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传》 前言 1953年圣诞节前4天，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活突然陷入失控的旋涡，他的事业、他的名誉甚至他的自我价值感都岌岌可危。他坐在疾驰的车里，一边盯着窗外，一边感叹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汽车正奔向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那里是他律师的寓所。几个小时后，奥本海默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是辞去政府顾问的职务，还是反击那些对他的指控。就在当天下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毫无预兆地交给他一封指控信。信中声明，重新审查奥本海默的个人背景和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后，他被认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信中还列出了34项指控，其中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据报告，1940年‘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名单上出现过你的名字”，有些涉及政治，比如“从1949年秋开始，你一直强烈反对研发氢弹”。 说来也奇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自己将大祸临头。就在几年前，他读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那还是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奥本海默是美国社会的偶像级人物，是同辈中最受尊敬和推崇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封面。那时的奥本海默被这篇讲述执迷不悟与自负之苦的小说惊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纠缠着，“他注定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奥本海默知道无论将要发生什么，它都会将自己“吞没”。 二战后，美国反共浪潮日益汹涌，奥本海默越发感觉到一头“丛林猛兽”正在悄悄逼近。他被迫害共产主义人士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他的寓所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媒体在散布对他过去政治活动和政策建议的诽谤之词，这一切都让他感觉自己正在被围猎。20世纪30年代，他在伯克利参加过左翼活动，战后他又反对空军的大规模战略核武器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些计划无异于种族灭绝，上述行为激怒了众多华盛顿内部人士，他们位高权重，其中包括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敦赫伯特和安妮·马克斯的家里，奥本海默反复琢磨着自己该如何抉择。赫伯特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密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马克斯曾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的秘书。那天晚上，安妮发现奥本海默似乎处于一种“几近绝望的状态”。经过长时间讨论，奥本海默最终决定，无论背后有多少黑幕，面对这些指控，他都不会坐以待毙，这个决定部分是出于他坚定的信念，部分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尊敬的斯特劳斯”的信，奥本海默在信中指出斯特劳斯是在鼓动他辞职。“你向我提议了一个看似更可取的选择，那就是我主动提出中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合同，这样就可以避免面对那些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选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继续写道，“这种做法意味着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就是我不适合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经干了快12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我真的这么不称职，我不可能为国家效力那么久，我也不会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更不可能一次次地代表我们的科学界和我们的国家发言。” 当晚讨论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几杯酒下肚后，他到楼上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妮、赫伯特和陪奥本海默来华盛顿的妻子姬蒂听到了“可怕的撞击声”。他们冲到楼上，发现卧室空无一人，浴室门紧闭。安妮说：“浴室门根本打不开，奥本海默在里面也没任何反应。” 那时奥本海默已经瘫倒在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尝试用力推门，把他瘫软的身体费力地推到一旁。据安妮回忆，奥本海默醒过来时，“他肯定在嘟囔着什么”。他说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的安眠药。医生在电话中叮嘱他们：“可别让他睡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才赶到，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扶着奥本海默踱来踱去，还哄着他喝了几口咖啡。 那头“丛林猛兽”已经朝奥本海默扑了上来，这场劫难之后，他失去了为政府效力的资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磨难日后反而让他声誉更隆，也让他对后世的影响越发深远。 * * * 从纽约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世界，奥本海默一生参与了20世纪诸多重大的斗争与胜利，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社会正义、二战和冷战。一路走来，他超群的智慧、他的父母、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以及他年轻时的经历都曾给他指引。他在物理专业领域的成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德国学习量子物理学，他不仅热爱这门新兴科学，也成为它的传道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美国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学研究中心，那时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的恶果及海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深深触动了他，他和友人积极行动，一起投入争取经济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中，他的很多友人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共产党员。那些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是10多年后，为了让奥本海默噤声，他所做的这些被人轻而易举地用作罪证。这提醒我们，我们信奉的民主原则极易出现偏差，必须小心翼翼地捍卫。 奥本海默在1954年遭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麦卡锡时代并不罕见。但是作为一名被告，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二战时，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家们为自己的国家从自然手中夺取了令人惊叹的太阳之火。在这之后，他不仅睿智地申明了核弹的危害，也充满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潜在益处。再后来，几近绝望的他公开批评了军方提出的、战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战争计划：“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坚持不懈地质疑美国的核武计划，这让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极为不悦。1953年，共和党人重返白宫，刘易斯·斯特劳斯等支持大规模核报复的人登上了华府的权力宝座。斯特劳斯和他的盟友们决心让奥本海默闭嘴，他们担心此人会切实威胁到他们的政策。 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政治倾向和专业判断进行了抨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诋毁他的人品和价值观，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奥本海默个性的诸多方面：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忍淡泊又充满困惑。在这次听证会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委员会印制了一份密密麻麻的、逾千页的笔录，名为“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从中可以读到很多有关奥本海默个性的细节。但是，与此同时，这份听证会笔录也显示出奥本海默的对手未能真正刺探到他的内心，作为一个个性复杂的人，他早年间就打造了一副内心的铠甲。从20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上西区度过的童年时光到1967年他离开人世，本书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这副铠甲背后谜一般的个性。这是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无论在资料研究还是撰写过程中，作者都秉持一个观点，那些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决策（在奥本海默身上甚至可能还影响到了他的科学事业）。 在本书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它们来自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本书还参考了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很少有公众人物受到过如此严密的监控。通过联邦调查局根据监听录音整理的文字，读者有机会“听到”奥本海默的谈话。然而，这些书面记录也只讲述了个人生活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让奥本海默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带领我们进入核时代，又步履维艰地寻找着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方法，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努力还在继续。 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身份和核文化息息相关。正如e.l.多克托罗所说的：“从1945年开始，我们就对核弹心心念念。起初它是我们的武器，后来成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而现在它影响着我们的经济。40年后，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会不变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这个为对付敌人制造出的巨人成了我们的文化——核弹文化，它有自己的逻辑、信念和愿景。”奥本海默曾是释放核威胁的推手，但后来他致力于遏制核威胁，奋勇地将我们从核弹文化的歧途上引开。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一份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后被称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实际上它主要由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迄今为止，这仍是核能时代保持理性的杰出范式。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注定了该计划会失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包括美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兴核弹。随着冷战的结束，核毁灭的危险看似已经过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在后“9·11”事件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温“原子弹之父”在核时代伊始对我们的警告，原子弹是一种造成无差别袭击的恐怖武器，在它肆无忌惮的攻击面前，美国自身也可能命悬一线。1946年，在参议院的一次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奥本海默：“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消除核武器是抵御核恐怖主义的唯一出路。 无人理会奥本海默的警告，最终他被噤声。奥本海默给予了我们原子之火，他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腊神祇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并把它赐予人类。但后来，当奥本海默想避免它失控，想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危险和恐怖时，那些当权者像宙斯一样愤然而起，对他痛下狠手。正如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委员会中支持奥本海默的沃德·埃文斯所写的那样，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e.l.多克托罗（1931—2015），美国著名犹太裔后现代派小说家、编剧。——译者注 序幕 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67年2月25日，尽管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恶劣天气和严寒，仍有600名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友人和同人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他们聚在一起哀悼他，缅怀他的生平，他们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及来自各行各业的老相识。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温和的师长，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奥比”；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1945年他成为“原子弹之父”、民族英雄及科学家公仆的典范。然而，人们都痛心地回忆道，仅仅9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就宣布他为危险分子，这让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反共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因此，在缅怀这位杰出人物时，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非凡的一生中有胜利也有悲剧。 前来吊唁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如伊西多·拉比、尤金·维格纳、朱利安·施温格、李政道和埃德温·麦克米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儿玛戈也参加了悼念，奥本海默是她父亲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的上司。罗伯特·瑟伯尔也来了，20世纪30年代，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好友，两人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共事。现场还有康奈尔大学杰出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特，他因揭示太阳内部的热核反应而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受到公开羞辱的奥本海默为了躲避尘世喧嚣，在加勒比海幽静的圣约翰岛建造了一座沙滩小屋，他们一家的邻居艾瓦·德纳姆·格林也参加了悼念，与她比邻而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显赫要员：长期担任总统顾问的律师约翰·j.麦克洛伊，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长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林登·b.约翰逊总统派他的科学顾问唐纳德·f.霍尼格代表白宫出席了追悼会，霍尼格也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熟人，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时，他和奥本海默都在“三位一体”试验的现场。在科学家和华盛顿的权力精英中间，零星地坐着来自文学圈和文艺界的人士：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小说家约翰·奥哈拉、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艺术指导乔治·巴兰钦。 悼念仪式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大厅举行，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普宁·奥本海默（大家都叫她姬蒂）在前排就座。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是一场气氛凝重、五味杂陈的追悼会。和姬蒂坐在一起的是他们22岁的女儿托妮和25岁的儿子彼得。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坐在彼得旁边，他也是一名物理学家，但他的事业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中被毁掉了。 大厅里响起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安魂圣歌》，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时就喜欢上了它，当时也是在这座大厅，就在去年秋天。随后三个人宣读了悼词，与奥本海默相识30余年的汉斯·贝特第一个发言。贝特说：“他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强盛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他是位领袖，但并不专横跋扈，他从不发号施令。他激发了我们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位好客之人的待客之道。”为了比德国先制造出核弹，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指挥数千人投入核弹竞赛，他把一片原始台地变成一间实验室，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建了一支高效的队伍。贝特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建造的那个原始的“小装置”就不可能及时完工，投入战争。 第二个致悼词的是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他是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1954年，在原子能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只有史密斯投票赞成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目睹了奥本海默遭受的秘密审判——“安全听证会”，他完全了解其中的拙劣下作，他说：“这样的错误已无法被匡正，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污点也永远无法被抹去。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的回报。” 最后发言的是乔治·凯南，他是资深外交官，也做过大使。凯南是二战后遏制苏联政策的提出者，也是奥本海默多年的好友，他们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事。从未有人像奥本海默那样激发了凯南对核时代种种危机的思考。当凯南对美国军事化的冷战政策提出异议，被华盛顿抛弃时，没有朋友像奥本海默那样支持他的工作，并在研究院为他提供了容身之所。 凯南说：“人类刚刚征服了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它让人类的道德力量相形见绌，这一难题把我们推到残酷的现实跟前。对此奥本海默的担当无人能及，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日益悬殊的力量对比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即便忧心忡忡，他追求真理的信念也从未动摇，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他追寻着各种形式的真理。面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希望能为避免这样的灾祸出一份力。他心怀人类的福祉，但是作为一名美国人，他发现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抱负的方式是影响他所属的这个国家。” 凯南接着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里，各种麻烦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身处旋涡中心的他不胜其扰。我提醒他，上百个国外的学术中心都会欢迎他的加入，我问他是否考虑到国外生活，他眼含泪水地回答：‘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个谜：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散发着杰出领袖的魅力；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善于制造暧昧不明的朦胧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人生笼罩在争议、传言和神秘之中。对像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奥本海默是“现代核科学家悲剧的象征”。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是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中最具光环的殉道者，凸显了右翼分子毫无底线的恶行。对他的政敌来说，他是一名隐藏颇深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罪证确凿的骗子。 事实上，奥本海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才华横溢又充满矛盾，有时聪明绝顶，有时幼稚可笑。他是社会正义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政府顾问。他想努力遏制一场失控的核军备竞赛，结果反而在当权派中树敌无数。正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说：“他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 在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眼中，罗伯特·奥本海默身上充满了深刻尖锐的矛盾。虽然他毕生致力于科学和理性思考，但是戴森发现奥本海默决定参与制造这种灭绝种族的武器是一种“浮士德式交易……当然，这个交易令我们后患无穷……”。后来，罗伯特·奥本海默还像浮士德一样，想与魔鬼讨价还价，结果自取灭亡。他带领人们释放出原子能的威力，但是，当他试图警告同胞其危险性，当他希望遏制美国对核武器的依赖时，政府开始质疑他的忠诚，并把他送上了审判席。他的朋友们认为这种公开羞辱堪比科学家伽利略的遭遇，1633年他被由中世纪思想控制的教堂审判。还有人在这件事中看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恶灵，它让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冤案。 不过，这两种类比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其人，包括他作为科学家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核时代的建构者发挥的独特作用。本书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 凯南被奥本海默坚决的态度深深打动。2003年，在凯南的百岁寿宴上，他又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他眼含热泪。 《今日物理》封面照片中的帽子是奥本海默的平顶矮帽。 第1章 “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 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 ——罗伯特·奥本海默 20世纪初，科学给美国带来了第二次革命。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很快就被内燃机、载人飞行和其他众多发明所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很快也因为这些技术创新发生了变化。但与此同时，一群高深莫测的科学家正在缔造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全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始改变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马克斯·普朗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等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原子性质的认识；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狭义相对论。突然之间，宇宙的面貌似乎也就此改变。 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很快被奉为新的英雄，他们有望带来理性、繁荣和精英治理的复兴。在美国，改革运动正在挑战既有的秩序。西奥多·罗斯福利用白宫这一舆论高地鼓吹道，善治的政府如果与科学和技术联姻将缔造出一个开明的新进步时代。 1904年4月2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就出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他来自一个德国移民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有第一代移民也有第二代移民，他们在努力融入美国社会。无论从民族身份还是文化归属上，生活在纽约的奥本海默一家都算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又不去当地的犹太教堂。他们并不排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只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美国犹太教派，他们认同的这个犹太教派被称为伦理文化协会，它推崇理性主义和一种进步的世俗人文主义。与此同时，它也是解决美国移民信仰困境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这反而加剧了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持续终生的矛盾心理。 顾名思义，“伦理文化”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推崇社会正义而不是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并非偶然，他在一种重视独立探究、实验探索和自由思考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这种文化体现的正是科学的价值观。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致力于社会正义、理性和科学的人生征程总让人联想起蘑菇云下的遍野横尸。 1871年5月1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父亲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东边的哈瑙。奥本海默后来说，他的爷爷本杰明·皮哈斯·奥本海默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平时也做谷物生意，他在“一座近乎停滞在中世纪的德国村庄”中的一间茅舍里长大。朱利叶斯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1870年，本杰明的两个表兄弟西格蒙德·罗斯费尔德和所罗门·罗斯费尔德通过结婚移民纽约，几年后他们与另一个亲戚j.h.施特恩一起开办了一家进口男士西服衬里的小公司。那时纽约的成衣市场方兴未艾，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世纪80年代末，罗斯费尔德兄弟捎信儿给本杰明·奥本海默说他的儿子们在这里也有赚钱的机会。 1888年春，朱利叶斯到达纽约，比他哥哥埃米尔晚了几年。这个身材高挑纤细、局促不安的年轻人被安排在公司仓库里整理成卷的布料。尽管他加入公司时没有分文投资，也不会说英语，但他决心要出人头地。因为他对布料的色彩独具慧眼，他逐渐被公认为全纽约最懂“布料”的内行之一。埃米尔和朱利叶斯安然度过了1893年的经济衰退，到世纪之交，朱利叶斯成了罗斯费尔德-施特恩公司的正式合伙人。他的衣着也体现出了这种变化，他总是穿着一件白色高领衬衫和一套深色西装，佩戴一条花色保守的领带，而且他的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无懈可击。在大家眼中，朱利叶斯是一个非常讨人喜爱的年轻人。他的未婚妻曾在1903年写道：“你总能让别人对你充满信心，因为你优秀至极。”到30岁时，朱利叶斯的英语已经相当流利，虽然完全是自学的，但他还是广泛阅读了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会在周末的空闲时间徜徉于纽约众多的艺术画廊。 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他被介绍给了年轻的画家埃拉·弗里德曼。她是一个精致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头深褐色的秀发、精雕细琢的五官、一双顾盼生辉的灰蓝色眼睛和长长的黑色睫毛。埃拉身材苗条，但是右手先天畸形。为了掩饰这种畸形，埃拉总是穿着长袖衣服，戴一副麂皮手套，她右手的手套里有一个简陋的假肢装置，有一根弹簧连接在一个人造拇指上。朱利叶斯爱上了埃拉。弗里德曼家族有巴伐利亚犹太人血统，他们于19世纪40年代定居于巴尔的摩。埃拉出生于1869年。家族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描述她：“她是一位温柔、精致、苗条、高挑、长着蓝眼睛的姑娘，她相当敏感，极有礼貌。她总是想着如何让别人感到满意或愉快。”20多岁时，她在巴黎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早期印象派画家。回国后，她在巴纳德学院教艺术。遇到朱利叶斯时，埃拉已经是一名小有成就的画家，她有自己的学生，还在纽约的一栋公寓顶楼开设了一间私人画室。 这一切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女性来说极不寻常，不仅如此，埃拉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她那庄重、优雅的举止给初见者一种傲慢冷漠的印象。对于一位从小物质生活优渥的女性，她在画室和家中表现出的勤勉和自律令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朱利叶斯崇拜她，她也回报了他的爱。就在他们结婚前几天，埃拉在给未婚夫的信中写道：“我真心希望你能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你愿意让我来照料你吗？照料自己心爱的人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甜蜜，这种甜蜜一生都不会消退。晚安，我最亲爱的人。” 1903年3月23日，朱利叶斯和埃拉结婚了，他们搬进了西94街250号一幢有山墙的石头房子。一年后纽约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寒冷的春天，34岁的埃拉经历了艰难的孕期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朱利叶斯已经决定给他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叫罗伯特，但是在最后一刻，考虑到家族传承，他决定在“罗伯特”前面加上一个缩写字母“j”。事实上，这个男孩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表明朱利叶斯决定用自己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这一做法本来并不稀奇，但是用在世亲人的名字给孩子取名违背了欧洲犹太人的传统。不管怎样，人们一直认为这个男孩名叫罗伯特，而且奇怪的是，后来罗伯特·奥本海默总是坚称他名字中的第一个缩写字母没有任何意义。显然，犹太人的传统在奥本海默家无足轻重。 罗伯特出生后不久，朱利叶斯一家搬到了位于河滨路155号11层的一套宽敞的公寓，那里可以俯瞰西88街的哈得孙河。公寓占据了整个楼层，屋里装饰着精致的欧式家具。在之后的许多年中，奥本海默夫妇收藏了大量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的作品，这些藏品都由埃拉亲自挑选。到罗伯特·奥本海默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的收藏包括了1901年毕加索在“蓝色时期”创作的《母与子》、伦勃朗的一幅蚀刻版画，以及爱德华·维亚尔、安德烈·德朗、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作品。在贴有镀金壁纸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幅梵高的画作：《日出时的田野》（1889年绘于圣雷米）、《第一步（临摹米勒）》（1889年绘于圣雷米）和《阿德琳·拉沃克斯肖像》（1890年绘于瓦兹河畔的奥维尔镇）。后来，奥本海默夫妇还购得了塞尚的一幅画作和莫里斯·德·弗拉曼克的一件作品。法国雕塑家查尔斯·德斯皮奥的一件头像作品为奥本海默夫妇的精美收藏锦上添花。 埃拉持家的标准很高，奥本海默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的口头禅——“优秀和坚毅”。三个住家女佣把公寓打扫得一尘不染。奥本海默有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保姆，名叫内莉·康诺利，后来又有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过他一点儿法语，但是家里人从来不说德语。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母亲的德语说得不好，而且我父亲认为说德语没什么用。”后来，奥本海默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 周末，奥本海默一家会乘坐他们的帕卡德汽车去乡下兜风，驾驶汽车的是一名身穿灰色制服的司机。在奥本海默十一二岁时，朱利叶斯在长岛的贝肖尔买了一栋颇具规模的避暑别墅，奥本海默就是在那里学会的驾船。这栋房子下面就是码头，朱利叶斯在那里停泊了一艘40英尺长、设施齐备的豪华游艇，它被命名为“洛尔莱”。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海湾生活很美好……那里占地7英亩……有一个大菜园，还有满眼的繁花。”奥本海默家的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得到了父母的溺爱……他想要的一切都获得了满足，可以说从小就锦衣玉食。”尽管如此，他儿时的伙伴都不认为他被娇生惯养。“他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极其慷慨，”哈罗德·彻尼斯后来回忆道，“他绝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他的身家肯定不止几十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美元，他相当于百万富翁。从各方面来看，奥本海默夫妇都是一对恩爱的伴侣，但奥本海默夫妇截然不同的性格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密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他（朱利叶斯）是一个乐天派的德裔犹太人，非常讨人喜欢。我很惊讶奥本海默的母亲竟然嫁给了他，因为他看起来是个热情活泼的人。但她很喜欢他，对他也很好。他们深爱着彼此，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 朱利叶斯是个健谈的人，性格外向。他热爱艺术和音乐，他认为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是“最伟大的杰作”。哲学家乔治·博厄斯是奥本海默家的朋友，他后来回忆说朱利叶斯“与他两个儿子一样敏感”。博厄斯认为：“他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不过，有时朱利叶斯会在餐桌上突然大声歌唱，这让他的儿子们很尴尬。他还喜欢辩论，相比之下，埃拉却一直安静地坐着，从不和人开玩笑。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另一位朋友、著名作家保罗·霍根说：“她（埃拉）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人……很少流露情绪，无论在餐桌旁还是其他场合，她总是一位周到优雅的女人，但她又是一个忧郁的人。” 在奥本海默出生4年后，埃拉又诞下一子，这个名叫路易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孩子很快就夭折了，他死于幽门狭窄，这是一种胃到小肠的先天性阻塞。自此以后，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埃拉显得更加虚弱。奥本海默小时候也经常生病，埃拉因此表现得有些保护过度。由于害怕病菌，她不让奥本海默与其他孩子待在一起。她从不允许他在街头小贩那里买吃的，埃拉也不带他去理发店理发，而是把理发师叫到家里来。 奥本海默天生喜欢内省，不喜欢运动，他母亲在河滨路的寓所里为他搭起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他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里独自度过的。不过，他们母子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埃拉鼓励奥本海默画画，他也曾尝试画风景画，但是上大学后就放弃了。奥本海默崇拜他的母亲，但是埃拉对人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苛刻。“她是这样一种人，”奥本海默家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她从不允许在餐桌上提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奥本海默很快就意识到，他母亲并不认可他父亲在商人圈子里的那些同行。朱利叶斯的生意伙伴大多是第一代犹太移民，埃拉向儿子明确表示，她对他们“惹眼的举止”感到不安。在成长过程中，奥本海默夹在母亲的吹毛求疵和父亲的随和乐群之间左右为难，这一点他比很多同龄人感受更深。他时而为父亲的随性感到羞愧，时而又为自己的羞愧感到内疚。一位儿时的朋友回忆道：“朱利叶斯会滔滔不绝甚至聒噪地炫耀自己的儿子，这让奥比很是烦恼。”成年后的奥本海默送给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一幅漂亮的版画，这幅版画描绘了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中的一个场景：英雄松开自己母亲的手，将她推倒在地。史密斯确信奥本海默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与自己的母亲分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在奥本海默五六岁时，埃拉坚持让他学钢琴，他每天都乖乖练琴，但对此一直都很厌恶。学琴近一年后，他生了一场病，他母亲一如既往地想到了最坏的情况——小儿麻痹症。埃拉照料奥本海默时总问他感觉如何，有一天奥本海默从病床上抬起头抱怨说：“就像我非得上钢琴课一样难受。”埃拉心软了，这才终止了钢琴课。 1909年，朱利叶斯带着只有5岁的奥本海默横渡大西洋去德国看望祖父本杰明，他们先后去过四次，这是第一次。两年后，他们再次横渡大西洋，那时祖父本杰明已经75岁，但是他给孙子奥本海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他也许没上过什么学，但他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读书。”奥本海默回忆说。有一天，本杰明看到奥本海默在玩木块，他当即决定送给奥本海默一本建筑百科全书。他还曾送给他一套“非常经典”的岩石标本，那个盒子里面有20多种用德语标注的岩样。“从那时起，”奥本海默后来回忆道，“我成了一名狂热的矿石收藏家，那是一种孩子气的热忱。”回到纽约的家中，他说服父亲带他沿着帕利塞兹陡崖寻找各种岩石。很快，河滨路的公寓里就塞满了奥本海默的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整齐地标着它们的学名。对于儿子这种比较小众的爱好，朱利叶斯一直抱着鼓励的态度，还经常给他提供这方面的书籍。很久以后，奥本海默回忆说，他对自己收集的这些岩石的地质起源并不感兴趣，却对晶体的结构和偏振光很着迷。 7~12岁这几年，奥本海默有三种需要独处的爱好：收集矿石，写诗、读诗，还有搭积木。他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来他回忆说，他把时间花在这些活动上，“不是为了排解孤单，也不是因为它们与课上学到的知识有关，只是因为喜欢”。12岁时，他就开始用家里的打字机与当地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家通信，讨论他在中央公园研究过的岩层。其中一位与奥本海默通信的地质学家没有想到他如此年少，还提名他为纽约矿物学俱乐部的成员。不久之后，奥本海默就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请他在俱乐部成员面前发表演讲。一想到听众是一群成年人，奥本海默就胆怯了，他恳求父亲出面向俱乐部解释说他们邀请的是一位年仅12岁的孩子。朱利叶斯被儿子逗乐了，他鼓励儿子接受这个荣誉。演讲当晚，奥本海默和父母一起出现在俱乐部，他的父母骄傲地向大家介绍这是他们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走上讲台时，在场的地质学家和业余矿石收藏者在震惊之余禁不住爆发出了笑声。为了让观众能看到他，奥本海默必须站在一个专门找来的木箱上，否则露出讲桌的只有他粗黑的发梢。奥本海默既害羞又尴尬，但他还是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朱利叶斯毫不犹豫地鼓励他的儿子发展这些成年人的兴趣爱好，他和埃拉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天才”。“他们宠爱他，为他操心，对他爱护有加，”奥本海默的堂姐芭贝特·奥本海默回忆道，“他们给他创造一切机会，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天性和节奏成长。”一天，朱利叶斯送给奥本海默一台专业级的显微镜，这台显微镜很快就成了他最喜欢的玩具。奥本海默晚年曾说：“我认为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宽容、最有人情味的人，在他看来，所谓助人就是让他们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奥本海默来说，他想要什么显而易见，他从小就生活在书籍和科学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梦想家，”芭贝特·奥本海默说，“他对这个年龄段嬉笑打闹的生活并不感兴趣……他经常因为和别人不一样而被取笑和嘲弄。”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连他的母亲有时也担心儿子怎么会对玩耍和同龄人“兴趣索然”。奥本海默说：“我知道她一直想让我像其他男孩一样，但是收效甚微。” 1912年，奥本海默8岁时，埃拉又生下一个男孩——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从那以后，她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这个新生儿身上。这期间，埃拉的母亲搬进了河滨路的公寓，直到弗兰克十几岁、她去世之前都和奥本海默一家一起生活。这两个孩子年龄相差8岁，几乎没有机会发生手足之争。奥本海默后来认为，他不仅是弗兰克的兄长，而且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他就像他的父亲”。弗兰克童年时期得到了和奥本海默当年一样的栽培，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弗兰克回忆说：“无论我们对什么感兴趣，我的父母都会设法满足。”高中时，弗兰克对乔叟的作品感兴趣，朱利叶斯马上给他买了一本这位诗人1721年版的珍本。当弗兰克说他想要吹长笛时，他的父母聘请了美国最杰出的长笛演奏家乔治·巴雷尔做他的私教。两个男孩都得到了过分的溺爱，但是只有作为长子的奥本海默有点儿自负。他后来承认：“我的父母对我充满信心，但是作为回报，我却养成了令人讨厌的个性，我敢肯定，那些不幸接触过我的小孩和大人都被我冒犯过。” 1911年9月，奥本海默第二次去德国看望祖父本杰明后不久，他进入了一所特别的私立学校。几年前，朱利叶斯成为伦理文化协会的活跃成员。该协会的创始人、领导者费利克斯·阿德勒博士是朱利叶斯和埃拉的主婚人，朱利叶斯从1907年开始担任该协会的理事。毫无疑问，他的儿子们将在位于中央公园西边的伦理文化协会的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这所学校的座右铭是“行胜于言”。伦理文化协会成立于1876年，它一直向其成员灌输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人必须为自己人生和命运的道路负责。”虽然伦理文化协会是美国改革派犹太教的产物，但它本身是“非宗教”的，这十分适合中上阶层的德裔犹太人，像奥本海默夫妇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要融入美国社会。费利克斯·阿德勒和他那群志同道合的优秀教师促进了这一进程，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智力上，他们都对奥本海默的心智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费利克斯·阿德勒的父亲塞缪尔·阿德勒是一位拉比，1857年只有6岁的阿德勒和他的家人从德国移民到纽约。他的父亲是德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后来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教改革派的会堂——以马内利会堂的领袖。阿德勒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回到了德国读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一些激进的新观念，包括上帝的普遍性和人类的社会责任。他阅读了达尔文、马克思及一大批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费利克斯·韦尔豪森，韦尔豪森否定了《摩西五经》出自神启的传统观念。1873年，阿德勒回到他父亲所在的以马内利会堂，并就他所谓的“未来的犹太教”进行了一场讲道。年轻的阿德勒认为，为了在当今时代存在下去，犹太教必须摈弃其“狭隘的排外思想”。犹太人不该以《圣经》上“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自居，而应该以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及代表劳动阶级所采取的行动来确立自己的身份。 不到3年时间，阿德勒就带领大约400名以马内利会堂的会众脱离了现有的犹太社区。在约瑟夫·赛利格曼和其他富有的德裔犹太商人的支持下，阿德勒发起了一场名为“伦理文化”的运动。他们的集会安排在礼拜日上午，阿德勒会发表演讲；虽然有管风琴演奏，但是没有任何祷告或宗教仪式。从1910年也就是奥本海默6岁开始，该协会的集会都在西64街2号一座富丽堂皇的礼堂举行。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在1910年出席了新楼的落成典礼。这座礼堂有手工雕刻的橡木镶板、美丽的彩色玻璃窗，楼厅上还有一架威克斯牌管风琴。这个华丽的礼堂迎接过许多著名的公众人物，包括像杜波依斯和布克·华盛顿这样杰出的演讲者。 “伦理文化”是一个新近的改良主义犹太教派。但是这一运动的种子显然在19世纪就播下了，那时德国的犹太精英阶层努力变革，力图让上层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阿德勒关于犹太人身份的激进观点在纽约富有的犹太商人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因为他们正在迎战19世纪美国社会生活中兴起的反犹主义浪潮。针对犹太人的有组织的、制度性的歧视是后来才出现的现象。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当托马斯·杰斐逊等自然神论者坚持将有组织的宗教与国家政权彻底分离时，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变得更加包容。但在1873年股市崩盘后，纽约的氛围开始发生变化。随后，1877年夏，纽约最富有、最著名的德裔犹太人约瑟夫·赛利格曼因犹太人身份被纽约萨拉托加的大联盟酒店粗鲁地拒于门外，整个犹太人社区都义愤填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精英组织和机构，不仅是酒店，还有社交俱乐部和私立预备学校，都突然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 因此，19世纪70年代末，费利克斯·阿德勒的伦理文化协会对纽约的犹太社群来说成立得太及时了，他们可以借此应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偏见。在哲学层面，伦理文化协会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革命原则是一致的，都主张自然神论和共和主义。如果说1776年的革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了解放，那么接下来，对本土基督教偏见最好的回应就是比美国人更美国化，更拥护共和。这些犹太人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以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但是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身份——信奉自然神论的犹太人。在阿德勒看来，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是过时的观念。很快，他就开始创立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使得他的追随者能够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一样生活。 阿德勒坚持认为，解决反犹主义的方法是在全世界传播思想文化。有趣的是，阿德勒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是向犹太民族主义的倒退：“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种族隔离的实例。”对阿德勒来说，犹太人的未来在美国，而不是巴勒斯坦，他曾说：“我的目光定格在阿勒格尼和落基山脉上清晨照耀的微光，而非耶路撒冷山丘上笼罩不散的晚霞，尽管它那么温柔美丽。” 为了把他的世界观变成现实，阿德勒在1880年为劳工子女建立了一所免学费的学校，叫作“工人学校”。除了通常的算术、阅读和历史科目，阿德勒坚持认为他的学生应该接触艺术、戏剧、舞蹈，以及培养一些在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中有用武之地的技能。他相信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才能，那些没有数学天赋的人可能拥有了不起的“做手工的艺术天赋”。对阿德勒来说，这种洞察就是“伦理的种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据此培育各类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学校的使命就是“培养改革者”。随着学校的发展，它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展示窗口，阿德勒本人也受到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和他所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的影响。 阿德勒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人阶级困境的描述让他的内心深受触动，他写道：“我必须直面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他开始认识到劳动阶级应该得到“公正的报酬、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尊严”。他后来写道，工人运动“是一场伦理运动，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工人领袖们也对他的热情投桃报李，新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塞缪尔·龚帕斯也是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 讽刺的是，1890年，由于学校学生数量过多，阿德勒不得不靠招收一些自费生来补贴伦理文化协会的预算。当许多精英私立学校对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大量犹太富商争先恐后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就读工人学校。1895年，阿德勒又增开了高中，并将学校改名为伦理文化学校（几十年后，学校改名为“菲尔德斯顿文化伦理学院”）。到1911年罗伯特·奥本海默入学时，该学校只有大约10%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不过，该校仍保留了倡导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价值观。那些来自伦理文化协会富裕的赞助人家庭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在为改变世界做准备，他们是传播现代伦理文化福音的先锋。奥本海默就是其中的一位明星学生。 毋庸置疑，奥本海默成年后对政治的敏感源于阿德勒在这所了不起的学校中推行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他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奥本海默身边的男男女女都把自己视为世界进步的推动者。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些年中，伦理文化协会的成员在种族关系、劳工权利、公民自由和环境保护等敏感政治议题上都充当了变革的推动者。例如，1909年，亨利·莫斯科维茨博士、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安娜·加林·斯潘塞和威廉·索尔特等著名的伦理文化协会成员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莫斯科维茨博士在1910—1915年发生的制衣工人罢工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协会成员还帮助建立了国家公民自由局，它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前身。尽管他们不谈阶级斗争，但是协会成员都是务实的激进分子，致力于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更美好的世界需要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和政治上的组织。1921年，奥本海默从伦理文化学校的高中毕业，阿德勒敦促他的学生发展自己的“伦理想象力”，看到“事物可能成为的样子，而非它们现在的样子”。 奥本海默深知阿德勒不仅对他自己也对他父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常拿此事跟朱利叶斯打趣，在父亲50岁生日时，17岁的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来到美国后，他恨不得一口吞下阿德勒博士，就好像他是美德的化身。” 像许多德裔美国人一样，当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阿德勒博士内心感到非常悲伤和矛盾。与伦理文化协会的另一位杰出成员、《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不同，阿德勒不是和平主义者。当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时，他支持对美国商船进行武装。虽然阿德勒反对美国介入战争，但是1917年4月，当威尔逊政府宣战时，他敦促他的会众“一心一意地效忠”美国。与此同时，他宣称自己并不认为德国是唯一过错方。作为德国君主制的批评者，在战争结束时，他乐见帝国统治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但作为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公开谴责这个由胜利者一手缔造的和平实属伪善，它似乎只会让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进一步壮大。于是，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有亲德情绪。作为伦理文化协会的理事和阿德勒博士的崇拜者，朱利叶斯·奥本海默同样对欧洲的战争和他的德裔美国人身份感到矛盾。我们无从得知年轻的奥本海默对这场战争有何看法，但是他在学校的伦理学老师是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他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参战。 1868年，埃利奥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他的家庭倡导废奴主义和思想自由，后来他成了纽约进步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受人爱戴的人物。埃利奥特身材高大、感情丰富，是阿德勒伦理文化原则的实践者。他创建了美国最成功的社区之家——哈德逊公会，它所处的是纽约贫困的切尔西区。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终身理事，埃利奥特无论在政治活动中还是在性命攸关时都表现得无所畏惧。1938年，维也纳伦理文化协会的两名奥地利领导人被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逮捕，为了争取他们获释，当时70岁的埃利奥特前往柏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盖世太保谈判。通过行贿，埃利奥特成功地将二人从纳粹德国解救出来。1942年他去世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罗杰·鲍德温称赞他是“一个机智风趣的圣人……他是如此爱人，对他而言助人无小事”。 多年来，奥本海默兄弟每周在伦理课上就是与这位“机智风趣的圣人”面对面进行讨论。多年后，当他们已经成年时，埃利奥特写信给他们的父亲说：“我不知道我对你的孩子们有多大影响。和你一样，我因他们而感到欣慰和感恩。”埃利奥特教授伦理学采用的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讨论，学生们就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展开讨论。“人生问题教育”是所有高中生的必修课。他经常向他的学生提出一些两难的人生选择，比如在教书育人和报酬丰厚的箭牌口香糖厂工作之间他们会如何选择。奥本海默就读期间，“黑人问题”、战争与和平的伦理问题、经济不平等和“两性关系”都曾在课上引发激烈的争论。在高中最后一年，奥本海默参与过对“国家角色”的深入讨论。课程中有一节“政治伦理问答”，其中涉及了“效忠与叛国的伦理问题”。这种针对社会关系和国际事务的教育非同一般，它在奥本海默的内心深深扎根，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 * * “我是一个装模作样、乖巧得令人生厌的小男孩，”奥本海默回忆道，“小时候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为这个充满残酷和痛苦的世界做好准备。”他那如庇护所一般的家庭生活没法让他“自然健康地长成一个臭小子”，但是可能连奥本海默本人都没意识到，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内心，甚至还有肉体上的坚忍。 因为急于让奥本海默走出家门和同龄的男孩在一起，朱利叶斯决定送14岁的奥本海默去参加夏令营。对大多数参加夏令营的男孩来说，凯尼格营地算得上是一处充满快乐和友爱的山中乐园。对奥本海默来说，这却是一场劫难。他的种种表现让他成为营员们攻击的目标，这些青少年对害羞、敏感或不合群的孩子毫不留情，甚至以此为乐。那些男孩很快开始叫他“美人儿”，还无情地嘲弄他。但是，奥本海默拒绝反击，他避开体育活动，沿着小径散步，收集岩石。他还交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记得那年夏天奥本海默痴迷于乔治·艾略特的作品。艾略特的代表作《米德尔马契》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也许是因为它深入探讨了一个他很好奇的问题：人世离合对内心世界的影响。 然而，奥本海默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他很高兴来参加夏令营，因为别的男孩对他进行了性启蒙。奥本海默夫妇收到信后匆忙赶到夏令营，他们走后，营地的主管宣布要严惩讲色情故事的人。不出所料，奥本海默被指是告密者，于是一天晚上他被强行带到营地的冰窖，他被剥光衣服后遭到了殴打，男孩们为了羞辱他，甚至还在他的屁股和生殖器上泼了绿油漆。那一晚，奥本海默被赤身裸体地锁在冰窖里。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谈及此事时说，奥本海默经受了“酷刑”。奥本海默用一种沉默的坚忍来承受这样粗暴的羞辱，他没有逃离夏令营也没有告状。“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如何熬过了剩下的几周，”他的朋友说，“没几个男孩会这么做，或者说能这么做，但奥本海默做到了。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场磨难。”正如他的朋友经常注意到的那样，奥本海默不堪一击的外表下藏着坚忍的内心，这种坚忍来自倔强的骄傲和坚定的意志，这样的个性将贯穿他的一生。 在学校里，奥本海默个性中阳春白雪的一面得到了老师们的悉心培育，伦理文化学校那些尽职的老师都是阿德勒博士精心挑选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楷模。数学老师玛蒂尔达·奥尔巴克注意到奥本海默在课上感到无聊和烦躁，于是她让他去图书馆自修，然后他可以向同学们讲解他学到的东西。希腊语和拉丁语导师艾伯塔·牛顿回忆说教奥本海默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在他眼中，每个新想法都好极了。”奥本海默读了柏拉图和荷马的希腊语原著，还有恺撒、维吉尔和贺拉斯的拉丁语著作。 奥本海默一直学业成绩优异。早在三年级时，他就开始在实验室做实验，到了他10岁读五年级时，他开始学习物理和化学。显然，奥本海默对科学求知若渴，连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都愿意亲自指导他。由于他跳了好几级，所有人都认为他早慧，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孩子实属罕见。在他9岁时，有人听到他对一位表姐说：“你用拉丁语问我一个问题，我会用希腊语回答你。” 奥本海默的同龄人有时觉得与他很疏远。他儿时的一位伙伴说：“我们经常碰到，但是我们的关系从未亲近过。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所做所思之中。”另外一位同学记得他总是沉默寡言地坐在教室里，“就好像没有吃饱喝足似的”。一些同学认为他“相当不善交际……他确实不知道如何与其他孩子相处”。奥本海默自己也痛苦地意识到比同学早慧太多也会带来很多麻烦。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翻开一本书，然后说‘嗯，嗯，这些我都知道’，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儿。”在高中毕业那年，奥本海默的同学珍妮特·米尔斯基已经对他非常了解，她甚至把他视为一位“特别的朋友”。米尔斯基从来不认为他是通常意义上的害羞，他只是和人有些疏离。她认为奥本海默有一种“傲慢自大”，其中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奥本海默为人的方方面面，从他那突兀的走路姿势到调沙拉汁这样的小事，都显示出“他亟欲展现自己的卓越不凡”。 奥本海默高中时的班主任是赫伯特·温斯洛·史密斯，1917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加入了学校的英语组。史密斯才华横溢，当他被聘为教师时，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对伦理文化学校最初的印象深深地打动了他，以至于他没有再回到哈佛大学。史密斯在伦理文化学校度过整个教学生涯，并最终成为该校的校长。他胸肌发达，身体健壮，又热情温和，他总是设法找出每个学生最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它们与手头的教学主题联系在一起。他上完课后，学生们总是围在他的桌前，都想再跟他多聊几句。虽然奥本海默的最爱显然是科学，但史密斯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笔已经具备“华丽的散文风格”。有一次，奥本海默写了一篇十分有趣的关于氧气的短文，史密斯建议道：“我认为你已经可以被称为专业的科学作家。”史密斯后来成为奥本海默的朋友和顾问。弗朗西斯·弗格森回忆说：“史密斯对学生极为友善。他帮助了奥本海默和我，还帮助了许多人……帮大家渡过难关，还提出下一步该怎么做。” 对奥本海默来说，高中三年级是他取得突破的一年，那时他上了奥古斯塔斯·克洛克的物理课。奥本海默说：“他真了不起，第一年课程结束后我兴奋不已，我利用暑假时间和他一起为下个学年准备仪器设备，到那时我会上化学课。我们一周五天都在一起，有时作为犒劳，我们会一起出游找矿石。”那时他做了电解质导电的实验。“我热爱化学……和物理学相比，它始于物质内部，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眼见的一切背后都有一整套理论，物理学中也有这样的理论，但是它们过于抽象。”奥本海默一直感激克洛克带领他走上科学道路。“他热爱发现之路的崎岖难料，也热爱他在年轻人身上搅起的激情。” 即使是在50年后，奥本海默的同学简·迪迪斯海姆仍对他记忆犹新。“他特别容易脸红，”她回忆道，“他看起来特别虚弱，脸颊红润，极其害羞，当然也非常聪明。没过多久，每个人都承认他与众不同，非常优秀。就学习而言，他简直无所不能……” 对一个特别不善社交又博学多才的青少年来说，伦理文化学校充满庇护感的氛围再理想不过了。它不仅让奥本海默随时随地都能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还保护他远离那些他尚未做好准备的人生挑战。然而，也许正是学校提供的这种安全屏障导致了他漫长的青春期。他被允许继续做一个孩子，可以慢慢地在不成熟的状态中长大，而不是被拔苗助长。奥本海默十六七岁时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弗格森来自新墨西哥州，是一名拿奖学金的学生，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他们俩成了同班同学。1919年秋，当弗格森遇到奥本海默时，学业对奥本海默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弗格森回忆说：“他像在玩一样，他就是想找点儿事做。”除了历史、英国文学、数学和物理，奥本海默还选修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他的成绩仍然是全优。”毕业时，奥本海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全班致辞。 除了徒步和收集岩石，奥本海默主要的体育活动是航海。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大胆又老到的水手，他总是开船挑战极限。奥本海默小时候就在几艘小船上练过手，朱利叶斯在他16岁时给他买了一艘28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奥本海默将这艘船命名为“三甲基”，它取自化合物三甲胺。他喜欢在夏季的风暴中航行，驾船逆着潮汐穿过火岛的水湾，直接驶向大西洋。当他迎风转向把船驶回长岛大南湾时，他的弟弟弗兰克蹲在驾驶舱里，奥本海默则两腿夹着舵柄站直了身体，兴高采烈地冲着风尖叫。他的父母无法将这种冲动的行为与他们心目中那个害羞内向的奥本海默联系在一起。在他们靠近海岸的家里，埃拉总是伫立在窗前，在天际线上搜寻“三甲基”的踪迹。不止一次，朱利叶斯不得不乘坐汽艇追着“三甲基”回港，他斥责奥本海默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冒险，总是一边摇头一边叨念：“罗伯特啊罗伯特……”奥本海默却毫不在乎，事实上，他对自己驾驭风浪的能力展现出绝对的自信。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了如指掌，他可不想白白浪费这样一个释放身心的好机会。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在惊涛骇浪中的表现给一些朋友留下的印象未必是鲁莽，而是他深入骨髓的傲慢，或者是他强大内心的自然流露。他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和危险调情。 弗格森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和奥本海默出海的情景，那时这一对朋友都刚满17岁。弗格森说：“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海湾的水面上都是风卷起的小浪，还下着雨。这对我来说有点儿吓人，因为我不知他能否应付这样的天气。可他全程应付自如，他已经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水手。他母亲在楼上的窗口张望，大概她感到忐忑不安。不过他已经说服母亲，她虽然担心，但选择了忍耐。当然，我们完全被风浪打湿了，这次航行让我难以忘怀。” 1921年春，奥本海默从伦理文化学校毕业，那年夏天，朱利叶斯和埃拉带着两个儿子去德国避暑。奥本海默独自在柏林东北部约阿希姆斯塔尔附近的一些旧矿区进行了几周的野外勘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20年后，德国人在这里开采了用于原子弹项目的铀。）在恶劣环境中风餐露宿后，他不仅带回来一个装满岩石标本的手提箱，还患上了差点儿致命的痢疾。他是躺在担架上回到家的，那年秋天他本来要到哈佛大学报到，因为长时间生病卧床，他不得不推迟了入学时间。为了能让他从痢疾和继发的结肠炎中康复过来，他的父母强迫他待在家里。后来结肠炎困扰了他一辈子，但是他一直嗜好辛辣食物，这对他的病情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他可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在那个漫长的冬天，他被“囚禁”在纽约的公寓里，有时他的举止会变得很粗鲁，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完全不理会母亲的关心。 1922年春，朱利叶斯认为儿子已经康复，可以走出家门了。为了让奥本海默有机会外出，他恳请赫伯特·史密斯那年夏天去西南部旅行时带上奥本海默。前一年夏天，这位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带着另一名学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旅行，朱利叶斯认为西部探险能让儿子变得强壮。史密斯答应了他的请求，然而就在他们动身前，奥本海默私下找到史密斯，向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奥本海默问史密斯是否同意自己用“史密斯”这个姓氏，以他弟弟的名义一起旅行。大吃一惊的史密斯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禁想到奥本海默应该是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不自在。奥本海默的同学弗朗西斯·弗格森后来也推测他的朋友也许对“他的犹太人身份、他的家族财富、他的移民背景感到难为情，去新墨西哥州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逃避这些”。另一位同学珍妮特·米尔斯基也认为奥本海默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有些不安。“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米尔斯基说。然而，仅仅几年后，在哈佛就读的奥本海默似乎更能对他的犹太人血统泰然处之，他告诉一位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朋友：“好吧，咱俩谁也不是坐‘五月花号’来到这里的。” 奥本海默和史密斯从南部出发，慢慢走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台地。在阿尔伯克基，他们住到了弗格森的家里。奥本海默很喜欢与弗格森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这次拜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持续终生的友谊。弗格森将奥本海默介绍给阿尔伯克基的另一位同龄男孩保罗·霍根，这个同样早熟的男孩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作家。和弗格森一样，霍根碰巧也将成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奥本海默很喜欢霍根，他发现自己被霍根的姐姐罗斯玛丽迷住了，她是个黑发碧眼的美人。弗兰克·奥本海默说，他哥哥后来向他吐露过，罗斯玛丽强烈地吸引着他。 到哈佛上学后，他们还在一起玩，霍根曾打趣说他们是“博学三人组”。但是新墨西哥之行让奥本海默的人生态度和志趣发生了变化。在阿尔伯克基时，霍根对奥本海默的第一印象在多年后依然无比生动：“他极其机智风趣，欢快乐观又意气风发……他有一种迷人的社交能力，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完全投入当下这一刻。” 离开阿尔伯克基后，史密斯带着奥本海默和他的两个朋友霍根与弗格森一起到了一个叫“洛斯皮诺斯”的度假牧场，这里位于圣菲东北25英里处，这个牧场由28岁的凯瑟琳·查维斯·佩奇经营。这位迷人又傲慢的年轻女子将成为奥本海默一生的朋友。但是，奥本海默最初对新婚的凯瑟琳产生过一种强烈的迷恋之情。一年前，在她病入膏肓，几乎奄奄一息之际，她嫁给了英裔白人温思罗普·佩奇，这个男人和她父亲同龄。然后她竟然活了下来。佩奇是芝加哥的一名商人，他很少待在这里。 查维斯家族是西班牙西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凯瑟琳的父亲唐·阿马多·查维斯在考尔斯村附近建造了这座漂亮的牧场别墅，从这里可以看到佩科斯河的壮观景色，向北能看到白雪皑皑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凯瑟琳就像这块领地的“郡主”，而让奥本海默喜出望外的是，他发现自己是她“最垂青”的侍臣。弗格森说，她成了“他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总是给她送花，而且一见到她就极尽奉承”。 那年夏天，凯瑟琳教会了奥本海默骑马，不久她就开始让他在周围的原始荒野上探险，有时要走五六天。奥本海默在马背上的耐力和坚忍让史密斯感到惊讶。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看起来不堪一击，但是奥本海默显然很享受骑马带来的体力挑战，就像他喜欢驾驶帆船冒险一样。有一天，他们从科罗拉多州骑马回来的路上，奥本海默坚持要走一条积雪覆盖的小径，这需要翻越最高的山口。史密斯断定走这条小路很可能有冻死的危险，但奥本海默还是执意要走。史密斯建议通过掷硬币来做决定。“感谢上帝，我赢了，”史密斯回忆道，“我不知道如果我输了又该怎样逃过一劫。”他认为奥本海默这种鲁莽的行为近乎自杀。在与奥本海默打交道的过程中，史密斯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允许死亡“挡住他去路”的男孩。 史密斯在奥本海默14岁时就认识他了，在他看来这孩子不仅一直身体很虚弱，内心也很脆弱。但是现在，史密斯看到他能在崎岖的山间骑行，在简陋的条件下露营，他开始怀疑奥本海默持续不愈的结肠炎也许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他突然想到每当奥本海默听到别人对犹太人的“贬低”之词，他的结肠炎就会发作。史密斯认为他已经习惯于“逃避那些无法接受的事实”。史密斯认为，这种心理机制“使用过头的时候，就会给他带来麻烦”。 史密斯也很了解最新的弗洛伊德儿童发展理论，从奥本海默在篝火旁放松的谈话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奥本海默有明显的恋母情结。史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奥本海默对母亲有任何指摘，他对自己的父亲倒是抱怨不迭。” 当然，成年后的奥本海默深爱着他的父亲，一直很尊重他，事实上，直到他父亲去世，奥本海默都在竭尽所能地照顾他。他不仅把父亲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还让他融入自己的生活。但在当时，史密斯感觉到作为一个特别害羞敏感的孩子，他父亲那不懂变通的热心肠有时会让奥本海默陷入窘境。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篝火旁对史密斯讲起了发生在凯尼格营地的冰窖事件，他认为这事显然是因他父亲而起，他对自己信中提到营地有人开黄腔的事小题大做。在青少年时期，奥本海默对父亲的服装生意越来越感到难为情，显然他认为这是属于犹太人的传统生意。史密斯还记得在1922年的西部旅行中，当他们收拾行李时，史密斯转过头让奥本海默替他把一件夹克叠起来放进手提箱。“他狠狠地看着我，”史密斯回忆道，“然后说：‘哦，好的。裁缝的儿子都知道该怎么叠，难道不是吗？’” 撇开这些情绪失控的时刻，史密斯认为在洛斯皮诺斯牧场的那段时间，奥本海默的内心更成熟也更自信了。他知道凯瑟琳·佩奇功不可没，她的友谊对奥本海默极为重要。凯瑟琳和她那些有贵族气质的朋友把这个不自信的纽约犹太男孩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奥本海默内心世界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在纽约伦理文化协会的大家庭中得到了无限的包容，但是这一次认可他的人来自外部世界，而且他喜欢这些人。史密斯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被爱、被欣赏、被追捧。”奥本海默很珍视这种感觉，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会学着培养这种社交能力，以便随时都能得到这样的仰慕。 有一天，他、凯瑟琳和来自洛斯皮诺斯的同伴们骑着驮马，从格兰德河以西的弗里乔尔斯村出发，向南骑上了海拔超过1万英尺的帕哈里托（西班牙语“小鸟”）高原。他们骑行穿过格兰德山谷，这个峡谷位于赫梅斯火山口内，这是一个宽12英里的碗状火山口。接着他们向东北方向骑行了4英里，来到另一个峡谷，这个峡谷有一个西班牙语名字——洛斯阿拉莫斯，它取自峡谷中溪流两边的棉白杨。当时，方圆数英里内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是一所简朴的男子学校——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 物理学家埃米利奥·塞格雷后来写过他对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印象：“那是一片美丽的蛮荒之地。”茂密的松柏间点缀着成片的牧草。牧场学校坐落在一处两英里长的台地上，南北两侧是陡崖。1922年，当奥本海默第一次到访这所学校时，这里只有大约25个男孩，其中大多数都是新近富裕起来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儿子。他们全年都穿着短裤，睡在没有暖气的凉廊上。每个男孩都要负责照料一匹马，他们经常前往附近的赫梅斯山背包旅行。奥本海默对这里的环境钟爱有加，这里与他就读的伦理文化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未来的岁月中，他又屡次造访了这片荒芜的台地。 那年夏天，当奥本海默离开那里时，他已经对新墨西哥州荒凉的沙漠和山脉美景情有独钟。几个月后，当他听说史密斯又计划去“霍皮印第安人居留地”旅行时，奥本海默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嫉妒极了，我仿佛看见天空中雷暴与夕阳交映时，你骑马下山进入沙漠；我看见你到了佩科斯，在碧草山上沐浴着月光。” 世俗人文主义（secr humanism）也称科学人文主义，它剔除了传统的先验、直觉、神启等宗教倾向，转而以经验科学的客观方法认知世界，接受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译者注 奥本海默夫妇在这些艺术品上花费不菲。1926年，朱利叶斯以1.29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梵高的《第一步（临摹米勒）》。 1英尺≈0.3米。——编者注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拉比（rabbi）在希伯来语中是“老师”“我的老师”的意思，他们是犹太人中精通犹太经典《塔纳赫》《塔木德》的精神领袖和宗教导师阶层。——译者注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权运动者、泛非主义者、作家和编辑。——译者注 布克·华盛顿（1856—1915）是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他是1890—1915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译者注 菲尔德斯顿文化伦理学院现为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译者注 几十年后，奥本海默的同学黛西·纽曼回忆说：“当他的理想主义让他陷入困境时，我觉得这是我们受过良好伦理教育的必然结果。作为费利克斯·阿德勒和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的忠实学生，无论他的选择看似多不明智，他都不得不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1977年2月17日纽曼写给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的信，来自马丁·舍温收藏的史密斯书信。） 1英里≈1 609米。——编者注 第2章 “一个人的囚牢” 我并非在沿着一条清晰的人生道路前进。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22年9月，罗伯特·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虽然学校给了他奖学金，但他没有接受，“因为没有这笔钱，我也能过得很好”。于是，哈佛大学奖给他一套伽利略的早期著作。他被分配到斯坦迪什楼的一个单人间，那里是面向查尔斯河的新生宿舍。19岁的奥本海默出奇地英俊，他的外貌特征都很极致：白皙的皮肤紧绷在高高的颧骨上，眼睛是明亮的淡蓝色，眉毛却乌黑发亮，头上耸着粗犷不驯的黑发，但是两鬓很短，所以他的身形比实际上的5英尺10英寸看上去更高挑。他体重很轻，从没超过130磅，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他笔直的鹰钩鼻、薄薄的嘴唇和又大又尖的耳朵使他的形象纤弱到有些夸张。他说话的时候，不仅一板一眼地合乎语法，还带着他母亲教给他的那种华丽的欧式礼貌。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那纤细的双手使他的手势看起来有些奇怪。他的外表既迷人又略显怪异。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勤奋好学、不善社交、尚未成熟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在哈佛也没能改变这一点。如果说新墨西哥之行打开了奥本海默的内心，那么哈佛的生活让他又一次变得内向。在哈佛大学，他的才智茁壮成长，在社交方面却面临障碍，至少那些认识他的人都这么看。哈佛就像一处知识的集市，虽然它是头脑的乐园，但这里没有为奥本海默提供伦理文化学校那种精心的指导和悉心的培育，他只能自力更生，于是他又开始依赖自己过人的智力寻求安全感。奥本海默处处都显得古怪，他的食谱通常只有巧克力、啤酒和洋蓟。他午餐经常只吃“黑加褐”，也就是一片厚涂花生酱的烤面包，再浇上巧克力糖浆。大多数同学都觉得他很羞怯。幸运的是，弗朗西斯·弗格森和保罗·霍根当年也在哈佛，所以他至少还有两个灵魂伴侣。但是，他结交的新朋友屈指可数，其中一个是杰弗里斯·怀曼，他出身于波士顿上层社会，当时正要攻读生物学硕士学位。怀曼回忆道：“与人交际对奥比来说绝非易事，而且我觉得他经常很不开心。我想他会感到孤独和格格不入……我们是好朋友，他还有几个朋友，但他好像还缺点儿什么……因为我们之间主要是或者应该说完全是智力上的交流。” 作为一个性格内向、智力超群的人，奥本海默那时已经开始涉猎契诃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这类有阴郁气质的作家的作品。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哈姆雷特。多年后，霍根回忆说：“奥比年轻时曾患阵发性抑郁症，那是一种深深的抑郁。有时，他在情感上似乎处于自我封闭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一两天。我和他一起住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两次，我当时非常不安，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时奥本海默并不是在单纯地炫耀自己的智力天赋。怀曼记得在一个炎热的春日，奥本海默走进他的房间说：“热死了！我整个下午都躺在床上读金斯的《气体动力学理论》。在这种天气还有什么别的可做呢？”（40年后，奥本海默仍然保存着一本饱经风霜、覆着盐渍的金斯的《电磁学》。） 在奥本海默读大一那年的春天，他与晚他一年从伦理文化学校毕业的医学预科生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建立了友谊。他们都对科学感兴趣，由于弗格森获得罗德奖学金即将前往英国，奥本海默很快就选定伯恩海姆为他的新晋挚友。大多数大学男生都交友广泛，但鲜有深厚的友谊，奥本海默与他们不同，他没有几个朋友，但都感情甚笃。 1923年9月，大学二年级伊始，他和伯恩海姆决定搬到奥本山街60号的一栋老房子里，他们的房间挨着，那里离哈佛校报的办公室很近。为了装饰房间，奥本海默从家里带来了东方地毯、油画和蚀刻版画，并坚持用烧炭的俄罗斯茶炊来煮茶。伯恩海姆并未因他朋友的古怪而恼火，他反而觉得有些好笑：“在某种程度上，他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们住在一起时，他经常整晚把自己锁在屋里，鼓捣普朗克常数或者其他类似的问题。我总觉得他未来会一鸣惊人，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而我想的只是顺利从哈佛毕业。” 伯恩海姆认为奥本海默对自己的健康总是疑神疑鬼。“他每天晚上睡觉时都用电热毯，有一天它突然冒烟了。”惊醒的奥本海默拿着着火的毯子跑向浴室，然后又回房睡觉了，完全没注意到那毯子还在着火。伯恩海姆回忆说他只得去把火扑灭，否则房子就会被付之一炬。和奥本海默一起生活总让人“有点儿压力”，伯恩海姆说，“因为你要或多或少地配合他的标准或心情——他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不管奥本海默是否难以相处，伯恩海姆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两年都与他住在一起，他认为正是奥本海默激励了他后来从事医学研究。 只有一位哈佛学生经常去他们位于奥本山街的宿舍，他就是威廉·克劳泽·博伊德。有一天，他在化学课上遇见了奥本海默，两人一见如故。他回忆道：“除了科学，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都写诗，有时还是用法语，他们还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作短篇小说。奥本海默总是故意拼错博伊德的中间名，管他叫“克洛泽”。奥本海默和伯恩海姆周末偶尔会去安角探险，博伊德经常与他们同往，安角位于波士顿东北，离波士顿一小时车程。那时奥本海默还不会开车，所以三个年轻人会乘坐伯恩海姆的威利斯奥弗兰牌汽车，他们会在格洛斯特城外弗利谷的一家小旅馆过夜，那里的饭菜特别美味。博伊德和奥本海默一样刻苦努力，他仅用三年就完成了哈佛的学业。虽然奥本海默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但是博伊德记得：“他会非常小心地不让你抓到他在用功读书。”博伊德认为奥本海默在智力上远胜过自己，他说：“他的头脑非常敏捷。比如，当有人提问时，他马上就能给出两三个回答，哪怕都说错了，他最终也能想出正确的答案，而这时我连一个答案都还没想出来。” 博伊德和奥本海默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博伊德爱好音乐。“我非常喜欢音乐，”博伊德回忆说，“奥比每年都会去看一次歌剧，通常是跟我和伯恩海姆一起去，他看完第一幕就会离场，因为他实在听不下去了。”赫伯特·史密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曾对奥本海默说：“你是我认识的物理学家中唯一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 起初，奥本海默对选择哪条学术道路举棋不定。他修过的课程五花八门，包括哲学、法国文学、英语、微积分导论、历史和三门化学课程（定性分析、气体分析和有机化学）。他曾一度考虑学建筑学，但是因为他在高中时喜欢希腊语，他也想过成为一名古典学者，甚至是一名诗人或画家。奥本海默回忆说：“我并非在沿着一条清晰的人生道路前进。”但几个月内，他就选定了自己的第一志向——化学专业。他决心在三年内毕业，但是每个学期最多只能修六门课程。即便如此，每学期他都会设法额外旁听两三门课程。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的奥本海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学习上，但是他努力隐藏这一事实，因为对他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的才华都是天生的。他还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长达3 000页的经典历史著作，他从头读到尾。他还广泛涉猎法国文学，并开始写诗，其中一些诗歌发表在哈佛大学的文学杂志《猎犬与号角》上。“当灵感降临的时候，”他在给赫伯特·史密斯的信中写道，“我会记下那些诗句。就像你说的那样，它们既不为任何人所作也不适合任何人品鉴，把自渎式的宣泄强加给别人是一种犯罪。不过我会把它们暂时塞进抽屉里，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就寄过去。”就在同一年，t.s.艾略特的诗作《荒原》出版了，奥本海默读了之后，马上就与诗人展现的荒芜的存在主义产生了共鸣。他自己的诗歌也以悲伤和孤独为主题。他在哈佛大学任职早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破晓向肉身注入欲念， 天光却出卖了我们， 还有我们的伤感， 当藏红从天际褪去， 日光又变得荒芜， 当安眠被灼火搅醒， 眼见我们又重蹈覆辙， 个个身处一个人的囚牢， 渴望与人交流， 又因此感到绝望。 20世纪2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显然笼罩在保守的政治氛围之中。奥本海默入学后不久，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哈佛大学设置了限额。（1922年，犹太学生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1%。）1924年，哈佛校报在头版报道，学校前任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公开宣称越来越多的“犹太种族”与基督徒通婚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他说，这样的婚姻几乎没有什么好结果，因为生物学家已经证实犹太人有“遗传优势”，这种婚姻所生的孩子“看起来只像犹太人”。而当哈佛大学接收了一些黑人学生时，a.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坚决反对他们和白人学生同住在新生宿舍。 对于这些问题，奥本海默并非不闻不问。事实上，1922年初秋，他加入了学生自由社团，该社团成立于3年前，这是一个学生讨论政治和时事的论坛。在成立初期，该社团就吸引了大量听众，演讲者包括自由派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龚帕斯和和平主义者a.j.马斯特。1923年3月，这个社团正式对哈佛大学的歧视性招生政策提出抗议。虽然该社团以观点激进著称，但是奥本海默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还写信给史密斯说：“这个自由社团愚蠢固执又华而不实。”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政治组织，他在这里觉得自己“如离水之鱼”。然而，有一天，当奥本海默在温斯罗普街66号的社团办公室吃午餐时，他被介绍给了一个叫约翰·埃兹尔的大四学生，埃兹尔很快说服奥本海默帮忙编辑一份新的学生杂志。因为懂希腊语，奥本海默说服埃兹尔将其命名为“牛虻”，并在封面引用了一段希腊文，在这段引文中苏格拉底被比作雅典人的牛虻。《牛虻》的第一期出版于1922年12月，在刊头上奥本海默被列为副主编。他记得写过几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但《牛虻》并没有成为校园里的常规刊物，它只出版了四期。然而，奥本海默和埃兹尔却因此建立了友谊。 到大一结束时，奥本海默认定他选择化学专业是个错误。他说：“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发现化学里那些让我着迷的东西其实和物理学联系紧密。比如学物理化学的时候，一遇到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概念，你就想弄明白它们，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这也太让人意外了。我从没上过一节物理学的基础课程。”尽管他仍在继续攻读化学专业，那年春天他还是向物理系申请读研究生，以便有机会参加高阶物理课程。为了证明自己懂物理，他列举了15本他自称读过的书。多年后，他听说教师委员会审议他的申请时，乔治·华盛顿·皮尔斯教授曾打趣说：“毫无疑问，如果他（奥本海默）说自己读过这些书，那他就是个骗子，不过，就凭他知道这些书名，他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奥本海默最初的物理学导师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1882—1961）。“我发现布里奇曼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奥本海默回忆说，“因为他从不拘泥于事物现有的样子，他总是刨根问底。”布里奇曼后来这样评价奥本海默：“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他知识丰富，所以才懂得如何提问。”但是，当布里奇曼分配给奥本海默一个实验任务，让他在自制的熔炉中制造铜镍合金时，奥本海默“就连烙铁的两头都分不清楚”。奥本海默在使用实验室的电流计时总是笨手笨脚的，以至于每次他用完后，仪器上精密的悬架都需要更换。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依然没有放弃，后来布里奇曼发现他的实验结果有一定价值，并将其发表在了一本科学期刊上。奥本海默固然早慧，但他有时又自以为是得令人恼火。一天晚上，布里奇曼邀请他到家里喝茶，这位教授向他的学生展示了一座神殿的照片，他说这座神殿建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位于西西里岛的塞杰斯塔。奥本海默马上反驳道：“我从柱子的柱头判断，它的建造时间大概还要早50年。” 1923年10月，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场讲座，奥本海默场场必到。玻尔因“对原子的结构和原子的辐射的研究”在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本海默后来说：“我对玻尔的崇拜之情无以言表。”即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玻尔本人，他也已经被深深打动。后来，布里奇曼教授曾提到：“他（玻尔）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留下了非常友善的印象。我从未遇到过这样一心一意追求理想、胸怀坦荡的人……他现在在几乎整个欧洲都被奉为科学之神。” 奥本海默学习物理的方法可谓不拘一格，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他专注于该领域中最有趣、最抽象的问题，而忽略了枯燥的基础知识。多年后，他承认他对自己知识的漏洞感到不安。1963年，他对一位采访者说：“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烟圈效应或弹性振动就会恐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不过是虚有其表罢了。与此类似，即使在那个时候，我掌握的数学知识仍非常浅显……我上了李特尔伍德的数论课，嗯，虽然很有收获，但如果要从事物理学专业，这样学习数学显然远远不够。” 当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来哈佛的时候，只有奥本海默和另外一位本科生有勇气报名参加他的课程，他们刻苦地读完了怀特海和伯特兰·罗素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奥本海默回忆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光，和怀特海一起读《数学原理》，因为他已经忘记书中的内容，所以他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尽管有这样的经历，奥本海默仍一直认为他在数学方面有所欠缺。“我没有很深入地学习过。大概我学很多东西都是通过一种并不为人认可的方式，那就是与人交流……我本该多学点儿数学。我想我应该会乐在其中，不过我对它漫不经心还因为我缺乏耐心。” 如果他之前的教育中真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么正如他向自己的朋友保罗·霍根承认的那样，哈佛的学习生活让他受益匪浅。1923年秋，奥本海默给霍根写了一封充满自嘲的信，他在信中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奥本海默）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都不知道哈佛如何改变了他。我担心这样努力的学习对他的灵魂没有好处。他说的一些话可真叫人害怕。那天晚上我和他争论的时候，我说：‘但你还是相信上帝，对吧？’他说：‘我相信热力学第二定律、哈密顿原理、伯特兰·罗素，还有，你信吗？我还相信那个弗洛伊德。’” 霍根认为奥本海默充满魅力，令人着迷。霍根本人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其一生创作了17部小说和20部历史作品，两度荣获普利策奖，但他始终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世间罕有、不可估量的博学之才。“虽然达·芬奇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世间罕有，”霍根在1988年写道，“但是，作为独具品位的鉴赏家和历史上的成功者，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了不起的爱和理解力至少可以作为我们参考和比照的理想。” 在哈佛求学期间，奥本海默一直与赫伯特·史密斯有书信往来，史密斯是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也是新墨西哥州之行的向导。1923年冬，在给史密斯的信中，奥本海默颇费心思地用讽刺的口吻介绍了他在哈佛的生活：“劳您费心惦记我的生活。除了上周那封让人恶心的便笺中揭露的行径，我还不辞辛苦地写了无数的论文、笔记、诗歌、故事和垃圾；我去了数学图书馆读书，还去了哲学图书馆，我的时间不是花在伯特兰·罗素身上，就是在默默注视一位美丽又可爱的女士，她正在写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这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啊，难道您不觉得吗？我在三间实验室散发恶臭，我听路易斯·阿拉德教授讲拉辛的小道传闻，为一些迷失的灵魂端茶倒水并和他们高谈阔论，周末外出时从低级能量里提取点儿乐子，最后精疲力竭，我读希腊文，干些失礼的事，我在书桌里翻找信件，我还希望自己死了算了。瞧瞧吧！” 撇开他的黑色幽默，奥本海默仍然时不时地经历阵发性抑郁症。其中一些是由他的家人到访哈佛引起的。弗格森记得与奥本海默和他的一些亲戚（不是他的父母）一起出去吃饭，他亲眼看到奥本海默因为要做到礼数周全而压力大得脸色发青。聚会之后，奥本海默会拽着弗格森走上几英里，一边走一边用他那平静又平稳的语气谈论一些物理问题。走路是他唯一的自我治疗方法。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记得在一个冬夜，他们一直徒步到凌晨3点。在一次隆冬散步时，有人用激将法问这些年轻人敢不敢跳进河里。奥本海默和至少一位朋友脱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水中。 回顾从前，他的朋友们都提到那些年他似乎一直在与内心的恶魔搏斗。后来奥本海默在谈到这个人生阶段时说：“我那时总是对自己极度不满。我对别人麻木不仁，在现实面前也没有什么谦卑之心。” 奥本海默的某些烦恼显然是源自无法满足的性欲。当然，在20岁的年纪，他的情况也并非个例，他的朋友们也几乎与异性没有交往。在这些朋友的记忆中，奥本海默那时从来没有与女生约会过。怀曼回忆说，他和奥本海默“过于热爱”学术生活以至于“无暇顾及异性……我们不断地与自己的思想谈恋爱……但是也许我们缺少一些能让生活更轻松的现实中的感情”。奥本海默显然感受到了内心汹涌的性欲，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一些直白的情色诗歌证明了这一点： 今夜她身披海豹皮斗篷， 水中玉腿如黑钻闪光， 那罪恶的闪光似乎别有用心， 激起心中强掠的冲动。 1923—1924年那个冬天，他写下了他所谓的“我的第一首情诗”，这首诗是献给那位“正在写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的，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士”。他在图书馆远远地凝视过这位神秘的女士，但显然他从未与她说过话。 不知谁读过斯宾诺莎， 连我也未曾涉猎； 不知谁有如此仪态， 玉臂交叠在泛黄的书页； 不知有谁那么纯洁， 让人简直无法直视， 哪怕一眼也不行， 博学的斯芬克司也不能与之媲美。 这一切于我又有什么意义？ 你一定要来看看海鸥， 那时夕阳泛着金光， 你一定要来跟我聊聊， 告诉我为什么这世界上白色的云朵像棉絮， 或者你觉得它像女士内衣， 我从前听说， 白色的云朵会静静飘过洁净的天空， 你只要坐在那里， 黑裙衬着你的白皙， 连本笃会禁欲的苦修者也难以抗拒， 你读着斯宾诺莎， 让风吹过云朵， 让我淹没在狂喜之中。 不过，如果哪天我失了忆， 忘了斯宾诺莎和你的存在， 忘掉了一切， 只剩一丝希望混合着遗憾， 还有那无尽的大海， 又该如何是好？ 奥本海默不会在关系中采取主动，他表现得疏远又冷淡，他期盼着像诗里写的那样，那位年轻的女士能够主动：“你一定要来跟我聊聊……”他感到了“一丝希望混合着遗憾”。当然，对一个走向成熟的年轻人来说，如此复杂的强烈情感并不少见。但奥本海默需要知道他并不孤单。 一次又一次，每当奥本海默陷入痛苦，他就会向自己早年的老师求助。1924年冬末，他遇到了一次情感危机，在巨大的“痛苦”中他给史密斯写了一封信，史密斯在回信中安慰了他。奥本海默的那封信没能保留下来，但是我们可以读到后来奥本海默给史密斯的回信。他告诉史密斯：“最令我欣慰的是，你认为我的痛苦与你所经历的那些有相似之处，我从未想过一个在我眼中各方面都无懈可击、令人称羡的人，居然和我有过类似的处境……想一想我就感到很遗憾，我错过了那么多好人，错失了那么多欢乐。不过，你说得对，至少对我来说，那些欲望不是不可或缺的，只是一时冲动。” 哈佛大学第一学年结束后，奥本海默的父亲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实验室给他找了一份暑期工作。但他觉得这份工作很无聊，在给弗朗西斯·弗格森的信中，他写道：“无论是这里的工作还是这里的人都显得庸俗市侩，他们懒洋洋且死气沉沉的。”那时弗格森本人已经回到可爱的洛斯皮诺斯。“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工作和事情……我是多么嫉妒你！……弗格森，你气得我痛苦绝望到说不出话；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我的物理-化学不变性层次体系中承认乔叟说的‘爱胜过一切’。”奥本海默的朋友们已经习惯这种华丽的文风。弗格森后来说：“他对自己的事情都夸大其词。”保罗·霍根也记得奥本海默那“巴洛克式的浮夸”。不过，他的确辞去了那份实验室的工作，并在8月回到了长岛贝肖尔的别墅，因为霍根答应和他共度暑假，他大部分时间都与霍根一起出海航行。 1925年6月，奥本海默只用了3年时间就以最优等成绩毕业，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他被列入优等生名录，还被选为大学优等生联谊会会员，当时只有30名学生入选。那年，他在给赫伯特·史密斯的信中半开玩笑地写道：“即使到了老年失语症晚期，我也不会胡说自己上大学期间学习只是次要任务。我每周都要埋头读5~10本大部头的科学图书，就像我在进行深入研究。即便最终我只能靠测试牙膏来糊口，我也不想提前知晓自己的未来。” 对一位哈佛大四学生来说，未来成为一位牙膏测试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别是那一年他选修了“胶体化学”“1688年至今的英国历史”“势函数理论和拉普拉斯方程导论”“热的解析理论与非弹性振动问题”“电磁学的数学理论”等课程。但几十年后，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奥本海默坦承：“虽然我喜欢学习，但我把摊子铺得太大了，每次都是蒙混过关；这些科目我都得了a，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他认为自己“非常仓促、肤浅、急切地了解了物理学中的某些内容，但是其中留下了大量空白，而且往往极其缺乏实践和训练”。 奥本海默和两个朋友威廉·克劳泽·博伊德和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他们在宿舍里用实验室里的酒精私下进行了庆祝。“博伊德和我喝得烂醉，”伯恩海姆回忆说，“至于奥比，我觉得他只喝了一杯就走了。”那个周末，奥本海默把博伊德带到了长岛贝肖尔的避暑别墅，驾着他心爱的“三甲基”帆船去了火岛。“我们脱下衣服，”博伊德回忆道，“在海滩上走来走去，把皮肤晒得黝黑。”奥本海默本可以留在哈佛——他得到了研究生奖学金，但他有更远大的抱负。他毕业于化学专业，但是物理学在召唤他，他知道在物理学的世界里，英国剑桥大学“更靠近中心”。他希望著名的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能把他招入麾下，1911年卢瑟福首先提出了原子核的模型，并因此享有盛誉。奥本海默说服他的物理老师珀西·布里奇曼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布里奇曼坦率地写道，奥本海默拥有“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但“实验是他的弱点。他的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而不是实操型的，对于实验室的操作，他无法做到应付自如……至于奥本海默能否成为一位有实质贡献的重要人物，在我看来，预测这一点有些像赌博，不过，如果他真的有所成就，我相信那将是非同寻常的成功”。 布里奇曼在信的末尾提到了奥本海默的犹太人身份，这一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他写道：“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是犹太人，但是他身上完全没有犹太人常见的特征。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颇有谦谦君子之风。在考虑他的申请时，我认为您无须因他的犹太人背景而有任何顾虑。” 奥本海默寄希望于布里奇曼的推荐信能让他进入卢瑟福的实验室，他在心爱的新墨西哥州度过了整个8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他是带着父母一起来的，还向他们介绍了他那占地几英亩的快乐天堂。奥本海默一家在圣菲郊区的主教酒店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北上前往凯瑟琳·佩奇的洛斯皮诺斯牧场。“我父母对这个地方真的很满意，”在给赫伯特·史密斯的信中，奥本海默难掩骄傲地写道，“他们也开始骑马了。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会喜欢本地人那些轻率的举止。” 当时与奥本海默一起在山间长途骑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从哈佛大学回来过暑假的保罗·霍根，还有奥本海默13岁的弟弟弗兰克。霍根记得在圣菲租了马匹，然后和奥本海默一起沿着湖峰山的小径翻越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然后下山到达考尔斯村。“我们到达山峰最高处的时候雷电交加……那真是倾盆大雨。我们躲在马肚子下面吃了午餐和橙子。全身湿透了……我看着奥本海默的时候，突然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那是因为静电。太神奇了！”当他们终于骑到洛斯皮诺斯时，天色已晚，凯瑟琳·佩奇的窗户透着灯光。“那真是一番可喜的景象，”霍根说，“她收留了我们，接下来是好几天的快乐时光。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她一直把我们唤作她的奴隶，她会说‘我的奴隶们来了’。” 洛斯皮诺斯牧场的房舍有环绕的门廊，当奥本海默夫人坐在那里时，佩奇和她的“奴隶”们会动身进山，开始一整天的骑行。在一次探险中，奥本海默在圣菲鲍尔迪峰东坡发现了地图上没有标注的一个小湖，他将其命名为凯瑟琳湖。 奥本海默很可能就是在一次长途骑行中抽了第一支烟。佩奇告诉这些男孩要轻装上阵，尽量少带装备。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途中发现自己断粮了，有人递给他一个烟斗以解饥饿之苦。烟叶和香烟很快就成了他终生的嗜好。 回到纽约后，奥本海默收到了欧内斯特·卢瑟福的信，他拒绝了奥本海默的申请。“卢瑟福没有接收我，”奥本海默回忆说，“他对布里奇曼评价不高，而我的资历也比较特别。”不过，卢瑟福把奥本海默的申请转给了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他曾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声名卓著，他的继任者是卢瑟福。1906年，汤姆逊曾因发现电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9年，他辞去了管理职务。1925年，69岁的他已过了物理学家的盛年，他只是偶尔来实验室指导一些短期学生。然而，当奥本海默得知汤姆逊同意指导自己的学习时，他如释重负。他选择了物理学作为自己的事业，他相信物理学的未来及他自己的未来都在欧洲。 1英寸≈0.025米。——编者注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将雅典比作一匹巨大而迟缓的马，而自己就像是一只叮咬它、使之刺痛的牛虻。因此，苏格拉底有时也被称为“雅典的牛虻”。——译者注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译者注 第3章 “我过得很糟糕” 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罗伯特·奥本海默 对奥本海默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有喜有忧。在智识层面，他收获颇丰；在社会经验上，他几无所获，这让他的内心紧张不安。按部就班的本科生生活为他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他又一次成为课堂上的超级明星。现在，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即将经历一系列近乎灾难的人生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从他到欧洲的那个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26年春。 1925年9月中旬，奥本海默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他提前和弗朗西斯·弗格森约定了见面地点，就在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斯沃尼奇”的小镇。弗格森整个夏天都和母亲在欧洲旅行，现在他特别希望身边能有一些哥们儿。在整整10天的时间里，他们沿着海岸的悬崖漫步，互相诉说着各自最新的冒险经历。虽然已经两年没见面，但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联系密切。 “当我在火车站见到他时，”弗格森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更自信了，身材也越发结实挺拔……他与母亲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至于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在新墨西哥州时差点儿爱上了一个迷人的姑娘，那姑娘不是犹太人。”尽管如此，对于21岁的奥本海默，弗格森的感觉是：“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未开窍。”弗格森并未袖手旁观，“他将自己本应三缄其口的云雨之欢和盘托出”。不过，事后回想起来，弗格森觉得自己有点儿口无遮拦。他写道：“我既残忍又愚蠢，居然和奥本海默事无巨细地讲述这些东西，结果按照琼（一位朋友）的说法，我犯下了一级精神强奸罪。” 那时，弗格森已经作为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在牛津大学待了整整两年。弗格森本来就比奥本海默成熟，如今从容自在、风度优雅的他更是让奥本海默折服。首先，弗格森有一个已交往3年的女友弗朗西丝·基利，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时就认识她。此外，弗格森放弃了生物学专业，转而追求自己最热爱的文学和诗歌，他展现的坚定的自信也深深地触动了奥本海默。弗格森已经跻身精英社交圈，他会去乡间别墅拜访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奥本海默发觉自己羡妒朋友的成熟老练。短暂相聚之后，他们一个去了牛津，一个去了剑桥，在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们约定圣诞假期再见。 奥本海默到达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时，正值物理学界激动人心的时刻。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伯等欧洲物理学家创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量子物理学（或量子力学）”的理论。简而言之，量子物理学研究的是适用于分子和原子这种非常小的尺度上的粒子的运动规律。量子物理学理论很快就取代了经典物理学，被用来研究亚原子尺度的各种现象，比如围绕氢原子核的电子。 如果说欧洲物理学家正处于“激情岁月”，那么奥本海默和许多资深的美国物理学家仍对此浑然不觉。奥本海默回忆说：“我仍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直到去了欧洲，我才开始学习量子力学。我到了欧洲才知道电子自旋。我相信，1925年春，美国还没人知道这些，反正至少我对此一无所知。” 奥本海默住进了一间环境压抑的公寓，他后来称其为“悲惨洞穴”。他一日三餐都在学院，白天待在汤姆逊那间地下实验室的角落里，主要工作是制备用于研究电子的铍箔。制作过程可谓费心劳力，先要将汽化的铍附着到火棉胶上，再费劲地除去这些火棉胶。在这项需要精心细致的工作面前，奥本海默显得笨手笨脚，不久他就开始逃避实验室的工作。他把时间花在了参加研讨会和阅读物理学期刊上。尽管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属于“装装样子”，但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卢瑟福、查德威克和塞西尔·弗兰克·鲍威尔等物理学家相遇的机会。几十年后，奥本海默回忆道：“我遇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布莱克特。”帕特里克·布莱克特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的导师之一，他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布莱克特是一位身材高大、风度优雅的英国人，他毫不隐藏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3年前，他刚刚在剑桥大学取得物理学学位。 1925年11月，奥本海默在给弗格森的信中写道：“这里真是一片沃土，有很多诱人的宝藏。虽然我还没法尽情享用它们，但我有机会见到许多人，其中不乏优秀者。这里当然有一些很棒的物理学家——我指的是那些年纪轻轻的学者……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会，包括三一学院的高等数学研讨会、一次秘密的和平主义者集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社团的聚会，还有几个相当乏味的科学俱乐部的活动。不过，我发现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不搞科研就是一无是处……”但随后他不再故作镇定，坦白道：“我过得相当糟糕。实验室的工作非常无聊，我在这方面也毫无优势可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学到……那些讲座也令人生厌。” 奥本海默的情绪状态每况愈下，这让他在实验室里的日子更加难挨。有一天，奥本海默发觉自己盯着一块空白的黑板，手里拿着一支粉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重点是，重点是……重点是。”他在哈佛的朋友杰弗里斯·怀曼当时也在剑桥大学，他察觉到奥本海默心情很糟。一天，怀曼走进奥本海默的房间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边呻吟，一边滚来滚去。在另一次讲述中，怀曼说奥本海默告诉他：“他在剑桥感到很痛苦，也很不开心，他有时会趴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还有一次，卢瑟福目睹奥本海默瘫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还有一件事让奥本海默深受打击，那就是他的一些好友已经准备早早迈入家庭生活。他的哈佛室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也在剑桥，他遇到了一个很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奥本海默可以预见到，他与伯恩海姆的关系正在逐渐疏远。“我和伯恩海姆之间出了问题，”奥本海默对弗格森解释说，“两周前我们见过面，那一晚感觉太糟糕了，就在月光酒吧。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我想到他就感到脸红。还有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 奥本海默对他的朋友们要求甚高，有时甚至需索无度。伯恩海姆回忆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解脱……他激烈的情绪和强烈的需求总让我有点儿不舒服。”在奥本海默身边令伯恩海姆筋疲力尽。奥本海默固执地想要恢复这段友谊，最后伯恩海姆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了，“我们不能再回到在哈佛时的那种友情了”。与其说奥本海默对此感到恼怒，不如说他茫然而不知所措，一位如此知心的朋友竟然决定脱离他的轨道。同样，简·迪迪斯海姆早婚的消息也让奥本海默颇为惊讶，她是他在伦理文化学校时的同学。奥本海默一直喜欢她，可是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生竟然已经成婚（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还有了孩子，这让他大吃一惊。 到秋季学期结束时，弗格森认为奥本海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父母也隐约觉得自己的儿子陷入了危机。弗格森说，奥本海默的抑郁症“因为他与母亲的冲突而越发严重”。埃拉和朱利叶斯现在执意要横渡大西洋去看望遇到麻烦的儿子。弗格森在日记中写道：“他需要她，又觉得应该阻止她来……因此，当他登上火车去南安普敦见她时，激烈的内心冲突终于爆发了。” 那年冬天以后，弗格森确实目睹过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一些离奇事件。但是很明显，对于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弗格森记录的许多细节只可能来自奥本海默。实际上，很有可能或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扭曲了事实。在弗格森所著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欧洲游记》中，只标注了“2月26日”这个日期，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测这部分内容就是在1926年2月写的。不过，直到奥本海默去世多年后，弗格森才公开了他朋友的这些秘密。 据弗格森的记述，火车上发生的事情表明奥本海默的情绪已经失控。“坐在三等车厢的他发现同车厢的一男一女在做爱（他们可能只是在接吻，也许还互相爱抚），尽管他努力埋头读热力学，但是无法集中精力。那个男人离开后，奥本海默吻了那个女人。她似乎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但他立刻懊悔不已，双膝跪地，两脚叉开，流着泪，请求她原谅。”然后，奥本海默匆忙收拾行李，逃离了这节车厢。“他越回想越痛苦，以至于在出站下楼梯时，看到那个女人走在前面，他突发奇想，把手提箱扔到了她的头上。幸运的是，他没砸中。”如果弗格森准确地复述了他听到的故事，那么奥本海默显然陷入了幻想。他确实想吻那个女人，但是他真的吻了她吗？还是无中生有？在车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奥本海默所说的出站时发生的事情肯定是子虚乌有，尽管如此，他依然要告诉弗格森确有此事。那时他深陷困境，越发失控，这个离奇的故事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 带着烦躁不安的情绪，奥本海默赶到港口，按计划他将在那里迎接自己的父母。他最先看到的踏上跳板的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伊内兹·波拉克。伊内兹就读瓦萨学院期间，奥本海默曾与她通过信，他们假期在纽约时也偶尔会见面。在几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弗格森表示，他认为埃拉“故意带了一位奥本海默在纽约认识的女生到英国，她试图撮合他们，但没有成功”。 弗格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看到伊内兹站在跳板上，奥本海默的第一反应是想转身就跑。弗格森写道：“现在很难说究竟谁更恐慌，是伊内兹，还是奥本海默。”就伊内兹而言，她显然把奥本海默视为逃离纽约生活的出路，她在那里时已经对自己的母亲忍无可忍。埃拉之所以同意带她去英国，因为她认为伊内兹可能会转移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让他从抑郁中解脱出来。但同时，根据弗格森的说法，埃拉认为伊内兹“完全配不上”她儿子，她一看到奥本海默真的对这个女孩产生了兴趣，就赶紧把他拉走了，她说“伊内兹旅途劳顿需要休息”。 不过，伊内兹还是陪同奥本海默一家来到了剑桥。奥本海默忙于他的物理学学业，但是下午，他开始带着伊内兹在城里漫步。根据弗格森的说法，奥本海默只是做做样子向她求爱。“他完美地维持着一段徒有其表的感情。她也很配合。”至少，这对情侣非正式地确立了关系，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他们走进伊内兹的房间，一起爬上了床。“他们躺在那里，直打冷战，什么都不敢做。伊内兹开始抽泣。然后，奥比也开始抽泣。”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他们听到奥本海默夫人的声音，她说：“伊内兹，给我开门，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知道罗伯特在里面。”最后埃拉怒气冲冲地跺着脚离开了，可怜兮兮的奥本海默走出了门，他彻底被羞辱了。 伊内兹当即动身去了意大利，她还带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是奥本海默送给她的礼物。当然，这段关系的破裂只会加重奥本海默的抑郁。就在圣诞节假期前，他给赫伯特·史密斯写了一封非常感伤的信。他为自己之前的杳无音信道歉，并解释道：“我真的一直在忙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寻找我的事业方向……我之所以没有写信，是因为我没有信心和把握写出一封内容精彩的信。”提到弗格森时，他写道：“他变了很多。比如，他现在过得很开心……他认识牛津大学的每一个人，他与奥托琳·莫雷尔夫人一起喝茶，她简直就是文明社会的高级女祭司，她是t.s.艾略特和罗素的资助人……” 奥本海默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他看上去对自己出奇地没信心，而且始终闷闷不乐。他的烦心事之一是他和自己的指导老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不合。奥本海默喜欢布莱克特，并急切地寻求他的认可，但是作为一位惯于动手的实验物理学家，布莱克特不断要求奥本海默做更多他不擅长的实验室工作。布莱克特也许没有多想，但是这让本来就躁动不安的奥本海默感到无比焦虑。 1925年秋末，奥本海默干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他简直像是在故意证明自己已经被痛苦压垮。当时，自卑和强烈的嫉妒吞噬了奥本海默，他用实验室的化学药品在一个苹果里“下了毒”，并把它放在了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杰弗里斯·怀曼后来说：“不管这个苹果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充满嫉妒的行为。”所幸布莱克特没有吃那个苹果，但是学校的行政部门还是得知了此事。两个月后，奥本海默向弗格森坦白了这件事，弗格森说：“他差点儿毒死了那位实验室主管。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用了氰化物之类的东西。幸运的是这件事被他的导师发现了。当然，这在剑桥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如果所谓的“下毒”真能置人于死地，那么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谋杀未遂。但根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这似乎不太可能是事实。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奥本海默在苹果里放了一些只会让布莱克特身体不适的东西。但这仍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事件——足以让他被学校开除。 奥本海默的父母当时仍在剑桥，剑桥大学相关部门马上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在朱利叶斯·奥本海默的拼命游说下，剑桥大学没有提出刑事指控。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奥本海默将被留校察看，同时他需要定期与伦敦哈利街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会面。正如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导师赫伯特·史密斯所说：“他必须定期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因为这是他在剑桥暂时留校的条件。” 奥本海默需要定期前往伦敦接受治疗，这些治疗经历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佳。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得出的诊断是“早发性痴呆”，这是一个现在已经过时的疾病命名，它指的是那些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症状。他的结论是奥本海默已经无可救药，“再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将弊大于利”。 有一天，弗格森去见奥本海默的时候，他刚看完精神科医生。“当时他看起来疯疯癫癫的……我看见他站在角落里等我，帽子歪戴在头上，看起来非常奇怪……他呆立在那儿，看起来像是要准备逃跑或者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这两位老友一起散步时走得飞快，奥本海默的步态很奇怪，双脚是严重的外八字。“我问他治疗进行得如何。他说那人太笨了，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而且他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倒可能是事实。”当时，弗格森还不知道“毒苹果”事件，所以他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奥本海默去看精神科。虽然他看得出奥本海默非常痛苦，但他相信自己的朋友“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也能弄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妥善处理”。 然而，危机并没有过去。圣诞节假期，奥本海默沿着康卡勒小镇附近的布列塔尼海岸散步，父母带他来这里度假。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多年后，奥本海默说他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我处在自杀的边缘。这种状态已经很久了。” 1926年新年刚过，弗格森又和奥本海默见面了，那时奥本海默的父母带他到了巴黎，他们将在那里度过6周的寒假里余下的时间。一次，他们一起在巴黎街头漫步的时候，奥本海默终于向他的朋友袒露心声，他交代了自己为什么要去伦敦看精神科医生。那时奥本海默认为剑桥校方甚至可能不会再接收他。“当时我的反应很错愕，”弗格森回忆说，“但是随后，听他谈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差不多已经熬过去了，只是他和他父亲之间还有些问题。”奥本海默承认他的父母很担心他，他们一直在尽力帮他，但是“他们徒劳无功”。 奥本海默睡得很少，弗格森说，他“开始变得非常古怪”。一天早上，他把母亲锁在酒店的房间里，然后就离开了。埃拉大发雷霆。这次事件之后，埃拉坚持让他去看法国的精神分析师。几次治疗之后，这位医生宣布奥本海默是性挫折引起的“道德危机”。他开的处方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疗程的刺激性欲的药物”。多年后，弗格森提起当年时说：“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无所适从。” 很快，奥本海默的情绪危机又一次急转直下。当时弗格森和奥本海默一起坐在巴黎酒店的房间里，弗格森感觉到他的朋友又处于“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中”。也许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弗格森给他看了自己女友弗朗西丝·基利写的诗，然后宣布他已经向基利求婚了，对方也接受了他的求婚。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惊愕不已，他突然崩溃了。“就在我弯腰拾起一本书的时候，”弗格森回忆道，“他从背后跳到我身上，拿着捆箱子的皮带勒住我的脖子。有一阵儿我吓坏了。我们肯定闹出了点儿动静。然后我想法把他甩开了，他摔倒在地，哭了起来。” 奥本海默可能只是因为嫉妒朋友的恋情而生气。他已经因为女人失去了一个朋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在那种情况下，因同样的原因再失去一个朋友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弗格森自己也注意到“奥本海默经常对弗朗西丝·基利怒目而视，那样子实在有些夸张。他要是扮演恐怖情人简直易如反掌，对此我可是深有体会”。 尽管差点儿被勒死，弗格森还是选择继续支持他的朋友。事实上，他甚至可能还感到一点儿内疚。深知奥本海默弱点的赫伯特·史密斯在一封信中预先警告过弗格森：“顺便说一句，我想你在奥本海默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分寸，不要太过张扬。你比他早到两年，还有你的社交能力，这些都可能会让他感到灰心丧气。我还记得那个叫什么乔治的人把你比下去的时候，你也气得想要扑上去来着。（信中这两句特意用斜体字强调。）奥本海默倒不至于这样，但是我担心他会没信心活下去了。”史密斯的信让人产生了一个怀疑，有志于写作的弗格森是否可能将自己的经历与“乔治”和奥本海默的行为混合在了一起。但奥本海默后来的道歉说明弗格森所说的是事实。 弗格森知道他的朋友有点儿“神经质”，但他相信奥本海默慢慢会好起来。“他明白我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情绪失控……他好转得很快，所以我也没那么担心了……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们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尽管如此，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弗格森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多加小心。他搬出了之前的酒店，当奥本海默坚持要他那年春天去剑桥看他时，他犹豫了。奥本海默无疑和弗格森一样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这件事发生几周后，他写信给弗格森说：“你不用写信，你要把去牛津当作朝圣，穿苦衣，持斋戒，冒风雪，常祈祷。我会一直怀着悔恨和感激，以及我对你所犯错误的羞愧，直到我能为你做些有益的事。我不理解你何以如此忍耐仁慈，但你一定要知道，我将铭记不忘。经历了这些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师，他试着有意识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在1926年1月23日写给弗格森的信中，他认为自己内心的痛苦与“自命不凡有关……现在正是这个，再加上我连两根铜线都焊不到一起的现实，简直要彻底把我逼疯了”。他接着承认：“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最终弗格森放下了自己的疑虑，他同意那年初春去剑桥。“他安排我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我还记得那时为了防止他半夜闯进来，我用一把椅子抵住了门。但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时奥本海默的情况似乎正在好转。当弗格森偶尔问及奥本海默的情况时，“他让弗格森别再为他担心，他已经没事儿了”。实际上，奥本海默正在看另一位剑桥的精神分析师，这是4个月内他见的第三位精神分析师了。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读了很多精神分析类图书，他的朋友约翰·埃兹尔说，他“对此非常严肃”。跟那几位伦敦和巴黎的精神分析师相比，他认为新任的精神分析师m医生“更加聪明睿智”。 1926年的整个春天，奥本海默都在与这位精神分析师见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也破裂了。6月的一天，奥本海默到访约翰·埃兹尔的住所，他告诉埃兹尔：“m医生认为继续进行精神分析已经没有意义。” 后来，赫伯特·史密斯在纽约遇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也知道此事，他称奥本海默“对那位剑桥的精神分析师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问题在于，你得找一个比被分析的人更厉害的精神科医生。可是，那里没有这样的人”。 1926年3月中旬，奥本海默离开剑桥短暂休假。他的三位朋友杰弗里斯·怀曼、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和约翰·埃兹尔说服他一起去科西嘉岛。他们用了10天骑自行车环岛，他们有时睡在小镇的旅馆里，有时在野外露营。岛上陡峭的山脉和树木稀疏的台地很可能会让奥本海默想起新墨西哥州的粗犷之美。伯恩海姆回忆说：“那里的景色非常壮丽，但是我们与当地人的沟通简直是场灾难，倒是当地的跳蚤们每晚都能被我们喂饱。”偶尔袭来的阴郁情绪让奥本海默无法招架，他时不时会提到自己心情抑郁。最近几个月，他阅读了大量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当他们徒步穿越群山时，他很喜欢和埃兹尔争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孰优孰劣。一天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把这几个年轻人淋得浑身湿透，他们躲进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当他们把湿衣服挂在火边，蜷缩在毯子里时，埃兹尔还在坚称：“托尔斯泰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奥本海默说：“不，不，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胜一筹，他触及了人类的灵魂和痛苦。” 后来话题转到他们各自的未来上，奥本海默说：“我最钦佩的是那种几乎无所不能却依然面露悲情的人。”如果说此时奥本海默正因思考如何生活而心事重重，他的同伴们却深深地感觉到在岛上远足时奥本海默渐渐卸下了自己内心的重负。显然，他很喜欢这里激动人心的风景，以及法国的美食和美酒，他在给弟弟弗兰克的信中写道：“这里太棒了，从葡萄酒到冰川，从龙虾到双桅帆船，应有尽有。” 怀曼认为，在科西嘉岛，奥本海默“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内心危机”。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怀曼在几十年后回忆道，“我们都快要离开科西嘉岛了，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我们三个人——埃兹尔、奥本海默和我——一起吃晚饭。”侍者走近奥本海默，告诉他下一班去法国本土的船何时出发。埃兹尔和怀曼很惊讶，他们问奥本海默为什么要提前赶回去。“我不想说，”奥本海默回答，“但是我必须走。”那天晚上，又多喝了几杯之后，他才松了口说：“好吧，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为什么非得回去。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在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毒苹果，我得回去看看怎么样了。”埃兹尔和怀曼都惊呆了。“我不知道，”怀曼回忆说，“那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奥本海默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他提到了自己被诊断患有早发性痴呆。“毒苹果”事件实际上发生在前一年秋天，可是怀曼和埃兹尔对此并不知情，他们还以为那年春天去科西嘉岛之前，奥本海默出于“嫉妒”对布莱克特做了些什么。显然，肯定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像埃兹尔后来说的那样：“奥比说起这件事时带有一种真实感，而怀曼和我都觉得这一定是他的某种幻觉。” 几十年来，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让“毒苹果”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然而，在1979年接受马丁·舍温的采访时，弗格森明确表示，此事发生在1925年深秋，而不是1926年春，他说：“这一切都发生在奥比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就在伦敦见到了他，那时他正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当舍温问他是否真的相信“毒苹果”一事时，弗格森回答说：“是的，我相信，我完全相信。后来奥比的父亲不得不为他谋杀未遂的罪名费尽心思地游说剑桥校方。”1976年，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采访他时，弗格森提到了“奥本海默试图毒害身边人的事……他在巴黎的时候或者是不久之后，他就告诉了我。我一直以为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也无从判断，毕竟他当时做了很多疯狂的事”。在史密斯看来，弗格森无疑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如她在采访后写下的那样：“他不会假装记得他忘记的事情。” 奥本海默漫长的青春期终于到了尾声。在科西嘉短暂逗留期间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他顿悟了人生。不管发生了什么，奥本海默都一直对此讳莫如深，并让它成了一个精心编织的谜团。也许那是一段短暂的爱情，但可能性不大。多年后，在回答作家纽尔·法尔·戴维斯的提问时，奥本海默说：“对于接下来在科西嘉岛发生的一切，那位精神科医生算是一个前奏。你问我是会对你和盘托出，还是得你自己去掘地三尺。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内情，再说他们也会守口如瓶。你掘地三尺也没有用。你只需要了解一件事，那不只是一段风流韵事，或者说那根本不是什么风流韵事，那是爱。”这次遭遇对奥本海默来说具有某种神秘的、超凡的意义：“从此以后，我认为唯一的分离就是地理上的距离，但对我来说，这又不是真正的分离。”他告诉戴维斯，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其中许多持久的影响，现在对我越发重要，我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就越是如此”。 那么在科西嘉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发生。奥本海默故意用一个谜来回答戴维斯关于科西嘉岛的问题，因为这肯定会让他的传记作者希望落空。他含糊其词地称之为“爱”，而不是一件“单纯”的韵事。显然，做出这种区分对他很重要。但是在岛上时他一直与朋友为伴，根本没什么机会发生艳遇。不过他确实在此期间读了一本书，这似乎让他有了对人生的顿悟。 这本书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充满神秘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内容与奥本海默那不安的灵魂产生了共鸣。他后来对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说，在科西嘉岛徒步旅行时，晚上打着手电筒读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体验之一。这让他从抑郁中走了出来。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一部经典的自省小说，它给奥本海默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象。在首次读到普鲁斯特作品的10多年后，奥本海默仍能背出第一卷中一段讨论残忍的内容，这让希瓦利埃大为震惊： 如果她能从别人身上，也从自己身上，看到那种对自身所造成的苦难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无论如何改头换面，都是一种可怕的、永恒的残忍。若能如此，她也许就不会认为邪恶是如此罕见、如此不同寻常、如此遥远，以至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 毫无疑问，当时身在科西嘉岛的年轻的奥本海默用心记住了这些话，因为他也看到了自己的那种无动于衷——他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漠不关心。这是痛苦的洞察。虽然我们只能猜测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也许看到自己那些阴暗和充满罪疚感的念头见诸纸面，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奥本海默的心理负担。他知道了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此，知道了这就是人类的现实处境，这一定很令人欣慰。他没有必要再鄙视自己，他可以去爱。可能还有一点会让奥本海默感到安心，他可以告慰自己，是一本书帮他从抑郁的黑洞中挣脱出来，而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尤其令人感到宽慰。 奥本海默带着一种更轻松、更宽容的生活态度回到了剑桥。他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善良和宽容了。我现在可以理解别人了……”1926年6月，他已经决定不再去见剑桥的那位精神病学家。那年春天，他离开了自己在剑桥一直居住的那个“悲惨洞穴”，搬到了一个“不那么悲惨”的住处，这也让他感到精神振奋。这个新住处位于康河沿岸的一座古香古色的村庄里，这座村庄在剑桥以南1英里处，正好处于剑桥与格兰奇斯特中间。 他仍然鄙视实验室的工作，而且显然他也不是一位称职的实验物理学家，现在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要转而投身抽象的理论物理学。即使在他漫长的冬季抑郁中，他仍尽可能地多读些书，他意识到整个理论物理学领域正在酝酿着什么大事。有一天，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一个研讨会上，奥本海默看到中子的发现者詹姆斯·查德威克打开了一本《物理评论》，他翻到了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发表的一篇新论文，然后打趣道：“又是一阵咯咯叫，什么时候才真下蛋呢？” 1926年年初，在读了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的一篇论文后，奥本海默意识到，一种研究电子行为的全新思路正在涌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发表了一个关于原子结构的激进的新理论。薛定谔提出，对于电子的行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它们原子核周围涌动的波。和海森伯一样，他精心描绘了这种不确定的原子结构的数学模型，并称之为“量子力学”。在阅读了这两篇论文后，奥本海默怀疑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和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之间有某种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版本。这次真的是一枚鸡蛋，而不是又一阵鸡叫。 量子力学现在成了卡皮查俱乐部的热门话题。卡皮查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物理学讨论小组，以其创始人、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的名字命名。“虽然只是略知一二，”奥本海默回忆道，“但我已经非常感兴趣了。”那年春天，他还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狄拉克将于当年5月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的狄拉克已经在量子力学领域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奥本海默轻描淡写地说，狄拉克的工作“不容易理解，他也不关心能否被理解。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他对狄拉克的第一印象可能不怎么样，奥本海默曾告诉杰弗里斯·怀曼，“我认为狄拉克成不了什么大器”。狄拉克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年轻人，他出了名地一门心思搞科研。几年后的一天，当奥本海默赠书给狄拉克时，狄拉克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读书会干扰思考。”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奥本海默遇到了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他曾在哈佛大学听过玻尔的讲座。在奥本海默眼中，玻尔简直就是完美的偶像。玻尔比奥本海默大19岁，他和奥本海默一样出生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被书籍、音乐和知识环绕。玻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教授，母亲来自一个犹太银行世家。玻尔于191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两年后，他在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中实现了关键性的理论突破，他提出了电子在原子核周围不同轨道上运动时角动量变化的“量子跃迁”假设。1922年，他因这个原子结构的理论模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温和、幽默风趣，而且他广受爱戴。他说话时总是态度谦逊，轻声细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20年春给玻尔的信中写道：“在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你一出现就让我如此快乐。”玻尔的风度让爱因斯坦着迷，因为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像一个仍在摸索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奥本海默开始称玻尔为“上帝”。 “那时我已经把什么铍和箔片抛在脑后，决心努力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那时我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段时期非同寻常，伟大的事情正蓄势待发。”那年春天，奥本海默的精神状况正在好转，他得以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他当时正在撰写的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是一项关于“碰撞”或者叫“连续光谱”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让他颇费脑筋。有一天，奥本海默走进欧内斯特·卢瑟福的办公室，他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玻尔。坐在书桌后面的卢瑟福起身把他的学生介绍给玻尔，这位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随即礼貌地问道：“进展如何？”奥本海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遇到困难了。”玻尔问：“是数学上的难题，还是物理学的？”当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的时候，玻尔说了一句：“那可太糟糕了。” 玻尔对那次与奥本海默的相遇记忆犹新，当时奥本海默看起来出奇地年轻。在他离开房间后，卢瑟福转头对玻尔说，他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 多年后，奥本海默又回想起玻尔当年的提问——“是数学上的难题，还是物理学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认为它对我很有帮助，我看到自己过多地流于问题表面，而没能后退一步，看清楚它们与物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意识到，一些物理学家几乎只依靠数学语言来描述自然界的现实，对他们来说，任何口头描述“都会有损于清晰准确，它们只能作为教学方法。我认为狄拉克就是这样，他的发现最初都不是用语言叙述，而是用代数表达”。相比之下，他意识到对于像玻尔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们“看待数学的方式就像狄拉克看待文字一样，那只是一种让别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方式……所以，科学家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在剑桥大学，我只是在单纯地学习，但所学有限”。从个人气质和天赋来说，奥本海默和玻尔一样属于惯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物理学家。 那年春末，剑桥大学组织来自美国的物理系学生对莱顿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访。奥本海默也一同前往，并见到了一些德国物理学家。“那真是太棒了，”他回忆道，“那时我才意识到，英国的那些风俗让我冬季的心情更加糟糕。”回到剑桥后，他遇到了另一位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他是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玻恩对奥本海默很感兴趣，部分原因是这位22岁的美国年轻人正在努力解决的理论问题正是海森伯和薛定谔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奥本海默非常有天赋。”玻恩说。那年春末，奥本海默接受了玻恩的邀请，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 对奥本海默来说，在剑桥的那一年可谓多灾多难。他险些因为“毒苹果”事件被开除。他人生中第一次无法在智力上获得优越感。与此同时，他最好的朋友目睹了他反复的情绪崩溃。但是他已经走过那个抑郁的冬天，并准备好探索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当我到剑桥的时候，”奥本海默说，“我面对的是一个无人知晓答案的问题，而我也不愿意面对它。当我离开剑桥的时候，我仍然不知如何更好地面对它，但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任务，这就是那一年间发生的变化。”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道：“我在各个方面对自己抱有很大的疑虑，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会选择理论物理……我觉得自己完全摆脱了实验室工作的负担。我那时并不称职，不仅没帮上别人的忙，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乐趣，而现在有些事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一试身手。” 帕特里克·布莱克特（1897—1974）只比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年长7岁。——译者注 奥本海默的确没有忘记此事。几十年后，奥本海默为弗格森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安排了一个位置。 第4章 “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我想你会喜欢哥廷根的……这里的科研比剑桥好得多，总的来说，恐怕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罗伯特·奥本海默写给弗朗西斯·弗格森的信，1926年11月14日 1926年夏末，跟一年前相比，奥本海默无论精神状态还是内心成熟度都可谓今非昔比。他坐火车经过下萨克森州，最终抵达哥廷根。哥廷根是一座中世纪的小镇，小镇引以为豪的是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一座市政厅和几座教堂。在赤脚街和犹太人街的拐角处，奥本海默可以坐在有400年历史的容克大厅里吃维也纳炸肉排，他头顶上有奥托·冯·俾斯麦的钢版画，这里的三层楼都装饰着彩色玻璃花窗。小镇狭窄蜿蜒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半木结构房屋。哥廷根坐落在莱讷河畔，其主要景点是哥廷根大学，18世纪30年代由德意志汉诺威公爵兼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创建。按照传统，该大学的毕业生都要蹚水走入一座喷泉，并亲吻喷泉中心的牧鹅女青铜像，这座喷泉就矗立在古老的市政厅前。 如果说剑桥大学是欧洲实验物理学的中心，那么哥廷根大学无疑就是理论物理学的中心。当时的德国物理学家对他们的美国物理学同行不以为然，以至于美国物理学会的月刊《物理评论》通常在出版1年多之后仍无人问津，最终被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束之高阁。 奥本海默的幸运之处在于他赶上了一场理论物理学伟大革命的尾声，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斯·普朗克提出了量子理论，爱因斯坦提出了伟大的狭义相对论，尼尔斯·玻尔提出了氢原子结构模型，还有维尔纳·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以及埃尔温·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随着1926年玻恩发表了关于概率解释和因果关系的论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时期也接近了尾声。1927年，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理给这一时期画上了句点。奥本海默离开哥廷根时，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基础已经奠定。 作为物理系主任，马克斯·玻恩教授指导了海森伯、尤金·维格纳、沃尔夫冈·泡利和恩里科·费米的工作。1924年玻恩创造了“量子力学”这个名词，他指出量子世界中任何相互作用的结果都是由概率决定的。1954年，玻恩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在学生眼中，玻恩是一位极富热情和耐心的老师。对像奥本海默这样敏感细腻的年轻学生来说，他是一位理想的导师。 1926年那一学年，奥本海默发现自己身边有一群了不起的科学家。詹姆斯·弗兰克也是奥本海默的老师，他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一年前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本海默身边的科学家还包括：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他将在短短几年内为核裂变的发现做出贡献；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帕斯库尔·约尔当，他正与玻恩和海森伯创立量子理论的矩阵力学；奥本海默在剑桥遇到的年轻的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当时他正在研究早期量子场论，1933年他将与埃尔温·薛定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出生于匈牙利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他后来为奥本海默的曼哈顿计划工作过；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科学家、荷兰人乌伦贝克，他和古德斯密特一起在1925年年末发现了电子自旋。奥本海默很快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前一年春天，在为期一周的莱顿大学访问期间，他已经见过乌伦贝克。“我们很投缘。”乌伦贝克回忆道。奥本海默对物理也相当痴迷，乌伦贝克甚至觉得“我们简直一见如故”。 奥本海默在一座私人别墅找到了栖身之所，这座别墅的主人是哥廷根的一位医生，他因医疗事故被吊销了行医执照。这位医生出身卡里奥家族，他们曾经非常富有，但是现在不名一文，只剩下这座位于哥廷根中心位置的别墅，这座花岗岩别墅非常宽敞，还带一个占地数英亩的有围墙的花园。一战后，德国的通胀蚕食了这个家族的财富，他们不得不招揽房客。奥本海默精通德语，他很快就感知到了魏玛共和国日益衰弱的政治影响力。后来他猜测卡里奥一家“怀有那种为纳粹运动提供土壤的怨恨之情”。那年秋天，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所有人都在关心“如何让德国成为一个现实中成功且理性的国家。他们对多愁善感憎恶之极。令他们厌恶的还有犹太人、普鲁士人和法国人”。 在大学校门之外，奥本海默看到大多数德国人都在艰难度日。“虽然这个大学里的人都非常富有，对我也和蔼友善，但是它所处的德国笼罩在悲惨的气氛之中。”他发现很多德国人都“心怀愤恨，阴沉郁闷……甚至怒火中烧，他们身上充满了导致后来那场大灾难的一切要素”。奥本海默有一位德国朋友来自富有的乌尔施泰因出版家族，他有一辆汽车，他和奥本海默过去常常一起长途驱车在乡间兜风。但是奥本海默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竟然“把车停在哥廷根城外的一座谷仓里，因为他担心被人看到开这辆车会有危险”。 对于美国侨民，特别是对奥本海默来说，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首先，他手头从不缺钱。22岁的他着装很随意，但是他身上那套皱巴巴的西装布料是英国最上等羊毛制成的人字呢。奥本海默的同学们还注意到他用的行李箱也与与众不同，那是昂贵的、泛着光泽的猪皮行李箱，而他们用的是布制行李箱。同学们有时会一起漫步到始于15世纪的黑熊酒吧喝鲜酿啤酒，有时还会去克龙科恩兰茨咖啡馆喝咖啡，但基本上是奥本海默买单。现在的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他十分自信、充满激情且目标明确。物质财富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但来自他人的崇拜不可或缺。为达目的，奥本海默动用了他的机智风趣、博学多闻及那些不菲之物来吸引他看中的人，将他们俘获到自己身边，成为他的崇拜者。乌伦贝克说：“这么说吧，他就是所有年轻学生的中心……他真像是一位先知。他知识渊博。理解他并非易事，而且他才思敏捷。”在乌伦贝克看来，这样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一群崇拜者”追随其后，实在是令人称奇。 与在剑桥大学时不同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与同学们建立了令人愉悦的同窗情谊。“我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一员，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品味，在物理学领域，我们更是志趣相投。”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奥本海默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书籍；在哥廷根大学，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他说：“我开始经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比对别人更有意义，也就是说，我开始与他人交流。我猜就是这些交流让我逐渐对物理学有了一些认识，慢慢地，我也有了物理学的眼光，如果我一直将自己锁在屋里，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些。” 和奥本海默一起寄宿在卡里奥家别墅的还有卡尔·泰勒·康普顿，39岁的康普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后来他还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在奥本海默面前，他会感到有些畏惧，因为奥本海默的多才多艺让人惊叹。如果谈论的话题是科学，他还可以和这位年轻人打个平手，一旦谈论文学、哲学甚至政治，他就不知所措了。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那些在哥廷根的美国人，毫无疑问，他写信的时候一定想到了康普顿，他说那些美国侨民“都是普林斯顿、加州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教授，均已成婚，生活体面。他们主要擅长物理学，但是完全未经文化熏陶。他们嫉妒德国人的才智和组织能力，还想把物理学也带到美国去”。 简而言之，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得以茁壮成长。那年秋天，他热情洋溢地给弗朗西斯·弗格森写信说：“我想你会喜欢哥廷根的。像剑桥一样，这里以自然科学为主，这里的哲学家主要感兴趣的是认识论的悖论问题和那些小把戏。这里的科研比剑桥好得多，总的来说，恐怕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这里的人工作都非常努力，他们绝不轻易袒露自己的想法，但又有壁纸制造商一般志在必得的野心。结果就是，他们完成的工作简直像借魔鬼之手一般不可思议，又极其成功……这里的工作很不容易，所幸还算有趣。” 大多数时候，奥本海默都觉得自己情绪平稳，但是偶尔也有短暂的反复。有一天，保罗·狄拉克看见他晕倒在地上，就像前一年在卢瑟福实验室发生的那一幕。“我还没有彻底康复，”奥本海默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一年又发作了好几次，但是间隔越来越长，对我工作的干扰也越来越小。”那一年，另一位物理学专业的学生索尔芬·霍格内斯和他的妻子菲比也住在卡里奥家的别墅，他们发现奥本海默有时行为古怪。菲比经常看到他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但蛰伏期过后，他又开始喋喋不休。菲比认为他“非常神经质”。偶尔还有人见过奥本海默有口吃的问题。 奥本海默变得越来越自信，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名声在外。在离开剑桥大学前，他向剑桥哲学学会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量子理论中的振动-转动谱带》，另一篇是《关于二体问题的量子理论》。前一篇关注的是分子能级问题，后一篇研究的是氢原子向连续态的转变。这两篇论文都在量子理论领域取得了微小但重要的进展，奥本海默到达哥廷根时欣然获悉剑桥哲学学会发表了这两篇论文。 论文的发表使奥本海默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其结果就是他狂热地参与各种学术讨论，他那些任性的举止经常惹恼他的同学们。“他天赋极高，”马克斯·玻恩教授后来写道，“他无法放下自己的优越感，这既令人尴尬又会惹来麻烦。”在玻恩的量子力学讲座上，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发言，当然玻恩本人也不能幸免，奥本海默会手拿粉笔走到黑板前，用他带着美国口音的德语宣布：“用下面这种方法会好得多……”虽然其他同学对奥本海默的无礼抱怨不迭，他的老师也勉为其难地、礼貌地规劝过他，但是奥本海默本人对此无动于衷。但是有一天，玛丽亚·格佩特——一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向玻恩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写在厚厚的羊皮纸上，上面有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大部分讲座参与者的签名。请愿书上写着，除非这位“神童”有所收敛，否则他的同学们将罢课。玻恩仍不愿意与奥本海默当面对质，他决定把请愿书放在奥本海默来找他讨论论文时肯定会看到的地方。玻恩后来写道：“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安排别人把我叫出去一会儿。这招真得奏效了。当我回到屋里时，我发现他脸色苍白，也不像平时那样滔滔不绝。”从那以后，奥本海默再也没有打断过别人的发言。 这并不意味着他被完全驯服了，奥本海默的直言不讳经常让他的教授也颇为震惊。虽然玻恩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但是在那些冗长的计算过程中他有时会出些小差错，所以他经常请一位研究生重新检查他的数学运算。玻恩回忆说，有一次，他把对一组运算的检查工作交给了奥本海默。几天之后，他反馈说：“我找不到任何错误，所以这真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玻恩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计算容易出错，但是正如玻恩后来写道的那样：“奥本海默是唯一一个能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说出这些话的人，他不是在开玩笑。我并没有觉得被冒犯，实际上这倒让我更加尊重他与众不同的个性。” 不久后，玻恩开始与奥本海默合作。在这一时期，奥本海默曾给他在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埃德温·肯布尔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工作总结：“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在研究量子力学。玻恩教授准备发表一篇关于绝热定理的论文；海森伯写的论文是关于波动的；也许最重要的是泡利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薛定谔方程中的波函数只是特例，而且只在特殊情况下（即原子光谱）才能给出我们想要的物理信息……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量子理论中的准周期现象……我和玻恩教授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粒子的散射规律，比如α粒子经过原子核时发生的偏转。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多大进展，但是我想很快就会有所突破。当然，这个理论一旦成形，它肯定不会像之前基于微粒动力学的旧理论那么简单。”肯布尔教授对这封信的内容印象深刻。在哥廷根待了还不到3个月，他教过的这位学生似乎已然沉浸在揭开量子力学奥秘的兴奋之中。 1927年2月，奥本海默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新的量子力学知识，他对此颇有自信，于是他写信给他在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导师珀西·布里奇曼，细致地阐释了量子力学： 在经典的量子理论中，如果两个低势能区被一个高势能区隔开，那么在任一低势能区的电子必须吸收足够的能量才能清除“障碍”——穿越高势能区，到达另一个低势能区。而根据新的理论，上述理论已经不再正确：电子有时在一个区域，有时在另一个区域……一方面新的量子力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然而在这一理论中看似“自由”的电子并不“自由”，因为它们携带的是均分的热能。为了解释维德曼-弗兰兹定律，可能需要采纳玻尔教授的观点：当一个电子从一个原子跃迁到另一个原子时，这两个原子会交换动量。顺祝一切安好。 您的j.r.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对新的量子理论信手拈来，作为他之前的老师，布里奇曼显然深受触动。但是奥本海默为人处世不懂分寸，这让其他人对他心存芥蒂。前一刻他还令人着迷、体贴周到，下一刻他就会粗鲁地打断别人。在宴席上，他一方面极为客套有礼，另一方面又无法忍受别人的陈词滥调。他的同学爱德华·u.康登抱怨道：“奥比的问题在于他反应太快，这让别人处于下风。而且，见鬼，他总是对的，或者至少言之成理。” 康登1926年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现在仅有微薄的博士后津贴，还要用这笔收入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让他懊恼的是，奥本海默在美食和质地精良的服装上花钱大手大脚，就好像对自己朋友的家事毫不知情。有一天，奥本海默邀请康登和他的妻子埃米莉·康登出门散步，但是埃米莉说自己必须留下来照顾孩子。奥本海默接下来说的话让夫妇二人倍感震惊，他回应说：“好吧，那你就留下来干这些乡下人的活计吧。”奥本海默确实偶尔说话尖酸刻薄，但他也会不时表现出自己富有幽默感的一面。有一次，他见到卡尔·泰勒·康普顿两岁大的女儿正在假装读一本小红书，那本书讲的是计划生育，奥本海默打量了一下又要临产的康普顿太太，揶揄道：“有点儿晚了。” 1927年冬季的那个学期，保罗·狄拉克到了哥廷根，他也在卡里奥家的别墅租了一个房间。对奥本海默来说，与狄拉克交往是人生乐事，他曾说：“狄拉克来了以后，给我看了他讨论辐射的量子理论的论文校样，这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物理学家对奥本海默广泛的兴趣爱好感到费解。狄拉克对奥本海默说：“他们告诉我，除了研究物理，你还写诗。你如何能做到二者兼顾呢？在物理学领域，我们帮人们理解那些之前未知的东西，而诗歌恰恰相反。”奥本海默把这些话视为赞美，他只是付之一笑。奥本海默知道，对狄拉克来说，生活就是物理，没有别的；相比之下，他的兴趣则丰富多彩、无所不包。 奥本海默仍然热爱法国文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抽时间阅读了保罗·克洛岱尔的情节喜剧《少女维奥兰》，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集《明智之举》和《冬天的梦》，安东·契诃夫的戏剧《伊凡诺夫》及约翰·荷尔德林和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有一次，奥本海默发现有两位朋友经常读意大利语原文的但丁作品，随后他从哥廷根的咖啡馆消失了一个月，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用意大利语大声朗读但丁的作品。狄拉克不仅不以为然，还发牢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垃圾上浪费时间？我觉得你在音乐上还有你收藏的那些画上花了太多时间。”当他们在哥廷根漫步的时候，狄拉克不止一次劝他放弃这些过于感性的爱好，奥本海默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他惬意地活在狄拉克无法理解的世界里。 哥廷根并非只有物理学和诗歌。奥本海默发现自己迷上了一位名叫夏洛特·里芬斯塔尔的德国女生，她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也是校园里最漂亮的女生之一。他们相遇在一次去汉堡的学生旅行中，那次旅行在汉堡逗留了一个晚上。里芬斯塔尔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候车时，她的目光被一只行李箱吸引，在一堆行李箱中只有这一只既不是便宜的纸板箱也不是破旧的棕皮箱。 “好漂亮啊，”她手指着那只发亮的棕黄色猪皮随身行李箱问弗兰克教授，“这是谁的？” “除了奥比，还能有谁。”弗兰克耸了耸肩说道。 在回哥廷根的火车上，里芬斯塔尔叫人指给她看谁是奥本海默。然后她坐到了奥本海默的旁边，当时他正在读当代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的小说，纪德的作品多关注个体对世界的道德责任。让奥本海默惊讶的是这位漂亮的女生也读过纪德，而且能和他头头是道地讨论。火车抵达哥廷根时，里芬斯塔尔还漫不经心地提到她有多么喜欢他的行李箱。奥本海默感谢了她的夸赞，但让他不解的是怎么还会有人费心去欣赏他的行李箱。 里芬斯塔尔后来又把他们的对话讲给另一位同学听，这位同学预言奥本海默很快就会把行李箱送给她。奥本海默有很多怪癖，其中一个众人皆知的就是一旦有人喜欢上他的东西，他就觉得必须送给对方。奥本海默被里芬斯塔尔迷住了，尽管他无法摆脱自己那呆板又过于客气的举止，他依然在尽其所能地追求她。 里芬斯塔尔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位奥本海默的同班同学——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豪特曼斯，作为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已经因一篇论述恒星能量生成的论文而为人所知。豪特曼斯的朋友们称他为“弗里茨”或“菲兹”，和奥本海默一样，他来哥廷根求学时也有家族信托基金的资助。豪特曼斯的父亲是一位荷兰银行家，母亲是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德国人，他对此从不避讳。豪特曼斯蔑视权威，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幽默感，他喜欢对那些非犹太朋友说：“当你们的祖先还在树上的时候，我的祖先已经在伪造支票了！”他在维也纳长大，高中时曾因在劳动节那天当众宣读《共产党宣言》而被开除。他和奥本海默算是同龄人，两人都在192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都热爱文学，也都迷上了里芬斯塔尔。就像命中注定一般，奥本海默和豪特曼斯后来都将致力于研制原子弹，但豪特曼斯是在德国。 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物理学家们一直在像即兴创作一般拼凑着量子理论，突然间，1925—1927年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让量子力学得以成为一个革命性的、系统性的理论。那时各种新发现层出不穷，不断发表的文献也让人目不暇接。“在那段时期，伟大的构想层出不穷，”爱德华·u.康登回忆道，“以至于人们错误地认为理论物理学的发展速度就该如此。最令人气馁的是，那一年大多数时候你都在学术上处于消化不良的状态。”发表新发现的竞争异常激烈，来自哥廷根的量子力学论文数量超过了哥本哈根、卡文迪许或其他任何地方。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发表了7篇论文，对一个23岁的研究生来说，可谓成绩斐然。沃尔夫冈·泡利开始把量子力学称为“男孩子们的物理学”，因为许多论文的作者都年纪轻轻。1926年，海森伯和狄拉克只有24岁，泡利26岁，约尔当23岁。 当然，这门新兴的物理学也饱受争议。马克斯·玻恩给爱因斯坦寄了一份海森伯1925年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主题是矩阵力学，其中对量子现象进行了集中的数学表述，玻恩带着辩解的意味向这位伟人解释说，这篇论文“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它无疑是正确且意义深远的”。但是那年秋天爱因斯坦读完了这篇论文后，写信给保罗·埃伦费斯特说：“海森伯搞出了一个量子力学的大成果。哥廷根的那些人信以为真（我不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相对论的提出者至死都认为，这门“男孩子们的物理学”即使没有根本性的错误，至少也是残缺不全的。1927年，海森伯发表的一篇论文使爱因斯坦的质疑有增无减，这篇论文指出了“不确定性”在量子世界的核心地位。海森伯的观点是，在任一给定时刻，不可能同时确定粒子的精确位置和动量，所以“原则上，我们无法知道当下的全部细节”。玻恩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量子实验的结果都取决于概率。1927年，爱因斯坦在给玻恩的信中写道：“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不是真正的实底。量子理论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它并没让我们离上帝的奥秘更进一步。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上帝不掷骰子。” 显然，量子物理学是一门年轻人的科学。反过来，年轻的物理学家们认为爱因斯坦对新物理学的负隅顽抗是一个信号，说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几年后，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拜会了爱因斯坦，但他显然不以为然，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傲慢无礼地写道：“爱因斯坦是个十足的疯子。”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来自哥廷根（和玻尔所在的哥本哈根）的男孩们仍然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加入他们的量子世界。 在哥廷根完成的首篇论文中，奥本海默阐明了有了量子理论才能测量分子带状光谱的频率和强度。他之所以痴迷于他所谓的量子力学“奇迹”，正是因为这个新理论以一种“和谐、一致和可理解的方式”解释了如此多能被观察到的现象。奥本海默用量子理论对连续光谱的过渡问题进行了研究。到1927年2月，玻恩对奥本海默在这方面的工作颇为满意，他甚至写信给麻省理工学院院长s.w.斯特拉顿说：“我们这里有不少美国人……其中有一位相当出色，他就是奥本海默先生。”因为才华出众，奥本海默的同龄人把他与狄拉克和约尔当相提并论。一位年轻的美国同学曾说：“这里有三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天才，对我来说，他们一个比一个难以理解。” 奥本海默养成了通宵工作的习惯，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哥廷根潮湿的天气和供暖不足的房间严重损害了他纤弱的身体。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咳，他的朋友认为这可能由于他经常感冒或者抽烟太凶。但是就其他方面来说，哥廷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称得上舒心惬意。后来汉斯·贝特提到这一理论物理学的黄金时期时说：“在量子理论发展的中心——哥本哈根和哥廷根，尽管人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但那里的生活依然是田园诗般的悠然自得。” 奥本海默总想结交那些声名鹊起的青年才俊，其他人则因此感到备受冷落。多年后，爱德华·u.康登颇有怨气地说：“奥比和玻恩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经常见面，玻恩甚至因此都无暇理会理论物理学专业的其他学生，这些人可是专门为他而来的。” 那一年，海森伯经过哥廷根，奥本海默特意去见了这位德国最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海森伯只比奥本海默大3岁，在与同行争论问题时，他口齿伶俐、富有魅力且不屈不挠。这两人都颇具创新精神，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海森伯的父亲是希腊语教授，海森伯曾在慕尼黑大学与沃尔夫冈·泡利同窗，后来又在玻尔和玻恩那里做博士后工作。和奥本海默一样，海森伯可以凭直觉抓住问题的本质。他是一个有着奇特魅力的年轻人，他的才华熠熠生辉、引人注目。据说奥本海默非常钦佩海森伯，对他的工作也推崇备至。他未曾料想到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成为影子般的竞争对手。有朝一日，奥本海默将会揣度海森伯是否会忠于战时的德国，是否有能力帮助希特勒制造原子弹。但是在1927年，他基于海森伯的量子力学发现开创了进一步的研究。 那年春天，海森伯的一句话启发了奥本海默，他开始对如何用量子理论解释“分子何以成为分子”产生了兴趣。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简单方法。当他给玻恩教授看他的笔记时，比他年长许多的玻恩又惊又喜。随后他们决定合作一篇论文，奥本海默答应在巴黎过复活节假期时把自己的笔记整理为初稿。但是，当玻恩收到来自巴黎的论文时他“吓坏了”，这篇论文只有四五页，而且字数寥寥无几。奥本海默回忆道：“我觉得这些差不多就够了。在我看来，点到为止即可。”玻恩最终把这篇论文扩充到30页，在奥本海默看来，这是在用毫无必要的或显而易见的理论来拉长篇幅。“我不喜欢这么干，但是显然我也不可能跟一个高年资的作者对着干。”对奥本海默来说，他最在意的是论文核心的新想法，至于上下文的解释和学术上的粉饰都是画蛇添足，完全不符合他那极简的审美。 那年晚些时候，《关于分子的量子理论》发表了。这篇合著的论文中提出了“玻恩-奥本海默近似”，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是“奥本海默近似”，至今它仍被视为利用量子力学认识分子行为的重大突破。奥本海默意识到分子中质量较轻的电子比原子核的移动速度快得多。将更高频率的电子运动单独综合计算之后，他和玻恩就可以近似地计算出核振动的波函数。这篇论文为此后70年高能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年春末，奥本海默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氢原子和x射线光电效应的复杂计算方法。玻恩建议将这篇论文评为“优秀论文”，他仅指出了这篇论文的一个缺点，那就是“晦涩难读”。即便如此，玻恩依然在评语中写道，奥本海默完成了“一篇复杂的论文，而且他写得很好”。多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汉斯·贝特说：“1926年，奥本海默不得不靠自己推导出所有的计算方法，包括连续态波函数的归一化。当然，他的计算方法后来得到了改进，但是他正确地得出了k吸收边的吸收系数及其附近的频率依赖性。”贝特总结说：“即使在今天，这也是相当复杂的计算，超出了大多数量子力学教科书的内容。”一年后，奥本海默在一个相关领域发表了第一篇描述量子力学中“隧穿”的论文，这个效应指的是粒子实际上可以直接“穿过”位垒。这两篇论文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1927年5月1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论文答辩，几个小时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答辩。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也是考官之一，他后来对一位同事说：“我出来的可真是时候，他都开始向我提问了。”但是在最后关头，大学校方发现奥本海默没有正式注册学籍，所以他们威胁要扣留他的学位证书。玻恩替他出面求情，他向普鲁士教育部谎称“由于经济原因，夏季学期结束后，奥本海默先生将无法继续留在哥廷根”。奥本海默这才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那年6月，埃德温·肯布尔正好在哥廷根访问，他很快就给一位同事写信说：“奥本海默比我们当初在哈佛时预想的还要出色，他总能迅速取得新成果，他可以和这里任何一位年轻的数学物理学家比肩。”奇怪的是，这位教授接着补充道：“很遗憾，玻恩告诉我他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就跟我们在哈佛看到的一样。”奥本海默的文字一直都极富表现力，但是他的物理论文经常简单扼要到敷衍了事。肯布尔认为奥本海默驾驭语言的能力确实令人惊叹，但是他在探讨物理学时与讨论其他日常话题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看着奥本海默离去，玻恩颇为失落。他对奥本海默说：“对你来说离开不算什么，但对我不是，你给我留下了太多待完成的作业。”作为临别礼物，奥本海默送给他的导师一本珍版书——拉格朗日的经典著作《分析力学》。几十年后，也就是在玻恩被迫逃离德国很久之后，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这本书经历了革命、战争、移民和回国等种种动荡，我很欣慰它仍在我的藏书里，因为它充分地代表了你对科学的看法，即把它理解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整体才智发展的一部分。”那时候奥本海默的名气已经远远超过玻恩，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是因为他被人搞得声名狼藉。 作为一个迈向成熟的年轻人，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取得了第一次真正的胜利。他后来说过，成为一名科学家“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对身处量子力学革命前沿的年轻科学家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与其说奥本海默是这场剧变的参与者，不如说他是这场剧变的见证者，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拥有毕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天资和热情。在短短9个月里，他不仅取得了货真价实的学术成就，还获得了个人成长与自我价值感。这些重大成就和随之而来的自信已经战胜一年前还生死攸关的内心困扰。世界正在向他招手。 男孩子们的物理学是指量子力学初创时期（从1925年中至1927年初），约有80位作者发表了200篇论文，绝大多数论文的作者年纪不到30岁。他们约占所有论文作者的65%，9位主要贡献者中，有5位是年轻人。——校者注 第5章 “我就是奥本海默” 天知道，我虽算不上一个很简单的人，但和奥本海默相比，我可以说是简单至极。 ——伊西多·拉比 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一年的学习生活即将结束，从种种迹象来看，此时的他显然思乡心切。当他随口提到德国的时候，那口吻就像一个美国至上的沙文主义者。在德国，没有什么可以与新墨西哥州的沙漠景观相提并论。“他实在是过分，”一位荷兰学生抱怨道，“在奥本海默看来，连美国的花闻起来都更香。”在他离开的前一晚，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了一个派对，道别的人群中还有那位可爱的、一头乌发的夏洛特·里芬斯塔尔。奥本海默特意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就看中的那个行李箱送给了她。她一直保存了30年，并称之为“奥本海默”。 1927年7月中旬，奥本海默和保罗·狄拉克一起顺路去莱顿做了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他从利物浦乘船前往纽约。回家的感觉真好，他不仅活了下来，还取得了胜利，带回了来之不易的博士学位。理论物理学家们都知道年轻的奥本海默掌握了欧洲量子力学最新突破的一手信息。从哈佛大学毕业不到两年，奥本海默就成了他的研究领域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早在那年初春，有人就建议奥本海默接受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博士后奖励基金，该基金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专门授予那些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接受奖金后，他决定在哈佛度过秋季学期，然后搬到加州的帕萨迪纳，他在那里的加州理工学院得到了一份教职，加州理工学院是一所一流的科研中心。所以，当奥本海默在河滨路的家中卸下行囊的时候，他眼前的未来已经安排妥当。与此同时，他还有6周时间与15岁的弟弟弗兰克重拾兄弟之情，顺便陪陪他的父母。 令奥本海默遗憾的是，去年冬天朱利叶斯和埃拉决定卖掉贝肖尔的房子，但幸好他的帆船“三甲基号”仍然暂时停泊在那房子附近。就像以前一样，奥本海默会带着弗兰克出海，沿着长岛海岸恣意航行。8月，兄弟俩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去楠塔基特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弗兰克回忆道：“哥哥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用油彩在画布上画沙丘和草丘。”弗兰克崇拜他的哥哥。但是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他动手能力很强，喜欢鼓捣东西，他会拆开电动机和手表，再把它们组装起来。那时他还在伦理文化学校读书，也对物理学很着迷。奥本海默去哈佛的时候把他的显微镜送给了弗兰克，有一天弗兰克用它来观察自己的精子。“我从来没听说过精子，”弗兰克说，“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那年夏末，奥本海默欣喜地得知夏洛特·里芬斯塔尔接受了瓦萨学院的一个教职。9月，当她乘船抵达纽约港时，奥本海默站在码头迎接了她。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功成名就的哥廷根校友——塞缪尔·古兹密特和乔治·乌伦贝克，此外同船的还有乌伦贝克的新婚妻子埃尔斯。奥本海默知道古兹密特和乌伦贝克都已是成绩斐然的物理学家，1925年，他们共同发现了电子自旋。为尽地主之谊，奥本海默可谓出手阔绰。 “我们都享受到了奥本海默式的礼遇，”古兹密特回忆道，“但这其实是为了讨好里芬斯塔尔。他坐着由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市中心一家由他挑选的格林威治村的旅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陪着里芬斯塔尔走遍了整个纽约，带着她去了所有他常去的地方，从城里最好的艺术画廊到他能找到的最昂贵的餐馆。里芬斯塔尔抗议道：“你真的只知道丽兹酒店吗？”为了表明自己对里芬斯塔尔的心意，他在河滨路宽敞的家里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尽管里芬斯塔尔很欣赏奥本海默，并且对他的悉心关照感到受宠若惊，但是她觉得很难走进奥本海默的内心。每次里芬斯塔尔想聊聊他的过去，奥本海默都避而不谈。她还发现奥本海默的家庭氛围令人窒息，他的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于是这一对恋人渐行渐远。里芬斯塔尔在瓦萨学院的教学工作使她无法待在纽约，而奥本海默的奖金需要他待在哈佛大学。后来里芬斯塔尔又回到德国，1931年她嫁给了奥本海默在哥廷根的同学豪特曼斯。 那年秋天，回到哈佛大学的奥本海默与威廉·博伊德重续友情，那时博伊德正在哈佛攻读生物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奥本海默向他吐露了自己在剑桥那年遭遇的困境。博伊德并没感到意外，他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个容易紧张的年轻人，而且无论如何，他都能应付自己遇到的麻烦。奥本海默仍然热爱写诗，他给博伊德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他的朋友鼓励他向哈佛大学的文学杂志《猎犬与号角》投稿。下面这首诗1928年6月刊载在该杂志上： 穿越 傍晚我们来到河畔， 月亮低垂在沙漠之上， 山中寻不到它的踪迹， 寒气和汗水让我们忘记一切， 还有山脊遮住了天幕， 我们再次望见月亮， 已是在河边干旱的山丘， 草木半枯， 热风扑面。 河岸有两棵棕榈树，还有丝兰盛开， 远处岸边有一点光亮， 还有棵棵红柳， 我们静候多时， 听见船桨嘎吱作响， 后来我记得， 艄公招我们登船， 背对大山，我们头也不回。 j.r.奥本海默 新墨西哥州在呼唤奥本海默。他非常想念“月亮低垂在沙漠之上”的景色，还有那些纯粹的感官刺激——“寒气和汗水”，在西部度过的两个夏天里，正是这些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鲜活。虽然他不可能在新墨西哥州从事前沿的物理学研究，但他接受了一份加州理工学院的工作，他做出这个决定至少部分是因为那里所处的帕萨迪纳离他喜欢的沙漠很近。与此同时，他还想摆脱哈佛，摆脱那个困了他许久的“一个人的囚牢”。他能从去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部分原因是他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开始。科西嘉、普鲁斯特和哥廷根都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而现在如果继续留在哈佛，那简直是一种倒退。因此，1927年圣诞节后不久，奥本海默收拾行李搬到了帕萨迪纳。 奥本海默在加州如鱼得水。几个月后，他就写信给弟弟弗兰克说：“我都没法抽出时间工作了，帕萨迪纳真是个宜人的好地方，好多讨人喜欢的家伙都在不断提醒我还有哪些乐子可寻。我正在考虑明年是接受加州大学的教授职位还是出国。” 尽管奥本海默在加州理工学院有教学任务，而帕萨迪纳又有那么多令他分心的乐子，他仍在1928年发表了6篇论文，它们涉及了量子理论的不同领域。可是，就在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医生认为他咳个不停可能是因为肺结核，考虑到这一点，他的工作效率就更令人惊讶了。6月，奥本海默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参加了一个理论物理学研讨会，之后他就动身去了新墨西哥州空气干燥的山区。1928年初春，他曾在信中向快16岁的弟弟弗兰克提议他们两个人夏天“可以在沙漠里转悠两周”。 