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


 第一章

    王安忆说：


    有时候我想描绘小说这东西的形状。它的时间状态是无疑的，就是讲述的过程，那么空间的状态呢？空间是个令人茫然的概念，它好像很难物化似的，而我知道，空间其实是无时不在的，它是时间的容器，我们存在的本身就证实并使用了它。那么，小说的空间状态是什么？难道就像纸那样扁平的一张？马拉美所说的「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为了成为书而存在着」，就为了成为那样扁平形状的东西吗？这似乎令人伤怀。


    一


    隔壁房间里的自鸣钟「当当当」地打了四点，欧阳端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再不敢睡了。被窝很暖和，哪怕只多呆一分钟也好，她拖延着时间。谁家的后门开了，又重重地碰上了司伯灵锁──「砰」，随后，弄堂里响起一阵又急又碎的脚步声。端丽咬咬牙翻身坐起，把被子一直推到脚下，似乎为了抵抗热被窝的诱惑。一团寒气把她包裹了，打着寒噤，迅速地套上毛衣、棉袄、毛裤──毛裤软绵绵的很难套上。五分钟以后，她已经围着一条黑色的长围巾，挎着篮子，拧开后门锁，重重地碰上门，匆匆走了，身后留下一串沓沓的脚步声。


    天，很黑。路灯在冰冷的雾气里哆嗦。几辆自行车飞快地驰过去，三两个人缩着脖子匆匆走着，一辆无轨电车开过了。端丽把围巾没头没脑地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活像个北方老大嫂。风吹来，刀子割似的，一下子就穿透了毛线裤和呢裤，她觉得似乎只穿了条单裤。俗话说：寒从脚底来。腿一冻，带得全身都打哆嗦。该做一条薄棉裤，她思量着。从没想到上海会有这么料峭的北风。因为她从来不曾起这么早并且出门，她也从不曾以为早起出门是什么难事。有时，阿宝阿姨没买到时鲜菜，她会说：「你不能起早一点吗？」现在，阿宝阿姨走了，轮到她早起了。她叹了一口气。


    穿过马路，赶上前边那个挎菜篮的老太婆，又被两个小姑娘从身后超过，街面房子的门里不时有人走出，提着竹篮，打着哈欠，碰上了门，袖着手向前走去。走向菜场的队伍渐渐壮大了。到了路口，转弯，前面就是菜场。昏黄的灯光像一大团浓重而浑浊的雾气，笼罩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地上潮漉漉粘搭搭的像刚下过一场细雨，这里那里沾着菜皮，鱼鳞。人声嘈杂，都在说话，都听不清在说什么。一辆黄鱼车横冲直撞地过来了，人流被劈成两股。一伙小孩子和妇女挤在黄鱼摊前，吵吵嚷嚷，推推搡搡，眼看着要打起来了。端丽赶紧站远一点。这种地方，大都是被这些野孩子和以专给人家买菜为职业的阿姨垄断着，旁人休想插脚。他们似乎有一个什么联合同盟。如你想买时鲜菜、热门菜，早早地去了，排在第三位，甚至第二位。然而一开秤，转眼间，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第十七、十八人后面了，哪怕在你前边只是一块砖头，剎那间，也会变出这许多人来。他们互相拉扯，互相证明，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


    端丽身不由己地走在人流中，心里盘算来、盘算去，总也没法子把这八角钱的菜金安排妥。公公的定息、工资全部停发，只给每人十二元生活费，还不包括已经工作了的大儿子，端丽的丈夫文耀。他自然是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可惜他从没这么打算过。他拿着六十元的大学毕业工资，早早地结了婚，生下二女一男。端丽没有工作，大学毕业后竟把她分到了甘肃，她不去，她不少那几个钱用。谁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呢？六十元，要供给五口人的衣食住行。


    六十元，扣除煤气，水电，米，油盐酱醋，肥皂草纸牙膏等费用，剩下的钱全作菜金，也只睹每天八毛。越是没有吃的，越是馋。三个孩子本来吃饭都需要动员，而如今连五岁的咪咪都能吃一碗半饭。一碗雪里蕻炒肉放在饭桌上，六只小眼睛一眨一眨，一会儿就把肉丝全啄完了。端丽狠狠心，决定买一块钱的肉，干菜烧肉，解解馋，明天吃素好了。


    想好了，便挤到肉摊子跟前。人不多，只排了十来个人，她在末尾站上，一边细细打量肉案上的肉，经过衡量比较，看中了一块夹精夹肥的肋条。前边有两位指着那块肉，斩去了五分之二，可别卖完了！她的心有点跳。又有一个人要买那块肋条肉，只剩三指宽的一条了。好在，她已排到了跟前，紧张、兴奋，使她一时没说出话来。


    「要哪块？快点快点！」卖肉的小师傅不耐烦地用一根铁条在刀口「霍霍」地挫了几下，后边的人直推端丽。


    「要这块肋条，一块钱！」她怕被人挤出去，两手抓住油腻腻的案板。


    小师傅拖起肉，一摔，一刀下去，扔上秤盘：「一块两毛！」


    「我只要一块钱的。」她抱歉地说。


    「只多两角钱，别烦了好不好！」


    「麻烦你给我切掉，我只要一块钱。」端丽脸红了。


    「你这个人真疙瘩，你不要人家要！」


    「给我好了，小师傅。」后面一个男人伸过篮子。端丽急了：


    「我要的，是我的嘛！」她夺过肉，掏出钱包，点了一块两角钱给他。


    肉确是很好，可是，把明天的菜金花去了一半。要么，就作两天吃好了。这么一想，她轻松了。走过禽蛋柜，她站住脚：买几只鸡蛋吧！蛋和肉一起红烧，味道很好。孩子的营养要紧，来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太委屈了。她称了半斤蛋，四毛四分。作两天吃也超支了四分。不管它了，过了这两天再说吧！她吐了一口长气，转回头走出菜场。


    天色大亮，路上行人匆匆，自行车「滴铃铃」地直响成一片，争先恐后地冲。有一些小孩子，斜背书包，手捧粢饭或大饼油条，边走边吃。端丽想起了多多和来来，加快了脚步往家走。


    文耀和孩子们都起床了。多多很好，没忘了点煤气烧泡饭。这时，都围着桌子吃早饭呢！


    「妈妈，买油条了吗？」来来问。


    「妈妈买肉了，今天吃红烧肉烧蛋。」端丽安慰孩子。


    来来欢呼了一声，满意地就着什锦咸菜吃泡饭。多多却噘起了嘴，没精打采地数珍珠似地往嘴里拣饭米粒。这孩子最娇，也许因为她最大，享的福多一点的缘故吧，对眼下的艰苦日子，适应能力还不如弟弟和小妹妹。


    「别忘了给姆妈爹爹端一点过去。」文耀说，匆匆扒完最后几口饭，起身走了。


    「好的。」她回答，心里却十分犯愁。


    「我的语录包呢！」多多跺着脚，烦躁地叫。


    「你自己找嘛！」端丽压制着火气说。她刚披上毛巾开始梳头，这么披头散发地在菜场上走了一早晨，简直不堪回首。


    「咪咪，你又拿我的东西。没有语录包不能进校门的呀！」


    端丽只好放下梳子，帮她一起找。咪咪也跟在后面找，她最小，却最懂事。最后在被子底下找到了。


    「不是我放的。」咪咪赶紧声明。


    「不是你，难道是我？」多多朝她翻翻眼，匆匆地检查着里面的语录，老三篇等宝书，这是他们的课本。去年年底划块块分进中学，每天不知在学什么，纪律倒很严，不许迟到早退，多多这样出身不好的孩子，就更要小心才行。


    「多多，在学校少说话，听到吗？」端丽嘱咐道，「人家说什么，随他的去，你不要响，别回嘴，听到吗？」


    「晓得了！」多多下楼了。她很任性，不肯受屈，端丽最替她担心了。


    「妈妈，我走了。」来来也跟着下了楼，他还在上小学，很老实，不大会闯祸。


    这时候，端丽才能定下心继续梳头。她的头发很厚，很黑，曾经很长很长，经过冷烫，就像黑色的天鹅绒。披在肩上也好，盘在脑后也好，都显得漂亮而华贵。她在这上头花时间是在所不惜的。可是红卫兵来抄家时勒令她在十二小时内把头发剪掉。她剪了，居然毫不感到心疼。当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时，谁还有闲心为几根头发叹息呢？她只求太平，只求一切尽快尽好地过去。只是从此，她再不愿在镜子前逗留，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模样。匆匆地梳好头，匆匆地刷牙、洗脸……她干什么都是急急忙忙，敷敷衍衍。过去，她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话梅，含在嘴里，轻轻地咬一点儿，再含上半天，细细地品味，每一分钟，都有很多的味道，很多的愉快。而如今，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她大口大口咽下去，不去体味，只求肚子不饿，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把这一天，这一月，这一年，甚至这一辈子都尽快地打发过去。好些事，她不能细想，细想起来，她会哭。


    「妈妈，我到楼下后门口站一会儿好吗？」咪咪请示。


    「好孩子，在家里。妈妈煮好蛋，帮妈妈剥蛋壳。」端丽央求咪咪。她怕咪咪和邻居孩子接触。一旦有了纠纷，吃亏的总是咪咪，碰到不讲理的大人，就更糟了。


    咪咪没有坚持，有些忧愁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怎么，这孩子会叹气。她走开了，趴在窗口往下看。


    端丽洗碗，扫地，揩房间，把肉洗干净泡上酱油炖在沙锅里，别一个煤气煮鸡蛋。


    「妈妈，」咪咪从窗口扭过头来说，「『甫志高』又来找小娘娘了。」


    「噢。」端丽答应着。「甫志高」是小姑文影学校里高她两级的同学，长得和电影里的「甫志高」活像。这男孩子出身也不大好，父亲开私人诊所，两人都没资格参加红卫兵，逍遥在家，不知怎么开的头，来往起来了。


    「他俩出去了，」咪咪又报告，「『甫志高』走在前头，小娘娘在后边。」


    「咪咪，来剥蛋！」


    「噢！」咪咪来不及地跑了过来。能有点事干，她很高兴。


    沙锅里飘出肉的香味，十分馋人。可是，肉却缩小了。端丽惶惑地看着它们，不晓得该如何阻止它们继续小下去。


    「嫂嫂。」文光拿着一只碗一双筷走到水池子跟前，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收进碗柜。


    「这么就算洗过了？」端丽恶心地说。看他那么懒洋洋的邋遢样子，她不晓得他当年和父亲划清界线的革命闯劲上哪儿去了。


    「并没有油腻。」他和蔼地解释道，走出厨房，顺手摸了摸咪咪的脑袋。咪咪毫不理会，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鸡蛋，她轻轻地敲了几下，翘起小手指头，小心地揭着，像是怕把它揭痛似的，神情很严肃。


    端丽在剥好的光滑的鸡蛋上浅浅划了三刀，放进肉锅，对边上神情关注的咪咪解释：「这样，味道才会烧进去。」


    「肯定好吃得一塌糊涂，妈妈。」咪咪说。


    端丽心里不由一酸，这种菜是乡下粗菜，过去谁吃啊！难得烧一小钵，直到烧化了，也很少有人动筷子。她看了就发腻，可现在居然真觉得香。


    肉煮好，连同干菜、鸡蛋，有大半沙锅。端丽找了一个样式好看的小碟子，先在底下铺上一层干菜，然后放上几块方方正正的肉、一只蛋，送到隔壁房间去。他们原本是同婆婆一起吃的，公公停发工资后，婆婆说分开好安排，就分开了。


    「端丽，你们自己吃好了，让来来吃好了。」婆婆客气着。


    「一点点东西，姆妈，给爹爹尝尝味道。」端丽放下碟子赶紧走了。这么一点东西再推来让去的，她要羞死了。


    她准备吃两天的计划，在中午就破产了。她先用筷子在沙锅里划分了一下，勉强睹三顿，可一顿只浅浅一碗，分到五张嘴里，又有几口了呢！她毅然把碗盛满：要吃就要吃畅，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午饭后，是一天中最清闲自在的时候。端丽松了一口气，打开衣柜，想找几件旧衣服拆拆，翻一条棉裤。找出两条旧裤子，可作里子，又找了一件咪咪小时候的旧棉袄，把棉花拆出来可作心子。材料找全，就坐下开始工作。第一道工序是拆，拆比缝还难，很枯燥，又急不得。正拆着，小姑文影来了。文影不算十分漂亮，但举止有几分恬静，很讨人喜爱。她们姑嫂以前的感情并不怎么好，常为一些小事叽叽咕咕。文影见端丽做了新衣服要和妈妈吵，端丽见文影买了新东西也要和丈夫生气。现在，所有的东西一抄而空，再没什么可争的了。加上文影学校停课，整天很无聊，常来嫂嫂房间坐坐，倒反和睦了许多。


    「嫂嫂，你在拆什么？」


    「两件旧衣服，改一条棉裤。」


    「这件也要拆吗？我帮你。」文影找了一把小剪子，也拆了起来，「棉裤太笨重了，应该用丝棉做。」


    「几斤丝棉都抄掉了，还都是大红牌的呢！几件丝棉棉袄也抄了，全放在楼下，连房间一道封起来。只剩你哥哥的一件驼毛棉袄了。」


    「再加一条厚毛线裤还不行吗？穿棉裤难看！」


    「我老太婆了，难看就难看，随它去了。」端丽半真半假地笑着说。


    「瞎三话四。嫂嫂你是最不见老的。不过，那时你真漂亮，我至今还记得你结婚那天的模样。」


    「是吗？」


    「真的。你穿一套银灰色的西装，领口上别一朵紫红玫瑰，头发这么长，波浪似地披在肩上，眼睛像星星一样，又黑又亮。那时我五岁，都看傻了。」


    「是吗？」端丽惆怅地微笑着。


    「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好看。记得那年你妈妈故世，大殓时，你把头发老老实实地编两根辫子，还是很好看，怪吧！」


    「有啥怪的。人年轻，怎么都好看。」端丽决计打断小姑的追忆，她不忍听了，越听越觉得眼下寒伧，寒伧得叫人简直没勇气活下去，「你现在是最最开心的时候，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可是我们只能穿灰的，蓝的，草绿的，只能把头发剪到齐耳根，像个乡下人。」文影叹了一口气。


