这些事也并不难，以前看寝室里一位大姐织个围巾，还把别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其实自己也会做的，不比读书难。杨红就一路织下去，第一次就成功了，因为是严格按照书上说的比例去起针的，一米七五的周宁一穿，恰恰合身。织出了信心，也织出了兴趣，杨红就又买了毛钱，给周宁和自己织毛裤。织到后来，隔壁的王大姐都要来向杨红请教了。 (19) 虽然h大青年教工食堂暑假里也还开着门，但如同任何一个大学食堂一样，办堂宗旨都是为学生说俏皮话提供素材的，色香味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之上。杨红和周宁在h大食堂吃了四年，早已吃得不耐烦了，杨红就照着《家庭生活大全》，做起菜来。她虽然也象所有的书呆子一样，对书中所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不清很不满意，但她是做实验出身的，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的，只要循序渐进地加大投放量，慢慢会摸出道道来。所以杨红就常常是先放一点盐，炒两勺子，就尝一尝。不够咸，再放一点盐，再炒再尝。如果不慎放了太多盐，她也悟出该如何补救，无非是加些糖，加些醋，把椒盐搞成糖醋就是了。 后来连周宁也摸出了她的规律，见她放糖就问：“盐又放多了？” 杨红只笑而不答。吃饭的时候，杨红常常是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周宁津津有味地吃。周宁起初还问她，你怎么不吃，后来知道她做饭时一路尝味，已基本上尝饱了，也不再询问，只管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打扫干净，知道这是对杨红最大的奖赏和鼓励。 周宁是个好客的人，又爱喝酒，但杨红不会喝。酒桌上没有人陪着喝，就象谈恋爱没有对象一样，虽然可以暗恋，可以自恋，但都不过瘾。所以周宁很快就开始物色酒友。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米的房间，走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跟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到的垃圾她到，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损失。 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隔壁左右的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就行了。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有人来拿时搞错了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象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罗。”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这也是实情。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衣服什么的，只有她家，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么快就消逝了？ (20) 杨红跟周宁商量：“每天都是我做饭，别人都在议论，今天下午你做饭吧。” 周宁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议论，但没想到杨红这么快就觉悟了，心里不快，忽然很理解为什么资本家恨那些搞工运的人：工人在那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就是你们这些人，七挑八挑，搞得工人提条件，闹罢工。但周宁怕杨红生气，就一口应承下来。杨红也舒了口气，心想他还是很心疼我的，也就是说还是很爱我的，可能前一段时间我抢着做饭，把他表达爱心的机会褫夺了。 结果到了晚上快六点了，周宁还在看电视，好像已把做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经杨红提醒，周宁才猛一拍脑门，说：“呀，差点忘了！”转身就冲到走廊上去做饭。不过，很快又冲回来，问杨红怎样开煤气灶。过了一会，又问锅在哪里，面在哪里，盐在哪里，等等等等。杨红按捺着，一一告诉他，周宁好不容易把锅座上，把面放进去，过一会又因为看电视看忘记了，听到对面毛姐在叫：“杨红，锅里沸出来了！”杨红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条件反射地跳起来，跑出去把残局收拾了。 后来还叫周宁做过几次饭，次次都有新问题，搞得比杨红自己做饭还麻烦，说他吧，他只说从小到大，从来没做过饭。如果杨红不想做饭，两个人就还是回去吃食堂。 杨红只好改让周宁洗碗。虽然洗碗的技术含金量低一些，但周宁一样可以把它做得别开生面。一般是把吃过的碗放在那里，久久不去洗，弄得苍蝇蚊子都寻来了。去洗呢，也本着“执行政策不走样”的精神，你叫洗碗就洗碗，其它问题都不管，就只拎着两只碗悠哉游哉地走去水房，用过的锅盆什么的一概不问。 周宁如果能把两只碗原封不动地拿回就算不错了，多数时候是遇到了棋友、牌友、酒友、邻居，就算没遇到他也可以现场交一个，就从水房一路侃到走廊，又从走廊侃到别的楼层，再就不知侃到何处去了。大多数时间都是到了下一顿做饭时，杨红才发现锅盆上粘着的饭菜都干枯在那里了，而两只碗则不知去向。她只好把锅盆拿到水房去，自己洗净，顺便把周宁忘在那里的碗也带回来。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每次杨红都是等到周宁回到家，才关了门，小声说他几句，生怕外人听见，说它们蜜月里就在吵架，传出去难听。周宁也总是抱歉，说“唉呀，怎么就把碗忘在水房了呢？都是老王，扯着我讲啊讲，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话—”。 有一次，周宁照例拎着两只碗去水房，杨红对他说：“你洗碗就真的只洗碗啊？你把锅盆什么的也带去洗一下不行吗？” 周宁见走廊上有人，就把胆一壮，说：“我们家乡从来没有男人洗碗的，男做女工，凶也不凶，男人做女人的活是没出息的。男人做饭洗碗，那他们娶老婆干什么？” 杨红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又不敢在走廊上同他吵，只好瞪着周宁，脸色发白。周宁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跑去水房，不回来听杨红的下文了。 杨红在家里生了一个下午的气，哭得昏头转向，心想，什么年月了，还把女人当奴隶，娶我就是为了有个做饭洗碗的人？还以为娶我是因为爱我呢，搞半天他压根就没有爱过我。 到了晚上，周宁才从不知从哪个朋友那里回来，见锅里没有给他留饭，也不敢多问，径直爬上床来，扳过杨红的脸，见她满面泪痕，两眼红肿，就问：“好好的，哭什么呢？” 杨红见他一脸清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哭得更厉害了。 周宁只说她是为洗碗的事生气，不知道问题已经上升到“爱不爱”的高度，又听人说“女人是要哄的”，就琢磨着怎样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又不愿认错，怕认开了头以后没有完，就神龙见头不见尾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嘛，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长期形成的，改掉都是很困难的。” 周宁原意只想避免说“我有弱点”，所以牵出“每个人”这只替罪羊。但在杨红听来，却是别有所指，是在点她的心病，说她有与生俱来的弱点，一时竟有点哑口无言。 周宁见她不做声，以为自己胡绉的几句话起到了格言般的作用，遂决定以后就以周氏格言做求和的工具，一句就够杨红想的了，自己也不失面子。 第21-24节 (21) 两个人的第一次别扭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周宁没道歉，杨红也不追问。 但做饭洗碗的事仍然令杨红头疼，倒不是她一个人又做饭又洗碗有多么累，她也愿意相信周宁的懒只是从小形成的习惯，与爱不爱她无关。但别人见周宁不做饭不洗碗就会以为他不够爱老婆。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再自信，也难免怀疑你丈夫是不是真的爱你。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这些格言都是人瞎编出来的？ 杨红也知道还有一句格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但她不要说做到这一点，她连读都都不好这句话。 上高中时，杨红的语文老师自恃普通话讲得好，能分清“z,c,s”和“zh,ch,sh”，对朗读特别重视。杨红有一次被叫起来朗读课文，内中就有这句格言。杨红看到有“自己”和“别人”这对反义词，就想当然地把重音放在这两个词上。但老师说她读得不对，像她那样读，让人感觉你还可以“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老师说，这句话的重音应该是在“路”和“议论”上，才能显出你一心走路，不怕闲话的决心。杨红读了好多遍，都没读出老师要的效果。最后还一连三遍地读成：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吧！” 按弗罗伊德的说法，口误、笔误都是下意识的逼真反映。你误读成“走别人的路”，实际上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就想走别人的路。其实何止是潜意识，杨红的明意识里也是宁愿“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的。别人留长发，她就留长发；别人有刘海了，她也剪一把放在那里；别人不穿裙子的时候，她绝不率先穿裙子。总之，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傻子过年看隔壁。虽然有时也觉得别人的做法不对，但也只在心里嘀咕几句，算是“议论”过了。 结婚买家俱时，杨红本来不喜欢粉红、粉蓝的，但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h市流行这两种颜色，杨红为别人着想，只好买了一套粉红的。后来同楼的人个个说好看，杨红也暗自庆幸，还是“走别人的路”好。她买的电视也是照当时的潮流，要买大的，虽然她的房间只有十平米，但她还是买了一个29寸的，在当时已经是大而无当了。看电视时因为离得太近，老觉得人物象打了格子一样。 对面毛姐家也是一个大电视，她丈夫老丁就对周宁说，不如你坐在我门前看你家的电视，我坐在你门前看我家的电视，隔着走廊和一间房，距离正好。杨红想，老丁也跟我一样，也只敢“让自己去议论”，买电视时，还是要“走别人的路”，买大的。 杨红从小就很敬畏这个“别人”。小时候外婆说到“别人”时，脸上满是惧怕之色。杨红想既然外婆都知道这个“别人”，一定是本镇的，而本镇能让外婆这个自称“一把老骨头，谁也不怕”的人害怕的，应该只有隔壁的王红眼。 “杨红，坐要有坐相，别叉开两腿，别人看见要笑话的。”外婆说，扬手就往外面一指。杨红就想起隔壁的王红眼，听说这人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军队做过伙头军，后来又被解放军收编，成了解放军的炊事员，后来又被过国民党抓回去，后来又被解放军收编……解放后王红眼在杨红妈妈那个学校工作，做炊事员。王红眼额顶长着一个肉瘤，脸上一个酒糟鼻子，眼永远是红的。有人说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但他说是自己跑去的，“没饭吃么”，还说他打仗时用挖行军灶的铁锹砍死过人。这件事一直让人当作历史问题调查，到底砍死的是国民党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不过那时杨红想，不管他砍死的是什么人，肯定是个叉开腿坐的人。 杨红一听外婆提“别人”，就觉得是在说王红眼，赶快把两腿并拢，怕王红眼走过来，拿铁锹砍死她。 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别人”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形无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群体。考得不好？别人要笑话的；穿得太怪？别人会怎么说？ 杨红的一个表姐还告诉她，说找不到男朋友，别人会说你“高不成，低不就”。别人这样说你，你的两个肩就会变得一边高，一边低，因为女人爱面子呀，“低不就”还扛得住，但扛着“高不成”的那边吃力太多，就会压得歪下去。表姐是北大毕业的，在北京工作，只有春节才回来，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回来没人玩，就跟比她小很多的杨红玩。表姐总是说：“高不成？好像我癞蛤蟆吃天鹅肉没吃到一样，其实是我那片天空根本就没有鹅！” 杨红知道自己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过得再幸福，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更何况是“爱不爱”这种很难找到客观衡量标准的东西呢？什么叫爱？什么叫不爱？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还在那里以为他爱你，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就算你丈夫口口声声说爱你，他都可能并不爱你，更何况象周宁这样说都不说爱你的人呢？ 所以杨红虽然宁愿自己做饭洗碗而不想为这些琐事与周宁发生争执，但因为住的是集体宿舍，不能不为群众着想，於是仍然天天逼着周宁洗碗。好在周宁有更远大的计划在心中酝酿，也不计较，每次都丢三拉四地把碗洗了。杨红只要在别人眼里过得去就行，自己去收拾残局也无怨言。每当周宁洗碗时，杨红恨不得在走廊上吆喝一声：“嗨，都来看哪，我丈夫在洗碗哪，别又说我丈夫不疼我。” (22) 杨红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宁可“走别人的路”，但在一件事情上却有很坚定的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那就是“爱情”。其实如果把“别人”这个词的定义放宽一些，她还是在走别人的路，只不过这个“别人”不是生活中的张三李四，而是理想爱情中的王五赵六。 杨红不知道她的爱情观是从哪里来的，她没看过多少琼瑶式的小说，也没看过多少西方的浪漫电影或者中国古典式的爱情故事，肯定都看过一些，但并没有在脑海中树立起一个鲜明的印象，不象现代的追星族，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是爱木村拓哉还是爱金城武。有人说每个少女都或多或少追过星，如果真是这样，杨红追的，肯定是星光，而不是具体的星，是那些星们在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人物，而不是星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吃喝拉撒的肉身。 所以杨红不知道爱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她往往直觉地知道爱情不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马上就能想到：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人追求她的时候，她一看那个人，就能立即做出结论，我爱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人问她：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人呢？她就糊涂了，答不上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人。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或者一个重大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她们经常会说“就是他那一句话使我爱上了他”，或者更厉害的：“那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杨红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有时还强词夺理地想，说那些话的人，也不过是象那个笑话里面吃包子的傻子一样，花所有的钱买了一盘包子都没吃饱，后来问同桌的人讨了一个，才吃一半就吃饱了，遂后悔莫及：早知道半个包子就能吃饱，就不该买那一盘包子了，还可以把钱省下来。 杨红就不知道自己那一盘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而那半个包子也一直没吃到，所以就只在脑筋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爱情观，无法用言语来作个界定。她记得很小的时候，跟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不知为什么说到长大了要跟谁结婚上头去了。如果外婆听见肯定又要拿“别人”来唬她，不过小女孩说结婚，并不知道结婚这个词跟性还有联系，只说结婚就是穿漂亮衣服，发喜糖，然后就有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洋娃娃陪着你了。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怕被人抢了头牌，就率先说要跟毛主席结婚，其它的见毛主席已被人捷足先登了，就抢着说要跟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们结婚。杨红虽然年幼，也觉得她们天真得可爱，幼稚得无知。毛主席都已经逝世了，就是死了，懂不懂？跟死了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杨红对毛主席逝世记得很清楚，因为刚发生不久。那天是星期四，下午不上课，老师政治学习，杨红在学校的操场上玩，等妈妈下班。突然就听见学校广播里放起哀乐来，杨红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逝世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周总理逝世，也是放这种音乐的。杨红就见学校的老师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一边念念叨叨地说：毛主席去世了！一边就嚎啕大哭。杨红还不太清楚毛主席逝世的严重后果，有点哭不出来，但也捂住脸，怕别人看见她没哭会责备她，心里纳闷，妈妈不是说有一个高人测算过，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四十五岁吗？怎么提前就逝世了呢？ 杨红就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小女孩的错误，说你不能跟毛主席结婚的，毛主席已经死了。那个女孩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尴尬，脸也红了，很羡慕那几个抢到英雄人物的同伴。杨红倒不觉得那几个要跟英雄人物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对，充其量也就是眼界太高了。她不知道那几个英雄人物如今也跟毛主席一样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只知道雷锋是殉职的，董存瑞是牺牲了的，黄继光是舍己为人的，都是英雄人物，永远都象照片上、画面上那么年轻，可能都住在什么大地方，也许就是北京，世界上还有比北京更大的地方么？如果有，毛主席也不会住在北京了。 可能杨红的血液里天生就没有“追星”的因子，她从没想到过跟英雄人物结婚。她只觉得那些英雄人物住在北京，都大老远的，认都不认识自己，自己怎么会同他们结婚呢？如果他们就住在镇上，又走过来说喜欢自己，自己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杨红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结婚，就突然想起以前看妈妈学校老师联欢时，有一个马老师，是个“摘帽右派”，曾经在台上拉过二胡，那音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为什么就把她听哭了。当时还就因为她哭了，就有老师起来说今天是个喜庆日子，拉这个做什么呢？那个马老师就尴尬地下去了，搞得杨红很不好意思，觉得是自己害了他。后来问妈妈，才知道马老师拉的是“江河水”，好像是说一个女的受了什么委曲，在一条江边哭泣的故事。杨红就想，难怪那么伤心。 杨红就对女伴们说：我长大了要跟一个会拉琴的人结婚。她觉得这个理想还比较现实，当然不是马老师，他那么大年纪了，肯定等不到我长大就死了。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老说马老师是“摘帽右派”，杨红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戴着一顶黄军帽，从来没摘过。女伴就问她，什么拉琴的？杨红就比划了一下，结果大家都说，还说什么拉琴的，原来是锯木头的。杨红觉得她们没听过那个音乐，不知道它的妙处，也懒得跟她们多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红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的，不是全面实现，至少也是部分实现，因为周宁也可以拉拉二胡的，只不过拉得没有那个“摘帽右派”好，不会拉“江河水”，只会拉“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只会拉前面慢的部分，拉到后面快的部分就拉不下去了，声音也是直杠杠的，不优美。问他，他只说我这个人学什么都是这样，进门比谁都快，但学到深处，就没耐心了，我拉二胡就是因为学不会揉弦，就放弃了。 (23) 有人把女性按她们的择偶标准分成三大类型：攀龙附凤型，门当户对型，救世济贫型。对最后一种类型，很多人都以为是指那些有钱的女人，下嫁了一个穷光蛋。其实这个救世济贫并不是就金钱而言，而是就感情而言。 女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一个要靠她的爱情才能活下去的男人，她们喜欢听男人说“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或是“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一死了之”。如果你想用“天涯何处无芳草”去打动一个女人，基本上是会以失败告终的。女人的救世济贫，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拯救一个爱她爱得病入膏肓的男人，爱得越深越苦的，越需要她拯救的，越能打动她的心。如果她的爱能使一个杀人魔王立地成佛，或者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重获新生，或者使一个寻花问柳的浪荡子忠贞不二，她多半是要把爱情拿出来救那个男人的。 有人刻薄地说这是因为女人有“救世主情结”，实际上是因为女人普遍具有同情心或者母性。如果一个男人听一个女人对他说“等你等到我心痛”，男人会开心地想，心痛就好，可以再晚几分钟去，既然想着我就不会立即跟人跑掉。如果换了一个女人呢？她多半就想立即跑过去，对他说，我来了，让我来治好你的心痛。 杨红的择偶观就是典型的救世济贫型，不过她执行得更极端，已不限於爱情了，算得上极端救世济贫型。在她看来，爱情是跟金钱地位不沾边的，一沾边就不是真正的爱情了。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时，如果是当官的公子，暴发户的儿子，她见都不见，就推掉了，心想，我在他们生活中算个什么？至多就是锦上添花。 不能说是周宁的穷打动了杨红，但他的穷，绝没有影响杨红对他的感情。杨红从不计较周宁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工作好不好，她觉得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才说明她对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是不夹杂任何金钱的成分的，所以很为自己的高尚情操自豪。但她没想到是，她不计较周宁的穷，周宁自己却很计较自己的穷。 刚毕业就结婚，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杨红好一点，h大从七月下旬就开始发工资给她，还分了房子。而周宁那边呢，要到九月他去报到了才开始发工资，所以整个暑假里，周宁是颗粒无收。 杨红的父母虽然觉得女儿的婚事来得太匆忙，但他们尊重女儿的决定。这是女儿的终生大事，应该好好办一办，他们也还有一点积蓄，请几桌客不成问题。但周宁一听说婚礼就面有难色，因为他没钱，他父母也没钱。虽然杨红告诉他不用他掏钱的，周宁仍然不开心。他说：“我是个男人，拿不出钱来办婚礼，觉得活得很窝囊。如果你父母拿钱出来办婚礼，我在婚礼上只是个牵线木偶。结婚证领了就是结婚了，为什么一定要办宴席呢？” 最后两人都折衷了一下，没有在杨红老家办婚礼，只在h市请了两边的父母和一些同班同学。杨红本来还想趁蜜月出去旅游的，后来也知趣地不提了。 周宁从学生宿舍搬过来的东西，只有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着周宁所有的家当。杨红这才知道为什么周宁身上总有一股“伤湿止痛膏”的味道，原来是樟木箱子在那里作怪，就跟周宁商量，说我们现在有了穿衣柜、挂衣柜什么的，把这个箱子扔了吧。周宁不同意，说这个家里唯一属於他的东西就是这个箱子了，他要留着，如果以后杨红不要他了，他还可以收拾收拾，提着这个箱子回老家去。 杨红见他把两个人的东西分得这么清楚，有点生气，但听他口口声声都是说杨红不要他，而不是离婚啊，分手啊什么的，心想可能他因为家穷有点自卑感，也就不去计较。 周宁有一双黑色的破长筒胶鞋，早就没人穿的那种，杨红趁周宁不在时，丢在水房门外，等回收废物的人来捡去。结果周宁比回收废物的人先到，一眼就看见了自己那双破胶鞋，又把它当传家宝一样提了回来。他弯腰拿胶鞋的时候注意到旁边还有不知是谁丢掉的一个破闹钟和一个旧收音机，也见财起心，顺手牵羊地拿了回来。 杨红看了哭笑不得，说：“要那个破钟干什么呢？家里又不是没有钟？” 周宁自己也觉不好意思：“丢了怪可惜的，我会修钟，修好了送给我老家的人用。” 周宁说的老家，还不是他家现在住的银马镇，虽然那个镇在杨红看来已经是贫穷落后得可以了。周宁的老家在一个比银马镇还贫穷一百倍的周家冲。光这一个“冲”字，就足以使你对那里的偏僻和贫穷产生无穷联想了。杨红婚前跟周宁去过一回，因为周宁说要让她看看他出生的地方。坐手扶拖拉机再加上步行，搞了差不多一整天，杨红才看到那个周宁魂牵梦萦的周家冲，杨红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个地方，只觉得恍如隔世，真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在解放后几十年的今天，居然有这么闭塞而贫穷的地方。如果她一定要自不量力，用文字来形容，只能说谁看了谁想哭。 杨红就不明白，中国怎么还会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只是个小镇，但也许是离省城不远，父母又是教师，所以从来没受过这份穷。杨红站在暮色中的周家冲，看几个形容枯槁的女人从田里回来，突然想到，如果自己出生在这里，恐怕也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大概也同这几个女人一样，生于斯，死于斯，藏于斯，世界上知道自己的人不会超过100人。 去过一趟周家冲，杨红很能理解为什么周宁做的梦大多是有关那个地方的，那种贫穷落后真的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叫你过目不忘，尤其是你到过另外的世界，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心中有一番对比的话。 杨红那时冲动地对周宁说：“我们两个人都到这里来教书吧，我们可以让这里的孩子出去上大学，离开这里。” 周宁无精打彩地说：“我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你也呆不到三天就想离开的。我只感谢我的父母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把家搬到银马去了。” (24) 杨红觉得有亲临周家冲的经历垫底，她应该能理解周宁了。但她发现“知道”“明白”和“理解”之间，有着质的区别。“知道”“明白”只说明你掌握了信息，充其量也就是获得了知识，但“理解”是包涵着赞同、支持的，最好是比被理解的对象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赞同和支持。一个妻子知道丈夫为什么抽烟，但不赞同他抽烟，丈夫也是要抱怨妻子不理解他的。正如一个丈夫知道妻子为什么爱买些挂在那里不穿的衣服，但不赞成她这样做，同样算不得”理解“。 在杨红看来，周宁的贫穷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两个人有了一个家，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正因为周宁受过穷，享受起生活来应该会比一般人更如痴如醉。但周宁就不，他好像处处都跟她搓反绳子一样。 如果按周宁的意思，连家俱和电视机都不用买，不过在这一点上，周宁反对得没有那么激烈，所以还是按杨红的安排买了。但周宁一路上都象个在公司没有股份的小职员，不参与决策，杨红问他哪样好，他就说：“你觉得好就行”，搞得杨红很扫兴。好在周宁搬起来还很卖力，不然一腔的喜庆气就全跑光了。 后来杨红注意到，两个人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周宁从来不摸遥控器，遇到他不喜欢看的节目，他宁可不看了，也不会自己去换一个频道。但如果杨红不在屋里的时候，他也会调一些他喜欢的节目，等杨红一进来，他就赶快调回杨红喜欢的频道，把遥控也递给她。 杨红问他为什么这样，周宁说：“买电视机我一分钱没出，怎么可以一个人抱着看呢？我们这个家，都是你一个人建立起来的，我只是寄人篱下。”说得杨红心酸酸的，只好安慰他：“什么你的钱，我的钱，现在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呢？难道我跟你计较过吗？”周宁动情地说：“你是个好姑娘，从来没跟我计较过，我不知道我前世做了什么善事，今生可以跟你做夫妻。”然后又固执地说，“正因为你对我这样好，我才觉得特别内疚。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最爱那首歌？” “我常反问我自己： 怎样报答你？ 海枯石烂情难忘， 相见不容易， 心里想着你， 眼里看着你， 梦里梦见你。 欠你的，欠你的， 今生今世欠你的， 啊—， 何时才能还给你？” 周宁的声音低低的，唱得杨红心里很感动，为了掩盖，只轻描淡写地说：“我没觉得你欠我什么。” 从那以后，杨红就特别注意，怕周宁会有欠了她的感觉。看电视时，周宁喜欢的节目还没到，杨红就早早把频道调过去，自己也极其热心地看，仿佛是专为自己调的。节目完了，也不急着把频道调回去，而是让它再放一段，估计周宁对余下的节目不感兴趣了，才小心翼翼地换一个频道。 杨红在外面为周宁买了衣服鞋袜，总是把价格牌牌撕掉，怕周宁嫌贵了，会不肯穿，让她退掉。回来也都挑个时机，仿佛不经意地说：“碰上大减价了，才五块钱一件，忍不住，就买了。减价的衣服又不让退，你说这些做生意的—”。好在周宁不知道行情，一般都相信了。 有时杨红跟毛姐一起出去买东西，给周宁买了衣服还要特别嘱咐毛姐：“如果周宁问到，就说是五块钱买的。” 毛姐总是不解：“我给老丁买衣服，五块钱都要说成五十块的，便宜了他不穿。你怎么把价钱往少里说？” 杨红苦笑着说：“周宁是贵的不穿，说一件衣服就够他老家的人吃一年了。” 毛姐说：“那我们记住别给老丁和周宁买一样的衣服，不然两个人一对比，显得我们在撒谎。” 杨红有时也拉周宁跟她一起逛街，但很快就发现周宁除了象一般男人一样不爱逛街以外，他还比别人对逛街多一些憎恨，因为他没有钱为杨红买东西，觉得象个跟班苦力，逛得就很难受。 “我没有让你给我买东西啊！”杨红申辩说。 “可是我想为你买啊！”周宁痛苦地说，“我看到别人的丈夫都在那里为妻子付钱，而我没有钱为你付，我好受吗？” 杨红建议说，那我以后把钱先给你，逛街时你来付？ 周宁摇摇头说：“你不是男人，也不缺钱花，你没法理解我的。” 第25-26节 (25) 虽然在外人看来，杨红这样小心翼翼怕伤害周宁的自尊心，实在是活得太累，但杨红本人并不觉得。实际上，大多数未经污染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助人为乐的需要，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帮别人做了事，不但不会难受，反而感到愉快的那样一种心情。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虽然懒得做自家的家务，但如果隔壁的王婆婆叫他帮忙打个酱油，他还是会欢天喜地跑去帮忙的。 有的分析家会把杨红的这样一种心态升高一点，称为“母性”的爱，就是牺牲自己，不图回报，甚至不求理解的爱。做母亲的看到孩子在寒冷的冬天穿得太少，都会出来絮叨几句，说，儿啊，穿多一点，不然会感冒的。这个儿呢，不想穿得象个棉花包，多半是嫌母亲罗嗦，说：知道，知道，每天这样说，也不嫌烦。母亲虽然被说得讪讪的，但过几天看到儿穿得太少，还会出来絮叨。 有的孩子长大了，做了父母，会理解母亲当时的一片关爱。有的要等到远离母亲了，或者母亲去世了，再也没有人在身边关爱了，才发现自己理解了母亲。有的可能永远都没能理解，或理解了也没有对母亲表达出来。但这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她爱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过报答或理解，不然就不叫母爱了。 在钱和与钱有关的问题上，杨红的确就是这样母爱着周宁，没有觉得是牺牲，没有期待回报。但正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女人对丈夫的爱，光有母爱是不够的，她还要有妻子的爱，甚至孩子的爱。男人对“妻子式的爱”多半理解为女人在床上应该如何如何，而对女人来说，那叫“妻子式的性”，妻子式的爱就是要求回报的爱。我爱你，你也应该爱我；我爱你那么多，你也应该爱我那么多；如果爱得比我少，或者你根本不爱我，我是没办法一直爱下去的。 到了感情问题上，杨红就无法母爱周宁了，就想要回报了，或者叫“回应”更合适。杨红理想中的爱，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白头到老，如胶似漆。“白头到老”，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证明的，要等到头发白了才知道做到了没有。但“如胶似漆”呢，每分钟都可以检验。杨红只要周宁在眼前就很满足，就觉得充实，做事就做得开心，连织毛衣都仿佛织得快一些。 但周宁是个爱玩之人，下棋、打牌、打麻将、打台球，都是无所不爱，而且都爱到痴迷的地步。周宁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也好比种子，到了一个地方，就同那里的群众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住进这栋集体宿舍，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因为这栋楼是青年教师楼，原来是老师的人，现在一下变成了平起平坐的棋友、麻友、牌友，可以在一起骂骂咧咧，吃吃喝喝了。有时跟杨红挽着手走路，突然看见以前的实验室老师，还吓得把手甩开，心想：好险，好险，差点让他看见。过半天才醒悟过来：自己已经毕业了，不受他管了。 不过周宁很快就习惯了自己的新身份，开始结交朋友。他很快就摸清了哪些人会下棋，哪些人会打牌，哪些人会喝酒，棋艺如何，牌风怎样，酒德高低，连那些人的老婆对老公下棋打牌的态度及对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样才能决定去谁家下棋，可以下到何时，万一棋友牌友的老婆来闹又该如何应对，等等等等。 杨红很快就到了分析家称为“追求第三档爱情”的境地。 第一档的爱情是“心心相应”式的，就是两个人爱好、追求都是一模一样的，不用计划讨论，就都是“英雄所见略同”。用杨红和周宁来做例子加以说明，就是杨红想跟周宁一起待在家里，周宁也想跟杨红一起待在家里，两人一拍即合，皆大欢喜。此乃爱情之大幸，爱情小说之大忌。如果杨红和周宁就是这样心心相印，这故事就不用写了。写也只能是重重复复的流水帐。 第二档呢，称为“心有灵犀”式，就是虽不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一位英雄能体会到另一位英雄想要什么，并且能自我牺牲，让另一位英雄如愿。 第三挡是“一点即通”式，或者是“尚可教育”式，就是两个人不是心心相应，一方也悟不出另一方想要什么，但一经点拨或教育，还能醒悟，并愿意实行。 第四挡被称作“接受改造”式，或者“服从管理”式。到了这一档，大多数崇尚浪漫爱情的女孩已经不把它算作爱情了，不过实际一点的，宽宏大量一点的，或已经结了婚又不想离婚的，仍能接受。这一档就是点拨也点不醒，教育也教育不过来，但如果采取行政手段、高压措施，比如以分手、离婚相要胁，仍能压服对方，使其改变。 第五挡根本已不算爱情，放在这里，只是为了从头到尾描述杨红和周宁的爱情和婚姻。这一档叫做“农民起义”式，顾名思义，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叫我这样做，我偏那样做。到了这一挡，能和平分手已经算三生有幸了，不然就只能长期冷战，直到起义再次爆发。 杨红见周宁自己不愿待在家里，又悟不出来她想要他待在家里，只好出来点拨。见周宁想出去玩，就说：“别去吧，就在家陪我吧。” 周宁眼睛一亮，上来搂住杨红，嘴凑到她耳边问：“怎么，想要了？” 杨红很失望，感到周宁跟自己想的是两码事，就说：“瞎说些什么呀，不是那个意思。” “不用害羞嘛，你不知道男人最想听的就是‘我要’？”周宁笑嘻嘻地说，把在外面听来的笑话用上，不过省了后半句“男人最怕听的就是‘我还要’”，免得杨红知道了男人的弱点拿他取笑。 杨红还没有感到有说“我要”的需要，但她知道，周宁只有在做爱的时候才真正是整个身心都在她身上的，所以也不辩驳，任由周宁把她扳倒在床上。 事过之后，周宁躺在床上抽根烟，把自己的能力着实佩服一番，又准备出去。 杨红拉住他，说：“就在家里陪我吧。”心想你现在应该明白我让你留家里不是为了那件事了吧？ 周宁就很困惑：“我呆在家里能干什么呢？我又不能帮你织毛衣。” 杨红说：“你什么也不用干，你在家里我就很开心了。” 周宁乐了：“看来我还是一颗开心果咧。”便留在家里。 过一会，周宁要去上厕所。杨红住的这栋楼，每层只有一个厕所，所以楼里的住户就自发地把七楼的定为女厕所，而六楼的定为男厕所。杨红住在七楼，是顶层，周宁上厕所要下到六楼去。结果一去，就很久不回来。杨红看时间太长，怕周宁出了什么事，跑到六楼，又不好意思喊，只好请一个过路的男老师帮忙进去看看。结果当然是人毛都没有一根。 晚上周宁回来，杨红问起，周宁说：“哎呀，太抱歉了。上完厕所正准备回来，被楼下的小龚看见，生拉硬扯地把我拖去打牌，说三缺一。我挣不脱，只好被他拉去了。” 杨红想像不出，一个一米七五的周宁，怎么会无法挣脱一个一米六五的小龚的生拉硬扯。分明是半推办就。杨红不好直接戳穿他的谎言，怕他下不来台，就讲一个笑话给他听，说她妈妈讲的，以前学生排练样板戏“白毛女”，有一个场景，就是两个狗腿子来强抢喜儿去给黄世仁当小老婆。按样板戏的要求，两个狗腿子应该将喜儿举过头顶，奔向后台，芭蕾舞嘛。但她班上的那两个小狗腿子呢，个子比喜儿矮得多，不要说举起，抱都抱不动，因为小学女生比男生发育早，往往是女生比男生高。於是只好冒篡改样板戏之大不韪，改成两个狗腿子将喜儿拖下场去。到了演出的时候，两个狗腿子因为害羞，不敢碰喜儿的手，结果演成两个狗腿子一招手，喜儿便自己跑到黄世仁家去了。 周宁也听得哈哈大笑，不觉有什么讽喻意义。 杨红见旁敲侧击点不醒他，就说：“你一天到晚就想着跑出去玩，呆在家里就象笼中鸟一样。”潜台词就是问“你不愿跟我呆在一起，是不是不爱我了？” 周宁可能真是被他妈说中了，是一个“直肠子”，听不出话外音，只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是笼中鸟呢？不如说是笼中鸡。鸟飞出去了是不会回来的，而我可是天天要回笼里来的。”然后话头一个180度大转向，“嗨，你说对面毛姐养的那两只鸡怪不怪，我昨天还看见它们站在楼下操场上看解放军操练咧，莫非鸡也是不爱红妆爱武装？” 杨红被他一下扯出八丈远，失了方向，也说：“是有点怪，那两只鸡怎么知道自己开关鸡笼呢？早上把自己放出去，晚上又自己把笼门关上。不晓得毛姐怎么训练的。” (26) 实际上，如果说周宁不愿跟杨红待在一起也是很冤枉的。只不过周宁不愿待在家里。他也是希望跟杨红如胶似漆的，至少在新婚蜜月是这样。不过他理想的如胶似漆是杨红能跟他一起出去玩。当然他不希望杨红跟三楼那个李春梅一样，打麻将打得临产了还舍不得去医院，动了红了，被人送去医院了，一听医生说还有一两天，又坐出租车回来打麻将。切，这种女人还叫女人？ 周宁喜欢杨红坐在他身边，依偎着他，看他打牌，象那个故事中的看牌人一样。那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对几个打牌的人抱怨，说，你们几个的牌瘾也太大了，大冷的天，坐在一条四面漏风的船上，打了一夜牌。几个打牌的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了一夜牌？看牌的人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昨晚一直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看你们打。 所以周宁也一直在做努力，想让杨红参与其中。一开始是想把自己家辟为打牌的主战场，但发现杨红很不高兴，以为是因为几杆烟枪同时吞云吐雾，把个家庭环境搞得太污染。其实杨红是不喜欢他一心只在打牌上，当她透明，好像没她这个人一样。 周宁见在家里打牌不行，就叫杨红跟他一起到别人家去打。杨红一个人呆在家里闷，只好跟他去。那时正好是夏天，集体宿舍没有空调，男人本来是穿着背心短裤，甚至赤膊上阵的，见杨红来了，忙不迭地翻出汗衫来穿上，都是些名符其实的汗衫，无缘无故地又为小小的空间增加一些汗酸气。有讲礼貌的，还抓出一条长裤来穿上，原意是盖上一些杨红不宜的部位。哪知单腿站在那里，蹦蹦跳跳地翘起另一只脚，想穿进裤腿，结果反而起到欲盖弥彰的作用，把那个部位从大垮垮的平脚短裤下抖露出来，有惊鸿一瞥的效果，搞得杨红非常尴尬。加上她对下棋打牌一点不会，也没兴趣，坐在一旁观战就觉得盘盘棋都是下得又臭又长，熬不到头。别人见她老跟着周宁，也开始笑她： “杨红，跟班哪？怕周宁跑了？放心，我们帮你看着呢！” 杨红对看牌没兴趣，又怕别人嘲笑，不想去牌场，就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学下棋，以为学会了就能把自己变成个绊马索，把周宁困在家里，免得他要跑到外面找对手。而且夫妻对弈，多么书香，多么古典。周宁本来不感兴趣，但怕杨红生气，只好教她下棋。不时地，就有人来找周宁，看到杨红在学下棋，就大加鼓励，说：“不慌，不慌，慢慢学，慢慢学。”然后就凑上前来，指点江山，说如果你的炮这样一支，你的马那样一别，保管叫周宁死无藏身之地。来人见杨红半天悟不过来，真是恨铁不成钢，急不可耐地抓起棋子，自己下起来了。杨红只好叹口气，让出座位。 后来杨红狠下心，对周宁下一个通牒：你如果还爱我的话，就不出去玩，在家里陪我。周宁果然爱她，就守在家里，足不出户。只不过周宁那时打麻将正处在一种骑车骑得要会不会，喝酒喝得要醉不醉，游泳游得要漂不漂，做爱做得要飞不飞的境地，其心态就一个词可以描绘：欲罢不能。 所以周宁呆在家里，浑身不自在，如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看电视嫌电视无聊，睡觉嫌电扇吵人，替杨红撑着毛线圈时，也嫌毛线太长，左缠不完，右缠不完。时常就有不知好歹的狐朋狗友撞上门来，问：“周宁，三缺一，来不来？”周宁就用嘴朝杨红指一指，也不说什么，眼里只有悲怆。朋友也不是没见过男人被女人关了禁闭的，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悲天悯人地摇着头走了。 杨红问周宁：“为什么你现在不愿跟我呆在一起，一定要跑出去呢？你结婚前不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难道这么短时间你就变了吗？” 周宁心想，难怪那几个婚龄长一点的牌友说女人都是学历史的，前三百年后八百年的事都记得，开口就搞今昔对比，还考察你的历史知识，哪怕你忘了三百年前的一个约会细节，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男人一样把重点放到现在来呢？周宁不得已在心中温习了一下历史，说：“结婚前我们一个星期只能见两三次面，一次也不过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天天一起，就算我出去打牌，我们还是比从前在一起的时间多多了。” 杨红看他不正面回答“变没变心”的问题，反而在那里做数学计算，好像现在见得多让他吃了亏一样，觉得很失望，只好做个垂死挣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果我跑到外面去玩，把你一个人撂在家里，你会怎么想？” 周宁赶快问：“你要到哪里去玩？饭做了没有？”“我没说我要到哪里去，” 杨红没好气地说，“我是让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你一个人呆在家里，而我跑外面去打牌，你不难受吗？” 周宁恍然大悟：“你想打牌呀？那容易，我陪你去，看你打，帮你打，我们两个定几个暗号，串通了，整死刘刚和张矮子两个。” 杨红见启发式教育也没用，又见周宁不管做什么，都是心不在焉，长嘘短叹，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知道强留他在家也没用，知道如胶似漆是要靠自愿的，就说，算了，你出去玩吧。 周宁象得了大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我去玩，你不生气了？” “我不生气了，记得早点回来。” 周宁就跳起来，抱住杨红亲一口，一溜烟地跑了。有时打一会麻将，周宁又会跑回来一下。 杨红问他：“牌打完了？” “没有。” “那你回来干什么？”杨红问，心里希望他说“想你呀”。 周宁老老实实地说：“我回来看看你是不是在生气。别人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刚才赢了一点钱，怕是因为你在家生气。” 杨红叹口气，眼泪慢慢溢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感动，还是因为生气。 第27-31节 (27) 杨红没想到自己的婚姻会是这样的，原来以为结了婚了，就有了一个二人世界，就有一个人同自己朝夕相伴，卿卿我我，快乐无穷。哪里知道结了婚，反而觉得更孤独了。以前的孤独，是独翔于天空的鸟的孤独，没有陪伴，但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现在的孤独，是困在沙滩上的鱼的孤独，身后是海，但已无法退回；面前是山，攀上也是死路一条；左右望去，除了沙滩，还是沙滩。 以前放了寒暑假，杨红都是回老家去跟父母待在一起的，虽然暑假长了，有时也觉得无聊，但至少还可以跟女伴一起玩一玩，心里还可以做做玫瑰色的梦，梦想一下未来美好的爱情。但现在不行了，周宁不愿离开h市，她一个人回去别人肯定要在背后指指点点。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镇上谁家女儿一个人跑回娘家住，别人都知道不是被丈夫赶回来了，就是自己赌气跑回来了，反正都是婚姻出了问题了。 镇上的人还没有开通到以离异为荣的地步，肯定会说“小学杨老师的女儿刚结婚就跟丈夫闹矛盾了，这老师是怎么当的，连自己女儿都教不好”。那样连父母在镇上都抬不起头来。就算自己不怕别人说，父母也不怕别人说，但父母心里会担心，会为女儿着急。从父母知道自己跟周宁的事后，就一直说：我们也不指望你嫁个有钱有势的，嫁个知道疼你的人就行了。自己偏偏没有嫁到一个疼自己的人。自己一个人受苦也就算了，何必把父母也扯进去？ 就算能说服周宁跟自己一起回去，周宁一样要出去打麻将，镇上也不是没有打麻将的人，到处都有。你要是说中国还有没通电、没通水的地方，还有人相信，如果你说还有没通麻将的地方，恐怕是没人相信了。上次去周宁的老家周家冲，没看到哪家有自来水，但已经看见好几桌麻将了。 周宁到杨红的老家去过几次，一去就跟当地的麻迷接上关系了。有几个杨红都不认识，或者认识但没讲过话，也不知道周宁的嗅觉为什么那么灵敏，交友的速度那么快。那时在老家呆的时间短，周宁也是出去了一会就回来了，父母都不知道。现在是暑假，如果长期住在那里，周宁肯定要跑出去打麻将，自己又没办法改变他，父母看到会怎么想？杨红不想让父母看见周宁不听她的话，而她拿周宁没办法，那等於向父母宣布：周宁不爱我。 所以杨红只能呆在h大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 有人说女人都是天生的象征主义者，对一件事情的象征意义看得比那件事还重。情人节送一朵三十元钱的玫瑰给女朋友，她就开心；如果送一块同等价值的猪排骨给她，她就不开心，象征意义不同嘛，尽管等未来的丈母娘烧好了，女朋友还是要吃的。男人不是不知道女人是象征主义者，也愿意配合她们，男人有时表错了情主要是因为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可能有不同象征意义，而女人又不告诉男人她心里想的是哪种象征意义。结婚多年以后，你还花三十元买一朵玫瑰，又可能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老婆会说你大手大脚，华而不实，问能不能退回去。不解风情的还要骂你：你把我当成什么呀？我是你老婆，不是情人！ 杨红就是一个象征主义者。其实周宁在家，她是看电视、织毛衣；周宁不在家，她还是看电视、织毛衣。但周宁在家，就象征着他想跟她在一起，象征着他爱她，感觉就不一样。有时她想，如果周宁是驻守在边疆的士兵，或是忙碌在手术台的医生，那自己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在做他的工作，他不能来陪我，而不是不愿来陪我。独处不是孤独，一个人在家不是孤独，孤独的是你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却不能跟他在一起，或者更糟：你想跟他在一起，但他不愿跟你在一起。 人说孤独可以分为三类，人的孤独，情的孤独，心的孤独。独处是人的孤独，单恋是情的孤独，无人理解是心的孤独。杨红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孤独，就是觉得孤独，而且是毫无解脱希望的孤独。你能把麻将禁了吗？你能把周宁改变了吗？你能把婚离了吗？你能保证再找一个丈夫他一定不会去打麻将吗？ 杨红有时也赌气地想，他不愿陪我，我为什么还要想跟他呆在一起？我也出去玩。但杨红想不出可以去哪里玩。