奥本海默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开始帮助自己的弟弟度过不安的青春期——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对此奥本海默再清楚不过了。弗兰克向他坦白自己对一位姑娘非常着迷，无法专心学业。为此，那年3月奥本海默给弟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给出的建议更像是一种自我剖白，他认为年轻女孩的“任务就是让你在她身上浪费时间，而你的任务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吸取了自己的经验教训，他在这方面也经历过曲折，他说约会“只对那些有时间可浪费的人才要紧。对你我来说，并非如此”。他的底线是“不要总是操心女孩子，除非你确实是情不自禁，否则不要随意发生关系——不要把性爱当作一种任务。通过观察你自己，试着找出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认同这个需要，就努力去得到它；如果你不认同，那就努力放下它”。奥本海默承认自己有些教条，但他告诉弗兰克，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对他有所帮助，“它们是我两性经历的心得和结论。你很年轻，但你比我那时候成熟多了”。 奥本海默说得很对，年轻的弗兰克比他哥哥像他这么大时要成熟得多。他有着和哥哥一样的冰蓝色的眼睛和浓密的黑发。他天生就与奥本海默一样瘦削，很快就长到了6英尺高，但体重只有135磅。他在很多方面都和哥哥一样天资过人，但他似乎没有奥本海默那种紧张兮兮的个性。奥本海默有时偏执起来会变得举止狂躁，而弗兰克总是镇定平和，待人接物友善。在青少年时期，弗兰克与哥哥之间总有一些距离，他对哥哥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信件还有假期一起出海的经历。正是这次父母不在身边的新墨西哥州之旅让成年后的弗兰克有机会和自己的兄长变得亲密。 兄弟俩到达洛斯皮诺斯后住在凯瑟琳·佩奇的牧场。尽管奥本海默不停地咳嗽，但他还是多次坚持骑马到周围的山上长途探险。他们在路上只能将就吃点儿花生酱、罐装洋蓟、维也纳香肠，喝点儿樱桃酒和威士忌。在骑行途中，弗兰克会听到奥本海默兴奋地谈起物理学和文学。晚上，他的哥哥会拿出一本破旧的波德莱尔的书，借着篝火的光亮大声朗读。1928年夏，奥本海默还读了1922年卡明斯的小说《巨大的房间》，该书以作者在法国战时被监禁在战俘营4个月的经历为题材。他喜欢卡明斯的观点，即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仍能在最清苦的环境中找到属于他的自由。1954年后，这个故事对奥本海默来说有了新的意义。 弗兰克注意到他哥哥的喜好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奥本海默似乎把这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值得他付出时间的人，以及不值得他浪费时间的人。弗兰克说：“对前一种人而言，这很棒……奥本海默希望身边每个人、每件事都不同凡响，他与那些人交流时充满热情，这也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很特别……一旦他认定一个人值得获得他的关注或友谊，他就总是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帮他们点儿小忙，或者送他们礼物。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人。他甚至会热情地赞颂某个品牌的香烟，把它们拔高为某种不同凡响之物。他看到的夕阳永远是最美的。”弗兰克注意到他哥哥喜欢的人不拘一格，他们可能大名鼎鼎，也可能默默无闻，但是奥本海默在喜欢他们的同时总有办法把这些人塑造成英雄人物：“任何用自己的智慧、才华、技能、正直或热忱打动他的人，至少暂时都会变成他、他们本人和他朋友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那年7月的一天，凯瑟琳·佩奇带着奥本海默兄弟骑马进山，他们从洛斯皮诺斯骑了1英里的上山路。他们在1万英尺的高度骑过一个隘口，来到草山上的一片草地，这片草地上长满了厚厚的三叶草，还有开着蓝色和紫色花朵的高山植物。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黄松和白松勾勒出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和佩科斯河的壮丽美景。在海拔9 500英尺的草地上有一间用劈开的圆木和土坯砂浆建造的简陋小屋。小屋的一面墙上有一座显眼的硬化黏土壁炉，一段狭窄的木制楼梯通往楼上的两间小卧室。厨房里有水槽和柴炉，但没有自来水，唯一的一间浴室是一个漏风的户外厕所，它建在有顶棚的门廊的尽头。 “喜欢吗？”佩奇问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点了点头，她接着提到这座小木屋和周围154英亩的牧场和流经此地的溪流都可出租。 “太棒了！”奥本海默呼喊起来。 “不，佩罗卡连特！”佩奇俏皮地把奥本海默的赞叹翻译成了西班牙语。 那年冬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兄弟俩说服父亲签订了一份为期4年的牧场租约，他们将牧场命名为“佩罗卡连特”。他们一直续租到1947年，那一年奥本海默以1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牧场。在未来的岁月里，它成为奥本海默的私人避难所。 在新墨西哥州待了两周后，1928年初秋，兄弟俩动身前往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布罗德莫酒店，他们将在这家豪华酒店与父母会和。奥本海默和弗兰克都上了一些基础的驾驶课程，然后买了一辆二手的六缸克莱斯勒敞篷跑车。他们计划开车去帕萨迪纳。“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儿，”弗兰克轻描淡写地说，“但最终还是抵达了目的地。”在科罗拉多州科特斯城外，弗兰克驾驶的汽车在一些松散的砾石上打滑，然后车子底朝天翻到了沟里。挡风玻璃摔碎了，车的布顶也毁了。奥本海默的右臂和右手腕骨折了。车子被拖车拖到了科特斯，他们修好车后重新上路，但是就在第二天晚上，弗兰克又把车开到了岩石上。车子动弹不得，他们只得在沙地上露宿了一晚，“抿一口瓶里的烈酒……吸两口我们带的柠檬”。 他们终于开到了帕萨迪纳，奥本海默径直去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布里奇实验室。他一只胳膊系着鲜红的悬带，衣冠不整，满脸胡茬，他走进来宣布说：“我就是奥本海默。”“哦，你就是奥本海默？”物理学教授查尔斯·克里斯琴·劳里森问道，他认为此人“看起来不像大学教授，更像个流浪汉”。劳里森继续说：“那你正好可以帮上忙。为什么我从这台该死的级联电压发生器得出的结果总是错的？” 奥本海默回到帕萨迪纳只是为了收拾行李，他准备重返欧洲。1928年初春，他收到了包括哈佛在内的10所美国大学和2所国外大学的工作邀请，这些职位都很有吸引力，薪水也很有竞争力。奥本海默决定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双重聘用。按计划，他在每所学校任课一学期。他选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恰恰是因为该校的物理课程缺乏理论物理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利是“一片荒漠”，因此，他“觉得是理想的处女地”。 然而，他并没打算马上“动手开荒”。因为与此同时，奥本海默申请的一份奖学金很快有了回音，有了这项经费，他就可以回欧洲再待一年。他觉得自己仍然稍欠火候，尤其是在数学方面，这需要额外一年的博士后学习研究。他想跟随保罗·埃伦费斯特学习，他是莱顿大学备受尊敬的物理学家。当他动身前往莱顿时，他的计划是先跟埃伦费斯特待一个学期，之后他可能会去哥本哈根，他希望能在那里结识尼尔斯·玻尔。 结果，那段时期埃伦费斯特状态不佳，心烦意乱，他正饱受周期性发作的抑郁症的折磨。奥本海默回忆说：“我觉得当时他对我也没什么兴趣。我记得那段日子静悄悄的，令人沮丧。”后来回想起来，奥本海默认为他在莱顿浪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而这都怪他自己。埃伦费斯特坚持简单明了，那时的奥本海默还没能接受这一风格。“我可能还是对形式主义和复杂着迷，”他说，“所以很多让我入迷或投入的东西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有一些是他感兴趣的，我也并未意识到把它们逻辑清晰地表述出来有什么价值。”埃伦费斯特认为奥本海默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太快了，他的机敏背后有时错漏百出。 事实上，埃伦费斯特发现和这个年轻人一起工作让他心力交瘁。马克斯·玻恩写信给他这位在莱顿大学的同事说：“奥本海默现在在你那儿，我很想知道你对他的看法。我和别人在一起时从未如此饱受折磨，希望你的判断不要受我的影响。他无疑天赋很高，但极易意气用事。他表面很谦虚，可是内心很傲慢。”埃伦费斯特的回信已经遗失，但玻恩对他的回复也足以说明问题：“你关于奥本海默的评价对我非常重要。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的人，可是如果一个人老是惹你心烦，也会让你忍无可忍。” 奥本海默刚到莱顿大学6周，就用荷兰语做了一次演讲，这又是他自学的一门语言，周围的人都对此感到震惊。他的荷兰朋友对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印象深刻，他们开始亲切地叫他“奥比”，这个由他的姓氏缩略而成的昵称将陪伴他一生。他能掌握这门新语言可能还得益于一位女士的帮助。根据物理学家亚伯拉罕·派斯的说法，奥本海默与一位名叫苏珊的年轻荷兰女子有过一段恋情。 但这段恋情肯定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奥本海默很快就决定离开莱顿大学。虽然他本来打算去哥本哈根，但埃伦费斯特说服了他，告诉他最好还是去瑞士跟随沃尔夫冈·泡利学习。埃伦费斯特给泡利写信说：“为了让奥本海默那些了不起的科学天赋得以发展，现在他需要一些出于关爱的责罚！他真应该被好好教育一下……因为他是个特别可爱的小伙子。”埃伦费斯特通常都会把自己的学生送到玻尔那里，但是这一次，他确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奥本海默回忆说：“玻尔的粗线条和模棱两可对我来说不是对症下药，我需要一位专业的精通数学的物理学家，泡利对我来说才是正确的选择。我记得埃伦费斯特在信中用的是‘责罚’一词……显然他把我送到那里是为了让我接受调教的。” 奥本海默还考虑到瑞士山区的空气可能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埃伦费斯特喋喋不休地告诫他吸烟有害健康，他却对此置之不理。但是，现在他咳个不停，这可能意味着他的肺结核仍未痊愈。当关心他的朋友们劝他休息时，奥本海默耸耸肩说，与其操心自己的咳嗽，他“宁愿在有生之年尽情地活着”。 在去苏黎世的路上，他在莱比锡中途下车，听了维尔纳·海森伯关于铁磁性的报告。一年前，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就已经见过这位未来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虽然两人没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但他们彼此尊重，不过这种尊重仍有所保留。奥本海默到苏黎世后，沃尔夫冈·泡利告诉他，自己正和海森伯合作。那时，奥本海默对他所说的“电子问题和相对论”非常着迷。那年春天，他本来要和泡利、海森伯共同完成一篇论文。“一开始我们认为三个人应该一起发表论文，然后泡利又想和我一起发表文章，再后来变成了我独立发表论文，然后他们两人在论文中引用我的论文，这样似乎更好。但是泡利说：‘连续光谱问题被你弄得一团糟，你有责任收拾烂摊子，而且，如果你能妥为善后，天文学家也会很满意。’我就是这么开始那项研究的。”奥本海默的论文于次年发表，标题为“关于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理论的说明”。 奥本海默越来越喜欢泡利，他开玩笑说：“他是一位过于优秀的物理学家，只要他一走进实验室，就有东西发生故障或爆炸。”泡利只比奥本海默大4岁，但1920年大器早成的他就已经声名鹊起，那一年他发表了一篇长达200页的关于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文章，一年后他获得了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爱因斯坦也曾称赞这篇文章论述清晰。在师从马克斯·玻恩和尼尔斯·玻尔之后，泡利先是在汉堡任教，1928年他又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那时他已经提出著名的“泡利不相容原理”，解释了为什么原子的每个“轨道”最多只能容纳两个电子。 泡利是个好斗的年轻人，他机智尖刻，像奥本海默一样，一旦他发现某位讲者的观点有丝毫瑕疵，他就会跳起来咄咄逼人地质疑。他经常贬低其他物理学家，说他们“甚至连错都算不上”。他曾经这样评价另一位学者，说他“才年纪轻轻，就默默无闻了”。 泡利欣赏奥本海默能够洞察问题的核心，但是他的粗枝大叶让人恼火。“我一直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泡利说，“但他的计算总是出错。”有一天，泡利听奥本海默做报告，奥本海默在搜肠刮肚地措辞时发出了“呢姆……呢姆……呢姆……”的声音，于是泡利开始叫他“呢姆先生”。不过，泡利对这个难以捉摸的美国年轻人很感兴趣。很快，泡利就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写道：“他的优势在于他有许多好点子，也很有想象力。他的弱点在于他太容易满足于基础不牢的论述，他提出的问题非常有趣，但是因为做不到坚持不懈和一丝不苟，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他有一点非常糟糕——他把我当成了绝对的权威，他认为我说的一切都是终极真理……我不知如何才能打消他的这种想法。” 那年春天，那里的另一位学生伊西多·拉比经常和奥本海默待在一起。他们两人在莱比锡相遇后一起到了苏黎世。“我们相处得很好，”拉比回忆说，“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是朋友。他有些地方不招人喜欢，而我的感觉正好相反。”拉比比奥本海默大6岁，和奥本海默一样，他的童年也是在纽约度过的。但他的纽约岁月与奥本海默在河滨路的富贵生活天差地别。拉比一家住在下东区一套两居室公寓里，他父亲是个体力劳动者，家里很穷。与奥本海默不同，拉比从小就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确定无疑。作为正统的犹太人，上帝是拉比一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拉比记得：“即使在闲聊的时候，上帝也无处不在，不仅出现在每一段话中，还出现在每一句话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离正统的犹太教越来越远，他打趣说：“我在这方面不及格。” 犹太人的身份并没有让拉比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反犹主义愈演愈烈的德国，拉比也坚持自称是奥地利裔犹太人，因为他知道他们从来都是最不受欢迎的犹太人。相比之下，奥本海默从不公开提及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几十年后，拉比给出了他的解读：“奥比是犹太人，但他不希望自己是犹太人，而且想装作不是犹太人……即使你不甚了解犹太教的那些传统，它们依然会对你产生强大的影响，背弃这些就要自食其果。当然这并不意味你必须谨遵传统，或者身体力行，但是因为你就生于其中，如果背叛了它，那你就有麻烦了。所以可怜的奥本海默，他可是梵文和法国文学的专家……（拉比的声音渐弱为静默的思考）” 拉比后来推测，奥本海默“内心一直很分裂。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对那些才华横溢的犹太人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更常见。如果你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可限量的才能，这确实难以抉择。他什么都想要。他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律师，有人说：‘他想同时成为哥伦布骑士团团长和圣约之子会会长’。天知道，我虽算不上一个很简单的人，但和奥本海默相比，我可以说是简单至极”。 虽然拉比很喜欢奥本海默，但是为了引人注目，他也曾对朋友说：“奥本海默？他就是个纽约有钱的犹太人家宠坏的臭小子。”拉比自认为对这种人了如指掌。“他的祖先是来自东欧的德裔犹太人，他们身上的问题是，比起自己的文化，他们更看重德国文化。从那些波兰犹太移民身上和他们非常草率的礼拜中，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拉比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高度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中有许多人最终还是无法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门会为他们打开，但许多人拒绝通过。拉比说：“我记得《圣经》中，上帝也抱怨他们是如此顽固。”在拉比眼中，奥本海默同样纠结，不同的是，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顽固不化。拉比多年后回忆道：“我不知道他是否自认为是犹太人，我认为他幻想过自己不是犹太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觉得基督教非常令人费解，它混合了血腥与恩慈。他说这就是吸引他的地方。” 拉比从未告诉奥本海默他对这种矛盾心理的看法：“我认为没必要告诉他这些……你无法改变一个人，除非他发自内心地想改变。”拉比只是觉得他比奥本海默更了解他是谁。“不管你如何评价奥本海默，他肯定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新教徒。” 尽管拉比和奥本海默之间有诸多差异，他们依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无法与他相比，”拉比后来说，“我从没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尽管如此，拉比自己的才华也毋庸置疑。在短短几年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子束实验室的实验就取得了开创性成果，这一成果将对物理和化学专业的许多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像奥本海默一样，他没有精于实验的双手，因为笨手笨脚，他经常让别人来操作设备。但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设计出富有成果的实验。这也许是因为在苏黎世的时候，与大多数忙于实验的人不同，拉比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拉比是一位了不起的实验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学生温德尔·弗里回忆道，“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也毫不逊色。”在物理学这个小圈子里，拉比被认为是深刻的思想家，奥本海默则是伟大的整合者。二人联手，势不可当。 他们的交情远不止于物理领域，拉比和奥本海默一样对哲学、宗教和艺术感兴趣。“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拉比说。这是一种罕见的友谊，它发端于二人的青年时期，在他们分别多年后依然如故。“在哪里停下，就从哪里继续。”拉比回忆道。奥本海默特别看重拉比的坦率。“他的言行举止并不令我反感，”拉比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奉承过他，我对他总是实话实说。”他一直觉得奥本海默“令人振奋，非常能鼓舞人心”。多年来，尤其是当很多人对奥本海默感到畏惧的时候，拉比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在他做蠢事时直言不讳的人。在离世前，拉比坦承：“奥比对我很重要。我想念他。” 在苏黎世的时候，拉比知道奥本海默正在非常卖力地研究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即计算恒星表面对其内部辐射的不透明度，但奥本海默将自己的用功隐藏在一种精心营造的“若无其事的外表”下。实际上，他和朋友在一起时对物理避而不谈，只有当话题转向美国时，他才变得活跃起来。当年轻的瑞士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来到奥本海默位于苏黎世的公寓时，他碰巧很喜欢挂在沙发上方的一块漂亮的纳瓦霍地毯，这让奥本海默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美国的种种好处。“毫无疑问，奥比对他的祖国有强烈的感情，”布洛赫说，“他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奥本海默也可以长篇大论地谈论文学，“尤其是印度教经典作品和更深奥难懂的西方作家”。泡利和拉比开玩笑说，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 在朋友们眼中，奥本海默的身体似乎很虚弱，但他的精神很强大。他不停地抽烟，还会紧张不安地咬指甲。他后来回忆说：“和泡利在一起的时光真的非常、非常美好。但我确实病得很重，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我被告知必须停止工作。”经过6周的休养，他那不算严重的肺结核有所好转。奥本海默回到了苏黎世，重启他那疯狂的工作节奏。 1929年6月，奥本海默离开苏黎世回国时，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建树已经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26—1929年，他发表了16篇论文，这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都是惊人的成就。1925—1926年，量子物理学刚开始蓬勃发展，年纪轻轻的奥本海默未能参与其中，但是在沃尔夫冈·泡利的指导下，他赶上了第二波浪潮。他是第一个掌握连续波函数性质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家罗伯特·瑟伯尔看来，奥本海默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他的场致发射理论，通过这种方法能够研究金属在强电场作用下的电子发射。早年他还在x射线吸收系数的计算及电子的弹性和非弹性散射方面实现过突破。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这一切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对于普通人，量子物理学在当时和今日都一样难以理解，但是它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说的：“以常识来看，量子力学对自然的描述简直荒谬。但是它与实验结果完全吻合。所以我希望你能接受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她就是荒谬的。”量子力学似乎在研究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但它被证明千真万确。它能改变现实。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量子物理学将为一系列标志数字时代到来的实用发明打开大门，包括先进的个人计算机、核能、基因工程和激光技术（激光技术为我们带来了cd播放机和超市中常用的条形码扫描仪等产品）。尽管年轻的奥本海默喜欢量子力学纯粹是因为它的抽象之美，但是该理论很快就会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上引发一场革命。 原文中奥本海默说的是“hot dog！”hot dog除了有热狗的意思，在美国口语中还有“太棒了”之意。凯瑟琳·佩奇开玩笑地将奥本海默的话按字面意义翻译成了西班牙语“perro caliente”，即“热狗”。——译者注 奥本海默的荷兰朋友根据他的英文姓氏“oppenheimer”给他起了“奥比”（opje）这个昵称，后来他的学生又将其变成了英语“oppie”，这成了很多熟悉他的人对他的称呼。——译者注 据说在泡利出现的实验室总会发生各种各样问题，这种现象被他的同道们戏称为“泡利效应”。——译者注 据说泡利的一位朋友给他看了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论文，泡利回复这篇论文“甚至连错都算不上”。这句话常被引用为“这不只不正确，甚至连错都算不上”。——译者注 原文为nim，音译为呢（n i）姆。——译者注 第6章 鼓励学生们叫他“奥比” 我认为，未来30年，我们生活的世界将充满不安和苦难，对此我们几乎别无选择。 ——罗伯特·奥本海默，1931年8月10日 奥本海默在苏黎世度过的时光既富有成效又令人振奋，但是随着暑期的到来，他一如既往地对佩罗卡连特心生向往，那里让人激动兴奋，又有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宁静。现在奥本海默的生活颇有规律：先是紧张的脑力劳动，有时几乎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然后他会去新墨西哥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骑马，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恢复精力。 1929年春，奥本海默写信给弟弟弗兰克，让他6月把他们的父母带到西部。他还提议16岁的弗兰克先在圣菲为朱利叶斯和埃拉安排好住处，之后就带上一个朋友去他们在洛斯皮诺斯的山间牧场，开始“拾掇房子，弄来马匹，学着做饭，尽量让这里变得宜居，再顺便看看风景”。他将在7月中旬与弗兰克会合。 无须继续催问，弗兰克6月就和伦理文化学校的两个朋友伊恩·马丁和罗杰·刘易斯到了洛斯皮诺斯。刘易斯将成为佩罗卡连特的常客。弗兰克找到了一份西尔斯百货的商品目录，然后邮购了所有的东西：床、家具、炉子、锅碗瓢盆、床单和地毯。“那真是一次狂欢，”弗兰克回忆说，“这些东西是在我哥哥到那里之前运到的，这是我们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夏天。老温莎先生用马车把它们拉上了佩罗卡连特。”奥本海默来的时候带了两加仑私酿威士忌、许多花生酱、一袋子维也纳香肠和巧克力。他向凯瑟琳·佩奇借了一匹叫“危机”的驯马，“危机”这个名字很贴切，它是一匹半去势的高大种马，只有奥本海默能驾驭它。 在接下来的3周里，奥本海默整日和男孩们在山里徒步和骑马。在马背上度过了特别艰苦的一天后，奥本海默有些伤感地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有两个挚爱——物理学和新墨西哥州，遗憾的是它们无法结合在一起。”晚上，奥本海默坐在一盏科尔曼马灯下读他的物理书，准备自己的讲座。有一次，他们整整花了8天时间，一路骑到科罗拉多州才折返，单程就超过200英里。当他们不用只靠花生酱果腹时，奥本海默给他们做了印尼炒饭，这是埃尔斯·乌伦贝克在荷兰教给他的一种极其辛辣的印荷菜式。虽然那时还有禁酒令，但奥本海默手头总是有很多威士忌。弗兰克回忆说：“到了山上，我们都喝得有点儿醉了，每个人都傻里傻气的……我哥哥无论做什么都喜欢别出心裁。如果去树林里撒尿，他就会采回一朵花。我想这并不是为了掩盖他去小便的事实，只是为了显得特别。”如果采到了野草莓，奥本海默就会为它们配上君度酒。 奥本海默兄弟在马背上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弗兰克回忆道：“我估计那个夏天我们大概骑了1 000英里。我们一大早就动身，先给马套上鞍，有时还有一匹驮马，然后就开始骑行。我们总有一些想去的新地方，但是常常没有现成的路，不过我们对附近山脉、佩科斯河上游和整个山区地貌都了如指掌……一路都有美丽的花朵。这个地方草木非常茂盛。” 在一次令人难忘的格兰德山谷之旅中，他们遭到了鹿蝇的袭击，它们像蜜蜂一样蜇人。“于是我们让马在山谷（两英里长）里狂奔，我们轮流赶超彼此，为的是慢下来喝一大口酒后再把那抢手的酒瓶子递给对方。” 奥本海默喜欢送弟弟礼物，那年夏末他送了一块精致的腕表，两年后又送了一辆二手的帕卡德敞篷跑车，除此之外，他还抽时间指导弗兰克的成长，内容涉及爱情、音乐、艺术、物理还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他认为：“错误的人生哲学之所以会导致恶果，是因为你平时所思考的、渴望的、珍视的和培养的一切将决定你在紧要关头的行动，而且一次失误也会铸成大错。”他们在佩罗卡连特共同度过的时光是弗兰克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年夏末，弗兰克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了他遇到的一头驴，奥本海默回信说：“你讲的那头驴的故事太有趣了，因为太好笑了，我还给一两个朋友看了。”奥本海默接着评价了弗兰克的文笔：“比如，你写的在特鲁查斯和奥霍卡利恩特（在新墨西哥州）的夜晚，要比你过去那些辞藻华丽的对落日的描写更可信、更真诚，因而也更有感染力。” 8月中旬，奥本海默带着不舍的心情收拾行囊，驱车前往伯克利，他搬进了教员之家里一间家具简陋的房间。弗兰克在新墨西哥州一直待到9月初，那时奥本海默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开始怀念“佩罗卡连特的欢乐时光”。不管怎样，准备讲座和结识新同事已经够他忙的了。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本科似乎不怎么样，但也许我应该建议你明年来这里，因为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人也很可爱。我想我会保留在教员之家的房间……明天我答应要在篝火上做炒饭……”很快，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新朋友们就把他这道异域风情的菜肴称为“恶心的血污”，唯恐避之不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请奥本海默是让他给研究生讲授量子物理学，所有人（特别是奥本海默本人）都没想到他可能要给本科生上课。他的第一门课是研究生水平的量子力学课，奥本海默直入正题，开始讲解海森伯的不确定性原理、薛定谔方程、狄拉克的量子场论、泡利关于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想法。“我对非相对论量子力学很有感觉，理解得也很透彻。”他后来回忆说。他从波粒二象性开始，即量子可能表现为粒子或波，这取决于实验条件。“我会用直截了当、无可争辩的方式讲解这个悖论。”起初，大多数学生都无法理解他的授课内容。当被告知他讲得太快时，奥本海默极不情愿地放慢点儿节奏，但是他很快就向系主任抱怨：“我现在进度太慢了，这样讲不了什么东西。” 尽管如此，除了他执教的头一两年，奥本海默在课堂上的表现一直可圈可点。刚开始，他的授课听起来不像是物理讲座，而更像是一种礼拜仪式。他会用柔和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喃喃自语，而且当他想要强调什么的时候，声音会压得更低。一开始他说话还经常结结巴巴。虽然他授课时没有讲稿，但他总喜欢在其中穿插著名科学家的名言，偶尔还有诗人的警句。奥本海默回忆说：“我是一位令人头痛的老师。”他的朋友莱纳斯·鲍林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理论化学专业的助理教授，他在1928年给了奥本海默一个糟糕的建议：“在准备报告或讲座时，先确定你想讲什么，再找一些无关痛痒的有趣话题让听众思考，然后不时地打几句岔。”几年后，奥本海默评论说：“所以你能看出来当时的情况有多糟糕。” 奥本海默爱玩文字游戏，喜欢自创复杂的双关语。他讲课时从不会说出支离破碎的句子，这非常了不起，哪怕没有讲稿，他脱口而出的也都是结构完整、合乎语法的句子，他偶尔的停顿就像是在划分段落，这时他会结结巴巴地哼出那种抑扬顿挫的、听起来像“呢姆……呢姆……呢姆……”的声音。如果不是为了吸几口烟，他会一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他时不时就会转向黑板，写出一个方程式。他早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布雷迪的研究生回忆说：“我们一直等着看哪天他拿香烟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再把粉笔当成烟抽，但是我不记得他这么干过。”一天，当他的学生们鱼贯走出教室时，奥本海默发现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教授坐在教室后面。当他问托尔曼对这次演讲有什么看法时，托尔曼回答说：“噢，奥比，你讲得真好，但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懂。” 最终奥本海默变成了一位经验老到、富有魅力的讲师，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几年，他似乎完全意识不到那些基本的沟通准则。他最早的一位研究生利奥·内德尔斯基说过：“奥比的板书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有一次，有人就黑板上的一个方程式时提问他，他回答说：‘不，不是那个，是下面那个。’”当一脸困惑的学生指出下面的板书没有等式时，奥本海默说：“不是下面，是底下那个。我已经在上面写了别的东西。” 后来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格伦·西博格曾抱怨说，奥本海默教授“总是在你没说完问题时就开始回答”。他经常打断嘉宾的发言，他常说：“哦，好吧！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继续吧。”他无法容忍愚蠢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平庸的物理学家，他肆无忌惮地把自己极高的标准强加给别人。早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他用冷嘲热讽来“恐吓”他的学生。“他会说出……非常刻薄的话。”一位同事回忆道。但是随着他教龄的增加，他对学生也变得更加宽容。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对于不如他的人，他总是非常友好和体贴，对那些他认为智力可与之匹敌的人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然，这让一些人很有意见，他们非常生气，搞得他四处树敌。” 1932—193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温德尔·弗里抱怨道，奥本海默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有些令人费解，还经常闪现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见解”，即便如此，“他还是会表扬我们的认真努力，即使我们表现得很无知”。有一天上课的内容特别艰深，讲授结束后，奥本海默打趣道：“我可以把它讲得更清楚，但我不能把它讲得更简单。” 或许正因为他讲的内容太难懂，他的大多数学生都不止一次地选修他的课。一位名叫卡恰洛娃的苏联女生甚至曾三次选修这门课程，当她想再次报名时，奥本海默拒绝了她。“她绝食抗议，”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最后如愿以偿。”对于那些能坚持学下来的人，奥本海默想方设法奖励他们的勤奋。利奥·内德尔斯基说：“通过与他面谈和交往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也许一直到午夜——和你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奥本海默邀请过他的许多博士生与他合写论文，而且一定会把他们列为合著者。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说：“对著名的科学家来说，轻而易举就可以让那些学生做牛做马，但奥比不但帮助学生们解决问题，还把功劳给了他们。”他鼓励学生们叫他“奥比”，这是他在莱顿大学获得的昵称。奥本海默自己也开始在信件上签署“奥比”。渐渐地，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们把“奥比”的荷兰语拼写也改成了英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本海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开放式教学风格，他鼓励所有学生相互交流。他不会在办公时间单独与每个学生会面，而是要求他的8~10位研究生和6名博士后在他位于勒孔特厅219室的办公室见面。每个学生都有一套小桌椅，他们会坐在那里看着奥本海默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奥本海默自己没有书桌，房间中间只有一张堆满了文件的桌子，一块写满公式的黑板占据了一面墙。快到约定时间时，这些年轻男生（偶尔也会有女生）会零零散散地走进来，坐在桌边或倚着墙等待奥本海默。他到场后会依次集中讨论每个学生研究的具体问题，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奥比对一切都感兴趣，”瑟伯尔回忆道，“大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课题，所有课题都在讨论之列。一下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讨论电动力学、宇宙射线和核物理学。”通过关注物理学中仍待解决的问题，奥本海默让他的学生们总觉得自己正面对未知的世界。 很快，奥本海默就成了美国理论物理学界的“旗手”。整个美国的物理学界都传遍了：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伯克利是不二之选。“我原本没打算教书，”奥本海默后来说，“我也没想招收学生。我一开始其实是想传播我热爱的理论，我一直从中不断学到新的知识，这个领域博大精深，但人们对它仍一知半解。”1934年，5名学生获得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物理学奖学金，其中3人选择在奥本海默门下学习。尽管他们是为奥本海默而来，但吸引他们的还有一位叫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实验物理学家。 劳伦斯和奥本海默两人可谓天差地别。劳伦斯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先后在南达科他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年纪轻轻的劳伦斯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信。作为挪威路德教徒的后裔，劳伦斯的做派是那种典型的无忧无虑的美国人。为了赚取大学学费，他曾向附近的农民兜售铝制的锅碗瓢盆。性格外向的劳伦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推销能力，他借此来助力自己的学术生涯。一些朋友认为他有点儿趋炎附势，与奥本海默不同，他没有一丝存在主义的焦虑或内省。到20世纪30年代初，劳伦斯已成为他那一代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 1929年秋，奥本海默来到伯克利的时候，28岁的劳伦斯也住在教员之家。这两个充满孩子气的物理学家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们几乎每天都聊天，晚上还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周末，他们偶尔去骑马。奥本海默骑的是美式马鞍，但劳伦斯坚持要与他的牧场出身划清界限，他不仅穿着马裤，还配上了英式马鞍。奥本海默钦佩这位新朋友“难以置信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情”，在他的眼中，劳伦斯可以“工作一整天，然后跑去打网球，再工作到半夜”。但他也发现，劳伦斯偏好“运动和目的性强的活动”，而他自己的兴趣“恰好相反”。 在劳伦斯婚后，奥本海默依然是他们家餐桌上的常客，他总会给劳伦斯的妻子莫莉带一些兰花。当莫莉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时，劳伦斯坚持要给这个男孩起名为罗伯特，莫莉也默许了，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她越来越觉得奥本海默虚伪，他费尽心思地装腔作势，这正好暴露了他的肤浅。刚结婚的那些年，她并没有干涉劳伦斯与奥本海默的友谊，后来时过境迁，莫莉将逼着她的丈夫对奥本海默另眼相看。 劳伦斯是一位实干家，他有能力筹集资金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在与奥本海默见面前几个月，他就在构思制造一种机器——它能够穿透迄今仍未能攻破的原子核，他还打趣说原子核“就像大教堂里的一只苍蝇”。原子核不仅微小、难以捉摸，它还受到一种叫作“库仑位垒”的屏障保护。物理学家估计，需要用大约100万伏特的电压推进的氢离子束才能穿透它。1929年尚无法产生如此高的电压，但是劳伦斯想出了一个办法绕过这个限制。他提出可以制造一种机器，利用相对较低的2.5万伏特电压，在交变电场中使质子来回加速。通过真空管和电磁铁，氢离子可能会在电场的作用下沿着螺旋路径不断加速。他还不确定需要多大的加速器才能穿透原子核，但他确信只要有足够大的磁铁和足够大的圆形腔体，他就能突破百万伏特的限制。 1931年年初，劳伦斯建造了他的第一个原始的加速器，这台机器有一个直径4.5英寸的小腔室，在里面可以产生8万电子伏特的质子。一年后，他有了一台腔室直径11英寸的机器，可以产生百万电子伏特的质子。劳伦斯现在梦想建造更大的加速器，它将重达数百吨，耗资数万美元。他给自己的发明起了一个新名字——“回旋加速器”，并说服当时的加州大学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将勒孔特厅旁一栋老旧的木制建筑供他使用，勒孔特厅是物理系的大楼，它坐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丽校园的北边。劳伦斯将这座木制建筑命名为伯克利辐射实验室。世界各地的理论物理学家很快意识到劳伦斯在他的“辐射实验室”中建造的设备将让他们得以探索原子的最内层。1939年，劳伦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劳伦斯不遗余力地想要制造更大、更强的回旋加速器，这也是20世纪初美国企业崛起时“大科学”兴起的缩影。1890年，全美只有4个工业实验室；40年后，这样的设施已经有近千所。在大多数此类实验室中，人们崇尚的是技术而非科学。像奥本海默这样专门致力于“小规模”科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逐渐会发现自己与这些大实验室的文化格格不入，这些实验室往往致力于“军事科技”。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也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大实验室的氛围。奥本海默和劳伦斯的学生罗伯特·威尔逊决定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普林斯顿大学，因为他觉得与这些大型机器有关的科学研究是“最糟糕的团队研究的缩影”。 用80吨磁铁建造回旋加速器需要大量的资金，不过劳伦斯很擅长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董事会那里募集资金，校董事会成员包括石油大亨埃德温·鲍莱、银行家威廉·h.克罗克和政治掮客约翰·弗朗西斯·尼兰，尼兰碰巧也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首席法律顾问。1932年，在校长斯普劳尔的资助下，劳伦斯成为旧金山精英组织——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该俱乐部是加州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和政客的兄弟会。波希米亚俱乐部的成员不会欢迎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太不食人间烟火。可是，在中西部农场长大的劳伦斯毫不费力就融入了这个精英圈子。（后来，尼兰把劳伦斯弄进了门槛更高的太平洋联合俱乐部。）就在劳伦斯不断从这些权势人物那里获取资金的时候，他渐渐也认同了他们保守的、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政治观点。 相比之下，奥本海默在科研中对金钱的态度可谓漫不经心。他的一位研究生在信中请他帮忙为某个项目筹集资金，他匪夷所思地回复：这样的研究“就像进入婚姻和成为诗人一样，应该加以劝阻，而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成功”。 1930年2月14日，奥本海默完成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关于电子和质子理论》。根据狄拉克方程，奥本海默认为，电子一定有一个带正电的对应物，而且这个神秘的对应物应该与电子本身具有相同的质量。它不像狄拉克所说的是一个质子，相反，奥本海默预言了“反电子——正电子”的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狄拉克并没有在他自己的方程式中领悟到这一点，而他欣然将这一洞见归功于奥本海默——这促使狄拉克很快提出也许存在“一种实验物理学家不知道的、与电子具有相同质量和相反电荷的新型粒子”。他是在试探性地提出反物质的存在，狄拉克建议将这种难以捉摸的粒子命名为“反电子”。 起初，狄拉克本人对自己的假设也有些不安。沃尔夫冈·泡利、尼尔斯·玻尔都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泡利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奥本海默后来说，“玻尔不仅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还深度质疑”。正是奥本海默这样的人促使狄拉克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这是奥本海默原创思维的最佳范例。1932年，实验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证明了正电子的存在，正电子是与电子对应的带正电的反物质。此时距离奥本海默通过计算得出理论上存在正电子已经过去两年时间。1933年，狄拉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在竞相解决同样的问题，争夺第一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场比赛中，奥本海默是一位多产的业余选手。虽然他只和屈指可数的几位学生合作，但他仍能涉猎一个又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结果他总是比别人提前一两个月发表相关的研究进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奥比和他的团队在这些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们从未在这场竞赛中落后，这太令人吃惊了。”这些结果可能不够完美，在细节上也未必特别准确，甚至不得不需要后来者加以修正，但奥本海默总是能抓到问题的本质。“奥比对物理学有良好的洞察力，他随手在信封背面写写算算，就能得出主要结论……狄拉克会尽善尽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那不是奥比的风格。”他的工作“又快速又粗糙，就像美国人制造机器的方式一样”。 1932年，奥本海默之前在英国剑桥的一位老师拉尔夫·福勒到伯克利访问，这让他有机会观察这位昔日的学生。到了晚间，奥本海默会说服福勒一连玩几个小时的挑圆片游戏，但是他把这个游戏改造得特别复杂。几个月后，当哈佛想要从伯克利挖走奥本海默的时候，福勒写道：“因为粗枝大叶，他的工作很容易出现各种错误，但是他的工作的原创性无人能及，并且他极大地推动了理论物理学的发展，这一点在去年秋天我已经深有体会。” 奥本海默没有耐心在一个问题上驻足太久，因此，经常是他先打开了发现的大门，而后来者取得了重大发现。1930年，他基于一些基本理论完成了一篇关于谱线无限性的著名论文。氢原子的谱线分裂表明，氢原子两种可能状态的能级略有不同。狄拉克认为氢的这两种状态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能量。奥本海默在论文中表述他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的结论仍需进一步验证。然而几年后，奥本海默的博士生之一、实验物理学家威利斯·尤金·兰姆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的“兰姆移位”准确地将两个能级之间的差异归因于自相互作用过程，即带电粒子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兰姆在195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部分原因是他精确测量了兰姆移位，这是量子电动力学发展的关键一步。 在这些年里，奥本海默撰写了众多重要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论文，内容涉及宇宙射线、伽马射线、电动力学和正负电子对簇射。在核物理学领域，他和梅尔巴·菲利普斯计算出了氘核诱导的核反应会产生质子。菲利普斯出生于1907年，她在印第安纳州的农场长大，是奥本海默的第一位博士生。他们的这一计算广为人知，被称为“奥本海默-菲利普斯过程”。“他是个智多星，”菲利普斯回忆道，“他从来没有做过伟大的物理学研究，但是看看他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的那些奇思妙想吧。” 当今的物理学家一致认为，奥本海默最令人惊叹的、最具独创性的工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完成的关于中子星的研究，天文学家直到1967年才第一次观测到这种天体。最初是他与理查德·托尔曼的友谊激发了他对天体物理学的兴趣，托尔曼把他介绍给了在帕萨迪纳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1938年，奥本海默与罗伯特·瑟伯尔合著了一篇题为“恒星中子核的稳定性”的论文，探讨了被称为“白矮星”的高度压缩的恒星的某些特性。几个月后，他与学生乔治·沃尔科夫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大质量中子核”的论文。奥本海默和沃尔科夫用计算尺千辛万苦地得出了他们的计算结果，他们认为这些中子星的质量存在一个上限——现在被称为“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它们就会变得不稳定。 9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奥本海默和另一位合作者，也是他的另一位学生哈特兰·斯奈德，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持续的引力收缩”的论文。当然，历史上这一天最为人所知的是希特勒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虽然这篇论文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但它的发表也堪称一件大事。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论文之一”。当时它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直到几十年后，物理学家们才明白1939年奥本海默和斯奈德打开了21世纪物理学的大门。 在论文的开篇，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颗质量巨大的恒星在耗尽燃料开始衰竭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计算表明，恒星核心质量超过一定限度（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太阳的质量）后，它将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不断收缩，而不是坍缩成一颗白矮星。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们认为这样的恒星会在“奇点”崩溃，即使是光波也无法逃脱其周围引力的拉拽。从远处观察的话，这样的恒星将从视野中消失，与宇宙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剩下的只有它的引力场。”奥本海默和斯奈德写道。也就是说，它会变成一个黑洞，尽管他们自己没有使用这个术语。这是一个有趣但怪异的想法，可是这篇论文没能引起什么反响，因为人们一直把其中的计算当作一种纯粹的数学探讨。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天文观测技术赶上了理论的发展，天文学家才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黑洞。当时，计算机和射电望远镜的技术进步使黑洞理论成为天体物理学的核心。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说：“回想起来，奥本海默和斯奈德的工作是非常完整的，是对黑洞塌缩的精确数学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篇论文，因为从数学计算中得出的结论与人们头脑中对宇宙运行规则的认识大相径庭。” 然而，奥本海默并不会花时间去完善这个结论背后的理论，他将这一成就留给了几十年后的研究者。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他为何屡屡如此，答案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奥本海默缜密的批判性思维让他总是心存疑虑，一旦有任何想法就会立即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有些物理学家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新想法，无视它们的错漏之处，这不禁让人立刻想到了爱德华·泰勒。瑟伯尔回忆说：“奥比总是对所有想法持悲观态度。”他的才华反过来也困扰着他，让他缺乏坚定的信念，有时这种信念对于探索和建立原创理论必不可少。不过，他的质疑精神总能把他推向下一个问题。在做出了最初的跨越式创新后——这一次是黑洞理论，奥本海默很快又转向了下一个新课题——介子理论。 多年后，物理学界那些推崇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同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比的物理学知识渊博，”利奥·内德尔斯基回忆说，“论物理学学识的博大精深，也许只有泡利能超越奥比。”然而就像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涉及诸多因素，包括努力、策略、能力、时机，当然还有运气。奥本海默致力于前沿的物理学研究，解决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当然不缺能力，但他没有恰当的策略，时机也不对。最后，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的是那些取得具体成就的科学家。相比之下，奥本海默的优势在于他整合整个研究领域的能力。1934—1936年曾跟随奥本海默学习的博士后埃德温·尤林回忆说：“奥比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他掌握的物理学知识非常全面。我认为他未必是没有做出诺贝尔物理学奖水准的工作，只是他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令诺贝尔奖委员会眼前一亮。” 1932年秋，奥本海默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这里的工作令人满意。我指的不是成果，而是工作本身……除了常规的研讨会，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关于核研究的研讨会，以便从混乱中理出一些头绪……”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并不擅长实验，但是他与劳伦斯这样的实验物理学家保持着紧密联系。与许多欧洲的理论物理学家不同，奥本海默看重与量子物理学领域的实验者保持密切合作，因为他意识这样做颇有裨益。早在高中时，奥本海默的老师就注意到他有一种天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技术问题。他是一名理论研究者，同时又了解实验物理学的进展，他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大量信息进行整合，这种能力难得一见。建立世界级的物理学院正好需要这种能言善道的集大成者。有些物理学家曾提议说，奥本海默拥有的知识和资源足以出版一部全面系统的量子物理学“圣经”。1935年，他手边显然已经积累了足够成书的材料。他的量子力学基础课程在学校大受欢迎，她的秘书丽贝卡·扬小姐甚至油印了他的课堂笔记卖给学生，所得款项被作为物理系的零用现金基金。奥本海默的一位同事说：“如果奥比能更进一步把他的讲座和论文汇编在一起，他的著作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之一。” 奥本海默几乎没有时间娱乐。“比起朋友，我更需要物理学。”他在1929年秋向弗兰克坦白道。他每周会挤出时间在俯瞰旧金山湾的山上骑一次马。在给弗兰克的信中，他写道：“有时我会把那辆克莱斯勒开出来，我转弯时的时速达到70英里，这可把我的一位朋友吓坏了。这辆车转弯时开到时速75英里也没任何问题。现在和以后我都会是一个可恶的司机。”有一天，奥本海默鲁莽地与行驶在洛杉矶附近海岸的火车飙车，结果出了事故，他毫发无损地逃出了车子，但有一刻他以为他的乘客——一名叫纳塔莉·雷蒙德的年轻女子已经丧生。事实上，雷蒙德只是因为撞击昏了过去。后来朱利叶斯得知了这起事故，他送给雷蒙德一幅塞尚的素描和一件弗拉曼克的小幅油画。 雷蒙德是一位不到30岁的漂亮姑娘，她是在帕萨迪纳的一个聚会上结识奥本海默的。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写道：“雷蒙德胆大妄为，是个冒险家，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也是如此。这也许是他们性格上的契合之处。奥本海默已经成年（也许还没有？），雷蒙德就没那么成熟了。”奥本海默叫她纳特，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常约会。弗兰克·奥本海默形容她是一位“大家闺秀”，在新年夜派对上见到她后，奥本海默写信给弗兰克说：“纳特很懂穿衣打扮。她穿着金色、蓝色和黑色的优雅长裙，戴着精致的长耳坠，她喜欢兰花，甚至还会戴一顶帽子。她能成为现在的样子也是经历了命运的波折和苦痛，对此我无须多言。”奥本海默和她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听了一场他认为“最美妙”的巴赫音乐会，随后他写信给弗兰克说：“我最后几天都是和纳特泡在一起，她总能给人新鲜感，并驱走痛苦。”1934年夏，她甚至还去佩罗卡连特和奥本海默等人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她搬到纽约做自由图书编辑，他们就分手了。 纳特并不是奥本海默生活中唯一的女人。1928年春，他在帕萨迪纳的一个派对上遇到了海伦·坎贝尔。虽然那时坎贝尔已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讲师塞缪尔·k.艾利森订婚，她依然难以抗拒奥本海默的吸引。他带坎贝尔出去吃晚餐，他们还一起散了几次步。当奥本海默1929年回到伯克利时，他们又重续友情。那时坎贝尔已经结婚，她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已为人妻的年轻姑娘纷纷迷上了奥本海默，他迷人的谈吐、馈赠的鲜花等都让人难以抗拒”。坎贝尔意识到他“对女人很有一套，所以也不用把他对自己的殷勤太当回事”，她认为他“喜欢和那些心有不甘的女人聊天，而且似乎对女同性恋很感兴趣”。总之，他很有魅力。 1929年，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男人都想取悦女人，尽管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心的表现，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但是男人不能以取悦女人为目标，就像一个人不能以拥有品位、优雅的谈吐或幸福为目标一样。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达成的具体目标，它们是一个人生活状态的反映。只想要保持幸福就好像造一台机器时只要求它运转时不发出噪声，其他一概未提。” 弗兰克在来信中吐槽“一位纽约姑娘”带给他的烦心事，奥本海默回复说：“我得说你不应该为女人如此烦恼……除非她们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否则就不要与她们交往。你应该和那些能相互带来快乐，让你感到轻松自在的姑娘在一起。对于交流是否顺畅，责任永远都在女方那里，如果她不乐意负责，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显然，对奥本海默来说，处理与异性的关系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用说他年仅17岁的弟弟了。 对奥本海默的大部分朋友来说，他是一个令人抓狂的矛盾体。1929年，哈罗德·彻尼斯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他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希腊语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彻尼斯刚刚和奥本海默儿时的好友露丝·迈耶结婚，她和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读书时就认识。彻尼斯立刻被奥本海默吸引住了：“无论是谁，无论男女，都会因为他的外表、声音和举止为之倾倒。”但彻尼斯也承认：“我认识他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关系越亲近，我就越觉得自己不了解他。”彻尼斯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在奥本海默身上感觉到一种矛盾。他认为，作为一个“才智超群”的人，人们之所以认为奥本海默很复杂，只是因为他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但是在内心层面，“他想成为一个简单的人，这里的简单是褒义词”。彻尼斯说，奥本海默“非常需要朋友”。然而，尽管极具个人魅力，“他却不太懂怎么交朋友”。 1美制加仑≈3.8升。——编者注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是美国报业大王、企业家，赫斯特集团创始人。——译者注 挑圆片游戏的玩法是用大圆片压小圆片的边缘使其弹入杯状容器。——译者注 20多年后，另一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与奥本海默谈及他过去在中子星方面的研究工作。那时，这个领域已经迅速成为物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而奥本海默对此毫无兴趣。 第7章 “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情” 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30年春，奥本海默夫妇来帕萨迪纳看望他们的儿子。前一年秋天的股市崩盘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所幸朱利叶斯在1928年就决定退休，卖掉了他在罗斯费尔德-施特恩公司的股份。他还卖掉了河滨路的公寓和贝肖尔的避暑别墅，和埃拉搬进了公园大道上一间小一点儿的公寓。奥本海默家族的财产毫发无损。父母一到，奥本海默就把他们介绍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理查德和露丝·托尔曼。奥本海默夫妇和托尔曼一家共进了晚餐，朱利叶斯感到“很愉快”，他们还喝过几次茶。后来，露丝带他们去洛杉矶听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会。朱利叶斯发现“（奥本海默）那辆改装过的克莱斯勒嗡嗡作响”，他决定不顾儿子的“强烈反对”给他买一辆新的克莱斯勒。朱利叶斯随后给儿子弗兰克写信说：“现在，你哥哥有了辆新车，他非常喜欢它，开车比以前慢了差不多一半，所以我们期望不会再发生事故。”奥本海默将他的新车命名为“迦玛列”，古代许多著名的拉比都曾叫这个希伯来语的名字。在青少年时期，奥本海默曾试图隐藏自己的犹太人血统，而现在他可以大方地公之于众，这说明他越发自信，也越发成熟。 与此同时，弗兰克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抱怨道，他熟悉的那位兄长已经“不见踪影”。奥本海默回信反驳说这不是实情。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意识到比他小8岁的弗兰克在欧洲的这两年一定长大了不少。“为了让你还能认出我，你只要记住我身高6英尺、黑头发、蓝眼睛，现在嘴唇上有皲裂，而且你叫‘弗兰克’，我就会答应。” 随后，他回答了弟弟提出的问题：“如何明智地对待情绪？”奥本海默的回答说明他仍然很迷恋心理学，他写道：“……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人应该利用情绪，而不要被它们严重影响。因此，一个人应该尽量利用快乐的时候做那些需要快乐情绪的事情，在冷静清醒的时候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体会痛苦。” 与大多数教授相比，奥本海默更喜欢与学生们泡在一起。“我们简直形影不离。”埃德温·尤林说。周日早上，奥本海默经常去尤林夫妇的公寓，边吃早餐边听纽约交响乐团的广播。每周一晚上，奥本海默和劳伦斯都会主持一个物理学的学术研讨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都可以参加。他们把它戏称为“周一晚间杂志俱乐部”，部分原因是他们讨论的焦点通常是最近在《自然》或《物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 奥本海默和他的博士生梅尔巴·菲利普斯短暂地约会过，一天晚上他开车带她去伯克利山的格尼兹利峰，那里可以远眺旧金山湾的美景。奥本海默给菲利普斯裹上毯子后说：“我去走走，马上回来。”不久他就回来了，又匆匆地靠近车窗说：“梅尔巴，我想走回家，不如你把车开下山吧？”然而，当时梅尔巴在打瞌睡，没有听到他的话。于是她醒来后就一直耐心地等奥本海默回来，但两小时后还是没有他的踪影，她拦住了一个路过的警察说：“我的同伴去散步了，几个小时了，他还没有回来。”考虑到最坏的可能，警察开始在灌木丛中搜寻奥本海默的尸体。菲利普斯最终开着他的车回了家，警察去了奥本海默在教员之家的宿舍，他们在那里把睡眼惺忪的奥本海默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向警察道歉，解释说自己已经把菲利普斯小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您知道，我这人确实有点儿古怪。我就一直走啊走，走到家就上床睡觉了。实在很抱歉。”一名和警察一起巡逻的记者听到了这个故事，第二天的《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题为“健忘教授撇下女孩自己回家”的短篇报道，这是奥本海默第一次被媒体曝光。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故事，弗兰克·奥本海默碰巧在英国剑桥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了这件事。当然，奥本海默和梅尔巴都感到有些难堪，他向朋友们辩解说，他告诉了梅尔巴他要走路回家，但是她肯定是睡着了，没听到他的话。 1931年，奥本海默搬进了沙斯塔路2665号的一套公寓，它在一栋小房子的低层，这栋房子坐落在伯克利山的一个之字形弯道边上。他经常邀请学生来家里共进晚餐，简单的晚餐总少不了“奥比炒蛋”，再配上墨西哥辣椒，还有佐餐的红酒。有时，客人们会尝到他调制的马丁尼，他调的酒酒劲儿很大，摇匀的过程就像一场精心准备的演出，之后他会把酒倒入冰镇过的玻璃杯。有时，他会在马丁尼酒杯的边上蘸点儿酸橙汁和蜂蜜。无论冬夏，他总是大敞着窗户，所以冬天他的客人们会挤在大壁炉边，那个壁炉在镶着深色木板的客厅里格外显眼，客厅墙上挂着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地毯。奥本海默的父亲给了他一件毕加索的小幅版画，他把它挂在了墙上。如果大家聊够了物理学，谈话可能会转向艺术或文学，或者奥本海默会提议看电影。在这座小红木屋子中，可以欣赏到旧金山和金门大桥的景色。奥本海默称它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从高处的道路望下去，这座房子几乎完全被桉树、松树和金合欢树遮蔽。他告诉弟弟弗兰克，他通常睡在门廊上，“这里有雅基人还有星星，我就想象自己躺在佩罗卡连特的门廊上”。 这些年来，奥本海默在工作场合一直穿着灰色西装、蓝色棉布衬衫和笨重的黑色圆头皮鞋，那双鞋虽然有年头了，但擦得很亮。在校园外，他会换下这身学术制服，穿上了蓝色的工装衬衣和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系上一条宽大的皮带，上面还有一个墨西哥银制皮带扣。他那修长的手指因尼古丁而被染成了深黄色。 奥本海默的一些学生开始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怪癖，他们被称为“呢姆男孩”，因为他们还会模仿他那“呢姆……呢姆……”的哼声。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物理学家几乎都烟不离手，他们抽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这是奥本海默喜欢的牌子；他们还像他一样，只要有人掏出香烟，他们就会点着自己的打火机。“他们模仿他的手势、习惯和语调。”罗伯特·瑟伯尔回忆道。伊西多·拉比说：“奥比就像一只蜘蛛，身处一张关系网中。有一次，我在伯克利对他的几个学生说了一句，‘我看出你们是在装天才’，结果转天奥比就知道了我说的话。”有人会觉得这就像邪教或神秘组织一样令人讨厌。埃德温·尤林说：“我们不能喜欢柴可夫斯基，因为奥比向来都不喜欢柴可夫斯基。” 他的学生总能感觉到他与大多数物理学家的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他阅读的书籍覆盖面非常广，并不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哈罗德·彻尼斯回忆说：“他读了很多法国诗歌，而且几乎读了所有新出版的作品（小说和诗歌）。”彻尼斯见过他读古希腊诗人的诗歌，也见过他读海明威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奥本海默的生活也相当富足。1931年10月，当他晋升为副教授时，他的年薪是3 000美元，而且他的父亲还在继续为他提供资助。朱利叶斯出售公司股份的所得虽不足以建立一个他期望中的独立基金会，但已足以设立一个信托基金，“这样奥本海默就永远不用被迫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和他的父亲一样，奥本海默天生慷慨大方，他总是乐于和学生们分享他对食物和葡萄酒的绝佳品位。在伯克利的时候，主持完傍晚的研讨会，他经常邀请一屋子的学生到旧金山最好的餐厅之一——杰克餐厅共进晚餐。1933年之前，美国仍在施行禁酒令，但据一位老朋友说，奥本海默“知道旧金山所有最好的餐馆和地下酒吧”。那时从伯克利到旧金山还得坐轮渡，在码头等候时，所有人都会去码头边上的酒吧喝上一杯（1933年之后）。他们到了萨克拉门托街615号的杰克餐厅后，奥本海默会挑选葡萄酒，他还指导学生们从菜单上点菜，而且从来都是由他做东。他的一位学生说：“许多人都没体验过这个充斥着美食、美酒和奢华生活的世界。奥本海默把我们带进了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学到了一些他的品位。”奥本海默大约每周都会顺道去一趟利奥·内德尔斯基的住处，他的许多学生都租住在那里，包括j.富兰克林·卡尔森和梅尔巴·菲利普斯。只要他在的时候，晚上10点钟差不多都会端上茶和蛋糕，大家围坐在一起玩挑圆片游戏，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午夜前，大多数人都会散去，但有时也会聊到凌晨两三点。 1932年春季学期末的一个晚上，奥本海默告诉大家卡尔森的论文需要大家帮忙，因为他的抑郁症又发作了。“他已经完成研究工作，”奥本海默说，“现在需要写成论文。”作为回应，其他学生纷纷参与进来，他们组建了一个小型生产组，菲利普斯回忆说：“卡尔森写初稿，内德尔斯基编辑……我校对并完成论文中的所有方程。”那年6月，卡尔森的论文被接收，他在1932—1933学年担任奥本海默的研究助理。 每年春天一到，在4月伯克利的学期结束后，奥本海默的学生都会跟随他南下375英里到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春季学期他在那里任教。他们干脆放弃了在伯克利租的公寓，以每月25美元的价格搬进了帕萨迪纳的花园小屋。此外，到了夏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跟着奥本海默去安阿伯待几周，参加密歇根大学的夏季物理研讨会。 1931年夏，奥本海默在苏黎世的老师沃尔夫冈·泡利出现在了安阿伯的研讨会上。在一次会议中，泡利不停地打断奥本海默的发言，直到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h.a.克拉默斯脱口而出：“闭嘴吧，泡利，让我们先听听奥本海默怎么说，然后你可以指出他错得有多离谱。”这种尖酸刻薄的戏谑反而凸显出奥本海默那恣意飞扬的才华。 1931年夏，埃拉·奥本海默病倒了，她被诊断患有白血病。1931年10月6日，朱利叶斯给奥本海默发电报说“母病危，时日无多……”奥本海默赶回家，彻夜守候在母亲床边，他发现她“衰弱不堪，奄奄一息”。他写信给欧内斯特·劳伦斯说：“我和她聊了几句，她感到疲惫和难过，但是没有丝毫绝望，真不可思议，她依然那么和蔼可亲。”10天后，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母亲的生命危在旦夕，“她现在已经不省人事，随时可能离去。现在我们不禁心存一丝感激，她终于不用再受苦了……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嗯，加利福尼亚’”。 在他母亲弥留之际，奥本海默以前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来到家里安慰他。他们闲聊了几个小时后，奥本海默抬头说：“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埃拉于1931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62岁，那时奥本海默27岁。他们家的一位友人安慰他说：“你知道的，你母亲非常爱你。”他轻声嘟囔着回应说：“是的，我知道。也许她太爱我了。” 沉浸在悲痛中的朱利叶斯依然在纽约生活，但不久之后，他开始定期去加利福尼亚看望儿子。父子俩的关系日益密切，奥本海默尽力让父亲融入自己的生活，此举让他在伯克利的学生和同事们颇为感动。1932年冬，父子俩合住在帕萨迪纳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学期奥本海默在那里任教。奥本海默每天都和父亲共进午餐，每周有一晚他会带父亲参加在加州理工学院举办的精英人士餐会，这一活动被奥本海默用德语称为stammtisch（常客预留桌位），晚宴上有指定的讲者发表演讲，然后是热烈的讨论。参加这些活动让朱利叶斯感到非常开心，他给弗兰克写信说：“这些活动有趣极了……我认识了你哥哥的许多朋友，不过我想我并没有打扰到他。他一直忙来忙去，他还和爱因斯坦进行过几次简短的会谈。”每周朱利叶斯会与露丝·尤林打两次桥牌，他们成了好朋友。“没人能像朱利叶斯那样让一个女人感到自己如此重要，”露丝后来回忆说，“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相当自豪……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培养出奥比这样的孩子。”朱利叶斯还热衷于谈论艺术，1936年夏，露丝到纽约看望他时，他自豪地向她展示了自己收藏的画作。她回忆说：“他让我顶着烈日在优美的梵高作品前坐了一整天，就是为了看光线带来的变化。” 在奥本海默介绍给父亲的朋友中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梵文教授阿瑟·w.赖德，他是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言辞犀利地反对传统观念。在他眼中，奥本海默让人“着迷”，而在奥本海默看来，赖德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奥本海默的父亲也有同感，朱利叶斯说：“赖德令人感到惊奇，透过他严肃的外表可以窥视到那温柔至极的灵魂，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混合体。”奥本海默后来称赞赖德让他重新“感觉到伦理的重要性”。奥本海默说，作为一位学者，他“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样感受、思考和交谈”。他认为赖德是罕见的“有悲剧人生观的人，他认为得救赎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人的行为。赖德认为，一个人可能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跟这件事相比，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作为朋友，赖德吸引奥本海默的不只是他的为人，还有他的专业——古老的梵文。没过多久，赖德就开始在每周四晚上亲自教奥本海默梵文。“我正在学习梵文，”奥本海默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喜欢，我又享受到了做学生的奢侈。”尽管大多数朋友都觉得这个新爱好有点儿奇怪，但是介绍奥本海默认识赖德的哈罗德·彻尼斯认为这很好理解。“他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情，”彻尼斯说，“因为大多数事情对他来说都轻而易举，只有那些真正困难的事情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且，奥本海默“喜欢神秘的、扑朔迷离的东西”。 得益于良好的语言天赋，不久奥本海默就能够阅读《薄伽梵歌》了。“它既浅显易读又引人入胜。”他写信告诉弗兰克。他还对朋友们说，这部名为“神之歌”的古老印度教经典是“所有语言中最美的哲学之歌”。赖德送了奥本海默一本粉红色封面的《薄伽梵歌》，这本书被放在离他书桌最近的书架上。从此，奥本海默喜欢把《薄伽梵歌》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们。 奥本海默痴迷于学习梵文，1933年秋，他的父亲又给他买了一辆克莱斯勒轿车，他给它起名为“迦楼罗”，这是印度神话中的巨鸟神，是毗湿奴飞行时的坐骑。《薄伽梵歌》是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核心内容，它记录了大神的化身黑天和人类英雄阿周那王子之间的对话。在即将率领他的部队进行殊死搏斗之际，阿周那却拒绝参加与亲人朋友的对战。黑天说，阿周那必须履行他作为战士的使命——战斗和杀戮。 1926年那次心理危机后，奥本海默一直在努力获得某种内心的平衡。修行和工作一直为被他奉为圭臬，但现在他有意识地把它们上升为一种人生哲学。1932年春，奥本海默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此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修行“对灵魂有益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所谓的好处都更为根本。虽然修行只是方式之一，但是我相信通过修行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还会从肉身的烦扰中获得有限却无比珍贵的解脱……只有超脱于这个世界，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我相信，通过修行我们能学会在逆境中保全那些对我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东西，并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曾经貌似不可或缺的东西”。只有通过修行，才能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不被个人欲望扭曲，也就更容易接受尘世的困苦和恐怖”。 像许多痴迷于东方哲学的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身为科学家的奥本海默在东方哲学的神秘主义中找到了慰藉。而且，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他极为崇拜的一些诗人，比如叶芝和艾略特，也曾经读过《摩诃婆罗多》。他在写给20岁的弗兰克的信中总结道：“因此，我认为，对于所有能变成修行的事情，比如学习、我们对人民和国家的责任、战争、个人的困苦甚至维持生计，我们都应对它们满怀感激。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获得一点点超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平静。” 看上去年近三十的奥本海默已经在寻找一种世俗中的超脱，换句话说，他希望以科学家的身份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同时又能超然世外。他并不想逃避到一个纯粹的灵性世界，他在寻找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内心的平静。《薄伽梵歌》中的人生哲学似乎正适合一个渴望入世又热衷感官享受的知识分子。他最喜欢的梵文作品之一是抒情长诗《云使》，诗中描写的爱情远隔千山万水，从裸女的膝头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巅。“我和赖德一起读《云使》，”他在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它让人轻松喜悦，沉醉其中……”他也非常喜欢梵语短诗集《三百咏》，其中包含了一些充满宿命论的诗句： 击溃敌人…… 掌握所有学问， 还有各门技艺…… 你或许无所不能， 可是业力只手就能阻挡一切， 只有注定之事才会发生。 与《奥义书》不同，《薄伽梵歌》推崇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因此，它符合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接受的教育，但两者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薄伽梵歌》里的因果报应、命运和世俗责任的观念似乎与伦理文化协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不符。阿德勒博士贬斥任何宣扬宿命的“历史规律”的教义，与之相对，伦理文化运动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正是因为不相信宿命论，约翰·洛夫乔伊·埃利奥特才会在曼哈顿下城移民聚居的贫民区从事社会工作。《薄伽梵歌》中的宿命论之所以对奥本海默有吸引力，或许部分原因是他正在经历一次迟来的叛逆期，他反抗的正是他年轻时接受的教育。伊西多·拉比就持这种观点。拉比的妻子海伦·纽马克是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拉比后来回忆说：“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感觉他对学校并没有太深的感情。过多的伦理文化教育对于那些萌芽状态的知识分子可能有害，因为他们希望以更深刻的方式了解人与人的关系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拉比推测，伦理文化学校给年少的奥本海默留下的遗产已经成为束缚他手脚的负担。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身行动的全部后果，有时甚至良好的发心也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奥本海默熟谙伦理道德，但他又胸有大志、博学多才、充满好奇。就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能充分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也许这反而让他做起事来感觉束手束脚。奥本海默后来对这个困境进行了贴切的反思：“和所有人一样，我可以做出决定后就行动，或者我也可以反思一下我的动机、我的个性特点、我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我为何要如此行事。上述因素都在左右我们的人生，但它们之间显然会发生冲突。”费利克斯·阿德勒在伦理文化学校时就不断对自己“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估，对人对己，他都采用一视同仁的高标准”。但是当奥本海默年近三十时，他对这种无休止的自我反省越来越不耐烦。正如日裔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土屋指出的，《薄伽梵歌》为这种心理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投入工作、尽职尽责、严于律己，至于结果不必纠结。奥本海默非常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但是，和阿周那一样，他被驱使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最终责任（和野心）压倒了他的怀疑，尽管他心中尚存疑虑，但他始终明白是人就会犯错。 1934年6月，奥本海默重返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暑期班，他在讲座中谈到了自己对狄拉克方程的最新看法。这次讲座给罗伯特·瑟伯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后，他当场决定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从普林斯顿大学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瑟伯尔开车抵达伯克利一两周后，奥本海默请他去了一家电影院，他们在那里看了由罗伯特·蒙哥马利主演的惊悚片《荒林艳骨》。这是他们二人一生友谊的开始。 瑟伯尔的父亲是费城的一位律师，在政界人脉很广。瑟伯尔显然从小就在左翼的政治氛围中长大。他的父亲出生在俄国，父母都是犹太人。在瑟伯尔12岁时，他母亲去世了。没过多久，他父亲就再婚了，娶了壁画家、陶艺家弗朗西丝·利奥弗，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她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罗伯特·瑟伯尔很快成为利奥弗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是他继母的叔叔莫里斯·v.利奥弗和他的妻子珍妮。莫里斯·v.利奥弗是费城的一位医生，他极富感召力。利奥弗家中经常举办政治和艺术沙龙，这里的常客包括戏剧家克利福德·奥德兹、左翼记者i.f.斯通和诗人琼·罗伊斯曼，后者后来嫁给了出庭律师伦纳德·布丁，他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莫里斯·v.利奥弗和珍妮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叫夏洛特·利奥弗，罗伯特·瑟伯尔对她非常着迷。1933年，夏洛特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俩就举行了婚礼。夏洛特的政治理念继承自政治上激进的父亲，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名满怀热情的政治活动家，她参与过各种各样的左翼事业。尽管多年后联邦调查局得出结论说“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罗伯特·瑟伯尔是共产党员”，但是毋庸置疑，瑟伯尔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偏左的，考虑到他的这些家庭成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瑟伯尔和奥本海默一起研究理论物理学，他在几年内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其中有7篇是他和导师合著的。论文涉及宇宙射线粒子、高能质子的衰变、高能级核光电效应和恒星的核反应内核等课题。奥本海默告诉劳伦斯，瑟伯尔是“他的合作者中屈指可数的真正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 除了在工作上，他们私下也是亲密的朋友。1935年夏，奥本海默邀请瑟伯尔夫妇到新墨西哥州小聚，可是瑟伯尔对佩罗卡连特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在土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才到那里，瑟伯尔夫妇抵达后，他们发现那里已经住了弗兰克·奥本海默、梅尔巴·菲利普斯和埃德温·麦克米伦。奥本海默若无其事地跟他们打了招呼还提议说，由于小屋已经住不下了，或许他们应该带两匹马，向北骑80英里到陶斯。这意味着要骑整整3天，翻越海拔12 500英尺的吉科里亚山口。可是瑟伯尔根本就没骑过马！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瑟伯尔夫妇骑上了马，他们只带了一套换洗的袜子和内衣、一把牙刷、一盒巧克力全麦饼干、一品脱威士忌和一袋用来喂马的燕麦。3天后，浑身肌肉酸痛的瑟伯尔夫妇到了陶斯，因为骑行时间太长，他们的腿都磨破了。在陶斯牧场的小旅馆住了一晚后，他们又骑马回去见奥本海默。一路上，夏洛特两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抵达目的地时，她的外套上沾满了血。 佩罗卡连特的生活条件很艰苦。那里海拔近9 000英尺，稀薄的空气让许多初来乍到的人呼吸困难。“在那里的头几天，”瑟伯尔后来写道，“任何体力劳动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那时奥本海默兄弟已经租下牧场5年，但是牧场小屋里的家具仍然寥寥无几：几把简单的木椅、一张摆在壁炉前的沙发，还有地上铺的一张纳瓦霍地毯。弗兰克从高处接了一根管子将泉水引入小屋，这样就有了自来水，但也就仅此而已。不久瑟伯尔发现，对奥本海默来说，牧场不过是在荒野间长途跋涉时歇脚的地方。他回忆说，有一次，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和奥本海默一起骑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奥本海默说：“往那边走离家有7英里，走这条路虽然远一点儿，但是夜色要美得多！” 尽管条件艰苦，1935—1941年，瑟伯尔夫妇每年夏天都会在佩罗卡连特待一段时间。奥本海默还邀请过许多人到访牧场。有一次，他遇到了在附近远足的德裔物理学家汉斯·贝特，并说服他顺道来做客。其他到访过的物理学家有欧内斯特·劳伦斯、乔治·普拉契克、沃尔特·埃尔泽塞尔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他们都在那里待过几天。所有来拜访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们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朋友竟然沉溺于这种艰苦的生活。 有时，奥本海默的探险活动与意外只有一步之遥。有一次，他和三个朋友（乔治·乌伦贝克、埃尔斯·乌伦贝克和罗杰·刘易斯）在圣菲鲍尔迪峰东侧的凯瑟琳湖露营过夜。由于海拔高，奥本海默和另外两个人突然出现了高原反应。他们在睡袋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有两匹马跑掉了。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他们爬上了北特鲁查斯峰，它海拔13 024英尺，是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南部的最高峰。他们在雷雨中登上了山顶，然后不得不浑身湿透地下了山，一路走回到洛斯皮诺斯，他们抵达后凯瑟琳·佩奇招待他们喝了烈酒。第二天早上，那两匹弃他们于不顾的马又出现了，看见身穿粉红色睡衣的奥本海默正跑着把它们赶回围栏，埃尔斯不禁大笑起来。 直到1934年，奥本海默都没对时事或政治表现出什么兴趣。与其说他无知，不如说他漠不关心，而且肯定他也不是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后来他还一度为了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天真炮制了一个故事：他声称自己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从来不看报纸或杂志，这无非是为了说明他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他还喜欢讲一件事：1929年10月29日股市大崩盘后好几个月，他才第一次听说这个新闻。他说在193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从未在选举中投过票。“对我的许多朋友来说，”他在1954年作证时说，“我对时事漠不关心似乎很奇怪，他们经常指责我不食人间烟火。我对别人和他们的人生经历感兴趣，我对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无所知。”多年后，罗伯特·瑟伯尔提到，奥本海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谙世故、离群索居、缺乏美感、不问世事的人，所有这一切与他的真实情况完全相反”。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本海默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奥本海默从1931年秋天起租住的沙斯塔路2665号公寓的房东是玛丽·埃伦·沃什伯恩，她是一位身材高挑、很有威严的女人，喜欢穿着鲜艳的蜡染长裙，并且热衷于社交。她的丈夫约翰·沃什伯恩是一名会计，他也许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过经济学。他们家多年以来一直是伯克利知识分子的社交中心，正如玛丽·埃伦·沃什伯恩本人一样，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左翼分子的同情者。联邦调查局后来得出的结论是，玛丽·埃伦·沃什伯恩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的活跃分子”。 从20世纪20年代起，年轻的法国文学教授哈康·希瓦利埃就开始参加沃什伯恩举办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上还能见到瑟伯尔夫妇，还有一位名叫琼·塔特洛克的年轻漂亮的医学生。很自然，作为住在楼下的单身汉，奥本海默会顺便参加这些社交活动。他总是彬彬有礼，所有人都为他着迷。但有一天晚上，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首诗时，客人们听到约翰·沃什伯恩醉醺醺地嘟囔着：“自希腊悲剧诞生以来，还从未听过像罗伯特·奥本海默这种喋喋不休的装腔作势。” 梅尔巴·菲利普斯回忆说：“我们从不公开谈论政治。”奥本海默曾对利奥·内德尔斯基说：“我认识三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请告诉我，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但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政治开始侵入奥本海默的生活。到那年4月，德国的犹太教授都被立即开除。一年后，也就是1934年春，奥本海默收到了一封通知函，号召大家资助那些想从纳粹德国移居海外的物理学家。他立即同意在两年内每年捐出他3%的工资（大约每年100美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博士可能就是该基金资助的难民之一。希特勒刚上台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弗兰克是少数几个被允许留任的犹太物理学家之一。但一年后，他因为拒绝解雇其他犹太人而被迫流亡。1935年，他在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物理。同样，马克斯·玻恩也在1933年被迫逃离哥廷根，后来他在英国教书。 毫无疑问，来自德国的消息令人担忧，但是到1934年，伯克利的后院发生的政治动荡也让人无法置身事外。近5年的大萧条使数百万普通人陷入贫困。1934年年初，劳资纠纷演变成了暴力事件。1月下旬，因皮里尔河谷的3 000名生菜采摘工人举行了罢工。代表雇主利益的警察采取行动，逮捕了数百名工人。罢工很快被镇压，工资从每小时20美分下降到15美分。然后，在1934年5月9日，超过12 000名码头工人在西海岸沿线的港口设立了警戒线。到6月底，码头罢工使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经济几乎陷入停滞。7月初，当局试图开放旧金山港口，警察向数千名码头工人投掷催泪弹，随后发生了暴乱。4天的小规模冲突后，几名警察朝人群开枪，结果3名男子受伤，其中两人死亡。1934年7月5日，被称为“血腥星期四”。同一天，共和党州长命令加州国民警卫队对街道实施管制。 11天后，也就是7月16日，旧金山工会举行了总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4天。联邦调解员最终介入，到7月30日，西海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结束，码头工人复工。虽然他们的薪资要求几乎都未实现，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罢工让码头工人的困境得到了公众的同情，并极大地促进了工会运动。1934年8月28日，激进作家厄普顿·辛克莱以绝对优势赢得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名，这让加州建制派感到震惊，它也标志着政治气氛已明显偏向左翼。尽管辛克莱在大选中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共和党人恶意诽谤和制造恐慌，但加州的政治面貌已经彻底改变。 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不可能对这些重大事件熟视无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部也分裂出罢工的反对者和支持者。1934年5月9日，码头工人开始罢工时，物理系的保守派教师伦纳德·洛布招募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橄榄球运动员来破坏罢工。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后来邀请了他的几位学生，包括梅尔巴·菲利普斯和罗伯特·瑟伯尔，和他一起参加在旧金山一个大礼堂举行的码头工人集会。“我们坐在高高的楼座上，”瑟伯尔回忆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被罢工者的热情所感染，和他们一起喊：‘罢工！罢工！罢工！’”之后，奥本海默去了朋友埃丝特尔·卡昂的公寓，有人介绍他认识了颇有号召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 1935年秋，弗兰克·奥本海默结束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为期两年的学习，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他获得了那里的研究生奖学金。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查尔斯·劳里森同意担任弗兰克的论文指导老师。弗兰克立即投身于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就研究过这个课题。弗兰克回忆说：“作为一名刚入学的研究生，能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这真令人兴奋。” 奥本海默仍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之间奔波，每年春末他都会去帕萨迪纳，和他的好朋友托尔曼夫妇住在一起。托尔曼夫妇在校园附近建造了一栋粉刷成白色的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房子的后院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和一间单卧客房，奥本海默来的时候都住在那里。奥本海默在1929年春结识了托尔曼夫妇，那年夏天，这对夫妇参观了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奥本海默后来说他与托尔曼夫妇的关系“非常亲密”。他钦佩理查德·托尔曼“充满智慧又兴趣广泛，除了物理学的各个领域，他感兴趣的东西还有很多”，他也很欣赏“聪明绝顶又非常可爱的”露丝·托尔曼。露丝当时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正在读研究生。对奥本海默来说，托尔曼夫妇“让他在可怕的南加州时如同置身于温馨的小岛”。晚上，托尔曼经常请人来吃便饭，出席者有弗兰克和奥本海默的其他朋友，如莱纳斯·鲍林、查尔斯·劳里森、罗伯特和夏洛特·瑟伯尔，以及埃德温和露丝·尤林。弗兰克和露丝经常会演奏长笛。 1936年，为了能让瑟伯尔担任自己的研究助理，奥本海默竭力游说伯克利的物理系。物理系主任雷蒙德·伯奇勉为其难地答应给瑟伯尔1 200美元的年薪。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奥本海默多次想给瑟伯尔谋个助理教授的职位，但伯奇坚决反对，他写信给另一位同事说：“系里有一个犹太人就够了。” 虽然奥本海默当时并不知情，但是他对反犹主义可不陌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上流社会中的反犹主义不断高涨。许多大学仿效2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政策，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大城市的精英律师事务所和社交俱乐部都将特定种族和信仰的人排除在外。在这一点上，加州的权势圈子与东海岸如出一辙。不过，因为奥本海默并不像他的朋友欧内斯特·劳伦斯那样渴望跻身加州的权势阶层，所以他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我已经决定在哪里安身。”他回忆说，而这里让他感到“心满意足”。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他没有再去欧洲，除了在新墨西哥州过暑假和参加安阿伯的夏季研讨会，他甚至都从未离开过加利福尼亚州。哈佛大学提出，如果他肯搬到那里，他的薪水将翻一番，他对此置之不理。1934年，新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曾两次诱惑奥本海默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在那种地方，我简直毫无用武之地……”他写信给弟弟说：“我拒绝了这些诱惑，因为我更看重自己目前的工作，在这里，我相信自己尚能发挥作用，而且上好的加州葡萄酒可以慰藉研究物理学的艰辛和人类低能的头脑。”他认为自己“还算不上成年，只是长大了一点儿”。这一时期，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蒸蒸日上，部分原因是他每周只需上5个小时的课，于是他“有大量时间从事物理学研究，还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奥本海默显然被这部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古代史诗打动了。他在苏黎世时就认识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在经过伯克利时得知了奥本海默正在研究梵文，拉比很好奇：“为什么不研究《塔木德》呢？” 印度古代诗人、戏剧家迦梨陀娑（4世纪—5世纪）的长篇抒情诗，讲述的是一个药叉（又译夜叉，印度神话中的小神）由于怠忽职守受到贬谪，不得不离开爱妻。几个月后，雨季来临，他托天上的云彩捎口信给留在北方的妻子。——译者注 第8章 “1936年，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 琼是奥本海默的真爱，也是他的至爱。他对她全心全意。 ——罗伯特·瑟伯尔 1936年春，当奥本海默遇见琼·塔特洛克时，她才22岁。他们相识于女房东沃什伯恩在沙斯塔路的寓所举办的派对上。琼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读一年级，那时该学院位于旧金山。奥本海默回忆说，那年秋天，他“开始追求她，两个人越来越亲密”。 琼是个身材姣好的姑娘，她有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褐蓝色的眼睛、浓密的黑睫毛，以及天生红润的嘴唇。有些人认为她看起来“像一个古代的爱尔兰公主”。她身高5英尺7英寸，体重从没超过128磅。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身体缺陷，由于童年的一次意外，她的眼皮微微下垂，显得有一丝“睡意”。但是，这个不易觉察的缺陷反而让她显得更有魅力。让奥本海默着迷的除了她的美貌，还有她那不轻易示人的忧郁。“琼极少向人吐露自己内心的绝望。”她的朋友伊迪丝·a.詹金斯后来写道。 奥本海默知道她是伯克利著名的乔叟研究者约翰·s.p.塔特洛克教授的女儿，塔特洛克教授是物理系之外为数不多的与奥本海默有过深交的教员之一。他们在教员之家吃午饭时，塔特洛克教授经常被这位年轻的物理学教授展现出的英国文学知识所折服。所以，遇到琼时，奥本海默很快意识到她继承了她父亲的文学品位。琼喜欢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那些黑暗阴郁的诗歌，她还喜欢约翰·邓恩的诗，受她影响，奥本海默也爱上了他的诗。多年后，奥本海默从邓恩的十四行诗中获得了灵感，因为这句“砸烂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代号定为“三位一体”。 琼有一辆敞篷跑车，她开车时经常放下顶篷，用她那优美动听的女低音唱出《第十二夜》中的歌词。她是一位自由奔放的女性，有着充满好奇和诗意的心灵，无论何时，她总是房间里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瓦萨学院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说，她是“我认识的最前途无量的女孩，是大学时我眼中唯一称得上与伟大沾边的人”。琼于1914年2月21日出生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她和她的哥哥休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长大，后来他们搬到了伯克利。她的父亲在哈佛大学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退休后他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从10岁起，琼开始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度假牧场过暑假。她儿时的朋友、大学同学普丽西拉·罗伯逊曾在她死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你有一位睿智的母亲，她总是对你温柔以待，从不让你受伤害，让你安然度过那充满激情的青春期。” 在1931年入学瓦萨学院之前，琼的父母给了她一年的假期去欧洲旅行。她住在瑞士她妈妈的一位朋友那里，这位朋友是卡尔·荣格的忠实追随者。经她的介绍，琼进入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精神分析师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心是弗洛伊德曾经的朋友和后来的对头——荣格。荣格学派强调人类集体潜意识，这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琼。在离开瑞士时，她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在瓦萨学院读的是英国文学，她还为学院的《文学评论》撰稿。作为一位英国学者的女儿，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听父母朗读莎士比亚和乔叟的作品。十几岁时，她曾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待了整整两周，每晚都看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对琼的大学同学来说，她的才华和惊人的美貌令人生畏。琼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更成熟，“因为天性还有阅历，她拥有大部分女孩毕业后才能达到的思想深度”。 她也是后来被讽刺为“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中的一员，这一称呼指的是美国最早一批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人。有一位教授把马克斯·伊斯曼的《穿制服的艺术家》送给她，希望这能让她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结果琼向一位朋友坦白说：“如果我不相信苏联的一切都更美好，我都不想活下去了。” 1935年6月琼从瓦萨学院毕业，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预科课程。后来一位朋友写信给琼说：“正是这种社会良知，再加上你之前与荣格的接触，让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在伯克利期间，她还抽出时间为共产党的西海岸机关报《西部工人》采访和撰稿。作为一位交纳党费的党员，琼每周定期参加两次党组织的会议。在遇见奥本海默前一年，琼写信给普丽西拉·罗伯逊说：“我发现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赤色分子。”一旦听说社会上那些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事情，她就会义愤填膺。她为《西部工人》撰写报道时，那些报道中的新闻更是让她怒不可遏，比如3名儿童因在旧金山街头叫卖《西部工人》而被捕，还有25名木材厂工人因被控在加州尤里卡发动暴乱而受审。 不过，像许多美国共产党员一样，琼并不那么热衷于意识形态。“我发现自己根本成不了一名狂热的共产党员，”她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那意味着不分白天黑夜，你的呼吸、言谈和行动全要与此有关。”此外，她还渴望成为一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而当时美国共产党坚持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势不两立。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似乎并没有让琼感到纠结，这可能主要与她对共产党时断时续的热情有关。（在青春期时，她曾反抗圣公会教会灌输给她的宗教教条；她告诉一位女性朋友，她每天都会擦洗额头上受洗的地方。她憎恶任何形式的宗教“闹剧”。）但是，对于那些同样对心理学感兴趣但蔑视政治活动的朋友，琼会激愤地说：“……他们对精神分析有多大兴趣，他们就对那些积极的社会运动就有多少怀疑。”对她来说，心理学理论就像外科专家的手术——“一种针对特定疾病的治疗方法”。即便如此，不同于她在党内的许多同志，琼仍然“看重个人灵魂的神圣性和判断力”。 总而言之，琼·塔特洛克是一个复杂的女人，她之所以会吸引奥本海默，原因之一是这位物理学家也对心理学有敏锐的直觉。据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说，她“与奥本海默非常般配。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那年秋天琼和奥本海默开始约会后，大家很快看出来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我们都有点儿嫉妒，”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迪丝·a.詹金斯后来写道，“我一直都是远远地欣赏他（奥本海默）。他的早慧和才华已成为传奇，他那摇摆的步子、双脚外八字，有一副犹太人的面孔，再加上一双蓝眼睛和一头爱因斯坦式的乱发。我们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聚会上认识的他，那时我们就知道他那双眼睛会让人目不转睛，没有几个人会像他那样专注地倾听，他还会时不时地插上几句：‘是的！是的！是的！’而当他陷入沉思不停踱步时，他周围那些年轻的物理学信徒也都会学着他那摇摆的、外八字的步伐，并不时在听人讲话时说：‘是的！是的！是的！’” 琼·塔特洛克对奥本海默的古怪之处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她对自己的生命有深刻的体验，所以她能与一个如此古怪的人产生共鸣。“你可别忘了，”她告诉她的一个朋友，“他7岁时就在学术团体演讲了，他从来没有过童年，所以他和我们很不一样。”和奥本海默一样，琼也善于自省。正如前面提到的，她已立志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病学家。 在遇见琼之前，奥本海默的学生们见过他和不少女人有过交往。“至少有半打。”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但琼不一样，奥本海默总是和她单独相处，很少把她带进物理系的朋友圈子。只有在玛丽·埃伦·沃什伯恩不定期举办的聚会上，他的朋友们才有机会看到他们两个一起出现。瑟伯尔回忆说，琼“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无论在何种社交场合都显得泰然自若。”瑟伯尔意识到她在政治上肯定是一名“左派，而且比我们更偏左”。虽然琼显然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孩”，但瑟伯尔看得出她也有另一面：“我不清楚是因为躁郁症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但她确实有好几次严重的抑郁。”当琼情绪低落时，奥本海默也会萎靡不振。瑟伯尔说：“一旦和琼发生矛盾，他会沮丧好几天。” 尽管如此，这段感情还是经受住了这些考验，维持了3年多的时间。一位朋友后来说：“琼是奥本海默的真爱，也是他的至爱。他对她全心全意。”所以很可能琼的激进思想和社会良知也自然而然地唤醒了奥本海默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正是伦理文化学校经常讨论的议题。他很快开始活跃在众多人民阵线的事业当中。 1954年，奥本海默向审问他的人解释说：“从1936年年末开始，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犹太人在德国的遭遇让我怒火中烧。我在那里还有亲戚（一位姑妈和几个堂兄弟姐妹），后来我帮他们脱离了险境，把他们接到了这个国家。我目睹了大萧条对我的学生们的影响，他们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只能干那些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工作。正是通过他们，我开始了解到政治和经济形势对人们的生活到底能有多大影响。我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生活。” 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关注外来农场工人的困境。阿夫拉姆·耶迪迪亚是奥本海默一个学生的邻居，1937—1938年，他在加州救济管理局工作，就在那时他结识了这位伯克利的物理学家。“他对失业者的困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耶迪迪亚回忆说，“他向我们连珠炮式地提问，询问我们如何帮助那些从俄克拉何马州和阿肯色州尘暴区迁徙来的农场工人……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切实意义的’，而他的工作抽象难懂又触不可及。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奥比也有同感。” 大萧条使许多美国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在加州尤为明显。1930年，四分之三的加州选民是已注册的共和党人，8年后民主党的人数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过共和党。1934年，因揭发丑闻而闻名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差点儿赢得州长竞选，他以“消除加州贫困计划”作为他激进的施政纲领。那一年，《国家》杂志发表社论说：“如果说哪里有革命要发生的话，那就是加州。没有哪个地方的劳资冲突达到了如此规模和激烈的程度，造成了如此大的伤亡，没有哪个地方曾如此明目张胆地剥夺《权利法案》所保障的个人自由……”1938年，另一位改革家——民主党人卡伯特·l.奥尔森在本州共产党的公开支持下当选为州长。奥尔森的竞选口号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尽管加州的左翼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整体暂时成为主流，但加州的共产党人仍属于少数派，在加州大学的各个校区也是如此。在伯克利分校所在的阿拉梅达县，共产党宣称有五六百名党员，其中包括在奥克兰造船厂工作的100名码头工人。加州共产党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共产党温和派的代言人。1936年，加州只有2 500名党员，到1938年增加到6 000多名。1938年，美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75 000名党员，但其新成员中许多党龄还不到一年。在20世纪30年代，总共大约有25万美国人至少在短时间内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对许多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来说，与美国共产党有所牵涉或参与其组织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并不会被另眼相看。实际上，在某些圈子里，人民阵线还享有一定的声望。许多从未入党的知识分子仍然愿意参加共产党主办的作家大会，或者志愿到“人民教育中心”为工人授课。因此，通过这些方式，像奥本海默这样年轻的伯克利学者亲身体验了大萧条时期加州的文化和政治生活，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喜欢这种耳目一新的伙伴关系，”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当时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那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正是琼为奥本海默参与政治“打开了大门”。她的朋友也变成了他的朋友，其中包括共产党员肯尼思·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约翰·皮特曼（美国共产党主办的《人民世界》报记者）、奥布里·格罗斯曼（律师）、鲁迪·兰伯特和伊迪丝·阿恩斯坦。汉娜·彼得斯是琼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琼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认识的一位德国裔医生。不久之后彼得斯博士成为奥本海默的医生，她的丈夫伯纳德·彼得斯（曾叫彼得罗夫斯基）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 伯纳德1910年出生于波森，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都在慕尼黑学习电气工程。虽然他后来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确实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共产党的集会，有一次他参加了一场反纳粹示威，在那次示威中，有两人受伤。不久，他就被逮捕并关押在达豪，那里是一个早期的纳粹集中营。在经历了恐怖的3个月后，他被转移到慕尼黑监狱，然后又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了。（在这件事的另一个版本中，伯纳德设法逃出了监狱。）然后，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夜间骑自行车经过德国南部，再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22岁的女友汉娜，汉娜出生于柏林，为了学医逃到了帕多瓦。1934年4月，他俩移民美国，并于1934年11月20日在纽约结婚，1937年汉娜在纽约长岛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他们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工作期间，汉娜与琼·塔特洛克的朋友兼导师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当奥本海默通过琼认识彼得斯夫妇时，伯纳德是一名码头工人。 1934年，伯纳德写了一篇3 000字的文章，记述了他在达豪目睹的恐怖暴行。他详细地描写了囚犯遭受酷刑和被草率处决的情形，其中的细节令人发指。他写道，一名囚犯“被殴打后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在了我的臂弯里。他背上的皮肤全掉光了，肌肉一条条地挂在身上”。毫无疑问，伯纳德抵达西海岸后肯定向朋友们详细地讲述了纳粹的暴行。无论奥本海默是读过伯纳德关于达豪的文章，还是只听过他的口述，总之他一定被它们深深地打动了。伯纳德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中透露出一种真实和世故。奥本海默的另一位研究生菲利普·莫里森一直认为伯纳德“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更成熟，这表现为一种特别认真投入的生活态度……他的经历远远超过我们……他曾目睹并感受过纳粹德国的野蛮黑暗，也曾在旧金山湾与码头工人们一起劳动”。 当伯纳德表现出对物理学的兴趣时，奥本海默鼓励他到伯克利上物理课。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天资很高的学生，虽然他没有本科学位，奥本海默还是想办法让他加入了伯克利物理系的研究生课程。伯纳德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量子力学课上指定的记录员，他的论文也是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完成的。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和琼与彼得斯夫妇过从甚密。虽然彼得斯夫妇坚称他们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无疑是左翼分子。1940年，汉娜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个贫民区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这一经历“越发坚定了她这些年来形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只有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综合健康保险计划才能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在她执业的过程中，汉娜还坚持贯彻种族融合的理念，她接收黑人患者，那时还没有白人医生像她这样。这两种理念都给她贴上了激进分子的标签——联邦调查局认定她是共产党员。 这些新结识的朋友无疑把奥本海默拉进了他们热衷的政治运动。不过反过来，如果认定琼和她的圈子是奥本海默政治觉醒的唯一原因，那也失之偏颇。大约在1935年，奥本海默的父亲借给他一本《苏联共产主义：一个全新的文明？》，在这本书中，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把苏联描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描述给奥本海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据说，1936年夏，奥本海默在坐火车去纽约的3天旅途中，随身带了全部三卷本的德文版《资本论》。据他的朋友们讲述，当他到达纽约时，他已经从头到尾读完了全部三卷。事实上，他接触马克思思想的时间还要比这早几年，可能是在1932年春。他的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还记得，那年春天奥本海默去纽约州伊萨卡拜访他时，还夸口说他读了《资本论》。彻尼斯听后大笑，他知道奥本海默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喜欢博览群书。彻尼斯说：“我猜有人在哪儿对他说过‘你居然没听说过这本书？你还没读过呢？’，于是他就拿起这本折磨人的书读了起来！” 虽然哈康·希瓦利埃还未见过奥本海默，但他已经听过奥本海默的大名，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1937年7月，希瓦利埃在日记中写过一个认识奥本海默的朋友说奥本海默购买并阅读了《列宁全集》。希瓦利埃对此印象深刻，他评论说奥本海默“比大多数党员读的都多”。尽管希瓦利埃自认为是比较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连他都未通读过《资本论》。 1901年，哈康·希瓦利埃出生于新泽西州莱克伍德，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位外侨。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出生在挪威，他的朋友们叫他“霍克”，他很小的时候在巴黎和奥斯陆生活过，因此，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和挪威语。1913年，他的父母把他带回了美国，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完成了高中学业。他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20年他中止了大学学业，在一艘往返于旧金山和开普敦的商船上当了11个月的海员。在这次冒险之后，希瓦利埃回到伯克利，并于1929年获得了罗曼语博士学位，专攻法国文学。 希瓦利埃身高6英尺1英寸，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棕色卷发，年轻时的他显得温文尔雅。1922年，他与露丝·沃尔斯沃思·博斯利结婚，但在1930年他以被遗弃为由与她离婚，一年后他又与自己在伯克利的学生、24岁的芭芭拉·埃塞尔·兰斯堡结婚。金发碧眼的兰斯堡来自一个富裕家庭，兰斯堡家在旧金山以北20英里的斯廷森海滩拥有一座令人惊叹的红木海滨别墅。他们的女儿苏珊娜·希瓦利埃-斯科尔尼科夫回忆说：“我妈妈之所以被他吸引，是因为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老师。” 1932年，希瓦利埃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一本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传记。同年，他开始为左翼的《新共和》和《国家》杂志撰写书评和随笔。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伯克利校园的常客，他在那里教授法语，他还将自己在奥克兰沙博路上的那座红木寓所开放给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学生、艺术家、政治活动家和来访的作家，比如埃德蒙·威尔逊、丽莲·海尔曼和林肯·斯蒂芬斯。由于经常参加聚会到深夜，希瓦利埃早上上课总是迟到，以至于后来他所在的系禁止他再上早课。 作为一位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希瓦利埃在政治领域也很活跃。他加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教师工会、跨行业协会和消费者联盟，成为卡罗琳·德克尔的朋友和支持者，德克尔是加州罐头厂和农场工人组织的领导人，该组织是一个激进的代表墨西哥裔美国农业工人的工会。1935年春，伯克利校园爆发了一场抗议活动，抗议一名学生被校方开除，起因是这名学生宣扬自己的党员身份，此举让学校相当恼火。抗议集会被学校橄榄球队驱散，球队教练是背后主使。根据一份记录，只有一名教员——哈康·希瓦利埃——“为遭到追踪和恐吓的学生提供了支持和庇护”。 1933年，希瓦利埃访问了法国，他还在那里设法见到了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和亨利·巴比塞等左翼作家。当他回到加州的时候，他深信自己注定要“见证一个利润至上和人剥削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立足于为使用而生产和人类合作的社会”。 到1934年，他已经翻译了安德烈·马尔罗备受赞誉的以1927年上海工人运动为题材的小说《人的境遇》和他的另一本著作《轻蔑的时代》。在希瓦利埃看来，这些小说都是受希瓦利埃所谓的“人类新愿景”的启发。 就像许多左翼人士一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对希瓦利埃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折点。1936年7月，西班牙军队中的右翼阵营对马德里民选的左翼政府发起了进攻。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带领下的法西斯叛军想在几周内推翻共和国。但是他们遭到了民众的顽强抵抗，一场残酷的内战随之爆发。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怀疑共产党在操纵西班牙政府，再加上天主教会的怂恿，他们宣布对双方均实行武器禁运。这让法西斯分子占了上风，他们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获得了慷慨的援助。只有苏联援助了被围困的共和国政府。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加入了保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还有其他左翼人士。1936—1939年，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受到了各地自由主义人士的广泛关注。在这些年间，约有2 800名美国人自告奋勇地加入了共产党资助的林肯支队，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1937年春，希瓦利埃陪同马尔罗游览了加州。马尔罗不久前在西班牙内战中受伤，他此行一方面是宣传他的小说，另一方面是代表西班牙医疗局筹集资金，该组织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医疗援助。对希瓦利埃来说，马尔罗是一位有政治献身精神的严肃知识分子。 到1937年，所有证据都表明，希瓦利埃已经加入共产党。在他1965年出版的回忆录《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观点。即使那时麦卡锡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11年，他依然认为在党员身份这个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词是明智之举。他写道，20世纪30年代末是“纯真的年代……我们对以理服人、实现民主及正义最终的胜利都抱有率真的信心，这让我们备受鼓舞”。他写道，奥本海默等志同道合者都相信，在国际上，西班牙共和国将战胜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狂飙，而在国内，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正在为基于种族和阶级平等的新社会秩序扫清障碍。许多知识分子都抱有这样的希望，其中有些人还加入了共产党。 奥本海默见到希瓦利埃的时候，希瓦利埃已是一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他那时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很可能是被旧金山共产党官员推崇的非正式顾问。多年来，他与奥本海默都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只是在教员之家和校园里碰到过他。不过，他从伯克利的小道消息得知，这位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现在“急于做些什么，而不只是阅读纸面上那些令人困扰的现实问题。他想有所行动”。 最终，在一个新成立的教师工会的前期会议上，有人介绍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认识。后来，希瓦利埃认为他们初次见面的时间是1937年秋天。但是，如果像二人后来所说，他们是在这次工会会议上首次相遇，那么他们相识的时间就要提前整整两年，也就是在1935年的秋天。当时，隶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教师工会的349地方分会扩大了会员范围，开始接收大学教授。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一群教员讨论了这件事，然后我们碰了头，在教员之家或其他什么地方吃了午饭，我们决定加入工会。”奥本海默被选为书记员，希瓦利埃后来担任该地方分会的主席。几个月内，349地方分会就有了大约100名会员，其中有40人是大学教授或助教。 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记不清他们初次见面的具体情形，只记得他们两人一拍即合。希瓦利埃记得那时“有一种错觉……我感觉认识他很久了”。他既被奥本海默的才智所折服，又被他的“自然和简单”所吸引。据希瓦利埃说，就在当天，他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6~10人的讨论小组，每周或每两周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政治。从1937年秋到1942年秋末，这种沙龙活动一直都在定期举行。在这些年里，希瓦利埃一直把奥本海默视为“最亲密、最坚定的朋友”。最初，他们的友谊源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但是希瓦利埃后来说：“然而，即使在一开始，我们彼此亲近也不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我们的关系充满了个人色彩，充满了温情、好奇、互惠和思想交流，并迅速发展为一种深刻的情感。”希瓦利埃很快就开始用昵称“奥比”来称呼他的新朋友，奥本海默则经常到希瓦利埃家吃晚饭。他们还时不时地出去看电影或听音乐会。希瓦利埃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他来说，喝酒是社交活动，需要某种仪式。”奥本海默能调出“世界上最好喝的马丁尼酒”，而且他总喜欢说一句经典的祝酒词：“愿我们的敌人不知所措！”在希瓦利埃看来，他们的敌人是谁不言自明。 对琼·塔特洛克来说，跟共产党组织或其意识形态相比，投身有意义的事业本身最重要。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她告诉我她是共产党员，她和共产党的关系分分合合，她似乎从未从中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我不相信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搞政治，她是一个有着深切的宗教情怀的人。她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热爱这里的生活。”到1936年秋，最让她全情投入的事业就是帮助西班牙共和国走出困境。 正是琼充满激情的天性驱使奥本海默从理论走向了行动。有一次他说虽然自己肯定是“弱势群体”的支持者，但他也只能成为这些政治斗争的围观者。“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琼抗议说，“永远不要逆来顺受！”很快她和奥本海默就开始为各种各样的西班牙援助团体组织筹款活动。1937—1938年的那个冬天，琼把奥本海默介绍给了西班牙难民关怀组织的主席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作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医学教授，阿迪斯在琼就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期间经常在学业上鼓励她，他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导师。阿迪斯还碰巧和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许多熟人都是朋友，比如哈康·希瓦利埃、莱纳斯·鲍林和路易丝·布朗斯唐。阿迪斯本人很快也和奥本海默成了“好朋友”。 托马斯·阿迪斯是一位极有修养的苏格兰人，他出生于1881年，在爱丁堡一个严守加尔文主义的家庭长大。（他成为一名年轻的医生后，口袋里仍然揣着袖珍本的《圣经》。）阿迪斯于190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并作为卡内基学者在柏林和海德堡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是第一个证明正常血浆可以用于治疗血友病的医学研究者。1911年，阿迪斯成为位于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实验室主任，从而开启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漫长而杰出的医生和科学家生涯，他是肾脏疾病治疗领域的先驱。阿迪斯写了两本关于肾炎的专著，发表了130多篇科学论文，是美国研究肾炎的权威专家。1944年，他当选为享有盛誉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名医生和科学家，在树立自己的专业声望的同时，他还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那时阿迪斯违反了美国保持中立的法律，为战争中的英国筹款。为此，他于1915年被起诉，1917年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正式赦免。第二年，阿迪斯成为美国公民。尽管他出身于特权阶层——他的叔叔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但他视金钱如粪土。他成为加州著名的民权倡导者，支持黑人、犹太人和工会会员的权益，他还签署过许多请愿书，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了大量民间组织。他也是激进的码头工人工会领袖哈里·布里奇斯的朋友。 1935年，阿迪斯出席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的学术会议，从苏联访问归来后，他盛赞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步。苏联医生早在1933年就进行了人体肾脏移植的实验，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积极游说施行全民健康保险，这最终导致他被美国医学会开除。但阿迪斯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认为，他对苏联体制的钦佩是出于“一种信仰”，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这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鲍林认为阿迪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难得一见的人才——他既是科学家也是临床医生”，其他人则称他为天才。他的同事霍勒斯·格雷医生回忆说：“他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也不想表现得四平八稳。他是一位探索者，拥有自由开放的思想，既不墨守成规也不桀骜难驯。” 20世纪30年代末，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阿迪斯帮助共产党在白领专业人士中招募了大量党员。奥本海默后来认为，阿迪斯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就是“准党员”。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同事写道：“任何不公或压迫，无论是发生在邻街、城市，还是南非、欧洲、爪哇岛，或者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对托马斯·阿迪斯来说都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因为按照字母顺序他的名字排名靠前，所以在众多为民主和反法西斯而战的组织的赞助者名单上，他的名字总是十分显眼。”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阿迪斯断断续续地担任过美国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正是在这个职位上，他为了募款第一次与奥本海默接触。1940年，阿迪斯称他的委员会在一项营救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行动从法国的集中营中救出了成千上万名难民，包括许多欧洲犹太人。奥本海默本来就支持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这回阿迪斯的务实投入和知识分子的严谨更让他钦佩不已。同为知识分子的阿迪斯博士与奥本海默有很多相似之处，阿迪斯也兴趣广泛，他在诗歌、音乐、经济和科学领域的学问都“融入了他的工作之中……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一天，奥本海默接到阿迪斯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斯坦福的实验室。在这次私下会面中，阿迪斯告诉奥本海默：“你现在都是通过这些救济组织（为西班牙共和国事业）捐款。如果你想让它物尽其用，可以通过共产党的渠道捐款……这真的能帮上忙。”此后，奥本海默会定期亲自把现金交给阿迪斯，地点通常是在阿迪斯的实验室或家里。奥本海默后来说：“他说得很清楚，这笔钱会直接用于战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阿迪斯又提议把这些定期捐赠交给旧金山共产党的资深党员艾萨克·福科夫（他的化名是“老爹”）会更方便一些。奥本海默一直用现金捐款，因为他认为捐助军事装备而非医疗物资可能不合法。他每年通过共产党为西班牙救国事业捐款约1 000美元，这在20世纪30年代称得上是一笔巨款。但是，当1939年独裁者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后，阿迪斯和福科夫先后开始为共产党的其他活动筹款，比如组织加州外来的农场工人。奥本海默最后一次通过共产党捐款是在1942年4月。 当时70多岁的福科夫曾是一名服装厂工人，他的一只手处于瘫痪状态。在遇到奥本海默时，他是湾区共产党财政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左翼分子，我无意贬低他，不过这家伙的工人经历只能算是浅尝辄止，他后来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非常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获得了威望，受人信赖。他过去常常因为活动与各界专业人士会面，并从他们那里筹款。”林肯支队的政治委员史蒂夫·纳尔逊回忆说，他于1940年成为旧金山共产党的主席。纳尔逊证实，福科夫从奥本海默兄弟那里收过钱。 1954年，当奥本海默被问及对共产党的捐款时，他解释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钱可能被挪作他用，或者这些用途可能涉嫌犯罪。我当时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是危险的，他们提出的一些目标在我看来也是可取的。” 共产党经常走在很多进步事业的前列，比如废除种族隔离、改善外来农场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运动。奥本海默也逐渐在许多活动中变得活跃起来。1938年年初，他订阅了《人民世界》，这是共产党在西海岸新发行的报纸。他经常阅读这份报纸，后来他解释说自己对报纸上的“提出的问题”专栏很感兴趣。1938年1月下旬，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人民世界》上，该报报道说，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筹集了1 500美元，用于购置一辆救护车，并准备将其运送至西班牙共和国。 那年春天，奥本海默和其他197名西海岸学者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罗斯福总统解除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禁运。同年晚些时候，他加入了消费者联盟西部理事会。1939年1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加州分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40年，他被列为“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之一，并成为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该组织让公众了解到了德国知识分子困境。除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有这些组织在1942年和1944年都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 奥本海默在东湾教师工会的349地方分会中特别活跃。希瓦利埃回忆说：“那个时期，教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中的几个人多少算得上是左翼分子，我们非常清楚老一辈的那些人很看不惯我们。”在教师委员会的会议上，保守派“总是获胜”。大多数伯克利的学者都拒绝与工会有任何瓜葛，只有少数人除外，其中包括琼·塔特洛克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托尔曼，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朋友理查德·托尔曼的兄弟。在接下来的4年里，奥本海默为了扩大工会成员的规模而不懈努力。据希瓦利埃说，奥本海默很少缺席工会会议，哪怕再琐碎平常的工作，他也愿意参与。希瓦利埃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熬夜到凌晨两点，在几百封给工会会员的信上填写姓名和地址。工会事业本来就乏人问津，而这项工作又如此枯燥乏味。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将作为主讲人出现在奥克兰高中的礼堂。这次演讲事先进行了大量宣传，教师工会满以为数百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会到场聆听奥本海默阐述工会的前景，可是最终来的人不到12个。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站到了讲台上，用他那特有的、柔和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为工会做宣传。 有些人认为奥本海默的政治观点总是受到个人因素的左右。琼·塔特洛克的朋友、共产党员伊迪丝·詹金斯评论说：“有一点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天赋、继承的财富及别人与他的差距感到内疚。”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不是政治活跃分子时，他也已经在关注德国的形势。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一年后，奥本海默就捐出了大笔款项，帮助德国犹太物理学家逃离纳粹德国，这些都是他认识并钦佩的人。同样，当他谈起那些在德国的亲戚的境遇时，也会感到痛苦万分。1937年秋，奥本海默的姑妈黑德维希·奥本海默·施特恩（朱利叶斯最小的妹妹）和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施特恩一家作为难民从纳粹德国来到纽约。奥本海默给予了他们法律上的帮助，还负担了他们的费用，随后不久，他就说服了他们定居在伯克利。奥本海默对施特恩一家的慷慨并非一时兴起，他一直把他们当作家人，几十年后，当他的姑妈去世时，她的儿子写信给奥本海默说：“只要她还神志清醒，她就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 那年秋天，有人介绍奥本海默认识了另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作为一位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他是备受推崇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师。为了躲避不断滋长的纳粹势力，伯恩菲尔德首先去了伦敦，在那里，另一位弗洛伊德学者欧内斯特·琼斯博士建议他：“继续向西走吧，不要留在这里。”1937年9月，伯恩菲尔德在旧金山定居，据他所知当时这座城市里只有一名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伯恩菲尔德的妻子苏珊娜也是一名精神分析师，她的父亲曾是柏林一家大型画廊的管理者，曾将塞尚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介绍给德国公众。当他们抵达旧金山时，为了支付生活费用，伯恩菲尔德夫妇卖掉了一幅画，这幅画是他们之前大量藏品中仅剩的一副。伯恩菲尔德博士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老师，也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中，没有几个人像他一样试图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菲尔德年轻时生活在奥地利，他刚开始参与政治时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又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伯恩菲尔德身材高大，面容瘦削，戴着一顶造型奇特的毛毡帽，像猪肉馅饼一样，帽顶又平又矮。奥本海默显然对此印象深刻，不久后，他也戴上了一顶和伯恩菲尔德一样的帽子。 抵达旧金山才几周，伯恩菲尔德博士就组织了一个由该市知名知识分子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会定期聚在一起讨论精神分析。除了奥本海默，伯恩菲尔德还邀请了爱德华·托尔曼博士、欧内斯特·西尔格德博士、唐纳德和琼·麦克法兰博士（他们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朋友）、爱利克·埃里克森（他是一位受训于安娜·弗洛伊德的德国裔精神分析师）、儿科医生厄恩斯特·沃尔夫博士（后来成为琼·塔特洛克在锡安山医院儿童指导诊所的上司）、伯克利的哲学教授斯蒂芬·佩珀博士和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博士，他们都是这个跨学科研讨小组的正式成员。他们在私人住所里聚会，一起品好酒、抽香烟，谈论着诸如“阉割焦虑”和“战争心理”等精神分析领域的问题。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年轻时与精神科医生的接触给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但这无疑也是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他一定对埃里克森关于年轻人“自我同一性形成”的研究特别感兴趣。埃里克森认为，那些伴有“持续混乱”的无休止的青春期，有时说明个体难以摆脱那些他不喜欢的个性特征。一些年轻人想“全然做自己”，但又担心失去自我同一性，因此有些年轻人会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他们会任性胡为，将情绪发泄到周围人身上。奥本海默在1925—1926年的种种问题和表现显然很符合这一论点。他投身于理论物理学，努力获取一个坚实的自我身份，但是那些伤疤依然存在。正如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所说：“一些心理创伤仍然存在，尤其是他性格中的脆弱，就像地质断层一样，下一次地震时就会显露出来。” 伯恩菲尔德有时会谈到他治疗的个案。就像他的导师弗洛伊德一样，他讲话时不用讲稿，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伯恩菲尔德是我听过的口才最好的讲者之一，”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内森·阿德勒博士回忆道，“我总是侧耳细听，不仅听他讲话的内容，还注意他讲话的方式。这是一种审美体验。”奥本海默是小组中唯一的物理学家，在其他人的印象中，他对精神分析“有强烈的兴趣”。无论如何，奥本海默对心理学的好奇与他对物理学的兴趣不相上下。这让人又回想起泡利在苏黎世对伊西多·拉比的抱怨：奥本海默“似乎把物理学当副业，把精神分析当主业”。而他现在对形而上学依然很看重。因此在1938—1941年，他抽出时间参加了伯恩菲尔德的讨论小组，1942年这个小组促成了旧金山精神分析学会的成立。 奥本海默探索心理学的动机还来自他与琼·塔特洛克之间充满激情又反复无常的关系，琼当时正在接受精神科医生培训。虽然琼不是伯恩菲尔德每月的讨论小组的成员，但她认识其中一些人，后来作为医生培训的一部分，她还接受过伯恩菲尔德博士对她的分析。琼喜怒无常又喜欢内省，她和奥本海默一样痴迷于潜意识。此外，作为一位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奥本海默在学习精神分析时选择一位像伯恩菲尔德博士这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师也在情理之中。 奥本海默的一些老朋友对他突然出现的政治热情表示反感，尤其是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很同情奥本海默那些受迫害亲戚的困境，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欧洲发生的事情与美国人无关。他分别对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弗兰克表示过：“你们都是如此优秀的物理学家，不应卷入政治活动。”他说这些事情最好留给政治家去干。有一天，劳伦斯走进辐射实验室时看到奥本海默在黑板上写着：“将在布罗德为西班牙共和派举办慈善鸡尾酒会，欢迎实验室所有人参加。”劳伦斯怒不可遏地盯着这条通知，然后把它擦得一干二净。在劳伦斯看来，奥本海默的政治活动纯属惹是生非。 * * * 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董事会决定将医学院迁至帕洛阿尔托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主校区，搬迁于1959年完成。——译者注 《第十二夜》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译者注 这里是莎士比亚的故乡，也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诞生地。——译者注 美国人民阵线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左翼政治运动，是由各种进步和自由派组织组成的一个广泛联盟，旨在共同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支持工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人民阵线在文化领域特别活跃，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其工作中宣传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二战后，随着美国反共情绪高涨，这一运动逐渐衰落。——译者注 作家大会是美国作家联盟的年会，该组织是由美国共产党于1935年成立的一个由美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记者和文学评论家组成的联盟，参与者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同情共产党的人士。——译者注 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可分为“为使用而生产”和“为交换而生产”，前者是出于产品本身的使用目的，后者主要是为了利润。——译者注 加尔文主义指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领袖约翰·加尔文提出并倡导的哲学和神学学说。加尔文主义对瑞士、荷兰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影响甚大，并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旗帜。——译者注 自我同一性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术语，亦称“自我认同”。它指的是个体把自己对自我现状、生理自我、社会期待、过去经验、现时经验、未来希望等多个层面的觉知统合成完整和谐的结构，形成人格发展中臻于社会成熟和自我肯定的状态。——译者注 第9章 “我把它剪下来寄回去了” 我们（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都算是，也不算是党员，随你怎么看都行。 ——哈康·希瓦利埃 1937年9月20日，朱利叶斯·奥本海默死于心脏病，享年67岁。奥本海默知道他父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的突然离世依然让奥本海默倍感意外。1931年，他的妻子埃拉去世，在接下来的近6年里，朱利叶斯与儿子们的关系越发亲近。他经常去看望他们，奥本海默的不少朋友也成了他父亲的朋友。 经过8年的经济萧条，朱利叶斯的财富有所损失。即便如此，到他去世时，他平分给两个儿子的财产加在一起仍然有392 602美元，这已经相当可观。这笔遗产每年的收益能给他们每人带来10 000美元的额外收入。但是，似乎是出于对自己财富的某种矛盾心理，奥本海默随即写了一份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留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门用于研究生奖学金。 奥本海默兄弟俩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奥本海默与许多人的关系都很密切，但没有谁与他的关系像他与弟弟的感情那样深厚和持久。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信中体现出的深情，对于同胞手足，尤其是对相差8岁的兄弟来说，可谓非同寻常。奥本海默的信读起来不像是哥哥的口吻，更像是一位父亲。有时，他在信中还会带着一种令人抓狂的居高临下，很显然那时的弗兰克把他奉为榜样。无论他固执己见的哥哥说什么、做什么，弗兰克都一再容忍，直到多年后，他才承认奥本海默身上有“那种年轻人的狂妄自大……而且它在我哥哥身上逗留得有些久了”。 他们有相像之处又各有特点。大家都喜欢弗兰克·奥本海默，他是没有棱角的奥本海默，在天赋和才华方面，兄弟俩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弗兰克毫无奥本海默的那种生硬粗鲁。“弗兰克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他们两兄弟的朋友、物理学家利昂娜·马歇尔·利比说。她称他为“δ函数”，这是物理学家使用的一种数学工具，δ除了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或时间点无穷大以外都为零。当有人求助他的时候，弗兰克总是怀着无限的善意，给人无穷的鼓舞。多年后，奥本海默曾这样评价他的弟弟：“论为人，他可比我好多了。” 有一次，奥本海默试图说服弗兰克不要选择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那时弗兰克只有13岁，但是显然他已经想追随哥哥的足迹，奥本海默写道：“如果你一点几何、力学、电动力学都没学过，我认为你不会喜欢读相对论的。不过，如果你想试试，爱丁顿的书是最好的入门读物……最后有一句忠告——试着真正地、彻底地、认真地去了解你最感兴趣那几件事情，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因为只有先做到这些，只有你意识到这本身有多么困难又多么令人满足的时候，你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更令人惊叹的东西，比如相对论和机械生物学。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只是根据自己微不足道的经验说说而已。” 当弗兰克到达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他决心证明自己和哥哥同样优秀。和哥哥一样，弗兰克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热爱音乐，而且和他哥哥不同，他会一种乐器——长笛，还吹得极好。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他经常与别人一起演奏四重奏，但他志在物理学。大学二年级时，弗兰克在新奥尔良见到了奥本海默，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后来，奥本海默写信给欧内斯特·劳伦斯说：“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我认为这肯定会让弗兰克投身物理学。”奥本海默和许多物理学家打过交道，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他认为：“不可能不对他们怀有强烈的喜爱和尊重之情，也没法不被他们的工作深深吸引。”在会议的第二天，奥本海默带弗兰克参加了一个关于生物化学和心理学的联合研讨会，虽然这场会议“非常热闹，也非常有趣”，但它也“让人不会再对这两个学科抱有过高的期望”。 但是，仅几个月后，奥本海默就告诫弗兰克，在没有尝试过其他学科之前，不要贸然投身于物理学。他认为生物学课程可能会刺激弗兰克的求知欲。虽然奥本海默宣称：“我非常清楚物理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美，它的严谨、朴实和深刻无与伦比。”他依然敦促弗兰克选修生理学高级课程，他说：“遗传学肯定也有严谨的技术，以及一套有价值的复杂理论……无论如何，我全心全意地祝福你，如果你学物理学，就去了解关于它的一切，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它有更好的理解、运用和思考，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教物理学，但是不要现在就做出决定——不要马上把研究物理作为你的事业。要做这个决定，你应该更多地了解其他学科，还要了解更多物理学知识。” 弗兰克没有理会哥哥的忠告，他仅用了3年时间就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933—1935年，他在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师从几位教过奥本海默的物理学家，他还遇到了哥哥的朋友，如保罗·狄拉克和马克斯·玻恩。不过，那时奥本海默已经欣然接受了弟弟选择的道路，他在1933年给弗兰克的信中写道：“你知道，你决定去剑桥，我有多高兴吗……”现在轮到他思念自己的弟弟了，他在1934年年初给弗兰克写信说：“我几乎从未像最近几天这样想念你……我想剑桥大学很适合你，物理学已经对你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物理学本身及其给你的人生带来的益处。我认为你一直工作得很勤勉，在实验室动手做实验，深入钻研数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剑桥自然朴素的生活中，你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它能满足你对自律和秩序的不懈追求。”如果说作为兄长，有时候奥本海默的口气听起来有些居高临下，那么他给弗兰克的信清楚地表明，他和弗兰克一样依赖这种兄弟间的亲情。 弗兰克与奥本海默不一样，他擅长实验物理学，喜欢在实验室里亲自动手。他还热衷于摆弄各种机械装置，还曾为哥哥专门制作了一台留声机。正如奥本海默所言，弗兰克有一种能力，可以“将一个具体的复杂状况简化为一个核心的本质问题”。弗兰克在英国学习了两年，又在意大利学习了几个月，在那里他目睹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这令他极为厌恶，后来为了完成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弗兰克向几所大学提交了申请。他一度纠结是否要去加州理工学院，奥本海默“搞了点儿小动作”，然后加州理工学院突然宣布因为弗兰克成绩优异而授予他奖学金，这样一来他就去了加州理工学院。 他在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查尔斯·劳里森手下工作，在实验室用一台β射线摄谱仪做实验。奥本海默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弗兰克则不慌不忙地用了四年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实验物理学的工作往往比理论物理学更耗时。同时，这也是因为弗兰克的生活中不只有物理学，他热爱音乐，作为一名颇有造诣的长笛演奏者，他的哥哥和许多朋友都认为他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弗兰克还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品位，他热爱绘画，阅读了大量诗歌。但与奥本海默表现出的一本正经的欧洲礼仪不同，朋友们都认为弗兰克衣着相当邋遢，举止“不拘小节”。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弗兰克遇到了一位24岁的法国裔加拿大姑娘——杰奎内特·康，人们都叫她“杰姬”，那时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经济学。他们于1936年春在伯克利相识，当时奥本海默带着他弟弟一道去拜访一位叫韦诺纳·内德尔斯基的朋友，杰姬正好在她家兼职照看小孩。为了生计，她还做过服务员。杰姬为人坦诚率直、朴实无华，毫不矫揉造作。“杰姬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感到自豪，”罗伯特·瑟伯尔说，“她不喜欢知识分子。”杰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把头发剪成一个简单的童花头，从来不用口红或其他化妆品。罗伯特·奥本海默绝不会给弟弟选择这样一位女友。不过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弗兰克、杰姬和韦诺纳（当时刚和她丈夫利奥分居）一起出去玩过两三次。6月，弗兰克邀请杰姬一起到佩罗卡连特过暑假。他们来的时候乘坐了一辆价值750美元的全新福特皮卡，这是奥本海默送给他们的礼物。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弗兰克告诉奥本海默他打算和杰姬结婚，而哥哥试图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杰姬和奥本海默相处得并不愉快，她回忆说：“他总是说什么‘当然了，你比弗兰克大那么多’，实际上，我只比他大8个月，他还老说弗兰克还没有准备好。” 然而这一次，弗兰克不顾哥哥的劝告，于1936年9月15日与杰姬结婚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解放和反抗，”奥本海默写道，“反抗他对我的依赖。”一方面，奥本海默仍未停止贬损杰姬，称她为“我弟弟娶的那个服务员”；另一方面，他继续为弟弟和他的新婚妻子“张罗事情”。“我们三个在帕萨迪纳、伯克利和佩罗卡连特经常见面，”弗兰克回忆道，“我和哥哥从未停止过交流各自的想法、彼此的事业，我们一直都有共同的朋友。” 杰姬一直是政治上的狂热分子。一位亲戚回忆说：“谈起政治，她那激昂的长篇大论会把你逼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时，她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在洛杉矶为共产党主办的报纸工作过一年。弗兰克欣然接受了杰姬的政治立场，他回忆说：“从高中开始，我就接触了那种略带左翼色彩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卡内基音乐厅听了一场没有指挥的音乐会，那就像是一种‘打倒老板’运动。” 和哥哥一样，弗兰克也接受了伦理文化学校的教育，他在那里学会了对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思辨。16岁时，他就和学校里的一些朋友为1928年阿尔·史密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出力。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时，弗兰克的许多同龄人都是民主党的左派。当时，弗兰克厌恶冗长的政治讨论，他回忆说：“我过去常常告诉人们，除非我想做点什么，否则我拒绝空谈。”弗兰克记得1935年在英国剑桥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上，他当时听到的一切让他感到“失望”，弗兰克回忆说：“我觉得有点儿空洞无物。”在一次访问德国期间，他很快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害：“整个社会似乎都被腐蚀了。”从他父亲的亲戚那里，弗兰克得知了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而他愿意支持任何决心“对此有所行动”的组织。 那年秋天，当他回到加州时，他被当地农场工人和黑人的悲惨处境深深触动了。大萧条让数百万人损失惨重。另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被大家称呼为“威利”的研究生威廉·福勒曾说，他成为物理学家的原因是他不想为人类操心，但是现在他感到苦恼，因为大萧条逼得他不得不如此。弗兰克也有同感。他开始研读劳工史，最后他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1937年年初的一天，杰姬和弗兰克在当地的共产党党报《人民世界》上看到一张入党登记卡。“我把它剪下来寄回去了，”弗兰克回忆说，“我们对此毫无隐瞒、毫不避讳。”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我们才收到了共产党的回复。和许多专业人士一样，弗兰克被要求以化名入党，他选择了弗兰克·福尔瑟姆这个名字。他后来作证时说：“在我入党时，出于某种当时我不理解且后来也一直不明白的原因，他们要求我把本名和化名都写下来。这在我看来简直荒唐可笑。除了我自己的名字，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其他名字，因为这看起来很滑稽，我就写下了加州一所监狱的名字（福尔瑟姆监狱）。”1937年，他的“党籍编号”是56385。有一天，他不小心把绿色的党员证落在了衬衫口袋里，然后把衣物送到了洗衣店。衬衫送回来的时候，一起送来的党员证也被工整地放在一个信封里。 到1935年，关心经济不公问题的美国人——包括许多支持新政的自由派人士——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不足为奇。许多劳动者及作家、记者和教师都支持罗斯福新政中最激进的措施。即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支持一场能给世界带来公正和平等的人民运动。 弗兰克对共产主义的认同背后有着深厚的美国传统。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不公正和随之而来的忧虑，一些知识分子逐渐向左派靠拢，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历史上的抗议传统产生了共鸣……诸如约翰·布朗、苏珊·b.安东尼、克拉伦斯·达罗和杰克·伦敦，甚至还有废奴运动、早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发起的运动。” 最初，共产党把弗兰克和杰姬分配到帕萨迪纳的一个所谓“街道党小组”，他们的同志大多是附近的居民，还有不少是贫穷的失业黑人。他们的小组成员数量在10~30人之间波动。他们定期举行公开会议，共产党员和与新政有关的各种团体的成员都会参加，比如失业工人组织——工人联合会。他们谈了很多但没有多少实际行动，这让弗兰克感到沮丧。“我们本想让本市的泳池取消种族隔离，”他说，“他们只允许黑人在周三下午和晚上游泳，在周四早上他们会把游泳池的水排干净。”但是，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那个泳池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不久之后，弗兰克同意由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一个党组织。杰姬暂时继续留在那个街道党小组，但是后来她也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党组织。她和弗兰克招募了大约10名成员，其中包括研究生弗兰克·k.马利纳和悉尼·温鲍姆。与帕萨迪纳的那个街道党小组不同，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小组“基本上是一个秘密组织”。弗兰克是唯一一个公开自己政治身份的小组成员，他解释说其他人大多“害怕丢掉工作”。 弗兰克明白因为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触怒了一些人。“我记得我父亲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他说绝不会把儿子送进我任教的大学。”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曾试图说服他退党，但弗兰克无动于衷。然而，弗兰克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在乎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党员身份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那时，弗兰克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β射线光谱学的研究。像他哥哥一样，他正要迈向大好前程。即使有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也都知道他公开参加的那些政治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还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弗兰克颇有好感，有一天他偶遇弗兰克时问他为什么要在“政治事业”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劳伦斯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搞科学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但是，他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讨好那些加州大学董事会的商人和金融家，这些人可都是加州大学的决策者。其实，劳伦斯像弗兰克一样热衷于政治，只不过他有自己的方式，他效忠的是另外一种“事业”。 每周二晚上弗兰克和杰姬都在家里召开党员会议。据一位“可靠的匿名”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直到1941年6月前后，弗兰克还在举办这类会议。奥本海默至少参加过一次，后来他声称这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公认”的共产党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帕萨迪纳公共游泳池的种族隔离问题。奥本海默后来作证说，那次会议“给我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 和他哥哥一样，弗兰克在东湾教师工会、消费者联盟和加州外来农场工人的活动中都很活跃。一天晚上，他在帕萨迪纳的一座礼堂举行了一场长笛演奏会，露丝·托尔曼担任钢琴伴奏，演奏会的收入捐给了西班牙共和国。弗兰克后来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各种会议——各种政治会议，涉及许多议题。”弗兰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经常谈到经济压迫的事情，对此憎恶之极。”另一位线人声称，弗兰克“一直非常欣赏苏联的内外政策”。有时候，弗兰克也很尖锐，他曾抨击一位同事是“对无产阶级毫无同情之心的、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后来这位同事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 后来奥本海默认为他弟弟的党员身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在他看来，弗兰克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生活远不止于此。“他非常热爱音乐。他有许多完全和共产党不沾边的朋友……他夏天都在牧场度假，”奥本海默最后总结说，“所以在那些年里，他不可能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不久，弗兰克专程开车去了伯克利，他在哥哥那里住了一晚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我对此很不高兴。”奥本海默在1954年作证时说，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对弗兰克走的这一步感到不满。当然，共产党员身份肯定会带来一些风险。但在1937年，伯克利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党员身份没有什么成见。奥本海默作证时说：“当时加入共产党并没有被无知地视为一种触犯国家法律的严重罪行，或者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不过，加州大学仍然对所有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都怀有敌意，而那时的弗兰克正要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况且和奥本海默不同，弗兰克没有终身教职。如果奥本海默对弗兰克的决定感到不满，也许他认为弟弟做出这样的举动属于一时糊涂，或是被他激进的妻子所蛊惑。尽管奥本海默自己在政治上也不再保持沉默，但是原则上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加入共产党。而弗兰克显然觉得入党是一种正式的承诺。兄弟俩或许有相同的政治意愿，但是事实证明弗兰克要冲动得多。他仍然非常崇拜奥本海默，但通过他的婚姻和政治活动，他正在试图彰显自我，走出奥本海默的影子。 1943年，一位弗兰克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他看来，“弗兰克·奥本海默所有的政治立场和党派关系都是遵照了他哥哥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指引和指示”。这位匿名消息人士可谓大错特错，弗兰克明明是不顾哥哥的劝告自己执意加入了共产党。不过，有一件事，这位线人说得没错：他向联邦调查局保证，他相信奥本海默兄弟“基本上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在他们的朋友（以及联邦调查局）眼中，奥本海默兄弟可以说得上亲密无间。弗兰克的行为总会影响到奥本海默。而且，尽管奥本海默为他的弟弟费尽心思，他也永远无法让弗兰克免受自己光环的影响。 与他那坦率的弟弟相比，奥本海默就像一个谜。兄弟俩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即便如此，他与共产党的实质关系至今仍暧昧不明。后来奥本海默形容自己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一个客厅里的粉红分子。他与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他对左翼作家感兴趣……他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政见”。这样的描述也很适合奥本海默本人。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一些人曾是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左翼新政支持者，他向共产党倡导的事业捐助了可观的款项，但是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就不是正式党员。相反，他说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常紧密，也非常短暂”，他指的是西班牙内战时期，但是在那之后，他仍在参加有交纳党费的正式党员参加的会议，他们在一起讨论时事。共产党鼓励举办这样的会议，他们专门吸纳像奥本海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会议也不强调党员身份的限制。由于奥本海默从未成为正式党员，这让他可以随意定义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可能认为自己是一名编外同志。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尽量减少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坦率地说，任何想给罗伯特·奥本海默贴上共产党员标签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也是联邦调查局从多年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 事实上，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他的同情心还是社会地位都在推动他接近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加州大学教授，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中。在这些圈子里进进出出的奥本海默给许多共产党员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方面是因为奥本海默希望博得周围人的喜爱，另一方面是他确实信奉共产党支持并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事业。至于他周围的人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所以有些共产党员认定奥本海默就是党内同志也不足为奇。所以，当联邦调查局窃听到这些人谈论奥本海默时，他们偶尔会听见那些毫无戒备的共产党员说起奥本海默就像在说自己人。不过，在联邦调查局的其他窃听记录中，还有共产党员抱怨奥本海默态度冷漠、不大可靠。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服从过共产党的组织纪律。虽然他个人非常认同共产党的许多纲领，但是的确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也从不屈就自己的观点来顺从共产党的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他还曾公开表示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为他的新政辩护。奥本海默是共产党主导的各种人民阵线组织的成员，也是坚定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重要成员。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典型的同情共产党并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他钦佩共产党在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捍卫劳工权利。他愿意与共产党员一起为这些目标努力，这既不令人意外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人民阵线运动的这些年里，在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临时成员和正式党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加州尤其如此。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她的回忆录中言辞犀利地讲述了她在旧金山党支部的经历，“在那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既公开又秘密”。由三五名党员组成的小组原来被称为“秘密小组”，这个有阴谋组织色彩的名称后来被“支部”或“社团”取代，这是“一种更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命名方式”。这些所谓的“社团”中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成员，共产党在“社团”中的活动不仅相当公开，而且很随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其中还经常有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每周的会议都在租用的礼堂举行，没什么人在意到场的党员是否按时交纳了党费。米特福德还说，她和丈夫“最初被分配到南区社团，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非公开小组’或者叫‘秘密支部’，专门面向政府职员、医生、律师和其他可能因公开党员身份而危及工作的人”。 20世纪30年代末，许多中左翼、支持工会、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许多入党的人也选择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他们像奥本海默一样在政治上积极为共产党支持的事业出力。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6月抱怨美国社会中有太多知名人士隐藏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我们如何才能驱散红色分子中的红色恐慌？”他问道，“有些同志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政见和党员身份当作可耻的秘密隐藏起来，歇斯底里地恳求党离他们的事业越远越好。” 多年后，哈康·希瓦利埃坚称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个秘密党员。但是，当进一步追问奥本海默所属的党小组时，希瓦利埃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朋友聚会，更类似于他在1965年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讨论小组”，而不是米特福德说的那种官方的共产党“非公开小组”。提到奥本海默时，希瓦利埃告诉马丁·舍温：“这个小组是我们和他发起的，这是一个不公开的非官方小组。没有相关记录……党内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是旧金山共产党的最高层成员之一。”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的“非官方”小组最初只有六七名成员，但有一段时间参与讨论的成员多达12人。希瓦利埃回忆说：“我们讨论的是本地、本州、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时事。” 希瓦利埃口中的事实被记录在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1941年3月，联邦调查局首次为奥本海默建立了一个调查档案。在前一年的12月，他的名字偶然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有近一年的时间，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窃听加州共产党书记威廉·施奈德曼和加州共产党的财务主管艾萨克·福科夫的谈话。这些窃听没有得到法院或总检察长的授权，因此属于非法行为。但在1940年12月，旧金山分局的一名探员无意中听到福科夫将于某天下午3点在希瓦利埃家与一些“大人物”会面，一名探员被派去记录与会者的车牌号。停在希瓦利埃家门前的车里有一辆正是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跑车。1941年春，联邦调查局认定奥本海默是一名“据称同情共产党”的教授。联邦调查局指出，他曾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委员会任职，该组织被联邦调查局认定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随后，他们建立了一份奥本海默的调查档案，这份档案最终多达约7 000页。同月，奥本海默的名字被列入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中列出的都是“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可拘留候审的人员”。 另一份联邦调查局文件援引“代号t-2的政府部门”的调查文件，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专业人士支部”的成员。在联邦调查局的奥本海默档案中，这些来自“t-2”的文件里有一份两页的摘录，它来自一份内容更多且未经确认的报告，该报告列出了共产党各个党支部的成员名单，其中“码头工人支部”、“海员支部”和“专业人士支部”还列出了其成员的名字和住址。“专业人士支部”共有9名成员：海伦·佩尔、托马斯·阿迪斯、罗伯特·奥本海默、哈康·希瓦利埃、亚历山大·考恩、奥布里·格罗斯曼、赫伯特·雷斯纳、乔治·r.安德森和i.理查德·格拉德施泰因。奥本海默显然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佩尔、阿迪斯、希瓦利埃和考恩），而且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的确是共产党员，但是无法证明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文件的可信度。 马丁·舍温与希瓦利埃曾长时间地深入交谈，据希瓦利埃说，这个所谓的“非公开小组”的每名成员都向共产党交纳了党费，但奥本海默除外。“奥比单独交纳，”希瓦利埃猜测道，“因为他交纳的金额很可能远超他应交的数目。”或者事实正如奥本海默一直坚称的那样，虽然他为共产党的事业捐款，但从未交过党费。希瓦利埃继续说：“但是其他人都把党费交给其中一位成员，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身份公开的党员。虽然我不该提他的名字，但那人是菲利普·莫里森。”希瓦利埃表示，除此之外，该组织不接受党的“指挥”，只是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小组一起分享对国际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当然，莫里森早就承认过他于1938年加入了共青团，在1939年或1940年加入了共产党。当被问及希瓦利埃的回忆时，莫里森断然否认他曾与奥本海默在同一个党小组。莫里森指出，作为一名学生，他绝不会被分配到教工小组。 舍温在1982年问希瓦利埃：“为什么说你们的小组是共产党的分支机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左翼分子团体？”希瓦利埃回答说：“我也说不清。我们交党费。”舍温又追问：“你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吗？”希瓦利埃说：“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普通的党员。”他解释说，在当时像他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可以自认为是政治上坚定但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的成员为共产党的事业捐款，他们在党主办的活动上发言，为党的刊物起草文章和小册子。然而，希瓦利埃又说：“我们都算是，也不算是党员，随你怎么看都行。”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舍温追问再三，希瓦利埃解释说：“这就像一种影子组织，它确实存在，但是没有被公开承认，它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因为我们对时事的个人看法被传到了党中央，有些事情还会征询我们的意见……显然，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些不公开的党小组专门为那些专业人士或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设立。” 正如希瓦利埃描述的那样，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暧昧关系得到了史蒂夫·纳尔逊的证实。纳尔逊是旧金山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很有号召力，1940—1943年他也曾是奥本海默的朋友。纳尔逊遇到奥本海默都是在社交场合，这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他是共产党与高校圈子的联络人。在1981年的一次采访中，纳尔逊解释道：“我和这个小组打过交道，其中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不是，他们在小组里可以自由讨论我们面对的各种问题……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讨论外交政策问题，包括奥本海默在内，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不以某种形式结成同盟对抗意大利，那将会酿成一场悲剧。我现在不记得是希瓦利埃还是奥本海默，或者是其他成员用这些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就是整个会议达成的共识。” 纳尔逊证实了希瓦利埃对奥本海默党员身份问题所做的模棱两可的描述。“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证明或反驳这个看法，”纳尔逊说，“我的看法是，他是一位与党关系密切的共产党的同情者。我知道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曾多次讨论过左翼组织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是校园里许多党员的好朋友。” 纳尔逊本人于1957年退出了共产党。1981年，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简要地谈到了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当他把手稿拿给加州的一位老共产党员看时，这个人认为纳尔逊对奥本海默“太宽容了”，他认为纳尔逊应该抨击奥本海默，因为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个人对奥比的看法是，”纳尔逊评论道，“他与左翼组织关系密切。有没有党籍并不重要，他与左翼事业有牵连，这一点就足以在政治上毁了他……” 这个所谓的“非公开小组”的所有成员均已离世，不过其中有人留下了一本尚未出版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戈登·格里菲思（1915—2001）于1936年6月在伯克利加入了共产党，然后他就去了牛津。1939年夏回到美国后，格里菲思悄悄地恢复了党籍，但是因为他的妻子玛丽已经对共产党感到失望，格里菲思申请分派给他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任务。最终，他的职责是“加州大学教员党小组的联络人”，格里菲思在1940年秋接受了这项任务，1942年春辞去了这一职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百名教职员工中，只有三个人是这个“教员党小组”的成员：阿瑟·布罗德（英语系冰岛传说和史诗《贝奥武夫》方面的权威）、哈康·希瓦利埃及罗伯特·奥本海默。 格里菲思也认为奥本海默否认了自己曾是党员。格里菲思指出，奥本海默的辩护者在解释奥本海默的亲共行为时，总是言之凿凿地说他在政治上很天真。“那些善意的自由主义者为此煞费苦心，他们认为这是为他辩护的唯一方法。也许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确实如此……但现在是澄清事实、提出正确问题的时候：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曾是共产党员，而是党员身份本身是否会妨碍他在一个需要公信力的位置上履职。” 对于希瓦利埃所说的“非公开小组”，格里菲思的回忆录中没透露更多细节。格里菲思显然认为，奥本海默出席这些会议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这也不难理解。格里菲思写道，这个小组定期会面——每月两次，要么在希瓦利埃家，要么在奥本海默家。格里菲思通常会带上近期的党内宣传品到现场分发，他还从布罗德和希瓦利埃那里收取党费，但是不包括奥本海默。“据我了解，奥比财务独立，他通过某种特殊渠道汇款。小组中没人持有党员证，如果交纳党费是党员资格的唯一凭证，我无法证明奥本海默是党员，但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三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格里菲思回忆说，实际上，跟“那些由自由主义者或民主党人士组成的小组”相比，这个教员小组并没做特别出格的事情。他们互相激励，共同投身于教师工会和援助西班牙内战难民等公益事业。“他们从没讨论过理论物理学那些激动人心的新进展，没有涉及过任何机密或公开的信息，更不用说向苏联人输送情报了。简而言之，我们的活动与颠覆或背叛国家完全不沾边……这些会议主要讨论世界和国家局势，以及如何解读。在这些讨论中，奥本海默总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给出最详尽、最深刻的解读。很多人都把他与左翼事业的紧密联系归因于政治上太天真，这太荒谬了，作为一位比大多数人都能更深刻地洞察政治风云的人，这是在贬低他的聪明才智。” 肯尼思·梅是伯克利的共产党负责人，是他把格里菲思安排到了这个小组。梅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哈康·希瓦利埃和其他几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参加过这个小组的会议，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一个党小组”。 肯尼思·梅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的研究生，他也是奥本海默的朋友。梅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和1939年分别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五周和两周的访问，从苏联归来的他对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很着迷。1940年伯克利地方选举期间，梅在学校董事会发表演讲，捍卫当地共产党候选人在公立学校内举行竞选会议的权利。这篇演讲被当地媒体报道后，梅的父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公开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学校也取消了他的助教资格。第二年，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竞选伯克利市议会席位，当时他还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当他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他的党员身份并不是什么秘密。梅是琼·塔特洛克的朋友，他和奥本海默很可能相识在1939年的一次教师工会会议上。 梅脱党多年后告诉联邦调查局，他曾数次去奥本海默家讨论政治问题，他还记得见过奥本海默出席过一些“非正式集会……这些集会是为了讨论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理论问题”。梅还补充说，他不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也不认为他“受党章的约束”。奥本海默是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梅向联邦调查局解释说：“在共产党的组织管理中，知识分子组成的小组往往得不到信任，但与此同时，共产党又急于用党的路线来影响这些人的思想，以便借助他们的声望，以及争取他们对共产党事业的支持。因此，梅会与奥本海默等专业人士保持联系，他会和他们讨论共产主义，并向他们提供共产党的宣传资料。” 梅向联邦调查局探员解释说：“奥本海默很愿意和共产党的目标和主张保持一致，只要他自己认定其中有可取之处。但是对于他不认同的，他也不会迁就。”梅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重要的是他是否认同对方。” 