    「就这样也好看，仍然会有人爱你。」嫂嫂安慰她。


    「但愿……」


    「你那同学对你有意思？看他来得很勤。」


    「嫂嫂，你又瞎三话四！」文影脸红到脖子根。


    「我说的是实话，你也有十七岁了吧！」


    「我才不想那些事呢！我还想读书。」


    「想读有什么用。再说，真读了又怎么样？我大学毕业还不是做家庭妇女。」


    「那是你自己要做家庭妇女。我就不！」


    「说得好听！如果要你去外地，你去吗？我是怎么也不去外地的，在上海吃泡饭萝卜干都比外地吃肉好。」


    「都传说，我们毕业了，有分配去外地的名额。」文影忧愁地说。


    「端丽，」婆婆来了，一脸的惊恐不安，「楼下来了十几个人，都是你们爹爹单位的，戴着红袖章。」


    「真的？」姑嫂二人顿时紧张起来，文影脸色都发白了。端丽站起身，把门关好，强作镇静安慰婆婆，「别怕。最多是抄家，东西也都抄完了。」


    「我就怕他们上来缠，问这问那。不回答不好，回答错了，又给你爹爹添麻烦。」


    「别说话。」文影低声叫，眼睛充满了惊恐。她很容易紧张，有点神经质。每次抄家之后，她都要发高烧，「别说话，让他们以为楼上没有人，就不会上来了。」


    于是，三个人不再出声，静默着，连出气都不敢大声。只听见楼下传来拆封开门的声音，有人吆喝：「再来两个人，嘿──扎！」好像在搬东西。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房门忽然开了，三个人几乎同时哆嗦了一下。有人走了进来，却是来来。大家松了口气，婆婆直用手抚摸胸口以安抚心脏。


    「你怎么上来的？」端丽不放心地问，似乎楼下布了一道封锁线。


    「我走上来的。」来来实事求是地回答。


    「楼下那些人没和你说话？」


    「没有。他们在搬东西呢，把东西都搬到卡车上。小娘娘的钢琴也搬走了。」


    「让他们搬吧！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他们别上来。」文影疲倦地说。


    大家又静默了一会儿，听见下面钥匙哗啦啦的锁门声，然后，是汽车的启动声，「嘟」──走了。


    「妈妈，我肚子饿。」来来说。他十一岁，正是长的时候，老感到饥饿，随时随地都可进食。


    「自己去泡一碗泡饭。」端丽随口说，可立刻觉察到婆婆极不高兴地看了自己一眼，便改口说：「给你一角钱吧。」


    来来高兴地跑过来接了钱，把这张小钞票摊平夹在书里。仍然爬上骑子继续做功课，没资格参加红小兵，只好闷头做做功课。他是长孙，是阿奶的命根子。


    过了一会儿，多多也回来了。端丽一边和小姑、婆婆闲聊，一边听见来来轻声得意地对姐姐说：「妈妈给我一角钱。」


    「稀奇死了。」多多嘴巴噘起来了。


    来来讨好地趴在姐姐耳朵边说了些什么，多多的脸色才和缓下来。端丽放心了，一旦孩子当着婆婆的面闹起来，就是她的过错了。


    「你们爹爹置这份家业，是千辛万苦，你们不晓得。」婆婆唠叨，「当年他一个铺盖卷到上海来学生意，吃了多少苦头，才开了那丬厂……」


    「那都是剥削来的。」小姑不耐烦地顶母亲。


    「什么剥削来的？你也学文光。我的陪嫁全贴进去了，银洋钿像水一样流出去……」


    「你不要讲了好吗？给人听到又不太平。」


    「文影，你不可以这么凶的。」端丽制止小姑，「姆妈，你心里烦就对我们说，这话可万万不能对外人讲。」


    「妈妈！」多多在叫，「我们出去玩，一歇歇就回来。」多多搀着咪咪，来来走在前边，一只脚已经下了楼梯。


    「去去就来噢！」端丽嘱咐道，「人家说什么都不要搭腔啊！」


    「晓得了！」多多回答，三个人扑通扑通下了楼。


    淘米烧晚饭时，三个人才回来，一脸的心满意足，嘴唇一律油光光的，咪咪的嘴角上还残留着一些黄黄的咖喱末。


    「你们吃什么了？」


    「吃牛肉汤，妈妈。」咪咪兴奋地说。


    端丽吓了一跳，一毛钱如何能吃到牛肉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要瞎讲。」


    「是吃牛肉汤，一人一碗。」来来证明，妈妈的惊讶叫他更觉着得意了。


    「多少钱一碗？」


    「三分钱。还多一分钱，给咪咪称了重量，咪咪有三十七斤呢！」


    「这么便宜？」端丽更加吃惊，「在啥地方吃的？是淮海路上吗？」


    「不是。要穿弄堂的，一条小马路，角落里有一丬点心店，名字叫红卫合作食堂。」


    「你们怎么找到那里去的？」端丽不知道那个地方，她只知道红房子西餐馆，新雅粤菜馆，梅龙镇酒家……


    「我们慢慢走，一边走，一边看。姐姐说要买合算的东西吃。」


    「多多，」端丽叫道，「你们吃的那些地方卫生不卫生？可别吃出毛病来。」


    「有什么不卫生，好多人在那里吃呢！」多多说。


    「我们吃得很合算，是吧，姐姐。」咪咪说，「我们对面那人吃一碗牛肉汤是两毛钱呢，其实和我们的汤一模一样，就是有几片肉。」


    「你们的汤里没有牛肉？」


    「我才不要吃牛肉呢！」多多说。


    「我也不要。」来来和咪咪异口同声地响应。


    端丽一阵心酸，说不出话来了。接连吃两天素菜的决定便在这一刻里崩溃了。


    她每天上菜场，总要被一些荤菜、时鲜菜所诱惑，总是要超过预算。她不会克制，不会俭省，不会瞻前顾后，却很会花钱，很会享受。她习惯了碗橱里必定要存着虾米、紫菜、香菇等调味的东西，她习惯每顿饭都要有一只象样的汤。她觉得自己克得很紧，过得很苦，可是钱，迅速地少下去，没了。她苦恼得很，晚上和文耀商量，文耀比她还发愁，最后仍然得由她来想办法：


    「有些用不着的东西，卖掉算了。」


    「对，就这么办！」文耀高兴了，刚才还山穷水尽，这会却柳暗花明，他以为可以一往无前。于是翻了一个身，呼呼地睡着了。他在学校以潇洒而出名，相貌很好，以翩翩风度吸引了不少女孩子。有一次电影厂借学校拍电影，也把他拉去充当群众。他学的是土木，功课平平，却很活跃。学校乐队里吹蛇形大号，田径赛当拉拉队，组织学生旅游，开晚会，都很积极。他会玩，和他在一起很快活。高傲而美丽的端丽委身于他，这可算是一大因素。而到了如今这个没得玩了的日子，端丽发觉他，只会玩。


    后门轻轻地吱嘎了一声，开了，又轻轻地咯嗒碰上了。然后，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是文光回来了。他就像个幽灵，神出鬼没的。出去，进来，谁都不知道，谁也不注意，更不知他在想什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站出来同父亲划新界线，将被子铺盖一卷，上学校去住了。可是不到两个月，却又灰溜溜地回了家。不知是红卫兵仍不愿意接受他，还是他自己不愿参加。回来时，又黑、又瘦、又脏，据说身上还长了虱子。总之，像个叫花子。父亲没骂他，没赶他，却不再搭理他，连正眼也不瞧一下。母亲呢？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真是前世作孽，好好的一家人，变成这么一摊子，端丽只觉得自己命苦。

 第二章

    二


    端丽翻箱倒柜，将穿不着的衣服找出来，准备送到寄售商店去。


    多多的东西不能卖，她穿了还都能给咪咪穿，来来的衣服也可以给咪咪改。只有咪咪的衣服可以卖掉一些。她拣出一件桔红的小大衣，一套奶油色的羊毛衫裤。文耀的西装可以卖，只是怕卖不出价钱，这年头有谁穿西装？眼下最时髦的服装是草绿的军装。这件自己的织绵缎小棉袄也可拿去，还有几条毛料裤子，都是纯毛的，做工极考究，全是在「新世界」「培罗蒙」「朋街」「鸿翔」做的，剪裁合体，每件都经过很仔细的试样。她翻拣着这些东西，心里隐隐地作痛。她喜欢穿好衣服。穿着不合身、不合意的衣服，她会难受，会不自在，好像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了。她骄傲不起来，整个心绪破坏了。记得有一次，参加文耀表妹的婚礼。两个月前她就开始做准备，这在她的生活里是很重大的内容，她买了一段黑红碎花图案的料子，去「新世界」做一条连衣裙。她皮肤白而光洁，穿深色的衣服特别迷人。取衣时间正是婚礼那天的早上，她以为很巧，正好。可是早上去取，却回说还没从工场里出来，要她下午五点去取。下午，她穿着家常的裤子衬衫和文耀一起去「新世界」，取了衣服直接乘二十六路去和平饭店，虽说要稍迟到一点，可出席这种场合端丽总是要迟到的，这是身分。衣服是取到了，可却很不合身，胸围宽了一点，原来工场的裁剪师傅将二尺八寸误认为二尺九寸了。胸围一宽，整体都松松垮垮，没了线条。她几乎要哭了。文耀安慰她：「倘若人家说你衣服大了，我们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新兴的样子，时髦！」他是很能说笑话的，可这会儿端丽却一点也笑不出来。整整一晚上，她都无精打采，不说话，不动弹，也不太吃菜，只盼着宴席早散。


    她把这件连衣裙也拣了出来，连同其它衣服，一起打成包裹。


    「妈妈，」趴在窗口看弄堂作乐的咪咪叫道，「楼下来了两部卡车。」


    端丽丢下包裹，也跑到窗口往下看。果然，小花园前的铁门敞开了，门口停了两辆卡车。车上跳下几个人，卸下一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往屋里搬。


    「有几个小孩子。」咪咪说。


    「是新搬进来的人家。」端丽自言自语。这是常有的事，弄堂好几幢房子搬进了新住户。插进来的都是住在杨树浦、普陀区等边缘地带的工人，举止和这里的老住户大相径庭。


    楼下，一个妇女捧着一口米缸叫嚷着：「放在哪块？」


    「江北人！」咪咪笑了起来，学着说，「放在哪块？」


    端丽把咪咪扯过来，关上了窗：「别看了。江北人都凶得要命，千万别招他们。听见吗？」咪咪不再趴在窗前看了，可端丽自己却没事找事地老跑到窗户前，隔着玻璃往外看。车上的东西渐渐地卸完了，只剩下一筐筐煤球和劈柴。然后，连这些东西也慢慢地都卸完了，卡车开走，留下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一群穿着一色改制的工作服的、大大小小的男女孩子，在底下忙进忙出。端丽渐渐地认清刚才那捧米缸的大块头女人和瘦小的、只顾埋头干活不大说话的男人是一家，那女人被称作「阿毛娘」。另一个武高武大的男人和戴一顶纱厂工作帽的女人是一家，至于那一帮孩子，她没能搞清谁是谁家的，她觉得他们彼此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都很邋遢和粗野。端丽心里很乱，不知该如何同新邻居相处才好。这些人的脾性，她不了解，因为从来不曾与他们打过交道。隔壁弄堂里有几家不怎么样的人家，那些孩子常常过来捣蛋，对着端丽他们的背脊叫「阿飞！」甚至扔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孩子又都跑来把小花园围墙上插的碎玻璃统统砸光。然后骑坐在上面，呼口号，骂人，朝玻璃窗扔砖头，每日必来，十分尽职。楼下房间封掉后，才太平了下来。这些是端丽对这些人家唯一的经验。她担心得很，平添了一层烦恼。转而又想到封掉的三楼，要是再搬进这么两家，便可联合成战斗队，每日都可开斗争会了。正发愁，多多回来了：


    「妈妈，楼下搬来两家人家，才好玩呢！他们把地板拖干净，进门就脱鞋。」


    「这有什么好玩？」端丽心绪烦乱地说。


    「他们真的赤脚在地上走？」咪咪极有兴趣，追着姐姐问。


    「不相信你自己去看。」


    「妈妈，我下去一歇歇。」咪咪来不及地要走。


    「不许去！」端丽气汹汹地叫道。咪咪委屈地扁扁嘴巴，抽回了脚步，却并不走回来，靠着墙站在门口。


    「妈妈，你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我上来时，一个大块头女人还朝我笑呢！」多多说。


    「你不懂！来抄家，来斗你爷爷的，当初岂止是对你爷爷笑。」端丽叹了一口气，「咱们家如今是谁都能欺负的了。」


    多多不说话了，坐在桌子前，从语录包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小书，咕噜咕噜背着，这是他们的功课。


    端丽站起身，看看摊了一床的东西，强打起精神，收拾着。


    「多多！」端丽叫。


    「做啥啦？」


    「多多，你来一下，妈妈有事对你讲。」


    「人家在背老三篇呢！明天学校里要抽查。」多多噘着嘴过来了。


    「多多，你帮妈妈去寄售商店走一趟，拿着这些东西，给。」


    「去干吗？」


    「这，这都是没用的东西，放在家里也占地方，卖掉算了！」端丽连对孩子都羞于承认目前的贫困。在她看来，贫困如同罪恶一般见不得人。


    「让我去卖东西？我不去，你自己去好了。」


    「妈妈去不好，要让人看到，会以为咱们家还有什么东西，又要来抄家了。」


    多多不响了，她对抄家十分惧怕。可是让她去卖东西，她是无论如何不干的。停了一会她又说：「那就不要卖好了。」


    「你这个小囡怎么这样不听话！」端丽火了，「大人叫你做点事情，真吃力。」


    多多嘴一撇，眼泪掉下来了：「你让我干别的事情好了。」


    端丽心软了，不得不说了实话：「多多，妈妈没有钱用了，真的。后天要收水电费，妈妈没钱了。好孩子，帮帮妈妈的忙。」她脸涨红了，觉得自己也要哭了。


    「要是人家……看见我了，怎么办呢？」多多抽泣着问。


    「你是小孩子，不显眼。」端丽重又把包裹和户口簿塞在她怀里，「咪咪，陪姐姐一起去。」


    「好的！」咪咪一直靠在门口墙壁上，这会儿听见允许她下楼，精神来了。她过来牵着姐姐的手，来不及地拉她走，多多一边走一边擦眼泪。


    端丽松了一口气，其实她和多多同样地不愿去干这事，甚至比多多还害羞。她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


    隔壁传来了婆婆的说话声，很响。老太太一定又在生气了，否则她绝不会忘形到这个程度，在这时候大声地说话，让楼下的新房客听见岂不又惹麻烦？端丽决定走过去劝解一下。


    「姆妈，你怎么生气了？」端丽说。文影在给母亲泡茶，文光半躺在角落里的折迭床上。


    「端丽，你听听！这个冤家自说自话在学校里报名参加什么战斗队，到黑龙江去开荒种地。黑龙江是啥地方，你晓得吧！六月里落大雪，鼻头耳朵都要冻掉。」


    文光一声不吭，根本不打算解释什么，仰天躺着，对着天花板发愣。


    「姆妈，你消消气！」端丽接过文影手里的茶杯递给婆婆，一边扶她在高背藤椅上坐下，「也许人家一定要他报名，他也是不得已。」


    「不，是他自觉自愿的。」文影说，她和二哥同校，「甫志高」又是和文光同级，看来消息可靠。


    「报名也不要紧。」端丽宽婆婆的心，「现在都兴这样，动员大家统统报名，但批准起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我们这种成分，不自愿还要来拉呢！」


    「也不一定。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成分不好，人家不批准呢！虽是去黑龙江，也是战斗队，政治上的要求一定很严。」