去找从前的女伴玩吧，在h市的本来就没几个，而且别人都有自己的男朋友陪，不需要你去做电灯泡。你一个人去找女友，不等於跑去告诉她你婚姻不幸吗？杨红最怕跟那个刘艳玲在一起，口口声声就是讲她的男朋友多么宠她，而且都是用一种名贬实褒的口气：“真讨厌，下个雨还跑来接我，好像我自己不会走路一样。” 就算白天可以跑出去逛商场，会女朋友，晚上终归还是要回家来的，还是要等待一个不回家的人的。如果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你不想念我，我不想念你，你不在乎我，我不在乎你，那还叫爱情吗？那还叫婚姻吗？那还不如干干脆脆一个人，还少做一个人的饭，跑回老家去还不怕人说，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能憧憬美好的爱情、美好的婚姻。 (28) 对杨红来说，最痛苦的不是等待一个不回家的人，而是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人。知道他不回家了，还等他干什么呢？她等待的是一个肯定会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的人。这就有点象听见楼上的人“咚”地脱了一只鞋，但没听见第二只鞋掉下来一样，不听见那一声就没法安心入睡。 所以每次周宁来向杨红告假，说想出去玩一会时，杨红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周宁出发之前一般还是没有很大的野心的，也知道杨红不喜欢他出去玩，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计划做得很保守：“十一点？你说呢？如果十一点太晚了，十点四十五也行。”有时甚至自不量力地夸口：“他们今天已经有了四个角了，不差人，我就是去看一眼，马上就回来。” 但麻坛风云谁能预测？你一去就会发现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三缺一，自不待言，你肯定跑不了，不打也要打，救场如救火。你赢了，不能走，别人等着让你把血放出来；你输了，更不能走，你自己想把钱赢回来。如果真的有了四个角，也没什么，因为过一会大半会有一个角的老婆跑来，把他拉回去。加上周宁牌风好，输了不抵赖，赢了不夸耀，牌技也了得，所以他去了，多半会有人叫某个雏站起来让位。 杨红还不知道周宁打牌是带彩的，知道了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周宁从来没向杨红要过钱。刚开始也是不带彩的，只每人发几张扑克牌，净面的算一点，花面的算十点，记个输赢，带点刺激。后来大家都觉得只有老家伙才打这种“卫生麻将”，不带彩打得不过瘾，所以就开始带点小彩，一分，几分的，是个意思。 周宁是身无分文的，开始还扭捏了一下，说，我没钱，我让你们打吧。但马上就有人双拳一抱，拱个手，说：小周不能走，本人愿意贷款，先借你二十大洋，赢了再还。於是，周宁就拿了这笔贷款，开始下注。周宁的小聪明到麻将桌上才真正体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投入了整个身心，总之，是先天聪明加上后天勤奋，周宁一路打来，基本是赢多输少，至少是还了那二十块，还有了一点本金。实在输光了，再向人贷款，赢了再还。周宁的牌技也日趋成熟，直向炉火纯青挺进，麻将拿在手里一摸，不用看，就知道是四筒还是四万。 在周宁定下的回家时间之前，杨红觉得心情还不那么难受，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放在那里，知道在此之前周宁是不会回来的，所以也不作指望。无所谓希望，就无所谓失望，杨红还能做点事，看看电视，跟对面的毛姐拉拉家常。但如果过了时间周宁还没有回来，杨红就开始坐立不安了。她当然不是担心周宁出事，在楼下打麻将能出什么事呢？除非是打晕了头，抓起麻将砸了自己的脚。 杨红不安的是周宁许下了诺言，却没有兑现，而这象征着什么呢？在周宁看来，什么也不象征，只不过是打牌打忘记了。但在杨红看来，这象征着周宁撒了谎，撒谎就象征着周宁是一个撒谎的人，一个撒谎的人就会一步一个谎，这就象征着她没法相信他了，同时也象征着他以前也撒过谎，那他以前说过的“我爱你”，真实成分就要打折扣了。他以后说的话，也不能不叫你起疑心了。 杨红躺在床上，心里有伤心也有愤怒，想跑到牌场去把周宁叫回来，又不愿弄得满城风雨，让人笑话；想干脆不管了，自己睡自己的，又睡不着。常常都是辗转反侧，流泪流到半夜。等周宁回来，杨红责问他撒谎的事，周宁少不得把那些逼良为赌的人责备一通，咬定自己是食言而不是撒谎，并振振有辞地说：撒谎是说话时就已经存心欺骗，食言是说话时是真诚的，但事后无法实践自己的诺言。杨红被他这样一辩，也觉得周宁还没有达到撒谎的程度，应该算是食言，后悔刚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周宁又信口来几句周氏格言，最后打出他的求和王牌：做爱。杨红倒不稀罕这个，不过怕他疼，又听周宁说过，男人感到最丢面子的就是向老婆求欢被老婆拒绝，心想拒绝了他会搞得两人几天不说话，还不如顺水推舟，由他去做。 周宁回来了，杨红也就睡得着了。周宁看到杨红象个小猫一样依偎在自己怀里睡了，心里就有几分爱怜：女人哪，就是心口不一，想要做就说嘛，何必绕那么大个弯，曲线救国曲得真是可以，连周某都被曲糊涂了，结果把自己也弄得这么伤心，何必呢？早说了，这爱早就做了。虽然做了爱再去打麻将可能手气不好，但为了老婆大人，这点牺牲还是可以承受的。 食言的次数多了，杨红也看出周宁食言如食饭，是每日的功课，不食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也不把他的豪言当回事，不管周宁许愿几点回来，杨红只当周宁今夜不回来了，不用等了，反而安下心来，睡得着了。 有时周宁打麻将打到太晚，回来后麻坛风云还在胸中激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知道自己有个怪毛病，如果刚躺下去的那一会睡不着，后面就很难睡着。而夜晚睡不好，第二天就无精打彩，格外难受，打麻将就肯定输。男人都知道做爱是最好的安眠药，扑腾一番之后，想不睡都由不得你。所以周宁躺一会，还睡不着，就顾不上杨红已经睡了，一把搂住就开工，常常是刚把杨红做得睡意全消就全面竣工了。周宁知道做爱只是短效安眠药，不抓紧时间进入睡眠，就马上失效了，所以如果杨红这时来问几句话，周宁就很不耐烦，说：“快睡吧，讲一会话，我又睡不着了。” 而杨红这时已全醒了，躺在那里生气：拿我当什么呢？一味药？身体疼的时候当止痛药吃，睡不着的时候当安眠药吃。其它时候就拿我当厨师，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吃饱了就跑出去了。拿这个家当免费旅馆，要睡觉了就回来睡觉，睡醒了就不见了。跟对面毛姐家的鸡有什么两样？鸡还知道恋家，天一黑就回笼了，不会打扰毛姐睡觉。 (29) 杨红已到了需要反省为什么会跟周宁走到一起的时候了。旁观者可能早就在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旁观者一眼就看出杨红和周宁是两种不同的人，根本不该走到一起，甚至是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如果走到一起迟早会出问题。但当事人因为身处其中，常常有种被一股旋风裹挟、身不由己、无暇思考的感觉，一般要等到被旋风掼倒在地，屁股摔疼了，才有心情思考这个问题。 被热恋的旋风裹挟的女孩一般只会痴人说梦般地谢天谢地谢命运，总之是谢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轻唤一声：命运啊，感谢你，为我造出这么好的一个人。男孩呢，虽然也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但说俏皮话的能力还没有完全丧失，可能私下说一句：未来的岳父大人啊，感谢你于某年某月的某一夜，与我未来的岳母翻云复雨，造出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妙人儿。虽然男孩的感叹比女孩的感叹更接近事实，但女孩听了肯定会大发脾气。 这都不算是反思“为什么会走到一起”，这些只回答了一个问题：“我的爱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而没有说清你们两个是怎么会从亿万男女中，选出一小撮候选人，又从一小撮候选人中，不选别人，偏偏选了彼此。人们一想到人海是茫茫的，过客是匆匆的，每每就会生出一点惊叹：这样大的基数，这样小的概率，我们两个竟然会走到一起，如果不用“缘分”两个字，又还有哪个字可以模棱两可、无所不包到这等程度？ 中国人一般是不会对“缘分”这个词钻牛角尖的，因为“缘分”据说原是佛教的用词，而中国文化是深受佛教影响的。佛教讲究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能言传的东西是不够博大精深的，想言传的人是悟不出佛祖的真意的。一定要解释，也只能是长篇大论，举例子，打比方，也只可传达一点点皮毛。只有那些不是生长于中国文化之中的人，才会打破沙锅问(纹)到底，自不量力地想在他本族语中找一个对等词。 有学中文的美国学生看到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缘分”，不知道如何翻译，便去问他的中国老师。老师面有难色，说这个词很难翻译，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摸爬滚打过了才能真正理解。但美国学生知道自己不可能到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去“touch,crawl,rondbeat”，再加上美国文化是“guiltyculture”而不是“shameculture”，美国人最怕的是在上帝面前不好交代，而不是怕在别人面前丢面子，所以暗想，上帝大约也不会因为我把一个中国词译错了而不让我上天堂，便敢想敢干，根据自己已掌握的中文词汇，大胆地翻译成“apeshit"，拿去问老师。老师刚一看时想捧腹大笑，指出译文比该学生上次将“吃东西”译成“eateastandwest"错得还远，继而想起自己那些曾经算得上“缘分”的东西今日已有了shit的感觉，便笑不出，反而觉得学生译得高妙。美国学生得了老师的肯定，带着自己对“缘分”的理解再读中国文学，往往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学有了另一番认识，很为自己没有到中国文化里“touch,crawl,rondbeat”就能理解这个词而沾沾自喜。 有时人们确实宁可用美国学生的翻译来形容自己的那段“缘分”。当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反思已经有了一点兴师问罪的成分，要追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落到这步田地。所以，人们一般都有了另一种感叹，推卸责任的会说：他当初骗了我！能一分为二看问题的人会说：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 杨红在反思自己同周宁的爱情史时，对“缘分”已经没有感激涕零、磕头如捣蒜的感觉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过。她觉得自己同周宁走到一起的原因，真个是一言难尽，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不能简单的说是周宁骗了他，或说是自己瞎了眼，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只能说是“时势造爱情”，或者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的用语，是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在同周宁建立恋爱关系以前，杨红也有过不少追求者。不过那时候的追求，多数只是求外人来通个心曲，说“某某想跟你好，你看行不行。”也有不通过第三方，亲自来追求的，不过一般都会弄得非常鬼鬼祟祟，事先就把消踪灭迹的方法想好了，不写信，不送东西，不让外人看见，一被拒绝，撒脚就逃，觉悟低的还对人说是你追了他。有时只是旁人看着两人般配，好心帮个忙，这种情况最危险，因为你一不小心，露出口风，说自己对那人有意思，万一那人对你没意思，那就惨了。介绍人两边一问，发现只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不仅不会再帮下去，还会把你的单相思传扬出去，叫你从此在人们心中变成个花痴。 杨红上大学时，她那个班三十多人，只有六个女生，她那个系的女生不超过六十人，与男生的比例是大大失调。如果要搞内部分配、内部消化或者强行摊派的话，差不多每一个女生平均可以摊到六、七个追求者。 杨红脸生得很秀气，眼睛不是双眼皮，但鼻梁高且直，属於照头部特写时眼睛不够有神，照全身照时轮廓分明、亭亭玉立，照集体照时鹤立鸡群、艳压群芳的一类。身材用周宁的话说是“高胸，细腰，大屁股”。周宁当然是在婚后才敢对杨红这样说，如果结婚前说了，杨红肯定觉得受了侮辱，觉得周宁没注意到她心灵的美，说不定两人就吹了。就是结婚后，杨红也对“屁股大”一句很反感：不能换个文雅点的词吗？再说我的屁股算大吗？ 那时候讲的是心灵美，追求外表美的人都被看作是浅薄的人，甚至是下流的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是追求外在美的，往往落得个不好的下场。那时的中国人，对文字是极敬畏的，“书上说的，还有错吗？”。所以许多女孩，都以为男人爱女人是因为她们心灵美，都在心灵美上很下功夫。“腰细”还可以接受，“大屁股”简直就是骂人，“高胸”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有保守一点的，还恨不得抠偻着背，把胸藏起来。但男人看女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三围，周宁能看到的，想必其它男人也能看到，所以想跟杨红谈恋爱的人不少，托人介绍的有七、八个，只不过嘴里都说是因为杨红人好，也就是心灵美了。 杨红这个人，爱情小说看得不多，浪漫主义情结倒很坚固，可以称为“先天性浪漫主义”，或者“朴素浪漫主义”，就是称为“原始浪漫主义”也不算过分。由於有原始浪漫主义情结，杨红被人介绍撮合时就老觉得“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多半都以“学业太忙”“年龄太小”为理由拒绝了。 (30) 杨红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什么人追求她，或者没追求到她认为当得起“追求”这个词的程度。追求嘛，顾名思义，就是要追要求。追，就是要有一点对方仓惶逃窜，我方穷追猛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的味道。如果对方等在那里，就用不着追了。求，就是要恳求，拒绝，再恳求，再拒绝，再低三下四地求，再心高气傲地拒绝，再低六下八地求…，直到对方不再拒绝或者自己心灰意冷为止。 一拍即合不是追求，因为你一开口，女孩就同意了，何来“追”？何来“求”？一打即逃也不是追求，一点挫折都经不起，只能说明爱之不深。如果你真的爱了，你还顾得上她爱不爱你？有没有男朋友？拒绝你多少次？爱入膏肓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何况面子乎？何况道德乎？所以追求是要追到死打烂缠的地步才算追出了境界的，当然这个死打烂缠不好听，有“纠缠”的味道，换做“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对追求者来说比较公平一点，对被追求者来说也显得高雅一点。但其实质是一样的，用什么词只是反映说话人对你的追求持什么态度。说你是痴心不改的，是喜欢你死打烂缠的人；说你死打烂缠的，是不喜欢你痴心不改的人。 但杨红的那些追求者呢，就缺乏这样一种穷追猛打、低三下四的精神，他们太绅士，太自爱，太文质彬彬，太温良恭俭让，追她的时候就让她感到他们只不过象老师要找一个留下来做清洁的人一样，手里拿着一个事先列好的名单，点一个，说：愿不愿意跟我谈恋爱？如果被点的人说：愿意。那后面的名就不用再点了，就说声：“那好，走，我们谈恋爱去”，就去了。如果被点名的人说：“不愿意”，点名的人也不伤心，也不追问，也不纠缠，自顾自地就点下一个名去了，搞得刚才被点名的人不认为自己被追求过了，反倒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或者被冷落了。 如果这样理解“追求”和“纠缠，那杨红这一生中，对她追求得最紧的要算那些到学生宿舍来用鸡蛋换粮票的鸡蛋贩子了。 那时候还作兴用粮票，每个人一个月三十来斤，用不完可以存起来，等那些换鸡蛋的小贩来了，同他换了鸡蛋，在电炉上做了改善生活。那些人都象是一个象征派大师教出来的一样，喊起来是一个腔调：“粮—票—换————–鸡蛋！”前两个字是一定要字正腔圆，以象徵粮票的正统性，毕竟粮票乃国家所发放。中间这个“换”字咧，当然要拖得长，影射讨价还价的过程是漫长而坚苦卓绝的。这最后两个字一定是短促、高亢而又平滑，好像一个光滑的鸡蛋一下子滚了出来。 那些换鸡蛋的人是见人就追的。如果杨红从水房出来不幸被一个鸡蛋贩子看见，那人就会象马路求爱者一样，眼睛一亮，尾随而来，盯得你背上发热，以为自己貌若天仙。 “姑娘，换不换鸡蛋？” 如果你不啃声，夺路而逃，他会追上来，宣讲他的鸡蛋的新鲜，鸡蛋的营养价值，吃鸡蛋的好处，不吃鸡蛋的坏处，鸡蛋对人类历史的贡献，鸡蛋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你把他的话当真，你会以为共产主义到现在还没实现就是因为自己没换他的鸡蛋。 如果你不明就理，不幸竟问了一句：“换几个？”那他就象得了进中南海的派司一样，气壮如牛，仿佛直接就要去见毛主席。他就紧跟着你，向你“三个？五个？四个？”地不停发问。你如果不肯换，他还会颇不耐烦地问：“那你说几个呢？”他可以缠着你几十分钟，叫你明天的考试泡汤。杨红每次都不得不把守门的张黑头搬出来恐吓那些小贩：“再不走，我报告张黑头了！” 那小贩听了这话，知道自己实在是没戏了，但仍会如屡遭拒绝但仍然情深深意绵绵的追求者一样，走到走廊尽头，还回过头来，拼尽全力，哀怨地叫一声“粮—票—换————鸡蛋！” 如果不管他喊的内容，只听声音，那真算得上回肠荡气，撕心裂肺了。 (31) 杨红一生中唯一的一个追求者，是她高中时的同学。杨红觉得他算是一个追求者，不是因为他达到了穷追猛打的地步，而是因为其他人更算不上追求，至少这一个还是自发找上门来、不是托人传话的，而且还写过情书。 这个高中同学也叫杨红，班主任为了区分他们，就叫他们“男生杨红”，“女生杨红”。刚开始，杨红还有点恨班主任，觉得给她起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搞得大家老拿她取笑，叫她“小日本鬼子”。后来看到隔壁班上那两个叫“刘东”的人的命运，就对自己的班主任感激涕零，没叫自己“杨红2”已是功德无量了。 那两个刘东都是男的，名字不能用性别来区分，隔壁那个班主任又是教数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就叫他们“刘东1”，“刘东2”。也许班主任这样取名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用意，但那两个刘东就象中了魔法一样，被名字主宰了命运。刘东1在班上就老是第1名，而刘东2就一直是倒数第2名。 “男生杨红”和“女生杨红”似乎没受改名的影响，男生依然是男生，女生依然是女生。两个人成绩不相上下，有时“男生杨红”在“女生杨红”前，有时“女生杨红”在“男生杨红”前。那时“女生杨红”一心一意要赶超“男生杨红”，心情之切，差不多要向上天祷告，让“男生杨红”病倒个十天半月的。好在后来两人都保送上了大学，去了不同的学校。“男生杨红”去了机械工学院，“女生杨红”去了h大，从此不再竞争。 上大三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男生杨红”写来一封信，收信人那一栏，没有名字，落款也是含含糊糊的写着“与你同名的人”，信中都是讲些自己那边学校的情况。杨红接了信，看到落款，知道是“男生杨红”写的，心里希望是情书，因为自从不用与他竞争，杨红对他还生出了几份好感。但那信写得那么公事公办的，你也搞不懂他是不是有那份情。杨红很在意女孩儿的那份矜持，但也不想把他吓跑，毕竟是第一个写信给她的男生，就也含含糊糊地回了一信，也不写称呼，落款也是“与你同名的人”。 他们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各自写了十几封信，把自己学校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都写遍了，就是没写一个“爱”或“情”字。最后还是“男生杨红”沉不住气了，写来一封信：“总是听你说你们校园美，还没见过，想这个星期天来看看，可以吗？” 杨红看了信好笑：说的好像是来看我的学校而不是看我一样，学校又不是我的，你来看还用得着我同意？当然她不会这样说，这样说就把这个宝贵的追求者吓跑了。杨红就回信说你过来看吧，我带你去转转。 真的要见面了，杨红免不了设想一下会面的结果。如果他提出来跟她谈恋爱，同不同意呢？“男生杨红”真的是很不错，但还没令她有“就是他”的感觉，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遇到更不错的人。 杨红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对她提出的问题，都是单项选择题，而那些个选择都是一次性的，给了你，你不选，就过期作废了。所有的选择又不是一下就给你，而是一个一个地给。a选择来了，你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是要还是不要。你要了，a可能是错的，其后果你要终生承担，后面的选择你却再无权过目；你不要，a可能是对的，但a不会再来了，你只能在剩下的错误选择中挑选一个。 当“女生杨红”走去会“男生杨红”的时候，还在想：命运啊，可不可以把我今生所有的追求者全部一次性地拿到我眼前来让我看看？我比较了，鉴别了，选定一个，就终生不变，也终生不悔。 “女生杨红”见到“男生杨红”的时候，觉得他没有自己印象当中那么英俊，可能印象是错的，也可能他长变了一些。不管怎么说，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跟一个男生单独在一起，心跳得有点快。 两个在h大四处走走，说些“这棵树好高啊”之类的话，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三个小时。杨红想，他是不是就是来看看h大的啊？走这么半天也只说些鸡毛蒜皮，不关痛痒的话。最后走到人工湖边，杨红在一个石头凳上坐下，摆出个“参观结束，言归正传”的架式。“男生杨红”就在她对面的一个石头凳上坐下。两个人就象比耐心一样，都不说话。杨红觉得这时才真正理解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男生杨红”可能是不想在沉默中灭亡，终於结结巴巴地说：“我读高中时就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杨红松了口气，总算打破沉默了，不会灭亡了，但她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人，再说，一帆风顺的爱情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想设一个小小的考验，看“男生杨红”能不能更追求一点。杨红就有点调皮地说：“你也叫杨红，我也叫杨红，那以后—”。她没有说完下半句，因为她也不知道下半句是什么。她希望“男生杨红”能轻而易举地跨过这个“障碍”，本来嘛，一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呢？再说，自己也没说名字相同有什么不对。 杨红正在考虑就这一个考验够不够，就见“男生杨红”局促不安地站起来，神色慌张地说：“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既然你也有这个担心，那就算了吧。”不等杨红回话，他丢下一句“我会把你的信寄还给你的，也请你把我的信寄还给我”就飞也似地逃走了。 第32-34节 (32) 杨红坐在那里，觉得石头凳子冰冷，第一感觉是被他抛弃了。等到稍微静下心来，把两人说过的话反反复复在脑子里重放几遍后，觉得他可能是误会了，以为她拒绝了他。那时学生寝室里还没有安电话，杨红回到寝室，就想写一封信，解释一下。但想起他说的那个“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既然你也有这个担心”，就很茫然。他考虑过哪个问题？他也有哪个担心？是同名同姓的人不能结婚吗？还是什么别的？ 她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写一封信，如果写，写什么。“男生杨红”说喜欢她是用嘴说的，而她如果写在信上，就成了白纸黑字了。他如果要对人炫耀说她追他，他有证据，而自己就没有证据。她觉得“男生杨红”对谁追谁的问题，是很重视的，销赃灭迹的措施也很老到。你看他写信时不落真实姓名，又叫她把自己的信退回，就是防备有朝一日杨红会拿着他的信去对人炫耀。 对谁追谁这个问题，杨红像那个年代很多人一样，是很在意的。男生追女生尚且弄得这么偷偷摸摸的，女生哪里敢追男生？杨红听到看到的追人先例，都没有好下场。男生写给女生的情书，在高中时，常常被交给了班主任，为老师惩罚早恋而制定的杀鸡吓猴战略作了一份贡献；在大学里面就成了女生寝室茶余饭后的笑料，情书里的某些字就成了追求者的别名，粘在他身上，跟他一辈子。 杨红记得寝室里有一个女生收到过一封情书，写信的人姓陈，信中在描绘自己的相思之苦时，说“感觉就象头上戴了一个铁帽子”。这个人追求没成功，还得了一个别名，叫做“陈铁帽子”。这个别名也不知是怎么传出去的，总之是不径而走，人尽皆知。女追男的下场就更悲惨了。有一个被追的男生甩了那个追他的女生后，逢人就吹：“我怎么会要她？送上门来的货，哪有好的？不过我也不吃亏，该看的看了，该摸的摸了，该x的x了，以后谁要了她都是吃我的剩饭。” 而那碗“剩饭”就一直没人吃。 所以杨红就没有立即回信，想等“男生杨红”鼓起勇气，卷土重来。结果过了几天，“男生杨红”就把她的信全退回来了，还催促着叫她也把他的信寄回去，或者烧掉。杨红哭了一场，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 (33) 杨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憧憬被追求，而又如此讨厌被撮合。反正她一听到中间人问她“某某某问你愿不愿意同他谈恋爱”，就觉得兴趣全消。她想问那些请人介绍的男生：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来对我说一句“我爱你”？为什么你们不能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来倾诉衷肠？我象那种要把你们的爱情拿去炫耀的人吗？就算你们被“陈铁帽子”的例子弄得不相信每一个女生，你们如果真爱我，还会在乎我怎样处置你们的情书吗？ 当然这样想的时候主要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占上风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杨红想的是，既然别人不来追求我，说明我不值得别人追求；既然别人不愿冒“陈铁帽子”那样的风险，说明我不值得别人冒那个风险。她是一个勤于自责的人，对自己永远没有信心，也许她一定要在学业上出类拔萃，正是因为她缺乏自信，没有考试成绩放在那里真真切切地让她看见，她就觉得自己没用。有时已经考得很好了，还会突然冒出一个疑问：这个成绩是真的吗？是不是我在做梦？ 杨红对自己的外貌也是极无信心的，所谓外貌，在杨红看来，主要是脖子以上那部份。她知道自己眼睛不美，因为不是双眼皮，那个时候的审美观，至少是女孩们自己的审美观，是以双眼皮为美的。杨红就老觉得自己照相不好看，有点无精打彩的样子，不象有几个女生，平时看也没觉得怎么样，但一照登记照、毕业照什么的，就容光焕发，眼睛大而有神，真个是水汪汪的，人见人爱。 杨红听人说，每天用火柴棍在眼皮上轻轻划二十次，就可将单眼皮变双。她试了，也没什么作用。她还听人说经常用剪子把眼睫毛剪短，可使睫毛便浓变长。也试了，也是没用。再加上她是戴眼镜的，眼珠都被眼镜戴变了型，就算划成了双眼皮了，剪成了长睫毛了，还是不如人家天生的好看。 从小到大，杨红很少听人说她漂亮，多半都是说她聪明，成绩好。也有人说她长得秀气，杨红不是很爱听这种评价，因为人们说你秀气，多半是因为你算不上漂亮，充其量也就是五官还端正，眼睛小小，鼻子小小，嘴巴小小那种。不过杨红大多数时间不为自己的相貌发愁，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相貌太自信，而是因为她觉得相貌不出色，正好可以看出追求者不是冲相貌来的。男人如果爱的是自己的外貌，那等自己人老珠黄的时候，男人不是要逃跑了吗？谁个不知红颜易老？女人三十豆腐渣，三十就豆腐渣了，那追求外貌的男人能爱自己几年？ 杨红觉得自己的长处是心灵美，是对爱情的那种金不换的忠贞不渝。她觉得一个男人追求的，不应该光是善良、贤惠这一类的心灵美，而是一种忠贞不渝的爱情。善良贤惠固然重要，但善良贤惠是对所有的人而言的，一个善良的人对所有的人都善良，但一个对你忠贞不渝的人只爱你一个人。杨红觉得如果自己爱上一个人，肯定是会如痴如醉的，肯定是要同他白头到老的，肯定是连命都愿意交给他的。她也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做到这些。做不到这些，还算爱情吗？ 在杨红看来，男人不追她，是因为她不美；男人追得不紧，是因为那些男人没有看到她心灵的美；只有能看到她心灵美的男人、欣赏忠贞不渝的男人，才会百折不回地追她。 喜欢被人追，被人百折不回地追，也许是杨红渴求通过被人追求来证明自身价值的一种表现，也许只是心理学家荣格则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那种潜意识在她身上的一种外化。“集体无意识”指的是一些人们不用学就拥有的认识或知识，仿佛千百年来，有一些东西被一支大笔，写在某种文化或整个人类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下来，在某一些人身上呈显性，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呈隐性，又与时代和个人的基因相结合，变异成种种色色的折射。 相不相信“集体无意识”无所谓，你可以把这称为“文化沉淀”或别的东西。有一个主题几乎可以从所有的文化中找到相同的影子，那就是被称为“难题求婚”的主题。古时候，父母在给自己的女儿选丈夫的时候，会出几道难题，考察求婚者，只有那个能通过所有考验的男人才有资格做女儿的丈夫。这个难题可能是考察体力的，也可能是考察智慧的，这要看是什么文化、什么地方、什么年代。 方文化里有著名的“伊阿宋和金羊毛”的故事，中国文化里也有类似故事，至少在杨红的家乡，就流传着不少被统称为“傻女婿”的难题求婚故事。这类故事一般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傻乎乎的男人，未来的丈人丈母不甘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傻女婿，就想刁难他一下，测试测试他。既然这人是傻乎乎的，测试当然是针对他的智力而不是体力的。 有一个故事就这样讲到：傻女婿未来的媳妇私下给他十两银子，让傻女婿赶快去学点知识，免得测试通不过。傻女婿得了银子，兴冲冲地去找人学艺。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站在湖边边望湖兴叹的人，说：“一湖好鱼，可惜无网”。傻女婿听得入迷，拿出三两银子，叫那人教他这句话。那人虽然纳闷，但到手的银子不要白不要，於是接了银子，把那句话教给了傻女婿。 过一会，另一个人引起了傻女婿的兴趣。那人站在一座独木桥边，吟道：“双桥好过，独木难行”。傻女婿佩服得紧，就又给那人三两银子，叫人家把那句话教给他。 第三个人正在跟自己的朋友告别，拱拱手说：“县里不见省里见”。傻女婿付了他最后四两银子，学来了这句话。 媳妇听了傻女婿学来的东西，心下叹道：这下是通不过父母测试了。不过没法，只有硬着头皮让他去闯。 到了丈人家，丈人给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只给傻女婿一碗汤，却不给他勺。傻女婿见媳妇在给他使眼色，於是慌忙火急地站起来，背了学来的第一句话：“一湖好鱼，可惜无网”。丈人丈母大惊，端的好口才！於是叫人拿来汤勺。 等一会，菜上来了，却不给傻女婿筷子。傻女婿见媳妇又在使眼色，遂念道：“双桥好过，独木难行”。丈人丈母那边自然又是一惊，慌忙叫拿筷子来。 吃完饭，傻女婿记起自己还有一句话没用上，於是拱拱手，说：“县里不见省里见。”丈人丈母大惊失色，怕傻女婿告状告到省里，立即把女儿嫁给了傻女婿。 现代社会当然不用父母出面来用难题考察求婚者了，但在很多文化里，女性仍然在有意识无意识地翻炒“难题求婚”的故事。结婚要定金的自不待言，女性要求自己未来的丈夫有钱、有权、有势、有貌、有这、有那，都可以称得上是体现了一个“难题求婚”的主题。存在於杨红无意识中的“难题求婚”情结就外化为“渴求被追”的心理。那时杨红对被追求的渴望，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把追求与爱划了等号。她在心里说，如果有一个人能不顾面子、不怕被拒绝地追我的话，那他肯定是爱我爱疯了，那么，不管他是老是小，是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是贫穷还是富有，是英俊还是丑陋，我都会爱他一辈子。 旁观者看到这里，就会想，大概这个周宁就是这样一个追求者，所以得到了杨红的爱。但事实是：周宁虽然与杨红同班三年，求爱仍然是走的请介绍人撮合这条路。 (34) 大学的前三年，杨红就一直在那里“学业太忙”，“年龄太小”地拒绝被人撮合，也充满希望地等候被人追求。没人追求也不要紧，还年青嘛，来日方长。 到了大四的时候，杨红突然发现寝室里别的女生个个都有了男朋友，也不知她们是什么时候对上暗号、接上关系的，也不知道她们怕不怕学校发现了有麻烦，反正是每个人都有人帮着打饭、打水了，晚上去自修室也不来叫杨红了，周末逛街也不跟杨红去了，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只有杨红一个人还在唱独角戏，突然感到好孤独。 第一个孤独的时刻是每周五去看学校放映的露天电影。以前都是寝室里几个女生结伴而行，左手一个学校发的小板凳，右手一包零食，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走去走回，令路上的男生侧目。现在虽然象王姐这样热心快肠的室友仍然叫上杨红，但去了一次，杨红就决定不再跟去做电灯泡了。王姐总记得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上两句，但杨红觉得王姐男朋友的眼神，除了隐忍就是无奈，好像在嘀咕“这姑娘怎么这么没眼睛呢？”。到了星期五，杨红要么就逃回老家去，要么就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去的时候已经是苍苍凉凉，看完了电影，夹杂在一群叽叽喳喳议论的人群中往回走，就有一股莫名的哀愁。 杨红最怕的就是去食堂打饭打水。大四的女生，加上部分大三的女生，都把饭厅当作男澡堂一样，坚决避免，只让她们的男朋友代劳。饭厅里大多是一众男生，人手两碗，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朴素，一个花哨，一看就知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女朋友的。男生站在队伍里，你笑我“气管炎”，我笑你“惧内”，但个个神气活现，好像校级护花使者。手里只拿一个碗的男生都有点抬不起头来，更何况手里只拿一个碗的女生。 杨红站在队伍里，显得势单力薄，快要被淹没了。连打饭的师傅都以诧异的眼光看她，好像要看清她到底是男是女。如果是男，为何只拿一个碗？如果是女，为何亲自打饭？ 到了冬天，别人的男朋友提两大桶热水到女朋友的寝室，催促“快洗，快洗，免得凉了”，杨红还要亲自出马，去水房提水，提不动两个大桶，只好提两个热水瓶，一瓶今晚用，一瓶明早用。有一次不注意，滑翻在地，回来借机会哭了好半天。 二十二岁的杨红突然有了一种“大龄青年”的恐慌。在学校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男生占压倒多数的系里，尚且没有人爱上自己，那以后到了单位上，就算那里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尚未婚配又没有女朋友的男生也是寥寥无几，还有机会遇上一个爱自己的人吗？那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恐怕也是在学校无头苍蝇般地忙碌过但没找到对象的人了。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男生，因为一定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等着，而命运又那么宽宏大量，恰恰把他跟我分到一个单位，於是成就一段美好爱情？杨红觉得这个幻想太美好了，美好得只能是幻想了。 杨红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恋爱观，象自己这样相貌平平的女孩，希望别人因为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来爱上自己，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不做别人的女朋友，别人怎么知道自己的爱是忠贞不渝的？这份忠贞不渝是要用一生来证明的，这一生也只能证明给一个人看的。杨红这样想一会，就把自己想糊涂了，这有点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除了在那里争得脸红脖子粗，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杨红想起北京的那个表姐说过，她也曾经是心高气傲的，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无奈心有天高的人，肯定命如纸薄，她等了多年，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爱得上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爱自己的人。结果可能是错过了好年华，连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只好再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可以凑合的人结婚算了。撮合就撮合，见面就见面，相亲就相亲。相了无数，见了无数，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慢慢的，介绍人开始把离过婚的，带小孩的，手脚不灵便的，没有北京户口的都带到面前来了。想想介绍人撮合婚姻都是讲门当户对的，就由不得你自己不在心里一再把自己贬值。最后表姐跟一个四十多岁的死了老婆的男人结了婚，再也没回过家乡。杨红听家乡人讲起表姐，都说她做了人家的“填房”、“续弦”，当了后妈，一过门就有人叫娘，连表姐的父母在当地都抬不起头来。镇上的人分析起来，个个都说是表姐书读多了。表姐就成了一个反面教员，被那些家长拿来教育家里那些好高鹜远的女孩：读，读，再读读得跟静玲那样，看你还读不读。 有一年过年，表姐接杨红去北京玩，带着杨红去长城、去故宫，把表姐夫丢在家里。杨红不理解为什么模样俊秀的表姐会跟这么一个又矮又秃的人结婚，住在一间屋里不害怕吗？问表姐，表姐只是说：“女人年纪大了，自己就把标准降下来了。杨红，你莫学我，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通常的状况都是一蟹不如一蟹。”杨红问表姐：你爱他吗？表姐凄然一笑：爱？这个字早就从我的字典里被删除了，这个世界你要钱要权都要得到，唯独爱情你要不到。 还有一件事，差点把杨红气得晕死。那时候突然流传一个故事，说h市某工厂有个年轻女孩长得美丽无双，工厂里个个都追求过她，但她都没同意，反而嫁了一个又丑又老的男人，令别人百思不得其解。结婚后，人们才得知，原来那个女孩是长着一条小尾巴的！她找一个最丑最老的人，原以为这样的人就不会嫌弃她，哪知这男人丑是丑，老是老，别人还算是个正常人，正常人谁愿意娶一个长尾巴的女人为妻？所以仍是以离婚告终，尾巴的事也传得人尽皆知。有的版本说那个女人自杀了，有的说那个女人疯了，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杨红也听过这个故事，但没有太往心里去，长尾巴也就是返祖现象而已，到医院割了不就行了？ 结果有一天，寝室里的王姐气呼呼地告诉杨红，她今天跟班上几个男生吵起来了，是为了杨红，因为那几个男生在那里猜，说杨红人长得不错，怎么没有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有尾巴？王姐说：“你看他们无聊不无聊？我告诉他们，你们再这样瞎说，看我不撕你们的嘴！我跟杨红一起在澡堂洗过澡的，我敢肯定她没有尾巴！” 杨红惊呆了，连谢谢王姐都忘了，只在那里想：看来我不光需要一个处女证明，当务之急是弄一个没尾巴证明了。再到教室去上课的时候，杨红就觉得男生的眼光都盯在她那个该长尾巴的地方，心想表姐说的一肩高一肩低跟这个相比，真的不算什么了。如果男生都这样推理，心里喜欢我的人也不敢喜欢我了，更谈不上追求了。杨红就老觉得心里憋得慌，好像老想跟谁吵一架一样，但又不知道拿谁开刀。总不能自己跳出来，发个申明，说自己没有尾巴。 有一天，王姐问杨红：“周宁说他挺喜欢你的，你愿不愿跟他接触一下？” 杨红就没觉得这话刺耳，反而觉得王姐这话说得有水平，应该不算是撮合，最多算是传个话，说了周宁是喜欢我的嘛，再说，也只是接触接触。 杨红就答应当晚到人工湖边去“接触接触”喜欢她的周宁。 第35-36节 (35) 生活中有些事，虽然事后看来都是阴谋诡计，但当时并不让人起疑；或许本来就只是凑巧，不是什么阴谋诡计，圈套是后来被人分析出来的，不是当初设下的，也未可知。 杨红是王姐用自行车带到人工湖边去会周宁的。杨红本来自己有自行车，不过那天王姐坚持要带杨红去，杨红也不想给周宁留下一个“杨红飞车会周宁”的印象，就让王姐把自己带去了，显得矜持一点。 王姐是严格按照当时的约会礼节做的，女方绝不可以比男方早到，所以等王姐把杨红带到湖边的时候，周宁已经坐在石头凳子上抽烟了。看到王姐带杨红过来，急忙扔了烟，站起来迎接。王姐说声“你们都认识的，不用我介绍了”，又聊两句，就匆匆离去了。 周宁仿佛也懂约会条例，知道自己有维持谈话的责任，就天南地北地扯了一通闲话，不知怎么就扯到人的名字上来了，周宁就极力夸赞杨红这个名字好，好听，又好叫。 杨红倒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名字，觉得周宁讨好得有点过分了，就说：“叫‘红’的人太多了，搞不好就同名同姓。你的名字起得不错，没落这个俗套，看来你父母很有水平。” 周宁就呵呵一笑，说：“我父母都是大老粗，有什么水平？这名字是后来改的，我以前叫周奋钢。” 杨红听到“周粪缸”几个字，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别开玩笑了，哪有父母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么一个名字的？” 周宁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我父母。”然后周宁就把他改名的故事讲给杨红听。 原来周宁生下来并不叫周宁，父母跟他起的大名叫周奋钢。“奋”字是他的派，是不知哪一辈老祖宗选好了的，到了他这一代一定要用在名字里的，而且一定要用在中间。这个“钢”呢，是父亲选的。周宁的父亲曾在矿山干过，家里几个儿子的名就都带个金属，“钢”啊，“铁”啊，什么的。也不是父母没把这“奋”和“钢”连起来琢磨过，儿子的名字嘛，父母是想破了头也要想出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的。问题是在周宁老家，粪不象别处的粪那么文雅，他们那里的粪粗野一些，只算个“屎”，而且待遇也差些，不用缸盛，只挖一个坑装着就行了，所以周宁老家只有“屎坑”，没有“粪缸”。 在周家冲的时候，虽然老师也号称是普通话教学，但也就是把声调变了一下，发音还照当地话发，所以也没人意识到奋钢就是“屎坑”。一直到周宁搬到银马镇了，那里的老师到底是大地方的老师，水平高多了，学生也毕竟是大地方的学生，知道奋钢在普通话里就是“屎坑”，就有同学围着周宁“粪缸”“屎坑”地叫。 周宁跟人打了几架后，才明白为什么别人管自己叫“屎坑”。又打了几架，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在这里不合适，这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自己能力有限，打遍银马镇也封不住别人的嘴，治标不如治本，所以就闹着要改名。最后请学校语文老师帮忙选了一个名，跑到镇上派出所把名改了。周宁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为他选这个“宁”字，可能是希望新名字象个紧箍咒一样，把调皮捣蛋、扯皮拉筋的周粪缸给镇住。 周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痛说革命家史”的语调，但杨红听着，却一路忍不住格格地笑，想不银铃般都不行。心想，这个人挺好玩的，如果是别人，肯定不愿把“周粪缸”的事讲出来，谁愿意屎不臭挑起来臭？不过他这样大大方方地讲了，自己不但没有产生坏印象，反而觉得他诚实，生出几分好感。 两个人扯了一会闲话，杨红就起身要走，不想给周宁一个恋恋不舍的印象。周宁也不挽留，只站起来，说：“我送你，我自行车都借好了。”说罢，就把自行车推过来，两腿叉在横杆上，说“上来吧”。 杨红真是受宠若惊，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唯一用自行车带过她的男孩是她哥哥，而且也不是象坐出租车一样，司机等你上车了才起步，都是哥哥只顾骑他的，而杨红在后面跟着颠颠簸簸地跑出十几米，猛地一跳，才能跳上去。杨红见周宁已经把架势都端好了，又想到自己没骑车来，也不好拒绝，就有几分害羞，也有几分激动，战战兢兢地坐上去，也不敢碰周宁，只用手抓住车座椅下面的铁杆。 哪知周宁刚一启动，车就往右一倒，杨红仰面掉下车来，姿势肯定是不雅观的了。杨红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同周宁见面就搞得这么狼狈，又恼又羞，几乎要哭了。那边周宁也吓了一跳，赶紧把车一丢，上前来扶杨红，一边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没带过女生”，一边帮杨红拍背上的泥土，又抓过杨红的手，看有没有摔破。结果还真的破了一点皮，虽然杨红一再说不要紧，不要紧，但周宁坚持要送杨红去医务室，杨红也怕地上不干净，会得破伤风，只好跟周宁去医务室。周宁一路小心骑车，时不时地往后伸过手来，碰碰杨红。杨红问他干什么，周宁说：看看你在不在车上，怕又把你摔下去了。说得杨红竟然有些感动起来。 晚上躺在床上，杨红对经人介绍一节还有点耿耿于怀，心想，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再说，自己对周宁差不多都没什么印象，如果喜欢他，在一起同学三年应该早就喜欢上了。但回想起刚才见面的细节，背也被他拍了，手也被他抓了，医务室的人也看到他们俩在一块了，又莫明其妙地感到好像跟周宁已经走得很近了。於是又想起刚才见了面，周宁也没提喜欢她的事，也没说要不要继续接触，知道多半是不会有下文了，心里居然有一点落寞的感觉。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刚过八点，杨红就被敲门声吵醒了。同寝室的姐妹都开始抱怨：“是谁呀？不是讲好星期天不准任何人的男朋友打早饭的吗？” 杨红赶紧起床去开门，她倒没想过会是周宁，她没叫周宁为她打饭，也没把碗给周宁。只不过是她的床离门近，一般别人不愿起来开门，都是她去开。她眼镜都没带，披头散发的，就把门拉开一个小缝，赫然看见周宁站在那里，一手端碗稀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花卷，见开门的正是杨红，就说：“我帮你把早饭打来了，买了个花卷，不知你爱不爱吃，你不爱吃我去换个馒头。用的是我的碗，洗了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心想，连接触接触都还没定呢，怎么一下就连跳几级，履行起男朋友职责来了？她急忙把稀饭和花卷接过来，说声“谢谢”，一头钻回寝室。 同寝室的女生都醒了，见杨红端进来稀饭花卷，七嘴八舌地议论：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新人，难怪不知道本室的规矩。” “杨红，你男朋友追得好紧啊！” 杨红听了，也很开心，也不声明说那不是我的男朋友，最多只是我的“接触接触”。她拿了漱洗的东西，到水房去，准备弄停当了好吃早饭。结果走到水房附近，看见周宁还没走，站在走廊的窗户旁边抽烟。杨红脱口而出：“怎么你还没走？” 周宁摸出两张电影票：“我买了电影票了，十点的，车也借好了。你去漱洗，我在这等你。”那神态就象是杨红托他买票的一样。 杨红看惯了追求者躲躲闪闪，仓皇逃窜的样子，突然遇到一个过分自信的，反而乱了阵脚，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一边后悔让他看到自己头不梳，脸不洗的样子，一边红着脸进水房去了。 周宁就耐心地站在那里抽烟，想必那周宁也是个知名人士，杨红听见不时地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周宁，你怎么站在这里？” “等杨红一起去看电影。” 那句话放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里，其功效不亚于日今在地方小报上打一个订婚启事。 其说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悲叹自己的追求者这么经不起风雨。她回了个信，说自己已把他的信烧掉了，暗中却保存下来，放在一个小红木箱子里，上面用红绳子结成一个千千结。她知道撒这个谎很卑鄙，但她真的很舍不得烧掉那些信，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第一批情书，后来又发现其实是唯一的一批情书。 结婚后，她也没把箱子里的东西给周宁看，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周宁有一天去打牌被人告知这两天风声紧，派出所正在四处抓赌，牌桌上和打牌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达到300元的就要进派出所，所以只好扫兴而归。那天正好杨红跟毛姐出去逛街去了，周宁就想起那个他觊觎良久的小红木箱子，有点心痒痒的，心想，婚都结了，妻子还有什么秘密丈夫看不得？就擅自用剪子剪断那个千千结，打开那个小红木箱子，战战兢兢地拿出一封信，看完了，也没搞懂是谁写给谁的，或者中心是什么。信里都是些“今天考了英语”“学校的理科大楼修好了”之类的流水帐。连看三、四封，都是一个风格，也懒得再看，心想：“我还以为是旧情人写的情书，一场虚惊”。就把信随手一丢，自顾自地看电视去了。 晚上杨红回来，看见自己的情书箱子被周宁打开，就责问他：“你怎么可以不经我允许就开我的箱子？” 周宁说：“夫妻只间还保个什么秘？更何况又不是什么情书，还珍藏在那里，搞得我疑神疑鬼。” 杨红忘了周宁的错误是窥探隐私，反而为“是不是情书”生起气来：“为什么不是情书？照你说，什么样的才算情书？” “情书，情书，总要有个情字吧？那些流水帐，也算情书？不是看有几封信字迹不同，我还以为都是你自己写给自己的咧。” 杨红仿佛被他点了死穴，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在那里哀哀地哭。