奥本海默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联邦调查局一直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相关证据寥寥无几。联邦调查局相关档案中的很多证据不仅都是间接证据，还自相矛盾。在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中，只有几个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证词只是勾画出了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有一些人断然否认奥本海默曾经入党。除了自己的怀疑和来自旁人的揣测，联邦调查局什么都没有。真相只有奥本海默自己知道，而他一直坚称自己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 阿尔·史密斯（1873—1944），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他曾经两度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且是民主党192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译者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在聚会上谈论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向往，表现自己的时髦，因为“红”得不够彻底，也缺乏实际行动，被人讥讽为“客厅里的粉红分子”。——译者注 第10章 “越来越必然的是” 这是他人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周，这是他告诉我的……从那个周末开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渐行渐远。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 1939年8月24日，苏联宣布在前一天与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举震惊了全世界。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苏联同时入侵波兰。在给物理学家威廉·福勒的信中，奥本海默谈到了自己对时局变化的看法：“对于苏德签订的条约，我知道查尔斯·劳里森肯定会惆怅地说上一句‘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但是我对这个把戏还没有什么结论，除了德国人觊觎波兰这一点。这真是糟透了。” 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最富争议的时事莫过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许多美国共产党人因此退党。正如希瓦利埃所说，苏德签订的条约“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不过他的说法明显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希瓦利埃仍然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并辩称该条约是一项必要的战略决策。1939年8月，希瓦利埃和其他400人在《今日苏联》1939年9月号上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抨击了“声称苏联和极权主义国家相差无几的荒唐诽谤”。公开信上并没有出现奥本海默的名字。据希瓦利埃说，1939年秋，“奥比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力分析……他用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陈述了事实和论点，如此一来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希瓦利埃声称，当时共产党人突然变得不得人心，甚至在加州的知识分子中也不受欢迎，奥本海默耐心地解释说，纳粹和苏联的条约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同盟关系，不如说是西方在慕尼黑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所致。 人们对战争歇斯底里的反应让希瓦利埃忧心忡忡，这股浪潮似乎正在把“多年的自由主义者变成反动分子，把爱好和平的人变成战争贩子”。一天大半夜，参加完美国作家联盟的会议后，希瓦利埃在回家路上顺便去了奥本海默的寓所。那时奥本海默还没睡，他正在准备一个物理学讲座。奥本海默先请他喝了一杯，然后希瓦利埃说明了来意，他需要奥本海默协助编辑一本由联盟赞助的反战小册子。为了帮朋友忙，奥本海默坐下来读了手稿。读完后，他站起来说：“这不行。”他让希瓦利埃坐在他的打字机前，然后他开始口述全新的稿件。一小时后，希瓦利埃带着“一份全新的文稿”离开了。 奥本海默本人并不是美国作家联盟的成员，他编辑这本小册子只是出于友情。在重新起草后，这本小册子慷慨激昂地主张美国远离欧洲战争。奥本海默也许还在1940年2月和4月分别帮助撰写或编辑了另外两本小册子，它们的标题都是“致同仁书”，署名均为“加州共产党高校教工委员会”。这些小册子旨在解释欧洲战争的后果，1 000多份小册子被寄给了西海岸各大学的人员。 据希瓦利埃说，奥本海默不仅起草了这些报告，还承担了印刷和寄送的费用。这些小册子的存在，还有希瓦利埃的声明，都成了奥本海默党员身份之争的一部分。戈登·格里菲思证实了希瓦利埃关于奥本海默参与了这些小册子制作的说法。“它们是用昂贵的铜版纸印制的，毫无疑问是奥比付的钱。他不是唯一的作者，但他对它们感到特别自豪……行文中没有艰涩的术语，文笔优雅，内容令人信服。” 1940年2月20日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欧洲战争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自己的政治发展进程。在过去的一个月，罗斯福新政遇到了一些怪事。我们眼见它受到了攻击，而且越来越必然的是它会遭到抛弃。自由派人士对民主阵线运动越发感到气馁，而红色迫害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全民运动。反动势力蠢蠢欲动。” 希瓦利埃在一次采访中坚称这些都是奥本海默特有的语言。“你能认出他的风格，他有一些写作习惯，用一些特定的词。比如，‘越来越必然’，这就是他的典型用词。在这样的语境中，你通常不会看到有人用‘必然’这个词。”但是，希瓦利埃的证据过于单薄，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奥本海默就是小册子的作者，但它确实表明奥本海默可能参与了草稿的编辑。虽然“越来越必然”听起来确实像奥本海默的风格，但小册子中的其他许多内容显然并非出自他手。 这些“报告”中究竟提出了哪些观点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罗斯福新政及其国内的社会改革辩护： 美国共产党因为支持苏联的政策而受到攻击，但在美国彻底消灭共产党并不能扭转这些政策，它只能压制那些明确反对美苏战争的声音。这些攻击能做的和要做的是干扰民主力量、破坏工会，特别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这会导致救济被削减，导致那些关乎和平、安全和就业的伟大计划被迫中止，而这正是建立民主阵线的基础。 1940年4月6日，加州共产党高校教工委员会发表了另一份《致同仁书》。和第一本小册子一样，这份也没有写作者的名字。但希瓦利埃再次坚称奥本海默是这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之一。 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标准是它能保证其成员的生存。它必须使他们能养活自己，它必须保护他们免遭暴力致死。今天，失业和战争对我们的社会成员的福祉和安全构成了如此严重的威胁，以至于许多人都在质疑，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履行其最基本的义务。共产党人对社会的期许远不止于此：他们要求所有人都享有机会、法律保障和自由，这些都是过去高等文明的特征。但是，我们深知，如今即便我们有了知识和力量，任何忽视人类基本需求、任何基于拒绝机会均等、对人们的欲求漠不关心的文明，都不可能是正直或繁荣的文明。 与2月的那个小册子一样，报告的重点依然是国内问题。报告审视了全国数百万失业者的困境，还抨击了加州和全国的民主党官员削减福利救济预算的决定。“减少救济和同时增加军备预算不仅是数字上的此消彼长。罗斯福放弃社会改革计划，过去对工人运动的支持现在变成了攻击，还有筹备对外战争，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这本小册子指出，1933—1939年，罗斯福政府“一直实行社会改革政策”，但自1939年8月以来，“没有提出任何一项新的积极的改革举措……在面对反动派的攻击时，也没人为过去的措施辩护”。罗斯福政府曾经对马丁·戴斯领导下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滑稽行为表示“厌恶”，现在却在“纵容”这些反动派。罗斯福政府曾经捍卫劳工组织、公民自由和失业者，现在却攻击像约翰·l.刘易斯这样的劳工领袖，还将大笔资金投入军备。 至于罗斯福本人，小册子的作者曾经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进步分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反动分子”，甚至是“战争贩子”。这种转变源于欧洲的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很有可能当战争结束时，欧洲将变为社会主义的天下，大英帝国将不复存在。我们认为罗斯福正在扮演维护欧洲旧秩序的角色，如果需要的话，他打算利用这个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生命来实现这个目标。” 如果说奥本海默真的参与了第二本小册子的写作，那么他在其中已经抛弃自己一贯的理性。有没有可能他确实认为罗斯福是一个“战争贩子”？在这一时期，奥本海默有一次在书信中提到总统时表现出对罗斯福的失望，但远未到对他口诛笔伐的地步。如果奥本海默参与起草了这些小册子，那么他的文字透露出的主要是对时局的忧虑，他担心的是在浩劫边缘摇摇欲坠的世界对国内政局产生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末，奥本海默已是资深教授，也是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他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讲，并在公众请愿书上签名。他的名字还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旧金山当时在政治上严重两极分化，尤其是码头工人的罢工使得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强硬。当保守派开始反攻时，奥本海默深知他的政治活动可能给大学声誉造成影响或有潜在影响。事实上，1941年春，他向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威廉·福勒透露：“我可能会失业……因为下周加州大学将因激进主义活动接受调查，而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来者不善，他们可不怎么喜欢我。” “加州大学是一个很惹眼的目标，”奥本海默以前的研究生马丁·d.卡门说，“奥本海默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经常直言不讳，也非常活跃。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些担忧，甚至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沉默一段时间。然后，一旦再有什么事情激发了他……他就又变得活跃起来。所以他也是起起伏伏。” 希瓦利埃断言奥本海默在1940年时仍同情共产党，但是其他朋友发现此时奥本海默对苏联的幻想破灭了。1938年，美国报纸一直在报道由斯大林发起的针对苏共内部数千名所谓叛国者的政治迫害。“我读过对苏联肃反运动中那些审判的报道，虽然不是很详细，”奥本海默在1954年写道，“所有人都在谴责苏联的体制。”他的朋友希瓦利埃在1938年4月28日的《工人日报》上欣然签署了一份声明，称赞苏联当局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叛徒们”的审判，而奥本海默从没有为斯大林滥杀无辜的肃反运动辩护过。 1938年夏，在苏联待过几个月的物理学家乔治·普拉契克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到奥本海默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牧场拜访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就苏联的局势进行了几次长谈。“苏联可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告诉起初“满腹狐疑”的奥本海默。他们谈到了奥地利工程师亚历克斯·韦斯伯格的案子，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仅仅因为与普拉契克和魏斯科普夫有联系而突然被捕。“这绝对是一次让人不寒而栗的经历，”魏斯科普夫说，“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拒绝承认认识我们。”魏斯科普夫告诉他的朋友：“情况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简直是深陷泥沼。”奥本海默追根究底地问了一些问题，显然他们的讲述让他非常不安。 16年后的1954年，奥本海默对审问他的人解释说：“他们的描述在我看来非常可靠、冷静理智又真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从他们有限的经验来看，苏联也到处都在进行肃反运动，笼罩在恐怖之中……” 然而，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仅凭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消息，奥本海默就会改变自己的原则或者不再同情美国左派。显而易见，正如魏斯科普夫记得的那样，奥本海默“仍然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他信任魏斯科普夫。“他对我感情深厚，”魏斯科普夫回忆说，“这让我深受感动。”奥本海默知道，作为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士，魏斯科普夫说这番话绝不是因为反感左派。“我们深信社会主义是理想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 尽管如此，魏斯科普夫还是认为奥本海默的信念第一次发生了真正的动摇。“我知道这些对话对奥本海默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周，这是他告诉我的……从那个周末开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渐行渐远。”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对希特勒的威胁一清二楚……1939年，奥本海默已经远离那个共产党小组了。” 听说魏斯科普夫和普拉契克的经历后不久，奥本海默向琼·塔特洛克的老朋友伊迪丝·阿恩斯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奥比说，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政治信仰很坚定，他需要找人聊聊。”奥本海默解释说他从魏斯科普夫那里听说了许多苏联物理学家被捕的事情，他说他不愿意相信这些消息，但也无法置之不理。“他既沮丧又不安，”阿恩斯坦后来写道，“现在我明白他当时的感受了，但那时我对他轻信他人嗤之以鼻。” 那年秋天，一些朋友注意到，奥本海默不再像以前那样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只在私下里和一些好友讨论政治。1938年11月，费利克斯·布洛赫写信给伊西多·拉比说：“奥比很好，他向你问好。老实说，我不认为是你让他偃旗息鼓的，但是至少他不再高声赞美苏联，这已经是进步了。” 虽然奥本海默与共产党员的关系有起有伏，但是他一直很倾心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是罗斯福的热心支持者。欧内斯特·劳伦斯回忆说，就在1940年总统大选前几天，奥本海默还极力游说他。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老朋友怎么还在犹豫不决。那天晚上，他为支持罗斯福第三次连任进行了充满激情的辩护，劳伦斯最终承诺再次投票给罗斯福。 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也在不断转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惨痛的战争新闻。1940年春末夏初，法国的沦陷让奥本海默感到非常苦闷。那年夏天，汉斯·贝特在西雅图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遇到了他。贝特对奥本海默的政治倾向略知一二，有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发表了一次“充满雄辩的演讲”，内容是巴黎沦陷后纳粹将如何威胁到整个西方文明，贝特被深深打动了。贝特回忆奥本海默在演讲中说：“我们必须捍卫西方价值观，反对纳粹。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不能再和共产党打交道了。”多年后，贝特告诉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我认为，他同情极左翼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苏德签订的条约让大多数同情共产党的人无所适从，他们在对德战争中完全置身事外，直到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但就在纳粹入侵苏联的前一年，法国的沦陷让奥本海默大受震撼，这成了他心中的头等大事。” 1941年6月22日，周日，希瓦利埃夫妇和奥本海默在海滩野餐后开车回家，这时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纳粹入侵苏联的消息。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在熬夜听最新的新闻简报，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希瓦利埃回忆说，奥比说希特勒犯了大错。奥本海默认为，希特勒转头反攻苏联等于“一举击破了在自由主义者和政界中盛传的流言，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是同一极权主义哲学的两个不同版本”。现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将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盟友而受到欢迎。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都认为早应如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突然陷入了战争。希瓦利埃回忆道：“我们在伯克利的小组也不免会体现出整个国家的气氛变化。”希瓦利埃表示，该小组“仍不定期举行会议”，不过由于奥本海默行程繁忙，他本人很少参加会议。希瓦利埃写道：“当我们见面时，我们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战事发展和后方的情况。” 希瓦利埃一直坚持认为，作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直到奥本海默1943年春离开伯克利时，他都和自己持有同样的左翼政治观点：“我们都有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的立场从未动摇，从未犹疑，一直坚如磐石。”但希瓦利埃很清楚，奥本海默并不执迷意识形态。“他不盲目，没有狭隘的党派偏见，不会机械地固守某条路线。” 希瓦利埃口中的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个不受党章约束的左翼知识分子，但是后来，当他开始动笔写自己和奥本海默的友谊时，希瓦利埃又想要暗示一些别的信息。1948年，希瓦利埃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大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致力于制造原子弹的杰出物理学家，也是一个“不公开的党小组”的实际领导人。1950年，希瓦利埃因为找不到出版商而搁置了未完成的手稿。但是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之后，他又拿起了笔，1959年帕特南出版公司出版了这部小说，书名起得有点儿生硬——《将成为上帝的人》。 在小说中，奥本海默的角色化名为塞巴斯蒂安·布洛赫，他想要加入共产党，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拒绝他正式入党。“塞巴斯蒂安会定期与党小组会面，在各个方面他都表现得像是一名真正的党员，其他党员也都这样看待他。但是他不交纳党费，他有自己的捐款渠道，不通过这个党小组。”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希瓦利埃将这个不公开的党小组的每周例会描绘成“大学师生中常见的话题开放的非正式研讨会”，成员们会讨论“思想和理论”、时事、“教师工会成员的活动”，以及“如何支持工会运动、罢工及在公民自由权上受到迫害的个人或团体”。作为对苏联1939年11月入侵芬兰的回应，希瓦利埃让奥本海默在小说中的化身提议，党小组要用“适合有文化、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措辞”发表阐述国际形势的文章。小说中，奥本海默的角色负担了这些文章的印刷和邮寄费用，而他也包揽了大部分写作工作。“这是他的孩子，”希瓦利埃写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又写了若干篇这样的《致同仁书》。” 这部几乎不加掩饰的影射小说销量惨淡，希瓦利埃对书评颇为不满。例如，《时代》杂志的评论家认为“小说的基调就像是一名曾经的崇拜者在践踏已经坠落的偶像”。但希瓦利埃不会就此罢休，1964年夏，他写信给奥本海默说，他写的一本关于他们友谊的回忆录已经接近收尾。希瓦利埃解释说：“我本想通过小说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美国读者并不喜欢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为了记录事实，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我们的党员身份有关，那就是1938—1942年我们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我想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件事，讲述我记忆中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你人生中最无须感到羞耻的事情，还有你对党的忠诚既深刻又真诚，这一点在你的《致同仁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读来仍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如果不给予它应有的重视，那将是一个重大疏漏。”希瓦利埃接着征询奥本海默是否反对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两周后，奥本海默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你来信问我是否有异议，我的确反对这么做。你对自己的评价让我感到意外。你对我的描述有一点无疑是错的，我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共产党小组。当然，我自己一直对此确定无疑，我原以为你也心知肚明。我已经为此一再郑重声明。为了回应克劳奇在1950年说的那些话，我曾公开表达过这一点。10年前我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你永远的朋友 罗伯特·奥本海默 希瓦利埃有理由认为奥本海默的回绝是一种警告，如果他在书中写到奥本海默加入了共产党，他可能会因诽谤被起诉。于是，在1965年出版的《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他没有妄下断言。取而代之的是，在整本书中，所谓的共产党“不公开小组”仅被写成了一个“讨论小组”。 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历史向来扭捏，所以需要真相服侍她左右”。但在这件事上，“真相”因人而异。伯克利“讨论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吗？显然，希瓦利埃对此深信不疑，但奥本海默坚称至少他本人不是。奥本海默通过共产党资助过一些事业，包括支援西班牙共和国，以及支持农场工人、公民权利和消费者保护。他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帮着出谋划策，甚至协助党内的知识分子起草立场声明，但是他没有党员证，也不交纳党费，完全不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奥本海默的朋友们或许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位党内同志，但他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约翰·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都是研究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曾写道：“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就意味着置身于一个思想僵化、与外界隔绝的世界……”罗伯特·奥本海默从未像他们写的这样。他读马克思的著作，也读《薄伽梵歌》、海明威和弗洛伊德的作品，在那个年代，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足以让他被开除党籍。简而言之，奥本海默从未认同过身为共产党员所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比他后来承认的更紧密，或者说比他记忆中的更紧密，即便如此，也远未到他的朋友希瓦利埃认定的程度。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能说明奥本海默不诚实。正如希瓦利埃向马丁·舍温解释的那样，所谓的“秘密党小组”，也就是据称奥本海默参加的那种小组，既没有正式名册或既定规则，也没有严格的管理。显然，出于组织上的考量，共产党更愿意把那些参与“秘密党小组”的人视为已对组织做出重要承诺的人。另外，每个做出“承诺”的成员都可以决定自己的投入程度，还可以随时调整，即使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像琼·塔特洛克那样。 希瓦利埃一直对共产党很忠诚，在他和奥本海默还是好友的时候，他认为奥本海默同样忠于党并不奇怪。可能奥本海默至少一度曾非常忠于共产党，但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对共产党的激情期并没维持多久。 归根到底，奥本海默一向喜欢自由地独立思考，以及自由地做出政治选择。要正确看待对共产党的忠诚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最具破坏性的一点就是未能如此。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最恰切的表述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致力于美国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平事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选择了站在左翼一边。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英国、法国、纳粹德国、意大利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会议，英法为避免战争爆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将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属于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译者注 菲利普·莫里森记得曾帮奥本海默邮寄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分析1939年秋苏联进攻芬兰。但是那本小册子至今仍未找到。 1940年4月的那本小册子出版1年多以后，奥本海默在给他的老朋友尤林夫妇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对于身边、国内还是国际上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自己的看法，简而言之，已经不能更悲观了。我认为我们会开战，罗斯福一派会战胜林德伯格这一派。我不认为我们会与纳粹交战。后来，我认为赫斯特-林德伯格的支持者们会把‘人道主义’赶出政府。我很久没看到过好消息了，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劳工组织越来越强大，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力。” 第11章 “纳尔逊，我要娶你的朋友做太太了” 她的工作就是做好奥本海默的贤内助。 ——罗伯特·瑟伯尔 到1939年年底，奥本海默和琼·塔特洛克冲突不断的关系已经破裂。尽管他们之间存在问题，奥本海默依然爱她，想和她结婚。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至少有两次差一点儿就结婚了，已经算是订婚。”但是，他经常激发出琼最糟糕的样子。他喜欢给朋友送礼的老习惯总是激怒她。琼不喜欢奥本海默一味地迎合自己，有一天她对他说：“请不要再送花了，奥本海默。”但是不出所料，下一次他去朋友家接她时，还是与往常一样拿了一束栀子花。琼看到这些花时直接把它们扔在了地上，她对自己的朋友说：“叫他快走吧，告诉他我不在这里。”罗伯特·瑟伯尔说：“她有时会消失几周，甚至几个月，回来后无情地嘲弄奥比。她会告诉他自己都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她用这种方式来刺激他。她似乎存心要伤害他，也许是因为她知道奥比很爱她。” 最终，琼做出了最后的了断。她大概和奥本海默一样固执，迷茫又心烦意乱的她拒绝了奥本海默最近的一次求婚。那时她已经在医学院学习了3年。20世纪30年代，女医生并不多见，但她决心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这样的职业选择让她的一些朋友感到惊讶，他们认为这是她鲁莽冲动的表现。不过，他们也觉得这合情合理，从她对政治的热情到她对心理学的兴趣，琼一直想用一种脚踏实地的方式帮助别人，而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符合她的气质和才智，1941年6月，琼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学位。1941—1942年，她在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实习，次年她成为旧金山锡安山医院的住院医师。 在分手后的低潮期，有人看到奥本海默和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约会，其中有哈康·希瓦利埃的小姨子安·霍夫曼和《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赫伯特·卡昂的妹妹埃丝特尔·卡昂。罗伯特·瑟伯尔还记得奥本海默交往过的6位女友，包括一个叫桑德拉·戴尔-贝内特的英国移民。他也伤过好几位姑娘的心。不过，每当琼情绪低落给他打电话时，他都会来到她的身边，劝说她走出低谷。他们仍然是最亲密的朋友，偶尔也是情人。 1939年8月，奥本海默参加了查尔斯·劳里森在帕萨迪纳举办的一个花园派对，那天午后有人介绍他认识了29岁的已婚女性姬蒂·哈里森。罗伯特·瑟伯尔碰巧目睹了这次邂逅，他看出来姬蒂立刻就被奥本海默迷住了。“那天我就爱上了罗伯特，”姬蒂后来写道，“但是我在努力掩饰。”不久，奥本海默参加了旧金山的一个聚会，他的出现让朋友们大吃一惊，因为挽着他胳膊的是姬蒂·哈里森。那天晚上，姬蒂戴着一朵鲜艳的兰花作为胸花。在场的人都很不自在，因为聚会的女主人就是奥本海默新近的情人埃丝特尔·卡昂。希瓦利埃称之为“一个并非皆大欢喜的场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琼，都以为他们俩会复合，所以他们有意冷落奥本海默身边的这位新女伴，他们觉得姬蒂看起来太轻浮，控制欲太强。多年后，奥本海默回忆说：“朋友们都很担心……”但是，当奥本海默的朋友们发现他对姬蒂并非一时兴起时，他们也只得接受。“哦，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一位女士说，“他们这样确实不像话，但至少姬蒂让他更通人情了。” 姬蒂的全名是凯瑟琳·普宁·哈里森，她身材娇小，有一头乌发，和琼一样迷人，但两人性格迥异。在见到奥本海默的朋友们的那个晚上，她佩戴兰花并非偶然；她在自己的公寓里种了一些能开出艳丽花朵的植物，戴着它们是为了彰显个性。在活泼的姬蒂身上看不到一丝忧郁，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她总是当机立断，然后继续前行。如果说琼看起来像一位爱尔兰公主，那么姬蒂则自称是货真价实的公主，只不过她来自德国皇室。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姬蒂母亲的家族与欧洲所有的王室都有亲戚关系，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常常在暑期去拜访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1910年8月8日，姬蒂出生在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叫雷克灵豪森的小镇。两年后，她到了美国，当时她的父母——31岁的弗朗茨·普宁和30岁的克特·菲塞林·普宁移民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弗朗茨·普宁是一位冶金工程师，他在一家钢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作为独生女，姬蒂的童年时期过着优渥的生活，她在匹兹堡郊区富裕的阿斯平沃尔长大。她后来告诉朋友，她的父亲是“威斯特法伦一个小公国的王子”，她的母亲与维多利亚女王有亲戚关系。她的外祖父博德温·菲塞林是汉诺威王室土地的承租人，也是汉诺威市议会的议员。从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开始，她的外祖母约翰娜·布洛奈的祖辈就一直是萨伏依王朝的王室封臣，萨伏依家族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布洛奈家族在位于今意大利、瑞士和法国等地的萨伏伊公国担任过行政长官和宫廷顾问，还拥有日内瓦湖南边一处壮丽的城堡。 姬蒂的母亲克特·菲塞林不仅貌美，而且气质高雅。她曾与表兄威廉·凯特尔有短暂的婚约，凯特尔后来担任希特勒的陆军元帅，1946年他作为战犯在纽伦堡受审并被绞死。姬蒂小时候，母亲会专门带她回欧洲拜访她的“王室”亲戚，她的父亲却让她保证永远不要谈论自己的贵族血统。然而，作为一位年轻的姑娘，姬蒂偶尔会让别人知道她的贵族出身。这家人的朋友回忆说，姬蒂曾收到德国亲戚寄来的信，收件人写的是“凯瑟琳殿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德国移民的普宁一家在匹兹堡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一名敌国侨民，弗朗茨·普宁被地方当局置于监视之下，就连小姬蒂都被邻居的孩子们排斥。姬蒂的母语不是英语，即使成年后，她也能说一口漂亮的标准德语。青春期时，她无法忍受母亲的“专横”，两人之间有很多隔阂。姬蒂是一个活力十足、热情洋溢的姑娘，对那些社会成规不屑一顾。后来，她的朋友帕特·谢尔回忆说：“她在高中时狂野得要命。” 姬蒂的大学求学生涯充满波折。她先是就读于匹兹堡大学，但不到一年她就去了德国和法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索邦大学和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然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和音乐家们混在一起。“我在学业上没花什么时间。”姬蒂回忆道。1932年圣诞节刚过，她就冲动地嫁给了其中一位音乐家，这名出生于波士顿的音乐家名叫弗兰克·拉姆塞耶。他们结婚几个月后，姬蒂看到了丈夫用镜像方式写的日记，她发现他既是瘾君子又是同性恋。后来姬蒂回到了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生物学。1933年12月20日，威斯康星州一家法院判决她的离婚生效，并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了她的法庭证词。 10天后，匹兹堡的一位朋友邀请姬蒂参加跨年夜派对。姬蒂的朋友塞尔玛·贝克说自己遇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并问姬蒂是否愿意见见这个人。姬蒂回忆说：“我们都没在生活中碰到过真正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好奇。”就这样，那天晚上她遇到了26岁的乔·达莱，他是一位长岛富商的儿子。姬蒂回忆道：“达莱比我大3岁，就是在这个派对上，我爱上了他，我一直都爱着他。”他们相识不到6周，姬蒂就离开威斯康星州搬到了俄亥俄州扬斯敦，她要在那里与达莱结婚。 一个朋友回忆道：“这个英俊的狗杂种简直太帅了。”达莱身材高挑瘦削，留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他似乎无所不能。达莱生于1907年，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能自如地弹奏古典钢琴，还精通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父母都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子女，在达莱的青春期，他父亲已经靠丝绸生意发了一笔小财。虽然达莱和他的姐妹一直都去长岛伍德米尔犹太中产社区的一个犹太会堂，但是他在13岁时拒绝了犹太教的受诫礼。他曾上过一段时间私立学校，1923年秋进入了达特茅斯学院。那时他已经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并以一种挑衅的态度竭力捍卫他所谓的“无产阶级理想”。他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个怪人，“与大学格格不入”。在大部分课程不及格后，达莱在大学二年级辍学，然后在纽约的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干得不错，他还是满怀厌恶地辞了职，名副其实地开始了他作为劳动人民的新生活。1927年8月，意大利裔的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被处决，这一事件似乎促成了达莱的转变。“如果不是1927年8月22日那两个‘意大利佬’在马萨诸塞州的电椅上被活活电死，很难说我会变成什么样。”达莱在给姊妹的信中写道。 达莱下定决心要“抹去他早年娇生惯养的生活痕迹”，他先是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又做过码头工人和煤矿工人。1929年加入共产党后，他写信给忧心忡忡的家人说：“到现在你们一定要明白，我正在做的都是我相信的、想做的、最擅长的也是最喜欢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明白我真的很快乐。”他在芝加哥待了几个月，面对数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后他遭到了芝加哥警察局臭名昭著的“红色小组”的殴打。 1932年，达莱成为俄亥俄州扬斯敦的一名工会组织者，当时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正努力在炼钢工人中组织工会，他就身处于这场激烈斗争的最前线。在与钢铁公司组织的暴徒发生冲突时，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有好几次为了阻止他在劳工集会上发言，当地警察把他关进了监狱。达莱曾一度作为共产党候选人竞选市长。姬蒂虽然是他的妻子，却只被准许加入共青团，在入团之前，她还得通过在街头叫卖《工人日报》和向炼钢工人散发传单来证明自己的决心。姬蒂回忆说：“我那时总穿网球鞋，这样我在工厂门口散发共产党的传单时，警察一来，我就能赶快跑开。” 她每周要交10美分的党费。这对夫妇住在一间破旧的寄宿公寓里，每月房租5美元。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生活全靠政府每两周发放的12.5美元救济金。走廊的另一头住过另外两位共产党骨干——约翰·盖茨和阿沃·库斯塔·哈尔伯格，哈尔伯格后来改名为格斯·霍尔，再后来升任美国共产党主席。“这所房子有一个厨房，”姬蒂后来说，“但是炉子漏了，没法做饭。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都是在一家脏兮兮的餐厅。”1935年夏，姬蒂担任共产党的“图书专员”，她的职责是鼓励党员购买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姬蒂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一直坚持到1936年，然后她告诉达莱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党就是达莱的全部生活，虽然姬蒂并未放弃她的政治信仰，但是他们之间已经开始发生争执。据二人共同的朋友史蒂夫·纳尔逊说，达莱“固执地认为姬蒂不像自己那样对党忠诚”。在达莱的眼中，姬蒂只是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明白工人阶级的立场”，而姬蒂讨厌他的居高临下。在过了两年半的赤贫生活后，姬蒂宣布他们必须分手。“贫穷让我越来越沮丧。”她回忆说。最终，1936年6月，她逃到了伦敦，她父亲在那里承接了一个建造工业熔炉的工程。有一段时间，姬蒂觉得达莱似乎杳无音信，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原来是她母亲一直在扣留达莱寄来的信件。此时姬蒂非常想和丈夫重归于好，当得知他要来欧洲时，她满心欢喜。 1937年年初，达莱决定志愿参加西班牙内战，他加入了共产党资助的一个支队，代表共和国与法西斯作战。1937年3月，他和他的老战友史蒂夫·纳尔逊一起乘坐“玛丽王后号”邮轮出发了。达莱显然还爱着姬蒂，他告诉纳尔逊他希望自己和姬蒂很快就能冰释前嫌。 当他们的船抵达法国瑟堡时，姬蒂正在码头等他们。她和达莱在巴黎待了一周，纳尔逊也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像个电灯泡，”纳尔逊回忆道，“姬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姑娘，她个子不是很高，或者说有点儿矮，金发（纳尔逊原话），非常友善。”她从伦敦带了不少钱，足够他们三个住体面的酒店，还能去高级的法国餐厅吃饭。纳尔逊记得，午餐时他一边吃着异国风味的法国奶酪，品着葡萄酒，一边听姬蒂说她多想陪达莱去西班牙战场。问题是共产党不允许家眷随军到西班牙。纳尔逊回忆起这些午餐时光时说：“达莱会叫嚷说‘这就是官僚主义，她可以做很多事，她可以开救护车’，而姬蒂也执意要去。”他们本想试着通融一下，结果白费心机，达莱在周末被迫离开了姬蒂，和纳尔逊一起奔赴西班牙。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姬蒂带着达莱和纳尔逊购置了暖和的法兰绒衬衫，羊毛衬里的手套和羊毛袜子。然后她又独自回到了伦敦，在那里等待机会与丈夫重聚。他们经常通信，姬蒂习惯每周给他寄一张自己的照片。 去西班牙的途中，达莱和纳尔逊被法国当局逮捕，4月，他们接受了审判，服完了20天监禁后才被释放。4月下旬，当达莱终于偷渡到西班牙时，他给姬蒂写信说：“我是那么爱你，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阿尔瓦塞特取你的来信。”7月，在给姬蒂的信中，他仍在积极乐观、热情洋溢地描述自己的经历：“这个国家太他妈的有意思了，这场战争太他妈的让人兴奋了，这也是所有工作里最他妈带劲儿的工作，我要让法西斯尝尝真正的厉害是他妈的什么样。” 姬蒂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丈夫的朋友纳尔逊，她还不辞辛苦地写信给纳尔逊的妻子玛格丽特讲述了他们在巴黎的那一周，当时她们俩还素为谋面。“我们那几天过得很开心，”她写道，“我认为他们还没为即将开始的艰苦行程做好准备，依然谈笑风生。”她还告诉玛格丽特，他们参加了一场有3万人参与的盛大集会，抗议西方在西班牙内战中严守中立。“因为我们听不懂集会上的演讲，所以对我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坐地铁的时候。数百名年轻的共产党领导者拦住了地铁，他们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反法西斯口号，直到他们上了车，地铁才恢复运行。每个人都加入了大合唱，当我们到格雷纳尔站时，似乎整个巴黎都在高唱《国际歌》。也许我属于那种很情绪化的人（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一幕让我突然觉得自己也高大了起来，我热泪盈眶，想大声疾呼。”姬蒂在信末的签名是“你的同志，姬蒂·达莱”。 在西班牙，达莱很快被指派为1 500人的麦肯齐-帕皮诺营的“政治委员”，这支以加拿大人为主的部队当时从林肯支队吸收了许多美国志愿者。那年夏天，他和他的部下开始了军事训练。“嘿，当你站在重机枪后面的时候，那感觉别提多带劲儿了！”他写信给姬蒂说，“你知道我一直那么喜欢黑帮电影就是因为机枪的声音。所以你就能想象出当我能亲手操作它们的时候，我得多开心。” 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在战争中并不顺利。德国和意大利向西班牙法西斯提供了飞机和大炮，达莱和他的士兵在人数和武器上都不占优势。而且，达莱很快就发现，西班牙的左翼力量被激烈的甚至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削弱了。1937年5月12日达莱给姬蒂的信中所写的令人不安，他说他的西班牙共产党上级誓要“清除”军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到那年秋天，达莱开始监督对逃兵的“审判”，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被处决了。达莱本人在自己的队伍中非常不得人心，据达莱的一位朋友说，那些人对他的态度“近乎仇恨”，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根据共产国际1937年10月9日的一份报告：“一部分人公开表示了他们对达莱的不满，他们还提到了免职……” 4天后，达莱第一次参加战斗，率领他的部队向法西斯军队控制的丰特斯-德埃夫罗镇发起进攻。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位老朋友发现他独自坐在一间小屋里，屋里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达莱向他吐露了心声，说自己感到孤独，他也知道自己极其不得人心。但是他决心向他们证明自己并不是那种“在后方苟且偷生”的政治官僚，他要用第一个跨过护墙来证明自己的勇气。他的朋友认为，作为一营之长，这样做很愚蠢，但是达莱固执己见。 在战斗那天，达莱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是第一个冲出战壕的人，他向法西斯的战线仅前进了几码就被机枪射中了腹股沟。该营的机枪指挥官后来报告说：“进攻于下午1点40分开始。营政委乔·达莱跟随第一连从火力最猛烈的左翼出发，他在带兵冲锋时倒下，受了致命伤。他直到最后一刻都表现得很英勇，因为他的位置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他不让救护员接近自己。”痛苦不堪的达莱在爬回战壕时，被第二轮机枪扫射击毙。那时他还不到30岁。 史蒂夫·纳尔逊也曾在8月受伤，他在去巴黎的途中很快就听说了达莱的死讯。达莱去世前曾写信给姬蒂，告诉她纳尔逊会经过巴黎，所以姬蒂决定从伦敦出发去见他。她原计划从巴黎继续前往西班牙。纳尔逊知道自己必须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于是约姬蒂在她住的酒店大堂见面。“她整个人都垮了，”纳尔逊回忆说，“她瘫倒在地，紧紧抓住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成了达莱的替身。她抱着我痛哭，我也不能自已。”当姬蒂悲痛地哭喊着“现在我该怎么办”时，纳尔逊顾不上多想就请她搬回纽约与他和妻子玛格丽特同住。可是姬蒂本来还想去西班牙的医院做一名义工，纳尔逊一再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她才同意了他的提议。 姬蒂回到了美国，此时27岁的她已经成了一位共产党战争英雄的遗孀。美国共产党想让人们永远铭记达莱的牺牲。党主席厄尔·白劳德写道，达莱是“为反法西斯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之一。作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来自常春藤盟校的党员，达莱为工人阶级事业献出了生命。征得姬蒂的同意后，美国共产党将达莱给妻子的信结集成册，于1938年出版了《西班牙来信》一书。 姬蒂和纳尔逊夫妇在纽约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住了几个月。她见到了达莱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是党员。姬蒂本人后来告诉政府调查人员，她曾见过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官员，如厄尔·白劳德、约翰·盖茨、格斯·霍尔、约翰·施托伊本和约翰·威廉森。但她表示，1936年6月她离开扬斯敦时就已经不再是党员，也不再交纳党费。玛格丽特·纳尔逊回忆说：“她似乎非常不安。在我的印象里，她的精神很紧张。”其他朋友也证实，姬蒂迟迟无法走出达莱去世的阴影。 1938年年初，姬蒂去费城拜访了一位朋友并决定留在那里，她在春季学期入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修了化学、数学和生物学，她似乎终于准备要拿大学学位了。那年春天或夏天的时候，她碰到了理查德·斯图尔特·哈里森，他一位英国裔的医生，她早在十几岁时就认识他。哈里森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曾在英国行医，姬蒂碰到他时，他马上就要结束实习，获得美国的行医执照。哈里森比姬蒂年长，也不关心政治，但是他能给她目前最迫切想要的东西——安稳的生活。1938年11月23日，姬蒂与哈里森结婚了，这又是一次头脑发热的决定。她后来说，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极其失败”。她告诉一位朋友，这是一段“不般配的婚姻”，她“早就动了离他而去的心思”。不久，哈里森动身去了帕萨迪纳，他要在那里做住院医师。姬蒂则继续留在费城，1939年6月她以优异的成绩从植物学专业毕业，并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两周后，她同意跟随哈里森去加州，继续维持他们有名无实的婚姻，她说因为“他坚持认为离婚可能会毁掉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 此时29岁的姬蒂似乎终于准备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虽然她身陷一段没有前途的婚姻，但是现在她决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她的主要兴趣是植物学，那年夏天，她获得了一项研究生奖学金，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她的理想是获得博士学位，或许还能成为一名研究植物学的教授。 1939年8月，她和哈里森参加了在帕萨迪纳举行的一次花园派对，她就是在那里遇到的奥本海默。那年秋天，姬蒂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但是她难以忘怀那个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的高个子年轻人。几个月后，他们又见面了，而且两人开始约会，尽管姬蒂是有夫之妇，但他们并没刻意隐瞒这段婚外情。经常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乘坐奥本海默的克莱斯勒轿跑车。“他会和这个可爱的姑娘同乘一辆车（到我办公室附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的医生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道，“她非常迷人，身材娇小，瘦得像麻秆。他们分别前会给彼此深情一吻。奥本海默总是戴着那顶卷边平顶矮帽。” 1940年春，奥本海默毫无忌惮地邀请理查德·哈里森和姬蒂到佩罗卡连特过暑假。哈里森医生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去了，但是他仍然鼓励姬蒂去。正好瑟伯尔夫妇也收到了奥本海默的邀请。瑟伯尔夫妇从罗伯特·瑟伯尔任教的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出发，当他们开车经过伯克利的时候，奥本海默说他邀请了哈里森夫妇，但是理查德·哈里森来不了了，“姬蒂可能会一个人来。你们可以顺路捎上她，你就看着办吧。不过这么做也可能会比较麻烦”。姬蒂迫不及待地和瑟伯尔夫妇上路了，她在牧场待了整整两个月。 姬蒂刚到一两天就和罗伯特——她坚持叫他罗伯特——骑马到了凯瑟琳·佩奇位于洛斯皮诺斯的度假牧场。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骑马回来。没过几个小时，佩奇也跟来了，1922年夏，年轻的奥本海默也曾对她无比迷恋，佩奇一边调皮地把姬蒂的睡衣还给她，一边解释说这件睡衣可是在洛斯皮诺斯牧场奥本海默的枕头底下找到的。 那年夏末，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哈里森医生，他告诉哈里森他的妻子怀孕了。这两个男人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哈里森和姬蒂应该离婚，然后奥本海默就可以娶她为妻。整件事都处理得克制礼貌。哈里森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和奥本海默夫妇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对性的观念都很现代。 尽管罗伯特·瑟伯尔目睹了1940年夏的那段风流韵事，但是当他10月从奥本海默那里得知他要结婚的消息时，仍然大吃一惊。听到这个消息时，瑟伯尔都不确定奥本海默要娶的究竟是琼还是姬蒂，他觉得两人都有可能。当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听说他和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私奔了，他们感到既震惊又愤慨。奥本海默算不上是一个花花公子，不过他会被那些迷恋他的女人强烈地吸引。所以，姬蒂让他难以自拔。 194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伯克利举行了一场为西班牙内战难民募捐的活动，奥本海默碰巧与史蒂夫·纳尔逊同台演讲，刚到旧金山的纳尔逊从未听说过奥本海默。作为主讲人，奥本海默说，法西斯在西班牙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欧洲全面战争的爆发。他认为，像纳尔逊这样曾在西班牙服役的人是在与西方的拖延态度做斗争。 演讲结束后，奥本海默找到纳尔逊，他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说：“纳尔逊，我要娶你的朋友做太太了。”纳尔逊根本想不出他说的人是谁，于是奥本海默解释说：“我要和姬蒂结婚了。” “姬蒂·达莱！”纳尔逊喊道。自从姬蒂与他和玛格丽特在纽约分别，他们就失去了联系。“她就坐在大厅后面。”奥本海默说完就示意姬蒂过来。两位老朋友拥抱在了一起，他们还说好了要聚一聚。不久之后，纳尔逊一家来到奥本海默家一起野餐。那年秋天，姬蒂搬到了内华达州里诺，按照法院规定住了6周。1940年11月1日，她在那里拿到了离婚令。就在当天，她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与奥本海默结婚了，一名法院门卫和一名当地书记员作为见证人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名。当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伯克利时，姬蒂已经穿上了孕妇装。 11月底，玛格丽特·纳尔逊打电话给姬蒂，说她刚刚生了一个女儿，他们给孩子取名为乔茜，以纪念乔·达莱。姬蒂随即邀请纳尔逊一家来做客，还把新房子里空出的卧室给他们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尔逊夫妇经常到奥本海默家做客，不过随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来得越来越少。若干年后，他们的孩子还曾一起玩耍。纳尔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还会时不时地在伯克利见到奥比，因为我负责与大学里的人合作，让他们主持课程和讨论。”他们还曾单独见面。比如，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录音显示，奥本海默在1941年10月5日周日曾与纳尔逊会面，主要是为了给他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这是给农场工人罢工的捐款。但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政治范畴。1942年11月，当乔茜·纳尔逊满两岁时，奥本海默令人意外地出现在了他们家门口，他还给孩子带来了礼物。玛格丽特对这一友好的举动感到“震惊”和感动，她觉得：“尽管他才华出众，他身上依然有浓浓的人情味。” 尽管有孕在身，姬蒂仍然没有中止她的生物学研究，她还一直跟朋友们说，她仍然打算成为一名植物学家。玛格丽特·纳尔逊说：“姬蒂对自己将要回学校上学这件事非常兴奋。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尽管姬蒂和奥本海默都对科学感兴趣，但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他温柔平和，”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回忆说，“她强势、果敢、好斗。但是，往往互补的性格会造就一桩美好的婚姻。” 奥本海默的大多数亲戚都对姬蒂颇为反感。一向直言不讳的杰姬·奥本海默始终认为她是“一个婊子”。杰姬认为姬蒂总想切断奥本海默和朋友们的联系，这一点让人很愤怒。几十年后，杰姬终于将自己的敌意一吐为快，她回忆说：“她不能忍受与任何人分享奥比。姬蒂是个阴谋家，如果她想要什么，她总能得到……她是个骗子。她所有的政治信仰都是装装样子，她所有的想法都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老实说，我这辈子没见过几个真正称得上邪恶的人，她就是其中之一。” 姬蒂的确说话尖刻，也因此得罪了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姬蒂“聪明伶俐”。希瓦利埃认为她的聪慧主要来自直觉，而不是精明狡猾或思想深邃。罗伯特·瑟伯尔回忆说：“大家对姬蒂的党员身份议论纷纷。”但她确实让奥本海默过上了安稳的生活。瑟伯尔说：“她的工作就是做好奥本海默的贤内助，从那时起这就成了她的人生中压倒一切的事情。” 在仓促成婚后不久，奥本海默和姬蒂在学校北面的凯尼尔沃思巷10号租了一所大房子。奥本海默卖掉了他那辆老旧的克莱斯勒轿跑车，然后送给了自己的新娘一辆新的凯迪拉克，他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投弹瞄准器”。姬蒂说服丈夫穿上了更符合他身份的服装，于是，奥本海默开始穿粗花呢夹克和昂贵的西装，但他还保留了那顶棕色的矮帽。后来他曾承认婚后生活“让人感到喘不过气”。在这一时期，姬蒂喜欢烹饪且厨艺甚佳，所以他们经常请客吃饭，他们会邀请那些亲密的朋友，如瑟伯尔一家、希瓦利埃一家和其他伯克利的同事。他们的酒柜里总是满满当当的。玛格丽特·纳尔逊记得，有一天晚上聊天时，姬蒂承认：“他们在酒水上的花费甚超过了在食物上的花费。” 1941年年初的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哈佛和剑桥时的朋友约翰·埃兹尔顺道来吃晚饭。埃兹尔现在是化学教授，他已经10多年没见过奥本海默。奥本海默的变化让他大吃一惊，他在剑桥和科西嘉岛认识的那个内向的男孩现在已经颇有威风。埃兹尔回忆说：“我觉得他显然比以前强大多了，他早些年经历的内心危机无疑已经得到解决，他的内心变得越发坚定。我感到了一种自信和威严，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仍然有些紧张和不放松……他凭直觉就能触及和发现大多数人哪怕耗时费力都未必能理解的东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物理学上，也体现在其他领域。” 那时，奥本海默即将为人父。1941年5月12日，他们的孩子在帕萨迪纳出生，当时奥本海默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常规的春季教学。他们给这个男孩起名为彼得，但奥本海默调皮地给他起了个绰号“普龙托”。于是，姬蒂开玩笑地告诉她的一些朋友，那个8磅重的婴儿是早产儿。姬蒂的孕期本来就过得很艰难，那个春天奥本海默还患上了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不过，到6月时，两人都恢复了健康，他们还邀请了希瓦利埃夫妇来家里做客。希瓦利埃夫妇在6月中旬到了奥本海默家，他们那里待了一周，彼此分享了各自的近况。希瓦利埃最近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成了朋友，白天他坐在奥本海默家的花园里翻译达利写的书——《我的秘密生活：达利自传》。 几周后，奥比和姬蒂主动联系了希瓦利埃夫妇，想请他们帮个大忙。奥本海默说姬蒂急需休息一下，所以他们询问希瓦利埃夫妇可否收留两个月大的彼得还有他的德国保姆，这样他和姬蒂就可以逃离这里一个月，到佩罗卡连特去休假。在希瓦利埃看来，这个请求恰好证明正如他想的那样奥本海默确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希瓦利埃夫妇立刻同意帮忙，还说他们“深感荣幸”，而且他们收留了彼得不止一个月，而是整整两个月，直到秋季学期开学时，姬蒂和奥本海默才回来。然而，这次不同寻常的安排也许给姬蒂和彼得的母子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两个的关系一直说不上亲密。彼得1岁后，朋友们甚至发现每次带他们进婴儿房的人都是奥本海默，他总是一脸骄傲和喜悦地炫耀自己的孩子。“姬蒂似乎对此毫无兴趣。”一位老朋友说。 奥本海默一到佩罗卡连特就感到精神焕发。在他们刚到的第一周，两人就开始劲头十足地在小屋屋顶上弄起了新瓦片。他们还在山里长途骑行。有一天，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姬蒂在草地上骑马慢跑时站在了马鞍上。7月下旬，奥本海默高兴地在当地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汉斯·贝特。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还是在哥廷根，奥本海默说服他去自己的牧场做客。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当奥本海默把一匹为贝特准备的马赶进围栏时，却被它踩踏到，他不得不在圣菲的医院接受x光检查。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奥本海默夫妇回来后把小彼得接回了家，他们搬进了位于伊格尔希尔1号新买的房子，那里的山丘可以俯瞰伯克利。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奥本海默只匆匆地看了一次这所房子就马上同意支付22 500美元的要价，他还花了5 300美元购买了附近的两处地块。他们的新家是一座白墙红瓦的西班牙风格单层别墅，它坐落在一个山丘上，三面都是陡峭的峡谷，峡谷里树木繁茂。他们能看到金门大桥日落的壮丽美景。别墅的大客厅铺着红木地板，带横梁的天花板有12英尺高，房间三面都有窗。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壁炉，上面雕刻着一只凶猛的狮子。客厅的每面墙都有排列成行的落地书架。从客厅的法式玻璃门可以通往一座迷人的花园，花园四周环绕着一棵棵橡树。这栋房子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车库上方还有一间供客人使用的独立套间。房子里已经有了一些家具，芭芭拉·希瓦利埃又帮姬蒂做了一些室内装饰。大家都认为这座房子设计精良，非常迷人。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里都是奥本海默的家。 姬蒂（kitty）是凯瑟琳（katherine）的昵称。——译者注 “红色小组”是警察局内专门进行反共恐怖活动的一个部门。——译者注 1码≈0.914 4米。——编者注 投弹瞄准器是军用飞机用于精确投弹的机械或电子装置。——译者注 普龙托的英文pronto是“立刻”或“马上”的意思，所以下文姬蒂才会开玩笑说彼得是早产儿。——译者注 第12章 “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 我已经不想再参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情了，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 ——罗伯特·奥本海默 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物理学家，他与欧内斯特·劳伦斯共事。1939年1月29日是个周日，当时阿尔瓦雷斯正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读《旧金山纪事报》，他突然看到一篇通讯社报道说两名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成功地证明了铀核可以分裂成两个或更多部分，他们用中子轰击铀（最重的元素之一）来实现裂变。阿尔瓦雷斯被这一进展惊呆了，他“中途打断理发师，然后一路跑到辐射实验室去宣布这一消息”。当他告诉奥本海默时，奥本海默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他走到黑板前，用数学方法证明裂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认为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但是第二天，阿尔瓦雷斯成功地在自己的实验室重复了这个实验。“我邀请奥本海默过来看示波器上的脉冲波形，先是非常小的、天然α粒子脉冲，然后是高高的、尖峰状的裂变脉冲，后者比前者大了25倍。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奥本海默不仅认可了这个反应真实存在，还推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中子释放出来，这些中子可以用来分裂更多的铀原子，从而产生能量或制造炸弹。看到他思维如此敏捷，着实令人惊讶……” 几天后，奥本海默写信给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威廉·福勒说：“核裂变的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最先在报纸上看到，然后又发电报打听内幕消息，现在已经有很多报道了……许多细节仍不明确：理论上会出现的寿命很短的高能β粒子在哪里？铀核裂变有几种方式？是随机的，还是像人们猜测的以某些特定方式？我认为这是令人兴奋的发现，它不像发现正电子和介子那样让人感到稀奇，但是它有很大的实用价值。”面对一个如此重大的发现，奥本海默的兴奋之情难以自已。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威胁。“因此，我认为，一个边长10厘米的氘化铀立方体（如果有办法在不捕获中子的情况下减慢中子速度）就可能把一切化为灰烬。”他在给乔治·乌伦贝克的信中写道。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周，21岁的研究生约瑟夫·温伯格敲响了勒孔特厅219室的房门。温伯格狂妄自大又固执己见，去年年中，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学教授格雷戈里·布莱特已经叫他卷铺盖走人。这位教授告诉温伯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接受像你这样的疯子”的地方。布莱特还说温伯格与奥本海默是绝配，虽然温伯格抗议说他读不懂的论文只有奥本海默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温伯格回忆道：“门后传来极其嘈杂的声音，所以我非常用力地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人伴着浓烟和嘈杂声出来了，然后一切又被关在了门后。” “你有什么事？”那人问温伯格。 “我找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年轻的温伯格说。 “我就是。”奥本海默回答道。 温伯格依然听到门里有人在兴奋地大喊大叫，争论不休。 “你来这儿干什么？”奥本海默问。 温伯格解释说他刚从威斯康星州来。 “那么，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在格雷戈里·布莱特教授那里工作。”温伯格回答说。 “这是在撒谎，”奥本海默厉声说，“这是你说的第一个谎。” “什么？” “你现在在这里，”奥本海默解释道，“你没有在他身边工作，你已经离开他了。” “这么说确实更准确。”温伯格承认道。 “很好，”奥本海默说，“祝贺你！ 来和我们一起疯狂吧。” 奥本海默把温伯格介绍给了欧内斯特·劳伦斯、莱纳斯·鲍林，以及他的几个研究生：哈特兰·斯奈德、菲利普·莫里森和悉尼·m.丹科夫。能见到这些物理学领域的杰出人物让温伯格惊讶不已，他后来回忆说：“到处都是鼎鼎大名的人，太不可思议了。”后来，温伯格与莫里森和丹科夫一起出去吃午饭，他们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哈特兰餐厅，然后围坐在桌子旁讨论了尼尔斯·玻尔发来的一封电报，玻尔在电报里提到了新发现的裂变反应。有人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开始根据连锁反应的理论绘制炸弹草图。温伯格说：“我们根据现有数据设计了一枚炸弹。”菲利普·莫里森做了一些初步的计算，他的结论是这样行不通，因为链式反应会在爆炸前停止。温伯格回忆说：“你看，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铀最终可被分离提纯到更高的浓度，这肯定能产生裂变。”莫里森回忆说，他们讨论完还不到一周，他走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就看到黑板上“有一幅潦草不堪的草图，那是一枚炸弹”。 温伯格来的第二天，奥本海默就坐下来和他讨论他的研究方向。“既然你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揶揄道，“那么你到底都做过些什么？”温伯格慌张地回答说：“您是指最近吗？”奥本海默的身体往后一靠，大笑起来。其实，他并没指望一个新来的研究生能做出什么原创性的研究。但是，温伯格自告奋勇地提出他正在研究一个理论问题，就在他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奥本海默打断他说：“你肯定已经写成论文了吧？”然而，温伯格还没有动笔，但他轻率地答应第二天早上就写好论文。温伯格回忆说：“他看着我，然后冷冷地说：‘那早上8点半如何？’”温伯格被自己的自大害苦了，他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写那篇论文。他转天从奥本海默那里拿到批改好的论文，扉页上潦草地写着一个十分拗口的词——“snoessigenheellollig”。 “我看着他，”温伯格回忆说，“他说：‘你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虽然温伯格知道这个词是荷兰俚语，但是他最多只能判断出这是一句褒奖。奥本海默咧嘴一笑，解释说这个词大致翻译过来就是“好极了”。 “那为什么要用荷兰语？”温伯格问道。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我也不敢说。”奥本海默回答道。然后他转身离开房间，随手关上了门。可是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奥本海默把头探进来说：“我真不应该告诉你，不过也许我有义务告诉你，原因就是这篇论文让我想起了保罗·埃伦费斯特。” 温伯格听完目瞪口呆。他深知埃伦费斯特的声望，所以也能明白奥本海默的意思。“这是他对我唯一的一次赞美……他喜爱埃伦费斯特，因为埃伦费斯特有法子言简意赅地把事情讲得一清二楚、机智诙谐又意味深长。”就在同一周，奥本海默取消了一个安排好的研讨会，让温伯格汇报他的这篇论文，这让温伯格受宠若惊。但是报告结束后，似乎为了让温伯格不要太自我膨胀，奥本海默又冷嘲热讽地说他讲的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他还提到了“成年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他建议温伯格马上着手去做。温伯格乖乖地花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详尽的计算。最后，他不得不向奥本海默报告说，他无法证实在他最初的简单的论证中预测到的经验关系。“现在你已经得到一个教训，”奥本海默对他说，“有时候，复杂的、学术的、成年人的方法反而不如简单、幼稚的方法好。” 在前往伯克利之前，温伯格就已经是玻尔的忠实信徒。像许多物理学家一样，他被这门学科吸引主要是因为它能打开通向真知灼见的大门，这些见解关乎事物本质，也充满哲学意味。“我喜欢鼓捣自然法则的乐趣。”温伯格说。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曾考虑放弃物理学，直到一个朋友鼓励他读尼尔斯·玻尔的经典著作——《原子理论和自然的描述》，他才没有放弃。温伯格说：“读了玻尔的作品，我和物理学重归于好，它真的让我重燃热情。”在玻尔的笔下，量子理论成了对生命的欢庆。温伯格刚到伯克利的那天，碰巧对菲利普·莫里森提到玻尔的著作是他眼中少数几本值得随身携带的书。莫里森听完突然大笑起来，因为在伯克利的奥本海默小圈子里，玻尔的小书被视为“圣经”。温伯格在这里欣喜地发现“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当学生遇到困难，无法完成论文时，奥本海默也会亲自操刀。1939年的一个晚上，他邀请约瑟夫·温伯格和哈特兰·斯奈德到他在沙斯塔路的寓所。这两个年轻的研究生在合作一篇论文，但是他们觉得无法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温伯格回忆说：“他照例给我们喝了威士忌，放了点儿音乐，以免我无所事事。斯奈德在四处翻书看，而奥比则坐在打字机前。半小时后，他敲出了最后一段话，一个精彩的段落。”这篇题为“标量和矢量场的静止状态”的论文于1940年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奥本海默讲课时总会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但就像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一样，他对公式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视。作为奥本海默眼中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温伯格认为数学公式就像攀岩者的临时抓点，每个抓点都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下一个抓点的位置。温伯格说：“抓点记录了每一次攀爬的轨迹，但是它无法告诉你岩石的形状。”对温伯格和其他人来说，“上奥比的课就像在一小时内目睹了5~10次闪电，它们稍纵即逝，你很容易就会错过。如果你总执着于黑板上的公式，你甚至会对它们浑然不觉。这些电光石火的瞬间通常都是一些深入本质的哲学见解，它们将物理学放在人类的语境中去理解”。 奥本海默认为，没有人可以只从书本上学习量子力学，解释量子力学时那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锋打开了理解的大门。他每次讲课都不一样，温伯格回忆道：“他对听课的人总是明察秋毫。”奥本海默会观察听众的表情，一旦他察觉到他们有哪些不懂的地方，就会马上彻底改变自己的讲授方式。有一次，他专门就某个问题讲了一节课，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学生会对此感兴趣。课后，那个学生冲到他面前说希望能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奥本海默回答说：“很好，这就是我上这节课的目的。” 奥本海默的课从来没有期末考试，但是他布置了大量的作业。他的授课风格与苏格拉底正好相反，“他总是语速飞快。”埃德·葛雷乔伊回忆道，1938—1942年，他在奥本海默那里读研究生。学生们可以随时提问、打断奥本海默。“他通常会耐心地回答，”葛雷乔伊说，“除非这个问题听上去就愚不可及，这时他的回答可能会相当刻薄。” 奥本海默对一些学生很粗鲁，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却很温柔。有一天，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温伯格随手翻了翻屋子中央桌子上堆放的论文。他挑出一篇论文读了开头，全然不觉奥本海默恼怒的表情。温伯格惊呼：“这个研究方向太棒了，我非常愿意做这个课题。”令他吃惊的是，奥本海默气冲冲地回答说：“快把它放下！放回原处！”温伯格问奥本海默自己做错了什么，奥本海默说：“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几周后，温伯格听说另一位一直没有合适的论文选题的学生已经开始着手他那天读到的课题。温伯格回忆道：“（那个学生）是一个非常温和、正派的人，但是他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不适应奥比即兴抛出的那些像火花一样充满灵感的提问，他经常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甚至不自在。没人有勇气告诉他：‘喂，这已经超出你的深度了。’”温伯格现在意识到，奥本海默是专门把那个论文题目留给了这个学生。温伯格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但是正好适合他，他因此取得了博士学位。如果奥比像对我、菲利普·莫里森或者悉尼·丹科夫那样对他，他就很难拿到博士学位了”。多年后，温伯格说，奥比对这个学生的培养就像父亲对待正在学步的孩子一样，“奥比等着他偶然间发现那个研究方案，主动提出自己感兴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他需要特别的关照，而我发誓奥比一定会给他。这体现了深切的爱、同情心，还有对他人的理解”。这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应用物理学家。 温伯格很快就成了奥本海默小圈子里的一名忠实成员。“他知道我崇拜他，”温伯格说，“我们所有人都崇拜他。”这些年来，有一些研究生把奥本海默视为恩师和偶像，比如菲利普·莫里森、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戴维·玻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用莫里森的话说，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有强烈自我意识又勇敢无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此引以为傲。他们都在学习理论物理学，也都积极地参与人民阵线的各项事业，菲利普·莫里森和戴维·玻姆等人都承认过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温伯格可能至少有一小段时间是共产党员。 菲利普·莫里森1915年出生于匹兹堡，他长大的地方离姬蒂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从公立学校毕业后，他于1936年在卡内基工学院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那年秋天，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奥本海默学习理论物理学。因为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他到校时一只腿上还戴着支架。为了养病，他小时候基本上在卧床，这期间他学会了速读，一分钟可以读五页书。读研究生时，莫里森渊博的知识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军事史到物理学，他几乎无所不知。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尽管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左翼政治观点，但他也没有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20世纪30年代末，戴尔·科森和他在伯克利共用一间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莫里森是党员。 “当时我们和共产主义组织走得很近。”戴维·玻姆回忆说。事实上，直到1940—1941年，玻姆都并不怎么同情共产党。但是，随着法国的沦陷，他发现除了共产党员，没人决心抵抗纳粹。事实上，许多欧洲人似乎更偏向纳粹而不是苏联人。玻姆说：“我觉得，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趋势。我认为纳粹是对文明世界的巨大威胁……苏联人似乎是唯一真正与之作战的人。在这之后，我开始对他们的主张有了更多同情之心。” 1942年秋末，报纸上满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报道。在那个秋天，有一阵子似乎整个战争的结局都取决于苏联人民做出的牺牲。温伯格后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每天都在与苏联人民一起受苦。“没有人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他回忆说，“即使我们看到苏联国内那些弄虚作假的事情，看到那些装模作样的审判，我们也会选择视而不见。” 1942年11月，苏联人发动攻势要将纳粹赶出斯大林格勒近郊。从那时起，玻姆开始参加共产党伯克利分部的定期会议。通常情况下，每次大概有15人参加会议。过了一阵子，玻姆发现这些会议简直“没完没了”，而且他认为他们想在“在校园里进行煽动活动”的各种计划没有多大意义。“我感觉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玻姆渐渐不再参加会议，但他仍然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和当时与他最亲密的朋友温伯格、洛马尼茨和伯纳德·彼得斯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菲利普·莫里森回忆说，和他一起参加党小组会议的有“许多党外人士，很难说哪些成员是共产党员”。这些会议经常就像大学里的闲谈。莫里森回忆说，他们的讨论“包罗万象”。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研究生，莫里森每月交纳的党费只有25美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莫里森仍然没有脱离党组织，但是就像他的许多美国党员同志一样，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他离党组织越来越远。那时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教书，他所在的党小组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服务战事，因此没时间“讨论政治”了。 1936年，戴维·霍金斯来到伯克利学习哲学。他很快就结识了奥本海默的许多学生，包括菲利普·莫里森、戴维·玻姆和约瑟夫·温伯格。一天，霍金斯在教师工会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奥本海默，霍金斯回忆说，奥本海默雄辩的口才和富有同情心的举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极为中肯，而且语言优雅，他会倾听别人，并将他们的话融入自己的发言。在我的印象中，他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如果有几个人发言的话，他会总结他们的发言。由于他的总结，之前发言的人会发现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真是了不起的天赋。” 霍金斯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弗兰克·奥本海默，和弗兰克一样，他在1937年年底加入了共产党。与奥本海默兄弟和许多学界人士一样，他对席卷加州农场的针对劳工组织的暴力行径义愤填膺。即便如此，当时他还只是偶尔参与政治活动，到1940年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像史蒂夫·纳尔逊这样的全职党内人员。和学术圈的许多人一样，霍金斯觉得有必要隐藏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很注意保密，”他说，“我们会因此失去工作。你可以是左翼分子，也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你不能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霍金斯也没有闹革命的念头。他后来说：“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技术社会，你很难想象在街上设置路障这种事情……我们自认为属于新政中的左翼力量。我们一直努力让新政向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使命。”他不仅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还准确描述了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治目标。 1941年，作为哲学系的一名初级教员，霍金斯积极参与了当地校园的政治活动。他与温伯格、莫里森等人参加了同一个学习小组，小组的活动地点都选在伯克利附近的私人住宅。“我们都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理论非常感兴趣，”霍金斯回忆说，“我对莫里森印象深刻，他和我成了亲密的朋友。” 这个小组的一些聚会是在奥本海默家。多年后，当霍金斯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时，他回答说：“据我所知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我想再次重申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显而易见，他支持过许多左翼活动。” 马丁·d.卡门也是奥本海默的追随者。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家，在芝加哥时他的博士论文与核物理有关。在短短几年内，他就和另一位化学家萨姆·鲁宾利用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发现了放射性同位素碳14。1937年年初，他跟随女友来到伯克利，欧内斯特·劳伦斯以1 000美元的年薪聘请他在辐射实验室工作。“那里就像圣城麦加，”卡门回忆伯克利时说。很快奥本海默就得知卡门是一位相当专业的小提琴手，他和弗兰克·奥本海默曾一起演出，而且他喜欢谈论文学和音乐。“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卡门说，“因为我们可以谈论物理以外的话题。”从1937年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待在一起。 和所有进入奥本海默圈子里的人一样，卡门崇拜这位富有魅力的物理学家。卡门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疯狂有点儿可爱。他非常聪明，但有些虚浮。他样样都懂，但样样不精。”有时，卡门甚至觉得奥本海默古怪的行为是精心策划的表演。卡门回忆起和他一起去埃丝特尔·卡昂家参加新年聚会的情景。在开车前往卡昂家的路上，奥本海默说他知道埃丝特尔住在哪条街上，但他忘了房子的门牌号码，他只记得是7的倍数。卡门回忆说：“于是我们开车在街上来回找了几趟，最后找到了3528号，没错，那确实是7的倍数。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他有时是不是在捉弄大家……他就是想用花言巧语哄你玩儿，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卡门不是左翼政治活动家，当然他也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和奥本海默一起参加了在伯克利举办的鸡尾酒会，在这些酒会上有为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员会和援助苏联战争进行的筹款活动。奥本海默还把他拉进了一次注定徒劳的努力，他们想在辐射实验室建立一个工会。这一切都始于壳牌公司工厂内的一场工会选举斗争，这间工厂位于埃默里维尔附近。壳牌公司有大量获得博士学位的白领员工、工程师和化学家，其中许多人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的工会组织——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联合会（faect）在该工厂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工会运动。作为对策，壳牌管理层鼓励其员工加入公司自己的工会。有一次，壳牌公司的化学家戴维·阿德尔森想借助奥本海默的声望为工会的组织活动助威。阿德尔森隶属于加州阿拉梅达县的一个专业人员党小组，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会施以援手。他猜得没错。一天晚上，奥本海默在工会发起的一次集会中发表了演说，地点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以前的一位研究生赫维·沃格的家中，当时沃格受雇于壳牌公司。在演讲中，奥本海默对美国是否会卷入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场有超过15名听众，所有人都在洗耳恭听。沃格回忆说：“他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听。” 1941年秋，奥本海默同意在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召开一次筹备会议，他还邀请了马丁·卡门参加。“我本来不想去的，”卡门回忆说，“但我说：‘好的，我会去。’”招募辐射实验室的员工加入像faect这样有争议的工会让卡门感到担忧，因为这些人现在基本上是在为美国陆军工作，并签署了安全保证书。但他还是出席了会议，听了奥本海默为工会造势的演讲。一共有15个人参加了会议，包括奥本海默的心理学家朋友欧内斯特·西尔格德、伯克利化学系的乔尔·希尔德布兰德，以及受雇于壳牌公司的年轻的英国化学工程师乔治·c.埃尔滕顿。“我们在奥本海默家的客厅里围坐成一圈，”卡门回忆说，“每个人都说：‘是啊，太棒了，太了不起了。’”轮到卡门说话时，他说：“等等，有人通知欧内斯特·劳伦斯这件事吗？我们在辐射实验室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得到劳伦斯的允许。” 卡门的反应完全出乎奥本海默的预料，他认为奥本海默对此很震惊。奥本海默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全数支持，两个小时的会议就此结束。几天后，奥本海默找到卡门说：“哎呀，我也说不好。或许是我做得不妥。”他接着解释说：“我去见了劳伦斯，他勃然大怒。”这些年来，劳伦斯的政治观点越来越保守，而现在一个共产党支持的工会想要吸纳其实验室的人，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要求知道谁是幕后主使，奥本海默坚持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是谁，他们得自己来告诉你。”劳伦斯非常愤怒，不仅因为他强烈反对自己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加入工会，还因为这事件表明他的老朋友仍然在左翼政治活动中浪费宝贵的时间。劳伦斯曾多次因奥本海默参与那些“左翼活动”而斥责他，但是奥比一再以他一贯的雄辩口才争辩说科学家有责任扶助社会上的“弱者”。 劳伦斯这么恼火还另有原因，那年秋天，他试图让奥本海默加入原子弹计划，但没有成功。劳伦斯向卡门抱怨道：“如果他能停止干这些没用的事，我们倒是可以让他参与这个项目，但要让军方接受他可绝无可能。” 1941年秋，奥本海默退出了工会组织，但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加入工会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1年多后，1943年年初，乔瓦尼·洛马尼茨、欧文·戴维·福克斯、戴维·玻姆、伯纳德·彼得斯和马克斯·弗里德曼都加入了工会（faect第25地方分部），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但是显然他们组建工会并不是基于常见的原因，例如，洛马尼茨在辐射实验室的月薪是150美元，是他以前薪水的两倍多；没人抱怨过实验室的工作条件，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这么做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意思，”洛马尼茨回忆说，“这是热血青年才会干的事……因为这个理由成立工会很荒唐。” 洛马尼茨和温伯格说服弗里德曼成为辐射实验室工会的组织者。“那只是个头衔，我什么都没做。”他回忆说。但是，弗里德曼认为原则上组建工会是个好主意，他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原子弹的用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参与炸弹的研制，却对他们努力的成果没有任何发言权。” 这个工会很快引起了陆军情报官员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对辐射实验室进行监视。1943年8月，美国陆军部接到通知说，辐射实验室里有几个人是“活跃的共产党员”。有人提到了约瑟夫·温伯格的名字。附呈的一份情报称，faect第25地方分部是一个“由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主导和控制的组织”。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也介入了此事，他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不立即制止，我认为情况将非常令人担忧。”不久之后，罗斯福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停止在伯克利实验室的组织活动。 到1943年，奥本海默早已不再参与工会的组织活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听从劳伦斯的建议，就无法获准参与一个重要的项目，他认为该项目可能有助于战胜纳粹德国。1941年秋，就在劳伦斯和奥本海默就他的工会组织活动发生争执时，劳伦斯告诉他，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曾指责自己与奥本海默讨论核裂变的计算问题，当时奥本海默并未正式参与核弹项目。 事实上，奥本海默从1941年年初就开始与劳伦斯合作，当时劳伦斯开始用回旋加速器来设计一种电磁工艺分离铀同位素——铀235，这是制造核爆炸的必要原料。奥本海默和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学家都知道，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0月授权了一个铀委员会来统筹裂变研究。但到了1941年6月，许多物理学家开始担心，德国科学界可能在裂变研究方面遥遥领先。那年秋天，出于对核弹计划进展缓慢的担忧，劳伦斯写信给康普顿，坚持让奥本海默参加计划于1941年10月21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在通用电气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实验室。“奥本海默有重要的新思路。”劳伦斯写道。劳伦斯知道人们都把奥本海默的名字与激进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又给康普顿写了一句附言向他保证：“我对奥本海默非常放心。” 奥本海默出席了10月21日在斯克内克塔迪举行的会议，他提出了制造有效的武器所需的铀235的总量，这是提交给华盛顿的最终会议报告的核心内容。根据他的计算，100千克铀235就足以产生爆炸性的链式反应。这次由科南特、康普顿、劳伦斯和另外几位与会者参加的会议对奥本海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纳粹正在向莫斯科挺进，这样的战争新闻让奥本海默感到沮丧，他急于帮助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所以他很羡慕那些去研制雷达的同事。后来，他作证时说：“直到我第一次接触到刚萌芽的原子能事业，我才发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一个月后，奥本海默给劳伦斯写了一张便条，向他保证自己不再参与任何工会活动：“……工会的事情绝不会再惹麻烦了……我还没和相关人员一一谈过，但是我交流过的人都和我们意见一致，所以你不用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尽管奥本海默停止了他的工会活动，但是就在同年秋天，他还是忍不住在一项公民自由问题上公开表明了自己强硬的立场。当时在美国东海岸，纽约政界人士、州参议员小f.r.库代尔利用自己的身份策划了一场高调的政治迫害，他针对的是纽约市公立大学里那些所谓的颠覆分子，那时库代尔是调查纽约公共教育系统的联合立法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截至1941年9月，仅纽约城市学院就解雇了28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些人是教师工会纽约分会的成员，奥本海默在伯克利也是教师工会的会员。奥本海默所在的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解雇事件。作为反击，参议员库代尔指控该组织与共产党有联系，《纽约时报》还发表社论支持库代尔的指控。 奥本海默搅进了这场政治纷争，他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抗议。在1941年10月13日的公开信中，他的语气时而彬彬有礼，时而诙谐幽默，时而讽刺挖苦，最后变成了尖锐的嘲讽。奥本海默提醒这位参议员，《权利法案》不仅保障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无论这种信仰多么激进，还保障人们以“匿名”方式用言论或文字表达这种信仰的权利。奥本海默写道：“那些身为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的教师，他们无非就是在集会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印发了（经常是匿名的）他们的观点，这些恰恰是受到《权利法案》保护的行为。”最后，他以一种挑衅的口吻说：“直到看到您的陈述及其中道貌岸然的含糊其词和红色迫害，我才相信原来那些传言是真的，您担任主席的那个委员会确实充斥着哄骗、恐吓和傲慢。” 20世纪30年代末，罗伯特·奥本海默发现自己成了核心人物，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卡门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你找到奥本海默，告诉他情况，他想一下就能说出个所以然。他总能给出内幕人士的解读。”但是从1941年开始，奥本海默发现有很多事情他也成了局外人。“突然间，”卡门说，“没人再告诉他什么内幕消息，他被排除在外。明明有大事正在发生，他却一无所知。所以他越来越沮丧，劳伦斯也很发愁，他觉得奥本海默肯定能猜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仅仅因为安全考虑就把他排除在外实在荒唐，劳伦斯认为最好能让他加入进来。我猜最终他们认为比起把他排除在项目外，让他加入更便于监视。” 1941年12月6日，周六晚上，奥本海默参加了为西班牙内战老兵举办的募捐活动。他后来作证时说，第二天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他觉得“我已经不想再参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情了，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 第13章 “速裂协调员” 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见识奥本海默那无穷的智慧，他是我们团队毋庸置疑的领袖……那种思想碰撞的体验让人难以忘怀。 ——汉斯·贝特 在每次受邀参加“铀问题”会议时，奥本海默总能有所贡献，而且经常是相当突出的贡献，这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成为会议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撇开他的政治立场不谈，奥本海默是这个科学团队的最佳人选，不仅因为他对问题的理解入木三分，对人际关系也能应付自如，而且他解决问题的热情感染了周围的人。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通过工作和社交的磨炼，奥本海默从一个局促不安的科学天才变成了一个老练又有魅力的知识分子领袖。与他共事的人很快就确信要想迅速解决制造原子弹的各种问题，奥本海默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早在1939年2月，奥本海默和美国的许多物理学家就已经知道确实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但要引起政府对此事的关注，尚需时日。在二战于欧洲爆发（1939年9月1日）的一个月前，利奥·西拉德说服爱因斯坦在一封由他起草的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名。西拉德在信中警告总统说：“可能有人会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他指出：“一颗这样的炸弹，如果用船运到港口爆炸，很可能会摧毁整个港口还有周边一些地区。”令人不安的是，他暗示德国人可能已经在研制这样的炸弹：“据我所知，实际上德国已经禁止他们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铀矿再出售铀……” 收到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后，罗斯福总统成立了一个由物理学家莱曼·c.布里格斯领导的专门的“铀委员会”。然而，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该委员会几乎无所作为。但是，在大西洋彼岸，两名作为难民居留在英国的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佩尔斯说服了战时的英国政府，让他们相信原子弹计划是当务之急。1941年春，一个代号为“莫德（maud）委员会”的英国绝密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用铀制造炸弹”的报告。该报告提示，用钚或铀制造的炸弹可能小到用现有飞机就可装载，而且两年内就可能制造出这样的炸弹。大约在同一时间，1941年6月，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致力于将科学应用在军事领域。该办公室的主席是万尼瓦尔·布什，他是一名工程师，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当时他还是华盛顿特区卡内基研究所的所长。最初，布什告诉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读了莫德委员会的报告后，布什改变了主意。1941年7月16日，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虽然研制原子弹仍然“困难重重”，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制造出这样的炸弹，它的威力将是现有炸药的成千上万倍，而且它可能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事情一下子就有了转机。布什在7月写的备忘录说服了罗斯福，他将布里格斯领导的铀委员会替换为一个直接向白宫汇报的权限更高的小组。这个代号为s-1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包括布什、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和德国人比赛，这场竞赛很可能决定战争的结局。科南特是s-1委员会的主席，他和布什一起着手调动大量的政府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为核弹项目招募科学家。 1942年1月，奥本海默得知自己可能被委派负责伯克利的快中子研究，这令他欢欣鼓舞，因为他认为该研究对整个项目至关重要。劳伦斯曾告诉科南特，奥本海默“在各个方面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把对整个项目理论的深刻见解与基本常识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有时正是项目某些地方所欠缺的……”所以在5月，奥本海默被正式任命为s-1委员会的快中子研究主任，他还有了一个新奇的头衔——速裂协调员。他即刻着手组织一个高度机密的夏季研讨会，与会的都是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的工作是勾勒出原子弹的基本设计构想。当时36岁的汉斯·贝特第一个出现在他的邀请名单上。贝特出生于德国，1935年逃离欧洲来到康奈尔大学，1937年成为该校的物理学教授。由于迫切希望贝特能够出席，奥本海默还邀请了哈佛大学的资深理论物理学家约翰·h.凡扶累克来当说客。他告诉凡扶累克：“关键在于要让贝特对此感兴趣，要让他明白我们要做的工作多么重要。”贝特当时正在研究雷达的军事用途，他认为这项工作比任何与核物理有关的项目都要实际得多。但他最终还是被说服在伯克利待了一个夏天。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当时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奥本海默还招募了他的朋友——斯坦福大学的瑞士裔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埃米尔·科诺宾斯基，以及罗伯特·瑟伯尔和他以前的几位学生。他称这群杰出的物理学家为他召集的“群英会”。 在被任命为速裂协调员后不久，奥本海默请瑟伯尔做他的助手。1942年5月初，瑟伯尔夫妇被安顿在伊格尔希尔1号奥本海默家车库二层的房间。奥本海默把瑟伯尔视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自从1938年瑟伯尔搬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他们几乎每个周日都给对方写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瑟伯尔与奥本海默形影不离，他成了奥本海默的书记员和协调员。“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瑟伯尔回忆道，“他会向两个人倾诉，要么是姬蒂，要么是我。” 1942年夏季研讨会的举办地点在勒孔特厅四层阁楼的西北角，就在二楼奥本海默办公室的上面。会议使用的两个房间有通向阳台的法式玻璃门，出于安全考虑，整个阳台都被粗铁丝网牢牢地封住。房间唯一的钥匙在奥本海默手里。一天，温伯格、奥本海默及几个物理学家坐在阁楼的办公室里，在谈话的间隙，奥本海默突然说：“哦，天哪，看！”他指了指从法式玻璃门射进来的阳光，阳光在办公桌的纸上投下的阴影清晰地勾勒出铁丝网的轮廓。温伯格说：“好像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所有人都被铁丝网的阴影笼罩着。”温伯格觉得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就像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几周过去了，奥本海默召集的“群英”越来越欣赏他的才能，他是他们的鼓动者，也是他们的发言人。爱德华·泰勒后来写道：“作为主席，奥本海默表现出一种优雅、自信、随意的风度。我不明白他这种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了解他的人都很惊讶。”贝特也赞同地说：“他能迅速把握住问题，他常常在听完一句话之后，就能理解整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他与人打交道时也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希望别人也有这种能力。” 在讨论伊始，他们先研究了历史上的一次人为爆炸：1917年，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一艘满载弹药的船发生爆炸。在这场悲剧事故中，爆炸的强度相当于5 000吨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威力，它炸毁了哈利法克斯市中心方圆2.5平方英里的面积，造成4 000人死亡。他们很快就估算出核裂变武器可以轻而易举地产生相当于哈利法克斯爆炸两三倍的威力。 随后，奥本海默把与会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裂变装置的初步设计上，这种装置必须足够小才可用于军事领域。他们很快就确定，只需一个直径8英寸的由金属球壳包裹的铀芯就足以产生所需的链式反应。但是其他设计参数还需要进行极其精确的计算。贝特回忆说：“为了找到计算方法，我们一直在发明新点子，然后又根据计算结果筛掉了大部分想法。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见识奥本海默那无穷的智慧，他是我们团队毋庸置疑的领袖……那种思想碰撞的体验让人难以忘怀。” 虽然奥本海默很快就发现在快中子反应装置设计中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空白，但大家仍无法确切计算出实际所需的核裂变物质总量，因为他们缺少确凿的实验数据。不过，就已知的数据而言，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核裂变材料用量很可能超过之前的预估，大约是4个月前向总统呈报的用量的两倍。这一差距意味着那些核裂变物质仅靠在实验室中进行少量提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大型的工业化工厂中生产。这枚炸弹将会造价不菲。 有时候，奥本海默也对能否解决这么多无法预料的难题感到绝望。他非常担心他们已经在与德国人的竞赛中落败，所以他会不耐烦地驳回任何看起来耗费时日的研究方案。当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费事的测量快中子散射的方案时，奥本海默指出：“我们最好能对散射进行快速的定性测量……兰登堡的方法这么烦琐又结果难料，在他找到答案之前，我们很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7月，他们的研讨会一度偏离了主题，因为爱德华·泰勒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氢弹或称“超级”炸弹的可行性计算。那年夏天，泰勒来伯克利时就对核裂变炸弹的可行性确信无疑，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只讨论核裂变武器，为了找点儿乐子，他开始计算一年前恩里科·费米与他共进午餐时提出的一个问题。费米注意到核裂变武器可以用来引燃一定量的氘——重氢，从而产生一种威力大得多的核聚变爆炸，进而成为一种超级炸弹。7月，泰勒的计算震惊了奥本海默的团队。他的计算表明，在核裂变武器的引燃下，仅26磅的液态重氢就能产生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泰勒认为，这种量级的爆炸还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使是核裂变炸弹，也可能会无意中点燃地球大气层，因为地球大气层的78%是由氮构成的。贝特后来说：“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一点。”但奥本海默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乘火车到东海岸，亲自向康普顿报告这个超级炸弹和泰勒关于世界末日的计算结果。他在密歇根州北部一座湖边的避暑别墅里找到了康普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康普顿后来以一种戏剧性的口吻写道，“我开车把奥本海默从火车站接到湖边，一起眺望平静的湖面。我在那里听了他的汇报……原子弹真有可能让大气中的氮或海洋中的氢爆炸吗？ ……接受纳粹的奴役也好过冒险让人类走向末日。” 在这种情况下，贝特很快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计算结果让泰勒和奥本海默确信点燃大气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这个暑期余下的时间里，奥本海默都在撰写这个小组的总结报告。1942年8月下旬，科南特开始阅读这份报告，他草草地做了笔记，标题是“原子弹进展”。按照奥本海默和他同事的说法，一个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将是“之前计算的150倍”，但它所需要的核裂变物质的临界质量是之前估计的6倍。原子弹是完全可行的，但它需要调集大量的技术、科学和工业资源。 夏季研讨会结束前的一个晚上，奥本海默邀请泰勒夫妇到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共进晚餐。泰勒清楚地记得奥本海默当时坚定地说：“只有靠一颗原子弹，才能把希特勒赶出欧洲。” 到1942年9月，奥本海默的名声已经在政府机构里传开，如果要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武器实验室挑选一位负责人，那么他应该是最佳人选。布什和科南特当然认为奥本海默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在整个夏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的眼光，但还有一个问题：军方仍然拒绝给奥本海默颁发安全许可。 奥本海默自己也意识到，他的问题之一是有许多共产党员朋友。“我要彻底切断与共产党员的联系，”他在与康普顿的电话中说，“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政府想任用我的时候也会很为难。我不想让任何事妨碍我为国家做贡献。”然而，在1942年8月，康普顿被告知，战争部已经“否决了奥本海默”。他的安全档案中记录了大量的所谓“可疑的”“与共产党的”联系。1942年年初，奥本海默自己填写过一份安全调查问卷，他列出了许多自己参加过的组织，其中一些被联邦调查局认定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尽管如此，科南特和布什还是开始给战争部施压，希望他们能够批准奥本海默和其他左翼背景科学家的安全许可。9月，他们带奥本海默去了波希米亚格罗夫。这里环境优美，周围都是巨大的红杉树，奥本海默在这里第一次参加了高度机密的s-1委员会会议。10月初，布什对战争部长史汀生的行政助理哈维·邦迪说，尽管奥本海默“在政治上绝对是左翼分子”，但他对这个项目“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被准许继续工作。 那时，布什和科南特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让军方参与这个项目。布什向美军供应部长布里恩·b.萨默维尔将军说明了情况。萨默维尔很熟悉s-1委员会的项目，他告诉布什自己已经挑选了一个人来负责该项目，而且他认为此事是当务之急。1942年9月17日，在国会听证室外的走廊里，萨默维尔遇到了46岁的陆军军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上校。格罗夫斯在新落成的五角大楼的建设中是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关键人物。现在他想执行一项海外作战任务，但萨默维尔让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得留在华盛顿。 “我不想留在华盛顿。”格罗夫斯平静地说。 “如果你能做好这份工作，”萨默维尔回答说，“它会赢得战争。” “哦，你说的是那玩意儿，”格罗夫斯说，他了解s-1委员会的项目，但他不感兴趣。那个项目的预算是1亿美元，而他在陆军建设项目上管理的资金比这多得多。但是萨默维尔已经做出决定，格罗夫斯不得不接受了他的任命，同时他还被晋升为将军。 莱斯利·格罗夫斯习惯于让别人听从自己，这是他和奥本海默的共同之处。除此之外，这两个人简直截然相反。格罗夫斯身高近6英尺，体重超过250磅，他一直在生活中表现得很强势。他态度粗鲁，直言不讳，无暇顾及外交辞令。奥本海默曾经说：“哦，确实，格罗夫斯是个浑蛋，但他是个直截了当的浑蛋！”天生的气质再加上后天的训练让格罗夫斯成了一个独裁者。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对罗斯福新政的蔑视。 格罗夫斯是一位长老会随军牧师的儿子，他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学习工程学专业，后来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他在西点军校毕业时名列全班第四，在他手下服役的人哪怕极不情愿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办事能力。在二战期间，肯尼思·d.尼科尔斯一直是格罗夫斯的助手，他说：“在我效力过的上司中，格罗夫斯将军是最浑蛋的一位。他要求最苛刻，也最挑剔。他总是发号施令，却无半句赞美。他不仅粗暴无礼，还喜欢讽刺挖苦。他无视所有常规的组织流程。他确实聪明绝顶。在需要迅速做出艰难的抉择时，他也颇具胆识。他是我认识的最自负的人……我和其他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我们仍能互相理解。” 从1942年9月18日起，格罗夫斯正式负责了原子弹计划，它被官方命名为“曼哈顿工程区”，但通常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就在当天，他安排购买了1 200吨高品位铀矿石。第二天，他下令在田纳西州橡树岭购买了一块地皮，用于建设铀加工厂。当月晚些时候，他开始在全国各地考察所有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的实验室。1942年10月8日，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主持的午餐会上见到了奥本海默。不久之后，罗伯特·瑟伯尔看到格罗夫斯在尼科尔斯上校的陪同下走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格罗夫斯脱下他的军装外套递给尼科尔斯，然后说道：“把这个拿走，找一家干洗店把它洗干净。”看到上校军官被当跑腿小弟使唤，瑟伯尔感到很震惊，他说：“这就是格罗夫斯的作风。” 奥本海默明白，格罗夫斯手中握有曼哈顿计划的入场券，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展现自己的魅力和才华。虽然奥本海默的表现无懈可击，但是最打动格罗夫斯的是他那“自负的野心”，格罗夫斯认为这一点会让奥本海默成为一个可靠的甚至容他摆布的合作伙伴。此外，奥本海默的一个建议也让格罗夫斯心动，即新实验室应该设在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而不是大城市，这个想法正好符合格罗夫斯对安全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格罗夫斯喜欢奥本海默这个人，他后来告诉记者：“他是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劳伦斯虽然非常聪明，但他不是天才，他只是勤勉刻苦。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奥本海默无所不知，你聊什么，他都有的说。嗯，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他对体育就一无所知。” 奥本海默认为制造原子弹需要对各种各样的跨学科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格罗夫斯考察实验室的过程中，奥本海默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有这种认识的科学家。奥本海默指出那些在普林斯顿、芝加哥和伯克利进行的快中子核裂变研究有时属于重复劳动，这些科学家需要集中起来通力合作。这一点同样打动了工程师出身的格罗夫斯，当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中心实验室的想法时，他频频点头。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可以着手处理化学、冶金、工程和军械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关注”。 在他们初次见面一周后，格罗夫斯让奥本海默飞往芝加哥，在那里他们可以一起乘坐20世纪有限公司的豪华客运列车前往纽约。两人在火车上继续着他们的讨论。那时，格罗夫斯内心已经把奥本海默作为中心实验室主管的候选人。不过他认为奥本海默作为候选人有三个不足之处：第一，这位物理学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格罗夫斯认为这可能会让他在领导众多诺奖得主时难以服众；第二，他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第三，“他的政治背景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汉斯·贝特说：“没想到奥本海默会成为主管。毕竟，他没有领导一大群人的经验。”在听到格罗夫斯提名奥本海默后，所有人都反应冷淡。格罗夫斯后来写道：“那个时代的科学领袖反对我的提议，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首先，奥本海默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而现在制造原子弹需要实验和工程才能。尽管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奥本海默赞赏有加，但就连他也对格罗夫斯的选择惊讶不已。奥本海默的另一位好友、非常欣赏他的伊西多·拉比也认为他是最不可能的人选，拉比说：“他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家伙。他到哪里都穿着破旧的鞋子，戴着滑稽的帽子，更要命的是，他对仪器设备一窍不通。”伯克利的一位科学家评论道：“他连一个汉堡摊都搞不定。” 当格罗夫斯向军事政策委员会提名奥本海默时，再一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经过深入讨论后，我要求每位委员给我一个更好的人选。几周后，很显然我们没法找到比他更好的人选了。”10月底，奥本海默终于获得了任命。连讨厌格罗夫斯的拉比在二战后也不得不承认，这项任命“堪称格罗夫斯将军的天才之举，哪怕大家并不认为他是天才……我对此震惊不已”。 上任之后，奥本海默立刻开始向科学界的几位重要人物介绍他的新任务。1942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贝特说：“现在是时候写信告诉你我做的事情了，我这次到东部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工作。事实上，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订单，不过我无权透露所有的情况。我们将建一个军用实验室，地点可能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我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就可投入使用。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采取适度的保密措施的同时，还能让项目高效灵活地运转，让人愿意参与，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完成任务。” 到1942年秋，这件事几乎在伯克利校园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奥本海默和他的学生们正在研究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这是一种原子武器。他有时也会跟别人谈起他的工作，甚至包括那些点头之交。约翰·麦克特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律师，也是琼·塔特洛克的朋友。有天晚上他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了奥本海默，后来谈起那次偶遇，他依然记忆犹新：“他语速飞快，想要说明白他搞的这个爆炸装置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在我再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再随意透露任何信息。”但凡在物理系有熟人的人可能都听到过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戴维·玻姆认为：“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了伯克利的事情……轻而易举就可以拼凑出结论。” 1942年秋，年轻的贝蒂·戈德斯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读研究生，那时她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贝蒂·弗里丹。她和奥本海默的几个研究生成了朋友，并开始和戴维·玻姆约会，当时玻姆正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撰写他的物理学博士论文。几十年后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玻姆爱上了贝蒂，并把她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乔瓦尼·洛马尼茨、约瑟夫·温伯格和马克斯·弗里德曼。他们在周末聚会，有时还会在弗里丹所谓的“各种激进的学习小组”中碰面。 弗里丹回忆说：“他们都在参与一个神秘的项目，他们对此都三缄其口，因为它与战争有关。”1942年年底，当奥本海默开始招募他的一些学生时，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将被制造出来。洛马尼茨说：“我们许多人都在想：‘我的天，如果制造出这样一种武器，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它最终可能会炸毁全世界。’我们中有几个人向奥本海默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基本上是：‘那么，如果纳粹先得到它呢？’” 史蒂夫·纳尔逊是共产党与伯克利校园的联络人，他也听到过关于新武器的传闻。后来其中一些传闻还被公之于众，因为当地报纸在引述一位国会议员的话时，提到他吹嘘了正在伯克利进行的武器研究。洛马尼茨听到纳尔逊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听到有位国会议员提到这里正在研发某种大型武器。我要告诉你们，赢得人民战争靠的不是大型武器。”纳尔逊接着说，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这场战争才能胜利。苏联与五分之四的纳粹军队作战，急需支援。“美国人民要做出牺牲，唯有如此能赢得这场战争。” 洛马尼茨曾在共产党的各种公开集会上见过纳尔逊，他说：“我非常尊敬他。”他认为纳尔逊是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劳工组织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反种族隔离斗士。据洛马尼茨自己说，虽然他在很多方面都对共产党抱有强烈的同情，但他从未正式加入过共产党。“我参加过一些共产党的会议，”他说，“因为那时候这些会议很开放。党员和非党员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所以，至今我都说不清什么人才算是正式党员，或者怎样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完全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在他的回忆录中，纳尔逊提到了他与奥本海默的学生——洛马尼茨、温伯格等人的关系，他写道：“我负责与大学里的人合作，让他们主持课程和讨论。奥本海默的几位物理学研究生相当活跃，我与他们接触时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虽然他们生活在阳春白雪的知识与文化气息中，但是他们很友好，一点儿也不装腔作势。” 1943年初春，联邦调查局在纳尔逊家中安装了一个监听器。1943年3月30日凌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无意中听到一个名叫“乔”的人在谈论他在辐射实验室的工作。乔在凌晨1点30分走进纳尔逊家，他显然急于告诉纳尔逊什么，两个人一直在窃窃私语。纳尔逊一开始就说，他在寻找一个“绝对值得信赖的同志”。“乔”坚称他就是这样的人，又接着解释说“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将被转移到数百英里外的某个偏远地区”，在那里可以进行高度机密的爆炸试验。 然后话题转到了“某位教授”。纳尔逊说：“他现在很担心，是我们让他感到了不安。” 乔表示同意，他说那位教授（录音文稿清楚地表明他指的就是奥本海默）“不让我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害怕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出现会引起关注……这只是一个理由。另一个是，他害怕我会大肆宣扬……很奇怪他怎么会担心这个。但是，他已经有所改变”。 纳尔逊说：“我知道。” 乔说：“你简直不敢相信他变成什么样了。” 纳尔逊接着说，他“过去和那个人非常亲近，不仅因为共产党的关系，还因为他们的私交”。他说，奥本海默的太太曾经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后者在西班牙牺牲了。纳尔逊表示，他一直努力让奥本海默“在政治上与时俱进，但奥本海默并不像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那样无懈可击……他可能在他的领域让你们钦佩不已，我对此毫不怀疑。但在其他方面，他也必须承认自己有几次表现不佳，比如当他教别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你是知道的，还有当他向别人介绍列宁思想的时候。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乔：“是的，这很有趣。他最生气的就是我并没有动摇。” 聊到这里的时候，纳尔逊和乔都笑了。 纳尔逊接着指出，奥本海默“不希望走错路，但我认为，现在他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现在，他拥有了这世界上他最看重的东西，就是这个项目，这会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彻底决裂”。 显然，纳尔逊对老朋友的态度很恼火。他知道奥本海默对钱不感兴趣。 “他确实没兴趣，”乔插嘴说，“他已经很富有了。” 但纳尔逊感觉到，现在操纵奥本海默的是他勃勃的野心，他说：“毫无疑问，他希望自己扬名立万。” 乔反对道：“不，纳尔逊，那可不一定。他已经闻名世界了。” 纳尔逊说：“好吧，我想告诉你，令我痛心的是，他的妻子正在把他引向错误的方向。” 乔说：“我们也都这么猜测……” 在确定奥本海默不会透露该项目的信息后，纳尔逊把注意力放在了乔身上，他想诱使他透露更多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对苏联有用。 通过非法安装的监听器，联邦调查局获取了一份长达27页的录音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乔在小心翼翼甚至是紧张不安地与纳尔逊讨论可能对美国战时盟友有帮助的项目细节。纳尔逊低声问，这种武器什么时候能问世。乔猜测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生产出足够的原料进行试爆。乔还主动透露：“比如奥比就认为这可能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纳尔逊说：“关于原料交付的问题，我还不知道他能否搞定，但我猜这事每天都在推进。”在录音文稿的这一部分，一位分析谈话记录的联邦调查局或陆军反情报官员写道：“此处的表述方式说明奥本海默谨小慎微地对纳尔逊隐瞒了信息。” 如果说这份文字记录表明乔向纳尔逊透露了情报，那么它也体现出奥本海默有了保密意识，纳尔逊认定奥本海默变得不再配合，而且过于小心。 联邦调查局的这份纳尔逊与身份不明的乔的对话记录被交到了陆军中校鲍里斯·t.帕什手中，他惊呆了。帕什任职于旧金山g-2陆军情报部，是驻守西海岸的第九集团军反间谍处主任，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追捕共产党人。帕什出生于旧金山，年轻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陪同身为俄罗斯东正教主教的父亲前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帕什加入了反革命的白卫军，参加了1918—1920年的苏俄内战。他与一位俄国贵族结婚后回到了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帕什被聘为一所高中的橄榄球教练，他在暑期是美国陆军预备役情报官员。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协助在西海岸拘捕日裔美国人，后来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反间谍官员。帕什无法忍受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是个实干家。虽然他的崇拜者形容他“机灵又高明”，但是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疯狂的俄国人”。帕什认为苏联不仅是战时美国的临时盟友，更是美国的死敌。 帕什轻率地得出结论：纳尔逊和乔的谈话记录不仅是间谍活动的证据，而且证实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并非捕风捉影。第二天，他就飞到华盛顿向格罗夫斯将军汇报了这份记录。因为对纳尔逊的监听是非法的，所以当局无法对他或身份不明的乔提出指控。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追查纳尔逊在辐射实验室的全部活动和联系人。帕什中校很快被授权调查伯克利的实验室是否为间谍活动的目标。 帕什后来作证说，他和他的同事“知道”那个叫“乔”的人向史蒂夫·纳尔逊提供了有关核弹项目的技术信息和“时间表”。最初，帕什的调查集中在洛马尼茨身上，只是因为帕什获悉洛马尼茨是共产党员。1943年6月的一天，负责跟踪洛马尼茨的人看到他和几个朋友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正门外，勾肩搭背地摆出照相的姿势，给他们照相的人是经常在校园里揽客的摄影师。照片拍好后，洛马尼茨和他的朋友们就离开了，一名政府特工走到摄影师跟前，跟他买下了底片。与洛马尼茨拍照的几位朋友的身份很快被确认，他们是约瑟夫·温伯格、戴维·玻姆和马克斯·弗里德曼，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学生。从那时起，这些年轻人就被贴上了颠覆分子的标签。 帕什中校还说，他的调查人员“首先确定了这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帕什没有透露他们的“调查方法或行动步骤”，他说：“有一个人，我们需要确认他的身份，现在我们手上有了这张照片。通过研究，我们确定乔就是约瑟夫·温伯格。”帕什还声称自己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确定温伯格和玻姆都是共产党员。 帕什确信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老练的特工团伙，其成员都是狡猾的苏联特工，他认为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予以打击。1943年7月，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分局报告说，帕什想绑架洛马尼茨、温伯格、玻姆和弗里德曼，再用船把他们带到海上，然后“用俄国人的方式”审讯。联邦调查局指出，法庭不会接受以这种方式收集的任何信息，“但是帕什显然没打算让他们在审讯后还能活着出庭受审”。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么做太过分了，“为了阻止这一行动，他们给他施加了压力”。 尽管如此，帕什还是加强了对史蒂夫·纳尔逊的监视。在给纳尔逊家里安装监听器之前，联邦调查局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个监听器。他们在无意中听到的谈话表明，纳尔逊正有条不紊地从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那里收集关于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的信息，他知道这些物理学家同情正与德国鏖战的苏联。早在1942年10月，联邦调查局就监听到了纳尔逊与劳埃德·莱曼之间的对话，莱曼是共青团的组织者，也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莱曼告诉纳尔逊，实验室正在研制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他参与的是研究方面的工作。纳尔逊接着问莱曼，奥本海默是否知道他是‘共青团员’，还说奥本海默‘太神经过敏了’。纳尔逊接着说，奥本海默在党内曾经很活跃，但后来沉寂了。他还进一步表示，政府之所以会放奥本海默一马，是因为他在科学领域的才能。”纳尔逊提到奥本海默曾在“教师委员会”（代指教师工会）和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工作，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他无法掩盖自己的过去。” 1943年春，正当戴维·玻姆要撰写关于质子和氘核碰撞的学位论文时，他突然被告知该研究属于机密。由于他缺乏所需的安全许可，他计算撞击散射的笔记也被没收了，而且他还被告知不准将自己的研究撰写成文。他向奥本海默求助，奥本海默随后写了一封信，证明他的学生已经符合学位论文的要求。有鉴于此，伯克利校方于1943年6月授予了玻姆博士学位。虽然奥本海默亲自请求将玻姆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但陆军安全官员断然拒绝给予玻姆安全许可。不仅如此，令奥本海默感到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还说因为玻姆在德国还有亲戚，所以不能准许他从事特殊工作。这纯属一派胡言，事实上，禁止玻姆进入洛斯阿拉莫斯是因为他与温伯格有牵连。在二战期间，玻姆一直在辐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研究等离子体。 尽管被禁止参与曼哈顿计划，但玻姆仍能继续他的物理学研究。洛马尼茨和其他几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欧内斯特·劳伦斯任命洛马尼茨担任辐射实验室与曼哈顿计划在橡树岭工厂的联络人，但是没过多久洛马尼茨就收到了陆军的征兵通知。劳伦斯和奥本海默都为他出面说情，但无济于事。在二战结束前，洛马尼茨一直辗转于美国本土的多个军营。 马克斯·弗里德曼被叫到了辐射实验室，然后他得知自己已被实验室解雇。他在怀俄明大学教过一段时间物理学，二战后期，菲利普·莫里森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给他找了份工作，但6个月后，安全人员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又被解雇了。战后，他的名字出现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原子弹间谍活动的调查中，此时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在波多黎各大学任教。和洛马尼茨一样，弗里德曼也参与了faect第25地方分部在辐射实验室的工会组织活动。陆军情报官员认为这些活动都涉嫌颠覆国家，所以他们草率地决定把洛马尼茨和弗里德曼清除出去。 至于温伯格，他一直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直到后来再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与间谍活动有关时，他也被征召到阿拉斯加的一个陆军军营。 在动身去洛斯阿拉莫斯前不久，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史蒂夫·纳尔逊，约他在当地的一家餐馆见面。他们在伯克利主干道上的一家餐馆共进午餐。“他似乎兴奋到了紧张的地步。”纳尔逊后来写道。奥本海默点了一大杯咖啡，边喝边对他说：“我只是想向你道别……我希望战争结束后能再见到你。”他解释说，他不能说自己要去哪里，但此事与战争有关。纳尔逊只问了一下姬蒂是否和他同行，然后这两位老朋友就聊起了战争新闻。两人告别时，奥本海默表示，很遗憾西班牙共和派没能坚持得再久一点儿，“否则我们就能把佛朗哥和希特勒葬在一起了”。纳尔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总之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直也只能算是说不清、道不明”。 速裂协调员（coordinator of rapid rupture），速裂（直译为“快速破裂”）指的是中子轰击较重的原子核时导致的快速核裂变反应。——译者注 后来，当瑟伯尔的安全许可面临被吊销的危险时，他出于谨慎销毁了这些信件。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泰勒认为裂变爆炸产生的热量巨大，可能引发失控的核聚变。换句话说，该测试可能会意外地点燃大气层，烧毁海洋，摧毁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随后的研究表明这不太可能。——译者注 贝蒂·弗里丹（1921—2006）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女性的奥秘》（1963），这本书质疑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女性只能通过家务、婚姻、性和育儿来实现自我。——译者注 苏联档案中有个别文件表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官员知道奥本海默在参与“enormoz”项目——他们对曼哈顿计划的代号。他们曾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共产党的同情者，甚至可能就是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因此，当奥本海默表现出难以接近时，他们非常失望。 不过，奥本海默有可能被招募为间谍的想法纯属无稽之谈，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与间谍活动有关。两份苏联时期的情报文件提到了奥本海默的名字。1944年10月2日，nkvd副部长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在莫斯科给他的上司拉夫连季·贝利亚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似乎暗示奥本海默是“铀项目及其海外发展情况”的情报来源。梅尔库洛夫称：“1942年，美国铀科研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奥本海默教授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启动，奥本海默教授是白劳德同志所属机关的一名编外成员。应凯费茨同志的要求……在他的配合下，几位可靠的线人有机会接触该研究项目，其中包括白劳德同志的一位亲属。（参见jerrold l.& leona p.schecter, sacred secrets:how sovie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hanged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但是没有证据支持上述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nkvd驻旧金山的特工格里戈里·凯费茨见过奥本海默。然而，经过认真调查后，真相很快浮出水面，梅尔库洛夫这样说只是为了夸大他在旧金山的特工凯费茨的功劳，以免他性命不保。1944年夏，凯费茨突然“因不作为被召回国内”。凯费茨面临双重间谍的指控，他明白自己有生命危险。通过宣称他已经把奥本海默发展为美国核弹计划的情报来源，凯费茨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和性命。 此外，另一份苏联时期的文件与1944年10月梅尔库洛夫的备忘录彼此矛盾。在这份苏联档案中，前克格勃特工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记录了这样一则消息：1944年2月，梅尔库洛夫收到了一条与奥本海默有关的情报。“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奥本海默自1942年6月以来一直受到‘邻居’（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栽培。万一奥本海默被他们招募，有必要把他移交给我们。如果未能招募，我们必须从‘邻居’那里获得奥本海默的所有材料，并通过我们的渠道积极培养他……他的兄弟‘雷’（弗兰克·奥本海默）也是加州大学教授和美国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在政治上他与我们的关系比罗伯特·奥本海默更密切。” 这份文件表明，直到1944年年初，nkvd都没能把罗伯特·奥本海默招募为线人、特工或任何形式的间谍。而且，在1944年，奥本海默生活在被铁丝网包围的洛斯阿拉莫斯，当时格罗夫斯和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他没有可能被招募。 第14章 “希瓦利埃事件” 我和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谈了，但是奥本海默说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乔治·埃尔滕顿 一件小事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对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说，1942—1943年的那个冬天，在伊格尔希尔的家中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小事。其实，他只是和一个朋友简单地聊了几句，但是谈话的内容及奥本海默后来对此事的处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些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希瓦利埃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像黑泽明1951年的电影《罗生门》，在这部电影中，事件当事人因为角度不同而各执一词。 在得知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伯克利后，奥本海默和妻子单独邀请希瓦利埃夫妇到家里吃了一顿晚餐。他们把希瓦利埃夫妇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想和他们专门道别。希瓦利埃夫妇到了以后，奥本海默走进厨房想调制一些马丁尼酒。哈康·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他向奥本海默转述了自己最近和乔治·c.埃尔滕顿的一次对话，奥本海默也认识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裔物理学家埃尔滕顿，他当时受雇于壳牌石油公司。 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考证，两人都没有及时记录谈话的内容。尽管他们聊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提议，但是当时两人似乎都不认为这次谈话意义重大。据希瓦利埃说，埃尔滕顿请他帮忙让奥本海默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信息透露给一个人，那人是埃尔滕顿认识的一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 根据所有人的说法——包括希瓦利埃、奥本海默和埃尔滕顿在内，当时奥本海默愤怒地告诉希瓦利埃，他说的这种行为属于“叛国”，而且希瓦利埃不应该和埃尔滕顿的阴谋有任何牵扯。在埃尔滕顿看来，美国的苏联盟友正为生存而战，而华盛顿的反动派在蓄意阻碍苏联获得那些应有的帮助，那时在伯克利的左翼圈子里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但奥本海默对此无动于衷。 希瓦利埃一直坚称，他只是在提醒奥本海默小心埃尔滕顿的计划，而不是充当中间人。无论是哪种情况，奥本海默都认为他朋友所说的提议属于叛国。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以后，奥本海默可以权当这是希瓦利埃对苏联生死存亡忧虑过度的表现。那么，奥本海默当时是否应该立即通知当局？当然，如果他那么做了，他的人生将会截然不同。但是，他那时这样做会牵连到他最好的朋友，而在他看来，他的朋友顶多就是一个过度热心的理想主义者。 奥本海默调好马丁尼酒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结束了，于是两人回到了他们的妻子身边。 在回忆录《奥本海默：关于友谊的故事》中，希瓦利埃回忆说他和奥本海默只是简单聊了几句埃尔滕顿的提议。他坚称自己不是在向奥本海默索取信息，只是向他的朋友转述了一个事实，即埃尔滕顿提出了一个与苏联科学家分享信息的渠道。他认为很有必要让奥本海默知道这件事。希瓦利埃写道：“他显得很不安，我们只是聊了一两句，仅此而已。”然后他们端着马丁尼酒回到客厅，与他们的妻子待在一起。希瓦利埃记得那时姬蒂刚买了一本19世纪初的法文版真菌学图书，书中有手绘的兰花插图，这是她最喜欢的花。在晚餐前，这两对夫妇一边品着酒，一边仔细阅读了这本精美的书。此后，希瓦利埃“就再也没多想那件事”。 1954年，在他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作证说，希瓦利埃跟着他进了厨房，说了一些类似于“我最近见过乔治·埃尔滕顿”的话，希瓦利埃还说埃尔滕顿有“向苏联科学家提供技术情报的渠道”。奥本海默接着说：“我想我对他说了‘但那是叛国’，不过我不太确定。总之，我肯定说了什么。我还说‘这件事太可怕了’。希瓦利埃说过或至少表示出他完全同意。事情就到此为止，那只是一次简短的谈话。” 奥本海默去世后，姬蒂又讲了此事的另一个版本。她在伦敦拜访韦尔娜·霍布森（奥本海默以前的秘书，也是姬蒂的朋友）时说：“希瓦利埃一进屋，她就知道不对劲。”她特意没让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最后，当希瓦利埃意识到他没法摆脱姬蒂时，他就当着她的面把自己和埃尔滕顿的谈话说了出来。姬蒂说她脱口而出：“但那是叛国！”按照这个版本，奥本海默为了不让姬蒂与此事有任何牵连，于是就说这话是他说的，还一直声称他和希瓦利埃在讨论埃尔滕顿时是单独在厨房里。另外，希瓦利埃坚称他和奥本海默讨论埃尔滕顿的提议时，姬蒂从来没有进过厨房，而且芭芭拉·希瓦利埃在回忆这件事时也没提到姬蒂。 几十年后，芭芭拉写了一本“日记”，并在其中补充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不过那时她已是希瓦利埃的前妻，而且对他心怀怨恨。“希瓦利埃和奥比说话时，我当然不在厨房，但我知道他要告诉他什么。我还知道希瓦利埃就是想搞清楚奥比工作的情况，并向埃尔滕顿汇报。我相信希瓦利埃认为奥比会愿意和苏联人合作。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们事先为此大吵了一架。” 芭芭拉写下这些的时候，已经离事发过去了差不多40年，而且她对前夫的评价很差，她认为他很愚蠢，是“一个眼界狭窄、思想僵化、积习难改的人”。埃尔滕顿主动接近希瓦利埃后不久，希瓦利埃就告诉她：“苏联人想了解情况。”在她的回忆中，她曾试图劝说丈夫不要跟奥本海默提这件事。她在1983年那本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从未意识到这件事到底有多荒唐可笑，这位天真的法国现代文学教师竟然要成为苏联人刺探奥比工作的中间人。” 奥本海默之所以认识埃尔滕顿，是因为他们两人曾代表faect参加过工会组织的会议，其中一次的会议地点还是奥本海默家。奥本海默总共就见过埃尔滕顿四五次。 埃尔滕顿身材瘦削，有北欧人的相貌特征，他和妻子多罗西娅（昵称多莉）都是英国人。尽管多莉是英国贵族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的表亲，但埃尔滕顿夫妇在政治上绝对属于左翼。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在列宁格勒目睹了苏联的社会变革，那时埃尔滕顿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 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多莉·埃尔滕顿是在1938年，当时她走进美国作家联盟在旧金山的办公室，自告奋勇地要承担秘书工作。多莉的政治立场比她丈夫更加激进，她在旧金山亲苏的美俄研究所担任秘书。搬到伯克利后，埃尔滕顿夫妇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里的左翼社交圈。希瓦利埃在奥本海默参加的许多筹款派对上见过他们。 有一天埃尔滕顿打电话给希瓦利埃说想见面聊聊，一两天后希瓦利埃就开车去了他家，埃尔滕顿在伯克利的家位于克雷格蒙特大道986号。埃尔滕顿严肃地谈起了这场战争及其尚不明了的走向。他指出，在纳粹的猛烈进攻中，苏联人首当其冲，五分之四的德国国防军在东线作战，战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能否在武器和新技术方面对苏联盟友鼎力相助，苏联和美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埃尔滕顿说彼得·伊万诺夫曾与他接触过，他认为伊万诺夫是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秘书（事实上，伊万诺夫是苏联情报官员）。伊万诺夫曾评论道：“从许多方面来说，苏联政府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美国理应给予的科技合作支持。”然后他问埃尔滕顿是否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他指的是伯克利的实验室。 1946年，联邦调查局就“希瓦利埃事件”对埃尔滕顿进行了审问，他将自己与伊万诺夫的谈话还原如下：“我告诉伊万诺夫，我对伯克利正在进行的事情知之甚少，于是他问我是否认识劳伦斯教授、奥本海默博士，还有另一个我记不起名字的人。”（埃尔滕顿后来觉得伊万诺夫提到的第三位科学家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但也没有熟悉到可以谈论这种事情。伊万诺夫紧追不放，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可以接近奥本海默的人。“我想了想说，我们唯一共同的熟人就是希瓦利埃。他问我是否愿意与希瓦利埃谈一谈这件事。我确信伊万诺夫先生确实没有办法从官方获得这些信息，我也知道情况非常紧急，我出于自己的良知做出了决定，最终我同意了联系希瓦利埃。” 据埃尔滕顿说，他和希瓦利埃“勉为其难”地同意与奥本海默进行接触。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保证，如果奥本海默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伊万诺夫可以“安全地传递出去”。从埃尔滕顿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很清楚他们在筹划什么。“伊万诺夫主动提出了报酬问题，但我没有提出金额，因为我不想因此事收取任何酬劳。” 埃尔滕顿在1946年告诉联邦调查局，几天后希瓦利埃告诉他，他见到了奥本海默，但“根本不可能从那里得到任何信息，而且奥本海默博士也不同意这么干”。后来伊万诺夫来到埃尔滕顿家，他同样被告知奥本海默不会合作。事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是过了一阵子，伊万诺夫又向埃尔滕顿打听他是否了解一种叫作“盘尼西林”的新药的信息。埃尔滕顿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说后来他提醒伊万诺夫留意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 联邦调查局的另一次问讯证实了埃尔滕顿说法的准确性。在这次问讯中，一组探员审问了埃尔滕顿，与此同时，另一组探员提审了希瓦利埃，他们问了他与埃尔滕顿类似的问题。随着审问的进行，两组探员一边通过电话协同提问，一边对比两个人的回忆内容并追问两者存在矛盾之处。最终他们的陈述只有细微的差别。希瓦利埃说，据他回忆，他没有向奥本海默提到过埃尔滕顿的名字（尽管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说自己提到过），也没有向问讯他的人说过埃尔滕顿提到了劳伦斯和阿尔瓦雷斯。“我想说的是，我记得除了奥本海默，我再没向其他人打听过有关辐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我也许曾顺便跟别人提过搜集这方面信息的价值，但是我再也没跟他提过此事。”他说，奥本海默“不容商量地拒绝了我的提议”。 换言之，这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曾讨论过向苏联输送科学情报，但他们也都证实了奥本海默断然拒绝了这个主意。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推测埃尔滕顿是苏联特工，在整个二战期间，他负责招募情报人员。1947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审讯细节被泄露，于是他逃到了英国，自此以后，他终生拒绝谈论此事。埃尔滕顿真的是苏联间谍吗？显然，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他曾提议向苏联人提供战争项目的科学情报。但对其1942—1943年活动的调查表明，他更可能是一位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苏联特工。 1938—1947年的9年中，埃尔滕顿每天和邻居赫维·沃格拼车去壳牌公司上班。沃格是一名物理化学家，他还上过奥本海默的课。他也在壳牌公司位于埃默里维尔的工厂工作，那里距离伯克利有8英里的车程。1943年，还有另外4个人与他们一起搭车：英国人休·哈维（他的政治立场相当中立）、李·瑟斯顿·卡尔顿（他在政治上是左派）、哈罗德·勒克和丹尼尔·卢腾。他们称自己的拼车小组为“熏鲱鱼搭车俱乐部”，因为卢滕总是在他们热烈讨论时提到熏鲱鱼。沃格生动地回忆起他们在“搭车俱乐部”的聊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里正开展重要的事情，这显而易见，那里来了很多人，而且他们的谈话都很保密……” 有一天，他们开车上班的时候，埃尔滕顿对战争新闻感到忧心忡忡：“我希望苏联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我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沃格回忆，埃尔滕顿随后说：“我会尽量和希瓦利埃或奥本海默谈一下，告诉他们，我很乐意转达任何他们认为对苏联有用的信息。” 沃格认为，埃尔滕顿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往好了说算是头脑简单和不成熟，往坏了说，他充其量也只是“上了苏联领事馆的当”。埃尔滕顿毫不避讳谈论他在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朋友，并吹嘘说他可以通过自己在领事馆的关系把这些信息传到苏联。（事实上，联邦调查局探员发现他在1942年多次与伊万诺夫会面。）沃格回忆起埃尔滕顿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话题，沃格说：“埃尔滕顿会不断地问：‘你知道，我们和苏联人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我们不帮助他们呢？’”拼车的伙伴们质疑道：“这种事不是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吗？”埃尔滕顿回答说：“好吧，反正我会尽我所能地去做。” 然而，几周后，他告诉沃格等人：“我和希瓦利埃说了，他也跟奥本海默谈了，但是奥本海默说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埃尔滕顿似乎很失望，但沃格确信他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到此为止了。 1983年沃格对马丁·舍温讲述了这些事情，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联邦调查局的谈话也为此提供了佐证。战争结束后，沃格因为和埃尔滕顿的关系差点儿丢了工作。联邦调查局表示，如果他同意充当线人，他们可以为他洗清罪名，但是沃格拒绝了。最终，联邦调查局说服他签署了一份关于埃尔滕顿的声明，声明中写道：“乔治和多莉·埃尔滕顿都是无可否认的可疑分子。他们在苏联生活过，公开支持苏联政权。乔治·埃尔滕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支援苏联人。”在提到他与埃尔滕顿在“熏鲱鱼搭车俱乐部”的谈话时，沃格写道：“我们一直没能让埃尔滕顿远离共产主义，他也从来没能说服我们认同他的观点。” 多年后，当埃尔滕顿的名字出现在1954年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时，沃格认为美国政府对埃尔滕顿的看法大错特错：“如果他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间谍，他根本不会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会伪装成另外一副样子。” 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1902—2003）是英国律师、工党政治家，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英国首席检察官。——译者注 第15章 “他变得非常爱国” 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更高大了…… 我变成了奥本海默的崇拜者，视他为偶像。 ——罗伯特·威尔逊 奥本海默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阶段。作为武器实验室的主任，他需要协调曼哈顿计划分布在各处的诸多项目，并尽快将它们的成果变成可以投入实战的原子武器；他不得不召唤出他尚不具备的能力，应对他未曾料到的难题，建立与之前生活截然相反的工作习惯，他还得适应那些让他感到尴尬和陌生的行事方式（比如安保方面的考量）。不夸张地说，39岁的奥本海默若想取得成功，就算他可以倚仗自己目前的才智，他也不得不重塑自己的个性，而且留给他的时间相当有限。他的这份新工作方方面面都时间紧迫，这是一份不可能达成的时间表，连奥本海默自己都没有时间适应新角色。不过，这也是对他的决心和意志力的考验，好在他从不缺少这些。 奥本海默经常琢磨如何将自己对物理学的热情与对新墨西哥州沙漠高地的迷恋结合起来，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机会。1942年11月16日，他和另一位伯克利的物理学家埃德温·麦克米伦陪同约翰·h.达德利少校考察实验室选址，他们前往了位于圣菲西北40英里处的赫梅斯斯普林斯，这是一处很深的峡谷。在美国西南部考察了几十个候选地点后，达德利最终选在赫梅斯斯普林斯建立新的武器实验室。奥本海默曾经骑马到过那里，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方方面面都称得上尽如人意”。 但是，当三人抵达赫梅斯斯普林斯时，奥本海默和麦克米伦与达德利争论了起来，他们两人认为峡谷底部蜿蜒曲折的地形太过狭窄局促，不利于他们建造小镇。奥本海默抱怨说，这里看不到壮丽的山景，而且此地峡谷陡峭，几乎不可能用栅栏围起来。“在我们为此争论不休时，格罗夫斯将军到了。”麦克米伦回忆道。格罗夫斯看了一眼选址说：“这地方绝对不行。”格罗夫斯转向奥本海默，问他周围是否还有其他可选的地点。“奥比提到了洛斯阿拉莫斯，那口气就好像他刚刚想到了这个主意。” 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你沿着峡谷往上走，就能到台地的最高处，那里有一所男校，也许会是个可行的地点。”这些人不情愿地挤回车里，又向西北方向开了大约30英里，穿过了一个叫作“帕哈里托高原”的熔岩台地。等他们到达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时已经是黄昏时分。透过像薄雾一样的蒙蒙细雪，奥本海默、格罗夫斯和麦克米伦看到一群男学生依然穿着短裤在操场上跑来跑去。这所学校占地800英亩，包括一栋被称为“大房子”的主楼、一座漂亮的庄园别墅——富勒小屋，它建于1928年，用了800根巨大的黄松原木，还有一栋朴素的宿舍及其他一些小房子。富勒小屋后面有一个池塘，男孩们冬天在那里滑冰，夏天在那里划独木舟。这所学校所在地海拔7 200英尺，几乎就处于林线上。学校西面是高达11 000英尺的白雪皑皑的赫梅斯山脉。从富勒小屋宽敞的门廊向东眺望，穿过格兰德山谷，可以看到奥本海默钟爱的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那里海拔13 000英尺。据说，格罗夫斯勘查现场后突然宣布：“就是这儿了。” 没过两天，军方就开始准备购买这所学校所需的文书，4天后，从华盛顿出差回来的奥本海默带着麦克米伦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回到这所学校视察，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代号——“y地”。奥本海默穿着牛仔靴，带着劳伦斯参观了学校的建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自我介绍时用的是假名。但是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学生斯特林·科尔盖特认出了这些科学家。“我们突然意识到战争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科尔盖特回忆道，“来了两个分别叫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的人，一个戴着一顶馅饼式的毡帽，另一个戴着一顶普通的帽子，这两个家伙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就好像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科尔盖特是一名高中生，他学过物理学，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奥本海默和劳伦斯的照片。不久之后，一支由推土机和建筑工人组成的队伍涌入学校操场。奥本海默对洛斯阿拉莫斯了如指掌，从这里骑马40英里穿过高原就可以到达佩罗卡连特，而他和弟弟已经在许多个暑假骑马游览过赫梅斯山脉。 奥本海默终于能尽览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的壮丽景色，格罗夫斯将军则得到了一处与世隔绝的绝佳地点，那通向外界的只有一条蜿蜒的砾石路和一条电话线。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建筑工人们用木瓦或铁皮屋顶建造了廉价的营房，还有简陋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室。所有东西都被漆成了军绿色。 当时，奥本海默似乎并没意识到洛斯阿拉莫斯已经一片混乱，尽管多年后他亲口承认：“我要为这个美丽的地方被毁承担责任。”由于忙着招募项目所需的科学家，他没有时间参与小镇建设的日常事务。约翰·曼利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也是奥本海默在这里的助手，他对这个选址充满疑虑。因为1942年12月2日从意大利流亡到美国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率领团队在芝加哥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受控的链式核裂变反应，而不久前曼利就在那里，芝加哥是一座大城市，拥有一所著名的大学、世界级的图书馆，以及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机械师、玻璃吹制工人、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洛斯阿拉莫斯则一无所有。曼利写道：“我们试图在新墨西哥州的荒野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实验室，这里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只有骑马用的装备和一个图书馆，图书馆里尽是牧场学校的孩子读的书，比如霍雷肖·阿尔杰的作品，所有这些对我们制造产生中子的加速器都没什么用处。”曼利认为，如果奥本海默是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他就会明白“实验物理学九成靠的是设施”，他也绝不会同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建造一个实验室。 这里的后勤工作极其庞杂。奥本海默和首批科学家计划于1943年3月中旬抵达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向汉斯·贝特保证，到那时这里将是一个由市政工程师管理的宜居社区，会有单身宿舍和为已婚人士准备的住宅，这种住宅从一居到三居不等。这些配备家具的住所都有电力供应，但出于安全原因将不会安装电话。厨房将配备燃木炉灶和热水器，房间里有壁炉和冰箱。家务劳动繁重时还有帮佣。这里将建设一所幼儿学校、一座图书馆、一间洗衣房、一所医院和一个垃圾站。陆军营地商店将作为社区的杂货店和邮购站。娱乐活动主管会定期安排播放电影和在附近山区的徒步旅行。奥本海默还承诺会有一个提供啤酒、可乐和简单午餐的小酒馆，以及一个为单身人士准备的食堂、一个“高档”咖啡馆，已婚夫妇可以在那里约会就餐。 * * * 出于试验所需，他们从密歇根大学订购了两台范德格拉夫起电机，从哈佛大学订购了一台回旋加速器，从伊利诺伊大学订购了一台高压倍加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设备：范德格拉夫起电机将用于基本的物理测量；作为首台粒子加速器，高压倍加器可用于人工核蜕变实验，即将一种元素的原子蜕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 建设洛斯阿拉莫斯、招募科学家以及为世界首个核武器实验室配齐设备，这些都需要一位耐心细致的管理者。1943年年初，还看不出奥本海默是这样的人，他的管理经验至多也就是组织他门下研究生的学术讨论会。1938年，他手下有15名研究生，而现在他指挥着数百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而且人数很快就会达到数千人。他身边的人也认为他的个性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在1940年之前就认识他了，那时他就有些古怪，或者说简直就是个怪人，他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管理者的材料。”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当时威尔逊还是一位年轻的实验物理学家，正在欧内斯特·劳伦斯手下学习。直到1942年12月，詹姆斯·科南特还在给格罗夫斯的信中写道，他和万尼瓦尔·布什“都在怀疑我们是否找对了负责人”。 虽然约翰·曼利是奥本海默的副手，但是这份工作总让他觉得心里没底。曼利回忆说：“无论是他广博的学识还是他对日常事务的漠不关心都让我感到害怕。”曼利特别发愁实验室的组织架构问题。“我一直在烦奥比，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花多少个月才能搞出一张组织架构图，也就是责任分工。”奥本海默对曼利的恳求置之不理，直到1943年3月的一天，曼利终于爬上了勒孔特厅的顶层，推开了奥本海默办公室的门。当奥本海默抬头看到曼利站在那里时，他对曼利想要什么心知肚明，他抓起一张纸，扔在桌子上说：“这是你要的那张该死的组织架构图。”在奥本海默的设想中，实验室分四大部分：实验物理学、理论物理学、化学和冶金学，最后是军械。每个部门的小组长都要向部门主管汇报，部门主管则向奥本海默汇报。这只是初步计划。 1943年年初，奥本海默派28岁的罗伯特·威尔逊到哈佛大学，由他安排把哈佛的回旋加速器安全运到洛斯阿拉莫斯。3月4日，威尔逊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视察安装回旋加速器的地点。他发现这里一片混乱，似乎根本就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规划和责任划分。威尔逊向曼利抱怨此事，两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与奥本海默对质。他们在伯克利的会面是一场灾难：奥本海默怒不可遏，对他们恶语相向。威尔逊和曼利都惊呆了，他们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应付眼前的挑战。 威尔逊祖上就是贵格会教徒，欧洲战争爆发时，他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说：“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真的参与了这个可怕的项目时，我知道我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就像他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威尔逊最担心的还是纳粹可能会用原子武器赢得战争。因此，虽然私底下他仍寄希望于有一天他们能证明原子弹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真能制造出来，他也迫切地想要把它变成现实。威尔逊是个勤奋认真的人，最初他对奥本海默的傲慢举止感到颇为恼火。“我不太喜欢他，”他后来说，“他总喜欢自作聪明，绝不容忍愚蠢之人，也许对他来说，我就是其中之一。” 话说回来，无论之前奥本海默看上去多么不负责任，在移居洛斯阿拉莫斯之后他很快就令人刮目相看。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几个月后，威尔逊惊讶地发现，他的上司蜕变成了一位富有魅力又高效的管理者。这位曾经性情古怪的理论物理学家，一度留着长发的左翼知识分子，现在正变成一位一流的、有条不紊的领导者。威尔逊说：“他有自己的风格和风度。他非常聪明，不管我们觉得他有什么不足，他在几个月内就能纠正过来，显然他对行政管理的了解远胜于我们。无论我们有哪些疑虑，也不管它们是因何而起，他都能很快处理好。”到1943年夏，威尔逊发觉：“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更高大了……我变成了奥本海默的崇拜者，视他为偶像……我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即便如此，在项目早期的规划中，奥本海默经常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给曼利的组织架构图上，他把自己列为实验室主任和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但他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他根本无暇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最后奥本海默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他任命汉斯·贝特负责理论物理学部门。奥本海默还曾告诉格罗夫斯将军，他只需要几位科学家。达德利少校说，他们第一次勘查此地时，奥本海默说他认为6名科学家加上一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完成这项工作。虽然这一说法有夸张之嫌，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奥本海默大大低估了这项工作的规模。最初的建设合同预算为30万美元，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花掉了750万美元。 到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开放时，这个新社区集中了100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后勤人员；不到6个月，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 000人；一年之后，在这块台地上生活着3 500人。到1945年夏，奥本海默选择的这片荒野已经发展为一座小镇，至少有4 000名平民和2 000名军人住在这里，他们分别生活在300幢公寓、52座宿舍和大约200辆拖车里。仅封闭管理的“技术区”就有37栋建筑，包括一个钚提纯工厂、一个铸造厂、一座图书馆、一个礼堂，还有几十间实验室、仓库和办公室。 让几乎所有同事都感到诧异的是，起初奥本海默竟然接受了格罗夫斯将军的一项建议，即新实验室的所有科学家都应该入伍成为受委任的陆军军官。1943年1月中旬，奥本海默访问了位于旧金山的普雷西迪奥陆军基地，他此行是为了接受中校的委任。实际上，他还参加了军队体检，但没有通过。陆军军医报告说，奥本海默体重128磅，比最低体重要求轻了11磅，比他这个年龄和身高的理想体重低了27磅。他们注意到他有“慢性咳嗽”，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他的胸部x光片证实了他患有肺结核。他还报告了“腰骶部劳损”的病史：他说，大约每隔10天，他就会感到左下肢的轻微阵痛。鉴于上述原因，军医认为他“终身丧失了服役能力”。但是格罗夫斯已经吩咐医生奥本海默必须获准履职，所以奥本海默需要签署一份文件，在文件中承认自己存在“上述身体缺陷”，并仍然要求长期服役。 体检结束后，奥本海默请人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军官制服。此举背后的动机很复杂，也许，穿上中校制服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犹太人血统不自信的人，这一点很重要。不过，在1942年穿军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在全美各地，人们都穿着军装，这是一种原始的、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性行为，它代表着保卫同族和保卫国家，制服就是这种决心的公开声明。此时奥本海默心里充满爱国情怀。罗伯特·威尔逊回忆说：“奥比会凝视着远方，然后对我说，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战争，它为自由原则而战……他确信这场战争是一次推翻纳粹和击败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斗争，他谈到了这是一支人民组成的军队，也是一场人民的战争……他的措辞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过去那套政治表述，只不过以前洋溢着激进主义的气息，现在有了爱国主义的味道。” 然而，就在奥本海默开始为洛斯阿拉莫斯招募物理学家后不久，他发现他的同行们坚决抵制在军纪管制下工作的想法。1943年2月，他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和其他几位物理学家终于说服他“实验室必须去军事化”。在奥本海默的朋友中，拉比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会在他做傻事时提醒他的人。拉比说：“他认为穿军队制服挺好的，因为我们正在打仗，它会让我们更接近美国人民，诸如此类的废话。我知道他很想赢得战争，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制造炸弹。”他“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 到了2月底，格罗夫斯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在实验室工作期间，科学家们将保持平民身份，但到了测试武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穿上军队制服。洛斯阿拉莫斯将会被栅栏封闭起来，并由一个陆军哨所把守，在实验室所处的“技术区”内，科学家们需向担任“科学主任”的奥本海默汇报，陆军将会对社区进出进行管制，但不会干涉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这是奥本海默的责任。汉斯·贝特祝贺奥本海默在与军队的谈判中取得胜利，他在信中说：“我认为你现在已经获得高级外交学位。” 不只在这个问题上，拉比在其他组织管理问题上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贝特后来说：“如果没有拉比，就会一团糟，因为奥比不想要任何组织体系。拉比和李·杜布里奇（时任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主任）找到奥比说：‘你必须有一个管理架构。实验室必须按部门组织，部门下面要划分小组，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而奥比，嗯，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拉比让奥比更务实，他还说服奥比放弃了穿军装的想法。” 最令奥本海默失望的是他没能说服伊西多·拉比搬到洛斯阿拉莫斯。他非常希望拉比加入，甚至向他提供了实验室副主任的职位，但拉比不为所动。对于制造炸弹的想法，拉比从根本上就质疑：“1931年，我看到了那些日本人轰炸上海市郊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强烈反对轰炸。你投下一颗炸弹，它会落到坏人身上，也会落到好人身上。人们根本就来不及逃生。你多么小心也无法幸免，你为人正直也难逃一劫……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我们在辐射实验室确实参与研发了与爆炸有关的装置……但这是面对真正的敌人和严峻的局势。原子弹却将这个原则推向了极端，我当时就不喜欢这个想法，现在仍不喜欢。我认为这很可怕。”以拉比的思维方式，赢得这场战争可以用一种远没有那么新奇的技术——雷达。拉比回忆说：“我想了想，然后拒绝了他。我说：‘我非常看重这场战争。如果雷达系统不够强大，我们也可能会输掉。’” 拉比拒绝加入这个项目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这个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他告诉奥本海默，他不想让“300年来物理学的结晶”成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而且拉比认为对于像奥本海默这样富有哲思的人，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他的共鸣。如果说拉比已经在思考原子弹在道义上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么身处战争中的奥本海默则破天荒地对形而上的思考失去了耐心，现在他对朋友的反对置之不理。“我认为，如果我也像你一样认为这个项目是‘300年来物理学的结晶’，”他写道，“我会和你有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项目就是在战时研发出一种意义重大的军事武器。我认为，面对纳粹，我们别无选择。”对奥本海默来说，现在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赶在纳粹之前制造出这种武器。 尽管拉比拒绝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还是说服他参加了这里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并在此后成为该项目极少的客座顾问之一。正如汉斯·贝特所说，拉比成了“奥比慈父般的顾问”。“我从来没有从洛斯阿拉莫斯领过薪水，”拉比说，“我拒绝这样做。我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清清楚楚，我不是他们那里任何重要委员会的成员，也未担任任何类似的职务，只是奥本海默的顾问。” 不过，拉比在说服包括汉斯·贝特在内的许多人搬迁到洛斯阿拉莫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敦促奥本海默任命贝特为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他称这个部门为“项目的神经中枢”。在这些问题上，奥本海默都相信拉比的判断，并对他言听计从。 当拉比警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家团队“士气越来越低落”时，奥本海默决定把那里的20名科学家全部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决定，因为普林斯顿的团队中不仅有罗伯特·威尔逊，还有一位才华横溢、调皮可爱的物理学家，他就是理查德·费曼，当时他才24岁。奥本海默一眼就看出了费曼天资过人，想让他去洛斯阿拉莫斯。然而，费曼的妻子阿琳正在与肺结核作斗争，费曼明确表示，没有她在身边，他就不能搬到洛斯阿拉莫斯。费曼本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但在1943年年初，他接到了奥本海默从芝加哥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在阿尔伯克基为阿琳找到了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奥本海默向费曼保证，他可以平时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周末去看望阿琳。费曼被感动了，同意了奥本海默的安排。 奥本海默不遗余力地搜罗适合在“山上”工作的人，“山上”很快就成了这块台地的别称。其实，早在1942年秋他就开始行动了，甚至当时洛斯阿拉莫斯还没被选为“y地”。“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奥本海默写道，“对于任何一个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地招募进来。”他早期的目标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主管、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巴彻。经过几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巴彻终于在1943年6月同意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并负责该项目的实验物理学部门。在那年初春，奥本海默曾写信给巴彻说他的资历让他“几乎无可替代，这就是我这么多月来竭尽全力说服你的原因”，奥本海默还说他坚信“你的沉着和判断力正是这个疾风骤雨般的项目所急需的品质”。巴彻虽然来了，但他警告说，如果有人要求他穿上军装，他就辞职。 1943年3月16日，奥本海默和姬蒂登上了开往圣菲的火车，那是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寂静小镇。他们下榻在拉方达酒店，这是城里最好的酒店。奥本海默在那里花了几天时间为在圣菲的实验室联络处招募负责人。一天，45岁的多萝西·斯卡里特·麦基宾女士出现在拉方达酒店的大堂，她毕业于史密斯学院，正等着面试一份自己还一无所知的工作。“我看到了一位踮着脚走路的男士，他穿着风衣，戴着馅饼式的帽子。”麦基宾说。奥本海默介绍自己是“布拉德利先生”，并询问了她的背景。12年前，麦基宾成了寡妇，她搬到新墨西哥州起初是为了治疗轻度的肺结核，和奥本海默一样，她也爱上了这里的荒凉之美。到1943年，麦基宾早已混熟了圣菲的社交圈，她认识的艺术家和作家包括诗人佩姬·庞德·丘奇、水彩画家卡迪·韦尔斯和建筑师约翰·高·米姆。她还是舞蹈家和编舞家玛莎·葛兰姆的朋友，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经常到新墨西哥州避暑。奥本海默看得出这个有阅历、人脉广又自信的女人能做到临危不乱，而当他了解到麦基宾比他更了解圣菲及其周边的情况时，他决定聘请她负责联络处的办公室，这间并不引人注目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东宫大道109号。 麦基宾当场就被奥本海默优雅的风度和迷人的举止俘获了。“我知道他可以让周围的一切充满活力，”她回忆说，“于是我下定了决心。我想，能和那样的人在一起简直太棒了，无论他是干什么的！我从没见过哪个人有他这样的吸引力，一下子就能把你彻底俘获。我那时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想哪怕他是挖沟修路的，我也很乐意一起干……我只是想和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光芒四射的人在一起。这么做全是为了我自己。” 那时麦基宾也许不知道奥本海默在做什么，但她很快就成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守门人”。在那间没有挂牌的办公室里，她迎接了数百名前往“山上”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家人。有些日子，她要接听上百个电话，签发几十张通行证。后来，她慢慢了解了这个新社区的各色人等和大事小情，但她花了一年时间才弄清楚他们是在制造原子弹。麦基宾和奥本海默成了终生的朋友。奥本海默用昵称“丁克”称呼她，并很快开始倚重她良好的判断力和办事能力。 如今39岁的奥本海默在过去的20年间似乎丝毫未老，他那乌黑卷曲的头发依然耸在头顶。“那是我见过的最蓝的眼睛，”麦基宾说，“是那种非常清澈的蓝色。”它们让她想起了生长在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山坡上的一种野花，这种叫龙胆的花泛着苍白的冰蓝色。那双眼睛令人着迷，它们又大又圆，周围还有浓密的睫毛和乌黑的眉毛。“他总是看着和他说话的人，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在对方身上。”尽管因为博学他在几乎所有话题上都可以滔滔不绝，但他说话时仍然很温柔，有一种迷人的男孩子气。麦基宾后来回忆说：“如果有什么事打动了他，他就会说‘哇’。他说‘哇’的时候很可爱。”总之，奥本海默的崇拜者在洛斯阿拉莫斯呈几何级数增长。 3月底，奥本海默、姬蒂和彼得搬到了“山上”，并在他们的新家安顿下来。这是一栋乡村风格的石木结构平房，建于1929年，是为牧场学校校长的妹妹梅·康奈尔修建的。她是一位艺术家，曾担任牧场学校男生宿舍的舍监。这座名为“主屋2号”的房子坐落在“浴缸排”的尽头，这个名字起得名副其实，因为它和牧场学校留下的另外5个木屋是高地上唯一配备浴缸的房子。奥本海默的家就在新社区中央一条安静的未铺路面的街道上，他们的房子周围有一些灌木丛，还有一座令人自豪的小花园。房子里有两间小卧室和一间书房，这座房子与伊格尔希尔1号相比显得朴实无华。因为之前的学校管理者们都在学校的自助餐厅吃饭，所以房子里没有厨房，这个不足在姬蒂的坚持下很快就得到了改进。但是它的起居室非常舒适，有高高的天花板、一个石头壁炉和一个可以俯瞰花园的巨大的平板玻璃窗。奥本海默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1945年年底。 1943年春是大多数新居民在这里的第一个春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噩梦。随着积雪融化，到处一片泥泞，每个人的鞋子上都沾满了泥。有些日子，泥浆就像流沙一样吞没了汽车轮胎。到4月，科学家的人数增加到30人。大多数新来的人都住在盖着铁皮屋顶的胶合板营房里。奥本海默不得不在审美上做出妥协，他只说服了陆军的工程师们按照土地的天然轮廓来规划房屋布局。 眼前的一切让汉斯·贝特感到沮丧。“我相当震惊，”他说，“这里的与世隔绝让我震惊，质量低劣的房屋也让我震惊……所有人一直在担心可能会发生火灾，整个项目都会毁于一旦。”不过，贝特不得不承认，这里的环境“极为优美……我们后面是山，前面是沙漠，旁边还是山。那时是冬末，到4月，山上还有雪，所以看起来很美。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远离尘世，远离人烟。我们得学会适应这里”。 令人惊叹的景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座小镇设施粗陋的现实。物理学家罗伯特·布罗德的妻子伯尼斯·布罗德写道：“这里四周都是铁丝网，我们透过铁丝网眺望外面的景色，看着四季交替——秋天，金色的白杨映衬在深绿色的常青树上；冬天，暴风雪会留下厚厚的积雪；春天，能看见嫩绿的春芽；夏天，干燥的沙漠风呼啸着穿过松林。把我们这个奇特的小镇建在台地上确实是天才之举，虽然许多明智之人都曾指出不该在洛斯阿拉莫斯这种地方建城。”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招募活动中，奥本海默谈到了这片台地的美丽风景，这时人们突然听到温文尔雅的利奥·西拉德大喊：“没人能在那样的地方还保持理智，每个去那里的人都会发疯的。” 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习惯。在伯克利，奥本海默拒绝在上午11点之前上课，这样他就可以交际到深夜；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总是在早上7点半就前往技术区。技术区简称为“t区”，这里被一道9.5英尺高的铁丝网包围着，铁丝网顶部还有两股带刺的铁丝。看守大门的卫兵会检查每个人的彩色徽章，戴白色徽章的物理学家或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有权在整个“t区”自由活动。有时候，心不在焉的奥本海默会忘记驻守在各处的武装警卫。有一天，他开车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大门口，飞快地通过了大门，根本没有减速。目瞪口呆的卫兵先是大声警告，然后朝汽车轮胎开了一枪。奥本海默这才停下车，倒回去嘟囔了一句抱歉，然后又开走了。出于对奥本海默人身安全的考虑，格罗夫斯在1943年7月写信给奥本海默，要求他驾车的距离只能在几英里内，并且为了保险起见“不要乘坐飞机”，这些要求都不难理解。 和其他人一样，奥本海默每周工作6天，周日休息。但即使在工作日，他也通常是休闲装打扮，穿回了他以前在新墨西哥州的那身行头：牛仔裤或卡其布裤子，再配一件不系领带的蓝色工装衬衫。他的同事们也纷纷效仿。“我记得在工作时没人穿锃亮的皮鞋。”伯尼斯·布罗德写道。奥本海默步行到“t区”上班时，他的同事们常常跟在他身后，他们静静听他喃喃自语着当天早上的想法。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说：“老母鸡带着小鸡来了。”“他那馅饼式的帽子、手里的烟斗还有特别的眼神让他拥有了某种气场，”一位当时负责电话总机的23岁陆军妇女队成员回忆说，“他从不需要耀武扬威或大呼小叫……他本可以要求优先接通他的电话，但他从没这么干过。他大可不必这样亲切和蔼。” 作为实验室的主任，奥本海默刻意在人前不拘礼节，这样别人就不会因为在他身边而感到畏惧，这也令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埃德·多蒂当时是美国陆军特种工兵分遣队的一名年轻技工，他在战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博士好几次有事打电话来……每次我用‘多蒂’接电话时，电话那头的声音都会说‘我是奥比’。”他的不拘礼节与格罗夫斯将军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处处要别人对他注目而视、毕恭毕敬”，奥比则是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别人的关注和尊重。 关于工资问题，奥本海默从一开始和格罗夫斯就达成了共识，每个人的工资都要根据被招募前的薪酬来确定。但这样的做法导致了薪酬相差悬殊，因为从私营企业招聘的年轻人的薪酬很可能远远高于年长的终身教授。为了弥补这种不平等，奥本海默规定房租将根据工资多少按比例收取。年轻的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向奥本海默提出了疑问，他想知道为什么水管工的收入几乎是大学毕业生的3倍，奥本海默回答说，水管工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对战争的重要意义，而科学家知道，奥本海默认为这足以证明工资差异是合理的，至少科学家们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奥本海默本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待了6个月后，有一天他的秘书提醒他，他还没有收到过一张工资支票。 每个人都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实验室昼夜开放，奥本海默鼓励大家自行安排日程表。他拒绝安装打卡钟，直到1944年10月，因为格罗夫斯将军的一位效率专家抱怨这里正常工作时间内出勤懒散，这才安装了警报器。“这项工作时间非常紧迫。”贝特回忆道。这位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他现在的工作“比之前做过的许多课题都要简单得多”，但是最后期限让人压力很大。“我有一种感觉，而且我会梦到这种感觉，”贝特说，“我在一辆沉得要命的大车后面，还不得不推着它上山。”科学家们习惯于那些只能利用有限资源但几乎没有截止日期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去适应一个资源无限而时间紧迫的世界。 贝特的工作地点在奥本海默的指挥部——t楼（“t”代表“理论物理学”），这是一座毫无生气的绿色双层建筑，但这里很快成了“山上”的灵魂所在。费曼就坐在贝特旁边，他爱交际，贝特却很严肃。贝特回忆说：“对我而言，费曼就像突然从普林斯顿冒出来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奥本海默了解他。从一开始他就很活泼，但直到他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才开始对我口无遮拦。”37岁的贝特希望身边有人愿意和他争论，而25岁的费曼就喜欢争论。当他们俩在一起时，楼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费曼在大喊“不，不，你疯了”，或者“那太离谱了”。随后贝特会平静地解释为什么自己是对的，费曼会冷静几分钟，然后再次爆发：“你疯了，这怎么可能！”他们的同事很快给费曼起了个外号叫“蚊子”，还给贝特起了个外号叫“战舰”。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贝特说，“与我之前认识的奥本海默截然不同。战前的奥本海默有些犹豫不决，缺乏自信，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则是一位当机立断的主管。”贝特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位他在伯克利认识的“搞纯科学”的人一直都在一心一意地探索“大自然的深层秘密”，他对工业企业之类的事情都毫无兴趣，然而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掌管着一家工业企业。贝特说：“这是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种行事风格，为了适应新角色他彻底改变了。” 奥本海默很少发号施令，但他总能设法表达出自己的期望，就像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回忆的那样，一切都“非常轻松自然，他只需用双眼、双手和一支半明半暗的烟斗就够了”。贝特记得奥比“从来没有命令过别人。他能让我们所有人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就像一个好客的主人招待客人那样”。罗伯特·威尔逊也有类似的感觉：“在他的面前，我会变得更聪明伶俐、更畅所欲言、更充满热情、更有先见之明，也更富有诗意。尽管通常情况下我的阅读速度很慢，但当他递给我一封信时，我会瞥一眼就交还给他，并已经准备好讨论其中的细节。”威尔逊也承认，回想起来，这些感觉中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威尔逊说：“一旦离开他身边，就很难回想起刚才到底都说过哪些好点子。不过无所谓，我已经有了感觉，我会搞明白如何完成那些要做的事。” 奥本海默弱不禁风、苦行僧般的体格反而凸显了他的领袖魅力。若干年后，约翰·梅森·布朗评论道：“他羸弱的体格凸显了他那强大的人格力量。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似乎会变得高大起来，因为他的思想如此博大，已经让人们忘记了他身体的瘦小。”