    「去黑龙江还要什么条件？」婆婆困惑了，「五八年，一号里小老虎爸爸当了右派，不是把一家门都发配黑龙江了吗？」


    「此一时，彼一时，变化大了。」


    婆婆喝了一口茶，脸色好一点了。这会儿，她倒是有点庆幸自己有个极坏的成分。


    「端丽，楼下搬进两家江北人，你知道吗？不晓得人怎么样。」


    「我们横竖不和他们搭界。」端丽安慰道。


    「江北人，也许是厚道的。」文影抱着幻想，「阿宝阿姨不就是江北人吗？」


    「她吃我们的饭，狠得起来吗？」婆婆不以为然，直摇头。


    「爹爹！」文影叫了一声，赶紧去拿拖鞋，端洗脸水。老头子干了一天的杂务工，一身灰，一脸阴云地回来了。


    端丽站起身，问候道：「爹爹回来了？」


    「回来了。」他敷衍着。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往日里谈笑风生，很有气派。文耀的风度就是承他而来，只是一点没将他的精明能干学来。老头子穿了一身灰拓拓的人民装，比旁人更显得邋遢，也许他生来是为了穿好衣服的。


    「爹爹好好休息吧，我走了。」端丽走出房间，轻轻地关上门。文影却前脚跟后脚地出来了。


    「六六届的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文影轻轻地说。


    「还好吗？」


    「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留上海，照顾家庭经济困难、长子、成分好的；第二等是上海郊区农场，然后有苏北大丰农场，最差的是插队落户，有安徽、江西，真的就是扛铁鎝种田。」


    「文光即使不报名，也难留住。」端丽沉重地说。


    「就是呀！不晓得我们六八届的方案如何。」


    「别想那么远。凡事恐怕都有定数，愁也没用，躲也是躲不掉的。」


    「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命，真想找人去算算。」文影忧郁地说。


    「妈妈！」多多回来了，「我们……」


    「噢，回来了！」端丽打断了多多，「要烧晚饭了。文影，别发愁，趁现在年轻的好时候，和『甫志高』多玩玩。」


    文影扑哧一声笑了。


    端丽把两个孩子推进了屋，关上房门，轻声说：「不能让阿奶他们知道我们在卖东西，阿奶阿爷要生气的。」


    孩子听话地点点头。其实端丽并不是怕婆婆生气，而是……怎么说呢？总之是僧多粥少。想想过去，公公婆婆也并不那么顾这里。那年，端丽想买一套水曲柳家具，婆婆说没钱，等明年吧。可不久却给文影买了一架钢琴。想到这里，端丽坦然了。


    「卖多少钱了？」


    「一共一百零五块钱。」多多把钱和单据交给妈妈。


    「一百零五块？」端丽一愣，光她那两条毛哔叽裤子，当时就花了七十多元。


    「可不是，这么多。开始我都不信。」多多兴奋得很，「那营业员说，如果寄卖，就是放在他们那里卖出以后再付钱，还可以卖得更贵。我想一百块已经很多了，再说你不是讲后天就要付水电费吗？」


    「对的，对的。不过照理还可以再卖多点钱的。」


    「那你自己去卖好了。」


    端丽不再响了，心里却思量，下次确实要自己去办，人家有点欺负小孩子。


    「妈妈，楼下新搬进的人家，真的赤脚在地上玩。」咪咪说。


    「哦。」


    「那个大块阿姨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他们以前住在哪里？是怎么样的房子呢？」咪咪很纳闷。


    「住在棚户区，草棚棚房子。」


    「作孽。」咪咪老气横秋地说。


    吃过晚饭，端丽下楼去倒垃圾。对着楼梯的那间房间大敞着门。果然，那大块女人坐在地板上做针线，四五个孩子在地板上滚成一团，嬉笑着，快活得很。门口放着一溜鞋子。屋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当她倒掉垃圾回来的时候，发现那大块女人正打量她，睁着一双很大的、有点突出的眼睛。端丽低下头，赶紧上楼了。


    晚上，夜深人静了，端丽把今天的收入告诉了文耀。文耀本已沉沉欲睡，一听骤然间有了一百多元，立刻清醒过来。


    「一百零几？」


    「一百零五块。」


    「给姆妈五十块吧。」


    端丽不作声。


    「明天买只鸡，买只母鸡，炖汤。」


    端丽不作声。


    「再买两斤广柑，长远没有吃水果了。」


    端丽仍不作声。


    「买点火腿摆在家里。」


    端丽「扑哧」一声笑了：「你怕我不晓得花钱？要教我花。」


    「有了钱，吃掉最合算。吃在肚子里，谁也看不见。像爹爹，辛辛苦苦置份家业，到头来成了资产阶级。吃掉干净。」


    「你指望一百块钱能置家业？」


    「我是打比方的。」


    「来来十岁生日，在国际饭店请客，一桌就是一百元。」


    「不错。」


    「不当家不知道，现在我可知道钱是最不经用的。」


    「不错。」


    「我想来想去，这一百块钱不能全吃掉，要留点备用。万一孩子病了，或者出了什么要紧事，到时候就不会发愁了。」


    「不错。」


    「后天要付水电，大后天要来抄煤气，离你发工资有十来天，菜金还没着落，这前后算算起码需要三十块钱，才能挨到发工资。发了工资又怎么？还是不睹，所以还要留三十块补贴下月。」


    「这么算下来，不能给姆妈了？」


    「你看着办吧！」停了一会，端丽又缓和了口气说，「姆妈那里也有不少穿不着用不着的东西，说不定她也会想到走这步棋。咱们往那里送，他们也不好意思白收，还得再送还过来。这样客气来客气去反成了彼此的负担。」


    「唉！」文耀叹了一口气。到了如今，他只会叹气。端丽发现自己的丈夫是这么无能。过去，她很依赖他。任何要求，任何困难，到了他跟前，都会圆满地得到解决。其实，他所有的能力，就是父亲那些怎么也用不完的钱。没了钱，他便成了草包一个，反过来倒要依赖端丽了。他翻了一个身，紧紧地抱住了端丽。


    唉，轮到端丽叹气了。她甚至希望自己有个工作，哪怕是教书。嫁过来的第二年，附近的民办小学缺少师资，上门来请她去代课。她一口回绝了。她怎么能去教书？而且是当一群小娃娃的老师。尽管，正是由那么多老师的辛苦，才使她完成了高等教育，为她的嫁妆镀了金，然而，在她看来，教书却是卑下的职业。她不去。她不愁吃，不愁穿，何苦去干那个？


    如今，吃也愁，穿也愁。她想到，要是当初去代课，也许早已转了正，每月也有五六十元工资了。哦，五六十元。她不由激动起来，甚至忘了以往五六十元，甚至更多的钱在她手里，南京路上走一遭就可以花个精光。时过境迁，人民币都增值了。


    楼梯上又响起轻轻的脚步声：笃、笃、笃！老二回来了。他究竟在想什么？究竟为什么要报名去黑龙江？他好像竭力要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对他不起了？给他吃，给他穿。他说一声想学画，立刻请来一位家庭教师。学学不高兴了，说会一门外语有好处，又请了一位外语教师，结果什么也没学出来，倒反把功课拉下了许多，连中学都没考上，再读了一年毕业班。这一年，家里请了两位家庭教师，补语文，补算术。老师比他更急，拿了人家的钱总要出成果，不为人家子弟负责，也得为自家的钱负责。文光倒像没事人一样，疲疲沓沓，笃笃定定，还常常逃课。家里怕他用坏了脑子，像侍奉月子似的，牛奶、鸡蛋、桂圆，也成了每日里的功课。第二年算考上了，逢到考高中，又如此这般地折腾了一番。还争气，也考上了。眼看着要考大学了，不知别人怎么认为，端丽是为他捏了一把汗。这当儿搞「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制，简直是救了他，只可惜也并没给他另一条路走。


    端丽想起阿宝阿姨的一句话，她说：「你们家的人不是长的，是用金子铸的。」是的，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

 第三章

    三


    端丽夹在买鱼的队伍中，紧紧挨着前边那个男人宽阔的背。她居然有勇气来买鱼了。大人孩子都想鱼吃，鱼又是较便宜的荤菜，她豁出去了，半夜三点就跑了来，她不信这样的诚意还感动不了上帝。前边的人越来越多，不断地把她往后挤，离柜台越来越远了。还好，卖鱼的营业员出来写号头了，这是防止插队的有效办法。那人走到队伍跟前，先摊开胳膊，把队伍推了一遍，将凸出来的人全推进队伍，使之整齐了，也更挤得难忍了。然后从耳朵上取下半支粉笔，开始写号。直接就写在人们的胳膊上，一边写，一边大声地吆喝：


    “三号，四号……”


    端丽心里很不舒服，有一种屈辱感。衣服上写了个号码，叫人想起犯人的囚衣。


    “二十号，二十一号……”


    眼看号到她了，她决定和那人商量一下。


    “同志，请你写在这里好吗？”她揭起夹袄前襟的一角。


    “当心蹭掉！二十七，”那人很好说话，嘱咐了一声，继续往后号，“二十八，二十九……”


    端丽松了一口气，好了，现在什么也不用担心，只等开秤。


    “五十九，六十！好了，好了，走吧，买不到了，后面买不到了，别白排了！”那人叫嚷。


    这说明，号上的人就都能买到鱼。端丽换了换脚，心里很踏实，很高兴，没料到，吃条鱼还这么难。她想起过去对阿宝阿姨的种种责难，有些歉疚。


    “一人两斤!一人两斤!”柜台上宣布。开秤了，队伍慢慢地往前移动，虽说挪动很慢，但毕竟是在往前动了。终于，她到了跟前，围着沾满鱼鳞的大围裙的女人，刷刷地抓起几条鱼，往秤上一摊，叫道：


    “两斤一两，七角八分！”


    端丽赶紧把篮子送过去，那女人正要往篮里倒鱼，忽然停住了：“你的号码呢？”


    端丽提起夹袄衣角：“喏，在这里。”


    “啥地方有？”那女人怀疑地盯着她，“人家都是起三更来排队，插队不作兴的。”


    “我有号！”端丽把夹袄前襟又往前扯扯，这下子连自己都呆住了。夹袄的羽纱里子上，只有几点白粉笔灰，什么号码也没有。羽纱本来就很滑，写不上字，再加上人挤人，在毛线衣上蹭来蹭去，果真擦掉了。


    “出去！出去！”后面有人叫嚷，还有人过来推她，拉她。


    端丽绝望地扒住滑腻腻的柜台，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马上要哭了。


    “她排在这块的！”忽然响起一个沙哑的苏北口音，“我证明，她排在这块的。”


    大家都循着那声音回过头去，端丽看见，说话的正是楼下那个阿毛娘，她排在端丽后边十几个人远的地方。这时，探出身子对着大家说话：


    “她把号头写在褂子里面，大家可以查查看，她前头那人是几号，后头那人又是几号，查得出的！”


    前面的是二十六，后面的是二十八，她正是二十七。而且，大家也确实想起这个年轻女人一直老老实实地站着，连窝都没挪。掌秤的女人把鱼倒给她，一边教训道：“以后晓得了？别把号头写在衣服里面，要什么好看？要好看就不要吃鱼。”


    端丽提着篮子，仓皇地挤出队伍，连头都不敢回。她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可是，不管怎么，鱼，总归买到了。当她又买了点雪里蕻、土豆，转身走出菜场时，遇见了阿毛娘和另一个妇女，这给弄堂里好几家买菜，大家都叫她金花阿姨。端丽也有点面熟，她认为应该向阿毛娘表示一点谢意。


    “刚才，多亏你了。”


    “实事求是嘛！”她爽快地说。


    旁边的金花阿姨插嘴道：“你自己出来买菜啊？不容易啊！”


    端丽觉得她的话里有些讥诮的味道，没搭腔，阿毛娘却搭了上来。


    “买菜还不容易？没得钱不买菜才是不容易哩！”


    金花阿姨对端丽的篮子瞧瞧说：“这么点菜，够吃吧？”其实她并无恶意，只是好奇罢了。端丽家那两扇老是关闭着的门，对弄堂里的一般居民，都是个谜。


    端丽为被人看出了窘迫，很难堪，脸红了，将菜篮换了只胳膊。


    “有鱼吃还不好？皇帝也不过是吃鱼吃肉。”阿毛娘说。


    “你不晓得，他们过去享的是什么福。”


    “不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阿毛娘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端丽听不下去了，加快脚步。谁知她们也跟着加快了脚步。


    “现在靠不了老头子了，苦罗！”


    “苦什么？自己工作就是了。”阿毛娘把一切都看得简单，这是一种幸福。


    端丽把脚步放慢了，轻声说：


    “要有工作就好了。”


    金花阿姨说：“我看你这样的情况，最适合给人家看个小孩。不要出门，在家里就把钞票赚了。”


    “怎么个看法？”端丽心动了。


    “早上送到你家，晚上领回去，给他吃两顿。”


    “哦。”端丽心里活动开了。家用实在紧张，每月都须贴补进三十四元，那一百零五元早已用完，变卖东西已成为公开的事情。婆婆屋里也卖了好几包衣服。前些日子，“甫志高”借了部黄鱼车，帮忙拉一张红木八仙桌去寄售，端丽也让他把一张三面镜梳妆台拉走了。苦日子过过，孩子们懂了不少事。多多不再为跑寄售商店掉眼泪了，放学以后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小朋友一起到寄售商店逛逛，看寄卖的东西卖出了没有，如已卖出，她就极高兴地回来报告。端丽便松松手买些水果、熟食、点心，最多不过三天，就能收到邮局寄来的领款通知单。然而，坐吃山空，靠卖东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找个孩子带带，不会耽搁家务，又有收入。咪咪在家很寂寞，也可帮着照看，倒是个两全的好办法。走了一段，她吞吞吐吐地开口了：


    “金花阿姨，你，是不是帮我留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家，我反正没事，也便当……”


    话没说完，金花阿姨就领会了：“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


    端丽出了一口长气。


    金花阿姨晚上就给回音了。她很卖力，很热心。端丽家虽已败落到这程度，她依然很有兴趣来打打交道。请她进屋坐，她不肯，只肯站在楼梯口，却不时伸长脖子往房间里瞅。


    她给找的是个一岁半的男孩子，名叫庆庆。父母双职工，三十八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不舍得送托儿所。知道了端丽的情况，虽顾虑她家成分不好，怕会招惹麻烦，但也觉得这种人家生活习惯好，讲卫生，有规矩，孩子交过来可以放心。反复权衡，终于同意了。工资一月三十元，包括两顿饭一顿点心。另外，他们自己订半磅牛奶，每天就让送奶工人直接送这边来。


    第二天一早，上学的，上班的都还围着桌子吃早饭，庆庆就被送来了。这是一个不认生的孩子，很白很胖，有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端丽抱着他，他挣扎着要下来，站在地板上。文耀、多多、来来、咪咪，站得远远地看着他，神情都很严肃，好象在看一个小怪物。端丽也觉得有点紧张，她从来没接触过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三个，也都是请奶妈带的。她虽有奶，却不喂，因为喂奶是很容易损害体形得。面对着大家的审视，庆庆并不畏惧，他也在审视着他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之间，他蹲下来，只听哗哗一阵水声，撒尿了。


    “龌龊煞了。”多多叫道，“要死了！”