她想起那些电视或小说里面，做妻子的被丈夫发现了旧情人的情书，在那里把那些卿卿我我的东西当作罪状大声宣读，杨红对那妻子羡慕之极：就算她丈夫等一会就要把她大卸八块，至少她曾经被人热烈地爱过，还有几封让丈夫大发雷霆的情书。不象自己，唯一的情书还被周宁诬蔑为自己写给自己的。 周宁开始还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会乱开你的箱子了，后来觉察出来杨红不是为这哭，就对她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我讲一个笑话你听。有一次，我们寝室被盗了，我们的衣物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就去学校公安处报了案。过了几天，公安处通知我们去领回部分衣物，说这是那些盗贼在逃跑路上，为轻装上阵，去粗取精，丢弃在那里的，你们把自己的领回去吧。我们都在为衣物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只有高大强一个人拿着他那件不知穿了几代人的旧皮夹克，委屈地大喊一声：这些强盗真是瞎了眼了，连我这件真皮的衣服都不要！” (36) 有愤世嫉俗者分析忠贞不二的成因时说：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移情别恋的天性，一个人最终能够忠贞不二，一是因为具备忠贞不二的先决条件：女人生得丑，男人生得穷。但这一条不能保证一个人就能忠贞不二，因为各花入各眼，张三认为丑的，李四认为不丑。而男人呢？正因为穷，无钱娶一个长期的，反而要今天王五、明天赵六地花小钱、买短欢。忠贞不二的人之所以忠贞不二，靠的是社会的栽培，道德的约束，良心的谴责，舆论的赞助，浪荡子的失职，多情女的疏忽。一句话，移情别恋不光是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还有一个客观上可不可能的问题。 杨红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浑说的人，不过她也察觉到，虽然她和周宁两人之间还没交换一句“我爱你”，但自从她和周宁成双成对的让人看见后，就再也没人追求她或为她撮合了。男生个个都是“尖头鳗”，不要说是已有国界的领土，就是别的男人臆想当中的领土，他们也是不会去侵犯的，尊重他国领土主权的态度之极端，连中国政府都要自愧莫如。 校园的正统牌迷们出於对周宁的拥戴，都说周杨配是真正的“男牌女貌”，不可多得。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也恨恨地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也没有一位“尖头鳗”头尖到愿意出手相助、把这朵鲜花从牛粪上拔出来的地步。周宁身边那些激进兄弟党的家伙，还管杨红叫“嫂子”，被周宁一巴掌劈醒后才改称“未婚嫂”。 而女生呢，头就不那么尖了，对已划分出来的国界，也不如男生那么尊重，时不时地爱打几个擦边球，而杨红就时不时地得为保护领土完整而战斗。周宁虽然已经成了她的男朋友，还有女孩愿意借饭票给他，杨红只好把自己的饭票跟周宁的合二为一，反正都是周宁去打饭的。班上组织出去旅游时，周宁因为没钱，准备不去，也有女生愿意帮他付钱，搞得杨红只好率先帮他付了。 有很多时候，对一个人的爱是在与情敌竞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是因为竞争成功带来喜悦，二是因为有人在那里竞争，说明被竞争的对象还有其它人欣赏，价值倍增。好像被拍卖的画一样，本来不觉得那幅画有什么了不起，但因为有好多人竟相提价，你也会水涨船高地跟着叫价，最后那幅画的价值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定要买到手了。 杨红自己从来没觉得周宁长得潇洒、有吸引力，象当时所有的纯情少女一样，杨红看男人，是把他们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来看的，用的是仰视的角度，只看到他们头上的光环—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她们也往往能造一个出来，戴在他头上。正因为女孩把男孩当神来看，所以她们想到自己的男朋友时，主要是想他的品质、才华，最好是无所不能，至少是不能有食人间烟火后绝对会产生的副作用。一个女孩如果听到自己的恋人有除了呼吸以外的任何一种排气声，肯定是要吓得一惊、象看怪物一样地看他的。好在周宁直觉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晚上与杨红有约会，白天就坚决不买食堂里的土豆烧土豆。 杨红想到周宁的外貌的时候，只有一个评价：还好，不是太矮。她不喜欢太矮的男生，因为她老家的风俗，婚礼那天，新娘是由新郎抱着跨过门槛的。杨红担心找一个太矮的男孩，会抱不动她，要么会抱得龇牙咧嘴的，要么自己只好像妈妈班上的喜儿一样，小女婿一招手，就自己跑进新房去，兆头不好还在其次，主要是太滑稽。男人长得英俊不英俊没什么，关键是不能长得滑稽。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或一个长相凶恶的男人都有人爱，但一个滑稽的男人？至少杨红觉得自己会爱不起来。 令杨红不解的是，周宁在别的女人眼里，似乎还挺有吸引力。走到外面，总有一些女人愿意跟他多说两句话，尽管杨红就在旁边，那些女人仿佛都看不出周宁已是名草有主。在餐馆去吃饭，端盘子的小姐会说些与菜单不相关的话，和颜悦色地问周宁是哪里人，学他的家乡话，又说他长得象周华健。在公园照相，摄影的妇人会利用职业之便，暧昧地捧着周宁的头，往左扳扳，往右扳扳，老半天照不完。 周宁呢，态度之亲切自然，叫你不愿说他是“堆出一脸笑容”，只能说是“漾开一脸笑容”。周宁就在那里轻言细语地回答，孩童般地发问：“真的吗？我还不知道呢。”搞得杨红想发作又没有把柄。当然事后杨红还是会忍不住带点开玩笑的口气说说：“看你刚才那个打情骂俏的样子！” 周宁不经意地说：“我打情骂悄了吗？不觉得啊。” “你不觉得就更糟，说明那是你真情流露。” 杨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心眼，从小到大，自己对人都是很宽宏大量的。现在对别人仍是如此，唯独对周宁，就小鸡肚肠。可能每个女孩都是有小心眼的，对外人越是大方的，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小心眼。对其它事情越不在乎的，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在乎。对自己男朋友越是在乎的，心眼就越小，不光要限制他的言论自由，连他的目光自由、思想自由也想限制起来。 思想自由不好限制，就采取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方法，先引诱你大鸣大放，等你把思想变成语言，再罗织罪名，把你打成右派。杨红会故意问周宁对某个女同学的看法。刚开始，周宁还说说“张玲玲啊？长得还不错，舞也跳得好”之类，被杨红判了几回罪之后，周宁对杨红以外的女孩一律只用贬义词，哪个词恶毒用哪个：“胸平得象飞机场”或者“屁股大得象磨盘”。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红总是责问他：“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到别人的那些地方去了呢？” 周宁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照说男人通常都比女人高，按照眼睛平视的道理，应该只看到女孩的头部，或者更高一点，从女孩头顶看飘了。男人看飘了的时候还是挺多的，一般就看到女孩身后的别的女孩那里去了。但他们的眼有如一副广角镜，什么角度什么方位都看得见，聚焦点却都在三围上，只怪女人把那几个地方整得太突出了。 有人说这种引蛇出洞的战略是女人的特点，并由此推断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由幕后的女人发动的。其实引蛇出洞是人甚至动物天生就有的本事。男人也一样会引蛇出洞，先是花言巧语地勾女孩上床，上过了，上够了，再说一句：“你这样的女人，既能这样轻易地与我上床，必然也能轻易地同别人上床。”你说这是阴谋，他说这是阳谋：你心里不想出洞，我引你你也不会出洞。 周宁当然知道不能说是无意看到了女人的三围，那样说，杨红肯定会说他习惯成自然；说是有意的，那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所以周宁象那些被反右吓破了胆的人一样，一般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醋吃多了，杨红也很难为情，但想好了不吃，到时候又吃了。有一天杨红一时兴起，胡诌了一首词漫画周宁也漫画自己： 君为男儿岂两样？ 闲暇处，常是为花忙。 百色佳人皆搭腔：摄影女，卖酒娘。 每遇质询自能当， 豪言处，无缘见衷肠。 绝知日后恩爱图： 满桌席，尽醋香。 周宁看是唐诗宋词的模样，也古典起来，喝个彩：“端的好诗！谁个写的？” 杨红逗他：“不是苏轼就是苏东坡。” 周宁又看一遍，说：“我书读少了，这苏轼苏东坡两父子，我一直都没有分清楚谁是谁。” 到后来，周宁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有时走在路上，杨红故意问周宁：“你觉得刚走过去的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怎么样？” 周宁就在当街站住了，转来转去地找寻一番，然后恳切地问：“哪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我刚才怎么没看见？” 第37-38节 (37) 刚开始时，杨红对周宁托人介绍而不自己来追求还有点耿耿于怀，但很快就被周宁旋风一般的快节奏的爱法搞得昏头转向了。一旦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周宁反而穷追猛打起来。请看电影，要求见面，计划出游，都是周宁积极主动，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打水是不光给杨红打，每次去，周宁都把寝室里的热水瓶搜罗一空，一提就提个五六瓶回来，一跑就跑好几趟，搞得其他几个女生暗中骂他们的男朋友打水不积极，那些男朋友被逼无奈，只好行动起来，一个个抢先去为全寝室打水。周宁看了呵呵地笑：看来我还在你们寝室掀起了一个“学周宁，赶周宁，超周宁”的活动呢。 周宁见群众都觉悟了，自己就退居二线去了，让别的男人去打水，自己专心照顾杨红的三餐饭。那时早上还作兴早锻炼，不去的人要向体育委员请假。周宁是从来都懒得去的，怕把四肢锻炼得太发达会把自己的头脑搞简单了。好在体育委员高大强跟周宁一个寝室，请假方便，就算忘了请假，也可以说昨晚你做梦时我跟你请过假的，不记得啦？高大强也不计较，都是先知先觉，星期一就把周宁整个星期的出勤情况写好了，都是“病假”。 杨红爱吃校外早点摊上卖的叉烧包，不过她不爱吃里面的馅子，只爱吃沾了馅子的皮子。周宁就骑车到校外去买叉烧包，自己吃了馅子，把皮子留给杨红。心里时常惊叹：世上竟然有不爱吃肉的人！我们两人真是天作之合。午饭晚饭都是早早地就跑到食堂去了，有时为了买到杨红爱吃的菜，还不惜对老师撒谎，请了假不上课，跑到食堂站个头排。 杨红知道后也不生气，反而有点理解为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了，心想，他为了我可以违反纪律，只能说明爱之深，情之切，所以男人的这个坏，不是道德品质的坏，不是自私自利的坏，而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能够不顾自己的利益，打破常规，甚至违法乱纪的坏。当然杨红不会要周宁去违法乱纪，但是希望他有这个违法乱纪的决心，所谓“只要你有这个姿态”是也。连这个姿态都没有，光在那里担心自己违法乱纪的后果，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说明你爱得不深；真的让你去违法乱纪了，说明这个被爱的女人愚蠢。 周宁的追求当然说不上低三下四，因为两人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不存在“恳求、拒绝、再恳求、再拒绝”这个循环。但周宁的爱又让杨红有一种被抬得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两人在一起没几天，周宁就告诉杨红他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杨红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是他们一个班的高大强。杨红要跟周宁分手，周宁当时正在田里干活，好像是在老家周家冲。他一听说这个消息，就跳起来，抓了一个衣架，跑去找高大强算帐。后面的不记得了，反正醒来之后，满脸都是眼泪。今天看见那个高大强还有点记恨，所以今天一定要跟杨红见一下面，好证明那只是一个梦。 杨红听了，心里很感动，不愿露出来，只笑着问他：“为什么抓个衣架去打人？” 周宁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梦里就这么做的。” 后来周宁还做过一些大同小异的梦，都是杨红有了别的男朋友，往往都是自己班上的人，杨红提出要分手，他就去找人拼命，或者就自己一人孤独地回老家去了，每次都弄得他流着泪醒来。杨红想，按这个频率，周宁很快就会把全班的男生都打遍了。周宁的口头禅就是“如果你不要我了的话，我就一个人回老家周家冲去教书。”虽然没说就要去死，但也足以让杨红感动了，因为在周宁心里，似乎就从来没有两人分手或他擅自离去的概念，好像只有杨红抛弃他的可能。杨红想，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了，他还这么担心，说明他对自己还是很重视的，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她问周宁：“我平时跟这些男生话都不说，你怎么会梦见我同他们谈恋爱呢？” 周宁不敢把真相说出来，知道杨红听了会骂他们男生下流，连他自己也会被骂进去，说不定一生气就跟他吹了。真相就是周宁寝室里的几个男生都喜欢杨红，在周宁跟杨红好上之前，彼此之间也不隐瞒这种好感，所以只要哪个早上偷偷摸摸地在那里洗内裤，其它人就会开玩笑说：“昨天又发春梦，把杨红干掉了？” 有时上体育课，在学校游泳池游泳，杨红游完，从对面女孩聚集的地方走到女更衣室去，要经过男孩聚集的地方，虽然上身已被一条大浴巾遮得严严实实的，但两腿还是会露在外面的，那些男生看到杨红走过来，一个个都嗖地坐到水里去，半天不敢上来。等没人了，就互相议论，说下次一定要请人放哨，杨红走过来之前就打个招呼，免得让他们看见她走路时两条夹得紧紧的赤裸的腿，会起生理反映，又要把个热血沸腾的家什藏到冷水里去，老人说了，这样会得病的。 周宁想，这种事还是等到结婚后再告诉杨红，保管她听了会龇牙咧嘴，象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说他们男生下流。周宁特别喜欢看杨红被带点荤的话弄得狼狈不堪的样子，就象小时候喜欢掏出小鸡鸡，把那些小女孩吓得魂飞魄散一样。不过周宁遇到比自己还脸皮厚的女人，就马上变得心慌气短，像他刚开始发育的时候一样，脸上开始长胡子了，就有一些大胆的女人，盯着他的裤裆，好像在估摸他的成色。遇到那样的女人，周宁就觉得自己一寸寸矮下去，面前的女人就一尺尺高起来，搞到最后他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所以他愿意跟杨红这样的女孩在一起，自己的自信心可以强得爆棚。 周宁知道杨红的脾气，就把荤腥都捞出来不要，只清汤寡水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他们人人都想把你从我这里抢走。可能是因为我条件太差了，而你条件太好了，所以连自己心里都觉得你应该抛弃我去爱别的人。” 杨红相信周宁所说的梦中流泪是真的，因为两个人去看学校的露天电影时，杨红常常看见周宁看得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可能是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也可能是触动了他的某跟心弦，反正这只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能被电影感动得流泪的人不可能是坏人。 听多了周宁的梦，连杨红自己有一天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梦，梦见周宁一个人在齐膝的雪地里，向远处走去，穿得很单薄，走得很吃力，景色苍凉，意境深远。杨红只能看见一个背影，但就从背影上也能觉察周宁在流泪，她跟在后面，大声喊：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到哪里去？ (38) 在杨红看来，周宁的爱算得上激烈，而且是一种毁灭性的激烈，因为在他梦中，周宁不是毁灭他人，就是毁灭自己，给人的感觉是这段爱情就是他的一切，不成功便成仁，没有第二种可能。想到这一点，杨红就觉得周宁这份情好沉重，好像是交给她一颗赤裸裸的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会伤害了它。 有时周宁问杨红：“你以后遇到更好的人，会不会不要我了？” 杨红想了想，说：“我会的，不过这个更好的人，只能是一个比你更爱我的人，其它什么我都不在乎。” 周宁就释然了：“那我就不担心了，因为这世界上不可能有比我更爱你的人的，我是用我整个身心来爱你的。” 杨红听了很感动，但有时又觉得自己只能看到周宁的整个身在爱她，至於他的心，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肯定是整个都在爱她，因为周宁不怎么爱用言语表达。周宁要见面都是很迫切的，但见了面，却并没有很多话说，除了讲梦，差不多没什么别的话说，都是杨红说，他听。杨红就把自己的童年哪，自己的爱好兴趣啊，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女伴啊什么的，都拿出来讲。周宁就一直听着，也不置可否。 周宁的心思是在肢体语言方面，先是要抓抓手，过几天就想要抱一抱，再过几天就想接吻，等等等等。这些环节都发展得迅猛异常，达到了一个环节，就开始企求下一个环节。象打游戏机一样，今天打过了第一关，以后就天天都能打过第一关了，第一关就不算什么了，就只想着怎样打过第二关了。然后是第三关、第四关— 握手这一关是第一次见面就打过了的，所以第二天两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周宁就很理直气壮地握住了她的手。杨红虽然觉得太快了一点，但昨天都被他抓过手了，再说自己的手被周宁的大手握着，也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怪舒服的，也就由他握着。 电影散场后两个人出场时，门口挤得不行，周宁就紧紧握着她的手，在前边开路，令杨红很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从那以后，两个人不管到哪里去，周宁都要拉着她的手，就连骑自行车的时候，都要从前面伸过一只手来，叫杨红给一只手他握着，说，我抓着你的手才放心，因为我做梦的时候，都是等我骑到目的地，下了车，就找不到你了，不知你什么时候就从车后座上悄悄溜走了。我不拉着你的手，我骑车骑不安心。 有一个周末，杨红回了老家看望父母。傍晚的时候，有一个邻居家的小男孩跑过来，鬼头鬼脑地对杨红说：“有个男的在河边等你。”然后给她看一个钥匙链。杨红认得那是周宁的，但她不敢相信她前脚走，周宁后脚就到了，要坐三个小时的车，车票也不便宜，再说，也说好了第二天晚上再在学校见面的。杨红将信将疑地跟着那个小男孩跑到河边，见真的是周宁等在那里，见到她就说：“等不到明天了，就跑来了。” 那天晚上，两个人一直缠绵到很晚。杨红还没对父母说周宁的事，不敢贸然把周宁领回家去，就问周宁，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呢？周宁说，我到车站去坐一个晚上，明天跟你一起回h市去。杨红想到他一个人在车站坐一晚上，就很心疼，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要他不打个招呼就跑来的呢？ 临别的时候，周宁突然伸出两只大手，一手一个地握住了杨红的两个乳房，杨红只觉得头一麻，全身像瘫软了一样，想骂他一句也没骂出口，就由他那样握着，握了好久。从那以后，这差不多就成了周宁的经典动作，就是在外面看露天电影时，旁边都是人，周宁也会趁着夜色，从后面抱着杨红，手就从领口处伸进去，姿意妄为。不过因为他惯常会一边摸一边问：“好不好玩？过不过瘾？”让杨红觉得他在开玩笑，象揉两个包子一样，反而没有了第一次的感觉。 杨红相信爱情是需要表白的，虽然这些小动作也是一种表白，但爱情是需要用言语来表白的，相爱的人应该会有一种想要用言语表白的冲动，心里有那份情，总会想让对方知道吧？ 杨红记得小时候，曾偷看过爸爸写给妈妈的情书，那时爸爸还在另一个县教书，两个星期回来一次，但就是这十几天的间隔，他和妈妈之间也要写信的。外婆总骂妈妈，说几个钱都让你拿去交给邮局了。杨红不知道信上写了些什么，因为那时年纪还小，认得的字不多，但爸爸信中对妈妈的称呼她是认得的，爸爸叫妈妈“贞儿”，因为妈妈的名字里有一个贞字。杨红记得自己看见了这个称呼，就跑到妈妈面前大声叫她“贞儿”，把妈妈逗得大笑，说：“你这个包打听，人小鬼大，偷看我的信了？” 周宁不爱用言语表达，杨红叫他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他就说：“没想什么，就觉得爱你。”杨红就拿杂志上看来的话责备他，说“杂志上说了：思想是以言语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你心里有那份情，你怎么会没话可说呢？” 周宁也有一句现成的话可以对付：“杂志上还说了：能够言说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 两个人就笑起来，说要去讨伐杂志社主编，问他为什么登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 有一天，杨红写了一首《思念》，自己也不知道是抒的真情，还是为赋新诗强说愁。杨红想，现在都到这份上了，也无所谓谁开口追求谁了，我写给他也不丢人了，说不定把他带动了，也写给我。於是，就把自己写的诗给周宁看： “愿思念只是天边的一片浮云 微风拂过，不留丝毫踪影 愿思念只是沙滩的一对脚印 潮涨潮落，顷刻将它填平 愿思念只是大海的一朵浪花 一波未起，一波已停 而思念仿佛月边的寒星 朝朝暮暮，放射光明” 周宁看是新诗体，朦胧记得有“南舒北顾”的说法，准备“舒婷”“顾城”地猜一下，但想起上次的教训，就没有乱猜，直接就说：“是你写的吧？写得好，写得好，我肯定写不出来。” 杨红见他喜欢她的诗，很高兴，就说：“那你也给我写一首？” 周宁一脸为难的表情，说：“我说了，我不会写，”他一看杨红嘟起了嘴，赶快说，“好，我写，写不好你别笑我。” 第二天，周宁就拿来一首他写的诗给杨红看，说：“先申明，不是什么诗啊，只是些短句子。” 杨红接过来，看到是一首题名为《山里人的手》的短句子： 手 我这双山里人的手 在你全身四处游走—- 以下的句子，结尾处无非是一些能跟“手”押韵的字：“搂”，“抖”，“口”等等。 杨红看得满脸飞红，边拧周宁边嗔道：“是叫你写情诗，不是叫你写淫诗。写着写着就下作了…” 第39-41节 (39) 杨红回忆了自己跟周宁不到一年的恋爱史，得出了一个结论：周宁没有骗自己，自己也没有瞎眼。周宁的爱玩，从来没有瞒着她。他不爱学习，成绩总是倒数几名，也是众所周知。他抽烟喝酒，虽然不是专拣杨红在的时候，但也不避讳杨红。周宁还是那个周宁，只有一点是自己以前没有看到的，或者说是看到了但没有看懂的，那就是自己跟周宁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就是个“情诗”和“淫诗”的区别。 “情诗”想要的是浪漫的爱，甚至是弥漫性的爱，这种爱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一件事都要与爱相关。“淫诗”要的是具体的爱，或者不如说是具体的性，冲动了，就爱一下，冲动过了，就干别的去了。对“情诗”来说，爱就是目的，爱就是主题，爱就是细节，爱就是一切。对“淫诗”来说，爱只是铺垫，爱只是前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不用爱就能达到目的，那就不必爱了。 杨红觉得自己以前是无法看透这一点的，因为那时对男人、对性还没有最基本的了解，以为周宁想跟自己在一起就是想如胶似漆。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现在杨红用一个已婚女人的眼光来看那一段恋爱史，觉得对周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周宁根本从一开始兴趣就只在性上，说的做的想的，都是性和与性有关的事。那时候没话可说，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性，不能说出来。以前没结婚，他还有一个目标没有达到，所以还有心情殷勤她一下，现在结了婚了，性是想要就可以要到了，所以就懒得应付她了。 现在周宁早上是绝对不会跑到校外为她买叉烧包子了，就连打热水也早就赖掉了。学校给他们一个月只有一坛煤气计划，不能用来烧水，但周宁早上起不来，下午四点半到七点的打水时间正好是他打麻将的繁忙季节，自然是不会放弃了来打水的，都是杨红自己下楼去打水，提上七楼来。杨红叫他打水，他就说：天气这么热，用冷水洗洗就行了。周宁自己身体力行地用冷水洗澡，反倒觉得杨红要用热水是太娇贵了。 周宁一结婚就从奴隶变成将军了，敢情是革命成功了，可以放心地坐天下了。打天下的时候冲锋陷阵，为的是圈一块地成为己有，一旦得到了土地所有权，就只管尽情使用，也不费心管理，反正地是死的，又不能逃到别处去，他已经在地里耕耘过了，就算是在地的四周插上标记了，有法律在那里保护着，别人不敢来觊觎这块地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不怕死的、不要脸的，要来抢走这块地，那时再起来保护不迟。 有了这一番认识，杨红就发现自己以前对周宁的很多感觉只是一种美丽的误会。周宁从来不问“你有没有高潮”，并不是因为他宽容，刚好相反，是因为他根本没想过有让女人达到高潮的必要，性是他一个人的事，女人只是一个工具。你叫他留在家里，他就认为你是想做爱，说明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家是用来干嘛的？就是用来做爱的，不做爱根本不用待在家里。至於他睡不着就要做爱，不管你睡没睡，也不管把你吵醒你待会还睡不睡得着，就不用分析了，明摆在那里的，自私。 顺着这个路子一想，有些本来就刺耳的话就更刺耳了。有时周宁要开着灯做，但杨红不肯，觉得害羞，要把灯关掉。周宁就说：“开着灯才知道是在跟你做。关了灯，谁的x不是一个样？” 有时想做了，周宁就有点自嘲地说：“哎，床上真是放不得x，放了就想做。” 这些话都让杨红生气，免不了要责问周宁：“你把我当作什么？” 周宁的解释是，这都是他家乡的土话，几乎每个男人都知道，从小就听人说，顺口就说出来了。 杨红想，你心里不那么认为，你会顺口说出来？这两句就足够让杨红看出自己在周宁心中的地位了。我是个什么？不要说不是周宁心中唯一无二的女人，连一个抽象的女人都不是，连一个完整的女人都不是，只是一个x，是一个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x。战完了，丢在一边，最好是你自己去收拾好了，藏好备用。 主题已经确定了，素材就都是为主题服务的了。在杨红看来，周宁前边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做爱。以前追得紧，是为了今日的做爱；一定要我发了狠，你才留在家里，不过是怕失去了今后做爱的机会。还美其名曰“做爱”，实质上是光做不爱。 认识提高了，心情就变糟了。等到下一次周宁半夜三更回来，不管她睡没睡着，又来求欢的时候，杨红就决定不理他。为什么你的觉就那么重要，我的觉就要服从你的呢？你急于睡觉，也是为了明天上牌场更有精神，至於我被你吵醒后睡不睡得着，你一点也不关心。就算你求欢不是为了吃安眠药，也只是因为床上放了这样一个东西，使你不做不行，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爱情可谈？即便有爱，也是爱你自己。没有爱的性对杨红这样的女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跟被人污辱没有两样。 所以周宁用手来搂杨红的时候，就发现杨红一点也不象从前那样，顺从地钻到他怀里了，而是依然背对着他。周宁有点意外，但他记得自己曾旁敲侧击地告诉过杨红，男人最怕的就是向老婆求欢时被拒绝，那是最伤男人的自尊心的了。现在杨红这样对待他，心里有点不舒服。他再试一次，用的力更大一点，只听杨红冷冷地说：“睡觉吧，我困了。” 周宁愣在那里，伸出去的手半天缩不回来。这是什么话，你困了，就不能做爱了？做爱又不用你费劲，你从来都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都是我在那里辛勤耕耘，虽然不是日当午，我仍然是汗滴禾下土，滴滴皆辛苦。你是不问耕耘，只问收获。而我呢，有时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两人，有时连主观上也是为了你。如果仅仅是为我自己，我就一味地打桩，只要用力猛，早就三把两把地把自己搞伏贴了。不是为了你，我何必在那里左冲右突，上窜下跳，轻重缓急地花样翻新？我还不是想让你从做爱中领略一番乐趣，尝尝做女人的味道，好知道我在你生活中还不是无足轻重的。你以为男人就是动物，就是凭个本能在行事？告诉你，我大多数时候都是想通过做爱来表示我对你的爱，也验证你没有生我的气，我才睡得安心。现在你这样冷冷地说你困了，这分明是在推脱，肯定有别的原因。 周宁觉得脸上很下不来，於是也赌气地扭转身，背对杨红躺下。 两个人第一次在床上闹别扭，心里都很生气。周宁觉得杨红呼吸平稳，似乎睡着了，心里更生气，看来她对两人闹矛盾一点也不在乎。於是自己也尽量把呼吸弄平稳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时不时地，还发出一点轻微的鼾声，间或还磨磨牙，表示自己也不在乎，睡得可好呢。 杨红当然也睡不着，担心这样一弄，周宁过一会要疼痛起来，心想，这是何必呢？与其弄到他疼痛起来再做，不如现在就做了。做止痛药也不见得比做安眠药好到哪里去。她想，如果周宁再伸手来搂她，就不再别扭了。但她听见他已经开始打鼾了，而且象每次熟睡了一样，在睡梦中磨牙了，心想：见鬼，我还在那里为他担心，他却已经睡得象死猪了。这个人到底是没心没肺还是狼心狗肺？ 杨红有个习惯，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就老是想去上厕所，有时就搞成了恶性循环，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要上厕所。现在这样躺在床上，睡又睡不着，去上厕所又不想让周宁知道她睡不着，好像她很在乎似的，所以只好一直在那里隐忍着，搞得一夜没睡好。 (40) 第二天早上，杨红起床后，就象往常一样，去做早饭。但她没有问周宁想吃什么，因为不想率先找他说话，免得他觉得自己在向他求和，本来也不是自己的错误嘛。不过她还是往锅里放了两个人的面，站在走廊上，一边等着面煮好，一边思索，待会怎么样叫周宁吃面才不会让他觉得她在求和。听人说，夫妻之间谁先让步谁占下风，以后次次都得你开口求和，不然他说一句“上次是你来求我跟你和好的”，不把你噎死，也会噎得你半天喘不过气来。 周宁起床后也不跟杨红说话，拿了漱洗的用具就去了水房。过一会，又去了趟厕所。等杨红的面快煮好的时候，周宁再一次从杨红身边走过，下楼去了。 杨红煮好了面，用两个碗乘了，端进房来，见周宁还没回来，以为他又到六楼上厕所去了，就等在那里。过了一、二十分钟了，还不见周宁回来，心里开始纳闷。再等一、二十分钟，还是没回来，杨红才明白，周宁不会回来吃早饭了。杨红勉强吃了几口，觉得毫无胃口，就把碗放下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周宁还没回来，杨红觉得有点不对头了。周宁平时都会回来吃饭的，他是个要强的人，在别人家打牌也不会在别人家蹭饭。但今天他早饭都没吃，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还没露个面。杨红知道周宁的胃是饿不得的，一饿了就会泛酸发疼，读书时就常常捧着个胃，象个捧心的病西施。谈恋爱时，有时在湖边坐得太晚，周宁就会心不在焉，四下张望，问他，他就老老实实地说是肚子饿了，两个人就跑到校外的小摊子上吃羊肉串。 杨红也顾不得求和不求和了，就跑到楼下去叫周宁回来吃饭，心想，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叫他吃饭，他总不会给我一个下不来台吧？结果找遍了每一家牌局，都没有看到周宁。打牌的人也诧异，说，正在纳闷，怎么周宁今天没来打牌，你去某某家找找看。杨红不想说我刚从某某家那边过来，周宁也不在那边。杨红只好忍住泪，回到家里。 家里也没有周宁的影，杨红心里象被刀扎了一下一样，泪水很快流了出来，不敢相信自己在这里曲意奉迎的时候，周宁却端着个大架子，离家出走了。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还回不回来，也不知道他心里在做什么打算。离婚？她觉得自己的头简直要炸裂开了。结婚还不到两个月，就要离婚，而且还是周宁提出来的！如果说离婚已是她所无法承受，那么由周宁提出离婚就简直让她名誉扫地，只有死路一条了。 杨红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要得到这样的报应。昨晚也就是没有让他做爱，这就值得闹到离婚的地步吗？他一定是早就有什么不满装在心里了，或者早就跟什么女人搭上关系了，不然他怎么会为了这么一点事就兴师动众要离家出走呢？难道是因为自己的不正常？是不是担心以后会没有孩子？前几天，周宁还问过她，说别人都在问我，你结婚一个多月了，老婆有喜了没有。杨红支吾了几句，因为自己也不知道是有了还是没有。别人看到“老朋友”没来就知道是有喜了，但自己的“老朋友”那样颠颠倒倒的，虽然没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喜了。 也许自己永远都不会有喜？杨红想到这点，就觉得周宁肯定是为了这事。他从来不说，却原来都藏在心里，借了这一点由头，正好发难。以后闹到法院，他把这事一讲，自己还有什么脸见人？杨红差不多都能听见日后别人在怎么议论她了：“你知不知道呀？才结婚一个多月，杨红的丈夫就不要她了，因为她那方面不正常的，不能生小孩，是只不下蛋的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杨红就这样坐在那里，边流泪，边胡思乱想，觉得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哭累了，就躺在床上，睁着眼望着天花板，后悔自己昨晚要惹出那么大的麻烦。她就这么呆呆地躺在那里，不想吃饭，也不想动，有时生自己的气，有时又生周宁的气：你难道不知道女人是需要哄的吗？你搂我，我不动，你不能再搂吗？杨红肯定自己不会老在那里跟周宁闹别扭，只要他多试几次，自己肯定是会一翻身扑到他怀里去的。周宁试这么两次，就停了手，只能说明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本身就是想找个借口。 杨红又想，也许周宁是自尊心太强了，不愿意一再求她哄她，但你既然不准备求女人哄女人，你干嘛要变成一个男人呢？你干嘛要做女人的丈夫呢？你不知道女人在丈夫面前有时是象女儿一样的吗？她们会没来由地发发脾气，使使小性子，只要你肯和颜悦色地说两句，她们不都是又投到你怀里来了的吗？你看人家毛姐的丈夫，逢到毛姐生气，就是在那里耐心地哄，被毛姐关在门外，也不会离家出走，都是站在门边耐心地等，有几次杨红都觉得毛姐过分了，跑去帮老丁的忙，哄毛姐把门打开。 为什么周宁就不能有这点男子汉的胸怀呢？是我不如毛姐年青漂亮吗？应该不是呀，只能说明周宁爱我爱得不深，他的爱不够他在我面前低个头，转个弯，求个和。那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自己不是一辈子得小心翼翼，连娇都不能撒，不然周宁就要离家出走？ 杨红不知道该怎么办，去找周宁吗？又不知道他在哪里，难道他回了老家周家冲？那他把e市的工作就这么丢了？他以前说过，我不要他了，他就回老家去，但现在不是我不要他呀，是他不要我了！ 杨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熬到天黑的，总之是泪也哭干了，眼也哭肿了，一天没吃什么东西，胃疼得难受。之所以还有力量在那里扛着，是因为周宁没有把他的东西拿走，也没有把门钥匙扔在家里，说不定他还会回来，至少会回来拿一下东西。 (41) 其实周宁也是一夜没睡好，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见杨红也不跟他说话，知道她还在生气，也不好意思叫她给自己做早饭，就到水房漱洗了一下，又去上厕所，来来回回从杨红身边路过了两三次，希望杨红会跟他说句话，象平时那样问一声早饭吃什么。结果杨红只是一声不啃地在那里煮面。 周宁觉得她是真的生气了，板着个脸，仿佛嫌他住了她的屋，吃了她的饭一样。周宁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愿看着别人的脸色吃饭，於是把心一横，也不跟杨红打招呼，就下楼去了。 周宁赌气出去，也没有心思打牌，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只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逛了半天，就走到他跟杨红以前约会经常去的湖边，找了一处阴凉地，躺在地上，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了结，只希望杨红会想起这个地方，来湖边找他。 周宁想，杨红大概是在生我打麻将的气，可能忍了好久了，才会来这么大一个爆发。但是这怪我一个人么？我把牌场开到家里，你不高兴，绷着个脸，搞得我在朋友面前没面子。我带你去打牌，你又不肯去，去了也是一再要走，搞得别人三缺一。你叫我不去打牌，我就不去，结果你又说我可以去。等我去了，你又不高兴，搞得我每次打牌都是一心两用，又要顾牌场，又怕你在家生气，没有那一场牌是安安心心地打到底了的，搞得牌友都笑我怕老婆。女人怎么这么变化无常、出尔反尔呢？ 周宁想，两个人之间为打牌发生这些矛盾，主要还是因为杨红没什么爱好，如果她像他一样，也有一些爱好和特长，她也会忙得分身无术，就不会需要他天天陪在家里了。 周宁想来想去，拿不准杨红昨晚发那个脾气，究竟是为什么。打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照说杨红也早已习惯了。是因为洗碗的事吗？应该也不是，因为自己昨天洗了碗的。所以昨晚那场脾气，只可能是一种暗示，想叫他自己明白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了。本来嘛，一个男人，不能养活自己的老婆，反而要靠老婆来养，哪个女人会不生气？ 周宁有点委曲地想，我也不是故意不去挣钱，是学校那边要搞到九月才报到，我有什么办法？我去打麻将，不也是想挣一点钱，至少付自己的饭钱，减少你一点负担吗？当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交过钱给家里，但牌场上的事，谁说得准，赢了钱，你不能不留钱防输。再说我交钱给你，你就知道我打的是带彩的麻将了，那还不把我吃了？ 周宁饿到中午，实在有点饿不下去了，就跑到学校食堂里，跟来买饭的人换了一点饭菜票，买了一点饭菜，也不敢在食堂吃，怕别人看见会说他被老婆赶出来了，就把饭端到湖边去吃。本来他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因为吃的用的都是杨红的，自己就象寄人篱下一样，时时担心别人给自己脸色看。现在果然被杨红赶出来了。 宁端着饭菜，躲到一处没人的地方，边吃边流眼泪，幸好自己打牌还赚了一点钱，不然连饭都没得吃。想到这里，周宁免不了又把自己贫穷的一生回想了一通，越想越觉得自己身世可怜，怪只怪自己命不好，生在一个穷山沟的穷人家里。如果自己有大把的钱，会象今天这样躲在这里吃饭吗？自己可以到首饰店去买一个沉甸甸的金戒指，拿回去戴在杨红手指上，保证她马上就不生气了。听人说，就算女人跟男人有仇，跟珠宝是没仇的。可惜自己没有钱，象现在自己这样，就算想转个弯，把矛盾化解了，杨红也只会认为他是来蹭她的饭的。 周宁又把杨红对他的好想了一遍，觉得杨红实在是个好人，以杨红的长相和家境，找个比他有钱有势的人真是易如反掌，但杨红屈尊俯就地跟他好了这么久，真的是不容易了。周宁想，我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即便杨红不要我了，等我有了钱，还是要加倍报答杨红的。想到杨红可能会不要他了，周宁又悲从中来，少不得又流了一阵泪。 到了晚上，情侣们一对对地在湖边出现了，看到周宁，都有点诧异，又有点同情一样。周宁想，望什么望？老子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不知道还在哪里摸风。你们也不用太开心，等你们结了婚，也会有这一天的。周宁看着那些目光灼灼的男生，知道他们心里都在转什么念头。跑到湖边来的男生，多半都是女朋友还没让他们得逞的，不然谁还跑到这里来？还不早就找个僻静地方把女朋友就地正法了。周宁再看那些女的，觉得她们跟杨红当初一样，傻得可爱又可恨，以为男朋友约她们来湖边就是为了看那几颗到处都能看见的星星，听她们叽叽呱呱地讲些不相干的事。 夏日的晚上，湖边蚊子也多起来了。周宁想，我不能在这里呆一夜，呆在这里真的要让蚊子抬走了。我也不能到别人家去借宿，让别人笑话，而且大家都是一间十平米的房子，容纳不下我。人一到晚上，如果还没有一个归宿，就特别心酸。看到别人家灯火，就想：有个家多好啊。 到最后，周宁也想好了，不管杨红要不要我，我今天先回去试探一下，就说是去拿箱子的，今天太晚了，在你这里借住一个晚上，明天再买汽车票回老家去。如果杨红挽留一下，那就说明她心里还有一份情；如果她不挽留呢？周宁昏昏地想，那就没办法了，只好回老家去了。如果杨红都不要我了，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周宁回到家里，见屋子里漆黑一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杨红已经回老家去了。周宁闷闷地开了灯，看见杨红躺在床上，闭着眼，但是两眼红肿，知道她在家哭过了，就走到床边问一句：吃了饭没有？ 杨红听他一问，也不知为什么，觉得伤心得要命，就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象小猫一样贴到他怀里。 两个人搂成一团，哭了好长时间，杨红哭得抖抖索索的，周宁也一直跟着流泪。杨红没问周宁去了哪里，也不讲自己以为他离去是如何伤心的，不想让他知道自己那些担心，免得他以后拿出来当个笑话，更不想让他今后有恃无恐，得寸进尺。 周宁见杨红愿意伏在他怀里了，也松了一口气，看来还没有到回周家冲的地步。他没问杨红昨晚为什么生气，明摆着的事嘛，女人供养一个男人时间长了，讨厌一个穷男人，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她现在愿意在我怀里哭，说明她对自己还是有一份情的，自己以后要多赚一点钱，分担这个家庭的负担，这样杨红就不会生气了，自己也才能挺起腰杆来做人。 想到“做人”两个字，周宁马上觉得自己的腰杆挺起来了，於是付诸实行，搂着杨红，做起人来。 第42-43节 (42) 这一场风波把杨红和周宁搞得疲惫不堪，两个人都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起来后，杨红去做了饭，两个人也不管是早饭还是午饭，都狠狠吃了一顿。 周宁实在是太累了，下午又睡了一阵。晚上杨红对周宁说：“听说今晚学校放一部俄国电影，叫《黑比姆白耳朵》或者是《白比姆黑耳朵》，听说挺感人的，我们去看吧。” 两个人就象从前谈恋爱时那样，周宁一手拿两个小凳，另一只手牵着杨红，走去看学校的露天电影。 杨红被周宁牵着，就觉得很安逸，脑筋不用想任何问题，就这么傻乎乎地跟他走，不管他把自己领到哪里去，只要牵着手，不走丢就行。 电影放映场就是学校的一个操场，前面有个舞台，有时在那里表演节目，周末就在舞台上拉起一个大银幕放电影。操场后面是个小山坡，长着一些树，都挺高的。愿意坐在操场上的人就去早一点，一排一排地摆了小凳子，坐得密密麻麻的。杨红和周宁不喜欢夹杂在人群中坐在操场上，嫌挤，再说又众目睽睽，不好搞小动作，一般都是远远地坐在后面小山坡上，因为旁边有树，象隔出一个个小空间，他们就叫那里是“包厢”。 周宁找到一个包厢，把两个凳子仍象以前那样一前一后地放好，让杨红坐在前面，自己坐在后面，伸开两臂，搂着杨红。结婚后，这还是他们两个第一次来看露天电影，都仿佛回到了热恋的日子，有点心潮澎湃的感觉。 电影是讲一个孤独的老人和一条狗的故事。看到最后，老人心脏病发作，但无力打电话求救，是那条狗奋力推开门，跑到外面带来了救援的人。当救护车载着老人离去的时候，那条狗一直在车后追着跑，很感人的那种。俄国影片煽情靠的不是大哭大喊或感人对话，而是靠音乐和画面。 杨红看着银幕上那一地黄叶，一片阴沉的天空，一个孤独的老人，和一条忠诚的狗，加上耳边是一种带着淡淡的哀伤的音乐，觉得心里堵得慌。突然周宁把嘴凑到她耳边，动情地对她说：“我们两个人要白头到老，不要象这个可怜的老人一样，一个人—” 杨红忍不住，猛点着头，流下泪来。 回来后，周宁说，不早了，我们都去洗澡吧，好早点睡。杨红见周宁没有出去打麻将的意思，高兴极了，连忙跑到女厕所里面的浴室里用冷水冲了个澡。 等她冲完回来时，周宁早已冲完等在家里了。 杨红笑他：“你这么快？走到浴室了没有啊？” 周宁邪邪地说：“你放心，肯定洗干净了的，你不信可以检查。”说着就走到杨红跟前，拉起她的睡裙，朝上一翻，就象剥笋一样，把睡裙从她头上脱下来了。 杨红捂着胸，红着脸，小声说：“你搞什么鬼？灯也不关，窗帘也不拉上。” 周宁说：“七楼，谁看得见？看见了也只有羡慕的份。”说着就一把抱起杨红，往床边走。 杨红担心自己太重，小声说：“快放下，看扭了你的腰。” 周宁说：“我的腰有劲得很，过一会我扭给你看。”周宁把杨红放在床上，几下就退去她剩下的衣衫，也不关灯，就在灯下看她。周宁还是第一次这样细细打量杨红裸露的躯体，不禁赞叹道：“你好白啊！真的象用牛奶洗过一样。每一个地方都这么有弹性，跟我以前想象的一样。” 杨红被他看得浑身燥热，挣扎着要去关灯，被周宁按在床上，动弹不得，只好闭着眼，红了脸，象喝醉了一样，感觉周宁的眼光象电吹风一样，扫到哪里，哪里就一阵热。 周宁用刚刮了两天的短桩胡子摩擦杨红的脸，又从她的脸摩擦到她的耳根和后颈。杨红一边躲闪，一边举起双手，想挡住周宁的进攻，被周宁抓住双手，两边分开，固定在头边，继续用他的胡子擦杨红的颈子，又一路向下，吻她的前胸，吻她的乳沟，最后用嘴衔住一个乳头，就象婴儿一样，吮了起来。 杨红从来没见识过这个，一边喘气，一边小声说：“你要干什么？脏不脏啊？” 周宁也不答话，松了口，换一个，再吮。 杨红觉得自己全身酥麻，一点劲都没有了，气也喘得越来越响。周宁腾出一只手，往杨红的两腿间摸了一把，说：“好多水！”就不由分说，腰一挺，一滑就进去了。 周宁知道今天有的是时间，就一改平日狂轰滥炸的作风，只轻柔地、缓缓地动作。杨红感到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被周宁勾住了一样，他向上，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想跟着他向上，他向下，自己会欣喜地迎接他的到来。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默契，好像就希望他永远这样温柔地动作，把自己托在一个荡漾的湖上，每一个微微的波浪都在体内引起一种无法描绘的涟漪。 周宁动一会，感到自己有点太激动了，就停下来，伏在杨红身上，又怕压着了她，就拿个枕头放在杨红头边，自己枕在上面，好让自身一半的重量离开杨红的身体。喘一会气，周宁就对杨红说：“现在我们是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不能感觉到我？” 杨红说不出话，只点头。周宁又附在她耳边说：“我们要这样结合一辈子，永远不分离。” 杨红又点头，然后张开嘴，吻住周宁，不让他再说。周宁感到杨红的身体暖暖的，湿湿的，好像盛开的花朵，等着他去采蜜，他就一直那样轻柔地动作，觉得杨红的表情在告诉他这是她所喜欢的方式。他的嘴一直被杨红吻住，就腾出一只手，托起她的一只乳房，轻轻地捏她的乳头，嘴也更深地回应她的吻。 杨红觉得自己身上三个能挥发激情的点都被周宁堵住了，体内的躁动不能逃逸出去，都积聚在身体里，变得越来越强烈，想丢开周宁的嘴喘口气，又被周宁紧紧地追上来吻住，只有扭动身体，仿佛可以减轻一点刺激。 周宁感到杨红的激动不安，吻得更紧，进入得更深，手也不停地揉捏。他们就这样忘情地爱着，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周宁感到杨红挣脱了他的唇，两臂却抱紧了他的腰，从齿缝中发出一声轻唤“噢，我要死了—-”，同时周宁感到自己的下体象被什么吸吮一样，一下比一下强烈，周宁开始还坚持着，过了一会，再也无法抵抗这从未感受过的吸吮，只觉后腰一热，身体里的熔岩连同自己的灵魂，都被吸了出去…… (43) 这一次，不用对照《家庭生活大全》，杨红也知道自己是有了高潮了。如果昨晚自己体会到的还不算高潮，那就没有什么能算高潮了。杨红懒懒地躺在床上，感觉有点象刚跑了万米长跑一样，双膝软软的，肯定都是昨晚的后遗症。真是奇怪得很，自己又没有在那里劳作，怎么会这么浑身疲软呢？如果男人也跟女人一样，有了高潮就疲软，那周宁应该已经瘫痪在床了。不知道男人的高潮是个什么感觉？但愿下辈子变个男的，也尝尝男人高潮的滋味。 杨红回味着昨晚的那一幕，觉得做爱这事真有点事与愿违的意思，昨晚根本没想过什么高潮的事，反而体会了那种滋味，而以前处心积虑地想达到高潮，却偏偏达不到。也许做爱就是这样，一切都得听其自然，不能象自己以前那样，当作学问一样做，也不能象周宁有时候那样，弄得象做游戏似的。做爱就是做爱，是要有爱才行的，不仅要自己有爱，也要对方有爱，没有爱，就无法投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杨红看着仍在熟睡的周宁，觉得心情特别好，心想，如果这种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定要以一场家庭矛盾为代价，那也是值得的。如果没有前天的那场别扭，也不会使两人认识到彼此的宝贵。当然，那场电影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电影里那个老人在那里做对比，他们俩才能感受到拥有一个家的幸福。 杨红想，待会周宁起来肯定要来问她昨晚的感受，好像不知道这种事是做得说不得的。如果他要问，就一个吻堵住他的嘴。不过那样的话，可能又把他撩拨起来，把她拖到床上去了。杨红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有点变坏了，好像有点渴望周宁把她拖到床上去一样。 杨红想起电视连续剧《渴望》里面的一句歌词：“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真是写得太好了，只要真情在，什么恩恩怨怨都是可以忘却的，重要的是两人相伴一生。尽管周宁以前为打麻将冷落了我，尽管前天两人闹了那一出，但都是可以忘却的，因为有真情，一切可以从头再来。以后就象昨天那样，如胶似漆，形影不离。杨红做早饭的时候，就一直在哼唱《渴望》的插曲，连毛姐都一再问她：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不过杨红的好心情并没持续多久，因为等周宁起了床，吃过早饭，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几个牌场去视察：“好几天没去了，我去看一看。”听口气有点象一个跟后妃缠绵了半宿、未理早朝的君王一样，既得意，又内疚。 杨红愣在那里，搞不懂周宁怎么可以变得这样快。“判若两人”这个词恐怕就是为周宁造的，因为昨天的周宁和今天的周宁就完全象是两个人。哪个才是真正的周宁呢？是昨天那个在她耳边说要白头到老的周宁呢，还是今天这个连碗都没洗就跑出去视察牌场的周宁呢？杨红赌气扔下没洗的碗，跑进屋，坐下，心里一片茫然。 就那样呆呆地坐了很久，杨红才觉得恢复了思维的能力。