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理论物理学难题，奥本海默总能预知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他对工程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也都能迅速领会，这让他的同事们倍感惊讶。李·杜布里奇回忆说：“我见过好多次了，他读论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打印出来有15或20页的论文，他会说：‘好吧，让我们先看一遍，然后再讨论。’奥比会在大约5分钟内翻完，然后他会准确地向每个人简要介绍其中的要点……他有一种非凡的迅速理解吸收的能力……我认为，奥比对实验室里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对事情的进展也都了然于胸。”即使出现分歧，奥本海默也有一种避免冲突的本领。戴维·霍金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学生，奥本海默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他有很多机会在工作中观察自己的上司。霍金斯说：“在耐心地听取争论各方的意见后，奥本海默最后做出总结，他总结的方式会令所有人都没有异议。这种神奇的本领让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其中一些人的科研资历比他更胜一筹……” 对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奥本海默可以做到收放自如，这对他颇有帮助。那些在伯克利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总能把别人拉上自己的轨道，在这方面，他算得上极有天赋。而那些像麦基宾这样在新墨西哥州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总是发现自己渴望取悦他。“他会让你去做那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事。”麦基宾回忆说。有一天，她被从圣菲叫到项目现场，有人问她是否愿意接管10英里外的一家旅馆，把它变成100名员工的宿舍，以便解决目前住房紧张的问题。麦基宾坚决地拒绝了，她抗议道：“天哪，我以前可从没经营过什么旅馆。”就在这时，奥本海默办公室的门开了，他探出头来说：“麦基宾，我希望你能答应。”然后他把头缩了回去，又关上了门。麦基宾接着说：“好的。” 约翰·曼利回忆说：“我认为，在利用别人这方面，他没有那么多顾虑。如果他发现谁是可用之人，那么利用他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曼利也认为，有许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喜欢被奥本海默利用，因为他手法巧妙。曼利说：“我认为他肯定意识到了对方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这就像一场芭蕾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其中没有任何不可告人之处。” 奥本海默乐于倾听别人的建议，还经常从善如流。汉斯·贝特建议每周举行一次开放式学术研讨会，这样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奥本海默听完立即表示同意。格罗夫斯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时曾试图阻止，但奥本海默坚持认为戴“白色徽章”的科学家之间能自由地交流思想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涉及复杂的背景，”奥本海默在给恩里科·费米的信中写道，“过去，各种信息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或许一场轻松又深入的讨论可以让我们获益匪浅。” 第一次研讨会于1943年4月15日举行，地点是在当时已经空无一人的学生图书馆。奥本海默站在一块小黑板前，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欢迎词，然后向大家介绍了他以前的学生罗伯特·瑟伯尔，他说瑟伯尔会向现场不到40名与会科学家简要介绍手头的任务。腼腆又局促不安的瑟伯尔站在讲台中央，他一边看着讲稿，一边带着习惯性口吃发言。瑟伯尔后来写道：“那时安全很成问题，我们可以听到木匠锤击大厅的砰砰声，有一次，从纤维板制成的天花板上漏出来一条腿，可能是在楼上干活的电工。”瑟伯尔才讲了几分钟，奥本海默就让约翰·曼利上台到瑟伯尔的耳边小声提醒他，不要再用“炸弹”这个词，而应该用“小装置”这样更中性的词。 瑟伯尔说：“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制造一种实用的军事武器，也就是一种炸弹，它的威力来自一种或多种核裂变材料发生快中子链式反应时所释放的能量。”瑟伯尔总结了奥本海默的团队在伯克利的夏季会议上获得的信息，他报告说，根据他们的计算，一颗原子弹可能产生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的威力。然而，这样的“小装置”需要用到高浓缩铀。这个浓缩铀核大约一个哈密瓜那么大，重约33磅。他们还可以用更重的钚元素制造武器，钚是通过铀238俘获中子产生的。钚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要小得多，因此钚芯可能只有11磅重，大小不会超过一个橘子。两种核都需要被包裹在一个篮球大小的厚壳中，壳体的材料是普通铀。这样一来，无论采用哪种核芯，炸弹的总重量都在一吨左右，这个重量可以通过飞机进行投弹。 在瑟伯尔的听众中，大多数科学家已经了解了新兴的核物理学带来了哪些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因为他们的信息彼此隔绝，对其中许多细节，他们仍一无所知，没什么人知道到底解决了或大体上解决了哪些基本问题。制造一种可用于实战的军事武器仍面临很大的困难，但这些障碍并非无法克服。制造原子弹涉及的一些物理问题仍有待研究，但真正难以预料的困难存在于工程和军械设计领域。生产足够数量的铀235或钚将需要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即使能够生产出足量的原子弹级的核材料，仍无人知道如何才能设计出高效引爆的原子弹。不过，即使像贝特这样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明白：“只要能生产出钚，肯定也能造出核弹。”因此，对瑟伯尔的听众来说，真正的新闻是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将为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鼓舞士气。瑟伯尔的第一次演讲传达了奥本海默想要传递的内容：一种使命感，以及认识到他们有办法改变历史。但是，他们能赶在德国人之前解决技术问题吗？他们真能为赢得战争提供帮助吗？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瑟伯尔又做了四次讲座，每次一小时，这些讲座引发了充满创造性的讨论，这正是奥本海默求之不得的。在讨论其他问题之余，瑟伯尔还简要总结了他所谓的“射击”机制，即如何将临界质量的铀或钚聚集在一起引发链式反应。然后瑟伯尔详细介绍了最直接的方法——枪式设计，通过向一块铀235发射一枚铀235子弹，达到临界质量，引发爆炸。他也表示：“还可以将这些铀块固定在一个圆环上，如果将引爆物放置在圆环周围，那么一旦引爆物爆炸，这些铀块就会被向内推挤成一个球体。”1942年夏，奥本海默的老朋友理查德·托尔曼首先提出了这种内爆式裂变的想法，他和瑟伯尔就这个问题给奥本海默写了一份备忘录。托尔曼后来又写了另外两份关于内爆的备忘录，1943年3月，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敦促奥本海默尝试内爆式设计。据称奥本海默回复说：“瑟伯尔正在研究。”虽然当时托尔曼的方案中没有提到挤压固体材料以达到临界质量的方法，但他的想法已经足够成熟，瑟伯尔也在报告中顺便说了一下。他三言两语的介绍激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塞思·尼德迈耶的兴趣，他请求奥本海默允许他研究内爆式设计的前景。很快，尼德迈耶和一小队科学家就出现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一个峡谷中，他们在测试内爆用的炸药。 瑟伯尔的讲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德华·康登把瑟伯尔讲义的内容摘要打印了出来，一共有24页，后来它变成了一本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入门读本”的油印小册子，新来这里的科学家人手一册。恩里科·费米听过几次瑟伯尔的讲座，他后来对奥本海默说：“我相信你们的人是真想制造炸弹。”费米说这话时语气中流露出的意外之情让奥本海默大吃一惊。费米刚从芝加哥来，他发现那里的科学家们状态出奇地低迷，相比之下，他在奥本海默的台地实验室里遇到的这些人则精神振奋。无论在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还是其他地方，人们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真能造出原子弹，那么德国人可能会在这场竞赛中领先。在芝加哥，这种想法令许多资深的科学家感到不安甚至灰心丧气，而在洛斯阿拉莫斯，在奥本海默富有感召力的带领下，这种想法似乎只会激励人们勇往直前。 有一天，费米把奥本海默拉到一边，提出了另一种可以造成大量德国人死亡的方法。他说，也许那些有放射性的裂变产物可用来向德国的食品供应链投毒。奥本海默似乎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提议，他先是要求费米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然后向格罗夫斯将军报告了这个想法，随后又与爱德华·泰勒讨论了这个问题。据说，泰勒告诉他，从链式反应堆中分离出锶90是可行的。但到了1943年5月，奥本海默建议推迟实施这项计划，他的理由令人毛骨悚然，他在给费米的信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除非我们投毒的食物足以杀死50万人，否则我们就不要这么做，因为毫无疑问，有毒物不可能均匀分布在所有食物中，中毒的实际人数将远远小于这个数字。”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只是因为似乎无法同时毒死大批敌人。 战争迫使一些温文尔雅的人也产生了极端的想法。1942年10月下旬，奥本海默收到一封标有“秘密”字样的信件，这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同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魏斯科普夫在信中报告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他刚收到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的来信，泡利说他们的德国前同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刚刚被任命为柏林威廉皇帝学会物理研究所所长，这是一个核能研究机构。此外，泡利还得知海森伯计划在瑞士做一个讲座。魏斯科普夫进一步报告说，他已经与汉斯·贝特讨论了这个消息，两人一致认为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魏斯科普夫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瑞士开展一次绑架海森伯的行动。如果你或贝特出现在瑞士，德国人肯定也会这么干。”在信中，魏斯科普夫甚至自告奋勇要承担这项任务。 奥本海默立即给魏斯科普夫写了回信，感谢他这封“值得重视”的来信。他说自己已经得知海森伯计划访问瑞士的消息，并已与华盛顿的“有关当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奥本海默说：“我不确定你是否还会听到这件事的后续消息，但是我想表示感谢并向你保证，这件事正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奥本海默确实已经与万尼瓦尔·布什和格罗夫斯这两位“权威人士”谈过此事，现在他把魏斯科普夫的信也转交给了他们。但是他并没有支持魏斯科普夫的提议，就算成功地绑架了海森伯，也等于是在提醒纳粹——盟军对核研究高度重视。但是奥本海默又忍不住对布什说：“海森伯计划的瑞士之行似乎给了我们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 很久以后，格罗夫斯开始认真考虑绑架或刺杀海森伯的想法。1944年，他派遣战略情报局特工莫伊·贝格前往瑞士，贝格曾是职业棒球运动员。1944年12月，他在瑞士跟踪了这位德国物理学家，但最终放弃了暗杀计划。 林线是指天然森林垂直分布的上限，林线以上即为高山灌丛和草甸。——译者注 霍雷肖·阿尔杰，即小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其作品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译者注 “小男孩”是世界上首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重达9 700磅，由一架名为“艾诺拉·盖伊号”的b-29轰炸机投放在广岛。 第16章 “保密过度” 这种政策会让人举步维艰，工作本身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还要束手束脚…… ——爱德华·康登写给奥本海默的信 在实验室建成后的第一年早春，作为实验室主任的奥本海默在管理中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经格罗夫斯将军批准，奥本海默任命他以前在哥廷根大学的同学爱德华·康登为实验室副主任。康登的工作主要是减轻奥本海默的行政负担，同时担任实验室与洛斯阿拉莫斯陆军指挥官的联络员。康登比奥本海默大两岁，他既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又是经验丰富的实验室主管。192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康登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任教，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英文教科书。1937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后担任了西屋电气的研究副主任，他任职的是一个大型的工业研究中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康登负责指导公司在核物理和微波雷达方面的研究。1940年秋，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全职从事与战争有关的项目，主要是研制雷达。简而言之，至少就经验而言，康登显然比奥本海默更有资格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新建的实验室。 20世纪30年代，康登在政治上并不像奥本海默那样活跃，当然他和共产党也没有什么牵连。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派”的新政支持者，一名投票支持罗斯福的忠诚的民主党人。作为贵格会教徒，康登曾告诉一位友人：“我加入任何组织都是因为它们有崇高的目标，我不管其中有没有共产党员。”康登是一个有强烈民权自由意识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没有自由的思想交流，科学就无法发展。他大力游说，希望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与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定期联系。当然，康登很快就引起了格罗夫斯将军的不满，驻洛斯阿拉莫斯的军事代表屡次向格罗夫斯将军汇报这里有人违反安全规定。格罗夫斯坚称：“对我来说，信息封锁正是安保的核心。” 1943年4月下旬，格罗夫斯得知奥本海默去了芝加哥大学，他在那里与曼哈顿计划的冶金实验室主任、物理学家阿瑟·康普顿讨论了钚的生产计划。这让格罗夫斯大为恼火。他把这种所谓的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归咎于康登。格罗夫斯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冲进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与两人对峙。面对这位将军，康登据理力争，但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奥本海默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不到一周，康登就决定递交辞呈，他本打算在项目进行期间留在这里，但只坚持了6周。 在给奥本海默的辞职信中，康登写道：“最让我不满的是过于严密的安保政策。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质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敌方的间谍和破坏活动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只想说，对我而言，对安全的极度关注让人特别压抑，特别是对邮件和电话的审查。”康登说：“当格罗夫斯将军指责我们时，我非常震惊，以至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政策会让人举步维艰，工作本身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还要束手束脚……”康登还表示，如果他和奥本海默真的无法在不违反安全规定的情况下与康普顿等科学家会面，那么“我想说，这个项目的科研工作只有死路一条”。 康登总结道，如果他回到西屋电气继续从事雷达技术研究，他可以更好地为战争做贡献。奥本海默显然不愿违抗格罗夫斯，这让康登难过又困惑。此时，康登并不知道奥本海默自己也仍未获得安全许可，陆军安全部门仍在从中作梗。奥本海默明白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就不能因安全问题向格罗夫斯施压。 奥本海默在与格罗夫斯的关系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年秋天，这两个人都曾认真地掂量过对方，而且都自大地认为自己可以主宰彼此之间的关系。格罗夫斯认为，这位极具感召力的物理学家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奥本海默带着左翼政治包袱，格罗夫斯认为他可以利用奥本海默的过去来控制他。奥本海默心里也盘算得明明白白，他知道只有格罗夫斯继续认为他是无出其右的最佳人选，他才能保住这份工作。他也明白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让格罗夫斯有了把柄，不过他依然相信，通过展现自己不凡的工作能力，他会说服这位将军允许他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实验室。奥本海默并不反对康登的观点，他也认为烦琐的安保法规会成为限制科学家的桎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信心取得最终的胜利。毕竟，说到底，就像奥本海默需要格罗夫斯的认可一样，格罗夫斯也需要奥本海默的才能。 事后看来，要想在制造核武器的竞赛中击败德国人，他们两人可以算是完美的项目搭档。如果说作为魅力型领导者，奥本海默倾向于在协商中达成共识，那么格罗夫斯则是通过恐吓来展现其权威。哈佛大学的化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说：“基本上，他管理项目的方式就是吓唬他的下属，让他们唯命是从。”罗伯特·瑟伯尔认为，对格罗夫斯来说，“尽可能粗暴地对待下属是一种策略”。奥本海默的秘书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一直记得这位将军会大步走过她的办公桌，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还经常出言不逊，比如“你的脸可真脏”。这种粗鲁的言行使格罗夫斯成为台地上大家指责的对象，同时这也转移了人们对奥本海默的批评。不过，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所收敛，这体现出了奥本海默在两人关系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让奥本海默经常能为所欲为。 奥本海默也会尽量让格罗夫斯满意。为此，他变成了格罗夫斯期待的那种老练高效的管理者。在伯克利时，奥本海默办公桌上堆放的文件经常有一英尺高。路易斯·亨普尔曼是一位从伯克利来的医生，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奥本海默夫妇的好友。他发现在台地的办公室里，“奥本海默的桌面很整洁，上面没有任何文件”。奥本海默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他剪掉了卷曲的长发。“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亨普尔曼说，“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事实上，就在康登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格罗夫斯的信息封锁政策已经日渐式微。在这个问题上，奥本海默或许回避了正面对抗，但是该政策已经名存实亡。随着工作的进展，允许所有戴“白色徽章”的科学家自由地讨论他们的想法和问题显得越发重要。就连爱德华·泰勒也明白封锁妨碍了效率。1943年3月初，他告诉奥本海默，他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公函，其中讨论了“我一直以来担心的问题——保密过度”。但随后他又承认：“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给你添麻烦，我只是觉得也许我的声明日后你可能会派上用场。”格罗夫斯很快就意识到他面对的挑战，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甚至都无法说服那些最可靠、最资深的科学家遵守规定。有一次，欧内斯特·劳伦斯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他要在那里给一群科学家讲课。格罗夫斯把这位物理学家拉到一边，认真叮嘱他哪些事情不能公开讲。令格罗夫斯震惊的是，几分钟后他听到劳伦斯站在黑板前说：“我知道格罗夫斯将军不想让我说这个，但是……”虽然官方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但实际上，科学家越来越无视这些规定。 格罗夫斯经常把信息封锁政策的破产归咎于康登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格罗夫斯在1954年作证时说：“一开始他（康登）就在洛斯阿拉莫斯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一直无法确定破坏信息保密的罪魁祸首是奥本海默博士还是康登博士。”他认为，让顶尖的二三十名科学家自由交流是一回事，但是当数百人都无视这一政策时，信息保密就成了一个笑话。 最终格罗夫斯意识到，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领域的惯例已经凌驾于军事安全原则之上。“虽然我可能把握了大局，”他作证时说，“但在很多事情上，我都没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当我说奥本海默博士并不总是严格遵守安保工作守则时，我只能说他也没比其他顶尖科学家做得更差，我认为这算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1943年5月，奥本海默主持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隔周的周二晚上都会举行一次一般性的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说服了泰勒来负责组织会议。格罗夫斯说自己对讨论内容涉及太广感到“不安”，奥本海默相当坚定地回答说，对于这个研讨会他“决心已定”。他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同意只允许科学家参加。他还坚决主张，他手下的人必须能与曼哈顿计划各地的参与者互通信息。例如，那年6月，他坚持要求批准恩里科·费米从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到洛斯阿拉莫斯访问。他告诉格罗夫斯，因为费米此行“极为重要”，他绝不会为取消此行的后果负责。格罗夫斯让步了，费米获得了批准。 1943年夏末，奥本海默向曼哈顿计划的一名安全官员解释了他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对于这件该死的事，毫无疑问，我的看法是对于我们所掌握的（基本）信息，所有对此感兴趣的政府大概早就知道了。而那些关于我们现在工作的信息可能也毫无价值，因为它复杂得要命。”他说，危险并不在于核弹的技术信息可能会泄露给另一个国家，真正的秘密是“我们努力的程度”和“涉及的国际投资”的规模。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了解了美国投入了哪些人力、物力，他们可能会试图复制核弹计划。奥本海默认为，即使是这样的情报也不会“对苏联有什么用”，但“它可能会对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人一样深信不疑”。 格罗夫斯的安全官员提出的要求经常会干扰到奥本海默的工作，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年轻的门徒中有些人抱怨陆军对曼哈顿计划不得法的管理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开放时距离发现核裂变已经过去4年，大多数参与该项目的物理学家都认为，他们的德国同行至少已经领先2年。带着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对军队过度的安保措施、拖沓的官僚作风及那些造成拖延的行为都感到怒不可遏。那年夏天，菲利普·莫里森从冶金实验室发出了一封“致奥比”的信，他在信中报告说：“去年冬天那种工作干劲儿似乎已经消失殆尽。我们与承包商的关系糟糕至极……最终结果令人无法接受，这样下去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芝加哥实验室的十几位年轻科学家异常担忧，他们联署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信中说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项目正在浪费时间。军队依然在用例行的指挥方式……”现在速度就是一切。然而，陆军并没有听取“那几位在这个新领域有发言权的科学领袖的意见。这样的行事方式正在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 3周后，也就是1943年8月21日，汉斯·贝特和爱德华·泰勒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诉说了他们对项目进度的不满。“最近报纸的报道和情报机构的报告都表明，德国可能拥有一种强大的新型武器，预计将在11月到次年1月之间准备就绪。”他们警告说，这种新武器很可能就是“合金管”——英国人给原子弹的代号。他们写道：“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后果无须多言。”他们随后抱怨说负责生产核弹级铀原料的私营公司拖了后腿，他们认为解决办法就是“为额外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由那些对整个生产流程最有经验的科学家直接管理”。 奥本海默和他们一样担心项目进度。他也发愁他们可能会落后于德国人，所以他只能更卖力地工作，并敦促他手下的人也加倍努力。 作为科学主任，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近乎拥有绝对的权威。尽管表面上他与一位军事指挥官共同管理这里，但他直接向格罗夫斯将军报告。第一任驻地指挥官约翰·m.哈蒙中校与科学家们争执不断，结果他在任职仅4个月后，就于1943年4月被撤换。他的继任者惠特尼·阿什布里奇中校明白自己的工作就是尽量减少双方的摩擦，让科学家们满意。阿什布里奇恰巧是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的毕业生，他一直任职到1944年秋，当时因为劳累过度，精疲力竭，他犯了轻微的心脏病。取代他的是杰拉尔德·r.泰勒上校。所以，奥本海默在任期内经历了三位陆军指挥官。 安保措施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陆军安全部门一度在奥本海默居住的“浴缸排”外面部署了武装警卫，卫兵要检查所有人的通行证后才能允许他们进入房子，姬蒂也不例外。但是她出门时经常忘带通行证，每次被拦住时，她都大吵大闹。不过，她发现这种安排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个总能抓住机会的人，姬蒂偶尔会让卫兵们帮忙照看彼得。后来具体负责此事的中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撤走了卫兵。 作为与格罗夫斯将军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奥本海默同意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内部安全事务。他任命他的助手戴维·霍金斯、约翰·曼利及化学家乔·肯尼迪为委员会成员，他们负责实验室（t区）内部的安全事务，这里被第二道铁丝网包围起来，禁止卫兵和士兵进入。内部安全委员会负责的都是些日常琐事，比如检查科学家离开办公室时是否锁好了文件柜。一旦有科学家被发现把秘密文件留在桌子上过夜，第二天晚上他就得负责巡视实验室，抓住另一个违反规定的人。一天，瑟伯尔看到霍金斯和埃米利奥·塞格雷正在争吵。霍金斯说：“塞格雷，你昨晚把一份秘密文件落在外面了，今晚你必须去巡视。”塞格雷反驳道：“那篇论文全是错误，它只会迷惑敌人。” 奥本海默一直在努力不让他手下的人受到“山上”安全部门的骚扰。为了让一些人“免遭”解雇，他和瑟伯尔花了大量时间商量对策。瑟伯尔谈到安全部门时说：“如果他们得逞了，这里就没人了。”事实上，1943年10月，军方安全调查人员曾建议将瑟伯尔夫妇遣离洛斯阿拉莫斯。联邦调查局以其典型的夸大其词指控瑟伯尔夫妇“满脑子都是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的同伙都是众所周知的激进分子”。 虽然罗伯特·瑟伯尔毫无疑问属于左派，但他在政治上从未像他妻子那样活跃。20世纪30年代末，夏洛特·瑟伯尔投身于为西班牙共和军筹款之类的活动。不过，奥本海默在政治上比夏洛特更为活跃。从文献记录来看，尚不清楚军方对瑟伯尔夫妇的裁定是如何被推翻的，但奥本海默可能亲自出面为他们的忠诚做了担保。一天，首席驻地安全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向奥本海默询问瑟伯尔的政治背景，结果奥本海默认为这无关紧要：“奥本海默主动提及他知道瑟伯尔曾积极参与共产党的活动，还说实际上这是瑟伯尔亲口告诉他的。”奥本海默解释说，在把瑟伯尔带到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他已经告诉过他必须终止自己的政治活动。奥本海默说：“瑟伯尔答应过我他会照办，所以我相信他。”德席尔瓦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他认为这说明奥本海默太天真，或者他有更严重的问题。 像“山上”的许多太太一样，夏洛特·瑟伯尔也在技术区工作。尽管陆军参谋部二部在瑟伯尔夫妇的安全档案中提到了她家世中的左翼背景，但是作为科技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让她成了“山上”重要秘密的守门人。奥本海默对她寄予了极大的信任。夏洛特穿着随意，不是牛仔裤就是休闲裤，她负责的图书馆成了一个社交场所和“八卦中心”。 一天，奥本海默把夏洛特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关于台地上秘密设施的流言已经开始在圣菲流传。他曾向格罗夫斯建议，最好是由他们自己散布谣言，这样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奥本海默说：“因此，为了在圣菲散布消息，我们可以说正在制造一枚电力火箭。”然后他说他想让瑟伯尔夫妇和另一对夫妇经常去圣菲的一些酒吧。“把这个消息说出去，反复地说，”奥本海默说，“就像你们喝多了一样……我不管你们怎么做，只要说我们在造电力火箭就行。”在约翰·曼利和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的陪同下，瑟伯尔夫妇很快就开车去了圣菲，他们试图散布谣言，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陆军参谋部二部也从未听到过任何关于电力火箭的闲言碎语。 作为一位屡教不改的恶作剧高手，理查德·费曼在面对安保规定时有自己的一套。当时他的妻子阿琳正在阿尔伯克基的一家肺结核疗养院接受治疗，审查人员指责阿琳用密码给费曼写信并向他索要密钥，费曼说自己手里也没有密钥，这是他和妻子玩的一个练习破解密码的游戏。费曼还在夜间狂开保险箱，把实验室所有秘密档案柜的密码锁都打开了，这也让安保人员很抓狂。还有一次，他注意到洛斯阿拉莫斯的围栏上有个破洞，于是他走出大门时向警卫挥手示意，然后从那个洞爬回去，再次走出大门。他反复这么干了好几次，差点儿被捕。他的滑稽举止成了洛斯阿拉莫斯传说的一部分。 驻地军方与科学家和他们的家眷一直不睦。格罗夫斯将军已经为他们的关系奠定了基调，他私下里经常把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称为“小孩子”。格罗夫斯吩咐他的一个指挥官说：“要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喜怒无常的人。不要让生活条件、家庭问题或其他事情影响他们，妨碍他们专心工作。”大多数居民明确表示他们觉得格罗夫斯“令人厌恶”，但是格罗夫斯也明确表示他才不在乎他们怎么想。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相处得不错，但他发现陆军的大多数反间谍官员都反应迟钝、傲慢无礼。有一天，德席尔瓦上尉闯入奥本海默每周五下午的小组领导例会，然后他宣布：“我要投诉！”德席尔瓦解释说，有一位科学家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没征得他的同意就坐在了他的桌角上。“我可不喜欢这样！”他生气地说。奥本海默回答说：“在这个实验室里，上尉，所有人的桌子都可以随便坐。”这让在场的其他人都忍俊不禁。 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德席尔瓦上尉从不懂得自嘲。“他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戴维·霍金斯回忆道。奥本海默任命前共产党员霍金斯为实验室的安全委员会成员，这更加重了德席尔瓦的疑心。奥本海默喜欢霍金斯，对他的能力评价很高。他也清楚霍金斯是一个忠于国家的人，他的左翼政见与自己一样，都属于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 有些安保限令让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爱德华·泰勒告诉奥本海默，他手下的人都在抱怨自己的邮件被人拆开，奥本海默愤愤不平地回应道：“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我都不能和我的亲弟弟说话。”被人监视让奥本海默也很恼火。罗伯特·威尔逊回忆说：“他经常抱怨他的电话被监听了。”当时，威尔逊认为他这么想“有点儿像偏执狂”，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奥本海默确实一直处于近乎全面的监视之下。 早在1943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投入使用之前，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就指示j.埃德加·胡佛暂停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监视。3月22日，胡佛下令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但他又指示他在旧金山的特工们继续监视共产党内部可能与奥本海默有联系的人。就在当天，军方通知联邦调查局，他们安排了对奥本海默的全天候技术和人身监控。甚至在奥本海默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前，美国陆军反情报团的大量军官就已经被派去执行秘密任务。其中一名特工名叫安德鲁·沃克，他被指派为奥本海默的私人司机兼保镖。沃克后来证实，陆军反情报团的军官对奥本海默的邮件和他的住宅电话都进行了监控。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也装有窃听装置。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自己也越来越有安全意识。这位过去不拘小节的大学教授，现在会小心翼翼地将机密备忘录别在自己的后裤兜里以防丢失。他甚至还会去安抚军队的安全官员，他不仅为他们花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还几乎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但工作的压力、被时刻监视的感觉、对失败的恐惧都开始给奥本海默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他要面对的还不止这些。1943年夏，奥本海默向罗伯特·巴彻承认他正在考虑辞职，他觉得对他过去的调查使他不堪其扰。此外，他还告诉巴彻，这份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听完奥比列举自己的种种不足之处后，巴彻只说了一句：“除了你，没人能胜任这份工作。” 于是奥本海默坚持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他做了一件明知会引起陆军反情报团官员担忧的事情。尽管奥本海默和姬蒂已经结婚，但在1939—1943年，奥本海默每年都要见琼·塔特洛克两次左右。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曾经非常亲密，当我们见到彼此时，仍然有很深的感情。”他和琼在1941年的新年前夜见过一面，他们偶尔还会在伯克利的聚会上遇到对方。奥本海默也去过琼的公寓和她在儿童医院的办公室，她是那所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有一次，他到琼的父亲家去看她，那里离他位于伊格尔希尔的寓所很近。还有一次，他们在“马克顶楼酒吧”喝了几杯，这家高雅的餐厅是眺望旧金山美景的绝佳地点。 在这几年间奥本海默是否和琼旧情复燃无从考证，唯一确定的是他们仍会见面，而且两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从未终止。1940年奥本海默和姬蒂结婚后，琼到旧金山的老友伊迪丝·詹金斯家做客，詹金斯那时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名叫玛格丽特·卢德米拉。当琼抱着玛格丽特站在窗口时，詹金斯问她是否后悔当时拒绝了奥本海默的求婚。琼回答说“是的”，而且如果她当时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他们可能已经成为夫妻。 1943年春，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时，琼的称呼已经变成琼·塔特洛克医生，作为一位女性，她即将开始充满成就感的医生生涯。她是锡安山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那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精神出现问题的孩子。她似乎已经找到一个既符合她的个性又能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的职业。 那年春天，琼告诉奥本海默，她“非常渴望”能在他和姬蒂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见他一面。但出于某种原因，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么做不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他还专门和史蒂夫·纳尔逊道了别。也许是因为姬蒂不同意。不管怎样，他没有向琼道别就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对此感到内疚。他们仍然有信件往来，但琼告诉她的朋友，她发现奥本海默的信令人迷惑。她在好几封信中苦苦哀求他回来。奥本海默知道琼在看一位心理医生，这位心理学家就是奥本海默的好友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博士，他是弗洛伊德的门徒，奥本海默有几年会定期参加他带领的精神分析讨论小组。奥本海默知道伯恩菲尔德博士是琼受训时的精神分析师，他也清楚“她非常不开心”。 因此，1943年6月，当奥本海默有机会回到伯克利时，他特意打电话请琼共进晚餐。在他逗留期间，军事情报人员一直在跟踪他，后来他们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监视到的情况：“1943年6月14日，奥本海默从伯克利乘火车前往旧金山……迎接他的是琼·塔特洛克，她还吻了他。”然后他们手挽着手走向她的车，那是一辆1935年的绿色普利茅斯双门轿车，她开车带他去了一家便宜的餐吧，这间名为“霍奇米尔科”的餐吧既是酒吧、咖啡馆，也是一间舞厅。他们边吃晚饭边喝了几杯，然后在晚上10点50分左右，琼开车带他回到了自己位于旧金山蒙哥马利街1405号的顶层公寓。晚上11点半，灯光熄灭，奥本海默没有再出现过，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他和琼·塔特洛克一起离开了大楼。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出：“奥本海默和琼的关系看起来非常亲昵。”当晚，情报人员看到琼在旧金山市中心的联合航空公司售票处与奥本海默碰面：“琼步行到达的那里，奥本海默冲过去迎接她。他们彼此亲昵地打招呼，然后走向她停在附近的车，之后他们去了基特·卡森烧烤店吃晚饭。”晚餐后，琼开车送他去机场，他乘飞机返回了新墨西哥州。自此以后，奥本海默就再也没见过琼。11年后的听证会上有人质问他：“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见你吗？”他回答说：“因为她还爱着我。” 琼是一名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奥本海默与她会面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琼很快就被说成是向苏联情报机构传递核弹机密的潜在渠道。1943年8月27日，在一份为监听琼的电话辩护的备忘录中，联邦调查局暗示奥本海默本人“可能会利用她作为中间人，或者用她的电话拨打牵涉共产国际的重要电话”。 1943年9月1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写信给司法部长，信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在对苏联共产国际间谍特工的调查中，“已经确定琼·塔特洛克是一位掌握国家重要战争机密的人的情妇”。胡佛断言，塔特洛克是“共产国际组织成员在旧金山地区的联络人，而且根据报告，她不仅能从她的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而且可以将这些情报传递给共产国际组织的间谍”。胡佛建议监听她的电话，“目的是确定共产国际组织内从事谍报活动的特工身份”。那年夏末，陆军情报部门或联邦调查局随即安装了监听装置。 1943年6月29日，距奥本海默与琼共度的那一晚刚过去两周，西海岸反间谍处主任鲍里斯·帕什就给五角大楼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建议拒发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并将其解雇。帕什报告说他掌握了奥本海默“可能仍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情报，但是他手上都是些间接证据。他列出了奥本海默看望琼及给戴维·霍金斯打电话的事情，他说霍金斯“是一名与贝尔纳黛特·多伊尔和史蒂夫·纳尔逊都有联系的共产党员”。 帕什认为，就算奥本海默本人不准备直接向共产党提供科技情报，“他可能会把这些信息告诉给他认识的那些人，而他们可能会提供”与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信息给苏联。帕什自然想知道琼会不会就是这个中间人。他还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那里获悉，一直到1943年8月，琼都在积极参与共产党的事务。 在帕什看来，琼是头号间谍嫌疑人，他希望通过监听她的电话来证实这一点。如果无法监听，帕什还打算利用奥本海默和琼的关系作为对付他的武器。6月底，帕什沿着上述思路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他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格罗夫斯的新任安全助理约翰·兰斯代尔中校，31岁的约翰·兰斯代尔来自克利夫兰，是一名精明能干的律师。帕什告诉兰斯代尔，如果不能立即开除奥本海默，就应该把他叫到华盛顿，并用“反间谍法及违法的后果”当面进行威慑，还应该告诉他，军事情报部门知悉他和共产党的所有联系，政府不会允许他以任何形式泄密给他在共产党内的朋友。和格罗夫斯将军一样，帕什认为可以用奥本海默的野心和骄傲来牵制他，帕什写道：“本办公室的意见是，此人想保护自己的前途和声誉，而且一旦他现在的工作取得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荣誉。据此，我们认为，为了能继续负责此项工作，他会尽一切努力与政府合作。” 不过，那时兰斯代尔已经见过奥本海默，而且与帕什不同，他喜欢并信任奥本海默。但兰斯代尔也明白，奥本海默虽然是这个项目的关键人物，他的政治背景却令人不安。在收到帕什的建议后不久，兰斯代尔给格罗夫斯写了一份言简意赅的备忘录，这份两页纸的备忘录总结了现有的证据，兰斯代尔列出了奥本海默多年来参加过的所有“共产党外围”组织（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划定）——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到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他还列出了那些与奥本海默有关的已知或疑似是共产党员的人，其中包括威廉·施奈德曼、史蒂夫·纳尔逊、汉娜·彼得斯医生（她被兰斯代尔认定为“加州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专业人士分部医生支部的组织者”）和艾萨克·福科夫，这份名单里还有一些私人关系，比如琼·塔特洛克（奥本海默被指控与她有不正当关系），还有和哈康·希瓦利埃（据信是共产党员）等。其中最具破坏力的是，兰斯代尔指出，史蒂夫·纳尔逊的助手贝尔纳黛特·多伊尔“曾经提到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弗兰克都是定期注册的党内人士，这一消息的来源非常可靠（电话监听记录）”。 然而，兰斯代尔并不建议解除奥本海默的职务。相反，他在1943年7月建议格罗夫斯，“您应该大致告诉奥本海默，我们已经获悉共产党……正企图获取一些情报”，这些情报与曼哈顿计划有关，还要告诉他“我们已经搞清了几位参与此事的叛徒”。兰斯代尔还指出，还有一些叛徒仍未被发现，为此陆军将有条不紊地把那些追随共产党路线的人清除出该项目，但不会大批解雇人员，只会根据确凿的证据先进行详细的调查。出于这个目的，兰斯代尔想利用奥本海默：“应该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们一直犹豫要不要信任他……因为众所周知他对共产党感兴趣，而且他同某些共产党员有来往，甚至还是朋友。”兰斯代尔似乎认为，这种方法会促使奥本海默指认别人。简而言之，兰斯代尔是在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他想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他的科学主管，他应该迫使奥本海默成为一名线人。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数月甚至数年里，只要奥本海默还在为政府工作，他就会被形形色色的帕什和兰斯代尔式的伎俩所困扰。在洛斯阿拉莫斯，他被指派的助手实际上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陆军反情报团特工，他们不仅是保镖，还是卧底”。他的司机兼保镖安德鲁·沃克就是一名陆军反情报团特工，他直接向帕什汇报。奥本海默的邮件被监控，电话被窃听，办公室被监听，即使在二战结束后，他仍受到严密的人身监视和电子监控。国会的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一再提起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就连他自己也被怀疑是一名共产党员。 第17章 “奥本海默说的是实情”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宁愿挨枪子儿。 ——罗伯特·奥本海默与鲍里斯·帕什的谈话 格罗夫斯将军采纳了兰斯代尔中校的建议，他们会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这个项目的科学主管，但兰斯代尔会着手把奥本海默置于他的安全监管之下。不出所料，帕什强烈反对这种不痛不痒的解决方案，但是在1943年7月20日，格罗夫斯指示曼哈顿计划的安全部门向奥本海默颁发了安全许可。这么做是因为“不管你们掌握了哪些有关奥本海默先生的情报，他对于这个项目都是不可或缺的”。帕什并不是唯一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怒的安全官员。当格罗夫斯的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中校通知奥本海默，他的安全许可已经得到批准时，尼科尔斯警告奥本海默：“今后，请不要再与你那些可疑的朋友见面了，还有别忘了，无论你何时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我们都会跟踪你。”尼科尔斯对奥本海默充满了不信任，不仅因为奥本海默过去与共产党员有牵连，还因为他认为奥本海默把“可疑分子”招募到洛斯阿拉莫斯会危及项目安全。随着尼科尔斯与奥本海默的接触越来越多，他对奥本海默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不过格罗夫斯可不这么看，而且实际上他开始信任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夫斯的这些表现激怒了尼科尔斯，也让他对奥本海默的怨恨越发强烈。 虽然奥本海默没能被除掉，但是其他人的处境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例如奥本海默的门徒乔瓦尼·洛马尼茨。1943年7月27日，这位21岁的物理学家被叫到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办公室，他得知自己将升任辐射实验室的组长。但3天后，受到帕什那份调查报告的连累，洛马尼茨收到了征兵委员会寄来的一封快递信件，要求他第二天就去体检。他立即打电话给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向他说明了情况。奥本海默当天下午给五角大楼发了电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洛马尼茨现在是伯克利唯一能承担起这个责任的人。”尽管奥本海默亲自出面干预，洛马尼茨还是很快被征召入伍了。 几天后，兰斯代尔来到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兰斯代尔警告奥本海默不要再帮洛马尼茨了，他说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言行不检，不能姑息迁就”。兰斯代尔宣称，即使在加入辐射实验室后，洛马尼茨仍在继续他的政治活动。“这让我很生气。”奥本海默说。因为洛马尼茨曾向他承诺，如果他加入核弹计划，他将远离政治。 随后，兰斯代尔和奥本海默谈到了共产党。兰斯代尔表示，作为一名军事情报官员，他不关心个人的政治信仰，他唯一关心的是防止机密信息传递给未经授权的人。令兰斯代尔意外的是，奥本海默表示了强烈反对，他说不希望项目的工作人员里有共产党员。根据兰斯代尔的谈话备忘录，奥本海默解释说：“人们总要面对到底要忠于谁的问题。”共产党的内部纪律“非常严格，与对该项目的绝对忠诚相互抵触”。他向兰斯代尔明确表示，他所说的只是那些现在是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以前入过党是另外一回事，他还认识几名现在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前共产党员。 兰斯代尔还没来得及问奥本海默这些前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的谈话就被一个进来的人打断了。这次谈话给兰斯代尔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奥本海默在“试图暗示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在参与这项工作时，他确实已经断绝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兰斯代尔的总体感觉是奥本海默“表现得十分真诚”。这位科学家“在暗示时非常隐晦”，而且“急于”解释自己的立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两人偶尔会就安全问题发生争执，但兰斯代尔始终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忠心耿耿。 然而，与兰斯代尔的谈话结束后，奥本海默却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出手相助，洛马尼茨还是被从辐射实验室赶走了，这件事让他有些忐忑。对于导致这一结果的所谓“言行不检”，奥本海默并不知情，他推测导火线是洛马尼茨代表faect在辐射实验室组织工会。由此他又想到了壳牌公司的工程师乔治·埃尔滕顿，埃尔滕顿也曾活跃在faect，就是他让希瓦利埃找奥本海默向苏联人传递项目情报的。大约6个月前，就在奥本海默家的厨房里，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谈到了埃尔滕顿的计划，那时他只是认为此事纯属无稽之谈，可现在却显得事关重大。奥本海默与兰斯代尔的会面导致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他觉得必须把埃尔滕顿的活动告知当局。 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第一次找他谈埃尔滕顿的事是在8月初或8月中旬。但奥本海默并没有就此打住，1943年8月25日，奥本海默因项目事务到伯克利出差，他又走进了莱尔·约翰逊中尉的办公室，他是负责辐射实验室的陆军安全官员。他们先聊了几句洛马尼茨的事情，然后奥本海默告诉约翰逊，镇上有个人在壳牌公司工作，此人是faect的活跃分子。奥本海默说，他叫埃尔滕顿，应该对他进行监视。他暗示埃尔滕顿可能一直在试图获取辐射实验室的信息。除此以外，奥本海默没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约翰逊中尉立即给他的上级帕什上校打了电话，后者指示他让奥本海默第二天再来面谈。他们连夜在约翰逊办公桌的电话底座上装了一个小监听器，它连接着隔壁房间的一台录音设备。 第二天，奥本海默如约而至，他将接受一次决定命运的讯问。当他走进约翰逊的办公室时，他惊讶地发现帕什也在场，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帕什已经名声在外。三人落座后，帕什开始亲自主持问讯。 帕什开场先说了几句恭维之词：“我感到很荣幸……我觉得，格罗夫斯将军赋予了我某种职责，这就像要照顾一个孩子，但你又见不到他，只能通过远程遥控。我可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 “完全没问题，”奥本海默回答说，“多久都可以。” 当帕什开始问他前一天和约翰逊中尉的谈话时，奥本海默打断了他，并开始说起他本来想聊的话题——洛马尼茨。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和洛马尼茨谈谈，但他想告诉洛马尼茨，他的行为太轻率了。 帕什打断他说还有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他问是否还有“其他组织”对辐射实验室感兴趣。 “哦，我认为的确有，”奥本海默回答说，“但我没有一手信息。”不过他又接着说：“我认为确实有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是苏联领事的下属，他曾通过与该项目有关的中间人表示，他可以把情报传递出去，而且不会存在走漏风声或闹出丑闻之类的危险。”奥本海默接着表示，他担心那些出入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做出“不检点的行为”。奥本海默先是将苏联领事馆有人收集辐射实验室情报当作“事实”揭发出来，然后又直接阐明了他的立场：“坦率地说，我赞成总司令告知苏联我们目前的工作。至少，在我看来这样做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我反对从后门泄密。我认为对此事应小心为上。”这一次奥本海默说话的时候，帕什一直没有打断他。 帕什在憎恶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中长大，此时他平静地回复道：“你能更具体一点儿告诉我你都掌握了哪些信息吗？你肯定能明白，我对这件事（泄密）的兴趣就像你对整个项目的兴趣一样。” 奥本海默回答说：“嗯，这么说吧，他们找的都是别的人，那些人不胜其扰，有时会来跟我说。” 根据奥本海默的说法，被要求提供情报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之后他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奥本海默对这次讯问毫无预备，实际上，他本以为这次是要谈谈他和约翰逊中尉提到的洛马尼茨。然而突然之间，他要面对帕什还有这一系列让他紧张不安的提问，这让他有些慌不择言。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家中的厨房里与希瓦利埃的短暂谈话发生在6个月前，现在他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也许希瓦利埃向他提到过（正如埃尔滕顿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的那样），埃尔滕顿曾建议接触三位科学家：劳伦斯、阿尔瓦雷斯和奥本海默。但或许他想到的是另外几次与别人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也提到过苏联应该获得新武器的相关技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同事每天都在担心法西斯在欧洲取得胜利，他们准确地认识到，只有苏联军队才能阻止这样的灾难。当时在辐射实验室工作的许多物理学家之所以没有参军，正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参与的特别项目将为战争做出实质性贡献，其中很多人的信心正是来自奥本海默本人。这些人经常会讨论他们的政府是否正在竭尽所能地帮助在法西斯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苏联人。奥本海默肯定听过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说过他们想帮助被围困的苏联人，毕竟，当时在美国媒体的宣传中，苏联人被视为英勇的盟友。 奥本海默试图向帕什解释说，那些因为此事来找他的人“并未打算照做，而是不知所措”。一方面他们认同帮助美国盟友的想法，另一方面提供情报又让他们感到不安，这种行为用奥本海默的话说就是“从后门泄密”。奥本海默接着报告说，他已经告诉格罗夫斯和约翰逊中尉，应该监视在壳牌公司工作的乔治·埃尔滕顿。“可能已经有人找过他，”奥本海默说，“让他尽力提供情报。”他说埃尔滕顿已经和另一个朋友谈过，那人也有熟人在这个项目里。 帕什想迫使奥本海默说出那些被要求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奥本海默礼貌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些人完全是无辜的。“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奥本海默说，“我知道有两三起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两个人和我都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们和我关系非常密切。”有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分别接触了这两名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被要求提供情报的人在辐射实验室工作，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或者将按计划被调到“x地”——曼哈顿计划位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工厂。主动接触上述人员的人不是埃尔滕顿，而是另有其人。奥本海默拒绝透露这个人的名字，他说原因是：“我认为这样做不妥。”他还解释道，他“诚恳地认为”那人也是无辜的。他推测此人在一次聚会上碰见了埃尔滕顿，埃尔滕顿说：“你能帮我个忙吗？这件事事关重大，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的盟友，你能看看那些人中有谁愿意帮我们这个忙吗？” 除了确认此人是伯克利的一名教员，奥本海默坚决拒绝透露更多信息，他说：“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些都是埃尔滕顿的主意，之后发生的事情几乎纯属意外……”奥本海默之所以交代出埃尔滕顿，是因为他认为他“危害到了这个国家”。同时，他也不愿说出他的朋友希瓦利埃的名字，因为他认为希瓦利埃是无辜的。奥本海默告诉帕什：“埃尔滕顿找到的那位中间人也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他只是想说明一下情况。我认为他并不支持这么做。事实上，我很清楚这一点。” 除了埃尔滕顿，奥比闭口不提包括希瓦利埃在内的其他人的名字，但是对于这些索要情报的接触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奥本海默却毫不避讳地侃侃而谈。为了让这些接触看起来并非居心叵测，奥本海默对帕什说：“让我先跟你交代一下这件事的背景。背景就是，嗯，你知道这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有多么棘手，许多人对苏联很不友好，所以我们的信息，也就是很多的秘密情报、我们的雷达技术等，他们都接触不到，但是他们正在为生存而战，他们想知道现在的进展，这些接触只是为了做出一些弥补，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弥补我们官方沟通中的欠缺之处。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哦，我明白了。”帕什回答道。 “当然，”奥本海默又急忙承认，“既然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那它实际上就属于叛国。”但是这种做法的动机并不是叛国，奥本海默继续说道，援助我们的苏联盟友“多多少少也算是政府的一项政策”。那些牵涉其中的人被要求做的事情，无非是弥补官僚机构在与苏联的官方沟通中的“欠缺之处”。奥本海默甚至详细说明了如何将信息传递给苏联人。他那些被埃尔滕顿的中间人接触过的朋友告诉他，他们会被安排与埃尔滕顿进行一次面谈，这个中间人还告诉他们：“这个叫埃尔滕顿的人……与（苏联）领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这个人非常可靠（这是他的说法），他在微缩胶卷等事情上都有丰富的经验。” “秘密情报”“叛国”“微缩胶卷”，奥本海默提到的这些敏感词无疑会让帕什更加警觉，他早就确信奥本海默即使不是一个老练的共产党特工，也是一个危险的安全隐患。帕什永远无法弄懂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虽然他和奥本海默生活在相邻的城市，但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这位曾经的高中橄榄球教练和如今的情报官员一定很惊讶，奥本海默在谈论叛国行为时竟然如此底气十足，还那么自以为是地解释为什么他不说那些无辜者的名字是个原则问题。 从某些方面来说，在与希瓦利埃谈话后的6个月里，奥本海默已经判若两人。洛斯阿拉莫斯改变了他，他现在是原子弹实验室的主任，是肩负着项目最终成败的科研主管。除此以外，他还是那个胸有成竹、才华横溢的物理学教授，他涉猎广泛，对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奥本海默明白帕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他自认为可以分辨出谁是安全威胁（埃尔滕顿）、谁不是安全威胁（希瓦利埃）。他甚至向帕什解释说，他坚信“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与从事秘密战争项目相互抵触，这只是因为这两种效忠势不两立”。此外，他还对帕什说：“我的想法是，许多杰出的有识之士被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他们可能就属于那里，这对国家也许是件好事。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参与这个战时项目……” 就像他几周前告诉兰斯代尔的那样，在忠诚问题上，共产党的纪律不允许党员三心二意。讲到这一点时，他举了洛马尼茨的例子，奥本海默仍然觉得自己对他负有“责任”。他说，洛马尼茨“可能在那些圈子（指共产党）里有不慎重的行为，这将后患无穷。”他非常确信有人经常接近洛马尼茨，这些人“可能把获取和传递情报视为自己的责任”。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一致同意在秘密战时项目中把党员排除在外，一切都会变得简单。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奥本海默竟然一再试图说服帕什相信，所有被牵涉其中的人都没有恶意，都是无辜的。“我敢肯定，除了那个为他的国家履行职责的苏联人，其他人都认为自己只是考虑了一下，并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认为这与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他们还认为这是一种弥补措施，因为国务院有些人可能会阻止这样的交流。”奥本海默还指出，国务院正在与英国分享相关信息，所以很多人认为与苏联交流此类信息也没什么大不了。他对帕什说：“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纳粹身上，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帕什看来，这些解释简直令人发指，而且离题万里。埃尔滕顿和至少另一个人（那位姓名不详的伯克利教员）都在试图获取曼哈顿计划的信息，这就是间谍活动。尽管如此，在奥本海默就安全问题发表自己的高见时，帕什还是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说教，然后帕什又把谈话的焦点转回到埃尔滕顿和那个未具名的中间人身上。帕什说，他也许会再把奥本海默找来，向他追问更多人的身份信息。奥本海默再次解释说，他只是想尽量做得“合情合理”，而且要在像埃尔滕顿这样积极主动的人和对此置之不理的人之间“划清界线”。 他们又争论了一会儿，帕什有点儿自我解嘲地说：“我可不是个固执的人，哈哈，但是……” 奥本海默打断了他：“你确实固执，但这是你的职责。” 在讯问快结束时，奥本海默又谈到了他早先对faect的担忧，他认为“那里有些情况值得关注”。他甚至提议：“不妨在faect的地方分部安插一个人，观察一下那里的动向，看一看能搞到什么信息。”帕什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还问奥本海默是否认识工会里愿意做线人的成员。奥本海默说他不认识，他只听说“一个叫戴维·福克斯的小伙子是那里的主席”。 奥本海默随后向帕什明确表示，作为洛斯阿拉莫斯的主管，他确信“一切都井然有序……我认为这就是实情”。为了进一步强调，他又补充说：“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宁愿挨枪子儿。” 当帕什暗示他可能会亲自去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打趣道：“我的座右铭是愿主保佑你。”在他们的谈话录音中，当奥本海默起身准备离开时，帕什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奥本海默回应道：“非常感谢。” 在这次讯问中，奥本海默的表现堪称离奇，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奥本海默亲手拉响了谍报活动的警报，他认定埃尔滕顿是罪魁祸首，还不具名地提到了一位“无辜”的中间人，他说这个无辜的人还联系了其他几位同样无辜的科学家。他向帕什保证过，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所以没有必要对这些人指名道姓。 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对他们的谈话被录音和誊写一事毫不知情。这些资料都被收入了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多年后他又声称，对于那些索取情报的接触（是两次还是三次不得而知），自己当时的报告有误，他说这其实是一个他自己“信口胡诌”的故事，他都说不清故事里的细节从何来。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永远无法澄清自己是当时对帕什撒了谎，还是当时说的是实话而现在又撒了谎。他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一枚定时炸弹，过了10年，它才爆炸。 奥本海默与帕什的谈话结束后，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意识到他们手头有了一个大麻烦。1943年9月12日，兰斯代尔又和奥本海默坐下来进行了一次坦诚的长谈。在阅读了奥本海默的问讯记录后，兰斯代尔决心弄清所谓的间谍行为的真相，这次他也暗中录下了他们两人的对话。 一开始，兰斯代尔显然有意讨好奥本海默，他说：“我说这些话，丝毫没有奉承你的意思……你大概是我见过的最睿智的人。”然后他又承认，在他们之前的谈话中，他没有对奥本海默实话实说，但现在他想“完全坦白”。兰斯代尔接着解释道：“我们从2月就知道，有人向苏联政府传递有关这个项目的信息。”他声称苏联人知道这个项目的规模，知道洛斯阿拉莫斯、芝加哥和橡树岭的设施情况，并且大致了解了这个项目的时间表。 奥本海默看上去真的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他对兰斯代尔说：“可以说我对此毫不知情，我知道之前有一次有人企图获取这些信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具体时间了。” 他们的谈话很快转到了共产党对项目的影响上，两人都听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凡从事战时机密工作的人都必须退出党组织。奥本海默主动提到他的弟弟弗兰克已经和共产党一刀两断。此外，奥本海默还说，一年半前，他们开始参与这个项目时，他已经告诉弗兰克的妻子杰姬，她应该停止与共产党员来往。“他们是否真的照做了，我不得而知。”他承认自己仍在担心他弟弟的朋友们，因为那些人“属于极左分子，而且他们为了保持所谓的紧密联系，动不动就开个小组会议，我觉得这没什么必要”。 接下来，兰斯代尔也解释了他对整个安保问题的看法，他对奥本海默说：“你我都明白要想证明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有多么困难。”更何况，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制造那个“小装置”，所以兰斯代尔认为，只要一个人对项目有所贡献，他的政治立场其实并不重要。毕竟，每个人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完成工作，“我们不想因为安保过度而让项目夭折”。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有人参与了间谍活动，就必须对他诉诸法律或者把他剔除出项目。 这时，兰斯代尔提到了奥本海默告诉过帕什的埃尔滕顿的事，奥本海默再次表示他认为不应该说出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名字。兰斯代尔指出，奥本海默提到过“有三个参与这个项目的人”被接触过，而他们三人对中间人的态度就是“见鬼去吧”。奥本海默认可了兰斯代尔的说法。于是兰斯代尔问他，如何确定埃尔滕顿没有找过其他科学家。“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回答说，“我无从得知。”他理解为什么兰斯代尔认为找出这些接触的源头如此重要，但是他仍然认为不应该把其他人牵扯进来。 “我不愿再提更多人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其他人似乎没有犯什么错……他们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卷入此事。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按计划、有组织的事情。”因此，他觉得“出于责任感”而隐瞒中间人的名字是“正当的”。 兰斯代尔改变了提问的方向，他问奥本海默，在那些在伯克利为该项目工作的人中，他认为谁现在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他说他在上次到伯克利时得知洛马尼茨和温伯格都是共产党员，他认为一个叫简·缪尔的秘书也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说，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知道夏洛特·瑟伯尔曾经是共产党员。至于他的好朋友罗伯特·瑟伯尔，“我认为他有可能是，但我不清楚”。 “那戴维·霍金斯呢？”兰斯代尔问道。 “我不认为他是，我不会说他是共产党员。” “那么，”兰斯代尔说，“你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奥本海默回答。 “但你是不是参加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兰斯代尔猜测道。 “差不多。”奥本海默漫不经心地回答。 “说实话，你是否认为自己也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我想是的，”奥本海默回答说，“我曾积极地参与过这些事情，不过时间很短。” 后来，兰斯代尔让奥本海默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和共产党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却没有入党。奥本海默说，他们刚才讨论的那些人中有很多都是出于“强烈的是非观”才入党的。奥本海默说，其中一些人“内心怀有深切的热忱”，类似于投身于一种宗教信仰。 兰斯代尔打断了他的话：“可是有一点我搞不懂，他们并没有始终坚持是非原则……他们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当他们在外交上帮助另一个国家时却行为不轨。” 奥本海默表示同意，他说：“这一行径很滑稽……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加入共产党。不过，在我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那段时间里，对于他们的很多立场——正确的看法和目标，我都深信不疑……” 兰斯代尔：“我能问一下那是什么时期吗？” 奥本海默：“西班牙内战时期，直到（纳粹和苏维埃）签订条约。” 兰斯代尔：“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直到签订条约的时候，你才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奥本海默：“谈不上什么脱离，我从来没有需要脱离的关系。我就是陆陆续续地从一个又一个组织里消失而已。” 当兰斯代尔再次追问奥本海默那些人的名字时，奥本海默回答说：“我觉得把我确信毫无牵连的人扯进来是一种卑鄙的行径。” 最后兰斯代尔叹了口气说：“那好吧，先生。” 两天后，也就是1943年9月14日，格罗夫斯和兰斯代尔又与奥本海默谈到了埃尔滕顿。当时他们三人一起乘坐火车从夏延到芝加哥，兰斯代尔后来还写了一份这次谈话的备忘录。格罗夫斯提起了“埃尔滕顿事件”，但奥本海默说，除非他接到命令，否则他不会说出中间人的名字。一个月后，奥本海默再次拒绝说出中间人的名字。奇怪的是，格罗夫斯接受了奥本海默的立场。他觉得这是因为奥本海默“就像典型的美国小学生一样，认为告发朋友是小人所为”。后来联邦调查局追问整件事的更多详情，兰斯代尔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和格罗夫斯都“相信奥本海默说的是实情”。 格罗夫斯的大多数下属并不像他那样信任奥本海默。1943年9月初，格罗夫斯与曼哈顿计划的另一名安全官员詹姆斯·默里进行了一次谈话。默里对奥本海默最终获得安全许可感到失望，为此他向格罗夫斯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在洛斯阿拉莫斯发现20位确凿无疑的共产党员，把这个证据摆在奥本海默面前，他会作何反应？格罗夫斯回答说，奥本海默博士会说，所有科学家都崇尚个人自由，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格罗夫斯接着给默里讲了一件事，他说，几个月前，奥本海默被要求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其中要声明他将“永远忠于美国”。虽然奥本海默在誓词上签了名，但他首先删掉了这些话，把它改成了“我以我作为科学家的名誉担保”。尽管这种“效忠”誓言本身就令他反感，但奥本海默还是做出了承诺，他以科学家的名义保证他绝对值得信赖。这是一种傲慢之举，故意向格罗夫斯声明科学才是他敬奉的圣坛，他已承诺将为该项目的成功竭尽全力。 格罗夫斯继续向默里解释说，他相信奥本海默会把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颠覆活动视为对他个人的不忠。格罗夫斯说：“换句话说，这已不是国家安全问题，而是是否有人会与奥本海默作对，阻止他完成项目并获得属于他的声誉。”在格罗夫斯看来，奥本海默的个人野心保证了他的忠诚。根据默里的谈话记录，格罗夫斯解释说，奥本海默的“妻子催他快点儿扬名立万，他妻子的态度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在这件事上占尽风头，名声在外，她希望奥本海默博士能获得这些荣誉，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当之无愧……这是这位博士青史留名的大好机会”。因此，格罗夫斯总结说：“据此可以相信他会继续忠于美国……” 格罗夫斯尊重和信赖野心勃勃的人。这是他和奥本海默的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武器，击败法西斯，赢得战争。 格罗夫斯自认看人很准，他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尽管如此，他也知道，如果不能弄清更多人的身份，军方和联邦调查局对“埃尔滕顿事件”的调查将无果而终。最终，在1943年12月初，格罗夫斯命令奥本海默说出那个接近他并告诉他埃尔滕顿提议的中间人。奥本海默曾承诺如果接到命令他就会坦白，所以这次虽然很不情愿，他还是说出了希瓦利埃的名字，但他坚称自己的朋友是无辜的，他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兰斯代尔上校把奥本海默8月26日告诉帕什的内容和这些新信息综合在了一起，12月13日他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教授说，三名dsm项目（原子弹项目的早期名称）的成员告诉他，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未具名的教授正在与他们接触，要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兰斯代尔说，当被命令说出那位教授的名字时，奥本海默承认希瓦利埃是中间人。兰斯代尔的信中没有提到其他人的名字，要么是奥本海默仍然拒绝说出希瓦利埃接触过的那三个人的身份，要么是格罗夫斯只问了他中间人的名字，后者可能性更大。这让联邦调查局非常恼火，两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2月25日，联邦调查局向格罗夫斯施压，要他让奥本海默说出“其他科学家”的名字。显然，格罗夫斯甚至不屑于回复这一请求，因为在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中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答复。 不过，依照《罗生门》的情节，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版本。1944年3月5日，联邦调查局探员威廉·哈维写了一份名为“辛拉德”的概要备忘录。“1944年3月，”哈维报告说，“格罗夫斯将军与奥本海默进行了协商……奥本海默最后声称希瓦利埃只接触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他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在这个版本中，希瓦利埃应该是在1941年秋找到了弗兰克，而不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据称，弗兰克立即通知了他的哥哥，他哥哥马上打电话给希瓦利埃，“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如果弗兰克被卷入其中，这个故事显然会变得截然不同。但这份记录不光存在疑点，而且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希瓦利埃要接近他几乎不认识的弗兰克，而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罗伯特·奥本海默？而且，1941年秋，居然有人向弗兰克询问一个最早在1942年夏才开始的项目的信息，这似乎很荒谬。此外，当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时，他们都证实了在伊格尔希尔家中厨房的对话发生在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之间，时间是1942—1943年的那个冬天。此外，在大致同一时期的档案中，只有哈维3月5日的备忘录里提到了弗兰克·奥本海默。在搜索了相关文件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未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找到弗兰克·奥本海默那条信息的来源。”尽管如此，由于哈维的报告已经是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一部分，它绝不会就此悄无声息。 在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上，这句话被指出自奥本海默之口，即他主动承认参与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 dsm是development of substitute metals的缩写，直译为“替代金属研发”。——译者注 哈维可能把日期搞错了。 多年来，像理查德·罗兹、格雷格·赫肯、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m.霍尔这样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都指出，弗兰克·奥本海默确实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埃尔滕顿的计划。 第18章 “瘫痪的灵魂”，她走了，他也以失败告终 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 ——琼·塔特洛克，1944年1月 1943年秋，帕什中校花了两个月时间想找出让奥本海默向苏联领事馆传递情报的中间人，但是结果令他失望。他和他的下属们反复询问了伯克利的多位学生和教职员工，仍一无所获。在调查中，帕什一意孤行，不肯放手，对奥本海默充满敌意，这最终导致格罗夫斯认为帕什在一项毫无进展的调查上浪费了军队的时间和资源。这也是最后促使格罗夫斯在1943年12月初命令奥本海默说出中间人希瓦利埃的原因。与此同时，格罗夫斯认为帕什的才能可以在其他地方派上更好的用场。到了11月，他被任命为代号“阿尔索斯”的秘密任务的军事指挥官，其任务是通过抓捕德国科学家来确定纳粹政府的原子弹计划的进展。帕什被调到伦敦，在那里他将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筹备一个由科学家和士兵组成的秘密小组，他们将跟随盟军部队进入欧洲。但即使在帕什离开后，他在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的朋友们仍然在监听琼·塔特洛克从电报山寓所拨出的电话。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没搜集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猜疑，即这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是奥本海默（或其他人）向苏联传递信息的渠道。但是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没人告诉他们停止监视。 1944年年初，刚刚过完新年假期，琼·塔特洛克正陷于又一波抑郁情绪之中。1月3日周一，当她去伯克利的父亲家时，她父亲发现琼“意志消沉”。那天离开时，琼答应第二天晚上给她父亲打电话，但是周二晚上她并没有打电话，她的父亲约翰·塔特洛克又试着给她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周三早上琼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她的父亲直接去了她在电报山的公寓。他下午1点左右到了那里，但是按门铃后一直没人回应，67岁的塔特洛克教授就从窗户爬了进去。 在公寓里，他发现琼的尸体“趴在浴缸一头的一堆枕头上，她的头浸在没有蓄满水的浴缸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塔特洛克教授没有报警，而是抱起女儿，把她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他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封未署名的遗书，它用铅笔草草写在信封背面，其中部分内容如下：“一切都令我感到厌恶……致那些爱我和帮助过我的人，谢谢你们给予的爱和勇气。我想活下去，想去给予，但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动弹不得。我拼命地想要理解这一切，但没有任何头绪……我想我可能这辈子都是个累赘，所以至少我可以减轻些别人的负担，把一个瘫痪的灵魂从这个战斗的世界带走。”从这里开始，文字变成了参差不齐、难以辨认的线条。 塔特洛克教授惊呆了，他开始在公寓里翻箱倒柜。最后，他找到了琼的一叠私人信件和一些照片。无论他在这些信中读到了什么，其中的内容都足以让他想把它们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死去的女儿就躺在他身边的沙发上，而他有条不紊地烧掉了她的信件和一些照片。几个小时后，他拨打了第一个电话给了殡仪馆。最后是殡仪馆的人报了警，下午5点半，当他们在该市副验尸官的陪同下到达时，壁炉里的文件还在冒烟。塔特洛克教授告诉警察，那些信件和照片是他女儿的。这时从他发现琼的尸体算起已经过去4个半小时。 至少可以说，塔特洛克教授的行为很不寻常。但是的确，那些无意间发现自己的亲人自杀的人经常会有些异常的行为。既然他有条不紊地翻查了公寓，这表明他可能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很明显，他在琼的信件中看到的内容促使他将其销毁。这肯定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塔特洛克教授支持他女儿的许多政治活动。他只可能是出于更私人的动机。 验尸官的报告说死亡时间至少是在12个小时前。琼死于1944年1月4日周二晚上的某个时刻。她的胃里有“大量最近摄入的半固态食物”和数量无法确定的药物。在她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标有“雅培公司的戊巴比妥钠”的安眠药药瓶，里面还剩两片。还有一个标有“可待因二分之一格令”的信封，里面只剩一些白色粉末。警方还发现了一个标有“厄普约翰公司盐酸麻黄碱片，八分之三格令”的铁盒，里面还有11颗胶囊。法医的毒理学实验室对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巴比妥酸衍生物、水杨酸衍生物和痕量的水合氯醛（未经核实）”。死亡原因是“急性肺水肿和肺充血”，也就是说琼是在浴缸里淹死的。 在1944年2月的一次正式的死因审理中，陪审团认定琼·塔特洛克的死是“自杀，动机不明”。报纸报道说，在公寓里发现了一张732.5美元的账单，账单来自她的精神分析师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这证明她“因为心理问题找过心理医生”。实际上，作为一名正在接受培训的精神病学家，琼被要求接受精神分析并自己支付费用。如果反复发作的躁郁症导致了她自杀那可真是令人惋惜。她的朋友们认为，从各方面来说，她的人生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她取得了许多成就。琼生前所在的锡安山医院是北加州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师培训中心，她在那里的同事均认为她“成绩斐然”，并对她的自杀感到震惊。 琼儿时的朋友普丽西拉·罗伯逊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给已逝的琼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试图去理解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罗伯逊并不认为“儿女私情”会让琼自杀，“因为你从不缺少爱，你一直渴求的是创造力。你渴望让自身变得完美，不是出于骄傲，而是为了借由自己来服务世界。当你完成医师培训却发现它没能给予你期待的造福世界的力量时，当你发现自己被卷入医院的日常琐事时，当战争给病人生活造成的巨大混乱让你深陷其中又无力回天时，在这最后关头，你再次求助于精神分析”。罗伯逊推测，也许正是这些经历“在内省时引发了绝望”，激起“无法化解”的痛苦。 罗伯逊像琼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们并不知道琼正在因自己的性取向问题而苦苦挣扎。杰姬·奥本海默后来说，琼告诉她，对她进行的精神分析表明她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当时，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需要矫正的病理现象。 琼去世后，她的朋友伊迪丝·a.詹金斯和《人民世界》的编辑梅森·罗伯逊一起散步。罗伯逊很了解琼，他说琼曾向自己吐露她是同性恋，她还告诉罗伯逊，为了克服女人对她的吸引力，她“和她能找到的每个‘猛男’都上过床”。这些话让詹金斯回想起有一次她在周末的早晨走进沙斯塔路的房子时，看到玛丽·埃伦·沃什伯恩和琼“坐在沃什伯恩的双人床上，边看报纸边抽烟”。詹金斯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暗示她们两人是同性恋人，她写道：“琼似乎需要沃什伯恩。”她还引用了沃什伯恩的话说，“当我第一次见到琼时，她的（大）胸和粗脚踝吓到我了”。 琼去世的消息让沃什伯恩悲痛万分，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她向一个朋友透露，在琼去世的前一天晚上，琼打电话让她过去，琼说她“非常难过”。那天晚上沃什伯恩没能去看她，可想而知，事后她的内心充满了内疚和懊悔。 对活着的人来说，自杀始终都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对奥本海默来说，琼·塔特洛克的自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为这位年轻的姑娘付出了很多，他一直想娶她，甚至在他和姬蒂结婚后，在她需要的时候，他仍然是她忠实的朋友——偶尔还是她的情人。他花了很多时间陪她散步，劝说她走出抑郁。现在她走了，他也以失败告终。 发现琼自杀后的第二天，沃什伯恩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瑟伯尔夫妇发了电报。当罗伯特·瑟伯尔去告诉奥本海默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他看得出奥本海默已经听说了。“他非常悲痛。”瑟伯尔回忆说。奥本海默随后走出房间，独自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的松树林中走了很久。考虑到多年来奥本海默对琼内心世界的了解，他一定感受到了内心痛苦的挣扎。除了悔恨、愤怒、沮丧和深深的悲伤，他肯定也感到了自责甚至内疚。因为，如果琼已经变成一个“瘫痪的灵魂”，那么他在她生活中时隐时现多少加重了这种瘫痪。 出于爱和同情，他成了琼的心理支持系统的关键成员，然后他就神秘地消失了。他曾试图维持这种关系，但1943年6月之后，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继续与琼保持这种关系，会危及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他也是身不由己，他要对自己深爱的妻子和孩子负责，要对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负责。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举动也合情合理。但在琼看来似乎他的野心战胜了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琼·塔特洛克可以被看作奥本海默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期间的第一个受害者。 琼的自杀成了旧金山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当天上午，旧金山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给埃德加·胡佛发了一封电报，简要地总结了报纸上的报道。电报的结论是：“由于可能引发负面舆情，该办公室不会贸然行动。过段时间之后，办公室将会谨慎地展开调查并会通知局里。” 从那之后，许多历史学家和记者都对琼的自杀有各种猜测。据验尸官说，琼在死前不久饱餐了一顿。如果她是有意服药后淹死自己，作为一名医生，她一定知道未消化的食物会减缓药物吸收。尸检报告没有证据表明巴比妥类药物已经到达她的肝脏或其他重要器官。报告也没有说明她是否服用了足以致死的大剂量巴比妥类药物。与此相反，如前所述，尸检确定死亡原因是溺水窒息。这些反常的情况已经足够可疑，再加上验尸报告中令人不安地提到，验尸官断言在她的体内发现了“痕量的水合氯醛”。如果把水合氯醛搀在酒里就是当时所谓的“米基芬恩”，这是一种蒙汗药，水合氯醛是其主要活性成分。简而言之，几名调查人员推测，琼可能是被人“偷偷下了蒙汗药”，然后被强行溺死在浴缸里。 验尸报告显示她的血液中没有发现酒精。（不过，验尸官确实发现了一些胰腺损伤，表明塔特洛克曾酗酒。）在读过琼的尸检报告后，一些对自杀有研究的医生说她有可能是自溺身亡。在这种情况下，琼可能在最后一餐吃了一些巴比妥让自己昏昏欲睡，然后跪在浴缸边上，在服用水合氯醛后晕了过去。如果水合氯醛的剂量足够大，琼可能会一头扎进浴缸的水里，再也醒不过来，然后她就会窒息而死。对琼的“心理验尸”也表明，她符合患有“迟钝型抑郁症”的高功能个体的特征。作为一名在医院工作的精神科医生，琼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各种强效镇静剂，包括水合氯醛。一位看过琼的档案的医生说：“如果你够聪明，又想杀死谁，这是个好办法。” 一些调查人员，还有琼的哥哥休·塔特洛克博士，一直对琼的离奇死亡充满疑问。1975年，美国参议院丘奇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暗杀计划的听证会公开后，他们对琼自杀的结论越发表示怀疑。其中一个关键证人不是别人，正是恣意妄为的鲍里斯·帕什，他不仅下令监听了琼的电话，还提议“用俄国人的方式”审讯温伯格、洛马尼茨、玻姆和弗里德曼，然后将他们弃尸大海。 1949—1952年，帕什担任中央情报局第7项目分部（pb/7）的负责人，这是中央情报局原秘密行动处——政策协调处（opc）的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帕什的上司、opc行动计划主任告诉参议院调查人员，第7项目分部负责暗杀、绑架及其他“特别行动”。帕什否认自己被委派负责执行暗杀任务，但他承认中情局的其他人“可能会有一种印象，认为我的部门会执行此类计划”，这也“情有可原”。中央情报局前官员小e.霍华德·亨特1975年12月26日告诉《纽约时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上级通知他，鲍里斯·帕什负责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负责“暗杀可疑的双重间谍和类似的低级别官员”。 尽管中央情报局声称该小组没有与暗杀有关的记录，但参议院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帕什所在的部门确实被指派“负责暗杀和绑架”。例如，有记录显示，20世纪60年代初，当帕什在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部工作时，他参与了为菲德尔·卡斯特罗设计“毒雪茄”的计划。 显然，鲍里斯·帕什上校——这位仇视布尔什维克的资深反间谍官员，具备冷战间谍小说中暗杀者的所有特质。尽管他的履历让人浮想联翩，但是没人能拿出证据把他和琼的死联系起来。事实上，到1944年1月，帕什已被调往伦敦。琼没有署名的遗书暗示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死于一个“瘫痪的灵魂”之手，当然奥本海默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 格令是英制重量单位，1格令≈65毫克。——编者注 迟钝型抑郁症是一种以思维缓慢和行为迟缓（精神运动减弱）为特征的抑郁症，这个诊断现已被废止。“高功能”指的是患者虽有精神障碍的症状，但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译者注 1975年，美国参议院成立丘奇委员会，开始调查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的非法情报活动。——译者注 第19章 “你愿意收养她吗？” 在洛斯阿拉莫斯，我感受到了雅典精神、柏拉图精神和理想中的共和国精神。 ——詹姆斯·塔克 洛斯阿拉莫斯一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这里几乎没人超过50岁，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我们这里没有老弱病残，没有公婆妯娌，没有无业游民，没有游手好闲的富人，也没有一无所有的穷人。”伯尼斯·布罗德在回忆录中写道。每个人的驾照上只有编号，没有姓名，他们的地址都标注为第1663号邮政信箱。被铁丝网包围的洛斯阿拉莫斯正在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科学家社区，这里由美国军队提供补给和保护。鲁思·马沙克回忆起刚到洛斯阿拉莫斯时的感受时说：“就好像我们身后的一扇大门被关上了。对我来说，那个有朋友和家人的世界变得不再真实。” 1943年年末到1944年年初，人们度过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个冬天，那个冬天的降雪来得早、去得迟。一个在这里居住多年的人写道：“只有那些年长的普韦布洛人见过下得这么大、这么久的雪。”有些早晨，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下面的山谷会笼罩在浓雾之中。但严冬恶劣的天气只会给台地的自然景观更添姿色，还让那些外来的城里人有机会融入这个陌生又神秘的新环境。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居民开始滑雪，这里可以一直滑到5月。当积雪最终融化时，被雪水沁透的高地上开满了法国薰衣草和其他野花。在春夏两季，几乎每天下午晚些时候，猛烈的暴风雨都会从山顶席卷而来，持续一两个小时的雷雨会让台地变得凉爽。成群的蓝鸲、灯芯草雀和红眼雀栖息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春绿色的三角叶杨树林中。“我们学着欣赏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的雪景，试着在沃特峡谷里寻觅鹿的踪迹。”菲利普·莫里森后来写道，他抒情的文字也反映出许多居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我们在台地上和山谷里发现了古老而奇特的文化，那里有我们的邻居——普韦布洛人，那里还有奥托维峡谷里的洞穴，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曾有人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寻找水源。” 虽说洛斯阿拉莫斯是一座军营，但它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一个山区度假胜地。就在到达那里之前，罗伯特·威尔逊刚读完托马斯·曼的《魔山》，所以他有时会觉得自己被带到了书中的神奇之地。那是一个“黄金时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塔克说：“在洛斯阿拉莫斯，我感受到了雅典精神、柏拉图精神和理想中的共和国精神。”它是一座“空中之岛”，或者就像一些刚到的人所形容的那样，它就是“香格里拉”。 短短几个月，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们就对他们生活的社区建立起了一种归属感，许多太太都认为这是奥本海默的功劳。一开始，为了践行参与式民主，奥本海默任命了一个镇议会，后来，它变成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机构，虽然没有官方赋予的权力，但镇议会定期举行会议，这也让奥本海默能够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在这里，日常生活中的不满都可以发泄出来，比如，对军人服务社的食品质量、居住条件和停车罚单的牢骚。1943年年底，洛斯阿拉莫斯有了一个小功率的广播电台，电台播放新闻、社区公告和音乐，其中一部分音乐来自奥本海默收藏的大量古典音乐唱片。奥本海默会以细微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他理解和感激每个人所做的牺牲。尽管居住环境缺乏隐私，生活条件简陋，水、牛奶甚至电力都经常短缺，他还是用自己独特的风趣幽默感染大家。一天，奥本海默对伯尼斯·布罗德说：“既然你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很疯狂，那么你们应该相处得不错啊。”（布罗德一家所住的公寓在西里尔和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夫妇，以及爱德华和米奇·泰勒夫妇的楼上。）在当地剧团上演约瑟夫·凯塞林的喜剧《毒药与老妇》时，观众们惊讶地发现，奥本海默被面粉涂得惨白，像僵硬的尸体一样被抬上舞台，和其他受害者一起躺在地板上。1943年秋，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少妇突然死于一种莫名其妙的麻痹，她的丈夫是一个小组的领导，社区居民都担心这是会传染的脊髓灰质炎，而第一个去看望这位处于哀痛中的丈夫的人就是奥本海默。 在家里，奥本海默是厨师。虽然他仍偏爱像印尼炒饭这样异国情调的辛辣饭菜，但是他为客人准备的晚宴通常是牛排、新鲜芦笋和土豆，餐前配的是酸金酒或马丁尼酒。1943年4月22日，为了庆祝自己的39岁生日，奥本海默举办了“山上”的第一个大型派对。他为客人们提供了最烈的马丁尼酒和各种美食，尽管食物的分量总是让人吃不饱。“在海拔8 000英尺的地方，酒精的劲头更足，”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所以所有人，即使是像拉比这样总保持头脑清醒的人，都进入了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在跳舞。”奥本海默以他惯常的老派风格跳着狐步，僵硬地把胳膊举在身前。那天晚上，拉比拿出他的梳子，像吹口琴一样吹奏起来，大家都被逗乐了。 但是，作为实验室主任的夫人，姬蒂却拒绝扮演这一角色。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姬蒂完全就是那种穿蓝色牛仔裤和布鲁克斯兄弟牌衬衫的女孩。”起初，她在亨普尔曼的领导下做兼职实验室技术员，亨普尔曼的工作是研究辐射对健康的危害。他回忆说：“她特别专横。”姬蒂只会偶尔邀请那些在伯克利就认识的老朋友来家里吃饭，很少举办外人可以参加的家庭派对。然而，奥本海默家隔壁的德凯和玛莎·帕森斯夫妇喜欢招待客人，他们举办了很多可以自由参加的聚会。奥本海默鼓励大家努力工作，然后尽情玩乐。“每到周六我们就会齐声欢呼，”伯尼斯·布罗德写道，“因为周日我们会出门散心，而其他时间我们都在工作。” 周六晚上，宿舍的门房经常挤满了跳方块舞的人，男人们穿着牛仔裤、牛仔靴和五颜六色的衬衫，女人们穿着被衬裙撑起来的长裙。不出所料，住在这里的单身汉们举办的派对最为吵闹。为喧闹的派对推波助澜的是他们自制的饮料，他们在一个32加仑的军用罐子里，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把实验室酒精和柚子汁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拿一块冒着烟雾的干冰冰镇。有时，年轻的科学家迈克·米奇诺维奇会在大家跳舞时拉手风琴伴奏。 一些物理学家偶尔也会举办钢琴和小提琴演奏会。如果碰巧周六晚上有这样的活动，奥本海默会盛装打扮，穿上他的粗花呢套装。他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多萝西·麦基宾回忆道：“在大厅里，如果你挤得进去，你会发现最拥挤的那一群人围绕的总是奥本海默。他在聚会上表现很出众，女人们就是喜欢他。”有一次，有人举办了一个主题派对——“展示出你被压抑的欲望”，结果奥本海默穿着一套普通西装就来了，他的胳膊上还搭着一条餐巾，好像在暗示自己只想当一名服务员。毫无疑问，这种姿态是刻意地想表现出谦逊，而不是他内心真想要过默默无闻的人生。作为美国战时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的主管，奥本海默实际上就是在活出他“被压抑”的欲望。 周日，许多居民会去附近的山上远足、野餐或者骑马，他们租的马匹就圈养在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以前的马厩里。奥本海默会骑自己的马——14岁的奇科，这是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他的常规路线是从小镇东边出发，向西骑上山间的小路。即使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奥本海默也能让奇科“单腿”小跑，也就是让马在跑动的时候每只蹄子都在不同时间落地。一路上，不管遇到谁，他都会挥舞他那顶泥褐色的馅饼式矮帽向对方致意，顺便寒暄一下。姬蒂是“非常优秀的女骑手，受过真正的欧式训练”。一开始，她骑的是一匹叫“迪克西”的马，这是一匹标准的竞赛用溜蹄马，它在阿尔伯克基参加过比赛。后来她换了一匹纯种马。奥本海默夫妇的身边总有一名武装警卫陪同。 奥本海默骑马或爬山时的体力总能让他的同伴们大吃一惊。“他看起来总是那么虚弱，”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当然，他一直瘦得令人心疼，却出奇地强壮。”1944年夏，奥本海默和亨普尔曼一起骑马越过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来到他在佩罗卡连特的牧场。“这几乎要了我的命，”亨普尔曼说，“他骑马时用的是‘单脚’步法，非常自在惬意，而我的马必须拼命小跑才能跟上他。我觉得我们第一天骑了30~35英里，我都快累死了。”尽管奥本海默很少生病，但与很多吸烟者一样，他经常咳嗽，这是每天抽四五包烟的后果。他的一位秘书说：“我觉得他叼上烟斗不过是想暂停一下他的烟瘾。”他一咳嗽就停不下来，有时他一边咳嗽一边还在喋喋不休，结果脸色都开始发紫。奥本海默不仅把调制马丁尼酒变成了一种仪式，他抽烟的动作也很独特。大多数人会用食指弹掉烟头上的烟灰，而他有一种特殊的习惯——用小指的末端拂去烟头上的烟灰。这个习惯让他的指尖都生了老茧，看起来就像烧焦了一样。 台地上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奢侈，但也慢慢变得舒适起来。士兵们会把柴火劈好，堆放在每个公寓的厨房里和壁炉旁。军队还负责收垃圾，给炉子添煤。每天，军队都用公共汽车从附近的圣伊尔德丰索定居点接普韦布洛妇女来做家务。她们穿着裹着鹿皮的靴子，披着五颜六色的普韦布洛披巾，戴着各式各样的由绿松石和白银制成的饰品，普韦布洛妇女很快就成了小镇居民熟悉的一道风景。每天一大早，她们先到镇上水塔附近的陆军女佣服务办公室登记，然后沿着洛斯阿拉莫斯的土路分散到各自被分配的家庭，她们在每个家庭工作半天，于是这里的居民们也开始称她们为“半天”。提供这种家政服务的想法得到了奥本海默的支持，而具体管理则由陆军负责，这样一来那些科学家的太太就可以在技术区担任秘书、实验室助理、学校教师或“计算机操作员”。反过来，这将有助于陆军将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口数量维持在最低限度，还可以让这些聪明能干的女性保持士气。女佣的服务主要是按需分配，它取决于这些主妇工作的重要性、工作时长、年幼子女数量，还有本人是否患病。这种军管社会主义虽然算不上尽善尽美，但是它让台地上的生活轻松了不少，还把这个与世隔绝的实验室变成了一个各尽其能、高效运转的社区。 洛斯阿拉莫斯的单身男女比例格外高，所以即便军队也无法阻挡男欢女爱之事。卫兵曾下令关闭一间女子宿舍并遣散其住户。当时罗伯特·威尔逊不仅是最年轻的实验室小组长，也是镇议会的主席。在一群态度坚定的单身汉的支持下，一群眼泪汪汪的姑娘出现在了镇议会，他们就军方的决定提出上诉。威尔逊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看起来姑娘们一直都在有偿地满足我们那些年轻人的生理需求，而且生意兴隆。军方对此本来可以理解，但是一些疾病开始冒头，因此他们决定出面干涉。”对于这一事件，镇议会的决定是因为做皮肉生意的姑娘为数不多，而且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所以宿舍仍将继续开放。 每隔几周，“山上”的居民会获准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圣菲购物。有些人还会趁着这个机会去拉方达酒店的酒吧里喝上一杯。奥本海默经常会在多萝西·麦基宾的家里过夜，她的家位于老圣菲路上，是一座漂亮的、墙壁厚实的土坯房。1936年，麦基宾花了1万美元在圣菲南边一块1.5英亩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西班牙传统风格的牧场住宅。这座房子有雕花的西班牙式大门和环绕的门廊，看起来就好像已经矗立在那里几十年了。麦基宾在里面摆放了当地的古董家具和纳瓦霍地毯。作为项目的“看门人”，麦基宾持有“q级”（顶级）安全徽章，因此奥本海默在圣菲举行内容敏感的会议时，地点经常选在她的家里。麦基宾喜欢在这些场合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但她也很珍惜与奥本海默独处的安静的夜晚，晚餐时她会做他最喜欢的牛排和芦笋，而他会调制“你喝过的最烈的马丁尼酒”。对奥本海默来说，麦基宾的家是他的避难所，可以躲开“山上”那种无处不在的监视。“麦基宾爱着罗伯特·奥本海默，”戴维·霍金斯后来说，“他在她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反之亦然。” 对于这里寒冷的气候、与世隔绝的环境及台地的生活节奏，住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太太们大都越来越习以为常，姬蒂却越来越觉得自己身陷困境。对于洛斯阿拉莫斯能给她丈夫带来的一切，她都望眼欲穿，但是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她的志向是成为植物学家，而现在她寸步难行。为亨普尔曼博士做了一年的血细胞计数工作后，她辞职了。在社交上，她也感到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在心情好的时候，她会在朋友或陌生人面前表现得迷人而热情，但每个人都能感到她有一股凌厉之气。她常常看上去神经紧张，还面露不悦。姬蒂也能在社交聚会上闲聊，但正如她的一个朋友所说：“她想谈有意义的事情。”年轻的波兰裔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偶尔会在聚会上或在奥本海默家吃饭时见到姬蒂，他说：“她似乎非常冷漠，是一个傲慢的人。” 作为奥本海默的秘书，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的位置让她可以近距离观察姬蒂。“她是一个情绪激烈、聪慧过人、生气勃勃的人。”达菲尔德回忆说，但她也认为姬蒂“很难对付”。姬蒂的邻居、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帕特·谢尔被她变化无常的性格搞得不知所措，她回忆说：“她看上去很快乐，热情洋溢。后来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的对人热情，而是因为她迫切想要得到关注和爱。” 像奥本海默一样，姬蒂也喜欢送人礼物。有一天，谢尔抱怨了她屋里的煤油炉，姬蒂就给了她一个旧电炉。谢尔说：“她会送我礼物，用她的好意将我团团围住。”其他女人觉得她粗鲁的举止近乎是对别人的侮辱，很多男人也这么认为，尽管姬蒂似乎更喜欢和男人们混在一起。达菲尔德回忆说：“我很少听到男人，特别是那些人很好的男人管谁叫婊子，而她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达菲尔德也很清楚，她的上司信任姬蒂，在各种问题上都会询问她的建议，达菲尔德说：“对他来说，在他选择征询意见的人中，姬蒂的判断和其他人一样重要。”姬蒂总是随意打断她丈夫的话，但是一位密友回忆说：“他似乎对此从不介意。” 1945年年初，普丽西拉·格林·达菲尔德要休产假，这样一来奥本海默就需要一位新秘书。格罗夫斯相继给他介绍了几位经验丰富的秘书，但奥本海默都拒绝了。直到有一天，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他想让20岁的安妮·t.威尔逊做他的秘书，威尔逊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奥本海默在华盛顿格罗夫斯的办公室里见过她。“他（奥本海默）走到我的办公桌前，那张桌子就在将军办公室的门外，然后我们聊了起来，”威尔逊谈到奥本海默时说，“我简直目瞪口呆，因为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成为传奇的部分原因就是所有女人都会拜倒在他面前。” 受宠若惊的威尔逊同意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然而，就在她离开之前，格罗夫斯的反间谍主管约翰·兰斯代尔找到了她，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她每月给他写一封信，报告她在奥本海默办公室看到的情况，他就按月给她200美元。威尔逊大为震惊，她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我告诉他：‘兰斯代尔，你就只当从没跟我提过这档子事吧。’”威尔逊说，格罗夫斯向她保证，一旦她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她就只需要效忠于奥本海默。但是，或许不足为奇，她在战后得知，格罗夫斯曾下令一旦她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就对她进行监视。他认为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工作后，威尔逊知道得太多了，必须对她进行监视。 到达洛斯阿拉莫斯后，威尔逊得知奥本海默正在出水痘，发着40摄氏度的高烧。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写道：“我们那位瘦得像苦修士的主任，看上去就像15世纪的圣人肖像，一双烧红的眼睛从一张布满红疹、胡子蓬乱的脸上向外张望。”奥本海默康复后不久，威尔逊被邀请到他家里喝酒。男主人给她倒了一杯又一杯他那著名的马丁尼酒，由于她还没有适应那里的高海拔，这种烈性的鸡尾酒很快就冲昏了她的头脑。威尔逊只记得自己不得不被人护送回她在护士宿舍的房间。 威尔逊被她富有魅力的新上司迷住了，对他仰慕至极，但是20岁的她并没有对奥本海默萌生男女之情。1945年，已婚的奥本海默的年纪是她的两倍。尽管如此，威尔逊毕竟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聪明又时髦，“山上”的人们开始对主任的新秘书议论纷纷。威尔逊到洛斯阿拉莫斯几周后，开始收到装在花瓶里的单枝玫瑰，这些花每隔3天就从圣菲的花店送到这里。这些神秘的玫瑰花没有卡片。“我完全蒙了，所以我天真地到处打听说：‘我有了一个神秘情人。到底是谁送的这些漂亮的玫瑰花？’我一直没找到答案。但是后来有人对我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那就是奥本海默。’可是，我认为这种说法简直太离谱了。” 就像在任何小镇都可能发生的那样，奥本海默与威尔逊有染的谣言很快就流传开来。威尔逊说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我必须告诉你，我那时太年轻了，还不懂得欣赏他那个年纪的男人。或许我认为40岁的男人已经算是老古董了。”当然，姬蒂也听到了谣言，有一天她与威尔逊对质，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对奥本海默有所企图。威尔逊觉得五雷轰顶，她回忆说：“她肯定能从我的震惊中看出实情。” 后来威尔逊结婚了，在她结婚后的几年里，姬蒂也渐渐放松了戒备，两个女人之间还建立起了长久的友谊。如果说奥本海默确实被威尔逊所吸引，那么匿名送单枝红玫瑰这样含蓄的表达也符合他的个性。奥本海默不是那种会主动要求亲密的人。正如威尔逊自己观察到的，奥本海默对女性有一种“万有引力”。威尔逊说：“他真的是一个懂女人的男人，我不仅亲眼看到了这一点，也听到很多人这么说。”但与此同时，他本人仍然非常害羞，甚至可以算得上不谙世故。“他非常善解人意，”威尔逊说，“我想，这就是他吸引女性的秘密。我的意思是，他给人的感觉是他能读懂她们的心思，许多女人都对我这么说过。洛斯阿拉莫斯的孕妇们可能会说：‘唯一能理解她们的男人就是奥本海默。’他对人有一种近乎圣人般的同理心。”就算他被别的女人吸引，他仍然忠于自己的婚姻。亨普尔曼在谈到姬蒂和奥本海默时说：“他们两人相当亲密，只要有时间，他晚上就会赶回家。我觉得她以他为荣，但我认为她原本也想成为中心人物。” 包围奥本海默的安全网自然也没有放过他的妻子，不久，姬蒂就遭到了兰斯代尔上校小心翼翼的盘问。兰斯代尔是一位手段高明、善解人意的采访者，他很快就断定姬蒂可以为他提供她丈夫的内幕信息。兰斯代尔后来作证时说：“她的政治背景不太好。出于这个原因，我尽可能多找机会和奥本海默夫人谈话。”当她给他端上一杯马丁尼酒时，他挖苦说她不是那种会上茶的人。“奥本海默夫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女强人。在我的印象里，她是那种可以成为共产党员的人，我看得出她确实曾是共产党员。只有非常强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然而，在他们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兰斯代尔意识到姬蒂只有对她丈夫才是绝对忠诚。他还感觉到，虽然她在礼貌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但她“恨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 漫无边际的审问变成了一场双人舞。兰斯代尔后来说：“就像我们的行话说的那样，她想套牢我，就像我想套牢她一样……我觉得她会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择手段。我采取的策略是让她知道我是一个公允的人，只是想弄清楚奥本海默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谈话变得没完没了。” “我敢肯定她曾是共产党员，但不确定她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大改变……对于她在遇到奥本海默之前的所作所为，她并不在乎我了解多少，也不在乎我对这些事的看法。我渐渐开始明白，对她来说，与奥本海默相比，她的过去和她的另一任丈夫都不算什么。我越来越相信，她对他的依恋比对共产主义更强烈，对她来说，他的未来比共产主义更重要。她试图让我相信他就是她的生命，她确实成功了。”后来，兰斯代尔向格罗夫斯报告了他的结论：“奥本海默博士是她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凭借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影响力，她能让奥本海默博士远离我们认定的那些危险关系。” 身处铁丝网里，姬蒂有时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显微镜下。在这里只有凭配给卡才能从陆军杂货店买到外面的食物和商品。这里的电影院每周放映两场电影，每场只收15美分。这里的医疗是免费的。许多年轻夫妇都生了孩子，第一年的出生记录上大约登记了80个新生儿，之后每个月大约有10个孩子出生，以至于这家只有7个房间的小医院被贴上了“rfd”的标签，意思是“乡村免费接生点”。当格罗夫斯将军抱怨新生儿太多时，奥本海默挖苦道，科学主管的职责并不包括计划生育。奥本海默夫妇也不例外，那时姬蒂又怀孕了。1944年12月7日，她在洛斯阿拉莫斯军营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凯瑟琳，昵称为“泰克”。医院的婴儿床上贴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奥本海默”，一连好几天，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想要一睹主任宝贝女儿的模样。 4个月后，姬蒂宣布她“必须回家看望她的父母”。也许是因为产后抑郁症，也许是她在家喝了太多的马丁尼酒，又或者是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总之姬蒂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帕特·谢尔回忆说：“姬蒂逐渐崩溃，她喝了很多酒。”姬蒂和奥本海默与他们两岁的儿子之间也出现了问题。像所有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彼得很难管教。根据谢尔的说法，姬蒂“对他非常、非常不耐烦”。谢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她认为姬蒂“在理解孩子上完全没有天赋”。姬蒂一向变化无常。她的弟妹杰姬·奥本海默说，姬蒂“会去阿尔伯克基一连购物好几天，甚至还会去西海岸，把孩子们交给女佣照顾”。姬蒂一回来就会送彼得一件大礼物。“她一定觉得很内疚，很难过，”杰姬说，“那个可怜的女人。” 1945年4月，姬蒂带着彼得前往匹兹堡。但她决定把4个月大的女儿交给最近流产的朋友帕特·谢尔照顾。洛斯阿拉莫斯的儿科医生亨利·巴尼特博士向谢尔提议说，照顾孩子会对她有好处。就这样，“泰克”（后来他们又叫她“托妮”）搬进了谢尔的家。姬蒂和小彼得离开了3个半月，直到1945年7月才回来。而且，因为奥本海默的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每周只能来看望他的小女儿两次。 在这极其紧张的两年时间里，奥本海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身体上的变化显而易见：他不停地咳嗽，体重下降到115磅，对一个身高5英尺10英寸的人来说，算得上皮包骨了。虽然他从未出现过精力不济，但他看上去真的是在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至于心理上的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可能更加严重。奥本海默一生都在应付和处理他的精神压力。泰克的出生和姬蒂的离开又让他异常脆弱。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谢尔回忆道，“他会过来和我坐下聊天，但他不会提出看孩子。他也不关心孩子的去向，从没说要见她。” “后来，有一天我忍不住说：‘你不想看看你女儿吗？看看她是不是长得漂漂亮亮的？’他说：‘好的，好的。’” 两个月后，奥本海默在一次拜访中对谢尔说：“看起来你越来越喜爱泰克了。”谢尔实事求是地回答：“嗯，我喜欢孩子，当你照顾一个婴儿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他都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奥本海默接着问了一个让谢尔感到震惊的问题：“那你愿意收养她吗？” “当然不行，”她回答说，“她有非常好的父母。”当她问奥本海默为什么要这么问时，他回答说：“因为我不能给她爱。” 谢尔让他放心，她说这种感觉对与孩子分开的父母来说并不罕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逐渐对孩子产生“依恋之情”。 奥本海默说：“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依恋别人的人。”当谢尔问他是否和姬蒂谈过这个问题时，奥本海默说：“没，没，没谈过。我是想先问问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给这个孩子一个有爱的家庭很重要，而你已经给了她这样一个家。” 这次谈话让谢尔感到尴尬和不安。对她冲击最大的是，尽管这个提议非常离奇，但它的确源于奥本海默内心真实的感受。“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极富良知的人，而他却能对我说出这些话……他此刻能觉察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同时又因这种感受而内疚，他想用某种公平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又做不到。” 1945年7月，姬蒂终于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她一如往常地送给谢尔许多礼物。姬蒂发现洛斯阿拉莫斯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气氛：男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了，而他们的妻子比以往更孤独。姬蒂开始每天邀请一小群女人过来喝鸡尾酒。1945年到过洛斯阿拉莫斯的杰姬·奥本海默记得她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处得不太好，但她似乎执意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一起。有一次，她请我去喝鸡尾酒，那可是下午4点。我到的时候，除了姬蒂，只有四五个女人，都是她的酒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言不发地喝酒。那实在太难受了，我再也没去过。” 当时，帕特·谢尔并没意识到姬蒂酗酒。谢尔回忆道：“她习惯喝点儿酒，下午4点的时候，她会喝一些，但是她并没有喝到口齿不清。”不过，酗酒最终还是成了姬蒂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根据她的另一位密友亨普尔曼博士的说法：“在洛斯阿拉莫斯，跟其他人相比，她喝得肯定不算多。”酒在台地上可以自由流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小镇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一些人感到很压抑。亨普尔曼回忆道：“起初，这里的日子很有趣。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到厌倦、紧张和烦躁，情况变得不太好。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也是和你一起玩耍的人。如果一个朋友约你出去吃饭，虽然你无事可做，可你就是不想去，他们肯定能知道你是故意不去的，因为他们开车经过你家的时候，会看到你的车还停在那里。每个人的生活都一览无余地摆在别人面前。” 在为数不多的逃离洛斯阿拉莫斯的机会中，除了定期下午到圣菲的远足，还有在伊迪丝·沃纳小姐房子里举行的晚宴，她的这座土坯房位于格兰德河上的奥托维，这个名字在印第安语里的意思是“水声潺潺的地方”，人们到这里需要从圣菲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开车走大约20英里。奥本海默第一次见到沃纳小姐是在一次骑马旅行的途中，那次他与弗兰克和杰姬一起从弗里霍莱斯峡谷出发，但是他们的一匹马跑掉了，奥本海默在后面追赶，结果他来到了沃纳小姐的“茶室”。“我们喝茶，吃巧克力蛋糕，聊天，”奥本海默后来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难忘的见面。”奥本海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带马刺的牛仔靴，沃纳小姐觉得他看起来就像“西部电影里精瘦结实的英雄人物”。 沃纳小姐是费城一位牧师的女儿，她在1922年第一次来到帕哈里托高原，那时30岁的她刚刚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她和她的伙伴——一位上了年纪的印第安人阿蒂拉诺·蒙托亚（普韦布洛人称他为“蒂拉诺”）一起经营一个被她称为“茶室”的地方，来的人都是她家门口的游客，她生活得非常简朴。 奥本海默搬到台地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带着格罗夫斯将军去奥托维桥的房子喝茶。因为牧场学校的关闭和战时汽油配给措施，这里的游客数量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喝茶的时候，沃纳小姐顺嘴提到了自己不知如何才能维持生计。格罗夫斯提议让她负责“山上”所有的餐饮服务。这是一份报酬优厚的大买卖，沃纳小姐说她会考虑这个提议。他们离开时，奥本海默先送格罗夫斯上了车，随后又返回敲开了沃纳小姐的门。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脸上洒满了月光，他告诉她：“别干这个。”然后，他就蓦地转身走回了自己的车。 几天后，奥本海默再次出现在沃纳小姐的家门口，他建议她每周在这里举办三次小型晚宴，参加者每次不超过10人。奥本海默解释说，她这样做可以让科学家们暂时从“山上”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这也是对战事实实在在的贡献。格罗夫斯将军同意了这个主意，沃纳小姐自己也把它看作天赐良机。 那年年底，沃纳小姐写道：“大约从4月开始，‘x地’的人们每周会从洛斯阿拉莫斯下来这里吃一顿晚餐，后来还有别的客人过来。”在厨房里忙了一整天后，沃纳小姐会穿着朴素的衬衫裙和印第安莫卡辛鞋主持晚宴。所有人都坐在餐厅中央一张手工雕刻的长木桌旁，屋内的墙壁是粉刷过的土坯墙，头顶上是低矮的手工凿制的房梁。51岁的沃纳小姐为这群“饥饿的科学家们”准备了丰盛的家常菜。他们在烛光下吃着蔬菜炖羊肉，餐具是传统的印第安黑陶碗碟，它们都出自当地陶匠玛丽亚·马丁内斯之手。晚餐后，她的客人们会在壁炉旁挤作一团取暖，然后再长途驱车返回台地。作为对这顿充满原始情调的烛光晚餐的报偿，沃纳小姐会象征性地向她的客人收取每人2美元的费用。她只知道这群神秘的人在为“某个非常秘密的项目工作……圣菲的人称之为潜艇基地，这个猜测也不算太离谱”。 沃纳小姐家的晚餐成了一项炙手可热的消遣，那些夫妇会结伴而来，五对夫妻为一组，每组人都会在每周固定的晚上光临。奥本海默会确保他和姬蒂可以优先选择沃纳小姐的时间，但很快帕森斯夫妇、威尔逊夫妇、贝特夫妇、泰勒夫妇、瑟伯尔夫妇和其他夫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还有许多洛斯阿拉莫斯的夫妇在争抢参加晚宴的机会，获得邀请是一种荣誉。奇怪的是，沉静寡言的沃纳小姐居然与奥本海默那活泼、尖刻的妻子情投意合。“姬蒂和我互相理解，”沃纳小姐后来说，“她对我很亲近，我对她也是。” 1944年年初的一天，奥本海默将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带到了那里，并把他介绍给了沃纳小姐，奥本海默称他为“尼古拉斯·贝克先生”，这是他提议给玻尔起的化名。大家都称这位温和、谦逊的丹麦人为“尼克叔叔”。玻尔说话轻声细语，还喜欢喃喃自语，交谈时他常磕磕巴巴讲不出一句完整话，好在沃纳小姐也沉默寡言。多年后，玻尔给沃纳小姐的妹妹写了一张便条：“感谢你姐姐的友谊。”这证实了他们之间那不可思议的友情。沃纳小姐对玻尔和奥本海默都怀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敬意：“他（玻尔）的内心极其沉静，这种宁静就像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奥本海默身上也蕴藏着同样的东西。” 当然，玻尔并不是沃纳小姐餐桌上唯一令人难忘的人物。詹姆斯·科南特、阿瑟·康普顿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都曾到访这座奥托维桥边的房子。但沃纳小姐在费城的梳妆台上只保留了奥本海默的镶框照片。1945年年底，菲利普·莫里森给沃纳小姐写了一封长信，感谢有她陪伴的许多个夜晚，他写道：“沃纳小姐，您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可有可无。在您河边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们坐在布置整齐的桌子旁，挤在精心收拾的壁炉前，您让我们感到安心，让我们心有所属，让我们暂别那些绿色的临时房屋和推土机铲平的道路。我们不会忘记……我很庆幸在我们的峡谷脚下有这样一座房子，在那里，玻尔的精神深入人心。”对于这一切，奥本海默也应该与他有同感。 rfd（rural free delivery）原指19世纪后期美国邮政部门推出的“乡村免费送货”服务。英文delivery有“投递”和“分娩”两个含义，这里属于借用。——译者注 第20章 “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他们不需要我帮忙制造原子弹。 ——尼尔斯·玻尔 这场原子弹“竞赛”的开局多少有些缺乏章法。1939年，一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欧洲移民）发现他们在德国的前同事可能在带头将核裂变发现用于军事领域，这让他们感到恐慌。他们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这一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开始支持有关的会议和小型核研究项目。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确实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报告，但直到1941年春，也就是德国发现核裂变两年多后，在英国工作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佩尔斯才搞清楚如何快速及时地制造出战时可用的原子弹。从那时起，所有参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联合原子弹项目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争取赢得这场生死攸关的竞赛。但是在1943年12月尼尔斯·玻尔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关于战后核武器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一直乏人关注。 有玻尔在自己身边，奥本海默感到非常高兴。1943年9月29日晚，这位57岁的丹麦物理学家登上了一艘汽艇，被偷偷运离哥本哈根。安全抵达瑞典的海岸后，他被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但是德国特工打算在那里暗杀他。10月5日，派去营救他的英国飞行员协助玻尔钻进了一架没有标志的英国“蚊”式轰炸机的弹仓。当这架木质飞机飞到接近20 000英尺的高度时，飞行员指示玻尔戴上皮质头盔内的氧气面罩，但是玻尔没有听到指示，他后来说头盔对他的大脑袋来说实在太小了，很快他就因缺氧而晕了过去。尽管如此，他还是挺过了这次空中旅行，在苏格兰着陆后，他说自己在飞机上睡了个好觉。 在停机坪上迎接他的是他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查德威克，他把玻尔带到伦敦，并向他介绍了英美原子弹计划的相关情况。1939年，玻尔就已经意识到核裂变的发现可用于制造原子弹，但他认为分离铀235需要投入极大的工业资源，因此根本不切实际。现在他得知美国人正把他们大量的工业资源用于这一目的。“对玻尔来说，”奥本海默后来写道，“（这）听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 玻尔抵达伦敦一周后，他21岁的儿子阿格也来到这里。阿格是前途无量的物理学家，后来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接下来的7周里，父子俩全面了解了“合金管工程”——英国原子弹计划的代号。玻尔同意担任英国的顾问，随后英国同意派他前往美国。12月初，玻尔父子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格罗夫斯将军对玻尔的加入感到不悦，但考虑到这个丹麦人在物理界的声望，他勉为其难地允许玻尔参观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神秘的“y地”。 格罗夫斯之所以感到不悦，是因为有情报显示玻尔一向我行我素。1943年10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位丹麦物理学家带着“一项涉及核爆炸的新发明计划”抵达伦敦。格罗夫斯对此感到愤怒，但除了努力控制玻尔，他也别无他法。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玻尔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丹麦，如果他想见国王，他只需走到皇宫门前敲敲门。他在华盛顿也如法炮制，拜访了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这位大法官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他向这些人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制造原子弹已成定局，现在考虑原子弹带来的后果并不算为时尚早。玻尔最担心的是这项发明会激起西方和苏联之间可怕的核军备竞赛。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坚持认为，必须告知苏联人核弹项目的存在，并向其保证这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当然，这样的看法吓坏了格罗夫斯，他迫切地想把玻尔送到洛斯阿拉莫斯，在那里他可以让这位喋喋不休的物理学家与世隔绝。为了确保玻尔在途中不违反安保条例，格罗夫斯亲自与玻尔父子一起搭上了从芝加哥始发的火车。随行的还有加州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托尔曼，他是格罗夫斯的科学顾问。格罗夫斯和托尔曼约定两人轮流照看这位丹麦客人，以确保他不会跑出车厢。然而，在和玻尔待了一个小时后，托尔曼筋疲力尽地走出车厢，对格罗夫斯说：“将军，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不过你是军人，这是你必须完成的任务。” 格罗夫斯一边听着玻尔特有的咕哝，一边时不时地要打断他，向他解释信息保密的重要性。不过，这注定是白费力气。玻尔对曼哈顿计划已经有大致的了解，同时他还在不断关注科学给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不仅如此，两年多前的1941年9月，玻尔还会见了他以前的学生维尔纳·海森伯，海森伯是领导德国原子弹计划的德国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向玻尔介绍了他了解到的有关德国原子弹项目的情况，不过他肯定不希望玻尔向其他人透露这些情况。格罗夫斯说：“我觉得我和他不停地聊了12个小时，一直在告诉他什么不能说。” 1943年12月30日深夜，他们抵达了洛斯阿拉莫斯，然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奥本海默为玻尔举办的小型招待会。格罗夫斯后来抱怨说：“他（玻尔）到了还没5分钟，就把他答应过不说的话都讲了出来。”玻尔问奥本海默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真的足够大吗？”换句话说，这种新型武器威力会大到让未来的战争超乎想象吗？奥本海默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含义。1年多来，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与新实验室建立及运转有关的行政琐事上，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时间里，玻尔把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转移到原子弹在战后的后续影响上。“这就是我去美国的原因，”玻尔后来说，“他们不需要我帮忙制造原子弹。” 那天晚上，玻尔告诉奥本海默，海森伯正在积极地研究一种铀反应堆，它可以产生迅猛的链式反应，进而产生威力巨大的爆炸。第二天，也就是1943年的最后一天，奥本海默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玻尔关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玻尔、阿格和洛斯阿拉莫斯一些顶尖的学者，包括爱德华·泰勒、理查德·托尔曼、罗伯特·瑟伯尔、罗伯特·巴彻、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汉斯·贝特。接下来，玻尔想要告诉这些人他在1941年9月与海森伯的那次会面有多么不同寻常。 玻尔讲述了他这位才华横溢的德国门生是如何得到纳粹政府的特别许可，参加了在德国占领的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会议。虽然海森伯自己不是纳粹分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爱国者，所以他选择继续留在纳粹德国。他无疑是德国最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如果德国人有原子弹计划，那么海森伯显然是负责人的最佳人选。海森伯到达哥本哈根后找到玻尔，这两位老朋友之间的谈话内容成了一桩悬案。海森伯后来坚称，他曾审慎地提到了铀问题，并试图暗示他的老朋友，虽然原则上核裂变武器是完全可行的，但它“需要极大的技术投入，我们只能盼望在这场战争中它不会变成现实”。海森伯声称，他是在暗示他自己和其他德国物理学家想要说服纳粹政权相信在这场战争中来不及制造出这种武器，由于担心德国政府的监视，再加上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无法直白地表达出这一想法。 但是，如果这是海森伯想要传达的信息，那么玻尔并没有听进去。这位丹麦物理学家只听到了这位德国顶尖的物理学家告诉他，核裂变武器确实可行，一旦研制成功，它将在这场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于是，又惊又怒的玻尔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后来，玻尔自己又说他不太确定海森伯本意想说什么。多年后，他想给海森伯写一封信，这封信打了好几遍草稿——这是他的习惯，但是最终他也没有寄出。从所有的草稿中都能一眼看出来，海森伯仅是提到核武器就已经让玻尔感到了震惊。例如，在一份草稿中，玻尔写道： 另一方面，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一开始你就冷不丁地告诉我，你确信如果战争打得足够久，决定结果的将是原子武器。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你可能认为我这是心存怀疑，于是你讲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你几乎全身心地扑在这个问题上，并且相当肯定这完全可行，但是你可没有提到德国科学家在努力阻止它的研制。 玻尔和海森伯之间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奥本海默自己后来隐晦地写道：“玻尔的印象是，他们（海森伯和他的同事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来这里与其说是想谈谈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不如说是想看看玻尔都掌握了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消息。我认为这是一场对峙。”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这次会面之后，玻尔非常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武器结束战争。在新墨西哥州，他把这种担忧传递给了奥本海默和他的科学家团队。玻尔不仅告诉他们海森伯已经证实德国有原子弹计划，他还展示了一幅他所谓的原子弹草图，这张图据说是海森伯自己画的。然而，所有人都一眼看出这幅草图画的不是一枚炸弹，而是一个铀反应堆。“我的老天，”贝特看到这幅图后说，“德国人想把一个反应堆扔到伦敦去。”如果说德国人确实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似乎在采取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设计。经过讨论，就连玻尔也被说服了，他也认为这样的“炸弹”注定失败。第二天，奥本海默写信给格罗夫斯解释说，一个能爆炸的铀堆其实“在军事上毫无用处”。 奥本海默曾经说：“历史证明，即使聪明人也经常搞不懂玻尔究竟在说什么。”和玻尔一样，奥本海默也从来都不是个言词浅白的人。在洛斯阿拉莫斯，这两个人有时似乎在互相模仿。奥本海默后来写道：“玻尔能来洛斯阿拉莫斯实在太棒了，他对技术非常感兴趣。但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他在这里真正的意义与技术无关。”相反，正如奥本海默所说，玻尔此行“暗地里”是为了推进一项政治事业——在科学和国际关系中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这是防止战后核军备竞赛的唯一希望。这正是奥本海默乐于听到的消息。近两年来，他一直忙于错综复杂的行政事务。几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像一个科研工作管理人员，而不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这种转变让他感到压抑，因为他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因此，当玻尔来到台地，用深刻的哲学术语谈论这个项目对人类的影响时，奥本海默又恢复了活力。他向格罗夫斯保证，玻尔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奥本海默后来写道，在玻尔来之前，这项工作“常常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玻尔很快就“使这项事业看起来充满希望，而之前许多人还充满疑虑”。奥本海默谈到希特勒时充满轻蔑，并强调了科学家在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奥本海默说：“他（玻尔）满怀希望地认为，我们会取得良好的成果，科学规律和学科协作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都愿意相信他所说的。”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记得玻尔告诉他：“这个炸弹也许是个可怕的东西，但它也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希望’。”那年春天早些时候，玻尔想把他关切的问题都写下来，他把一份数易其稿的备忘录分享给了奥本海默。他在1944年4月2日的草稿中已经列出几项基本观点，玻尔认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面对的是史上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它注定会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未来”，用不了多久，“一种威力无可匹敌的武器就会被制造出来，它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好消息，但是坏消息同样一目了然，而且很可能会变成现实：“除非在适当的时候能就控制核原料的使用达成某种协议，否则任何暂时的好处，无论多么巨大，都抵不过让人类永无宁日的安全威胁。” 在玻尔心中，原子弹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控制这种对人类的威胁需要“一种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法”。在即将到来的有核时代，除非摒弃那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否则人类将不会有安全可言。玻尔想象的“开放世界”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新世界已经存在于科学界的跨国合作中。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说，玻尔认为哥本哈根、卡文迪许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实验室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现实模型。只有在以科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开放世界”中，才能对核能进行国际管制。对玻尔来说，正是科学探索中的社群文化带来了进步、理性，甚至和平。“知识本身是文明的基础，”他写道，“但是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宽也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更大的责任，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形态。”正因如此，在战后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确信没有潜在敌人在暗中储备核武器。只有在一个“开放世界”中这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世界中，国际核查人员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军事和工业设施，并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学进展。 最后，玻尔得出结论，只有在原子弹成为现实之前，在战争结束之前，立即邀请苏联参与战后原子能规划，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的国际管制新体系。玻尔认为，如果能向斯大林通报曼哈顿计划的情况，并保证它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那就可以避免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战时盟国之间就战后国际原子能管制尽早达成协议是避免战后世界核武化的唯一选择。奥本海默也同意这一点，实际上，1943年8月，他就曾因类似观点吓坏了他的安全官员，当时他告诉帕什上校，如果总统想向苏联人通报核弹项目，他会对此“表示支持”。 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显而易见。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很早以前就认识玻尔，他们私人关系非常好。玻尔是真正能与奥本海默讨论这些政治和伦理问题的人，他可能就是从那时（1944年年初）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奥本海默和戴维·霍金斯送玻尔回他在富勒小屋的客房，玻尔调皮地闹着要试一下阿什利池塘冰面的厚度。事后一向胆大的奥本海默对霍金斯惊呼道：“天哪，要是他滑倒了呢？万一他掉进去了呢？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就在第二天，奥本海默把霍金斯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从上锁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然后他给霍金斯读了玻尔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奥本海默显然非常重视这份珍贵的文件。根据霍金斯的说法：“这暗示着罗斯福已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因此感到了巨大的喜悦和乐观情绪……这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余下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中，我们都觉得罗斯福理解了我们的想法。” 玻尔对量子物理学的“哥本哈根诠释”早就转变为了一种哲学世界观，他称之为“互补原理”。玻尔一直试图将他对这个世界物理本质的洞见应用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正如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后来写道的：“玻尔不满足于让互补原理的构想局限在物理学领域。他觉得这个原理随处可见——直觉和理性，自由意志，爱和正义，等等。”所以不难理解，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项目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矛盾。他们正在制造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将击败法西斯，终结所有战争，但也可能终结所有文明。玻尔告诉奥本海默，生活中彼此矛盾的双方仍属于同一整体，因此是互补的，听到这些话，奥本海默自然感到很欣慰。 奥本海默是如此钦佩玻尔，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主动承担起把玻尔的思想翻译给别人的任务。没多少人明白玻尔所说的“开放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而就算那些理解的人有时也会因玻尔的想法过于大胆而感到担忧。1944年初春，玻尔收到了一封耽搁了很久的信，寄信的人是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俄罗斯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在这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中，卡皮查热情地邀请玻尔到那里定居，他说：“我们将竭尽所能地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住所，现在我们这里有进行科研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接着，卡皮查转达了玻尔认识的许多苏联物理学家的问候，并表示他们都很欢迎他加入他们的“科学工作”。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实际上他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允许他接受卡皮查的邀请。正如奥本海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的那样，玻尔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家，向当时是我们盟友的苏联执政者提议，美国和英国可以用他们的核信息‘换来’一个开放世界……我们向苏联人提议，如果他们同意开放苏联，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开放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就与他们分享原子能的知识”。 在玻尔看来，封锁信息是危险之举。基于对卡皮查和其他苏联物理学家的了解，玻尔认为他们肯定能够意识到核裂变的军事意义。事实上，他从卡皮查的信中推测，苏联人已经对英美的原子能计划有所了解，而且他认为，如果苏联人认定在这种新武器的研制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只会使之产生危险的猜疑心。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物理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罗伯特·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他曾就一个问题“纠缠”过奥本海默，问他为什么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有英国科学家，却没有苏联科学家。威尔逊说：“在我看来，长此以往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不满情绪。”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显然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但在战争期间，他非常小心谨慎，他知道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所以他总是拒绝卷入这样的对话。他要么根本不予回应，要么就抱怨几句说这种事科学家也决定不了。威尔逊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或许他认为我是在试探他。” 毫不奇怪，作为科学家的雇主，那些将军和政客们并不认同玻尔的观点。比如，格罗夫斯将军就从未真正把苏联人当作盟友。1954年，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负责这个项目大约两周后，我就没再对苏联人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项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不赞同当时美国的态度，即苏联是一个英勇的盟友。”温斯顿·丘吉尔对苏联也有类似的看法，当他从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卡皮查和玻尔的通信时，他感到非常愤怒。“他（玻尔）怎么会牵扯进来？”丘吉尔对他的科学顾问彻韦尔男爵说，“在我看来，玻尔应该被关起来，或者至少应该让他明白他自己险些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尽管在1944年春夏，玻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过私人会晤，但他没能说服两位领导人，让他们相信英美在核问题上的垄断是短视的行为。格罗夫斯后来告诉奥本海默，他认为玻尔“时不时会让和他打交道人感到不堪其扰，这可能是因为他心智超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玻尔对这些政治领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中的地位却达到了新高度。再一次，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1943年12月，当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时，他还在为从海森伯那里得知的德国有可能制造核弹的消息而感到担忧，但是在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个春天，玻尔得到的情报已经让他相信德国人很可能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子弹计划。玻尔指出：“从那些已经泄露的德国科学家的活动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轴心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说玻尔已经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奥本海默也一定意识到了，在制造原子弹的竞赛中，德国物理学家很可能已经远远落后。根据戴维·霍金斯的说法，1943年年底，格罗夫斯将军告诉奥本海默，据德国方面传来的最新消息，德国人已经放弃他们之前的炸弹计划。格罗夫斯表示，这一报告的真实性很难评估，德国的消息来源也有可能传递的是假情报。当时奥本海默对此只是耸了耸肩。霍金斯记得，他心想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已经“不在乎德国人的进展了，他们一心要制造核弹”。 哥本哈根诠释是量子力学的一种诠释。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在量子力学里，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哥本哈根诠释主要是由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伯于1927年在哥本哈根合作研究时共同提出的。——译者注 “互补原理”又称“并协原理”，由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并用来解释微观领域某些互斥的物理现象，比如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玻尔同时认为，互补性普遍地存在于各种事物、概念之间，从而把它发展成一条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经典世界中的矛盾现象可以从对立关系转化为互补关系。——译者注 即英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1886—1957）。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友，在二战期间任丘吉尔的首席科学顾问。——译者注 第21章 “这个‘小装置’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我当时对奥本海默的感觉是，他这个人就像天使一样——真实又诚实，他不会出错……我相信他。 ——罗伯特·威尔逊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奥本海默的存在。他会开着军用吉普车或他自己的黑色大别克汽车在“山上”转悠，他到实验室分散在各处的办公地点视察时从不会事先通知。他通常会坐在屋子后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静静地听着别人的讨论。似乎他在场本身就足以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有一件事让人称“维基”的维克托·魏斯科普夫惊叹不已，那就是每次项目取得新突破时，奥本海默都在现场。“当有了新结果的时候，当出现新想法的时候，他总是在当时的实验或会议现场。这倒不是说他贡献了很多想法或建议，虽然他有时确实贡献很大，但是他的影响力主要源自他能一直全身心地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他亲身参与其中。”汉斯·贝特记得有一天奥本海默顺道参加了一个冶金学的讨论，他听到了关于应该用什么样的耐火容器来熔化钚的讨论，讨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听完各方观点后，奥本海默对这次讨论做了总结。他没有直接提出解决方案，但当他离开房间时，正确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与此相反，格罗夫斯将军的来访始终是一种干扰，有时甚至造成令人忍俊不禁的混乱。一天，奥本海默带着格罗夫斯参观一个实验室，实验室里有三根把热水输送到套管中的橡胶管，体重可观的格罗夫斯将军踩在了其中一根橡胶管上。正如麦卡利斯特·赫尔向历史学家查尔斯·索普回忆的那样：“（橡胶管）从墙上崩开，一股接近沸点的水流喷到了房间另一头。如果你见过格罗夫斯的照片，你就能想象出那一幕。”奥本海默看着浑身湿透的将军，打趣道：“好吧，这正好说明了水的不可压缩性。” 事实证明，奥本海默的介入有时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他明白快速制造出实战武器的唯一障碍是核裂变材料供应不足。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加快生产这些材料的方法。1943年年初，格罗夫斯和他的s-1委员会决定采用气体扩散法和电磁法，为洛斯阿拉莫斯核弹实验室分离浓缩铀。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基于液体热扩散的备选技术，但因被认为不可行而遭到了否决。1944年春，在读了一年前关于液体热扩散的几份报告后，奥本海默认为之前属于误判。他觉得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它可以为电磁法提供低浓缩铀。所以在1944年4月，他写信给格罗夫斯说，液体热扩散装置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它生产的即便是低浓缩铀也可以供给电磁扩散工厂，加速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奥本海默写道，他希望“y-12（电磁）工厂的产量能提高30%~40%，其浓缩纯度也会有所改善，这样一来将比仅靠k-25（气体扩散）工厂提前好几个月的工期”。 在搁置了奥本海默的建议一个月后，格罗夫斯同意试一下。1945年春，一间低浓缩铀工厂迅速投入生产，正是因为这些额外生产的低浓缩铀，才保证了1945年7月底有足够的核裂变材料制造核弹。 奥本海默一直对铀弹的枪式设计方案很有信心，按照这个设计，核裂变材料制成的“子弹”将被射向另一块核裂变物质构成的靶子，从而达到“临界质量”，引发核爆炸。但在1944年春，他突然面临一场危机，钚弹的设计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虽然奥本海默已经授权塞思·尼德迈耶为制造内爆式炸弹进行爆炸试验，这种设计是通过疾速压拢松散排列的核裂变材料来达到临界质量，但奥本海默其实一直希望简便的枪式设计也能适用于钚弹。然而，1944年7月，用首批获得的少量钚进行的试验表明，枪式设计无法有效引爆钚弹。事实上，任何此类尝试都无疑会导致钚“枪”内灾难性的提前起爆。 一种潜在的解决办法是将钚原料进一步分离，制造出更稳定的同位素。约翰·曼利解释说：“本来可以把钚原料中那些不稳定的同位素从稳定的同位素中分离出来，但那意味着要复制所有用于铀同位素分离的设施——那些大型工厂，这样做时间上根本来不及。除非有人能想出一种方法，将现有的钚原料组装成一种能爆炸的武器，否则只能选择放弃用链式反应生产钚，那些在汉福德（华盛顿）工厂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只能付诸东流。”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1944年7月17日，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科南特、费米等人在芝加哥召开会议。科南特竭力主张他们应该先制造一种基于铀钚混合材料的低效内爆式炸弹。这种武器爆炸的威力仅相当于几百吨tnt炸药。科南特说，只有这种低效炸弹试验成功之后，实验室才有信心继续研制威力更大的武器。 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个想法，理由是这样会导致项目延期，而这令人无法接受。尽管从瑟伯尔第一次提出内爆的想法，奥本海默就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是现在他极力游说所有人，主张他们孤注一掷在内爆式钚弹上。这是一场大胆而明智的豪赌。1943年春，塞思·尼德迈耶自告奋勇测试这一想法以来，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但在1943年秋，奥本海默把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带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经过计算，冯·诺依曼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说内爆设计是可行的。奥本海默愿意赌上一把。 第二天，7月18日，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总结了他的结论：“我们已经简要调研了电磁分离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一方法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它所需的生产周期与目前的时间表完全不符……鉴于上述事实，似乎有理由停止继续花大力气提纯钚同位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无须低中子背景就能取得成功的组装方法。目前，必须优先考虑的方法是内爆法。” 奥本海默的助手戴维·霍金斯后来解释说：“内爆是（钚弹）唯一的希望，而从目前的证据看连这也显得希望渺茫。”尼德迈耶和他在军械部门的手下在内爆设计上进展甚微。尼德迈耶生性腼腆，不爱交际，喜欢一个人有条不紊地工作。他后来承认，奥本海默“在1944年春对我变得极不耐烦……我想他一定非常不满，因为我没有像战时项目那样推进工作，我表现得就像这只是一项日常研究”。台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对奥本海默的魅力无动于衷，尼德迈耶就是其中之一。感到失望的奥本海默一反常态地开始发脾气。“奥本海默臭骂了我一顿，”尼德迈耶回忆说，“很多人把他视为智慧和灵感的源泉。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对他表示尊敬，但我只是没有把他看得那么高大……他可以对你视而不见，让你颜面尽失，而我也可能会让他很不痛快。”他们两人的个性冲突给内爆设计的危机火上浇油，这场危机在那年夏末达到了顶峰，奥本海默宣布要对实验室进行重大重组。 1944年年初，奥本海默说服了哈佛大学的炸药专家、人称“基斯迪”的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基斯佳科夫斯基是个固执己见、意志坚定的人，他不可避免地与自己名义上的上级德凯·帕森斯上将有过多次争执。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尼德迈耶也相处不来，在他看来，尼德迈耶的作风太过懒散。1944年6月初，基斯佳科夫斯基给奥本海默写了一份备忘录，威胁要辞职。作为回应，奥本海默马上把尼德迈耶叫来，告诉他基斯佳科夫斯基将取代他的位置。悲愤交加的尼德迈耶扬长而去。尽管“久久无法释怀”，但他还是被说服留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高级技术顾问。奥本海默没有事先征求帕森斯上将的意见就果断地宣布了这个人事变动。“帕森斯气坏了，”基斯佳科夫斯基回忆说，“他觉得我绕过了他，简直是肆意妄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感受，但我是平民百姓，奥比也是，我不需要经过他。” 失去对军械部门的控制让帕森斯异常恼火，9月，他给奥本海默写一份备忘录，提议在内爆式核弹项目中赋予他全面的决策权。奥本海默温和但坚决地拒绝了：“我无法给予你你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权力，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力。无论协议上如何规定，事实上，我无权自己做出决定，所有决策均需得到实验室那些资深科学家的理解和批准，他们是决策的执行者。”作为一名军人，海军上将帕森斯之所以想获得这一权力，是因为他希望用权力压制科学家们的学术讨论。“如你指出的那样，”奥本海默写道，“你担心自己在实验室的职务可能使你陷入漫长的争论和讨论，但是这一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无论怎么说，我都无法将这些讨论视为可有可无。”科学家们必须有争论的自由，而奥本海默之所以会在这些争论中出面调停，只是为了协助达成共识。他告诉帕森斯：“我并不是说实验室应该如此组成，而是事实如此。” 定期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伊西多·拉比也赶上了钚弹的设计危机，他还记得当时与该项目的一些顶尖科学家开过一次会，在这次情绪消沉的会议中，这些科学家说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一种造出钚弹的方法。没过多久，他们的谈话就转到了敌人身上，拉比回忆道：“比如，那群德国科学家都有谁，那些人我们其实都认识，还有他们都在做什么。我们进行了整体回顾，审视了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并试图找出他们在哪方面可能做得更高明、在什么地方可能比我们的判断更明智，从而避免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最终的结论是，他们可能与我们不相上下，或者领先一些。我们都变得很严肃，我们不知道敌人手里有什么，我们不想浪费任何一天或任何一周。当然，如果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那可就是场灾难。”正如菲利普·莫里森总结的那样，1944年年中，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没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尽管进行了改组，1944年年底，基斯佳科夫斯基的团队仍然没有成功制造出形状合适的爆炸物（被称为炸药透镜），这种爆炸物可以精确地将一个没有压实的、柚子大小的钚球对称地挤压成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球体。没有这样的炸药透镜，内爆式炸弹似乎无法实现。帕森斯上将对此非常悲观，他甚至去找奥本海默建议他们放弃炸药透镜，设计另外的内爆方式。1945年1月，当着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的面，帕森斯和基斯佳科夫斯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基斯佳科夫斯基坚持认为，没有炸药透镜就不可能实现内爆，他还承诺他的手下很快就能将其制造出来。奥本海默支持他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对钚原子弹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斯佳科夫斯基和他的团队设法完善了内爆式设计。到1945年5月，奥本海默已经对能够成功制造钚弹信心十足。 制造炸弹更像是工程学，而不是理论物理学。但是，在带领科学家们攻克技术和工程难关时，奥本海默表现得就像在伯克利激发学生们产生新见解一样得心应手。“如果没有他，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也可能取得成功，”汉斯·贝特后来说，“但肯定会压力更大，一定不会有这么高涨的热情和这么快的速度。事实上，对实验室的所有成员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战时还有其他成就卓著的实验室……但是我从没在那些团队中见过如此强烈的归属感，以及如此强烈的对实验室岁月的缅怀之情，也未见过有人如此真切地感到这是他们一生中的美好时光。洛斯阿拉莫斯就是这样，这主要归功于奥本海默，他是一个领袖人物。” 1944年2月，由德裔物理学家鲁道夫·佩尔斯带领的英国科学家团队抵达洛斯阿拉莫斯。1929年，奥本海默第一次见到这位才华横溢又谦逊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在沃尔夫冈·泡利门下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佩尔斯从德国移民到英国，1940年，他和奥托·弗里施写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论制造超级炸弹》，正是这篇论文让英国和美国政府相信核武器是可行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佩尔斯全面参与了英国的核弹计划“合金管工程”。1942年和1943年9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派遣佩尔斯前往美国，帮助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佩尔斯在伯克利拜访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说：“他的博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行程中，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对武器本身及其物理学意义有所思考的人。” 佩尔斯博士第一次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只待了两天半。但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报告说，他们一致认为，英国团队可以为研究内爆设计中的流体动力学做出重大贡献。1个月后，佩尔斯搬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在二战期间他都待在那里。他欣赏奥本海默能言善辩又善解人意，不过最让他钦佩的是“他敢于与格罗夫斯将军对峙”。 1944年春，当佩尔斯和他的团队在洛斯阿拉莫斯安顿下来时，奥本海默决定把表面上由爱德华·泰勒负责的工作交给佩尔斯。泰勒本应为内爆式炸弹设计完成一套复杂的计算，但是这位善变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并没有这么做，他痴迷于“超级”热核炸弹的理论难题，对核裂变炸弹毫无兴趣。1943年6月，奥本海默决定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不考虑优先发展“超级炸弹”，于是泰勒变得越来越不配合。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为战争效力的责任，总是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氢弹。对于自己不得不在贝特手下工作，泰勒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他当我的上司，让我很不高兴。”泰勒回忆说。贝特的批评无疑加深了他的怨恨。每天早上，泰勒都会有一个关于如何制造氢弹的绝妙的新点子，而一夜之间，贝特就能证明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在一次与泰勒的艰难交锋后，奥本海默跟查尔斯·克里奇菲尔德打趣道：“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外部敌人和内部匈牙利人的伤害。” 可想而知，奥本海默对泰勒的行为越来越恼火。那年春天，泰勒有一次在一个部门领导的会议上扬长而去，他拒绝为贝特的内爆项目做一些计算。贝特非常生气并向奥本海默抱怨。“泰勒实际上是在罢工。”贝特回忆说。当奥本海默就此事质问泰勒时，泰勒终于提出免去自己在核裂变炸弹研究方面的所有职责。奥本海默同意了，他写信给格罗夫斯将军，说他希望由佩尔斯取代泰勒：“这些计算最初是在泰勒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在我和贝特看来，他完全不适合承担这一职责。贝特觉得他需要一个下属来负责内爆项目。” 泰勒觉得受到了冷落，于是他向外界透露自己正考虑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如果奥本海默就此放他走，也没人会感到惊讶。所有人都认为泰勒属于“恃才放旷”，罗伯特·瑟伯尔称他为“所有组织的灾难”。但是奥本海默没有解雇他，而是满足了泰勒的愿望，给了他探索热核弹可行性的自由。奥本海默甚至同意每周给泰勒1小时的宝贵时间谈谈他的想法。 即使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也不能让泰勒满意，他认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政治家”。奥本海默的同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泰勒费心。佩尔斯认为泰勒“有点儿疯狂，他会执着于一个想法一段时间，而那不久就会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奥本海默也许对傻瓜不耐烦，但他知道泰勒不是傻瓜。奥本海默容忍他的原因是，最终他可能还会对这个项目有所贡献。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为丘吉尔的特别代表彻韦尔男爵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后来奥本海默才意识到，他的邀请名单里不小心漏掉了鲁道夫·佩尔斯。第二天，他向佩尔斯道歉后开玩笑说：“如果漏掉的人是泰勒，那麻烦可就大了。” 1944年12月，奥本海默促请拉比再次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亲爱的拉比，”他写道，“我们一直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再来。这里各种危机持续不断，在我看来，很难找到一个所谓更合适的时间。”拉比刚刚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用共振法记录了原子核的磁特性”。奥本海默向他表示祝贺：“这个奖颁给一个已经度过青春期而不是刚进青春期的人，真是太好了。” 虽然行政事务缠身，奥本海默仍偶尔抽出时间写些私人信件。1944年春，他给一个德国难民家庭写了一封信，这个家庭能逃离欧洲离不开奥本海默的帮助。1940年，奥本海默给了迈耶斯一家（一个母亲和四个女儿）一笔钱用来支付他们到美国的费用，那时对他来说，他们都只是陌生人。4年后，迈耶斯夫妇把钱还给了奥本海默，并自豪地告诉他，他们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奥本海默回信说，他理解他们所说的“骄傲感”，并感谢他们还钱：“我希望这没给你们造成压力……”然后他提出，如果他们以后需要，他还会把钱还给他们。（多年后，迈耶斯家的一个女儿写信表示感谢说：“1940年，你把我们一家带到这里，我们这才能活下来。”）对奥本海默来说，把迈耶斯一家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此举延续了他之前的反法西斯活动，而且在政治上毫无争议，这让他感觉良好。其次，这个小小的慷慨之举是一种意义深远又令人欣慰的提醒，提醒着他为什么要争取在这场制造杀人武器的竞赛中取得胜利。 奥本海默本身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躁动不安是其性格的一部分，至少弗里曼·戴森是这么认为的，他在二战后结识了奥本海默并对他钦佩有加，当时戴森还是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认为躁动不安也导致了奥本海默的人生悲剧：“那种不安分驱使他取得了伟大成就，让他完成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使命，但也令他无法停下来歇息或反思。” “只有一个人停了下来，”戴森写道，“那个人是来自利物浦的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罗特布拉特是波兰物理学家，战争爆发时，他被困在英国。詹姆斯·查德威克把他招募进英国的核弹计划，他于1944年年初到了洛斯阿拉莫斯。1944年3月的一个晚上，罗特布拉特经历了一次“令人不快的冲击”。格罗夫斯将军到查德威克家吃晚饭，在饭桌上随便开玩笑的时候，他说：“你们肯定知道，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制服苏联人。”当时，罗特布拉特惊呆了。他对斯大林没抱任何幻想，毕竟苏联入侵了他深爱的波兰。但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死在东线战场上，罗特布拉特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工作是阻止纳粹获胜，”他后来写道，“但现在我被告知，我们制造的武器是用来对付那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1944年年底，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6个月后，欧洲的战争显然很快就会结束。罗特布拉特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研制用来打败德国人的武器。1944年12月8日，在欢送派对上与奥本海默道别后，他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 1944年秋，苏联人收到了第一份直接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情报报告。有两名间谍躲过了陆军反间谍机构的监视，他们分别是拥有英国国籍的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以及19岁的青年特德·霍尔，早慧的他当时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霍尔于1944年1月下旬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福克斯则是8月鲁道夫·佩尔斯率领的英国团队中的一员。 福克斯出生于1911年，在一个德国贵格会教徒家庭长大。他勤奋好学，充满理想主义，193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他的母亲自杀身亡。1932年，由于对纳粹日益增长的政治实力感到担忧，福克斯与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加入了更加积极抵制希特勒的共产党。1933年7月，他逃离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到英国政治避难。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的许多家人都被纳粹政府杀害。他的兄弟逃到了瑞士，但妻儿都留在了德国，后来死在了集中营里。他的父亲因“煽动反政府罪”被送进监狱。1936年，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丈夫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后自杀。因此，福克斯完全有理由仇视纳粹。 1937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福克斯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与奥本海默以前的导师马克斯·玻恩教授一起工作，玻恩当时正在爱丁堡教书。战争开始后，福克斯被当作敌国侨民关押在加拿大，为了帮助他获释，玻恩教授作证说“年轻一代物理学家中，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不过两三个”。他和其他数千名反纳粹的德国难民于1940年年底被释放，福克斯获准回到英国继续之前的工作。尽管英国内政部对他与共产党的过往了如指掌，但是到1941年春，福克斯已经在与佩尔斯和其他英国科学家一起从事高度机密的“合金管工程”。1942年6月，福克斯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那时，他已经在向苏联传递有关英国核弹计划的情报。 当福克斯抵达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和其他人都没有怀疑过他是苏联间谍。1950年福克斯被捕后，奥本海默告诉联邦调查局，他认为福克斯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肯定不是“政治狂热分子”。贝特认为福克斯是他部门最优秀的下属之一。贝特告诉联邦调查局：“如果他真是间谍，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高超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是个单身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他为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福克斯向苏联递送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内容是内爆式设计与枪式设计的优缺点比较。但是他不知道苏联还从另外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那里获取信息，以证实他的信息。 1944年9月，特德·霍尔正在忙着内爆式炸弹所需的校准测试。奥本海默听说，在内爆试验方面，霍尔是台地上最优秀的年轻技术人员之一。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年秋天霍尔的思想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他在思想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是苏联的崇拜者，但还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也没有任何不满，并没有人主动招募他。但在那一年里，他一直在听“年长”的科学家们谈论他们对战后军备竞赛的恐惧，所谓“年长”也不过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出头的年纪。有一次在富勒小屋，他和尼尔斯·玻尔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他听到了玻尔对“开放世界”的种种关切。霍尔的结论是战后美国的核垄断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这促使他在1944年10月决定采取行动：“……在我看来，美国的核垄断是危险的，应加以阻止。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并不只有我一个。” 霍尔有14天的休假可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他坐火车到了纽约，直接走进了苏联的一个贸易办事处，向一名苏联官员递交了一份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手写报告。报告说明了该实验室的目的，还列出了从事核弹项目的主要科学家的名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尔设法向苏联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包括内爆式炸弹设计的关键信息。霍尔是一个完美的“送上门”的间谍，他知道苏联人需要了解哪些原子弹计划的信息，而他自己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期望什么。他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核战争，“拯救世界”。他认为，如果二战后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那么这样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奥本海默对霍尔的间谍活动一无所知。但他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有一个大约20名科学家参加的小组，他们中有些人还是科研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每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们会讨论战事、政治和未来。罗特布拉特回忆说：“活动通常是在晚上，一般都在某人的家里，比如泰勒夫妇家这样宽敞的地方。人们会聚在一起讨论欧洲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除了这些话题，他们还谈到了将苏联科学家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的问题。罗特布拉特称奥本海默至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议，他后来还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知音，因为我们对待问题时都采取了人道主义态度。” 到1944年年底，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从伦理的角度是否还要继续开发这种“小装置”。罗伯特·威尔逊当时是实验室实验物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与奥比就如何使用它（核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威尔逊去找奥本海默时地上还有积雪，他提议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更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他试图说服我不要这么做，”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他说我会招惹g-2那些负责安保的人。” 尽管威尔逊尊敬奥本海默，甚至可以说是崇敬，但他对这一论调不以为然。他心里想的是：“好吧。那又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那么你肯定不会担心被关进监狱或者他们会作何反应，比如降低你的薪水或类似的坏事。”所以威尔逊告诉奥本海默，他并没有被说服，他觉得至少要对这个重要性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一次公开讨论。随后，威尔逊在实验室里到处张贴告示，宣布要召开一次公开集会，讨论“核装置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他选这个标题的原因是，早先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就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有很多关于其他事情的‘影响’的讨论，不过那些装腔作势的讨论都学究气十足”。 令他意外的是，在约定的那天晚上，奥本海默也出现了，他聆听了他们的讨论。威尔逊后来估计有2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资深物理学家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会议的地点就选在了回旋加速器所在的大楼。威尔逊说：“我记得我们的楼里很冷……对于为什么在（实际上）赢得战争之后我们还继续制造核弹的问题，大家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对原子弹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的讨论。研究内爆技术的年轻物理学家路易斯·罗森记得在老剧院举行过一次研讨会，那次会议是在白天，当时可谓座无虚席。奥本海默是演讲者，根据罗森的说法，那次讨论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在活人身上使用这种武器是否正当”。奥本海默显然认为，作为科学家，在决定这个“小装置”的去向问题上，他们无权拥有比其他公民更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善于雄辩、很有说服力的人。”罗森说。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还记得1945年年初，在一个寒冷的周日晚上，外面下着雷雨，洛斯阿拉莫斯那座木结构的小教堂里正开展一次类似的讨论。这次一向能言善辩的奥本海默声称，尽管他们都注定要永远生活在恐惧中，但原子弹也可能结束所有的战争。这样的希望呼应了玻尔的话，对在场的许多科学家来说很有说服力。 这些话题敏感的讨论没有官方记录，所以主要依靠个人的回忆，其中罗伯特·威尔逊的记述最为生动，而且那些认识威尔逊的人都认为他非常正直。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后来回忆说，他曾多次与威利·希金博特姆、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戴维·霍金斯、菲利普·莫里森和威廉·伍德沃德等人就核弹问题进行政治上的讨论。魏斯科普夫回忆说，看到欧洲的战争即将结束，“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战后世界的未来”。起初，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公寓里会面，他们思考的问题不外乎是“这个可怕的武器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我们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它将被如何使用”。渐渐地，这些非正式的讨论变成了正式的会议。“我们想在报告厅组织会议，”魏斯科普夫说，“随后我们就遭到了反对。奥本海默反对这么干，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政治，我们不应该插手。”魏斯科普夫还记得1945年3月的一次会议有40名科学家参加，讨论的主题是“世界政治中的原子弹”。奥本海默再次试图阻止人们参加讨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卷入如何使用核弹的问题”。但与威尔逊的记忆相左的是，魏斯科普夫后来写道：“但是我从没有过辞职的念头。” 威尔逊认为，如果奥本海默选择在这样的讨论中不露面，将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要知道，你是主任，这有点儿像一个将军，有时你必须冲锋在前，有时你又得坐镇后方。不管怎样，他还是来了，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我也被说服了。”威尔逊其实想被说服。现在看来，这个“小装置”显然不会被用在德国人身上，所以他和房间里的许多人都心存疑问却没有答案。“我以为我们是在和纳粹作战，”威尔逊说，“不是专门对付日本人。”没人认为日本有核弹计划。 当奥本海默走上讲台，开始用他柔和的声音讲话时，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威尔逊回忆说，奥本海默在这场讨论中“占了上风”，他的主要论点基本是借鉴了尼尔斯·玻尔有关“开放世界”的愿景。他认为，战争结束时，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武器。如果那时它仍然是军事机密，那将会是最糟糕的结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下一场战争将是核武战争。奥本海默说，他们必须奋勇向前，直到试爆成功。他指出，1945年4月将召开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代表们在开始讨论战后世界的议题时，必须知道人类已经发明了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威尔逊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玻尔和奥本海默都在谈论这个“小装置”将如何改变世界。科学家们知道，它将迫使人们重新定义整个国家主权的概念。他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信心，认为他设立联合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正如威尔逊所说：“在某些领域将不存在国家主权，主权将属于联合国。我们知道这将终结战争，这是我们许下的诺言。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继续参与这个项目。”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赢得了胜利，他清晰地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除非全世界都知道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骇人秘密，否则战争不会结束。对在场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种逻辑——玻尔的逻辑，对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同事来说尤其有说服力。而且，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充满感染力的男人同样令人信服。威尔逊回忆起那一刻时说：“我当时对奥本海默的感觉是，他这个人就像天使一样——真实又诚实，他不会出错……我相信他。” 在钚的同位素中，钚239是核武器中最重要的裂变材料，而钚240不如钚239稳定，容易自发裂变造成中子通量激增，因而影响了钚作为核武器的适用性。——译者注 拉比于1988年1月11日因癌症逝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医生用磁共振成像为他做检查，这项技术的基础就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当时，那台机器的内侧恰巧可以反光，拉比说：“我从那台机器里看到了自己……我从没想过我的研究会变成这样。”——译者注 1995年，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因其在核裁军方面的工作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第22章 “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 罗斯福是位伟大的建筑师，而杜鲁门或许会是个好木匠。