    文耀皱了皱眉头。


    “他怎么在地板上小便？”来来问。


    端丽也不知道，沉默着。


    这时候，庆庆“哇”地一声哭了。他感觉到了大家的指责和不满。


    咪咪走过去，拉起了他：“你们不要讲他了，他还小呢！”咪咪是唯一欢迎他的人，她实在太寂寞了。她最小，没有弟弟妹妹，常常对端丽要求道：“妈妈，再给我生个小弟弟，妹妹也行，好吗？”如不是“文化大革命”，端丽是还要生的，总还应该有个儿子吧。她的职责就是养儿育女。而到了眼下，就这三个，还愁养不活。


    咪咪把啼哭不止的庆庆搀到浴室，指着抽水马桶：“尿尿在这里。”然后一扳抽水的扳头，哗哗哗地冲下一股水，庆庆不哭了。端丽松了一口气，赶紧去拿拖把拖地板，拖干净就煮牛奶。沸腾的牛奶是这么迅速地溢出钢精锅，把她吓了一跳，险些儿把手指头烫坏了。


    喂庆庆吃东西是一桩顶顶伤脑筋的事情，他拒绝进食，不时地用胖而有力的手指推开勺子或玻璃杯。端丽连哄带灌，总算喝下半杯牛奶，不料他喉咙口咕噜了一声，“哗”地一下，又全部吐了出来，前功尽弃，奶腥味搅得端丽也想吐。中午吃饭，一口饭含在嘴里可含上半天，饭不是糖，含含就溶化了。须用尽力气动员他嚼，用舌头搅拌，最后劳驾喉咙往下咽。端丽说尽了好话，简直要求他了：


    “好，乖，咽下去。真乖，咽了吧，咽了，咽了，乖！”


    庆庆包着一嘴的饭，只顾摆弄前面的积木，毫不理会端丽的奉承。端丽绝望极了，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绝食，她不知道自己那三位小时候比要难伺候一百倍。


    咪咪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看，忍不住要求道：“妈妈，让我试试看好吗？”


    “这又不是喂洋囡囡吃饭，有什么好试的！”端丽烦躁地拒绝帮助。


    咪咪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她伸出手指头，在庆庆紧锁着的嘴巴上轻轻敲了三下：“笃笃笃，开开门，我要进来了。”


    庆庆眨眨大眼睛，喉咙口“咕咚”一声，咧开嘴笑了。里面空空荡荡，端丽赶紧将一勺饭趁机送了进去，门又关上了。


    “小白兔在家吗？”咪咪换了个花样。


    门开了。


    “飞机大炮轰轰轰！”


    门开了。


    “汽车开进来了！”


    门开了。


    半碗饭下肚，却又听到“咕噜噜”的响，象是呕吐的先声。


    “阿弥陀佛！”端丽念佛了。


    咪咪忽然拿起一只锅盖，用一只骨筷乒乒乓乓敲起来，敲得他不知所以，惊慌失措，晕头转向，继而又兴奋起来，欢天喜地手舞足蹈。饭，终于没吐。端丽却再不敢喂他了，就此打住。以后，端丽便把咪咪的先进方法全照搬过来：将庆庆的嘴想象成一扇门，用出其不意的响声压倒进食。于是，喂饭就成了一桩十分热闹的把戏。


    值得庆幸的是，这孩子除了这个毛病，还有个极好的习惯，他上下午都各有一次相当长时间的睡眠。当他睡去的时候，端丽便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安静，她甚至在这乱七八糟的生活中感觉到了幸福。


    这天，当她正尽情享受那难得的幸福时，文影却惊慌地跑来了：


    “嫂嫂，二哥去黑龙江批准了，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走。姆妈在哭，爹爹在骂，你快去劝劝吧！”


    端丽也很吃惊，赶紧跟着文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嘱咐咪咪：


    “看好小弟弟，别让他摔下来啊！”


    隔壁房间里天翻地覆的乱。床上放了一堆草绿色的东西，是大棉帽、大棉裤、大棉袄，文光在打铺盖卷。婆婆哭得直哆嗦，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公公病假在家，坐在唯一一张红木太师椅上，脸板得铁青，对着婆婆发脾气：


    “他不是去死，这么哭法子做啥？”


    “不是死，是充军！”婆婆说：“冤家，你是自讨苦吃，总有一天要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让他去！我看他是忒无聊了。”公公说罢，站起身走了出去。


    “你到啥地方去？”婆婆对着他叫，“让人家看见了又要说你装病！”


    “我上班去！”


    “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端丽看看床上的棉帽棉裤，知道这一切已是不可挽回了。想了一想，她弯下腰扶住婆婆：


    “姆妈，你不要太伤心，你听我讲：弟弟这次被批准，说不定是好事体。说明领导上对他另眼看待，会有前途的。”


    婆婆的哭声低了。


    “你看，这军装军裤，等于参军。军垦农场嘛……”


    “不是军垦，是国营。”文光冷冷地纠正她。


    “国营也好，是国家办的，总是一样的。”


    婆婆擦了擦眼泪：“一下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喊也喊不应了。好好的一份人家，一下子拆成天南地北的。”


    “这些就不要去想了，文光是有出息的，出去或许能干一份事业。”


    “我不要他干什么事业，只要人保保牢就行了。”婆婆说着又潸然泪下，文影跟着哭了。端丽一阵心酸，不觉也掉下泪来。


    相对着哭了一阵，端丽冷静下来，心想：难过归难过。走，总是走定了。一个星期一眨眼功夫就过去了，很多具体的事都要一点点办起来才好。婆婆年高，又伤心，办不了什么事；文影年轻，从没经过什么，也不能指望。看来，要靠自己了。这么想着，她把眼泪擦了擦，对文光说：


    “你先把铺盖松开，被里、床单都要拆洗一下才行。文影，帮二哥洗一洗。”


    文影跑过来把被子抱走了。


    “文光，你列张单子，看需要带什么东西。”


    文光愣了半天神，只在纸上写下“被子”两个字，便再也想不起什么了，似乎一条被子可以闯天下。端丽叹了一口气，接过笔，帮他列了下去：脸盆、箱子、帐子……这两兄弟怎么都这样没有用？！


    列好单子，端丽又划分一下，哪些家里是现成的，哪些则需要去买。毛估估，起码要两百块钱才能把他送上“革命征途”。


    “学校里给没给补助？”她问。


    “没有，说凭通知能买到帐子、线毯什么的。”文光回答。


    婆婆说：“要么赶快到寄售店去，将那只寄售的八仙桌折价卖了，不管多少，总是现钱。”


    “姆妈，先别忙。我想可以到爹爹单位去申请一下，去黑龙江是革命行动，理应支持。他们给，很好；不给也没什么。再作别的打算不迟。”


    “端丽啊，这事只能拜托你了。”


    “你别发愁，姆妈。我去。”端丽这么回答，心里却也有些发怵。


    趁着庆庆睡觉，端丽跑了一个下午，去了公公的单位，又去了文光的学校。两边都还通情达理，单位补助了五十元，学校补助了二十。本来没有什么大指望，得了这些钱如同发了横财一般高兴。端丽将自家卖梳妆台的钱拿了出来，她明白了，这年头想要存钱是不可能的，她打消了这念头，倒也舍得往外拿了。人穷反倒慷慨了，七凑八凑总算有了两百多块钱。星期天，庆庆不送来，端丽陪着小叔子上街买东西。商店里人很多，不少商品上面贴着字条“凭上山下乡通知购买”。不少人都是在买出远门的东西。文光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很怯懦，不敢挤，挤了几下就退了下去，永远接近不了柜台。端丽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怜悯，这样个娇生惯养、金子铸成的人，出门在外，如何能不受欺负。他为什么要报名呢？忍不住对他说：


    “文光，我看你是多心了。当初你划清界限有你的原委和苦衷，家里并没记恨，何苦赌气？”


    “我不是赌气，嫂嫂。”


    “那又是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也许爹爹倒说对了，是忒无聊！”


    “这么样解闷，不是开玩笑吗？”端丽吃了一惊。


    “不，嫂嫂，你不懂。”


    端丽不响了。


    走了一段，文光轻声说：“不知怎么搞的，我常常感到无聊呢！我不晓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真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为什么？吃饭，穿衣，睡觉。”


    “不，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的手段，我问的是目的。”


    “天晓得。”端丽说。


    “生活没有意义，好象我这个人没什么用处似的。”


    “当初你和家里划清界限也是因为无聊？”端丽觉得他这样的想法很古怪，暗暗好笑。


    “或许吧！”


    “为什么又要回来呢？不在那里坚持着？”端丽不无讥讽地说。


    文光神色黯淡了：“他们太野蛮了。我受不了，实在吃不消。”


    端丽又开始可怜他了，不再说话，心里却仍然为他感到没事可做而奇怪。不觉自语道：“我可真想无聊几日，我实在累坏了，真担心会一下子垮下来。”


    一个星期，确实一眨眼就掠过了。文光要走了，婆婆哭得昏天黑地，端丽一定不让她去火车站送。让多多请半天假在家看庆庆，自己和文影去火车站送行。


    文光胆怯地靠在车窗口，一会儿便被从窗口挤开了。端丽愣愣地看着，不知他哪一天又会吃不消，想着回家。然而这一去几千里路程，回来就不易了。端丽的眼泪滴了下来，文影早已哭成泪人儿了。火车启动时，文光眼圈儿红红的，别转头去，不再转过脸来。火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在极远极朦胧的地方拐了一个弯，不见了。


    端丽挽着红肿着眼睛的文影默默地走出站台，上了41路汽车后，文影出了一口长气，轻声说：“二哥走了，我也许就可以留上海。”


    “怎么？”


    “政策是‘两丁抽一’。”文影解释，又悄声说，“我那个同学分在上海工矿了，他是独子，特殊照顾。”


    “哦—”端丽明白了，“你喜欢他吗？”


    文影脸红了，却没回避，“他已经向我表示过好几次了。”


    “这人还好吗？”


    “他能力很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有依靠的。”


    “这就好！”，端丽简直羡慕起小姑了，要是她的丈夫能力强一点，可以减少她很多疲劳了。


    “嫂嫂，你觉得他怎么样？”文影征求意见。


    “只见过几面，印象不深。听他们都叫他‘甫志高’。”


    文影打了嫂嫂一下。


    “我看过那电影，甫志高并不难看，挺斯文。”


    文影又打了嫂嫂一下：“难听死了。”


    端丽微笑着端详小姑，发现她长大成人了。宽阔而白净的前额，给人明朗的感觉。鼻子很秀气，嘴角的线条很可爱，眼睛虽已哭肿，但却流露出一种少女才有的热望，显得极有光彩而动人。端丽不觉感动了，但愿她能幸福。有一桩如意的婚姻，也可补偿其它的不足了。


    回到家，已经六点钟。多多抱着庆庆正跳脚，说同学刚来通知她，今天晚上，要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七点钟就要到学校等着举行庆祝游行。可妈妈还不回来烧饭，庆庆家里也不来接人。她把庆庆塞到妈妈怀里，背着语录包就走。端丽叫：


    “才六点，吃了饭再走。”


    “不高兴，晚了！”多多带着哭音嚷，还是跑掉了。她是最受不得一点委屈的。


    夜里九点多钟，多多才回来，端丽端出晚饭让她吃，一边问：


    “什么指示？”


    多多狼吞虎咽着，含混不清地回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第四章

    四


    早上，端丽买菜回来，照例弯下腰拿牛奶，送奶的把牛奶都放在门口地上。可是地上却只有一摊碎玻璃，一滩乳白色的水迹。一定是那些野孩子干的，他们常常来和张家捣蛋。在楼下大声喊：“张文耀，敲图章！”让人白跑一趟。或者学着红卫兵吆喝着打门，让人虚惊一场。甚至，在夜里将石头砖瓦扔进二楼窗口。大家都已经很习惯，认为这是生活中正常的插曲。然而今天的玩笑，有点过分了，这牛奶是庆庆的，要赔偿！一瓶牛奶一角七分，再加上瓶子两毛。咪咪一直想要的一盒彩色蜡笔，可以买两盒……端丽看着碎玻璃，发起呆来。


    后门开了，阿毛娘提着煤球炉出来生炉子。他们搬来这里是强占私房，房管处开不出房票，没房票煤气公司就不给装煤气。所以他们家一直在烧煤球，每天生炉子，搞得弄堂里烟雾弥漫，昏天黑地，人家都不敢开窗，往外晾衣服。


    “怎么了？”阿毛娘问。


    “牛奶瓶被小孩子砸掉了。”端丽醒过来，弯下腰收拾玻璃碎片。


    “哪家小伢子这么捣蛋？找他去，要他赔！”


    端丽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哪家？那你骂，对着弄堂骂，骂他十八代灰孙子！”


    端丽又摇摇头。


    “你不会骂，还是不敢骂？怕什么！你公公是你公公，你是你，共产党的政策重在表现，不能把你们当一路人看。”她开导端丽。


    端丽不响，笑笑。


    “做人不可太软，要凶！”阿毛娘传授着她的人生哲学。


    端丽抬起头看看她，心里倒是一动，似乎领悟了什么。


    “就象上班挤汽车，越是让越是上不去，得横性命挤。”


    端丽点点头。


    文耀和孩子们都起来了，多多在打扫房间。她现在已经将一部分家务接了过去。干得不坏，就是有个毛病，牢骚大得吓人。有时，端丽实在受不了，就说：“我宁可你不干，也不要听你发脾气。”“那我就不干！”她气得气都短了。可等到第二天，就看不下去又动手做了。牢骚还是依旧。端丽见多不怪，随她去讲，好在她确能帮自己分去一点负担了。


    “妈妈，买油条了吗？”来来问。


    “买了，买了。”端丽把油条从篮子里拿出来。


    “妈妈，我不吃油条！”多多说，“你把四分钱给我。”


    “买都买了，没有钱给你。”


    “不，给我嘛！油条我不吃，给我四分，公平合理。”多多固执地说。


    “妈妈，庆庆要吃牛奶了。”咪咪搀着庆庆过来。


    端丽猛地想起了牛奶，不由抬起手拍了拍脑袋：“牛奶被小赤佬敲碎了。咪咪，你快吃早饭，此过了到食品店门口排队买一瓶，去晚了就买不到了。”


    零售牛奶十分紧张，每天只卖很少的几瓶，必须在九点半开门之前就等着。咪咪排队买东西是好样儿的，不急躁，不擅离岗位，乖乖地站着，无论排多久都没有怨言。而且这孩子很仔细，小小年纪出去买东西，大至交付五六元钱的水电，小至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从没错过帐，丢过钱。她比哥哥姐姐都更知道生活的艰辛，谁让她生不逢时，刚懂事就遇乱世。


    这会儿去排队，起码九点半才能买回牛奶。庆庆九点就该睡上午觉了。好歹得给他吃点东西，吃什么呢？端丽低头看看小家伙，他正半张着嘴愣愣地瞅着吃泡饭。咪咪把油条放在一边，光吃酱瓜，津津有味，很是馋人。端丽灵机一动：“你给他吃一口泡饭看看。”庆庆居然吃了，而且咽了。端丽赶紧端了小半碗泡饭，把油条撕碎，然后坐下来喂他。