她不相信昨天周宁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在骗她。她也不相信周宁今天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周宁还是那个周宁。只能说自己误解了周宁的话，或者说听出了本不存在的一些话外之音。周宁说要跟她白头到老，就是要跟她白头到老，因为他不想跟电影上那个老人一样孤独一生，但他并没有说他要跟她如胶似漆。他是要以他的方式跟她两人白头到老，也就是说，他去打他的麻将，而她呢，则在家里等他，晚上有兴趣了，做一通爱，永远过这种生活，这就是他说的白头到老的含义。 看来要一个男人愿意跟你白头到老并不难，难的是要他愿意跟你如胶似漆地白头到老。 杨红的生活很快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周宁除了吃饭睡觉，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牌场上度过。晚上回来，有时就倒头大睡，有时也会拉过杨红亲热一番，但都是匆匆忙忙，连杨红的衣服都懒得脱，只把杨红的短裤扯下一边，另一边就让它挂在腿上，使杨红觉得很滑稽。 唯一不同的是，周宁已经尝过女人高潮的滋味，就不时地追问：“来没来？”“怎么还没来呢？” 这种口气，在杨红听来，就好像在责问她一样。她也想高潮快点到来，倒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象周宁这样敷衍了事，她是不可能投入的。她希望高潮快点来，周宁就可以快点完事。但她觉得自己的头脑是清醒得可怕，根本没有上次那种喝醉了的感觉，这个样子，是根本不会有什么高潮的。慢慢的，连杨红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她已开始伪装高潮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周宁好哄，只要自己把呼吸弄急促一些，再把肌肉收缩几下，周宁就会大喜过望地说：“你终於来了！”然后就迫不及待地交货了。 当周宁沉入梦乡之后，杨红常常还睁着眼，躺在那里，倒不是因为身体上有什么“半天吊”的感觉，而是心理上有一种“全天吊”的感觉。这就是爱情？这就是婚姻？杨红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女孩会想结婚了，男孩想结婚似乎还有个动力，女孩呢？结了婚，就再也得不到男人的追求了。女孩应该把婚前的日子拖得越长越好，那样就可以让男孩殷勤得久一些。当然也可能适得其反，男孩受不了太长的折磨，就逃跑了。难怪杂志上说有些女人把做爱当作控制男人的法宝：你不答应我这个，我就不让你做爱。 女人以性换情，是因为男人以情换性。杨红想到这里，不由得一阵心酸，心想，自己连以性换情的权利都没有。你不肯做爱？他就离家出走了。 第44-45节 (44) 百无聊赖的杨红，在生活中找不到如胶似漆的爱，却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小说里。 青年教师宿舍还没有通有线电视，只能支开天线，收几个中央台和本市的频道，虽说本市频道每天都放一两个言情连续剧，但一天只放那么一集，好像存心吊人胃口一样，差不多都是在最不该停的地方就嘎然而止，看得人心急如焚。特别对杨红这样爱追根究底的人来说，这样就等於实验做到一半就放下，简直有犯罪感。 杨红就跑到校图书馆、市图书馆去借原著来看，这几个地方都借不到了，就到书店、书摊上买来看。看着看着，就不局限於电视上放的那些东西了，不管是什么书，翻几页，只要有“她”字的，包管跟爱情相关。如果连翻四、五页，还没有一个“她”字，就弃之不顾。光写几个男人的书有什么可看的？还不如看菜谱。有女人的地方才有爱情，没有爱情的书，女人懒得看。 每晚的电视连续剧也还是照看不误，即便已从书上知道了情节，但毕竟只是文字，人物形像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看看电视，心里就有一个具体的人物形像。虽说有时演员一出场，与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把人吓得一跳，但有那么几个演员，还是有看头的，称得上风度翩翩，特别是溶入了感人的剧情，演员也变得好看了，人是因为可爱才美丽的嘛。就算剧情已经被电视剧编导删减篡改得不成体统，但有声有画，比光看文字来得实惠。剧情可以从书中弥补，所以看电视看原著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听说这种爱情连续剧的观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看进去了，就看不出来，把自己当作剧中人物，爱的是剧中人，恨的也是剧中人，流的是自己的泪，伤的是自己的心，；第二类是看进去了，还能看出来，进去时，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出来时，联想自己，对照古人，唏嘘不已；第三类是看不进去，强看，边看边加评语，把个连续剧连同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等等等等，评得一塌糊涂，批得体无完肤，一边在骂骂咧咧：“屁大一点事，在那里扯，扯，一扯几十集”，一边又把这扯出来的几十集全都看了。 杨红就属於这第二类观众。她爱看电视上那些情深意切的男主角，看到那些缠绵悱恻的情节，就感动得泪眼朦胧。但她不会为这些男主角堕入情网。这一点跟她小时候一样，如果某个男主角就在身边，又那样情深意切地爱她，可能免不了要打动她的心。但那些男主角都离得远远的，八杆子都打不着，怎么会爱上他们?杨红一般都是对照剧情，检查自己，越对照越觉得美好的爱情都被作家写到书里、电视里去了，差不多是写尽了，写绝了，写的人间没有了。 杨红一看就看到半夜，有时周宁都从麻将桌上回来了，杨红还舍不得放了书睡觉。周宁知道叫她不看也没用，杨红做什么事入了迷，比他还厉害。 周宁有时睡前也把杨红的书拿起来看几页，当作催眠曲，一般都是翻个几页就哈欠连天，说比《政治经济学》还催眠。 周宁有“性”趣的时候，也不催杨红，就让她在那里看书，自己爬上床，在杨红身边躺下，把手伸进杨红的睡衣里，在她身上四处游走。 杨红推他的手，说：“别捣乱，让我看书，还有一点没看完。” 周宁说：“我又没叫你不看，我做我的事，你看你的书，别理我就是了。”说着，仍然在那里上下其手。 杨红被他摸得气喘吁吁，看不下去，就丢了书，闭上眼。 周宁就把书检回来，塞到杨红手里，极恳切地劝她：“接着看，接着看，看书要专心致志，心无二用，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杨红喘着气，骂他：“你这样捣乱，我还怎么专心致志？” 这正是周宁要的效果。周宁暗自笑着，手更不老实，等杨红忍不住来求他。 杨红问他：“为什么书里电视里的男人就那么缠绵多情，现实生活里的男人就光想着这事呢？” 周宁一听这话，又看见杨红闭着眼，仿佛灵魂出窍的样子，就觉得自己身上硬的东西软了，软的东西都僵硬了，便收了手，平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恨恨地说：“你们女人一看书就看得走火入魔，不知道又把我当作了哪个云轩、飞鹏之类的小白脸了。扫黄真应该首先把琼瑶什么的给扫了。这些年，我们男人不知道帮她书里的小白脸做了多少床上功夫。男人真可怜，要跟这些无孔不入的情敌斗，不知什么时候就戴了文学绿帽子。” 杨红认真地说：“我是问你正经话，为什么现实生活里的男人就不象书里的男人那样缠绵多情呢？” 周宁懒洋洋地说：“那还不简单？因为电视里的小白脸都是下半身不顶用的嘛，只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上半身来。你看他们那种娘娘腔，就知道他们是阳萎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见花就谢。说不定下了银幕就沿街找那些电线杆子上贴的专治阳萎的广告看呢。” “你一说就说下流了。象《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别人是能文能武，他也是下半身不行？” 周宁说：“我不晓得什么白瑞德，黑瑞德，反正生活里是没有那样缠绵的男人的，所以作家才写在书里哄你们这些傻女人，赚你们的眼泪。” 杨红特别喜欢《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情那么坚，心那么细，郝思嘉爱的是卫希礼，他还是那么痴痴地爱着郝思嘉。郝思嘉夜晚做恶梦惊醒，他会在那里慢慢开解。这么好的男人，就只能是作家编出来的？杨红固执地说：“可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呀，如果生活里面没有，书里怎么会有呢？” 周宁打个哈欠，说：“谁知道，可能是来源于生活的反面吧。我认识几个h大作家班的人，多半是丑得没人要，闲得无聊，在那里神编乱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千人追、万人爱的主角，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象琼瑶就是个寂寞商人妇，不写这些东西打发时间，还能干什么？如果她的丈夫时时在身边陪她，怕她也是被他捣乱得春心荡漾，写不下去了，要写，也只能写色情的东西了。” 周宁说到色情，就来了劲：“你看的这本书里有没有黄色的段落？找出来看看，也可以为你催催情。” 杨红打个哈欠，说：“你一说就说歪了。这本书里没有黄色的东西，都是以情取胜。” 周宁失望地说：“那就只有你们女人爱看了。以后要是看到黄色的东西，帮我折在那里，等我有空了来看，学点技巧。” (45) 杨红听周宁提起h大作家班的事，追根究底的毛病又犯了，就跑到校图书馆翻看以前的校报、省报，终於在一张省报上找到了h大某届作家班的报导。 h大办的作家班，只收颇有名气的作家，让他们装模作样地修几门课，就发个大学文凭。h大办班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主要是利用作家的名气和笔杆，为学校打开知名度。 作家都是清高的，不会为个文凭折腰。男作家报名读作家班的，动机都比较高雅，主要是挖掘素材和灵感，顺便也挖掘一下h大的女生们。男作家看到h大女生都黄口黄面的，就把骑士风度发扬光大，义不容辞地要为性无知的女本科生启蒙，为性饥渴的女研究生效劳。 女作家来h大作家班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接触一下男作家，如果不幸碰上几个为她们堕入情网的男本科生男研究生什么的，也只好舍命陪君子。 杨红看过其中几位作家的作品，都是些维美纯情的，故事缠绵悱恻，文字清丽动人。男主角都是德才貌兼备，多情如白马王子。女主角更不得了，那份美丽，让女主角恨不得自毁容貌，以平民爱。 但杨红一看作家们距离上时间上都不算近的近照呢，就大失所望。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摄影师没有使出黔驴之技，在杨红看来，大部分作家都是其貌不扬，对有的人，用这个词还有辞不达意、隔靴搔痒的感觉。如果不是出於对作家的尊敬，杨红差不多要说有几个是形像猥琐。看着那些照片，杨红心里就想，是不是h大招生简章上对外貌有这么一条要求，而自己没看见啊？ 看了这些作家的近照，就把杨红看得泄气了。怪只怪有些作家爱以第一人称创作，在那里一路“我”“我”的，杨红就以为那都是他们自身的故事。即使不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也只怪他们写得太逼真，让杨红认为作家还是在写他们自己，只不过为了达到无处不在的观察效果，把“我”换成了一个名字。这样一想，杨红就觉得周宁说的有些道理，美好的爱情都是作家编出来的，而且是由其貌不扬的作家编出来的，源于生活的反面，正因为人间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作家才异想天开地编出来—与其说是赚女人眼泪，不如说是赚出版社稿费。 受了这个致命的打击，杨红对看小说也失去了兴趣，注意力又转到现实生活中来，并开始向文学的反面—–哲学方面发展，由具体走向抽象，由个性走向共性。 想到自己的生活，杨红就很哲学地想，恩怨或许真能忘却，真情也许仍然存在，但一个人的个性却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人的共性是很难改变的。也许女人生来就是“情诗”，而男人生来就是“淫诗”。虽然男女都觉得自己在爱，但因为对爱的理解不同，女人很难感觉到男人的爱，总觉得他们不爱，或是爱得不够。而男人总觉得女人的眼睛有毛病，明摆在那里的爱，她们却看不见，在那里无事生非，要证据，要表达，等到男人性致勃勃地来表达了，她们又说那不是她们期待的表达。 不知不觉的，杨红就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哲学家的高度了，看问题的时候，就很能抽象一下了，不光看到男人的个性，也看到男人的共性，感觉已不再是“周宁是首淫诗”，而是“男人都是淫诗”。 站在一个哲学家的高度，就象飘飞在半空中一样，有点居高临下看世界的味道。杨红现在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到：地上有个杨红，正在为丈夫不跟她如胶似漆生气，不过，你看看你的周围，很多女人都在为她们的丈夫不跟她们如胶似漆生气呢。男人就是这样的啦，他们不是不爱女人，只是他们的爱是阵发性的、间歇性的、局部性的、具体的、粗犷的、如火如荼的、上来得快也下去得快的、有时候甚至是自私的。改造他们是不容易的，生他们的气是于事无补的，为他们难受是要伤自己的身体的，跟他们离婚是很麻烦的，再找一个是不能保证一蟹好过一蟹的—- 据说男人生来就是哲学家，他们看女人，往往可以从一个抽象的高度看到一些共性，所以他们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芳草是什么？就是女人，不是张家的大小姐，也不是李家的二闺女，只是女人的代名词。只要是女人，他们就有可能去爱，去娶，去性。得不到这个女人，还有那个女人可以代替，实在不行，找个妓女也可以用无爱的性救一下燃眉之急。善於看到女人共性的男人即便是说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也喜欢以一些泛指的词开头：“你们女人哪—”“女人嘛—” 而女人呢？据说就比较容易把注意力局限在具体的男人身上。爱上了张家的老大，就只能嫁张家的老大，换成李家的老二就觉得日子没法过。虽然李家更富有，李家的老二床上功夫还高一些，但因为他不是张家的老大，跟他做爱就觉得被玷污了、被玩弄了、被糟塌了、被污辱了、被蹂躏了。如果是张家的老大呢，就“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做爱就做得红被翻浪、如鱼得水、灵魂出窍、飘飘欲仙。 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他具体化，等结了婚，差不多就把那个男人据为己有了，象毛姐一样，开口就是：“我们家老丁哪—”“我那个死鬼老丁呢—-” 女人要达到哲学家的高度，需要经历好些个具体的男人，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女人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可以推断出她已经遇到过好些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了，不然她舍不得用这个“都”字。当然有些书呆子女人，看多了书，从书本中看出这一点，或者一些谈虎色变的女人，吓破了胆，从她人经历中看出这一点，不在此列。 杨红现在突然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想给自己吃一帖安慰剂。既然普天之下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么自己也就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运气不好、嫁了淫诗的女人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一再要求大家要经常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雷锋同志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的原因。 老早就有人说过，中国人不患贫，只患不均。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都不穷，只有自己一个人穷。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在受苦，我的苦就不算什么了，就可以欣慰地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既然人生就是一场苦难，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去苦？不苦就不算经过了人生。 哲学家杨红很快就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些例子，看看自己这栋楼的夫妻，虽不是新婚，但也都结婚不久，也没见谁成天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多半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有一些也跟周宁一样，忙着打牌下棋。还有一些经常吵吵闹闹。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见。 杨红开始还怕别人看见周宁不在家陪她要议论，总把门关着，后来发现对这一点反而没人过问。杨红向毛姐抱怨周宁爱打牌下棋时，毛姐还说：“暑假里，无事干嘛。你叫他干什么呢？” 想到这些，杨红只好叹口气，在心里说：男人都是淫诗。既然是“诗”，就多少有点诗意，不是全然没有情，但他们的情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既然是“淫”诗，转来转去就脱不了那个性字，主题结构，平仄韵律，修辞造句，花言巧语，都是围绕一个性在转。 情诗一般的女人遇到淫诗一般的男人，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理解，都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擦亮眼睛。等到她们认识到男人都是淫诗的时候，她们就觉醒了。觉醒之后，有的就反叛了，有的就堕落了，有的就绝望了，有的就认命了。反叛的女人就变得痛恨男人，处处跟男人作对，用自己的姿色作武器，惩罚那些淫诗般的男人；堕落的女人就蜕变成一首淫诗，只认性，只认钱，以性换钱，以钱换性；绝望的女人就看破红尘，或超脱人世，或封闭自我，既不要淫，也不要诗；认命的女人就变得明察秋毫，大智若愚，随遇而安，处变不惊，该淫的时候淫，该诗的时候诗。杨红知道自己不敢反叛，不甘堕落，不想绝望，所以只有认命。 不过高度概括都是有高度风险的，你一用这个“都”字，就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就肯定会有人跳起来喊冤，说“我就不是那样的！”杨红刚刚对男人作了一个概括，说他们都是淫诗，就马上感到了自己的偏激，因为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情诗般的男人。 第46-47节 (46) 这个人就是住在杨红右隔壁的陈智，因为三十多了还没女朋友，是个大龄青年，被人唤做陈大龄，原名陈智反而被人忘了。 陈大龄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现在是h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因为没结婚，所以不能住家属区，只能挤在青年教师宿舍里。但因为他工龄长，职称高，所以又享受特殊照顾，可以不必跟人合住，自己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 陈大龄人生得高高大大，像棋下得好，提琴拉得好，为人也很热心，无论谁家搬家、买电器，都会拉他去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叫他“七楼的苦力”，因为七楼的女人都爱拉他当差。七楼女人的丈夫们，不是工作忙，就是打牌忙，而陈大龄一般都在家，随叫随到，所以女人们拧个被子，提个水，牵个电线什么的，都爱找陈大龄帮忙。 外人想不出陈大龄为什么会至今没有对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那方面不正常。 杨红现在已经是过来人了，因为见识过男人了，所以也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可能不正常，不然怎么可以熬到三十多岁还不结婚？ 杨红对这个陈大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刚搬来不久，一天清晨，杨红还没睁眼，就听见有人在拉一首什么曲子。那个曲子正配她当时的心情，如果是一首进行曲，她恐怕只能跳起来做早操。但那支曲子，很优美，有点哀伤，淡淡的，不象“江河水”那样哀伤到她要哭出声来。 杨红没学过什么乐器，也不懂音乐，但她喜欢边听曲子，边加入自己的幻想。她不管原作者写曲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她只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当是为自己写的，想在脑子里幻画出一幅什么图就幻画出一幅什么图。 那天她在心中幻画出的是一处林中空地，地上绿草青青，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点缀其中。林中彩蝶翩跹，一褛褛阳光从树缝里透进来，形成一支支光柱。不知为什么，这幅美丽的图画总是罩着一点愁云惨雾，很淡，但驱之不去。 正当她静心聆听的时候，就听有人敲了敲隔壁的门，睡意朦胧地说：“大龄啊，还才八点呢，放假，都在睡觉。” 杨红听见琴声嘎然而止，一个男人应道：“对不起。”。 后来隔壁的陈大龄就改为晚上拉琴。杨红被周宁撂在家里的时候，就爱把电视的声音关了，一边织毛衣，一边静静地听他拉琴，心中随音乐在那里幻画出种种美丽的图案，把自己置身其中，就能暂时忘了生活中的烦恼。 周宁刚搬进来时还找陈大龄下过一回棋，去陈大龄家没多久就跑了回来，说：“这个陈大龄不是人。” 杨红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周宁说：“他的棋简直是下神了，说不定是柳大华的徒弟，连闭目棋都会下。我不是他的对手，难怪别人都不跟他下。” 杨红问他：“为什么你不愿跟一个下得好的人下呢？不是可以进步得更快吗？” 周宁哼一声：“谁下棋是为了求进步？不都是为了娱乐么？找个明知下不过的人下，不是象追求一个追不到手的女人一样吗？白费力，还丢脸。” 杨红饶有兴趣地问：“那你追我是因为你觉得追得到手罗？我那时可是学习尖子呢。” 周宁搔搔头，嘿嘿一笑：“我成绩不好，是因为我不努力嘛。如果我像你们女生那样，肯花功夫，又会死记硬背，我还上h大？我上北大清华都有多余的了。” 周宁一看杨红的脸色，就知道自己这招没过好，马上嘻皮笑脸地说：“哪个男人找老婆是看她成绩好不好？又不是选学习委员。我主要是被你的细腰大屁股搅昏了头，什么都顾不上了。” 杨红少不得要拧周宁几把算是惩罚。 后来杨红因为老是帮别人做菜，把每月一坛的计划煤气提前烧完了，有一天正做着饭，就没煤气了，只好在煤气坛下面放个盆子，泡上热水，又奋力地摇煤气坛，想把一顿饭凑合完。 正好陈大龄从走廊上路过，对杨红说：“嗨，小姑娘，那样很危险的，爆炸了，我们都壮烈牺牲了。” 他把他自己那坛煤气拎过来，帮杨红换上，说：“你拿去用吧，我一个人，很少做饭，用不着。” 陈大龄后来干脆把自己的煤气证也给了杨红，让她用。杨红千恩万谢，陈大龄只说：“我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放长线钓大鱼的人，今后要吃你做的菜的。” 杨红就经常端一点菜给陈大龄送过去。陈大龄也不客气，吃完了，会把碗洗了，还来放在杨红门前的碗柜里，附一张小纸条，写上”谢谢“，然后加一句评价。如果是一碗扣肉，就写上“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是一盘炒豆，就来一句“大珠小珠落玉盘”。 杨红看了，觉得开心，比周宁光会说“好吃，好吃”多一分情趣。 杨红经常看见陈大龄带他两三岁的侄子玩。有时看见他们在楼下的滑梯那里玩，小孩子一遍遍地滑下来，在陈大龄面前张开两只小臂膀，陈大龄就一遍遍地把他抱上滑梯，让他再滑，两个人一玩几个小时。有时也看见陈大龄在水房外放一个大水盆，装满了水，里面漂着各种塑料玩具，陪他侄子玩水，两个人都很投入很开心的样子。还有几次，杨红看见陈大龄坐在水房边通向顶楼的楼梯台阶上，抱着熟睡的侄子，一动不动，生怕惊醒了小孩子。看见杨红，就轻声解释，说小孩玩累了睡了，走廊上凉快，又没蚊子，就让他这样睡一会。 杨红听别人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但到了三十岁左右，身上的父性母性就觉醒了，就开始想要个孩子了。她觉得这话应在陈大龄身上了。然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虽然离三十岁还远，但也开始想到孩子的问题，主要是奇怪，不知道自己怀没怀孕。“老朋友”确实是没来，但自己一直就是这样颠颠倒倒的，不能说明是怀孕了。如果怀了孕，至少是会呕吐一下的吧？是不是自己根本不会有小孩？ 担了几天心，杨红就忍不住了，有天晚上就问周宁：“如果我不会生小孩怎么办？” 周宁大大咧咧地说：“不会生就不会生，还少个麻烦。反正我哥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周家有人传宗接代就行了。” “可别人会怎么说？还不说我是只不下蛋的母鸡？” 周宁看杨红那么在乎别人议论，就说：“别人问你，你就说是我不会生。只要你不说是因为我阳萎，说什么都行。对了，去把《家庭生活大全》拿来，看看男人不生有些什么原因。” 两个人看了一下《家庭生活大全》上有关不育的那部分，男性不育的第一个原因恰好是阳萎，其它的有精虫数量不够、精虫不够活跃等等。 周宁看了一会，就跳起来，嚷嚷着要拿个尺来量一下，看自己勃起的尺寸够不够。量了，正好，还不尽兴，又说：“这上面说了，正常男人勃起后的硬度应该能挂得住一条半湿的洗脸毛巾，去给我拿条毛巾来，让我试试。” 杨红无奈，只好递一条毛巾给他。周宁就一本正经地把毛巾挂在他的勃起上，虽然它头一点一点的，好像有点不胜重负，但终究没掉下来。 周宁大开其心，扯下毛巾，随手一扔，就跳上床来，嘻嘻地说：“我说了吧，我不阳萎。来来来，做人，做人。”看见杨红有点愣愣的，就补一句，“以后你就说我精虫不够吧。” 虽然周宁为她找好了借口，杨红还是觉得心情沉重。有人说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那自己到底是半个还是一整个？连杨红自己也没觉察，从那以后，自己心里就把“做爱”这个词换成了“做人”。 (47) 杨红开始只把陈大龄当作一个一般朋友，没有多在意。她对他刮目相看，是在毛姐向她学说了陈大龄的爱情史之后，或者说，陈大龄的“无爱情史”之后。 毛姐是h大财务处的办事员，三十多岁了，因为还在熬职称，所以也只能住10平米的小单间。毛姐这个人很有个性，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算得上是一个侠女。 有人把世上的女人分成四大类：魔女，妓女，淑女，侠女。 魔女包括所有异类女性：疯了的，仙了的，妖了的，鬼了的，所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不同于普通人类的，都在此列。 妓女比较好定义，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是全职还是兼职，是散打还是群居，是被迫还是自愿，只要是从事妓者工作的，都在此类。 淑女当然是那些一辈子循规蹈距，不管你雷池、雨池、风池、电池，她是一步也不跨越的女人，据说是文学家最不愿描写的一类，因为无故事可写。实在要写，也只好免为其难，但一定要让她最后变成妓女、侠女、或魔女。最不济也要写得她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被人冤，被人欺，被人弃，不如此不成其为故事。 这侠女呢，就不仅是指那些会飞檐走壁、抛针下毒的，也包括性格侠义，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人。 毛姐就是这样一个侠女。但如今天下太平，江湖萧条，哪里有那么多不平让她拔刀相助？她路上能见到的最大不平就是上公共汽车乱挤，她也没刀可拔，有刀拔也不知道拔出来该戳谁，因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乱挤。於是毛姐就把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平演变为“路见不婚，撮合相助”。因为毛姐把自己可介绍的人称为手中的“牌”，男的叫“黑桃梅花”，女的叫“红桃方块”，条件好的叫“主牌”，条件不好的叫“副牌”，不想帮又推不掉的叫”底牌“，所以又可说是“路见不婚，抽牌相助”。 毛姐为人撮合多年了，从自己还没有男朋友时就开始，坚持数年，不改初衷，被丈夫老丁冠之为“生命不息，撮合不止”。毛姐的丈夫老丁，就是当年毛姐手中的一张牌，结果不爱指定的约会对象，反而爱上介绍人，成了毛姐的丈夫。这是毛姐做媒生涯中唯一一件违反职业道德的事，被人提起，仍有几分惭愧，只说：还不是被他那身警服照花了眼。 毛姐敬业，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到某个人，不提他哪个系、哪个院，只以撮合没撮合、成没成来形容。“这个小王呢，就是我上次给他介绍一个商校的老师，他没谈成的那个人。”“老林你可能不认识，就是我介绍给体校那个小魏，人家没要他的那个。” 有一天，毛姐和杨红两人在水房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是她们当中哪一个提起了陈大龄，毛姐也是职业性地介绍：“陈大龄呢，其实人还不错，年轻的时候，为了供他弟弟上学，把自己的青春给耽误了。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过得太久了，憋坏了，有点不正常了，我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女朋友，他死不肯见面，害我把手里的红桃q方块q都得罪了。后来，他对我说，‘毛姐，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你为我介绍，我相信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杨红听到这句，觉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与其说是心动了一下，不如说是心停了一下，因为心一直是在那里动着的。这个异样就是你感觉时间停滞了一下，身边的事物消失了一下，眼前亮了一下，灵魂哆嗦了一下。 杨红虽然马上回过神来，但心里一直在念叨：爱情可遇不可求，爱情可遇不可求，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想着但不能形成文字的话吗？爱情应该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你身边的，它来了就来了，它没来就没来，你想要它来、不想要它来，都由不得你。爱情不是一个可以计划可以安排的事情，不能说“好了，我从明天起，爱上某某某”，也不能说“算了，我从现在起，不爱某某某”。说当然是可以说，言论自由嘛，但你做得到吗？如果你做得到，你就知道那其实不是爱情，只是感情，同情，激情或者是矫情。 陈大龄大概是毛姐撮合生涯中唯一不服从安插的一张牌，所以毛姐对他有点偏恨：“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迂腐？三十多了，还在那里爱情可遇不可求，再这样‘遇’下去，一辈子就过完了。我跟他说，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你爱的人，但是你可以先找个老婆过着再说嘛。等遇到你爱的人，再爱她不迟。”毛姐体己地拍拍杨红，说：“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谁不知道男人心里都是想着那桩事的？别说禁几年，禁几天都叫他们受不了。” 杨红想到周宁，就点点头，表示赞同。毛姐解释说，“我不是教唆陈大龄以后搞婚外恋，我是知道他等不到他想要的人的。哪有什么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呢？就算有可遇不可求的，也都是发烧烧糊涂了的，新开的毛厕三天香。过几天不发烧了，多半发现两个人其实不般配，后悔都来不及。你知不知道啊，杂志上都说了，自由恋爱的，以后离婚率比经人介绍的高得多。你想，我们帮人介绍的，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得出谁跟谁相配。而且我们是旁观者，头脑是清醒的，我们给配好的，都是千挑万选，认真衡量了的，不比那些自己遇到的保险？” 杨红有点心不在焉，只有气无力地哼哼哈哈着。 毛姐说：“你知道陈大龄说什么？他说，毛姐，我不愿这样草率结婚的，如果结了婚，遇到我等了半辈子的人，我怎么办？那样一段情，我会拿不起也放不下。娶我爱的人，我对不起老婆；不娶我爱的人，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我自己。你听没听说过世上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恨不相逢未娶时’？” 第48-49节 (48) 从那以后，杨红对这个陈大龄就有点肃然起敬，心想，世界上还真的有人这么痴痴地等咧，而且是个男的。她想，如果是个女人，这么等着也许容易点，女人怕的是孤独，是别人议论。但一个男人，能这么等，就太不简单了，别人议论不说，光生理上的痛苦，就够他受的了。 杨红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他脸虽然刮得光光的，但下巴青青的，如果留起胡子来应该是马克思一样的络腮胡子。他说话声音浑厚，带点喉音，一点也不娘娘腔。七楼的女人，仗着自己是结了婚的，都喜欢开玩笑地拍他一下，拧他一把。陈大龄一般都是一边笑着，一边就灵活地闪开了，脸上是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 杨红觉得陈大龄单身的原因应该是曲高和寡，因为他的一切都带着点曲高和寡的味道。棋下得好，所以没人跟他下；琴拉得好，可惜别人嫌他吵；对爱情要求太高，所以至今单身。他要等待的爱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肯定也是太出色了，出色到曲高和寡的程度了。两个曲高和寡的人凑在一起，就正好成了知音。我的曲子只有你听得懂，你的曲子只有我听得懂。 杨红自觉不自觉的就爱把陈大龄拿来跟周宁比。陈大龄比周宁高，比周宁白，鼻子高高的，眼窝深深的，很洋气，头发又浓又黑，即便刚洗了头，也是满头黑发，不象周宁那样，平时看着头发不少，一洗头就显得不多了。陈大龄的背是倒三角形的，肌肉结实，而周宁则是长方形的，有点瘦精精的。杨红想，陈大龄心目中的爱人应该也是貌若天仙，肯定也会拉琴的，只有那样才配得上他。 杨红一直想问问陈大龄那天清晨拉的是什么曲子，但都不好意思跑上门去同他谈话，怕别人误解，也怕陈大龄误解。 有一天晚上，到了陈大龄天天拉琴的时候，杨红没有听到陈大龄拉琴，正在纳闷，听到有人敲她的门。她开了门，看见陈大龄站在门外，身上有些石灰水印，人很疲乏的样子。“我想借你的煤气灶煮个面条，食堂关门了，快餐面也吃完了—”。 杨红打断他的话：“你客气什么呀，本来就是你的煤气，你用就是了。”想了想，又说，“你不熟悉我油盐酱醋放在哪里，不如我帮你煮吧。” 陈大龄也不客气，说：“好，那就麻烦你了，装修房屋，搞得满身是石灰水，我先去洗个澡。” 杨红煮了面，顺手炒了一点榨菜肉丝，放在面上，双手端着一大碗面到隔壁陈大龄家去。她用脚踢踢门，听见陈大龄应道：“等一下！”杨红被面碗烫得受不了，问：“还有多久？如果太久，我就端回去，等会再来。” 陈大龄应着：“来了来了！”猛地拉开门，杨红见他背心才穿到一半，肌肉结实的胸脯正对着自己，脸一红，手一抖，碗一歪，把面汤泼了一些在手上。 陈大龄慌忙接过面碗，放在桌上，又跑到水房打了一些冷水来，叫杨红把手放在冷水里浸着，说：“过一会，擦些牙膏，就不会疼了。” 杨红把手放在水里浸了一会，又把陈大龄递过来的牙膏擦了一些，真的不疼了，就笑着说：“你还懂得这些婆婆经哪？” 陈大龄说：“上山下乡时从那些农村婆婆那里学来的，不过她们连牙膏都买不起的，只把手浸在猪水缸里。用牙膏是我摸索出来的。你坐呀，别站在那里。” 杨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听陈大龄讲他以前的经历。陈大龄讲一段，杨红就追问：“还有呢？”陈大龄忍不住笑着说：“你就象个孩子，听一个故事，就催着讲下一个。” 原来陈大龄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父亲拉提琴，母亲弹钢琴。不过文化革命中，父亲被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后来就死在那里。陈大龄从插队落户的地方考上大学，读完了就分在h大。弟弟陈勇也读的h大，现在在英文系教书。只不过弟弟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而陈大龄还是单身。 讲了一会，杨红问陈大龄：“你那天拉的那个怪好听的是个什么曲子呀？” 陈大龄自嘲地说：“我拉了好多曲子呢，我以为个个都好听，原来只一个好听啊？” 杨红脸一红，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然后就把她自己听那个曲子时在心里幻画出来的景色描绘了一番。 陈大龄听着听着，突然把碗放下，说：“我拉几个，你告诉我是哪个。”说完就拿出提琴，调了弦，想了想，就先拉一个跟杨红的描绘不同的曲子。 杨红听了一会，觉得不像她上次听到的那首，就说：“好像不是这个。” 陈大龄说：“你要闭着眼听才行的，你看着我张脸，什么好音乐都变得难听了。” 杨红想反驳一下，但又不好意思夸奖他外貌，就依他说的，闭上眼。 陈大龄拉了另一首曲子，杨红一听就觉得这是上次听到过的那首，不等他拉完，就睁开眼，说：“就是这首。” 陈大龄也不吃面了，只一个劲地问：“你听过这个曲子的？” “那天听你拉过的。”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嘛。” “你学过提琴？” “没有。” “那你父母是搞音乐的？” “不是。怎么啦？” 陈大龄笑着说：“那你不得了，太有音乐天赋了，而且音乐语汇跟陈刚、何占豪可以一比了。” 杨红见他又是“天赋”，又是“语汇”的，有点搞糊涂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陈大龄说：“你不知道么？这个曲子是陈刚、何占豪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里面的《化蝶》一段啊。” (49) 陈大龄解释说：“《化蝶》一段讲的是梁祝死后，化为蝴蝶，翩翩起舞，从此不分离。你心里想到的那些景色，基本上就是作曲人想要表现的意境。”然后叹口气说，“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本事了，一拉琴，很多精力都放在指法、弓法上去了，不能潜心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 杨红见他这么懊丧，就安慰他：“你不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怎么会拉得这么好呢？你拉不出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我又怎么能看到作曲家要表现的东西呢？” 陈大龄笑起来：“让我先把我们的姓名写在纸上，免得我们两个这么互相吹捧，飘飘然起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杨红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有时，同一首曲子，我在不同的时候听，可以想到不同的东西。” 陈大龄说：“那是因为你天性就跟那些优美的音乐相通，有些人，生来就是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内心就是一首诗，所以听到跟自己性情相通的音乐或者读到类似的诗词，就会引起共鸣。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被一些凄美的音乐和诗歌打动？比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之类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母谈论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料得日后断肠时，定是年年一月八”，父亲说这个题目是套的苏轼的《江城子》里面的一句。 杨红那时还认字不多，就要父亲把《江城子》念给她听，父亲就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杨红听了，就说：“这是谁写的？写得好惨。”她要父亲再读给她听，听了两三遍，就能背下来了。父母日后一直把这当作一个典故讲给她听，说不知道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怎么能够听出一首悼亡诗的凄惨。 陈大龄看杨红愣在那里，就说：“音乐比诗歌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诗歌还有个识字的问题，而音乐没有。音乐的语汇是天生就懂的，虽然也可以学，但终究不象自己悟出来的自然。像你这样多愁善感的女孩，最容易被哀婉的音乐打动，因为你们心底，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遇到高兴的事，比一般人少一份欣喜，但是如果遇到伤心的事，就比一般人多十分伤心。” 杨红就想到自己真的是这样，遇到高兴的事，还老想，这是不是真的？然后又怕乐极生悲，怕欢喜必有愁来到，总是克制着，不敢太高兴。遇到伤心的事呢，就反反复复纠缠在心里，无法开解，无力忘却。杨红觉得陈大龄真是看到她心底去了，就问：“那我这种性格是不是不好？” 陈大龄安慰她说：“性格没什么好不好的，要我看，你这是最诗意的性格，这个世界，人人都只来一趟，但你这一趟就比别人经历得多，因为你比别人体会得多。不过如果你不想伤心，自己就想开点，少去咀嚼痛苦。”陈大龄拿起琴，说：“让我再考你几首。”说罢，就拉了一首快的。 杨红听了一会，不知道曲子在讲什么，也没有看到象《化蝶》一样美丽的景色，就老老实实地说：“我说我是撞上的吧？这首我听不出名堂了，只觉得一群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 陈大龄哈哈笑起来：“又被你说中了，这首就叫《蜜蜂飞舞》，学琴的人练习指法时常用这个曲子，不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种。” 这下，杨红也猜出兴趣来了，说：“那你再拉一首慢的，如果我猜出来了，我就跟你学拉琴。” 陈大龄说：“那我一定要选一首你肯定能听出来的。” 杨红听了这话，有点不自在，心想，陈大龄的意思是他很愿意我跟他学拉琴？但她马上又在心里暗骂自己一句，看你想到那里去了。 陈大龄开始拉一首曲子，缓缓的，很优美。杨红不由自主地盯着陈大龄的手，看他长长的手指灵活地在琴弦上移动。她特别喜欢看他揉弦的动作，修长的手指落在琴弦上，手腕轻轻地动着，速度由慢到快，幅度由小到大，提琴的声音就变得柔柔的。他运弓的右手也很好看，弯出一个美丽的弧线，手腕轻轻地带动手臂，叫人觉得他的手腕一定是柔柔的，很有韧性的那种。 杨红无缘无故地想到，这样一双手，如果搂着他心爱的女人，也一定是柔和的，带着怜惜，好像怕把她揉碎了一样。但是他的搂抱，又肯定是有韧性的，不论谁都不可能把那个女人从他怀里抢走。他肯定不会象周宁一样，平时都不记得碰你，但疯狂起来就不管是挤着你哪一块，压着你哪一方，拼命地挤，拼命地压，好像不挤扁不压碎就不甘心一样。有时腮骨勒在你脸上，差不多可以把你的脸挤碎，真怕哪天就被他破了相。 杨红见他沉醉于演奏，就偷偷看他的脸，发现他因为垂着眼，有点半闭着的样子，睫毛好像能遮住眼睛。他拉琴的时候比较安静，不象电视上那些演奏家，挤眉弄眼，摇头晃脑，捶胸顿足。他常常是垂着眼睛，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波动，好像沉醉于音乐之中。如果叫他一声，肯定能把他吓一跳。 陈大龄拉完了，问杨红：“听没听出这首讲什么？”杨红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心虚地说：“没注意听，可不可以再拉一遍？” 陈大龄笑着说：“我说了的，要闭着眼听的，你不信。再来。” 杨红心想，为什么要我闭上眼，难道他知道我睁开眼会在那里看他？这个人好像能看透别人心思一样，可怕可怕，在他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 杨红闭上眼，认真地听了一遍，说：“反正我不是真想学琴，乱说一通吧。这首没听出什么，只觉得有水有树，仙境一样。” 陈大龄说：“你这回不跟我学琴不行了，因为这首是圣桑的《天鹅》。” 杨红使劲摆手，笑着说：“不算，不算，这个不算，我没听出天鹅。” 陈大龄也笑着说：“但是你听出了里面的水啊，这只天鹅是在湖上游着的。”然后停了笑，说：“真的，我教琴也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少能听出曲子的意境的。你小时没学琴，真是浪费了。现在的家长不得了，个个都逼着小孩学琴，有的小孩根本不想学，被逼得无奈了，勉强学，终归是很难学好的。家长问起来，我还不好说他的小孩没天赋。” 杨红笑着说：“你知道被逼着学是学不好的，你还逼着我学？” 陈大龄说：“我还不是跟别的家长一样，望女成凤嘛。” 杨红叫起来说：“你才多少岁呀，就想当我的家长？” 两人问了一下彼此的年龄，发现陈大龄比杨红正好大出一轮。 第50-51节 (50) 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 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慌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打扮什么，越家居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曲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 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 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两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的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很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 杨红听着，就想起周宁的故乡周家冲，心想，跟他家乡那些打骂妻子的男人相比，周宁大概已经算是非常疼爱女人的了。杨红说：“有时真的很想为那些地方的人做点什么，特别是为那里的女人做点什么。” 陈大龄说：“那你可以参加讲师团啊。现在每个系都要抽出人来，组成讲师团，到乡下去宣讲党中央的精神，我也报了名。我倒不太懂党中央的精神，只想去那里教教书，教教琴，也算帮助那里的小孩子。不过h大很滑稽的，走的那天还要披红戴花，让全校师生在学府大道上夹道欢送，搞得我差不多不敢报名了。更滑稽的是，学校还分给我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在这里的时候，不分给我，我下乡去了，反而分给我。其实我这个人，住什么房子无所谓。在那样贫穷的地方呆过，我现在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觉得很幸福。物质生活上我是典型的不求上进，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杨红吃惊地问：“你分了一室一厅了？那你要搬走了？怎么你早没说？”连她自己都听出了自己声音中的惊讶，赶快住了口。 陈大龄微笑着，看了她一会，才轻声说：“我又不是搬出地球去，我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就在五区，从这里的校门出去，沿着滨湖路，骑车不过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你讲师团要去多久？” “去一年，如果愿意，呆长点也不会有问题。” 杨红觉得心乱如麻，又怕他看出了她心里的不舍，慌忙告辞回家去了。 (51) 那天晚上周宁回来，杨红把陈大龄参加讲师团的事告诉了他，说：“我也想报名参加讲师团，我可以到你老家去教书。” 周宁说：“你别说起风就是雨了，你到那种地方去，过不了几天就会哭着要回来的。陈大龄也是吃饱了饭无事干，肯定是想分学校一室一厅的房子。” 杨红觉得周宁无缘无故地就不喜欢陈大龄，就说：“别人陈大龄才不是你说的那种小人。住什么房子他根本不在乎。” 周宁就呲地一笑：“他不在乎，那就别搬过去，怎么还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总之他那人不太正常的。楼下小龚为了不去讲师团，专门出钱请医生给他开骨节核的证明。大刘呢，就赶快让他老婆怀孕了。只有陈大龄这样的人，癫癫狂狂的，才会想起跑那种地方去。像你这样没受过那种苦的人，说想去还可以理解。像我这种尝过那番苦的人，一旦逃离了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想回去了。陈大龄下过乡，那个罪还没有受够？真的搞不懂这种人。” 杨红说：“可是我总是要去的，听说年轻的，没下过乡的，都要轮着去的。” 周宁睁大了眼：“你也要去的？什么时候？你去了，那我怎么办？过一个星期就坐汽车去看你？乡下的路，颠颠簸簸的，只怕是颠到了骨头都散架了，想做都做不动了。” 杨红觉得他想来想去，最后都落脚到“做”上去了，也就不再在周宁面前提讲师团的事了，今年自己是去不成了的，系里把课都排好了，以后再说吧。 杨红就在那里扳着指头，算陈大龄还能在h市呆多久，一算就吓了一跳。如果九月初就走，那就只有十天左右了。杨红就觉得心里很难受。想到这一点，又很惶惑，我这是怎么啦？爱上陈大龄了？我是结了婚的女人，怎么可以爱上丈夫以外的男人呢？真的不能再跟陈大龄来往了，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但她又忍不住想跟陈大龄来往，就在心里说，只是一般同事，一般朋友。他要下乡去了，我送点东西总是可以的吧？杨红就挖空心思，想送一件又实用又贴身的东西给陈大龄。最后就想到做一个被套给他，这样他洗了被子就不用缝，一装进去就可以用，而且又是天天要用的，还贴身。想到贴身，杨红又觉得脸红了，为什么我要送他贴身的东西？真是不可救药了。 鬼使神差地，杨红就跑到街上去买了布，回到家就裁好了，用缝纫机缝好，怕拉链会夹了陈大龄，还专门用了暗拉链，从里面拉上，这样就不会划破陈大龄的皮肤了。还剩了一些布，杨红就做成两个枕头套，又用另一个颜色的布剪成提琴和蝴蝶的图案，绣在枕头上。一切都做好了，就拿到陈大龄房间去，看他喜欢不喜欢。 陈大龄自然是赞不绝口，说杨红太费心了，又说提琴的颜色、蝴蝶的颜色与枕头的颜色深浅相配，绝了。说完就掏出钱来，一定要杨红收下。 杨红把钱扔在桌上，说，这是对你参加讲师团的鼓励，不收钱，连学校都要鼓励你的嘛。 陈大龄就一再坚持，说学校鼓励是学校鼓励，你刚参加工作，钱也不多，我工作时间长了，比你宽裕，心意我领了，钱是一定要给的。说着，就抓住杨红的手，把钱硬塞在她手里，又把她的手握拢，不让她把钱丢桌上。 