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5年4月12日周四下午，也就是实验室建成两年后，突然传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消息。项目工作被叫停，奥本海默通知大家在行政大楼旁的旗杆前集合，等候正式公告。他随后安排在周日举办悼念仪式。菲利普·莫里森后来写道：“周日早上，台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夜的降雪掩盖了这座小镇粗糙的线条，也让平日喧闹的小镇变得悄无声息，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白雪之上是灿烂的阳光，它在每堵墙后投下深蓝的影子。虽然这不是哀悼的装束，却好像呼应了我们的内心，令人感到安慰。所有人都到了剧院，奥本海默在那里发表了两三分钟的讲话，他非常平静，他的话句句发自内心，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奥本海默起草的悼词一共有三小段。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寻常的邪恶和恐怖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奥本海默一如既往地引用了《薄伽梵歌》里的话：“信仰是人的本质。他信什么，他就是什么。”罗斯福鼓舞了全球数百万人，使他们相信这场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将带来“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因此，奥本海默总结道：“我们应该投身于一个理想，那就是不要让他的丰功伟业因他的离去而停止。” 奥本海默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玻尔已经让罗斯福和他的手下明白，他们正在制造的这种棘手的新武器需要一种全新的开诚布公态度。他后来对戴维·霍金斯说：“嗯，罗斯福是位伟大的建筑师，而杜鲁门或许会是个好木匠。” 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的时候，欧洲战场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但是太平洋战场进入了最血腥的时刻。1945年3月9—10日的夜间，b-29轰炸机向东京投掷了数吨凝固汽油弹和烈性炸药。由此产生的大火估计造成10万人死亡，有15.8平方英里的市区被完全烧毁。轰炸持续不断，到1945年7月，日本的五个主要城市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数十万日本平民丧命。这是一场全面战争，袭击的目的是要摧毁一个国家，而不仅是它的军事目标。 使用燃烧弹并非秘密，普通美国人在报纸上就能读到空袭的消息。有识之士都明白对城市进行战略轰炸会引发重大的伦理问题。奥本海默后来说：“我记得史汀生先生（战争部长）对我说，他认为令人惊恐的是，竟然无人反对我们对日本进行的空袭，而仅在东京一地的空袭就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他没有说不该继续空袭，但他的确认为如果整个国家都没人质疑，那才是问题……”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8天后德国投降。当埃米利奥·塞格雷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已经太迟了”。在洛斯阿拉莫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打败希特勒是研制这个“小装置”的唯一理由，塞格雷也不例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今炸弹不能再用来对付纳粹了，人们不禁心生疑问。就算在官方的报告中看不到这些疑虑，在很多私下的讨论中也总能听到。” 此时，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利奥·西拉德正心急如焚。这位四处奔走的物理学家知道时间不多了，原子弹很快就会准备就绪，他估计会将其用来轰炸日本的城市。作为第一个敦促罗斯福总统启动原子武器计划的人，现在他又一再试图阻止核武器的使用。首先，他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还附上了爱因斯坦写的一封介绍信，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警告总统，“我们‘展示’原子弹将引发”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但是，西拉德还没见到他，罗斯福就去世了，不过西拉德还是设法约定在5月25日与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会面。与此同时，他决定写信给奥本海默，提醒他“如果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在所难免，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不容乐观”。鉴于尚无避免这种军备竞赛的明确措施，西拉德写道：“我怀疑通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来摊牌是否明智。”他也听取了支持使用原子弹的那些人的意见，他觉得他们的理由“不足以打消我的疑虑”。奥本海默没有回复他的来信。 5月25日，西拉德和他的两位同事一起到了白宫，他们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沃尔特·巴特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罗德·尤里，可是他们到了白宫才得知杜鲁门让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接待他们。于是，他们又尽心尽责地前往伯恩斯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家中与他见面，这次会面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当西拉德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有可能把苏联变成一个核大国时，伯恩斯打断了他的话：“格罗夫斯将军告诉我，俄罗斯没有铀。”西拉德说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有大量的铀。 伯恩斯接着表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将有助于说服苏联在战后从东欧撤军。西拉德“对这种设想大吃一惊，轰炸怎么可能会让苏联更听话”。伯恩斯说：“对了，你来自匈牙利，你总不会希望苏联无限期地待在匈牙利吧。”这种说法只能让西拉德更愤怒，他后来写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在美苏之间引发军备竞赛，这最终可能导致两个国家毁于一旦。此时我还没心思去想匈牙利会怎么样。”西拉德离开的时候心情沉重。“当我们离开伯恩斯家走向车站时，”他写道，“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消沉。” 回到华盛顿后，西拉德再次试图阻止使用核弹。5月30日，西拉德听说奥本海默要在首都与战争部长史汀生会面，他便打电话给格罗夫斯将军的办公室，约好那天上午去见奥本海默。虽然奥本海默认为西拉德的举动属于多管闲事，但他还是决定听听他的意见。 “原子弹就是个废物，”奥本海默在听完西拉德的想法后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西拉德问。 “哦，”奥本海默回答说，“这是一种没有军事价值的武器。它能引起大爆炸——一种非常剧烈的爆炸，但它不是一种能用于实战的武器。”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告诉西拉德，如果要用这种武器，他认为一定要提前通知苏联人。西拉德认为，仅仅告诉斯大林新武器的消息并不能阻止战后的军备竞赛。 “好吧，”奥本海默坚持说，“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们事先告诉苏联人我们的打算，然后才在日本使用原子弹，苏联人就不会介意了吗？” “他们只会更介意！”西拉德回答。 会面结束后，西拉德再次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试图阻止使用核弹，但是这一次他又失败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忙着建立一份公开档案，以表明在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中，至少有少数人公开反对对平民目标使用原子弹。 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史汀生所谓的“临时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旨在就未来的核政策为战争部长提供建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海军部助理部长拉尔夫·a.巴德、万尼瓦尔·布什博士、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l.克莱顿、卡尔·泰勒·康普顿博士、詹姆斯·b.科南特博士和史汀生的助手乔治·l.哈里森。出席会议的还有4名科学家，他们是奥本海默、恩里科·费米、阿瑟·康普顿和欧内斯特·劳伦斯，这4名科学家组成了为委员会服务的科学顾问小组。当天在场的还有乔治·c.马歇尔将军、格罗夫斯将军及史汀生的两位助理哈维·h.邦迪和阿瑟·佩奇。 史汀生把控了会议议程，会议根本不涉及是否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因为这已几成定局。似乎是为了有意强调这一点，史汀生在会议一开始就大致介绍了总统赋予他的军事职责。所有人都明白他想传达的信息：核弹的军事用途将由白宫全权决定，过去两年一直在制造核弹的科学家们对此没有发言权。但史汀生是个聪明人，他对所有有关核武器影响的讨论都十分关注。因此，他才会对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说，他和临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认为原子弹“不只是一种新型武器，它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场变革”。原子弹可能会成为“吞噬我们的科学怪人”，也可能会确保全球和平。无论哪种情况，它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了它在当前战争中的作用”。 史汀生很快就把讨论转到了原子武器的未来发展。奥本海默报告说，在3年内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相当于1 000万至1亿吨tnt炸药的炸弹。劳伦斯立即建议道：“应该建立相当规模的核弹和核原料储备”，如果华盛顿希望美国“保持领先”，就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扩建核设施。在正式的会议纪要中，史汀生先是宣布了所有人都同意劳伦斯的建议——储备核武器和建设核设施。而从后面的会议纪要里可以看出奥本海默的矛盾心理，他认为曼哈顿计划只是“摘取了早先研究的果实”，他向史汀生强烈呼吁，一旦战争结束，就应该允许那些科学家回到他们的大学和实验室，“离开战时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 与劳伦斯不同，奥本海默不希望战后曼哈顿计划继续主导科学研究。奥本海默在会上发言时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对在场的许多人来说，他的话都很有说服力。万尼瓦尔·布什打断他说，他“同意奥本海默博士的观点，只应保留现有人员中的核心人物，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去从事范围更广、更不受限制的研究”。除了劳伦斯，康普顿和费米都表示了赞同。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奥本海默已经对战后重新调整武器实验室的工作重心提出了建议。 当史汀生问及该项目在非军事领域的潜力时，奥本海默再次主导了讨论。他指出，在那之前，他们“当务之急是缩短战争”。但他说，我们应该意识到，关于核物理的“基础知识”已经是“举世皆知”，因此他认为在战后和平时期核能利用领域，如果美国能主动“无偿分享信息”，那将是明智之举。奥本海默还重申了前一天与西拉德讨论的内容，他说：“如果我们在原子弹真正投入使用之前提出分享信息，我们将在道义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史汀生接过了这个话茬儿，开始讨论“自我约束政策”的前景。他提到了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保证“科学领域的学术自由”。也许，在战后，一个拥有核查权的“国际管制机构”可以控制核弹。就在会议室里的科学家们纷纷点头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马歇尔将军突然警告说，不要过分相信任何核查机制的有效性。苏联显然“最令人担心”。 马歇尔的声望很高，没什么人会质疑他的判断。但奥本海默有一个想法，那也是玻尔的想法，现在他要平和地力劝这位受人尊敬的将军接受他的想法。他承认没人知道苏联人究竟在核武器领域走到了哪一步，但他仍然“希望科学家之间因共同兴趣而结成的友好关系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苏联对科学的态度一直很友好。”奥本海默建议，或许我们应该开始和他们进行试探性的讨论，并说明我们取得的进展，但“无须向他们透露我们工作的细节”。 他说：“我们可以说，美国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希望与他们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奥本海默最后说，他“强烈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的态度有先入之见”。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奥本海默的声明反而激起了马歇尔为苏联人辩护的热情。他说，长期以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部指控和反指控的历史，但是“大多数指控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在原子弹问题上，马歇尔说，他“确信，我们不必担心如果苏联人得知这个项目会把消息泄露给日本人”。马歇尔并没想对苏联人隐瞒核弹的秘密，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邀请两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到试爆现场观摩”。 听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奥本海默当时一定很高兴。但是他很快就又沮丧起来，因为杜鲁门在临时委员会的代表詹姆斯·伯恩斯强烈抗议说，如果真这样做了，他担心斯大林会进一步要求参与原子弹计划。在这份干巴巴、冷冰冰的官方会议记录里，细心的读者仍从字里行间看出双方发生了争论。万尼瓦尔·布什指出，就连英国人“也没有一张我们工厂的图纸”，所以即使不给苏联人核弹的工程设计图，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很多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事实上，奥本海默和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明白，这样的信息不可能保密太久。许多物理学家很快就会知道核弹的物理学知识，这是必然的。 但是伯恩斯已经开始将核弹视为美国的外交武器。这位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对奥本海默和马歇尔的观点置若罔闻，他坚称他们必须“尽快推进（原子弹）生产和研究，以确保我们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还要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与苏联的政治关系”。会议记录显示，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普遍认同”。然而，奥本海默（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许多人）都明白，如果他们急于在核武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就肯定会推动苏联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伯恩斯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但是阿瑟·康普顿还企图粉饰太平，他强调通过“不受限制的研究”保持美国领先地位及同时和苏联达成“合作谅解”都很重要。得出这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后，委员会于下午1点15分休会，之后是一小时的午餐时间。 午餐时，有人提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虽然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但是当正式会议复会时，大家仍在讨论即将进行的轰炸可能造成的影响。史汀生一贯对各种决策的政治影响非常谨慎，为了让讨论可以继续，他调整了会议议程。有人说，比起那年春天对几座日本城市发动的大规模轰炸，一颗原子弹的威力大不到哪里去。奥本海默似乎同意这一说法，但他补充说：“原子弹爆炸时将看起来极为惊人，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耀眼的光亮，它的高度可达10 000~20 000英尺。爆炸中释放的中子至少对离它三分之二英里内的生命会构成威胁。” 在讨论了“各种类型的爆炸目标及其后果”后，史汀生部长进行了总结，他的总结似乎代表了与会者的普遍共识：“……我们不能给日本人任何预警，我们也不会把平民区作为目标，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当地居民留下深刻的心理印象。”史汀生说，他同意詹姆斯·科南特的建议，“最理想的目标是一个有许多工人的重要军工厂，而且紧邻工人住宅”。于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用这种委婉的说法选择将平民作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 奥本海默对轰炸目标的选择没有表示异议，相反，他似乎还提出是否可以同时发动多处袭击，他认为多点核弹轰炸“是可行的”。格罗夫斯将军否决了这个想法，接着抱怨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科学家的干扰，这些科学家的判断力和忠诚度都值得怀疑”。格罗夫斯想到了利奥·西拉德，他刚刚得知西拉德曾试图与杜鲁门会面，并劝说总统不要使用原子弹。在格罗夫斯发表评论之后，会议记录表明，与会者“同意”在原子弹投入使用后采取措施把这些科学家剔除出该项目。奥本海默似乎默许了这种清洗行动。 最后，有人问科学家可以向自己的同事透露哪些临时委员会讨论的内容，提问的人可能就是在场的科学家之一。委员会同意出席会议的4名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告诉他们的同仁，他们与一个由战争部长主持的委员会进行了磋商，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就该议题的方方面面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到此为止，会议于下午4点15分休会。 在这场关键的讨论中，奥本海默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玻尔的观点，认为应该及时告知苏联人即将出现的新武器。他甚至说服了马歇尔将军，但是伯恩斯成功地阻挠了这一提议。另外，当格罗夫斯将军明确表示要解雇西拉德这样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时，他显然觉得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而且，当科南特委婉地提出他所谓的“军事目标”——“一个有许多工人的重要军工厂，而且紧邻工人住宅”时，奥本海默既没提出其他选择，更没有进行抨击。尽管他明确支持玻尔关于“开放世界”的想法，但最终他在讨论中一无所获，只是默许了一切。没有人知会苏联人曼哈顿计划的具体情况，以及原子弹将在日本的一座城市无预警爆炸。 与此同时，在西拉德的鼓励下，芝加哥的一群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非正式委员会。1945年6月初，该委员会的几位成员起草了一份12页的文件，后来这份文件被命名为“弗兰克报告”，因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的结论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用原子弹对日本发动突然袭击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一个国家能秘密制造并突然使用像（德国）火箭弹那样滥杀滥伤且破坏力还要大百万倍的武器，那么全世界都会怀疑它是否如其所说的那样希望通过国际条约来消除此类武器。”这份文件的签署者建议在联合国代表面前展示这种新武器，地点可以选在沙漠或荒岛。弗兰克带着报告去了华盛顿，但是那里有人骗他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杜鲁门从未看到过《弗兰克报告》，它被军方没收并列为机密。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与芝加哥的那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正心急火燎地争取尽快测试内爆式钚弹，几乎无暇考虑如何或该不该在日本使用他们的“小装置”，而且他们也觉得可以信赖奥本海默的判断。作为《弗兰克报告》的七个签字人之一，冶金实验室的生物物理学家尤金·拉比诺维茨注意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普遍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奥本海默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一天，奥本海默把罗伯特·威尔逊叫到办公室，他告诉威尔逊自己是临时委员会的顾问，这个委员会向史汀生提供原子弹使用方面的建议。他还询问了威尔逊的看法。“他给了我一些时间思考……后来我回来找他时说，我觉得不应使用原子弹，而且应该以某种方式提醒日本人。”威尔逊指出，几周后他们将进行原子弹试验，为什么不邀请日本派遣一个观察员代表团来见证这次试验呢？ “那么，”奥本海默回答说，“如果实验失败了呢？” “我转身看着他，”威尔逊回忆道，“然后冷冷地说：‘嗯，那我们可以把他们都干掉。’”没过几秒，身为和平主义者的威尔逊就开始后悔自己说出了“如此杀气腾腾的话”。 对于奥本海默向自己征求意见，威尔逊受宠若惊，但是他的看法没能改变奥本海默的想法，这又让他倍感失望。威尔逊说：“他一开始就不该和我谈这件事，但显然他又需要别人的建议，而且他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他。” 奥本海默还和他以前的学生菲利普·莫里森讨论过此事，自从莫里森从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他一直是奥本海默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莫里森记得1945年春他参加了格罗夫斯将军的“轰炸目标咨委会”的一次会议。5月10日和11日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举行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官方会议纪要记录了与会者的一致意见，即应该在“直径超过3英里的城市区域”投放炸弹。他们甚至讨论过把东京市中心的天皇皇宫当作目标。莫里森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记得自己曾发言说，如果无法提前向日本人展示核弹，那么他支持以某种形式向他们发出正式警告：“我认为就算散发传单也行。”但是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一位身份不明的军官马上对此予以反驳，这位军官轻蔑地说：“如果我们发出警告，他们就会跟踪我们，然后把我们击落。你说得倒简单，我可不敢苟同。”莫里森的立场也没有得到奥本海默的支持。 很久以后，莫里森回忆道：“实际上，我的处境很尴尬。凡是重要的议题我都插不上话……离开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戴维·霍金斯也在场，他证实了莫里森的回忆。“莫里森表达了我们许多人的担忧，”霍金斯写道，“他说他建议向日本人发出警告……让他们有机会撤离。坐在他对面的军官激烈地反对这一提议，他说：‘他们会把所有火力都对准我们，而我将会坐在那架飞机上。’” * * * 6月中旬，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召集了科学顾问小组的会议，他本人、劳伦斯、阿瑟·康普顿和恩里科·费米托讨论了他们向临时委员会提出的最终建议。康普顿为他们简要介绍了《弗兰克报告》，4名科学家对此各抒己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报告呼吁对原子弹的威力进行一次演示，这种演示不应造成人员伤亡但要令人印象深刻。奥本海默的内心很矛盾，他后来说：“我只是陈述了我的担心和意见……我反对投掷（核弹）……但我并没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1945年6月16日，奥本海默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其中总结了科学顾问小组对“是否应立即使用核武器问题”的建议。这份寄给史汀生部长的文件显得有些信心不足。首先，小组成员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华盛顿应将存在核武器的事实告知英国、苏联、法国和中国，并“就如何通过合作使这一成果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集思广益”。其次，顾问小组汇报说，在这些武器的初次使用问题上，他们的科学家同仁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该武器的一些研制者提议，对这个“小装置”进行技术演示可以作为一种备选方案。“那些主张进行纯技术演示的人希望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他们担心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这些武器，在未来谈判中，我们将处于不利位置。”奥本海默肯定意识到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和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大多数同事都支持这样的演示，但是他现在和另外一些人站在了一起，这些人觉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将其投入战场以减少美国人的死伤”。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说来奇怪，他的逻辑基本上和那些赞成演示的人一样，都源自玻尔的想法。他对一点深信不疑，那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可以避免未来所有的战争。奥本海默解释说，他的一些同事的确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可能会“改善未来的国际局势，比起禁止这种武器，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战争。我们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任何技术性演示都无法杜绝战争隐患，我们认为除了直接在战争中使用核弹，别无他法”。 科学顾问小组虽然立场鲜明地支持“军事使用”，但是他们无法明确地指出到底什么才是“军事使用”。正如康普顿后来告诉格罗夫斯的那样：“对于如何或在何种条件下使用这种武器，小组成员之间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无法形成最终的结论。”在备忘录的结尾，奥本海默写了一段奇怪的免责声明：“很明显，作为科学家，在解决原子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和军事问题上，我们既没有所谓的专属权，也谈不上比别人更擅长。”这是一个奇怪的结论，而且奥本海默很快就摈弃了这种观点。 奥本海默对当时的很多事情都不知情。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对日本的战局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能否通过其他手段迫使他们投降，也不知道军事入侵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认为军事进攻已成定局，因为这就是我们接到的通知。”此外，他也不知道华盛顿的军事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了来自日本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日本政府明白败局已定，他们正在谋求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 比如，5月28日，美国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敦促史汀生建议美国在对日本的要求中放弃“无条件投降”一词。根据他们对截获的日本往来电报的解读（该项目代号为“魔术”），麦克洛伊和许多高级官员都看出来，日本政府要员正在琢磨如何根据华盛顿提出的条件以恰当的方式停战。同一天，代理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与杜鲁门总统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告诉了他同样的信息。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特工艾伦·杜勒斯向麦克洛伊汇报说，在日本政府官员提出的条件中，他们始终坚持的一条是：“他们希望能保留他们的天皇和宪法，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的话，军事投降就意味着所有社会秩序和规范土崩瓦解。” 6月18日，杜鲁门的参谋长威廉·d.莱希在日记中写道：“我目前的看法是，可以按照日本能接受的条件安排日本投降事宜……”同一天，麦克洛伊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认为日本的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他甚至提出了“是否还需要让苏联帮助我们打败日本的问题”。他继续告诉杜鲁门，在最终决定入侵日本本土岛屿或使用原子弹之前，应该先采取能让日本彻底投降的政治手段。他说，应该告诉日本人，他们“将被允许保留天皇和他们自己选择的政体”。此外，他还说：“而且应该告诉日本人，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另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武器。” 据麦克洛伊说，杜鲁门似乎接受了这些建议。到7月17日，美国的军事优势已经如此明显，以致麦克洛伊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发出警告，他们马上就会受到致命一击。这很可能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成功地结束战争。” 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7月，当他在波茨坦会议上得知核弹的消息时，他告诉史汀生，他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轰炸，因为“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没有必要用那个可怕的玩意儿袭击他们”。最后，杜鲁门总统似乎也认为日本人快要投降了。1945年7月18日，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总统提到了最近截获的一份电报，其中引用了天皇给日本驻莫斯科使节的原话，称其为“日本天皇请求和平的电报”。电报上说：“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杜鲁门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苏联将在8月15日对日宣战的承诺，杜鲁门及其很多军事幕僚都认为这一事件将有决定性意义。杜鲁门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斯大林）将在8月15日参加对日战争。到时候日本人就完蛋了。” 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按照计划最快要到1945年11月1日才会开始进攻日本列岛。几乎所有的总统顾问都认为，战争将在那一天之前结束。苏联对日宣战的震慑作用当然有可能让战争结束，或者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即在投降条件中明确日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后一种方式也是格鲁、麦克洛伊、莱希等人的设想。但是杜鲁门和他最信任的顾问——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认为原子弹的出现给了他们另一种选择。伯恩斯后来解释说：“……我心里一直在想，我们必须在苏联人介入之前结束战争，这很重要。” 因为没有与日本敲定具体的投降条件——伯恩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反对这一做法，所以只有使用新型武器才能在8月15日前结束战争。因此，7月18日，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相信日本人会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投降。”最后，8月3日，国务卿伯恩斯的特别助理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总统、莱希、伯恩斯一致认为日本人在寻求和平（莱希手头有另一份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报告）。但是总统担心他们会通过苏联而不是瑞典这样的国家请求停战。” 在与世隔绝的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对“魔术”项目拦截的情报毫不知情，对华盛顿内部围绕投降条件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也一无所知，他更无从知晓总统和伯恩斯希望原子弹能够让他们在没有敲定投降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介入之前结束战争。 如果奥本海默知道，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夕，日本人已经在“寻求和平”；如果他知道用原子弹轰炸城市只是在8月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而非必需，不知他又会作何反应。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确实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被误导了，这一认识不断提醒他从此以后必须对政府官员所说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奥本海默在6月16日的备忘录中总结了科学顾问小组的观点，两周后爱德华·泰勒带着一份请愿书找到了他，在各处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人都在传阅这份请愿书。请愿书由利奥·西拉德起草，它敦促杜鲁门总统在没有公开声明投降条件的情况下，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武器：“……美国不应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除非已将向日本提出的条件公之于众而日本在知晓后仍拒绝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西拉德的请愿书获得了155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签名。一份反对者的请愿书只征集到两个签名。在1945年7月12日的另一项调查中，陆军对参与该项目的150名科学家进行了民意调查，72%的人赞成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同时反对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将其用于军事打击。即便如此，当泰勒给奥本海默看西拉德的请愿书时，他还是火冒三丈。据泰勒说，奥本海默开始贬低西拉德和他的同伙：“他们对日本人的心理了解多少？他们如何对结束战争的方式做出评断？”这些判断最好还是交给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这样的人去做。“我们的谈话很简短，”泰勒在回忆录中写道，“谈起我的那些朋友时，他毫不留情，不仅非常不耐烦，还大发雷霆，这些都让我很难过，但我还是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 泰勒在回忆录中称，1945年，他认为，在没有提前演示和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后果难料的短视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7月2日他写给西拉德的回复中，他的观点完全相反，泰勒写道：“你们的反对意见（即反对在战场上直接使用这种武器）并不令人信服。”这个“小装置”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武器，但泰勒认为人类唯一的希望是“让所有人相信下一场战争将生死攸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战应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泰勒从没暗示过他认为技术演示是可行的或者有必要做出预先警告，泰勒在信中写道：“我们发明了这个可怕的东西，但并不等于我们对如何使用它有发言权。” 当然，这其实是奥本海默在6月16日给史汀生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观点之一，他确信科学界已经无须再参与意见。洛斯阿拉莫斯的两位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和爱德华·克罗伊茨都同意散发西拉德的请愿书，奥本海默告诉他们：“既然这里的人们可以通过他来表达他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那么他们提出的方式（请愿书）就略显多余，而且很可能效果不能让人满意。”奥本海默的话很有说服力。克罗伊茨略带歉意地向西拉德解释说：“由于他（奥本海默）对此事的态度非常坦诚，并没有独断专行，我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奥本海默没有迅速将请愿书送达华盛顿，相反，这份请愿书将通过常规的陆军渠道寄送，这样一来就会在路上耽误很久，它到华盛顿时为时已晚。 奥本海默将西拉德发起的请愿活动告知了格罗夫斯，并以贬低的口吻说：“所附的（西拉德写给克罗伊茨的）信是事态发展中的又一个插曲，我知道你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关注此事。”格罗夫斯的助手尼科尔斯上校当天在电话中与格罗夫斯聊到了西拉德的请愿书，“尼科尔斯问为什么不除掉狮子（西拉德），将军说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格罗夫斯明白，解雇或逮捕西拉德会激起其他科学家的反抗。但是，因为奥本海默同样对西拉德的行为感到恼火，所以格罗夫斯相信，在核弹准备就绪之前，这个问题不会失控。 1945年夏，台地上异常炎热干燥。奥本海默要求技术区的人员延长工作时间，每个人似乎都很紧张烦躁。即便是在山谷中与世隔绝的沃纳小姐也注意到了一个变化：“山上气氛紧张，活动频繁……高原上的爆炸似乎变多了，然后又一片寂静。”她注意到，路上向南开往阿拉莫戈多的车辆越来越多。 最初，格罗夫斯将军反对进行内爆式核弹试验，理由是钚非常稀缺，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奥本海默想说服他，他说因为“我们的知识尚不完备”，绝对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他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不做测试，“在敌方领土上使用这个炸弹时所有计划都会显得相当盲目”。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44年春，奥本海默花了三天三夜，坐着一辆重达0.75吨的军用卡车，在新墨西哥州南部贫瘠干燥的山谷里来回颠簸，他想找到一片理想的、与世隔绝的荒野，以便安全地测试核弹。当时陪同他的有哈佛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肯尼思·班布里奇和几名陆军军官，包括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官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晚上，为了躲避响尾蛇，他们睡在平板卡车上。德席尔瓦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躺在睡袋里，仰望着星空，回忆起他在哥廷根的学生时代。对奥本海默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可以尽情享受他所钟爱的荒漠。几次考察之后，班布里奇最终选定了距阿拉莫戈多西北60英里的一处沙漠地带。西班牙人把这片地区称为“死亡之旅”。 在这里，陆军划出了一个18英里宽、24英里长的地块，并动用国家征用权驱逐了几个牧场主，他们开始在这里建造野外实验室和加固的掩体，人们可以在这些掩体中观察原子弹的第一次试爆。奥本海默将这里命名为“三一试验场”，尽管多年后，他也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他隐约记得约翰·邓恩的一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砸烂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但这也可能是他又一次从《薄伽梵歌》中汲取了灵感，毕竟，印度教也有“三位一体”的神祇：造物主梵天、保护者毗湿奴和毁灭者湿婆。 所有人都因超时工作而筋疲力尽。格罗夫斯要求的是速战速决，而不是尽善尽美。有人告诉菲利普·莫里森：“不知为什么最后期限定在了8月10日，我们这些负责准备原子弹的技术人员，不管冒多大风险、花多少钱、做出多少专业上的妥协，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按时完成。”（斯大林最迟将于8月15日加入太平洋战争。）奥本海默回忆道：“我确实向格罗夫斯将军建议过对炸弹设计进行一些改动，这样一来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原料……他拒绝了这些提议，因为这样做会耽误炸弹按时准备就绪。”格罗夫斯的时间表受制于杜鲁门总统定于7月中旬在波茨坦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会晤。奥本海默后来在他的安全听证会上作证说：“因为要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我和格罗夫斯为此争吵了好几天。”格罗夫斯希望在这次会议结束前，杜鲁门手中有一枚经过测试且可用的核弹。那年春天早些时候，奥本海默曾同意把日期定在7月4日，但这很快就被证明根本不现实。6月底，在格罗夫斯进一步施压后，奥本海默告诉他的手下，他们现在的目标是7月16日周一。 奥本海默委派肯尼思·班布里奇监督三一试验场的准备工作，同时派他的弟弟弗兰克担任班布里奇的首席行政助理。让奥本海默高兴的是，弗兰克5月底就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但他把妻子杰姬、5岁的女儿朱迪斯和3岁的儿子迈克尔都留在了伯克利。在战争初期，弗兰克曾和劳伦斯一起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联邦调查局和陆军情报部门一直密切监视他，但他似乎听从了劳伦斯的建议，没有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下旬，弗兰克开始在三一试验场安营扎寨。当时的条件可以说是简陋至极。他们睡在帐篷里，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辛勤劳作。随着预定日期的临近，弗兰克觉得为可能会出现的意外做好准备是明智之举。“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沙漠里的逃生路线，”他回忆说，“还制作了小地图，方便所有人撤离。” 1945年7月11日晚，罗伯特·奥本海默步行回到家里向姬蒂告别。他告诉她，如果试验成功，他会告诉她说：“你可以换床单了。”为了祝他好运，她从花园里摘了一片四瓣三叶草送给他。 在预定测试日期前两天，奥本海默入住了阿尔伯克基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和他一同住在那里的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其他从华盛顿飞来观看这次试验的s-1委员会官员。“他非常紧张。”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回忆说。似乎还嫌大家不够焦虑，最后关头的内爆炸药（没有装钚芯）测试刚刚表明，这枚炸弹很可能会是一枚哑弹。每个人都开始盘问基斯佳科夫斯基。“奥本海默非常激动，”基斯佳科夫斯基回忆说，“我提出用一个月的工资跟他打赌，赌我们的内爆炸药能成功，他赌了10美元。”那天晚上，为了缓解紧张气氛，奥本海默为布什背诵了他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薄伽梵歌》中的一节： 无论在战场上，密林里，山崖边， 还是在漆黑的海上，枪林箭雨之中， 无论在睡梦里、困惑时，还是深深的羞愧中， 护佑他的乃是他往日所行之善。 那天晚上，奥本海默只睡了4个小时。格罗夫斯的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将军睡在隔壁房间的床铺上，他听到奥本海默痛苦地咳嗽了大半夜。7月15日是周日，奥本海默醒来时疲惫不堪，他还在因为前一天的消息而闷闷不乐。不过，当他在试验基地的营地食堂吃早餐时，贝特打电话告诉他，无钚芯的内爆测试失败只是因为电线线路发生了熔断。贝特说，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设计在实弹上没有理由不起作用。奥本海默松了一口气，他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天气。那天早上，三一试验场的天空晴朗无云，但是他手下的气象学家杰克·哈伯德告诉他，该地点周围的风力正在加强。就在格罗夫斯从加利福尼亚乘机来参加测试前，奥本海默在电话里提醒他：“现在的天气情况变幻莫测。”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雷雨云密布，奥本海默开车来到三一试验场塔台，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小装置”。他独自一人爬上塔顶，检查他的作品——一个布满雷管接头的丑陋金属球。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环顾四周后，他爬了下来，回到车里，向麦克唐纳牧场开去，最后一拨组装核弹的人正在那里收拾他们的装备。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回到大本营后，奥本海默与资深的冶金学家西里尔·史密斯聊了一会儿。大部分时候都是奥本海默在说，他漫无目的地聊着自己的家庭和台地上的生活。谈话还一度转向了哲学问题。奥本海默扫视着渐暗的地平线，喃喃地说：“真有趣，大山总能给我们的工作提供灵感。”史密斯感到那一刻非常平静，毫不夸张地说，是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一些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赌局，每个人赌1美元来预测爆炸的威力。泰勒一如既往地乐观，他打赌爆炸威力将相当于4.5万吨tnt炸药，奥本海默认为只相当于3 000吨，拉比押注在2万吨。此外，费米还和人打赌炸弹是否会点燃大气层，这引起了一些陆军警卫的警觉。 那天晚上，几乎无人入睡，就算那几个勉强睡了一会儿的科学家也被一种非同寻常的噪声吵醒了。正如弗兰克·奥本海默回忆的那样：“那个地区所有的青蛙都聚集在营地旁边的一个小池塘里，整夜聒噪地交配。”奥本海默在大本营的食堂里闲逛，时而大口喝黑咖啡，时而卷好一支又一支香烟，紧张不安地一直抽到烟屁股。有一段时间，他拿出了一本波德莱尔的书，静静地坐着读诗。当时暴风雨正猛烈地倾泻在铁皮屋顶上，闪电划破了黑夜。费米开始担心暴风雨可能会让他们被含放射性物质的雨水淋透，他说他倾向于推迟试验。“这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他警告奥本海默。 然而，首席天气预报员哈伯德向奥本海默保证，暴风雨将在日出前结束。哈伯德建议推迟引爆时间，从清晨4点推迟到5点。烦躁不安的格罗夫斯在食堂里踱来踱去。格罗夫斯不喜欢哈伯德，认为他“糊里糊涂，慌里慌张”，为此他甚至还带来了陆军航空部队的气象学家。格罗夫斯将军不相信哈伯德的保证，即便如此，他也坚决反对延期。格罗夫斯一度把奥本海默拉到一边，列出了试验应该按计划进行的所有理由。两人都心知肚明，所有人都疲惫至极，任何推迟都意味着试验至少要再拖延两三天。格罗夫斯担心一些比较谨慎的科学家可能会说服奥本海默推迟测试，于是把他带到南边掩体的控制中心，这里又被称为“南一万码”，离三一试验场不到6英里。 凌晨2点30分，时速30英里的狂风和瓢泼大雨在整个试验场里肆虐。尽管如此，杰克·哈伯德和他的气象预报小组依然预测这场风暴将在黎明时分散去。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在南一万码处的掩体外踱着步，他们每隔几分钟就瞅一下天空，他们在等着天气变化。凌晨3点左右，他们回到地堡里聊了起来，两人都无法接受延期。奥本海默说：“如果我们推迟，我就没法再让我的人重新振作士气了。”格罗夫斯比他更坚决地认为试验应该继续进行。最后，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们把引爆时间定在早上5点半，并希望一切顺利。一个小时后，天空开始放晴，风力也减弱了。5点10分，控制中心外的扩音器里传来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塞缪尔·艾利森的声音：“现在开始20分钟倒计时。” 理查德·费曼正站在距离三一试验场20英里的地方，有人发给了他一副墨镜。但是他觉得戴着墨镜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他爬进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这辆车的车头朝着阿拉莫戈多的方向。卡车的挡风玻璃会保护他的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同时又不影响他看到爆炸闪光。即便他已经做好准备，但当地平线被一道巨大的闪光照亮时，他还是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再次抬头时，他看到一束白光变成了黄色，然后又变成了橙色。费曼说：“那是一个橙色的火球，它的中心过于明亮，以至于这个橙色火球在上升翻滚时，边上都显得有些暗淡，然后你看到它变成一大团烟云，从里面闪出火光，那是巨大的热量。”在爆炸整整1分半钟后，费曼终于听到一声巨响，接着是轰隆隆的雷鸣般的声音。 詹姆斯·科南特本以为只会有短暂的闪光，但整个天空都笼罩着白光，一时间，他以为“出了什么意外”，好像“整个世界都被点燃了”。 罗伯特·瑟伯尔也在20英里外，他脸朝下趴着，眼前举着一块焊工用的滤光片。他后来写道：“实际上，就在我的胳膊酸了，把镜片放低一点的时候，炸弹爆炸了。闪光一下子让我完全失明。”30秒后，当他恢复视力时，他看到一根明亮的紫罗兰色云柱一直升到两三万英尺的高空。“在整整20英里外，我都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 当时，化学家约瑟夫·赫希菲尔德受命测量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他后来也描写过那个瞬间：“突然间，黑夜变成了白昼，周围无比明亮，暖流也驱走了寒意；随着火球越来越大，越升越高，颜色逐渐从白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大约5秒后，一切又暗下来，天空中和周围的空气里都笼罩着紫色的光芒，就好像我们被北极光笼罩……我们充满敬畏地站在那里，爆炸的冲击波卷起沙土中的泥块，快速从我们身边掠过。” 核弹爆炸时，弗兰克·奥本海默就在他哥哥旁边。虽然他趴在地上，但“第一道闪光还是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从地面映到眼里。第一次抬起头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火球，然后几乎是紧接着，你就会看到一片不寻常的、悬在空中的云朵。它非常明亮，呈深紫色”。弗兰克想：“也许它会飘过来，将我们吞没。”他没想到闪光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热量。过了不一会儿，爆炸的轰鸣声就开始在远处的群山中不断回响。弗兰克回忆说：“但我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那片明亮的紫色云朵里包裹着黑色的放射性尘埃，它悬在那里，你不知道它会继续上升还是向你飘来。” 奥本海默也脸朝下趴在控制中心的掩体外面，就在爆炸中心南一万码处。倒计时两分钟时，他喃喃地说：“主啊，这些事真考验人心。”当最后的倒计时开始时，一位陆军将军一直注视着他：“奥本海默博士……在最后几秒越来越紧张。他几乎屏住了呼吸……在最后的几秒里，他一直目视前方，当广播员喊‘起爆’时，出现了巨大的闪光，紧接着是低沉的轰鸣，他的表情这才放松下来，如释重负。” 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个重要时刻，奥本海默的脑海中究竟闪过了什么。他的弟弟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只是说了一句‘成功了’。” 后来，拉比从远处看到了奥本海默。他走路的姿势就像一个命运尽在掌握的男人，这一幕让拉比直起鸡皮疙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走路的姿势，我会永远记得他从车里走出来的样子……他走起路来就像电影《正午》里的男主角……就是那样的昂首阔步。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被格罗夫斯选中记录这一事件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l.劳伦斯找到奥本海默，请他发表评论。据报道，奥本海默用平淡无奇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感受。他告诉劳伦斯，爆炸的景象是“可怕的”，但也“并不全是令人沮丧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很多尚未成年的男孩都会因它而保住性命。” 奥本海默后来说，当他看到不可思议的蘑菇云从爆炸中心冲上天空时，他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句子。在1965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部电视纪录片中，他回忆道：“我们意识到世界已今非昔比。当时，有人笑，有人哭，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而我记起了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当时毗湿奴想要说服王子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给王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变成了多臂化身，说道：‘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我想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这样认为。”奥本海默的朋友亚伯拉罕·派斯曾经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奥比那种“布道者式的夸大其词”。 不管当时奥本海默脑子里闪过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周围的人都感到了发自内心的狂喜。劳伦斯在他的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心情：“巨大的闪光之后大约100秒传来了一声巨响——新世界的第一声哭喊。它让那些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背影活了起来，也让他们鼓噪起来。他们的叫喊响彻天空。此时像沙漠植物一样伫立的人们开始三三两两跳起了舞。”他们只跳了几秒，然后就开始互相握手，劳伦斯说：“他们互相拍着肩膀，笑得像快乐的孩子。”基斯佳科夫斯基一度被爆炸掀翻在地，现在他张开双臂搂住奥本海默，兴高采烈地向他要自己赌赢的10美元。奥本海默掏出他空空如也的钱包，告诉基斯佳科夫斯基他得再等等。（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以后，奥本海默举行了一个仪式，交给基斯佳科夫斯基一张亲笔签名的10美元钞票。） 当奥本海默离开控制中心时，他转身与肯尼思·班布里奇握手，班布里奇看着他的眼睛，嘀咕着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回到大本营后，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还有法雷尔将军一起喝了白兰地。据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这之后他给洛斯阿拉莫斯打了个电话，让他的秘书给姬蒂带个口信：“告诉她，她可以换床单了。” 艾伦·杜勒斯是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任美国国务卿。兄弟二人都是冷战时期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利奥·西拉德（leo szrd），leo一词在英语中意为“狮子座”，所以这里用“狮子”代称西拉德。——译者注 造物主梵天、保护者毗湿奴和毁灭者湿婆是印度教的三大神，也称为梵湿婆三位一体。他们分别代表了宇宙的创造、维护和毁灭。——译者注 四瓣三叶草很少见，因此被认为是幸运和幸福的象征。——译者注 这是电影《正午》中著名的一幕。为了保护小镇居民，正午时分，主人公凯恩警长决定孤身一人面对四个持枪者，电影中凯恩迈着沉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他的使命。——译者注 《纽约时报》记者劳伦斯后来表示，奥本海默那些“极富冲击力”的话语令他无法忘怀。但奇怪的是，他在1945年撰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并没有引用《薄伽梵歌》的这句名言，在他1947年出版的《原爆点上的破晓：原子弹的故事》一书中也没有写到这句话。1948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出现了这句引文，劳伦斯本人在1959年出版的《人类与原子能》一书中写了这句话，但劳伦斯可能是摘自罗伯特·容克1958年的历史传记《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1948年11月，奥本海默登上《时代》杂志。 第23章 “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 离绝望也只有一步之遥。 ——罗伯特·奥本海默 回到洛斯阿拉莫斯后，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欢之中。理查德·费曼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他坐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敲着邦戈鼓。他后来写道：“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人——罗伯特·威尔逊，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费曼问。 “我们干了件可怕的事。”威尔逊回答说。 “但是这事可是你挑头儿的啊，”费曼说，他想起来正是威尔逊把他从普林斯顿招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是你把我们拉进来的。” 撇开威尔逊不谈，大家的欣喜若狂也实属意料之中。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为了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每个人都不辞辛苦。这项工作本身就给他们带来了满足感，而在阿拉莫戈多取得的惊人成就更是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像费曼这样头脑清楚的人也变得欣喜若狂。但后来他谈到那一刻时说：“你停止了思考，你懂的，就是不再多想。”在费曼看来，罗伯特·威尔逊似乎是“那一刻唯一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但费曼错了，奥本海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三一试验场试爆后的几天里，他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终于从漫长的实验室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知道在三一试验之后，这个“小装置”就变成了一种武器，而武器归军方管理。奥本海默的秘书安妮·威尔逊记得他们与陆军航空部队军官进行过一系列会议，她说：“他们在挑选轰炸目标。”奥本海默知道候选目标里有日本哪些城市，这显然让他陷入了严肃的思考。“在那两周时间里，奥本海默变得非常安静，一直在冥思苦想，”威尔逊回忆说，“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对安妮·威尔逊说过一句话，这句语气伤感甚至有些阴郁的话吓了她一跳。“他的情绪变得非常低落，”威尔逊说，“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像他这样，他经常从家里走路到技术区，我总是从护士宿舍过来，我们经常能在路上碰到。那天早上，他吸着烟斗说：‘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他指的是日本人。”他说这话时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好像在宣布死讯。 然而，就在同一周，奥本海默正忙着确保原子弹能够在那些“可怜的小老百姓”头上充分发挥威力。1945年7月23日晚，他会见了托马斯·法雷尔将军和他的助手约翰·f.莫伊纳汉中校，这两名高级军官受命监督对广岛的轰炸，轰炸飞机将从天宁岛起飞。那是一个晴朗凉爽、繁星满天的夜晚，奥本海默在他的办公室里紧张地踱着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想确保他们俩明白向目标投弹的精确指令。莫伊纳汉中校之前曾是新闻记者，在194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晚的情景：“‘不要让他们隔着云层进行轰炸，’奥本海默说道，他语气坚决，还有些紧张兮兮的，‘必须看到目标。不能通过雷达轰炸，必须用肉眼观察投弹。’他踱开大步，双脚外八字，又点上了一支烟。‘当然，不管他们是否用雷达检查投弹位置，必须目测投弹，’奥本海默又走了几步，接着说，‘如果他们是夜间投弹，应该选择有月亮的时候。当然，他们不能在雨天或雾天轰炸……别让他们在过高的位置引爆。已经确定的高度最合适。不要比这再高，否则会影响对目标的破坏力。’” 在奥本海默领导下研制的原子弹即将投入使用。他安慰自己，这些武器将被妥当地使用，不会引发战后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在三一试验后不久，奥本海默从万尼瓦尔·布什那里听说，临时委员会一致同意了他的建议，即明确告知苏联人存在核弹及马上将用在日本，这个消息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以为，此时此刻，杜鲁门总统正在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这样开门见山的讨论。后来，在得知三巨头最后一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他无比震惊。杜鲁门并没有开诚布公地与他们讨论武器的性质，而是含糊其词、相当隐晦地一带而过。“7月24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经意地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有一种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新武器。这位苏联首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只说自己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这与奥本海默的预期相去甚远。正如历史学家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后来所写的：“事实上在波茨坦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4分，一架以飞行员保罗·蒂贝茨的母亲命名的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了未经测试的枪式铀弹。约翰·曼利那天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派他来执行一项任务——向他报告爆炸情况。他们晚了5个小时才与飞机取得联系，曼利终于收到了帕森斯上将的电报，他是“艾诺拉·盖伊号”上负责“武器装备”的军官，他说“据肉眼所见，这次威力超过了在新墨西哥州的试验”。但就在曼利准备给身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电话时，格罗夫斯阻止了他。因为在总统亲自宣布之前，任何人不得散布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失望之下，曼利只得半夜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踱步。第二天一大早，他被告知杜鲁门将在上午11点发表声明，就在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总统的声明时，曼利终于打通了奥本海默的电话。尽管他们已经商定好用事先约定的暗语通话，但是奥本海默对曼利说的第一句话是：“见鬼，你不知道我当初派你去华盛顿干什么吗？” 就在同一天下午2点，格罗夫斯将军从华盛顿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奥本海默打了一个电话。格罗夫斯带着祝贺的语气说：“我为你和你的同事们感到骄傲。” “一切都还顺利吗？”奥本海默问。 “很显然，它在一声巨响中炸开了花……” “大家都挺开心的，”奥本海默说，“我衷心地祝贺了他们。我们走了很长的路。” “是的，”格罗夫斯回答道，“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我认为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之一就是选对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 “好吧，”奥本海默羞怯地回答道，“这事我可有点儿怀疑，格罗夫斯将军。” 格罗夫斯回答说：“好吧，你知道，我从没赞同过你的这些疑虑。” 当天晚些时候，洛斯阿拉莫斯的广播也公布了这则消息：“请注意！请注意！我们刚刚在日本成功投下一枚核弹。”听到这个消息时，弗兰克·奥本海默正站在他哥哥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他的第一反应是“谢天谢地，不是哑弹”，但几秒后，他“又突然因为那些被杀害的人而感到不寒而栗”。 第二天，一位名叫埃德·多蒂的士兵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景象：“过去的24小时真是激动人心。每个人都调高了说话的声调，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如此高声喧哗……人们来到大楼的门厅，像时代广场迎接新年的人群一样转来转去。每个人都想找到一台收音机。”那天晚上，人们聚集在一个礼堂里。其中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塞姆·科恩记得，当时观众们欢呼雀跃地等待奥本海默现身。每个人都觉得他会像往常一样，从礼堂的一侧走上舞台。但是奥本海默选择了一种更富戏剧性的入场方式，他从礼堂后面沿着中间的过道走上舞台。根据科恩的说法，他一上台就双手攥拳，像职业拳击手一样举过头顶，来回振臂。科恩记得奥本海默对欢呼的人群说：“现在确定轰炸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他确信日本人肯定不会高兴。”当奥本海默说他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时，人群报以热烈的欢呼。根据科恩的描述：“他（奥本海默）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没有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对付德国人。这时大家的欢呼声几乎都要把房顶掀翻。” 奥本海默好像是被召唤来扮演一个舞台角色——一个他完全不适合的角色。科学家不应成为将军那样的征服者。然而，他也只是一个凡人，一定也会因成功而激动不已；他就像得到了一只金指环，兴高采烈地在空中挥舞。除此之外，那些观众也希望他表现得满面春风。但这一刻只是昙花一现。 对有些人来说，太平洋传来的消息算不上什么，他们刚刚在阿拉莫戈多的爆炸中目睹了刺眼的闪光，亲身体验了巨大的气浪，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好像已经让他们无法再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奇。但是，这个消息也让一些人冷静下来。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时，菲利普·莫里森还在天宁岛，他之前在那里帮助准备原子弹，并将其装载到“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莫里森回忆道：“那天晚上，我们那些从洛斯阿拉莫斯来的人举行了一个派对。这是战争时期，而我们在战争中获胜了，我们有权庆祝。但我记得我坐在行军床边，在猜想那边会是什么样子，那晚广岛正在经历什么。” 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后来坚称：“毫无疑问，没有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庆祝广岛的核爆炸。”但随后她承认，“有几个人”想要在男生宿舍里组织一个派对。结果“搞得一塌糊涂，人们要不避而远之，要不来去匆匆”。可以肯定的是，史密斯指的只是那些科学家，他们的反应与那些应征入伍的军人不同，科学家们都很沉默。士兵多蒂在家书中写道：“当时有很多派对，我收到了三个邀请，但我只去了一个……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他说人们“兴高采烈，非常开心。我们听了收音机的广播，然后跳起了舞，之后又接着听广播……我们听着广播笑个不停”。奥本海默参加了一个聚会，但在离开时，他见到一位看上去心烦意乱的物理学家在灌木丛中呕吐。这一景象使他意识到清算已经开始。 来自广岛的消息让罗伯特·威尔逊感到震惊。他从来都不希望这种武器派上用场，而且他之前认为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1月，奥本海默说服了威尔逊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但当时的目标只是要演示原子弹的威力。他知道奥本海默参加了临时委员会的审议。从道理上说，他明白奥本海默没有资格向他做出任何绝对的保证，决定权在那些将军、战争部长史汀生及总统本人手中，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的信任被人辜负了。“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威尔逊在1958年写道，“在没有公开讨论，也没有向日本人和平展示其威力的情况下，核弹就在日本领土上爆炸了。” 威尔逊的妻子简也听说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她正在旧金山。她匆匆赶回洛斯阿拉莫斯，据她说，当她微笑着向丈夫表示祝贺时，却发现他“非常沮丧”。三天后，另一枚炸弹摧毁了长崎。简·威尔逊回忆说：“人们转来转去，敲打垃圾桶盖什么的以示庆祝，可是他不愿和他们在一起，他既生气又难过。”罗伯特·威尔逊回忆道：“我记得我就像生病了一样……难受得要吐了。” 并不只有威尔逊如此。洛斯阿拉莫斯的冶金学家西里尔·史密斯的妻子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写道：“大家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每个人都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的丑恶，甚至连那些笃信轰炸可以彻底消除战争的人也是如此。”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大多数台地上人都至少感到过片刻的激动，这也可以理解。但夏洛特·瑟伯尔发现，长崎的消息传来后，一种显而易见的阴郁气氛笼罩了整个实验室。那里很快就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奥比说原子弹这种武器太可怕了，所以不会再有战争。”8月9日，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报告说，奥本海默“精神崩溃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这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向罗斯福做出的承诺，他也在波茨坦与杜鲁门确认过此事。对天皇的鹰派顾问来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原以为可以诱使苏联帮助日本获得更宽松的投降条件，而不是接受美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两天后，也就是钚弹摧毁长崎第二天，日本政府请求投降，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证日本天皇现有的地位。第二天，盟军同意修改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天皇的统治权将“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8月14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一条款，并随即宣布投降。战争结束了，但是没过几周，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争论，如果没有原子弹，战争是否会以类似的条件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结束。 轰炸长崎后的那个周末，欧内斯特·劳伦斯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发现奥本海默疲惫不堪，闷闷不乐，他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惴惴不安。这两位老朋友为核弹的事情吵了起来。劳伦斯提醒奥本海默，当初是他主张对原子弹进行演示的，奥本海默却执意反对。奥本海默反唇相讥道，劳伦斯只关心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劳伦斯试图安慰他的老朋友说，正是因为核弹太可怕了，所以永远不会再有人使用它。 奥本海默并没有感到安心，那个周末他花了很多时间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科学顾问小组给战争部长史汀生的最终报告。他的结论比较悲观：“……我们坚持认为，没有足以有效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对策。”未来这些已经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只会变得更强大、更致命。在美国胜利仅仅三天后，奥本海默就告诉史汀生和总统，美国对这些新型武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我们制订的任何计划都无法确保未来几十年本国在原子武器领域的霸主地位；就算可以确保这种霸主地位，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会让我们免遭那种恐怖至极的破坏……我们认为，与毁伤敌国的能力相反，本国的安全不能完全甚至也不能主要依赖科学或技术实力。它只能建立在减小未来战争可能性的基础上。” 当周，他亲自将这封信带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会见了万尼瓦尔·布什和史汀生在陆军部的助手乔治·哈里森。他在8月底把情况报告给了劳伦斯：“当时时机还不成熟，一切还言之过早。”他曾试图让别人明白科学家们觉得继续研究原子弹毫无意义。他还暗示“就像一战后对待毒气一样”，应立法禁止使用核弹。但他在华盛顿见到的那些人没有给他任何支持，他说：“这些谈话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印象，那就是波茨坦会议的结果相当糟糕，在让苏联人参与合作或管制方面，可以说进展甚微或者毫无进展。” 事实上，奥本海默怀疑在这方面是否有人真的做出了努力。在离开华盛顿前，他失望地发现总统已经下令禁止进一步披露任何有关原子弹的信息，在读完奥本海默给杜鲁门的信后，国务卿伯恩斯传话说，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除了全力推进曼哈顿计划，别无选择”。奥本海默回到新墨西哥州的时候比他离开时还要沮丧。 几天后，奥本海默和姬蒂单独去了他们那座离洛斯皮诺斯不远的小木屋——佩罗卡连特，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周，想好好梳理一下这无比紧张的两年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三年来他们两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独处。奥本海默利用这个机会回复了一些老朋友的来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才从报纸上了解到奥本海默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他给自己以前的老师赫伯特·史密斯写信说：“你知道，这项事业也会让人心存疑虑；现在我们的内心就非常沉重，纵然未来蕴含着诸多希望，但离绝望也只有一步之遥。”同样，在给哈佛大学室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的信中，他也写道：“我们现在待在牧场，努力想让头脑保持清醒，但是我们对此并不乐观……未来似乎会有一些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 8月7日，哈康·希瓦利埃给他写了一封贺信：“亲爱的奥比，你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了……”作为答复，奥本海默在8月27日亲手写了一封三页纸的回信。希瓦利埃后来形容这封信充满了“我们之间素来就有的那种深情和亲昵”。关于核弹，奥本海默在信中写道：“希瓦利埃，有件事情一定要做。当全世界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和平，史无前例地决心将技术作为一种生活和思考方式，并更加坚信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时候，必须对它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但他对自己的雄辩仍不满意，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处境令人忧心忡忡，如果我们有能力按自己的想法重塑这个世界，情况本不该如此棘手。” 奥本海默早已决定辞去科学主管的工作。到8月底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心里想的是重返加州。他在给自己的友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的信中写道：“那里让我有一种归属感，这种感觉让我难以割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理查德·托尔曼和查尔斯·劳里森鼓励他全职来帕萨迪纳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伯特·密立根出面反对，该学院迟迟没有发出正式聘函。密立根给托尔曼写信说，奥本海默并不是一位好老师，他对理论物理学的原创贡献已成过去，而且加州理工学院的犹太教员或许已经够多了。但托尔曼和其他人说服了密立根改变主意，并在8月31日向奥本海默发出了邀请。 那时，奥本海默也收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他觉得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尽管如此，他还是犹豫了。他告诉劳伦斯，他与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处得不好”。此外，他和物理系主任雷蒙德·伯奇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奥本海默甚至对劳伦斯说，他认为应该换掉伯奇。这激怒了劳伦斯，在他眼里这是狂妄自大的表现，他反驳说，如果奥本海默真这么想，也许他就不应该回伯克利。 奥本海默给劳伦斯写了一封信解释说：“对于我们俩关于伯克利的讨论，我的心情很矛盾，我感到很难过。”奥本海默提醒他的老朋友：“跟你相比，我可以说一直处于下风。对于这一点，我也不太可能改变，因为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奥本海默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劳伦斯那“非常强烈、极为负面的反应”让他犹豫了。 就在“奥本海默”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时，这个自称“处于下风”的人却陷入了抑郁。当他们回到洛斯阿拉莫斯时，姬蒂告诉她的朋友琼·巴彻：“你简直无法想象我的处境有多糟，奥比现在绝对是失魂落魄。”姬蒂的情绪状态让巴彻感到吃惊，她回忆说：“鉴于他（奥本海默）那种可怕的举止，她担心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广岛和长崎的滔天罪行对奥本海默影响深远。“姬蒂不常分享自己的感受，”巴彻说，“但她说她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一切。”奥本海默也和其他人分享了他的痛苦。据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简·迪迪斯海姆说，战争结束后不久，奥本海默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如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失望和悲痛之情”。 “山上”的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情绪反应，尤其是在10月罗伯特·瑟伯尔、菲利普·莫里森及第一批科学观察员从广岛和长崎回来以后。在那之前，人们有时会聚在某个人家里，他们想搞明白后果究竟如何。“但是莫里森是唯一一个真正让我弄明白的人，”琼·巴彻回忆道，“他口才极好，叙述也很生动。我当时简直崩溃了。回到家后，我根本无法入睡，整晚都在发抖，这太令人震惊了。” 在“艾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投下核弹31天后，莫里森的飞机降落在了广岛。莫里森说：“在方圆大约一英里的街上，几乎所有人都立即被炸弹的热量严重烧伤。灼热的火焰迅速将人灼伤，而且这些烧伤都很奇怪。他们（日本人）告诉我们，那些穿条纹衣服的人身上的烧伤也是一道道条纹……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们从房屋的废墟中爬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死了，他们在几天或几周后死于爆炸时释放的大量类似镭衰变时的射线。” 瑟伯尔说，他在长崎注意到电线杆朝向爆炸的那一侧都被烧焦了。他沿着一排这样烧焦的电线杆一直走到了距离爆炸中心两英里的地方。瑟伯尔回忆说：“有一次，我看到一匹马在吃草。它一侧的毛全被烧秃了，另外一侧则完全正常。”当瑟伯尔有点儿轻佻地说那匹马似乎正在“愉快地吃草”时，奥本海默“责骂我让别人感觉核弹好像是一种仁慈的武器”。 莫里森在洛斯阿拉莫斯正式通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还在阿尔伯克基当地的一家广播电台做了简要报道：“我们总算是到了广岛上空，飞机在低空盘旋，眼前的一切让人难以置信。下面的城市已被夷为平地，一片焦土……但这并不是数百架飞机整夜空袭的结果。一架轰炸机和一枚炸弹，在一颗步枪子弹穿城而过的瞬间，就把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火葬柴堆。这就是新武器的威力。” 沃纳小姐第一次听说广岛的消息是从姬蒂那里，那天姬蒂来找她取新鲜的蔬菜。沃纳后来说：“她说了很多情况。”不止一位物理学家觉得有必要去一趟奥托维桥边的那座房子，向温柔的沃纳小姐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莫里森本人在信中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全世界那些智慧善良的人都能理解并体会到我们的危机感。”在参与制造核武器之后，莫里森和许多志同道合的物理学家认为，现在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对所有核问题进行国际监管。沃纳小姐在1945年的圣诞贺信中赞许地写道：“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不能只是回到实验室，然后把原子能问题交到军方或政治家手上。” 奥本海默知道，从本质上说，曼哈顿计划所取得的成就正是拉比担心的结果——它使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300年来物理学的顶峰”。他认为这么做让物理学元气大伤，这个说法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比喻；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贬低核弹作为科学成就的价值。1945年年底，奥本海默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我们使劲摇晃一棵硕果累累的果树，从树上掉下了雷达和原子弹。整个（战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对现有知识进行既疯狂又无情的剥削。”他说，战争“对物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几乎让它陷于停滞”。他很快认定，在战争期间，我们“看到物理学领域真正的专业活动完全停滞，甚至物理学教学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其他国家都更彻底”。但是这场战争也使人们的目光集中在科学上，正如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后来写的那样；“战争已经用最残酷的论据表明，科学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也改变了物理学的性质。” 1945年9月21日是一个周五，那天中午奥本海默去跟亨利·史汀生道别。这是史汀生担任战争部长的最后一天，也是他78岁的生日。奥本海默知道，史汀生计划当天下午在白宫做告别演说，他将倡导“对原子弹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奥本海默认为这已经“太迟了”。根据史汀生的日记，他想直截了当地告诉杜鲁门总统：“我们应该立即与苏联接触，并以分享核弹的信息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 奥本海默由衷地喜欢和信任这位老人。令他遗憾的是在讨论战后如何处理原子弹问题的关键时刻，他却要离开了。借此机会，奥本海默又向他简要介绍了一些核弹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史汀生请他陪自己去五角大楼的理发店，他想修剪一下他那稀疏的白发。离开时，史汀生从理发椅上站起来，握着奥本海默的手说：“现在它在您的手里了。” 第24章 “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军备，或者被一个备战的国家用来武装自己，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将会受到世人的诅咒。 ——罗伯特·奥本海默，1945年10月16日 罗伯特·奥本海默现在成了名人，他的名字为千百万美国人所熟知。全国各地的杂志封面和报纸上都能看到他棱角分明的形象。他的成就已成为所有科学成就的代名词。“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致敬！”《密尔沃基新闻报》的社论写道。《圣路易斯邮报》附和道，再也不能让美国的“科学探索者们……在探险时缺东少西，捉襟见肘”。《科学月刊》认为，我们必须赞美他们的“辉煌成就”，“当代的普罗米修斯再次闯入奥林匹斯山，为人类带回了宙斯的雷霆”。《生活》杂志说，现在的物理学家似乎都身穿“超人的战袍”。 奥本海默很快就对这种奉承习以为常，就好像在过去的两年半中，他一直在台地上为这个新角色做准备。他现在成了一位科学家兼政治家，还是一位偶像人物。就连他拿腔作势的举止、抽烟斗的习惯和一直戴在头上的矮帽，也很快为世人所熟知。 不久，奥本海默就把自己的忧思公之于众。“我们造出了一种东西——一种恐怖至极的武器，”他对美国哲学学会的听众说，“它一下子就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以之前的所有标准来看，它都是邪恶的。随之而来的是……我们需要再次面对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的问题……”这位“原子弹之父”解释说，从本质上说，原子弹是一种用于恐吓和侵略的武器，而且它造价低廉。这样一来也许有一天会摧毁整个文明。奥本海默说：“即使以我们今天掌握的信息来看，原子武器也未必花费不菲……拥有原子武器不一定会拖垮经济。广岛成了使用原子武器的样板。”他说，广岛原子弹被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已经被打败的敌人……它是侵略者的武器，突袭和恐吓就像核裂变一样都是它的本性”。 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对他的演讲能力感到震惊，他的演讲经常是即兴的，却能如此雄辩和镇定自若。有一天，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一群学生发表演讲时，哈罗德·彻尼斯也在场。成千上万的人涌进男子体育馆聆听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演讲，然而彻尼斯很担心，因为“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善于在公众面前演讲的人”。在斯普劳尔校长介绍之后，奥本海默起身发表了45分钟的即兴演讲。他牢牢地抓住了听众，这让彻尼斯惊呆了：“从他开始讲话的那一刻一直到最后，整个会场没有一点儿窃窃私语。这就是他施展的魔法。”事实上，彻尼斯认为他的朋友在公众面前可能过于能言善辩，这也会给他招来麻烦。彻尼斯说：“能在公共场合那样侃侃而谈，这种能力本身也是一种毒药，它会给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带来危险。”这样的才能也许会让人误以为他凭巧舌如簧就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整个秋天，奥本海默都在洛斯阿拉莫斯和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想利用自己突如其来的名声影响高层政府官员。他基本上是在代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有平民科学家发声。1945年8月30日，大约500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挤进了那里的礼堂，他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组织——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s）。几天内，汉斯·贝特、爱德华·泰勒、弗兰克·奥本海默和罗伯特·克里斯蒂等人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声明中分别提到了军备竞赛的危险、未来战争中原子弹将防不胜防，以及国际管制的必要性。奥本海默受托将这份被称为“声明文件”的报告转交给美国战争部。所有人都满心以为这份声明很快就会向媒体公布。 9月9日，奥本海默将这份文件发给了史汀生的助手乔治·哈里森。在附函中，他提到《声明文件》已经散发给了300多位科学家，只有3人拒绝签名。奥本海默写道，虽然他并未参与《声明文件》的起草，但其中肯定也反映了他的观点，他希望战争部能批准公布这份文件。哈里森很快打电话给奥本海默说，史汀生想要更多副本以便在政府内部传阅。但哈里森补充说，美国战争部不希望公布这份文件——至少目前还不希望。 s的科学家们对这种拖延感到不满，他们敦促奥本海默要有所行动。奥本海默承认自己也感到不安，但他认为政府这么做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并呼吁他的朋友们要有耐心。9月18日，他飞往华盛顿，两天后他打来电话说：“情况看起来一切顺利。”当时政府部门正在传看《声明文件》，他认为杜鲁门政府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到了月底，当局已将其列为机密文件。s的科学家们还震惊地获悉，他们信任的使者已经改变立场，现在奥本海默也支持封锁声明的决定。在一些同事看来，奥本海默在华盛顿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顺从。 奥本海默坚持认为，他改变主意是有充分理由的：杜鲁门政府即将提出关于原子能的立法，他向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解释说，这份“颇有影响的备忘录”中体现出的公开讨论精神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出于礼貌，他们应该等到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他本人对原子能的意见。奥本海默的呼吁在洛斯阿拉莫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s的领导者威利·希金博特姆认为：“封锁这份文件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这背后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也无法评价。”但是，在s中“有一名代表知道内情，也认识相关人士，那就是奥比”。大家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让威利告诉奥比，我们坚决支持他”。 事实上，奥本海默正在尽其所能地表达科学界同仁对未来的严重关切。9月下旬，他告诉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大多数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都很反感继续从事武器研究工作——“不仅是超级炸弹，是任何炸弹”。他说，在广岛核爆炸和二战结束后，人们觉得这样的工作“违背了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奥本海默曾带着鄙夷的口吻对一位记者说，他是科学家，不是“军火制造商”。当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这么想。爱德华·泰勒还在向那些愿意听他推销的人介绍“超级炸弹”。当泰勒让奥本海默出面呼吁研制“超级炸弹”时，奥本海默打断了他说：“这非我所能，也非我所愿。”泰勒对他的回应无法释怀，怀恨在心。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发表了他的意见，起初许多科学家都为此感到宽慰。起草意见书的是艾奇逊的手下赫伯特·马克斯，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意见书建议呼吁国会建立原子能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对整个原子能产业进行监管。连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不知道，马克斯在撰写时获得了奥本海默的帮助。所以很自然地，这份意见书也反映了奥本海默的个人意见，他认为弄清楚原子能的危害和益处是十分紧迫的问题。杜鲁门宣称，开发原子能“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颇具革命性，以至于无法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思考”。而且，形势刻不容缓。杜鲁门警告说：“人类文明的希望有赖于能否达成放弃使用和发展原子弹的国际协定……”奥本海默认为这等于总统已经向他承诺将谋求废除核武器。 但是，就算奥本海默成功地影响了总统的意见，他也无法阻止第二天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的提出者是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埃德温·c.约翰逊和肯塔基州众议员安德鲁·j.梅。“梅-约翰逊法案”体现的政策与总统讲话的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科学家将这一法案视为军方的胜利。首先，该法案提出对任何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处以重刑和高额罚款。奥本海默居然宣布支持“梅-约翰逊法案”，这让他的同事们大惑不解。10月7日，他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呼吁s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支持该法案。他再一次获得了成功，这说明他仍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理由很简单，现在需要争分夺秒，任何能加速对国内原子能监督立法的法案都将为下一步行动铺平道路：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奥本海默很快就成了华盛顿的圈内人，他乐于与当局合作，一心一意地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指引他的是其内心的希望，而支撑他的是其政治上的天真。 但是当科学家们读到法案的细则时，他们变得警惕起来。“梅-约翰逊法案”提议将涉及原子能的所有权力集中在总统任命的九人委员会手中。军方官员将获准在委员会中任职。哪怕只有轻微的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科学家们也会被判处长达10年的徒刑。但是，这让人想起了1943年，奥本海默最初也曾对征召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入伍表示支持，当时他的同事们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和隐患都感到不安，而奥本海默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妥之处。根据他在战时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可以与格罗夫斯和战争部合作。但是，其他人可没这么有信心。这项法案激怒了西拉德，他发誓要全力阻止。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赫伯特·l.安德森在写给洛斯阿拉莫斯同事的信中承认，他对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的信心已经动摇，他说：“我相信，这些值得尊敬的人都上当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法案。”事实上，在劳伦斯和费米阅读“梅-约翰逊法案”细则之前，奥本海默就说服了他们支持该法案，但是两人很快都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意见。 1945年10月17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奥本海默承认，在他实际阅读法案之前“很久”，他准备的声明就已经写好了：“‘梅-约翰逊法案’，我不太了解……那个法案让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只知道，像亨利·史汀生、詹姆斯·科南特和万尼瓦尔·布什这样正直的人协助起草了该项法案，“如果他们都支持这项法案的宗旨”，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重点是找到九名值得信任的正人君子，他们能“英明地”行使拟定中的委员会的权力。当被问及允许军官进入委员会是否明智时，奥本海默回答说：“我认为这件事和一个人穿什么制服没有关系，而是关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不出比马歇尔将军更让我有信心的长官了。” 西拉德也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幕，他认为奥本海默的证词“堪称杰作……他说话的方式让在场的国会议员以为他支持这项法案，又让在场的物理学家都认为他反对这项法案”。纽约左翼的报纸《pm报》报道说，奥本海默对该法案发起了“拐弯抹角的攻击”。 这时弗兰克·奥本海默和他的哥哥发生了争执。作为s的一名积极分子，弗兰克认为是时候把情况公之于众了，应该向全社会宣传国际管制的必要性。弗兰克回忆说：“他说现在没时间干这个。他在华盛顿的圈子里待过，他看到形势瞬息万变，觉得要想改变什么必须从内部入手。”也许奥本海默是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赌博，他赌自己可以利用他的声望和人脉说服杜鲁门政府向国际管制迈出一大步，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他真的不在乎是由文官还是军方管理原子能。或者，他也许会认为，如果继续因为这项政策施压的话，他将被当局视为局外人，甚至是“闹事者”，而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原子时代的第一幕，他想坐在舞台中央。 这一切让罗伯特·威尔逊忍无可忍，他重写了一份被扣留的《声明文件》，寄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立即在头版刊登了这份声明。“寄出这份声明是严重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威尔逊后来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份独立宣言，从此不再依赖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些领袖人物，这并不是说我不再钦佩和珍视他们。但我们之前得到的教训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一旦成为当权者，经常会身不由己，未见得可以指望。” 在洛斯阿拉莫斯之外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科学家越来越多，这也让s的成员们开始重新考量此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告诉他在s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应该更审慎地研判奥比的建议。”不到一个月，s就与奥本海默决裂了，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反对这项立法。威利·希金博特姆被派往华盛顿，奉命发起一场反对该法案的运动。西拉德和其他科学家也出面作证反对这项立法，这种非同寻常的游说活动很快占据了国内各家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这是一次起义，而且获得了成功。 令华盛顿的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科学家们的积极游说居然挫败了“梅-约翰逊法案”。为了替代这项法案，康涅狄格州的新任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提出了一项新法案，他提议将核能政策的决策权交给非军方的原子能委员会（aec）。但是，当1946年8月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原子能法》时，该法案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参与“原子科学家”游说活动的人甚至开始怀疑他们的胜利是否得不偿失。比如，该法案规定核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制度，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安保规定还要严苛得多。因此，尽管包括他弟弟在内的许多同行都对奥本海默最初支持“梅-约翰逊法案”感到不解，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不再怨恨他。他对整件事的矛盾态度其实情有可原。即便他没有挑战五角大楼的计划，但他依然认定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对制造原子弹进行有效的国际管制。 在这场国会辩论期间，奥本海默正式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领导职务。1945年10月16日，台地上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颁奖典礼，人们几乎悉数到场，成千上万人聚在一起向他们41岁的领导道别。就在奥本海默起身致辞之前，多萝西·麦基宾简短地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没有事先准备发言，麦基宾说：“当时他眼神呆滞，就像他陷入沉思时的样子。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那几分钟里，奥本海默一直在准备他的获奖感言。”几分钟后，在新墨西哥州的烈日下，坐在讲台上的奥本海默起身接受格罗夫斯将军送来的嘉许状。他用低沉、平静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参与实验室工作的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的成就时都能感到骄傲。但是他又严肃地警告说：“今天，还不能太骄傲，有些事情让人深感担忧。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军备，或者被一个备战的国家用来武装自己，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将会受到世人的诅咒。” 他接着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否则就会走向灭亡。这场让世界饱受蹂躏的战争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原子弹已经向世人讲明了这些道理。在别的时代、别的战争中使用其他武器的时候，也有人这样说过，但是这些话并未引起注意。有些人被错误的历史观误导，至今仍不愿承认这是事实。我们不该作如是观。在这个共同的危险面前，我们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在法律监督和人道关怀上更加团结一心。” 他的话让“山上”的许多人感到安心，尽管他曾出人意料地支持“梅-约翰逊法案”，但他仍然是他们中的一员。“那天他就是我们，”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居民写道，“他在对我们讲话，也在替我们讲话。” 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坐在讲台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斯普劳尔被奥本海默直白的讲话震惊了，在致辞间隙，他们私下的谈话更让他感到不安。斯普劳尔此行的目的是让奥本海默回心转意，回到伯克利。他知道奥本海默心中有不满情绪。9月29日，奥本海默给他写信说，他对自己的未来犹豫不决。其他几所大学也向他提供了终身教职，薪水是他在伯克利的两三倍。而且，尽管他在伯克利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但他还是觉察到“校方对我信心不足，这肯定是因为我过去的不当行为”。奥本海默所说的“不当行为”指的是他代表教师工会参加的政治活动，这一直让斯普劳尔很恼火。他写道，如果伯克利和物理系并不真心想让他回去，那么重返那里将是个错误的决定。而且，“鉴于薪资与其他大学相差如此悬殊，我也不应该回去”。 斯普劳尔是一个死板又保守的人，他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个麻烦，所以当欧内斯特·劳伦斯提出给奥本海默双倍工资时，他犹豫再三。劳伦斯认为：“我们给奥本海默教授多少报酬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奥本海默在这里，政府就会给我们大笔的经费，相比之下他的工资将显得微不足道。”斯普劳尔这才不情愿地默许了。但现在，当两人坐在讲台上讨论这件事时，奥本海默拒绝了斯普劳尔的提议，并重复了他在信中所说的内容：他知道物理系的同事和斯普劳尔本人都不愿意让他回去，“因为他的脾气很差，判断力也很糟糕”。然后，他唐突地通知斯普劳尔，他已经决定去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求斯普劳尔正式延长他的休假，这样他以后还有机会返回伯克利。可想而知，斯普劳尔一定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感到恼火，但他又不得不同意奥本海默的要求。 奥本海默的言行表明他还没想好自己的下一步，但是他希望这一步能助他一臂之力。一方面，他想要重温自己在伯克利生活时的美好时光；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战后的名望地位越来越适应，新的抱负也让他跃跃欲试。为了暂时解决这个难题，他拒绝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来他可以继续留在加州，同时保留返回伯克利任教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还可以乘坐螺旋桨飞机往返于加州和华盛顿之间，未来他将度过许多这样奔波的日子。 实际上，就在10月18日，洛斯阿拉莫斯的颁奖典礼后两天，奥本海默又回到了华盛顿，他到斯塔特勒酒店参加一个会议。当着6名参议员的面，奥本海默直言不讳地总结了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出席会议的还有亨利·华莱士，他是罗斯福第三个任期（1941—1945年）时的副总统，现任杜鲁门政府的商务部长。奥本海默抓住这个机会走到华莱士面前，他说自己非常想和华莱士私下谈谈，华莱士邀请他第二天早上去散步。 奥本海默和这位前副总统一起穿过华盛顿市中心走向商务部，奥本海默向他透露了自己内心对核弹的种种忧虑。他简短概括了政府政策中蕴含的危险。后来，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有人像奥本海默这样紧张过。他似乎觉得人类的毁灭迫在眉睫。”奥本海默愤愤地抱怨说，国务卿伯恩斯“认为我们可以用核弹作为武器，在国际外交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奥本海默坚持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说，苏联人属于一个骄傲的民族，他们也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丰富的资源。为了制造原子弹，他们也许不得不节衣缩食，即使如此，他们依然会不计代价地争取尽快制造出大量原子弹。他认为，在波茨坦会议时的处理失当，最终可能会造成数千万甚至数亿无辜平民遭到杀戮。 奥本海默向华莱士坦承，去年春天，也就是早在三一试验之前，他手下的许多科学家就“非常担心”可能与苏联发生战争。他原以为罗斯福政府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会就核弹问题与苏联进行沟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怀疑是因为英国人从中作梗。尽管如此，他认为史汀生对整件事的看法非常有“政治家的眼光”，他赞许地提到了战争部长在9月11日给杜鲁门总统的备忘录，他说该备忘录“主张向苏联移交……与核有关的工业和科学信息”。奥本海默说到这时，华莱士插话说，内阁会议上从未提到过史汀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显得不知所措，他说在新墨西哥州与他一起工作的科学家们都感到灰心丧气：“……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核弹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隐患。” 奥本海默还一度问华莱士自己是否应该见一下总统。华莱士鼓励他设法通过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约见总统。然后，两人就此道别。华莱士随后在日记中写道：“原子弹科学家们内心的罪恶感让我震惊不已。” 6天后，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点半，奥本海默被带进了总统办公室。杜鲁门总统自然对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充满好奇，他已经听说这位物理学家的口才和魅力有口皆碑。在战争部长帕特森引荐之后，三人坐了下来，除了帕特森，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有一种说法是，杜鲁门一上来就请奥本海默帮忙，以便国会能通过“梅-约翰逊法案”，授予陆军对原子能的永久控制权。杜鲁门说：“首先要搞清国内的问题，然后才是国际问题。”在沉默许久之后，奥本海默打破了尴尬，他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最好先弄清国际问题。”当然，他的意思是，当务之急是通过对原子能技术实行全面国际管制来阻止核武器扩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杜鲁门突然让奥本海默猜一猜苏联人什么时候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当奥本海默说不知道时，杜鲁门自信地说他知道答案：“永远不可能。” 对奥本海默来说，这种愚蠢证明了杜鲁门的局限性。威利·希金博特姆回忆说：“那种茫然不解令他绝望。”作为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杜鲁门会刻意地表现出果断，但是在他看来，奥本海默的犹豫不决、隐晦难懂及悲观阴郁让人发狂。奥本海默最终意识到总统无法理解他想表达的紧迫感，于是他紧张地搓着双手又说了一句让他后悔的话，他在紧张时一向如此。他轻声说道：“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这句话激怒了杜鲁门，他后来告诉戴维·利连索尔：“我告诉他，鲜血是在我手上，让我来操心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鲁门对这件事不断添油加醋。另一个说法是，他当时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奥本海默，说：“好吧，给你，你不想擦擦手吗？” 他们的谈话结束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杜鲁门起身示意会议结束。两人握了握手，据称杜鲁门说：“别担心，我们会想出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也会帮助我们的。” 事后，有人听到总统喃喃自语道：“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该死的，他手上的鲜血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这种事你用不着到处抱怨吧。”他后来对迪安·艾奇逊说：“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那个狗娘养的了。”即便到了1946年5月，杜鲁门仍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他在给艾奇逊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是一个“哭哭啼啼的科学家”，“五六个月前，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一边急得搓手一边对我说，因为发现了原子能，他们手上沾满了鲜血”。 在这个紧要关头，一贯迷人冷静的奥本海默突然失去了往日的镇定自若和说服力。在放松的时候，他的即兴发挥让人赞叹，但是在压力之下，他一次又一次说出一些让他深感后悔的话，这些话将对他的人生造成重创。这一次，他本来有机会打动那个能帮他把核妖怪塞回瓶子里的人，但他完全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正如哈罗德·彻尼斯观察到的那样，他张口就来的雄辩其实是一把致命的双刃剑：它经常是说服别人的利器，但也会让别人辛苦的研究和准备显得一文不值。这是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时不时会让他做出愚蠢或糟糕的事情，它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这最终给了他的政敌毁掉他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这既不是奥本海默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与身居要职的人作对。在他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表现出自己愿意为别人着想；他对学生耐心、亲切、温柔，除非他们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但面对当权者，他常常缺少耐心，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这一次，杜鲁门总统对核武器隐患的严重误解和无知促使奥本海默说了一些激怒他的话，而他本应料想到这样做的后果。 杜鲁门与科学家们的沟通从未有过任何改善。在许多科学家的印象中，总统是一个思想狭隘的人，经常力有未逮。“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伊西多·拉比说。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科学家。约翰·j.麦克洛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华尔街律师，他曾短暂担任过杜鲁门总统的战争部助理部长，即使像他这样的人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容易匆忙武断地做出决定，有时也许过于匆忙，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一点儿也不出色……他不是林肯式的总统，而是一个凭直觉办事、资质平庸、精力充沛的人”。像麦克洛伊、拉比和奥本海默这样迥然不同的人都认为杜鲁门的直觉，特别是在核外交领域的直觉，既不谨慎也不可靠，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凭这些直觉行事并不足以应对目前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在台地上，没有人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哭哭啼啼的科学家”。1945年11月2日，一个湿冷的夜晚，这位前主管回到了“山上”。洛斯阿拉莫斯的剧院里再次座无虚席，人们来听奥本海默讲他所谓的“我们所处的困境”。他一开始就承认道：“我不太了解政治如何运作。”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有一些问题只有科学家才能解决。他说，已经发生的一切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科学和常识之间的关系”。 他讲了一个小时——大部分是即兴发挥，听众们都被迷住了。多年后，人们仍然在说：“我记得奥比的演讲……”这个夜晚让他们记忆犹新的部分原因是，奥本海默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原子弹让他们的内心纷乱如麻。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他说，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就会认为，弄清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件好事……把能控制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交给全人类，并依据它的潜力和价值而善用之，这也应该是件好事”。此外，还有一种“感觉是世界上可能没有别的地方比美国本土更适合研发核武器，因为在这里更有可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更不容易引发灾难”。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忠告他们，作为科学家，他们不能逃避对“这场重大危机”的责任。他说，许多人会“想要摆脱这种责任”。他们会辩称“这不过是另一种武器罢了”。对此，科学家们可是心中有数。“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就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还应该认识到我们业已制造的这些核武器非常可怕，它们关系到一场变革，它们可不只是小修小改……” “我清楚地看到战争已经今非昔比。我也很清楚，如果第一批原子弹——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能够摧毁10平方英里的面积，那与过去的武器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我还很清楚，如果有人想生产它们，造价会很低廉。”这种量级上的变化也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现在处于有利位置的是侵略者，而不是防御者。但是，如果战争已经变得难以承受，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非常“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精神上、法律上的，而且是观念和情感上的”。他说，他希望“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是，“这涉及精神上的巨大转变”。 应对这场危机需要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做法发生历史性的转变，而奥本海默想在当代科学的经验中找到指引。他认为自己有了所谓的“临时解决方案”。首先，主要大国应该建立一个“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无须国家元首审核”，其目标是寻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其次，应该建立具体的机制来促进科学家间的交流，“这样一来科学家间的同道情谊肯定会越来越深厚”。最后，“我想说的是，不应制造核弹”。奥本海默不确定这些提议是否行之有效，但这是一个开始。他说：“我知道这里的许多朋友与我意见一致。我要特别提到玻尔……” 就算玻尔和大多数科学家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从整个国家来看，他们显然也只是少数派。奥本海默后来在讲话中承认，他对层出不穷的“官方声明”感到“担忧”，这些声明的共同点是“坚持要求由美国单方面承担处理核武器的责任”。就在那一周早些时候，杜鲁门总统在纽约中央公园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海军日演讲，他似乎陶醉于美国的军事实力。杜鲁门曾说，美国将把原子弹作为世界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神圣托付”，“我们绝不允许向邪恶妥协”。奥本海默表示，他不喜欢杜鲁门扬扬得意的口气：“如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你说‘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我们想用原子弹来说服你们同意我们的观点’，那么你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而且你不会成功……你这是企图用武力来阻止灾难。”奥本海默告诉听众们，他不会对总统的动机和目标提出异议，但“我们只有1.4亿人口，地球上有20亿人口”，无论美国人多么自信他们的观点和想法会占上风，断然“拒绝他人的观点和想法，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那天晚上离开礼堂时，人们都深受感动。奥本海默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道出了他们的许多疑虑、恐惧和希望。几十年后，他的话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描述的世界就像量子世界一样微妙而复杂。他从演讲伊始就带着谦逊的态度，然而，就像最优秀的政治家一样，他说出了一个直指问题核心的简单事实：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美国人采取单方面行动，将会自食其果。 几天后，奥本海默、姬蒂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彼得和托妮，一起钻进他们家的凯迪拉克汽车，他们要驱车前往帕萨迪纳。离开洛斯阿拉莫斯让姬蒂如释重负，对奥本海默也是如此。在他钟爱的台地上，他取得了科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他改变了世界，也被世界所改变，但他无法摆脱一种让人耿耿于怀的矛盾心理。 奥本海默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奥托维桥边上那所小房子的主人——伊迪丝·沃纳。她在信中称呼他为“亲爱的奥本海默先生”。有人给了她一份奥本海默告别演讲的讲稿。“您好像就在我的厨房里踱来踱去，既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对我诉说，”她写道，“因此我常常觉得，您有一点儿贝克先生（尼尔斯·玻尔的化名）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气质。在过去几个月里，我觉得那就像原子能一样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力量……我想到你们两人的时候，就像从峡谷里传来的河流的歌声，在这个寂静之地都能感觉到世界需要你们。” 第25章 “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 物理学和物理教学曾是我的生活，而现在它们似乎无关紧要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现在奥本海默成了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埃德加·胡佛的密切关注。那年秋天，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开始散布一些诋毁奥本海默的消息，说这位物理学家与共产党关系密切。1945年11月15日，胡佛向白宫和国务卿递交了一份文件，这份共三页的文件是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内容摘要。胡佛报告说，有人无意中听到旧金山的共产党官员称奥本海默为“正式登记”的党员。“自从原子弹投入使用，”胡佛写道，“个别在奥本海默负责原子弹项目前就认识他的加州共产党员又想与他恢复联系。” 胡佛的情报并不准确。毫无疑问，联邦调查局确实窃听到一些加州共产党员称奥本海默为党员，但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战前就有许多党员觉得奥本海默和自己一样忠于共产党，而且所有战前认识奥本海默的党员当然都想宣称这位著名的“原子弹”物理学家是自己人。因此，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仅四天后，联邦调查局就窃听到共产党的一位组织者戴维·阿德尔森说：“奥本海默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另一位共产党党内活动家保罗·平斯基回答说：“是啊，我们可以说他是党员吗？”阿德尔森笑着说：“奥本海默是最初让我下定决心的人。还记得那次会议吗？”平斯基回答说：“记得。”然后阿德尔森接着说：“只要他们把那些特工从他身边弄走，我就会跟他联络，让他捐点儿钱出来。这家伙现在太出名了，没人能碰得了他，但他必须站出来表明观点。” 显然，阿德尔森和平斯基认为奥本海默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但他是他们的同志吗？联邦调查局也注意到平斯基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他是党员吗”，“似乎让人怀疑他们谈论的对象（奥本海默）是否真是党员”。 无独有偶，1945年11月1日，联邦调查局窃听到北奥克兰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对话。北奥克兰俱乐部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一位名叫卡特里纳·桑多的共产党领导人声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另一位共产党官员杰克·曼利夸口说，他和史蒂夫·纳尔逊“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他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曼利表示，苏联本国就有大量铀矿，认为美国可以垄断这种新型武器的想法是“愚蠢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声称奥本海默在两三年前就“与我们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曼利还说，他认识辐射实验室的其他科学家，他们正在研制一种比投在日本的原子弹威力更大的炸弹。他天真地宣称，他打算拿到“一份炸弹简图，并将其刊登在当地所有的报纸上……这样公众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 收到胡佛的监听报告后，白宫和国务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胡佛继续督促他的特工们进行监听。1945年年底，联邦调查局在弗兰克·奥本海默位于伯克利郊外的家中安装了监听器。在1946年1月1日的新年派对上，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了来看望弟弟的奥本海默与平斯基和阿德尔森的谈话。他们试图说服奥本海默在他们正在组织的集会上发表关于原子弹的演讲，但他礼貌地拒绝了（尽管弗兰克同意了发表演讲）。阿德尔森和平斯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们曾和另一位党内官员巴尼·扬谈论这位物理学家。巴尼·杨说，共产党曾试图与奥本海默沟通，但这位物理学家“从未想保持联系”。奥本海默的老朋友史蒂夫·纳尔逊是奥克兰共产党的负责人，他曾多次试图重续他们的友谊，但奥本海默均未同意。 史蒂夫·纳尔逊再也没见过奥本海默本人。其他共产党党内人士可能曾经把奥本海默看作共产党的外围分子，但即使是哈康·希瓦利埃也知道，奥本海默从未服从过共产党的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总是走“个人主义路线”。因此，除了奥本海默本人，任何人都很难确切地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证明奥本海默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在接下来的8年里，胡佛和他的特工们每年积累的关于奥本海默的材料有近千页，其中包括备忘录、监视报告和监听记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抹黑这位“信奉个人主义”的思想家。1946年5月8日，奥本海默在伊格尔希尔1号的住宅电话也被安装了监听装置。 胡佛不仅亲自指挥了调查工作，而且无所不用其极。1946年3月初，联邦调查局想利用一名天主教神父将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秘书安妮·威尔逊变成线人。这位巴尔的摩神父约翰·奥布赖恩称，他知道威尔逊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女孩”，并认为自己可以说服她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以便获取奥本海默的人际交往及日常活动信息，特别是那些可能与泄露原子弹机密有关的往来和活动”。胡佛同意了这一计划，他在行动备忘录上潦草地写道：“如果神父能对此事守口如瓶，那就没问题。” 奥布赖恩神父随后要求“向他提供能抹黑奥本海默的信息，以便‘打动’那个女孩”。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告诉他这个策略存在风险，他们至少先要打探出威尔逊的态度。这位神父在1946年3月26日晚上见到了威尔逊，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她的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让她不可能被说服……”作为一个忠诚且无畏的人，威尔逊对牧师说，她“完全相信奥本海默的正直”。尽管这位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相貌英俊的神父既是她以前的高中老师，也是她们家的好友，威尔逊还是拒绝向奥布赖恩神父提供任何信息。她“表达了对安全机构”监视奥本海默的不满。威尔逊说，奥本海默曾告诉她，联邦调查局正在监视他，她认为这简直岂有此理。 这些监视行动让奥本海默很生气。有一天，他在伯克利和他以前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聊天时，突然指着墙上的一块铜板说：“那是什么鬼东西？”温伯格解释说，学校拆掉了旧的对讲机系统，然后用这个黄铜垫片盖住了墙上的洞。但奥本海默打断了他的话说：“那里一直都藏着一个监听器。”然后他跺着脚走出了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并不是胡佛唯一的目标。1946年春，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在调查杜鲁门政府的几十名高级官员，同时散布各种离奇的指控。基于所谓的“可靠线人”，他质疑许多牵涉原子能政策的官员的忠诚度，包括约翰·j.麦克洛伊、赫伯特·马克斯、爱德华·u.康登，甚至还有迪安·艾奇逊。 胡佛在1946年对奥本海默及杜鲁门政府成员的调查是美国反共政治的前奏，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情者”“共产党的同路人”这样的指控成了压制或摧毁政治对手的手段。事实上，这并不是新伎俩：20世纪30年代末，在美国有些州有的人就会因这种指控而丢掉性命。但是，随着美苏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保护美国的“原子能机密”自然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对所有涉及核研究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任何人只要在核问题上不是极端保守派，就会成为胡佛怀疑的对象；在他看来，制定原子能政策的人中，奥本海默是头号可疑人物。 1945年圣诞周一个寒冷刺骨的傍晚，奥本海默来到了伊西多·拉比在纽约河滨路上的公寓。两位老朋友欣赏着拉比起居室窗外的落日，被余晖染成黄色和粉色的浮冰在哈得孙河上漂流。之后，两人坐在不断蔓延的黑暗中抽着烟斗，谈论着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拉比后来称是他“首先提出”了国际管制的想法，奥本海默则成了这个想法的“推销员”。当然，在洛斯阿拉莫斯与玻尔会谈后，奥本海默就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但也许是当晚的谈话启发了他，让他把这些想法完善成了具体的计划。拉比回忆说：“我想到的是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它（核弹）必须在国际管制之下，因为如果只由一个国家来控制，必然引起竞争；第二，我们也对核能充满信心，工业时代的延续将依赖于核能。”于是，拉比和奥本海默提出建立一个具有切实影响力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它将同时管制原子弹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如果发现哪个国家发生了核扩散，拥有了核武器，就一定要进行惩戒，惩罚措施是关闭其能源设施。 4周后，也就是1946年1月底，奥本海默得知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有了结果，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了一项关于建立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协议，这令他备受鼓舞。作为回应，杜鲁门总统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国际核武器管制的具体提案。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迪安·艾奇逊，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些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重要人物，如战争部前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当艾奇逊向他的私人助理赫伯特·马克斯抱怨他对原子能一无所知时，马克斯建议他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马克斯是一位才华横溢、善于交际的年轻律师，他曾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工作，现在他提议由利连索尔来协助设计一个系统的方案。利连索尔是一位自由派的新政支持者，虽然他不是科学家，但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曾与成百上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起工作。他的加入会让我们的讨论更严谨。利连索尔很快就同意了担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起被任命的还有4个人：新泽西州贝尔电话公司总裁切斯特·i.巴纳德、孟山都化学公司副总裁查尔斯·a.托马斯、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哈里·a.温和奥本海默。 对于这些进展，奥本海默乐见其成。现在，他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可以着手解决那些与原子弹管制有关的重要问题。为了拟订一个初步计划，那年冬天艾奇逊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和奥本海默的顾问委员会开始不定期地举行会议。作为唯一一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自然主导了讨论，他的清晰明了和远见卓识给这些极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统一所有人的想法，利连索尔更是从一开始就被他吸引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华盛顿肖汉姆酒店奥本海默的房间里。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踱步一边讲话，他会在句子或短语之间发出古怪的‘咻’声，而且他一直盯着地板，这可真是个奇怪的习惯。他确实能言善辩……我走的时候就已经对他颇有好感了，他的灵光一闪让我印象深刻，但是他的滔滔不绝也让我难以招架。”后来，在与奥本海默相处更久之后，利连索尔不无夸张地称赞道：“能见到世上竟有这等人物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格罗夫斯将军见过奥本海默在他人身上施展自己的魅力，但这一次他觉得这位物理学家有点儿过火：“所有人都拜倒在地。利连索尔更是糟糕，他甚至会问奥比早上打什么领带好。”麦克洛伊对奥本海默差不多同样着迷。麦克洛伊在二战初期就认识了奥本海默，他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有广博的文化素养，“音乐般精妙的头脑”，作为知识分子，他“极具魅力”。 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对此毫无疑义，即我们当中最具启发性和创造性的人非罗伯特·奥本海默莫属。在这项任务中，他表现得极具建设性又特别的通情达理。奥本海默有时爱争辩，言辞犀利，偶尔还学究气十足，但他在这里时可不这样。” 艾奇逊欣赏奥本海默的机智敏捷、远见卓识，甚至还有他的尖酸刻薄。在他们刚开始商议方案时，奥本海默住在艾奇逊位于乔治敦的家里。酒足饭饱之后，他站在一块小黑板旁，手里拿着粉笔，向主人和麦克洛伊讲解复杂的原子知识。为了更直观，他画了一些小小的火柴人来代表电子、中子和质子，想说明它们之间不仅有你追我赶的运动，而且运动轨迹无法预测。艾奇逊后来写道：“我们无知的提问似乎让他束手无策。最后，他绝望地放下粉笔，说：‘没戏了！我真觉得你们两个认为中子和电子就是小人！’” 到1946年3月初，顾问委员会已经有一份34 000字的草案，该草案由奥本海默撰写，马克斯和利连索尔修订。3月中旬，他们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待了10天，这期间他们举行了4次全天会议。敦巴顿橡树园是乔治敦一座富丽堂皇的豪宅，里面装饰着拜占庭时期的艺术品。华丽的壁毯从近三层楼高的墙面上垂下来，一束阳光照着墙角上埃尔·格列柯的画作《探访》，一只乌木雕刻的拜占庭风格的猫坐在玻璃罩子里。在讨论接近尾声时，艾奇逊和奥本海默等人轮流大声朗读草案的各部分内容。他们读完后，艾奇逊抬起头，摘下老花镜说：“这是一份无可挑剔且意义深远的文件。” 奥本海默说服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支持一项惊人的全面计划。他认为采取权宜之计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一个简单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全世界人民确信它会得到执行。国际核查员制度也有不足之处。光是监督橡树岭的一个铀浓缩工厂就需要300多名这样的核查员。那么对于那些声称正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又该怎么进行核查呢？正如奥本海默所说，如果民用核能工厂的浓缩铀或钚被转作军事用途，核查人员将很难发现。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与制造核弹的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阐明了这个困境之后，奥本海默再次转向现代科学的国际合作来寻求解决方案。他提议设立一个国际核垄断机构，而作为激励措施，其收益将分配给各个国家。这个机构既要管制核技术，又要只为民用目的开发核能。奥本海默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世界政府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没有和平就会有核战争”。显然，建立世界政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奥本海默认为，在原子能领域，所有国家都应同意“部分放弃”主权。根据他的计划，提议中的原子能开发机构将拥有所有铀矿、核电站和实验室的所有权。虽然不允许任何国家制造核弹，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仍被允许出于和平目的开发原子能。他在4月初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了这一构想：“这里提出的部分放弃主权，其限度是刚好足以让原子能开发机构得以成立并行使其开发、利用和管制的职能，使其能够保护世界免受核武器的侵害，同时还能让原子能造福世界。” 完全彻底的公开透明将使任何国家都无法调集秘密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海量工业、技术和物质资源。奥本海默明白，没有人能够撤回已经发明的武器，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系统，如果一个流氓政权开始制造这种武器，文明世界至少能得到充分的预警。 不过，在有一点上，奥本海默的政治愿景蒙蔽了他的科学判断。他还提出，或许可以让可裂变材料彻底“变性”或受到污染，这样它们就无法用于制造核弹。但最终的事实是，任何使铀和钚变性的过程都可以逆转。“奥本海默后来搞砸了，”拉比表示，“他暗示铀可以被污染或变性，这太离谱了……这真是一个低级错误，我都懒得跟他指出来。” 商界人士也对这一提案表示了支持，比如孟山都公司的查尔斯·a.托马斯，以及华尔街律师、共和党人约翰·j.麦克洛伊，从中可以看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紧迫感。赫伯特·马克斯后来评论道：“只有像原子弹这样极端的问题才能让托马斯建议将铀矿所有权国际化，别忘了他可是一家市值1.2亿美元公司的副总裁。” 不久之后，奥本海默的报告——著名的《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被提交给了白宫。奥本海默对此很欣慰，他认为总统现在肯定会明白控制核能的紧迫性了。 但他的乐观有些不切实际。虽然国务卿伯恩斯装模作样地说自己对报告“印象很好”，但实际上，他对报告中建议的涉及范围之广感到震惊。一天后，伯恩斯说服杜鲁门任命自己的长期商业伙伴、华尔街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负责向联合国“转述”政府的建议。此举令艾奇逊震惊错愕。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昨晚看到新闻时，我恶心透了……我们需要的那个人应该年轻、有活力、不自以为是，不会让苏联人觉得我们并不关心国际合作，只想把他们逼到墙角。这些巴鲁克一样都做不到。”当奥本海默得知这一任命时，他告诉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威利·希金博特姆，当时他是新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主席：“我们迷失了方向。” 巴鲁克私下对《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意见”。他还向三个人征求过意见，其中两位是保守派银行家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和约翰·汉考克（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还有一位是他的好友，采矿工程师小弗雷德·瑟尔斯。巴鲁克和国务卿伯恩斯碰巧都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投资人，这是一家拥有大量铀矿股份的大公司。瑟尔斯是纽蒙特的首席执行官。不出意料，他们对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可能接管私有矿山的提议感到震惊。这些人从未认真考虑过将新兴的核工业国际化。而且，就原子武器而言，巴鲁克认为美国的核弹是“制胜的武器”。 奥本海默现在可谓是闻名遐迩，就连巴鲁克准备要破坏《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时，他还在竭力聘请奥本海默作为他的科学顾问。1946年4月初，他们在纽约会面讨论合作的可能性。在奥本海默眼中，这次见面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在不断被逼问下，奥本海默不得不承认他的计划并不完全符合当前苏联的政府体制。然而，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提出一个有诚意的建议，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有合作的意愿”。巴鲁克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的提议需要进行几个基本方面的修改：首先，联合国应该授权美国维持其核武器储备以起到威慑作用；其次，提议中的原子能发展机构不应控制铀矿；最后，原子能机构不应对开发原子能拥有否决权。这次交流让奥本海默得出一个结论，巴鲁克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让“美国人等着被苏联人拒绝”。 之后，巴鲁克把奥本海默送进电梯并安慰他说：“别让我那几位伙计搅得你不安心。汉考克属于极右翼，但（他眨了眨眼）我会盯着他的。瑟尔斯很聪明，但他看谁都像赤色分子。” 毋庸置疑，这次与巴鲁克的会面令人无法安心。奥本海默离开时深信那个老头是个蠢货，他告诉拉比，他“鄙视巴鲁克”。不久之后，他告诉巴鲁克，自己不打算担任他的科学顾问。拉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做了一件让人难以原谅的事情。他拒绝加入他们，所以他们找来了可怜的老理查德·托尔曼。”托尔曼身体欠佳，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那种锐气对抗巴鲁克这样的人。至于奥本海默，巴鲁克对利连索尔说：“那个年轻人（奥本海默）真叫人遗憾。他本来前途无量，但他不肯合作。他会为自己的态度后悔的。” 巴鲁克猜对了，奥本海默确实重新考虑过自己的决定。就在拒绝这份工作几个小时后，他在给詹姆斯·科南特的电话中承认他觉得自己做了件蠢事。他问自己是否该改变主意？科南特告诉他现在为时已晚，巴鲁克已经对他失去信心。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奥本海默、艾奇逊和利连索尔一直都在游说政府和媒体，他们竭尽全力不让《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夭折。巴鲁克为此向艾奇逊抱怨说，他对有人跟自己对着干感到“尴尬”。为了能够影响巴鲁克，艾奇逊同意于1946年5月17日周五下午将所有人召集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国宾馆。 但是，当艾奇逊正想方设法对付核妖怪时，有人正忙着对付奥本海默，他们甚至还想一手毁掉他。就在同一周，埃德加·胡佛敦促他的特工加强对奥本海默的监视。虽然手上没有丝毫证据，但是胡佛提出奥本海默有可能打算叛逃到苏联。在认定奥本海默同情苏联后，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推断：“他去那里担任原子能工厂的建设顾问要比留在美国做一个普通的线人有价值得多。”胡佛指示他的特工们“密切关注奥本海默的活动，以及他都与哪些人接触”。 在此次峰会召开前一周，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此次会议是“想围堵这个老家伙（巴鲁克）……所以不会很愉快”，然后他补充道：“我对他们无所图，如果我有办法让他（巴鲁克）良心发现，那就是我的最佳策略。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姬蒂让他搞清楚“这个老头子想要什么”。奥本海默表示同意，然后他听到接线员插拔插头的咔嗒声，他问姬蒂：“你还在听吗？我不晓得是谁在听我们说话。”姬蒂回答说：“是联邦调查局，亲爱的。”奥本海默说：“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然后他打趣道：“联邦调查局肯定刚挂了电话。”姬蒂咯咯地笑了，然后他们又聊了起来。 姬蒂猜对了。两天前，联邦调查局在奥本海默的伯克利家中安装了监听装置（胡佛将这次谈话的文字记录转发给了国务卿伯恩斯，还说“你和总统可能会感兴趣”）。胡佛还命令他的特工们跟踪奥本海默在全国各地的行踪。 没人知道巴鲁克是否听说了奥本海默那些口气轻蔑的言论，但是在布莱尔国宾馆的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巴鲁克明确表示，他和他的同伴们打算完全摒弃将铀矿所有权国际化的想法。随后在谈到“惩罚”措施的问题时，讨论彻底破裂了。巴鲁克问，为什么没有惩罚违反协定者的条款？如果发现一个国家正在制造核武器，那该拿它怎么办？巴鲁克认为，应该预留出一定数量的核武器储备，它们将被顺理成章地用于被发现违反协定的国家。他称这是“罪有应得的惩罚”。赫伯特·马克斯说，这样的规定完全不符合《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精神。此外，马克斯还指出，违约国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来准备核武器，国际社会将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艾奇逊本人审慎地指出，实际上他们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一个大国违反了协定，或者想要进行核试验，那么无论协定中有什么条款或规定，显而易见，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了……” 然而，巴鲁克坚持认为，没有惩罚的法律是无效的。他还无视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坚决认定苏联至少在20年内都无法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认为短期内美国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放弃核垄断地位。因此，他要提交给联合国的议案必须进行大幅修改，实际上《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立场被彻底推翻了：对于新成立的原子能机构的任何行动，苏联都不得行使其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任何违反协定的国家都将立即受到核武器的攻击；在获得与和平利用原子能有关的机密情报之前，苏联必须接受对其铀资源的调查。 艾奇逊和麦克洛伊强烈反对这种过早强调惩罚性条款的做法，而且巴鲁克显然是想在几年内保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这两点注定了该方案会以失败告终。苏联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条款，尤其是美国还在继续制造和试验核武器。巴鲁克提出的方案不是为了合作控制核能，而是想要延长美国的垄断地位。麦克洛伊愤怒地说，没有所谓万全的措施，提出如此严厉、不假思索的惩罚条款纯属“专横”。第二天，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写信给麦克洛伊说：“有人告诉我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斗牛比赛，对面的那位先生让你厌恶至极，以至于你气得‘口沫横飞’。” 共和党人约翰·麦克洛伊仅是火冒三丈，而奥本海默的愤怒让他陷入抑郁。事情结束后，他写信给利连索尔说，他“心情仍然很沉重”。随后奥本海默再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洞察力，他准确地预测了事态会如何发展：“美国会拖延时间，不会贸然推进此事，然后一份10票赞成、2票反对的报告将被提交给安理会，苏联将行使它的否决权，拒绝遵照执行。我们会认为这恰好体现出苏联的好战心理。越来越多的人想把美国拖进战争状态，首先是心理上的敌对，然后是现实中的战争，而苏联的反应将完全符合他们的计划。接下来，军方将控制美国的科学研究，红色迫害会大行其道，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为首的所有劳工组织将被视为共产党的组织，因此涉嫌叛国，等等。”奥本海默一边说着这些，一边如往常那样狂躁地来回踱步，利连索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很痛心”。 奥本海默告诉利连索尔，他在旧金山与一位苏联科学家交流过，这位科学家是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的技术顾问。这位科学家反复强调巴鲁克的提议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原子能领域的垄断地位。奥本海默说：“美国的提议旨在允许本国近乎无限期地保留自己的核弹和工厂，也许30年，甚至是50年，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苏联的铀及其核材料的生产都应立即被原子能开发机构接管和控制。” 1946年6月11日，联邦调查局窃听到奥本海默与利连索尔谈到巴鲁克提出的“罪有应得的惩罚”，奥本海默对利连索尔说：“这让我非常担心。” “是的，这真是糟糕透了，”利连索尔回答说，“即使从短期来看，这也等于让一切都……” “让一切都不好玩了，”奥本海默打断了他说，“但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也永远不会看到。他们没有生活在常人的世界里。” “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利连索尔表示同意，“那个世界充斥着数字、统计数据和债券，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 就在两天前，奥本海默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建立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的计划。 该计划提议在原子能领域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在该领域内，各国要放弃主权。从法律上说，涉及此类问题时各国均无否决权。这个领域将制定国际法。但是，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这如何才能实现呢？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是通过征服别国，但这样做会破坏别国主权；二是各国都主动部分放弃主权。这里提出的部分放弃主权，其限度是刚好足以让原子能开发机构得以成立并履行其开发、利用和管制的职能，同时让它可以存续并壮大，使其能够保护世界免受核武器的侵害，同时还能让原子能造福世界。 那年初夏，奥本海默偶遇了他以前的学生约瑟夫·温伯格，当时温伯格还在伯克利教物理。温伯格问他：“如果国际管制的努力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奥本海默指着窗外回答说：“那么，我们就好好欣赏风景，趁着它们还没消失。” 1946年6月14日，巴鲁克向联合国提交了他的方案，他还颇为戏剧性地用《圣经》里的话宣称，他给了世人一个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正如奥本海默和其他最初参与《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人预测的，苏联立即拒绝了巴鲁克的提议。来自莫斯科的外交官提出了另一项简单扼要的协定，即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第二天，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他觉得这个提议“还不错”。不出所料，苏联还反对巴鲁克提案中涉及否决权的条款。然而，奥本海默对他的妻子说，巴鲁克又喊又叫地说自己有多么失望，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这本来就是一场愚蠢至极的表演”。 然而，正如奥本海默预测的那样，杜鲁门政府立即拒绝了苏联的回复。谈判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好几个月，结果一无所获。无论谁想真心诚意地阻止两个大国之间出现失控的核军备竞赛，那也已经错失先机。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才提出了一项严肃合理的军备控制协议，那还是受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及之后苏联大规模军备扩张的影响。但那时成千上万枚核弹头已经被制造出来。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同事一直把错失良机归咎于巴鲁克。艾奇逊后来愤怒地评论道：“球传到他（巴鲁克）手上了，他打得一塌糊涂……他彻底把事情搞砸了。”拉比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切简直愚蠢至极。” 多年来，那些批评奥本海默1946年提出的国际管制方案的人都指责他在政治上太天真。他们认为，斯大林绝不会接受国际核查。奥本海默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说不清，”他在多年后写道，“我想也没人能说得清，根据玻尔的思路采取的早期措施是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据我所知，在这里一点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但玻尔明白，这些措施是为了打破现有的局面。除了有一次开玩笑的时候，他从没说过这是‘另一种试验方案’，这就是他心中的模式。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思路行事，明智、清晰、谨慎地执行他的想法，我们就有可能摆脱那种低级的自大，摆脱对封锁信息的执迷，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朝更健康的方向前进，未来才值得期许。”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利连索尔到奥本海默在华盛顿下榻的酒店拜访了他，两人谈到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尽管魅力非凡、才华横溢，但他真是一个悲剧人物。当我跟他道别时，他面露悲伤地说：‘现在无论去哪里，干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再也没有什么想法了。物理学和物理教学曾是我的生活，而现在它们似乎无关紧要了。’他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揪心。” 奥本海默的痛苦真实而深刻。对于洛斯阿拉莫斯项目产生的后果，他觉得自己负有个人责任。每天的报纸头条都让他更加确信世界可能会走回战争的老路。1946年6月1日，他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写道：“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如果再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将会使用原子武器……”他认为这意味着当务之急是消除战争本身。“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上次战争中，我们眼中世界上最开明、最人道的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之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出过这一看法，但在1946年将其公开发表算得上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公开表态。1945年8月的轰炸后不到一年，作为曾指导轰炸机在日本两座城市的市中心投下原子弹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支持了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核武器。认识到这一点让他的内心倍感沉重。 让奥本海默担心的不只是大规模战争，还有核恐怖主义。在一次参议院的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奥本海默回答说：“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道：“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对核恐怖主义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而且他认为永远不会有。 后来他对一群外交部官员和陆军军官说，对核弹的国际管制是“这个国家能够拥有与战前相当的安全保障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在未来百年出现糟糕的政府、新的核能发现或者不负责任的政权时，我们才不用时刻担心有人会突然使用核武器”。 1946年7月1日上午9点0分34秒，世界上第四颗原子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上空爆炸。爆炸后，一支由大小不一的废弃海军船只组成的舰队有的被炸沉，有的暴露在致命的核辐射中。来自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国会议员、记者和外交官目睹了这次核爆演示。奥本海默和许多科学家都接到了现场观摩的邀请，但是他引人注目地缺席了这次活动。 就在两个月前，奥本海默的挫败感与日俱增，他那时就已决定不参加比基尼的核试验。1946年5月3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面上他是在解释自己的决定，然而他真实意图是挑战杜鲁门进行该项实验的全部理由。他首先简述了自己的“疑虑”，并声称在科学家中这些担心哪怕“不是人人都有也极其普遍”。其次，他以令人震惊的推理过程彻底推翻了整个比基尼核试验计划。他认为，如果像所说的那样，试验的目的是确定核武器在海战中的威力，那么答案显而易见：“如果一颗原子弹离一艘船足够近，哪怕是一艘主力舰，它也能将其击沉。”只要确定炸弹需要离船多近就可以了，这完全可以从数学计算中推导出来。计划中的核试验随随便便就可能花掉1亿美元，奥本海默解释说：“花不到百分之一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同理，如果这项试验是想获得核辐射对海军装备、补给和动物的影响的科学数据，那么通过“简单的实验室方法”可以更便宜、更准确地获得这些信息。奥本海默写道，该项核试验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做好准备。”但是，如果这是该试验背后的真正目的，那么肯定每个人都明白“轰炸城市才能体现出核武器的巨大威力”。相比之下，“详细测定核武器对海军舰艇的破坏力似乎无关紧要”。信中最后提到的一点无疑是奥本海默表示反对的最主要原因，他质疑“在我们积极消除国家核军备的计划刚刚起步时，进行纯粹的军事核试验是否合适”。（比基尼核试验几乎是与巴鲁克在联合国的演讲同时进行的。） 奥本海默最后说，他本可以接受总统委托，实地考察比基尼核试验，但或许总统会认为“我在试验结束后提交一份批评整个试验的报告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能在其他地方更好地为总统效劳。 如果奥本海默认为他的信可以说服杜鲁门推迟或取消比基尼核试验，那他就错了。总统并没有关注奥本海默信中的异议，而是想起了他与奥本海默的第一次会面。这封信冒犯了杜鲁门，他把它转交给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时还附上了一份短笺，他称奥本海默就是那个“哭哭啼啼的科学家”，之前他还声称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他还写道：“我认为他在这封信中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托词。”杜鲁门误会了。奥本海默的信实际上是一份个人的独立宣言，通过这封信，他进一步与美国总统划清了界限。 第26章 “奥本海默出过红疹子，现在他已经免疫了” 他（奥本海默）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菲利普·莫里森 奥本海默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物理课，但他其实心不在焉。“我确实开了一门课，”他后来说道，“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上课的了……经历了战争中的巨变，教学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我总被打扰，而且老是分心，因为我在琢磨别的事情。”实际上，他和姬蒂一直未在帕萨迪纳定居。姬蒂依然住在伊格尔希尔的房子里，奥本海默来回通勤，他每周有一两个晚上住在老朋友理查德和露丝·托尔曼家后院的客房里。但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一直没断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有诸多不便。1946年春末，奥本海默正忙着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斯阿拉莫斯之间奔走协商，就在这个时候他宣布自己打算秋季恢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 尽管“巴鲁克计划”在道义和策略上的惨败让奥本海默和利连索尔感到泄气，但是他们两人仍在一起努力。10月23日，联邦调查局无意中听到两人在讨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人选。该委员会是根据8月1日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设立的。奥本海默对他的这位新朋友说：“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在今晚之前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我想说自从上次见到你，在这个令人沮丧的世界上，我并没有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人。利连索尔，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多么钦佩你正在做的一切，以及它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利连索尔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说：“我想我们会控制住这个该死的东西的。” 那年秋天，杜鲁门总统任命利连索尔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根据国会的要求，为了协助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工作，他成立了一个总顾问委员会（gac）。尽管杜鲁门不喜欢奥本海默，但是这样一个委员会很难将这位“原子弹之父”拒之门外。因此，在听取了众多顾问的建议后，杜鲁门任命了奥本海默、伊西多·拉比、格伦·西博格、恩里科·费米、詹姆斯·科南特、西里尔·史密斯、哈特利·罗（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位顾问）、胡德·沃辛顿（杜邦公司负责人）及最近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李·杜布里奇。杜鲁门让这些人自行选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当一篇新闻报道错误地暗示科南特将担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姬蒂怒气冲冲地问奥本海默，为什么他没有被任命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向妻子保证：“这件事无关紧要。”事实上，杜布里奇和拉比正在幕后悄悄地为奥本海默游说。到1947年1月初总顾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时，人选问题已经解决。会议当天，奥本海默受暴风雪的影响姗姗来迟，他到达现场后才得知委员们一致推选他为主席。 至此，奥本海默对苏联和美国的立场都不再抱有幻想。两国似乎都不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核军备竞赛。一方面幻想逐一破灭，另一方面他又肩负了新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奥本海默的看法也开始转变。那年1月，汉斯·贝特来伯克利看望他，奥本海默在几次长谈中承认，他已经“对苏联人同意核管制方案不抱任何希望了”。苏联的态度似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禁止使用核弹的提议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立即剥夺美国唯一可以阻止苏联人进入西欧的武器”。贝特对此表示同意。 那年春天晚些时候，作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奥本海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美国的谈判立场变得更加强硬。1947年3月，他飞到华盛顿，艾奇逊向他介绍了即将公布的杜鲁门主义。奥本海默后来作证时说：“他想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正转入敌对状态，无论我们在核谈判中做什么，都应该谨记这一点。”奥本海默几乎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之后，他会见了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他是联合国原子能谈判中美方代表伯纳德·巴鲁克的继任者。令奥斯本惊讶的是，奥本海默告诉他，美国应该退出联合国谈判。奥本海默说，苏联人永远不会同意任何可行的方案。 随着冷战的兴起，奥本海默对苏联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二战期间，他的左翼国际主义热情已经日渐消退。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次演讲也让他感到担忧，和大多数西方观察家一样，奥本海默认为这次演讲反映出苏联担心自己被“被包围，以及他们想时刻保持警惕和重新武装起来”。此外，他还了解到苏联在二战时的间谍活动情况，这也让他感到沮丧。据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线人透露，奥本海默1946年在华盛顿听取了一份简报，他回来后“情绪非常低落”。这名线人被称为“t-1”，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行政人员。t-1还报告说，某位政府官员“向奥本海默提供了有关共产党阴谋活动的‘真实情况’，结果奥本海默对共产主义彻底失望了”。 奥本海默听取的简报事关一桩加拿大间谍丑闻，起因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译电员伊戈尔·古琴科叛逃，由此导致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被捕，他在蒙特利尔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这位科学家确凿的“变节行为”让奥本海默彻底震惊了。 “巴鲁克计划”的失败使情况越发糟糕，国际管制的理想将不得不等待地缘政治的变化。奥本海默现在明白，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调和。1947年9月，他对外交部和陆军的一些官员说：“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对美国来说，这种（国际管制）提案也包含着切实的让步。此外，这些提案还需要美国彻底放弃在世界上独善其身的想法。” 他知道，对于他提出的如此彻底的国际管制提案，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都会“大跌眼镜”。他们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以及至少让渡部分主权。不过，奥本海默现在终于明白提案中需要苏联做出的牺牲属于另一个量级。在一份富有见地的分析报告中，他指出：“这是因为提案中的（国际）管制模式与苏联目前的国家权力模式存在相当严重的冲突。该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相信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我们在原子能管制方案中要求的那种深度或密切合作与这一信念相悖。因此，我们等于在要求苏联做出一项重大让步并使其背离该政权的根基……” 奥本海默知道苏联人不太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认为在遥远的未来可以实现国际管制。与此同时，他无奈地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必须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他也由此得出结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将是“提供大量精良的核武器”。1946年，奥本海默还在宣扬国际管制和技术开放的必要性，到了1947年，他已经开始接受出于防御目大量拥核的想法。 从表面上看，奥本海默现已成为美国权势圈子里颇有声望的一员。他现在是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拥有令人垂涎的“q”级（核机密）安全许可，他还是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和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作为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与奥本海默打交道的都是社会名流，比如，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法官小查尔斯·怀赞斯基和约瑟夫·艾尔索普。1947年6月初，在一个天气和暖、阳光明媚的日子，哈佛大学授予了奥本海默荣誉学位。在毕业典礼上，他听到他的朋友乔治·c.马歇尔将军公布了杜鲁门政府的一项规划，即向欧洲经济复兴计划投入数十亿美元，很快人们就称其为“马歇尔计划”。 奥本海默和麦克利什走得很近。这位诗人开始给他寄十四行诗，他们二人经常通信。他和奥本海默拥有相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翼的共产党还是右翼的激进分子都对这些价值观造成了威胁。1949年8月，麦克利什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言辞尖刻的文章——《征服美国》，他在文中抨击美国战后陷入一种反乌托邦氛围，走到了乌托邦的反面。尽管美国是地球上极其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似乎被一种疯狂的冲动俘获，他们被苏联的威胁左右。麦克利什语气挖苦地总结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已经被苏联“征服”，苏联现在正在指挥美国的行动。麦克利什写道：“不管苏联人做了什么，我们都反其道而行之。”他也严厉地批评了苏联的暴政，但与此同时竟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愿意因反共的名义牺牲自己的公民自由，这让他感到痛心。 麦克利什询问奥本海默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奥本海默的回答揭示了其政治观点的演变。他认为麦克利什对“现状”的描述堪称精妙，但他对麦克利什开出的药方有些担忧，麦克利什呼吁“重申个人革命”。奥本海默认为重新倡导杰斐逊式的个人主义，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还有点儿老生常谈。“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奥本海默写道。他提醒麦克利什：“文化和社会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人的价值及对人类的拯救和解放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的远不只是将个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这么简单；我们要注意到在过去的150年中，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那就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依赖他人的”。 随后，奥本海默向麦克利什讲述了同年早些时候他和尼尔斯·玻尔一起散步的经历，那是一次午夜的雪地漫步，这位丹麦物理学家边走边阐述他关于开放性和互补性的哲学。奥本海默认为，玻尔表述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洞察，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解答共产党人、历史学家及我们自己的疑问”。收到奥本海默的回信，麦克利什很高兴：“你如此大费笔墨地给我回信，真是太好了。当然，你提出的这一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奥本海默的一些左翼朋友不知该如何理解他的这种转变，但有些人一直认为奥本海默是人民阵线中的民主派人士，对他们来说，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没有任何变化。相反，是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除外）和大萧条结束，对那些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而言，共产党已经失去曾经的吸引力。而对于奥本海默那些不信奉共产主义而信奉自由主义的朋友，如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和伊西多·拉比来说，奥本海默始终如一，他的发心从未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奥本海默的立场并没有发生那么突然的转变。虽然他不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并不认为苏联人真的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个政治问题上，两兄弟之间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执。奥本海默告诉他弟弟，他相信“如果苏联人得到机会，他们就会出兵”。现在，他支持杜鲁门对苏联的强硬路线，当弗兰克试图与他争论时，“奥本海默会说他知道了一些事情，虽然不能说出详情，但是这些事实让他相信不能指望苏联人会合作”。 二战后，哈康·希瓦利埃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时，也注意到了其立场的变化。1946年5月，奥本海默和姬蒂到希瓦利埃夫妇位于斯廷森海滩的滨海新居拜访了他们。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的政治立场已经转变，至少在希瓦利埃看来，他“相当偏右”。希瓦利埃回忆说，奥本海默那些“贬损”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言论让他感到震惊。奥本海默说：“希瓦利埃，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我有真凭实据，我不能告诉你事情的原委，但我向你保证，我改变对苏联的看法是有理由的。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不能再相信苏联，你那是盲信。” 此外，希瓦利埃不断听到别人提起他的这位老朋友，这些人的话也证实了他的看法。一天晚上，希瓦利埃在纽约街头碰到了菲利普·莫里森，他们聊起二战爆发以来发生的那些事。希瓦利埃把莫里森视为以前的党内同志，他还知道莫里森既是奥本海默战前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跟随他到洛斯阿拉莫斯的骨干物理学家之一。 “奥比怎么样了？”希瓦利埃问。 “我连他的人影都看不到，”莫里森回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现在换了一个圈子。”接着莫里森提到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谈话时，奥本海默一直念叨着一个叫“乔治”的人，最后莫里森不得不打断他问这个叫“乔治”的到底是什么人。莫里森对希瓦利埃说：“你肯定明白，对于像乔治·c.马歇尔将军这样的人，我顶多也就称他为‘马歇尔将军’或者‘国务卿’，而不会叫他‘乔治’。这就是他现在典型的做派……”奥本海默变了，莫里森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自1943年春最后一次见到奥本海默以来，希瓦利埃遭受了无数打击。1944年1月，政府拒绝发给他在战时新闻处工作所需的安全许可，这使他无法获得与战争有关的职位。联邦调查局有关他的档案中记录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指控，一位在战时新闻处工作的朋友对他说：“显然有人在针对你。”对此一头雾水的希瓦利埃留在了纽约，他偶尔做一些兼职的翻译和杂志撰稿工作。1945年春，他重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被美国战争部雇用，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担任翻译。他于1945年10月飞往欧洲，直到1946年5月才返回加利福尼亚。那时，伯克利已经拒绝了授予他终身教职。学术生涯遭受打击后，希瓦利埃决定全职投入一部小说的创作，他与出版商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签订了出版合同。 1946年6月26日，在他与奥本海默重逢差不多6周后，当时，希瓦利埃正在家里写小说，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敲开了他的门。他们坚持要希瓦利埃和他们一起去趟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几乎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也出现在乔治·埃尔滕顿的家中，他们要求埃尔滕顿陪同他们去联邦调查局在奥克兰的办事处。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了大约6个小时的讯问。在随后的审问中，两人才明白这些探员想了解的是1943年初冬他们关于奥本海默的谈话。 尽管两人都不知道对方受到了审问，但是他们给出了类似的说法。埃尔滕顿承认，1942年年底，当时纳粹的猛烈进攻让苏联难以招架，苏联领事馆的彼得·伊万诺夫找到他，问他是否认识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教授，他还问到了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埃尔滕顿已经记不太清了，可能叫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回答说他只认识奥本海默，而且还不太熟。但他主动提出自己有个朋友和奥本海默关系很好。这位苏联人接着问他的朋友能否问一下奥本海默，看看他是否愿意和苏联科学家分享信息。埃尔滕顿说，他确实问了希瓦利埃，他还告诉希瓦利埃，他的苏联朋友向他保证，这些信息“将用拍照的方式通过他的渠道安全送达”。最终，埃尔滕顿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几天后，希瓦利埃“来到我家，他告诉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任何信息，奥本海默博士不同意这么做”。此外，埃尔滕顿否认曾接触过其他人。 联邦调查局从希瓦利埃这里得到的证词与埃尔滕顿的供词大致相符。但令希瓦利埃惊讶的是，联邦调查局探员一再追问他与其他3位科学家的接触。希瓦利埃否认自己接触过奥本海默以外的任何人。经过近8个小时的审讯，希瓦利埃勉强同意签署一份书面证词：“我谨声明，据我所知，除了奥本海默，我没有向任何人询问有关辐射实验室工作的信息。”但在这个斩钉截铁的声明后，他又小心翼翼、有所保留地写道：“我可能曾顺便向一些人提到过为苏联获取这些情报的想法，但我敢肯定的是，在这方面，我从未有过具体的行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离开联邦调查局时，他很想知道他们究竟从哪里听说了他和埃尔滕顿还有和奥本海默的对话。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他接触了3位科学家。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46年7月或8月，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在一次午宴上偶遇了，地点是在伯克利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家里。这是1943年以来他们第一次见面。希瓦利埃向他讲述了自己6月被联邦调查局审问的遭遇。在一番交流之后，他们意识到两人在同一天被讯问过，他们都想知道联邦调查局怎么会知晓他们的谈话。 几周后，奥本海默邀请希瓦利埃夫妇来伊格尔希尔的家里参加一场鸡尾酒会。希瓦利埃夫妇按照约定早早地来了，这样他们几位老友就可以在其他客人到来之前小聚一下。根据希瓦利埃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他提到自己最近被联邦调查局审问时，“奥比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我们出去聊吧。”奥本海默说。希瓦利埃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朋友觉得自己家被监听了。他们走进了树木繁茂的后花园，在他们来回踱步时，希瓦利埃详细讲述了他被审讯的过程。“奥比显然相当心烦意乱，”希瓦利埃在1965年写道，“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当希瓦利埃解释说他本来不愿向联邦调查局透露他与埃尔滕顿的谈话时，奥本海默向他保证他说出来是正确之举。奥本海默说：“你知道的，如果是我也得报告那次谈话。” “是的，”希瓦利埃回答说，尽管他心里还在犹豫这是否真有必要，“但是，他们所谓的接近3位科学家及多次想要获取机密情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希瓦利埃的记述里，奥本海默没有回答这个关键问题。 奥本海默站在伊格尔希尔的花园里，试图回忆起他在1943年都对帕什说了些什么，这让他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希瓦利埃认为他看起来“非常紧张和僵硬”。 后来，姬蒂喊道：“亲爱的，客人们到了，我想你最好现在就回到屋里来吧。”奥本海默语气生硬地说他一会儿就来，可是他在花园里继续踱步，还让希瓦利埃又讲了一遍他的经历。过了几分钟，姬蒂又出来一趟，大声让奥本海默赶紧回屋里去。奥本海默又一次口气生硬地拒绝了她，但是姬蒂再三催促。“然后，让我震惊不已的是，”希瓦利埃写道，“奥比说了一大堆脏话，还辱骂了姬蒂，让她少管闲事……赶紧滚开。” 希瓦利埃从未见过他的朋友如此放肆。即使那样，他似乎也不愿意结束与希瓦利埃的谈话。希瓦利埃写道：“显然有什么东西困扰着他，但他对此守口如瓶。” 在与希瓦利埃这次令人不安的谈话后不久，1946年9月5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造访了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办公室。他们想询问1943年他与希瓦利埃的谈话，这是奥本海默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希瓦利埃把埃尔滕顿的计划告诉了他，而他断然拒绝了。他记得自己告诉希瓦利埃“这样做就是叛国罪，或至少近乎叛国”。他否认希瓦利埃试图获取有关核弹计划的信息。“奥本海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记不清他和希瓦利埃的谈话内容，现在想要复现谈话内容只能靠猜测，但他记得自己肯定对希瓦利埃说过‘叛国’或‘叛国罪’这样的字眼。” 当联邦调查局探员追问他另外三次向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索要信息的接触时，他告诉他们这部分是“捏造”出来的，目的是保护希瓦利埃的身份。“奥本海默表示，在先前向曼哈顿计划报告此事时，他不想暴露希瓦利埃的真实身份，为此他‘编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他后来将其称为‘故弄玄虚的无稽之谈’，这个故事大意是说，有人为了获取情报代表埃尔滕顿与3位身份不明的科学家进行过接触。” 奥本海默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为什么要承认自己在1943年撒了谎呢？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他现在所说的才是事实；1943年面对帕什时他惊慌失措，用3位虚构出来的科学家来添油加醋，以此夸大此事的重要性，转移人们对他的注意力。另一种解释是，从和希瓦利埃在花园的谈话中，奥本海默了解到他的朋友并没像他最初认为的那样接触了另外3位科学家。毕竟，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提到的潜在目标里有奥本海默和劳伦斯，或许还有阿尔瓦雷斯，所以希瓦利埃那次在厨房里与奥本海默谈话时很有可能就将这些情况都告诉了他。还有一种解释是，他在1943年说的那些话部分属实，但现在为了保护希瓦利埃和那些不具名的科学家，他觉得必须翻供。虽然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不合理的一种，但是在1954年的安全审查听证会上，他的敌人会死死咬定这就是事实真相。他早就告发了希瓦利埃，而劳伦斯和阿尔瓦雷斯并不需要他来保护，现在唯一需要保护的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自己，但是他居然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自己在1943年向军事情报机构撒了谎，这肯定会对他非常不利，除非他是想说出实情。8年后，在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上，此事不仅被再次提起，而且还成了重要的疑点。奥本海默前后矛盾的陈述将给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1946年年底，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刘易斯·斯特劳斯飞到了旧金山，这位由杜鲁门任命的委员在机场受到了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奥本海默的迎接。在讨论原子能委员会的事务之前，斯特劳斯把奥本海默叫到了一边，说他还有别的事情要跟他谈。在这之前，斯特劳斯只在二战后期与奥本海默见过一面。斯特劳斯一边在混凝土的停机坪上踱来踱去，一边介绍说自己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目前，他是董事会寻聘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新院长。斯特劳斯说，奥本海默在5名候选人中名列前茅，现在董事会授权他向奥本海默发出邀请。奥本海默表示他对这个职位感兴趣，但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大约1个月后，也就是1947年1月底，奥本海默飞到了华盛顿，他和斯特劳斯共进了一顿悠长的早餐，其间斯特劳斯一直在向他推介这份工作。那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在电话中告诉姬蒂，他虽然还没下定决心，但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说，对于他在这所研究院如何大展拳脚，斯特劳斯“有很棒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些不切实际。奥本海默说，那里“没有一位从事具体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但他将“很快改变这一现状”。 关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最广为人的莫过于它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也是他精神上的庇护所。当斯特劳斯追问爱因斯坦理想的院长人选时，他回答说：“哦，我很愿意告诉你答案。你应该找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样他就不会打扰别人思考。”一开始奥本海默并不认为这是一所严肃的学术机构。1934年第一次参观该研究院后，他曾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嘲笑道：“普林斯顿就像一个疯人院——那些孤芳自赏的学术权威们在孤立无援的荒凉中熠熠生辉。”不过他现在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对姬蒂说：“要想干好这份工作，需要花些心思，不过对我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他向她保证，搬到普林斯顿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在伊格尔希尔的家里过暑假。此外，他也厌倦了往返华盛顿的长途通勤。“我不能再像去年冬天那样住在飞机上。”仅在那一年，他就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完成了15次横跨大陆的飞行。 奥本海默还有些举棋不定，于是他咨询了一位在华盛顿新认识的朋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他自己也曾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弗兰克福特劝阻奥本海默说：“你会无法抽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哈佛？”这个提议让奥本海默恼火，他说他不去哈佛自有原因，于是弗兰克福特向他介绍了另一位很了解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朋友，这个人建议奥本海默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个有点儿奇怪的地方，但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机会，那就没问题。” 奥本海默有意接受这个新挑战。这份工作不仅可以发挥他的行政才能，而且在工作之余，他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参与政府事务，从这里还可以方便地乘坐短途火车去往华盛顿和纽约。即便如此，他还是花了很长时间认真考虑这个决定。有一种说法是，奥本海默迟迟未能做出决定，直到有一天夫妇俩在车上听到广播新闻说罗伯特·奥本海默已经被任命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才对姬蒂说：“好吧，我想这事就这么定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这一任命是“天作之合”：“他叫j.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但他的朋友们叫他‘奥比’。”这篇社论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是一个“机智风趣”的“实干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约翰·f.富尔顿在奥本海默家与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位新院长的印象：“从外表上看，他身材瘦削，五官也很小巧，但是他的眼神锐利而深沉，反应机敏且妙语如珠，这让他占尽上风，无论谁在他身边都会马上对他肃然起敬。他只有43岁，尽管他专注于原子物理学，但他的拉丁文和希腊语仍不断精进，他阅读了大量史书，还收藏绘画作品。