    “端丽”，文耀叫她，“妹妹学校来通知，晚上要召开家长会。姆妈耳朵不好，叫我去。我想恐怕是要动员上山下乡的事。我不大会应付这些事，你去吧，啊！”


    “你怎么这样没用场？”端丽艾怨地说。


    “现在又不比爹爹那时候，人要能干才能生存。托共产党福，一人一份工资，省心省力，没有肉吃，也有饭吃。”


    “我看是爹爹的钞票害了你，什么都不会干。”


    “我是有爹爹的钞票，没钞票的人我看也不见得有能耐，不过比我多几句牢骚。”


    “你的嘴倒能说。”端丽说不过他。这时方记起他在学校里是个辩才。


    “好，不说了。晚上，你去开会啊？”文耀把碗一推，温存地抚摸了一下端丽的头发，走了。咪咪吃完了泡饭，手里拿着没舍得下饭的油条，一点一点咬着跑去排队了。来来还没吃完，悄悄地对多多拒绝的那根油条进行蚕食。多多站在自己的小床跟前，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端丽好奇地望望她，见她在往一个泥罐子里丢钱。


    “多多，你在存钱？”


    “嗯，我同学送我一个扑满，钱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最后存满就把它砸碎。”


    “你存钱干嘛？”


    “我要买一双松紧鞋。”多多说。目前，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男孩子穿的松紧鞋。


    端丽发现女儿长大了，胸脯开始丰满，衣服绷在身上，显小了。姑娘大了，就知道要好看，知道打扮。端丽感到对不起女儿，心想着应该给她做几件衣服。自己在她这个年纪，有多少衣服哪！


    多多把扑满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底下，以免被庆庆顽皮碰碎：“这样才能存住钱呢！”


    这给了端丽一些启示。当然，她不是小孩子了，自己能管制自己，用不着拿个扑满来强行节约。她找了个旧日用过的珠花小手提包，决定将一些可用却没用去的钱放在这里，虽是极少的几个钱，可总是在积起来。炒菜时，味精没了，她刚要张嘴喊咪咪去买一袋，转念一想：这完全可以省下，鲜与不鲜之间，本没有一道绝对的界线。她把省下的六毛二分钱丢进了钱包。上街买牙膏，她毅然摒弃了从小用惯的美加净，而买了上海牙膏，又省下两毛八分。她尝到了节约的乐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装填钱包。以至文耀也讽刺她是“葛朗台”。


    趁庆庆睡觉，她打开箱子，想找几件旧衣服给多多改两件衬衫。家里本来有着成堆成堆的各色料子。买，是她往昔生活里的一大乐事。走在街上，逢到绸布店必定进去，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她总要买几段。有时因为花样别致，有时因为料子质地优良，有时因为自己喜欢，有时仅仅因为想买。不少衣料买回来便忘在了一边，都被虫蛀了。抄家时把这些东西全翻出来，集中在院子里开“阶级教育展览会”，连她自己都吃惊怎么会积存了这么多东西。


    端丽找出两件半新的旗袍，花色都很好看，一件是咖啡底色上奶黄碎花，一件是天青色的。她摆过去，摆过来，不明白该如何下剪刀裁。想了一会，她取出多多的一件衬衫，先用报纸儿照样放大一点，剪了几个衣片，然后把衣片放在拆开的旗袍上，尽力使衣片全部被容纳，再用划粉划下来，最后才用剪子。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象小孩子做拼板游戏，颇有兴味。当她先用大针脚把衣片连上的时候，心中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她很佩服自己，多么聪明啊！居然想出这么个主意，她尝到了创造的滋味。多多放学回来，她立即要多多试样。多多穿上以后，就再不肯脱了。兴奋地红着脸，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在她新衣服穿不完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当她长成大姑娘，真正爱美了，却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没什么可以修饰的，只能在两根短辫子上下工夫，一会系紫色的玻璃丝，一会系红色的玻璃丝，不同颜色玻璃丝能带来的微妙的变化，只有她自己才能觉察。端丽告诉她，衣服还没最后做完，需用细针细线缲起来方可穿着，多多恋恋不舍地脱下衣服，就嚷着要自己缲。端丽不愿意，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这一个下午，母女俩都很兴奋。一边密密地缝着，一边思忖着接下去，还要为和改做什么。


    学校的家长会真是谈分配问题的。这届毕业生是插队落户一片红，百分之百的外地农村，简称“外农”。去向有黑龙江、云南、内蒙、贵州、安徽、江西。经济困难者，独生子女者，统统不予照顾，统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回家商议，大家决定屏住不走。婆婆说：“我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不信这会儿就少你一口饭了。”端丽也表态：“没什么了不起，我大学毕业还不过做家庭妇女。”文影从头至尾一直在掉泪，搞得大家好心酸。端丽很可怜她，也许只有她知道文影伤心的更深一层原委：已经正式上班了，在闵行一家大工厂做工。想想自己当年，这正是最开心、最无忧无虑的时候，而文影这些姑娘，却在豆蔻年华承受这么多的忧愁。想到这里，她更下了决心，要帮助文影赖到底。方案定了，可落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先是班主任来动员，端丽几句话就把他呛出去了。她虽不大晓得外面的形势，但看他那破破烂烂的一身便知他目前的地位不高，人人都可欺得。接着里弄里打着锣鼓来宣传，野蛮小鬼趁机砸碎两扇玻璃窗。然后，学校里开学习班，端丽出席，让端丽在家带庆庆。名曰学习班，就是逼着表态，不表态不让回家，吃饭时给每人送来一碗开水一只面包。第一天端丽没吃，但第二天仍向她收钱，一气之下，索性吃了。这一关挺过来了，但学校和爹爹单位接上关系，将文影的生活费停发，爹爹因此挨了批斗。婆婆、文影成天啼哭不止；文耀只是连声叹气，一无所措。端丽和他说说，他反而不耐烦，说：“妹妹也是太娇气，我不信外地是地狱，那里不也有千千万万人在生活。”胸怀一下子广大了许多。最后，学校来了最后通牒，再不报名，就要强行将户口在总册上注销。并且，越往后去的地方越糟，只有内蒙、云南，甚至还有西藏。这些地方在只知道天井上方一块云的上海市民听来，就象是外国，想都不敢想的。实在无奈，文影决定去了江西。江西总比安徽远了些，可安徽吃杂粮，那是绝对受不了的。


    家里倾其所有，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什么都要带，什么都要买。马桶、木盆、火油炉、钢精锅、上海大头菜、香肠、罐头，仅牙膏就买了十条，卫生草纸带了一肥皂箱，如没有钱满足她的需要，她就哭，哭的人肠子都揉碎了。后来，只得又卖了几件东西，端丽把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多多空前地懂事，将扑满递给妈妈，转过脸说：“你摔好了，松紧鞋我不买了，现在反正已经不兴了。”端丽不忍心，收了起来，可是到最后，文影还要买十斤卷子面。端丽只好把扑满砸了，数数，已经有四元多钱，超过一双松紧鞋的价值了。她留了一点钱，准备去买一块直贡呢鞋面，自己学着做一双。她深感这家的子女都是无用且自私。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也去安徽插队，运行李那天她看见，只有一只板箱一个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捆就驮走了。


    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因是上山下乡的高峰季节，北站压力太大，所以是在彭浦货车站发车的。没有月台，送行的人站在很低的碎石路基上，伸长了胳膊也摸不到车上人的手，给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文影从未离开过上海，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上海，尽管她的父辈是出生在浙江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十八岁才来上海学生意的。而说到了底，上海究竟又才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她只属于上海，上海也应属于她。尽管没去过外地，却听来了外地很多的坏话。包括端丽，也是对上海以外的一切地方既惧怕又憎恶。然而看到文影那种几不欲生的失态样子，端丽伤心之余又有些奇怪：外地究竟有那么可怕吗？究竟是谁也没去过那里呀！她有点觉着好笑，附带着把自己也嘲笑了。


    公公也去送了，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火车开了，“甫志高”先走了，他还要上夜班。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默默走了一段，怆然说道：


    “都怪我作了孽，带累了你们。”


    “爹爹，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


    公公不响。


    “爹爹，你别忒担心了。文影很娇，没出过门，想得很骇人。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


    “文影是很娇，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中用啊！”公公说。


    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公公生气了，不敢再作声。公公却又道：


    “端丽，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一个也不象我。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钞票。解放前，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铺路造桥，开学堂，造工厂，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一百万美金用的精光。我们笑他憨，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果然还是他有远见。”


    端丽不知该怎么答腔，不响。


    “幸亏是新社会，每个人总有口饭吃。无能就无能，罢了！只愿他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我也闭眼睛了。”公公凄楚地说。


    “是呀，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端丽轻声附和。

 第五章

    五


    庆庆要进幼儿园了，就要离开端丽的家了，全家都有些恋恋不舍。多多不再提起为他所受的委屈：炎炎夏日，自己的汗来不及干，却要给他扇风哄他入睡，他却偏偏不睡。她手扇酸了，最后是声泪俱下。她抱着庆庆上街走了一圈，用难得的一点零用钱给他买了根雪糕。来来对庆庆撕坏他邮票的罪行，重新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大态度，并且画了好几艘航空母舰送给他。咪咪本来就和他很好，但曾经因他用手捞菜吃，打了他的手心，于是就老问他：“庆庆，你恨我吧？”连老是叨叨庆庆太难弄的文耀都赏了他几句好话：“这孩子还是很乖的，不爱哭，不哭的孩子好。”最后的几天里，大家都抢着给庆庆穿衣，喂饭，抢着抱他。庆庆是个很有感情的小孩，经过这两年的共同生活，已经完全站在端丽他们的立场上了。有野小鬼来闹事，他会简洁而严正地指责：“坏！”家里带来水果，他会送到端丽嘴边说：“娘娘吃。”多多发脾气，他会和咪咪一起害怕，一声不吭，悄悄进，悄悄出。离开的那天，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哭得端丽心里酸溜溜的，好一阵难过。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日子，不习惯，心里总是空空落落。买菜回家，她常常下意识地弯腰去寻牛奶；烧饭时常常把锅倾斜一点，使低处的饭能烂一些可供庆庆吃；坐着缝东西，她又会莫名其妙地一惊，以为庆庆睡醒了在哭。逢到这种时候，她就感到又好笑又不解。


    自己有了三个孩子，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她的孩子跟着奶妈长大，不跟她吃，不跟她睡，只要奶妈，不要她。她以为很正常，并不见怪，三个孩子是跟着奶妈长的，自然同她亲，跟自己疏了。


    庆庆走了一个月，端丽才发现更实际的一块空白，每月突然少了近二十元收入。她不得不去找金花阿姨，请她再找一个孩子。去之前，她想到屡次麻烦人家，很不过意，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带了去。金花阿姨一口答应帮她找人家，却死也不肯收蛋糕，连连说：“罪过！罪过！”要说过去她对端丽家的窘迫还有些怀疑，以为他们是“真人不露相”，哭穷；而如今，她是真相信了。她说：“象你这样的盘房小姐，少奶奶，居然帮人家领小孩，必定是山穷水尽了。”过了两天，金花阿姨来了，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


    “张家媳妇，”她总是这么称端丽，“你会织绒线衫吧？”


    “绒线倒是会的，不过不一定拿得出去。”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有个老太太想织件，只要暖热，不要好看。送出去织吧，全是机器摇，可惜了好绒线，想找人手织。”


    “我试试看好了。”


    “尺寸在这里，样子就是一般老太太套在外面的开衫。平针，上下针，随便你。工钱嘛……”


    “我不要工钱，我横竖没事情，织织玩玩。”


    “这有啥客气的？这是人家托我的事。工钱我去打听过了，四块钱，好吧？”


    “我不要工钱。”


    “你不要我就不给你织了。”金花阿姨说着丢下毛线就走了。


    端丽专心专意，日赶夜赶地织了一个星期不到，完成了，收入四元，刚好赶上付掉煤气帐。她觉得自己狼狈，可又有一种踏实感。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现在醒来了。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在菜场上，她敢和人家争辩了。有一次排队买鱼，几个野孩子在她跟前插队，反赖她是插进来的。她居然夺过他们的篮子，扔得老远。他们一边去拾篮子，一边威胁：“你等着！”可结果却并没发生什么。来来刚升中学，在学校受了欺侮，她跑到学校，据理力争，迫使老师、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她不再畏畏缩缩，重又获得了自尊感，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


    自从织过这件毛衣后，她去找了本《绒线编结法》，学了好几种花样，又去找金花阿姨，想请她再帮着介绍一点毛线生活。可是她一眼看见上次织的毛衣正罩在金花阿姨自己的身上，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不用开口，金花阿姨也知道她的来意，歉然说：“我一直在打听，没有合适的人家。不过，我听讲街道工场间最近缺人手，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嘛！”


    “工场间？”


    “生活很轻的，当然钞票也不多，我也不大清楚。”


    “这事该找谁去说呢？”


    “先找找你们弄堂的小组长。”


    “好的，谢谢你。”


    “谢什么？”


    “我走了。”端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抚摸了一下金花阿姨身上的毛衣，轻声说：“我不该……”


    金花阿姨推开她的手：“那老太太穿了嫌小，卖给我了。只要毛线钱，手工费就算她蚀的老本。”


    端丽眼圈红了。


    一路上，她考虑着金花阿姨的提议，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咪咪马上要上学，不能在家帮忙了。多多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去时只说两周便回，可忽然说是要备战，为疏散起见，暂不返沪，要作一年半年的打算。战争在端丽眼里太遥远了，她只知道不在家，不能搭搭手了。带小孩，非要有一双眼睛长在他身上，否则就会出事。这不是一瓶牛奶，碎了可以赔，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如今家里离得开人了，完全可以出去工作，生产组收入不多，可总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要是文光知道了这些，又会如何地悲哀啊！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他以为生存是用来为一个极伟大的终极目的服务的。然而，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的更好。手段和目的就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唉，说不清楚，人生就象一个谜。有人说，生，为了吃苦；有人说，生，为了享乐；有人说，生，为了赎罪；有人说，生，为了牺牲……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设法进工场间，争得一份固定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个念头占据了她，充实着她。她没有回家，直接往里委会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工场间缺人已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或者是为了好好改造端丽这位“资产阶级少奶奶”，回音很快来了，同意她进生产组作临时工。


    端丽上班了。


    工场间设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弄堂太狭窄，两排房子之间距离很近。因此，房间里每天只有很少时间能照进太阳，很阴冷。而一旦太阳照进来，又很潮热。房间不大，约二十平方左右，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一长条木板台子，上方是一长列日光灯，人就坐在木板台子两侧工作。端丽在指定给她的位置上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妇女，有一些年纪很老的阿姨，还有一部分小青年，有男也有女，都是因为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插队落户才分到这里的知识青年。另外还有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他总是憨厚地微笑着，笨拙地转动身子，跑上跑下，送活取料，喘着粗气，十分巴结。大家都叫他阿兴，对他动手动脚地开些极不礼貌的玩笑，他只是笑，口角慢慢地沁出一丝口涎。是个傻子。