杨红被他抓着手，突然涌起一股冲动，好想贴在那个胸膛上，闭上眼睛，就贴那么一会。但她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想被人使了定身法一样，心里乱糟糟地想，以前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他碰你一下，你就恨不得冲十遍澡，甚至把他碰过的那块挖掉；另一种是如果他碰你，你不会反感，因为他是你的男朋友或者丈夫，他碰你是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现在看来还有第三种男人，就是你看到他，明知你不该碰他，他也不敢碰你，但你就是渴望被他抱在怀里…… 陈大龄见杨红突然不跟他争着退钱了，发现她正愣愣地看着他的胸脯，便很快撒了手，有点不自然地走到一边去，讪讪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被套和枕头我从今天起就开始用。”抖开一看，有两个枕头套，就笑着说：“怎么有两个枕头？我用一个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你用吧。” 说完，又觉得不妥，赶快声明，“我是说，你拿回去用，不是—-”。 杨红见他这么泰然自若的人也有不自在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忍不住笑起来。 陈大龄红了脸，自嘲地说：“算了，不说了，越描越黑。” 杨红见他这样，越发大胆，追问一句：“听说口误都是内心世界的反映—” 陈大龄的脸更红了，把眼光逃向一边，说：“弗罗伊德的话你也信？” 杨红见他窘成这样，发了慈悲之心，岔开话题，问他：“听别人说，你为了供你弟弟读书，连婚都不结？” 陈大龄缓过气，镇定起来，笑着说：“这个版本还不错，让我弟弟做了替死鬼，怎么没人把我树立成心灵美的典型？”然后解释说，“其实供我弟弟读书跟结婚没有关系，用不着二者必居其一的。我的工资，加上我教琴的钱，养活一个妻子一个弟弟肯定不成问题。我只不过是没遇到合适的人罢了。你还听到过什么版本？” 杨红格格笑着说：“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你会气死。” “是不是说我那方面不正常？” “你怎么知道？”陈大龄若无其事地说：“人人都在那里传嘛。难怪我找不到女朋友，都是他们把女孩给我吓跑了。” 杨红真诚地说：“其实就算你那方面不正常，还是会有人爱你的，女人不是只要那方面的，女人要的是感情，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很多女人宁愿要感情。” 陈大龄饶有兴味地看着杨红：“很多女人包不包括你呀？” 杨红埋下头，不知该怎样回答，心想，他可能只是一般性地问问，也可能是问我会不会为了感情嫁他。 幸好陈大龄很快转移了话题：“以前还想，是不是要摆个擂台，现场表演一下武功，免得别人说我不正常。听你这一说，也不用摆擂台了，别人说我不正常应该是件好事，这样就可以试出来谁是真的爱我了。” 第52-53节 (52)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杨红想，如果俗话说得对的话，那自己跟陈大龄交往的事肯定是坏事了，因为周宁很快就听说了这事。 有一天晚上，还不到十点，周宁就从牌场回来了，走到陈大龄门口，就听见杨红的笑声，心里很不舒服：笑得这么开心，好像跟我在一起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周宁见门是半开着的，又觉得好了一点，就象征性地敲敲门，不等回应就走了进去，也不跟陈大龄打招呼，只对杨红说：“你回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杨红见他把脸拉这么长，就有点尴尬地对陈大龄说：“我过去了，以后再聊。” 周宁见杨红也进了自家门，就把门关了，不高兴地说：“以后别到陈大龄家去，别人都在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说什么闲话？当着我的面，当然只说你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罗，但背着我，谁知道别人怎么说？” 杨红觉得很奇怪，平常大家见了面，都是客客气气，礼貌周全的，看不出是谁在背后议论她。杨红不快地嘟囔一句：“这些人真是管得宽。”又问周宁，“别人一说你就相信了？” 周宁仍然绷着个脸：“本来不相信，但今天一看你真的是在他家，你叫我怎么不相信？你跑他家去干什么？” “他给我看一把他父亲做的提琴。怎么啦？男女之间说说话都不行？难道你这么不相信我？” 周宁烦躁地说：“我相信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但是陈大龄那个人，我就信不过了。三十多岁的男人了，还没结婚，脑子里还不整天都在想女人？现在有你这块送上门来的肉，他还有不吃的道理？” 杨红见他这样说陈大龄，有点生气：“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自己想着这些事，就以为别人也想着这些事。” 周宁无奈地摇摇头：“我是男人，我还不比你了解男人？男人都是湖北省的首府，他们都是带着枪走来走去的，很多时候枪都是上了膛的，只愁找不到个靶子。你现在这样跟他来往，不是在撩蜂射眼，引火烧身，找上门去做个靶子？” 杨红听他说到带枪，觉得很形像很好玩，忍不住笑起来。 “你笑什么？我是在跟你说正经话。”周宁有点不快地说，“外人都看得出来了，说他看你的那个眼神，说好听些，是温情脉脉，说得不好听就是色迷迷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了。” 杨红不以为然：“我有那么迷人吗？” “你没有听说过‘当兵三年，老母猪变貂婵’？他禁久了，什么女人对他来说都是美女。”周宁想想，这样说杨红会不高兴的，所以又加一句，“更何况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呢？你穿着这种衣服，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这楼上到了晚上又没有别的人，你不怕出事？一个男人从十几岁就开始觉醒，像他这样三十多岁还没尝过女人滋味，肯定想女人快想疯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怕你上他的当，吃他的亏。” 杨红看看自己身上的松身连衣裙，说：“我穿什么了？又不透明，又不紧身，又不袒胸露背，出什么事？” 周宁盯着她看一阵，说：“你这样云遮雾罩的，更容易让男人产生联想，挑起他们的冲动，想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再说，电扇风一吹，你的两个奶耸在那里，腰一弯，大屁股上三角裤的轮廓都看得出来，他还不想跳起来摸两把？” 杨红觉得他说得恶心之极，就生气地说：“男人都是这样的吗？那你也是这样的罗？那你看到别的女人的胸就想跳起来摸两把？你牌桌上又不是没有女人，那里又不是不吹电扇。” 周宁看杨红把斗争大方向转移到自己头上来了，就速战速决：“我们那不同，大家只是牌友，一大桌人在那里，绝对不可能发生什么事的。像你们这样孤男寡女的，就算不发生什么事，别人也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跟你扯远了，你自己当心就是，就算我不怕戴绿帽子，你自己刚参加工作别人就在那里说你作风不好，偷人养汉，你不怕学校不要你？” 这就真的点了杨红的死穴了。杨红心想，既然周宁天天在楼下打麻将都知道有人在议论，看来是有不少人在议论了。特别是“偷人养汉”这个词，粗俗到不能再粗俗的地步，杨红听了，简直是从生理上产生反感。但奇怪的就是，你越讨厌这个词，你越无法摆脱这个词。如果这话传到系里，系里会怎么看她？现在她又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杨红打定主意再不到陈大龄那里去了，奇怪的是，陈大龄好像也听到了周宁跟她的这番谈话似的，也不来请她做什么事了。两个人在走廊上碰到也只客客气气地点个头，算是打了招呼。 杨红在外面走廊上做饭时，老是忍不住看陈大龄的房门，看他在不在家，如果在家，即使没机会跟他说话，心里也是安逸的。如果不在家，就老是想，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会女朋友去了？没看见他有女朋友啊。也许只是没带回来过？一想到陈大龄有了女朋友，杨红就觉得心好痛，好像心被人切了一块去了，空空的疼。 杨红想到周宁说的话，就在心底疑惑，不知道陈大宁看她的眼光是不是真的是温情脉脉或者色迷迷的。她希望周宁说的是对的，但她回忆仅有的几次交往，发现自己很少有勇气正视陈大龄，多半时候都是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个随手抓起来的小玩意，无意识地玩着，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有时抬头望他一下，也是慌乱得马上就把眼光移开了，根本不足以断定陈大龄的眼光到底算不算温情脉脉。 不过经周宁这一点拨，杨红还真的对自己上心了。趁没人的时候，就关了门，拉上窗帘，脱了连衣裙，在穿衣镜前打量自己。胸的确有点高，腰也真的有点细，屁股算不上大，但因为腰细，所以有点显大。侧面看一看，腰弯弯的，虽然不是有意的，也觉得屁股是翘着的。 再在走廊上碰到陈大龄的时候，杨红就开始注意他的眼睛，结果很气馁，他的眼睛太深邃，眼神太清澈，眼光太无邪，根本没有周宁热情上来时的那种眼光，只能说明自己在陈大龄眼里没媚力。 杨红惊觉地想，我这个人真的是有点不正派，怎么会希望陈大龄对我的身体感兴趣呢？从前都是希望别人注意我的心灵的。现在这种想法之肮脏，完全够得上“勾引”两个字了。到底是因为我结过婚了，还是因为迷上陈大龄了？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陈大龄能注意到我的身材，只恨陈大龄不能稍微黄一点，色一点，真的象外人说的那样，用色迷迷的眼光看我一下。 周宁每天晚上都回来几趟，真的象查岗一样，不过每次回来，都看到杨红一个人呆在家里，就放了心。 有天晚上，杨红就问周宁：“对你们男人来说，什么样的嘴巴算性感？” 周宁想了想：“你还真把我问倒了，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嘴巴算性感。“又想一想，说：“大嘴巴性感？你问这个干什么？” 杨红不答话，又问：“那怎么样才算媚眼？” 周宁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一种让男人骨头发酥的眼神吧。” 杨红就望一眼周宁，问：“我这算不算一个媚眼？” 周宁在意地看了杨红一阵，呵呵笑起来：“你一个近视眼，又戴着眼镜，看没看清我都成问题，还对我抛个什么媚眼？”说着就搂住杨红，“你不用对我抛媚眼的，我一碰到你的身体，小弟弟就会站起来的，只有你能帮我把它打倒。”说完，就拿出证据，证明给杨红看，然后打一仗，一直到把小弟弟彻底打倒为止。 周宁打完床上这一仗，就返回牌场接着打那一仗，开玩笑地说：“待会输牌，别人就知道我刚才干什么了。” 杨红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心想，我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又不会抛媚眼，嘴巴又不性感，身材对陈大龄又没吸引力。想想也是，陈大龄从来没结过婚，怎么会要一个结过婚的人呢？他知道世上最伤心的莫过“恨不相逢未娶时”，说明他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给他所爱的人，说明他是很重视一个人的第一次，他肯定想娶一个未婚姑娘。 但杨红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陈大龄从自己心里赶走，想着他，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正派女人，不想他，又很难做到，真是度日如年，不知道要怎样才能熬过每一天，只希望快到开学的时候，忙起来了，或许会好一点。 有一天，周宁问杨红：“这两天陈大龄有没有来麻烦你？” 杨红本想解释陈大龄从来没麻烦过她，但她知道周宁听不进去，就简单地说：“没有，怎么啦？” 周宁面露得意之色：“我找他谈过了的，看来还是个知趣的人。” 杨红觉得脑子一炸，指着周宁，半天说不出话来：“你找他谈什么？” “我叫他别打你的主意。要找女人叫毛姐帮他找一个。” 杨红气急败坏地说：“谁说他打我的主意了？你这样去跟他谈，他还以为是我在自作多情，对你说他追了我呢。” (53) 杨红觉得不跟陈大龄解释一下不行了，陈大龄对我根本没有意思，却被周宁诬蔑，肯定认为是我为了开脱责任，在周宁面前说他对我有意思。那他还不在心里耻笑我，觉得我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杨红趁陈大龄在家的时候，跑去敲他的门。 陈大龄开了门，见是杨红，热情地请她进去坐，照样让门半开着，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杨红也不坐，只急急忙忙地解释说：“听说周宁来找过你了？对不起，他这样做太没有道理了，他听别人一议论，就在那里疑神疑鬼。你不要以为是我对他说你在追我，我根本—” 陈大龄笑起来，打断她的话：“看你急成那样！我知道你不会说我追你，你对自己太没有信心，借你一个胆子你也不会那样想。” 陈大龄说着，象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一个纸杯冰激淋出来：“知道你喜欢草莓的，买了几盒放在这里，这几天没机会叫你来吃。”说着，替杨红揭开盖子，递给她，“就算你说我追求你，也没什么呀。追你不丢人，别人最多说我品德不好，不能说我品味不高。你德智体任何一个单方面都值得我追，更不要说你三方面全面发展了。” 杨红端着冰激凌，愣愣的，不知道该怎样理解陈大龄的话。听他的话，似乎承认他是在追她；看他的表情，又似乎只是在安慰她；听他的口气，完全是在开玩笑。 杨红抱歉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找你兴师问罪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代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又大包大揽的，把什么过错都拉到自己头上。”陈大龄很专注地看一会杨红，脸上仍带着那种让杨红琢磨不透的微笑，说：“其实，周宁不为难你，只来找我，倒让我很敬佩他，觉得他算得上是一条真汉子。你想，大多数情况是，如果一个女人听说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另一个女人的麻烦，怪人家把她的男人抢走了；而如果一个男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却总是拿自己的女人开刀，打打闹闹，砍砍杀杀的，觉得自己的女人不守妇道，丢了他的人。但周宁不是这样，他说他相信你是无辜的，是上了我的当。所以我一点也不记恨他，对他只有敬佩和感激。” 杨红听得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又犯老毛病了，因为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个“感激”，就纠缠于这一个词，忘了整段话的含义。杨红问：“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陈大龄犹豫了一会，说：“他叫我别跟任何人说的，不过你也不是任何人，跟你说没关系。”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他叫我离你远点，说他看得出来，你已经被我打动了心，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说他很爱你，没有你他真的是活不下去的。他说爱情也应该有个先来后到，我既然迟到了，就该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他还说我现在还是单身，可以有很多选择，而他只有你一个，我不应该去抢他的女人。” 杨红记起周宁跟她说话时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没想到周宁是去求陈大龄放他一马的，不知道他们俩谁在骗她。“他真的是那样说的？” 陈大龄说：“我为什么要骗你？我觉得周宁真的是很爱你的，只不过每个人爱的方式不一样，也许他爱的方式不是你所期待的，所以你没有体会到。”陈大龄看杨红很委曲的样子，又说：“周宁爱玩，你可能不喜欢。你可以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不要等他来猜。有时男人是很大意的，有些细节他们注意不到。你可能觉得只有心心相应才算爱，其实你给他指出来，他愿意改，也是爱嘛，应该说是更难得的爱。心心相应的人，他那样爱是因为他不那样爱就难受，是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愿意改的人，主观客观都是为了别人，不是更难得？” 杨红听他这样说，感到他在一点一点地把她推开，就不快地说：“你现在听上去象个妇女主任。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自己没结过婚，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说完就告辞离开了，心里想，这次把陈大龄彻底得罪了。 很快就到了陈大龄搬走的那一天。杨红听见外面走廊上人来人往的脚步声，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也没有力量出来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在那里跟陈大龄缠缠绵绵地告别，说你这一走，谁帮我们拧被子，牵电线？陈大龄则谈笑风生，邀请七楼的女人去他家洗衣服，说已经安了洗衣机了，下乡的时候就把门钥匙给了你们，让你们随时去洗被子，不用拧了，也不用牵电线了。 杨红见陈大龄也没有来跟她告个别，知道是因为自己上次把他得罪了，心里一遍遍想着，他走了，不会再到这里来了，我永远也不会听到他的琴声，也看不到他了。 杨红站在窗边，看到搬家的车开走了，看不见了，才悄悄走到陈大龄住过的房间，看见里面空空如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想起前两天自己还站在这里，吃着冰激凌，跟陈大龄说话的情景，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就这样一间十平米的房间，跟自己的那间没有两样，但仅仅是能够站在这里，就曾使自己那样向往，好像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生活一样。 她在房间里四处找寻，想找一点什么东西作个纪念，但什么都没剩下，只在窗台上找到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划了划，写不出东西来了，就没来由地落下泪来。 “正好你帮我检查一下，看我把房间打扫干净了没有，听说学校房管科的人严厉得很，不干净的要罚款。” 杨红听见陈大龄在身后说话，吃了一惊，赶紧擦了擦泪，转过身，故作平静地说：“很干净，不会罚款的。你怎么还没走？搬家的车早走了。” 陈大龄看了她一会，说：“我待会骑车过去。我给你买了支笔，还录了一盘磁带，你看喜欢不喜欢。” 杨红接过来，是一个漂亮的小笔盒和一盘录音带。陈大龄解释说：“那个被套，你不肯收钱，只好送点东西给你。你是个很诗意的女孩，肯定喜欢写点东西，送支笔给你，也显得我趣味高雅。这盒录音带，都是你喜欢的曲子，没事的时候听听，可以打发时光。拉得不好，多多指教。” 杨红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笔盒，想找到一封信、一首诗什么的，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陈大龄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再细看那支笔，上面有“随缘”两个字。那盘录音带，陈大龄在上面写了曲目，最后一首注明作曲者是“陈智”，曲子叫“海的女儿”。 杨红发了一阵呆，慢慢意识到这两样东西，是陈大龄在婉转地告诉他，她的心情他是明白的，但是两人没有缘分，所以要她随缘，不要强求。如果说“随缘”还可以理解为暗示她跟陈大龄之间也有一段缘的话，那么“海的女儿”已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她是没有希望跟他在一起的了，只能象安徒生童话故事里那个海的女儿一样，怀着一腔无法言说的爱，在自己心爱的王子跟另一个女人结婚的那天早上，化为泡沫，永死不得复生。 杨红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里，快进到“海的女儿”，按下放音键。听着那哀婉动人的音乐，杨红想，尽管他没有接受我的一份情，但我对他没有怨恨，反而感激他用这么体贴的方式告诉我。像他这样出色的人，一路之上，肯定有很多女孩为他倾倒，献上她们的心。但陈大龄不是一个滥情的人，不是一个泛情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多情的人，而是一个专情的人，一个深情的人。他要把他的心完完整整地留给他唯一的爱人，他不会随便接过一颗心，拿在手里把玩揉捏，让那颗心流血，从中享受残忍的乐趣。他会生出一腔同情，怜惜地把那颗心放回原处，尽可能地减少伤害的程度。他让我冒充他的女朋友，现在又用这首曲子来让我明白，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杨红听着“海的女儿”，觉得自己轻轻地飞起来了，飞出自家的窗口，飞过月光如水的校园，飞到陈大龄的家，轻轻地落在他的窗台上，隔着玻璃，看他熟睡的脸。她能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睡得很安详，一只臂膀向外伸着，仿佛在等待他心爱的女人来躺在他臂弯里。杨红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做他臂弯里的那个女人了，就满足于这样悄悄地守候在他的窗口，没有语言，没有动作，甚至也没有眼泪，就这样静静地、不倦地看他熟睡，一直到皎洁的月光慢慢退去，第一抹曙光悄悄来临 第54-55节 (54) 杨红不敢去碰那个写着陈大龄地址的字条，怕自己一不小心会跑到那个地址去找陈大龄，后来她干脆把那个字条撕掉扔了。但是那上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就象粘在她脑子里一样，怎么样都无法抹去。楼下门卫处有公用电话，她肯定是不敢去那里打电话给陈大龄的。但那时候私人开办的电话服务点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沿街都是，使她不敢上街走动，因为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电话服务点就想拨那个号码。 杨红觉得自己对陈大龄的这种感觉跟对周宁的那种感觉很不相同。以前都是周宁急着跟她见面，她自己并没有十分渴望，如果没时间，不见也是可以的。好像那份情是被动的，是对周宁爱她的一种回报，或者是在那些真情敌假情敌面前要强。但对陈大龄，是理智上知道不应该见，心里却偏偏想见。也没想过见到了要干什么，就是想见到他，说不说得上话都可以，只要知道他在身边就行。就象以前陈大龄住在隔壁时一样，两个人并没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但杨红只要看到他屋里的灯光，知道他在家，就很开心。 最终杨红还是去了一趟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五区，不过不是去陈大龄家，陈大龄是五区三栋，杨红去的是五区四栋，紧挨着的一栋楼，是毛姐家。毛姐也是刚刚搬到五区，说五区是家属区，有学校的闭路电视，又可以装电话、洗衣机、热水器什么的，现在家里也算初具规模，叫杨红过去看看。 杨红看到那个地址就觉得亲切，虽然不是去陈大龄家，但就在陈大龄旁边，也很有爱屋及乌的感觉。到了陈大龄那栋楼前，杨红特意看了一下陈大龄的窗户，发现是黑乎乎的，有点失望。离开毛姐家时，又看一次那个窗口，还是黑乎乎的，心里就觉得很沉重。 当她准备骑车回家时，发现她的自行车轮胎没气了，只好推着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一家修车的。修车的人说太晚了，你先打打气，骑回去再说，明天一早再来修。杨红打了气，一路骑回来，轮胎什么事也没有，就觉得很奇怪。去的时候轮胎好好的，怎么一出来就没气了？现在也没修，又好了。好像有人故意把气放了一样。 杨红走进家门，开了灯，发现周宁正坐在桌边，气呼呼的样子，心里明白了一大半，就问：“是你把我车里的气放了？” “知道就好，我做个记号，免得你否认。”周宁生气地说，“你跑到五区去干什么？” “毛姐约我去玩。怎么啦？”周宁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哼，毛姐？你不要拿她做掩护了，你的车明明是停在陈大龄楼下的。” “那两栋楼是挨着的，哪里有空位停哪里，为什么说是停他楼下的？”杨红也生起气来，“你跟踪我了？” “我跟踪你干什么？我去打麻将，三差一，回来见你不在，就知道你去了他那里。跟你说，在这种事情上，做丈夫的是有第六感官的。” “那你这个第六感官刚好错了。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在毛姐家，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她的。” 周宁又一哼：“你还不早跟她串通好了？现在叫我去打电话，怕别人不知道我戴了绿帽子？” “那你当时怎么不上楼去，抓个正着？” 周宁火了：“你怎么知道我没上楼去？我不过是为你保个脸面罢了。他屋里是黑的，谁知道你们两个黑灯瞎火的在干什么？” 杨红耐住性子再解释一遍：“我是在毛姐家里，现在我们两个人就下楼去跟她打电话，好不好？” 周宁不啃声了，杨红也不说话了。过了好一阵，周宁突然问一句：“你这是为了什么？” 杨红以为他问为什么去毛姐家，也气哼哼地说：“你每天在外面打麻将，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就不能出去散散心？” 还没说完，杨红就见周宁跳起来，一拳砸在穿衣镜上，镜子被砸得破碎不堪，玻璃哗啦哗啦地撒了一地，周宁的手也流血了。杨红一边找药水和纱布，一边问：“你这是干什么？” 周宁嚷嚷着：“找他散心？哼，他让我戴绿帽子，我就要他戴红帽子！”冲到走廊上，拿起家里切菜的刀，就气呼呼地冲下楼去了。 这一切来得太快，杨红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也不懂究竟什么是戴红帽子，只是凭直觉知道他是去找陈大龄的麻烦的。於是也跌跌撞撞地跑下楼，见自己的自行车已被周宁骑走了。她欲哭无泪，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想起应该给陈大龄打个电话，警告他一下。杨红敲开门卫的门，告诉他自己要打个电话，很紧急。 门卫刘伯见杨红脸色惨白，也不敢怠慢，马上把电话机给她。 杨红拨了陈大龄的号，就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喂？”杨红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又听见电话里问：“杨红吗？”杨红不知道陈大龄是怎么知道是她的，只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啊，陈老师，我，我跟周宁闹了点矛盾，起了误会，他，他现在拿着刀，找你来了。” 那边陈大龄关切地问：“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那就不用着急了。我把灯关了，等他来时，敲门我不开，他就会以为我不在。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好了。” 杨红还想解释一下或嘱咐他小心，就听陈大龄说：“他可能快到了，我现在要挂电话了。你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杨红打完电话，就顺着到五区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头晕晕乎乎的，也不知道自己跑过去有什么用。两个男人打架，自己劝得住么？也许报警更好？但报了警，不是就弄得满城风雨了吗？早就知道周宁的爱是有毁灭倾向的，他做的那些梦，都是他这种偏激思想的见证，为什么自己以前就没当回事呢？也许是因为那时觉得自己是绝对不会不要周宁的，那么周宁的梦就没有机会变成现实。 可是现在自己也没有说不要周宁啊。自己跟陈大龄之间，从前没有什么，今后也不会有，最多就是自己对陈大龄有过那么一份感情，但别人都没有接受，也许过几天自己就会忘记了。但周宁在那里捕风捉影，疑神疑鬼，这不是要闹出冤假错案了吗？今晚这一闹，明天h市的大报小报就会有一条轰动新闻了，说h大青年教师杨红因红杏出墙，招致丈夫嫉妒，杀死其情人陈智，云云。 杨红在心里骂周宁，既然你认为是我去了陈大龄家，那就是我在勾引他，为什么你不当场就拿刀把我砍了，而要去找陈大龄？你这是一个什么逻辑？你杀了我，也算积个德，帮我了结一切痛苦，好过我活着做海的女儿。 杨红又在心里怪陈大龄，你还说什么周宁是条真汉子，敬佩周宁不找我的麻烦，现在好了，你自己要做这个真汉子刀下的冤死鬼了。 杨红想到陈大龄，心里就生出许多愧疚。陈大龄什么也没做，还一直帮周宁说话，现在却落得这个下场。如果周宁真的把陈大龄伤害了，我怎么办？杨红想，如果他死了，我也不要活了。如果他没死，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就跟他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但是周宁呢？也许他会坐牢。不过象周宁那样爱面子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坐牢的。想到周宁可能会死，杨红又觉得心里很痛，毕竟周宁是爱我的，不爱我也不会这样跑去找人拼命。但这关陈大龄什么事呢？都是一场误会，早知会这样，今晚就不去毛姐家了。 杨红恨不得一脚就跑到陈大龄家，把周宁拖回来，或者挡在陈大龄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他…… (55) 等杨红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得快到五区的时候，她看见了周宁，推着车，在往回走。杨红跑上前去，一迭声地问：“你把他怎么样了？你把他怎么样了？” 周宁不啃声，把车给了杨红，自顾自地往回走。杨红想去陈大龄那边看一下他有没有出事，但周宁一把抓住她，说：“我没有把他怎么样。我劝你别去，不然他没有好果子吃！” 杨红被他用一只手拦腰推着，象被押解的犯人，又怕自己硬要去看陈大龄会火上加油，反给陈大龄惹麻烦，只有推着车往回走。她看看周宁，见周宁浑身上下干干净净的，没有血迹，心想，可能是没发生什么，大概陈大龄关了灯，没开门，周宁以为他不在家。回到家里，杨红又问一遍：“你把陈老师怎么样了？” 周宁辛酸地问：“为什么你只关心我把他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不问我怎么样了？”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关心你把他怎么样了，也是怕你做了什么可怕的事，会坐牢嘛。” 周宁的火气似乎都退了，可怜巴巴倒象个受害者：“你怕我坐牢？你恨不得我去坐牢，你好跟他在一起。”然后又怨恨地问，“你看中了他什么？他哪一点比我好？他老得可以做你的爹，真是老牛吃嫩草。他不打麻将，是因为他学数学的，打得太好，别人不愿跟他打。我爱你这么久，他才爱你几天？为什么你被他一勾就勾到他家去了？我想不通！” 杨红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才能说服他，只好说：“他没有勾我，我也没去他家。如果你认为我对你不忠，你不要我就是了。” 周宁听了这话，泪流满面，用手指着杨红，抖抖的，好一会才说出话来：“杨红，这就是你狠得住我的地方！你知道我没法不要你的，你知道我不管是戴绿帽子还是戴红帽子都不会不要你的，所以你说得这么坦然。叫我不要你，你不如叫我去死！” 杨红听了这话，忍不住就走上前去，搂着周宁，轻声说：“你为什么要生这些闲气，吃这些飞醋呢？都跟你说过了，我是到毛姐家去了，你又不相信。” 周宁要杨红以她父母的性命发一个毒誓，说她跟陈大龄什么也没做过。 “为什么要牵扯到我父母？”杨红郁闷地问。 “因为拿你的性命发誓没有用，你现在心里只有他，你不怕死的。但是你不会拿你父母的性命当儿戏。” 杨红被他说中心思，心里发虚，但仍然硬着头皮说一句：“你不要乱讲，凭什么说我心里只有他？” 周宁盯着她看一会，无奈地说：“你们两个，‘情色’二字都写在脸上，别人都看得见，只你们两个自己不觉得。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还不知道你？以前我告诉你寝室里的男生做了你的春梦，你都是厌恶不堪的，但是我叫你小心陈大龄的时候，不管我说得多恶心，你不仅不厌恶，还满脸都是向往，你对他动了淫心了，你当我不知道？” 杨红觉得自己的脸一阵冷，一阵热，肯定是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想不到自己心里的一点想法都完完全全地写在脸上。但陈大龄的脸上也写着这两个字？自己为什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杨红真不明白周宁在想什么，如果他知道她心里只有陈大龄，叫她发这个誓又有什么用呢？为了不再给陈大龄惹麻烦，杨红只好起一个毒誓。起多毒的誓她都不怕，因为确实是什么也没做过。 周宁看杨红肯起这样一个誓，相信她的确什么也没做，擦了眼泪，抱住杨红，一边扯她的衣服，一边在她耳边低声说：“你不要怪我小气，我真的怕你离开我。” 杨红也不反抗，也不挣扎，只求息事宁人。但周宁不让关灯，说，这样你可以看清是在跟我做，不是在跟那个男人做。 杨红就在灯下瞪着眼，目光却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自己是前所未有的干涸，周宁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来疼痛，不知道是身体的痛，还是心里的痛。但她坚持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 周宁沉沉睡去之后，杨红却睡不着，心想，其实周宁更关心的是她跟陈大龄身体上做没做过，而不是心里爱不爱。周宁就像一个收藏字画的土财主，附庸风雅，买了毫无使用价值、自己也看不懂的字画回来，放在家里，又不欣赏，只用它来遮挡壁上的一道缝。等到有欣赏的人要来买走时，又当成宝贝，死死抱在怀里，舍不得松手，宁可人画俱焚也不会成全懂画买画的人。 杨红觉得陈大龄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看出自己的妻子更爱别的男人，他会放她走的，他会成全她的，他要的是爱情，不是女人的躯体，不是面子，不然他应该早结婚了。但是一个女人做了陈大龄的妻子，又怎么会去爱别的人呢？他对自己的妻子，肯定是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他不会把妻子丢在家里，自己出去玩，他肯定是如影随形，如胶似漆。他的心象头发丝一样细，肯定用不着他的妻子说出来，就知道她想什么、要什么的。杨红觉得自己好嫉妒陈大龄那个未来的妻子，不晓得她前生做了什么好事，可以修到陈大龄这样的丈夫。 杨红看看熟睡的周宁，辛酸地想，如果我真能在床上把周宁当作陈大龄，可能我这一生也不会痛苦了。实际上在周宁说那话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跟陈大龄做爱的情景，甚至从来没具体想到过陈大龄也是一个带枪的人，最出格的想法也就是被他搂在怀里，但也就到那为止。 现在经周宁这么一提醒，反而把想象力丰富起来了，就不可遏制地想到，不知陈大龄做起爱来会是什么样的？肯定是柔情似水的，他的吻肯定是连最冷漠的女人也会融化的，他修长的手指肯定会在女人的身体上弹奏出一支支温柔的乐曲，他的冲撞肯定是富有韧性、恰到好处的。做完了也肯定不会倒头大睡的，他会让女人躺在他臂弯里，温柔爱抚女人。或者女人会把他汗涔涔的头捧在怀里，为他擦去汗水，用手指梳理他满头的黑发…… 杨红这样想着，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绵绵的，湿润润的，第一次有了一种渴望，希望现在就能把自己刚才的想象付诸实施…… 她突然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其实女人要知道自己爱不爱一个人，也很简单，只要在想象当中跟那个男人做一场爱，就知道了。女人骗得了自己的心，骗不了自己的身。但她又想到，这个办法只适用于结过婚的女人，如果没结婚，女人又怎么想象得出做爱的场景呢？等到结过婚，再怎么想象也是徒劳了，因为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力了。 杨红很牵挂陈大龄，看样子周宁是没把陈大龄怎么样，但她不敢肯定。想去打个电话，又太晚了，门卫已经睡了，而且周宁也会乱怀疑一通。只有等到明天再找机会。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睡过去的，只知道在梦中，她真的跟陈大龄在一起了，她叫陈大龄把她脸上写的“情色”二字擦掉，陈大龄就吻在她的脸上，然后一只手搂着她，另一只手就伸到她背后，摸索着去解她乳罩的挂扣。不过不尽人意的是，梦做到这里，杨红就醒了过来，无比遗憾地想，不知道这梦做下去会是什么结局？会不会象周宁寝室的那些男生一样，一直做到高潮到来？也许女人是不会做那样完全彻底的春梦的吧？女人毕竟是情诗，要做个淫梦谈何容易！ 她又想到陈大龄，从周宁的例子来看，男人隔三差五地就会有那么一股激情要爆发，不晓得陈大龄这许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周宁说男人没老婆的时候就会周期性地发春梦，说是“池满则溢”，那陈大龄会不会发春梦？他的春梦里有没有我？她觉得一个未婚女孩的爱和一个已婚女人的爱真是不同。女孩只把男人当神来爱，而女人是把男人当人来爱。当她把陈大龄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来爱的时候，心里就涌起无尽的关爱，渴望能用自己的女人的特长，来帮他一把，就算只是他池满则溢的对象，也是心甘情愿的 第56-57节 (56)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周宁出去打麻将了，杨红才有机会去给陈大龄打电话。她拨了电话，生怕他不在家，但马上就听见他在那边“喂”了一声。杨红听到他平静的声音，放了心，但还是问道：“他昨天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他敲门，我没应，他又敲了几次，就走了。” “他就敲了几下门？”杨红有点不相信。 那边陈大龄轻声笑起来：“怎么？你好像很失望，是不是希望他把我砍几刀？” 杨红不好意思地说：“那怎么会呢？我是说，看他怒气冲冲的样子，好像不砍倒个把人不罢休一样。看来只是虚张声势，纸老虎而已。” 陈大龄严肃起来：“不能这么说，愤怒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感情，他也是爱你爱昏了头。可能他骑车过来的路上，被晚风一吹，就清醒了。” 杨红说：“一直在担心，怕他把你怎么样了，现在打了电话才放心了。” “我没什么，就是为你担心。不过我昨天就知道你没事，所以比你少着急几个小时。” 杨红吃惊地问：“昨天你怎么知道我没事？” 陈大龄的笑声有点窘：“他昨天离开后，我怕他一时冲动会伤害你，就骑车跟出来了，一直跟到你楼下，等在下面，怕万一有什么响动可以跑上去。还好，没听见什么打闹的声音。我等到你们关灯了才离开。今天早上还给刘伯打了个电话，托他上去看看你有没有事，他说你没事。” 杨红想到昨天夜晚陈大龄等在楼下为她担心的时候，自己正在跟周宁做那事。陈大龄说等到关灯才离去，不知他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很可能他以为他们关了灯，开始做那事了，两个人就和好了，才放心回去。这个念头折磨着她，使她觉得昨晚自己一下背叛了两个男人，心背叛了一个，身背叛了另一个。 陈大龄在电话里嘱咐说：“他脾气不好，做事比较冲动，你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他要来找我算帐，你也不要强行阻拦，免得自己吃亏。而且你越阻拦，他越觉得你向着我，就越生气。你也不要报警，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一旦报了警，他不砍我也不好意思了。” 陈大龄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放心，我不会傻呼呼地站在那里让他砍的。这几天我都穿运动鞋，逃跑起来快一些。再说，他没我壮，不一定打得过我。当然我不会伤害他的，伤害了他，看你为他难过，还不如让他伤害我—-”陈大龄突然收住了口，问：“昨天到底是为什么事？” 杨红把昨天的事大致讲了一下，脱口说：“幸好昨晚你窗口一直是黑的，不然我肯定会上去找你，那就被他抓个正着了。” 陈大龄说：“昨晚到我弟弟那边去了。我不知道你会过来，不然我会等在家里的。” 杨红觉得心里一热，她想，其实陈大龄也是爱她的，只不过克制着自己罢了。他叫她“随缘”，是不是叫她追随他俩之间的那段缘呢？还有“海的女儿”，是不是说他自己心里有一腔无法言说的爱呢？或者是说他们两人心里都有一腔无法言说的爱？ “杨红？你没挂电话吧？”陈大龄见杨红半天没说话，轻声问。 “我在听呢。”杨红欣慰地说。 “可能我有点罗嗦，不过还是想再嘱咐一句：虽然他这一直以来，都没有伤害你的企图，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一定要小心。” 杨红觉得心里暖暖的，陈大龄说话的口气，象个父亲，又象个丈夫，在殷殷嘱咐一个需要保护的女儿或者妻子。杨红欣慰地说：“你真的不用担心，我知道保护自己的，就是把你连累了，很过意不去。” “怎么用连累这个词呢？”杨红看见有人向门卫处走过来，知道他是来打电话的，赶快说：“我现在要挂了，免得有人听见去告诉他，又给你惹麻烦。” 杨红觉得自己现在说话做事都有点“偷情”的味道了，鬼鬼祟祟的，说话不提周宁这个名字，只他他的。 “好，那就挂了吧。你有事就打电话给我。保重！” 杨红听到“保重”这个词，感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就这么两个字，就能让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在他心目中是多么宝贵。她还从来没用过这个词，不过这一次，好像只有这个词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於是说：“你也保重！”就挂了电话。 杨红打完电话往回走，爬上楼梯的时候，步履轻盈，心里欢快地想，周宁这一闹，反而把事情闹好了，因为以前她跟陈大龄两个人可能都在那里猜来猜去，不知道对方究竟有没有情，有多少情。发生了这件事，两个人才知道自己在彼此的心目中是这么重要，算得上患难见真情。 杨红心情奇佳，就想哼点什么歌曲。等她回到家，却发现周宁端坐在家里，就惊讶地问：“你不是去打牌了吗？” 周宁说：“不打牌了，在家陪着你，免得你会跑掉。” 杨红心里有点紧张，问：“那你刚才怎么说去打牌？” “好给你一个机会，去给他打电话。” 杨红目瞪口呆地望着周宁，想解释什么，但觉得好像被当场捉住，人赃俱在一样，说不出一句话。 周宁平静地说：“你不用紧张，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不要说是他，就是毛姐，你也会去打个电话的。你现在放心了吧？我早就告诉你了，我没把他怎么样。”周宁见杨红脸色仍然白煞煞的，就安慰说，“你不要怕我，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宁可把我自己怎么样，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周宁把杨红拉到自己怀里，眼睛却望着不知什么地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也不会把他怎么样。昨晚也是气极了，气糊涂了。昨晚到了他门口，就看到他的自行车，知道他在家。但他关了灯，我敲门他也不开，我就知道是你打过电话给他了。实际上就是他开了门，我在他面前也举不起刀来。我知道如果你在那里，你第一个就要冲上去护住他，宁可你自己死，也舍不得让他死。我伤害了他，你一辈子恨我，那我还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自己死了好。” 杨红忍不住哭起来，自己也不知道在为谁哭，在为什么哭，只觉得这一段时间憋得太久了，有很多的泪存在那里，今天要痛痛快快地哭一哭。 周宁也不动，也不说话，就让杨红在他怀里哭，只用手在她背上有一下无一下地抚着。 杨红哭够了，也不动，就呆呆地让周宁搂着她，心想，周宁的逻辑真的是有问题，自己的女人爱了别人，他不把她怎么样，反而要去把那个什么也没做的男人怎么样，或者把他自己怎么样。如果周宁把她打一顿，骂一顿，事情可能就简单多了。那她就可以义无反顾地离开他，从此不再牵挂。像他现在这样，自己真是不知道该怎样做了。 (57) 接下来的那几天，周宁就真的守在家里，寸步不离地跟着杨红，搞得杨红不知道他是在改变他自己，好挽回她的心，还是在监视她。两个人再也不提那晚的事，更不提陈大龄这个名字。实在需要说到陈大龄，也只他他的，反正两人都知道在说谁。 杨红做饭的时候，周宁就站在旁边看。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也不说什么话。吃完了饭，周宁就把碗拿到水房去洗，虽然还是丢三拉四的，但不用人吆喝，就知道把忘了洗的东西再拿去洗。 杨红看他这样，心有点酸酸的，心想，他这样做，也只是想挽回那一段情，但是这一切为什么要来得这么晚呢？为什么要等到覆水难收的时候才想起挽回呢？也许挽回的涵义就是覆水难收，挽而不回？ 两个人也没心思做什么事，只把电视开着，也不知道是谁在看，或有没有人看。杨红把新学期要教的课拿出来备，但也只是摊开本书在眼前，什么也做不下去。眼睛盯着书，心里就想，就是前不久，自己还憧憬着有那么一天，周宁会呆在家里陪着她，跟她如胶似漆，觉得那就是幸福婚姻的顶点了。现在他真的守在家里了，却又觉得无比尴尬，两个人连望一眼都很快又把眼睛掉到一边去了。扪心自问，现在真恨不得他马上就出去打牌。 杨红实在忍不住了，就对周宁说：“你不用守在家里的，我不会到哪里去的，我有我做人的原则。” 周宁说：“我不是在监视你，我是想陪着你。如果我一直陪着你，你的心就不会跑他那里去了。” 杨红不知他说得对不对，陈大龄对她的吸引，应该说不会因为周宁陪着他就消失不见了，但如果周宁一直陪着她，可能她就没有机会深入了解陈大龄。 周宁推心置腹地告诉杨红：“其实上次我找他谈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说杨红是个重感情轻物质的女孩，她这样的女孩，在物质上对你没有任何企求，可以为你受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累。但在感情上，她对你要求又很高，她会希望你理解她，爱她，跟她如胶似漆。你牌打得太多，冷落了她，她现在是一忍再忍，忍一次，就把心里的情放下一分，等到她把这份情全部放下来的时候，你再想挽回就会来不及了。我那时没有听他的，我想我们那里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下来的，这楼上人人都是这么过的，我以为只要他不来勾你，你就不会跑的。” 杨红忍不住问：“他还对你说什么了？” 周宁不快地说：“说到他你就来了兴趣，他说什么你还会不知道？我不用在中间帮你们当传声筒。不过我也向很多人打听过，想找他几桩风流韵事来说给你听，看你还爱不爱他。好像还没人说他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多数都只说他这人有点怪。四楼的老王还说他人格有魅力，女人很容易被他吸引。怎么样说呢？站在我这个位置，我不喜欢他，但我承认他是个真君子。我去找他谈的时候，他一口就承认是他对你动了心，不关你的事的，说每次都是他过来叫你到他那里去的。那次他还答应了我，不再来找你，我相信他做到了的，因为我天天晚上回来查你们了的。” 杨红见他们两个，一个称对方是真汉子，一个称对方是真君子，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的架势，觉得怪怪的，好像如果其中一个是女的，两个人就会结为夫妇一样，她到成了一个搭桥引线的角色。他们两个对她的感情，也是由对方嘴里传出来的，不象两个情敌，倒象两个情友，你为我歌功颂德，我为你涂脂抹粉。有时杨红一恍惚，就觉得是他们两个设了局在骗她一样，只想不出他们骗她的目的是什么。 白天还没什么，到了晚上，情况就尴尬了。杨红觉得自己再也没法跟周宁做爱了，不光是觉得对不起他们两个，也觉得对不起自己。但周宁仿佛不在乎这一点，很早就洗了澡，躺在床上，毫不掩饰地让他那尊大炮竖在那里，把短裤顶得老高。 杨红只当没看见，假模假式地忙东忙西，等到磨磨蹭蹭地挨得实在是不能再晚了，只好爬上床来的时候，周宁就搂着她，要做。杨红不肯，周宁就阴阴地说：“你想为他守身如玉？你早就不是黄花闺女了，多做一次，少做一次，有什么区别？” 杨红看他眼里冒出来的光，不知道是激情，还是杀气，也不敢抵死反抗，只好让他去折腾。周宁就使出浑身解数，一时从深从重，一时又轻抽浅送，快一阵，慢一阵，几快几慢再一阵，花样翻新地在那里折腾。不过周宁的技巧仍停留在朴素阶段，所以主要是在深浅、快慢、角度、力度上下功夫。每换一种方式，周宁就问一句：“你们两个到底做没做过？他是不是这样的？你跟他做的时候，是不是希望他这样？” 杨红愤怒地骂他：“无聊之极！我们根本没做过。” 周宁欣喜一下，又问：“那在你想象当中，是不是希望他这样做呢？” 杨红觉得有点心虚气短，仍然骂他：“无聊！” 周宁皱起眉头：“这下没说‘之极’了，看样子在想象当中是做过了。”说完，就报复一般地乱砍乱杀一阵。 折腾一会，周宁见杨红只闭着眼，木着脸，就无奈地说：“其实男人跟男人没多大差别的，做起来都是一个套路。只不过你们女人就可以在一个人那里看到天堂，在另一个人那里看到地狱。他比我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你的心思，知道怎么讨好你，而我不知道。” 杨红感到心痛，其实女人要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就是想他知道你想要什么，想他用你希望的方式爱你。知道不知道女人的心思就可以决定你的爱是把他托上天堂还是把她打入地狱。连心爱人的心思都不知道，又谈得上什么爱呢？心心相印是天生的，不是教得会的。可以教你一事，不可以教你万事；可以教你一时，没办法教你一世。从前痛苦的是找不到一个心心相印的人，现在是找到了却不能跟他在一起。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 周宁看到杨红流泪，自己也软了，就从杨红身上滚下来，用毛巾替她擦泪，道歉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其实我自己说这些话，就象拿刀在我自己心上划道子一样，划一道，就钻心地痛一阵。但是我忍不住就说了，就象小时候一样，腿上摔坏了，本来已经结了疤了，快好了，又忍不住要把那层疤揭去，看一看伤口，结果就又流血，再结疤。” 杨红流着泪问他：“既然你觉得我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你又管我跟他做没做过呢？” “我没法不管，只要是男人，就容不得别的男人碰他的女人，不然他就不是男人，他就根本不爱她。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他要是碰了你，我肯定是要叫他戴红帽子的。你想让他多活几天，你就不要去找他。如果你不是我的女人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我们离婚吧。”