在他身上，科学和人文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然而，刘易斯·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之前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斯特劳斯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高中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各地推销鞋子。1917年，年仅21岁的斯特劳斯就得到了一份给赫伯特·胡佛当助理的工作。胡佛是工程师，也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众所周知，他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派”共和党人。当时，胡佛正在负责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难民设立的食品救济项目。与斯特劳斯一起工作的有不少胡佛的亲信，比如哈维·邦迪，他是一位头脑聪明的年轻律师，出身于波士顿上流社会。斯特劳斯把参与这个食品救济项目当成进入华尔街的跳板。战后，胡佛帮斯特劳斯在纽约的库恩-洛布投资银行得到了一个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斯特劳斯勤奋努力又善于逢迎，他很快就娶到了艾丽斯·哈诺尔，她是库恩-洛布投资银行一位合伙人的女儿。1929年，斯特劳斯也成了正式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在1929年的美国股灾中，他几乎毫发无损。20世纪30年代，他坚决反对罗斯福新政，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9个月，他又说服罗斯福政府给了他一份海军军械局的工作。后来，他担任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的特别助理，离开军队时他还获得了海军少将的荣誉军衔。到1945年，斯特劳斯已经利用他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关系，为自己在二战后的美国权势集团中谋得了一个重要位置。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将对奥本海默的人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奥本海默对斯特劳斯的第一印象：“关于斯特劳斯，我和他不算熟……他不是很有修养，但这一点也无大碍。”利连索尔告诉奥本海默，他认为斯特劳斯是“一个头脑活跃、非常保守的人，但至少看上去还不赖”。他们两人都低估了斯特劳斯，他野心勃勃得近乎病态，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极易被触怒，这些让他成为官场斗争中一个特别危险的对手。原子能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说：“如果你和斯特劳斯产生了分歧，他首先会怀疑你是个蠢货。但如果你坚持与他相左的意见，他就会认定你是个叛徒。”《财富》杂志曾描述他有一张“像猫头鹰那样睿智严肃的脸”，而他的批评者认为他“神经过敏、自视聪明、喜欢斗狠”。多年来，斯特劳斯一直担任曼哈顿以马内利会堂的会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76年费利克斯·阿德勒退出的就是这个犹太教改革派会堂，后来他成立了伦理文化协会。斯特劳斯以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和南方背景为傲，为此他刻意把自己的姓念成“施特劳兹”。斯特劳斯自以为是到了极点，他会记住别人对他的每一次轻视怠慢，还会一丝不苟地将它们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将其命名为“档案备忘录”。正如艾尔索普兄弟所写的那样，他“迫切地想要表现得高人一等”。 姬蒂很高兴丈夫决定搬到东海岸。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记录显示，她对一名推销员说，他们“不会离开太久，也就15年或20年”。奥本海默告诉她，他们在普林斯顿的新家——奥尔登庄园，有10个卧室、5个浴室和1个“宜人的花园”。不出预料，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同事们非常失落，物理系主任称他的离开是“物理系遭受过的最大打击”。欧内斯特·劳伦斯从广播新闻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很生气，在他看来这是叛逃。然而，奥本海默在东海岸的朋友们都很高兴。伊西多·拉比给他写信说：“你能来我可太高兴了……对你来说，这是与过去决绝的告别，现在也是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佳时机。”他的朋友、前房东玛丽·埃伦·沃什伯恩为他举办了一个告别晚会。 奥本海默将离开他的老朋友们，其中还有他的一个情人。他一直很珍视与露丝·托尔曼博士的友情。战争期间，奥本海默曾与露丝的丈夫理查德密切合作，理查德曾担任格罗夫斯将军在华盛顿的科学顾问。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查德说服了他在战后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奥本海默把托尔曼夫妇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1928年春，他在帕萨迪纳结识了他们，从那时起他一直对他们欣赏有加。多年后，奥本海默如此评价理查德·托尔曼：“他深受爱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富有智慧又兴趣广泛，他在物理学等领域都有渊博的学识，他总是彬彬有礼，他的妻子也极其聪明又非常可爱，所有这些让我在南加州时如同置身一座温馨的小岛……我们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友谊。”1954年，奥本海默作证时说，理查德·托尔曼是“我的一位挚友”。弗兰克·奥本海默后来说：“奥本海默对托尔曼夫妇感情很深，特别是对露丝。” 在二战期间的某个时候又或者是奥本海默从洛斯阿拉莫斯回来后没多久，奥本海默和露丝·托尔曼开始了一段婚外情。露丝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比奥本海默年长了快11岁，但她是一个优雅迷人的女人。露丝的朋友、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称她为“完美的红颜知己、智慧的女性……她的个性很有感染力”。露丝·托尔曼的原名是露丝·舍曼，生于印第安纳州，1917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24年，她嫁给了理查德·托尔曼，婚后仍继续攻读心理学。理查德当时已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他比露丝大12岁。虽然这对夫妇从未生育，但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属于“佳偶天成”。露丝激发了理查德对心理学的兴趣，特别是在她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奥本海默和露丝一样对精神病学着迷。在读博期间，露丝研究了两组成年罪犯之间的心理差异。20世纪30年代末，她曾在洛杉矶县缓刑部门担任高级心理测查员。二战期间，她是战略情报局的临床心理学家。从1946年开始，她为退伍军人管理局服务，是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作为一名职业女性，露丝·托尔曼博士的才智令人敬畏。但是据大家所说，她也是一位热情、温柔且敏锐的人类观察者。她似乎瞥见了奥本海默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你是否意识到每次咱俩还要再等上一周多才能见面时有多痛苦吗？” 1947年夏，奥本海默正在准备搬到普林斯顿，他在洛斯皮诺斯度假时给露丝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自己“精疲力竭”，还对未来感到“胆战心惊”。露丝在回信中写道：“我心里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我和你一样都很庆幸我们还能通信。跟你一样，我也没法接受一旦你夏天不能再偶尔过来，我们就不能每个月都见面了。理查德那里也没有多少关于你的消息，但是我觉得你肯定还是很疲惫。”她力劝他到底特律见面，因为她要去那里参加一个会议，如果不行的话，他还可以来帕萨迪纳，她写道：“有时间就到我们这儿来吧，罗伯特。那间客房永远都完全属于你。” 奥本海默写给露丝·托尔曼的信剩下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在她死后被销毁了。不过，从仅存的情书中也能感受到那非同一般的柔情和亲昵。“我回想着你在这里的那美好的一周，”她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心里充满了感激。那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哪怕能再多一天，我也愿意不惜代价。与此同时，你一定能感受到我捎给你的爱意和柔情。”还有一次，她提到了他们周末相聚的安排，她答应去机场接他，还希望“我们能去海边玩一天”。她写到自己最近开车经过“一大片沙滩，矶鹞和海鸥在那里嬉戏。哦，罗伯特啊，罗伯特，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了。你我都知道那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这次计划好的海边旅行结束后，奥本海默写道：“露丝，亲爱的心上人……我写信是为了庆祝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的一天，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知道你充满勇气和智慧，但知道是一回事，能如此接近又是另一回事……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他在信末签上了“我永远爱你，露丝”。 姬蒂当然知道奥本海默与托尔曼夫妇长久以来的友谊，她也知道每个月奥本海默去帕萨迪纳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上课时都住在托尔曼家的客房。他经常带着托尔曼一家，有时还带着巴彻一家，去他们最喜欢的墨西哥餐馆吃饭，姬蒂经常从伯克利打电话到那里。“我认为如果有人跟奥本海默有什么牵扯，姬蒂一定会极为气愤，”琼·巴彻回忆说，“但如果说姬蒂天生就有很强的占有欲，那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知道他有外遇。” 在1948年8月中旬一个周六的晚上，理查德·托尔曼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和露丝正在家里举办一个聚会。姬蒂的前夫斯图尔特·哈里森医生被叫到了现场，他设法在半小时内将理查德送进了医院。3周后，理查德去世了。露丝悲痛欲绝，她对相伴24年的丈夫感情很深。但是他们的一些朋友利用了这场悲剧来诽谤奥本海默。那时欧内斯特·劳伦斯对奥本海默的态度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敌意，他猜测理查德心脏病发作是因为发现了他妻子的外遇。劳伦斯后来告诉刘易斯·斯特劳斯：“他第一次对奥本海默产生不满是因为他若干年前勾引了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托尔曼的妻子。”劳伦斯声称：“这段臭名昭著的婚外情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终于东窗事发被托尔曼博士发现了，他就是因为伤心欲绝才去世的。” 理查德死后，露丝和奥本海默仍会找机会见面。4年后，露丝在一次会面后给奥本海默写信说：“我将永远记得码头上那两把神奇的椅子，还有那水面，那光线和头顶上俯冲而过的飞机。我想你已经意识到我不敢提的事情了——那天是理查德去世四周年的纪念日，1948年8月那些可怕的日子还有之前许多甜蜜的回忆都让我难以招架。我很感激那天晚上能和你在一起。”在另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露丝写道：“亲爱的罗伯特，上周和上上周和你在一起的宝贵时光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重现，这让我心存感激又心怀惆怅，因为我想得到更多。我很感激那些时光，亲爱的，但你也知道，我又无法满足于此。”她接着提出了下一次约会：“如果我借口说你必须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见个人，然后我们白天出去，晚上回来参加派对，你觉得怎么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吧。”显然，露丝和奥本海默彼此相爱，但他们都不想让婚外情毁掉各自的婚姻。这些年来，露丝还尽力与姬蒂和奥本海默家的孩子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看上去，她只不过是奥本海默家的老朋友和奥本海默本人的红颜知己。 在接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前，奥本海默曾主动向斯特劳斯提到“有一些不利于我的消息”。当时，斯特劳斯对这一提醒不以为然。但是，根据新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的授权，联邦调查局正在审查原子能委员会所有委员的安全许可，所有委员又都必须阅读奥本海默的档案。正如j.埃德加·胡佛的一名助手所说，这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有机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公开的全面调查，我们不必再谨小慎微”。探员们被派去跟踪奥本海默，他们还约谈了20多位与他有来往的人，包括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欧内斯特·劳伦斯。每个人都愿意为他的忠诚做担保。斯普劳尔告诉一位探员，奥本海默曾告诉他，他对自己过去参与左翼活动感到“羞愧和难堪”。劳伦斯说奥本海默“出过红疹子，现在他已经免疫了”。 尽管这些证词证明了奥本海默值得信赖，但斯特劳斯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很快从联邦调查局了解到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审查绝非例行公事。1947年2月下旬，胡佛向白宫递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奥本海默档案摘要，其中强调了这位物理学家与共产党的关系。1947年3月8日周六，这份报告也被送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不久之后，斯特劳斯把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约瑟夫·沃尔普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沃尔普看得出来这份报告让斯特劳斯“震惊不已”。他们两人研究了一下这份档案文件，最后斯特劳斯对沃尔普说：“沃尔普，你怎么看？” 沃尔普回答说：“哦，如果有人把这份文件的所有内容都公之于众，然后说这就是原子能委员会首席文职顾问的情况，那就会有大麻烦。他的背景确实很糟糕，但你们的责任是确定此人现在是否构成安全威胁，除了‘希瓦利埃事件’，我在这份文件中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证明他现在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内容。” 随后的周一，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意识到拒绝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将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詹姆斯·科南特和万尼瓦尔·布什告诉委员们，他们几年前就已经听取并驳回了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不过，他们知道，如果原子能委员会想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联邦调查局也不得不同意。3月25日，利连索尔去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仍然对奥本海默没有及时报告他与希瓦利埃的谈话而耿耿于怀。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尽管奥本海默“可能一度和共产党走得很近，但有迹象表明他已经离之前的立场越来越远”。利连索尔告诉胡佛，因为证据不足，原子能委员会自己的安全官员认为不能剥夺奥本海默的安全权限。这时胡佛也表示他不会再继续施压，事实上，他认为让原子能委员会官方来负责奥本海默的安全审查反倒省事，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就可以腾出手来继续自己的调查。不过，胡佛警告说，弗兰克·奥本海默的案子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表示联邦调查局不会批准延长他的安全许可。 事后，斯特劳斯告诉奥本海默，他“相当仔细地”审查了他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碍于他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内容。但获得原子能委员会正式批准的安全许可仍需时日，直到1947年8月11日，原子能委员会才就此事进行了正式投票，投票结果决定给予奥本海默最高级别的“q”级安全许可。这一决定获得了全票通过，就连委员中最保守的斯特劳斯也投了赞成票。 奥本海默经受住了战后的第一次审查，但他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危险并未解除。尽管胡佛已经告诉利连索尔他将不再追究，但他并未就此罢手。1947年4月，在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提议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后一个月，胡佛新提供的情报“明确证实了奥本海默兄弟直到1942年还是旧金山共产党的重要捐助者”。情报来源是联邦调查局从旧金山共产党办公室窃取的财务记录。 为了让这个案子能够继续调查下去，胡佛督促他的探员们挖掘更多不利于奥本海默的材料。例如，1947年秋，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向胡佛和助理总监d.m.拉德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其中包含了奥本海默及其密友涉嫌色情活动的材料。他们告诉胡佛，加州大学的一位雇员自愿成为“该办公室的秘密线人”，据说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非常可靠”。这位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声称自己从1927年起就认识了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一些朋友，他将其中一位已婚女性描述为“性欲过强”且放荡不羁。该消息人士声称：“这对夫妇与另一对教员夫妻交换过伴侣，这在校园里尽人皆知……”联邦调查局的人似乎还嫌这些事情不够淫秽，他们还告诉胡佛，这名女子有很多次婚外情，1935年她参加了一场教员派对，酩酊大醉之后就与数学系的学生哈维·霍尔一起消失了。作为补充信息，这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还称，在她勾引霍尔时，霍尔正和罗伯特·奥本海默同居。该消息人士说，奥本海默在1940年结婚之前“就有同性恋倾向”，并且“与霍尔有染”，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事实上，奥本海默从来没有和霍尔同居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中止过自己活跃的异性恋生活而与一个男人有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将这些越轨行为称为“八卦”，这一说法倒可能相当贴切。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胡佛利用这一小道消息，在他的默许下，奥本海默与霍尔所谓的“风流韵事”几次被纳入了他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摘要。最终，斯特劳斯和华盛顿的许多高层决策者都读到了这些档案摘要。这些材料无疑会让许多官员浮想联翩，但它们也让一些人相信这些关于奥本海默的传闻其实并不可靠。例如，利连索尔认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描述，那个匿名消息来源是一个12岁的男孩，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毁谤之词无非是战前的一些流言蜚语，传播者中的许多人显然并不认识奥本海默。准确地说，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大部分抹黑奥本海默的信息都属于利连索尔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便如此，对那些并不同情奥本海默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这些未经证实的信息越多，这些信息的破坏力就越大。 杜鲁门主义指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发布的一项以“遏制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外交政策。杜鲁门总统在给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宣布，对政治稳定但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给予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援助是美国的一项国策。——译者注 第27章 “学者旅店” 从某种粗略的意义上说，物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并非粗鲁的指摘、开玩笑或言过其实，他们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7年7月中旬，奥本海默一家在一个异常炎热潮湿的夏天来到了普林斯顿。位于这里的高等研究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近15年来的庇护所，而作为该研究院的候任院长，奥本海默的新职务不仅为他提供了颇有声望的平台，也为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他所任职的与核政策有关的委员会越来越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每年会付给他2万美元的丰厚薪水外加免费住所，奥本海默一家住的奥尔登庄园是院长的宅邸，这里还配有一名住家厨师和一名园丁兼维修工，后者负责打理房子和大花园。高等研究院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出门旅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旅行的时间和地点。他到10月才会正式履职，上任后主持的第一次教职工会议定在了12月。因此，他、姬蒂及两个年幼的孩子——6岁的彼得和3岁的托妮，将有几个月的时间不慌不忙地适应他们的新环境。那一年奥本海默只有43岁。 姬蒂很快就爱上了奥尔登庄园，这座白色的房子格局有些凌乱，它一共三层，属于殖民地风格的建筑，房子的周围环绕着265英亩郁郁葱葱的林地和草地，房子后面有一个谷仓和一个畜栏。奥本海默和姬蒂买了两匹马，他们把它们命名为托普和斯塔普。 奥尔登庄园里部分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96年，当时普林斯顿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奥尔登家族开始在这里耕种。房屋的西翼建于1720年，在1777年年初的普林斯顿战役中，它是华盛顿将军部队的战地医院。奥尔登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扩建这所房子，到19世纪晚期，它已经有18个房间。在20世纪30年代卖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前，奥尔登家族一直住在这里。 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漆成了明亮的白色，让人感到亮堂宽敞。一条高大的中央走廊贯穿整个建筑，它从前门一直通到后面的拱门，从后门出来是一个石板露台。房子里有一个正式的餐厅，餐厅连着一个宽敞的l形农场厨房。阳光透过八扇窗户照进客厅，客厅对面隔着走廊的是另一间较小的客厅，叫作“音乐室”。从音乐室往前一步就是一个书房，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砖砌壁炉。奥本海默一家搬进来时，他们发现房子里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整排的书架。奥本海默把大部分书架都拆掉了，只留下书房里一面墙的落地书架。这所房子里各处的浅色橡木地板都会轻轻地吱吱作响，楼上到处都有奇奇怪怪的犄角旮旯和隐蔽的壁橱，还有一个通往厨房的后楼梯。楼上装有带编号的蜂鸣器开关，无论厨师或女佣在哪个房间都能被召唤过来。 他们入住后不久，奥本海默就在房子后面靠厨房的地方盖了一间宽敞的温室。这是他送给姬蒂的生日礼物，姬蒂在里面种满了几十种兰花。房子周围是占地数英亩的大大小小的花园，其中一个精心修剪的花园四周都围有石墙，这些石墙是一座古老的谷仓的地基。姬蒂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她热爱园艺，正如她的一位朋友所说，这些年来她成了“一位掌握古老园艺魔法的艺术家”。 “我们刚搬进来时，”奥本海默后来告诉记者，“我以为我永远都习惯不了这么大的房子，但现在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已经能感觉到那种亲切的破旧感，我太喜欢这里了。”奥本海默把他父亲收藏的一幅珍贵画作——梵高的《日出时的田野》（绘于圣雷米，1889年）——挂在了客厅里那个风格庄重的白色壁炉上面。他们在餐厅挂了一幅德朗的画，在音乐室挂了一幅维亚尔的画。虽然房子里的陈设舒适随意，但它从来没有那种生活久了的凌乱感。姬蒂会让一切保持整洁。奥本海默的书房很简朴，白色的墙壁上没有装饰任何绘画作品，这让一位老朋友想起了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家。 隔着一片开阔的空地，奥本海默可以从奥尔登庄园的后阳台眺望高等研究院。离他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就是富尔德楼，这是一座四层高的红砖建筑，左右都有侧楼，顶上还有一个类似教堂的壮观的尖顶。这座耗资52万美元的建筑建于1939年，里面除了有供数十名学者使用的风格简朴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墙面镶木板的图书馆及一个可用于正式活动的公共休息室，休息室内围着一圈厚实的棕色皮革沙发，位于四层顶楼的是自助餐厅和会议室。1947年，爱因斯坦在二楼一角的225号房间办公，而尼尔斯·玻尔和保罗·狄拉克的办公室在三楼，两间办公室挨在一起。奥本海默在一层的113号房间办公，他从这里能看到树林和草地。弗兰克·艾德洛特是高等研究院的前一任院长，他是一位研究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学者，他在这间办公室的墙上挂了装裱好的版画，那些版画都是充满怀旧气息的牛津风景。奥本海默把这些画都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块和墙面同宽的黑板。他留用了前任院长的两位秘书——埃莉诺·利里夫人和凯瑟琳·拉塞尔夫人，前者曾与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一起工作，后者则是一位干练的年轻姑娘，当时也就20多岁。作为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出于工作需要，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大得出奇的保险箱”，里面装的都是机密文件，这个紧锁的保险柜旁有武装警卫24小时看守。 来富尔德楼的人都会看见一个“精力旺盛”的人。电话铃响起时，他的秘书会敲门说：“奥本海默博士，马歇尔将军找你。”他的同事们看得出，这样的电话会让他“兴奋起来”。他显然很享受历史赋予他的角色，也想尽力演好。高等研究院的大部分终身教授都穿着运动夹克走来走去，爱因斯坦则喜欢穿皱巴巴的毛衣，但奥本海默经常穿昂贵的英国羊毛西装，这是普林斯顿上流人士光顾的朗罗克斯裁缝店为他手工定制的。（但他有时也会穿夹克出现在派对上，那夹克“看起来就像被老鼠咬过一样”。）在普林斯顿，许多学者都把自行车当作代步工具，奥本海默则开着一辆令人赞叹的蓝色凯迪拉克敞篷汽车。以前他的头发又长又浓密，现在他把头发“剃得像僧侣一样短，紧贴着头皮”。43岁的他看起来很纤瘦，甚至有些弱不禁风，但事实上他很强壮且精力充沛。“他非常瘦削，总是紧张不安，神经过敏，”弗里曼·戴森回忆道，“他总是走来走去，连安静地坐5秒都不行，他会给你留下特别局促不安的印象。他还不停地抽烟。” 普林斯顿与伯克利和旧金山那种无拘无束、自由开放、放荡不羁的氛围相去甚远，更别提洛斯阿拉莫斯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环境了。1947年的普林斯顿是一个有25 000名居民的郊区小镇，全镇只有一个红绿灯，就在拿骚街和威瑟斯庞街的拐角处，当时这里也没有公共交通，只有一种被称为“丁基”的有轨电车，直到现在每天还有数百名通勤者乘坐它到普林斯顿枢纽站。身着细条纹西装的银行家、律师和股票经纪人会从这里登上开往曼哈顿的列车，全程需要50分钟。不同于美国的大多数小镇，普林斯顿拥有令人崇敬的历史和精英式的优越感。但是，正如一位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曾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特色但没灵魂的小镇”。 奥本海默的雄心壮志是把高等研究院变成一个思想活跃的跨学科国际学术研究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由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朱莉·卡丽·富尔德于1930年创立，两人最初捐赠了500万美元。就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班伯格和他的妹妹把家族企业班伯格百货商店卖给了后来的梅西百货公司，并获得了1 100万美元的巨额现金。班伯格一心想建立一所高等学府，他聘请了教育家兼基金会高管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担任该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承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既不会是一所高校，也不会是一个研究所：“它的定位介于两者之间，即一所小型大学，这里只有少量的教学工作，同时有大量的研究自由。”弗莱克斯纳告诉班伯格兄妹，他希望高等研究院可以仿效欧洲那些知识分子的乐园，如牛津的万灵学院、巴黎的法兰西公学院或者奥本海默在德国的母校哥廷根大学。他说，这将是“学者的天堂”。 1933年，弗莱克斯纳以年薪15 000美元聘请了爱因斯坦，此举使高等研究院名声大噪。其他学者也获得了同样丰厚的薪水。弗莱克斯纳需要的是最优秀的人才，他想确保他请来的学者都无须被迫通过“撰写没意义的教科书或干其他杂务”来贴补收入。在这里“没有义务，只有机会”。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招募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其中大部分是数学家，比如约翰·冯·诺依曼、库尔特·哥德尔、赫尔曼·外尔、迪恩·蒙哥马利、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詹姆斯·亚历山大和纳森·罗森。弗莱克斯纳的口号是“无用之学有大用”。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面临声誉受损的危险，因为它对那些头脑过人却迟迟未能有所建树的学者过分纵容。一位科学家将这里描述为一处“科学茁壮成长却从不开花结果的奇观”。 奥本海默决心改变这一切。在自己的理论物理学领域，他希望能在高等研究院复制20世纪30年他在伯克利所做的一切——把它变成一个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他知道战争让很多原创性工作都停滞不前，但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1947年秋，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听众们说：“今天距离战争状态结束还不到两年，物理学已经在蓬勃发展。” 亚伯拉罕·派斯是一位优秀的年轻物理学家，他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短期学者奖金。1947年4月初，他接到了一通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话。“我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来电者的开场白让派斯非常震惊，对方接着说，“我刚刚受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我非常期待你明年能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发展理论物理学。”受宠若惊的派斯立即放弃了去丹麦和玻尔一起工作的想法，接受了奥本海默的邀请。在接下来的16年里，他一直留在高等研究院，并成为奥本海默多年的知心好友。 派斯很快就有了一个目睹奥本海默风采的机会。1947年6月的3天时间里，23位美国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公羊头旅馆汇聚一堂，这是一处位于长岛东端谢尔特岛上的豪华度假胜地。奥本海默牵头组织了这次会议，他请来了汉斯·贝特、伊西多·拉比、理查德·费曼、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爱德华·泰勒、乔治·乌伦贝克、朱利安·施温格、戴维·玻姆、罗伯特·马沙克、威利斯·兰姆和h.a.克拉默斯等人，他们讨论的主题是“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战争的结束，理论物理学家们终于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基础研究上。威利斯·兰姆是奥本海默的博士生，他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的报告是本次会议中众多精彩发言之一。他在报告中简要介绍了后来被称为“兰姆移位”的现象，这反过来又成为新量子电动力学理论的关键一步。（1955年，兰姆因为这方面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拉比也就核磁共振做了一个颇具开创性的报告。 尽管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卡尔·达罗是会议的官方主席，但奥本海默主导了本次会议。“随着会议的进行，”达罗在日记中写道，“奥本海默越来越占据上风，他几乎对每个观点都进行了分析（通常语气尖刻），他那华丽的英语无比流畅，从没有支支吾吾或搜肠刮肚的时候（我从未听有人在谈论物理学时用‘宣泄’一词，还有像‘产介子的’这样的妙语，这很可能是奥本海默的发明），他还会讲冷笑话，不断指出某个或其他想法（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而人们总是毕恭毕敬地聆听他的讲话。”同样，派斯也被奥本海默当众发言时“祭司式的讲话风格”所震撼：“仿佛他的目标是引导听众进入大自然神圣的奥秘世界。” 在会议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奥本海默主持了一个关于介子反常行为的讨论，他在战前与罗伯特·瑟伯尔探讨过这个问题。派斯后来还记得奥本海默的“大师级”表现，他总能适时地打断讨论，用引导性的问题总结讨论，并激励其他人思考解决方案。“我当时坐在马沙克旁边，”派斯后来写道，“我还记得在讨论的过程中，他的脸突然变得通红。他站起来说：‘也许有两种介子，一种大量产生，然后分解成一种吸收能力很弱的介子。’”在派斯看来，奥本海默因此促成了马沙克创新的双介子假说的诞生，这一突破后来为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f.鲍威尔赢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谢尔特岛会议还助力了费曼和施温格提出“重整化理论”，这是一种计算电子与自身电磁场或其他电磁场相互作用的简明新方法。这再一次说明，就算奥本海默本人不是这些发现的提出者，他的许多同行也将他视为伟大的推动者。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戴维·玻姆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奥本海默有些喋喋不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玻姆说，“但他说的话流于表面，空洞无物。”玻姆认为他的导师已经逐渐失去洞察力，也许只是因为多年来他没有从事实质性的物理研究。“他（奥本海默）并不赞同我研究物理学的方式，”玻姆回忆说，“我想质疑一些基础理论，而他觉得一个人应该在现有理论上进行研究，善加利用并设法从中推导出结论。”在他们交往的早期，玻姆对奥本海默非常敬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另一位与奥本海默共事过的朋友米尔顿·普莱塞的观点，普莱塞表示，奥本海默“不具备真正的独创性，但他非常善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并看到它们的意义”。 离开谢尔特岛后，奥本海默租了一架私人水上飞机前往波士顿，他将在那里接受哈佛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其他几位要返回哈佛的物理学家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在半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雨，飞行员决定降落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一个海军基地，但是这个机场禁止民用飞机起降，当飞机滑行到码头时，飞行员看到一个愤怒的海军上尉对他大喊大叫。奥本海默对飞行员说：“我来处理吧。”他走下飞机时自我介绍道：“我叫奥本海默。”海军军官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就是那位奥本海默吗？”奥本海默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就是奥本海默。”能见到这个著名的物理学家让这位军官喜不自胜，他特意为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们提供了茶和饼干，然后让他们乘坐一辆海军大巴前往波士顿。 尽管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并没有做太多的物理学研究，他还是说服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授予了他史无前例的双重任命，即院长兼“物理学教授”。1946年秋，奥本海默抽时间与汉斯·贝特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电子散射的论文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但诺贝尔委员会显然对要不要颁给他这个奖项有些犹豫不决，毕竟他的名字已经与广岛和长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又发表了3篇简短的物理学论文和1篇生物物理学领域的论文。但在1950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发表过科研论文。“他没有坐功，”1951年在高等研究院访问的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说，“定力，德国人把它称为‘坐功’，字面意思就是屁股坐在椅子上。据我所知，他既没写过长篇的论文，也未做过详尽的演算，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没干过，他对这些缺乏耐心。他的工作主要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见解，当然它们也非常精彩。他启发了别人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他手下有数千人，手中经费达数百万美元，而现在，他掌管的研究院只有区区百人，预算也不过82.5万美元。洛斯阿拉莫斯的运转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则不允许院长向政府募集资金，因为研究院要保持独立性。它和旁边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没有任何官方关系。到1948年，这里大约有180名学者，他们主要从事两个“领域”的研究——数学或历史。研究院没有实验室，没有回旋加速器，也没有比黑板更复杂的仪器设备。这里不教授任何课程，也没有学生，只有学者。他们大多数是数学家，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及几位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事实上，因为研究院如此重视数学，以至于有些人甚至认为，奥本海默的到来标志着董事会已经决定研究院从今以后将致力于数学和物理学，别无其他。 事实上，奥本海默一开始获得的两项任命似乎说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高等研究院变成一个重要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他从伯克利带来了5位物理学家，他们将作为研究院的短期学者。在说服派斯后，他又招募了另一位颇有前途的英国青年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让他成为该研究院的永久成员。他还说服了尼尔斯·玻尔、保罗·狄拉克、沃尔夫冈·泡利、汤川秀树、乔治·乌伦贝克、乔治·普契切克、朝永振一郎和其他几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研究院休暑假或学术假。1949年，他聘请了杨振宁，这位27岁的青年才俊后来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他一起获奖的是另一位被奥本海默邀请到高等研究院的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这个地方让人感觉难以置信，”派斯在1948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玻尔会走进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天，窗外能看到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与我隔着两间办公室就坐着狄拉克，而奥本海默就在楼下的办公室里……”世界上再没哪个地方能让科学天才们如此济济一堂，当然洛斯阿拉莫斯除外。 早在奥本海默到高等研究院之前，约翰·冯·诺依曼从1946年6月起就开始在富尔德楼的地下锅炉房里建造高速计算机。在这个研究院里从未出现过这么实用又这么昂贵的东西。董事会最初给了冯·诺依曼10万美元启动资金，然后罕见地破例允许他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陆军、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获得额外的资金。1947年，在离富尔德楼几百码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砖房，专门用来放置冯·诺依曼设想中的计算机。 有些学者认为思考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对这些人来说，建造这样一台机器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从来没什么需要大量计算的东西。”数学家迪恩·蒙哥马利抱怨说。对于冯·诺依曼的计算机，奥本海默本人的看法有些矛盾。像许多人一样，他认为研究院不应该变成一个由国防经费资助的实验室。但这次不一样，冯·诺依曼正在建造一台能实现科学研究革命的机器，所以他决定支持这个项目。冯·诺依曼同意不为他的计算机申请专利，它很快就成了第一代商用计算机的原型。 1952年6月，奥本海默和冯·诺依曼正式对外公布了高等研究院的计算机。当时，它是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仅仅是它的出现就引发了20世纪末的计算机革命。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性能更好、速度更快的计算机出现后，研究院的终身教授们聚在奥本海默家的客厅里开了一次会，他们投票决定彻底终止计算机项目，并且通过了一项动议，禁止类似的设备再出现在研究院里。 1948年，奥本海默聘请了古典学者哈罗德·彻尼斯到研究院工作，他是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的老朋友，也是美国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顶尖学者。同年，奥本海默说服董事会设立了一项12万美元的“院长基金”，这样一来在引进短期学者时，他就可以自行做出决定。他用这笔可以自由支配的经费请来了儿时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弗格森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戏剧的观念》一书。在露丝·托尔曼的鼓动下，奥本海默还委任了一个心理学学术顾问委员会。每年，露丝和她的小叔子爱德华·托尔曼、乔治·米勒、保罗·米尔、欧内斯特·西尔格德和杰罗姆·布鲁纳都会来研究院一两次。（爱德华·托尔曼、西尔格德和奥本海默都参加过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在1938—1942年每月在旧金山组织的学习小组。）这些杰出的心理学家聚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里向他简要介绍了心理学领域那些“深奥的问题”，还让他“了解到了最新的进展”。奥本海默很快给米勒、布鲁纳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戴维·利维提供了短期职位。奥本海默喜欢谈论心理学。布鲁纳发现他“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固执己见，随时都可以讨论各种话题，他也非常可爱……我们几乎什么都聊，但心理学和物理哲学最让人着迷”。 不久，陆续又有其他人文学者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包括考古学家霍默·汤普森、诗人t.s.艾略特、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社会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后来还有外交官和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奥本海默一直很欣赏艾略特的《荒原》，当艾略特同意在1948年来高等研究院待一个学期时，奥本海默非常高兴。但是结果并不理想，高等研究院的数学家们并不乐于与诗人为伴，甚至在艾略特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对他嗤之以鼻。艾略特也不与周围的人来往，这期间他待在大学里的时间比在研究院的时间还长。这些都让奥本海默很失望，他告诉弗里曼·戴森：“我邀请艾略特来这里，是希望他能创作出另一部杰作，而他在这里所做的不过是写了那个《鸡尾酒会》，那是他最糟糕的作品。”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仍然坚信高等研究院应该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兼收并蓄，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他关于高等研究院的演讲中，奥本海默不断强调，人文学科可以帮助科学更好地了解其自身属性及对人类的影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常驻的资深数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赞同他的观点，但他们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约翰·冯·诺依曼对古罗马历史的兴趣几乎不亚于他对自己研究的领域的兴趣，其他几位支持者也和奥本海默一样对诗歌感兴趣。奥本海默希望那些想从不同学科维度了解人类整体境况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栖息之所。奥本海默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把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结合起来的机会，他年轻时对这两个世界都同样着迷。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林斯顿与洛斯阿拉莫斯截然相反，这也许为奥本海默提供了一剂解除内心遗憾的良药。 洛斯阿拉莫斯的生活有多清苦，高等研究院的生活就有多恬静惬意。特别是对研究院的终身成员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天堂。奥本海默曾经说：“这个地方的意义在于让人没有理由无所事事，也没有借口碌碌无为。”在局外人看来，这里有时看起来像是为那些公认的怪人准备的田园式精神病院。著名的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是一位极其害羞的隐士，他唯一的朋友是爱因斯坦，人们经常看到他俩一起从镇上走到高等研究院。哥德尔经常会出现严重的妄想型抑郁发作，发病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的食物投毒，因此他长期营养不良。但是这么多年来，在抑郁发作的间隙，哥德尔仍在试图解决连续统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无限的数学难题，可他一直没能找到答案。在爱因斯坦的激励下，哥德尔也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研究，并在194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描述了一个“旋转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理论上有可能“旅行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任何区域，然后再折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几十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独来独往、幽灵般的人物，他总是身着一件冬天穿的破旧的黑色外套，不停地在一大堆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德语速记。 狄拉克的古怪也不遑多让。在他小时候，他父亲就要求狄拉克只能用法语跟他对话，他父亲原本认为这样一来狄拉克很快就能学会另一门语言。“但是我发现我没法用法语表达自己，”狄拉克解释说，“所以对我来说，保持沉默总比说英语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经常有人看到他穿着长长的橡胶靴，用斧头在高等研究院附近的树林里开辟小径。这是他的娱乐运动，多年后它变成了高等研究院的一种集体消遣。狄拉克是个令人抓狂的死脑筋。一天，记者打来电话询问他计划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演讲。因为奥本海默很早就决定不在学者们的办公室里装电话，以防他们被打扰，所以狄拉克只能在走廊里接这个电话。当记者说想要一份演讲稿时，狄拉克放下电话，走进杰里米·伯恩斯坦的办公室征求意见。狄拉克说自己担心被别人断章取义，于是，碰巧站在那里的亚伯拉罕·派斯建议他在演讲稿上注明“请勿以任何形式发表”。狄拉克沉默了几分钟，他在消化这个简单的建议。最后，他说：“这句话里的那个‘以任何形式’是否多余？” 冯·诺依曼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和奥本海默一样会多门语言，而且兴趣广泛。他还喜欢举办热闹的派对，这些派对会一直持续到凌晨。和爱德华·泰勒一样，他也是狂热的反苏分子。一天晚上，当聚会上的话题转到早期的冷战时，冯·诺依曼相当淡定地说，显然美国应该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用自己的核武器储备彻底击败苏联。他在1951年给刘易斯·斯特劳斯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美苏争端极有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武装冲突，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军备速度。”虽然这种论调让奥本海默感到震惊，但是在涉及这些终身教授的问题上，他从未让政治因素干扰过他的决定。 奥本海默广泛的涉猎经常让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惊叹不已。一天，美国联邦基金会的主管兰辛·v.哈蒙德找到了奥本海默，当时有大约60名英国年轻人申请了到美国各大学深造的奖学金，他想听听奥本海默对此有何建议。这些人申请的专业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不一而足。哈蒙德本人是一位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他希望奥本海默能对那些申请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候选人提供一些建议。哈蒙德刚被领进办公室，奥本海默就让他吃了一惊，奥本海默说：“你在耶鲁大学获得了18世纪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的是‘约翰逊时代’。你的导师是廷克，还是波特尔？”不到10分钟，哈蒙德就知道了如何为来自英国的物理专业申请人找到适合他的美国大学。当他觉得已经耽误了这位忙碌的院长太多时间正要起身离开时，奥本海默说：“如果你还有几分钟时间的话，我也很想看看其他学科的申请情况……”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奥本海默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研究生院的优势和不足。“嗯……美国本土音乐，罗伊·哈里斯正是适合他的人选……社会心理学……我建议去了解一下范德比尔特大学，申请人少的话，他更容易得偿所愿……对于你的专业领域，18世纪英国文学，耶鲁大学显然是一个好选择，但哈佛大学的贝特教授也可以考虑一下。”哈蒙德从没听说过贝特这个人，他离开时感到不知所措。“我以前从来没有，”他后来写道，“以后也再没有和这样的人说过话。” 奥本海默与高等研究院那位最著名的终身教授的关系有些微妙，后来他在写到爱因斯坦时说：“我们是亲密的同事，也可以算是朋友。”在他看来，爱因斯坦是物理学领域一位在世的守护神，而不是一位依然活跃的科学家。《时代》杂志曾称“爱因斯坦是一座里程碑，而不是灯塔”，高等研究院的一些人怀疑这句话就出自奥本海默之口。爱因斯坦对奥本海默也有类似的矛盾心理。1945年，当奥本海默首次被推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候选人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赫尔曼·外尔给全体教职员工写了一份备忘录，他们推荐了理论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而不是奥本海默。当时，爱因斯坦和泡利相熟已久，对奥本海默只是略知一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尔曾在1934年竭力招募奥本海默加入高等研究院，但奥本海默坚决拒绝了，他说：“我那里毫无用武之地。”不过，1945年，作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资历根本无法与泡利相提并论：“泡利提出了不相容原理，分析了电子自旋，奥本海默则没有为物理学做出过这种根本性的贡献……”但是，爱因斯坦和外尔也不得不承认，奥本海默“建立了美国最大的理论物理学院系”。不过，当他们注意到他的学生一致称赞他是位好老师后，两人又警告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太强势了，以至于他的学生都成了缩小版的奥本海默。”根据这一建议，高等研究院在1945年向泡利抛出了橄榄枝，但泡利拒绝了。 尽管有些不情愿，爱因斯坦最终还是对这位新院长产生了敬意，他形容这位院长是一位“能力超群、博学多识之人”，但他钦佩的只是奥本海默的为人，而不是他的专业。尽管如此，爱因斯坦也从来没把奥本海默当成自己的密友，“也许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科学见解截然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就曾因爱因斯坦顽固地拒绝接受量子理论而称他为“十足的疯子”。奥本海默请到普林斯顿的所有年轻物理学家都笃信玻尔的量子理论，他们对爱因斯坦那些挑战量子世界观的问题毫无兴趣，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位伟人不知疲倦地想要建立一种“统一场论”来取代他所谓的量子理论的矛盾之处。这是一项孤独的工作，然而他颇为满足于继续为“上帝不掷骰子”辩护，这句话也是他对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的扼要批评。爱因斯坦并不介意普林斯顿的大多数同事“把我看作异端和保守派，认为我已经过气了”。 对于这位广义相对论的提出者，奥本海默深深钦佩他“非凡的原创思维”，“这是几何和万有引力的奇妙结合”，但是他认为爱因斯坦“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带到了他的原创性工作中”。奥本海默坚信，在爱因斯坦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正是这种“传统观念”误导了他。让奥本海默感到“悲哀”的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这些年，爱因斯坦一直想证明量子理论存在严重的不自洽，所以是有缺陷的理论。奥本海默写道：“他总能想到出人意料又机智的反例，在这方面没人比他更别出心裁，但事实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相矛盾。在爱因斯坦自己的早期理论中就能找到化解这些矛盾的办法。”量子理论让爱因斯坦感到不满的地方是关于不确定性的概念，然而正是他自己对相对论的研究激发了玻尔的灵感。奥本海默认为这极具讽刺意味：“他以一种高雅而激烈的方式与玻尔对战，他反对的正是因他而生又被他憎恶的理论。这种事在科学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融洽相处。194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他在奥尔登庄园款待了戴维·利连索尔和爱因斯坦。利连索尔就坐在爱因斯坦身边，“看着他听（他的神态严肃而专注，偶尔还会笑出声，眼角现出皱纹）奥本海默用‘那些小生物’来形容中微子及讲述物理学之美”。奥本海默依然喜欢送人奢侈的礼物，他知道爱因斯坦热爱古典音乐，还听说他的收音机收不到纽约电台播放的卡内基音乐厅的音乐会，于是他安排人在爱因斯坦位于默瑟街112号的那座简朴住宅的屋顶上装了一个天线。爱因斯坦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然后在他生日那天，奥本海默带着一台新收音机出现在他家门口，还提议他们听一场当天举行的音乐会。爱因斯坦非常开心。 1949年，玻尔访问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同意在爱因斯坦70岁生日之际撰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将被收录在一本庆祝他生日的文集中。他和爱因斯坦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就像奥本海默一样，玻尔也不明白为什么对爱因斯坦来说量子理论就像一个恶魔。看到纪念文集的手稿时，爱因斯坦注意到这些文章中的批评之词和赞誉之辞不相上下。“对我来说，这不是一本庆祝七十岁大寿的书，”他说，“而是一项弹劾令。”3月14日，在他的生日当天，250名杰出的学者聚集在普林斯顿的礼堂，聆听奥本海默、伊西多·拉比、尤金·维格纳和赫尔曼·外尔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无论同道们与这位老人有多大的分歧，当爱因斯坦走进大厅时，空气中仍充满了期待。一阵突然的沉默之后，所有人都起身为这位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鼓掌。 作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意见相左。但作为人道主义者，他们志同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作为冷战中国家安全网络的组成部分，武器实验室雇用了大量科学家，大学也越来越依赖来自军方的合约，但是奥本海默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尽管在科学军事化伊始奥本海默就“置身其中”，但他最终选择了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他还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制止军备竞赛，这一点让爱因斯坦感到敬佩。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也注意到奥本海默在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时颇为谨慎。1947年春，新成立的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邀请奥本海默在一次公开的晚宴活动上发言，奥本海默拒绝了这次邀请，这让爱因斯坦大惑不解。奥本海默解释说，他觉得“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时候就原子能问题发表公开讲话，他担心结果未必会朝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位老人显然不明白奥本海默为何看上去如此在意维护与华盛顿当局的关系，爱因斯坦从不参与这种游戏，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政府给他颁发安全许可。爱因斯坦天生不喜欢接近政治家、军事将领或当权人物，正如奥本海默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从不会与那些政治家和有权有势的人谈笑风生”。奥本海默好像很享受自己的光环及与权势人物交往的机会，爱因斯坦却总是对谄谀奉承感到不自在。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爱因斯坦71岁生日那天，奥本海默送他回默瑟街的住所。“你知道，”爱因斯坦说，“一旦人们受命做某件明智之事，之后的人生对他而言就异乎寻常。”奥本海默比大多数人都更懂得他的意思。 与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一样，奥本海默仍有着异乎寻常的说服力。派斯记得碰到过一位刚从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出来的高级学者，那位教授说：“我刚刚遇到了一件怪事，我去找奥本海默谈事时已经打定主意，可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观点竟然与之前的完全相左。” 奥本海默想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如法炮制，结果并不理想。20世纪40年代末，因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董事会经常陷入僵局。董事会副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把持着董事会，其他董事会成员都倾向于对他言听计从，部分原因是他是董事会中唯一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与此同时，他的极端保守主义让一些偏自由派的董事会成员很反感。一位董事抱怨说，董事会不需要“20世纪胡佛式的共和党思维”。尽管奥本海默在到普林斯顿之前只与斯特劳斯有过短暂的会面，但他非常清楚斯特劳斯的政见，还私下明确表示过他不欢迎斯特劳斯升任董事会主席。 一开始，奥本海默与斯特劳斯没有什么不和，他们的关系也算友好。然而，正是在最初的这几年里，两人之间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斯特劳斯到普林斯顿时，经常会在奥尔登庄园受到款待，有一次晚宴结束之后，他送给奥本海默和姬蒂一箱上好的葡萄酒。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两个人不仅都热衷权力，还想一决高下。一天，亚伯拉罕·派斯正站在富尔德楼外面，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奥尔登庄园与高等研究院之间宽阔的草坪上，从直升机里走出来的是斯特劳斯。“我对他的外表印象深刻，”派斯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温文尔雅，但那也可能是精明圆滑，我本能的反应是：小心这副派头后面藏着什么。” 奥本海默很快意识到，斯特劳斯的野心是想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管理”。1948年，他告诉奥本海默，他正在考虑买下一位前任教员的房子，这幢房子就建在高等研究院的土地上。但奥本海默抢先一步，他让高等研究院马上买下了斯特劳斯提到的房子，然后又把它租给了另一位学者。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斯特劳斯显然对此心领神会。正如未公开的高等研究院官方记录指出的那样：“这一事件标志着斯特劳斯先生想协助管理研究院的希望暂告破灭。”此事之后，无论在研究院内还是院外，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充满了紧张和不信任。尽管受此挫折，斯特劳斯仍通过与董事会主席赫伯特·马斯和唯一一位教授董事——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联手，继续对高等研究院施加影响。 奥本海默有时没有事先征得董事会的批准就做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决定，这一点经常让斯特劳斯感到恼火。1950年年底，奥本海默想聘任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厄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教授，但是斯特劳斯叫停了此事，因为康托洛维茨拒绝签署加州校董会忠诚誓言。后来斯特劳斯发现自己是唯一投反对票的人，他这才做出让步。当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接受原子能委员会基金资助的科学家必须获得联邦调查局的安全许可时，奥本海默怒气冲冲地给原子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将不再接受这类基金资助，理由是安全调查的要求违背了研究院的“传统”。直到1个月后，奥本海默才把他的决定通知了董事会。根据会议记录，一些董事表示他们担心院长的行为可能会让研究院卷入“政治旋涡”，特别是惹上联邦调查局。董事会告诉奥本海默，今后在做此类决定之前应该先征询董事会的意见。 1948年春，奥本海默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他在采访中畅谈了自己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设想。他说，他希望能邀请到更多的学者，甚至是非学术圈的商界或政界资深人士，进行一学期或一年的短期访问。这一点被《纽约时报》报道为：“奥本海默打算减少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随后，在记者的笔下，奥本海默的工作成了一份轻松惬意的差事：“假设你有一笔由2 100万美元捐款支撑的基金可供支配……假设你可以用这笔资金邀请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科学家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成为你的带薪房客，他们可以是你最喜欢的诗人、你很感兴趣的那本书的作者，或者你想与之探讨宇宙本质的欧洲物理学家。这正是奥本海默喜欢的安排，他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兴趣和好奇……” 不用说，这些话让高等研究院的一些终身教授们眉头紧蹙，另一些人则对他们的院长可以根据自己突发奇想的学术兴趣来管理研究院颇为不满。1948年，奥本海默又犯了一个轻率的错误，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打趣说，虽然研究院是一个可以供人“坐下来思考”的地方，但是我们只能确定他们坐在那里。他接着说，这所研究院散发着“某种中世纪修道院的气息”。然后，他又不经意地伤害了那些终身教授的感情，他说研究院最棒的就是它是一间“学者旅店”。《时代》杂志将该研究院描写成“供短暂驻足的思想者休息、恢复和养精蓄锐的地方，之后他们会继续上路”。随后，教员们告诉奥本海默，他们对这样“令人反感”的媒体报道“很有意见”。 奥本海默为研究院制订的宏伟计划经常遭到抵制，尤其是来自数学家们的抵制，最初他们以为奥本海默会在研究院的聘任和预算方面偏向他们。他们之间的争执有时会变得非常琐碎。奥本海默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很善于观察，她说：“研究院是一个有趣的伊甸园。可是，在一个理想化的团体里，当你消除了所有的日常摩擦，取而代之的冲突会更加残酷。”这些争执主要集中在人员聘任问题上。有一次，奥本海默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这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走了进来，他坚持要听他们的讨论。奥本海默告诉他必须离开，这位数学家断然拒绝，于是奥本海默把会议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这就像小男孩打架一样。”霍布森回忆说。 维布伦经常给奥本海默制造麻烦。作为董事之一，他一直像是高等研究院里的权力掮客。事实上，许多数学家都希望维布伦能被任命为院长。可是事与愿违，正如研究院的一位教授所说：“奥本海默这个暴发户被招了进来……”冯·诺依曼曾积极反对任命奥本海默为院长，他在给斯特劳斯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的才华无可争议”，但他“严重怀疑让奥本海默担任院长是否明智”。冯·诺依曼和许多数学家都赞成“由一个教员委员会来取代院长一职，委员会的成员轮流担任一两年的主席”。不过，最终结果与他们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迎来了一位坚持己见、胸怀宏图的院长。 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也展现出了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时的那种耐心和活力。但是，根据戴森的说法，他与数学家们的关系“糟糕透顶”。高等研究院的数学系一直首屈一指，奥本海默尽量不去干涉他们的事情。事实上，在他担任院长的第一年，他还让数学系的人员增加了60%。不过，数学家们非但没有投桃报李，还总是反对他聘任其他学科的人员。在沮丧和愤怒之下，奥本海默曾称38岁的数学家迪恩·蒙哥马利是“我见过的最傲慢、最顽固的狗杂种”。 这些内心深处的情绪最终也会失控爆发。“他（奥本海默）就是想羞辱数学家。”安德烈·韦伊（1906—1998）说道，这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几十年。“奥本海默整个人都沮丧透了，他的乐子就是挑起人们的争吵。我见他这么干过。他喜欢看高等研究院的人们吵吵闹闹。他之所以感到沮丧，主要是因为他想成为尼尔斯·玻尔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但他也知道自己办不到。”韦伊是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院遇到的那种典型的自大狂。这些人可不是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凭人格魅力就能轻易领导的年轻人。韦伊为人傲慢尖刻，对他人也很苛刻，他以恐吓别人取乐，可是他无法威胁到奥本海默，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 虽然学术圈的政治是出了名的锱铢必较，但奥本海默还面临着一些研究院特有的难题。从学科规律来看，数学家往往在二三十岁时就能凭天赋到达职业巅峰，而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经常需要多年的勤奋准备才能开始真正的创作。因此，研究院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并招募到杰出的年轻数学家，但几乎不会聘任资历尚浅的历史学家。而且，那些年轻的数学家可以读懂并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但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对数学系的候选人评头论足。最令人伤脑筋的地方是：数学家的全盛时期很快就会过去，而且因为没有教学职责，他们人到中年后，许多人的兴趣开始转移到别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些数学家就会把每一次聘任都搞得火药味十足。相反，那些非数学领域的学者因为年龄较大而且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全盛期，他们对于这种学术斗争既没有兴趣也无暇顾及。但是，令数学家们不快的是，他们在奥本海默身上发现，面前的这位院长虽然是一个物理学家，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让高等研究院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平衡。为此，他招募了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甚至诗人，这让数学家们感到错愕。 有时，奥本海默被这些争夺地盘的钩心斗角弄得精疲力竭，他身边的那些人就成了他发泄不满的对象。有一次他发现弗里曼·戴森冒失地和别人议论起即将聘用的一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随即把戴森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真的让我无法招架，”戴森回忆说，“我看到了他最凶悍的一面。这太糟糕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像个懦夫，他让我相信我真的背叛了他对我的所有信任……他就是这样，他想按自己的方式做事。研究院是他自己的小王国。” 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很少表现得粗暴无礼，而在普林斯顿，他的过激行为有时甚至连最亲近的朋友都感到震惊。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时候，奥本海默的机智和优雅举止依然让人着迷，但有时他似乎无法克制自己的狂妄自大。亚伯拉罕·派斯记得，因为奥本海默无端的讽刺挖苦，有几次年轻的学者哭着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很少有演讲者能抵挡奥本海默的干扰，但雷斯·约斯特做到了，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一天，在这位瑞士数学物理学家的讲座上，奥本海默打断他问是否可以就其中一点进一步详细解释。约斯特抬起头说：“好的。”但是他又接着讲了下去。奥本海默制止了他，说道：“我的意思是，你能解释刚才那一点吗？”这一次，约斯特说：“不能。”当奥本海默问原因时，约斯特回答说：“因为即使我解释了，你也不懂，还会问更多的问题，用掉我一小时的讲座时间。”在约斯特余下的讲座中，奥本海默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奥本海默躁动不安，才华横溢，情感疏离，对那些近距离观察他的人来说，他总像是一个谜。派斯几乎每天都能在高等研究院见到他，他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心扉紧闭的人，“不喜欢表露自己的情感”。别人很少能瞥见他内心强烈的情绪。一天晚上，派斯去普林斯顿花园剧院观看1937年让·雷诺阿导演的电影《大幻影》，这部经典的反战电影讲述了一战士兵之间的战友情、阶层问题和背叛。灯光亮起后，派斯发现奥本海默和姬蒂就坐在后排，他看得出奥本海默一直在哭泣。 还有一次是在1949年，派斯邀请奥本海默和姬蒂去他在迪金森街的小公寓参加聚会。晚上，心血来潮的派斯拿出自己的吉他，他让大家坐在地板上唱民谣。奥本海默很配合地照做了，但派斯注意到他露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很显然他觉得自己不该出现在这么荒唐的场合”。然而，在大家唱了一会儿之后，派斯又瞥了奥本海默一眼，“感动地发现奥本海默那高人一等的态度不见了，相反，他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性情中人，只想和大家在一起”。 研究院里的生活平和舒适。每天下午三四点，在富尔德楼主楼的公共休息室会供应茶点。奥本海默曾经说：“茶歇是我们为彼此答疑解惑的时间。”奥本海默每周会举办两三次气氛活跃的研讨会，主题通常是物理学，但有时也涉及其他领域。他说：“传递信息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人作为载体。”理想的思想交流总要有一些产生火花的碰撞。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沃尔特·w.斯图尔特博士说：“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毫无疑问是我们这里最聒噪、最热闹、最活跃、思维最敏捷的群体……几天前，他们从一个研讨会冲出来的时候，我问其中一个人：‘研讨会如何？’他说：‘太棒了，上周我们知道的物理知识都是错的！’” 然而，有时研讨会的演讲嘉宾会因为受到后来所谓的“奥氏待遇”而不知所措。戴森在写给英国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样的经历：“我一直在认真观察他在研讨会上的行为举止。如果有人为了照顾其他听众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内容，他就会忍不住催促对方往下讲；如果有人说了一些他不知道或者不能马上认同的内容，他就会在别人详细解释之前插嘴，进行尖锐甚至激烈的批评……他会一直紧张不安地踱来踱去，而且烟不离手，我认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躁。”有些讲者会被奥本海默的另外一些小动作搞得无所适从，比如他会不停地咬拇指尖和叩门牙。 1950年秋季的一天，奥本海默安排哈罗德·w.刘易斯汇报一篇论文摘要，这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论文作者是奥本海默、刘易斯和s.a.沃图伊森，论文主题是介子多重产生现象。这是在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之前，奥本海默的最后一项研究成果。很自然地，奥本海默希望大家赶紧认真讨论他的研究。但是，那些聚在一起的物理学家竟然讨论起了“球状闪电”，在这种尚无法解释的现象中闪电呈球状。当他们讨论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时，奥本海默气得面红耳赤。最后，他起身大步走了出去，嘴里念叨着：“火球，什么火球！” 戴森回忆说，他在一次演讲中赞扬了理查德·费曼最近在量子电动力学领域取得的进展，但是奥本海默“对我大发雷霆”。不过，事后他还是向戴森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当时，奥本海默认为费曼的方法——主要依赖直觉而不是计算——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他根本不愿意听戴森的辩解。后来汉斯·贝特从康奈尔大学来的时候，发表了一次支持费曼理论的演讲，奥本海默直到此时才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当戴森再次做讲座时，奥本海默一反常态地保持了沉默。之后，戴森在他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张非常简短的便条：“我放弃争辩。奥本海默。” 面对奥本海默，戴森的心情很复杂。贝特曾让戴森师从奥本海默，因为他“更有深度”。戴森对身为物理学家的奥本海默感到失望，他似乎再也无暇顾及理论物理学家要做的那些艰苦的研究和演算。戴森回忆说：“他也许曾经很有深度，但是他对现况一无所知！”奥本海默经常令戴森迷惑不解，作为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奥本海默在思想上很超脱，在现实中又野心勃勃。戴森觉得对于奥本海默这种人，最难抗拒的诱惑是：“征服恶魔，拯救人类。” 在戴森看来，奥本海默有“装腔作势”之嫌。有时候，他根本无法理解奥本海默那些晦涩难懂的发言，不过这让他想到“不知所云也会被误认为是有深度”。尽管如此，戴森发现自己还是被奥本海默所吸引。 1948年年初，《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短讯，内容是关于奥本海默最近在《技术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时代》杂志的报道称，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上周坦率地承认了科学的罪责感”。报道还引用了这位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战时负责人的话：“从某种粗略的意义上说，物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孽，这并非粗鲁的指摘、开玩笑或言过其实，他们无法再装作不知道了。” 奥本海默肯定知道，这样的话，尤其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一定会引起争议。就连他的密友伊西多·拉比也认为他用词不当：“那都是胡扯，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他觉得自己有罪，好吧，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因为这件事，拉比评价他的朋友是“人文知识学多了”。拉比太了解奥本海默了，所以不会生他的气，他知道他这位朋友的弱点之一是“喜欢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奥本海默之前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珀西·布里奇曼教授对记者说：“科学家不应为自然界的事实负责……如果有人应该感到罪恶，那就是上帝。他创造了这一切。” 当然，奥本海默并不是唯一一位怀有这种想法的科学家。那一年，他之前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毒苹果”事件的主角）出版了《原子能的军事和政治后果》，这是第一次有人全面评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布莱克特认为，到1945年8月，日本人事实上已经战败，原子弹实际是用来阻止苏联参与占领战后的日本。布莱克特写道：“人们不难猜到，这两颗核弹——也是仅有的两颗——被如此匆忙地运到太平洋的另一端并空投在广岛和长崎，只是为了及时确保日本政府只向美军投降。”他总结说，原子弹轰炸“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目前对苏冷战外交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布莱克特认为，许多美国人都意识到核弹外交是对日本轰炸的原因之一，这种认识让“许多了解或怀疑事实真相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在核科学家的心里，这种冲突尤为强烈，看到自己杰出的科研成果被如此滥用，他们肯定觉得自己也难辞其咎”。布莱克特所写的当然是自己的学生——奥本海默的内心煎熬，他甚至引用了1946年6月1日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内容，奥本海默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使用了原子武器来对付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 次年，布莱克特的书在美国出版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拉比在《大西洋月刊》上抨击道：“作者为广岛发出的哀号纯属自作多情。”他坚称这座城市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奥本海默本人从未批评过布莱克特的论著，同年晚些时候，当布莱克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奥本海默还向他这位曾经的导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此外，几年后，布莱克特出版了另一本批评美国使用原子弹的书——《核武器与东西方关系》，奥本海默在信中写道，尽管他认为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但他仍然认同书中的“主要内容”。 同年春天，《今日物理》月刊创刊号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奥本海默的矮帽搭在一根工业管线上，无须说明读者也能认出来这顶著名的帽子属于谁。在爱因斯坦之后，奥本海默无疑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科学家，而那时科学家突然被视为智慧的化身。无论在政府内还是在社会上，人们都急切地想听他发表意见，他的影响力有时似乎无远弗届。“他想和华盛顿的将军们搞好关系，”戴森说，“与此同时，他又想成为人类的救世主。” 普林斯顿战役于1777年1月3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附近打响。华盛顿率领的美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成功击败了英军，这也是美国军队在独立战争中重要的胜利之一。——译者注 《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是t.s.艾略特最受欢迎的戏剧作品之一。——译者注 爱因斯坦曾对别人说，他去办公室“只是为了有幸与库尔特·哥德尔一起步行回家”。——译者注 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于1946年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德创立，爱因斯坦任主席。其目的是警告公众发展核武器的危险，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并最终争取世界和平。——译者注 加州校董会忠诚誓言是指加州立法机构在1950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教职员工、管理人员及校董会成员在就职时签署一份忠诚誓言，承诺不会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加入任何涉嫌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包括共产主义组织。这项法律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和反对，有人认为其违反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最终，这项法律在1967年因违宪被加州最高法院宣布废除。——译者注 原文是“nolo contendere”，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可做的三种抗辩之一，即对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译者注 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拉比认为日本人清楚广岛的军事意义，也认同这是一个合理的军事目标，他们乐于接受以任何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这种过度渲染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译者注 第28章 “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 他告诉我，那一刻他精神崩溃了……他一向如此，当情况变得难以招架时，他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戴维·玻姆 1948年秋，奥本海默回到了他阔别19年的欧洲。19年前，他还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物理学家，人们都期待他能取得伟大的成绩。19年后重返欧洲时，奥本海默无疑已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是美国最知名的理论物理学系的创始人，以及“原子弹之父”。他此次的行程包括巴黎、哥本哈根、伦敦和布鲁塞尔，他在这些地方或发表演讲或参加物理学会议。奥本海默年轻时在哥廷根、苏黎世和莱顿学习过，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也日渐成熟，所以他无比期待这次旅行。但是9月底，他写信跟弟弟说，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略感失望。他告诉弗兰克：“欧洲之行就像故地重游，盘点过去的人生……那些物理学会议可圈可点，但无论在哪里——哥本哈根、英国、巴黎甚至在这里（布鲁塞尔），你都能听到这句话：‘你看，我们多少有些落伍了……’”奥本海默不由得略带伤感地得出一个结论：“说到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会决定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然后，奥本海默笔锋一转，提到了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敦促弗兰克去找“一位可以给他安慰、支持和建议的好律师”。那年夏天，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举行听证会，奥本海默很担心他的弟弟，或许也在担心他自己。他在信中写道：“这确实很困难，因为我们无从得知j.帕雷尔·托马斯的委员会究竟在干些什么……就连希斯的事情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不祥之兆。” 那年8月，《时代》杂志编辑、前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说，国务院前高级官员、参与新政的律师阿尔杰·希斯是华盛顿一个秘密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这一指控很快成为共和党人指摘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把柄，他们认为罗斯福新政纵容共产党员打入了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核心。希斯于1948年9月以诽谤罪起诉了钱伯斯，到了年底，希斯又因伪证罪受到指控。 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认为希斯事件是个“不祥之兆”。如果像希斯这样地位的人都能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扳倒，他不由得担心这个委员会将如何对付他弟弟，毕竟他是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奥本海默知道，早在1947年3月，《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控弗兰克是共产党员。弗兰克愚蠢地否认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奥本海默曾含蓄地提到弗兰克“过去几年经常想起这件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委婉地建议弗兰克找个律师，而且不能只是一位好律师，他还得“熟悉华盛顿、国会……还有新闻界。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赫伯特·马克斯呢？他可是样样都在行”。奥本海默希望他的弟弟不要被卷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政治迫害，但弗兰克显然必须先有所准备。 时年36岁的弗兰克·奥本海默马上就要开启他的远大前程。他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粒子物理的创新实验，到1949年，他已经在物理学同行中小有名气，在高海拔地区高能粒子（宇宙射线）的研究领域，他是首屈一指的实验物理学家。那年早些时候，他乘坐海军“塞班岛号”航空母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他在那里和他的团队发射了一批氦气球，这些气球携带了一种特别设计的密封舱，舱内有一个云室，里面叠放着核乳胶底片。气球会把这些底片带到极高的海拔，它们能记录重核辐射的径迹。这些数据表明宇宙射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恒星爆炸。弗兰克必须在这些金属密封舱掉落后找到它们，为了找寻其中一个密封舱，弗兰克跋涉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脉的丛林中，最后他得意扬扬地在一棵桃花心木上找到了它。不过，当一个密封舱在海里失踪时，弗兰克夸张地写道，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事实上，他热爱这些冒险之旅并陶醉于他的工作之中。如果说弗兰克直到1945年都在追随哥哥的脚步，那么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已经走上自己的道路。 奥本海默虽然担心弗兰克，但他似乎认为自己的名气可以抵消他那些左翼历史带来的不良影响。1948年11月，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杂志的内文充满了对他生活和事业的恭维之词。《时代》杂志的编辑告诉数百万美国人，原子时代的奠基人奥本海默是“真正的当代英雄”。在接受《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他并没有掩盖自己那些激进的政治活动。他毫不掩饰地说，在1936年之前，他“肯定是世界上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之一”，但随后他承认，目睹青年物理学家因失业而“精神崩溃”，听到他在德国的亲戚不得不逃离纳粹的统治，正是这些事情让他睁开了双眼。“我这才惊醒，原来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加入了教师工会，认识了很多加入共产党的朋友。这是大部分人在高中临毕业或上大学时就做过的事。托马斯领导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可不喜欢这些，但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我更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羞愧。当时我所信奉的现在看来大多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这姗姗来迟又不可或缺的一课，我根本不可能完成洛斯阿拉莫斯的任务。” 在《时代》杂志的报道发表后不久，奥本海默的好友兼律师赫伯特·马克斯写信向他表示祝贺，他认为这篇文章“相当不错”。马克斯在信中评论道：“你那段‘预审辩护’实在太棒了！”他很可能指的是文中奥本海默解释自己左翼过去的那段话。奥本海默回信说：“我唯一喜欢的地方就是你挑出来的那一点，我抓住了一个我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但之前都没有这样合适的时机。”马克斯的妻子安妮·威尔逊（奥本海默的前任秘书）担心《时代》杂志的报道会招致批评。奥本海默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件事是好是坏。“在最初的一两周，”他写道，“我忐忑极了，不过后来我自嘲地说没准这是一件好事呢，于是我不再纠结。” 奥本海默或许曾以为自己能免遭国会的调查，但在1949年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辐射实验室启动了一项关于核间谍活动的重大调查。不仅弗兰克，奥本海默本人也是潜在的被调查对象。奥本海默教过的四名学生——戴维·玻姆、乔瓦尼·洛马尼茨、马克斯·弗里德曼和约瑟夫·温伯格——都收到了出面作证的传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获悉，温伯格曾在1943年被窃听到与史蒂夫·纳尔逊谈论过原子弹。尽管这些证据表明温伯格参与了核间谍活动，但调查委员会的律师明白，未经许可的窃听记录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1949年4月26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让温伯格与史蒂夫·纳尔逊当面对质。温伯格断然否认曾见过纳尔逊，调查委员会的律师们知道温伯格做了伪证，但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希望借助玻姆、弗里德曼和洛马尼茨的证词来立案。 玻姆不确定他是否应该作证，而且即便作证的话，他也不知道是否应提供涉及他朋友的证词。爱因斯坦竭力主张拒绝作证，哪怕这样做会面临牢狱之灾。“你可能得在里面待上一阵子。”这位科学家告诉他。玻姆不想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来拒绝作证。他的理由是，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不是违法行为，所以他不会因此受到牵连。他想的是只同意为自己的政治活动作证，拒绝为他人作证。得知洛马尼茨也收到了类似的传票后，玻姆联系了这位正在纳什维尔教书的老友。战后，洛马尼茨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每次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就会通知他的雇主，说他是共产党员，然后他就会被解雇。虽然他的前途看似尤为不妙，但他还是筹措了路费去普林斯顿与玻姆见面。 洛马尼茨到普林斯顿后不久，他正和玻姆走在拿骚街上时，奥本海默从一家理发店里走了出来。虽然奥本海默多年未见洛马尼茨，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45年秋，他写信给洛马尼茨：“亲爱的洛马尼茨：我很高兴收到你的长信，但信的内容让人非常难过。如果你回美国，有空的时候请来找我……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对你来说尤为如此，但请坚持住——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致以温暖、美好的祝愿，奥比。”在与奥本海默寒暄之后，玻姆和洛马尼茨解释了他们的困境。据洛马尼茨说，奥本海默变得激动起来，突然喊道：“哦，我的老天，这下全完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有联邦调查局的人。”洛马尼茨认为这简直是“妄想症”。 但是奥本海默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也收到了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传票，他还碰巧知道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确实是联邦调查局前特工，二战时他曾在伯克利调查过辐射实验室。 后来谈到这次与自己学生的邂逅时，奥本海默说他们不过就聊了两分钟而已。他说他只是建议他们“说实话”，而他们的回应是“我们不会撒谎”。最终，玻姆先后于1949年5月和6月两次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他的律师是赫赫有名的公民自由律师克利福德·杜尔，在杜尔的建议下，玻姆引用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宪法第五修正案》，表示拒绝合作。当时，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玻姆。 1949年6月7日，奥本海默出席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共有6名国会议员对他进行了质询，其中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当时他是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表面上，奥本海默是以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但这些冷酷的国会议员对核武器政策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核间谍问题。尽管奥本海默有些担心自己的处境，但他不想表现得心存戒备，于是他决定不带私人律师出席。相反，他带来了约瑟夫·沃尔普，还专门提到沃尔普的身份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奥本海默表现得既配合又坦率。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首先声明，委员会并不是想要他难堪。可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辐射实验室的一些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共产党小组，对吗？”奥本海默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然后他们要奥本海默谈谈他那些学生的政治活动和立场。他否认在战前就知道温伯格是共产党员。“战争结束后他在伯克利，”奥本海默说，“当时他所持的观点肯定不是共产党的立场。”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接着询问了奥本海默的另一位学生——伯纳德·彼得斯博士的情况。奥本海默接下来的回答反映出他在政治上依然很幼稚。他似乎认为，因为是在闭门会议上作证，所以他的谈话不会被公开。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问奥本海默，他是否曾告诉曼哈顿计划的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一个危险人物，而且是极左分子”。奥本海默承认，他对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官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说过这些。当被要求详细说明时，奥本海默解释说，彼得斯曾是德国共产党员，参加过与纳粹的巷战，后来他被送进集中营，然后用“诡计”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他还主动交代，彼得斯到加州时“强烈谴责”美国共产党“没有全力以赴地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当被问及他是如何知道彼得斯是德国共产党员时，奥本海默回答说：“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彼得斯的事情似乎让奥本海默很不安。就在一个月前，当他5月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一个会议时，他的老朋友古德斯密特向他问起过彼得斯的情况。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古德斯密特偶尔会审查安全档案。彼得斯最近曾问他，为什么自己好像惹上麻烦了，于是古德斯密特查看了他的安全档案，并读到了奥本海默1943年写给德席尔瓦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说彼得斯“很危险”。当古德斯密特问奥本海默是否仍对彼得斯持有这样的看法时，奥本海默惊讶地回答说：“你看看他，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不可靠吗？”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还询问了奥本海默其他朋友的情况。在被问及他的老朋友哈康·希瓦利埃是不是共产党员时，奥本海默回答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客厅里的粉红分子”，但他不清楚希瓦利埃是不是党员。关于“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重复了他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所说的话：一时糊涂又不知所措的希瓦利埃告诉他，埃尔滕顿提议“向苏联政府传递情报”。作为回应，奥本海默大声又“严厉地告诉他，不要犯糊涂，更不要与这种事有任何瓜葛”。奥本海默说，直到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希瓦利埃才知道有原子弹这回事。调查委员会并没有特别提到接触另外3位科学家的事情——1943年他跟帕什讲述的时候提到过这一点，他也否认了还有别人向他索要有关原子弹的情报。 提到他的另一位学生乔瓦尼·洛马尼茨时，奥本海默只是简单地说他早就被辐射实验室解雇了，还因为“令人震惊的轻率之举”被征召入伍。他还确认约瑟夫·温伯格是洛马尼茨的朋友，而另一位物理系学生欧文·戴维·福克斯博士一直积极在辐射实验室组织工会。当被问及肯尼思·梅时，他确认梅是“一名公开的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在努力取悦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人，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指名道姓地和盘托出。但当被问及他弟弟过去的党员身份时，奥本海默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会回答您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我请求您不要追问我弟弟的事。如果这些事情对您很重要，您可以直接去问他。如果您还要问我，我可以回答，但我恳求您不要这样做。” 为了表示他们格外尊重奥本海默，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撤回了这个问题。休会前，众议员尼克松说，他对奥本海默“印象极其深刻”，他也“非常高兴奥本海默能在我们的项目中担任现在的职务”。约瑟夫·沃尔普对奥本海默的杰出表现感到惊讶：“奥本海默似乎下定决心要让这些国会议员为之倾倒。”之后，6位调查委员会的议员走下来轮流与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握手。很自然地，奥本海默仍然认为他的名声是把保护伞。 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毫发无损，但他以前的学生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奥本海默作证的第二天，伯纳德·彼得斯草草应付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20分钟的质询。彼得斯否认他在德国或美国加入过共产党，他也否认他的妻子汉娜·彼得斯博士曾是共产党员，他还说自己不认识史蒂夫·纳尔逊。 离开听证会时，彼得斯很想知道奥本海默前一天究竟跟调查委员会说了什么，于是在回罗切斯特的路上，他中途去普林斯顿见了自己的导师。奥本海默打趣道：“好像有老天在指引他们的问题，所以我没说任何对你有不利影响的话。”然而，一周后，奥本海默在闭门听证会上的证词被泄露给了《罗切斯特时代联盟报》，标题醒目地写道：“奥本海默博士曾称彼得斯为‘极左分子’。”彼得斯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同事从报纸上得知，他们的这位同事通过“诡计”逃离了达豪集中营，还一度批评美国共产党没有全力投入武装革命。 彼得斯立刻意识到他的工作岌岌可危。就在前一年，内容类似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证词也遭到了泄露，《罗切斯特时代联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罗切斯特大学科学家可能面临间谍罪调查”的新闻。彼得斯随后起诉该报诽谤，他赢得了1美元的庭外和解金。经过这次事件后，彼得斯明白如果再次遭到类似指控，他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彼得斯立即否认了奥本海默的指控，他告诉《罗切斯特时代联盟报》：“我从没对奥本海默博士或任何人说过我曾是共产党员，因为我的确不是，但我确实说过我非常钦佩他们抵抗纳粹的英勇斗争……我也敬佩那些死在达豪集中营的英雄。”彼得斯承认，即使到现在，他也是“非正统的”的政治立场，他强烈反对种族歧视，认为“社会主义令人向往”，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当天，彼得斯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报纸的剪报，他问奥本海默是否确实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说过这些话。“你说得对，我确实主张对法西斯独裁者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你凭什么说我支持在一个自由的民选国家里采取这样的行动？”他还问道：“你从哪里得知我参加过巷战这么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我倒是希望我参加过。”彼得斯非常愤怒，他问自己的律师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以诽谤罪起诉奥本海默”。 5天后，也就是6月20日，奥本海默给彼得斯的律师索尔·利诺维茨打了个电话，还让他给汉娜·彼得斯传口信说：他想让伯纳德·彼得斯知道，报纸的报道让他“非常不安”，他坚持认为这篇报道歪曲了他对调查委员会所说的话。奥本海默说他急切盼望着和伯纳德·彼得斯谈谈。 很快，奥本海默就收到了他弟弟弗兰克还有汉斯·贝特和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来信，他们都对奥本海默竟以这种方式攻击朋友表示难过和震惊。魏斯科普夫和贝特都在信中说，他们不明白他怎能这样污蔑彼得斯。正如魏斯科普夫所说，他们都敦促他“澄清事实并尽其所能阻止彼得斯被解雇……”贝特在信中写道：“我记得你跟我谈起彼得斯夫妇时口气非常友好，他们当然也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你怎么能把他逃离达豪集中营说成他有可能采取‘直接行动’的证据，这难道不是他在性命攸关时为了保命吗？” 爱德华·康登也对此事感到愤怒和“难以言喻的震惊”，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时他们就是朋友，他还在洛斯阿拉莫斯短暂地担任过奥本海默的副手。彼时，康登是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他时不时也会成为国会右翼势力的攻击对象。1949年6月23日，他在给妻子埃米莉的信中说：“我确信罗伯特·奥本海默正逐渐失去理智……如果奥比真的昏了头，考虑到他的位置，这可能会导致非常复杂的后果，况且他还是《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的发起人……如果他当真崩溃了，那肯定是个大悲剧。我只希望他不要拖累太多人。彼得斯说奥比关于他的证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奥比明明知道事实真相。” 康登告诉他的妻子，他从普林斯顿的人那里听说：“奥比在过去几周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他似乎精神压力很大，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受到攻击。当然，他知道自己有很多参与左翼活动的记录，而且针对伯克利那些人翻出的陈年旧事也牵连到他……看来他是想通过告发别人来换取自己安然无事……” 心灰意冷的康登随后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一直失眠，因为我弄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诋毁一位老相识，你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你知道他是一位多么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好公民。别人会觉得你太傻了，以为通过告密就能换来豁免权。我多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你很清楚，一旦这些人决定调查你的档案并将其公之于众，那会让迄今为止‘曝光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 几天后，弗兰克·奥本海默带着彼得斯去看望他正在伯克利访问的哥哥。后来彼得斯在给魏斯科普夫的信中描述了这次会面：“我与奥本海默的谈话令人绝望。起初，他拒绝告诉我报纸上的报道是否属实。”当彼得斯坚持要知道真相时，奥本海默证实了报纸对他证词的报道。“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彼得斯写道。奥本海默试图解释说，他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些问题，直到现在，看到自己的话被印成白纸黑字，他才意识到他所说的话有多么大的破坏力。彼得斯问奥本海默为什么在普林斯顿见面时说了谎，奥本海默“满脸通红”地说他自己也没法解释。彼得斯坚持认为奥本海默之前误解了他说的话。虽然彼得斯说他确实在德国参加过共产党的露天集会，但他发誓自己从未真正加入过共产党。 奥本海默同意给罗切斯特那份报纸的编辑写一封信，更正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在这封发表于1949年7月6日的信中，奥本海默解释说，彼得斯博士近期向我“有力地反驳了”他曾是共产党员或曾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说法。“我相信他的声明。”奥本海默说。他接着为言论自由进行了热情的辩护：“无论持有多么激进的政见，也无论如何表达这些政见，都不能剥夺一位科学家在科学事业中的远大前程……” 彼得斯认为这封信是“一堆没什么用的外交辞令”。尽管如此，它还是成功挽救了他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工作。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保密的研究和政府的研究项目，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就是死路一条。1949年年底，当他表示打算前往印度时，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护照给他。第二年，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有所缓和，彼得斯接受了孟买的塔塔基础科学研究所的一个教职。1955年当美国国务院又拒绝给他换发护照后，彼得斯最终取得了德国国籍。1959年，他和汉娜搬到了尼尔斯·玻尔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在那里度过了他余下的职业生涯。 与玻姆和洛马尼茨相比，彼得斯已属幸运。听证会一年多后，两人都被指控藐视国会。1950年12月4日，玻姆被捕（以1 500美元的保释金获释）后，普林斯顿暂停了他所有的教学工作，甚至禁止他踏入校园。6个月后，经过审判他被无罪释放。即便如此，当年6月玻姆的教职合同到期后，普林斯顿还是决定不再续约。 洛马尼茨的命运更加悲惨。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后，他被费斯克大学解雇。之后的两年中，他只能做临时工，在屋顶铺过沥青，装过麻袋，还修剪过树木。1951年6月，他因藐视国会而受审。即使被无罪释放后，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修铁轨，每小时收入仅1.35美元。直到1959年，他才得到另一份教职。值得一提的是，洛马尼茨似乎从未怨恨过奥本海默。他没有责怪奥本海默，因为他知道联邦调查局和当时的政治氛围给了他很大压力。然而，他心里还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望。洛马尼茨曾经认为奥本海默“简直是上帝”，他不认为奥本海默“怀有恶意”。但多年后，他说他开始对“这个人的软弱感到可悲”。 奥本海默固然无法保护他以前的学生，但有时他还表现得好像唯恐和他们沾上任何关系。他们与奥本海默过去的政治活动有关，因此对他的政治前途构成了威胁，这显然让他很恐慌。玻姆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后，爱因斯坦建议把他请到高等研究院做自己的助手。这位伟人仍然执迷于修正量子理论，有人听他说过：“如果有人能做到，那一定是玻姆。”但奥本海默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玻姆会成为研究所的政治包袱。据说他还指示自己的秘书埃莉诺·利里要将玻姆拒之门外。随后有人听到利里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说：“不能让戴维·玻姆见奥本海默博士，他不见他。” 作为权宜之计，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与玻姆保持距离。然而，当玻姆听说在巴西有教职机会时，奥本海默给他写了一封非常有力的推荐信。玻姆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先是巴西，然后是以色列，最后是在英国。他曾经非常敬仰奥本海默，但是这些年来他对奥本海的感情已经变得有些矛盾，不过，他从不认为奥本海默应该为他被驱逐出美国负责。“我认为他已经对我仁至义尽。”玻姆说。 玻姆知道奥本海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奥本海默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指证彼得斯的消息传出后不久，玻姆与他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玻姆问他为什么这样污蔑他们的朋友，玻姆回忆道：“他告诉我，那一刻他精神崩溃了。当时的情况让他难以招架……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一向如此，当情况变得难以招架时，他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他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比如1943年他接受帕什的讯问时，以及1945年他与杜鲁门会晤时，后来在1954年他自己的安全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又重蹈覆辙。但是，正如伯纳德·彼得斯对魏斯科普夫所说的：“他（奥本海默）显然是被听证会吓坏了，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一切……看到一个令我如此尊敬的人陷入这种道德绝境，真是让人悲哀至极。” 奥本海默1949年6月初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仅6天后就再次回到了国会山，他要出席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次公开听证会，还将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作证。听证会讨论的议题是能否向外国实验室出口用于实验目的的放射性同位素。之前原子能委员会已经以四比一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出口，但是这个决议仍存在争议。唯一持不同意见的委员是刘易斯·斯特劳斯，他坚信这种出口十分危险，因为放射性同位素可能被转作军事用途。为了推翻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斯特劳斯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公开作证反对出口。 当奥本海默走进参议院办公大楼的议事厅时，他已经得知斯特劳斯的顾虑，但他对此并不认同，而且现在他要明确指出这种担忧实属愚蠢可笑。他作证说：“我不能向任何人保证这些同位素不会被用于核能。你可以用一把铁锹来搞原子能，事实上，你的确可以；你还可以用一瓶啤酒搞原子能，事实上，你确实可以。”听了这话，观众们低声哄笑起来。那天，一位名叫菲利普·斯特恩的年轻记者碰巧坐在听证会现场，斯特恩不知道奥本海默这句话讽刺的是谁，但“很明显，奥本海默是在嘲弄什么人”。 约瑟夫·沃尔普很清楚他嘲弄的是谁。沃尔普挨着奥本海默坐在证人席上，他回头瞟了一眼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果不出所料，这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脸气得通红。奥本海默的下一句话引来了更多的笑声：“从这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那些同位素的重要性远不及电子设备，但远超维生素什么的，它们的重要性介于这两者之间。” 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不经意地问沃尔普：“约瑟夫，你觉得我表现如何？”这位律师不安地回答道：“太好了，奥本海默。真是太棒了。”奥本海默原本可能没打算为了他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政策分歧而羞辱斯特劳斯，但是他太容易盛气凌人，许多朋友都这么认为。这简直是他课堂上的保留节目，一位朋友说：“奥本海默能让成年人觉得自己像个小学生，也能让巨人觉得自己像只蟑螂。”但斯特劳斯不是小学生，他是个有权有势、好面子、报复心强的人，而且他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在羞辱自己，那天他离开听证会现场时火冒三丈。另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戈登·迪安说：“我清楚地记得斯特劳斯脸上那可怕的表情。”多年后，戴维·利连索尔生动地回忆道：“你很少能在一个人脸上看到那种仇恨的表情。” 自从1948年年初奥本海默明确表示抵制斯特劳斯插手他对高等研究院的管理，两人的关系一直在不断恶化。在这次听证会之前，他们已经因为涉及原子能委员会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争执。但是，奥本海默这次招惹了一个危险的敌人，他在奥本海默职业生涯的各个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他们两人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发表了意见相左的证词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约翰·f.富尔顿博士说，他希望斯特劳斯能从该研究院的董事会辞职。“我认为，只要斯特劳斯先生继续留在我们的董事会，作为高等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就会不得安宁。”富尔顿在给另一位董事的信中写道。但是，斯特劳斯的盟友们谋划了一场选举，要推选他为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现在斯特劳斯明确表示，他并不想只因为他“竟然大胆地……在科学问题上与奥本海默博士意见相左”而辞职。斯特劳斯相当恼火，他会一直愤愤不平直到报仇雪耻。 就在第二天，1949年6月14日，弗兰克·奥本海默作为证人出现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两年前，他向一位报社记者否认自己曾是共产党员。他本来没打算在自己的党籍问题上撒谎，但《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一位记者一天深夜打电话说他们的报纸第二天早上要发表一篇报道，记者在电话里给弗兰克念完这篇报道后，请他立即予以置评。弗兰克后来说：“这篇报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实指控，里面唯一的事实是二战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要我发表看法，我就干脆说这些全都是捏造的。我这么做确实很愚蠢，我不应该发表意见。”这篇报道见报后，明尼苏达大学校方向弗兰克施压，要求他以书面形式重申自己对这篇报道的看法。由于担心丢掉工作，弗兰克请一名律师起草了一份声明，他在其中保证自己没加入过共产党。 但在出席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前，弗兰克和妻子杰姬讨论后决定必须说出真相。那天早上，他宣誓作证说他和杰姬有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是共产党员——从1937年年初到1940年年底或1941年年初。他承认，在那些年里，他的党内化名是“弗兰克·福尔瑟姆”。在他的律师克利福德·杜尔的建议下，他拒绝就他人的政治立场作证。“我不会谈论我的朋友。”他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律师和好几位国会议员一再向弗兰克施压，要他交代一些人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前特工、议员维尔德反复要求他重申拒绝回答提问的理由，弗兰克说他不会谈论他朋友的政治背景，“因为我多年来认识的这些人都是思想正直、为人善良的人。据我所知，他们没有想过、讨论过或说过任何有损于美国宪法或法律宗旨的事情”。与他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兰克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愿供出别人。 弗兰克和杰姬觉得整个过程都很离奇，杰姬仍然会因路见不平而义愤填膺。当她坐在众议院委员会的接待室等待作证时，看到窗外国会山的大理石政府大楼周围环绕着修剪整齐的草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里黑人居住的一排排破败不堪的房屋，这幅景象让她大为震惊。孩子们光着脚，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都有些佝偻，大多数人似乎营养不良。他们只能玩在街上捡来的垃圾。当我坐在那里读着书、听着周围的声音、望着窗外时，我发现自己时而担心委员会会怎么对付我，时而气不打一处来，我被叫到这里来，居然就是为了让一些家伙盘问我是不是反美。” 后来弗兰克告诉记者，他们1937年加入共产党“是想要解决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出现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但是，当幻想破灭后，他们在1940年脱离了共产党。他说，他对核间谍活动一无所知，无论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还是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我没听说过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从来没人为了获取情报接近我，我也没主动提供过任何信息，我只是拼命工作，我相信自己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仅仅1小时后，弗兰克就从记者那里得知，明尼苏达大学已经接受他作为物理系助理教授的辞呈。他在两年前撒了谎，从校方的角度看，这个理由足以将他开除出学术界。此时，他距离获得终身教职还有3个月的时间，在与该大学校长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弗兰克含泪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弗兰克遭到了重创。当他试图回到伯克利工作时，他才充分意识到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天真地以为劳伦斯会给他一个避难所，所以当劳伦斯拒绝他时，他大吃一惊。 亲爱的劳伦斯： 这是怎么了？30个月前，你搂着我的肩膀，为我祝福，你告诉我随时可以回来工作。现在，你说不再欢迎我了。到底谁变了，是你，还是我？我背叛了我的国家，还是你的实验室？当然没有，我什么都没做……也许你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可你从来也没认同过……所以我认为，你一定是失去了理智，已经到了无法容忍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与你意见相左的地步……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 弗兰克谨上 1年前，弗兰克和杰姬在帕戈萨斯普林斯附近买了一个占地800英亩的牧场，这里位于科罗拉多山脉的高处，他们原本打算把这里作为暑期度假的地方。1949年秋，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他们决定隐居在这个生活条件艰苦的流亡之地。“没人给我工作机会，”弗兰克给伯纳德·彼得斯写信说，“所以我们肯定会在这里过冬。但是我的老天，这里太美了。我觉得只有你亲自来过，才会明白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牧场海拔8 000英尺，冬天冷得让人难以忍受。“杰姬会坐在小木屋里，”菲利普·莫里森回忆说，“拿着双筒望远镜，观察那些快要在雪地里生产的奶牛。为了不让新生的小牛犊受冻，他们必须及时跑出去。”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罗伯特·奥本海默那受人喜爱又才华横溢的弟弟靠经营农场勉强维持着生计。他们离最近的城镇也有20英里。似乎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忘乎所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会定期来询问他们的邻居，偶尔他们还会去弗兰克的牧场，请他谈谈共产党内的其他成员。有一次，一个探员特意告诉他：“你不想在大学里找份工作吗？如果你想，你就必须与我们合作。”弗兰克总是将他们拒之门外。1950年，弗兰克写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联邦调查局不是在调查我，而是在试图破坏我所生活的环境。他们试图通过让我的朋友、邻居、同事反对我、怀疑我，来惩罚我这个左翼分子。” 几乎每年夏天奥本海默都会到这座牧场，虽然弗兰克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但奥本海默一想到弟弟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感到恼火。“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牧场主，”弗兰克说，“而且我就是一个牧场主。但他不相信我能过牧场主的生活，他非常希望我回到学术界，尽管他对此无能为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巴西、墨西哥、印度和英国都有人想邀请弗兰克出国任教，但美国国务院坚决拒绝发给他护照。因为被列入了黑名单，弗兰克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机会。几年后，弗兰克被迫以4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幅梵高的作品——《第一步》（临摹米勒）。 奥本海默对弟弟的境遇感到沮丧，为此他与最高法院的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成员格伦维尔·克拉克及其他法律学者进行了讨论，他想由研究院来组织一些知识分子对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安全计划”进行批判，正是由于该计划的纵容，弗兰克和奥本海默的学生才会有如此遭遇。奥本海默告诉克拉克，他认为总统的《忠诚调查令》、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许可程序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让很多人都遭受了无端的苦难，这等于废除了质询、观点和言论的自由”。不久之后，奥本海默聘请了他的老朋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马克斯·雷丁博士在1949—1950学年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他写了一篇关于加州忠诚誓言争议的文章。 这些年来，奥本海默一直坚信他的电话遭到了监听。1948年的一天，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来到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拉普想找他讨论自己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教育工作。奥本海默的反应把拉普吓了一跳，因为他突然起身把拉普拽了出去，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隔墙有耳”，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他总能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回忆说，亨普尔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就是奥本海默的朋友，现在也是奥尔登庄园的常客，“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觉得确实有人在跟踪他。” 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的电话被监听，1946—1947年，他在伯克利的家也被联邦调查局安装了监听装置。当他搬到普林斯顿时，联邦调查局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办事处接到指示，要对奥本海默的行动进行监视，但他们没有被授权进行电子监听。即便如此，他们仍尽一切努力“在与奥本海默关系密切的人中发展秘密线人”。到1949年，联邦调查局至少招募了一名秘密线人，这名女子通过社会关系及她在大学的工作结识了奥本海默。1949年春，纽瓦克办事处告诉埃德加·胡佛：“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情报表明奥本海默不忠诚。”多年后，奥本海默挖苦道：“政府监听我电话的花费，可比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给我的工资多多了。” 1947年，美国曝出了多起间谍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令，即《忠诚调查令》，在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发起了“忠诚-安全计划”，要求调查那些“与共产党有联系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士”及“涉嫌颠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随后该计划波及了高校系统。——译者注 第29章 “我敢肯定这就是她朝他扔东西的原因” 他的家庭关系似乎很糟糕。然而，奥本海默从来不提这些事。 ——普丽西拉·达菲尔德 当弗兰克和杰姬在科罗拉多州的牧场艰难地以养牛为生时，奥本海默仍在普林斯顿继续掌管他的学术王国。院长一职并没有耗费他的全部精力，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处理高等研究院的事务，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物理学或其他学术兴趣上，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旅行、演讲和参加华盛顿的机密会议。一天，他的老朋友哈罗德·彻尼斯责备他说：“奥比，现在是时候放弃政治生涯回归物理学了。”站在一旁的奥本海默沉默不语，似乎在权衡这个建议，彻尼斯又追问他：“你现在是觉得骑虎难下吗？”奥本海默终于开口回答说：“是的。” 对奥本海默来说，有时离开普林斯顿和妻子，一个人在路上是一种解脱。对《生活》《时代》等流行杂志的读者来说，奥本海默过着田园诗般的家庭生活。照片上，一位抽着烟斗的父亲正在给他两个年幼的孩子读书，漂亮的妻子在他身后低头看着他们，家里的德国牧羊犬巴迪就躺在他的脚边。一位为《生活》杂志撰写奥本海默封面故事的记者写道：“他对妻子和孩子（孩子们被喂养得很好，也都很喜欢他）温情脉脉，对每个人都体贴有礼……”据《生活》杂志报道，奥本海默每天晚上6点半步行回家和孩子们玩耍。每个周日，他们会带彼得和托妮出去寻找四叶草。“奥本海默太太也是个直截了当的人，为了不让孩子们把四叶草弄得满屋都是，她让孩子们当场把找到的都吃掉。” 但熟悉奥本海默一家的人都知道，奥尔登庄园的生活并不顺遂。“他的家庭关系似乎很糟糕。然而，奥本海默从来不提这些事。”普丽西拉·达菲尔德说道，她之前在洛斯阿拉莫斯是奥本海默的秘书，后来又成了他在普林斯顿的邻居。 奥本海默的家庭生活极其复杂。他一生中都很依赖姬蒂。“她是奥本海默最好的知己和顾问，”韦尔娜·霍布森说，“他跟她无话不谈……他非常仰赖她。”他会把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带回家，她经常参与他的决策过程。“她非常爱他，他也一样。”霍布森坚称。但是包括霍布森在内，他们夫妇在普林斯顿的密友都知道，姬蒂暴烈的性情会让她周围的人筋疲力尽。“她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人啊，她集愤怒、痛苦、智慧和风趣于一身。她经常像蜜蜂一样忙个不停，而且一直都神经紧绷。” 很少有人能像霍布森那样了解奥本海默和姬蒂。1952年，她和丈夫怀尔德·霍布森在他们的朋友、小说家约翰·奥哈拉举办的新年晚宴上认识了奥本海默一家，奥哈拉也是奥本海默夫妇的朋友。不久之后，霍布森开始为奥本海默工作，在接下来的13年里，她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工作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姬蒂对他的秘书也有很多要求，所以这就像是在为两位要求繁多的老板工作，他们直接把你拉进了他们的生活，希望你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他们家里。” 姬蒂有很多生活习惯，每逢周一下午，她都要在奥尔登庄园主持一次女性聚会，她们坐在一起闲聊，有些人整个下午都在喝酒。姬蒂称其为“俱乐部”。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称这些女性是姬蒂那群“断了翅膀的鸟……姬蒂身边围绕着一群受过伤的女人，她们都有点儿酗酒”。姬蒂在洛斯阿拉莫斯也喝了不少马丁尼酒，而现在她有时喝多了会特别失态。从来不贪杯的霍布森回忆说：“她有时会醉到摔倒，甚至胡言乱语，有时还会不省人事。不过还有很多次，我看到她居然能重新打起精神，这简直不可思议。” 帕特·谢尔是姬蒂在洛斯阿拉莫斯就认识的朋友，姬蒂的女儿还在襁褓中时，她曾照顾了她三个月，谢尔经常和姬蒂一起喝酒。谢尔夫妇于1946年搬到了普林斯顿，在奥本海默夫妇搬到奥尔登庄园后不久，姬蒂养成了每周去谢尔家两三次的习惯。姬蒂显然很孤独。“她会在早上11点到，”谢尔回忆说，“直到下午4点才离开。”她走的时候已经在谢尔家喝了很多苏格兰威士忌。但是有一天，谢尔说她实在负担不起酒钱了，姬蒂说：“哦，我可真笨，回头我自己带一瓶，你替我存着吧。” 姬蒂的友谊既热烈又短暂，她会抓住一个人，然后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倾吐内心。谢尔看到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她会对新朋友毫无保留，甚至会谈到床笫之事。“我的意思是，她必须不停地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谢尔回忆道。姬蒂可以成为别人的好友，但这件事也会让她很有压力。所以，在某个时刻，她会背叛她的朋友，公开诋毁她。霍布森说：“姬蒂有伤害别人的冲动。” 姬蒂很容易出各种意外，她因为酗酒惹出过一连串麻烦。在普林斯顿开车时，她经常发生轻微的车祸。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床上抽着烟入睡，她的被褥上都是香烟烫出的洞。一天晚上，她突然惊醒，房间里着火了，好在出于先见之明，她或奥本海默提前在房间里放了一个灭火器，她这才把火扑灭了。奇怪的是，奥本海默很少干预妻子的生活，相反，面对妻子自我毁灭式的行为，他表现得隐忍顺从。“他了解姬蒂的个性，”弗兰克·奥本海默说，“但他不愿意承认，或许这同样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失败。” 有一次，亚伯拉罕·派斯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和他谈话时，他们看到姬蒂从奥尔登庄园穿过草坪醉醺醺地走了过来。当她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时，奥本海默转身对派斯说：“你别走。”派斯后来写道，就是类似这样的时刻让“我为他感到难过”。虽然对奥本海默充满同情，但是派斯无法理解他的朋友为什么会容忍这样一个女人。“撇开她的酗酒不谈，”派斯写道，“我发现姬蒂是我认识的最卑鄙的女人，因为她很残忍。” 姬蒂的缺点，霍布森都看在眼里，她明白奥本海默为什么爱她。他接受了她本来的样子，知道她永远不会真正改变。奥本海默曾向霍布森透露，在去普林斯顿之前，他就姬蒂的情况咨询过一位精神科医生。奥本海默罕见地坦白说，有人建议他把姬蒂送进精神病院，至少让她住院一段时间。但是他根本做不到，相反，他将成为姬蒂的“医生、护士和心理治疗师”。他告诉霍布森，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他“不仅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也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后果”。 弗里曼·戴森也有类似的看法：“奥比只是喜欢姬蒂本来的样子，他不会想把另一种生活方式强加给她，就像她也不会这样对他一样……我觉得奥比肯定非常依赖她，她也确实是奥比生活的基石。我认为，对他来说，把她当作一个病人对待并试图改变她的生活，这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有悖于她的个性。”另一位普林斯顿的朋友、记者罗伯特·斯特伦斯基也表示赞同：“他对她极为忠诚。他真的很想尽全力保护她……他讨厌对她的任何批评之词。” 奥本海默肯定明白姬蒂喝酒是内心痛苦的表现，他也清楚这种痛苦将一直存在。他从没想要阻止她喝酒，也没有为此放弃自己晚上喝鸡尾酒的习惯。他调的马丁尼酒很烈，对他来说饮酒是一种乐趣。和姬蒂不同，他喜欢慢慢啜饮。派斯认为喝鸡尾酒的习惯是一种“粗俗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奥本海默“酒品很好”。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看到奥本海默仍在和他酗酒的妻子一起喝酒。谢尔说：“他会端上最美味、最冰爽的马丁尼酒。奥比故意想把大家灌醉。”奥本海默调马丁尼酒时会在金酒里加少量苦艾酒，然后再把混合好的鸡尾酒倒进事先在冷冻室冰镇过的高脚杯里。一位教员曾将奥尔登庄园改名为“波本庄园”。 有些人对奥本海默在姬蒂酗酒问题上表现出的无所谓感到不可思议。无论姬蒂如何对待他，也无论她如何过自己的人生，他都会一直陪着她。另一位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老朋友路易斯·亨普尔曼博士很钦佩奥本海默对妻子的忠诚。路易斯和埃莉诺·亨普尔曼夫妇每年都到奥本海默家两三次，他们觉得自己对这家人很了解。对于姬蒂的问题，奥本海默从没向亨普尔曼征求过他的专业意见，但奥本海默会冷静客观地告诉他姬蒂的情况。“他对她的态度就像一位圣人，”亨普尔曼回忆说，“他总是很有同情心，似乎从不生她的气。他确实和她相处得很好，他是位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有一次，奥本海默不得不出面干预。除了喝酒，姬蒂还经常服用安眠药来对付失眠。一天晚上，她不小心吃了过量的药物，不得不被紧急送往普林斯顿的医院。在那之后，奥本海默让他的秘书买了一个带锁的盒子，他说姬蒂以后只能找他拿药。这个措施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半途而废。多年后，罗伯特·瑟伯尔坚称姬蒂“并不存在酗酒问题”。他认为人们觉得姬蒂醉醺醺的是因为她患有一种慢性病：“姬蒂患有胰腺炎……她不得不服用强效镇痛药，这让她看起来像是喝醉了。我和奥本海默一家待在一起时，经常见到这种情况。”瑟伯尔说，在需要出席社交场合时，姬蒂会“在最后一刻振作起来，吃盐酸哌替啶让自己熬过一晚上，然后她看起来就像喝醉了一样。唉，可是事实根本不是那样的”。 毫无疑问，姬蒂的闷闷不乐源自她的内心。但是，扮演“院长妻子”这一角色的压力让情况变得更糟。在正式的招待会上，她作为女主人要站着迎接长长的一队人，她经常让帕特·谢尔站在她旁边。当谢尔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姬蒂回答说：“我需要你在我身旁，这样当我要倒下时，你会扶住我。”谢尔意识到她的朋友“非常紧张，对自己没有信心”。姬蒂可以唬住那些不熟悉她的人，有时她看起来确实生气勃勃，但那都是装出来的。谢尔认为，当不得不在公众面前表演时，姬蒂“真的会吓得魂不附体”。 作为一个自由奔放、异想天开的女人，姬蒂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入普林斯顿那刻板严肃、圈子狭小的上流社会生活。亚伯拉罕·派斯的一位同事曾经这样评价普林斯顿：“如果你单身，你自己会疯掉；如果你已婚，你的妻子会疯掉。”普林斯顿把姬蒂逼疯了。 奥本海默夫妇根本无意去适应普林斯顿的社交圈子。米尔德丽德·戈德伯格回忆说：“人们给他们留了电话号码，但他们总是杳无回音。对于普林斯顿生活中那些我们最看重的东西，他们不屑一顾。”事实上，戈德伯格夫妇非常反感奥本海默夫妇。米尔德丽德真的认为姬蒂是一个“邪恶”的女人，浑身“散发着恶意”。米尔德丽德的丈夫是物理学家马文·戈德伯格，他后来成了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在他眼中，奥本海默是“一个极其傲慢、难以相处的人。他刻薄至极，傲慢自大……姬蒂则完全不可理喻”。 姬蒂·奥本海默就像一只被关在普林斯顿的母老虎。根据普林斯顿人的经验之谈，如果有人受邀到奥本海默家共进晚餐，那就不要指望能吃上什么大餐，晚餐的质量直接取决于姬蒂的心情。奥本海默会端着一大罐很烈的马丁尼酒招待客人。杰姬·奥本海默回忆道：“你们会坐在厨房里，除了闲聊和喝酒，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然后，大约10点钟，姬蒂会往煎锅里扔点儿鸡蛋和辣椒，再配上那些酒，仅此而已。”奥本海默和姬蒂似乎从不会感到饥饿。一个夏天的夜晚，派斯被邀请来吃晚饭，在照例喝完马丁尼酒后，姬蒂端上了一盆奶油浓汤。汤确实很美味，但是奥本海默和姬蒂“开始喋喋不休、夸大其词地吹嘘起汤的美味”。派斯心想：“好吧，现在让我们开始吃饭吧。”但是再也没上过别的菜，派斯又礼貌地忍了一会儿，最后饥肠辘辘的他只得委婉地找个借口离开，他开车去了普林斯顿，在那里买了两个汉堡。 在不开心的时候，婚姻就是姬蒂的一切，她完全依赖于奥本海默。她努力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随时听他差遣，确保一切都令他满意”。一天晚上，在一个聚会上，奥本海默正站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和一群人聊天，这时姬蒂突然脱口而出：“我爱你。”奥本海默显得很尴尬，他只是点了点头。帕特·谢尔回忆道：“很明显，他并不是很高兴，当时他也没有温柔地回应。但她就是会突然干出这种事的人。” 奥本海默一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谢尔就认识他们了，他们在普林斯顿的前几年里，谢尔大概算是姬蒂最亲密的朋友。姬蒂似乎还向谢尔吐露过她的婚姻状况。“她深爱着他，”谢尔说，“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谢尔毫不留情地指出，奥本海默可不是这样。“我敢肯定，如果她没怀孕，他永远都不会娶她……我不认为他对姬蒂报以了同样的深情，我也不认为他有能力回报任何人的爱。”相反，韦尔娜·霍布森始终认为奥本海默爱着姬蒂。霍布森说：“我认为他非常依赖她。虽然他并不总是对她言听计从，但他钦佩她的政治眼光和智慧。”霍布森更像是站在奥本海默的角度来观察这桩婚姻。谢尔和霍布森都承认，他们婚姻的问题可能是性格冲突引发的。姬蒂是一个极端情绪化的人，奥本海默则出奇地淡漠。无论喜怒哀乐，姬蒂都喜欢直抒胸臆，但奥本海默没有任何反应，任由她所有的情绪石沉大海。“我敢肯定这就是她朝他扔东西的原因。”霍布森说。 姬蒂告诉谢尔，虽然她曾经和许多男人发生关系，但她从未对奥本海默不忠。当然，奥本海默并没有做到一点。尽管姬蒂可能不知道他和露丝·托尔曼的风流韵事，但她的嫉妒心很强。另一位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朋友琼·巴彻认为，姬蒂会憎恨任何想与奥本海默有染的人。霍布森说，有一天，奥本海默自己向她透露，姬蒂的部分问题在于，她“对（他）妒忌得发狂，无论他受到赞美还是指责，她都无法忍受，因为他得到了别人的关注……她嫉妒他”。 姬蒂还向谢尔透露：“奥比很无趣，也不懂得玩乐。”据姬蒂说，他“过于挑剔”。姬蒂当然有理由认为他的冷漠和超然令人发狂，因为奥本海默的情感世界只属于他自己。他们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但这也一直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原因。如果说他们的婚姻并非一种健康的伴侣关系，那么在共同生活十年并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奥本海默夫妇之间已经变得互相依赖。 到普林斯顿后没多久，谢尔就被邀请到奥尔登庄园野餐。野餐后，一位女佣把睡眼惺忪的托妮带了下来，那时她3岁。在洛斯阿拉莫斯照顾过托妮3个月后，谢尔就再也没见过这个孩子，当时奥本海默还问过谢尔是否愿意收养她。“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谢尔说，“她继承了姬蒂的高颧骨，乌黑的眼睛和头发，她身上也有一些奥比的影子。”谢尔看着托妮跑到奥本海默身边，爬到他的大腿上，“她把头靠在他的胸前，他把她抱在怀里。他看着我，点了点头”。谢尔一下子热泪盈眶，她明白奥本海默的意思：“这是我们俩才懂的交流，我是对的，他确实非常爱她。” 但是，在生活中，奥本海默夫妇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余力去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他们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罗伯特·斯特伦斯基说：“我认为，身为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姬蒂·奥本海默的孩子，这本身就是世上最大的挑战之一。”谢尔说：“表面上看，他对孩子们很好。我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奥本海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谢尔注意到6岁的彼得很安静，非常害羞，为了改善他的社交能力，她建议姬蒂带他去看儿童精神科医生。但姬蒂和奥本海默谈过之后告诉她，对于让年幼的儿子去看精神科医生这件事，奥本海默并不赞成，他自己就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历并对此很反感。这让谢尔十分生气，她认为奥本海默的态度就像那种“不接受儿子需要帮助”的父亲。最后谢尔的结论是，她“不喜欢他这个人……我越了解他，就越不喜欢他，因为最后我觉得他是一位糟糕的父亲”。 这样的评价有些太苛刻了。奥本海默和姬蒂都会想方设法亲近他们的儿子。当彼得六七岁时，有一天，姬蒂帮他组装了一个电子玩具，这是一块正方形的木板，上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灯泡、蜂鸣器、保险丝和开关。彼得称这个玩具为他的“小把戏”，两年后他依然对它爱不释手。1949年的一个晚上，戴维·利连索尔去拜访奥本海默一家，他发现姬蒂和彼得坐在地板上，她正在耐心地修理那个“小把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当姬蒂起身去厨房准备晚餐时，奥本海默“一脸父爱地看着彼得，他走过去坐在姬蒂刚才整理那团线路的地方”。奥本海默坐在地板上，嘴里叼着一根烟，拨弄着电线。彼得跑到厨房，大声对姬蒂说：“妈妈，可以让爸爸修这个东西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个指挥制造那个终极“小装置”的人却不一定有资格摆弄自己孩子的电子玩具。 尽管他们的家庭中有这样的温馨时刻，但是奥本海默事务繁多，无法成为一位细心的父亲。弗里曼·戴森曾问他，有这样一位“成问题的父亲”对彼得和托妮来说会不会是种挑战。奥本海默用他一贯的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哦，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他们没那么多想法。”戴森后来评价他的朋友说，他“对待身边亲近的人，总是忽冷忽热，难以捉摸”。这种态度会让孩子们不知所措。“在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派斯后来说，“奥本海默的家庭生活就像人间地狱。最糟糕的是，两个孩子免不了要受苦。” 尽管姬蒂会陪彼得玩“小把戏”，有时还会用别的方式宠爱他，但他们的关系一直算不上亲近，而且经常发生争吵。奥本海默觉得问题在姬蒂身上。霍布森说：“奥本海默认为，他们在充满激情的热恋期就有了彼得，他来得太早了，姬蒂因此怨恨他。”大约在11岁时，彼得因为发育的关系变得有些肥胖，姬蒂不停地唠叨他的体重问题。家里本来就没多少吃的东西，但是姬蒂还让彼得严格控制饮食。他们母子经常发生争执。霍布森说：“她的喋喋不休曾让彼得痛苦不堪。”谢尔也这么认为：“姬蒂对他非常、非常不耐烦，她完全没有理解孩子的本能。”奥本海默总是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如果被迫表态，他总是站在姬蒂一边。“他（奥本海默）非常慈爱，”亨普尔曼博士回忆道，“他从不管教孩子们。这些都是姬蒂来做。” 从各方面来看，彼得都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只是有些调皮。在蹒跚学步时，他就像许多男孩那样吵闹、好动、不听话，但姬蒂把这些统统解释为异常行为。她曾经告诉罗伯特·瑟伯尔，她和彼得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到他7岁时，转眼间一切都变了，她一直没能搞清楚其中的原因。彼得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他的叔叔弗兰克一样，他的双手非常灵巧，能把东西拆开再装回去。可是他在学校里一直都不出众，姬蒂无法忍受这一点。“彼得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哈罗德·彻尼斯说，“他在学校的日子很难过……但这并非他能力不足。”面对姬蒂的唠叨，彼得变得越来越内向。瑟伯尔回忆说，彼得五六岁时，“他似乎对爱非常渴望”，但到青春期以后，他总是看起来很严肃。瑟伯尔说：“如果你走进奥本海默家的厨房，看到一个人像影子一样……总是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就是彼得。” 姬蒂对待女儿的方式截然不同。霍布森回忆道：“她对托妮的感情很深，似乎就是纯粹的爱和欣赏……她只想让托妮过得美好而幸福，但是她对彼得的态度太糟糕了。”作为一个小姑娘，托妮看起来总是平静而坚强。霍布森说：“从她六七岁开始，家里人就开始依赖她，她不仅能让他们保持理智、安定，还会为他们加油打气……你永远都不用担心托妮。” 1951年年末，7岁的托妮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小儿麻痹症，医生建议奥本海默夫妇带她去一个温暖湿润的地方。那年圣诞节，他们租了一艘72英尺长的双桅帆船“科曼奇号”，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周围航行了两周。“科曼奇号”的主人和船长是特德·戴尔为人热情，喜欢交际，很快就赢得了奥本海默的好感。戴尔驾船带他们到了圣约翰岛，这是一座迷人的小岛，有洁白的沙滩和碧蓝的海水。他们在特伦克湾下锚，然后上岸探险。奥本海默被这里迷住了，他在给露丝·托尔曼的信中描述了圣约翰岛的美景。露丝回信说：“那么，温暖的海水、鲜艳的鱼群、柔和的信风一定令人愉悦，使人疗愈吧。”圣约翰岛给奥本海默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妮的小儿麻痹症康复了，多年后，她将回到这个可爱的岛屿天堂，并且将它作为自己的归宿。 如果说姬蒂有时会把家里搞得让人痛苦不堪，那么奥本海默的冷漠和超然则让他可以一忍再忍。他主动选择维持这段婚姻，而且平心而论，只要姬蒂愿意，她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无论她是否饮酒，姬蒂都有钢铁般的意志。有一天，戴森家突发意外，姬蒂穿着蓝色牛仔裤就冲了过来，手上还沾着花园的泥土。弗里曼·戴森说：“对我们来说，她是精神支柱，对奥本海默也一样。在很多方面，她都是两人中的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更可信赖。你从不觉得她会需要帮助。没错，她有时会酗酒，但我从不认为她是一个无法自拔的酒鬼。” 虽然姬蒂树敌不少，但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埃莉诺·亨普尔曼是奥本海默家的常客，她在一次拜访后写道：“和你们在一起时，我们总是那么开心，在你们家做客真让人愉快。”奥本海默夫妇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朋友德凯和玛莎·帕森斯夫妇来奥尔登庄园做客时，姬蒂经常带他们去享受美好的野餐，她会在黑麦吐司上放鸡蛋、鱼子酱和奶酪，然后配着香槟一起下肚。德凯是一位保守的职业海军军人，当时他是海军上将，德凯非常珍视与奥本海默夫妇的哲学漫谈。“亲爱的奥比，”他在1950年9月的一次拜访后写道，“同以往一样，我们与你和姬蒂共度的周末是我们本季的盛事。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们的生活琐事甚至世界大事似乎都可以轻松化解。” 虽然有时姬蒂会表现得蛮横无理，但如果她愿意，她也可以看起来既迷人又干练。她有一种顽皮的幽默感。一天晚上，在和晚宴的客人告别时，她打量着查尔斯·塔夫脱魁梧的身材说：“我很庆幸你长得不像你哥哥（身材纤瘦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罗伯特表示反对，举起双手抗议道：“姬蒂！”于是她说：“我也对艾伦·杜勒斯说过同样的话。”像奥本海默一样，姬蒂也会逢场作戏。因此，在需要装腔作势的时候，姬蒂也会积极配合奥本海默，令人信服地扮演一对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夫妇。 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博士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过一年访问学者，他的妻子厄休拉·尼布尔曾写道：“这又是一次午宴，地点在奥本海默家，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姬蒂在房子周围种了许多水仙花。”乔治·凯南和他的妻子也是被邀请的客人。“奥本海默表现出了他最迷人和最好客的一面。”午餐后，客人们移步到奥本海默起居室的下层喝咖啡。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奥本海默发现凯南对17世纪诗人乔治·赫伯特并不熟悉，而赫伯特是奥本海默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所以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精美的旧版赫伯特诗集，开始用“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声音”大声朗读起赫伯特的诗《滑轮》，这首诗写的是人类的躁动不安，奥本海默自知这也是他的顽疾。 神初造人时， 一旁备有满杯的祝福…… 诗的结尾是这样几句话： 让人应有尽有，也让他焦躁不安； 让人腰缠万贯，也让他疲惫不堪，那样至少， 如果美善不能引他前来，厌倦也会将他投入我怀。 这一名称源自波本威士忌（bourbon whiskey），也译作波旁威士忌，是美式威士忌中的一种。——译者注 塔夫脱家族是美国著名的政治世家，该家族中的阿方索·塔夫脱参与建立了颇具影响力的耶鲁大学兄弟会社团——骷髅会，他后来曾出任美国司法部长，其子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译者注 第30章 “他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核垄断就像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激凌蛋糕…… ——罗伯特·奥本海默，《时代》杂志，1948年11月8日 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一个与世隔绝的试验场秘密引爆了一颗原子弹。9天后，一架美国b-29战机飞越了北太平洋上空，这是一架进行大气探测的侦察机，通过专门用来探测核爆炸辐射物的滤纸，他们发现了核爆炸的迹象。9月9日，杜鲁门政府的高层官员收到了这一消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杜鲁门本人也表示怀疑。为了解决此事，他们同意由一个专家小组来分析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选择万尼瓦尔·布什来主持该小组的工作。布什在接到电话后表示，这样一个技术小组由奥本海默博士来主持更合情合理。但是，一位空军上将告诉布什，他们更希望他担任主席。 布什默许了这一安排，但他一定要让奥本海默加入小组。当布什打电话告诉奥本海默这个消息时，他刚从佩罗卡连特回来。专家小组在9月19日上午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议。虽然会议由布什主持，但是奥本海默主导了大部分讨论内容，到午餐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证据确凿：“乔1号”确实是一次核弹试验，而且他们仿制了曼哈顿计划的钚弹。 第2天，利连索尔向杜鲁门总统汇报了调查小组的结论，并请求他立即宣布此事。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据理力争，但几乎毫无进展”。杜鲁门迟疑不决，他说他甚至还不确定苏联是否真有核弹。他对利连索尔说，他会把这个消息放几天，好好考虑一下。听到这些时，奥本海默感到难以置信和恼火，他对利连索尔说，他们错过了一个抓住主动权的机会。 终于，3天后，尚存疑虑的杜鲁门不情愿地宣布苏联发生了核爆炸，他还有意地拒绝承认那是一枚核弹。大吃一惊的爱德华·泰勒打电话给奥本海默，问他：“我们现在怎么办？”奥本海默只说了一句：“少安毋躁。” 那年秋天，奥本海默平静地对《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说：“‘乔行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从不认为美国的核垄断会持续很长时间。1年前，奥本海默曾对《时代》杂志说：“我们的核垄断就像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激凌蛋糕……”现在，他希望苏联有核弹的事实能说服杜鲁门改变方针和路线，能够继续他们在1946年所做出的努力，对所有核技术进行国际化管制。但奥本海默也担心政府可能会反应过度，他从别处听说有人在讨论预防性战争。戴维·利连索尔发现他的朋友因紧张而“狂躁不安”，他告诉利连索尔：“这次我们不能再搞砸了，这下也许可以消除保密政策带来的恶果。” 奥本海默认为杜鲁门政府对保密政策的执迷不仅不合逻辑，还会适得其反。他和利连索尔一整年都在努力推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核问题上更加开放。现在苏联已经拥有核弹，他们据此认为过度的保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表示，他希望苏联的进展能推动美国采取“更加理性的安全政策”。 就在奥本海默警告不要做出过激的反应时，国会山的议员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反制苏联的进展。几天内，杜鲁门批准了一项增加核武器生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提案。1948年6月，美国的核武器储备约为50枚核弹，到1950年6月这一数字将迅速增至约300枚。这只是一个开始。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美国相对于苏联的军事优势必将被削弱，斯特劳斯借用物理学的术语说，美国只有在技术上实现“量子跃迁”，才能重新获得绝对优势。这个国家需要一个紧急方案来开发超级炸弹——热核武器。 直到1949年10月，杜鲁门才意识到超级炸弹的可行性，但是获悉这一消息之后，总统马上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奥本海默对超级炸弹一直持怀疑态度，他在给科南特的信中写道：“我不确定这个破东西是否行得通，也不确定除了用牛车拉，我们还能怎么把它运到轰炸目标。”他预计超级炸弹会是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没法用飞机运输。这种比原子弹破坏力大千万倍的武器让他深感良心不安，所以他希望能证明超级炸弹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比原子弹（裂变反应）更可怕的超级炸弹（聚变反应）肯定会使核军备竞赛升级。核聚变的物理学原理效仿了太阳内部的核反应，这意味着聚变爆炸没有极限。只要加入更多的重氢就可以实现更强烈的爆炸。如果装备了超级炸弹，一架飞机可以在几分钟内杀死数百万人。对任何已知的军事目标来说，它的威力都过于巨大，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将滥杀无辜。一想到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武器，奥本海默就充满恐惧，但这种可能性也激发了另外一群人的想象力，这些人包括众多的空军将领和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以及支持爱德华·泰勒制造超级炸弹的科学家们。 早在1945年9月，奥本海默就代表一个特别科学顾问小组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该小组的成员除了他还有阿瑟·康普顿、欧内斯特·劳伦斯和恩里科·费米。报告建议：“目前不应投入在（超级炸弹或氢弹）上……”当然，也“不应忘记”此类武器具备可行性。但这并不是当务之急，奥本海默没有在报告里正式提出与此有关的伦理问题。但康普顿代表他本人、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写信向亨利·华莱士解释说：“我们认为不应进行这种（氢弹）研发，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宁肯战败也不愿用氢弹造成的大规模人类灾难来换取胜利。”（最后两句话还加了重点。） 在接下来的4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与苏联关系恶化，核武器成为美国新兴的遏制政策的支柱，美国的核武库的原子弹增加到100多枚，而且越来越多威力更大的原子弹将陆续出现。所以显而易见，关于超级炸弹的疑问是：如果制造出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它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何种影响？ 1949年10月9日，奥本海默前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参加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那年春天他刚刚当选该委员会的成员。他住在科南特位于昆西街的家中，他和这位哈佛校长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棘手的讨论，不过讨论的内容与哈佛毫无关系”。在当月晚些时候，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将开会讨论超级炸弹的提议，他们两人都认为必须尽力阻止。所以现在他们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忧虑都说了出来，大概就是在这次谈话中，科南特告诉奥本海默，“我死也不会同意”制造氢弹。一个文明国家竟然会考虑使用这种可怕的杀人武器，这让科南特极为愤慨，他认为这无异于一台种族灭绝的机器。 当月晚些时候，也就是10月21日，奥本海默听取了热核反应研究现状的汇报后，坐下来给“吉姆叔叔”写了一封长信。他承认，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倾向于认为超级炸弹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但从技术上说，他仍然认为超级炸弹“是一种在设计、成本、运输和军事价值方面仍是未知数的武器，这与我们7年前讨论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7年来唯一改变的是这个国家的舆论氛围。奥本海默指出：“两位经验丰富的推手——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泰勒一直在努力活动。这个项目一直是泰勒的心头好，而欧内斯特也坚信，我们必须从‘乔行动’中（苏联的核爆炸）吸取教训，苏联人很快就会制造‘超级炸弹’，我们最好抢在他们前面。” 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认为制造氢弹的技术难题仍然很棘手，但他和科南特还是对超级炸弹的政治影响忧心忡忡。“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奥本海默在给科南特的信中写道，“这种武器让国会和军方人士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对付苏联所取得的（核武器）进展的措施。所以，我们反对研发这种武器肯定会被视为愚蠢之举。但我们一直都明白此事势在必行，而且必须如此……但是当我们决心把这当作保护国家和维护和平的出路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举动。” 奥本海默注意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倾向于要求总统启动氢弹应急计划，他开始担心“那些优秀的物理学家的立场也开始动摇”。他写道，就连汉斯·贝特也在考虑重返洛斯阿拉莫斯，全职投入研制超级炸弹。 实际上，贝特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他就到了普林斯顿。和他同行的还有爱德华·泰勒，泰勒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物理学家重返洛斯阿拉莫斯。据泰勒称，贝特已经说他也会加入。贝特反驳了这一说法，并坚称他来普林斯顿就是为了听听奥本海默的建议。然而，他发现奥本海默“对于究竟何去何从同样犹豫不决，理不出头绪。我没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建议”。 虽然奥本海默几乎没有透露自己对超级炸弹的看法，但他确实告诉贝特和泰勒，科南特反对应急的氢弹计划。离开普林斯顿时，泰勒感到很宽慰，因为来之前他确信奥本海默会反对研制这种武器，但现在看起来奥本海默的态度还在摇摆。他还希望现在贝特可以到洛斯阿拉莫斯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到了周末，贝特和他的朋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讨论了氢弹的问题，后者认为用热核武器进行战争无异于自杀。“我们都认为，”贝特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后，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世界也不会再是……我们想维护的那个样子。我们会失去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这是一次深入的长谈，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几天后，贝特打电话告诉了泰勒他的决定。“他很失望，”贝特回忆说，“但是我如释重负。”然而，尽管魏斯科普夫扮演了关键角色，泰勒却坚信奥本海默才是贝特转变态度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也在与自己进行着一场艰难的对话，尽管在科学、政策和道德层面，他对研发超级炸弹都心存疑虑，但他仍在纠结。作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出于尽责，必须努力克制自己的天性和偏向。他需要倾听各方意见。但科南特不受这些约束，在收到奥本海默10月21日的来信后，他做出了态度鲜明的回应。他可能是在电话里告诉了奥本海默，如果总顾问委员会要讨论超级炸弹的提案，“哪怕被视为愚蠢之举，他也要反对这件事”。 1949年10月28日周五下午2点，在宪法大道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室里，奥本海默召集了总顾问委员会的第十八次会议（自1947年1月以来）。在接下来的3天里，伊西多·拉比、恩里科·费米、詹姆斯·科南特、奥利弗·巴克利（贝尔电话实验室总裁）、李·杜布里奇、哈特利·罗（联合果品公司董事）和西里尔·史密斯将听取专家证人的证词，包括乔治·凯南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等人，并且详细讨论超级炸弹的利弊。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戈登·迪安和戴维·利连索尔也出席了总顾问委员会的几次讨论。在场的人都明白，为了回应苏联的核进展，杜鲁门政府必须拿出强硬的具体行动。利连索尔在会议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只能用‘垂涎三尺’和‘嗜血’来形容”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其他超级炸弹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无须再三考虑”。就在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奥本海默拿出了一封来自化学家格伦·西博格的信，他是唯一缺席会议的总顾问委员会成员。1954年，奥本海默的批评者表示奥本海默并不认同西博格的观点，但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西里尔·史密斯记得奥本海默在会议开始前把这些信件展示给了所有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西博格还是倾向于美国必须发展氢弹。他写道：“尽管我对我们国家可能要花如此大的力量研制氢弹感到遗憾，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确定我们不应如此……除非我能听到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我没有十足的信心反对这一项目。” 奥本海默特意在所有人发言之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杜布里奇回忆说：“他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看法。我们围着桌子轮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人都持否定意见。”利连索尔听到“面如死灰”的科南特喃喃地说：“我们已经造了一个科学怪人。”他的意思是如果重蹈覆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拉比后来回忆说，在整个周末的讨论中，“奥本海默都唯科南特马首是瞻”。根据戈登·迪安的说法：“他们对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利连索尔在周六晚上的日记中写道，科南特“出于道德原因坚决反对（氢弹）”。奥利弗·巴克利提出，从道德层面看，原子弹和超级炸弹不相上下。利连索尔写道：“科南特不同意，他认为道德后果也是分等级的。”斯特劳斯指出，最终决定权在华盛顿，而不是民众投票，科南特回应道：“但这一决定能否贯彻取决于全体国民对这个道德问题的看法。”科南特甚至问：“这件事能解除保密吗？比如，公布正在审议的事情……” 拉比极富预见性地指出，华盛顿无疑会决定推进这个项目，剩下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在周六一整天的会议中，费米一开始建议“必须对它进行探索和试验”，但探索超级炸弹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应该被使用”。利连索尔已经有了结论：超级炸弹“不会促进共同防御，而且它可能还会伤害我们，因为它会使其他实现和平的道路前景更加黯淡”。 周日早上，在场的8位总顾问委员会成员达成共识：基于科学、技术和道德考量，他们将反对研制超级炸弹的应急计划。拉比和费米称这种武器“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坏事”，他们不仅表示了反对，还提议美国“邀请世界各国与我们一道做出庄严承诺”，不制造这种武器。奥本海默曾考虑过委员会集体签署这项“拉比-费米倡议”，但最终他和总顾问委员会多数成员的建议是反对应急的氢弹制造计划，理由是这种武器既不是必要的威慑手段，也不利于美国的安全。 虽然奥本海默还务实地提到了“超级炸弹与裂变式核弹的费用比较”，但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绝不能再在道德真空中进行核武器的决策。尽管成员们确信，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最多只有50%的可能性制造出这样的武器，但是他们仍然提前阐明了为什么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会破坏美国的安全。 根据他们的共识，只在技术和政治层面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还属于玩忽职守。毕竟，他们曾是曼哈顿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曾为制造原子弹贡献了所需的科学才智。出于爱国热情，他们才承担了这项任务。领导他们的是一个一心要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政府。奥本海默曾极力压制像利奥·西拉德和罗伯特·威尔逊这样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在道义上反对对日本使用核武器。但这些争论是在二战时全面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原子弹还是一种新生事物，他们在相关国家政策方面毫无经验。 然而，194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没有处于战争状态，随着苏联成功制造出核弹，核军备竞赛出现了危险的转折。而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美国掌握信息最全面、经验最丰富的原子科学家，他们一致认为，讨论这种可以毁灭地球生灵的武器时必须结合军事政策，而道德考量与技术评估同样重要。 奥本海默写道：“使用这种武器将殃及无数人的生命，它不是一种专门用来摧毁军事或半军事设施的武器。因此，使用它会远比使用原子弹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奥本海默担心超级炸弹的威力过于巨大，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军事目标与热核反应炸弹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说广岛原子弹相当于1.5万吨tnt，那么一枚热核炸弹制造出来的话，它的爆炸威力可能相当于1亿吨tnt。用超级炸弹来毁灭一座城市都显得绰绰有余，它可以轻易地将150~1 000平方英里甚至更大面积的区域夷为平地。正如总顾问委员会报告中总结的那样：“超级炸弹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的武器。”即使永不投入使用，只是美国储备有这种武器的事实就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的安全。“我们的军械库中有这种武器，”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称，“这本身就会深远地影响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有进行末日大战的打算。“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手中的武器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将有损我们的利益。” 像科南特和拉比等人一样，奥本海默不仅希望“永远不要制造出”超级炸弹，还希望否决这项提案有助于重启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奥本海默代表大多数成员写道：“我们认为永远都不应该制造超级炸弹。如果不制造出这种武器，人类的处境会好得多……” 正如麦乔治·邦迪后来指出的，总顾问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们其实是在为20世纪70年代经谈判达成的那种军备控制条约辩护。但是，如果这项提议没有被接受呢？如果苏联成了第一个拥有超级炸弹的国家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苏联必定对该武器进行测试——不经测试就无法研制出氢弹，而这种测试肯定会被探测到。“对苏联人可能会成功研制出这种武器的担心，我们的回答是，那将意味着即使我们制造了这种武器，也不再对他们构成威慑。如果他们对我们动用这种武器，我们用大量原子弹进行的报复将和使用超级炸弹同样有效。” 事实上，因为缺少足够大的目标，超级炸弹有可能是一种军事上没有用武之地的武器，所以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在军事上更经济、更有效的做法是加速生产用于小型战术核武器的裂变材料。这种“战场”核武器再加上西欧不断增强的常规军事力量将让西方更有威慑力，可以更加行之有效地抵御来自苏联的入侵行动。这是第一个关于核“充足”的严肃提议，作为一个战略概念，它指的是核武库要服务于特定的战略任务，而不应在盲目的竞赛中不断扩大。 奥本海默对总顾问委员会的商议结果感到满意。他的私人秘书凯瑟琳·拉塞尔则没有那么乐观，在打印完总顾问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她预测道：“这会给你惹来很多麻烦。”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很高兴地得知，1949年11月9日，原子能委员会以三比二的票数通过了总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利连索尔、派克和史密斯投票反对制造超级炸弹的应急计划，而斯特劳斯和迪安投了赞成票。 奥本海默天真地认为，反对超级炸弹的斗争已经取得胜利。不过很快事实就证明，泰勒、斯特劳斯和其他氢弹支持者正在发起反攻。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告诉泰勒，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让我很不痛快”。麦克马洪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在所难免”，他告诉一脸震惊的利连索尔，他认为美国应该“在苏联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们之前，赶紧把他们从地球上炸掉……”。海军上将悉尼·索尔斯警告说：“我们要么赶快制造出来（氢弹），要么就等着苏联毫无预警地扔给我们一颗吧。”其他许多华盛顿官员也有类似的末日臆想。于是，关于“超级炸弹”的争论集中体现了冷战深层的歇斯底里，它将决策者和政治家分化为两个长期对立的冷战阵营：军备竞赛支持者和军备控制拥护者。 面对激烈的游说，杜鲁门总统要求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索尔、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再次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最终建议。利连索尔当然坚决反对研制超级炸弹。约翰逊也对此表示赞同。只有艾奇逊还摇摆不定。但是，作为一个有敏锐政治直觉的人，他知道白宫想要什么。奥本海默向他介绍了氢弹的情况，尽管奥本海默对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但是这位国务卿的理解显然过于简单，他对一位同事说：“你知道，我可是尽力地认真听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奥比’想说什么，究竟想说什么。你怎么能用‘以身作则’来说服一个偏执的对手解除武装呢？” 显然，艾奇逊对这些深表怀疑，这让奥本海默意识到他在政府内部其实没有几位盟友。即便如此，他仍有一位坚定的支持者——乔治·凯南，那年秋天凯南正准备辞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一职。尽管艾奇逊曾经非常重视凯南的建议，但两人很少在实质性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凯南作为对苏遏制政策的设计者，对该政策过度军事化感到不满。针对苏联的拒不妥协，杜鲁门政府撕毁了与苏联的协议，在西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府，这让凯南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因此，1949年9月下旬，感到沮丧和孤立的凯南宣布他打算彻底离开政府部门。 1946年，凯南在军事学院的一次讲座上初次遇到奥本海默。“他穿着普通的棕色西装，但裤子过长了，”凯南说，“看起来不像个名人，而像个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他拖着脚走到讲台边，脱稿讲了40或45分钟，他表现出惊人的严谨和清晰，甚至都没人敢问一个问题。” 1949—1950年，凯南和奥本海默在彼此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奥本海默曾邀请凯南到普林斯顿参加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机密研讨会，凯南还就是否准许英国和加拿大获得铀的问题与奥本海默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他让整个会议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凯南回忆这些会议时说，“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准确、有真知灼见的人。（在这些会议上）没人想为琐事分心，他们只想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 在争论超级炸弹的过程中，凯南于1949年11月16日再次来到普林斯顿，他和奥本海默深入讨论了“核问题的现状”。奥本海默觉得他的这次来访“鼓舞人心”，他认为凯南的观点既“不教条”又“富有同情心”。当时，凯南建议，作为对苏联原子弹的回应，总统可以提议暂停制造超级炸弹。奥本海默第二天写信给凯南：“在我看来，你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建议……”但他警告凯南，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中，华盛顿的许多人可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国防观念“已经变得僵化、绝对化”。他还警告凯南：“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战那些认为你的提议太危险的人。”这一提醒足以说明奥本海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收到这样的告诫后，凯南坐下来试着起草了一份有可能被总统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宣布了“目前”不制造氢弹的决定。针对为什么不应继续开发具有“无限破坏力”的武器，凯南用雄辩的语言总结了三个简明扼要的理由，它们充分体现了总顾问委员会对该问题的分析。首先，“这种武器不可能纯粹用于军事目标”；其次，“没有绝对安全这回事”，而且本国目前的核武库已足以对任何形式的袭击产生威慑作用；最后，“如果我们走上这样的道路肯定也无法阻止别人追随模仿”。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制造超级炸弹势必会激发别的国家纷纷效仿。 这份讲稿未被总统采纳，但在接下来的6周里，凯南将这些想法充实成了一份80页的正式报告，报告重新审视了整个核武器问题。他让奥本海默看了报告初稿，奥本海默认为它“非常令人钦佩”。作为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告，它虽然不像1947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那篇提出遏制政策的文章一样广为人知，但它是冷战初期一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件。凯南自己后来也说过：“在我起草的所有政府文件中，它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那份文件，也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凯南知道它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于是他在1950年1月20日把它作为一篇“个人论文”寄给了艾奇逊。 这份名为“国际原子能管制备忘录”的文件挑战了杜鲁门政府对超级炸弹和苏联立场的基本假设。凯南采用了奥本海默的观点，他认为超级炸弹之所以危险，正是因为它被误认为是解决苏联威胁的廉价的灵丹妙药。为了呼应奥本海默的观点，他写道，针对苏联已经拥有核弹的事实，“军方”牢牢抓住了超级炸弹这个对策，“我担心的是，原子弹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充满了不确定，还极为危险……对于深刻的人类问题，采用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会阻碍我们去了解那些与公正透明的政策有关的重要议题，而且它会将我们带向滥用和消耗国力的道路”。 凯南恳请艾奇逊不要支持制造更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级炸弹，除非能像奥本海默之前建议的那样，首先与苏联就全面的军备控制政策进行谈判。凯南认为美国不应该把核武器作为国防的核心，相反，美国官员应该向苏联明确表示，核武器“并非必要的基本军事部署，它是我们为防止敌人使用而被迫装备的武器”。他写道，少量这样的武器就足以阻止苏联对西方使用核弹。 到此为止，凯南的备忘录都遵循着总顾问委员会在1949年10月30日提出的那些建议，但凯南还采纳了奥本海默最近的一个想法：华盛顿不应依赖庞大的核武器储备，而应大幅增加常规武器，特别是在西欧。他说，苏联人必须明白，西方会在西欧部署充足的军队和常规武器以阻止任何可能的入侵。有了这样的常规威慑，华盛顿就可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认为，美国“应尽快从国家军备中消除核武器，而不是继续坚持颠覆苏联的制度”。 凯南认为斯大林的统治应该受到谴责，但他并不认为斯大林会不计后果。毫无疑问，斯大林一心想要捍卫苏联，但这不意味着他打算发动一场对西方盟国的侵略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势必会威胁到苏联的政权稳定。斯大林明白与西方的战争很可能导致苏联的毁灭。凯南后来说：“我坚信他们已经身陷战争泥潭。斯大林再也不想要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了。” 简而言之，凯南认为，1945—1949年，阻止苏联入侵西欧的不是美国的核垄断，而是强有力的战略部署。现在苏联人已经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凯南认为美国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并无意义。和奥本海默一样，他认为原子弹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式武器，因此它不仅在军事上毫无用处，而且非常危险。此外，凯南相信，在政治和经济上，苏联都是斗争中较弱的一方，从长远来看，美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和“审慎地利用我们对国际冲突的威慑力量”来拖垮苏联。 凯南这份长达80页的“个人论文”很有可能是与奥本海默共同撰写的，因为其中反映了后者的许多观点。事实上，在奥本海默和凯南看来，政府对这份文件的态度就像度数骤降的气压计，预示着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国务院内部在传阅凯南的备忘录，所有读过的人私下都明确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一天，艾奇逊把凯南叫到办公室说：“凯南，如果在这件事上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就应该从外交部辞职，你可以像个僧侣那样，端着一个锡杯站在街角说‘末日将近’。” 艾奇逊甚至懒得把这份文件拿给杜鲁门总统。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风向变了。爱德华·泰勒赢得了胜利。即便如此，奥本海默仍寄希望于热核装置的技术难题会让这个计划搁浅。据称，他曾说：“让泰勒和惠勒去干吧，让他们摔个灰头土脸吧。”1950年1月29日，他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偶遇泰勒，奥本海默承认他认为杜鲁门会否决他对超级炸弹的提议。泰勒问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否会回到洛斯阿拉莫斯研制超级炸弹。“当然不会！”奥本海默厉声回答。 1天后，在华盛顿参加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时，奥本海默决定顺道参加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为了讨论超级炸弹的相关事项召集了此次会议。奥本海默知道麦克马洪正在积极游说总统批准一项超级炸弹应急计划，他也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受欢迎，但他还是来到了会场，奥本海默对麦克马洪和其他议员说：“对于你们所认为的那些我们不得要领的地方，如果我没能当面让你们提出异议和疑问，那我就是懦夫。”他看上去既彬彬有礼又有些听天由命，当被问到如果苏联有了超级炸弹而美国没有会发生什么时，他回答说：“如果苏联人有这种武器，而我们没有，我们的境况会很糟糕。如果苏联人和我们都有这种武器，我们的处境仍然会很糟糕。”他解释说，重点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等于让他们更快、更坚定地研发超级炸弹”。当一位国会议员问他，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是否会使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时，奥本海默插话说：“你是说像瘟疫一样吗？”实际上，他说自己更担心人类的“道德存亡”。在阐述自己的立场时，奥本海默尽量以理服人，虽然现场没有人质疑他的逻辑，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未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第二天，1950年1月31日，利连索尔、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从旧国务院大楼来到街对面的白宫，他们要与总统开会讨论超级炸弹。利连索尔仍然强烈反对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虽然私下里艾奇逊同意利连索尔的许多反对意见，但他认为，国内的政治因素将迫使杜鲁门推进一项应急计划，“美国人民根本不会容许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拖延政策”。约翰逊也表示同意，并告诉利连索尔：“我们必须保护总统。”事已至此，国内政治轻而易举地就让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让利连索尔陈述自己的观点。然而，当他们刚进总统办公室，利连索尔正要开始他的报告时，杜鲁门就打断他，问道：“苏联人能做到吗？”在大家纷纷点头时，杜鲁门说：“那样的话，我们就别无选择了。我们就这么办吧。”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在我们进门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几个月前，利连索尔警告杜鲁门，国会中的煽动分子会迫使他在超级炸弹上采取行动。杜鲁门说：“我不会那么轻易受别人的影响。”走出白宫时，利连索尔看了看手表。这位自称不会轻易受人影响的总统只给了他7分钟。利连索尔写道，这就像对着“一辆压路机说‘不’”。 当天晚上，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早有准备的广播讲话，宣布了一项旨在确认“热核武器技术可行性”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下令对国家的战略计划进行全面的重新审核。由此产生了一份绝密的政策文件——nsc-68，该文件的主要撰写者是凯南的继任者、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保罗·尼采。尼采主张建立庞大的核武库，他把苏联描绘成一心想征服世界的国家。他呼吁“快速并持续地增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1950年4月，nsc-68文件被提交给政府，其中特别驳斥了凯南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核武库将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础。为此，杜鲁门批准了一项旨在大幅提高美国制造各类核弹头能力的工业计划。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核武器储备将从约300枚弹头跃升至近1.8万件核武器。在接下来的50年里，美国将制造超过7万件核武器，并在核武器项目上花费惊人的5.5万亿美元。无论从现在还是当时来看，制造氢弹的决定显然是冷战中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的一个转折点。和奥本海默一样，凯南对此“深恶痛绝”。伊西多·拉比也极为愤怒，他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杜鲁门。” 在与杜鲁门简短会面之后，戴维·利连索尔告诉奥本海默，总统还要求所有参与此事的科学家不要公开讨论这一决定，他说：“这简直是一场葬礼聚会，特别是我们的嘴还都给堵上了。”心灰意冷的奥本海默打算辞去总顾问委员会的职务。艾奇逊担心奥本海默和科南特会动用美国公众的力量进行呼吁，于是他特意嘱咐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搅乱大局。” 科南特告诉奥本海默，艾奇逊警告说公开讨论此事将“违背国家利益”。于是，奥本海默再一次扮演了忠实的支持者。正如他后来作证时说的那样，他认为在那时辞职并“对一个已有定论的问题挑起辩论”似乎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科南特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和奥本海默“没有辞职（或者至少我没有），因为我们只想做一名好战士”。后来回想起这个决定，他表现出了悔意，他认为他们俩都应该立即辞职。 如果当时奥本海默迈出了那一步，他的人生就会迥然不同，不会遭遇那么多波折。但他没有，像科南特一样，奥本海默再次选择了顺从。然而，对那些推动这项决定的人，奥本海默无法掩饰自己的蔑视。就在杜鲁门宣布这一决定的当晚，奥本海默感觉有必要参加在肖勒姆酒店举行的庆祝斯特劳斯54岁生日的聚会。一个记者发现奥本海默一个人在角落里，于是走到他面前说：“您看起来可不大高兴。”奥本海默低声回答：“底比斯的瘟疫来了。”当斯特劳斯想把他的儿子和儿媳介绍给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时，奥本海默粗鲁地在肩头挥了下手就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结果可想而知，斯特劳斯为此怒火中烧。 