    做的生活是绕一种装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很简单，不需要技术，只要细心，耐心。如金属线绕得稍有点不匀、不齐，或松了或紧了，都要作废重来。


    端丽仔细而努力地工作，做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报废一个。她感到兴趣，看到从自己手里绕出了一个个零件，整整齐齐地躺在纸盒子里，又兴奋又得意。当阿兴那来收活儿时，她都有点舍不得让他搬走。十点钟，墙上的有线广播响了，开始播送工间操音乐。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伸着懒腰纷纷起身往外走。邻桌的梁阿姨告诉她，上下午各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愿做操就做操，不愿做也可以休息休息。总之，这十五分钟是不用再做生活的。端丽放下手里的活儿，可是却不知干什么才好。她坐在板凳上，无聊地看着自己的指甲。小青年在弄堂里嬉闹，疯笑着，笑得很粗鲁。阿姨们都倚在门框上，东看看，西望望，扯着山海经。端丽感觉到她们不时好奇地回头看看她。


    “是那边大弄堂里那资本家家里的大媳妇吧？人样生的蛮好看，象姑娘似的。”


    “小囡都有三四个了。会保养呀，显得多少后生。”


    “搞得真结棍，少奶奶也出来做生活了。”


    ……


    端丽本想出去和她们一起站站的，可是听到人家这么议论，她不好意思走出去了。手脚都无处可放。干脆，她又埋下头绕起线圈来。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这么巴结干嘛？出来玩玩。”


    端丽尴尬地笑着站起来，走过去。


    “生活做得惯吗？”一个小矮个子阿姨问她。


    “还好，蛮好！”她回答。她认出这阿姨曾经来家里破过“四旧”，几个四尺高的明代青瓷瓶全都是她打碎的。


    “早上出来还来得及？”又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问。


    “有点紧张，早起点还是来得及的。”她回答。今天半夜里她就起来了，扫地，烧早饭，买菜。在菜场上听到喇叭里“嘟嘟”响了六点，她就再不敢逗留了，怕错过了时间。很久以来，她没被时间严格地约束过，七点钟的事放在八点钟做也可以。现在可不行了，七点半上班，晚半分钟也不行。


    “小囡大了吗？会得帮忙了吧？”一个脸很黑，上唇汗毛很浓的阿姨问。


    “老大已经十五岁了，会做点了。不过跟学堂下乡备战去了。”端丽认出这女人的儿子时常来与她捣蛋作对。


    “伲阿囡也去了，我叫她阿哥跑到乡下把她拉回来了。打仗就打仗，打起来，一家人死在一道。现在没死都得吃饭，她回来拆拆纱头可以拆点钞票来。”梁阿姨大声说。


    “花样经透唻，一歇歇剪尖头皮鞋，一歇歇插队落户，一歇歇打仗，花样经翻下去，翻得没有饭吃才有劲！”


    “小菜难买唻……”


    端丽默默地听着阿姨们谈论时事，很有同感，但一句也不敢插嘴。心里却奇怪这些当初那么起劲地来她家破“四旧”的人，对生活有着和她一样的叹息。看来，她们过得也不好，“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多数人不回家，他们早上把带来的饭盒子送到居民食堂蒸热，这时就在工场间里吃。端丽匆匆忙忙往家里赶，心想，以后最好也在工场间里吃午饭，省得这么奔来奔去，吃完饭，还有时间打个瞌睡呢！只是中午文耀和两个孩子吃饭该怎么安排呢？唉，文耀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下午的四小时就不如上午好过了。这一系列的动作，重复得毕竟太多了，并且她已经很轻松很容易地掌握了。新鲜感消失，只觉得很枯燥，很闷气。她的腰有点酸，脖子有点酸，眼睛呢，老是在日光灯下盯着看，也有点酸。她不断地看表，越看表越觉着时针走得慢，她怀疑表停了。


    好容易挨到工间操时间，她赶紧放下活儿，同大家一起走出工场间，站在弄堂里，她觉得很惬意。几个青年在捉弄阿兴，一会儿叫他唱歌，一会儿叫他跳忠字舞，十分恶劣。大家都呵呵地乐，连端丽也乐。她既觉得很缺德，想想人家家里人知道了，会如何难受，可又从心里想笑。她笑得很响，很放肆。


    两个女青年学着骑黄鱼车，一直骑到马路边上，不时惊声尖叫，以为要翻车了。一个小伙子奔过去乘机找便宜：“叫我一声阿哥，我教你们踏黄鱼车。”


    “叫你阿弟！”


    “好极了，再叫叫看！”


    “阿弟！”


    不知他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象麻雀窝被捣了似的一阵叽叽喳喳的鸹噪，然后便是乖乖的叫“阿哥”的声音。接着，便看见那小伙子踏着车，两个女孩子坐在后面，三个人脸上都带着满足和兴奋的神情，慢悠悠地骑了回来。


    也许仅仅是昨天，端丽还会觉得他们又无聊，又轻浮。可今天，她同大家一起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工作太枯燥了。一点点极小的事情会使人振作。简单的劳动使人也变得简单了。


    十五分钟极其迅速地过去，工作又开始了。端丽感到手指头的每个小关节都酸了，她已经是下意识地机械地操作。她清楚地听见时钟的滴达滴达。弄堂里有小孩子的嘈噪声，几个小孩背着书包登登登地穿过工场间上楼了，这是楼上人家的孩子。终于，放工的铃声响了，端丽走出工场间，一身轻松。夕阳很柔和，天边染上了一层害羞似的红晕。马路上自行车铃声丁铃铃地响着，象在唱一支轻松而快乐的歌。一个一定是被老师留了晚学的调皮孩子，头顶书包，在行人的腿间钻来钻去，招来一阵怒骂。生活象流动的活水，端丽是水中的一滴。她心情很好，很开阔，她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


    回到家，咪咪告诉她，姐姐来信了。端丽忙着淘米做饭，让来来念给她听。多多的信写的十分懂事，一上来就写：“亲爱的妈妈、爸爸（她把爸爸排在妈妈后面）、弟弟、妹妹：你们好！”然后又向爷爷奶奶问好。接下来就写他们的生活，她说他们基本上不大干活，每天睡懒觉，很开心。这个星期吃了一次肉，老师带他们一起走了二十里路，去一个叫什么陈水桥的小镇上吃了馄饨和大饼油条，很开心。晚上，大家早早钻被窝，吹灭了灯，讲鬼故事，吓得夜里不敢起来上马桶，也很开心。只是有一点，很想家，每个人都哭过一次。不过，老师悄悄地对他们说，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似乎这消息是来自一个很遥远很神秘的指令。老师叫他们不要说出去。所以多多也叮嘱妈妈千万不要说出去—然而这消息却被来来十分响亮地念了出来，端丽赶紧让他小声点—最后，多多又让妈妈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叫弟弟妹妹听话。端丽听到这里，眼泪汪汪的，觉得自己这么多辛苦没有白费。甚至觉得吃了这么多苦而听来女儿这么几句话，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这天夜里，非常意外的，文影回来了。和另一个女生一同来，那姑娘坐都没坐，和文影一起将带来的花生、竹笋、香菇分了，说了声“明天见”，便提了自己的一份回去了。


    文影虽只去了五个月，但大家都觉得如隔三秋，全家老小都披衣起床了。文影黑了，瘦了，却还精神。婆婆先是高兴，跑进出打水潽蛋，倒洗脸水，忽又想起文光，远在北国，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不觉又落下泪来。文影情绪倒很好，有说有笑，反比过去话多了，也活泼了。她谈到那里的山，山上的树和泉眼；谈到集体户里为一顿饭一担水的拌嘴；谈到那里的乡下人都叫做老表。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听了半天，才想起问她，是怎么回来的，出差还是探亲？文影回说看病。什么病？大家一愣，文影诡秘地眨眨眼睛，不回答，大家只以为是妇科病，便也不追问。一看，时间已过两点，就此打住，都回去睡了。


    端丽却睡不着了，想想觉得有些奇怪，推推丈夫：“文耀，你觉得文影有点怪吧？”


    “有啥怪？”文耀莫名其妙。


    “话多得很，同她平素很不一样。”


    “出去见过点世面了，锻炼出来了嘛！脾气又不是生死了不能改的。”


    “我总觉得不对头，她到底是来看什么病呢？”


    “我看你有点神经病了！”文耀翻了一个身，睡了。撇下端丽一个人胡思乱想了好久，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睡着了。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正遇那与文影同行的女同学从家门出来，浅浅地打了个招呼，擦肩而过了。回到家，见婆婆坐在她屋里，愁容满面，叫了声端丽，连连说：“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怎么了？姆妈。”端丽慌了，心中那不详的疑云浓重扩大了。


    “端丽啊！妹妹生的是这里面的毛病啊！”婆婆点点太阳穴。


    果然。端丽的心往下沉了沉。


    “文影本来就不请愿去，心里不开心，夜里老是在被子里哭。后来，她上海那个男朋友写信去，意思说不谈了。她看了信反倒不哭了。发毛病了呀！”


    “这个人真不讲仁义，当时他横追竖追，是他主动的呀！不过，一个在上海，一个去乡下，确实也不好办！”


    “这种毛病叫花痴，老法人家讲，要结婚才会得好，这哪能弄啦！”婆婆捶捶桌子又哭了。


    端丽赶紧跑去把门关严：“姆妈，万万不可被听见。这种病不能受刺激，一刺激就要发。”


    “你说怎么办呢？端丽啊！我一个老太婆，不中用了，你爹爹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走进走出都不自由，文耀只会吃吃玩玩，就靠你了。”


    “姆妈，这种话没什么讲头，眼下，给妹妹看病是最要紧的。”


    “我怕去看了毛病，传出去，害她一生一世。”


    “毛病总要看的，我先去打听一下，你不要急。”


    “打听的时候，只说为人帮忙，万不可露出真情。”


    “你放心，姆妈，你放心。”


    文影的症状一日日明显起来，老是听见“甫志高”叫她，就奔到楼梯口等着，等了半天等不来，就叹气。回到屋里坐坐，又坐不定。过一会儿又洗澡换衣，梳妆打扮，说晚上分明同“甫志高”有约会，去逛马路或看电影。同行的那位女生将文影送到家就算完成任务，再不来了。于是，一家人为着她忙得团团转。端丽已去打听了精神病院的情况，可婆婆犹豫着不愿送去看病，怕事情传开，对文影将来不好。


    端丽要上班，烧饭，洗衣，还要帮着劝慰文影，忙得焦头烂额。正烦乱着，多多回来了，一看到妈妈就扑上来，亲热得要命。她长大了一截子，稍黑了些，却不瘦，反显得很健康。端丽看着女儿，十分高兴，她还是头一回尝到离别和重逢的滋味。她毫不犹豫地煎了几个荷包蛋，慰劳多多，别人也跟着沾了光。文耀趁机让来来去打了一斤黄酒，他是很会抓住时机享受的。晚上，多多一定要和端丽睡一个床，于是文耀被赶到屏风后头来来的小床上去，咪咪也挤了过来。母女三人叽叽呱呱谈了一夜，什么话都讲了，连同多多她们夜里讲的鬼故事都讲了。来来不能参加，很嫉妒，不时地说一声“疯子”。文耀睡醒一觉听见她们在笑，以为天亮了，坐起来看看月亮，摇摇头又躺下。


    说着，笑着，多多和咪咪终于睡去了，端丽一手搂着一个女儿，心里充满了做母亲的幸福。她忽而又想起了过去的好日子，那日子虽然舒服，无忧虑，可是似乎没有眼下这穷日子里的那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多多翻了个身，细长而丰满的胳膊绕住了妈妈的脖子。端丽感动地想：我们再不分开了。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分开。她这会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的家庭，家庭里的每个成员：任性的多多，馋嘴的来来，老实厚道的咪咪，还有那个无能却可爱的丈夫。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

 第六章

    六


    星期六晚上，婆婆把文耀、端丽找来，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让大家想想办法。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


    “精神病院，我想来想去不能送。”


    于是，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


    “进了医院，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还要坐电椅，没有毛病也要作出病来了。”


    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


    “我们宁波乡下，有过一个花痴，什么药也没吃，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


    端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便小心翼翼地说：“文影年龄不小了，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只是现在人在乡下，一没户口，二没工资，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


    “是的，姆妈，再说有这种毛病，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不瞒人家吧，人家说不定……”文耀没说完，就被母亲气势汹汹地打断了：


    “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要你们来做啥？不就是想办法。会得嫁不出去，真是笑话了！”


    “嫁怎么会嫁不出去，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端丽打圆场，“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吧？”


    夜里，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文耀凄楚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


    “怪谁？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有毛病不看，要结婚，自己要跌身价。”端丽没好气地说。


    “姆妈活了六十多岁，会没有你我懂？进了精神病院，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你懂吗？”文耀振振有词。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定的理论前提下，坚持意见，发挥见解。学校里，权威是工宣队；家里，权威则是父亲母亲。


    “那你就从命，不要怨天怨地。”端丽说毕，不再出声。


    “动气了？”过了会儿，文耀不放心地问。


    “没有。我在想，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总要找个好的。还有，能不能找个近处的，比如绍兴，昆山，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离上海近，生活习惯好一点，也叫得应一点。”


    “对，对！”文耀直点头，觉得妻子很聪明。


    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信。虽是“文化革命”至今没来往过，可从前，没少给他们好处，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信，是由文耀写的，严格地说，是端丽口授，文耀记录。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再把的情况写了一些，并附上一张相片，然后转入正题—找份人家。只说想往近处调，距上海近点。关于病，就写了极为含蓄的一句：“受了点刺激，身体不大好。”信寄走了，以后的日子，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每日两班邮差，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盼过上午盼下午，盼过下午盼明天，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一件事未了结，又来了一件。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要分配了。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百年后，仍是一片红，这样才能代代红。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


    “女儿学校上门来动员了，”梁阿姨说，“我对他讲：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去的。讲过一句再不和他罗嗦，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他坐了一歇就走了。”


    “伲囡也要分配，她姐姐刚去安徽，学堂里不好意思来动员，我不让她去，她和我吵，我说我养活你，你还有什么可吵的！”


    “跑得去插队落户，还是要养她。他们又养不活自己，反倒在火车上贴掉钞票。”


    “在家里也不见得一生一世没有工作。上两届讲‘两丁抽一’，这两届一片红，下头两届又不晓得如何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过夜，人就不好太呆了。”


    端丽不好插嘴，可听听这些牢骚，能出出气，也能得到启发。她心里活动起来，是不是再应该试一试，把多多留住。当初文影分配时，如再硬硬头皮咬咬牙，说不定也就赖下来了。从感情上说，她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女儿大了，和妈妈贴心多了，想到要把她送走，好比在心上剜了一刀。从经济上来说，她也无力再准备一份行装。小叔和小姑相继下乡，把家里最后一点老底都挖尽了。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你家小孩挨着插队落户吧？”


    “老大是六九届的，一片红呀！”


    “你让她去？”