杨红说出了这两个字，自己也觉得吃惊，曾经以为离婚是自己一生中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曾经因为想到周宁会跟她离婚而觉得羞愤难当，但现在，能毛发无损地离婚已经成了最美好的事情了。 “你不要把离婚两个字放在嘴里当歌唱，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杨红冷冷地说：“你知道我心都在他身上，你还这样死抓着不放，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周宁幽幽地说：“你当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对你来说，你的头管得住你的心，如果你的头发个命令，叫你逃跑，你的心可以拿脚就跑。我的头是管不住我的心的，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他，我的头也叫我逃跑，可是我的心跑不了。” 杨红觉得周宁现在变得很深奥难懂，什么头啊心的，他的逻辑令她跟不上。 周宁抓住杨红的手，用劲握着，握得生疼：“你以前说过的，只有碰上一个比我更爱你的人，你才会不要我的。你不能食言。他不可能比我更爱你的，他没有像我这样爱痴了，爱傻了，爱疯了，他克制得住自己不来找你，做什么事都有礼有节的，只能说明他还没有爱疯，所以他爱得没有我深。我知道你的心跟他跑了，我还爱你，他会不会做到这一点？像他那样的人，肯定不会的。如果他知道你的心跟别人跑了，他第一天就会离开你。” 杨红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大脑一片空白，呆在那里。他们两个谁爱她更深一点？她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杀了，去跟他在一起。你不愿脏你的手，你告诉我也行，我会自行了断。我连方法都想好了的，就从这个楼顶上跳下去，肯定不会有痛苦。” 杨红听到这个话，又见他的眼神可怕，不知道是疯狂，还是灵魂出窍，吓得用手死死抓住他，哭着问：“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 周宁也陪着她流泪：“我愿意这样吗？我也是个爱面子的人，我愿意活得这么没骨气，没脸面吗？明明知道你的心已经跑了，还舍不得松手，还要低三下四地求你不要离开我，明知道我越爱你，越求你，你越瞧不起我，我还是要求你，我有一点办法我会这样吗？”周宁狠狠地换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接着说：“这几天，我从早到晚都在想这件事，我知道你们巴不得我高尚地走到一边去，让你们无牵无挂地在一起。我也想这样做，想在你心中留个好印象，想叫你一辈子感激我，但我做不到。凭什么我就该走到一边去？凭什么你跟他在一起就会比跟我在一起幸福？” 杨红动了动嘴，想说什么，但又不知道在这种时候究竟能说什么。 周宁捧起杨红的头，一字一顿地说：“不管是谁，如果他不想受苦，他就不要跟一个他爱的人结婚。你看一看我，你就知道，如果你爱他，你就不要跟他，你跟了他，没有好日子过的，永远担心他离开你，只怕你有眼睛哭瞎的那一天。你跟一个你爱的人结婚，就会是我这样的下场，爱得没骨气，没脸面，被自己所爱的人耻笑。他这样的人，总会有女人为他动心、跑上门来送给他的，你不能担保他永远不会看上别的女人。但他这一生，只能爱一个女人，只能救一个女人，就有无数个女人为他痛苦，其实如果我把他杀了，也算为你们女人除害。” 第58-59节 (58) 好在这种尴尬的生活没过几天就结束了，因为e市中专九月初开学，那边派了一辆中巴来接周宁。周宁什么也不肯拿，只用他那个樟木箱子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就算是全部行头了。临走前，周宁又叫杨红起一个毒誓，保证不会跟“他”来往。 杨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不敢拿父母的生命当儿戏，只闪烁其词地说：“要做的人，起了誓也没用；不做的人，也用不着起誓。” 周宁也不再逼她，只说：“你们两个有来往，我总会知道的。我知道了，就不会放过他。还是那句话，你要跟他在一起，容易，告诉我一声，我自行了断。”说完这句，就赴刑场一般，大义凛然地下楼坐车去了。 周宁走了，杨红就觉得轻松多了。这几天，周宁人盯人的战术把她搞得筋疲力尽，觉得这“如胶似漆”四个字是很有对象性的，如果来自于一个你不想跟他如胶似漆的人，其感觉跟“失去自由”没什么两样。她想，前一段时间，自己想跟周宁如胶似漆，恐怕那时候周宁的感觉就是这样，觉得是被妻子盯了梢了。看来这如胶似漆非得是来自心心相印的双方，不然就是折磨。 杨红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打电话给陈大龄。陈大龄这些天没给她打电话来，她知道那是因为他打过来不方便。陈大龄可能怕周宁在家，而且这边又是传呼电话，刘伯在楼下吆喝一声，抵得过半个高音喇叭。 杨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跟周宁离了婚去跟陈大龄生活在一起？那周宁会不会真的去把陈大龄杀了？看他那晚的表现，似乎只是虚张声势。但现在他这些话，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说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更令人害怕。一个性格暴烈的人有了道义在那里支持，就很可怕了，因为他不管干了什么可怕的事，都不会觉得内疚，以为他是在为民除害。或者他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从楼顶上跳下去，那自己这一生，还能安安心心地活下去吗？ 那就跟周宁一起，把陈大龄忘了？杨红相信陈大龄不会做出偏激的事，但像他那样的人，可能会永远无法把这段情从心底抹去。周宁这样的人，激动起来跳得很高，但落下去也快。而陈大龄这样的人，心是不容易被激动起来的，但一旦激动起来了，恐怕也不容易平静下去，可能会永远在心口隐隐作痛。陈大龄会不会为了这事，一辈子不结婚了？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一生，真的是生不如死。 杨红知道自己是永远不会忘掉这段情的。陈大龄的魅力，的确是来自他的人格，来自他对爱情执着专一的追求，他对女人的关爱同情和照顾，他对受苦受难的人们拔刀相助的侠义心肠，和他那种平易超脱的物欲。他的长相和才华只是命运赐给他的外在魅力，没有那些，她还是要被吸引的。而光有外在，她倒并不一定会被吸引。她开始被他吸引，是在她从毛姐嘴里听到他爱的宣言的那一天，并不是在第一眼看到他的那一刻。 周宁说得不错，即使他有了妻子，也还会有很多女人被他吸引的，有的可能会不顾死活，走上前来向他表达，但大多数都不会，因为那只是女人对真善美的东西的一种天生的热爱，不一定要据为己有的。 杨红想，从前没有陈大龄的时候，自己还可以认命，平静地面对周宁的淫诗性情。现在已经知道世界上实际上还是有情诗一般的男人的，那自己还能自欺欺人地认了命，跟周宁过一辈子？ 想到这些，杨红就免不了要审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我，周宁和陈大龄可能会是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互相欣赏的，欣赏的原因就是对方那种英雄救美的骑士风度。陈大龄称周宁是真汉子，因为周宁不为难自己的女人，只找那男人算帐。周宁称陈大龄是真君子，是因为陈大龄危难关头，会为了一个女人，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杨红甚至想，即便这个夹杂在中间的女人不是她，而是一个别的什么女人，他们两个还是会如此这般的，因为这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她真的是比不出谁高谁低。 杨红没想到陈大龄一生逃避的那种“拿不起又放不下”的情，偏偏被自己遇到了，看来人生最伤心的，真的是莫过於“恨不相逢未嫁时”。早听说过这句话，现在才知道为什么用这一个“恨”字。这一番恨，贯穿全身，弥漫脑海，铭心刻骨。不知道究竟是恨谁，好像谁都恨，恨周宁太汉子，要把他的命拴在她身上；恨陈大龄太君子，不来带着她远走高飞；恨机遇，恨缘分，恨命运，最恨的还是自己，结婚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没有谁逼你。但不跟周宁结婚就不会住进这青年教师宿舍，不住进这里又怎么可能遇到陈大龄呢？这好像又搞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人能答了。 杨红想起周宁的警告：不要嫁一个你爱的人，因为你爱他，你就会担心失去他。但杨红觉得光是这一点担心，不足以吓得她打退堂鼓，人不能因噎废食。爱陈大龄，并不是因为想到过能跟他白头到老才爱的。爱了，就爱了，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想过今后，爱是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的事情。白头到老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白头到老有意义，是因为跟你白头到老的人是一个你爱的人。跟一个你爱的人生活一天，也好过跟一个你不爱的人白头到老。陈大龄或许会沉醉于自己拉琴下棋而冷落我，但我愿意，我愿意就守在旁边，听他拉，看他下。陈大龄或许会爱上别的人，但我不会怪他，怪只怪我自己的吸引力不够大不够长久。 周宁说他的爱超过陈大龄的爱，虽然初一听，让杨红觉得有道理，细细地想，其实两种不同的爱是无法比较多少的。周宁的爱激烈似火，象瞬间可发的山火，烧起来，你无处藏身，离近一点，都会被烤焦。但这场火很快就可以熄灭，把你丢在冰天雪地里，要等到夏天才有可能再来一场山火。陈大龄的爱，柔情似水，象浩瀚无边的大海，静静的，深深的，海浪奏出的音乐使你被吸引，被召唤，你不知不觉地就走了进去，而你一旦走进去，就再也走不出来。火的爱和水的爱，怎么能比得出谁多谁少呢？ 周宁的爱，是情者的爱，只要是为情，可以不管不顾，为了能得到自己向往的爱、能保住这份爱，就什么都做得出来，哪怕是毁灭他人，或毁灭自己，也在所不辞。陈大龄的爱是智者的爱，他会考虑自己的爱对人对己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自己的爱只能给所爱的人带来痛苦，他可以克制自己，放弃这份爱。情者的爱和智者的爱，怎么能比得出谁多谁少呢？ 火有火的爱，水有水的爱，情者有情者的爱，智者有智者的爱。一个人爱的方式往往不是他决定得了的，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气质和性格注定他只能以某种方式去爱。被一个人以你不喜欢的方式爱上，你从中得到的痛苦可能会大大多于幸福。想让一个人改变他爱的方式，也许只能是徒劳的。改变是可能的，但改变往往只是暂时的。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可以变得面目全非，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但等到追到手了，或爱情趋於平淡了，他改变自己的动力化为乌有，他就会回到老样子上去。 杨红觉得自己的爱更接近陈大龄的风格，是智者的爱。爱到极处，反似不爱。爱到极处，你一颗心，不再装着自己，只装着你爱的人，你就会担心自己的爱会给他带来痛苦。他的一颦一笑都牵动你情怀，让你不断猜测，我使他幸福吗？我使他痛苦吗？你会不断问自己：这一颗心，你拿得起吗？拿起来了，你捧得住吗？捧住了，你捧得久吗？捧了一生，你知道你捧的方式对吗？是不是太紧？太松？太长？太短？太冷？太热？倒头来，他会不会慨叹：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或者会不会有一天，他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爱到极处，你已经爱得失去了自我，心里只有他，如果他不幸福，你又怎么可能幸福呢？你担心自己不能使他幸福，你就有可能把自己当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为他坚决地搬开，好让他自由地前进。 杨红想，陈大龄那么爱小孩，如果自己以后不能生小孩，那不是害了陈大龄？杨红专门查了那本《家庭生活大全》，知道自己即使不算不正常，也比一般女人少很多怀孕的机会。别人是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那么七、八天有怀孕的可能，而自己是一年只有四、五个月会有那么个机会。而且自己又不是黄花闺女了，这对陈大龄太不公平了。别人会说他等了这么久，等来一个二婚。他的父母肯定会坚决反对，他的朋友会耻笑他，那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呢？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爱呢？陈大龄当然不会计较这些，但正因为他不计较，我才应该为他考虑到。 杨红记起在陈大龄家看过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们家四个人演奏《梁祝》时照的。陈大龄拉小提琴，陈勇拉中提琴，陈勇的妻子杨慧中拉大提琴，而陈大龄的妹妹陈韵拉倍大提琴。两男两女，男的风度翩翩，女的亭亭玉立，照片不能传达音乐，但杨红想象得出，一定是美丽动听的。杨红想不出自己在那张照片中能占个什么位置，自己什么乐器都不会，就会听。杨红想，如果我真的爱他，我其实应该放开手，让他找个更好的人，像他弟媳那样，既美丽又懂音乐的人，一个跟他有共同语言的人，一个能跟他琴瑟合鸣的人，夫妻俩你拉我奏，那才是配得上他的生活。 想到放开手，杨红甚至有一种英勇就义的豪迈感，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伟大而光荣的事情，一件有利於陈大龄的事情，虽苦实甜，虽死犹荣。这样想着，杨红觉得都能看到陈大龄跟他心爱的人带着他们的小宝贝在草地上散步的情景了。而放开了陈大龄，也算是成全了周宁，他爱的方式虽然不合她的理想，但是她能留在他身边就能让他幸福，也算救了一个人。 (59) 杨红在做这种思考的时候，都是理智占上风的时候，自己的感情已经是排到了最末位，或者更在末位以外。但理智能压倒感情，并不等於理智也能扼杀感情。一旦感情占了上风，马上又克制不住地想见陈大龄，或者听听他的声音。有好几次拨通了电话，一听见陈大龄那边“喂”一声，又不知为什么，赶快就挂上了。 开学后，杨红教的是走读部二年级。开始还以为系里看重自己，一上去就教二年级，去了以后才知道，走读部收的都是不到分数线但有后台的头头脑脑的小孩，成绩不好，还特别挑剔。杨红才上了一次课，就被学生联名写了一封信告到系里，要求把她换了，说她太年轻，没经验，我们的钱不是白交的。 系主任就把杨红叫到他办公室，很严肃地说：“这是你的头三脚，一定要踢好。你假期中可能没有好好备课。别人反映你跟数学系一个老师关系暧昧，有没有这事啊？” 杨红的第一感觉，这是周宁在搞鬼，知道她最怕组织了，就把组织搬出来吓唬她。但她又想，这些天，周宁跟她寸步不离，应该没有机会找系里，而且他那种爱面子的人，恐怕还是趋向于自己拿刀解决问题。到底是谁这样恨她，恨到要置她于不名誉的地步呢？ “我跟人无冤无仇，不知道谁会这样乱讲。” “别人向系里反映，是为你好，不忍心看一个有前途的青年毁在作风问题上。”系主任说，“我们有组织原则，不会告诉你是谁反映了情况。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为人师表。你现在因为第三者插足，跟周宁闹矛盾，这事要是让学生知道，影响很坏。” 杨红只觉头皮一炸，一个“第三者插足”，把她轰得目瞪口呆。惴惴不安地说：“根本不是什么第三者—，是我跟周宁感情不和—”。 系主任打断她的话：“不要拿感情不合做借口。当初你申请结婚时，我们就警告过你，说周宁跟你不合适的，他成绩太差，我们不会让他留在系里的。那时你不是很坚决，为了感情连留校都差不多放弃了的吗？现在说跟周宁感情不合，怎么样讲都是没道理的，才两个多月，感情就没了？这是典型的第三者插足。听说还是副教授，这样的人留在讲台上，对学生起什么影响？杨红啊，你年轻，不懂事，他这种伪君子，就专门找你这种人下手。” 系主任看杨红眼泪汪汪，好像急于辩白什么，又接着说：“杨红啊，你留系，我是冒着风险为你说话的，我相信，你是共产党员，业务水平高，为人正派，是一棵可以造就的好苗子。现在你弄成这样，叫我在大家面前怎么交代？我们准备联系一下数学系，让他们那边调查一下，作出严肃处理。” 杨红听到这最后一句，已经吓傻了，慌忙说：“请你们千万不要联系数学系，这事跟陈老师没关系的，都怪我经常去找他，给他惹了这些麻烦。我保证把这事处理好。” 杨红从系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跟陈大龄打个电话，警告他一下，但这一次，不知道该警告他防范谁。手持菜刀的周宁好防范，这个空泛的“系里”，“院里”，“别人”，是防不胜防的。杨红知道如果把这事告诉陈大龄，他肯定要把一切揽到他头上，结果是把两人都陪了进去。如果不啃声，再也不去找他了，这些闲话就不攻自破了，反正自己也是决心对他放开手了的。 晚上，杨红到楼下食堂的热水房打水的时候，看见陈大龄正端着个碗，站在食堂门外。看见她，就笑吟吟地走上来，跟她打招呼，又象以前那样，帮她装满一桶热水，问她：“今天上课了？还顺利吧？” 杨红惊恐地四处张望，唯恐有认识的人看见她跟陈大龄在一起，怎么看都觉得不知什么地方就藏着几个周宁的心腹在暗中监视，又或者是系里派来监视她的，反正人人可疑。“让我自己来吧。”杨红说着，就去抓桶，又责怪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 “知道你都是这时候来提水—” 杨红见有人正朝这边走来，小声说：“别到这里来了，别人看见就麻烦了。” “五区那边没食堂，我不能过来吃饭么？你这么害怕，是不是周宁威胁你什么了？” 杨红低声说：“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么，那次没事都闹成那样，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那还不闹翻天？” 陈大龄爱怜地看了她一会，说：“你自己提，就不能装这么多了，让我给你倒掉一些。免得洒出来烫到脚。”他慢慢往外倒水，叹口气，“这种事情，光害怕是没有用的。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法律的。你害怕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不放心你还跟他呆在一起—” “你别担心，他不会伤害我的，我是怕他—” “伤害我？早就跟你说了，他不能把我怎么样的，你不用为我担心的。”陈大龄又叹口气，“就是怕你这样高风亮节，为了保护我就舍了自己。周宁也算把你摸透了，知道你们这些共产党员，不怕死，但为了救群众，是会自我牺牲的。” 杨红撅起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陈大龄帮她提起桶，走到她楼下：“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害怕之中，谁威胁你，你就怕谁，那只能是助长他们的暴虐。你这点又不象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是敢於跟困难作斗争的—” 杨红看见楼下的小龚也提着桶走过来，赶紧从陈大龄手里接过桶，说：“我上去了，你保重。”说完，就匆匆忙忙上楼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杨红为了挽回学生的心，每天花很多时间仔细备课、做实验。这样的忙乱也帮了她一个忙，胡思乱想的时间明显减少了。 有一天她听到校广播电台说九月十号教师节那天学校要为讲师团将士饯行，心里突然一紧，知道陈大龄马上就要下乡去了，好像陈大龄此一去就不会回来了一样，想都没想，就骑车到滨湖路上的一个电话服务点给陈大龄打电话。 拨通了电话，杨红又有点希望陈大龄不在家，也许那样更好，能跟他说什么呢？听到他的声音，自己所有的决心都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的是，她听到了电话线那端那个她想听又怕听到的声音：“喂？” 杨红又呆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陈大龄轻声问：“是杨红吧？你怎么样？没事吧？” 这句平平常常的问候却让杨红喉头发紧，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我挺好的，你呢？”就说不下去了。 陈大龄那边听出了她的哽咽，急切地问：“你没事吧？有事一定要告诉我，周宁没把你怎么样吧？”陈大龄等了一会，听不见杨红的回答，又问，“杨红，你还在听吗？不要挂断，你这些天没消息，我一直都不放心—” 杨红听见他温柔的声音，关切的话语，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抽泣起来。 陈大龄听见了，焦急地说：“杨红，你在哪里？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滨湖路上？不要离开，就等在那里，我马上过来。” 杨红听见这话，自己也不知是为什么，马上挂了电话，逃一般地离开了电话服务点，连钱都忘了付。 教师节前一天，系里给杨红一封学校的邀请信，让她代表系里参加学校为讲师团组织的饯行，说必须参加，在进门处要登记的，不能缺勤。别的老师告诉她，这是为明年选派讲师团做准备，被邀请的人都是明年应该去的人，像你这样没下过乡的，肯定要去。杨红本来是想躲避一切能碰见陈大龄的机会的，但系里说了，又觉得从道义上得到了一个借口，就理直气壮地去了。 地点是学校的工会大礼堂，杨红去的时候，发现在进门处真的有人叫她在一个本子上登记，还发给她一张进餐券和一张舞会入场券。杨红进了礼堂，就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坐下，四处张望，想看看陈大龄在哪里。 礼堂里有很多人，各个系都有代表上去表演。一直到陈大龄上台去演奏小提琴时，杨红才看见他。他拉的是《梁祝》里面化蝶那一段，杨红听着听着，就黯然想到，难怪有人愿意一起化了蝶，飞离人世。死了，就没有伦理道德责任义务这些约束了。可是自己好像连死的权力都没有，死了，周宁怎么办？父母怎么办？而且，拉着陈大龄一起去死，不是害了他吗？ 陈大龄拉完了一曲，下面鼓起掌来，要求再拉一曲。陈大龄就说下面我拉一首自己写的曲子，叫《海的女儿》，副标题是“不能言说的爱”，只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感受，也希望其它人永远不需要体会这样一种爱。这番话说了，礼堂里变得鸦雀无声，不知道是大家都体会过这种爱，还是这番话本身就有震摄人心的力量。 陈大龄演奏的时候，杨红就象每晚从录音机里听这个曲子一样，觉得自己又轻轻地飞起来了，飞出自家的窗口，飞过月光如水的校园，飞到陈大龄的家，轻轻地落在他的窗台上。不过这一次，陈大龄没有在床上，她知道他飞去了她的家。他们两在路上错过了…… 进餐的时候，杨红看见陈大龄就在她旁边的一桌，陈大龄也看见了她，走上来跟她打招呼，问她拿到舞会入场券没有。听说她拿到了，就嘱咐说：“待会吃完饭别走了，在舞场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杨红乖乖地点点头，心里却一直在猜测陈大龄要跟说什么。不过，不管他说什么，她都愿意照办，如果他要她跟周宁离婚或者要她跟他私奔，她也在所不辞。她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帮她作决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决定，以后都会后悔。她也知道自己的这种思想，近乎于推卸责任，但有时候，一个决定太重大，以至於当事人宁可借助他人甚至非理性的力量来做这个决定，因为决定带来的痛苦已是难以承受，如果再加上对自己错误决定的悔恨，就必然要被压垮了。杨红甚至想过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取舍，但抽来抽去，每次都觉得应该再抽一次。 饯行宴的菜很丰盛，但杨红没有心思吃饭，只不时地看陈大龄，每次都会跟陈大龄的眼光碰上，好在大家都忙着吃菜闹酒，没有人注意到。她见他那桌的人不停地敬他酒，就很担心，怕他喝醉了。吃到一半，杨红觉得陈大龄已经有点喝多了，虽然他只是两颊上染上了一层桃红，但杨红知道，喝酒不上脸的人更容易醉。再坐一会，杨红实在按捺不住了，就走到他那桌，说：“陈老师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了吧。” 众人见一员女将横刀破阵，都来了兴趣，吆吆喝喝地说要敬陈老师的女朋友一杯，杨红也不申辩，随便他们怎么想，能在别人误会中做一回陈大龄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幸福。一桌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上来敬酒。陈大龄急得直拉杨红的手，杨红对他笑笑，说：“你别担心，我先天性不醉酒。”就毫不客气地一一饮干了，饮一杯，就看陈大龄一眼，见他担心地望着她，就对他笑一笑，无声地说一句“我不会醉的”，心里却想一醉方休。 第60-61节 (60) 杨红觉得自己没有醉，但走路有点飘飘的。飘啊飘的，就飘到了舞场，好像陈大龄也是飘飘地跟着她，把她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坐下，就飘走了。过了一会，陈大龄又飘了回来，端了一杯浓茶，叫她慢慢喝了解酒。他就坐在她对面，怜惜地望着她，说：“你不该走过来帮我的，我也是先天性不醉酒的。你一过来他们就不会放过你了。” 杨红目光散乱地望着陈大龄说：“其实我想醉，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没听说借酒浇愁愁更愁？” 杨红反问他：“你没听说恨不相逢未嫁时？” 陈大龄深邃的眼睛盯着杨红，杨红一下觉得酒全醒了，立即住了口。 舞场上响起一首轻快的圆舞曲，杨红不敢正视陈大龄的眼睛，说：“你跳舞去吧，我自己坐一会。” 陈大龄笑着说：“你不跟我跳吗？又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象海的女儿，配不上王子，应该让王子去找那边的那个公主跳？” 杨红被他猜中了心思，不好意思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对自己太没信心嘛。其实你很漂亮，回头率应该是很高的，不过你可能以为男人看你是在批评你裙子不漂亮。”陈大龄不由分说地拉起杨红，旋了两旋，就把她带到舞池中央。陈大龄的一只手轻轻地搂在杨红腰上，整个手掌只有拇指接触她的背，但杨红觉得就是那一个指头也很有力，给出的信号足以让她知道下一步是该进还是该退。而且陈大龄的手臂好像可以托起她，所以她一点不用思考，就让他带着她波动旋转。 陈大龄微笑着说：“这些天躲着我，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会拉琴，应该让姓陈的找个会拉琴的，天天吹拉弹唱当饭吃。” 杨红又被他说中了心思，不知道答什么，只望着他傻笑。 “其实共同语言并不是两个人都会拉琴，或者两个人学同一个专业。共同语言是因为两个人对生活对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都会拉琴不代表什么，你没听说过‘同行相轻’？我弟弟跟弟媳两个人经常为拉琴的事发生争执的。不过，只要两个人感情在，过一会就和好了。” “为什么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因为我老在那里揣摩你的心思嘛。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想，如果我是她，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想？然后我就把我想的说出来，从你那里得到了验证。”陈大龄带杨红旋了几圈，说，“我能猜到你的心思，可能是上帝造我们两个的灵魂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模子。先造了一个，后来又忘了，就又造了一个，所以我们两个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 杨红很喜欢这个比喻，只是很遗憾：“那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两个早点遇到呢？” “也不迟啊。遇到了就是幸福，无所谓早或迟。” 杨红无奈地说：“相遇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迟了，就一切都完了。” “遇到了，就不会完，不论是分是合，是生是死，你我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灵魂的，你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孤独。” 杨红黯然想到，光是灵魂不孤独有什么用？就恨不得两个人能在一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不孤独。就象现在这样，能看见，能听到，能摸得到。 乐队开始演奏《请跟我来》。一阵音乐过后，一男一女唱道： 男：我踩著不变的步伐 是为了配合你的到来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请跟我来 女：我带著梦幻的期待 是无法按捺的情怀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请跟我来 合：别说什么 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 别说， 你不用说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当春雨飘呀飘的飘在 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 戴著你的水晶珠链 请跟我来 陈大龄解嘲地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搂不敢搂的人这时可以轻轻搂一搂了。” 杨红朝他怀里挤一挤，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抱不敢抱的人现在可以使劲抱一抱了。” 两人默默地跳了一会，杨红觉得这歌词好像很能代表她的心情，只要陈大龄说一声“请跟我来”，我就跟他到天边，到地角，但他为什么不说呢？杨红问：“你说有话跟我说的呢？” 陈大龄温柔地看着怀里的杨红，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在那里翻来复去地想我们三个人的事情，一直到把自己想糊涂了为止。”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翻来复去地想。” “你想出办法来了吗？” 陈大龄没有正面回答：“有时我希望你能为我做出一个决定，不论你怎么样决定，我都会欣然接受。如果你叫我带你离开周宁，我会立刻带着你远走天涯，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你希望我离开你，让你们安静地生活，我会立即从你生活中消失。如果一定要看见我结了婚你才安心，我也会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好等的了。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你开心就好。” 杨红不说话，但是两眼开始模糊，陈大龄又接着说：“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做出任何决定的，因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你只能伤害你自己。你每次打通了电话，突然挂断，都让我很担心，我每次都是骑着车，顺着滨湖路每个电话服务点找你，最后找到你打电话的那个，才知道你向回家方向走了。我还是不放心，我会骑车到你楼下，又不敢上去找你，只好请刘伯上去看过你没事才回家。”陈大龄担心地看着杨红：“你这样折磨自己，叫我怎么放心跟讲师团走呢？” 杨红哽咽起来，紧紧贴在陈大龄身上，贴得太紧，都能感觉到他的冲动了。杨红仰起脸，含泪望着他。 陈大龄苦笑一下：“我要是真的不正常就好了。这一下，我在你心目中的光辉形像全部坍塌了吧？” 杨红摇摇头，悄声问：“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陈大龄拉着杨红转了个圈，不露痕迹地把距离拉开了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还知道你如果做了现在想做的事，今后会想什么。你会永远在心底开道德法庭的。” “你怕我会审判你？” “我不怕你审判我，开个全市公审大会审判我，我也不怕。我是怕别人议论的人吗？对我来说，爱情是无罪的，没有任何法庭可以审判它。我怕的是你不审判我，而把一切都揽到你自己头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坏女人，不留情地审判自己。即使没有人知道，你也会一辈子审判你自己的，因为按你的道德观，爱情只能有时间上的继起，不能有空间上的并存。”陈大龄叹口气，“还是跳舞吧，跳舞就可以让你这么名正言顺地在我怀里待一会，就待一会。” 杨红担心着，犹犹豫豫地问：“那你过一会—，疼，疼起来怎么办？” 陈大龄不解地看着杨红，看了一会，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笑起来：“看来你对男人这本书真的没读几页。”他低下头，附在她耳边，悄声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疼的，而且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一种办法的，男人可以自行了断的。”看杨红听到“了断”两个字，就惊恐地睁大了眼，便说，“真的不忍心污染你，不过你的脑筋里已经有太多的负担，不想再把这个也加在上面，只有告诉你。”他斟酌了一下，小心地说，“男人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也许，怎么样说呢，象挤牙膏一样？”陈大龄笑着说：“难怪你每次看我的时候，脸上都是悲天悯人的神情。你不用为这个担心的，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或坏事，不过中国人一向把这当个坏事，不提罢了。不能说得更清楚了，回去找几本书看吧。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答应我，从今以后，不要胡思乱想，要开开心心的。” “我没办法不胡思乱想，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陈大龄怜爱地说：“傻丫头，你不用作出任何选择的。三个人不一定就要成为一个三角的，三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星系。你看地球，它带着自己的卫星，绕着自己的恒星，不是转得挺好的吗？你也可以做一颗行星，你可以带着你的卫星，绕着你的恒星，自由地旋转。卫星不会因为行星不是绕它旋转就觉得痛苦的，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轨道，痛苦的是没有轨道，而不是谁绕着谁转。” 杨红就痴痴地听他说，觉得他说的都是自己心里想到但不能形成语言的东西。 陈大龄把杨红往自己怀里拉了拉，低声问：“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爱情，是超越了情欲和婚姻的？超越，并不是不想要，其实是很想很想要，超想要，越来越想要，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不到的话，也不会影响这种爱情的。“ “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杨红闭上眼睛，她能看见陈大龄描绘的那个绚烂的星系，自己就是那颗卫星，绕在陈大龄身边，而他，正绕着一颗明艳无比的恒星幸福地旋转。杨红尽情享受陈大龄怀里的那份温暖和他的男人气息，心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希望天下有不散的舞会，那就可以这样呆在这个怀抱里，只到永远…… (61) 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 第62-63节 (62) 入关很顺利，问的问题没超过朱peter讲的范围，所以杨红也没觉得交流有困难。出国这种事，一旦语言没问题，感觉就慢慢良好起来了。 杨红小心翼翼地把护照等文件收好，又随着大家站进另一个队伍，听说这里是美国农业部检查违禁农副产品什么的。听朱peter讲，过这一关就有点靠运气了。大多数人什么事都没有，箱子都不用打开，问两句就过去了。但也有运气不好的，带了形状特殊的东西，孤陋寡闻的老美没见过，一惊一咋，没收再说。 特别是911之后，美国是草木皆兵，觉得男女老少都象是宾拉登派来的人肉炸弹，颇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蛮横。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个个都是精英，有些甚至是做parttime的，朱peter说他就遇到过一个，是哪间中学的物理教师，平日里教他的物理，周末就来海关把守国门，看见他带的香菇，象牛顿看见坠落的苹果一样研究了半天。 杨红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箱子里放的那些佐料啊、调味品什么的，算不算形状怪异。朱peter在班上讲过，说你一出国，就会发现，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改变不了你的一个中国胃。你的胃呀，那真叫爱国，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吃中国东西让它受用。朱peter说很多人刚到美国时，都是穷得吃不起青菜，只能吃鸡腿。吃多了，一听到“鸡腿”两个字就犯恶心。在国外什么都不怀念，就是怀念中国的早点。顺着那个长街，一溜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摊，一天吃一样，可以吃一个月不重复。想中国的早点想成了疯，想起那些小吃摊上飞来飞去的苍蝇，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如果早点不好吃，哪来的苍蝇？所以美国的早点可以说是糟到了连苍蝇都不喜欢的地步！ 但朱peter的另一句话却引起了杨红的反感。他说他在美国每天早上牛奶面包地吃了一年，对移情别恋都能理解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吃久了，就吃厌了。 杨红记得自己反驳他说，你天天吃米饭没吃厌呢。 朱peter强词夺理地说：“那不同，吃米饭是为了饱肚子，没菜也吃不下去的。人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菜上面的。天天吃米饭，不是吃味道，而是吃习惯，饿了拿来饱肚子而已。菜还是要经常换一换的，不然就吃腻了。” 杨红是顺着他那个移情别恋的路子听的，所以很生气，心想，这话真实地反应了你们男人的心理。男人吃一个女人吃腻了，就想着换个口味。女人有什么腻不腻的？女人大概就如被吃的饭，根本不关她胃口的事。你腻，丈夫也是要吃的；你不腻，丈夫还是要吃的。他有问过你腻不腻吗？你想不想吗？ 杨红虽然不喜欢那个比喻，但关于中国胃的话还是听进去了的。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有一个中国胃的，天天啃面包喝牛奶肯定是不行的。她的胃恐怕还不是一个普通中国胃，差不多是一个方言中国胃，因为川菜、粤菜什么的，她都不爱吃，就爱吃自己家乡的菜，所以她带了很多家乡食品。经过一番精打细算，她带的大多是作料、调味品之类，这样份量不重，但用的时间长，可以说是带着家乡菜的精华和味道，其他原材料到时候就地取材。象榨菜、辣酱、酸菜鱼底料等等，带了不计其数。不象是到美国做研究的，倒象是来开餐馆的。 还隔着两、三个人，杨红这一队的那个officer就在向她招手，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杨红一紧张，就一句也听不懂了。她身后有几个人指着前边，大概在告诉她officer在叫她。杨红觉得头脑发晕，为什么叫我上前？他有透视眼，看见我箱子里形状怪异的东西了？她搬着沉重的腿，挪向那个officer，心里头惶惑不安，难道我脸上写着“危险分子”几个字？或者我的表情告诉他我带了违禁品？那根本不是什么违禁品啊，看来是遇到一个业余打工的officer了。 杨红先入为主地想着呆会要怎么告诉officer那只是香菇，英语应该是driedmushroom。但是酸菜鱼底料用英语怎么说呢？她很半天没弄明白officer究竟为什么叫她上前。又被身后的人重复了几遍，杨红才听出officer是请他帮忙，先问她会不会讲中文。 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问题，心里重复过多遍的问答应该是： doyouspeakenglish? yes,ido. 虽然这样答，有点欺世盗名的意味，但培训班、磁带什么的，都是这样教的。练多了，也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出来了。 现在被问到doyouspeakchinese?反而不知怎样回答了。doispeakchinese?杨红问自己一句，又顺水推舟一般地回答：yes,ido. officer听到这一句，很高兴地笑了，沾沾自喜地说，”iknowit.”然后指着桌上一盒东西问杨红：what’sthis? 杨红恍恍惚惚地觉得又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上了，老师指着一些再明白不过的东西，比如她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嘴角挂着窃笑，一本正经地问学生what’sthis?what’sthat?操练句型啊？ “what’sthis?”officer又问一遍。 杨红回过神来，认真看了看那个盒子和盒子里盛着的东西。这回可不是中学英语老师惯常指着发问的那些东西了，杨红看了一会，觉得用中文都答不上来。盒子里装的是一些貌似香肠、又胜似香肠的东西。形状象香肠，但颜色泛灰泛黑，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好说：idon’tknow.“thenaskhim，please.” officer指指站在杨红身边的一个男人。 杨红现在才注意到这个男人，原来自己的这一场虚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这完全是个扔到人海里没法认出来的那种人，现在能荣幸地引起美国海关重视，也是因为他带的那盒东西。那人现在当然是急得手足无措，满脸冒汗。杨红还没开口，那人就象见到救命恩人一般，冲着她就叽哩呱拉地讲了一通。 杨红一句也听不懂，肯定不是普通话，肯定不是周宁的家乡话，好像连广东话也不是。杨红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中国话，说不定是越南话、柬埔寨话、泰国话什么的，因为那个男人生着一张马来人的脸，眉骨突出，嘴唇外翻，肤色偏黑，应该是那一带的。 “whatdidhesay?”officer问道。 “idon’tknow.”杨红说完这句，觉得四周一片安静，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反而灵魂出窍般地想起朱peter说过的笑话。他曾问口语班的人，说如果你只能学三个英语单词，你应该学哪三个词？那些年轻的女孩就娇憨地说要学“iloveyou”,结果朱peter说答错了，你们应该学idon’tknow这三个词。 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你能对这个officer说“iloveyou”?杨红又说一遍：idon’tknow. officer狐疑地看了杨红一眼，又把她的护照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软中带硬地问：areyouchinese?areyoufromchina? 杨红恨不得回敬他一句：那护照上不是写着吗？但自己的英语还没纯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只好简单地回答：yes. officer仿佛找到了杨红逻辑中的一个大漏洞一般，举起她和那个男人的护照，一字一顿地说：youarechinese,andheischinese.youdon’tunderstandhim? 可能因为他讲得慢，杨红不费力地就听懂了这几句，但她张张嘴，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责怪朱peter百密一疏，口语班里没有讲到这一个场景，所以自己没有操练过这方面的回答。 如果不是语言障碍，杨红差不多要给那个家伙上一堂政治课了，不扯远了，就从中国有56个民族说起，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还有数不清的方言，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要说这个从未谋面的汉子，就是我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也是听不懂的。 杨红在心里试图将这些话翻译成英语，然后一气呵成地说出来，好说服这个officer，但已经有另两个officer走过来，很客气又很坚决地把她和那个男人带到一间office里去了。 (63) 杨红呆坐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看几个officer忙进忙出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要把她怎么样。杨红也很奇怪这个男人带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一种特殊炸弹？这么小一盒，能炸出什么效果来？那么是生物武器？杨红这样一想，就很惊慌了，比那些officer还惊慌，因为那盒子里的东西真的是很可疑。刚才她又离得那么近，这会好像喉头开始发紧了。 杨红想，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就清了清喉咙，又excuseme了几次，sorry了几次，但几个officer都在忙着打电话。最后终於有一个officer打完电话，眉开眼笑地对她说：don’tworry.everythingwillbeok. 杨红见几个officer都静下来等候，知道是自己的救星来了，没来由地就觉得待会出现在门口的会是朱peter，不由得想起他平日里给谁帮个忙，都是嘻皮笑脸地问人：“是不是有点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感觉？” 想必女人报答救命恩人的最高规格就是嫁给救星了，所以美女一定要被英雄救，不然就会嫁得窝心；而英雄一定要救美女，不然就无法消受那个报答。而且这对英雄美女最好都是未婚的英雄美女，不然也是白搭。不过，如果英雄救人的时候先看看是不是美女再决定救不救，那就不是英雄而是色狼了，因为命运也不是只让美女落难的。是英雄，就上去救人，救了不求回报，才是真英雄。 杨红知道自己不算美女，但朱peter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整个人都给她一种滑稽的感觉。他姓了这个“朱”，就有几分滑稽了，哪有英雄姓朱的？再加上他叫个什么peter，也是滑稽多于洋气。大家又故意叫他朱peter，而不是peter或者peterzhu，也是存心要保持他的滑稽形像。他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是往滑稽上靠。这样的人如果也算英雄，也只能是搞笑版英雄。 容不得杨红多想，救星就一脚踏进门来了，不是朱peter，而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典型的学生脸，长相没有任何抓得住记忆的地方，杨红的学生中有太多这样的人，分不清他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是杨红最大的头疼。 天降大任于这位救星，大概是因为他也能讲那种杨红不知为何物的语言。救星跟那个生物武器的主人交谈了几句，就转身对几个officer解释了一下。几个officer和那个救星都哈哈笑起来。携带生物武器的汉子也跟着呵呵地笑。杨红没听懂，不知是该跟着笑还是不跟着笑，看几个男人都笑得有点暧昧，就决定不笑。 杨红当然是没事了，当她还在心不在焉地听那个年轻的officer长篇大论的解释时，救命恩人就趁机溜走了，好像完全没有心思认识自己解救的美人，使杨红再一次认识到自己老了。 被这样折腾了一通，杨红对美国的印象坏极了，恨不得马上打道回府。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打道回府，因为朱peter没教，他说他教的东西可以cover你从中国上飞机到你在目的地下飞机这一段。对一路上的各种情景，他都按场景分类，编写成roley，让学生演练过了，但如何在中转机场就打道回府，他并没有教过。 杨红凭直觉认为只要朝刚才来的方向走就能走回海关去，也不多加思索，就反着大多数人的方向走起来。刚走了一会，杨红就看见tracy正推着行李，朝自己这边走来。大概以为杨红是特意去找她的，tracy很感动地抢上来：“哇，你好快啊！一直想跟上你，但我的座位太靠后，等我下了飞机，已经找不到你了。” 杨红看到tracy，简直就象看到亲人一样，委屈地说：“刚才要是你在，就不会出那事了。” “什么事？不急，不急。我们先去办转机手续，把行李托运了，再找个地方吃东西，边吃边聊。” 杨红忘了自己要打道回府的计划，糊里糊涂地就跟着tracy办了转机手续。两人在一个麦当劳店买了食物，在一个小桌前坐下，杨红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下。 tracy越听越带劲。听完了，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我没碰上。我这个人，追新闻把新闻都追怕了，新闻见我就逃。你运气不错，这种百年不遇的事都让你遇到了。我可以把你这件事写篇文章发表。让我来想想怎样写比较轰动，比较能触及一些人的痛处，让他们忍不住要跳起来骂娘，只要有人骂，就有人看了。应该提到种族歧视的高度，也要把美国人的孤陋寡闻狠狠抨击一下，或者从美国安检制度造成的风声鹤唳谈起。” 杨红看她兴致如此之高，心情也好多了，就笑着说：“什么烦心的事到了你那里，就变得有趣了。” tracy也嘻嘻笑着：“没办法，搞新闻的人，就是这种幸灾乐祸的脾气。国家不幸诗家幸，旁人不幸记者幸。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候，诗人可以写出流芳百世的诗。旁人不幸的时候，记者可以采访到轰动新闻。这两类人，唯恐天下不乱，最怕的是平安无事。你别介意啊，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会这样幸灾乐祸的。” 杨红想，如果我对自己的不幸能象记者一样幸灾乐祸了，那我就修炼到家了。她有点疲惫地说：“我不介意，不过我觉得我这次在美国不会很顺，这个头就没开好。美国对我一点都不友好，真恨不得马上就回去。” tracy正色说：“就是因为对你不友好，才要待在这里出口气，斗争到美国对你友好为止。哎，我觉得你应该告他们，要求一大笔赔偿金。就说这事引发了你的抑郁症什么的。” 杨红摆摆手：“算了算了，我没抑郁症，也不想打官司。再说他们也没把我怎么样。” “没把你怎么样？那就是你不懂依靠法律为自己争取权益了。精神上的伤害是很严重的，是难以计量的。