研制氢弹是在未经公开讨论的情况下秘密做出的决定，而且奥本海默认为，对其后果也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估。保密政策助长了愚昧无知的决策，因此奥本海默决定公开反对保密政策。1950年2月12日，奥本海默出现在埃莉诺·罗斯福周日早间脱口秀的首播节目上，斯特劳斯看到他在这个节目上公开质疑氢弹研制的决策过程，这让斯特劳斯非常生气。奥本海默告诉电视观众：“这些虽然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但它们触及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做出这些决策依据的事实都是保密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在斯特劳斯看来，这些言论意味着对总统的公然蔑视，所以他一定要想法让白宫知晓奥本海默的讲话内容。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奥本海默重申“这些决策所依据的信息都成了秘密”。他认为，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这些信息对敌人没什么用，但对于人们理解政策问题却不可或缺。”政府中没有人同意这一看法，保密政策越发严格是大势所趋。 近五年来，奥本海默一直试图利用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的声望和地位，从内部影响华盛顿日益壮大的国家安全机构。他那些左翼的老朋友，如菲利普·莫里森和罗伯特·瑟伯尔，甚至他的弟弟都警告过他，这是一场徒劳的赌博。1946年，他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当时杜鲁门总统任用的伯纳德·巴鲁克破坏了《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原子弹管制计划。现在，他再次没能说服总统及其幕僚放弃那个“烂主意”——这是科南特对艾奇逊说的原话。美国政府现在决定制造一种比广岛原子弹致命1 000倍的炸弹。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仍然不会“搅乱大局”。他将继续是华盛顿的圈内人，但同时他也越来越直言不讳，越来越受到怀疑。 rds-1（俄语：pДc-1）是苏联首次核试验武器。在西方，它的代号是“乔1号”（joe-1），乔是约瑟夫的昵称，取自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译者注 原文是uncle jim，指的是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译者注 政策规划办公室是美国国务院主要的战略规划部门，1947年由美国外交学家乔治·凯南应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要求而建立，为国务卿提供独立的政策分析和咨询服务。它的第一个任务是规划马歇尔计划。乔治·凯南此时已预言未来世界的两极格局。对他来说，马歇尔计划正是他的新理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译者注 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在俄狄浦斯统治下的底比斯突遭瘟疫之苦，为了拯救城邦，俄狄浦斯只好向先知求救，他开始探究自己的身世，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译者注 第31章 “抹黑奥比” 真是令人作呕，但相对于你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不过就是吹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阵风。 ——戴维·利连索尔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信，1950年5月10日 奥本海默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我们与超级炸弹兴师动众又徒劳无功的较量”，在这之后，他灰心丧气地退隐到了普林斯顿。那年春天，乔治·凯南写信给他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在我心中你代表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关于超级炸弹的论战让这两位令人钦佩的智者成为盟友，无论出于个人天性还是情感，他们都要抵制基于核威胁的国防战略。 “当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凯南回忆道，“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信息公开的坚持。”奥本海默认为隐瞒涉及核弹的信息会更容易引起误解。凯南在回顾奥本海默的观点时说：“你必须与他们（苏联人）尽可能开诚布公地讨论世界的未来及核武器的使用。”凯南同意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也认为核武器本质上是邪恶的，它会导致种族灭绝，他说：“当时人们就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无人能从中获益的武器……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想通过发展这些武器来获得理想的结果很荒唐。” 对凯南个人而言，他对奥本海默一直心存感激，因为是奥本海默把他带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让他以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多亏了你的信任和鼓励，我才有机会从中年开始尽我所能地做学问。我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恩惠。”然而，研究院对凯南的任用饱受争议，一些人质疑这位职业外交官员的资历，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研究成果。约翰·冯·诺依曼投票反对这一任命，并写信给奥本海默说，凯南“到目前为止还不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尚未完成过任何“特别出众”的学术研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一如既往地带领研究院大部分的常驻数学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凯南只是奥本海默的政治盟友，而不是一位学者。“他们憎恨凯南，”弗里曼·戴森回忆道，“并以此借机攻击奥本海默。”但奥本海默非常欣赏凯南的才华，他在董事会促成了这一任命，并承诺用院长基金来支付凯南1.5万美元的津贴。 凯南在普林斯顿待了18个月，直到1952年春，杜鲁门和艾奇逊迫使他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才无奈地离开了普林斯顿。但不到6个月，他就写信给奥本海默说，他认为自己在莫斯科的任期可能不会太久，果不其然，没过10天他就被免去了大使职务，起因是他告诉一名记者，在苏联的生活让他想起了在纳粹德国的日子。不出所料，苏联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总统大选，对这些上台时就宣扬“推回战略”的共和党人来说，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凯南已经毫无用处。1953年3月，凯南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他刚刚见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说“据他所知，目前在政府中没有适合我的‘位子’……好像‘遏制战略’成了我的污点”。因此，凯南决定提前退休并立即搬回到普林斯顿——这座奥本海默掌管的“学者庇护所”。20世纪60年代初，凯南曾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除了这段稍长的任期，凯南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度过。他是奥本海默的邻居和忠实的朋友，在他看来，奥本海默创造了一处“能让思维活动进入化境的所在，那是一种优雅、宽松又极其严谨和严肃的思考状态”。 对于冷战时期的军备扩张，奥本海默反对的不只是研制氢弹。到1949年，他对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推进核裁军已经不抱希望，但他仍相信玻尔对开放世界的愿景是有核时代人类的唯一希望。但是，冷战初期的事态发展已清楚表明，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不过，面对政府和公众日益高涨的核热情，奥本海默想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泼点儿冷水。那年夏天，媒体援引他的话说：“让飞机和战舰用上核能简直是一派胡言。”在总顾问委员会内部，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批评了空军的列克星敦计划，这是一个开发核动力轰炸机的计划。他还谈到了民用核电站固有的潜在危险。对那些国防部门或能源行业中支持发展核能技术的人来说，奥本海默的这些言论都会让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事实上，在总顾问委员会与军方高层打交道的过程中，军方的核武器计划让所有委员都越来越不安。李·杜布里奇回忆道：“我知道，对于苏联境内的轰炸目标，以及摧毁其重要工业中心所需的核弹数量，人们有过很多讨论……当时，我们认为50枚核弹差不多就能让苏联的重要设施化为乌有。”杜布里奇一直认为这个估计很准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角大楼的代表们不断找借口来推高这个数字。杜布里奇回忆说：“过去我们有时会把这个当作笑谈，他们在未来一两年能搞到多少核弹就能找到多少轰炸目标。他们会根据生产目标调整轰炸目标。” 奥本海默在总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发言通常都很客观，堪称无懈可击，他很少流露出自己情绪。但是有一次例外，海军中将海曼·里科弗告诉委员会海军正急于发展核动力潜艇，里科弗抱怨原子能委员会在反应堆开发上没有尽力而为，他质问奥本海默，在制造原子弹时，他是否也是等到“掌握所有事实后”才动手。奥本海默用他的蓝眼睛冷冷地瞪了里科弗一眼，说确实如此。虽然这位海军中将是出了名的专横跋扈，但是直到他离开，奥本海默都在克制自己。他离开后，奥本海默走到一张桌子旁，这张桌子上有里科弗留下的一个小巧的木制潜艇模型。他把手放在潜艇上，轻轻地把它压碎，然后默默地走开了。 奥本海默的政敌圈子不断扩大。正如他的老朋友哈罗德·彻尼斯多年前说的那样，奥本海默有时说话“非常无情”。他对下属经常是和蔼体贴，对同事却可能很刻薄。 刘易斯·斯特劳斯仍然是奥本海默最危险的政敌。1948年夏天的国会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嘲笑了他的建议，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日子，”斯特劳斯在1949年7月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由于多次在原子能委员会内提出各种异议，斯特劳斯感到自己处境被动。考虑到委员会里有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他只能私下抱怨说：“在他们眼里，我犯了大不敬罪，因为我竟然狂妄地对他们提出异议。”他认为奥本海默的密友赫伯特·马克斯和安妮·马克斯在散布他的流言，“大意是说我是个‘孤立主义者’”。斯特劳斯的一位朋友说有些人似乎认为“在科学问题上与奥本海默博士意见相左纯属放肆”，于是斯特劳斯在他的奥本海默档案中的“博学”一项增加了一条备忘录，他提到奥本海默曾经提议对铀进行“变性”，后来证明这根本行不通。 斯特劳斯还相信奥本海默是在有意拖延热核炸弹的研究，他认为：“奥本海默就像一位无心应战的将军，他让胜利希望渺茫。”1951年年初，虽然斯特劳斯已不再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但他还是找到了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并宣读了一份精心起草的备忘录，他在其中指责奥本海默“蓄意破坏热核炸弹项目”。他说必须对此采取“激进措施”，他在强烈暗示应该解雇奥本海默。而且，似乎是为了强调挑战科学家要冒政治风险，在会面结束时，斯特劳斯戏剧性地把备忘录扔进了迪安的壁炉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动作都像是一个隐喻：为了国家安全，就要将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化为灰烬。 1949年秋，政府内部关于超级炸弹的争论趋于白热化，就在此时，斯特劳斯得知了一个绝密情报，该情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10月中旬，联邦调查局通知他，破译的苏联密电显示，一名苏联间谍一直在洛斯阿拉莫斯活动。这些密电似乎与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有关，他于1944年跟随英国科学家代表团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斯特劳斯和其他人都了解到福克斯已经获取大量关于原子弹和超级炸弹的机密情报。 在联邦调查局和英国人调查福克斯的同时，斯特劳斯开始了他对奥本海默的私人调查。在打给格罗夫斯将军的电话中，他提到了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并询问了“希瓦利埃事件”。作为回应，格罗夫斯给斯特劳斯写了两封长信，他在信中解释了1943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为何接受了奥本海默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解释。在第一封信中，他强调自己相信奥本海默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在第二封信中，他试图说明“希瓦利埃事件”的复杂性。 格罗夫斯还明确表示，他不认为奥本海默在该事件中犯了什么罪。他在给斯特劳斯的信中写道：“必须意识到一点，如果有人因为结交过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同情过苏联的朋友，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清除出去，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 格罗夫斯为奥本海默的辩护并不能让斯特劳斯满意，他还在继续寻找可以给奥本海默定罪的证据。到12月初，他与格罗夫斯的前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上校取得了联系，尼科尔斯对奥本海默厌恶至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科尔斯将成为斯特劳斯的助手和知己。这两个人因为都对奥本海默怀有敌意而走到了一起。现在，尼科尔斯欣然向斯特劳斯提供了一封信件的副本，这封信是1945年9月阿瑟·康普顿写给亨利·华莱士的，康普顿在信中声称代表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表示他们“宁愿战败”，也不愿用像超级炸弹这样的种族灭绝武器赢得胜利。这种观点激怒了斯特劳斯，在他看来，康普顿的信进一步证实了奥本海默的危险影响。哪怕这封信是出自康普顿之手，哪怕信中指出劳伦斯和费米也持同样的观点，斯特劳斯全都视而不见。 1950年2月1日下午，也就是杜鲁门宣布支持超级炸弹计划的第二天，斯特劳斯接到了埃德加·胡佛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告诉他，福克斯刚刚供认他从事了间谍活动。虽然福克斯到洛斯阿拉莫斯一事与奥本海默无关，但斯特劳斯仍然借机针对他，因为福克斯的间谍活动发生在奥本海默的眼皮底下。第二天，斯特劳斯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福克斯案“更加说明（关于超级炸弹）您做出了明智的决定”。按照斯特劳斯的逻辑，福克斯案证明了他完全有理由执着于保密政策，反对与英国或任何国家分享核技术和研究用放射性同位素。在斯特劳斯和胡佛看来，因为福克斯案的曝光，需要重新审视奥本海默的左翼历史。 奥本海默得知福克斯认罪的那天，他碰巧和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秘书安妮·马克斯在中央车站著名的生蚝吧共进午餐。“你听说福克斯的消息了吗？”他问道。他们一致认为，福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一直是一个安静、孤僻甚至有点儿可怜兮兮的人。安妮·马克斯回忆说：“奥本海默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但是另一方面，他怀疑福克斯对超级炸弹的了解可能仅限于那个不实用的“牛车”模型。就在同一周，他对研究院的同事亚伯拉罕·派斯说，他希望福克斯把自己知道的超级炸弹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了苏联人，因为那样“会让他们倒退好几年”。 就在福克斯认罪的消息公开前几天，奥本海默到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作证。当有人专门问到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活动时，他平静地解释说，他曾天真地认为共产党人有一些办法解决大萧条时期美国面临的问题。在当时的美国国内，他的学生很难找到工作，而在国外希特勒虎视眈眈。虽然奥本海默自己从没加入过共产党，但他主动承认，在二战期间，他一直与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友谊。然而，他渐渐发现美国“共产党……内部缺少诚实和正直”。 后来，联合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威廉·利斯库姆·博登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礼貌地感谢他出席会议。他写道：“我……认为您在委员会面前作证是正确之举，我认为此举大有益处。” 博登毕业于圣奥尔本斯中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他头脑聪明，精力充沛，痴迷于苏联威胁论。二战期间，他在驾驶一架b-24轰炸机执行夜间任务时，一枚德国v-2火箭在飞往伦敦的途中与他擦身而过。“它就像一颗流星，”博登后来写道，“喷出一连串红色火花，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那一刻飞机就好像静止不动。我确信，这样的火箭迟早会让美国遭受越洋的直接攻击。”1946年，他写了一本危言耸听的书——《时日无多：战略革命》，他在书中说未来有发生“核弹版珍珠港事件”的危险。博登预测，在未来几年里，美国的对手将拥有大量装有核弹头的洲际火箭。在耶鲁大学，博登和他的保守派同学们在报纸上付费刊登了一则广告，敦促杜鲁门总统向苏联发出关于核武器的最后通牒：“让斯大林决定——是核战争，还是核和平。”参议员麦克马洪看到了这则充满煽动性的广告，他聘请28岁的博登作为他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助手。“博登就像街上新来的狗，比老狗叫得更响、咬得更狠，”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写道，他在1952年见过博登，“无论他往哪里看，他看到的都是企图拖慢或干扰美国武器发展的阴谋。” 博登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是在1949年4月的总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时他在一旁默默听着奥本海默当众贬斥列克星敦计划，这是美国空军建造核动力轰炸机的计划。仿佛这还不够富有争议，奥本海默接下来批评了原子能委员会推进民用核电站项目的计划，他说：“这是一项危险的工程。”博登听完不以为然，他离开时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和操纵者”。 然而，在福克斯认罪之后，博登开始怀疑奥本海默也许不只是个“操纵者”，他可能比这危害更大。他的怀疑自然也受到了刘易斯·斯特劳斯怂恿。到1949年，斯特劳斯和博登已经互相直呼其名，甚至在离开原子能委员会后，斯特劳斯仍与博登保持着联系，那时博登是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主管，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原子能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彼此都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有类似的担忧。 1950年2月6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联合委员会作证时，博登也在场。胡佛表面上是来向委员会汇报福克斯的事情，实际上说了很多奥本海默的情况。当天参加会议的还有参议员麦克马洪和国会议员亨利·杰克逊（他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 杰克逊在华盛顿州的选区是汉福德核设施的所在地。他是一位强硬的反共主义者，也是核武器的坚定支持者。在1949年秋争论超级炸弹时，他遇到了奥本海默，还邀请他到华盛顿特区的卡尔顿酒店共进晚餐。席间他听到这位物理学家辩称，制造氢弹只会加剧军备竞赛，导致美国更加不安全，杰克逊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多年后杰克逊说：“我认为他有一种内疚情结，那源自他在曼哈顿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2月6日的会议上，杰克逊和麦克马洪第一次从胡佛那里听说哈康·希瓦利埃不仅在1943年接触过奥本海默，还提议与美国的战时盟友苏联分享科学情报。胡佛报告说奥本海默拒绝了希瓦利埃的提议，但是对多疑的博登来说，这件事听上去仍涉嫌犯罪，他开始怀疑奥本海默是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迷不悟才反对研制超级炸弹。 1个月后，爱德华·泰勒告诉博登，奥本海默曾想在战后关闭洛斯阿拉莫斯。他声称奥本海默说过：“让我们把它还给印第安人吧。”正如历史学家普丽西拉·j.麦克米伦记录的那样，泰勒不遗余力地栽培博登来对付奥本海默。根据麦克米伦的说法，“每次博登来华盛顿”，泰勒都专门去见他。在他们频繁的通信中，泰勒不仅对这位年轻人极尽恭维，他还“屡次告诉博登，热核项目之所以落后，奥本海默是罪魁祸首，这加深了博登的怀疑”。泰勒还告诉博登，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安全官员认为奥本海默曾是一名“思想上的共产党员”。博登还第一次得知，原来姬蒂·奥本海默曾经嫁给过一位共产党员，后来他死在了西班牙战场上。 博登、麦克马洪和杰克逊还震惊地得知，奥本海默最近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发展战术核武器。在美国空军及其国会中的盟友看来，奥本海默的提议是想要公开削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导地位。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发动毁灭性核攻击的能力是美国的撒手锏。杰克逊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核优势一直牵制着克里姆林宫……在核军备竞赛中落后将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自取灭亡。苏联最近的核爆炸说明斯大林已经在全力以赴地发展原子能。现在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了。”在原子能时代，杰克逊认为，美国对任何敌人都必须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因此，如果制造氢弹是可行的，那么美国应该是第一个制造它的国家。杰克逊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考夫曼写道：“他一直都记得那些善良又天真的科学家是如何反对制造氢弹的……” 虽然像国会议员杰克逊这样的政客们认为奥本海默过于天真和缺乏判断力，但是博登开始怀疑他的问题远不止这些。1950年5月10日，博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看到一则报道，两位前共产党员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作证说，奥本海默曾在他伯克利的家中主办过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在加州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克劳奇夫妇声称，1941年7月，肯尼思·梅曾开车送他们到凯尼尔沃思巷10号奥本海默的家中。那时希特勒刚刚入侵苏联，作为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书记，保罗·克劳奇要向大家阐述共产党对于战争的最新立场。那次会议有20~25人出席。在西尔维娅·克劳奇的陈述中，她所谓的在奥本海默家举行的会议是“一个被称为特别分部的高层级党小组会议，这个小组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其成员身份对普通共产党员都是保密的”。她说没有人介绍她和她丈夫认识在场的其他人。后来，她在1949年的一部新闻短片中看到了奥本海默，她才认出他就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人。克劳奇夫妇进一步称，在看到联邦调查局出示的照片后，他们可以确定戴维·玻姆、乔治·埃尔滕顿和约瑟夫·温伯格当时都在场。西尔维娅指认温伯格就是“科学家x”，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用这个代号来称呼那个在二战期间向共产党间谍提供原子弹机密的人。加州报纸把这些指控当作“重磅炸弹”。保罗·克劳奇被写作“西海岸的惠特克·钱伯斯”，惠特克·钱伯斯是《时代》杂志的编辑，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证词导致阿尔杰·希斯在1950年1月21日被判犯伪证罪。 奥本海默立即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否认这一指控：“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也从未出于此类目的在我家或任何地方召集过这些人。”奥本海默说他不认识叫“克劳奇”的人，他还说：“我从不隐瞒我曾经结识过许多左翼圈子里的人，而且我还是几个左翼组织的成员。最初我参与原子弹项目时，政府就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反驳，此事似乎就此平息下来。他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宽慰他。戴维·利连索尔在加州报纸上读到这件“恶心事”后，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谈到了克劳奇的指控：“真是令人作呕，但相对于你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不过就是吹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阵风。” 然而，利连索尔低估了这些证词对那些并不同情奥本海默的人的影响。威廉·博登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认为克劳奇夫妇的指控“本质上是可信的”。1950年5月，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在加州作证前的几周被联邦调查局详细地盘问过，那时他们已经是从司法部领取酬劳的有偿线人，还定期在全国各地的国安案件中对那些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提出不利证词。 保罗·克劳奇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士兵，他给共产党的官员们写了一封信，吹嘘自己“为了掩护革命活动，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协会”。陆军截获了这封信，并断定他在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军营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军事法庭以“煽动革命”的罪名对克劳奇进行了审判，他被判处了惊人的40年监禁。在审判中，他作证说：“我习惯给我的朋友和想象中的人写信，有时我还会给国王和其他外国人写信，这时我会假想出一个身份。” 奇怪的是，克劳奇虽然被判了40年徒刑，但他只在阿尔卡特拉斯岛服了3年刑就被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赦免了。没人知道这是因为他后来成了双重间谍，还只是碰上了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但在他获释后，共产党称赞他为“无产阶级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和惠特克·钱伯斯一起在《工人日报》做编辑助理。然后，1928年，共产党把他派到了莫斯科，后来他声称自己在那里的列宁学校演讲，并被授予红军的荣誉上校军衔。他还声称，他曾与苏联红军元帅m.n.图哈切夫斯基会面，后者向他提供了“他们制订的渗透美国武装部队的计划”。事实上，负责接待他的苏联人认为他行为失常，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然而，回到美国后，共产党派他到他的南方老家巡回演讲，他在那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斯大林大唱赞歌。在佛罗里达州定居后，他找到了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同时还负责组织共产党的活动。 令人费解的是，有一天在迈阿密的一家报社的罢工中，他越过警戒线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当他的同志们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后，克劳奇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州，1941年，他在那里担任阿拉梅达县的共产党书记。事实证明他是不受欢迎的同志和不称职的领导。“他很多时候都是独自在酒吧喝酒。”史蒂夫·纳尔逊写道。1941年12月，或者最迟1942年1月，当地的党员要求他下台，因为许多人认为他提议的活动会引发街头暴力。是否这时他已经从双面间谍变成了奸细？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无论如何，他的党员生涯已经走到尽头。20世纪40年代末，他和妻子摇身一变成为职业证人，专门指控他们以前的党内同志。到1950年，克劳奇已是司法部薪酬最高的“顾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的收入高达9 675美元。 尽管保罗·克劳奇的经历很离奇，但他最初指控奥本海默时给人的感觉很可信。克劳奇能说出奥本海默在凯尼尔沃思巷住宅的室内布局。他告诉联邦调查局，那个后来被他认出是奥本海默的人问过他几个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他和奥本海默私下聊了10分钟。会议结束后，在和肯尼思·梅开车回家的路上，据克劳奇说，梅告诉他，他“一直在和美国的一位顶尖科学家交谈”。克劳奇的故事细节丰富，听起来非常可信，因此也极具杀伤力。 但奥本海默有不在场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不可能主持了克劳奇所说的那次共产党的会议。1950年4月29日和5月2日，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调查时，奥本海默解释说，他和姬蒂当时在新墨西哥州的佩罗卡连特牧场，距离伯克利足有1 187英里。那年夏天，他和姬蒂去了新墨西哥州，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彼得留给希瓦利埃夫妇照顾。奥本海默后来用书面记录证明，1941年7月24日他被一匹马踢了一脚，第二天他在圣菲的一家医院照了x光。汉斯·贝特当时正在拜访他，他对那件事也记忆犹新。两天后的7月26日，奥本海默写的一封信的邮戳地址是“考尔斯（位于新墨西哥州）”。最后，还有一段7月28日的交通事故记录显示，奥本海默的车在驶往佩科斯的路上与新墨西哥州渔猎管理部门的卡车相撞，当时开车的是姬蒂。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奥本海默至少从7月12日至8月11日或13日一直都在新墨西哥州。至于克劳奇声称7月下旬在凯尼尔沃思巷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见过奥本海默，他要么是弄错了，要么是在妄想或者撒谎。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劳奇被证明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线人。1953年，航空公司工人兼工会领袖阿曼德·斯卡拉获得了5 000美元的赔偿，起因是赫斯特报业的报纸上刊登了克劳奇对她的离奇指控，她以诽谤罪起诉了这些报纸。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指控也来自克劳奇，比如，国务院雇员中的共产党员窃取了空白美国护照并将其交给了苏联秘密警察派来的特工。后来，克劳奇的不实证词牵连到司法部针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宗要案，以至于最高法院被迫在1956年驳回了此案。 最终，克劳奇的谎言和表演让他自食其果。为多家报纸撰稿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指控克劳奇在对费城共产党人的审判中作伪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纳尔无奈地宣布他将“调查”克劳奇。克劳奇反过来起诉了艾尔索普兄弟并索赔100万美元，他还警告布朗纳尔“如果我的名誉被毁，31名共产党领导人就得重新受审”。不久，克劳奇就开始呼吁埃德加·胡佛调查布朗纳尔助手的忠诚问题。这促使《纽约时报》发文称，华盛顿的消息人士“看不出司法部如何能继续留用克劳奇先生”。1954年年底，克劳奇逃到了夏威夷，他在那里打算写一本名为“红色诽谤受害者”的回忆录。这本书从未出版，而且没等到起诉艾尔索普兄弟诽谤罪的官司开庭，克劳奇就去世了。 不过，威廉·博登仍然认为克劳奇是个可信的证人。如果克劳奇说的是实情，那么奥本海默的身份之谜就有了答案——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1951年6月，博登派他的助手j.肯尼思·曼斯菲尔德去见奥本海默。曼斯菲尔德发现，奥本海默对美国迅速扩增的核武库“态度非常矛盾”。奥本海默解释说，他认为被称为“城市毁灭者”的战略核武器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阻止苏联进攻美国。像杜鲁门政府提出的那样，将它们的数量翻倍并不会增加这种威慑力。 奥本海默接着解释说，战术核弹头则是另外一回事。1946年，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贬低过这种武器的价值。但在1949年苏联的核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同事们敦促杜鲁门政府要更多地制造这种“战场”武器来替代超级炸弹。正如奥本海默告诉曼斯菲尔德的，核武库的军事效力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战略智慧和攻击技巧，而不是核弹的实际数量”。当时，美国军队正在朝鲜半岛实地作战。奥本海默并不主张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他认为战场上“显然需要”可供使用的小型战术核武器。他在1951年2月的《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写道：“只有把核武器作为军事作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才能在战争中真正有用武之地。” 曼斯菲尔德后来对博登说：“我的印象是，奥本海默认为（与苏联）开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博弈。” 因此，我认为他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他的适度与节制政策的后果。我还怀疑，他那挑剔的头脑认为战略轰炸的整个想法在本质上既粗笨又粗暴。那就像是手握大锤，而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前者不用动什么脑筋，也无须精湛的技艺。此外，在科学家中他的道德感尤为强烈，而且他深信苏联人民本质上是受害者，再加上他也反对滥杀平民，这样一来也许就更好理解他为何反复强调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重要性了。 在1951年6月的这份备忘录里，曼斯菲尔德准确地捕捉到了奥本海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但博登似乎已经决心要证明奥本海默的政策建议绝非基于表面上的逻辑，他认为其中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而且他很清楚还有人也这么看。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博登和斯特劳斯聚在一起讨论了他们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他们的会谈纪要中写道，斯特劳斯“说了很多他对奥本海默的担忧和疑虑”，他们还详细地讨论了克劳奇对奥本海默主持共产党秘密会议的指控。 尽管所有证据都不支持克劳奇的指控，但两人还是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定奥本海默背叛了国家。然而，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哪怕动用监听手段，也无法证实克劳奇的指控。斯特劳斯告诉博登：“他们（奥本海默和他同伙们）现在在电话里谈话会非常小心，因为‘理发师’（斯特劳斯给约瑟夫·沃尔普起的绰号）得知了他们的电话可能被监听，他还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别人。”他们认为，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朋友们会一直保护他，而他似乎也发觉自己受到了监视。博登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我（向斯特劳斯）指出”其他官员（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同样“因为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灰心丧气”。 博登和斯特劳斯已经陷入阴谋论的逻辑，在他们眼中，奥本海默鼓吹战术核武器不过是阻止超级炸弹的花招。事实上，博登确信，1950—1952年，奥本海默动用了他全部的影响力来反对发展超级炸弹，即使在1951年6月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和泰勒解决了超级炸弹的设计问题之后依然如此。虽然奥本海默宣称这个设计“在技术上令人称许”，还正式默许了它的开发，但对博登和斯特劳斯来说，这些表态似乎无足轻重。奥本海默和他在总顾问委员会的同事们多次拒绝了泰勒关于建立第二个核武器实验室的提议，该实验室将专门用于研制超级炸弹。对博登和斯特劳斯来说，这就足以证明奥本海默仍在抵制。但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们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将美国的科学人才分散在两个武器实验室将阻碍而不是促进科学进步。 同年，泰勒带着一长串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找到了联邦调查局。这些指控的主旨是奥本海默“延误了或试图延误和阻碍氢弹的发展”。在洛斯阿拉莫斯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时，泰勒极力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抹黑奥本海默，他说：“很多人认为奥本海默是在‘莫斯科的直接指示下’反对发展氢弹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动机，泰勒接着说他并不认为奥本海默“对国家不忠”，相反，他将奥本海默的行为归咎于他的人格缺陷：“奥本海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年轻时，他曾被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疾病折磨，这可能给他造成了终生的影响。他对科学事业有远大的抱负，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成不了他想象中的那种伟大的物理学家。”最后，泰勒说他“会尽一切可能”让政府不再受奥本海默的影响。 泰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迫不及待地想要消除奥本海默影响的氢弹支持者。1951年9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球物理学教授戴维·特雷塞尔·格里格斯被任命为美国空军的首席科学家。1946年，当时作为兰德计划的顾问，格里格斯就听说过关于奥本海默安保问题的传闻，现在他的顶头上司、空军部长托马斯·k.芬勒特告诉他，他“严重怀疑奥本海默博士是否忠于国家”，芬勒特和格里格斯都没有任何新证据，但两人都认为“一系列涉及奥本海默博士的活动”证实了他们的怀疑。 在奥本海默看来，美国空军的领导层已经失去理智，他们的屠杀计划让他惊恐万分。1951年，他看到了美国空军的战略作战计划，他们要炸毁的苏联城市数量之多让他震惊不已。这个作战计划是一种罪恶的种族灭绝行为。“那是我见过的最该死的东西。”他后来告诉弗里曼·戴森。 1951年，在为芬勒特工作几周后，格里格斯率领一个空军代表团前往帕萨迪纳，与加州理工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举行会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是这群科学家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是撰写一份名为“远景计划”的机密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在苏联从地面入侵西欧的情况下，核武器将发挥的作用。有传闻说远景计划贬低了战略轰炸的作用，这让格里格斯和其他空军官员颇为惊慌。据报道，远景计划的起草者们认为，通过优先发展小型战术核弹头而不是毁灭整个城市的热核炸弹可以“让战斗回归战场”。 报告的第五章甚至认为，热核炸弹无法在实战中用于战术目的，并建议华盛顿公开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将符合美国的利益。该章还建议只将国家三分之一的珍贵核裂变原料供给战略空军司令部，剩下的将给陆军制造用于战场的战术核武器。格里格斯对这些建议大为光火，当他得知第五章的主要作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时，他并未感到意外。 其实，奥本海默甚至都不是远景计划小组的成员，但杜布里奇让他参与了审议，以便协助他们厘清报告的结论。与以往一样，奥本海默花两天时间阅读了小组提供的材料，然后很快就写出了逻辑严谨但后来备受争议的第五章。由于担心奥本海默强大的说服力，格里格斯和他在空军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封锁这份报告。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就在1951年圣诞节前夕，杜布里奇、奥本海默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查尔斯·劳里森抵达巴黎，向北约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汇报远景计划的结论。他们让身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深刻地认识到，原来几枚战术核弹头就足以对付一个苏联装甲师。奥本海默认为汇报很“成功”。 当芬勒特得知这次欧洲之行时，他“火冒三丈”。空军不想让奥本海默的想法影响艾森豪威尔，尤其是他的观点将有利于陆军申请到更大份额的核预算。刘易斯·斯特劳斯也很愤怒，他后来给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中的保守派、艾奥瓦州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写了一封信，斯特劳斯在信中说：“奥本海默和杜布里奇去年在巴黎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以来，我一直担心他们的访问主要是为了向艾森豪威尔灌输他们关于原子能的政策，这些政策看似合理，实则似是而非。”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上将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感到非常不安，他悄悄从空军绝密信息的阅览许可名单上删掉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奥本海默主张用战术核武器来防止引起种族灭绝的核战争，但这也产生了他没料到的后果。“让战斗回归战场”的策略也增加了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46年，他曾警告说，核武器“不是外交武器……它们本身就是全面战争最极致的体现”。然而，1951年，他在远景计划的报告中写道：“很明显，它们（战术核武器）只能作为一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其主要目的是取得军事胜利。它们不是决定全局或恐吓敌人的武器，而是为作战部队提供所需的帮助。”奥本海默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空军打着合理战略的幌子谋划可能毁灭世界的战争，但情急之下，他忽略了这可能引发交战双方使用更多威力更大的核武器。 格里格斯和芬勒特还担心奥本海默对另一项核战略分析报告的影响，即1952年林肯暑期研究小组的报告，这是一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密报告，内容涉及如何最有效地提高美国抵御核攻击的防空能力。由战略空军司令部主导的空军担心，任何对防空的投入都会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击部队中夺走资源。而这正是林肯研究小组提出的建议：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大部分b-47轰炸机编队”变为“配备远程制导导弹的远程拦截机”。奥本海默认为优先考虑防空是明智的选择，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是轰炸机飞行员出身，他们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 1952年年底，芬勒特和其他空军官员震惊地获悉，有人把林肯暑期研究小组的总结报告偷偷交给了艾尔索普兄弟。芬勒特认为奥本海默就是罪魁祸首，“他对奥本海默与艾尔索普兄弟串通一气的行为愤怒不已”。 那年春天早些时候，格里格斯告诉拉比，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正在阻碍研发超级炸弹。拉比愤怒地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并且建议格里格斯阅读总顾问委员会的审议记录。他认为，唯有如此格里格斯才能了解奥本海默是如何公正地主持了这些会议。然后，他提出在普林斯顿安排这两位对手会面，格里格斯同意了。 1952年5月23日下午3点30分，格里格斯走进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双方坐下来谈的本意是想达成相互理解。然而，奥本海默随即拿出了一份1949年10月的总顾问委员会报告，其中就有那个极具争议的建议——反对发展氢弹。这一下子就让格里格斯警觉起来。奥本海默本可以用他非凡的魅力打消对方的疑虑，但因为这次的对手也是一位官僚，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直截了当。他眼中的格里格斯只是又一个愚蠢的权力觊觎者、一个与将军们和野心勃勃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结盟的平庸科学家。他不愿屈尊在这样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格里格斯问奥本海默是否散播过一个流言，说芬勒特部长吹嘘只要几枚氢弹，美国就可以统治世界，此时的奥本海默彻底失去了最后一点儿耐心。奥本海默盯着格里格斯说，他听说过这件事，而且他相信这是真的。格里格斯坚持说他当时和芬勒特在一起，他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奥本海默回应说，他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而那个人当时也在场。 既然诽谤已经摆上台面，奥本海默干脆接着问格里格斯，他究竟认为自己“是亲苏，还只是犯糊涂”。格里格斯说他也搞不清楚。奥本海默接着问道，那么你有没有质疑过我的忠诚？格里格斯回答说，他确实听到有人质疑奥本海默的忠诚，他也曾与芬勒特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讨论过奥本海默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此，奥本海默表示格里格斯是“一个妄想狂”。 格里格斯气冲冲地走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奥本海默是个危险人物。随后，他给了芬勒特一份“仅供他阅览”的会面记录。奥本海默天真地认为格里格斯根本无足轻重，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几周后，奥本海默在与芬勒特共进午餐时，重演了他在普林斯顿的那一幕，这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本来空军部长的助手认为，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两人单独会面讨论分歧了。但是奥本海默因为在国会作证迟到了，而且整个午餐期间他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作为老练的华尔街律师，芬勒特不断地想要套他的话。奥本海默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他的表现“粗鲁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已经开始厌恶这些空军人士，因为他们只想制造更多的炸弹，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他看来，他们是如此穷凶极恶，道德上如此麻木不仁，以至于他几乎乐于与他们成为政敌。几周后，芬勒特和他的手下告诉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奥本海默是不是颠覆分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芬勒特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反映出那些参与核问题辩论的人都变得越来越极端。奥本海默本人也未能幸免。1951年6月，他向“当前危机委员会”（他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一次非正式演讲，该委员会是一个致力于游说政府建立常规防御体系的私人组织。他在即兴演讲中提出西欧真正需要的防御体系应该能“让欧洲保持自由，不被（原子弹）摧毁”。他总结道：“我们终极的理想应该是最终‘摆脱这种核原料的武器’。” 到1952年，奥本海默已经在公开预测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仅仅在3年前，他还对这个想法深恶痛绝。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未真正支持过这一想法，但他在一些场合提到过这种可能性。1952年1月，奥本海默与艾尔索普兄弟进行过一次讨论，约瑟夫·艾尔索普指出：“说白了，奥比的路线简直就是预防性战争，他说我们不能坐视一个潜在的敌人不断发展能摧毁我们的武器。” 1953年2月，奥本海默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做了一次演讲，有人问他，在目前情况下预防性战争的想法是否有意义。他回答说：“我认为有意义。我大体上的感觉是，如果现在开始一场持续时间不太久的战争，美国将会幸存下来，虽然会遭到破坏，但仍能存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是个好主意。我认为，除非你能直视老虎的眼睛，否则你将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也就是继续待在危险之中。” 到1952年，奥本海默已经基本上对华盛顿感到厌倦。杜鲁门总统经常忽视他的建议，因此他打算彻底不再参与决策。5月初，他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与詹姆斯·科南特和李·杜布里奇共进午餐。三位朋友惺惺相惜，他们聊起了自己在华盛顿的处境。后来，科南特在日记中写道：“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里，有些‘家伙’随时准备对我们下手。他们宣称我们在氢弹项目上拖了后腿，还抹黑奥比！”6月，三人都向该委员会递交了辞呈，10多年来和“一个糟糕且每况愈下的行业”打交道让他们灰心丧气，再加上他们意识到有人要把他们赶出总顾问委员会。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他现在打算投身于物理学，“物理学复杂又奇妙，除非我甘心做一个旁观者，否则它对我来说也很艰深；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变得游刃有余，但也许仍需时日”。 但要从华盛顿脱身并非易事。就在奥本海默从总顾问委员会辞职时，原子能委员会的戈登·迪安说服了他继续担任外聘顾问。这等于自动将奥本海默接触绝密文件的q级安全许可延长了一年。这还不是全部。4月，奥本海默同意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请求，成为国务院裁军问题特别顾问小组的一员。与他共事的有万尼瓦尔·布什、达特茅斯学院院长约翰·斯隆·迪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奥本海默一如既往地被委员会选为主席。 艾奇逊还聘请了当时33岁的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麦乔治·邦迪担任小组的书记员。人称“马克”的麦乔治·邦迪的父亲是哈维·邦迪，他是亨利·史汀生的得力助手。麦乔治·邦迪本人非常期待见到奥本海默。邦迪头脑聪明、能言善辩又机智风趣，当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初级研究员时，他就与人合作撰写了史汀生1948年的回忆录《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服役》。1947年2月，史汀生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文章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进行了辩护。作为这篇文章的代笔人，邦迪已经对核武器难以预料的影响有所了解。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奥本海默马上对这位出身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早熟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之后，邦迪给他的这位新朋友写了一封格外谦恭的信，他在信中说：“上周您如此耐心地教导我，我的感谢之情难以言表；我只希望我能有所作为，这才配得上您的付出。”很快，两人就开始互写便条，并称呼对方为“亲爱的罗伯特”和“亲爱的马克”，他们在字条中讨论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哈佛物理系的优势，到他们妻子的健康状况，等等。邦迪认为奥本海默“不同凡响、令人着迷又复杂难懂”。 邦迪很快就发现争议总是和他的新朋友如影随形。在他们早期的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和他的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面临“蝎子僵局——主动攻击时是否可以不使用毒刺……”奥本海默知道，泰勒和他的同事希望在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测试刚设计出的氢弹。因此，万尼瓦尔·布什提议，在跨过这一门槛之前，华盛顿和莫斯科或许应该就全面禁止任何热核试验达成协议，奥本海默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而且，该协议的执行情况无须监督，因为任何违反禁令的行为都会立即被检测到。而不进行试验的话，氢弹就不可能发展为可靠的军事武器。热核军备竞赛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6月，奥本海默领导的小组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议地点就在邦迪位于剑桥城的家中，这是一幢布局不规整的19世纪的房子，从这里骑车就可以到哈佛广场。詹姆斯·科南特作为非正式成员加入了他们的会议。科南特已经对核武器厌恶至极，根据邦迪的笔记，科南特抱怨说，“美国的普罗大众”认为氢弹是一种威胁苏联的武器，“而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其他人也可能对美国实施这样的打击”。科南特认为，即使不用氢弹，只要一枚原子弹，美国除大城市之外所有城市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摧毁。在场的人无不赞同。 公众的无知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科南特所说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态度”。我们的将军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武器，视其为“在全面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大希望”。如果本国能建立起自己的常规部队，“美国将有可能摆脱目前对原子弹的依赖”。但科南特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说服将军们，让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核武器总体上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未经奥本海默提示，科南特就独立地提出了20年后广为人知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他说，美国应该“正式宣布我们不会在任何新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还同意布什的提议，即美国应该宣布暂停热核炸弹试验。奥本海默对这两个提议均表示了支持。该小组关于暂停热核试验的建议很有说服力。他们告诉艾奇逊： 在我们看来，一次成功的热核试验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极大刺激苏联，让他们在该领域加倍努力。也许苏联在这方面已经投入很多，但是如果苏联人得知热核装置切实可行，而我们又掌握了制造方法，他们可能更加不顾一切。苏联科学家还有可能（通过分析放射性尘埃）从这次试验中获得关于这个装置细节的有用信息。 奥本海默和他的小组成员都知道代号“迈克”的热核炸弹已经定于当年秋季首次试爆，所以任何阻止试爆的企图都将遭到美国空军的强烈反对。尽管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无法将其公之于众。与核弹有关的所有事务都属于严格保密的范畴，如果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忧虑，必然会违反安全许可制度。于是，他们再次试图让华盛顿的外交政策部门相信目前的核武器政策是一个死胡同。但是，1952年10月9日，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奥本海默小组关于暂停氢弹试验的提议。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愤怒地表示：“任何诸如此类的想法都应立即被抛在脑后，所有关于这个提议的文件都应被彻底销毁。”作为外交政策权威人士，洛维特担心如果暂停核试验的消息泄露出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将会借机对国务院及其顾问小组进行调查。 3周后，美国在太平洋上引爆了一枚10.4兆吨tnt当量的热核炸弹，它将伊鲁吉拉伯岛化为乌有。科南特显然非常沮丧，他对《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和原子弹再无任何关系。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1周后，奥本海默和另一个委员会——国防动员办公室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另外9名成员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是否应该辞职以示抗议。许多科学家认为“迈克”试验表明政府根本不打算听取他们的专家建议。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李·杜布里奇在会上散发了一份草拟的辞职信。但是，因为他们对下届政府的政策仍然寄托一丝希望，最终辞职一事被暂时搁置。不过，他们也清楚局面对自己不利。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r.基利安俯身对杜布里奇小声说：“空军有些人盯上了奥本海默，我们必须了解此事并有所准备。”杜布里奇对此大为震惊，他天真地认为大家仍然把奥本海默视为国家英雄。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还在与麦乔治·邦迪合作，为国务院裁军小组起草最终报告。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际，这份文件被转交给了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艾奇逊。当时，这肯定是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只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少数官员中传阅。如果1953年它就被公之于众，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尽管邦迪撰写了报告，但其中许多想法都来自奥本海默：核武器很快就会威胁到所有文明。在几年内，苏联就可能拥有1 000枚原子弹，而“再过几年就可能达到5 000枚”。这等于拥有了“毁灭一个文明及其庞大人口的威力”。 邦迪和奥本海默承认，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僵局”可能演变成一种“奇特的稳态”，在这种稳定状态中，双方都将避免使用这些自杀式武器。即便如此，“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也不会非常平静，为了维护和平，政治家们必须避免轻举妄动，不只是一次如此，而是要一直如此”。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缓和核武器竞赛，我们整个社会将在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危机中越陷越深。” 面对这样的危险，奥本海默的小组成员提倡“开诚布公”的理念。过度保密的政策使美国人沾沾自喜，对核危机一无所知。为了纠偏，新一届政府“应该宣传核危机的理念……”。令人惊讶的是，小组成员甚至建议向公众披露“核弹的生产速度及其影响”，“应该让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仅仅通过‘领先于苏联人’来抵御苏联的威胁”。 “开诚布公”的理念直接受到尼尔斯·玻尔的启发，他一直坚持认为安全与“开放”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仍然是玻尔的传道者。不过，他已经不再相信长期僵持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他希望新政府能看到，“开诚布公”的态度既能提醒美国人民依赖核武器的危险，又能向苏联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无意使用这些武器先发制人。此外，裁军问题小组还敦促与苏联进行直接的长期对话。克里姆林宫应对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有大致了解，华盛顿应大力支持通过双边会谈来削减核武库。 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3年接受了奥本海默小组的建议，冷战可能就不会走上越来越军事化的道路。1982年，邦迪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错失阻止氢弹的机会”的文章，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令人向往的猜想。在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中，苏联政权留下的档案文件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一些基本预设。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所写的那样，这些“敌人的档案”表明，苏联“并没有预先计划让东欧诸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在朝鲜发动战争”。斯大林不仅对德国没有“总体规划”，他还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将他的军队从1945年5月的1 135.6万人减少到1947年6月的287.4万人，这表明即使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发动侵略战争。乔治·凯南后来写道，他“从不相信他们（苏联人）认为在军事上攻占西欧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使不存在所谓的核威慑，他也不认为他们会对该地区发动攻击”。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了去斯大林化。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很清楚核军备竞赛的潜在危险。马林科夫是一名对量子物理学感兴趣的技术官僚，他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战争中使用氢弹“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这番话震惊了苏共中央高层。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有时则会吓到西方观众。但实际上，他奉行的外交政策后来与缓和政策有相近之处，甚至其中还首次出现了开放政策的曙光。1955年，他重启了与西方的军备控制谈判，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大幅削减了苏联的国防预算。1953年9月，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取了关于核武器的汇报，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后来我确信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 当然，要说服赫鲁晓夫接受奥本海默小组设想的那种激进的军备控制体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都未为此做出过任何尝试。备受尊敬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人称“奇普”的查尔斯·波伦也是苏联问题专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未能就核武器及其他问题与马林科夫进行切实的谈判，这等于错失良机。 到1953年，冷战冻结了华盛顿改变政策的可能性，而莫斯科也一样毫无余地。尽管不能把核妖怪封在瓶子里，奥本海默仍在坚持不懈地想以某种方式把它拴在瓶子上，这样的做法与美国国内的大潮背道而驰。现在共和党人当了总统，这些政治势力决心把奥本海默装进瓶子，扔到海里去。 二战后的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渗透，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先后出台了“遏制战略”与“推回战略”。“推回战略”是以强硬的手段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政策，通常是通过政权更替。——译者注 从大萧条开始，孤立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国家安全，主张美国减少参与国际事务，以远离国际冲突。——译者注 奥本海默曾指出，按照目前的技术设计，氢弹将会非常笨重，只有用牛车才能拉到轰炸目标。——译者注 杰克逊反过来又影响了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在2003年构建了布什的预防性战争理论。1969—1979年担任杰克逊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理查德·珀尔告诉考夫曼：“他（杰克逊）热衷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他对缓和政策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都持怀疑态度，这些都源于他过去的经历及从中吸取的教训——如果我们听取了那些反对氢弹的科学家的意见，斯大林就会处于垄断地位，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是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军事战略家。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他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枪决。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获得平反。——译者注 1945年美国空军立项了“兰德计划”，当时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承接了这个研究项目。194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兰德公司成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智库组织。——译者注 1952年，为了研究防空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成立了林肯暑期研究小组，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敦促政府将更多资源分配给防空，而不是大规模的报复性核打击能力。——译者注 第32章 “科学家x” 他（奥本海默）已经受够了我，我也受够了他。 ——约瑟夫·温伯格 1950年春，奥本海默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都在追查他。胡佛告诉他的探员，奥本海默可能会因作伪证而被起诉，他们必须继续全力调查他。那年春天，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曾两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问讯奥本海默。探员们指出，尽管奥本海默“十分配合”，但他也“非常担心会因过去与共产党的关系而公开受审”。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名字会与约瑟夫·温伯格联系在一起，因为克劳奇夫妇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已经确认他就是苏联间谍“科学家x”。奥本海默最后一次见到温伯格是在1949年美国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那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刚盯上温伯格。这次见面时，温伯格感觉到奥本海默的态度有些冷淡。温伯格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笼罩着一层阴云，这层阴云就是奥比不确定我究竟会做出什么来。他不得不担心如果我承受的压力过大，事态可能会对他不利……很显然，他觉得如果我不够坚强，可能会被迫供认一些对他不利的事情，甚至可能是诬陷。” 温伯格承认，他的处境让人“心惊胆战”又不知所措。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应该在1943年与史蒂夫·纳尔逊讨论核弹计划，但他不知道他们的谈话被录音了。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间谍活动。而就在最近，《密尔沃基新闻报》在一篇不着边际的报道中称，温伯格曾是苏联的情报人员，甚至还传递过铀235的样本。温伯格心想：“我的天，他们是怎么胡乱联想，捏造出这样的事情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可能撑不住了。“我感到绝望和孤立无援，我崩溃了，而且四面受敌。当时我真是在发抖。如果他们（联邦调查局）跟进调查此事，天知道我会说出些什么。” 温伯格很幸运，当局的行动缓慢。那年春天，旧金山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正在考虑对他提出伪证罪指控，但司法部手中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证据。温伯格曾宣誓作证说，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甚至从未见过史蒂夫·纳尔逊；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也是非法的，因此法庭不能采信这样的证据，而且没有其他证据表明温伯格曾是共产党员。1950年4月，联邦调查局已经询问了旧金山地区18名现在和曾经的共产党员，没人能证明温伯格与共产党有牵连。在没有窃听证据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未能在1950年对温伯格提起诉讼。 这次挫折并没让司法部善罢甘休，1952年春，司法部召集了另一个大陪审团。他们手上只多了一个对温伯格不利的证据，那就是保罗·克劳奇的证词，他说自己曾看到温伯格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与纳尔逊交谈。检察官很清楚克劳奇的证词可能不可靠，但他们也许已经盘算过，庭审可能会牵出更多不利于温伯格甚至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据。不过，此时的温伯格已经鼓足勇气要坚持到底。“他们太蠢了，”温伯格后来谈到他的对手时说，“等他们动手时，我不仅没有那么绝望了，也没那么在乎了。”在接受大陪审团问讯时，他一直守口如瓶，也从未提及奥本海默。温伯格说：“我根本不想把奥比牵扯进来，我死也不会这样做的。” 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又经历了一次问讯，这次还是因为克劳奇夫妇指控他于1941年7月在伯克利的凯尼尔沃思巷寓所主持过一次共产党会议。这一次询问他的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两名调查人员，当时他的律师赫伯特·马克斯也在场。奥本海默再次否认自己认识克劳奇夫妇。他还说自己没见过驻旧金山的苏联情报官员格里戈里·凯费茨，而且史蒂夫·纳尔逊也没向他打听过核弹计划的情况。 这次问讯可谓来者不善。马克斯看到参议院的人一直在做详细的笔录，于是他打断了他们说，他想要一份这次谈话记录的副本。这一请求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时马克斯坚持说，如果他们想继续询问奥本海默，“我们也得拿到一份谈话记录”。对此，参议院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去年春天传唤奥本海默时，是他的另一名律师约瑟夫·沃尔普提议以“非正式谈话”的方式对他进行问讯的。参议院工作人员说，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对此很配合”。20分钟的问讯就此戛然而止。这样的遭遇让奥本海默和马克斯相信克劳奇夫妇惹起的风波并未平息。 1952年5月20日，就在温伯格被起诉前三天，奥本海默抵达华盛顿接受了另一次审问。准备起诉温伯格的律师们认为，让奥本海默与指控他的人对质或许对案情有帮助。4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和他手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将毫无防备的阿尔杰·希斯诱骗到纽约市科莫多酒店的一个房间，并让他与指控他的惠特克·钱伯斯对质。现在希斯因为伪证罪正在服刑。也许司法部的调查人员认为，在奥本海默身上，尼克松的手段也值得一试。 奥本海默在律师的陪同下走进司法部，接受刑事审判庭律师的问讯。当被问及所谓的1941年7月在凯尼尔沃思巷寓所的会议时，他再次否认了克劳奇夫妇的说法，并坚称当时他在新墨西哥州。他说他既不认识保罗·克劳奇，也不认识西尔维娅·克劳奇，在那段时间“没有这样的人”到他家里谈论过共产主义或入侵苏联。他说他读过克劳奇在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坦尼委员会）的证词，他不记得有克劳奇描述的那次会议。他还主动表示，他和自己的妻子及肯尼思·梅都谈过此事，“他们都证实了他记的没错，确实没有过这样的会议”。 这时，司法部的律师转向奥本海默的律师——赫伯特·马克斯和约瑟夫·沃尔普，说保罗·克劳奇就坐在隔壁的房间。他们问是否可以把克劳奇带到现场，“看看他能否认出奥本海默博士，同时也看看奥本海默博士能否认出克劳奇”。在奥本海默的默许下，马克斯和沃尔普也表示了同意。然后门开了，克劳奇走到奥本海默跟前，握了握他的手说：“你好，奥本海默博士。”然后，他就故作夸张地转向律师们说，刚才和他握手的人就是1941年7月在凯尼尔沃思巷10号的会议上招待他的人。克劳奇重申，他曾在会议上就“希特勒入侵苏联后共产党的宣传路线”发表讲话。 至少从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中看不出当时奥本海默对克劳奇的表现有任何讶异，记录中只写到奥本海默马上回应说他不认识克劳奇。克劳奇被要求进一步详述1941年7月的那次会议，他说他记得在一小时的报告结束后，奥本海默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到这里时，奥本海默打断他，问自己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克劳奇随后声称，奥本海默的问题涉及“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苏联卷入战争一事。克劳奇说：“奥本海默博士说，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援助苏联，但他好奇我们为什么要援助英国，因为英国可能会出卖我们。”克劳奇声称奥本海默还问德国入侵苏联是否引发了两场战争：一场是“英德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场是“苏德之间的人民战争”。对此，奥本海默说，由他提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未想过或提过两场战争的说法”。 马克斯和沃尔普向克劳奇询问奥本海默当时的外貌，想借此让他露出马脚。他们问他，奥本海默现在看起来和1941年时一样吗？克劳奇回答说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奥本海默的一位律师接着问，那他的头发呢？克劳奇承认奥本海默的头发可能比1941年短了一点儿，但他并没有特别留意过他的头发。事实上，奥本海默在1941年时留的是浓密的长发，到1952年时，他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几乎是平头。尽管如此，这只能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差。 总的说来，在庭审过程中，克劳奇已经证明他在指证奥本海默时是一名可信的证人。他不仅描述了奥本海默家的内部布局，还声称在1941年秋肯尼思·梅的乔迁派对上见过奥本海默，这一说法貌似也可信。奥本海默承认，他记得在一次聚会上和一位日本女孩跳过舞，那很可能就是梅的乔迁派对。这可能会被法庭视为一项重要供词，因为克劳奇进一步声称，他看到奥本海默在这个聚会上与肯尼思·梅、约瑟夫·温伯格、史蒂夫·纳尔逊及另一名伯克利物理系的学生克拉伦斯·希斯基聊得很投机。 克劳奇离开后，奥本海默向司法部的律师再次声明，他不记得自己见过克劳奇。随后，法庭准许他离开。奥本海默与马克斯和沃尔普一起离开后，三人还推测了司法部的下一步行动。 3天后，也就是1952年5月23日，他们得知温伯格被起诉，但起诉书中没有提到克劳奇、奥本海默或凯尼尔沃思巷的会议。事实上，奥本海默的律师通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游说了司法部，让他们将凯尼尔沃思巷事件从起诉书中删除。奥本海默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暂时的。 约瑟夫·温伯格的伪证案终于在1952年秋天开庭审理，奥本海默几乎与此同时收到了政府的通知，他可能会被传唤作证。赫伯特·马克斯再次努力游说司法部不要让奥本海默出庭作证。除此之外，他还说服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给杜鲁门总统写信，促请总统下令让司法部不要在审判中涉及克劳奇的指控。迪安写信给总统说：“奥本海默将与克劳奇当庭对质。无论温伯格一案的结果如何，奥本海默博士的良好声誉都将大大受损，他对国家的巨大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杜鲁门次日就回复说：“我对温伯格和奥本海默之间的事也很关注。我和你一样认为奥本海默是个诚实的人，如今到处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无端诽谤的伎俩，正人君子似乎总要无辜遭难。”然而，杜鲁门并没有透露他将会有何行动。 那年初秋，当司法部提交针对温伯格的起诉文书时，其中并没有提到奥本海默。但是，当11月初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涉及安保的案件开始从严审理。1952年11月18日，一位司法部官员给约瑟夫·沃尔普打电话说：“奥比肯定会被牵扯进来。”《旧金山纪事报》等报纸援引了新闻通讯社的报道称：“……政府检察官今天宣布，约瑟夫·温伯格博士参加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会议地点据信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住所’。”就在第二天，奥本海默收到了温伯格律师的传票，要求他作为辩方证人出庭。奥本海默向露丝·托尔曼倾吐了自己的烦恼，她在回信中说：“这件事真是太糟糕了。罗伯特，我能理解前景多么堪忧。” 马克斯和沃尔普都明白，在这种没有实质证据又各执一词的庭审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温伯格被判作伪证，那将为起诉奥本海默铺平道路。所以，马克斯和沃尔普再一次竭尽全力让奥本海默从这个案子中脱身。在一次与检察官的会议上，他们据理力争：“让奥本海默陷入尴尬和麻烦之中绝不是好事……最好能有一种方法避免这种情况，毕竟他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斯大林若想让我们上圈套，挑起对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的怀疑就是最好的办法”。 1月下旬，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后不久，沃尔普和马克斯再次找到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安，问他是否“有一些正常的内部渠道可以让高层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当审判最终在2月底开庭时，温伯格的律师仍宣布奥本海默将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他将证明凯尼尔沃思巷的会面根本不存在。在开庭陈词中，温伯格的辩护律师颇为戏剧性地宣称：“这个案子简而言之就是法庭究竟是相信一个罪犯（克劳奇）的话，还是相信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杰出的美国人的话……” 奥本海默不得不前往华盛顿准备随时出庭。但在2月27日，他被告知自己可能不必出庭作证了，司法部突然同意撤销起诉书中与凯尼尔沃思巷会议有关的部分。为了保护原子能委员会的声誉，戈登·迪安显然向司法部施加了压力。奥本海默在2月27日当晚上乘火车回家，他到奥尔登庄园时由露丝·托尔曼主持的派对已经开始，她从加州来这里做客。露丝看得出他“筋疲力尽、忧心忡忡、疲惫不堪”，但至少他逃过了“被法院传唤之类的折磨”。 由于控方被禁止引用联邦调查局非法窃听到的温伯格与史蒂夫·纳尔逊的谈话内容，这个指控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庭审于1953年3月5日结束，温伯格被宣告无罪。但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亚历山大·霍尔佐夫居然在庭审中对陪审团说“法院不认可你们的判决”，此举公然违背了法律规程。霍尔佐夫接着说，庭审中的证词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些关键时期，在一所优秀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无论如何，奥本海默觉得如释重负。他希望整件事能最终平息下来。当戴维·利连索尔得知奥本海默不会被传唤出庭作证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即便发生了如此多卑鄙和不公的事情，现在我们仍有权得到一些尊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一天，奥本海默碰巧在国会山的电梯里见到了参议员麦卡锡。“我们对视了一下，然后我眨了眨眼。”奥本海默后来告诉一个朋友。 尽管还没有工作，36岁的约瑟夫·温伯格总算回归了正常生活。两年前，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给他贴上“科学家x”的标签时，明尼苏达大学开除了他。尽管温伯格被判无罪，但该校校长宣布，由于温伯格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校方不会考虑让他复职。温伯格决定最后一次求助自己的导师，他在信中请求奥本海默给一家可能会雇用他的光学公司写一封推荐信。温伯格向他保证：“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打扰你。”尽管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相信联邦调查局会得知此事，而且他们也确实发现了此事，但他还是帮温伯格写了一封推荐信，最终温伯格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温伯格对此心怀感激，但多年后，当被问及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时，他回答说：“他已经受够了我，我也受够了他。” 温伯格案不仅让人心力交瘁，而且这场磨难代价高昂。1952年12月30日，在案件开庭前，奥本海默去了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办公室，说要和他讨论一件私事。他说，因为他要在温伯格案中出庭作证，他的代理律师刚刚开出了高达9 000美元的账单。因为这笔律师费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他“不知该如何处理”。随后，他问斯特劳斯，作为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他能否提议由研究院来支付他的法律费用。斯特劳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奥本海默指出康宁玻璃公司为他的朋友爱德华·康登博士支付过法律费用，斯特劳斯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并且指出康登博士的雇主在雇用他之前就已经知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他。斯特劳斯冷冷地说，对于奥本海默的问题，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之前“毫无觉察”。这显然不是事实，1947年，奥本海默向斯特劳斯提到过自己的左翼历史已被记录在案。尽管如此，斯特劳斯仍表示，他的律师费之所以令人咋舌，是因为他的律师们认为他“腰缠万贯，收入不菲”。 奥本海默气恼地回应说，斯特劳斯肯定知道这并非事实，因为他的报税单是由斯特劳斯手下的一位研究院行政主管经办的。斯特劳斯否认了这一点，说他“不知道奥本海默的收入状况”。对此，奥本海默表示自己“并不富裕，除了研究院的薪水，他的收入不高”。他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富有，因为他继承了“一些相当珍贵的艺术品”。斯特劳斯显然对奥本海默的处境毫无同情之心，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他不会在“这个当口儿”向董事会提出此事。奥本海默离开时既愤怒又屈辱，他意识到斯特劳斯与他势不两立，所以他决定绕过斯特劳斯，把律师的账单直接寄给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寄希望于他们会同意负担这笔费用。但斯特劳斯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已说服董事会那些“不切实际的教授”拒绝支付这笔费用。到1953年春，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敌意。 美国政治家杰克·坦尼以反对共产主义而闻名，并在1941—1949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此案的检察官威廉·希茨的言行同样令人发指，他告诉温伯格一案的大陪审团成员：“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吊死这个狗杂种，但是因为证据是非法的，我们无法提交出来。”事实上，关于温伯格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并不确凿。 第33章 “丛林猛兽” 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 ——罗伯特·奥本海默，1953年 长久以来，奥本海默一直有种隐隐的预感，他未来的人生中潜伏着某种重大的灾祸。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他读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这是一个关于执迷不悟、自负之苦和人生谶语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奥本海默“目瞪口呆”，他马上给赫伯特·马克斯打了电话。赫伯特·马克斯的遗孀安妮·马克斯回忆说：“他非常急于让赫伯特也读读这篇小说。”詹姆斯笔下的主人公约翰·马丘邂逅了一位多年前相识的女人，她记得约翰透露过他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纠缠：“你说很早以前在你内心最深处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这种预感和信念深入你的骨髓，而且你觉得这件事可能会将你吞没。” 约翰·马丘承认，不管这件事是什么，它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说：“它还没有到来。只是，你知道，我活着并非要做什么，我不想在这世上取得成就、令人仰慕或受人钦佩。我可不是那种浑蛋。”女主人公又问：“你只能去承受这件事吗？”马丘回答说：“是的，我想我只能等待，我必须经历、面对、见证它突兀地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一方面，它可能让我失去理智，也可能将我彻底摧毁；另一方面，它也许只改变我周遭的一切，将我的世界连根拔起，留我面对残局……”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一直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中，似乎总有一天他自己的“丛林猛兽”也会出现，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这些年，他知道一直有人在追捕他。如果说有一头“丛林猛兽”在等着他，那就是刘易斯·斯特劳斯。 1953年2月17日，大约在约瑟夫·温伯格被判无罪前6周，仍在不安之中的奥本海默依然在纽约发表了一次演讲，内容基本上是他和邦迪最近递交给刚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裁军报告，但他没有提及报告中保密的内容，演讲的主旨依然是敦促对核武器采取“开诚布公”的政策。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j.麦格拉思说，虽然奥本海默这次的演讲事先争得了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但他肯定也意识到此举会激怒他在华盛顿的政敌。他选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发表演讲，正是因为该委员会精英云集，他的话无疑会在华盛顿的军界和决策圈内部引起强烈反响。那天在座的有很多外交政策界的杰出人物，如年轻的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尤金·迈耶、《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和库恩-洛布投资银行的本杰明·伯滕威泽。那天晚上在场的还有刘易斯·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的好友戴维·利连索尔介绍他出场，奥本海默首先提到他演讲的题目是“核武器与美国政策”。听众发出了礼貌的笑声，他也承认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标题”，但他恳请听众原谅，因为“不用如此宏大的题目，就无法明白无误地传达他的想法”。 他接着说，因为几乎与核武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机密，“我必须在不泄露信息的情况下揭示这一问题的本质”。他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有“大量证据证明苏联对美国怀有敌意，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政权日益壮大”，美国不得不对此有所应对。核武器在冷战中只有一个简单的作用，正如美国决策者所总结的：“让我们保持领先地位。让我们确保自己领先于敌人。” 谈到这场竞赛的现状时，他报告说，苏联已经进行了三次核爆炸，而且正在生产大量的裂变材料。他说：“我想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但我不能这么做。”不过他说他可以透露自己对美苏差距的粗略估计：“我认为苏联大概落后我们4年。”这听起来可能让人略感安慰，但在评估了广岛核爆炸的影响后，奥本海默说双方都明白这类新武器会变得更加致命。他隐约提到了导弹技术，称技术的发展很快就会带来“更先进、更灵活、更难拦截”的运载工具。奥本海默说：“这一切都在进行之中。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清楚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信息也许不是确切的数字，但应该是可量化的，最重要的是要足够权威。” 想了解这些问题就离不开事实，但这些事实都是机密。“我不能讲这些，”他说，这等于再次强调保密是一个让人无法摆脱的重担，“我只能说，我与很多人坦率地讨论过这些问题的前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有责任心的人在认真地看待这些事实后都会感到焦虑和忧郁。”他表示，展望未来10年，“虽然苏联目前落后我们4年，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第20 000枚核弹……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消他们的第2 000枚核弹带来的战略威胁”。 奥本海默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他说美国的核武器储备正在迅速增加。“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我们有权自由使用这些武器，而且众所周知，我们有使用这些武器的计划。还有一点也广为人知，那就是该计划包括在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初步的、持续的战略进攻时必然要动用核武器。”当然，简而言之，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争计划就是在一次种族灭绝式的空袭中将数十座苏联城市夷为平地。 奥本海默接着说，原子弹“是人们心中唯一能避免一场欧洲大战变成另一次大规模朝鲜战争的武器，只有这样，战事才不至于连绵不绝、令人苦不堪言”。然而，欧洲人“对这些武器的性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用多少这样的武器，以及它们会被如何使用，又有什么后果”。 他指责道，核领域的保密政策导致社会上充斥着谣言、臆测和蒙昧无知。“如果出于保密和担心，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些重要事实），我们就无法应对得当。”前总统杜鲁门当时对苏联正在发展的核武库可能危及美国本土的说法嗤之以鼻。奥本海默尖锐地指出：“美国前总统在听取了有关苏联核实力的简报后，竟然公开质疑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所有结论，这真令人不安。”奥本海默还嘲笑了“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官员还说：“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整个国家，因为后者任务过于艰巨，它会干扰我们的军事报复能力。”奥本海默总结道：“当了解事实的人找不到可以讨论的人，当事实保密到无法集思广益时，才会出现各种愚蠢之举。” 奥本海默总结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华盛顿的官员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说实话，告诉他们那些敌人已经掌握的关于核军备竞赛的情况。 这是一次相当有见的也极其大胆直白的演讲。奥本海默一再发现他无法直接说出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便如此，他依然像一位先知先觉的婆罗门僧侣一样揭示出了那个最根本的秘密：任何国家都别想指望在真正意义上赢得一场核战争。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两个大国都有能力终结对方的文明和性命，但这样做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然后，奥本海默又平静地补充道：“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所有听到的人都大吃一惊。 当时，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具挑衅性的演讲了。毕竟，新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主张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国防原则。然而，作为原子时代之父，奥本海默却在这里宣称美国国防政策中有一些基本认识纯属愚昧无知；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核科学家，他呼吁政府公布此前一直严守的核机密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核战争的后果；作为一位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他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却斥责国家的战争计划讳莫如深。当奥本海默的言论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传开后，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刘易斯·斯特劳斯更是怒不可遏。 但是，奥本海默的演讲给在场的大多数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到讲稿时也被其中提到的“开诚布公”所吸引。作为一名退役军官，艾森豪威尔完全理解奥本海默为何将两个大国生动地比喻为“瓶中的两只蝎子”。艾森豪威尔看过裁军问题小组的报告，他认为这份报告考虑周详且非常明智。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有一位名叫c.d.杰克逊的得力助手，他也曾是出版商亨利·卢斯的左膀右臂，对核武器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曾对杰克逊说：“核武器对那些主动挑衅和发动突袭的人有利，美国永远不会这么做。请容许我指出，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我们从未对任何国家有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在执政后期，艾森豪威尔对一群鹰派顾问实在忍无可忍，他尖刻地抨击道：“你们不能发动这样的战争，没有那么多推土机铲走街上的尸体。” 有一段时期，新总统似乎受到了奥本海默的观点的影响。但是，1953年1月，曾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慷慨解囊的刘易斯·斯特劳斯被任命为总统的原子能顾问。然后，在7月，他被擢升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显然与他的慷慨解囊有关。 奥本海默主张公众应该了解美国核武库的性质，核战略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毫无疑问，斯特劳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公开透明除了能“让苏联间谍无须再劳神费力”，一无是处。所以，斯特劳斯现在想抓住一切机会让艾森豪威尔对奥本海默产生怀疑。这位总统后来还记得有人在他上任的那个春天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不值得信任”，他认为那个人就是斯特劳斯。 1953年5月25日，斯特劳斯顺道拜访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他与胡佛的助手d.m.拉德进行了交流。斯特劳斯计划在当天下午3点半去见艾森豪威尔。他告诉拉德，奥本海默几天后要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他“非常担心奥本海默的行动”。而且他刚刚得知，奥本海默1943年聘用了戴维·霍金斯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此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此外，斯特劳斯还说，奥本海默宣布他将负担费利克斯·白劳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薪水。费利克斯·白劳德是才华横溢的年轻数学家，但他父亲碰巧就是美国共产党的前任领导人厄尔·白劳德。斯特劳斯声称，他在检查白劳德在波士顿大学的记录时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告诉奥本海默，白劳德的任命必须经董事会投票决定。最终董事会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一提案，但那时奥本海默已经聘用了费利克斯·白劳德。当斯特劳斯对此提出疑问时，奥本海默声称他早就给斯特劳斯的秘书打过电话，并且告诉她，除非董事会另有意见，否则他将聘用费利克斯·白劳德。斯特劳斯被奥本海默的专横激怒了，他认为奥本海默此举只是为了给美国最出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个好位子。 最后，斯特劳斯告诉拉德，他怀疑奥本海默在1942年与苏联人有过“接触”——他指的是“希瓦利埃事件”，他还提到了奥本海默“据称延误了氢弹的研制工作”。鉴于这些情况，斯特劳斯问拉德，如果他当天下午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奥本海默的背景资料，联邦调查局是否会有任何“反对意见”。拉德马上向斯特劳斯保证，联邦调查局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将有关奥本海默的所有信息转交给了总检察长、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政府机构”。 因此，斯特劳斯破坏奥本海默声誉的活动始于1953年5月25日下午他与总统那次的会面。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斯特劳斯“一次又一次找他汇报奥本海默的事情”。在这次会面中，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参与原子能委员会的任何事务都会阻碍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特劳斯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的前一周，奥本海默给白宫打电话说：“他急需见总统一下，并希望能尽快安排。”两天后，他被领进了总统办公室。在短暂会晤后，艾森豪威尔邀请他5月27日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那天奥本海默还带上了李·杜布里奇，他花了5个小时演讲和回答问题。他提出了“开诚布公”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想起了1946年利连索尔领导的小组，他还敦促总统建立一个五人裁军小组。根据c.d.杰克逊的说法，奥本海默“迷住了所有人，只有总统除外”。艾森豪威尔诚恳地感谢了他的汇报，但在奥本海默离开房间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艾森豪威尔正在权衡斯特劳斯两天前对他说的话，即如果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顾问，他就无法管理原子能委员会。根据杰克逊的说法，艾森豪威尔看到奥本海默“近乎是在对一群人进行催眠”，这让他感觉有点儿不安。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杰克逊，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位物理学家。斯特劳斯的第一次攻击已经初见成效。 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在白宫的活动了如指掌，现在他要开始精心策划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亨利·卢斯旗下的《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纷纷发文，猛烈抨击奥本海默及其他科学家干涉国防政策。1953年5月号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氢弹背后的斗争：奥本海默博士誓要扭转美国军事战略的故事”的匿名文章。作者指控道，在奥本海默的影响下，“远景计划”（外包给加州理工学院的防空研究）已经变成对“核报复战略是否道德”的质疑。作者援引空军部长芬勒特的话说：“科学家们想要独自解决如此重大的国家议题，这里面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用对战争计划执行的成败负任何责任。”读了《财富》杂志的这篇文章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称这是“又一篇充满恶意且明显有人授意的攻击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文章”。 正如利连索尔那精辟的总结，这篇文章无非是想揭露奥本海默、利连索尔和科南特怎样阻止了氢弹的发展，而“斯特劳斯等人挽救了局面。从那时起，奥本海默就是一个怀揣阴谋的煽动者，他就是要阻挠空军战略轰炸部队成为我国的防御力量”。但利连索尔并不知道，《财富》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查尔斯·j.v.墨菲，他是一名空军预备役军官，而且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合作者——刘易斯·斯特劳斯。 在遭到《财富》杂志攻击后不久，奥本海默、拉比和杜布里奇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见到了c.d.杰克逊，他们一起讨论了这篇文章。随后，杰克逊向卢斯报告说，那三个人对这篇文章“愤怒至极”，他们将其称为“对奥本海默的无端攻击”。他还告诉卢斯，虽然当时他曾为该杂志的诚信和他们争辩过几句，但“我私下里觉得墨菲和詹姆斯·谢普利（《时代》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一直在参与一场毫无根据的反奥本海默运动”。 1953年6月19日，奥本海默关于“开诚布公”的演讲稿经白宫批准后发表在了《外交事务》杂志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报道，报道援引奥本海默的话说，如果做不到“开诚布公”，美国人民将被“说服放弃合理的防御措施”。他说，只有总统“才有足够的权威平息这些围绕核武器战略地位的吵嚷喧嚣，它们几乎全是谎言”。奥本海默竟然直言不讳地用了“谎言”一词。 怒火中烧的斯特劳斯急忙去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章“不仅危险，其中的建议更是要命”。但是，他惊讶地得知奥本海默的演讲稿已通过白宫的审核。总统读了奥本海默的文章，他的看法与文中论点基本一致。在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他同意奥本海默提出的在核武器问题上需要更加“开诚布公”的观点。斯特劳斯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说，一些媒体将这一举动解释为“总统不仅全盘支持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最近提出的‘开诚布公’原则，还赞同公布我们的武器储备数量和生产速度，以及我们对敌军实力的估计”。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艾森豪威尔回应道，“你不该读那些家伙写的东西。我至少比你更有安全保密意识。”然后他补充道：“应该有人撰文修正奥本海默文章中的观点。”暂时得到安抚的斯特劳斯主动提出他可以写一篇文章。 奥本海默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应该告知公众哪些有关核武器的信息。这正是奥本海默的本意，他希望通过直言不讳地说明失控的军备竞赛给美国带来的危险，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是否应严重依赖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开诚布公”，只有这样，公众才会对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感到害怕。当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时，总统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打算就“开诚布公”发表一次演讲，但在读完演讲草稿后，他对杰克逊说：“我们可不想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吓得半死。”他告诉斯特劳斯，他想坦率地告诉公众核战争的危险，但同时还得提出某种“有希望的新方案”。 斯特劳斯并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圆滑地选择默不作声。令他越来越沮丧的是，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奥本海默的一些想法所吸引，而斯特劳斯决心要让总统相信那些想法一无是处。1953年8月初，斯特劳斯和杰克逊一起喝了鸡尾酒，之后杰克逊在日记中写道：“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坚决否认他和奥本海默之间存在不和，而且除了不能公布武器库存的具体数字，他也不反对‘开诚布公’，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作为一位狡猾的官场内斗高手，斯特劳斯对杰克逊撒了谎。就在那个月，他偷偷与《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合作，撰写了第二篇针对奥本海默的文章，严厉批评他呼吁对核秘密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 而且，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似乎也有利于斯特劳斯。8月底，全国各地的报纸头条都刊登了“苏联试验氢弹”的新闻。在美国首次氢弹试验仅9个月后，苏联显然已经具备与之匹敌的能力。至少这是美国人民从报道中看到的说法。但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在这次试验中取得报道中所说的技术突破：它既不是一枚真正的氢弹，也不是一件可以机载的武器。但是，整件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的核武库可能会超过美国，这给了斯特劳斯更多的政治弹药来对付奥本海默呼吁的“开诚布公”。 最终，艾森豪威尔找到了他所谓的“有希望的新方案”，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他建议美苏应致力于向全世界和平利用核能的电厂提供裂变材料。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这一演讲，这次演讲起初获得了积极的反响，但是后来苏联方面并未做出回应。而且，对美国的核武器现状，总统也没有据实相告，他在演讲中没有提到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也没提到其他有益于建设性讨论的信息。艾森豪威尔没有做到开诚布公，他只是为美国赢了一次短暂的宣传胜利。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没有重新考虑核战略，而且在未来几个月里，他们在削减常规武器国防开支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发展核武库。艾森豪威尔称这是他所谓的“新面貌”防御策略。政府已经接受空军的战略方针，即美国的国防将几乎完全依靠空军力量。“大规模报复”战略看似是一种廉价又能置敌人于死地的解决方案，但这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它不仅会滥杀无辜，而且一旦付诸行动就是自寻死路。迪安·艾奇逊称其为“文字和事实上的双重欺骗”。阿德莱·史蒂文森尖锐地问道：“我们是否就只剩下坐以待毙或热核浩劫的两难选择？”事实上，所谓的“新面貌”其实是旧政策，它与奥本海默对新政府的期待背道而驰。 这一次刘易斯·斯特劳斯占了上风。核保密制度将继续执行，而核武器的数量将多到令人瞠目。奥本海默一度认为斯特劳斯只是惹人厌，不太会“碍事”，可是现在，由于共和党政府控制着华盛顿，斯特劳斯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正用右脚把政治斗争的油门踩到底。 现在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朋友都确信斯特劳斯是在针对他。7月，斯特劳斯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后不久，奥本海默的密友兼律师赫伯特·马克斯接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一名雇员的电话：“你最好告诉你的朋友奥比，让他关好舱门，准备迎接暴风雨吧。” “我知道他麻烦缠身，”伊西多·拉比回忆说，“他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中……我知道他在被人追捕。”所以有一天拉比告诉他：“罗伯特，你可以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一篇文章，告诉他们你的故事，包括你过去和激进组织的关系等，你可以要到一大笔稿费，这也能解决你的麻烦。”拉比认为，如果由奥本海默自己来讲出事情原委，并将其发表在受人尊敬的刊物上，公众就会予以谅解。作为一种公关手段，一篇坦率的自白很可能让奥本海默免遭进一步的政治攻击。但据拉比回忆：“我没能说服他。” 奥本海默另有打算。那年初夏，奥本海默、姬蒂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纽约登上了开往里约热内卢的“乌拉圭号”轮船。作为巴西政府的客人，奥本海默计划在那里做几场演讲，然后在8月中旬返回普林斯顿。他在巴西期间，联邦调查局让美国大使馆监视那些接触他的人。 1953年夏，当奥本海默悠闲地享受着巴西之行时，斯特劳斯正在亢奋地谋划着如何彻底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6月22日，他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又与胡佛进行了一次私下会晤。斯特劳斯深知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华盛顿位高权重，他想确保他们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他们没聊两句，“海军上将”斯特劳斯就把话题转向了奥本海默。胡佛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知道参议员麦卡锡打算调查奥本海默博士，虽然这位海军上将认为这项调查很有必要，但他也希望不要操之过急。” 事实上，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及其助手罗伊·科恩已于5月12日拜访过胡佛。麦卡锡表示，他想知道如果他的参议院委员会开始对罗伯特·奥本海默展开调查，胡佛会作何反应。胡佛向斯特劳斯解释说，当时他曾试图转移麦卡锡的注意力。他说，奥本海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在美国的科学家中深受爱戴。他说自己曾告诫麦卡锡，对这样一位不好对付的人物进行任何公开调查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麦卡锡表示他已经领会了胡佛的意思，他将暂缓奥本海默的案子。胡佛和斯特劳斯一致认为：“对于这个案子，不应只为了制造头条新闻就贸然行事。” 这时，斯特劳斯“极其秘密”地告诉胡佛，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最近向白宫递交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件，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阻止麦卡锡调查奥本海默。斯特劳斯当然知道艾尔索普是奥本海默的朋友，他是想让胡佛也明白这位科学家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盟友。在这次会晤中，观点一致的两个人达成了共识，斯特劳斯离开时确信自己已经与这位有权有势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结成了同盟。除掉奥本海默的任务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那位滑稽的、追求轰动效应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件事需要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手段。 与胡佛见面后，斯特劳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给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写信，敦促他如果麦卡锡发起对奥本海默的调查一定要予以阻止。他写道，如果麦卡锡这么做那将是“一个错误”，“首先，有些证据站不住脚；其次，不应在麦卡锡委员会进行这种调查，而且现在还不是时候”。斯特劳斯会精心策划他自己的调查。 1953年7月3日，斯特劳斯正式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新共和》杂志报道说“他就像战舰舰桥上的海军将官”一样指挥着这里。斯特劳斯发现即将退休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默许了奥本海默的请求，将他的顾问合同又延长了一年（以便他能为“开诚布公”政策继续游说）。这让斯特劳斯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他第一步先让胡佛通过专人给他递送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是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调查的最新总结报告。到那时，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已经有好几千页。仅1953年6月的那份总结报告，单倍行距打印就有69页之多。拿到报告后，斯特劳斯毫不迟疑地以检察官一般的热情开始研究。 在艾森豪威尔上任前后，斯特劳斯一直与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威廉·l.博登保持着联系。博登与斯特劳斯一样，对奥本海默疑心重重。博登是民主党人，在共和党赢得参议院控制权时，他失去了工作。然而，他对奥本海默一直穷追不舍，博登为此撰写了一份长达65页的报告，追查了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他写道，在美国没人像这位科学家一样掌握了如此多的本国军事外交政策的“翔实数据”。博登在报告中回顾了奥本海默战后的各种活动，他试图阐明奥本海默究竟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有多大的影响力。 就在最近的7天时间里……奥本海默博士与孟山都化学公司总裁查尔斯·托马斯博士讨论了工业利用核能的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与国务卿在后者位于马里兰州的农场共进午餐，讨论了与1952年秋埃内韦塔克环礁核试验有关的外交政策；奥本海默博士与空军部长会面，讨论了战略轰炸与战术轰炸的优劣及其他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会见了来访的法国官员代表团，讨论国际核管制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与总统进行了交谈，还去见了1952年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蒂文森州长；奥本海默博士可能从w.c.彭尼博士那里获悉了英国核弹研制的细节，彭尼博士是英国武器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相当于洛斯阿拉莫斯，而奥本海默是美国唯一了解这些消息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既充满活力又富有魅力，他口才极好，再加上他还在科学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在参加会议时经常占据主导位置。 1952年，尽管博登尚未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有一件事令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的安全档案中竟然有如此多他所谓的污点。当然，斯特劳斯也有和博登同样的疑惑，所以他鼓励博登继续追查。1952年12月，就在博登完成调查报告后一个月，斯特劳斯给他写了一封4页长的信，他在信中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氢弹被耽搁了整整3年，不仅奥本海默领导的总顾问委员会在超级炸弹上拖了后腿，而且现已查明苏联人还从核间谍活动中获得了帮助。“总而言之，”斯特劳斯对博登说，“我认为，在与苏联的热核武器竞赛中，认定我们占有先机是极不明智的。”毫无疑问，他们俩都认为奥本海默要对这一危险局面负主要责任。 1953年4月下旬，博登来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讨论他们对奥本海默的疑虑。据普丽西拉·麦克米伦说，博登给了斯特劳斯一份神秘文件，“可能是博登对奥本海默疑点的汇总”。这份文件从未公开过，但他们后续的活动表明，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定了一项计划——确切地说是一个阴谋——来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博登负责干那些苦差事，而斯特劳斯会给他提供所需的材料。 在他们讨论后不到两周，博登就获准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中借阅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尽管博登从1953年5月31日起就不在政府任职，但直到8月18日这份文件都一直他在手中。7月16日，斯特劳斯与博登通了电话，当时博登正在纽约州北部一处度假地独自研究这份文件。博登归还这份文件几小时后，斯特劳斯又把这份奥本海默的档案拿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他保存了将近3个月并于11月4日将其送回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斯特劳斯归还文件几小时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助理安全官布赖恩·f.拉普兰特又借走了该文件，他是斯特劳斯的心腹，直到12月1日他才归还这份文件。 博登、斯特劳斯和拉普兰特轮流借阅奥本海默的档案肯定是商量好的，这不可能是巧合。博登借阅档案是为了撰写一份针对奥本海默的起诉书，显然斯特劳斯不仅对此知情还给予了鼓励。当博登完成他的工作并归还档案后，斯特劳斯取回了它，他可能是为了亲自研究证据，他用完后又命令拉普兰特重新审查档案以便进一步分析。 因此，在1953年4—12月间的7个月里，在威廉·博登的大力帮助下，刘易斯·斯特劳斯完成了他对埃德加·胡佛提到的“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一致认为要想成功打击奥本海默，这一步必不可少。他们之前阻止参议员麦卡锡对奥本海默下手，就是因为他们知道麦卡锡太不可靠，不会为此做周全的准备。1953年7月，根据原子能委员会律师哈罗德·格林的说法：“斯特劳斯向胡佛保证他会除掉奥本海默。”在这件事上，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可谓言出必行。 1953年8月底的一天，奥本海默从巴西回国后打电话给斯特劳斯说，他将于9月1日周二到达华盛顿，他想知道那天上午能否见到斯特劳斯。斯特劳斯说他那天只有下午有空，奥本海默说他下午在白宫有个重要的约会，所以赶不过来。斯特劳斯对此非常警觉，他立即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要求他们在奥本海默访问华盛顿期间对他进行全面监视。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报告说：“鉴于奥本海默的背景，这位海军上将非常急于知道周二下午他在华盛顿时会去哪里，以及会见到谁。”监视行动得到了胡佛的授权，斯特劳斯后来得知奥本海默没有去白宫，他整个下午都和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待在斯塔特勒酒店的酒吧里。得知奥本海默没有去见总统，只是在与一位专栏作家应酬，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他写信给胡佛说“他仍然非常担心奥本海默对原子能项目的影响，他会密切关注此事，并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终止原子能委员会与奥本海默的所有联系”。最后这句他还专门画上了重点。 那年初秋，正当斯特劳斯和博登为起诉奥本海默积极准备时，奥本海默写了4篇关于科学的长文。1953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担任享有盛誉的“里斯讲座”的主讲人，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4场演讲，会向全世界数百万人播出。他和姬蒂计划11月在伦敦待3周，然后12月初去巴黎。这个邀请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里斯讲座”之前的主讲人中有伯特兰·罗素，他演讲的主题是“权威与个人”，就在1952年，阿诺德·汤因比刚刚以“世界与西方”为题发表了演讲。 奥本海默为他选定的讲座主题费尽心思，“要讲解原子物理学新进展中那些与人们息息相关、能带来助益和启发的内容”。奥本海默那有意为之的含糊其词可能让英国广播公司的大多数听众都不知所措，一位评论家写道：“他那华丽的辞藻就像一张网，将他的听众们牢牢罩住，但是那种状态更像是恍惚，而不是专注。”他的表现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奥本海默后来承认：“尽管我费了这么大劲儿，但他们说我讲得实在是晦涩难懂。” 虽然冷战并不是奥本海默演讲的主题，但是在一段题外话中，他简要地谈到了共产主义：“这真是一种残忍又毫无幽默感的双关语，‘共产主义’一词本来体现的是共同体的信念。在其他时代，这个词会让人想起村庄和村庄里的客栈，想起齐心协力的工匠，还有那些安于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如果彻头彻尾地信奉所有的社群都能统一为一个社群、所有的真理均须是一个真理、所有的体验全应一致、所有的未知都能变成已知、所有可能皆可变为现实，那就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曾被共产主义的愿景所吸引，但到1953年，他对共产主义的现实已经不抱幻想。和弟弟弗兰克一样，在那些年里，他也被美国共产党宣传的关于社会正义的说辞和愿景所吸引。他曾致力于消除帕萨迪纳公共泳池的种族隔离，也为农场工人争取过更好的工作条件，还组织过教师工会，在这些经历中，他的才华和情感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如今事过境迁。现在，他呼吁建立另一种“美丽新世界”。他在这一过程中从认识层面重塑了自己年轻时恪守的内心信念和崇尚的价值观。他呼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担心保密会让美国社会思想僵化，面临危险。这还与他热衷的美国国内的社会正义事业有关，早在广岛核爆炸、洛斯阿拉莫斯核弹项目和“偷袭珍珠港”之前，他就一直为之努力。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美国公民，奥本海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没有丝毫改变。他在“里斯讲座”中讲道：“在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可以随时随地、无拘无束地为推动这一进程联合在一起。上述种种或许能让一个巨大复杂、不断增长变化、越来越专业化和专家化的技术世界仍不失为一个人类共有的世界。” 在伦敦时，姬蒂和奥本海默曾与林肯·戈登共进晚餐，他是弗兰克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1946年戈登担任伯纳德·巴鲁克的顾问时，奥本海默认识了他。戈登一直记得那天晚餐的谈话，当时奥本海默心情沉重，不断进行着自我反省，当戈登小心翼翼地提到原子弹时，奥本海默详细地谈到了当时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他承认自己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但他坦言自己“直到今天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轰炸长崎”，他说这话时，声音里流露出的不是愤怒或痛苦，而是悲伤。 在伦敦录制完“里斯讲座”后，奥本海默夫妇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巴黎。姬蒂打电话到哈康·希瓦利埃位于蒙马特的公寓，结果得知他正在罗马参加一个会议，可能过几天就会回来。于是，奥本海默和姬蒂乘火车去了哥本哈根，他们在玻尔那里待了3天。当他们回到巴黎时，希瓦利埃也回来了，他坚持要他们在最后一晚到他的公寓共进晚餐。这一邀请后来惹出了很大的麻烦。在斯特劳斯的要求下，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安全人员监视了奥本海默在巴黎的行踪，并从他住的酒店拿到了他所有的通话记录。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希瓦利埃的名声很不好，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法国警方和情报机构的监视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到1953年12月7日，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已经3年多没见面了。他们最后一次重聚还是1950年秋在奥尔登庄园，当时希瓦利埃刚与芭芭拉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他来奥本海默这里寻求慰藉并待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这两位老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奥本海默甚至还为他写过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应希瓦利埃的要求，奥本海默简述了自己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埃尔滕顿事件”的解释。虽然这封信没能挽回希瓦利埃在伯克利的工作，但他还是心存感激。1950年11月，希瓦利埃搬到了巴黎，他旅行时持的是法国护照，因为美国国务院拒绝向他颁发美国护照。他在巴黎逐渐有了自己的生活，为联合国做翻译，还写小说。当他和32岁的加州姑娘卡萝尔·兰斯堡结婚时，奥本海默夫妇送给他们一个产自维尔京群岛的红木沙拉碗作为结婚礼物。 此时，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在期盼着一次愉快的重聚。当天奥本海默和姬蒂来到了希瓦利埃位于塞尼山街19号的公寓，它就在圣心教堂附近。他们钻进了一个破旧的电梯笼上到了公寓4层。希瓦利埃和卡萝尔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很快这两对夫妇就开始在摆满书架的小客厅里推杯换盏。希瓦利埃又做了一顿他拿手的美味佳肴，包括一道盛在红木沙拉碗里的精致沙拉。吃甜点的时候，希瓦利埃开了一瓶香槟，在频频祝酒之后，奥本海默和姬蒂还在香槟酒的软木塞上签了名。 奥本海默看起来很放松，他还讲述了自己与像迪安·艾奇逊这样的华盛顿人物接触时的趣事。他们还聊了几句那年早些时候被处决的罗森堡夫妇，他们两人的罪名是密谋进行核间谍活动。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现在他对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份翻译工作充满忧虑。希瓦利埃解释说，由于他没有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他可能要被迫接受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调查。奥本海默建议他询问一下杰弗里斯·怀曼的建议。怀曼是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时的朋友，那一年他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担任科学专员。 午夜刚过，奥本海默夫妇起身告辞，这时奥本海默突然心情低落地转身对希瓦利埃说：“我可不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会有麻烦，即便如此，他也没多做解释。出门的时候，希瓦利埃认为他的朋友穿得不够暖和，赶忙拿给奥本海默一条意大利丝巾作为礼物。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友谊即将经受考验。 奥本海默在欧洲逗留期间，博登正在起草一份用于起诉他的案情摘要。这份材料的内容来自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博登曾在斯特劳斯的安排下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里拿到过这份文件。博登不仅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还一直尽心尽责地与斯特劳斯保持着联系。1953年5月底，博登失去了他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位，但他又在匹兹堡得到了一份西屋电气公司核潜艇项目的工作，为此博登曾再三感谢斯特劳斯的“体贴周到”。那段时间博登利用晚上的时间研究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绝密档案，到1953年10月中旬他已经写完草稿，并且于11月7日把这封信寄给了埃德加·胡佛。其实，联邦调查局也对这些资料进行过汇总，但是他们的报告冗长复杂，而博登的案情摘要用单倍行距打印出来只有3页半，他不仅重点明确地总结了对奥本海默的指控，而且结论足够惊悚。通过梳理奥本海默与共产党关系的证据，以及回顾他过去对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博登得出的结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特工。” 尚不清楚斯特劳斯得知博登写完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但他正式得到通知是在11月27日，胡佛将这封信分别转交给了他、国防部长威尔逊和总统。不过，早在11月9日，斯特劳斯在他的文件中写的一条备注表明他已经读过博登的信。他写道：“我记得联邦调查局一份1945年11月27日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报告记录了‘早在1940年12月，监视记录就显示一小撮人举行了秘密会议，其中包括史蒂夫·纳尔逊、哈康·希瓦利埃、加州共产党负责人威廉·施奈德曼和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一信息显然是通过实地监视获得的。” 11月30日，在正式收到这封信后不久，斯特劳斯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奥本海默的关键指控与“希瓦利埃事件”有关：“一个尚存争议的重要问题是，此事发生后多久奥本海默才报告给了格罗夫斯，是否有理由怀疑在奥本海默报告之前，他就得知格罗夫斯已经知道了此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奥本海默报告之前，格罗夫斯已经得知他与希瓦利埃谈话的消息，而且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也有格罗夫斯对此事的证词。其实斯特劳斯的这则备忘录本身更耐人寻味，他是否已经在准备日后将成为奥本海默案焦点的材料？ 到1953年秋，华盛顿已经陷入政治迫害的魔掌。那些丝毫站不住脚的指控导致成百上千的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被断送了，就连总统都不愿意站出来反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3年11月24日，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通过广播电视发表了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讲，他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叽叽歪歪、哭哭啼啼的绥靖政策”。第二天，c.d.杰克逊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他认为“麦卡锡已经向总统宣战”。第二天早上，赖斯顿的专栏引用了这句话，并称其来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之后杰克逊遭到了艾森豪威尔一位助手的严厉批评，他说这种说法只能“让麦卡锡和他的盟友们更不会投票支持总统的计划”。面对麦卡锡的攻击，人们纷纷采取杰克逊所谓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让他感到颇为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无人出面’，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隐隐地感到不快，本来我已经把这些感受压在心底，但是它们本周又卷土重来，我真的非常害怕。”他对总统的办公室主任舍曼·亚当斯说，他希望麦卡锡“那些明目张胆的行径至少能让总统的一些顾问开开眼界，他们好像还以为这位参议员本质上是个好人”。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下，国防部长威尔逊于1953年12月2日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问他是否看过埃德加·胡佛提交的关于奥本海默博士的最新报告，艾森豪威尔说他还没看过。威尔逊说，这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一份报告”，斯特劳斯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麦卡锡知道这件事，还可能会把它扯到我们身上”。艾森豪威尔说，他倒是不担心麦卡锡，但应该让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纳尔关注一下奥本海默的案子。他告诉威尔逊，“除非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肯定不会毁掉奥本海默的名誉”。威尔逊还多嘴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妹都是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和共产党发生矛盾，这一事实再加上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风险”。 与威尔逊通完电话后，艾森豪威尔还没来得及读那份报告就在日记中写道，联邦调查局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其中有几项新指控与以往性质不同”，总检察长必须裁定是否有必要提出起诉。但艾森豪威尔还指出：“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这样的证据。”与此同时，他打算切断奥本海默与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联系。“可悲的是，如果这项指控成立，那就意味着这样的人居然从始至终都是我们原子弹项目的核心人物……当然，奥本海默博士也是强烈呼吁与全世界共享更多原子能信息的人之一”，但是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他也曾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大早，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卡特勒建议他立即对奥本海默采取行动。那天上午10点，艾森豪威尔把斯特劳斯叫到总统办公室，问他是否读过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最新报告。斯特劳斯当然已经读过这份报告，他还读了博登那封促成该报告出炉的信件。仓促讨论之后，总统下令立即“完全禁止”此人（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 当天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花了“一点儿时间”读了“所谓的‘新’指控”，他很快意识到“它们无非就是那个名叫博登的人写的信”，然后他明智地指出“这封信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证据”。艾森豪威尔透露，作为总统，他得到的信息是，这里面的“大部分”材料“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审查和复查，最终结论一直都是无法证明奥本海默博士对国家不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危险分子”。 艾森豪威尔明白奥本海默很可能是恶意诽谤的受害者，但他既然已经下令调查，也不会就此打住。如果停止调查很容易让他遭到麦卡锡的指控，即白宫在庇护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因此，总统向总检察长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命令他在奥本海默和机密材料之间“设置一堵隔离墙”。 华盛顿并不大，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953年12月4日，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朋友兼同事、海军上将德凯·帕森斯就听说了艾森豪威尔关于“隔离墙”的指示。帕森斯对奥本海默与左翼组织的联系了如指掌，但他认为这些历史毫无意义。那年秋天早些时候，帕森斯曾写信给“亲爱的奥比”说：“最近几个月盛行的反智主义可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现在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天下午，他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妻子玛莎，玛莎看得出他“非常心烦”。帕森斯告诉了她这个消息，随后他说：“我必须阻止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必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到家后，他告诉玛莎：“这可能是美国政府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当他说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去见海军部长时，玛莎说：“德凯，你是海军上将，为什么不去见总统呢？” “不能这么做，”他对妻子说，“海军部长才是我的上司。我不能绕过他。” 那天晚上，帕森斯上将突发胸口痛。第二天早上，他的脸色特别苍白，玛莎开车送他去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当天他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玛莎一直认为诱因就是奥本海默的那条消息。 同样是在12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启程前往百慕大参加会议，他在那里待了5天，斯特劳斯随行。5天后他们回到了美国，斯特劳斯开始为政府起诉奥本海默一事筹划后续行动。事实上，他提前准备了好几份与奥本海默谈话的脚本，因为奥本海默定于12月13日从欧洲返回普林斯顿。12月14日下午，奥本海默打电话给斯特劳斯，两人寒暄之后，斯特劳斯漫不经心地提到奥本海默“最好能”两天后来见他一面。奥本海默答应了，但他说自己没什么可汇报的事情，“不要抱太大期望”。 事实证明，那时联邦调查局还在对博登的那封信进行分析。起初，胡佛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一名探员看完信后指出，博登“为了让这些指控看起来比真实情况更有说服力，他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歪曲和复述”。因此，联邦调查局正在加紧调查，他们要求斯特劳斯推迟向奥本海默提出指控。斯特劳斯给奥本海默发了电报，把他们的会面改到了12月21日周一。 12月18日，斯特劳斯到总统办公室讨论他打算如何处理奥本海默案。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威廉·罗杰斯、白宫助理c.d.杰克逊、罗伯特·卡特勒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因为要与国会领导人会面没在办公室。罗杰斯一度建议他们应该像杜鲁门对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样，在一个公开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传唤奥本海默，针对其安全档案中的污点信息严加盘问。然而，当年怀特就是在这番折磨后死于心脏病发作，在场的杰克逊和其他人都严厉谴责这个提议。罗杰斯“笑着收回了这个建议”。相反，他们倾向于斯特劳斯的想法，即任命一个小组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进行行政复议，这不是一种正式的审判。这位科学家将有两种选择：他可以悄悄地辞职，也可以就安全许可被中止向斯特劳斯任命的委员会提起上诉。 1953年12月21日上午11点半，斯特劳斯吃惊地得知赫伯特·马克斯就在办公室外等着见他，要知道他原本打算当天下午跟奥本海默摊牌。斯特劳斯不相信这是巧合，为什么奥本海默的朋友兼律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见他？马克斯被领进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后，他说自己急需和斯特劳斯谈谈奥本海默的事。斯特劳斯打断他说，他当天下午就会见到奥本海默，而作为奥本海默的律师，马克斯应该等到那时再说。马克斯对此完全没有理会，他说他刚刚得知美国参议院臭名昭著的、由詹纳领导的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议调查奥本海默。马克斯拿出了1950年5月11日《纽约时报》的一份剪报，他念出了一条新闻的标题——“尼克松支持奥本海默博士”，他还暗示如果詹纳领导的委员会继续将奥本海默置于聚光灯下，副总统尼克松可能会非常尴尬。斯特劳斯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平静地问马克斯是不是这就是他想说的事。马克斯点点头，然后斯特劳斯问马克斯，奥本海默对此是否知情。马克斯说，从奥本海默去欧洲前到现在，他们一直没联系过。马克斯很快就离开了，斯特劳斯不得不怀疑马克斯刚才是在进行“一种礼貌的胁迫”。 那天下午3点左右奥本海默到达时，斯特劳斯和格罗夫斯将军战时的助手、现任原子能委员会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正在等他。他们先聊了几句帕森斯将军猝然离世的消息，接着斯特劳斯告诉了奥本海默那天早上他与赫伯特·马克斯的会面。奥本海默说他很惊讶，并且表示他对詹纳领导的委员会的计划一无所知。 然后，斯特劳斯谈到了那件棘手的事情，他告诉奥本海默：“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与他的安全许可能否续期有关。”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重新审查所有档案中有“污点记录”的人。斯特劳斯提到奥本海默的档案中包含“许多污点记录”，奥本海默承认他知道自己的安全许可在必要时一定会被重新审核。斯特劳斯随后通知奥本海默，一位前政府官员（博登）写信质疑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总统因此下令立即展开调查。听到这里，奥本海默似乎并没有显得特别意外。不过，斯特劳斯马上告诉他，这次审查的“第一步”是立即中止他的安全许可。随后斯特劳斯解释说，原子能委员会已经拟好一封信，信中列出了对他的指控。斯特劳斯还特意表示，这封信已经起草完毕，但尚未签署。 奥本海默获准读完了这封信，在浏览这封信的内容时，他指出：“这里有许多条目都可以被驳回，有些是错误的，但也有许多是事实。”这封信不过是似曾相识的老调重弹，它们将事实、半真半假的消息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揉在了一起。 根据尼科尔斯的会议记录，奥本海默自己先提出了是否可以在安全审查前辞职。然而，这一选择似乎也是受到了斯特劳斯的暗示，因为他说这封起诉信尚未签署，这意味着它还算不上是正式指控。奥本海默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起初他似乎还愿意考虑这种可能，但很快他又说，如果詹纳领导的委员会无论如何都要对他展开调查，现在辞职“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说并不明智”。 奥本海默问斯特劳斯给他多长时间做决定，斯特劳斯说他会从晚上8点开始在家等奥本海默的答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此事拖到第二天。奥本海默问他是否可以拿走一份指控信的副本，斯特劳斯拒绝了，他说只有在奥本海默做出最终决定后才能拿到这封指控信。当奥本海默问“国会是否知道此事”时，斯特劳斯回答说，据他所知国会尚不知晓，但他觉得“不可能无限期地向国会隐瞒这种事情”。 斯特劳斯终于如愿以偿地让奥本海默落入了他的圈套。然而，奥本海默似乎对这个消息反应很平静，他礼貌地提了一些关键问题，想搞清楚自己都有哪些选择。在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待了35分钟后，奥本海默起身离开，他告诉斯特劳斯自己要和赫伯特·马克斯商量一下。斯特劳斯让他乘坐自己司机开的凯迪拉克轿车，心烦意乱（虽然表面故作镇定）的奥本海默竟然愚蠢地接受了斯特劳斯的提议。 但他没有去马克斯的办公室，而是让司机把带到了约瑟夫·沃尔普的律师事务所。沃尔普曾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在温伯格一案的审理过程中，他和马克斯一起为奥本海默提供过法律咨询。没过多久，马克斯也来了，他们三人花了一个小时权衡奥本海默目前的选择。一个隐藏的监听器记录了他们的讨论。斯特劳斯不仅预料到奥本海默会与沃尔普商量，他还肆无忌惮地侵犯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保密特权，事先安排人在沃尔普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监听装置。 通过沃尔普办公室里隐藏的监听器，斯特劳斯可以得到他们的谈话记录，这样他就能随时了解他们的讨论内容，他想知道奥本海默是想终止他的顾问合约，还是要在正式的听证会上提出抗辩。奥本海默举棋不定，非常苦恼。那天傍晚，安妮·马克斯顺路开车接她丈夫和奥本海默回他们位于乔治敦的家。在路上，奥本海默说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那天晚上，奥本海默坐火车回到了普林斯顿，他要和姬蒂商量一下。 斯特劳斯本以为奥本海默当天晚上会告诉他决定，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仍没收到他的消息，他命令尼科尔斯当天中午给奥本海默打电话。奥本海默说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尼科尔斯粗鲁地告诉他：“没有时间了……”作为最后通牒，他给了奥本海默3个小时做决定。奥本海默似乎同意了，但1个小时后，他给尼科尔斯回电话说他想到华盛顿当面答复。他说他会乘下午的火车，第二天早上9点去见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和姬蒂把彼得和托妮交给了奥本海默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照顾，他们在特伦顿上了火车，傍晚时分抵达华盛顿后去了马克斯位于乔治敦的家，他们整晚都与马克斯和沃尔普在一起，继续讨论奥本海默是否应该对这些指控提出抗辩。 安妮·马克斯还记得当时奥本海默“仍处于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经过数小时的筹划，律师们最终起草了一封1页纸的致“尊敬的斯特劳斯”的信。奥本海默在信中强烈暗示是斯特劳斯在鼓动他主动辞职。“你向我提议了一个看似更可取的选择，那就是我主动提出中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合同，这样就可以避免面对那些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选项，他继续写道，“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意味着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就是我不适合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经干了近12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我真的这么不称职，我不可能为国家效力那么久，我也不会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更不可能一次次代表我们的科学界和我们的国家发言”。 当晚讨论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喝了几杯酒之后，他起身说自己要到楼上的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妮、赫伯特和姬蒂听到了一声“可怕的撞击声”。安妮第一个冲到楼上，怎么也找不到奥本海默。安妮敲了敲浴室门，又喊了奥本海默几声，但是浴室里没有任何回应，她想把门弄开。她说：“浴室门根本打不开，奥本海默在里面也没任何反应”。 原来奥本海默瘫倒在了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三人慢慢地用力推开门，把他瘫软的身体推到一旁。然后，他们把他抬到了一张沙发上，想法让他醒了过来。据安妮回忆：“他肯定在嘟囔着什么。”奥本海默说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给他的安眠药。安妮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在电话中叮嘱他们：“可别让他睡着了。”在医生赶到前的1个小时里，他们一直扶着奥本海默踱来踱去，哄他喝下了几口咖啡。奥本海默的那只“丛林猛兽”已经来袭，他的磨难开始了。 亨利·卢斯是美国著名出版商，父母是传教士，出生于中国山东。他先后创办了《时代》（1923年）、《财富》（1930年）与《生活》三大杂志（1936年）。1920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在那里成为骷髅会成员。——译者注 最终，事实证明奥本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费利克斯·白劳德成为杰出的科学家。1999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这是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奖项。 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凭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强硬立场和灵活的外交手腕而闻名于世。史蒂文森曾两次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都败给了艾森豪威尔。——译者注 《星期六晚邮报》创立于1821年，现已停刊。20世纪20—60年代，它是美国中产阶级读者中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69年在发行量达到700万份时因严重亏损而破产。——译者注 英国广播公司一年一度的“里斯讲座”于1948年首播，这个讲座的初衷是为了纪念倡导公众传播理念的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斯，当年的主讲人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从那以后，担任讲座嘉宾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译者注 共产主义的英munism源于拉丁文munis”，意为“共同的”或“共享的”。——译者注 威廉·罗杰斯是美国外交官、律师，他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担任美国总检察长，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1948年被控为苏联间谍，但他坚决予以否认。——译者注 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siss）于1950年成立，主要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渗透、间谍和破坏活动。1952年共和党在选举中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后，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威廉·詹纳成为该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这条新闻的完整标题是“尼克松支持奥本海默博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为与共产党有牵连的科学家辩护”。——译者注 当天下午，斯特劳斯又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重申了12月1日他向胡佛提出的要求，他要求对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家和办公室进行电话监听。1954年1月1日上午10点20分，奥尔登庄园的电话被安装了监听装置。 奥本海默在写到爱因斯坦时说：“我们是亲密的同事，也可以算是朋友。” 奥本海默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站在冯·诺伊曼设计的早期的计算机前。 奥本海默与物理学家格雷戈里·布莱特在一次会议上。“不懂的地方，我们就互通有无。” 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学生们讨论物理学，“研究院是他自己的小王国”。 奥尔登庄园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47年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院长后，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 奥本海默和他的孩子们在奥尔登庄园的院子里。 姬蒂、托妮和彼得在温室里。奥本海默送给姬蒂一个种兰花的温室。他们经常在家里招待宾客。“他会端上最美味、最冰爽的马丁尼酒。” 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他向电视观众解释说：“这些虽然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但它们触及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做出这些决策依据的事实都是保密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奥本海默与（从左到右）汉斯·贝特、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埃莉诺·罗斯福和戴维·利连索尔。 1953年12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在奥本海默和政府的核机密之间设立“隔离墙”（左上）。奥本海默随后的安全听证会是由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中）精心策划的，他决心将奥本海默清除出政府部门。奥本海默聘请了律师劳埃德·加里森（右）为自己辩护。 1954年4月12日，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开始了，由戈登·格雷主持。只有一位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投票反对听证委员会关于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尤金·朱克特和大多数委员均投票反对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罗杰·罗布担任了听证委员会的公诉人。听证委员会中，只有一名成员沃德·埃文斯投票支持奥本海默获得安全许可。埃文斯称听证委员会的决议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照片顺序为人名出现顺序） 第34章 “看起来很糟，对吗？” 想必是有人毁谤了约瑟夫·k，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就这么无缘无故地被捕了。 ——弗兰兹·卡夫卡，《审判》 奥本海默刚通知斯特劳斯他不会辞职，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就启动了一项美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审讯。年轻的哈罗德·格林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在起草奥本海默的起诉书时，尼科尔斯告诉他，这位物理学家是“一个狡猾的浑蛋，但这次我们要抓住他”。后来回想起来，格林认为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原子能委员会在整个听证过程中的行径。 平安夜，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抵达奥尔登庄园，带走了奥本海默手头的机密文件。同一天，奥本海默收到了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指控信，上面的日期为1953年12月23日。尼科尔斯告诉奥本海默，原子能委员会现在怀疑“您继续在本委员会留任可能会危及基本的防务和安全，而且这种任用可能不符合国家安全利益。此函旨在告知您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协助解决这一问题”。信中罗列的指控都是老调重弹的“污点”信息，其中包括：奥本海默与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共产党员的往来、他对加州共产党的资助、“希瓦利埃事件”及“您在劝阻其他杰出科学家参与氢弹项目上是关键人物，您在氢弹的反对者中是资历最深、影响最广、作用最大的一位，这种反对无疑延误了氢弹的研发”。除了最后一项“延误氢弹研发”的指控，格罗夫斯将军和原子能委员会之前已经审查过其他所列内容，当时他们对这些信息都未予理会。正是在充分了解这些事实的情况下，格罗夫斯在1943年命令陆军给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而原子能委员会在1947年及之后又延长了他的安全许可。 奥本海默反对超级炸弹也被列入了指控，这足以说明笼罩华盛顿的麦卡锡主义已经歇斯底里到何种程度。它将异议等同于不忠，这等于颠覆了政府顾问原本的角色及提供咨询的真正目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起诉，不会在法庭上定罪。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政治指控，而且奥本海默一案将由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任命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审理。 圣诞节前一两天，当奥本海默的秘书正在他办公室外办公时，奥本海默和姬蒂走了进去，他们还关上了门。这个举动很不寻常，因为奥本海默平时总是开着办公室的门。韦尔娜·霍布森回忆说：“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最后当他们走出来时，两人喝了一杯酒，也请霍布森喝了一杯。霍布森回家后告诉丈夫怀尔德：“奥本海默夫妇遇到了一些麻烦，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想表达一点儿心意。”那时怀尔德刚买了一张巴西女高音的唱片，第二天霍布森就把它带到办公室，送给了奥本海默，她说：“这不是圣诞礼物，也不是我专门去给你买的，这唱片我们已经听过了。我只是现在想当礼物送给你。”奥本海默接过唱片，低头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多么好的礼物啊。”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把霍布森叫进办公室，还让她关上了门，他说他想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不仅坐在那里跟她说了自己面临的那些指控，还讲到了他的童年、家庭和成年后的全部经历。这是霍布森第一次听说这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奥本海默可能是在演练他要如何回复尼科尔斯的指控信。他认为：“那些所谓的污点记录……只有结合我生活和工作的背景，才能得到公正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奥本海默都在竭尽全力准备应诉。原子能委员会要他在30天的期限内对诉状做出回复。首先，他必须组建一个法律团队。1954年1月初，他先征求了赫伯特·马克斯和约瑟夫·沃尔普的意见。马克斯坚持认为他的朋友需要一位知名度高、政治人脉深厚的代理律师。沃尔普却不这么认为，他敦促奥本海默找一位有经验的出庭律师。他们一度想聘请约翰·洛德·奥布赖恩，他是一位德高望重但上了年纪的纽约律师。但是奥布赖恩因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出。另一位著名的出庭律师、80岁高龄的约翰·w.戴维斯表示，如果原子能委员会同意在纽约举行听证会，他愿意接手这个案子。斯特劳斯当然不会让他们如愿。最终，奥本海默和马克斯去见了纽约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劳埃德·k.加里森。奥本海默在前一年春天见过加里森，当时这位律师已经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成员，奥本海默喜欢加里森文雅得体的举止。加里森的家世和他的名声一样显赫，他的曾祖父那辈曾出过废奴运动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他的祖父曾担任《国家》杂志的文学编辑。加里森本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理事会成员。新年过后不久，马克斯和奥本海默在纽约加里森的家中见到了他，他们向他出示了尼科尔斯的指控信。加里森读完这份文件后，奥本海默问道：“看起来很糟，对吗？”加里森只回了一句：“是的。” 加里森非常同情奥本海默的处境，他说，首先要做的是让原子能委员会延长给奥本海默的30天回复期限。1月18日，加里森去了华盛顿并得到了所需的延期。他还试图聘请一位有庭审经验的律师担任首席律师，但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他开始与奥本海默一起撰写对那些指控的书面回复。几周后，加里森成了奥本海默默认的首席律师。包括加里森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缺乏庭审经验，所以他并非最理想的人选。1月中旬，戴维·利连索尔从奥本海默那里得知他聘请了加里森，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希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不过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实在太站不住脚了，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律师也许没有那么重要。”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即将举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华盛顿。1954年1月2日，联邦调查局监听到姬蒂试图打电话给迪安·艾奇逊，她想知道他是否了解“内情”，但她没能联系上艾奇逊。几天后，斯特劳斯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承受了来自科学界的压力……他们想让他任命一个能为奥本海默‘洗白’的听证会委员”。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不打算屈从于压力”。此外，他还说他明白审讯奥本海默的审查委员会的人选“至关重要”。万尼瓦尔·布什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布什告诉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奥本海默下手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布什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如果他继续追究此事，“必定会自取其辱”。斯特劳斯愤怒地回答说，他“根本不在乎”，他不会因为这样的说法“打退堂鼓”。 后来，斯特劳斯曾把自己当时的处境描绘成身陷重围，但实际上，他那时就知道自己处于上风。联邦调查局每天向他报告奥本海默的行踪及他与律师的谈话，因此他能够预测奥本海默在法律上会有何行动。他也很清楚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法看到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全部内容，因为他没有给他们所需的安全许可。此外，他还要亲自挑选听证委员会的成员。1月16日，加里森要求批准自己和赫伯特·马克斯的安全许可，斯特劳斯拒绝了马克斯的安全许可，可是马克斯本人就曾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务人员。现在如果加里森能及时获得安全许可，他仍有时间准备此案，但是加里森的立场是：要不就整个辩护团队都获得安全许可，要不就干脆放弃。但他很快就后悔了，当他想要扭转局面时为时已晚。 3月底，加里森得知听证委员会将花整整一周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奥本海默的原始调查文件。更糟糕的是，加里森沮丧地获悉，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律师将现场带领听证委员会了解联邦调查局文件中的“污点记录”，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加里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沉浸在这些文件中一周后，听证委员会的成员会对他的委托人产生偏见。但当他要求出席为期一周的案情说明会时，遭到了断然的拒绝。与此同时，加里森还在试图为自己争取紧急的安全许可，这样一来他至少可以接触到说明会上的材料。但斯特劳斯告诉司法部：“无论如何都不能批准紧急的安全许可。”在斯特劳斯看来，无论是奥本海默还是他的律师都没有法庭上被告所享有的任何“权利”，这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内部安全听证会，不是一次民事审判，斯特劳斯将是规则的制定者。 斯特劳斯暗中破坏奥本海默的辩护有违宪法，但是他对此不以为然。他明知联邦调查局的监听是非法的，但他毫不在乎，他告诉一名特工：“联邦调查局在普林斯顿对奥本海默全面的监视对原子能委员会帮助很大，因为他们可以事先知道奥本海默的下一步行动。”这种做法激怒了哈罗德·格林，他告诉斯特劳斯：“这个案子与其说是调查，不如说是迫害，他不想与之有任何关系。”他要求退出这个案子。 有一天，在华盛顿拜访巴彻夫妇时，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监视。琼·巴彻回忆道：“他走进房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画都翻起来，看看背面是否藏着录音设备。”一天晚上，他取下挂在墙上的一幅画说：“就在那儿！”琼说监视让奥本海默“心惊胆战”。 纽瓦克的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建议停止对奥本海默家的电子监听，“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侵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隐私”，胡佛驳回了这个提议。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不仅限于奥本海默一人，当姬蒂年迈的父母弗朗茨和克特·普宁在欧洲旅行结束后乘船返回时，联邦调查局安排美国海关人员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还拍摄了普宁夫妇携带的所有书面材料。这种遭遇让姬蒂坐轮椅的父亲和她母亲精神极度紧张，后来他们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斯特劳斯将他消除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影响的计划拔高成了为美国未来而战。他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威廉·米切尔：“如果这个案子输了，原子能项目……将会落入‘左翼分子’之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另一起‘偷袭珍珠港’……如果奥本海默都能获得安全许可，那么‘任何人’无论有何种不良记录都可以获得安全许可。”斯特劳斯认为，因为危及国家的未来，通常的法律和道德约束都可以置之不理。在他看来，仅仅解除奥本海默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顾问关系还不够。斯特劳斯担心，如果不能毁掉奥本海默的名声，他仍会利用其声望公开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武器政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精心安排了一场堪称“秘密审讯”的听证会，目的就是要确保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 到1月底，斯特劳斯已经选定由罗杰·罗布对奥本海默提起诉讼。46岁的罗布是华盛顿本地人，作为助理检察官，他有7年的公诉经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咄咄逼人的出庭律师，最擅长激烈的交叉询问。在他出庭公诉的23起谋杀案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成功地给被告定罪。1951年，作为法院指定的律师，他成功地为厄尔·白劳德蔑视国会一案进行了辩护。（白劳德称他为“反动分子”，但称赞了他的业务能力。）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罗布都算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的客户包括小富尔顿·刘易斯——尖酸刻薄的右翼专栏作家和电台主持人。多年来，罗布还与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连胡佛都知道他一直与联邦调查局特工“通力合作”。有一次，知名的公民自由主义者托马斯·爱默生在《耶鲁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联邦调查局，作为回应，胡佛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罗布想借机讨好这位局长，于是他专门写信称赞了胡佛的回应。所以，斯特劳斯能在短短8天内为罗布安排好安全许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罗布准备2月和3月的听证会时，斯特劳斯把自己对奥本海默档案所做的笔记发给了他，他觉得罗布在质疑可能出庭的辩方证人的证词时或许用得上。“当布拉德伯里博士作证时……当拉比博士作证时……当格罗夫斯将军作证时……”对于每一位证人，斯特劳斯都为罗布提供了一份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足以破坏那些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词。此外，斯特劳斯还敦促联邦调查局向罗布提供了大量奥本海默的调查材料，甚至包括这位物理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住所丢弃的部分垃圾。 选好公诉人后，斯特劳斯将注意力转向物色审判员。他需要为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寻找三位委员，他想找的是那种一旦得知奥本海默的左翼历史就会立即对其诚信产生怀疑的人。到2月底，他选定了戈登·格雷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当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长，曾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斯特劳斯是格雷的老朋友，他知道格雷是保守的民主党人，曾在1952年的选举中投票给艾森豪威尔。格雷出身于南方上流社会，其家族财富来自雷诺烟草公司。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什么，似乎还认为自己的工作用不了几周就会结束，而奥本海默也将被证明无罪。格雷不仅没有意识到此事事关重大，还对斯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私人恩怨一无所知，他天真地建议戴维·利连索尔担任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听到这个建议时，斯特劳斯脸上的表情可想而知。 斯特劳斯没有选择利连索尔，而是选了另一位可靠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斯佩里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摩根。委员会的第三位成员，斯特劳斯选择了保守的共和党人沃德·埃文斯博士。他被选中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基于他的科学家背景，他是洛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化学系的名誉教授；其次，在之前原子能委员会讨论安全许可的听证会上，他总是适时地投出反对票。格雷、摩根和埃文斯都不知道奥本海默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读了他的安全档案后肯定会大吃一惊。在斯特劳斯看来，这些人都是理想的傀儡。 1月，《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詹姆斯·赖斯顿碰巧在华盛顿飞往纽约的航班上遇到了奥本海默。他们坐在一起聊了起来，但后来赖斯顿在笔记本上写道，奥本海默似乎“在我面前莫名其妙地紧张，显然是有什么压力”。赖斯顿开始向华盛顿各处打电话询问：“奥本海默最近出了什么事？”不久，联邦调查局就监听到赖斯顿多次试图打电话联系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现在“极为恼火”，因为他的安全许可被中止的消息可能很快就会尽人皆知。后来他还是接了赖斯顿的电话，赖斯顿告诉他，自己听到传言说他的安全许可被暂停了，原子能委员会正在调查他。此外，他说这一消息是由某位政府人士告诉麦卡锡参议员的。当奥本海默说他无法置评时，赖斯顿说他的这篇报道快要付印了。奥本海默本人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他让赖斯顿和他的律师谈一谈。赖斯顿在1月底见到了加里森，两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加里森知道这件事迟早会传出去，他同意给赖斯顿一份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信和奥本海默准备好的答复。作为回报，赖斯顿同意除非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否则他不会发表这篇报道。 奥本海默应诉的准备成了一场艰苦的考验。大多数日子里，他都会坐在富尔德楼的办公室里，与加里森、马克斯和其他律师一起起草他的声明，讨论案件的细节。每天下午5点，他会离开办公室，穿过草地回奥尔登庄园。律师们经常会跟他一起回家，在那里他们会工作到深夜。他的秘书回忆说，“那些日子每天都很紧张”，但是奥本海默看上去很平静。韦尔娜·霍布森说：“他看起来确实很坚强，他有肺结核康复者常有的那种惊人的耐力。虽然他瘦得皮包骨，但他非常坚忍。”作为一位忠诚又谨慎的秘书，霍布森到2月还没告诉丈夫发生了什么。这成了她的心事，终于有一天她问奥本海默：“你能允许我告诉怀尔德出了什么事吗？”奥本海默惊讶地看着她说：“我以为你早就说了。” 奥本海默在“极其努力”地准备他对原子能委员会指控的回复。霍布森回忆说，他打了“一遍又一遍的草稿，如此煞费苦心只是想尽可能做到清晰准确。我不知道他究竟在这上面花了多少时间。”他会坐在他的真皮转椅上先静静思考几分钟，草草记下一些笔记，然后起身一边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口述。“他可以连续一小时口述工整流畅的句子和段落，”霍布森说，“就在你手腕快受不了的时候，他会说：‘我们休息10分钟吧。’”然后他会回来再说上一个小时。奥本海默的另一位秘书凯瑟琳·拉塞尔用3倍行距打印出霍布森的速记稿，然后交由奥本海默修订，等拉塞尔录入修改重新打好后，姬蒂会进行编辑。最后，奥本海默要把所有的改动再检查一遍。 虽然奥本海默在努力为自己辩护，但他也有一种深深的宿命感。那年1月下旬，他前往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参加一个重要的物理学会议。那里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包括泰勒、费米和贝特。在公开场合，奥本海默完全没有流露出他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但他向贝特吐露了心声，因为贝特看出来他的老朋友正经受“煎熬”。奥本海默向贝特承认，他确信自己会输。泰勒已经听说奥本海默被中止了安全许可，所以他在会议间隙走到奥本海默跟前说：“听说你遇到麻烦了，我很遗憾。”奥本海默问泰勒，他是否认为自己这些年来做过什么“居心叵测”的事情。泰勒说没有这样的事，奥本海默冷静地表示，如果泰勒能和他的律师谈谈，他将不胜感激。 泰勒再次访问纽约时见到了加里森，他说，虽然他认为奥本海默在许多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氢弹的问题上，但他并未怀疑奥本海默的爱国热情。然而，加里森感觉到泰勒对奥本海默并无好感：“他觉得奥本海默不够明智还缺乏判断力，因此他认为政府没有他会更好。因为他的这一看法及他对奥本海默强烈的厌恶，最终我决定不传唤他作证。” 奥本海默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弟弟联系了。弗兰克本打算那年冬天来东部，但牧场的工作迫使他推迟了行程。1954年2月初，兄弟俩在电话中交谈时，奥本海默透露他遇到了“大麻烦”。他说，他希望他们能尽快见面，因为他从欧洲回来后本想写信“详细讨论他的问题”，但迟迟未能落笔。 在他的朋友们看来，奥本海默似乎心不在焉，还表现出令人费解的消极被动。有一天，在听律师们讨论法律策略时，韦尔娜·霍布森彻底失去了耐心，她开始向奥本海默施压。她回忆说：“我觉得奥比没有拼尽全力，我认为劳埃德·加里森太绅士了。我很生气，我想我们应该出去战斗。” 律师们讨论时，霍布森经常在场，在她看来，他们并没有帮上委托人的忙。“在我看来，整个事件显然是无理取闹。”她说。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批评者“不接受合情合理的解释，不管幕后主使是谁，他就是想把它作为武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反抗、反击和进攻”。霍布森“实在不敢”在全体律师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一直在奥本海默耳边嘟囔这些”。后来，奥本海默把她叫到一旁，他俩站在奥尔登庄园屋后的台阶上，奥本海默非常温和地说：“韦尔娜，我真的是在以我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和行动尽力应战。” 并不只有霍布森一个人觉得加里森不够强硬。姬蒂也对法律团队感到不满，她觉得他们将她丈夫引到了错误的方向。姬蒂是一个斗士，20年前，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她曾站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工厂大门外分发共产党的材料。现在，也许自那以来第一次，她需要用上自己全部的精力、毅力和智慧面对考验。毕竟，对她丈夫的指控中还涉及她过去的经历，她可能不得不出庭作证。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磨难。 一个周六，奥本海默为准备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回复忙了一上午，中午霍布森陪奥本海默一起走出了办公室。“我打算开车送他回家。”霍布森回忆道。但是当他们走向停车场时，爱因斯坦突然出现了，奥本海默停下来和他聊天。他们聊天的时候，霍布森一直坐在车里，奥本海默上车后告诉她：“爱因斯坦认为对我的攻击实在太过分了，我应该直接辞职。”爱因斯坦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在纳粹德国的经历，他认为奥本海默“没有必要让自己身陷政治迫害，他为国家做了突出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给予的回报，那他就应该转身离她而去”。霍布森清楚地记得奥本海默的反应：“爱因斯坦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纳粹的阴影即将席卷整个德国，爱因斯坦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后来他拒绝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但奥本海默无法背弃美国。“他热爱美国，”霍布森后来坚称，“这种感情就像他对科学的热爱一样深厚。” 爱因斯坦接着走向了富尔德楼的办公室，他朝奥本海默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对自己的助手说：“那是个傻瓜。”当然，爱因斯坦并不认为美国与纳粹德国可以同日而语，他也不认为奥本海默需要逃离自己的国家，但麦卡锡主义确实让他深感忧虑。1951年年初，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时说，美国“在重演多年前德国的灾难：人们毫无反抗地任其发展，这就是在助纣为虐”。他现在担心，奥本海默如此配合政府的安全审查，这不仅会令他自己蒙受羞辱，还等于承认了这种恶劣的行径正当合法。 爱因斯坦的直觉是正确的，时间会证明奥本海默想错了。爱因斯坦向他的密友约翰娜·范托娃说：“我就像一个吉卜赛人，奥本海默可跟我不一样，我天生就有大象的皮肤，没有人能伤害我。”他认为奥本海默显然是一个容易受伤和被吓倒的人。 2月底，奥本海默正在利用最后的时间润色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回信，与此同时，他的老朋友伊西多·拉比试图通过一项交易让奥本海默避开听证会。当年早些时候，斯特劳斯听说拉比因为这个案子想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一面，于是他横加阻拦。现在拉比直接向斯特劳斯提议，如果斯特劳斯和尼科尔斯撤回正式的指控并恢复奥本海默被中止的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将马上辞去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职位。本来奥本海默为原子能委员会服务的时间也很有限，在过去两年中，他的顾问合同上累计的服务时间只有6天。 拉比和斯特劳斯见面后不久，1954年3月2日，加里森和马克斯也出现在了斯特劳斯的办公室里，他们证实奥本海默愿意接受这样的折中方案。但此时的斯特劳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说这种解决方案“绝无可能”。他坚称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规定，该案件应由听证委员会审理，还提出如果奥本海默能以书面形式表明他辞职的意愿，“原子能委员会会予以进一步考虑”。斯特劳斯的话并不足信，当天晚些时候，加里森和马克斯再次与斯特劳斯见面，说他们已经与自己的委托人通过电话，并决定“在听证委员会为他的案子辩护”。 于是，在1954年3月5日，奥本海默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自己对那些指控的回复，回复以自传形式写成，足足42页。 越来越多科学界的朋友了解到奥本海默的遭遇，许多人打电话表达了他们的关切。1954年3月12日，李·杜布里奇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问奥本海默自己可以帮上什么忙。奥本海默愤愤地说：“我认为，如果白宫想做什么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出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这个打算……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认为整件事纯属无稽之谈。” 杜布里奇回答说：“这可比那麻烦多了，如果只是无稽之谈，我们还可以争辩，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奥本海默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他还说自己已经听天由命，只能去经受这个“烦琐冗长的过程”。另一位朋友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安慰他说：“就你个人而言，确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你的立场对整个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我想我要说的是，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4月3日，奥本海默给他的旧爱露丝·托尔曼打电话，告诉她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通话。托尔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今早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好了。我想你一定感到心烦意乱又不知所措，所以没法给我写信……我一直在想你，亲爱的，当然，我也很担心……唉，罗伯特呀罗伯特，为什么我们总是陷入这样的境地——当我们如此深切地想要帮助对方时，却总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几天后，奥本海默夫妇让彼得和托妮乘火车去了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认识的老友亨普尔曼夫妇家。在听证会期间，孩子们将留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在奥本海默和姬蒂动身前往华盛顿之前，奥本海默收到了老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的信，他了解到奥本海默的困境后写信给他表示支持和鼓励：“我想让你知道，我和每个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都十分清楚，你这是在为我们而战。不知何故，命运选择你来承担这场斗争中最沉的担子……在这个国家，还有谁比你更能代表我们为之而生的精神和思想呢？请在你低潮的时候想起我们……我恳请你继续保持你的本色，事情会圆满解决的。” 想的真不错。 第35章 “这恐怕都是我干的蠢事” 整个审理过程一开始就失之偏颇。 ——艾伦·埃克，奥本海默的辩护律师团队成员 刘易斯·斯特劳斯急于让安全审查委员会开始审理此案。他确实担心自己的猎物可能会逃往国外，斯特劳斯希望能够没收奥本海默的护照，他警告司法部：“如果奥本海默决定在原子能委员会审理对他的指控前叛逃，那可太糟糕了。”他还担心参议员麦卡锡干扰他的计划。4月6日，麦卡锡在回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评论员爱德华·r.默罗对他的攻击时指责说，美国的氢弹计划遭到了蓄意破坏。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位难以捉摸的参议员可能会将他了解的奥本海默的案情公之于众。 1954年4月12日周一，听证会终于在t-3大楼召开，这让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t-3大楼是一幢破旧的二层临时建筑，它建于二战期间，就在第16街和宪法大道交叉口的广场上，离华盛顿纪念碑不远。t-3大楼的2022房间是原子能委员会研究主任的办公室，但为了听证会，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审讯室。这是一个阴暗狭长的房间，在房间一头是一张大红木桌子，桌旁坐着3位委员会成员——主席戈登·格雷和他的两位同事沃德·埃文斯和托马斯·摩根，他们面前的桌子上堆放着黑色的文件夹，里面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文件。艾伦·埃克是加里森的助手，他还记得当奥本海默的律师们看到安全审查委员会每人面前都放着那些装订好的文件时有多么震惊。埃克回忆说：“这不仅是那天令人震惊的地方，也是整个案子令人震惊之处，因为司法体系的传统观念认为应该保持白板状态。只能向法官出示那些对控辩双方都公开且双方都有机会做出回应的材料……那些审查委员已经提前看过这些文件，他们知道其中的内容，而我们被蒙在鼓里。我们没有这些文件的副本，没有机会质疑其中漏掉了哪些文件……所以我认为整个审理过程一开始就失之偏颇。” 在房间的另一端，两张桌子被摆成“t”形，控辩双方的律师分坐两旁。一边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罗杰·罗布和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安全的副主任小卡尔·阿瑟·罗兰德。他们对面是奥本海默的辩护律师团队，他们是劳埃德·加里森、赫伯特·马克斯、塞缪尔·j.西尔弗曼和艾伦·埃克。“t”字底部单独摆了一把木椅，被告或其他证人会坐在那里面对法官。奥本海默不作证时，他会坐在证人席后面一张靠墙的皮沙发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奥本海默将在证人席的椅子上度过大约27个小时，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沙发上苦熬，他要不就一根接一根地吸香烟，要不就抽他的胡桃木烟斗，搞得房间里到处都是烟味。 第一天听证会的早上，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们就迟到了近一个小时。几天前，姬蒂又发生了一次意外，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腿上打了石膏。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缓缓走向皮沙发，然后坐在她丈夫身旁一起等待审理开始。奥本海默显得萎靡不振，几乎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加里森回忆说：“我们到场的时候很狼狈，她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听证委员会对他们的迟到“相当恼火”。加里森先是表示了歉意又含糊其词地暗示，他们晚到是想避开可能会报道此事的媒体，为了“防患于未然”。 格雷花一上午时间大声宣读了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信和奥本海默的回复。在接下来的3周半里，格雷反复强调这个听证会是“调查”而不是审判。