    “讲心里话，真不愿。她读书早，念的是五年制，现在十五足岁都不到。但是我们家这个成分只怕赖不下去。”端丽忧心忡忡。


    “有啥赖不下去？你怕啥？插队落户么最最推板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到时候再讲了。”端丽说，心里却好象定了许多。


    回到家里，多多就告诉她，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让她等着。


    吃过晚饭不多久，果然有人敲门，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母亲多少工资，弟弟妹妹多大年龄，多多的身体好不好，等等。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端丽心里别别跳着，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这会儿，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说：


    “多多年龄很小。参军年龄，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她不到十五，不去。”


    “李铁梅也很小。”那工人师傅说。


    “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


    “早点革命，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工人师傅皱皱眉头，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


    “在上海也可以革命，也可以锻炼嘛！再说她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小，她不能走。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我自己送到乡下去。”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她说话就象吵架一样。


    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转脸对文耀说：“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


    文耀摸着下巴，支吾道：“上山下乡，我支持。不过，多多还小……”


    “多多的出身不太好，她的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


    端丽火了，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


    这一席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说出这么多道理。她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刚下楼梯，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关上门，也不怕闷死。多多冲着妈妈说：


    “什么什么呀！你这样对待工宣队，我要倒霉的。”


    “倒什么霉？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摇着头说：“真凶啊！怎么变得这么凶，象个买小菜阿姨。”


    “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多多嘀咕，“真野蛮！”


    “做人要凶。否则，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压死人的。”


    文耀同意了：“这倒也是。”


    “那我怎么办呢？”多多发愁。


    “怎么办？在家里。爸爸妈妈养你。”


    来来忽然说：“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来来学着，大家都笑了，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


    待了一段日子，多多自己不定心了，说她的同学都走了，常和端丽闹。端丽只说：“让他们走，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也就随她闹，不理会。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这么强硬。心里也就安定了，太平了许多。整天在家买菜，烧饭，管理弟弟妹妹，她戏称自己是“小家庭妇女”、“小劳动大姐”。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使妈妈在工场间工作得很安心，很好，常常受到表扬，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充作文影的生活费。


    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这家姓王，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儿子今年二十六岁，比文影大三岁，年龄很合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这点也合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姊妹很少，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这也中意。全家商量，又问了文影的意见，对她说只是结了婚可以往南方调，女大终要当嫁，文影也同意了。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表示同意见面，同意考虑。


    立秋这天，那人来了，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小伙子长得不错，身高体阔，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正巧是星期天，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


    婆婆对小伙子还满意，公公只轻轻地说了声“粗坯”，也没发表不同意见，文耀和端丽自然也不能有意见。只是端丽总有点觉得那人生相不太厚道。文影自己倒挺喜欢，精神好了许多，而话又比往日多了数倍。人家不知道内情，只当是生性如此，活泼而已。只有自己家的人暗暗担心，怕她发病。而实际上，这终是瞒不过去的，但此时此刻，谁都不那么想，一门心思地自欺欺人。


    中午吃饭了，因为来客是乡下人，也就不必讲究。公公没有陪客，倒是多多等三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去三个座。端丽在厨房里炒菜上桌，正忙着，忽见三个孩子冲进厨房，把门关上就憋不住地笑了起来。多多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咪咪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发什么人来疯！没有规矩。”端丽斥责道。


    “妈妈，那人的吃相真好玩。”多多忍住笑报告。


    “怎么好玩？”端丽好奇起来。


    “就象前世没有吃过似的。”多多说。


    “他一边吃，一边眼睛瞪这么大，在菜碗上看来看去。”来来学着。多多和咪咪又笑瘫了，蹲在地上。端丽也笑了，可笑过之后，心里却酸酸的，很为文影难过。


    吃过饭，婆婆打发文影去睡觉，对客人抱歉道：“这孩子身体不好，不能太吃力了。”然后，向端丽使了个眼色，端丽会意地把孩子们赶出去。她知道婆婆要和客人正式谈判了，自己也识相地走出去带上门，可婆婆叫道：


    “端丽，你也来坐坐吧。”


    她走进房间，见婆婆的表情有点张惶，知道她是怯场了，这事少不了又落在自己身上了。端丽心里也是一阵为难，不知该怎么开口才好。她故作镇静地泡来两杯茶，心里紧张地思忖着。


    “阿娘，吃茶。”她把茶端过去。


    “噢，嘿，罪过，罪过！”那老太太连声客气着。


    “弟弟，吃茶。”端丽坐下，聊天似的说，“乡下年成还好吗？”


    “一个工一元两角。”小会计报账道。


    “那就很好了。文影插队那山里，一个工只值四五角，她又做不了一个工。”


    “太穷了，太穷了！”老太太说。


    “所以心里不开心呀!身体也不好了。心情是很影响身体的。”


    “自然，自然。”


    “张文影到底生的什么病？”那年轻人发问了。


    端丽和婆婆不由得交换了一个眼色，停了一停，说：“她这个病也不算什么病，只要开心就象没有病。就怕生气、伤心，就要发作了。”


    “发作起来什么样呢？是癫痫吗？”他刨根问底。


    “不是癫痫，不是癫痫。发作起来不过是闷声不响，或者哭哭，或者笑笑。”


    年轻人和老太太交换了一个眼色，不再问了，神色却黯淡了许多。


    端丽扯开了话题：“你们一个大队多少人家？”


    “总有百十来户。”他敷衍。


    “主要种点什么东西？”


    “稻哇。”


    气氛冷了许多。这么又坐了一会儿，婆婆起身出去找咪咪买点心，端丽也起身去拿热水瓶来斟茶。当她拿着热水瓶走到门口，听屋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


    “这种病结了婚就会好的。”那老太太在劝小伙子。


    “我又不是一帖药。”小伙子闷闷不乐地说。


    “她毛病好了，有你的福享了。张家是什么人家，你知道？”


    “现在还有什么？不都靠劳动吃饭。”


    “你年纪轻，不懂。有句老话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端丽的心冰凉冰凉，站在门口怔住了。


    “端丽，做啥？”婆婆过来了，奇怪地瞅着她。


    “姆妈，你来。”端丽转过身，不由分说地拉住婆婆的手，走到厨房，关上了门。


    “啥事体？”婆婆莫名其妙。


    “这门亲算了吧！嫁过去，对谁也不会有好处。”端丽压低声音急急地说，“且不说结了婚，妹妹的病不一定能好。那里虽是姆妈你的老家，可那么多年不走动，人生地疏，文影在那里举目无亲。万一婆家再有闲言闲语，只怕她的病会加重。再说，人家会好端端一个小伙子，为何要到上海来找媳妇，恐怕也有别的方面的贪图。”接着端丽就把刚才听来的话一一转述了。


    婆婆怔怔的，过了一会儿，眼泪下来了：“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姆妈，你听我一句话，我和文影虽不是亲姐妹，但我绝不会为她坏的。她的病不能再耽误了，要看病。”端丽恳切地说。


    婆婆哭着：“我老了，也有些糊涂了。这事全靠你了。虽说你只是个媳妇，可比我儿子还强。爹爹昨天还夸你呢！”


    这次是正式的权力下放。端丽立即行动起来，带文影去看了病，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病床很紧张，去家等医院的通知吧！端丽又设法托人找关系。她如今工作了，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工场间的阿姨虽粗鲁，却很热心，热心中掺了点好奇，因此促进了热心。七转八转，居然和精神病院住院处的护士长联系上了。十一月时，终于得到了一张床位。


    端丽送文影住院去了。


    女病房是一间很大的房间，足有二三十个床位，一个个身穿白衣服的病人，坐在各自的床上，神态各异。有的极其冷淡，有的十分粗鲁，有的兴奋地动个不停，有的懒懒的昏昏欲睡，还有一个象幽灵似的从这头飘到那头，从那头荡到这头。文影沉默着，沉默中含着恐惧。她紧紧地依着嫂嫂，象个孩子似的需要保护。端丽搀着她的手，轻声安慰着，实际上也是安慰着自己：


    “这里倒蛮静的。好好休息，什么也别管。下午，我和姆妈就来看你。”


    文影听话地点点头。


    办好了住院手续，听护士交待了探病的规章制度，服侍文影换了衣服。白色的，染有几块黄色药渍的病员服罩在文影消瘦的身体上，象套了一只口袋，把人都显小了。文影好象一下子小了十岁，脸色苍白，眼神怯怯的，每一转眸都象是在寻求保护。她又好象突然苍老了十岁，眼角、额头有了细细的皱纹。背有些佝偻，走路行动透出迟钝、蹒跚。


    端丽走的时候，让她躺着别动，可她不声不响，仍然站起身，默默地跟在嫂嫂身后，走到门边。端丽回过头：


    “进去吧！”


    文影不说话，倚着门，凄楚地看着嫂嫂走下楼梯。在这一瞬间，端丽几乎对自己的做法动摇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在这里，她感到每个人都是精神病，而独独自己的小姑不是。她了解小姑发病的原委，她认为小姑的发病是合理的，她是极清醒极正常的，她不该和这些反常的人在一起。她这么认为，更加觉得把送进去是桩错误了。


    下午，婆婆去看了文影，回来就哭。以后，每个人去看望回来都唉声叹气的，言语之间，不免有些责备端丽心狠手辣，似乎她把妹妹送入了地狱。端丽压力很重，而且有些负气。于是更加觉得对文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压得她很疲倦，很紧张，却也使她精神大振。


    她从来没对谁负过什么责任。自己生下那三个孩子，如果生病，她只需向奶妈问罪，自己心灵是没有一点负担的。这会儿，却要为文影及其全家负责任了，她觉得这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她几乎每天下班跑医院，看望文影，向医生询问情况，多挣点钱为文影买营养品。她请金花阿姨又找了一个孩子带。这个孩子，基本上由多多负责。


    这当儿，文光回来了，是探亲。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他又去信续了半个月假。一个月过去了，他又续假。这么拖了三个月，他干脆连续假都免了，毫无走的打算。每日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和插队前一样，百无聊赖，闷闷不乐，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声响，只多了一个抽烟的习惯。他回来不走，本在端丽意料之中，可暗地里又希望他不至于那么糟糕。这会儿，是真正认定他没出息，从心里可怜他又瞧不起他。


    这么过到了七三年，忽然下来一个文件：凡有医院证明有病的或独养子女，均可办理回沪手续。端丽行动起来，到处奔波，为文影办理病退。她的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手续办得十分顺利，只是最后还须去一次江西。


    “让二弟去吧！他在家横竖没事，并且又是出过门的人，总有数些。”文耀提议。


    “我？不行，江西话我听不懂，如何打交道。”文光很客气，似乎除他以外，其他人都懂江西话似的，“还是哥哥去，哥哥年龄大，有社会经验。”


    “我要上班呢！”


    “请假嘛。你们研究所是事业单位，请事假又不扣工资。”


    “扣工资倒好办了。正因为不扣才要自觉呢！”文耀顿时有了觉悟，“弟弟去嘛，你没事，譬如去旅游。”


    “我和乡下人打不来交道，弄不好就把事情办糟了。”


    兄弟俩推来推去，婆婆火了：


    “反正，这是你们两个哥哥的事。总不成让你们六十多岁的爹爹跑到荒山野地去！”


    “哥哥去，去嘛算了！”


    “弟弟去，弟弟去，弟弟去了！”


    端丽又好气又好笑，看不下去了，说：“看来，只有我去了。”


    “你一个女人家，跑外码头，能行吗？”婆婆犹豫着。


    端丽苦笑了一下：“事到如今，顾不得许多了。总要有个人去吧！”


    最后，还是端丽出马，去了十天，回来了。带来了户口、粮油等关系，还把文影的箱子衣物带了回来。另外，她把文影没用完的草纸、肥皂、毛巾、牙膏和不易携带的热水瓶、钢精锅、火油炉，在当地处理了。变卖来的钱，正好抵偿了来回路费，还剩两块三角。


    回到家，大家都很欢喜。婆婆告诉她，文影的病情有了好转，就怕复发。医生说，再巩固一段时间便可以出院了。端丽一阵轻松，腿却软了，不由瘫坐下来。一家人惊慌地围住她，问她怎么了。她疲倦而幸福地笑着，噙着眼泪喃喃地说：


    “总算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第七章

    七


    三年的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了，回过头看看，又好似只有一眨眼功夫。公公婆婆老了一些；端丽转正了；文影作为病退知青分在街道幼儿园做老师；来来中学毕业分在隔壁弄堂口小烟纸店站柜台；咪咪升了中学；多多终于赖下来，进了街道一爿做洋娃娃的生产组，交了一个男朋友，人品模样都好，出身工人阶级。虽总难免有屈就之感，但想到多多的孩子可不必从此再戴资产阶级帽子，也就心安了。独有文耀、文光两兄弟，依然如旧，一个在家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发发呆，不想前也不想后，得过且过；另一个省心省力地捧着国家铁饭碗，碗里饭不多也没少，六十元，倒是一点没有显老。


    到了1976年底，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到张家的，首先是知识青年的回沪，文光立即抖擞起来，跑回黑龙江，把户口办了回来。然后，政策落实了，退回了抄家物资，实际上只是幸存的一小部份，十年里停发的定息和工资补发了，存折还了，三楼的房间启封了，楼下那两户，也受到了房管处的催促。他们趁机向房管处提出条件，当房管处给予满足时，那条件忽又提高了，水涨船高，不知何时能解决。这是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最难得的机会，确实不能轻易放过。而张家惨淡十年能有今天，只认为是天赐洪福，千恩万谢，心满意足，并不要求百分之一百的偿还。


    一家人，个个欢欣鼓舞，公公婆婆象是年轻了几十年，容光焕发。孙子孙女也是欢天喜地。他们中间除了文耀，都是在最低级的小集体单位，看不到前景，加工资轮不上，找对象也难排上号。如今，就是不工作也能过的舒舒服服，十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补偿。


    父亲拿到了十年强制储蓄起来的一大笔钱，豁达地说：“我老了，钱是带不到棺材里去的。”他将钱分给了每个子女一份。另外，又给了端丽一份。他说：


    “端丽在这十年里，很辛苦。这个家全靠她撑持着。在文光、文影身上花的心血是不可用钱计算的。”


    “爹爹，我不要！”端丽说。这半年来的迅疾变化，使她觉得象在做梦。如今，这一厚沓钞票放在面前，日光灯下，票面上每一道细巧的花纹都清清楚楚，她才感到真切。然而，这么厚的一沓拾元票面的钞票，又叫她有点莫名其妙地骇怕，“十年里兵荒马乱，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并没有做什么。我不能拿这钱。况且孩子都大了，我也有了工作，我们不缺钱用。”


    “爹爹既然已经讲了，你就不要客气了。”婆婆说。


    端丽还想推辞，却感觉到文耀在轻轻地踢她的脚，又把话咽了下去。可心里却定了主意，决不收那钱，她认为多拿了钱会难做人的。


    回到三楼—三楼归还，他们住上去，公公婆婆独自住二楼。关上房门，文耀立即就说：


    “你的主意真大，也不和我商量，当场就回脱爹爹的钞票。”