当然正因为难以计量，才可以多敲他一些。我告诉你，美国人是很爱打官司的。你该告不告，他不认为你善良，反而认为你不懂法律。听说有个美国妇女，在一家麦当劳店绊倒，摔伤了尾椎骨，就要求那家店陪了成千上万。你知道她为什么摔倒？是她自己的小孩把她绊倒的！” 杨红简直象听天方夜谭一样，张着嘴合不拢：“那怎么能怪店里呢？” “当然怪店里，因为他们有责任制止小孩在店里打闹的嘛。” 杨红有点不相信地说：“如果真是那样，那说明美国的法律是很看重人的。” tracy问：“你想不想告他们？说不定你可以拿一大笔钱，或者干脆问他们要个绿卡算了。听说在美国投资一百万，或者办企业招收三十人以上就可以拿绿卡。” 杨红怀疑地问：“你说这事能陪偿一百万？” “谁知道？所以要试试，不试就永远不知道。” 杨红想了想说：“算了，我看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想牵扯到官司里去。再说，朱peter也讲过，说在美国打官司，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证人，我现在到哪里去找证人？那个帮了我忙的人，连谢都没谢他一下。” “男的女的？长得怎么样？” “男的，看都没看清楚长相。” tracy笑笑说：“那肯定不是很帅，要很帅的话，就是刀架在脖子上都看得清。救命恩人是男的，那你是不是象peter说的，很有点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感觉？” 杨红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这把年纪了，还许谁？想许别人都不会要。” tracy恨铁不成钢地说：“这就是你太没自信了，你很不错呢，有前有后，虽然生过孩子，但一点没变形。你愿意以身相许，是看得起他，他不要是他的损失，那小子损失惨重啊！”开过玩笑，又严肃地说，“看来我应该去追踪一下那个家伙。他知道那人究竟带的是什么东西。嗨，teresa，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你可能是那种newsma，走到哪，都会有新闻跟着。我是newsrepellent，天天想遇到新闻，偏偏遇不到。” 杨红问：“真的，还没问你，你到哪个学校，学什么？” tracy说：“我去m大，学大传。”“大船？”“就是大众传媒，masmunication.我以后要n，还要到白宫做intern，专写总统风流韵事。” “总统有风流韵事？” tracy嘻嘻笑着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等我去了，就会有了。” 第64-65节 (64) tracy好像很能适应新环境，到了哪里都是劲头十足，吃美国麦当劳也吃得津津有味。 杨红问：“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一点不如中国的麦当劳，我现在就在怀念我们那里的叉烧包了。” tracy耸耸肩说：“可能你是爱国型的，走到哪里，就把自己家乡的文化带到哪里，象早年出去的那些华人一样。他们是至死不改自己的生活习惯的，反倒在异国他乡造出一个个中国城、唐人街。我是国际主义者，爱的是整个人类，四海为家，入乡随俗。” 杨红发现tracy有点喜欢借题发挥，扯野马，一扯就扯远了，自己有点跟不上。再说她这话听上去有点不爱国，杨红听了很不舒服。爱国这样的事，大家就是私下对自己，也是一口咬定的。你可以不爱某个朝代、某个皇帝、某个政府，但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了，你也真是不可救药了。不过，tracy活得真是滋润，无忧无虑，毫无顾忌，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自己要是能活到这个份上，那真是活出头了。 “真是很羡慕你们七十年代的人，活得这么轻松，不像我们六十年代的人，活得太沉重。”杨红由衷地说。 tracy撇撇嘴：“你只看见强盗吃肉，没看见强盗挨打。我们这一代人，活得比你们艰难。你们那时候多单纯啊，把书读好就行了。找个老公，一谈搞定，男不寻花问柳，女不红杏出墙，安安稳稳过日子，羡慕死了。” 杨红想想自己，就叹口气，说：“那你也是只看见强盗吃肉，没看见强盗挨打。我们哪有你们活得轻松？” “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代人累。你那代人最怕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代人最怕跟别人太一样。你只要一路跟风就行，别人穿什么，你穿什么，想都不用想。我们呢？想与众不同，那就得绞尽脑汁了。现在的美女，说是如雨后春笋都还不够气势，简直就如蝗虫一般，一会儿就冒出一大堆。也不知是因为天生丽质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因为会化妆会打扮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又可以做美容手术，变人工美女。我们要想出个众，吸引几个眼球，比希望工程还难。走在大街上，满眼都是美女，也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人工的多了，就算你是天然的，别人也以为你是人工的。你天天跟这么多美女竞争，不累？” 杨红想了想：“怎么样才算美女？” tracy说：“你们那时候的人大概只看一张脸，而且只要皮肤白，眼睛大，就认为是美，一白遮三丑嘛。不过现在呢，要脸白很容易，要大眼睛也很容易，所以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三围上去了。波要大，箩要大，腰要细。这些都是遗传的，爹妈给的。你如果不幸没个好遗传，那就倒酶了，要么挨刀，要么死饿，还要天天锻炼。像我吧，老妈胖，老爹瘦，遗传算是一半一半，所以要靠自己盯住自己，一不小心就胖了的。哎，活得累啊，吃颗巧克力都要作半天思想斗争。今天吃了这顿麦当劳，又得减肥好几天了。” 杨红不懂这“波”啊“箩”的，但跟“三围”连在一起，也就估摸出是什么了，一面想着周宁的审美观还挺超前，一边不由自主地打量了一下tracy的“波”，在衬衣下面很气势汹汹的样子。 tracy顺着杨红的眼光看看，笑着说：“在估摸我的罩杯尺码？告诉你，是假的，我戴的是液体奶罩，里面水水的，不光高耸，而且手感不错，虽然骗不了情人，但在公车上被人轻薄一下，还不至於穿帮。” 杨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替tracy难为情，这种事也讲给人听。而且听口气，在公车上被轻薄还比不上穿帮令她难堪。看来自己和tracy中间隔着不知几个代沟，就象两个世界里来的人。 “竞争对手多，还不是最累的部分，最累的是竞争的对象却都是些残次品，”tracy说得有点忿忿不平起来，“现在的男人哪，质量完全没搞上去，有貌的无才，有才的无貌，才貌双全的花心，不花心的阳萎。你想，我这代人，要跟这么多高质量的女人竞争那么几个低质量的男人，那还不累死？人不累死，心也累死了。“ 杨红想了想，说：“不过有些男人，没才没貌也可以花心的。” “就是，最可恶的就是那些没才没貌还花心的男人。”tracy点点头，“你说他什么都没有，还花个什么？可这世界就是这样，没才没貌的男人，还偏偏花得出去。你们大学里面可能好一点，外面这几年完全是乱七八糟，简直是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切，可以说是比旧社会还旧社会。地下情人，露水姻缘，发廊妹，按摩姐，学生鸡，进口鸡，二奶，小蜜，什么都有，遍地野花。男人时时刻刻都可以花，而且现在是越花越光彩。真个是挡不住的花：道德挡不住他，婚姻挡不住他，只有阳萎挡得住他，现在又有伟哥啦。” “你说男人为什么要—–花呢？”杨红试探地问。 “谁知道，天性如此，骨子里就这样。前些年，是社会风气不允许，现在真是女的开放，男的搞活，大家都在花，他还不花？中国人是有从众心理的嘛。” 杨红叹口气说：“有时真不明白，几年、十几年的夫妻，什么原因也没有，男的突然就出轨了。” tracy说：“说没原因，是不对的，什么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只能说没理由。有时原因太小，太没道理，就显得没原因了。像我采访过的一个女囚，他老公花的原因就很简单，说她床技不好。” “床技？” tracy瞪大眼睛：“你别告诉我你不懂床技是什么，就是床上功夫呗。现在的男人对女人要求可高呢，要你进得厨房，出得厅堂，上得大床，缺一不可。看你那表情，就知道你在床上是条死鱼，你老公不骂你？不去找别人？”tracy嘿嘿笑了一会，没得到杨红的回应，止了笑，正色说，“我采访的这个女囚，太老实天真，在床上只知道让老公摆弄，老公嫌她床技不好，想跟她试几个花样，她又不肯，结果老公在外面找了个鸡做情人。老婆发现后，两人吵起来。那老公说其实他也没想过离婚什么的，包养那只鸡是因为老婆床技不好，只好到别的女人那里去切磋床技。如果老婆愿意求进步，他可以介绍老婆去跟那鸡学几招。老婆一气之下，用刀砍了老公那个情人，把自己砍进牢里去，判了终生监禁，结果彻底把她老公解放了，老公现在肯定放心大胆地去考察别的女人的床技去了。” 杨红听得心情很沉重，不明白tracy怎么可以眉飞色舞地讲这种故事：“这个女人真可怜。” “可怜的女人多啦。女人在中国是越来越难活了。有段时间我天天采访女囚，很多是为情所困的女人，有的是因为老公要离婚，有的是因为情人变了心，反正是为了个情字，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你要愿意听，我可以跟你讲十天十夜。报上见到的，只是那些比较轰动的，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下面，不知埋着多少类似故事。现在这种事多了，你想搏个头版头条都不容易。” “天天写这些，不把自己写得灰心丧气？” “何止灰心丧气，简直是前途无亮。我就是把自己写得垂头丧气了才想到要出国的。在中国我是找不到好男人了，我上美国来找找，听说中国的精英男人都到美国来了。” 杨红警告说：“这些精英就不花了？” tracy说：“听说精英们都忙着学习工作，没有多少人有功夫去花，至少不能公费去花，也不会引以为荣。你知道我那时为什么突然离开了口语班？”tracy摘下左手上的手链，把手伸到杨红眼前。 杨红看见一道细长的、乌溜溜的伤疤。 (65) “这是我切腕留下的。”tracy说“切腕”的口气就象是在说“洗碗”一样，脸上的表情，又仿佛是在炫耀一枚国家科技进步奖章，“我的男朋友是我们晚报的记者，才貌都不错，就是花。到北京公干一段时间，就花上了一个北京妞，被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了。我打电话问他，他承认了，说是因为我不在他身边，他太寂寞。我就追去北京。吵了，闹了，他还舍不得放开那妞，我就来了这一手。当然也没想过切深，流了一些血，但死不了。”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象搞笑电视剧了，不值一提，他后来跟那妞吹了，又回到我这里。” “那你还要他？” “当然不要，这故事好就好在结局，因为我最后把他甩了，终于出了这口气。”tracy说，“我去北京前，就知道自己已经不再爱他，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人，有什么可爱的呢？但我要把他赢回来，赢回来再丢掉他，不然我这一生都会在自己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不跟赌气一样？还差点陪上自己的命。” “我不过是做得过激一点，说得大胆一点罢了。虽然大家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大多数人都是更爱自己的面子、自己的自尊的。那些为情所困，为爱杀人的女人，有几个是因为没了丈夫生活上就过不下去的人？都是有头有脸有工作的人，自己养活自己根本不成问题，但就是咽不下那口气。不愿输给另一个女人，就杀那个女人；耻于被一个男人抛弃，就杀那个男人。杀不杀，只是个怕不怕死，法制观念强不强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威摄，如果杀了人不受惩罚，很多人都会杀人。不过像我这样法制观念强的人，就不杀别人，只杀自己。我杀自己你不能把我投监狱里去吧？” 杨红被tracy这一番杀气腾腾的高论搞得糊里糊涂的，总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什么问题，但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杨红也不敢表示反对意见，因为她已经感觉到tracy是那种生来就抬反杠的人，你越反对，她越执着。可能tracy采访了太多这种事，耳濡目染，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由她去说。 但是tracy没心思再说下去了，她还有别的安排，她要到比佛利山去参观好莱坞明星们的豪宅，去中国剧院门前看那些名演员的脚印手印什么的，还要去一条什么街碰运气，因为那条街上，有许多店铺，都是明星们经常光顾的，说不定就能碰上某个明星，让他在自己手上、乳罩上签个名。 “哇，我喜欢bradpitt，还有nicscage。可惜nic头发都快掉光了。我更喜欢johnnydepp和ondobloom，年轻，又帅，看着就舒服。georgecloony生得那叫一个正！但太老了点。tomcruise嘛，又矮了点。不过能碰上这几个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错的啦。”tracy一口气甩出一大串电影明星的名字，圈的圈，点的点，褒的褒，贬的贬，扒拉来，扒拉去，象盘点自家店铺的存货一样。 杨红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没听说过，她即使看外国电影，也只记得剧中人的名字，不知道演员的名字。她只觉得tracy谈论这些明星时的口气，就象那些明星都排成一条队，老老实实、卑躬屈膝地等着她挑一样。 “那些明星结没结婚？”杨红小心翼翼地问，不想打击了tracy的兴致。 “他们结没结婚干我何事？”tracy笑着说，“只是看看而已。我有‘美男情结’的嘛，只要是美男，我都喜欢看。他要跟我来个一夜情，我也不反对，哪里就想到要他娶我了？看来你还是老观念，看男人之前，就在想他会不会娶你，娶，就看他一眼，不娶，就不看。你跟男人之间，就只能有嫁娶的关系，不能有别的关系？” 杨红说：“也可以有同事关系或者普通朋友关系。” “那也叫关系？”tracy好奇地问，“嘿，你有没有过情人？想象不出来，你这样的人有了情人会是什么样。” 杨红红着脸，支吾着：“什么算情人？” tracy笑着说：“看你这个样子，也不会有情人。老老实实一党的干部，一生过得干巴无味，还为自己的干巴无味感到自豪。现在党的干部也蛮花的呢，可能党的女干部要好一点。嗨，你们党的干部出去应酬、腐败的时候，吃完了，男的去花，女的干什么？” 杨红听她说得太离谱，不太高兴地说：“我们出去从来没人花。” “大学领导花的也不少呢，我就曾经报导过一个，把他弄得，那叫一个臭！可能你们学校好一点。我看你现在到美国了，就别把自己当党的女干部了，找个情人，看看天会不会塌下来。不然你一生当中，只跟一个男人做过爱，那可真亏了，你没有比较，连他做得对不对都不知道。不过，我警告你，不要一上来就谈嫁娶。现在的男人，最怕你要他娶你了，做情人可以，你要他娶你，那肯定把人家吓跑了。” “我觉得女人应该自珍自爱……” “你太幽默了！”tracy前仰后合地笑了一通，勉强忍住笑说，“如果不是有点了解你这个人，还以为你在搞笑呢！你这个人很值得采访一下，很有特点，基本是活在你那个空中楼阁里，闭着眼睛不看世界。女人怎么样算自珍自爱？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嫁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一生只爱你一个？一生只娶你一个？哼，我遇到的男人，爱字都是各种时态混着用的，从前爱过别人，现在爱着别人，今后将爱别人。你在那里为他目不斜视，他那里刀都刺到别处去了。” tracy看看表，抱歉地说：“跟你聊天很好玩，本来还想给你普及一下现代爱情知识，但我现在要瞻仰明星去了。我只有六个多小时，不抓紧就来不及了。你去不去？” 杨红算了一下，她转乘的飞机离起飞还有将近十小时，不去的话，一个人呆在这里，肯定很寂寞，就问：“要花钱的吗？” “当然要花钱，听说有专门的旅游服务项目，可以随团走，也可以自己租个车去游览。我们现在时间紧，可能要包车，了不起一百来块钱吧。” 杨红在心里一换算，吃了一惊，看个电影明星要那么多钱，比进动物园还贵，就脱口道：“算了，还是你自己去吧，太贵了，我不去了。” tracy看她那么坚决，知道劝也没用，就悻悻地说：“那我去了。” 等tracy走了，杨红又万分后悔了。不就几个钱吗？壹佰块也就是八百块人民币，在家里不也常常一花好几百吗？现在一个人被扔在这里，要等十个小时，太难熬了。正在她懊丧不已的时候，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心里一喜，便快步追上去。 第66-68节 (66) 杨红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在飞机上的邻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妇女。杨红跟她从h市坐到汉城，差不多没讲什么话，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转机后，杨红没有看见她。现在一个人呆在机场，看见了她就象一个与组织失散多年的地下党员看到了党派来的接头人一样，份外亲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妇女的激动也不亚于杨红，两个人互问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妇女叫周刚，是z大的，去d大做访问学者。说起来，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过z大比h大名气大，周教授比杨副教授高一级，d大也比杨红要去的a大多颗星。若是在平时，杨红对这样的人就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别人样样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压力。不过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国，只要是中国人，看见了就很亲切，学术方面谁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后再计较。 两个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战争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说，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女人，那就夸她的丈夫，比夸丈夫还管用的，就是夸她的孩子。千万不要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即使她自己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你也不要接碴，因为她那样说，一是图个嘴巴快活，二是想听到相反的意见。 不知道杨红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反正她就是这么做的，从来不说别人丈夫孩子的坏话，能恭维时恭维，实在觉得没什么可恭维了，就不啃声。今天把这政策照搬，一下子就跟周刚成了好朋友。 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你在中国也不算胖吧？”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 杨红又端详了一会，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67)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吧。”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的人在国外。其实我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他也是学我这个专业的，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里count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 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68)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 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 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 第69-70节 (69) 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过到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痛哭；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就打住，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象一部小说，写到两个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扣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扣磁带出来玩，把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象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只能锁住君子，象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字。问了一次，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周宁自己在中专教书，也不是没收过学生的礼物。实际上，中专学生比大学学生更爱送礼。可能大学学生有点自视甚高，毕竟是自己考进来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比较有信心，知道以后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师。中专生呢，好像还有点中学生的味道，把个老师看得很重，连家长都喜欢提点东西来孝敬一下，总觉得如果老师好好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会有更好的前途。周宁从来都是照收不误，能帮忙的，就尽力帮了；帮不上的，也交个朋友。送礼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提成讲师，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的下落：在派出所里。周宁在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超过1000块就是聚赌，超过3000就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3000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的。借到手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揣着3000元的日子，对周宁来说也没几次，所以先放在那里，热热身，过过瘾。 钱当然被搜了出来，一下就把整个赌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赌的档次。周宁有口难辩，幸好平日打麻将时，广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风格，对那些身居要职的、手中有权的，益发上心，尽力呵护。所以这一次抓赌的人中居然有一个是跟他打过麻将的哥们，可见周宁交友之广泛。 牌桌上结下的朋友，有时比战场上的战友还管用。那小子虽然是执行公务，但也良心未泯，听了周宁的陈述，允许他回去跟老婆告个别，且把钱送回给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听候处罚。 周宁一路小跑地回家报丧，心里却冒出一个富有诗意的句子：成也麻将，败也麻将。诗得兴起，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两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宁被关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对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得出的结论是：打麻将一定要认准时机、认准对象、认准手气。节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手气不好不要打。有了这三个“认准”、三个“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安全感来。 一同抓去的还有两个年纪小点的朋友，平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周宁的。这时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闭室里，周宁就把他们几个好一番训：“打牌这个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像我，一旦被抓了，还有你嫂子来取人；你们这两个，连个老婆都没有，谁来取你们出去？”只说得两个小弟点头称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宁合该倒霉。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个包青天，最好是一个过往的牌友兼包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让杨红知道。哪知这第二天审他的是个小白脸一般的警察，说他看琼瑶小说还有人信，说他打麻将那就只有鬼才信了。 周宁挖遍了记忆也想不出在哪里跟这个人有过任何交情。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叫杨红带罚款1500元来取人。 杨红接到电话之后那一个恨！差点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但思前想后，杨红还是带了1500元钱，骑车到了那个派出所，去把周宁取回来。你不取他，派出所会找到学校去，你在h大还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听周宁供过杨红是h大的老师，对她还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是目光远大的人，谁知道哪天自己的儿女不会转到h大杨红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 杨红交了罚款，又低三下四地请求派出所不要把这事捅到自己系里或周宁学校里，就很顺利地把周宁的事了结了。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不过是想一棍子打出钱来，并在打出钱的同时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疯了的夥计们。 临走时，派出所的小白脸把玩着手里的一支笔，盯着周宁，有一会没说话。周宁一看，谄媚地说：“那支笔，您喜欢就留着用吧。” 那个劲头，让杨红庆幸小白脸方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宁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真的？那就谢谢了。”小白脸笑笑，很欣赏周宁的冰雪聪明。 出得门来，周宁谢过杨红，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那支笔送给那个小白脸了。他今天录口供的时候，手里没笔，我就把那支借给他了。看得出，他挺喜欢那笔，不想还我了。” 杨红这才意识到那就是陈大龄送她的那支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能把那支笔送他？” “不就是学生送的一支笔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杨红有苦难言，只在心里想，日后遇见陈大龄，如果他问起这支笔，自己千万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她几乎绝望地想，大概这层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遇见陈大龄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杨红绝对没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岛遇见了陈大龄。 (70)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杨红合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全国性大会录用，两个人都拿到经费去青岛开会。会议借用的是青岛计生办的招待所，当时有好几个会在那里召开，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的会议是有关计划生育的。看到一大帮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年纪轻轻的女孩在那里进进出出，想到这些人都是研究计划生育的，杨红觉得很滑稽。 杨红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会，心情很激动，态度很谦恭，但亲眼看到一些从前只在期刊上课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辈，跟他们在同一个餐厅用餐，有时还坐在一桌，发现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维，又有一点如梦初醒的感觉，原来写书的、做大学问的也是寻常人哪，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的。这样想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说不定我也能做出学问、写出书来。 杨红住的是一个四人间，同房间的有一位是广东一个大学来的，姓张，比杨红大几岁，但还没结婚，跟杨红很谈得来。另两个不是一个会议的，又多半时间不在房间里，所以没说什么话。 在外开会这种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你讲我讲大家讲。讲到后来，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参观景点、逛街购物上面去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杨红的那个会组织去崂山玩了一天，回来后已是精疲力尽，所以杨红一到房间就洗了澡，只穿着棉毛衣裤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在敲门。张老师去开了门，杨红就听到有人问：“请问h大来的杨老师在不在？” “在。请进来吧。”张老师说着，就把来人让了进来。 杨红没戴眼睛，但恍惚听见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责怪张老师不跟她打个招呼就把男人放进来了，让来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等她戴上眼镜，看清来者是谁，差不多晕倒了。 来人正是陈大龄！ 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梦见但从来没梦见过的人，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忘记但从来没忘记过的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她是日间思他思得还不够？还是梦过又忘了？多少次想象过再会的场景，有悲有欢，有笑有泪，但绝对不是象现在这样，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站在他面前，旁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两个人就那样望着，不知道有多久，真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只不过泪都流到心里去了。 “坐，坐。别站着。”张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大龄坐下。 杨红蓦地清醒过来，忙不迭地说：“我去换衣服。”她找了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仍可以听见张老师在跟陈大龄谈话。 杨红换好衣服，觉得有点心慌气短一样，完全没有力量走出去。她背靠在洗手间的门上，闭上眼，倾听那个四年没听见的声音。声音没什么变化，人也没什么变化，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懈可击，也许那段情也没在他心上留下什么痕迹？ 那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是平淡之极。陈大龄找到杨红的经过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每个会议的与会代表名单都贴在一楼的墙上。陈大龄看见了杨红的名字，就到招待所的服务处查到了她的房间号码。 张老师说：“这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他们岂不是助纣为虐？” 杨红觉得张老师有点卖弄幽默，故意说些惊人之语。又有点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她指望张老师自觉地避开，让她跟陈大龄说会话。 张老师好像不但没有避开的意思，反而表现出比杨红更大的兴趣。谈话的重心很快就被她扯走了，虽然陈大龄仍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两句，杨红自己也心急火燎地想加入到谈话里去，但每次都被张老师喧宾夺主地扯了回去。最后，还是张老师快刀斩乱麻地敲定：明天大家一起去栈桥玩。 同房间另外两个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陈大龄看看表，说：“不早了，快十二点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见。” 他没邀请杨红出去走走，杨红也没敢自告奋勇地送送他。现在这么晚了，出去走走也显得太出格了。又都在一栋楼里，送也显得没道理，好在还有明天。 那个夜晚，杨红水到渠成地失眠了。回想四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些在心里反复咀嚼过的细节，今天反而觉得特别不真实。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自己爱疯了想象出来的？原以为两人重逢会象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地燃尽彼此，或者会如山间小溪一般，绵绵情话，潺潺不绝。等到真的重逢却是这样不尽人意！ 不过杨红很快就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陈大龄。还能怎么样呢？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妇，陈大龄会放肆地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说不定是有妇之夫了，我又能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能找到这里来，已经是很念旧情的了。如果象自己这样不善于观察，贴在墙上的名单都注意不到，那根本不会有这次重逢了。 想到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错过这种机会，杨红觉得心痛难忍，以后走到哪里我都要留意各种蛛丝马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 杨红知道张老师也没睡着，因为能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看来张老师是对陈大龄动了心了。这可真是一见钟情。杨红想，有人这样被陈大龄吸引，我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至少说明我当时为他动心是正常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张老师怎么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爱上陈大龄呢？只能说是冲着他的外在来的，这不是很肤浅很靠不住的吗？我希望陈大龄能想到这一点，我不希望陈大龄为之动心。我这样想，是为了陈大龄好。但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讥讽地说：你无非是怕别人把陈大龄抢走罢了。你自己说过要放开他的，你自己还是一个有夫之妇，你有什么资格吃醋？ 我这不是吃醋，我吃什么醋呢？杨红一边对自己辩解，一边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张老师好像根本没看出我跟陈大龄是有过一段情的。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有丈夫；也许是我跟陈大龄都隐藏得太好，她看不出；也许是陈大龄早已放开了那段情，不用隐藏了，脸上的情色二字已经从心里连根拔掉了。 想到第二天会跟陈大龄一起出去玩，杨红不知道自己是悲还是喜。四年过去了，自己看到这个人，仍然是恨不得分分秒秒跟他在一起，就算是一言不发，都是甜蜜的。但明天一起出去的，不仅有张老师，可能还有陈大龄的两个女研究生。五个人在一起，又能怎样？张老师这样明目张胆地对陈大龄示爱，说不定那两个研究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我这样既是已婚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要想拉住陈大龄的心，只有靠他念旧情了。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自己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到最初的起跑线上去了，要跟其他人平起平坐，从新争取陈大龄的爱。 想到这些，杨红就觉得周宁当初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我要是跟了陈大龄，我会一辈子提心吊胆的，因为总会有女孩来向他示爱，我也会时时担心别人抢走他。虽然从道义上讲，应该为陈大龄有人爱而高兴，但从情感上讲，真的是恨不得全天下的女人都对陈大龄视而不见才好。 最好陈大龄有点什么可以吓退其他人的东西就好了，比如下肢瘫痪了，坐在轮椅上，那别的女人就不会爱他了，只有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他。但她马上想到这样不好，陈大龄如果瘫痪了，那不管我怎么爱他，他的一生也是不幸福的。也许仅仅是脸上有一道伤疤就行了，那样的话，那些看重他外在的女人就不会要他了，只有我还会照样爱他。 杨红开始在心里试穿自己带来的几套衣服，看哪一套最能显示自己的优点。她不知道陈大龄的那两个研究生长得怎么样，但估计她们的年龄应该不会比自己小多少，因为自己也是毕业了一年就开始读硕士的。张老师还大几岁，三十了。不过她们可能都有一个优点，就是还没结婚。想到这一点，杨红就泄气了。别人对陈大龄有份心是正常的，倒是自己，已经结婚了，还想着陈大龄，真是无聊。 杨红把自己骂了一通，又为过早结婚后悔了一通，甚至想过明天不跟他们一起去，但终究没能下这个决心，反而焦急地想早点入眠，免得明天眼睛肿肿的难看。 第71-72节 (71) 第二天早上，等杨红奋力从昏睡中挣扎着醒来时，张老师早已打扮停当，等在那里了。杨红看看表，已经八点了，说好八点半在楼下聚齐的，现在只剩下半个小时，还能干什么？ “你起得早，也不叫我一下？”杨红有点责怪地说。 “睡不着，就起来了。看你睡得挺好的，就没叫你。”张老师仿佛很随意地问，“那个陈老师结婚了没有？” 杨红迟疑了一下，如实说：“我也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 “你们不是朋友吗？” “朋友也不好打听这些事，再说他现在又不在h大了，”杨红问，“要不要我帮你打听一下？”心想这倒是一个借口，待会可以问问陈大龄，就说张老师想知道你结婚没有。 张老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吧，别问了，我看他还没结婚，”然后小声解释说，“他昨晚讲话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看，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杨红觉得心一沉，原来张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张老师不说这话，杨红还觉得陈大龄大多数时候是在看自己，现在经张老师一说，自己也闹不清是不是两个人都在自作多情了。也许陈大龄谁也没看，只是做老师做习惯了，知道怎样让所有的学生都感到老师在对着他讲话。自己不也是这样的吗？上课的时候记得不要老朝着一个地方讲，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 等两个人飞飞地跑下楼去的时候，陈大龄和他的两个女研究生已经等在那里了。杨红看了那两个女孩一眼，就觉得心灰意冷。不要以为会读书的女孩就一定相貌平庸，现在有才有貌的比比皆是。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年轻，打扮上都是竭力向高中生靠拢，清汤挂面的长披发，显得又纯朴又优雅，可能上海女孩就是洋气一些。杨红觉得自己还烫着个发，梳成马尾，要多土气有多土气。但是当老师的人，总不能也打扮得象个高中生吧？再看看张老师，有点替她难过，到底是大几岁，看上去就是不一样。 女人的每一年都是象里程碑一样写在身上脸上的，尤其抹不掉盖不住的是女人的心态。过一个生日，就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说几遍：我又老了一岁。然后这个感叹就象刀子一样地在她心上划痕，也在她脸上划痕。女人背着年龄这个包袱，就不由自主地把它抖开在人前；女人不背这个包袱，如果别人看出你的年龄，说你装天真，你更无地自容。 大家互相介绍一通，杨红觉得每个女人都在以敌意的目光打量其他三个女人。杨红是第一眼就从外貌上把自己彻底否定了，再加上自己的已婚身份，早已万念俱灰。 等介绍完毕，那两个女研究生同大家再见，说要去市里购物。有一个很双关地对陈大龄说一句：“三点钟，别忘了我们在火车站等你。” 另一个就开个玩笑：“今天我们等在这里，就是想看看陈老师不肯跟我们去逛街，舍命陪的是哪两位君子。” 可能是看到陈老师陪的是这样两个没有竞争力的“君子”，知道陈老师是不会舍命的了，两个人就毫不担心地跑去购物了。 杨红觉得张老师明显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张老师真是天真。那两个研究生天天可以跟陈大龄在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离得远远的，就算今天能在一起呆半天，又能怎么样？ 杨红一路想着心事，坐的什么车，走的什么路，都没在意。一直到张老师惊呼一声：“好美啊！”杨红才知道到了栈桥了。 栈桥在杨红眼里也不象别人夸耀的那么美，也许是心情问题，反正觉得也就是一个桥，一直伸到水中去，有点雾朦朦的，不少人在桥栏杆边搔首弄姿地照相，越看越做作。 这一路都是说些不关痛痒的话，杨红基本不知道三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感觉象在梦中一样，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话与话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问与答之间也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好像说话只是为了不冷场。张老师谈锋更健一些，所以一般都是她在跟陈大龄说话。杨红不知道陈大龄是在应付，还是真心享受跟张老师的对话。他永远都是礼貌周全的，他对谁都是礼貌周全的。杨红想到这一点，就有点想闹出个什么乱子，逼着陈大龄放下这种礼貌周全，显露一回他的真面目。 走到一个象桥头堡一样的建筑前，杨红就想，如果他们提议上去，我就不上去，说头疼，看看陈大龄会不会为了我，也不上去。但她很快否定了这个方案。有什么用呢？陈大龄不上去，是因为我说头疼，谁头疼他都不会上去，而会留在下面照顾她的。如果陈大龄不管我头疼不头疼，一意孤行地上去了，我又能怎么样？一头扎到海里去？ 这样想着，杨红觉得心里有一种绝望的感觉。陈大龄对我的爱，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礼貌周全。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他那样的人，除了那样说，那样做，又还能说什么，做什么？他实际上一直都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如果周宁不去找他谈，他可能永远不会说他对我动了心。如果周宁不去找他闹，他也不会担心我，跑来保护我。既然他从周宁口中知道了我对他的爱，而且又因为这爱引起了周宁的爆发，让我处在危险之中，他只能走上前来保护我，为了我的面子，他只好作那番表白，让我感到我的爱是有回报的。可能换了毛姐，他也会这样做的。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他下乡之后，没有用任何方式跟我联系。舞会一别，就是四年。这四年中，他只在新年和我的生日的时候写一个明信片来，内容也是非常严肃、非常公事公办的。我以前都把那理解为他担心周宁会看见，现在想来，那才是真正的他。那一段急风暴雨中的他，只是一个英雄救美的骑士。路过某地，见一个女人因为爱他而陷入绝境，就挺身相救。既然被救的女人选择跟那个丈夫生活在一起，那骑士当然是再高兴不过了，乐得全身而退。 杨红机械地、慢慢地走着，只顾想自己的心思。实际上我当年放开的，只是他的人。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没有放开他，我一直在相信、在期待他是爱着我的，就像他说过的那样，超越了情欲与婚姻地爱着我。我这些年之所以能够活得平平静静的，是因为我有他的爱，所以我不孤独，所以我不在乎周宁有多爱我、怎样爱我、爱不爱我。一旦我知道我并未拥有陈大龄的爱，我还能不能这样平静地活下去？ 杨红觉得心里真的是如刀割一样的痛，见这一面，真不如不见。不见，还可以闭着眼睛相信他是爱我的，见了这一面，心里所有的憧憬都坍塌了。 杨红想，不论是为什么，我都应该让他知道我是真正放开了他的。这样他可以毫无牵挂地走自己的路。但她自己都能看到这个美好理由掩盖下的一个丑恶的事实，就是她想通过这样做来向自己证明，也向他证明：是我离你而去，而不是你离我而去。 杨红还来不及想通想透为什么自己这么虚荣，就有了一个单独与陈大龄呆一会的机会。张老师上厕所去了，杨红本来也可以跟着去方便一下，但她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于是忍着没去。 陈大龄很关心地问：“硕士快读完了吧？” “快了，明年就毕业了。” “还准不准备读博士？” “还没想过。” “能读还是读一个好，你呆在高校教书，以后没有博士学位是行不通了的。” 杨红见他有了这个单独呆一会的机会，仍然没有重提往日的恋情，心里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张老师很快就会回来，于是书归正传，直统统地说：“其实张老师很不错的，她挺喜欢你的。要不要我帮你传个话？” 说了这话，杨红又很担心，怕陈大龄流露出极大兴趣，那自己只好真地帮这个忙了。再说，这样做，陈大龄会不会认为我很庸俗？ 陈大龄照旧是带着那种杨红摸不透的微笑，看着她，然后说：“你接了毛姐的班了？她没告诉过你，我不喜欢别人撮合？” 杨红期盼着他会说：“你怎么给我介绍别人？你还不知道我爱谁。”现在听了这个回答，有点难受。但又觉得总比“不用你介绍，我已经结婚了”要容易承受多了，看来他还没结婚，也没对张老师动心。 杨红有点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很想走过去，靠在他胸前，但她不敢，怕他会推开她，告诉她现在太晚了。她希望他能象在那次舞会上那样，不由分说地伸出双臂，把她拉到怀里。那她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现在就走，再也不回h市。经过了这几年，杨红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周宁是不会像他说的那样，从楼顶跳下去的。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动，相顾无言，也没有泪。杨红觉得陈大龄看她的眼光，是一种父亲式的怜爱，仿佛在说：孩子，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有多难受，我也想帮你，可是我帮不了你了。 两点多钟，陈大龄要去火车站了。他叫了一辆的士，对她们俩挥挥手，就钻了进去。杨红站在街边，心里很凄凉，泪眼朦胧地看那辆的士挤在人流车流里，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72) 青岛之行，彻底改变了杨红的生活。她清楚地意识到，四年前的那个舞会，在她心底跳了这些年，跳到青岛，终于曲终人尽了。 即使以前陈大龄是等着她的，这一次，他也不会再等了，因为她已经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摆在了媒人的位置上。杨红万分后悔自己要去做那个媒，为什么一定要抢在陈大龄之前说再见呢？先离开他就那么光彩吗？杨红不相信也不愿承认，自己对陈大龄的爱比不上对自己自尊心的爱。 也许除了那些爱疯了的人以外，每个人都是这样，最爱的还是自己。不管对一个人爱得有多深，都不会超过对自己的自尊心的爱，都是以不损伤自尊心为前提的。一旦发现可能丢面子的时候，就会为了保全面子，不惜拿爱开刀。 杨红觉得最恐慌的还不是失去了陈大龄的爱，因为这个结局差不多没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恐慌的是一旦陈大龄那边一点也没希望了，她突然紧张起周宁来，怕他也弃她而去。 