    “是爹爹给我的，当然由我做主。”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是你丈夫，是一家之主，总要听听我的意见。”当家难的时候，他引退，如今倒要索回家长的权利了。


    “那么现在我对你讲，我不要那钱，要这么多钱干吗？”


    “你别发傻好吗？这钱又不是我们去讨来的，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不想……”


    “为啥不想要？你的那个工作倒可以辞掉了，好好享享福吧！”


    “不工作了？”端丽没想过这个，有点茫然。


    “好象你已经工作过几十年似的。”文耀讥讽地笑道。


    端丽发火了：“是没有几十年，只有几年。不过要不是这个工作，把家当光了也过不来。”


    “是的是的，”文耀歉疚地说，“你变得多么厉害呀！过去你那么温柔，小鸟依人似的，过马路都不敢一个人……”


    他那惋惜的神气使得端丽不由得难过起来，她惆怅地喃喃自语道：“我是变了。这么样过十年，谁能不变？”


    文耀温柔地将端丽一绺夹着银丝的额发撩上去：“你太苦了，老了许多。我是个没用场的人，只有爹爹的钱，可以报答你。”


    端丽不响，慢慢转过脸，对着五斗橱上的镜子。很久没有细细地打量自己，镜子里的形象生疏了—头发的样式俗而老气。眼睛下面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垂下了两个泪囊，嘴角鼻凹又是什么时候刻下了细而深长的纹路？面颊的皮肤粗了，汗毛孔肆无忌弹地扩张开来，她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抚摸了一下脸庞。这时，她看见了自己的手，皮肤皱缩了，指关节突出了，手指头的肉难看地翻过来顶住又平又秃的指甲，指甲周围长满了肉刺。


    “我是老了。”她沮丧地垂下手，呆呆地看着镜子里那个丑陋而陌生的形象，那确定无疑的正是自己。


    文耀走到她身后，抚摸着妻子的头发，轻声说：“别难过。这十年，我们要赎回来。”


    端丽从镜子里端详着丈夫，她似乎又看到了十多年前那个风流倜傥的丈夫，他潇洒自如，谈吐风趣而机智，浑身洋溢着一种永不消逝的活力。她爱他。


    当天夜里，他们把钱存进了银行的通宵服务处，让它毫不耽搁地生利、生息、变本、再生利、生息……可是，工作她没舍得退。这是不容易争取来的，再说，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一天……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职业是铁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她考虑了一下，决定请病假，工资全扣完了不要紧，只要保留这个职业。这些年的辛苦，她得了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里弄里的合作医疗，很容易开出病假，只要你自己舍得钱。


    她去送病假条时，梁阿姨看都没看，就爽快地说：“你休息吧！这种生活本不是你做得长远的。”


    也许梁阿姨确有弦外之音，也许只是她自己多心了，端丽涨红了脸，急忙解释说：“其实不休息也可以，不过就是想治疗得彻底一点。好了以后，我还是要来做的。”


    “可以，可以，你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梁阿姨说。


    旁边的小矮个子阿姨插嘴道：“你也是有福不会享，叫我是你，真不来做这种短命生活，每日里不歇一口气地做，也只有一块六角。”


    大块头阿姨说：“张家媳妇，想穿点，有钞票不吃不用，真是‘阿木林’了。”


    “靠工场间这点工钿不会发财的……”


    “不不，话不能这样讲。毛病好了我还是要来做的。”端丽红着脸说，赶紧出来了。走出石库门，穿出弄堂，到了马路上，一阵风迎面吹来，她才感觉背心出了一层汗，衬衫都湿了。她出了一口长气，往家走去。走到路口，看见金花阿姨迎面走来。


    “张家媳妇！”金花阿姨叫她。


    “哎，金花阿姨，这一向还好吗？”


    “蛮好，昨日碰到你家先生了，他说你们家要找个阿姨。你们要半日的？全日的？还是洗洗衣服或者买小菜的啊？”


    端丽忽然窘迫起来了。这事虽是这几天家里商量的，她也觉得有必要找个保姆，可是她坚决不同意请金花阿姨推荐。不知为什么，她认为拜托金花阿姨帮这个忙是极不合适，极不应该的。为了这，还和文耀吵了嘴。他为她不服从自己很觉气愤，很是怀念十几年前不敢过马路的端丽。


    “我倒认识一个人，五十多岁，人蛮清爽，蛮老实。不过就是临时户口，你们要看看人吗？”


    “究竟用不用人也还没说定呢！”端丽支吾着。


    “你回去和你家先生商量商量好吧？不要想不穿，有钱就过过惬意日子嘛！”金花阿姨开导她。


    “好的，我回去商量商量。过几天给你回音，让咪咪到你那里去。”


    “我来，我来。”


    “咪咪去，咪咪去。”


    她们客气着，然后分手了。端丽背心上又出了一层汗。


    以后的几天里，端丽就跟着文耀一起跑商店：添置家具，买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买衣料、衣服、皮鞋；买种种护肤、护发的面霜，还有染发水、洗发精……端丽烫了头发。


    她坐在理发店的镜子前，心别别地跳着，想象不出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当头发一绺一绺地卷起，放下，做好，吹号，整理完毕以后，她对着镜子出了好一会儿神。镜子里的形象，她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熟悉。她欣慰地发现，自己还没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蛮好，蛮好！”文耀站在她身后，满意地说，把她从迷茫中唤醒了。她羞涩地一笑，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无意中瞥见橱窗里自己的影子，她很满意。自我感觉变了，变得十分良好。她想，还可以再好好地生活一番呢！


    南京路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人们象排成队似的慢慢行走着，绝不可能快步如飞，也无必要快步如飞。在这里，人们就只是为了走走，看看，买买东西。这是一条没有目的的道路，或者说，这道路的本身就是目的地。端丽在人群中，耐着性子慢慢挪着，手不能甩，腿不能迈，不觉有些急躁起来，总想快点穿过人群向前走。难免挤着了几个人，于是人们便都回头看她，皱眉，撇嘴。


    “你干嘛这么快？难道去赶火车？”文耀拉住了她。


    “这么慢吞吞，肚肠根都痒了。”她说。


    “急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有阿姨在，又不要你回去淘米烧饭。”


    “我晓得。不过，我们也没什么事呀！”


    “没有事慢慢逛逛玩玩呀！你看，这块料子很雅致。”


    “我穿太嫩气，多多穿又有点老气。走吧！”她极力往前走。


    “难道非要买才可以看吗？欣赏欣赏玩玩嘛！”文耀极力挽住她的脚步。


    “这皮鞋也挺好，后跟还有点样子。”


    端丽细细瞧了一回，说：“要三十张专用券呢，真辣手！”


    “看看嘛！”


    好久好久没有来南京路了，她感到路上行人比十几年前多出好几倍，每个店里都挤得满满腾腾，头都发昏了。从东走到西，一边走，一边不时地需要吃点东西增加动力。这么走着吃着，就只为了看看。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也就为了更贴近


    “随便。”


    端丽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随便？”


    “是随便嘛！戴什么表不一样？要紧的是考上大学。”他埋下头，不再搭理妈妈。


    端丽默默地看着来来，这孩子如今变得又瘦又高，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对吃食的热心转移到了学习上面，但仍然是那么一副急，饥不可待的神气。每天在小烟纸店站了八小时柜台，晚上还要用功到十一二点。端丽让他请半天病假复习功课，不要开夜车了，错过子夜睡觉是很伤身体的。来来听从了，请了半天假，却比平日更加拼命。端丽以为还不如上班轻松呢！站柜台虽是“站”，但无须用脑子。因此也不再劝他请假了。


    “何苦呢！”端丽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苦了十年，现在还不享点福，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妈妈，你真是！”来来不耐烦地抬起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人拼死了也上不了大学，现在好不容易一律对待择优录取，你又来烦。”


    “大学？大学有什么意思？妈妈正正式式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当中，又怎么样？给人当保姆，工场间当学徒，什么没干过？我想来想去也想穿了，只要有钞票，什么都有了。”端丽想起这些年身无分文的窘迫，她想起为了挣每一分钱所付出的辛苦和委屈，眼圈红了。


    十年的苦难，留给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都是很不一样的。这会儿，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她决心好好生活，象文耀所说的，赎回十年。她以为那十年是白过了。

 第八章

    八


    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有一次，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梁阿姨说，现在待业青年很多，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工场间人手很够了。她身体实在不行，可以把工作退掉。如同意，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很老实。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端丽笑笑说：“等会儿再说吧！”端丽把阿姨打发走，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可文耀回来时，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全家欢腾。多多为了邓丽君，来来为了英语，咪咪既为邓丽君，也为英语，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这孩子不知怎么，土头土脑的。姐姐叫她“阿乡”。给她一件衣服，她叠好收起来舍不得穿；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她只吃一碗阳春面。端丽也高兴，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第二天想起时，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无须这么认真。随他们去，将她除名，无所谓；给她留职，也无所谓。


    家里事很多，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如今，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已不乏追求者了，轮到文影挑挑拣拣。文影对自己估价很高，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再如何保养，也要见出点老气。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她过早地发胖了，体形不再象过去那样苗条秀气，显出了蠢笨。因而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前几天，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的，长相很体面，魁梧，健壮，又很斯文，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文影很喜欢，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往来几次后，还是断了。文影很不开心，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家里人极担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婆婆陪她去了一次苏州。回来后精神好了点，端丽趁机劝她：“妹妹，你快三十岁了，不要拖的太久了。”


    “我也不想拖，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


    “当然。但眼光稍稍放平一点，要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要求并不过高，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


    “那自然。不过，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人品。”


    “人要好，条件也要好。”


    “条件不是主要的，还是要感情好。”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怎么还如此看不破，实在是白白病了一场。可端丽却忘了多多—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友断了关系。她对多多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可以随你挑，随你拣。”果然，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父母在国外，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


    “条件为什么不重要？”文影说，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你当初不也是看着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


    端丽的脸刷地红了：“妹妹，你可不要这样说话。我跟你哥哥享了福，可也受了苦。‘文化大革命’……”


    “爸爸不是补偿你了？给了你那么多。我这个亲身女儿也不过比你多一半。”文影刻薄地说。


    端丽脸白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当然，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常常发生。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可私下却没少生气。可这会儿，她感到不习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她一整天都憋着气，胸口起伏着，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好向他倾诉一切。然而她等不及了，等多多下班回来，统统告诉了多多。多多是任性惯了的，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端丽说过之后，气平了不少，倒反劝起女儿来：“算了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多多不想算，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


    早上多多去上班，走到二楼门前，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骑车子小心。”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进进出出，哪怕只一百米也要以车代步，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


    多多听了妈妈的话，站住脚，大声说：“妈妈，你又要多管闲事，管了也不会落好的！要是你不管，人家现在作乡下媳妇，多少有劲！”


    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闲事不是白管的，有报酬，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句来，一句去，没完没了了。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可又无力解脱，心情十分不好。文影也忒气人，端丽或是多多，每买一件东西，她知道了都要闹，闹过之后，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用端丽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她越来越难伺候，满足，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而端丽认定了，不再去管闲事，一句嘴不插。只是心里奇怪：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当她责备着文影时，却丝毫没想起自己。实也应该好好地“忆苦思甜”一番。她都把那十年忘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有时候，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


    面对着这矛盾，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文耀很乐观，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文光很淡泊，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看见嫂嫂为此烦恼，便劝说道：


    “何必，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生活没有意义，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


    “你又有什么寄托呢？”端丽没好气地顶他。


    “没有什么，每天上下班，做满八小时，月初领工资，一切都不用费心，一切都是现成。我们只需吃了做，做了吃。”


    “你不也一样的无聊！”


    “当然，所以我想着，把工作退了。”


    端丽点点头笑道：“是啊，吃饱饭了，又要想出花样来了。”


    “爹爹给我的钱，足够做本钱了。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我想开个西餐厅。”


    “发疯！”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


    “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我们活着，就只为了活着。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端丽缓缓地劝他：“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要知足了。”


    “是的”，他闷闷地说，“省心，又省力。吃了做，做了吃，平行的循环，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


    端丽不理他了，只是摇头。


    “嫂嫂，那年我去黑龙江，你陪我去买东西，还记得吗？”


    “记得。”


    “路上，你对我说的话，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


    她吓了一跳：“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


    “不不，是真的。我问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说：吃，穿！当时我觉得庸俗，可现在我想透了。就是为了吃，穿。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更好地吃穿，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使吃和穿进一步。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


    “你想的总是很好。”端丽肯定他。


    “所以我想，不要那铁饭碗，自己创造新大陆。”


    端丽仔细地看看他，摇了摇头：“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千万别动手去做。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


    “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熟了。”


    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端丽等了不少日子，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弄。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性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


    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性，爱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爱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地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地说应该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


    “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件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又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


    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儿，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画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现在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她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作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东西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二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越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床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光、文影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象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中学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划都贯注下去，十二分地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干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情，无论端丽让她干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些什么。要想完完全全地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象是安慰，又好象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在杭州的三天，还是愉快的，跟着旅游车，凡事不用操心，可以尽兴地玩乐。三天之后，旅游车返回上海，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随之感叹：


    “好了，再会了，杭州。明天又要上班了，唉！”他们叹着气，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端丽不由地羡慕起他们来。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自己确不用辛苦，没有什么事等着她，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干什么呢？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心里空落落的。


    “是呀，明天要上班了。”文耀也说，“你看，还是你惬意。”


    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气她。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神经过敏。然而一想，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不觉又害怕起来，极力使自己愉快。她试图轻松起来：


    “过年，我们到宁波去玩吧！”


    “对了！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柱香。”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


    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


    “普陀山是佛教圣地，据说现在又修复了，每日里，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新郎官说：“我们也去。”


    他的小爱人，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


    “加几个班，不缺勤，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


    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点头批准了：“这倒是够了。”


    端丽又悲凉起来，她老是羡慕人家，使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


    到家了，一进门，阿姨就告诉她，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讨她的回话，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


    “阿姨，去烧洗澡水吧！”文耀吩咐，转头对妻子说，“退了吧，爽气点。”


    “退了，”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就没有，不就几十块钱吗？”


    “这倒不光是为了钱。”端丽说。


    “不为钱是为什么？”文耀脱外套，换拖鞋。


    “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文耀笑了起来：“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


    “这倒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你不要心有余悸了。”


    “先生，水开了，浴缸也擦了。”阿姨说。


    “好，好，”文耀答应着，“哎，阿姨，你去工场间，讲一声……”


    “不！”端丽叫了一声。


    “怎么？你还要去工作？有福不享。”


    “你不要管我。”端丽心烦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主意也太大了，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


    文耀真的恼了：“好了，不要吵了。阿姨你去讲，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


    “阿姨，我自己去讲。”端丽说。心里却有一点发虚，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她能去吗？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明天我自己去讲。”


    晚上，她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


    “嫂嫂。”有人叫她。


    “哦，是文光，吓了我一跳，还没睡？”


    “已经躺下了，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文光靠着落地窗，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


    “是来了灵感？”


    “也许。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


    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端丽忽然想哭，她好久没哭了，生活里尽是好事，高兴的事，用不着眼泪。


    “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


    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你说的总是很好，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端丽在心里说。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地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