杨红回想自己在感情这条路上的足迹，好像自打懂得情为何物起，就一直在企盼爱情。最初是爱自己对爱情的美好幻想，觉得总有一天，甜蜜的爱情会来到自己身边。那些企盼的日子，虽然带着淡淡的忧伤，仍是甜蜜的，因为还有希望。当同寝室的女生都有了男朋友后，自己就觉得那份孤独难以忍受。别人都有人爱而自己没人爱的感觉真是椎心泣血。一旦结了婚，仿佛就掉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渊，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周宁，所有对爱情的憧憬梦想就寄托在周宁身上了。那样地希望跟周宁如胶似漆，也就是时时都需要感到他在爱自己。这四年，是因为相信陈大龄是超越了情欲与婚姻地爱着自己的，才得以平平静静地度过。现在这份爱消失了，又开始紧张周宁。 难道女人这一生，就注定要为情所困？ 对这个问题，杨红想不出别的答案。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爱你，说明你不值得人爱，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父母兄弟爱你，是因为你是他们的亲人，那是血缘关系的爱，是无条件的，不可选择的。只有得到一个除父母兄弟之外的人的爱，才说明你作为一个人值得别人爱。在杨红看来，一个人得到的爱，就象砝码一样，衡量出一个人有几斤几两。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重重的砝码来现示出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有的人把物质当作爱的标志，有的人把感情当作爱的标志而已。看重物质的人，也许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不把目标定得太高，多半是可以达到的。物质毕竟是可以看见摸得着的，得到了，就知道自己得到了，而且知道自己得到了多少。而看重感情的人，一生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到情；得到了，又不知道保不保得住；即使保住了，也因为爱是虚无缥缈的，使你拿不准自己到底有没有保住，保住了多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有那么多人追求物质吧？ 青岛之行，使杨红把自己跟周宁再一次紧紧地拴在了一起。除了周宁，她又能把自己跟谁拴在一起？自从跟周宁恋爱，杨红就算从男人的视线里退下来了，大家公认她是周宁的女人了，没有别的男人追她爱她了。杨红不知道陈大龄到底有没有追她爱她，充其量也就是被动地承受了一下，所以她这一生就只有周宁这一个男人可以算得上追了一下，爱了一下。 当了老师，后来又成了干部，杨红在男人眼里，就更不是一个可以追的女人了，没有男人以纯男人的眼光看她，也没有男人把她当纯女人来看。她是杨老师，杨副书记，杨副院长。男人跟她说话的时候，都把位置摆得很正，该恭敬的恭敬，该害怕的害怕，有礼有节，不越雷池。 在杨红那个圈子里，人们对婚姻还是很尊重的，已婚的男女，都是已经上了铜板册了，没人再来惹麻烦了。杨红很感谢中国人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结了婚的人，不论他/她多么出色，你也不要多看一眼，更不要多想一下。他/她再好，也是别人的人了，想他/她，追他/她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既然没有人对已婚的人感兴趣，已婚的人也就不必在那里翻什么花花肠子了。你嫌配偶不好，你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没人可花，是凑合婚姻最大的安全系数。凑合婚姻之所以能凑合下去，不是因为凑合的两个人有多少可以留恋对方的，而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固然不理想，但自己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如果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等在那里，凑合的婚姻大半是要宣告破产的。 周宁似乎从没动过离婚或者婚外恋的念头。追女人对于周宁来说，就好比是农民起义军攻打一座城池，打得千辛万苦，是为了进城享受，攻打本身只是一个过程，越短越好，越快越好。谁个没事干，一天到晚去攻城？现在已经攻下一个城池，就该享受了，还攻个什么？所以这些年，周宁基本上是在用城、享受城。如果能打了麻将，回来又有饭吃，晚上还有爱做，就很满足了。建城的事他懒得管，攻别的城，他嫌麻烦。 周宁对杨红这座城还是比较满意的，女人该有的她都有，胸高腰细屁股大，看上去舒服，摸上去也舒服。难得的是又做得一手好菜，上下两张嘴都喂得饱。从结婚起，就是杨红做饭，搬出集体宿舍后，周宁连洗碗的差事也自我罢免了，所以基本上是抄着个手，吃现成的。这样的老婆到哪里去讨？当然，既然是女人，就免不了有女人的毛病，比如不让打麻将啦，不让看黄带啦，对婆婆不叫“妈”啦，女婿岳母发生争执不站在自己丈夫这一边啦，等等等等。 但周宁知道，个个女人都是这样啦，说不定胸没杨红高，眼光还比她高；腰没杨红细，心眼还比她细；屁股没杨红大，脾气还比她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都说他这个老婆找得合算，要才有才，要貌有貌，事业上工作上没得说，又能挣钱，又会管家。周宁这个人还是很听得进群众意见的，别人都说合算，肯定是不会亏了。杨红这个老婆，带到乡下老家去，十分风光，极大地满足了周宁的自尊心。 不过有一段时间，周宁心下很有点想换个老婆，因为杨红在床上太死板。刚到e市中专上班的那段时间，周宁跟那些单身汉老师一起，看了不少黄带，长了不少知识，回来后也想如法炮制。有几次，就不管不顾，把杨红扯到床边，抬高了她的两条腿，来个老汉推车。采取这样一个姿势，的确使周宁热血沸腾，可以亲眼见到自己那家伙，在那里进进出出，上下翻飞，英雄豪气，好不快活。 但杨红死不愿意，说这样顶得太深，老想去上厕所，说着，就真的挣扎起来上厕所去了，搞得周宁站在床边，对着那仍然在抖抖索索的小弟弟哭笑不得。 周宁还试过从后面插入，好不容易把杨红说服了，趴在了床上，等周宁想让她撅高一点，方便工作，杨红又翻过去了，说不行不行，这简直象畜生一样。侧面呢，杨红倒是没反对，但周宁自己委屈求全地弯在那里，行动不便，进得不爽，退得不欢，自觉地放弃了。最后说让妇女翻个身，欺压一回男人，象扶大姑娘上轿一样地把杨红扶了上去，杨红又只肯埋着个脸，不肯动。周宁被一座大山压着，还要奴颜婢膝地上下窜动，又费力又费心，所以也不尽兴。 周宁就借了几盘黄带，拿回来给杨红“性启蒙”。结果也不知是那带子的问题，还是录像机的问题，一放进去就卡住了。周宁捣腾了几下，拿不出来，就拿了起子什么的，几下就把录像机拆开了。拆了还拿不出带子，就使蛮力硬拉了出来，结果把录像机搞坏了，带子也搞坏了。 那还是90年代初，录像机在h市还是高档消费品，是杨红花几千元叫哥哥托人从深圳买回来的，搞成这样，两个人免不了一顿吵，杨红怪周宁不懂装懂，野蛮拆卸；周宁说杨红的哥哥上当受骗，买的是水货。最后“性启蒙”没搞成，反倒搞得周宁无爱可做，“性愚昧”了好些天。 周宁整垮了录像机，吵一架就解决了，整坏了录像带，就麻烦了，拿什么还别人？好在他在中专那边与一个绰号“赵无能”的物理老师合住，赵无能有不少黄带，听说了周宁的悲惨遭遇，就拿出一盘，说你拿去还别人吧，这种带子，都差不多，没什么情节，男女相遇，短兵相接，二话不说，上去就戳，所以拿这盘蒙混过关没问题。周宁用那盘带子去蒙，果然蒙过了，不是别人没看出来，而是这盘比那盘戳得还欢。 周宁就和这赵无能成了好朋友。开始只说这“无能”是“物理”讹变来的，后来才听说是闹离婚闹出来的。赵无能的媳妇以性要求得不到满足提出离婚，轰动e市，被当作女性性觉醒的典范，大报小报记者倾巢而出，连篇累牍地报导了许久。最后婚离了，老赵就落下这个绰号。 老赵听说周宁想给媳妇搞“性启蒙”，就推心置腹地告诉周宁，你知道我媳妇为什么要离婚？就是因为我给她看了一些黄带，把她看发了，天天要花样翻新，日做夜做，贪得无厌。一次达不到高潮就要摔桌子打板凳，说我无能，自私，大男子主义。做的时候也是指指点点，这边那边，快点慢点，搞得我顾此失彼，丢盔卸甲。最可怕的，就是媳妇动不动就喊：“你又要射了，你又要射了，我还没好呢！”吓得我赶紧屏气敛精，把差不多射出去了的子弹又拉回来。 这样折腾几下，老赵就越来越萎，越萎就越挨骂，越挨骂就越萎，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最终以媳妇告到法院，法院判离了结。 赵无能的忠告就是：老婆还是保持在愚昧状态好，她懂得的越多，就越难侍候。男人是船，女人是水，你以为你伸着条桨东戳西捣是在玩水？你搞错了，其实是水东流西荡地在玩船。水要船翻船就翻，水要船沉船就沉。你怎么样雄风万丈，也万丈不过女人，她在那里以逸待劳，坐享其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玩死你，玩残你。不然这古往今来，怎么总是妓女多，妓男少呢？就因为女人得天独厚，可以以一对百。男人怎么样？一对一都是输。 周宁听了这番教诲，真个是豁然开朗，如果做爱的时候，杨红在那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要这样要那样，那自己的小弟弟怕是要吓得趴下了。再说，这翻花样，其实只是有利於女人，无非是把女人挑逗起来，撩拨起来，好把她送上高潮。至于男人嘛，真正的快感只在那最后的一射，你存货多，射得久，你就舒服得久。你没存货了，不管你老汉推车也好，观音坐莲也好，都是白搭。所以从那以后，周宁就再也没对杨红搞过性启蒙，反而兢兢业业地把杨红保持在性愚昧状态。 杨红也听别人说过什么“七年之痒”，但到了结婚后的第七年，正好是周宁调回h市的那一年，他在牌桌上认识的一个哥们，通过另外几个牌桌上认识的哥们，打通了关节，把周宁从e市的中专调到了h市一家挺不错的研究所。 为这，周宁把自己的麻将救国论对杨红大侃特侃了好几回：“你不让我打麻将，那是你没战略眼光。我不打，能认识老万？不是老万，我能调到h市来？现在很多生意是在麻将桌上成交的，很多人事调动是在麻将桌上谈成的。你为我搞调动这些年，你认识的那些人有没有为你搞成？还是靠我在麻将桌上认的人。” 所以第七年，周宁是在杨红的眼皮子底下度过的，天天早去晚归地上班，下了班不是被杨红人盯人地锁在家，就是溜出去打牌，然后被杨红发现，抓了回来。吵架也吵，斗气也斗，但出轨还没出。 有人讲起谁谁谁有了婚外恋，周宁总是不屑地说：“这个x人真是有毛病。一个联邦调查局监视他，还嫌不够，还要找个中央情报局？哪个女人的x不是一样？”说完，还乐呵呵地加一句，“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只怕他自己的老婆都应付不了，再找一个女人，他那根棍子就那么经捣？一滴精，十滴血，多应付一个女人，不知要少活多少年。” 杨红觉得自己的婚姻大概就是这样了，不浪漫，吵闹不断，但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她没想到，到结婚的第十年，却发现了周宁一件风花雪月的浪漫情事。 第73-74节 (73) 杨红发现周宁十年之痒的经过就象一部最没有想象力的小说里的情节，“滥”就一个字，好像作者的创作灵感已经完全枯竭，就随手抄袭了一部早已被抄滥的小说，而那部被抄的小说又不知道是抄的哪一本抄得更滥的小说。到底是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平庸故事，所以信奉“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作家只好这样写，还是作家这样写多了，生活模仿起艺术来，就不得而知了。 二000年，杨红剖腹产生下儿子周怡，很快发现又怀孕了，到h市医院去，被那些医生一顿羞辱，无奈之中，只好听妈妈的建议，回到家乡去做人流。妈妈帮她找了熟人刘医生，很顺利地就做了流产。刘医生安慰她，说剖腹产后几个月就做人流是很危险，但也不是没人做过。h市的医生骂得凶一些，可能是想让你留个深刻的印象，以后就会特别注意，也是为病人好。 杨红做了人流，就住在老家休息，有妈妈专心照顾，恢复也快些。周宁那时已调到h市，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正在忙着评副高职称。杨红准备等他副高职称一评上，就把他调到h大，因为周宁学历低，在h大来评副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h市离杨红的老家不远，坐汽车三个小时就到。周宁就每个星期回杨红的老家看她一次。医生嘱咐流产过后一个月内不得同房，下面也一直有些沥沥嗒嗒的流不干净，杨红觉得应该严格遵守医嘱，就坚决不跟周宁同房。那次周宁似乎也很体贴，没有死乞白赖地求欢。 有一个周末，周宁说他母亲病了，要回他老家去看看，不能来看杨红和儿子。周宁在家乡呆了一个周末，又打电话来说母亲身体仍然欠佳，要多留一两天，研究所那边已经请过假了。 杨红想既然婆婆身体不适，那就多呆几天吧。周宁从家乡回来后，仍旧每星期来看杨红，与从前毫无二致。 过了一段时间，杨红在老家呆久了，觉得挺闷的，加上自己带研究生，也想知道他们的论文进展得如何，正好杨红开工厂的的哥哥到h市办事，杨红就决定提前几天坐哥哥的车回h市，把妈妈也带回h市帮忙照顾儿子。 回到h市，周宁还在研究所没下班。杨红把儿子交给妈妈，自己坐到电脑前查电子邮件。电脑是开着的，好几个窗子都没关，杨红随便点开一个，恰好是周宁的电子邮件信箱，周宁好像走得匆忙，也许是没想到杨红会提前回来，连信箱都没关。 杨红立即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旧电影的套路是，妻子提前归来，推开卧室门，看到的是丈夫和他的情人在床上缠绵。现在是网络时代，新套路应该是妻子提前回家，打开电脑，看见丈夫跟情人的电邮，再穿插几张触目惊心的现代春宫图。 杨红按捺着，看了一下收件箱，大多是一个叫“故乡的云”的人写来的。点开了几个，才看出信件都是这个“故乡的云”与一个叫“故乡的山”之间的通信。杨红有点鄙视地想，这两名字也起得没水平，一个是“故乡的云”，另一个就应该避开这个“故乡”二字，换个别的了。你故乡来，我故乡去，犯了对仗之大忌。 “故乡的云”比较含蓄一些，就用“故乡的云”做信箱名，真名实姓被藏得严严实实的。而“故乡的山”呢，就不知道是直爽，还是网盲，用的是真名实姓，不是别人，正是周宁。 杨红顾不上尊重个人隐私，点开几封，慌忙火气地读了一下，方才的那一点鄙视就不见了，反而觉得心开始变凉。一封封地看下去，越看心里越凉。不管名字对仗不对仗，信写得很缠绵，不时地有诗词歌赋穿插其间。信都不长，但语句凝炼，有点一句顶一万句的气势。几句话，一个笑脸，有时还有几个英语词，把个网情书弄得有声有色。 杨红想不到周宁居然有这份文采这份情怀，一下就懵了。这么多年，都觉得他是首淫诗，是个不理解浪漫情怀的人，所以可以容忍他的不解风情。现在看来，他只是对自己老婆才是一首淫诗，对这个“故乡的云”却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情诗，缠绵悱恻，浪漫多情，才华横溢，温柔体贴。 杨红忍着气愤和眼泪，再往下看，发现这两个人已经通信不少日子了。“故乡的云”花了很多篇幅诉说自己丈夫的不解风情、粗俗平庸、自私自利、不求上进，在杨红看来，完全是对周宁的描写。如果自己要控诉周宁，可以一字不改地全篇抄袭。但杨红马上就气愤地看到周宁在那里循循善诱地开解“故乡的云”，道理说得那一个通透，同杂志上那些专门替人排忧解难的专栏作家如出一辙，很有洒向人间都是爱的胸襟，如果杨红得到其十分之一，就要感激涕零地评周宁为模范丈夫了。 “故乡的云”很关心地问到山的妻子和孩子，语气关怀备至，信息无比灵通，寥寥几句，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心胸宽广、一心只为心爱人着想的痴情女人。而“故乡的山”呢，语气那一个沉重，叫人感到他是一个重情义、负责任、在亲情与爱情之间挣扎的正宗男子汉。 “故乡的云”对现存婚姻似乎已经是毫无留恋，“离婚”二字在字里行间跳跃，好像只要“故乡的山”说个“离”字，云就要斩钉截铁地离了。 “故乡的山”语气比较模糊，既看不出他对妻子儿子的眷恋，也看不出他有另起炉灶的决心，好像更看重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些句子，其思想境界之高，简直可以与陈大龄的那些名言媲美。 从“故乡的云”和“故乡的山”对周宁故乡的熟悉程度来看，“故乡的云”真的是周宁故乡的一片云，读高中的时候，似乎对周宁有那么一点意思，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回去复读，第二年考上了一个师范院校，现在大约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教书。云和山曾约好一起去他们读过书的中学，回味那些甜蜜的往事。 杨红没有从电邮中看到直接的肉体关系的描写，但那可能只是云和山都比较含蓄，以他们两人的文风，可能宁愿用风雅的诗词来暗喻那些云雨的场面。联想到周宁好几次只身返回故乡，杨红断定他们已经做成那事了。生下周怡后，周宁甚至还提议去做个dna检验，当时杨红不懂他的用意，现在看来，周宁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鬼，所以怀疑她有外遇。 杨红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只觉得乱糟糟的象一团麻，眼泪一直往上涌，喉咙里好像有一声尖叫堵在那里，要么叫出来，要么吐出来。她顾不上跟妈妈打个招呼，就冲出家门，也没怎么想，就跑到以前跟周宁约会时常去的湖边。 看着那一湖平静的水，杨红感觉到一种致命的诱惑，很想一头扎进去，了结此生，因为自己这一生，真是活得不值，从来没有得到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爱。对一个女人来说，只有一个男人爱你，爱得真，爱得深，爱得长久，才说明你值得人爱。可是自己这一生，作为一个女人，有谁真正地爱过自己呢？ 杨红此刻有点明白为什么人会想到死。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其实他们的心可能是很平静的，生与死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们太痛苦，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值得他们留恋，或者说是因为这个世界不留恋他们，不需要他们，不欣赏他们。活到那个份上，生命已不再有任何意义。生无所恋，死就变得非常有诱惑力。 杨红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连周宁这样一个各方面都不如她的人，都不爱他，这事传出去，自己还有什么脸见人？更何况自己被周宁甩了，是因为一个高考考了两次的女人，是一个结过婚，有孩子，年纪肯定也跟自己差不多的女人，她到底有什么比自己强的地方？ 杨红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什么留恋的，只有孩子还是自己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但等他长大了，他也会离她而去的，现在的小孩不都是这样的么？朋友同事都只是泛泛之交，别人都有别人的生活，自己在他们生活中什么也不是。自己这一生，永远是孤独的，没人爱的。 杨红不知道自己在湖边坐了多久，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直到周宁找到她。 “回去吧，”周宁小心翼翼地拉拉她，“儿子还在家等你回去喂奶呢。” “让他吃牛奶吧，我要你今天就在这儿把一切都说清楚，回去说不方便。” 周宁摊开手：“你要我说什么？你都看见了。” “我要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哪点比我好？她高考还考了两次，上的也是二流学校，结过婚，有孩子……”杨红高声说了几句，突然停了下来，发现自己正在重复十年前周宁做过的事：追根究底地要知道为什么自己输在了另一个人手里，自己不过是把陈大龄换成了这个“故乡的云”。 (74) 那天在湖边，杨红就象审犯人一样把周宁狠狠审了一通，也没审出个满意的回答来。审到最后，审判人和被审判人之间的对话，围绕着一个“为什么”，形成了一个loop： //beforeenteringwhileloop “你为什么要跟她有这么一手？”杨红问。 //makeminorchangesifnecessary while(周宁答不出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想离婚了跟她去过吗？” “如果不是你发现得早，可能最后我会跟她去过。” “那你现在想不想离婚？” “我不想离，我舍不得你和儿子。” “你舍不得我和儿子，那你为什么要跟她有这么一手呢？”}//endwhile 一直loop到杨红自己都累了，才强行退了出来。 loop的结果，杨红从信息上没有得到多少新东西。“故乡的云”叫刘彩云，是周宁高中班上的英语科代表。“故乡的云”与“故乡的山”在故乡偶遇，两人留了电邮地址。云就跟山发了一封电邮，山就回了一封，云和山就互通起电邮来。慢慢的，云就开始追忆往事，山也鼓励她追忆，云含蓄地说出她曾经暗恋山，而山也说他对云有过意思。云的婚姻不幸，山的婚姻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情，安慰，回忆，倒叙，盼望，相见，等等等等，走的是已婚男女网恋的基本路子。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逼死都逼不出一句浪漫的话来，你跟她倒是蛮风花雪月的啊。”杨红恨恨地说。 “大多数都是从网上抄来的，现在网上多得很，你不信我可以指给你看。” “是不是为陈大龄的事在报复我？” “不是。你们之间又没什么，有什么值得我报复？” “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做了流产手术，你熬不住了？” “不是。你不要乱想，我跟她没做过那事。” 回家后，杨红想进一步细读那些电邮，给自己的问题找个答案，却发现周宁已经把所有电邮都删掉了，问他，他说是为了跟那件事一刀两断。 接下来的几天杨红还不屈不挠地审问了周宁几天，但审来审去，杨红还是没搞懂周宁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是因为十年前她跟陈大龄的事，她可以理解，甚至不怪他，就算一报还一报，扯平了。如果是因为生理上的需求暂时得不到满足，要找个人发泄一下，她也愿意理解，男人嘛，不就是为了那点事活着。如果是厌倦了她，要找个新鲜的女人，也该找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想不出这个故乡的云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不聪明，已婚，有小孩，听说样子也不比她强，在一个小城市工作。总而言之，周宁给不出一个理由，杨红也想不出一个理由。 杨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追究这个“为什么”，追出答案又能怎么样？为了防范以后再发生？或者追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就能把这事一笔勾销？那么她心中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她不知道，她只想知道为什么。她甚至想过去找那个刘彩云，但不知道自己找到她又能怎么样。骂她抢了自己的丈夫？如果别人说：“谁叫你管不住你丈夫的？”那自己有什么脸见人？ 周宁见她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就说：“你要是气不平，那你也去找一个吧，我不怪你。我们扯平了，你就不会难受了。” 杨红把周宁提的建议认认真真地思考了半天，找个情人，扯平？她把自己一生中所有可能的情人候选人都拿出来想了一遍，觉得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用来扯平。 陈大龄早已没来往了，还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更不要说现在。自己现在总不能跑去对陈大龄说，我们做情人吧，我要跟周宁扯平。从前追过自己的那些人，当时就只是请人来传传话，你一说不行，别人就跑了，现在早已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总不能自己跑去找别人吧？ 有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个中学同学，叫张明的，在班上挺调皮的，现在做生意做发了，是他掏钱搞的那次同学聚会。他倒是嘻皮笑脸地说以前在中学就暗恋杨红，但他也没说现在还恋她呀。同学聚会完了，大家也就再没联系了。 杨红悲哀地想，三十多岁的女人了，结了婚，又有了孩子，找个人从肉体上扯平还有可能，从感情上扯平？恐怕是很难了。 从肉体上扯平，杨红觉得不值。在杨红看来，女人跟男人做那事，除非是因为她爱他，不然就是被污辱了。一个女人去跟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做那事，那不是自寻倒酶？白白被人亵渎，吃亏的是女人。不光跟周宁扯不平，还把自己在另一个人那里扯亏了。 杨红是不想让她父母知道的，但周宁却把这事捅到岳父母那里去了。他跟杨红的父母摊开一切，说自己绝没有离婚的意思，但现在这事做也做了，杨红不依不饶的，到底要他怎么样呢？您去劝劝她吧。 杨红的父母就来劝她，说他也知错了，也愿意改了，看在孩子的份上，就算了吧。杨红为这事恨极了周宁，这叫自己在父母面前还怎么做人？这种事情，如果没人知道，还可以承受，不为人知的失败只算半个失败，人尽皆知的失败则是双重的失败。一旦外人知道了，那自己的脸就全丢光了，还怎么活下去？ 杨红狠狠警告周宁：不许你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你走漏一丝口风，你当心……杨红也不知道周宁应该当心什么，自己有什么可以治得住周宁的？当心我杀了你？还是当心我自杀？杨红知道自己既不会杀人，也不会自杀。除了哭，还是哭；除了吵，还是吵。 这口气，就那样窝在杨红心里，想忘记又忘不掉，想干脆离了婚，又怕被人耻笑，也怕自己再也找不到一个丈夫，怕儿子没爸爸要受人嘲笑。 从那以后，杨红看见周宁，就从生理上厌恶，当他来求欢的时候，杨红就感到连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有好些天，杨红都坚决不从，一直到周宁那玩意儿无数次地起落，憋得无可奈何，痛得他直抽冷气了，杨红才勉强让他爬上身来。 杨红很快就发现，在别人称为“三十如狼”的年龄，自己的身体却又回到了新婚时的状态，可能比那时还糟糕。那时的干燥，只是觉醒前的沉睡，一旦觉醒，就会湿润温软；而现在的干涸，象断了源头的河流，看不到重新流淌的迹象。杨红觉得自己那地方，就象一截抽了真空的橡皮管子，任周宁怎么左冲右突，都难以进入。 这是杨红没想到的。自己从思想上讲，还是愿意把这婚姻维持下去的。但自己的身体，却毫不留情地把周宁拒之门外。 结婚这么多年，杨红觉得自己的身体早已适应夫妻生活了，虽然周宁很少做什么准备工作，常常都是直奔主题，做起来也是心中有我，目中无人，但杨红早已不再觉得痛苦。当周宁因为别的事在杨红面前感到歉疚的时候，他会在床上尽心讨好，那时杨红甚至能感受到高潮。 周宁虽然赞杨红高胸，但他在床上对高胸却没什么兴趣，有时抓两把，也是玩笑多于爱抚。接吻呢，是杨红率先杜绝掉了，因为周宁饭后常常在牙缝里留几根菜叶肉丝什么的，晚上又常常忘了刷牙，即使是刷过牙了，两个人的口水搅在一块，也不知是谁的气味不对，反正吻后感很不令人回味。所以每次周宁张嘴来啃，杨红就把头左右转动，竭力躲避。次数多了，周宁也看出来了，就把这招省了。 周宁一直奉行把女人保持在愚昧状态的政策，也还没虚荣到要身下的女人大声喘气呻吟来证明自己功夫高强的地步，所以一般只注意自己火候到没到。女人扭动扭动倒是不赖，可以让自己更快到达顶峰，但他没觉得女人扭动的幅度是男人技术高下的反应，反而觉得是女人自身骚不骚的表现，象杨红这样绝对不骚的女人，除了命令她扭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周宁做到要飞不飞的时候，就催促杨红：“动一动，扭动扭动嘛，怎么象死蛇烂鳝呢？”杨红听了这话，自然是又羞又气，就算想动的也不动了。 开工前没前戏，完了事没后戏，杨红早就适应了，或者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前戏”“后戏”这些词，只在电视电影上，看到过男女之间缠绵地吻个没完没了，尤其是那男主人公，带着那种欣赏、沉醉的神态，从女主人公的脖子一路吻下去，看得杨红都心旌摇荡。周宁差不多从来没有这种欣赏沉醉的神态。 当然后来被周宁一点拨，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周宁说，这还不懂？电影不能拍得太黄嘛，当然只好让他们在那里啃给观众看罗，实际上，到了那种时候，哪个男人还忍得住？早就单刀直入了。 单刀直入就单刀直入，这些年，杨红也不觉得单刀刺进来的时候有什么痛感。用周宁的话说，杨红那块是口井，别看井沿上是干的，伸根棍子进去探探，就知道是眼活井。所以周宁就直接把他那棍子伸进去探，探来探去，就探到水了。再把棍子探进探出的，井水就跟着棍子爬上来，慢慢的连井沿也湿润了。 现在有了这个“故乡的云”横梗其间，杨红和周宁都发现是没办法单刀直入了，即便是周宁东摸摸，西摸摸地挑逗了半天之后，杨红仍然是干燥如初。周宁不得不到处打听，买来润滑剂帮忙，不然自己的小弟弟撞破头皮也进不去。 总算可以做了，但做着做着，那个女人就在杨红眼前冒出来，杨红就想到周宁的那玩意儿曾经在另一个女人的那个地方进进出出，说不定那个女人洗都没洗干净，说不定那女人还有什么脏病，而那个女人的那地方，又曾经有另一个男人的那玩意儿在那里进进出出，而那个男人…… 这样一想，就觉得周宁那玩意儿肮脏得要命，把自己的身体都弄脏了。有几次，不得不叫周宁停下，自己跑到厕所哇哇地吐个天昏地暗。 周宁的十年之痒，就成了杨红的紧箍咒，一有空就拿出来念叨一下，一直到有一天，周宁也爆发了：你这人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认了错，也保证不会再跟她来往了，你还要这样没完没了。叫你去找一个扯平，你又不去找。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杨红愣住了，她觉得自己再说一句，周宁就会提出离婚，或者从这个家跑出去，那是她不愿意要的结果。于是，杨红不再提那事，但在心里，却觉得有个疙瘩越结越大。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就觉得心口发闷，好像一口气梗在那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隐隐地发疼。 第75-76节 (75) 杨红乘坐的飞机终于到达t城，这是她本次飞行的终点。按朱peter的说法，他这头驴子就只能踢这么远了。剩下的，因为有太多的cases，他已经没法一一cover了，该你们自己去各显神通了，能放电的放电，能发嗲的发嗲，总之是魅倒谁是谁，只要有人把你们从机场接到你们的住处就行了。不过不要搭乘顺风车，是人不是人的就跟着他走，当心被卖了，当然卖了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被人卖掉还可怕的是卖不出价钱，传出去他这个当老师的没脸见人。 朱peter也顺便警告了一下，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也不要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以为那些来接你们帮你们的都是来追你们的。海外的中国人，很多人记得自己当初有人来接机的时候是多么感激涕零，到如今那挂鼻涕都还没甩掉，所以一旦自己有了车，便来接新同学。说不定人家根本没把您当异性，或者只把您当异性的恐龙青蛙什么的，那就不要自作多情了，更不要象防rapist一样防范人家。当然，该怎么感谢就怎么感谢，不要一激动，就觉得无以回报，要以身相许，反过来非礼人家。 经过了这一路旅程，杨红觉得只要自己正确对待朱peter的话，还是能从中获益匪浅的，关键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要被他那些油滑部分所迷惑，如果能做到这些，他教的东西基本上还是有用的。 杨红已经跟a大的牛小明联系好，他会来接她。杨红认识牛小明，是因为两人都认识h大毕业的魏成。而魏成说来还是杨红的学生，读本科时杨红教过他一段。后来魏成去了a大读博士，跟牛小明曾经是室友。 魏成的导师是carson教授。有一年魏成陪同carson教授到中国访学，h大这边正好是由杨红接待的，师生重逢，自然是份外亲切。后来杨红跟carson教授一直有email来往。去年carson教授提出请她来a大工作半年，发给她邀请信，讲好半年付给她$3000。h大每年都有派送教师出国进修的计划，只要你能联系到接收单位和经济支助，学校会资助三万元人民币，工资照发。 周宁对她出国是极力赞成。“就当是去旅游一趟嘛。”他说，“现在有钱就可以去欧洲，去东南亚，但是美国签证难，这不是个绝好的旅游机会吗？你去了，就把我也办过去。我们银马镇还没有谁到过美国的，我是第一个呀，祖坟冒烟了。” 等到杨红跟魏成发email，想请他在a大那边帮忙找住处时，魏成却告诉她，他现在在上海，找到了工作，还找到了一个女朋友，不准备回a大把博士读完了。不过恭喜她有出国的机会，他已经把找房子的事托付给朋友牛小明了。 这样，杨红就跟牛小明交换起email来。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婚姻状况，可能是下意识地知道男人对一个未婚女人会帮得更热心一点。再说牛小明也没问过，难不成自己跳出来说自己是结了婚的？ 不知道牛小明是不是上了这个当，把她当成了未婚女青年，反正他很热情，先后为她找了好几处地方，还把这些地方的优缺点一一列出来，让她自己斟酌。后来又答应到机场来接她。好家伙，早上五点啊！听说从a大到机场要开一个多小时，那等于是半夜三点就要起床。如果不是上了当，那就只能说他是活雷锋了。 在机场取行李的转盘前，牛小明不费吹灰之力就认出了杨红，可能因为那次航班上只下了这一个中国女人。既然牛小明走上前来问她是不是杨红，所以杨红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认出了牛小明。 牛小明看上去三十多岁，四方脸，长相、气质、风度都算一般，属于那样一种男人，就是如果没有小白脸的勾引，没有帅男的干扰，一个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他的女人，还是可以安安稳稳地跟他过一辈子的。 用有些女人刻毒的话说，就是如果她跟他被大风暴抛到一个孤岛上，岛上没有第二个男人，而他真心实意地爱她的话，她还可以忍受的那种男人。但绝不是女人一见就浑身发软，不顾一切就想扑到他怀里的那种男人。也没丑到女人看了会恨恨地说：就算这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嫁你。 值得女人说这种话的男人，一般是坏男人，而不是丑男人，因为女人对男人长相的感觉会随着对他人品的感觉而变化。男人人品好，女人慢慢就会觉得他不那么丑了，不然怎么会有男人敢大喊大叫地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女人她敢不敢这样唱？她肯定不敢，因为男人对女人外貌的评价不会因为她的人品而改变，最多遗憾地加个“就是”：哎，人倒是个好人，就是长得…… 过去这些年，杨红已把自己从男人的眼光里撤了出来，也把男人从自己的眼光里摒弃出去。在她看来，结了婚的女人，就象卖掉了的房子一样，已经从房屋广告上被撤下去了，即使是到了付印前一分钟才卖掉的，来不及撤下去，也会在上面打上一个圈，写个“已售”。再是几漂亮，也没有人来下定金了。或许那些买主从那房子外走过的时候，会说一声：嗯，我以后就买这种，但他们不会硬生生地花高价把那房子从原房主手里买过去。 杨红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到了美国，自己就不觉得自己是党的干部了，因而在思想上放松警惕了，还是因为tracy那些很有煽动性的说教，亦或是周宁放过那个口风，说你可以找个情人跟我扯平，总之，杨红发现自己又有点把自己放回到房屋市场上去了。此刻，她就在暗自思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点自作多情，牛小明对我好像多看了几眼，那表情有点象是在说今天起这么早还是值得的。 杨红不由得想起别人有关海外中国留学生男女比例失调的说法。听说在海外读书的男生，有很多都是三十大几了，还没寻到老婆，看到国内刚来的女的，都有点饥不择食，差不多是从机场就开始追起。即使没有长远打算的，也会献点殷勤，吃点豆腐。主要是出国的女生本来就比出国的男生少，再说那些出国的女生大多是来读研究生的，都有一把年纪了，名花不名花的，在国内都差不多有了主了。就算有些坚持原则、宁缺勿滥的，或者被别人坚持原则、宁缺勿滥了的，也可以找老美，既能解决身份问题，又能有个高大威猛的丈夫，卡色兼收，何乐而不为？ 不过也有人说这边未婚的女生并不少，只是漂亮的少，因为女生相貌不平庸也不会用心读书，至少不会读到出国的地步了。这边未婚的女生当然听不得这种说法，切，说这话的人，可能大多是自己读书不行的女人，或者是三十大几，没寻到老婆的男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把我说烦了，我就要叫你尝尝我到底酸还是不酸。 有的人分析说，海外留学生美女少，主要怪美国大使馆。那些签证官对美女绝对是有偏见的，因为她们一贯自视甚高，目中无人，在签证官面前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心态，所以受了轻蔑的签证官就会锯她们一锯子。而那些丑女，就比较谦卑，签证官看了，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心里一高兴，就舍不得锯她们。说这话的，就很有可能是那些被锯掉的人了。 不知道这牛小明是不是一个三十大几还没寻到老婆的人，反正他帮忙帮得挺上心的，哼吃哼吃地帮杨红把两个大箱子放进车里，杨红理所当然地想坐在前排，结果牛小明已经把一个箱子放在了那里，杨红只好坐在后排，心里有点失落，难道他怕我在路上非礼他不成？ 牛小明仿佛看出她的不快，笑着解释说，几年前，a大有个男生，接一个新来的女生，路上被她误会成rapist，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抓他方向盘，差点就造成车毁人亡事故，所以a大男生是一人遭蛇咬，人人怕井绳，一般都让新生坐在后排。当然牛小明没有说，那个女生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说不是她去抓他的方向盘，而是他来抓她的车头灯。究竟是谁抓谁的什么，一直没弄清。男生信男生版，女生信女生版。但有一点已经形成传统，那就是，男女瘦瘦的不亲，胖胖的也不亲—新生一律坐后面。 车一路开着，杨红觉得越开越到乡下去了。刚开始还看见公路两旁的高楼，甚为壮观，每个窗子都亮着灯，显出美国人浪费的气派，气派的浪费。高速公路也很热闹，一个方向有六、七条道，因为天早，车都开着灯。只见顺自己方向的是一溜溜红色的尾灯，逆自己方向的则是一条条金黄的长龙，很有诗情画意。 开了一会，就有点象杨红织毛裤边织边收针一样，走一段，一ne就merge掉了，再走一会，另一ne又merge掉了。这样一路merge，等开了半个把小时后，就只剩下两ne了。路两旁也不再有路灯，两边密密的树林看上去有点阴森森的。虽然天已经在慢慢亮了，但有点迷迷茫茫的。杨红突然想到自己就这么跳上一个从未谋面的男人的车，被他载着，向一个自己一点不了解的地方开去，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如果不是朱peter打过预防针，自己恐怕也要冲上去抓方向盘了。 大约开了一个半小时，杨红感觉是从繁华的h市，经过小康的老家，再经过破败的银马，当人烟终于稀少到跟周家冲差不多的时候，牛小明欢快地告诉杨红：到了！ (76) 杨红对a城的第一印象，就只能用苍凉两个字来形容。汽车从东向西穿过整个a城，杨红没看见一幢超过六层的楼房，路上也很少见到行人。虽然道路两旁风景还不错，但也没见有人在那打个太极、舞个剑什么的。 牛小明说a城是个大学城，大学就是城，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因为除了读书，没别的事可干。 牛小明先把杨红带到自己住的地方，搞得杨红有点怀疑他的动机，不过牛小明解释说，现在还不到八点，时间太早，打搅别人不好，不如先在我这里呆一会，吃个早点，然后再跟你roommate打电话。 牛小明住的是a大的房子，是一栋红砖房，三层楼。牛小明住了个一室一厅，roommate回国探亲还没回来。屋子里是单身汉特有的脏乱差。牛小明给杨红找把椅子坐下，就笨手笨脚地煮起面来。 杨红一见，忍不住走上前去，说我来吧。她问了一下怎么使用炉灶，油盐酱醋在哪里，就顺顺当当做出两碗面条，还把带来的榨菜炒了炒，放在面上。见牛小明的厨房乱得可以，又忍不住顺手收拾了一下。 杨红见牛小明吃得那样狼吞虎咽，心里有点同情这些海外留学的男生，自己不会做饭，又没老婆，白天夜晚都是饿，这日子过得真是凄惨。不过她也找到了一个报答别人的办法，当然不是消除他们夜晚的饥，而是解救他们白天的饿。当即就打定主意，以后谁帮我，我就做好饭好菜请他吃。 总算捱到快九点了，牛小明说，我来给你roommate打电话吧。说了两句，牛小明就放下电话，不解地问：“她说她七月份就已经给你发过email，说她已经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了，你收到她email了吗？” “没有啊，转租给别人了？那我怎么办？”杨红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她最怕的就是来到美国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只要有地方住下来，好不好都无所谓，住的地方都没有，那就真的是无家可归了。这次出国可以说是事事不顺利，看来本命年就是流年不顺，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听老人的话，买根红腰带勒在腰间了。 “会不会你查email时没注意到？来，你到我电脑上再查一下看。不过就算她没发，也没办法了，因为跟她完全是君子协定，没签租约的。我来帮你想别的办法吧。” 实际上，不签租约是杨红要求的，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住多久，一旦周宁探亲签证办好，她就不能与人合住，而要另找地方了。 杨红就在牛小明的电脑上打开自己的电邮账号，从头到尾地查看，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email。杨红那段时间做了流产手术在老家休息，看不到email，就把密码给了周宁，叫他在h市查，可能周宁看不懂英语，删了，或者看懂了忘记告诉她。但也有可能别人根本没发email，这一切都是牛小明搞的鬼。 牛小明安慰说：“别急，我在a大bbs上看到几个找roommate的，我帮你打电话问一下。”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似乎没有什么合适的，不是别人已经租出去了，就是离学校太远了，杨红没车，a市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都是一小时一趟，所以几个地方都不行。 牛小明说：“现在这个时候不大好找，因为已经开学了，房子的事差不多早已搞定了。” 杨红焦急万分，只知道问：“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牛小明安慰她说：“别急，实在不行，在我这里住几天。我可以在客厅睡。” 杨红想，这一切，是不是都是牛小明的阴谋，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犹犹豫豫地问：“这怎么住？” 牛小明笑着说：“没什么，这里男女合住一个apartment的多呢，早已形成了合住道德规范，roommate之间绝对不谈恋爱。” 杨红越听越觉得玄乎，怎么扯到谈恋爱上去了？难道他把我当小女孩了？那等他发现我婚龄都十几年了，不是要把我赶出去？ 不知牛小明是不是看出了她的担心，改口说：“既然你不敢住这里，我来给博导打个电话，看她那里可不可以挤一下。” 牛小明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寒喧几句，一路哈哈地笑着，不象在跟一个博导说话，倒象是在跟一个哥们油嘴滑舌。不过没几句，就把杨红的临时住处搞定了。“好了，她答应了。博导人挺好的，以前我做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没少往她那儿带人。” 牛小明拿起车钥匙，见杨红仍然狐疑地望着他，便说，“女的，你不用害怕了。来，我带你去她那儿……” 路上，牛小明告诉杨红，博导名叫薛海燕，在这里读博士，因为侃起人生大道理来，很有一套，所以大家开玩笑地叫她“博导”。 听牛小明说，海燕以前在国内一个挺有名的大学教英语，有一段时间，兼职为当地一家四卦杂志撰写《海燕信箱》栏目，专门为人排忧解难那种，人气很旺。后来她说怕误人子弟，坚决金盆洗手了。即使到现在，也是不肯误人子弟，不过一旦说几句，就令人豁然开朗，高山仰止。 牛小明说博导这人能轻而易举地让人对她打开心扉吐苦水，但她对自己的事却三缄其口，所以大家不太知道她的情况。不过她有好几个学生也在a大读过书，听他们讲，博导下过乡，进过厂，喂过猪也喂过人，七七年高考考得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没被大学录取，可能是因为她父亲是“四类分子”，也可能是哪位工作人员把表弄丢了，反正是个无头案。后来因为供弟弟妹妹上大学，单位又管卡压，一直拖了十年才进大学门，自学成才，没读本科，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她出国留洋时，已经不年轻了，中途又改专业，所以现在还没毕业，正在读统计系的博士。博导的丈夫好像是在外州一个什么地方工作，不常回来，她跟女儿在这边。 牛小明说：“博导的女儿ang长得很漂亮，象巩俐，不过我roommate说她象刘亦菲。” 杨红不知道这刘亦菲或许人也，但巩俐还是知道的，就说：“那博导年轻时肯定很漂亮。” 牛小明嘿嘿一笑，说：“年轻时我没看见过，不好乱说。不过我roommate说她比巩俐洋气。” 博导住的地方离牛小明的住处很近，都是a大的房子，一样的红砖房，是个两室一厅。杨红跟着牛小明上了三楼，看见有个女人站在楼梯口，正对着他们笑，知道这大概就是博导了。博导看上去三十多岁，身上的衣服好像是匆忙中随便套上去的，头发也是胡乱地束在脑后，给人感觉是刚才还在床上，接了牛小明电话才匆忙披挂上阵的。但杨红觉得她看着挺顺眼的，骨子里透出一股优雅，五官生得找不出一点毛病，尤其是她的脸，几乎没有皱纹，额头光洁，鼻梁挺拔，的确很洋气，笑起来露出珍珠般又白又整齐的牙，使她的笑很有感染性。 看见他们两个上楼来，博导就笑着说：“靓仔把美女接回来了？” 靓仔笑得一朵花似的，当仁不让地受了这恭维，倒是杨红有点不好意思，心想我哪算得上美女，想谦虚一下，又觉得博导是开玩笑的，自己当真反而惹人笑话。 两边都是一阵谦虚客套，一个说打搅了打搅了，给你添麻烦了，另一个说打搅什么，正好家里揭不开锅，急着把这房间租出去好买米下锅呢。 搬完了东西，牛小明又坐了一会，就告辞要走，说明天可以带杨红去银行开户、办ssn什么的，明早会打电话过来。 海燕就笑牛小明：“你这追功还不错。我本来想讨好一下新roommate的，既然你捷足先登，我就改日吧。” 牛小明对“追求”的指控也不辩驳，只呵呵笑着说：“你要是跟我较劲，我肯定输，女生都说如果你是男的，她们就嫁定你了。” 博导也不客气：“是女的，她们就不嫁了？我告她们性别歧视。” 牛小明他们走后，杨红客气地说：“薛老师，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本来你跟你女儿可以一人住一间的，现在—” 海燕笑着打断她：“你叫我薛老师，搞得我一惊一咋的。别叫我老师，不然别人以为我沽名钓誉，说我是a大的faculty。早就不是老师了，叫我海燕就行了。你有英语名字吗？” 杨红不想用teresa这个名字，就说：“没有，你有吗？” “在国内搞英语的，肯定有，不过来了这里，反而不用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了，就用薛海燕这名。主要是很多老美不知道怎么发这个xue音，折腾他们一下。教授们读不出我的名字，先要诚惶诚恐地请教我，心理上就输我一把了。”海燕笑着说，“那我就直接叫你杨红，不叫你杨院长了，免得把你叫老了。你这名字好，一听就知道苦大仇深，根正苗红。” 杨红笑着，心想，怎么这儿的人都象朱peter一样，嘴里没个正经的，忍不住说：“你说话很像我国内的一个口语老师，他也是爱开玩笑，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不过我这一路上，还多亏他教的那些口语。” 海燕微笑着看了她一会：“可能你当了一辈子党的干部，一本正经惯了。现在的人怕严肃，都喜欢搞笑两句。我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知道的人就不会当真。” “说话没人当真，那多不好。” “说话说到没人当真的地步，就很解放了。我没有思想负担，只管乱说，信哪句，不信哪句，是你的事。我们两个，一个正经，一个搞笑，说相声挺好呢。你住这里，是我近朱，你近墨，我们互相影响，潜移默化，要不了多久，我们都是黑里透红，说话都是半真半假了。” “嗨，你这话又像我口语老师说的一样了，他说我们近了他，就会变得黑里透红了。” 海燕呵呵笑着说：“你这个口语老师，怎么像我的应声虫一样？”说罢，又细细打量她一阵，“你好像对你这个口语老师入了迷呢，三句话不离口语老师。我作为泛情老前辈，要对你猛喝一声：同志，危险哪！再不悬崖勒马，您就掉情网里去了。” 杨红被她这样一说，觉得脸有点发烧，辩解说：“哪有这种事，我一个结了婚的人，哪会动那些念头。” “爱情这东西嘛，不可预见，不可预防，掉进去了，就掉进去了。不过采不采取行动，又是另一回事了。”看杨红很窘的样子，海燕就把话岔开了，说你如果想一下就把时差倒过来，今天就坚持着，白天不要睡觉，一直到晚上再睡。如果今天白天你睡了，晚上就睡不着，就得倒好些天时差了。 杨红觉得她说得有理，就坚持着不睡，先跟周宁打个电话，回头就坐在客厅跟海燕聊天。 “怎么，打了个电话就变得忧心忡忡了？”海燕问。 杨红试探着问：“听说你丈夫在外州，不经常回来，那你们夫妻不在一起—” 海燕笑起来：“是不是老公在电话里说个想你，让你担心了？怕他熬不住了出轨？”见杨红默认了，便安慰说，“没什么，男人会自行了断的嘛，叫他打飞机好了。” 杨红想这打飞机大概是跟陈大龄说的挤牙膏一个意思，就低声说：“可他说那做不得的，做了男人就废了。你不知道，他这人有个怪毛病，想做不能做，那块就疼。我都想过了，万一他办探亲签不到证，我就回去算了，免得—” “别傻了，你怎么把自己当成一剂药？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不能因为怕他出轨就从早到晚跟着他。出轨不出轨，主要是思想上的事，因为男女都可以自行了断的。疼不是什么毛病，很多男人都会这样的，打一架飞机下来就没事了。你丈夫不愿打飞机，可能是听那些老人的瞎叨叨。其实从生理角度讲，自行了断跟做爱没什么区别，都是想个办法达到高潮而已，不同之处是心理感受。现在既然夫妻不能在一起，自行了断也挺正常的。告诉他，没事，有人还说男女性爱只是自行了断的不完美的代用品呢。” “男女性爱只是自行了断的不完美的代用品？怎么会这样？” “可能自己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吧。这话可能也太过火了点，完全不考虑心理感受。不过什么事都是因人而异，就象有的人更喜欢同性而不喜欢异性一样，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宁愿自行了断，至少不用担心怀孕或者染上性病吧。人上一百，种种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第77-78节 第79-80节 第81-82节 第83-84节 第85-86节 第87-88节 第89-90节 第91节 第92-93节 第94节 第95节 第96-97节 第98-99节 第100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