但是，凡是听到原子能委员会那封指控信的人都会觉得罗伯特·奥本海默正在受审，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加入了众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与共产党员琼·塔特洛克“关系密切”；与托马斯·阿迪斯博士、肯尼思·梅、史蒂夫·纳尔逊和艾萨克·福科夫等“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来往；奥本海默要为原子弹项目中雇用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负责，其中包括约瑟夫·温伯格、戴维·玻姆、乔瓦尼·洛马尼茨（他们都是奥本海默以前的学生）和戴维·霍金斯；奥本海默还每月向旧金山的共产党捐款150美元；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1943年年初，他与哈康·希瓦利埃谈到了乔治·埃尔滕顿提议将辐射实验室的信息提供给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但他没有及时报告此事。 在对这些指控的回函中，奥本海默承认了他与琼·塔特洛克、托马斯·阿迪斯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友谊，但他否认这些关系涉及任何犯罪行为。在谈到这些交往时，他说：“我喜欢结交新朋友。”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还表示他通过共产党资助过许多左翼事业。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书中声称，奥本海默承认自己“差不多加入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但奥本海默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还说这一表述并非事实，但是如果他真的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半开玩笑的夸大其词”。（事实上，这是约翰·兰斯代尔上校在1943年问奥本海默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加入了西海岸所有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他只是在回答时说了：“差不多。”）他还否认自己对欧内斯特·劳伦斯在辐射实验室雇用他以前的学生负有责任。至于“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承认希瓦利埃曾跟他谈过埃尔滕顿的提议：“我当时措辞很强硬，大意是说我觉得这样做大错特错。我们的讨论就此结束。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我不相信希瓦利埃真是在搜集情报。我敢肯定，他对我所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对于他没有及时报告这次谈话的指控，奥本海默承认他当时应该立即上报，但他指出最终是他主动向一名安全官员透露了有关埃尔滕顿的消息，他还说如果“我没有报告”的话，此事将永远不为人知。 总体而言，奥本海默的回复算得上令人信服。如果纵观他的一生，对一位20世纪30年代支持新政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指控中涉及的很多举动算不上非同寻常，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会投身于支持和争取种族平等、消费者权益、工会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活动。但是，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信中还有一项与“希瓦利埃事件”一样棘手的指控：“1942—1945年，据称共产党的多位官员，包括加州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专业人士分部的组织者汉娜·彼得斯、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书记贝尔纳黛特·多伊尔，还有史蒂夫·纳尔逊、戴维·阿德尔森、保罗·平斯基、杰克·曼利和卡特里纳·桑多，都曾声明你当时是共产党员，而且那时你不能在党内公开活动；共产党不仅从通讯录中删除了你的名字，而且不会以任何形式提及你的名字；在此期间，你同共产党员讨论过原子弹问题；1945年之前的几年，你就曾告诉史蒂夫·纳尔逊，陆军正在研制原子弹。” 这些指控的细节究竟是谁提供的呢？这些人并没有和当局交谈过。在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时，纳尔逊等人一直拒绝透露别人的身份。很明显，这些指控都来自联邦调查局的非法监听录音，这些录音的内容就在听证会委员桌上的黑色文件夹里。法庭不会允许采信这样的证据，但是在格雷领导的听证会“调查”中，这些未经核实的录音内容被堂而皇之地作为呈堂证供。3位听证会委员都看过联邦调查局对10年前这些对话的摘要，但是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权查看这些资料，因此也无法质疑其内容。 加里森和马克斯应该已经意识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很难反驳起诉书中关于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指控。奥本海默否认了这些指控，他写道：“你们在信中说，1942—1945年，那些据称是共产党官员的人说我是秘密共产党员。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我能确定的是，我从来都没加入过共产党，无论是秘密地还是公开地。甚至连信中提到的一些人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比如杰克·曼利和卡特里纳·桑多。虽然我听说过贝尔纳黛特·多伊尔这个名字，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她本人。平斯基和阿德尔森，我最多也只是偶尔见过……”在正式的法庭上，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这种证据都会不予采纳，它们会被驳斥为多重传闻——第三方复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有关被告的情况。但在这次所谓的“调查”中，听证会的审查人员始终认为联邦调查局监听的都是消息灵通的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的说法应该可信。 为了对奥本海默更加不利，这些文件夹里的一些信息甚至被篡改过。一项关键指控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线人——迪克森和西尔维娅·希尔，他们打入了共产党在加州蒙特克莱的党支部。1945年11月，希尔夫妇走进了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办公室，举报他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参加的一次共产党会议。西尔维娅·希尔说，她听到共产党官员杰克·曼利称奥本海默是“自己人”。然而，希尔太太接着说，在她看来，曼利关于奥本海默的说法不一定意味着此人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她回想她当时的印象是，此人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只是赞同共产党的理念。根据这一说法，西尔维娅·希尔的消息并不支持原子能委员会的指控，即有人无意中听到别的共产党员称奥本海默是共产党员。但当联邦调查局在奥本海默的档案摘要中选取西尔维娅·希尔的消息时，这种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于是，道听途说被升级为切实的“污点”信息。 在宣读了指控信和奥本海默的答复后，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问奥本海默是否愿意“在本次听证中宣誓作证”，奥本海默表示愿意后，格雷执行了标准的宣誓程序，奥本海默宣誓遵守法庭要求，只陈述事实，绝无虚言。随后调查正式开始，奥本海默坐到了证人席，当天下午他的辩护律师对他进行了温和的询问。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54年4月13日周二，《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詹姆斯·赖斯顿撰写的独家报道。标题是： 奥本海默博士未通过安全审查被原子能委员会停职；科学家为不良记录辩护；核专家被禁止接触机密数据——据称与共产党有牵连 该报全文刊登了尼科尔斯的指控信和奥本海默的回复。国内外的报纸都登载了赖斯顿的报道，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奥本海默的政治和个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 人们对这则新闻的反应两极分化，自由主义者对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会受到这种攻击感到震惊。自由派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斯特劳斯和艾森豪威尔那帮人真是越来越锱铢必较。他们竟然追溯到二战以前，恨不得把奥本海默的过去翻个底朝天，他们无非就是想知道他在1939年或1940年都跟谁说过话或见过面，这样处心积虑地支持麦卡锡和助长政治迫害简直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像沃尔特·温切尔这样的保守派评论员则对这件事大做文章。就在两天前，温切尔在他的周日电视节目中宣布，参议员麦卡锡很快就会透露“一位重要的原子能专家曾呼吁不要制造氢弹”。温切尔声称，这位著名的核科学家一直是“活跃的共产党员”，他“领导了一个由著名原子科学家组成的共产党小组”。 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对赖斯顿的报道大为光火，他对加里森说：“你竟然说你们昨天迟到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加里森解释说，赖斯顿早在1月中旬就知道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暂停了。但是格雷没有理会这一事实，而是质问加里森何时把原子能委员会指控信的复印件交给了记者。奥本海默打断他说：“据我所知，这些文件是我的律师周五晚上交给赖斯顿先生的……”奥本海默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格雷更加愤怒地问道：“所以昨天早上你们在这里声明自己一直在‘防患于未然’时，这些文件……已经在《纽约时报》手里了？” “确实如此。”奥本海默回答说。 格雷显然对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很恼火，他把泄密责任统统归咎于他们，他始终不知道刘易斯·斯特劳斯才是罪魁祸首。这位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一直都知道赖斯顿给奥本海默打电话的事情，是斯特劳斯而非加里森给《纽约时报》的报道开了绿灯。由于担心麦卡锡先公布消息，斯特劳斯盘算着是时候将案情公之于众了，而且还能把泄密的责任推到奥本海默的律师身上。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c.哈格蒂也对此表示同意。于是，4月9日，斯特劳斯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海斯·苏兹伯格，解除了他们之前达成的保密协议。 那时斯特劳斯还担心整个案件有陷入“舆论审判”的危险，拖延听证会将对奥本海默有利。他估计拖得越久，奥本海默的盟友就越有时间来“鼓动”科学界，所以必须速战速决。在那周晚些时候，他给罗布写信敦促他速战速决。 几天前，亚伯拉罕·派斯在普林斯顿得知《纽约时报》即将报道此事，他知道记者们会缠着爱因斯坦发表评论，于是开车去了这位物理学家位于默瑟街的家。当派斯解释完他的来意后，爱因斯坦哈哈大笑，然后说：“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问题其实很简单，奥本海默只需去华盛顿告诉官员们，他们都是傻瓜，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或许私下里派斯也认同爱因斯坦的说法，但是他觉得这无法作为给媒体的声明。因此，他还是说服爱因斯坦起草了一份支持奥本海默的简短声明：“我钦佩他，不仅因为他是一名科学家，还因为他一个伟大的人。”派斯还让爱因斯坦通过电话向美国合众社的一名记者宣读了这份声明。 4月14日周三，在听证会第三天的早上，奥本海默在证人席上首先回答了加里森提出的关于他弟弟弗兰克的问题。奥本海默的指控信中有这样的表述：“哈康·希瓦利埃随即就此事直接或通过你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与你联系过。”这一说法让奥本海默十分担忧，所以当加里森问他“希瓦利埃事件”是否牵扯到弗兰克时，他回答说：“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记得很清楚，肯定不会有错。他跟这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以这么说，通过弗兰克完全没有意义，毕竟希瓦利埃是我的朋友。我并不是说我弟弟不认识他，只是通过他未免也太绕弯子、太不合常理了。”这一解释完全合情合理，但斯特劳斯、罗布和尼科尔斯认为他是在说谎，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坚称奥本海默对听证委员会撒了谎。 加里森对奥本海默的直接询问始终都在重申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指控信的回应。奥本海默和他的律师都认为一切进展顺利，但是罗布的交叉询问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很明显他蓄谋已久。罗布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属于有备而来。他后来说：“有人告诉我，盘问奥本海默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反应又快又狡猾。于是我说：‘也许吧，但他还从来没有被我盘问过。’不管怎样，我坐下来仔细琢磨了我该如何交叉询问，包括提问的后果，以及如何引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等。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在一开始就撼动奥本海默，他之后会更容易开口。” 4月14日周三，这也许是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屈辱的一天。罗布对他进行了连续不断又极为严苛的盘问。奥本海默从未经历过这种拷问，也毫无准备。罗布首先引导奥本海默承认他与共产党过从甚密“和他参与秘密战时项目相矛盾”，接着提到了几位之前曾是共产党员的人，罗布问像这样的人从事秘密战时项目是否合适？ 奥本海默问：“你是说现在，还是当时？” 罗布说：“我们先谈现在，然后再说当时。” 奥本海默回答：“我认为这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品格，还有他是否彻底脱离了共产党，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诚实。” 罗布又问：“你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奥本海默回答：“基本上是这样。” 罗布问：“那么你是如何考验一个人的？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你根据什么来确定一名前共产党员不再是危险分子？” 奥本海默回答：“正如我所说，我对谁之前是共产党员知之甚少。就我妻子而言，我完全清楚她已经不再是危险分子；就我弟弟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他的正直、坦率和对我的忠诚。” 罗布问：“请以你弟弟为例，说一说你是经过怎样的考验才对他如此有信心的？” 奥本海默回答：“兄弟之间无须考验，至少我不会这么做。” 罗布的盘问有两重意图：首先，要从奥本海默的回答中抓到漏洞，也就是那些与他和他的律师无法接触的文件有出入的地方；其次，通过奥本海默供认的事实暗示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时有失职行为，或者更糟——他是有意识、有目的地雇用了共产党员。罗布处处都想羞辱证人，他常常让奥本海默重复自己已经承认的事情。“奥本海默博士，我注意到你在第5页的回复中用了‘共产党的同情者’这个词，那么你对同情者的定义是什么？” 奥本海默回答：“这是一个令人反感的词，我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询问时用它形容过自己。在我的理解中，它是指那些认同共产党的部分公共事业，愿意与共产党员保持合作和联系，但不是共产党员的人。” 罗布问：“你认为秘密战时项目应该雇用共产党的同情者吗？” 奥本海默问：“你是说现在吗？” 罗布回答：“是的，先生。” 奥本海默说：“不应该。” 罗布问：“你在1942年和1943年也是这么想的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当时及现在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是，这需要对这个人的为人做出综合的判断。在战争期间，我会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有怎样的底线和操守。当然，同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身份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严肃的问题。” 罗布问：“你是否曾经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奥本海默回答：“我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罗布追问：“什么时候？” 奥本海默回答：“从1936年年末或1937年年初开始，后来我与共产党日渐疏远，我想说，1939年后我已经没有那么同情共产党了，1942年后更是如此。” 在准备听证会的过程中，罗布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看到了大量的1943年鲍里斯·帕什中校问讯奥本海默的资料。这些文件说明这次谈话被录音了。罗布问联邦调查局：“那些录音在哪里？”联邦调查局很快就找到了10年前的录音，罗布听到了奥本海默第一次对“希瓦利埃事件”的描述，这与他1946年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内容截然不同。显然，奥本海默在其中一次撒了谎，因此罗布准备利用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大做文章。当然，奥本海默并不知道他与帕什的谈话被录音了。因此，当罗布谈到“希瓦利埃事件”时，他对细节的了解要远胜于奥本海默现在的回忆。 罗布首先提醒奥本海默，1943年8月25日，约翰逊中尉在伯克利对他进行过简短的问讯。 奥本海默说：“是的，当时我除了提到埃尔滕顿令人担心外，没说别的什么。” 罗布说：“是的。” 奥本海默又说：“然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信口胡诌了一个故事。” 奥本海默的供词令人吃惊，但是罗布仍表现得处变不惊，他关注的是次日，也就是8月26日奥本海默对鲍里斯·帕什中校说的话。 罗布问：“你告诉帕什这件事的真相了吗？” 奥本海默回答：“没有。” 罗布问：“你对他说了谎？”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你对帕什撒了什么谎？” 奥本海默回答：“我说埃尔滕顿曾试图通过中间人接触三名项目成员。” 过了一会儿，罗布问道：“你有没有告诉帕什，中间人（希瓦利埃）已经接触了这个项目的三名成员？” 奥本海默回答：“我记不清我说的是有三位中间人，还是中间人接触了三个人。” 罗布问：“你不是说希瓦利埃接触过三个人吗？” 奥本海默回答：“可能吧。” 罗布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博士？” 奥本海默说：“因为我是个傻瓜。” “傻瓜”？奥本海默为什么这么说？据罗布称，奥本海默当时痛苦万分，可以说是被这位聪明的检察官逼得走投无路。听证会结束后，罗布向一名记者大肆渲染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奥本海默说出这些话时，他弯腰弓背，双手紧握，脸色苍白。这让我很难受。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告诉我太太：‘我刚刚看到一个人亲手毁了自己。’” 这种描述纯属无稽之谈，是罗布的自我吹嘘，他既想树立自己的法庭形象，又想让人们觉得他有人情味（“这让我很难受……”）。这一举动足以说明罗布和斯特劳斯如何巧妙地操纵了听证会的舆论，以至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罗布的描述就是实情。但与罗布所说的正好相反，奥本海默说“我是个傻瓜”只是为了给“希瓦利埃事件”一个解释。他是在明确表示，对于他为什么说中间人（希瓦利埃）接触了三个人，他没有合理的解释。奥本海默很清楚没人认为他是傻瓜，他在用一个口语化的表述自嘲，试图让审讯者缴械。然而，过不了几分钟他就会明白，他并没有成功地解除任何人的武装，他面对的是一个执意要毁灭他的对手。 罗布的盘问才刚刚开始，奥本海默就已经承认他说了谎。现在罗布要拿出证据跟他对质，用那些令人头痛的细节来夸大他的谎言。罗布拿出一份1943年8月26日帕什与奥本海默会面的文字记录，他说：“博士……我现在给你读一段那次谈话的文字记录。”然后他读了一段11年前的记录，其中奥本海默断言苏联领事馆有人准备传递情报，而且“不会有走漏风声或闹出丑闻的危险”。 罗布问他是否记得对帕什说过这句话，奥本海默说他当然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那你会否认自己说过吗？”罗布问道。奥本海默已经意识到罗布手里拿着一份谈话记录，便回答说：“不会。” 罗布戏剧性地宣布：“博士，我告诉你，我们有你的录音。” “当然。”奥本海默回答，但他接着说，他相当肯定希瓦利埃在告诉他埃尔滕顿的想法时没有提到苏联领事馆的人。但是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帕什，并且还告诉他，已经有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与科学家的接触。 罗布问：“所以你具体详细地告诉了他有好几个人被联系了？”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但你现在的证词是，那些话都是谎言？”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继续读出了1943年的谈话记录：“当然，”奥本海默告诉帕什，“实际上，就不应该发生这样的谈话，这属于叛国。” “你是这么说的吗？”罗布问。 奥本海默回答：“当然。我的意思是我不记得那次谈话了，但我承认谈话记录的内容。” 罗布说：“不管怎样，你确实认为这是叛国，不是吗？” 奥本海默说：“当然。” 罗布再次引用了一段谈话记录：“不能采取那种方式。这多多少少也算是政府的一项政策（援助苏联盟友），但执行的时候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不能与这个叫埃尔滕顿的人面谈，据说他与（苏联）领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这个人非常可靠，他在微缩胶卷等事情上有丰富的经验。” “你有没有告诉帕什，”罗布问道，“有人向你提起过缩微胶卷的事情？” 奥本海默回答：“显然提过。” 罗布问：“那是事实吗？” 奥本海默回答：“不是。” 罗布说：“然后帕什对你说：‘好了，现在，我可能要回到一个小细节。你提到的这些人中，有两个现在和你在一起（在洛斯阿拉莫斯）。是埃尔滕顿直接联系的他们吗？’你的回答是‘不是’。帕什接着说：‘是通过其他人吗？’你说：‘是的。’” “换句话说，”罗布总结道，“你告诉帕什，中间人（希瓦利埃）已经跟其他人接触过了，不是吗？” 奥本海默回答：“看起来是这样的。” 罗布问：“这并不是实情？” 奥本海默回答：“不是实情。除了埃尔滕顿的名字，整件事纯属捏造。” 加里森终于主动打断了这场痛苦的审问，因为他的委托人现在表现得局促不安，他问格雷：“主席先生，我现在能简短地提个要求吗？” 格雷说：“可以。” 加里森礼貌地问道：“如果公诉律师在宣读笔录时也为我们提供一份副本，这是否符合本次审理的规程。当然，这在法庭上是惯例……” 经过一番讨论，格雷和罗布一致认为，或许在当日听证会后可以由一名保密官员决定是否公布这一文件，当然，罗布读出的部分都是经过挑选的。 加里森的介入姗姗来迟，而且态度过于谦卑，这丝毫无助于他的当事人摆脱罗布设下的陷阱。 不久，罗布又开始津津乐道地引用帕什与奥本海默的谈话记录。“奥本海默博士……你不认为自己是在不厌其详地讲一个捏造的故事吗？” 奥本海默说：“确实如此。” 罗布问：“如果你讲的都是无稽之谈，那为什么还要涉及如此多的细枝末节呢？” 奥本海默回答：“这恐怕都是我干的蠢事。我担心自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牵扯到领事、为什么会谈到微缩胶卷、为什么会是三个人、为什么有两个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对我来说，它们都是虚构的。” 罗布问：“那么你是否同意，如果你告诉帕什的故事是真的，那事情就会对希瓦利埃先生不利？”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对于其中涉及的任何人都会如此。” 罗布问：“包括你？” 奥本海默回答：“对。” 罗布问：“奥本海默博士，根据你现在的证词，你不是对帕什说了一个谎言，而是炮制了连篇的谎话，这么说算是公允吧？” 奥本海默感到走投无路，或许还有些惊慌失措，他草率地回答说：“是的。” 罗布无休止的质问把奥本海默逼到了绝境，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与帕什的谈话内容，因此无法妥当地应对罗布的盘问，所以他才接受了这位逼供者精心挑选的对话记录。如果加里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庭律师，他会更早地提出在他的当事人看到对话记录之前不回答任何有关他与帕什谈话的问题，他还会反对罗布蓄意利用谈话记录给奥本海默设圈套。但是加里森给审问大开方便之门，奥本海默则坚忍地走了进去。 但奥本海默本不必如此轻易地屈服。对于他告诉帕什的那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比起罗布诱导他接受的那种解释破坏性要小得多。1946年埃尔滕顿告诉联邦调查局，苏联领事官员彼得·伊万诺夫最初建议他联系伯克利辐射实验室的三名科学家：奥本海默、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埃尔滕顿只认识奥本海默，但并没有熟悉到可以直接问他是否愿意与苏联人分享情报。完全有理由认为埃尔滕顿向希瓦利埃提到过这三个人的名字，而希瓦利埃很可能特意跟奥本海默提到了这三个人，或者至少指出埃尔滕顿还提到过另外两个人（未具名）。 所以在向帕什讲述埃尔滕顿的活动时，奥本海默才提到了有三位科学家。在所有对奥本海默“信口胡诌的故事”的解释中，这个观点似乎最有道理，因为在联邦调查局自己的文件中就能找到支持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原子能委员会官方的史料编纂者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m.霍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本海默讲的故事尽管具有误导性，但在一开始是准确的；不幸的是，自此以后，它就变得混乱且扭曲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安全听证会结束的前一天，奥本海默解释了为什么在告诉帕什他与希瓦利埃在厨房的谈话时费心编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他的解释十分清楚，也相当可信。这些解释不仅符合那些已知的确凿事实，也符合奥本海默的性格，特别是正如5年前他向戴维·玻姆承认的那样，“当事情变得难以招架时”，他经常会说些“不理智的话”。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询问他，有没有可能1943年他对帕什和兰斯代尔所说的才是事实，而现在他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证词其实是在撒谎，奥本海默回答说： 我告诉帕什的故事不是真的。其中并没涉及三个或更多的项目成员，只涉及一个人，那就是我。我在洛斯阿拉莫斯，洛斯阿拉莫斯没有其他人与此事有关。此事也没有牵扯到伯克利的任何人……我作证时说希瓦利埃没有提到苏联领事馆，我对这一点记得最清楚。可以想见，我知道埃尔滕顿与领事馆有联系，不过我能讲出来的不过就是一些间接推测的细节，但是后来我由此编出了越来越多的不实细节。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现在你们想让我给出比“我是个傻瓜”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我很难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我想当时有两三件让我担心的事促使我这么做，其中之一是如果像兰斯代尔所说的那样，辐射实验室出了问题，那么埃尔滕顿很可能难逃干系，而且此事很严重，我必须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对这件事添枝加叶是为了突出它的严重性，还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或者我就是不想说出事实，也就是希瓦利埃和我谈过这件事。这件事不涉及其他人，我和希瓦利埃的谈话很简短，它并非完全偶然的闲聊，但我认为我已经准确地说明了我们谈话的基调，以及他不想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奥本海默继续详细地解释道： 我本应立刻讲出来，应该完完全全、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但我有些进退两难，我本来想给情报人员提供一点儿信息，却没有意识到，当你提供一点儿信息时，你必须讲出整个故事。当我被要求详细说明时，我走上了错误的方向……那种认为他（希瓦利埃）会直接去找项目人员而不像往常那样找我商量的想法根本就毫无道理。对于这样的任务，他不太可能也没有道理成为中间人……根本没有这样的阴谋活动……当我向格罗夫斯将军说出希瓦利埃的身份时，我告诉他确实不是三个人，这是在我们家发生的事，就是我本人。所以我编出那个后果严重的故事，显然是有意不透露谁是中间人。 罗布接下来要谈的话题肯定是为了羞辱奥本海默，那就是关于他与琼·塔特洛克的恋情。 “据我了解，1939—1944年，”罗布问道，“你和琼·塔特洛克小姐都是泛泛之交，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很少见面。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是泛泛之交，我们曾经非常亲近，见面时仍有很深的感情。” 罗布问：“你在1939—1944年见过她多少次？” 奥本海默回答：“中间有5年的时间，怎么也有10次吧。” 罗布问：“你都是在什么场合见到她的？” 奥本海默回答：“有时我们会在社交场合碰到对方。我记得在1941年新年前后去见过她。” 罗布问：“去哪里？” 奥本海默回答：“我去了她家，也可能是她工作的医院。我忘了具体是哪里，然后我们去马克顶楼酒吧喝了一杯。我记得她不止一次来过我们在伯克利的家。” 罗布问：“来你和奥本海默太太的住所？”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她父亲也住在伯克利，离我们很近，我去她父亲家看过她一次。我之前提到过，那是在1943年6月或7月。” 罗布说：“我记得你说过你必须见她。” 奥本海默说：“是的。” 罗布问：“你为什么必须见她呢？” 奥本海默回答：“在我们离开之前，她曾表示非常想见我。那时我不能去见她，因为我不能透露我们要去哪儿，我什么都不能说。我感觉她必须见到我，她正在接受精神科治疗，她极其痛苦。” 罗布问：“你后来知道她为什么必须见你吗？” 奥本海默回答：“因为她还爱着我。” 罗布问：“你在哪里见到她的？” 奥本海默回答：“在她家里。” 罗布问：“在哪里？” 奥本海默回答：“在电报山。” 罗布问：“那之后你又在什么时候见过她？” 奥本海默回答：“她送我去了机场，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罗布问：“那是1943年？”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她那时还是共产党员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没谈到这个。我想她当时已经不是了。” 罗布问：“你在回答时说，你知道她曾是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在1937年秋就知道了。” 罗布问：“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她在1943年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奥本海默回答：“没有理由。” 罗布问：“那你的意思是？” 奥本海默回答：“我没有什么理由，我只是根据我之前和后来对她与共产党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我已经大致说过了。我不知道1943年她在做些什么。” 罗布问：“你没有理由认为她不是共产党员，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你和她过夜了，是吗？”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 罗布问：“你认为这符合安保规定吗？” 奥本海默回答：“这就是实情。无须辩解，这个做法确实欠妥。” 罗布问：“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她就是那种你今天早上描述或谈到过的共产党员，那会让你的处境十分艰难吗？” 奥本海默回答：“哦，但她不是那种人。” 罗布问：“你怎么知道的？” 奥本海默回答：“我了解她。” 奥本海默当庭证实了他与姬蒂婚后第三年与琼·塔特洛克有染，这已经让他倍感羞辱，而随后罗布又让他交代他的情人都有哪些朋友，其中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虽然这个问题与听证会的目的毫无关系，但是它并非毫无意义。那时正值1954年麦卡锡主义的顶峰时期，麦卡锡分子热衷的政治游戏就是迫使那些曾经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情者和左翼人士到国会供认同伙的名字。在一个鄙视犹大（“告密者”）的文化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其目的在于摧毁这些证人的个人诚信。 奥本海默向罗布提到了一些人：他认为托马斯·阿迪斯博士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但他不知道他是否曾是共产党员；希瓦利埃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肯尼思·梅、约翰·皮特曼、奥布里·格罗斯曼和伊迪丝·阿恩斯坦都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很清楚这种盘问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用讽刺的口吻问罗布：“名单够长了吗？”实际上罗布又是在明知故问，他无休止的诘问让奥本海默陷入混乱。奥本海默开始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我想，就像士兵在战斗中那样，”他后来对记者回忆说，“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除了下一步行动，没有时间去注意其他事情。就像搏斗一样，这就是一场搏斗。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于奥本海默在那段磨难中的心情，加里森多年后回忆说：“从一开始，他就带着一种绝望感……我觉得当时的气氛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压抑，奥本海默尤其如此……” 罗布每天都向斯特劳斯汇报这个秘密听证室的情况，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周三，奥本海默的防线已被攻破，在宣誓不作伪证的情况下，他承认自己之前撒了谎……”斯特劳斯欣喜地期待着大获全胜，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听证委员会已经对奥本海默形成了恶劣的印象。”艾森豪威尔从他度假的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给他发了电报，感谢他提供的“中期报告”。他还告诉斯特劳斯，这份报告已经被他烧毁，他显然是不想留下任何证据，无论对他还是斯特劳斯来说，以这种方式监控安全听证会均属于不当行为。 4月15日周四上午，听证会进行到了第四天。这一天格罗夫斯将军将宣誓作证。在回答加里森的提问时，格罗夫斯赞扬了战时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表现，当被问及奥本海默是否会有意地背叛国家时，他强调说：“如果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我会很意外……”当被专门问到“希瓦利埃事件”时，格罗夫斯作证说：“对于此事，我看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以前没有疑惑，但我今天确实有些糊涂了……我的结论是，确实有过一次这样的接触，而且奥本海默博士对此知情……” 格罗夫斯继续解释说，当他第一次得知此事时，对于奥本海默不愿透露中间人的举动，他的解释是：“这是典型的美国小学生的做法，认为告发朋友是背信弃义。我一直无法确定他都对我说了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做一件他认为非做不可的事，那就是向我透露这个项目有被别人渗透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来自伯克利附近——我认为是壳牌实验室，据说埃尔滕顿是该实验室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对项目的威胁，应该引起重视。我一直觉得奥本海默博士是想保护他的老朋友，可能还有他弟弟。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想保护他弟弟，而他弟弟可能也牵涉其中……” 格罗夫斯的证词“可能”让更多人卷入了“希瓦利埃事件”。格罗夫斯推测弗兰克·奥本海默“可能也牵涉其中”，他这么说的时候肯定没有恶意，而且很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假设的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弗兰克也参与了此事，那么奥本海默不仅在1943年对帕什撒了谎，而且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也说了谎，现在又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继续撒谎。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的弟弟是无辜的，所以想要保护他，虽然这完全情有可原，但格罗夫斯的猜测进一步削弱了奥本海默的可信度。最终，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弗兰克参与了此事，但这一猜测让“希瓦利埃事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激起了听证委员会对此事件的疑问。 格罗夫斯作证时为何会将弗兰克与“希瓦利埃事件”联系在一起，想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需要追溯到二战期间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记录。不过，不妨先从那时快进到10年后的1953年12月，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委员会开始对奥本海默的审查前，作为准备工作，联邦调查局对一些人进行了访谈。受访者包括约翰·兰斯代尔和格罗夫斯将军的战时助理威廉·康索丁、格罗夫斯本人，以及接替威廉·博登担任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科尔宾·阿勒代斯。 这些访谈对格罗夫斯的证词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康索丁和兰斯代尔都向格罗夫斯汇报了他们与调查局探员的谈话内容。对于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的事情，他们的回忆与格罗夫斯本人的记忆有多处重大出入，这让格罗夫斯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协助了联邦调查局的前期调查，这也让他处境尴尬，他被迫向听证委员会表示，根据1954年的情况，他不会支持延长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如前所述，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第一次提到弗兰克与希瓦利埃的关系是在1944年3月5日联邦调查局探员威廉·哈维备忘录中。哈维没有关于“希瓦利埃事件”的独立情报，但在撰写该事件摘要时，他指出弗兰克是希瓦利埃接触的“那个人”。然而，哈维得出这一结论时未引用任何证据，10年后，当高级探员向胡佛报告时，这一疏忽令他们感到困惑：“档案中没有信息显示曾有人为曼哈顿计划的数据接触过弗兰克·奥本海默，也没有记录表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向曼哈顿计划或联邦调查局报告过这类情况。” 但在1953年12月3日，也就是博登的指控信寄出几周后，弗兰克的名字再次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这次是有人故意传播小道消息。科尔宾·阿勒代斯之前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后来他接替了博登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务，显然是在某个对奥本海默怀有敌意的人的唆使下，他再次挑起对弗兰克的怀疑。阿勒代斯报告说：“他从一个他认为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罗伯特·奥本海默说，他在埃尔滕顿-希瓦利埃间谍活动中的联系人是他的亲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阿勒代斯进一步表示，他认为联邦调查局有关此案的档案中没有这一信息，这表明他的线人对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有一定了解。他建议，如果联邦调查局想核实他的情报，他们应该采访当时正在克利夫兰当律师的约翰·兰斯代尔。 12月16日，兰斯代尔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问讯。就在前一天，格罗夫斯的另一位战时助手威廉·康索丁（阿勒代斯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他那位“可靠”的线人）与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交谈过。 联邦调查局在12月18日撰写的谈话纪要中记录了康索丁所述的情况： 格罗夫斯将军从洛斯阿拉莫斯回来后的第二天，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兰斯代尔和康索丁开了一个会，他去洛斯阿拉莫斯是为了“劝说奥本海默供出埃尔滕顿的中间人”。格罗夫斯将军先是向他们宣布“奥本海默已经供认那位中间人”，然后他把一个黄色便签本推给康索丁和兰斯代尔，让他们写下三个对中间人身份的猜测。兰斯代尔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康索丁现在记不起来是哪三个人了。康索丁说他只写了一个名字——弗兰克·奥本海默。格罗夫斯将军对这一猜测表示惊讶，还说他猜对了。格罗夫斯将军问康索丁他怎么会想到是弗兰克·奥本海默。康索丁给将军的解释是，他猜那个人是弗兰克·奥本海默，因为罗伯特·奥本海默大概最不想把他弟弟牵扯进来。 “据康索丁说，格罗夫斯将军随后告诉他们，罗伯特·奥本海默先让他保证不向联邦调查局告发弗兰克·奥本海默是中间人，然后才供认了实情。在与联邦调查局的谈话结束时，康索丁说……他没有就此事与兰斯代尔进行过沟通，但在过去几天里，他曾与格罗夫斯将军在电话中讨论过此事。” 12月16日，兰斯代尔向联邦调查局探员讲述的情况与康索丁的故事有所出入。他显然不记得康索丁提到的“黄色便签本”的事情（格罗夫斯也不记得）。在兰斯代尔的回忆中，格罗夫斯将军给他的印象是，在格罗夫斯要求奥本海默彻底交代埃尔滕顿的联系人后，“奥本海默告诉格罗夫斯，哈康·希瓦利埃已经与弗兰克·奥本海默接触过”。但是，总而言之，“兰斯代尔说，格罗夫斯将军的观点是已经有人直接与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了接触，但兰斯代尔则认为是有人与弗兰克·奥本海默进行了接触。兰斯代尔说，据他所知，只有他和格罗夫斯将军知道这件事”。奥本海默的辩护律师加里森曾直截了当地问兰斯代尔，是否有可能格罗夫斯“对你说的是他觉得那是弗兰克，而并非那就是弗兰克”，兰斯代尔承认：“是的，有这个可能。” 1953年12月21日，也就是奥本海默被告知他的安全许可被暂停的当天，另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格罗夫斯位于康涅狄格州达里恩的家中与他进行了面谈。 在此之前，格罗夫斯一直拒绝与联邦调查局谈论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事件”，他甚至懒得回复1944年联邦调查局最初对这件事的问讯。1946年6月，当联邦调查局准备约谈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问格罗夫斯对此事了解多少。格罗夫斯没有理睬他们，只说他确实不能谈论此事，因为奥本海默与他的谈话是“严格保密的”。格罗夫斯说“自己不能对奥比失信，不能说出壳牌公司的人究竟接触的是谁”。调查局的探员告诉格罗夫斯，他们已经知道壳牌公司的那个人就是埃尔滕顿，他们正准备审问他。格罗夫斯表示，他“不希望我们就此事与埃尔滕顿对证，因为这可能会传到奥本海默的耳朵里，而奥本海默就会知道格罗夫斯已经违背誓言”，这充分说明他仍对奥本海默忠心耿耿。格罗夫斯直言不讳地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不愿提供更多信息”。 得知一位美国陆军将军竟然拒绝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一定让胡佛颇为惊讶。1946年6月13日，胡佛亲自写信给格罗夫斯，要求他透露奥本海默告诉他的埃尔滕顿的情况。格罗夫斯在6月21日的回复中礼貌地回绝了这一要求，“因为这将危及”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在华盛顿，没什么人敢违抗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提出的要求，但在1946年，格罗夫斯不仅威望很高，而且底气十足。 但是在1953年，康索丁和兰斯代尔已经预先提醒过格罗夫斯，他们告诉联邦调查局“埃尔滕顿-希瓦利埃事件”的中间人是弗兰克，这让格罗夫斯不得不在自己的陈述中加入他们的回忆。问题是他自己也不记得奥本海默在1943—1944年到底跟他说了什么。但是，鉴于他过去助手们的证词，格罗夫斯告诉询问他的人，1943年年底，他最终还是命令奥本海默“彻底交代”是谁为了获取项目信息接触了他。为了鼓励奥本海默主动坦白，格罗夫斯向他保证，他不会把此事正式上报，或者“说白了，就是联邦调查局不会知道”。格罗夫斯报告说，得到了这个保证后，奥本海默告诉他“希瓦利埃已经和弗兰克·奥本海默接触过”，弗兰克还问奥本海默自己该怎么做。根据格罗夫斯的说法，奥本海默曾告诫他弟弟“不要与埃尔滕顿有任何瓜葛”，他还直接与希瓦利埃谈过，并对他“很不客气”。格罗夫斯还解释说：“想要这些信息的人是埃尔滕顿，而这些中间人（希瓦利埃和弗兰克）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图。” 格罗夫斯进一步表示，他认为“尽管弗兰克·奥本海默应该向当地的安全官员报告，但他的做法也情有可原”。奥本海默兄弟的关系非常紧密，当弟弟“对希瓦利埃的来访感到忐忑”时会立即联系哥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格罗夫斯说，像弗兰克那样处理此事确实违反了安全条例，但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也合情合理……这位将军说，很明显，当事人（奥本海默）想要保护他的弟弟、希瓦利埃和他自己。” 但格罗夫斯接着又“猜测”道，奥本海默也许“在谎称弗兰克是中间人，这样他就为未及时报告有人与自己接触找到了理由，又或者实际上弗兰克确实参与了此事”。换句话说，虽然格罗夫斯在1943年确实提到了弗兰克，兰斯代尔和康索丁也因此相信希瓦利埃联系过弗兰克，但格罗夫斯本人对这一点十分怀疑。格罗夫斯对弗兰克在该事件中的角色一直都感到困惑。直到1968年，他才向一位历史学家坦言：“当然，我不确定奥本海默究竟想保护的是谁。如今我猜很可能是他弟弟，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牵扯进来。” 格罗夫斯似乎对两件事深信不疑：第一，希瓦利埃是代表埃尔滕顿去找奥本海默的；第二，奥本海默在1943年所说的话是为了向格罗夫斯表明，弗兰克及时向奥本海默报告了希瓦利埃的不当言行。更详尽的信息都湮没在历史中了。毕竟，格罗夫斯自己也说过：“我一直无法确定他（奥本海默）对我都说了什么。”在之前的一封信中，他还写道：“很难说奥本海默兄弟在此事中牵涉有多深。”至于为什么兰斯代尔和康索丁认为希瓦利埃联系的是弗兰克，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格罗夫斯把自己和奥本海默的谈话告诉了他们，却没有说清楚他对弗兰克的参与只是一种怀疑。 综合所有的问讯记录和档案文件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希瓦利埃事件”中，弗兰克不是埃尔滕顿或希瓦利埃的中间人。从1946年希瓦利埃和埃尔滕顿同时接受联邦调查局问讯的记录，到芭芭拉·希瓦利埃未出版的回忆录、姬蒂对韦尔娜·霍布森所述的回忆、1954年1月初弗兰克给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再到1946年奥本海默给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和他在听证会的总结陈词，上述所有记录都证明与奥本海默接触的人是希瓦利埃。 然而，由于格罗夫斯相信了奥本海默的“故事”，又承诺不报告联邦调查局，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利。历史学家格雷格·赫尔肯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斯特劳斯和胡佛都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格罗夫斯涉嫌“隐瞒真相”这一事实向这位将军施加压力，要求他在即将举行的安全听证会上指证奥本海默。胡佛的得力助手艾伦·贝尔蒙特在给他上司的信中曾含蓄地暗示：“很明显，格罗夫斯企图向联邦调查局隐瞒和掩盖涉嫌间谍阴谋活动的重要信息。即使现在，格罗夫斯在面对联邦调查局和交代情况时仍显得有所保留。” 尽管联邦调查局的发现让格罗夫斯有些尴尬，但对于他曾承诺奥本海默不向联邦调查局透露弗兰克的名字，他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而且，他依然在为这个承诺辩护，“将军说，他并不认为现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违背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承诺，因为当局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希望这一点能记录在案，否则奥本海默的朋友如果有朝一日看到这份文件会认为‘我终究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凡格罗夫斯真的怀疑过奥本海默是在保护一名间谍，他肯定早就去找联邦调查局了。显然，他从未怀疑过奥本海默的忠诚。 当然，斯特劳斯可不这么看。他对那些本可以证明奥本海默无罪的证据置之不理。相反，斯特劳斯继续抓住格罗夫斯不放，并请他2月来华盛顿再进行一次面谈。到那时，格罗夫斯明白他将被迫指证奥本海默，如果拒绝的话，他可能会被指控包庇。 出人意料的是，罗布没有跟进格罗夫斯对弗兰克的猜测，这无疑是因为那样做会把奥本海默描绘成一个替弟弟背黑锅的人。罗布也没有向听证委员会或奥本海默的律师透露过，格罗夫斯曾承诺不向联邦调查局泄露弗兰克的名字，这样做也会转移人们对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这件事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保密了25年。在罗布的盘问下，格罗夫斯明确表示，尽管他仍然认为1943年给奥本海默安全许可在当时是正确的决定，但在今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罗布直截了当地问他：“在今时今日，你还会给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吗？”格罗夫斯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下《原子能法》的要求。”他说，从字面上看，《原子能法》规定原子能委员会必须确保有权访问保密数据的人“不会危及基本的防务和安全”。格罗夫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说：“这不是证明一个人现在是不是危险分子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他是否会带来危险……”基于上述理由，再考虑到奥本海默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如果我是委员会的成员，根据所述理由，在今时今日，我不会批准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这正是罗布想要或需要这位将军说的话。为什么格罗夫斯背叛了他之前如此坚决捍卫的人？斯特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以一种不那么含蓄的方式向这位将军明确表示，如果格罗夫斯不合作，他保证将会有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即4月16日周五，罗布继续对奥本海默进行交叉询问。罗布盘问了他与瑟伯尔夫妇、戴维·玻姆和约瑟夫·温伯格的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他还抽时间询问了这位物理学家反对发展氢弹的问题。经过将近整整五天的紧张审讯，奥本海默一定已经身心俱疲，但就在这一天，最后一次坐在证人席上的他依然表现出了自己的机智犀利。由于有过被伏击的经验，再加上对氢弹问题了然于胸，奥本海默在应付罗布的提问时表现得更加老练。 罗布问：“1950年1月总统做出决定之后，你是否曾出于道德上的考量表示过反对生产氢弹？” 奥本海默回答：“我认为我很可能说过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或者类似的话。我忘记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我更希望你能提醒我一下你想问的那个具体的语境或谈话是什么。” 罗布问：“你为什么认为自己很可能会说那样的话呢？” 奥本海默回答：“因为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尽管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可爱、有趣又美妙的任务，但我仍然认为它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罗布问：“你这样说过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想我说过。” 罗布问：“你的意思是，从道德上说，你对生产这样一种可怕的武器深恶痛绝？” 奥本海默回答：“这太严重了。” 罗布问：“你的意思是？” 奥本海默回答：“这太严重了。” 罗布问：“什么太严重了？是武器，还是我的表述？” 奥本海默回答：“你的表述。我是对这种武器非常担心和忧虑。” 罗布问：“你对此有道德上的疑虑，这样说准确吗？” 奥本海默回答：“我们不要用‘道德’这个词吧。” 罗布说：“你对此感到不安。” 奥本海默说：“怎么可能对此不感到不安呢？据我所知所有人都对此感到不安。” 当天晚些时候，罗布出示了一封奥本海默1949年10月21日写给詹姆斯·科南特的信。这份文件来自奥本海默的档案——去年12月被联邦调查局没收的文件。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吉姆叔叔”，信中抱怨说“两位经验丰富的推手一直在努力活动，即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泰勒”，他们在为发展氢弹进行游说。在一次针锋相对交流中，罗布问奥本海默：“博士，你是否同意，你在提到劳伦斯博士和泰勒博士时……有点儿贬低他们？” 奥本海默回答：“劳伦斯博士来过华盛顿，他并没有和原子能委员会交流，而是直接去和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及军方人士进行了交流。我认为这种做法令人鄙夷。” 罗布问：“所以你承认你在信中提到那些人时是在贬低他们？” 奥本海默回答：“不是。他们作为推手，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对他们有失公允。” 罗布问：“你用‘推手’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反感？” 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 罗布问：“你现在用这个词来形容劳伦斯和泰勒，难道不是带着反感吗？” 奥本海默回答：“没有。” 罗布问：“你认为他们所做的推动工作令人钦佩，对吗？” 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认为他们在推动工作中的表现令人钦佩。” 到周五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出罗布和奥本海默互相憎恶。罗布回忆道：“我的感觉是，他就像只剩下了大脑——冷漠无情，他有一双我见过的最冰冷的蓝眼睛。”只要罗布出现在他身边，奥本海默就会心生厌恶。有一天在短暂休庭时，两个人碰巧站得很近，奥本海默突然像往常一样咳嗽起来。当罗布表示关心时，奥本海默愤怒地打断了他，虽然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但罗布马上就转身离开了。 每天的听证会结束后，罗布都会和斯特劳斯关起门来盘点当天的情况。他们对听证会的结果几乎十拿九稳。斯特劳斯告诉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他“确信，有鉴于迄今为止的证词，委员会除了建议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外别无选择”。 奥本海默的律师们也有同感。为了躲避记者的追查，奥本海默夫妇住在加里森的合伙人伦道夫·保罗位于乔治敦的家中，媒体在一周后才发现了他们的住址。但联邦调查局探员一直在监视这所房子，他们报告说奥本海默经常熬夜，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大多数时候，加里森和马克斯晚上都会在保罗家里待上几个小时，筹划第二天的策略。“我们只剩下为第二天做准备的精力了，”加里森说，“我们太疲惫了，没精力做事后总结。当然，可想而知，奥本海默一定紧张得不得了，姬蒂也是如此，但奥本海默更严重。” 奥本海默夫妇每天都会跟保罗讲述当天发生的事情，保罗越来越不安。他们所说的听起来更像是一次审判，而不是一场内部听证会。因此，在4月18日周日，复活节那天晚上，保罗邀请加里森和马克斯到他家里和约瑟夫·沃尔普会商一下。他们喝过酒之后，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的前法律总顾问说：“沃尔普，我想让这些伙计向你描述一下听证会上发生了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马克斯和加里森向沃尔普简要介绍了罗布的策略，还有平日里奥本海默听证会的基调。沃尔普越听越愤慨，最后，他转向奥本海默说：“奥比，告诉他们见鬼去吧，别理他们了，别再继续了，因为我认为你赢不了。” 奥本海默以前从爱因斯坦和其他人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建议，但这一次，它来自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曾参与制定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章程，在他看来，该章程的内容和精神都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即便如此，奥本海默还是认为，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到底。这是一种既坚忍又被动的回应。小时候被人关进营地冰窖时，他也是这样默默忍受。 原文是tab rasa，这个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空白之板”。它通常用于描述一个人的心智或思想是空白的、未被塑造的状态，类似于一块未被写过的白板。——译者注 当联邦调查局向弗兰克·奥本海默询问此事时，他断然否认希瓦利埃曾与他接触过，也否认他曾与自己的哥哥提过埃尔滕顿的提议。 第36章 “歇斯底里的表现” 我对奥本海默的事感到很痛心，我想你也是。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调查一个像牛顿或伽利略那样的人物是不是危险分子。 ——约翰·j.麦克洛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 奥本海默周五结束出庭作证后，加里森被允许传唤20多名辩方证人，他们将为奥本海默的品格和忠诚作证。他们包括汉斯·贝特、乔治·凯南、约翰·j.麦克洛伊、戈登·迪安、万尼瓦尔·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以及其他科学界、政界和商界的杰出人物。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约翰·兰斯代尔，他是曼哈顿计划的前安全主管，现在是克利夫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美国陆军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重要安全官员为辩方作证，这一举动本身就会对听证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兰斯代尔马上就意识到该如何抵御罗布咄咄逼人的进攻。在交叉询问中，兰斯代尔说他“坚定地”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忠诚的公民，然后他又补充道：“我对这个时代的歇斯底里深感不安，现在这就是歇斯底里的表现之一。” 罗布可不会放过这一点，他问兰斯代尔：“你认为这个调查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吗？” 兰斯代尔回答：“我认为……” 罗布打断他，又问：“是，还是不是？” 兰斯代尔回答：“我不会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让我继续说下去，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罗布说：“好吧。” 兰斯代尔说：“我认为这个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是极其危险的。”他接着解释说，1943年在处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问题时，他也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个敏感问题：是否可以让那些志愿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法西斯分子战斗的共产党员担任陆军军官。他“斗胆阻止了任命”15~20名这样的共产党员为陆军军官，兰斯代尔说他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诋毁”。他的决定最终被白宫驳回，兰斯代尔表示责任在罗斯福夫人“及白宫她身边的那些人”，他们营造的氛围让共产党员也能当上军官。 在明确了自己的反共资历之后，兰斯代尔接着表示：“今天我们又摇摆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我看来，这同样危险……现在，我认为这个调查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吗？不是。我认为事实上现在太疑神疑鬼了，请容许我这么说。我认为，1940年时与共产党有牵扯和今天与共产党有牵扯被视为同样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歇斯底里的表现。” 时任大通银行董事长的约翰·j.麦克洛伊也同意兰斯代尔的看法。作为艾森豪威尔私人“智囊团”的成员，麦克洛伊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还是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最富有的六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1954年4月13日早晨，当麦克洛伊读到赖斯顿关于奥本海默案的报道时，他发现这则新闻令人深感“不安”。“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和一个共产党员情妇上过床。”他后来回忆道。 麦克洛伊经常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与奥本海默会面，他从未怀疑过奥本海默的忠诚，他还毫不犹豫地与艾森豪威尔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我对奥本海默的事感到很痛心，我想你也是，”他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这有点儿像调查一个像牛顿或伽利略那样的人物是不是危险分子。这样的人自己就是‘最高机密’。”艾森豪威尔苍白无力地回复说，他希望格雷领导下的“杰出的”听证委员会能够证明这位科学家无罪。 整个事件都让麦克洛伊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加里森在4月底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作为辩方的临时证人出席听证会，而且他们两人在哈佛法学院时就认识。麦克洛伊提出了一些直接关系到听证会合法性的问题，他的证词引发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锋。在为奥本海默辩护时，他首先质疑了格雷的听证委员会对安全风险的定义：“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危险分子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危险分子，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危险分子……我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安全风险……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最好的头脑和最棒的想法，我们就无法真正安全。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美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在如此严格的限制和极大的不信任下工作，那么我们可能无法在这个（核）领域进一步发展，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 当加里森问起“希瓦利埃事件”时，麦克洛伊回答说，奥本海默为保护朋友而撒了谎，但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他对国家有巨大的价值，格雷的听证委员会应该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当然，这一论点使听证委员会大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在安全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标准，必须根据每个人的功过做出具体的价值判断，可事实上，这的确就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条例中给出的建议。在对麦克洛伊的交叉询问中，罗布用了一个巧妙的类比进行反击：作为大通银行的董事长，你是否雇用过曾与银行劫匪有过来往的人？麦克洛伊说：“没有，据我所知没有。”那么，如果大通银行一位分行经理的朋友主动提到他认识一些打算抢劫银行的人，难道麦克洛伊不希望他的分行经理上报此事吗？麦克洛伊当然不得不做出肯定的回答。 麦克洛伊明白，这段对话会对奥本海默的案子产生不利影响，而不久后格雷再次谈到这个类比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你会让一个自己怀疑的人来掌管金库吗？” 不会，麦克洛伊说，但随后他马上插话说，如果一名背景可疑的员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了解……复杂的防盗系统，在让他走人之前我可能会三思，因为我会权衡与此相关的风险”。当谈到奥本海默博士的才智时，他说：“我愿意尽量接受他在政治上不成熟，以换取他这种极为深奥又不可限量的理论思维，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依赖这种思维。” 如此戏剧化的交锋并不罕见。16街和宪法街交叉口那间毫无生气的听证室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舞台，一群杰出的演员在上面演绎着莎士比亚作品的主题。应该如何评价一个人，是看他与何人为伍，还是看他的个人行为？批评政府的政策是否等同于对国家的不忠？在一个要求为国家政策而牺牲亲情和友情的氛围中，民主还能否存续？狭隘地要求政府雇员在政治上整齐划一是否真的有利于国家安全？ 那些为奥本海默的品格作证的证人发表了雄辩的甚至是一针见血的证词。乔治·凯南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面前的奥本海默是“当代美国人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他表示，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对一个他认真思考过的问题说违心话……我猜让罗伯特·奥本海默说违心话就像让列奥纳多·达·芬奇扭曲一幅解剖图一样困难”。 因此罗布在交叉询问中问凯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评判“天才人物”时，应该使用不同的标准。 凯南说：“我认为教会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如果教会评判圣方济各时只盯着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样子……只有大罪人才能成为大圣人，在政府事务中，也可以用这个类比。” 听证委员会的沃德·埃文斯博士将这些话解释为“所有天才或多或少都是怪人”。 凯南礼貌地反驳道：“不，先生。我不会说他们是怪人，我要说的是，当那些天才心智成熟，可以为社会效力时，你往往发现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像其他人那样中规中矩，其中可能包含了各种曲折。” 埃文斯博士似乎同意了这种说法，他回复道：“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也能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说法。我记得是艾迪生说过，如果我记错了，请纠正我。他说：‘伟大的智慧都近乎疯狂，它们近到只有一线之隔。’” 这时，埃文斯博士注意到“奥本海默博士在微笑，他知道我说得是否在理，这就够了”。 当天（4月20日周二）晚些时候，继凯南之后，戴维·利连索尔也坐上了证人席。凯南经受了罗布的盘问后依然毫发无损，但罗布为这位新证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就在前一天，利连索尔获准翻阅了自己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档案，以便他更好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但是当罗布开始交叉询问时，人们很快发现他手上有一些资料，利连索尔并没有看到。罗布先引导利连索尔回忆了1947年对奥本海默进行的安全审查，然后他突然出示了一些备忘录，这些备忘录表明利连索尔自己曾建议“建立一个由优秀律师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彻底审查”奥本海默的情况。 罗布问：“换句话说，你在1947年就建议采取现在的措施？” 慌张气愤之下，利连索尔愚蠢地承认了罗布的说法，但实际上，他提出的建议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秘密审讯完全不同。面对罗布的不断逼问，利连索尔一度抗议道：“……要确保真实无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昨天索要这些文件时把它们都交给我，这样我出庭时才能为作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尽量准确地说出当时的情况。” 此时，加里森打断了他的话，再次抱怨说：“出其不意地出示材料并不是得出真相的捷径。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次刑事审判，而不是一次调查。我对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很遗憾。”作为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再次无视了加里森的抗议，加里森则又一次不再作声。 在这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回到家的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难以入睡，“那种‘诱捕’手段让我火冒三丈……整个场面既令人难过又让人作呕”。 听证室的经历让利连索尔感到懊恼和愤怒，而一向自成一格、镇定自若的伊西多·拉比却毫发无损地昂首走出了那里。在整个听证会中，拉比的一段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表示：“我从未向斯特劳斯先生隐瞒过我的看法，我认为整个调查都非常令人遗憾……暂停奥本海默博士的安全许可也让人深感遗憾，本来不应如此。换句话说，他就在那样一个位置，他就是一个顾问，如果你不想向这个人咨询，你就不要咨询他好了，仅此而已。为什么你们非要先暂停他的安全许可，然后又干这些事情。他就是随叫随到的顾问，整件事不过如此。所以在我看来，对一个取得了奥本海默博士这样成就的人来说，根本无须进行这种诉讼。就像我对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他的杰出成就有据可查。我们有了原子弹和一系列的……（被删除的涉密内容），你们还想要什么，美人鱼吗？这可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如果到头来等着他的是这种只会有辱人格的听证会，我认为这可太糟糕了。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 在交叉询问时，罗布想通过一个假设性提问动摇拉比的自信，他就“希瓦利埃事件”问拉比，如果拉比被置于这样的境地，他会说出“关于这件事的全部真相，对吧”。 拉比说：“我本来就是一个诚实的人。” 罗布问：“所以你不会在这件事上撒谎？” 拉比回答：“我告诉你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只有老天才知道我那时会怎么做。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过了一会儿，罗布问道：“博士，你肯定不知道奥本海默博士在听证委员会对此事的证词，是吗？” 拉比回答：“是的。” 罗布问：“所以，也许就对该事件的判断而言，听证委员会可能比你更有资格下结论？” 拉比从来不会语塞词穷，他挡开了罗布的进攻：“也许吧。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和此人来往多年，最早可以追溯到1929年，到现在有25年了，我有一种自己的直觉，我对此非常倚重。换句话说，我甚至可能会斗胆做出与听证委员会不同的判断，但这不等于质疑他们的公正……” “你必须全盘考虑，”拉比坚持说，“这就是小说的意义所在。小说中有戏剧性的时刻，也有一个人的过去，他的动机是什么、他都做了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那才是你们在这里真正要做的事情，你们在书写一个人的一生。” 在拉比作证的过程中，奥本海默离开了一下，几分钟后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看到他回到了听证室：“你回来了，奥本海默博士。” 奥本海默只简单地回了一句：“我真正有把握的事情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听证室充满敌意的气氛让拉比感到震惊，但奥本海默的蜕变同样让他感到意外。奥本海默走进2022房间时，他还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自豪又自信的科学家兼政治家，但他现在扮演了一位政治迫害的殉道者。“他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拉比后来说，“志得意满时，他会非常傲慢；时运不济时，他也可以扮演受害者。他真是个不得了的家伙。” 尽管听证过程看起来颇为戏剧化，它仍不失为一出上乘之作，时常充满了深刻的情感。4月23日周五，万尼瓦尔·布什博士被传唤出庭作证，并且被问及奥本海默在1952年夏秋反对早期氢弹试验的事情。布什解释说：“我坚持认为，那次试验让我们再也无法与苏联达成一种唯一可行的协议，即双方均不再进行试验。这种协议本来可以实现自动监管，如有违反会立即暴露。我仍然认为那次试验是我们当时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的结论斩钉截铁：“我认为历史会证明那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陷入现在这种越陷越深的严峻局势，对此那些未做努力就把事情推向定局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 对于奥本海默反对匆忙研制氢弹引起的争议，布什直言不讳地表示，在全美大部分科学家看来，奥本海默“正在因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而受到抨击和折磨”。至于针对奥本海默的书面指控，布什不客气地说，这是一封“文辞拙劣的信”，格雷领导的听证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应不予理睬。 这时主席格雷插话说，撇开关于氢弹的指控不谈，指控信中还有“所谓的污点记录”，这些内容不仅涉及自由表达意见的问题。 “确实如此，”布什说，“这个案子应该审讯的是那些问题。” 主席格雷反驳说：“这不是审讯。” 布什说：“如果这是一场审讯，我是不会对法官说这些话的，这你肯定也能想到……” 埃文斯博士说：“布什博士，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你认为听证委员会错在哪里。我承担这项工作时并非出于自愿，但我认为我是在为国家效力。” 布什说：“我认为你们收到那封信时就应该把它退回去，并且要求对方重新起草，这样你们才能有的放矢……在这个国家，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委员会还是其他委员会都不该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表达了强烈的意见是否就不应再为他的祖国效力。如果你们想就此进行审问，你们可以审问我。我曾多次表达强烈的意见，而且我就想这么做。我的观点有时并不受欢迎。但若一个人因为这样做就受到公开抨击，这个国家真是处境堪忧……先生们，请原谅，我可能越说越激动，但我确实无法平静。” 4月26日周一，姬蒂·奥本海默坐到了证人席上，就她过去与共产党的关系作证。她轻松自如又冷静准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尽管她向自己的朋友帕特·谢尔吐露过她很紧张，但在格雷的听证委员会面前，她表现得直截了当又从容不迫。在姬蒂小时候，她的德裔父母就训练她要坐如钟，现在她利用这种训练表现出一副极为镇定的样子。当听证委员会主席格雷问她苏联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之间是否有区别时，姬蒂回答说：“我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当我还是共产党员时，我认为它们绝对是两件事，苏联有他们的共产党，我国也有自己的共产党，我认为美国共产党关心的是国内问题。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认为共产党是紧密联系的整体，而且遍布世界各地。” 当埃文斯博士问她是否有两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普通党员”时，姬蒂明智地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不能。”埃文斯博士说。 大多数为奥本海默辩护的证人都是他亲密的朋友和事业上的盟友。约翰·冯·诺依曼则与众不同，虽然他与奥本海默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俩在政治上有严重的分歧。正是因为这一点，冯·诺依曼可能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辩方证人。冯·诺依曼是氢弹计划的狂热支持者，他解释说，尽管他和奥本海默都试图说服彼此接受对方的观点，但奥本海默从未干涉过他在“超级炸弹”项目中的工作。当被问及“希瓦利埃事件”时，冯·诺依曼开玩笑地说：“这事对我的影响就像突然听说有人在青春期干了一些了不得的恶作剧一样。”随后罗布又提出了那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换作冯·诺依曼，他在1943年会不会向安全官员撒谎。冯·诺依曼回答说：“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不想撒谎。但是，你现在让我先假设别人犯了错，再问我会不会也如法炮制。难道这不跟问‘你从何时开始不打老婆’一样吗？” 这时听证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跳了出来，他们还想让冯·诺依曼回答同样的假设性问题。 埃文斯博士问：“如果有人找到你，还说他有办法将秘密情报传递给苏联，你会对此感到惊讶吗？” 冯·诺依曼博士回答：“这取决于那个人是谁。” 埃文斯博士问：“假设他是你的朋友……你会立即报告吗？” 冯·诺依曼博士回答：“这取决于是在什么时候。我是说，在我习惯安保条例之前，可能不会。在我习惯了安保条例之后，当然会这么做……我想说的是，在1941年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机密’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所以，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做出明智的选择。就算我相信自己会学得很快，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会犯错或者可能会犯错……” 也许是感觉到冯·诺依曼占了上风，罗布采用了检察官最传统的惯用手段之一——在交叉询问时只问一个问题。他问：“博士，你从没接受过精神病学方面的培训，对吗？”冯·诺依曼是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虽然他对奥本海默的专业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了解，但他不是精神科医生，因此，罗布等于不算委婉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冯·诺依曼没有资格评判奥本海默在“希瓦利埃事件”中的行为。 听证会进行到中途时，罗布宣布：“除非听证委员会下令，否则我们将不会提前向加里森先生透露我们打算传唤的证人的名单。”加里森在听证会一开始就公开了自己的证人名单，因此罗布可以针对这份名单准备详细的提问，这些问题往往来自他手头的机密文件。但罗布现在解释说，他不能给予对手同样的礼遇，因为“坦率地说，如果传召科学界的任何人作证，他们都会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虽然有这种可能，但他明显是为了自圆其说，加里森本应予以强烈反对。所有人一开始就清楚爱德华·泰勒会被传唤，所以如果他的同人想对他施压，这样做也无济于事。欧内斯特·劳伦斯和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可能也在候选之列，这个名单还在变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公诉人所宣称的考虑背后，其真实的原因是这场审判秀的制作人刘易斯·斯特劳斯还在不知疲倦地搜罗怀有敌意的证人。 拉比作证一周后，他在橡树岭碰到了欧内斯特·劳伦斯，拉比问他作证时会如何评价奥本海默。那时劳伦斯已经同意指证奥本海默。因为他真是对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忍无可忍。奥本海默在氢弹问题上反对他，还反对在利弗莫尔建立第二个武器实验室。再加上不久前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时，劳伦斯得知奥本海默多年前曾与好友理查德的妻子露丝·托尔曼有染，这让他无比愤慨。他在盛怒之下答应斯特劳斯去华盛顿指证奥本海默。但是在他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劳伦斯突发结肠炎。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告诉斯特劳斯自己无法成行。斯特劳斯坚信劳伦斯是在找借口，于是他和这位科学家吵了起来，他说劳伦斯是个懦夫。 劳伦斯并没有出庭指证奥本海默。但罗布早些时候与他交流过，现在罗布要让听证委员会看到这次谈话的记录，而加里森被排除在外。劳伦斯的结论是，奥本海默存在严重的判断失误，“他不应再参与任何政策制定”。奥本海默的律师既看不到这一结论，也无法质疑它。毫无疑问，这种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已足以构成终止听证会的理由。 与劳伦斯不同，爱德华·泰勒出庭作证时没有半点儿犹豫。4月22日，在他作证前6天，泰勒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新闻干事查特·赫斯利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泰勒表达了他对奥本海默和“奥本海默集团”的深仇大恨。泰勒认为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摧毁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关于这次谈话，在赫斯利普给斯特劳斯的报告中有如下段落：“鉴于此案的听证会是基于安保问题，泰勒想知道是否有办法‘加重指控’，他觉得可以列上奥本海默提出的‘一系列糟糕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赫斯利普补充道：“泰勒深感必须将其‘赶下神坛’，否则无论这个听证会结果如何，科学家都可能会失去对核武器项目的热情。” 在给斯特劳斯的备忘录中，赫斯利普列出了奥本海默案背后的全部政治动机： 泰勒很遗憾这个案子是基于安保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一点站不住脚。他很难说清楚自己对奥本海默人生观的评价，他只是确信奥比奥本海默不是对国家不忠，而是——泰勒说得有点儿模糊——更像一个“和平主义者”。 泰勒说，我们需要做的是……这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向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同行们证明，他对这个项目并不是威胁，只是不再有价值。 泰勒说：“只有大约1%或更少”的科学家知道实情，奥本海默对科学界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很难“在他自己的教堂里把他赶下神坛”。（最后这句话是我说的，泰勒也认为很贴切。） 泰勒详细地谈到了“奥本海默集团”，他说出了一连串的人名，其中一些被他列为“奥本海默的人”，还有一些虽然不“在他的团伙里”，但深受其影响…… 4月27日，泰勒会见了罗杰·罗布，罗布想确认这位善变的物理学家仍然愿意出庭指证他的老朋友。泰勒后来声称这次会面发生在4月28日，就在他宣誓作证前几分钟，但他的记忆与后来他发给斯特劳斯的手写便笺相矛盾，他在便笺中说他在作证前一晚与罗布见过面。根据泰勒的描述，罗布直截了当地问道：“应该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吗？”泰勒回答说：“是的，奥本海默应该得到安全许可。”于是，罗布拿出了一份笔录，他专门让泰勒读了奥本海默的一段证词，其中奥本海默承认自己编了一个“信口胡诌的故事”。泰勒声称自己对奥本海默如此厚颜无耻地承认说谎感到震惊，后来泰勒说，罗布那时并不确定他作证时是否仍会支持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 泰勒对这件事的讲述并不可信。10多年来，他一直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和他在科学家中的声望深恶痛绝。到1954年，泰勒更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在他自己的教堂里把他赶下神坛”。况且罗布还向他出示了保密的听证会记录，其中的内容更有利于他指证奥本海默。 第二天下午，泰勒坐上了证人席，奥本海默就坐在几步之外的沙发上。罗布让泰勒就奥本海默在发展氢弹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发表了长篇证词。最后，罗布意识到泰勒不想直率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便循循善诱地只让泰勒说出必要的证词。 罗布问：“为了直截了当一些，或许我可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在你即将作证的所有事情中，你的意图是想表明奥本海默博士对美国不忠诚吗？” 泰勒回答：“我没有这种打算。我知道奥本海默是一个智慧机敏又很复杂的人，我认为无论我用何种方式分析他的动机，都属于胆大妄为和不智之举。但我一直都认为他忠于美国，现在也这么认为。我相信这一点，除非看到确凿的反证，否则我会一直这么认为。” 罗布问：“现在，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你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危险分子？” 泰勒回答：“我见过奥本海默博士在很多事情中的表现，我认为奥本海默博士的行事方式令我很费解。我在许多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坦率地说，他的行为在我看来让人迷惑不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 在主席格雷交叉询问时，泰勒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如果问题在于奥本海默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判断力，那么根据1945年以来他的表现，我会认为不批准安全许可是明智的做法。我必须说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没完全想清楚，特别是它涉及像奥本海默这样有声望和影响力的人。我可以只发表这些看法吗？” 罗布已经无须多言。泰勒离开了证人席，他转身从坐在皮沙发的奥本海默身边走过，泰勒向奥本海默伸出了一只手，说：“我很抱歉。” 奥本海默握了握他的手，简单地说了一句：“听了你刚才那番话，我不明白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泰勒将为他所说的话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泰勒访问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在餐厅里看到了老朋友罗伯特·克里斯蒂。泰勒走过去伸出手和他打招呼，让泰勒震惊的是克里斯蒂不仅拒绝和他握手，还突然转过身去。这时一脸怒气的拉比就站在旁边，他说：“泰勒，我也不想跟你握手。”泰勒惊呆了，然后他回到酒店房间收拾了行李。 在泰勒作证之后，听证会又虎头蛇尾地拖了一周。5月4日，在听证会进行了大约3周后，姬蒂被召回到证人席。主席格雷和埃文斯博士再次追问她是在何时与共产党决裂的。姬蒂再次重申，1936年以后，“我就和共产党再无任何瓜葛了”。随后他们的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 主席格雷问：“是否可以这样说，直到1942年，奥本海默博士还在资助共产党，这说明他当时仍未终止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不强求你回答是或否，你想怎么回答都行。”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知道那事。谢谢。我认为这个问题措辞不当。” 主席格雷问：“那你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吗？”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是的，我明白。” 主席格雷问：“那你为什么不按你理解的回答呢？”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不喜欢‘终止与共产党的关系’这句话……因为我认为奥本海默和共产党从没有那样的关系。我知道他为西班牙难民捐款，我知道他是通过共产党捐款。” 主席格雷问：“比如，当他给艾萨克·福科夫钱的时候，这笔钱可不一定是给西班牙难民的，是吗？”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想是的。” 主席格雷问：“直到1942年？”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觉得没有那么晚……” 格雷提醒姬蒂，她丈夫写的就是那个日期，姬蒂回答说：“格雷先生，罗伯特和我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有时他的记忆和我的也不一致。” 这时奥本海默的一位律师想插话，但格雷还在穷追不舍。格雷说：“我想问的是，你丈夫与共产党的关系是在何时结束的？” 姬蒂·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格雷先生。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据说他是共产党员。”（她当然是指希瓦利埃。）这个不经意的坦白让罗布大为震惊，他插嘴道：“请再说一遍。”但格雷仍在继续提问，他再次询问了个人会以何种“方式”来“明确脱离”共产党。姬蒂相当明智地回答说：“格雷先生，我认为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很干脆，甚至还会专门发表声明。然而，对有些人而言，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我离开了共产党，但我没有与过去、与那些朋友一刀两断，就是这样。有些关系还维持了一段时间，我离开共产党后还会和共产党员见面。” 问题接踵而至，埃文斯博士要求她说出共产党员与共产党的同情者之间有何区别。姬蒂简单地回答说：“对我来说，共产党员就是几乎完全听命于党的共产党成员。” 罗布询问他们订阅《人民世界》的事情，姬蒂很有说服力地解释说，她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订过这份报纸。姬蒂说：“我没有订，罗伯特说他订了。我对此有点儿怀疑。我的理由是，我知道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时候）经常把《工人日报》寄给一些没有订阅的人，因为我们想让这些人对共产党感兴趣。” 姬蒂寸步不让，连罗布都拿她没办法。她冷静、沉着又明察秋毫。毫无疑问，跟她为之辩护的丈夫相比，她是一位更出色的证人。 5月5日，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当奥本海默即将最后一次离开证人席时，他要求再多说一句。在忍受了近4周痛苦的羞辱之后，奥本海默将完成加里森和解策略的最后一步，感谢那些折磨他的人：“对于委员会在听证过程中给予我的耐心和体谅，我很感激，也想好好地表示感谢。”此举是为了表示尊重，其目的是向听证委员会证明，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个通情达理、乐于合作的人，是一个可以共事、可以信任的政府成员。主席格雷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回答道：“非常感谢，奥本海默博士。” 第二天早上，加里森花了3个小时对此案进行总结陈词。他再次提出了抗议，这次不像以往那么温和，他抗议“听证会”变成了“审判”。他提醒格雷领导的委员会，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委员会已经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来阅读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材料。“我记得当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加里森说，“那时我想到你们整整一周都泡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而我们永远无权看到……”但是，加里森意识到自己的抗议不宜过于激烈，于是马上态度又缓和下来。他表示，尽管他们确实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一场对我们充满敌意的审理……我还是想真诚地说，我认可并非常感谢听证委员会委员表现出来的公正”。 尽管加里森此时表现出的恭顺让人有些尴尬，但他的总结中依然不乏雄辩之词。他警告听证委员会不要“颠倒时空，我认为这不仅非常可怕，也极其容易造成误导”。对发生在1943年的“希瓦利埃事件”进行评判时，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氛围：“当时苏联是我们所谓的英勇盟友。那时对苏联的整个态度，以及对苏联同情者的态度，都与今天完全不同。”对于奥本海默的品格和诚信，加里森提醒听证委员会说：“你们已经和坐在沙发上的这位先生待了三周半，已经对他有了很多了解。关于他，还有很多是你们尚不了解、尚未知晓的，毕竟你们没有与他共同生活过。” 加里森继续说：“在这个房间里受审的不仅是奥本海默博士……美国政府也在这里接受审判。”加里森隐晦地提到了麦卡锡主义，他谈到了“国内弥漫的焦虑情绪”。歇斯底里的反共情绪已经感染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以至于安全机构现在“就像某种庞大的机器，它将毁灭那些伟大的天才……美国绝不能吞噬自己的孩子”。关于这一点，加里森再次恳请听证委员会“全面地评价一个人”，他以此结束了自己的总结陈词。 审判结束了，在1954年5月6日晚上，被告回到了普林斯顿等待委员会的判决。 正如加里森试图说明的那样，格雷领导下的听证会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是悍然的法外审判。此事的主要责任在于刘易斯·斯特劳斯，但作为听证委员会主席，戈登·格雷本可以确保听证会公正合理地进行，但是他严重失职。为了保持听证会的公正，他本应主导听证过程，但他没有遏制罗布的不当手段，反而任由他取得了主控权。在听证会之前，格雷允许罗布单独与委员会碰面，一起审阅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这直接违反了原子能委员会1950年的“安全审查程序”。他还接受了罗布的建议，不让加里森参加此类会议；他默许罗布不将控方证人名单透露给加里森；他没有向辩方出示劳伦斯颇具破坏性的书面证词，也没有敦促加里森的安全审查。总而言之，听证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私设公堂，而且首席法官一直被检察官牵着鼻子走。正如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坚称的那样，但凡对听证过程进行客观的法律审查都会得出听证会无效的结论。 在麦克洛伊的证词中，他对此的解释是：“你总有说梦话的时候，你可能会遗失一份不该丢失的文件，或者你也许跟自己的太太说了点儿什么，就此来说，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译者注 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会（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办者，知名的苦行僧。他出生于意大利的亚西西城，父亲是富有的布商，年少时过着纨绔子弟的奢华生活，后得到天主的启示，为了修葺毁坏的圣堂，他私自动用了父亲的财产，引致父子关系决裂，遂离开富裕的家庭。——译者注 这句话出自约翰·德莱顿，他是英格兰王政复辟时期著名的戏剧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散文家。——译者注 “你从何时开始不打老婆？”（when did you stop beating your wife？）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含有既定观点的问题，只要回答就等于承认了提问者的预设。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更常见的表述：“你停止打老婆了吗？”（have you stopped beating your wife？）无论回答“是”或“否”，都等于证明了有此行为。这属于“诱导性的问题”，是常被用来误导听众的逻辑谬误之一。这些谬误听起来似乎合理，但实际上是有缺陷或不诚实的。——译者注 泰勒并不是罗布唯一这样辅导过的控方证人。一天晚上，加里森的助手艾伦·埃克在听证室工作到很晚，走廊对面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埃克说：“我能听到播放录音的声音。”后来他看见罗布和许多后来出庭作证的人走出了房间。“罗布先生带来了一些后来出庭作证的人，给他们听了一段审问录音（1943年8月帕什问讯奥本海默的录音）。” 第37章 “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 这件事让人悲哀到无以言表。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不仅错怪了奥本海默，而且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明的公仆…… ——戴维·利连索尔 奥本海默回到奥尔登庄园时疲惫不堪、心情烦躁，他知道情况不妙，除了等待听证委员会的裁决，他无能为力。他觉得要等几周后才能做出裁决。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他告诉一位友人，那时“他已经认为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他不相信这个案件会悄无声息地结束，因为这个时代所有的邪恶尽在其中”。几天后，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奥本海默“目前十分消沉，对妻子很暴躁”。 在等待听证委员会裁决的日子里，他和姬蒂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花了很多时间观看陆军对峙麦卡锡的参议院听证会。这场非同寻常的戏剧性事件始于1954年4月21日，当时奥本海默正在经历自己的磨难。在整个5月，估计每天有2 000万美国人收看参议员麦卡锡和军方法律顾问、波士顿律师约瑟夫·奈·韦尔奇的唇枪舌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奥本海默也被这个现场直播的连续剧惊呆了。对他个人来说，这肯定也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对比，奥本海默更加意识到自己刚刚经历的听证会是一场秘密审讯。他是否会不禁想到如果由韦尔奇或像他这样的律师代表自己，或许情况不会如此糟糕？ 戈登·格雷认为一切都很顺利。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口授了一份私人备忘录，总结了自己的初步感受：“我现在认为，到目前为止，在现有情况下，听证会已经尽可能做到了公正。我这样说的理由是，奥本海默博士和他的律师确实无权查看某些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和其他机密材料……”格雷还承认：“罗布先生的交叉询问和支离破碎、出其不意地引用和引述文件让我有点儿不安。”但最后，他又自圆其说：“从整体上看，该听证会并未损害到奥本海默博士的利益。” 从格雷私下与委员会成员的讨论来看，听证会的结果似乎没有什么悬念。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把“对个人的忠诚置于对政府的忠诚或义务之上”，这无疑是错误的。或者，正如那周早些时候格雷在一天早上对摩根和埃文斯所说的，奥本海默博士“习惯于用自己对问题的判断代替审慎的官方判断，而在很多情况下，与后者保持一致才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格雷列举了“希瓦利埃事件”、奥本海默对伯纳德·彼得斯的辩护、氢弹之争，以及奥本海默的其他一些核政策立场。摩根和埃文斯对此表示同意，埃文斯博士特别说道：“奥本海默肯定犯了严重判断错误。” 因此，在10天的休庭结束后，当格雷得知埃文斯博士居然起草了一份支持奥本海默的意见书时，他感到非常震惊。格雷一直认为埃文斯“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裁定不应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埃文斯曾私下告诉他，凭他的经验，“那些有颠覆活动背景和对此感兴趣的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犹太人”。坦率地讲，格雷认为埃文斯的反犹主义会影响他的判断。格雷指出，在为期一个月的听证会中，“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两位同事都非常坚定地持同一种观点”。但现在，从芝加哥回来后，“埃文斯博士显然已经彻底改变了观点”。埃文斯说，他只是回顾了一下记录，并认为这些指控中没有什么新内容。联邦调查局认为“有人‘影响’了他”。 斯特劳斯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发狂。他和罗布对奥本海默的律师进行了监听，他们阻挠了加里森获得安全许可，用机密文件伏击了辩方证人，还用联邦调查局文件中道听途说的证据误导了听证会，尽管他们竭尽全力确保奥本海默被判有罪，但是现在看来他有可能洗脱罪名。 由于担心埃文斯可能会影响另外一名听证委员会成员，斯特劳斯跟罗布通了电话。两人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在得到斯特劳斯的同意后，罗布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请求胡佛出面干预。罗布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c.e.亨里奇，他认为“局长亟需与听证委员会讨论此事”。罗布表示，他认为如果听证委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那将是一场悲剧，他认为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斯特劳斯给胡佛的私人助理a.h.贝尔蒙特打了电话，恳请他让局长介入。他表示，形势“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听证委员会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亨里奇说：“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斯特劳斯和罗布希望听证委员会认定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分子，但他们现在担心听证委员会不会做出这一认定……我觉得局长不应该与听证委员会碰面。” 对胡佛来说，他的介入一旦曝光，肯定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胡佛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告诉自己的助手：“我认为我参与讨论奥本海默案是极不妥当的……”他没有去见格雷的听证委员会。 多年后，有人向罗布出示了一份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上面显示他曾企图让胡佛出面介入，但他否认自己曾试图让联邦调查局局长影响听证委员会的判断。他对电影制作人、历史学家彼得·古德柴尔德说：“我坚决否认我曾为了让局长对听证委员会施加影响，鼓动他和委员会会晤……我也否认我曾经告诉亨里奇，我认为‘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如果委员会不与胡佛先生讨论，可能会做出有利于奥本海默的决定。”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一清二楚，罗布是在撒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雷认为埃文斯的意见书写得十分糟糕，于是要求罗布代其重写。“我不想让埃文斯博士的意见显得站不住脚，”罗布解释道，“如果那样的话，他看起来就像是听证委员会里安插的摆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好像我们把一个傻瓜弄到了委员会里。” 5月23日，听证委员会做出了正式裁决，委员会以二比一的投票结果认定奥本海默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公民，但仍属于危险分子。因此，主席格雷和委员会成员摩根建议不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格雷和摩根写道： 我们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量： 1. 我们发现，奥本海默博士一贯的表现和交友反映出他严重漠视安保系统的要求。 2. 我们发现他容易受人影响，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3. 我们认为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这让人怀疑，如果他以后参与政府事务时继续采用他在政府国防项目上的态度，这是否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 4. 我们遗憾地认为，奥本海默博士在此次听证会上给出的证词中有几处不够坦诚。 他们的逻辑其实经不起推敲，他们没有指控奥本海默违反任何法律，甚至任何安全规定，他的社会交往却成了某种欲加之罪的证据。在他们眼中，他故意蔑视安全机构，这才是最应受到谴责的事情。格雷和摩根写到多数委员认为：“对朋友忠诚是最高尚的品质之一。然而，对朋友的忠诚如果高于对国家和安保系统理应承担的义务，那显然不符合安全利益。”于是，过度看重友谊也成了奥本海默的罪过之一。 同时，埃文斯提出了异议，他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裁决。“当奥本海默博士在1947年获批安全许可时，原子能委员会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污点记录。”埃文斯在他的意见书中说。 他们显然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和他的左翼思想，但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安全许可。他们愿意冒这个险，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而他一直工作表现出色。现在，工作已经完成，我们被要求调查他，调查的内容几乎还是同样的污点记录。他工作认真投入，不辞辛苦。听证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奥本海默博士是一位不忠于自己国家的公民。他憎恶苏联。他的朋友中有共产党员，这是事实。他现在仍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然而证据表明现在比1947年要少。他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他更能明辨是非。听证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他的忠诚，即使那些指证他的人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跟他1947年获得安全许可时相比，现在他的安全风险更小。现在撤销他安全许可的依据也是1947年颁给他安全许可的依据，我们都清楚他现在比那时的安全风险更低，在一个自由国家似乎不应如此行事…… 我个人认为，我们未能给予奥本海默博士安全许可将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为他作证的很多人都是我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支持他。 无论这份意见书是完全出自埃文斯之手还是经过了罗布的润色，它都称得上意义非凡。在上面引用的短短两段话中，它推翻了格雷和摩根作为裁决依据的“几点考量”中的第1、2和4点。但是，它未能反驳第3点，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奥本海默后来口中的“灾难”。在第3点中，格雷和摩根写道：“我们认为他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 为什么奥本海默在氢弹计划中的表现令人不安？奥本海默反对开发氢弹的应急计划，但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7名成员也表示了反对，他们都清楚地表明了各自的理由。格雷和摩根真正想表达的是，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们不希望政府的顾问中有这样的声音。奥本海默想要遏制甚至扭转核军备竞赛，他想鼓励公开的民主辩论，讨论美国是否应该采取种族屠杀作为主要防御战略。显然，在1954年，格雷和摩根认为这些观点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实际上，他们的主张是一位科学家在军事政策问题上提出强烈异议有违法律，应被禁止。 听证委员会勉强做出了相当于有罪判决的裁定，这让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但之后他又开始担心埃文斯的异议可能会说服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撤销判决。毕竟，判决只是一个建议，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奥本海默的律师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将遵照程序进行，听证委员会的报告将由原子能委员会的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直接转交给委员们。但尼科尔斯并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是个“狡猾的浑蛋”，他给委员们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份精心炮制的案情摘要。尼科尔斯在撰写该信时得到了斯特劳斯、《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和罗布的指导，这封信重新诠释了听证委员会的报告。 对于为何不应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尼科尔斯在信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由，他的推断远远超出了听证委员会的裁决。奥本海默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曾在斯特劳斯的办公室放过3个月，在此期间，他对这些档案进行了研究。基于斯特劳斯的研究，尼科尔斯认为，奥本海默不仅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粉红分子”，“他与这些铁杆共产党员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他被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尼科尔斯列举了奥本海默通过共产党捐赠的款项，并总结道：“记录表明，除了没有党员证，奥本海默博士在各方面都算是共产党员。” 尽管听证委员会在裁决中强调了奥本海默反对发展氢弹，但尼科尔斯放弃了起诉书中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内容，并且狡黠地补充道，原子能委员会无意质疑像奥本海默博士这样的科学家有表达“真实想法”的权利。 相反，尼科尔斯把重点转移到了“希瓦利埃事件”上，但他对这个历史谜团的解读与听证委员会截然不同。奥本海默承认，1943年，当他第一次谈到“希瓦利埃-埃尔滕顿事件”时，他对帕什撒了谎，听证委员会当时接受了这一解释。尼科尔斯不接受这种解释，他用一种出人意料甚至涉嫌违法的花招，彻底地重新解读了这一事件。实际上，尼科尔斯重审了奥本海默案，驳回了听证委员会的主流意见，并且向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了一个取消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全新理由。 尼科尔斯查看了一份16页的谈话记录，其中记录了1943年8月26日奥本海默和帕什那次影响深远的会面，尼科尔斯认为：“难以断定奥本海默博士那时对帕什巨细无遗的讲述是在说谎而现在讲的才是实话。”尼科尔斯问道，奥本海默为什么会“向帕什中校讲述一个如此繁复的虚构故事”？奥本海默对此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他试图转移人们对希瓦利埃和他自己的注意力，但尼科尔斯反驳了这一点，他指出奥本海默“直到1946年才给出了他现在的这套说辞，而在这之前不久，他刚从希瓦利埃那里得知希瓦利埃跟联邦调查局交代此事时都说了什么”。尼科尔斯向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隐瞒了一个关键事实，无论是联邦调查局对埃尔滕顿的问讯，还是几乎同时进行的对希瓦利埃的问讯，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奥本海默在1946年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解释。在掩盖实情的情况下，尼科尔斯得出结论，奥本海默在1946年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并且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再次撒了谎。 尼科尔斯并没有挖掘出更多的事实，实际上，他隐瞒了事实。他只是断言奥本海默撒谎是为了保护他的弟弟，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推测缺乏支持的证据。奇怪的是，听证委员会并没有让弗兰克·奥本海默出面作证，也没有就此事征询哈康·希瓦利埃和乔治·埃尔滕顿这两位重要人物的证词。（希瓦利埃当时住在巴黎，埃尔滕顿早已回到英国，但两人都可以在国外接受问讯。） 尼科尔斯的信中包含的只是一个推测、一种个人解读、一个听证委员会从未提出的观点。为什么到了现在他还要提出另一种猜测？答案显而易见：声称奥本海默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撒了谎比说他在11年前对一名中校撒了谎更具破坏力。 尼科尔斯提出这种偏激的解读不可能没有斯特劳斯的支持，显然，斯特劳斯担心听证委员会裁决内容的模棱两可再加上埃文斯切中要害的异议，可能导致原子能委员会推翻听证委员会所做的裁定。 奥本海默的律师对尼科尔斯的信一无所知。加里森本来有可能得知此事，因为他提出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作口头陈述。原子能委员会的亨利·d.史密斯支持加里森的请求，他警告委员会：“对于尼科尔斯的信，如果我们不给奥本海默博士的律师发表意见的机会，那么信件公开时，我们将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斯特劳斯再次占了上风，加里森的要求被毫无理由地断然拒绝。 奥本海默的律师曾一度希望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委员能够拒绝听证委员会的建议，毕竟，委员会中有3位民主党人（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托马斯·默里和尤金·朱克特），而只有2位共和党人（刘易斯·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坎贝尔）。起初，斯特劳斯自己也担心委员会会以三比二的票数做出对奥本海默有利的裁决。但作为主席，斯特劳斯占据了影响其他委员的有利位置，他深谙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毫无顾忌地向那些愿意倒向他的同僚提供切实的回报。他用豪华的午宴招待他们，还向史密斯提到了私营产业一些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史密斯一度怀疑斯特劳斯是否在试图收买他的选票。哈罗德·格林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律师，他曾受命起草对奥本海默的指控信，他认为斯特劳斯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强硬。格林知道，朱克特最初倾向于认为奥本海默是无辜的。事实上，5月19日，斯特劳斯得知“尤金·朱克特希望不要站出来表态，不要参与对该安全案件的最终投票”。但后来朱克特突然变卦了，他计划6月30日辞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转而在华盛顿做私人执业律师，就在前一天，他在反对奥本海默的意见书上签了字。格林坚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特别是他后来得知斯特劳斯随后将自己大量的法律业务移交给了朱克特。格林并不知道，朱克特还与斯特劳斯签订了一份合同，他将担任后者的“私人顾问”。 到6月底，除了一名委员，斯特劳斯获得了其他所有委员的选票。作为委员会中唯一的科学家，史密斯教授明确表示，他认为应该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在1945年出版了《史密斯报告》，这是一部讲述曼哈顿计划的不涉密的科学史，因此他对奥本海默和相关的安全问题都很熟悉。就个人而言，他并不太喜欢奥本海默，他们在普林斯顿做了10年的邻居，奥本海默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十分虚荣、自以为是的人。不过，重要的是，史密斯认为这些指控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5月初，他和斯特劳斯共进午餐时因为这个判决发生了争论。午餐结束时，史密斯说：“斯特劳斯，你我之间的区别在于，你看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灰色的。” “史密斯，”斯特劳斯厉声反驳，“我给你介绍个好点儿的眼科医生吧。” 几周后，史密斯告诉斯特劳斯，他决定写一份表达反对意见的报告。史密斯每天工作到深夜，他费力地翻阅着听证委员会的报告和听证会的记录，这些文件足足堆了4英尺高。为了能完成这项任务，他请两名原子能委员会的助理协助自己。尼科尔斯警告其中一名助理菲利普·法利说这份工作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但法利还是勇敢地接受了史密斯指派的工作。6月27日，史密斯完成了一份反对意见草案，但他发现原子能委员会最终的多数意见已被彻底重写，因此他也不得不重新起草自己的意见书。 从6月28日周一晚上7点开始，史密斯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撰写一份全新的反对意见书，这时离原子能委员会规定的提交最终意见的最后期限只剩下12个小时。他们整晚都在工作，史密斯透过窗户看到房子外面停着一辆汽车，有两个坐在车里的人一直在盯着这所房子。史密斯认为这是原子能委员会或联邦调查局有人派他们来恐吓他。那天深夜，他对一位助手说：“你知道吗，我为奥本海默费了这么大劲儿，这可真滑稽，因为我压根就不太喜欢这家伙。” 那天上午10点，法利把史密斯的反对意见书送到了市中心的原子能委员会办公室，并一直守在一旁以确保印制的副本内容完整。当天下午，史密斯的异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向媒体公布。委员们以四比一的表决结果认为奥本海默忠于国家，又以四比一的投票认定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原子能委员会的多数意见中没有提及氢弹问题，但这是听证委员会进行裁定时的中心议题。由斯特劳斯起草的多数派决议主要针对的是奥本海默性格上的“根本缺陷”。具体来说，“希瓦利埃事件”和20世纪30年代他与共产党员学生的来往成了焦点。“记录显示，对于别人需要遵守的规则，奥本海默博士一直都置之不顾。他在应该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弄虚作假。在个人交往中，他一再表现出蓄意无视正当合理的安保义务。” 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就这样在到期前一天被撤销了。在读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们的裁决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让人悲哀到无以言表。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他们不仅错怪了奥本海默，而且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明的公仆……”爱因斯坦充满厌恶地打趣说，从此以后，原子能委员会应该被称为“原子能肃清同谋会”。 6月初，斯特劳斯以一份听证会笔录在火车上失窃为由（那份笔录很快就被人送到了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失物招领处），说服其他委员同意让美国政府出版局将之前打印的3 000页听证会笔录全部印制出来。这违反了听证委员会对全体证人做出的承诺，即他们的证词将被保密。但斯特劳斯觉得他还没有赢得围绕此案的舆论战，所以他对此未予理会。 这本印刷紧凑的《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共993页，约75万字，它很快成为冷战早期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为了确保最初的新闻报道会让奥本海默难堪，斯特劳斯让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强调了那些最具破坏性的证词。喜欢恶意中伤的右翼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热心地写道：“奥本海默的证词（大多数人都跳过了）里提到了他情妇的名字（已故的琼·塔特洛克），她是一位狂热的‘赤色分子’，奥本海默承认在婚后与她有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当时他正忙于原子弹的事情，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情人是一位活跃的共产党员……” 那些极端保守的媒体（如《美国信使》）对这位“原子科学家中老牌明星人物”的垮台欢呼雀跃，还批评奥本海默的支持者是“纵容潜在的叛徒”。当众议院宣布原子能委员会的裁决时，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起立鼓掌。 然而，从长远看，斯特劳斯的做法是在引火烧身，这些记录不仅揭露了听证会本质上是一场审判，还暴露了麦卡锡时期的司法腐败。在接下来的4年里，这份记录将彻底毁掉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名声并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围绕审判及判决的舆论宣传提高了奥本海默在美国和海外的知名度。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原子弹之父”，而现在他身上有了更大的光环——一位像伽利略一样殉道的科学家。出于对这一判决的震惊和愤慨，282名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为捍卫奥本海默联名致信斯特劳斯。在全国各地，1 100多名科学家和众多学术机构签署了另一份请愿书，抗议这一裁决。对此，斯特劳斯回答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也是正确的决定”。新闻节目主持人埃里克·塞瓦赖德指出：“他（奥本海默）再也接触不到政府文件中的机密，想必政府也不再能接触到奥本海默大脑中的秘密。” 奥本海默的朋友、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对这一裁决感到愤慨。他在给戈登·格雷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个愚蠢又卑鄙的举动，如果这个国家还欠你什么，那也已经一笔勾销。”不久，艾尔索普兄弟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1.5万字的文章，就“令人震惊的司法不公”对刘易斯·斯特劳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艾尔索普兄弟借鉴了爱弥尔·左拉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我控诉》，并将他们的文章命名为《我们控诉》。他们文辞华丽地辩称，原子能委员会没能让罗伯特·奥本海默蒙羞，反而羞辱了“美国自由的盛名”。这两起事件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奥本海默和德雷福斯上尉都出身富裕的犹太家庭，两人都被迫接受审判，均被指控叛国。艾尔索普兄弟预言奥本海默案最终将重演德雷福斯案的结局：“法国那些丑恶势力狂妄自大地炮制了德雷福斯案，然后又因为自己的那些卑劣行径，跌断了牙齿，失了势，在美国像他们一样的丑恶势力营造了让奥本海默受审的政治气氛，他们也将在奥本海默案中跌断牙齿，垮了台。” 裁决的消息公布后，约翰·麦克洛伊写信给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一个人为国家安全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我认识的功勋卓著的将军中有一半人都不及他，时隔多年，现在他却被认定是危险分子，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啊。我知道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对我的证词感到恼火，但是老天爷啊，他还能指望什么呢？我目睹了奥比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还有很多想说的话，但那还有什么用呢？” 弗兰克福特在信中安抚他的老朋友说：“你让许多人认识到你提出的‘安全权衡’的深远意义。”弗兰克福特和麦克洛伊都认为，整个惨剧的罪魁祸首是斯特劳斯。 在麦卡锡主义最歇斯底里的时候，奥本海默成了最知名的受害者。历史学家巴顿·j.伯恩斯坦写道：“此案没有麦卡锡的参与，却最终是麦卡锡主义的胜利。”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对结果感到满意，但他不知道斯特劳斯都为此动用了什么手段。6月中旬，艾森豪威尔似乎仍未意识到听证会的性质和意义，他还给斯特劳斯写了一封短信，建议让奥本海默着手解决海水淡化的问题：“我想不出有史以来还有哪项科学成就比得上这件事带给人类的益处……”但斯特劳斯对此置若罔闻。 刘易斯·斯特劳斯在和他臭味相投的朋友的帮助下，成功地将奥本海默“赶下了神坛”，这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名科学家被政府开除了，但现在所有科学家都被警告，那些质疑国家政策的人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听证会之前不久，奥本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万尼瓦尔·布什博士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一位与军方合作的技术人员有多大权力公开发表意见，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一直很谨慎地遵守规定，也许过于谨慎了。”根据他的经验，布什认为如果他公开谈论政府内部审议的事情，他只会让自己不被任用。可是，“当一位公民看到他的国家正走向一条他认为会通向灾难的道路时，他又有义务大声疾呼”。和奥本海默一样，布什对华盛顿日益依赖核武器持批判态度。但与奥本海默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奥本海默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他所有的同人都目睹了他因自己的勇敢无畏和爱国热情而受到惩罚。 在之后的若干年中，此事给科学界带来的冲击余波犹在。泰勒的很多朋友都弃他而去。案件结束3年后，对于那些审判过他朋友的人，拉比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他在纽约一家名为旺多姆广场的高档法国餐厅偶遇尤金·朱克特，随后拉比开始了措辞激烈的谩骂，他扯着嗓子高声叫喊，大声谴责朱克特作为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在此案中做出的决定。羞愧不已的朱克特匆忙逃离现场，他后来向斯特劳斯抱怨了拉比的举动。 李·杜布里奇在给爱德华·康登的信中写道：“奥本海默案已经无法挽回，但是‘危险分子’这个词的定义过于宽泛了，你一开始指控一个人犯有叛国罪，结果证明他只是撒了点儿小谎，但你依然可以给他扣上这个帽子。我想，毫无疑问，奥本海默确实撒过一些小谎，但如今在公众心目中，任何撒谎的人、任何曾是‘共产党员’的人，显然都成了不可饶恕之人。” 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科学家一直被视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中的一员，他们可以正当地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思想家。随着奥本海默被赶下神坛，科学家们知道，未来，他们只能作为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专家为国家服务。正如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后来观察到的，奥本海默的受难意味着战后“科学家的救世主身份”已经终结。在政府体系内工作的科学家不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但1953年奥本海默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的举动表明，他们仍然希望成为政府的顾问。因此，这次审判成为科学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美国科学家应该如何为国家服务这一问题上，最狭隘短视的主张大获全胜。 几十年来，大批美国科学家纷纷离开学术机构，争相奔向企业的研发实验室。1890年，美国只有4个这样的实验室，到1930年，这样的实验室已经超过1 00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当然，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一直在亲身经历这一变化。但在那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他不为任何武器实验室工作。对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所称的“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奥本海默越来越忧心忡忡，他曾试图借助自己的名望来质疑科学界日益依赖军方的趋势。可是到1954年，他彻底失败了。正如后来科学史学家帕特里克·麦格拉思所说：“一些科学家和官员，比如爱德华·泰勒、刘易斯·斯特劳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他们为军国主义和反共主义呐喊助威，这迫使美国科学家和他们所属的机构几乎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军事利益。” 奥本海默的失败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在罗森堡核间谍案中，审判针对的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间谍活动。阿尔杰·希斯虽然被指控作伪证，但根本罪名仍是间谍活动。奥本海默案则不同，尽管斯特劳斯私下有所怀疑，但没有证据表明奥本海默传递了任何秘密情报。事实上，听证委员会已经证明奥本海默在这一点上是清白的。但就像许多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一样，奥本海默曾是左翼阵营的一分子，他活跃在人民阵线的事业中，与许多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都关系密切。作为自由主义者，在对苏联失望后，他利用自己的重要地位加入了自由派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行列，与乔治·c.马歇尔将军、迪安·艾奇逊和麦乔治·邦迪等人成为朋友。自由主义者把奥本海默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他的耻辱也是自由主义的耻辱，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明白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现在，即使不涉及间谍活动，即使一个人的忠诚毋庸置疑，挑战美国依赖核武库的战略依然是危险的。因此，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象征着冷战早期压制公共话语权的重要一步。 听证会由麦卡锡委员会发起，麦卡锡声称美国陆军内部有共产党渗透。听证会始于1954年4月，到6月才结束，并由电视台实况转播，吸引了多达2 000万的观众。会上，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是麦卡锡主义衰落的开始。——译者注 彼得·古德柴尔德曾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知名的制作人，英国广播公司1980年播出的传记迷你剧《奥本海默》就是由他担任制作人，他还出版过另外一本奥本海默的传记《罗伯特·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1986）。——译者注 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mission）的英文缩写是ace，爱因斯坦借用了这个缩写，他戏称的“原子能肃清同谋会”（atomic extermination conspiracy）的英文缩写也是ace。——译者注 美国政府出版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gpo），负责编辑、印刷、出版和发行美国政府部门出版资料的官方机构，美国护照也属于这类政府出版物。——译者注 1894年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叛国遭罪后，1898年作家左拉投书为德雷福斯的清白辩护，此文引发极大反响。——译者注 麦克洛伊在听证会的证词中曾提出每个人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做出裁决时除了考虑负面因素，还要考虑此人的正面贡献，要权衡风险和获益。——译者注 军工复合体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1年1月17日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危害。——译者注 第38章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热血” 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 ——伊西多·拉比 寄给奥本海默夫妇的信件让他们应接不暇，其中有钦佩者的支持，有无理取闹者的谩骂，还有亲朋好友表达他们的痛心。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的妻子简·威尔逊在给姬蒂的信中写道：“罗伯特和我从一开始就感到震惊，事情的每一步进展都让我们感到恶心和厌恶。我一时想不起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丑陋的滑稽戏了。”奥本海默在跟堂姐谈起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读到那么多有关我的报道，你还没烦吗？我是受够了！”但是他在讽刺挖苦的时候还是流露出了愤恨之情，比如“他们监听我电话的花费，比让我负责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酬劳还多”。 在与弟弟通电话时，奥本海默表示，他“从开始就料到了事情的结局”。尽管心灰意冷，但他已经开始把这次磨难看作历史事件了。他在7月初告诉弗兰克，他已经花2 000美元购买了多份听证会记录，“以便历史学家和学者们进行研究”。 与他非常亲近的一些朋友认为，在过去6个月里。他老了许多。哈罗德·彻尼斯说：“有的日子他看起来疲惫憔悴，有的日子他又像以前一样神采奕奕。”奥本海默童年的好友弗朗西斯·弗格森被他的外表吓了一跳。他那剪得短短的、斑白的头发已经变成银白色，他刚过50岁生日，但如今他平生第一次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奥本海默向弗格森承认他是个“该死的傻瓜”，他可能是自作自受。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是他的确做了一些傻事，“比如强不知以为知”。弗格森认为他的朋友现在明白了“他最令人沮丧的一些错误正是源于他的虚荣心”。弗格森回忆道：“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躲了起来，回归到更简单的生活。” 奥本海默的反应就如他14岁时表现出的那样坚忍，他拒绝对裁决提出抗议。“我把它当作一起重大事故，”他对记者说，“就像火车失事或楼房倒塌一样。它与我的生活毫无牵连，我只是碰巧在现场。”但在审判结束6个月后，当作家约翰·梅森·布朗把他的苦难比作“不见血的十字架受难”时，奥本海默淡淡地笑了笑，回答说：“你知道，它并非滴血不沾。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自己手上的热血。”事实上，他越是试图将这一磨难轻描淡写——将其视为“与我的生活毫无牵连”的“重大事故”，他的内心就越沉重。 虽然奥本海默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志消沉，但他的一些朋友还是注意到他整个人发生了变化。汉斯·贝特说：“他的精神和活力已经大不如前。”拉比后来谈到安全听证会时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简直要了他的命，至少在精神上如此。他的敌人们如愿以偿，他被击垮了。”罗伯特·瑟伯尔一直认为，在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成了“一个悲伤的人，他的精神崩溃了”。但那年晚些时候，戴维·利连索尔在社交名流玛丽埃塔·特里在纽约举办的派对上遇到了奥本海默夫妇，他在日记中写道，姬蒂看起来“容光焕发”，奥本海默“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都不记得上次他这么开心是什么时候了”。像哈罗德·彻尼斯这样的密友“认为奥本海默和姬蒂都非常顺利地挺过了听证会”。实际上，如果奥本海默真的变了，彻尼斯认为这也是一种进步。彻尼斯说，经历了这次磨难，奥本海默更善于倾听，并表现出“对他人更深刻的理解”。 奥本海默备受打击，但同时又能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可以假装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荒唐的意外事故，但这种畏缩使他失去了本来可以用来反击的力量和愤怒。也许这种畏缩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存策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代价也相当可观。 有一段时间，奥本海默甚至都不确定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是否会允许他继续任职。他知道斯特劳斯希望他被免去院长一职。7月，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认为高等研究院的13名董事中有8人希望解除奥本海默的职务，不过他决定将此事的投票表决推迟到秋季，这样就不会显得斯特劳斯是在利用主席身份公报私仇。事实证明，他打错了算盘，因为投票延后，教职员工得以在此期间起草一封支持奥本海默的公开信。高等研究院所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种团结一致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毕竟作为院长，奥本海默多年来也伤害过不少人的自尊。斯特劳斯被迫收手，那年秋天晚些时候，董事会投票决定让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院长。斯特劳斯感到既愤怒又受挫，他继续在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上与奥本海默针锋相对。处处针对奥本海默成了斯特劳斯无法摆脱的执念，他的文件里塞满了各种备忘录，其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奥本海默所谓的不法行为。1955年1月，在提到一场关于教员假期薪酬的小争执时，斯特劳斯写道：“他不说实话。”这些年来，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做了别有用心的记录：他称弗兰克福特法官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骗子”，斯特劳斯还乐此不疲地散布谣言，说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性取向使他“容易成为苏联勒索的目标”。 如果说从奥本海默身上仍能看出他过去几个月经受的压力，那么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虽然姬蒂在听证委员会面前表现出色，但她的朋友们看得出她显然很痛苦。一天凌晨两点，她给老朋友帕特·谢尔打了一个电话，谢尔回忆说：“那时我们都睡得正香呢，她显然醉得很厉害，说话含糊不清，说话都不太连贯。”7月初，就在原子能委员会决定维持这一裁决后，联邦调查局在一次非法电话窃听中得知姬蒂刚刚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严重疾病，她只能在奥尔登庄园接受医生治疗。 9岁的托妮似乎对发生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但是据哈罗德·彻尼斯说，13岁的彼得“在奥本海默经受磨难时，在学校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一天，他放学回家后告诉姬蒂，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共产党员。”彼得一直是个敏感的孩子，这时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那年初夏的一天，看了一会电视转播的陆军与麦卡锡的听证会后，彼得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在墙上的黑板上写道：“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对某些人的指控是不公平的。既然如此，我认为有些人，请容我说是美国政府中的有些人，应该下地狱。某些人之一敬上。” 因此，奥本海默认为度个长假对全家都有好处。他和姬蒂决定重游维尔京群岛，在他们着手计划时，奥本海默告诉姬蒂不要往圣克罗伊岛发电报，他认为仍有人在监视他们的通信。因为担心当局可能会干涉他们的活动，奥本海默说：“就算那个角落现在还没被染指，你发了电报也就完了。”姬蒂没听劝告，还是发了电报，她又订了那艘72英尺长“科曼奇号”帆船，船主是他们的朋友特德·戴尔。 联邦调查局已于6月初撤销了对奥本海默的技术监控。但一个月后，在原子能委员会公布了对奥本海默的最终裁决后，斯特劳斯再次向联邦调查局施压，要求他们继续监视奥本海默。7月初，联邦调查局重新安装了非法的、未经批准的电话监听装置，并且指派6名特工对奥本海默进行严密的监视，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监视到午夜。斯特劳斯和胡佛都担心奥本海默会出逃。斯特劳斯的头脑中曾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一艘苏联潜艇在温暖的加勒比海浮出水面，偷偷地将奥本海默带到铁幕背后。 《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让奥本海默哑然失笑的文章，该报道称“重要安全官员已收到警告，称共产党正设法让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访问欧洲，然后哄骗他成为另一个庞蒂科夫”，这里提到的庞蒂科夫其实应该是布鲁诺·庞蒂科夫，他是1950年叛逃到苏联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联邦调查局窃听到赫伯特·马克斯建议奥本海默，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应该给埃德加·胡佛写一封信，告知他自己的度假计划。联邦调查局在谈话纪要中写道：“这封信针对的是那些正在流传的无稽之谈，诸如奥本海默博士可能要离开这个国家，可能被绑架，可能被苏联潜艇接应，准备去欧洲度假，等等。”奥本海默态度恳切地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计划在维尔京群岛度三四周的航海假期。 1954年7月19日，奥本海默和他的家人登上了飞往圣克罗伊岛的航班，他们又从那里去了圣约翰岛，这是一个原始的加勒比海岛屿，面积和曼哈顿差不多（21平方英里），岛上居民不超过800人，其中10%“来自美国本土”。1954年，大概只有几艘单桅帆船停泊在海湾里。岛上唯一的村落和唯一的商业港口克鲁兹湾住着几百人，他们大部分是圣约翰岛奴隶的后代。两年后，村子里才建起了唯一一家酒吧——穆伊酒吧。岛上最大的建筑是米德客栈，这是一座西印度群岛风格的深褐色平房。在这里的土路上还能看到漫步的孔雀和驴子。 下了渡船，奥本海默一家找了一辆吉普出租车，这辆吉普车载着他们沿着该岛北部海岸的土路行驶。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没有选择途经的坎尼尔种植园，这是岛上唯一的高档度假胜地，由劳伦斯·s.洛克菲勒开发，他们驱车去了特伦克湾的客栈，这是一家简陋的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由长居于此的伊瓦·布隆·索普经营。这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只能容纳十几个住客，这正是他们寻找的那种离群索居的避难所。店主的女儿伊瓦·克莱尔·德纳姆回忆说：“他们到的时候有点儿吃惊。这里与世隔绝，所以人们找不到他们。他们甚至对与谁交谈都很小心……姬蒂很有保护欲，当有人接近他时，她就像一只母老虎，因为他喜欢与人交流。”当姬蒂心情不好时，她经常乱扔东西，第二天早上，奥本海默就会去找布隆夫妇，慷慨地赔偿损失。奥本海默夫妇把克鲁兹湾作为母港，在接下来的5周里，他们驾驶“科曼奇号”在圣约翰岛和附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海域航行。 到1954年8月25日，联邦调查局仍在担心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计划，这个代号为“奥本海默行动”的计划将把奥本海默一家带到铁幕背后。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记录道：“根据计划，奥本海默将首先前往英国，然后从英国去往法国，在法国期间，他将消失在苏联人手中。” 联邦调查局发现奥本海默在圣约翰岛期间，他们无法继续监视。因此，当他最终在1954年8月29日飞回纽约时，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前与他搭话，要求他和他们去机场航站楼的一个房间。奥本海默同意了，但坚持要他的妻子也在场。奥本海默夫妇进入房间后，探员们直截了当地问他，在维尔京群岛是否有苏联特工接近他们并让他们叛逃。奥本海默说，苏联人“就算都是该死的白痴”，他也不认为他们“会白痴到跑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还主动说，如果发生这种事，他会立即通知联邦调查局。经历短暂的审问后，奥本海默一家离开了机场。探员们一直跟踪他们的车到了普林斯顿，第二天联邦调查局又给他们家的电话装上了监听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5年3月，也就是奥本海默离开圣约翰岛6个月后，联邦调查局派出了另一组探员前往该岛，他们四处询问当地居民，奥本海默在岛上时都与谁交谈过。 国外的舆论质疑这次审判，欧洲的知识分子认为这进一步证明失去理智的恐惧正笼罩着美国。“那些拥有独立的创新思维的人如何在这样的氛围中生存？”英国主要的自由主义周刊《新政治家与国家》的r.h.s.克罗斯曼问道。在巴黎，当希瓦利埃收到奥本海默亲自寄给他的听证会记录副本时，他向安德烈·马尔罗大声朗读了部分内容。两人对奥本海默面对审讯者时令人费解的被动顺从感到震惊。让马尔罗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奥本海默毫无顾忌地回答了那些有关他朋友和同事政治立场的提问。听证会把他变成了告密者。马尔罗告诉希瓦利埃：“问题是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指控者提出的条件……他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原子弹！’他应该坚持自己的身份是原子弹的制造者，他是科学家，不是告密者。” 起初，奥本海默似乎注定要成为一颗弃子，至少在主流圈子里他找不到容身之地。近10年来，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曾是一个无处不在、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现在他却突然消失了，他还活着但销声匿迹。罗伯特·科赫兰后来在《生活》杂志上写道：“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之后，这个公众人物就不复存在了……他曾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人们无比钦佩他，他的话被到处引用，他的照片随处可见，人们喜欢向他请教，给他戴上光环，几乎把他奉若神明，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光彩照人的英雄，是科学和智慧的英雄，是崭新的原子时代的缔造者和形象代言人。然后，突然间，所有的光环都不见了，他也消失了……”在新闻媒体上，泰勒取代了奥本海默，成了科学家参与政治的代表人物。杰里米·贡德尔写道：“20世纪50年代，对泰勒的赞美或许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他的主要对手——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污蔑。” 虽然奥本海默被逐出了政界，但他很快就被自由派视为一种象征，他象征着共和党所有的过失。那年夏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由该报助理执行主编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撰写的一系列文章，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些文章“偏袒奥本海默”。在一篇题为“不可思议的奥本海默听证会处处是戏”的文章中，弗兰德利称听证会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经典戏剧”，“丰富多彩堪比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像埃里克·安布勒的间谍小说”，“情节比《乱世佳人》还要错综复杂”，而且“出场人物有《战争与和平》的一半之多”。 许多美国人开始把奥本海默视为科学家中的殉道者、麦卡锡主义泛滥时期的受害者。1954年年底，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在校庆200周年之际发表演讲，这次演说向全国听众进行了广播，他在其中传达的信息既凄凉又悲观。早些时候，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里斯讲座”中赞扬了科学对人类社群发展的价值，现在他却在谈论知识分子孤立无援的境况，民众激烈的情绪风暴让他们举步维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肤浅的罪恶，每个人都必须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切——他的所知、他的所能、他的朋友、他的传统和他之所爱，以免在普遍的混乱中失去自己，无所知，也无所爱……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与我们看法不同，或者他发现的美却是我们眼中的丑，我们也许会转身就走，仅仅因为不想劳神或嫌麻烦……” 几天后，数百万美国人观看了爱德华·r.默罗在《现在请看》中对奥本海默的采访，这是一档向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奥本海默本来并不想上这个节目，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退堂鼓。默罗所在电视台也对这次采访满怀疑虑，但是这位著名的主持人还是说服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录像采访。 默罗将他与奥本海默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剪辑成了25分钟的片段，并在1955年1月4日的节目中播出。奥本海默借这个机会谈保密政策的不利影响，他说：“保密的问题在于它让政府将整个社会的智慧和资源拒之门外……”默罗从未直接提到安全听证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奥本海默强调了在节目里不要涉及此事。取而代之的是，他委婉地问奥本海默，科学家们是否已经与政府渐行渐远。奥本海默拐弯抹角地回答说：“他们乐于被叫来提供意见，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尊重他们的学识。我想，当政府在你的专业领域胡作非为，当那些决策看起来太懦弱或报复心过强，或太短视，甚至是卑鄙时……你就会灰心丧气，这时你可能会背出乔治·赫伯特的那句诗‘我要出走’。但这是人性使然，与科学无关。”当被问及人类现在拥有的能力是否会导致自我毁灭时，奥本海默回答说：“还不能这么说，不尽然如此，你当然可以杀死很多人，至于剩下的人，你需要极大的信心才能说服自己，他们还将是人类。” 奥本海默在《现在请看》节目中露面仅仅几周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美国媒体上，这次涉及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争论。1953年，华盛顿大学邀请奥本海默担任短期客座教授。由于安全听证会，奥本海默不得不推迟赴任。1954年年底，物理系重新发出了邀请，结果校长亨利·施米茨撤销了这一邀请。《西雅图时报》得到消息后报道了施米茨的决定，这一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一些科学家宣布他们将抵制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邮讯报》发表社论支持施米茨校长：“将此事扯上‘学术自由’……是情绪化和幼稚可笑的胡言乱语。”该报坚称，那些支持奥本海默出现在华盛顿大学校园的人是“极权主义的辩护者”。 奥本海默试图置身事外，当记者问及校方取消学术访问邀请是否侵犯学术自由时，他说：“这与我无关。”但当记者追问科学家的抵制是否会让学校处境尴尬时，他尖锐地指出：“在我看来，校方已经够让自己难堪了。” 诸如此类的事件让奥本海默的新形象越发深入人心。在公众眼中，他已经彻底地从一位华盛顿的局内人转变为一名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奥本海默私下里也认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也不愿扮演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过去，他会为一些正义事业组织筹款活动，甚至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事实上，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现在面对权威时出奇地顺从，甚至可以说是毕恭毕敬。他的朋友、一直很欣赏他的戴维·利连索尔对他们在1955年3月的一次谈话印象深刻，那时距安全听证会结束还不到一年，当时是在20世纪基金会的董事会会议上，这个自由派基金会的董事包括利连索尔、奥本海默、阿道夫·伯利、吉姆·罗和本·科恩——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助手，还有弗朗西斯·比德尔——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司法部长。在基金会的工作结束后，伯利把话题转向了当前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危机，伯利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战争很可能从“小型原子弹”开始，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补充道，他知道一些将军认为：“现在我们就该用核武器消灭中国，以防他们变得更强大……”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应该如何应对的激烈讨论，他们适时地达成了共识，大家认为应该联署一份公开声明，警告国家不要采取轻率的军事行动。 但随后奥本海默开口了，他“解释说，尽管他同意这份声明的内容，但他认为自己不应在这份声明上签字，因为这会惹来麻烦”，这一表态让利连索尔颇为惊讶。奥本海默甚至提出，任何他同意但不签名的声明也都不应暗示“华盛顿未对有关问题给予深思熟虑及明智的考量”。奥本海默总能说服他的听众，在会议结束时，他们都认为公开声明也许不太合适。利连索尔离开时一直在想：“那些像我一样遭到过猛烈攻击的人，是否在讨论我们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时过于有所保留，生怕别人认为我们不够亲美。” 很明显，奥本海默决心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爱国者，他的批评者质疑他对国家的忠诚是错误的。他回避对抗任何公共政策，特别是那些涉及核武器的政策。奥本海默谴责那些自封的权威人士，比如年轻的亨利·基辛格，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核战略专家。他私下告诉利连索尔：“简直一派胡言，这些问题怎么可能通过博弈论或者行为学研究来解决！”他一边说一边还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点燃的烟斗。但是，他不会公开谴责基辛格或其他核战略专家。 同年春天，奥本海默拒绝了伯特兰·罗素的邀请，罗素请他参加首届帕格沃什会议。帕格沃什会议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会议的组织者有实业家赛勒斯·伊顿、罗素、利奥·西拉德和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罗特布拉特就是那位在1944年秋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波兰裔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我看到拟议的议程时感到有些担心……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持续发展核武器带来的危险’这一议题已经预设了最严重的危险所在……”罗素不解地回应道：“我真想不到你会否认继续发展核武器会带来危险。” 根据奥本海默与罗素等人的交流，科学社会学家查尔斯·罗伯特·索普认为，尽管奥本海默可能“被逐出了这个核武国家的核心圈子”，但他“在精神上仍是其基本政策方针的支持者”。在索普看来，奥本海默正重新回到“他早期的角色，即志在赢得核战争的科学-军事战略家和当权派的辩护者”。至少这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像罗素勋爵、罗特布拉特、西拉德、爱因斯坦这样的政治活动家经常在抗议美国主导的军备竞赛的请愿书上签名，奥本海默当然不愿与他们为伍。事实上，在一封1955年7月9日的公开信中，签名的不仅有罗素、罗特布拉特和爱因斯坦，还有他以前的老师和朋友，包括马克斯·玻恩、莱纳斯·鲍林和珀西·布里奇曼，但是里面显然没有奥本海默的名字。 不过，奥本海默仍会发表批评意见，他只是不想与别人有任何牵连，而且比起他的同行们，他的意见含糊其词。他被核武器带来的深刻的伦理和哲学困境所困扰，但有时，正如索普所言：“奥本海默愿为这个世界哭泣，却不愿去改变它。” 事实上，奥本海默非常想要改变世界，但他知道自己已被禁止操纵华盛顿的权力杠杆，20世纪30年代曾经激励他的那种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已经离他而去。作为一颗弃子，他并没有毫无顾忌地参与当时重大议题的讨论，反而开始了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弗兰克·奥本海默认为，他的哥哥因为找不到重返官场的途径而感到非常沮丧。弗兰克说：“我认为他想回到那种生活。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想有些东西，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就会欲罢不能，这种事就是那样。” 不过，他偶尔也会在公开场合谈起广岛原子弹爆炸，还隐约带着一种懊悔之情。1956年6月，他在儿子彼得就读的乔治中学对毕业班的学生说，轰炸广岛可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说，当美国领导人对这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时，他们“失去了克制”。几年后，奥本海默向他在哥廷根大学的老师马克斯·玻恩暗示了自己的这种感受，玻恩过去曾明确表示，他非常不赞成奥本海默从事原子弹研究。玻恩在回忆录中写道：“有这么聪明能干的学生确实令人欣慰，但我希望他们能少表现聪明，多展现智慧。”奥本海默在给玻恩的信中写道：“这些年来，我能感觉到您对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大赞成。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同感。” 尽管奥本海默不愿公开参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激烈争论，但他在文化和科学问题上仍然畅所欲言。就在安全听证会结束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文集，书名为《开放的思想》，其中收录了自1946年以来他的8场演讲的演讲稿，内容都是关于核武器、科学和战后文化之间的关系。该书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本书将他塑造成了一位现代预言家，以及一位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进行思考的深思熟虑又高深莫测的哲学家。在这些文章中，他呼吁“开放的思想”是开放的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尽量减少保密”的理由，他说：“我们知道且一次又一次认识到，这个国家不可能通过高压政策真正或持久地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些人认为强大的、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可以采取单边行动，奥本海默对这些人进行了含蓄的谴责，他语气严肃地说：“如何正确对待那些尚不明了、难以估量和仍未知晓的事物，这个问题并非政治所独有。在科学领域中、在最琐碎的个人事务里，它始终与我们同在，它也是写作和各种艺术形式中最大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时被称为风格（style）。正是风格让我们在断言时认清局限，保持谦卑；正是风格让我们得以有效行动，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在外交政策上，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追求重要目标时可以兼顾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感受和愿望；正是风格让我们在行动中对不确定保持敬畏；最重要的是，正是风格让力量服从于理智。” 1957年春，哈佛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邀请奥本海默担任著名的“威廉·詹姆斯讲座”的主讲人。他的朋友、当时在哈佛大学担任院长的麦乔治·邦迪向他发出了邀请，不出所料，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以阿奇博尔德·b.罗斯福为首的一群哈佛校友威胁说，如果允许奥本海默发表演讲，他们将拒绝捐款。罗斯福说：“我们认为一个说谎的人不应该在一个校训是‘真理’的地方演讲。”邦迪院长听取了反对者的意见，但他随后特意在4月8日出席了讲座。 奥本海默将他的6场系列公开演讲命名为“秩序的希望”。在首场演讲现场，1 200人挤满了哈佛最大的讲堂——桑德斯剧场，另有800人在附近的报告厅里听演讲转播。由于预计可能会出现抗议活动，剧场门口有武装警卫把守。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这让现场有了一种奇特的电影氛围。巧合的是，4天前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去世了，他的遗体当天下午就停放在国会大厦供人瞻仰。当奥本海默起身准备发言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黑板前写下了“安息吧”。一些听众因为这个大胆的举动而窃窃私语，他们意识到奥本海默刚刚对死去的参议员进行了无声的谴责，他面无表情地走回讲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埃德蒙·威尔逊观看了其中一次演讲，之后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印象：哈佛校长内森·普西向大家介绍奥本海默时，他正独自坐在讲台旁，“他的胳膊和双脚以犹太人那种僵硬的方式紧张地动来动去，但当他开始讲话时，所有听众都被他深深地吸引，从头到尾大家都非常安静。他虽然低声细语，但经常一针见血。他极其言简意赅，他的话都来自笔记，包括他提到了威廉·詹姆斯，还谈及了他的弟弟亨利·詹姆斯。讲座开场颇为激动人心，他没有刻意渲染什么，只是提出了一些让每个人都感到苦恼的重大问题，就像埃琳娜说的，你会感到他有强烈的责任感。我们都被感动了，并且受到了激励”。 但在这之后，威尔逊开始怀疑是否奥本海默“作为一位杰出人物已经败给了时代，他和众人一样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时代，也没有能力领导这个时代。在我看来，他的谦逊像是垂头丧气”。和许多听过奥本海默演讲的人一样，威尔逊的印象是奥本海默虚弱无力的含糊其词令人不安。 无论是在高等研究院的位置上，还是在全国各地无数的演讲中，奥本海默正在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角色。他曾经是科学界的圈内人，而现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正在成为一个疏离又有感召力的局外人。经常见到他的戴维·利连索尔认为奥本海默越发成熟老练。当然，他也确实有了一些年纪，到1958年他54岁时，瘦高的奥本海默已经像老人一样弓起了背。但利连索尔认为，他脸上忧虑的表情已经“被一种‘圆满’的平静所取代。他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酷的风暴之一”。 此时，奥本海默仍在得心应手、体贴周到地主持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他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样，该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中心之一，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不论老少，不分学科，众多杰出的学者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避风港。约翰·纳什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他是才华横溢的数学家，1957年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奖学金。纳什读了1925年维尔纳·海森伯关于不确定性原理的论文后，他开始就量子理论中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向一些资深物理学家提出疑问。和爱因斯坦一样，纳什也被这个理论的不完善之处所困扰。1957年夏，当他向奥本海默提出这些另类的观点时，这位院长不耐烦地驳回了他的提问。纳什依然不依不饶，奥本海默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严肃的争论。后来，纳什给他写了一封道歉信，但他仍坚称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太武断了”。 纳什在那年夏天离开了高等研究院，此后多年，他一直在与一种使人致残的精神疾病作斗争，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奥本海默对纳什所受的精神折磨深表同情，在纳什从一次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中恢复后，奥本海默邀请他回到高等研究院。奥本海默对人类脆弱的心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宽容，他意识到疯狂和才华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1961年夏，当纳什的医生打电话问奥本海默纳什是否神志清醒时，奥本海默回答说：“医生，这世上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在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麻烦时，奥本海默的态度又不可思议到令人尴尬。1957年，当27岁的杰里米·伯恩斯坦来到高等研究院时，有人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想马上见他。当伯恩斯坦走进院长办公室时，奥本海默欢快地和他打招呼说：“物理学中有什么确凿的新发现吗？”伯恩斯坦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铃就响了，奥本海默在接电话时示意他留下来。他挂了电话后，对伯恩斯坦——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人，漫不经心地说：“是姬蒂，她又喝酒了。”说着，他又邀请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来奥尔登庄园看看他收藏的“画作”。 伯恩斯坦在高等研究院待了两年，他发现奥本海默有“无穷的魅力”：这个人有时犀利得令人生畏，有时又迷人得让人毫无戒心。有一天，伯恩斯坦又被叫到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与这位院长进行定期的“忏悔”，他无意中提到自己正在读普鲁斯特的书。“他和蔼地看着我，”伯恩斯坦后来写道，“他说，在他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他曾在科西嘉岛徒步旅行，晚上还拿着手电筒读过普鲁斯特的书。他不是在吹嘘，他是在分享心得。” 1959年，奥本海默在西德莱茵费尔登参加了由文化自由大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他和另外20位世界知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一堂讨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前景，会议地点是豪华的塞利纳酒店，它坐落在巴塞尔附近的莱茵河畔。这个远离纷扰的环境让奥本海默终于可以打破他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沉默，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含糊其词，而是就美国社会对核武器的倚重直抒己见。他问道：“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大会自由主义的立场引起奥本海默深深的共鸣。他曾经与共产党员为伍，而现在他身边的这群知识分子正致力于打破那些“肤浅的共产党同情者”的幻想。他喜欢在大会上遇到的这些人，其中包括作家斯蒂芬·斯彭德、雷蒙·阿隆和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奥本海默还和大会的执行主席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成为好友，他是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堂弟，作为一位颇受尊敬的作曲家，他在巴黎和普林斯顿两地生活。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当然知道文化自由大会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奥本海默也对此知情。“我倒想知道还有谁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德国官员劳伦斯·德纳维尔回忆道。1966年春，《纽约时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奥本海默与乔治·凯南、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小阿瑟·施莱辛格联名致信《纽约时报》，为大会的独立性和“管理层的操守”辩护。他们甚至不屑于否认大会与中情局的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本海默成了一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国际名人，他开始更频繁地出国访问。1958年，他访问了巴黎、布鲁塞尔、雅典和特拉维夫。在布鲁塞尔，他和姬蒂受到了比利时王室的欢迎，他们是姬蒂的远房亲戚。在以色列，他的东道主是戴维·本-古里安总理。1960年，他访问了东京，在机场迎接他的记者提了一连串问题，在回答问题时，他轻声说道：“我不后悔我对原子弹的技术成就有所贡献，这并不是说我不内疚，而是说我今晚并不会比昨晚更内疚。”要将这种含糊不清的情感译成日语并非易事。第二年，美洲国家组织邀请他访问了拉丁美洲，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称他为“原子弹之父”。 利连索尔虽然非常欣赏奥本海默的才华，但他看到的奥本海默的家庭生活令他感到痛心。他后来说：“奥本海默的聪明才智和他别扭的性格反差强烈……他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尤其是他的孩子。”后来，利连索尔毫不客气地指出奥本海默“毁了”他孩子的人生。“他对他们管得很严。”彼得长大后成为一个害羞又极其敏感和聪明的年轻人，但他与自己的母亲非常疏远。弗朗西斯·弗格森知道奥本海默爱他的儿子，但他也看到奥本海默似乎没有能力保护彼得免受他母亲情绪波动的影响。1955年，奥本海默和姬蒂把14岁的彼得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纽敦市的乔治中学，这是一所贵格会教派建立的精英寄宿学校，奥本海默希望拉开一点儿距离能缓解儿子和妻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1958年他们家发生了一场危机，当时奥本海默受邀去巴黎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和姬蒂决定把12岁的托妮从普林斯顿的私立学校接出来，带她一起去巴黎，但是他们决定让17岁的彼得留在乔治中学。奥本海默在给弟弟弗兰克的信中写道，彼得表示想去弗兰克的牧场看望他，也许还可以在新墨西哥州的度假牧场找份暑期工作。奥本海默写道：“他的情绪仍然很不稳定，我恐怕无法预料6月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 奥本海默的私人秘书韦尔娜·霍布森不同意这种安排：“把他留下来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彼得非常敏感。我完全站在他这一边。”霍布森把她的想法告诉了奥本海默，但显然姬蒂已经下定决心。霍布森认为这是彼得和他父亲关系的转折点。霍布森说：“有一阵子，奥本海默不得不在他疼爱的彼得和姬蒂之间做出选择。她让他只能选择其一，他就像跟老天或自己立过什么誓，总之他选择了姬蒂。” 1957年，艾尔索普和一位同性幽会时被苏联秘密警察拍下了照片。斯特劳斯曾确保记录此事的信件妥善地保存在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私人保险箱里。 埃里克·安布勒（1909—1998），英国著名间谍和犯罪小说作家，开创性地将现实主义风格引入悬疑小说。——译者注 文中省略的最后一句话为“这正是我们的缺点和习性”，在演讲的这一部分内容中，奥本海默提到了保持开放性，不要自我封闭的意义。——译者注 乔治·赫伯特（1593—1633），威尔士诗人、演说家和牧师。这句话来自其最著名的诗作《衣领》（the cor）。——译者注 在采访中，奥本海默在这句话之后谈到如果人体内有放射性物质，或者人类所处的环境中存在放射性物质，那么未来人类会发生什么变化，目前遗传学家还不知道。——译者注 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简称“帕格沃什会议”）由罗素等世界知名科学家发起，首届会议于1957年举办。其创办宗旨是消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逐渐成为世界科学家讨论人权问题与和平问题的重要平台。——译者注 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这一社会建制、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知识的建构的一门学科。——译者注 纳什是传记作家西尔维娅·娜萨所著的《美丽心灵》的主人公原型，该书后来又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2006）是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家、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他著有多部经济类畅销书。——译者注 第39章 “这里真像个世外桃源” 奥本海默为人非常谦逊，我敬慕他。 ——因加·希利维尔塔 从1954年开始，奥本海默夫妇每年都要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约翰岛上住几个月。奥本海默置身于这座小岛令人惊叹的原始之美中，他享受这种自我放逐的生活，就好像他已经是社会的弃儿。用他年轻时在哈佛写的一句诗来说就是，他正在圣约翰建造“一个人的囚牢”，这段经历让他精神焕发，正如几十年前他在新墨西哥州度过的那些夏天一样。在前几次度假的时候，奥本海默一家都住在小岛北岸特伦克湾的一家小客栈，这家客栈的主人是伊瓦·布隆。但是在1957年，奥本海默在鹰巢湾买下了两英亩的土地，那是小岛西北端一个美丽的小海湾。这块土地位于一块高耸的驼峰状岩石下方，这块岩石被称为“和平山”，至少对奥本海默来说，这个名字有点儿讽刺。在这处海湾，棕榈树点缀在坡度平缓的白色海滩上，碧绿的海水中都是鹦鹉鱼、蓝刺尾鱼、石斑鱼，偶尔还会出现的梭鱼群。 1958年，奥本海默聘请著名建筑师华莱士·哈里森设计了一间简朴的海滩小屋，它有点儿像加勒比海版的佩罗卡连特。哈里森曾参与设计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大楼和林肯中心等地标性建筑。可是，奥本海默雇的建筑工程承包商把地基浇筑错了地方，离海边太近，容易出现危险（对方声称一头驴吃掉了勘测员的图纸）。最终建成的小屋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房间，有六七十英尺长，房子下面是一大块厚厚的混凝土。房间内部只有一堵四英尺高的墙，它将睡觉的地方与其他部分隔开。房间的地上铺着漂亮的赤陶地砖，房子的后面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和一个小浴室。阳光透过百叶窗从三面照进屋里，小屋的正面迎着岛上温暖的信风，朝海湾完全敞开。因为这座房子只有三面墙，为了应对飓风季节还设计了一个可以卷动的铁皮屋顶，可以拉下来遮住房子前面。他们管这座房子叫“复活节岩”，因为和平山的顶上有一块巨大的卵形岩石。 离海滩100码远的地方住着他们唯一的邻居——罗伯特和南希·吉布尼，在奥本海默的温柔劝诱下，他们不大情愿地把海滩的土地卖给了奥本海默一家。吉布尼一家从1946年起就住在这个岛上，当时他们在鹰巢湾附近花了很少的钱买了70英亩土地。罗伯特·吉布尼曾是《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他也曾有文学抱负，但他在岛上住得越久就越少提笔。 罗伯特·吉布尼的妻子南希来自波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她是一位优雅的女性，曾在《时尚》杂志担任编辑。吉布尼一家有三个年幼的孩子，而且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他们虽有大片土地，但日子过得捉襟见肘。1956年在特伦克湾的小客栈吃午餐时，南希·吉布尼第一次见到了奥本海默一家。“他们的穿着就像普通游客，”她后来写道，“棉衬衫、短裤和凉鞋，但他们看起来简直没有人样，他们太瘦、太虚弱、太苍白了，就像无法在尘世生活……在两个人中，姬蒂还算稍好一点儿，尽管她好像也只剩下一双黑眼睛。她的声音非常低沉、沙哑，简直不像是从她那小小的胸腔发出来的……” 经人介绍后，姬蒂对南希说：“你那么多头发难道不热吗？”南希认为这句话“粗鲁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一开始她对奥本海默印象很好，他看起来“像极了匹诺曹，他的动作忽动忽停就像提线木偶一样。但他的举止一点儿也不呆板：他的温暖、同情和礼貌会随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里的烟雾一同散发出来”。当奥本海默礼貌地询问她丈夫的工作时，南希解释说，他有时在劳伦斯·洛克菲勒的卡内尔湾酒店工作。 “他为洛克菲勒工作？”奥本海默说着抽了口烟斗。然后，他压低了声音，打趣道：“我也因为干坏事拿过钱。” 奥本海默让南希惊叹不已。她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人。第二年，奥本海默说服了吉布尼夫妇把地卖给他盖小屋，随后在1959年春，当施工队还在建新房子时，姬蒂写信告诉南希·吉布尼，他们想在6月来圣约翰岛，但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虽然不太情愿，南希还是在他们宽敞的乡村风格海滨别墅里给奥本海默夫妇留了一个房间。 几周后，奥本海默一家到了，一起来的还有14岁的托妮和她的同学伊莎贝尔。姬蒂说两个女孩会睡在她们带来的帐篷里。然后她宣布他们一家不会整个夏天都在这里，但可能会待1个月。南希·吉布尼惊呆了，她原以为他们只会在这里待几天。由此开始了南希后来所说的“可怕又滑稽的7周”，其间充满了争吵、误会和更糟糕的事情。 委婉点儿说，奥本海默夫妇可不是容易相处的房客。姬蒂总是半夜醒来，经常因为她所谓的“胰腺炎发作”而痛苦地呻吟。如果她喝了酒，情况就更糟糕了。姬蒂和奥本海默“都有在床上喝酒抽烟的嗜好”。每天晚上，吉布尼夫妇都能听到姬蒂在厨房里翻找东西，她是在为喝酒搜罗宝贵的冰块。南希·吉布尼有时会被奥本海默“频繁的噩梦”惊醒。作为失眠症患者，奥本海默夫妇经常到中午才起床。 8月的一个晚上，南希第三次被姬蒂在厨房里弄出的声响吵醒，姬蒂那时正拿着手电筒找冰块。起身去查看情况的南希终于忍无可忍：“姬蒂，整夜都在喝酒的人不需要什么冰块。你回房里去，关上门，死都不要出来。” 姬蒂看了南希片刻，然后用尽全力把手电筒砸向南茜。手电筒擦伤了南希的脸颊。“我狠狠地抓住她的肩膀，”南希后来写道，“把她猛地推进‘他们的房间’，然后砰砰地关上所有门，还用东西把门都挡住。”第二天早上，南希要动身去波士顿看望她的母亲，她告诉她的孩子们，只有“那些疯子走了”，她才会回来。奥本海默一家终于在8月中旬离开了那里。 次年，他们回到了已经完工的海滩小屋，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与吉布尼夫妇再也没能和好。南希·吉布尼也再也没有和奥本海默夫妇说过话，但是为了激怒姬蒂，她经常在她那边的海滩插上“私人财产”的牌子。吉布尼家的孩子们还记得姬蒂会在海滩上走来走去，扯掉那些告示牌。 南希·吉布尼虽然和姬蒂发生过冲突，但真正令她厌恶的是奥本海默。“尽管我小心翼翼地不表现出来，但是我开始暗暗地喜爱和尊敬姬蒂。即使在她最糟糕的时候，她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狡诈，她像小狮子一样勇敢，对自己人非常忠诚。”尽管南希最初对奥本海默的印象很好，但她认为他是一个狡诈的人。南希对奥本海默怀有一种特别的敌意，她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那年夏天奥本海默夫妇在他们家逗留的事情，她写道，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14周年纪念日——“对我们的客人来说是充满怀旧之情的日子，那天不乏得意的微笑和令人激动的回忆。凡是那天私下里看到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人都不会怀疑那才是他最辉煌的时刻……他显然热爱原子弹，也很享受他在创造过程中高人一等的角色”。 奥本海默从不会提高嗓门说话。事实上，除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例外，几乎没有人见过他发火。在搬进他们的海滩小屋几年后，奥本海默夫妇举办了一场喧闹的新年晚会，客人伊万·亚丹突然唱起了歌剧选段。罗伯特·吉布尼实在忍无可忍，愤怒地冲向奥本海默家的海滩，他随身还带了一把枪，为了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他朝天开了几枪。奥本海默突然恶狠狠地冲他喊道：“吉布尼，不许你再踏足我家！”从那以后，吉布尼夫妇和奥本海默夫妇再也没有来往。他们后来都雇了律师，双方为海滩的归属争吵不休。这段恩怨成了岛上的传奇故事。 吉布尼一家对奥本海默夫妇的看法并未得到圣约翰岛上其他居民的认同。伊万和多丽丝·亚丹是一对有趣的夫妇，1955年他们就搬到了这座岛上，他们很喜欢奥本海默。“在他身边，你从来不会感到不自在，”多丽丝回忆道，“这是因为他总是泰然自若。”伊万·亚丹1900年出生于俄国，他是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莫斯科大剧院首屈一指的抒情男高音。尽管身份显赫，但他拒绝加入共产党。1941年，德国入侵时，他和大剧院的十几位朋友走到德军防线，向对方投降。他们很快就被塞进运牲口的火车，送往德国。1949年，他设法从西德移民到美国。1951年，他与多丽丝结婚。1955年6月，这对夫妇抵达圣约翰岛后，伊万就宣布：“我要留在这里。” 被引荐给奥本海默一家后，亚丹夫妇高兴地得知这些新居民会说德语。伊万只会说很简单的英语，他和多丽丝经常用俄语交流。伊万热情活泼，口无遮拦，他动不动就放声高歌。他也很容易发火，如果他和别人意见不合就会起身离席。伊万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反苏分子，但是，尽管他对奥本海默案了如指掌，但他没发现奥本海默道德上有什么大问题。伊万很少谈论政治，但和奥本海默在一起时，他却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虽然他们看起来有些不搭调，但显然两人都很喜欢对方陪伴在身边。 “当然，姬蒂就是另一回事了，”多丽丝·亚丹回忆说，“她总是很不安。但他们（她和奥本海默）都非常爱护对方，哪怕在她状态不好的时候……她有时会充满恶意，就好像魔鬼已经令她不能自已，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多丽丝依然喜欢她。一天，姬蒂对多丽丝说：“你知道吗，多丽丝，你和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嫁给了极不寻常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责任。” 岛上的每个人都喝酒，虽然姬蒂喝得很多，但她也可以一连几天滴酒不沾。“我不记得姬蒂喝醉过，或者也就喝醉过几次而已。”奥本海默一家的邻居萨布拉·埃里克森回忆道。“她是他人生中最大的麻烦，”多丽丝·亚丹说，“她自己也明白。她知道他本来不用经历和付出那么多，这都是因为她……她爱奥本海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是一个纠结的人……我想，公平地说，作为他的妻子，她也是非常称职的。”至于奥本海默，圣约翰岛的另一位居民西丝·芙兰克说：“他对她全心全意。在他眼里，她做什么都是对的。” 姬蒂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园艺中。对她来说，圣约翰岛是兰花的天堂。“花园里如果有个死角，”西丝·芙兰克说，“一周后，那里就会种上美丽的兰花。她对兰花很在行。”不过，芙兰克害怕在姬蒂独自在家时去他们的海滩小屋。姬蒂肯定会刻薄和“恶毒”地抱怨一些生活中的不快。“我学会了不当回事，因为很多时候她状态都不好……我知道她的套路，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她竟然如此痛苦，这样的生活也太可怕了。” 因加·希利维尔塔是一位年轻漂亮的芬兰姑娘，从1958年起她经常来圣约翰岛，她回忆说：“奥本海默为人非常谦逊，我敬慕他。我觉得他就像个圣人。他的蓝眼睛简直不可思议，就好像他能读懂你在想什么。”1961年12月22日，她和丈夫伊姆在一个圣诞派对上认识了奥本海默夫妇。走进鹰巢湾的海滨小屋时，25岁的因加吃惊地发现如此著名的人物竟然住在这么朴素的地方，后来她才发现他们的生活可谓应有尽有。奥本海默问她：“你想喝点儿酒吗？”然后他就拿出了一瓶昂贵的香槟，奥本海默夫妇会成箱地购买香槟。 几天后，奥本海默和姬蒂举办了一个跨年晚会，他们雇了一位叫理查兹的当地人接送客人，理查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他有个绰号叫“酸橙汁”，理查兹负责驾驶他们那辆浅绿色的路虎沿着蜿蜒的土路把客人从克鲁兹湾接过来。那天晚上，奥本海默夫妇端上了龙虾沙拉和香槟。“酸橙汁”和他的“刮擦乐队”演奏了卡利普索音乐。奥本海默和因加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之后大家都去游了泳。因加说：“这里真像个世外桃源，就像一个梦。”后来，他们在海滩上散步时，奥本海默还指给她看不同的星座。 “酸橙汁”成了奥本海默家的管家和园丁。他们不在岛上时，他可以用他们的路虎汽车，他用它开出租车，拉着游客在岛上观光。奥本海默显然很喜爱这位老人，也想帮他一把，甚至对他用路虎走私托尔托拉岛的朗姆酒都视而不见。 1961年年初的一个晚上，伊万·亚丹在马霍湾游泳时抓到了一只小玳瑁，晚餐时他向同桌的人展示了这只来回扭动的海龟，还说自己打算吃掉它。奥本海默皱着眉头为这只海龟求情，他告诉他们，这只乌龟“让他想起了在新墨西哥州的试验（三一试验）后所有小动物的可怕遭遇”。于是，伊万将他名字的首字母刻在龟壳上后将其放生。因加被感动了：“这让我更喜欢奥本海默了。” 还有一次，奥本海默夫妇到亚丹家做客，这所房子可以俯瞰鲁兹湾，他们一起欣赏了壮观的日落。奥本海默从椅子上起身，对旁边的西丝·芙兰克说：“西丝，跟我到山边来。今晚你将看到绿色的闪光。”果然，就在太阳落到地平线后面的时候，芙兰克看见了一道绿光。奥本海默轻声地解释了这背后的物理学原理：从圣约翰岛望去，地球大气层就像一个棱镜，它产生了瞬间的绿色闪光。这一幕景象让芙兰克激动不已，而奥本海默耐心的解释也让她着迷。 “他从不摆架子。”萨布拉·埃里克森回忆说。每年9月，奥本海默夫妇都会寄出30多张新年派对的请帖给岛上的朋友们。来的人形形色色，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受过教育的也有没上过学的，奥本海默都一视同仁。埃里克森说：“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撇开吉布尼夫妇不谈，在圣约翰岛的时候，奥本海默每天都展现出他天性中最温柔的一面，他再也不会对别人做出刻薄的评论。“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温柔、最善良的人，”约翰·格林说，“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很少对别人怀有或表现出恶意的人。”哪怕只是间接提及，奥本海默都极少谈到自己所受的磨难。但是有一天，当话题转到肯尼迪总统发誓要把人送上月球时，有人问他：“你想去月球吗？”奥本海默回答说：“哦，我认识一些人，我确实想把他们送去那里。” 奥本海默夫妇待在岛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经常飞到这里过复活节周和圣诞节，每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这里。有一年的复活节周，他们邀请奥本海默儿时的朋友弗朗西斯·弗格森和他们同行。奥本海默不幸患了重感冒，那一周他大部分时间都蜷缩在床上。不过，姬蒂表现得像一位尽职的女主人，她带着弗格森在海滩上漫步，以她植物学家的学识向他介绍岛上壮观的植物群落。对于奥本海默儿时的朋友，姬蒂总会格外殷勤，但这次，弗格森觉得她的举止有点儿奇怪，他回忆说：“她想和我调情。” 姬蒂喜欢显出一副厨艺很好的样子，但这意味着他们家的饭菜只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奥本海默在海湾里放了一个鱼笼，他们经常吃海鲜沙拉、章鱼和烤虾。他们像当地人一样生吃蛾螺，这是一种西印度群岛的海螺，在海滩上就可以捡到。在一次圣诞晚宴上，他们款待客人的是香槟和日本海藻。奥本海默几乎都不怎么吃东西。“我的天哪，”多丽丝·亚丹回忆道，“这个人如果一天能吃下1 000卡路里的东西，那就是奇迹了。” 彼得很少来圣约翰岛，他年轻时更喜欢新墨西哥州崎岖的山脉，但托妮把这座小岛当成了她的精神家园。“她非常可爱。”一位在这里居住多年的人说。她喜欢学习当地文化，而且很快就近乎完美地掌握了西印度群岛的卡利普索语，这是岛上常见的克里奥尔英语。她喜爱岛上的钢鼓乐队。在青少年时期，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孩子，五官俊俏，皮肤光滑，有一双悲伤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她的彬彬有礼就像一位居高临下的公主”。她十分害羞，讨厌拍照。她曾告诉圣约翰岛的朋友们，当和她那著名的父亲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她很讨厌照相机对着她闪个不停。对一个如此珍视隐私的人来说，圣约翰岛堪称完美。 因加·希利维尔塔后来和托妮成为朋友，她回忆道：“托妮非常温柔，非常端庄。托妮特别听话，后来她才开始叛逆。”姬蒂很依赖她，经常把她当作使女，叫她去拿烟。托妮总是跟在她妈妈后面收拾东西，到了青春期，她不可避免地开始和她妈妈吵架。西丝·芙兰克回忆说：“托妮和她的母亲总是吵个不停。” 圣约翰岛的一位邻居回忆说：“奥本海默不太关注托妮。他对她很好，但就是不太在意她，就像她是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不过，另一位邻居史蒂夫·爱德华兹认为奥本海默“对他的女儿非常关心……你能看出来他为托妮感到骄傲”。到17岁时，托妮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非常聪明，同时又矜持、敏感和温柔，就像一个出身老派家庭的女孩。有一段时间，伊万的儿子、出生于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亚丹追求她。“亚历山大非常迷恋托妮。”西丝·芙兰克回忆道。但当托妮真的开始对亚历山大感兴趣时，奥本海默进行了阻拦，他坚持认为亚历山大对她来说年纪太大了。 与亚丹一家的友谊让托妮决定认真学习俄语。她和她父亲一样有语言天赋，虽然她大学主修法语，但是当她从欧柏林学院毕业时，她已经能够说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俄语，她还用这些语言来写日记。 奥本海默、姬蒂和托妮都是航海能手，岛民称他们这些喜欢帆船胜过汽艇的人为“破布族”。他们出海一次要航行三四天。一天日落时分，奥本海默独自驾船驶入克鲁兹湾的小码头，他戴的旧草帽帽檐拉得很低，遮住了额头，因此没看清港口里另一艘船船头的宽度，结果撞了上去，把自己的桅杆撞断了。幸运的是无人受伤，但从那以后，“进港时要抬高帽檐”成了他们家的一个笑话。 奥本海默的生活很悠闲，他白天航行，晚上招待岛上形形色色的朋友。在鹰巢湾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生活也会遇到危险，有一天，奥本海默独自往灯笼里倒煤油时，一只黄蜂叮了他的手，他吓了一跳，手中的油罐掉在砖地上摔碎了，一块破碎的陶片像匕首一样刺进了他的右脚。奥本海默自己取出了碎片，但当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海里洗去血迹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大脚趾已经动不了了。那时他的小帆船已经装好了帆，就停靠在海滩上，于是他决定驾船到克鲁兹湾的诊所去。在给他做检查时，医生发现碎陶片直接划断了他脚上的肌腱，因为肌腱不能正常连接，它缩回到了小腿。医生拉出肌腱，拽着它缝回原位，整个过程中奥本海默一直在默默忍耐。“你疯了吧，”医生责备他说，“居然横渡海湾……算你走运没有失去整只脚。” 在上午的帆船航行或海滩散步后，奥本海默会邀请他碰到的人过来喝一杯。他仍然会端上马丁尼酒，但这酒对他好像没什么影响。“我从没见奥本海默喝醉。”多丽丝·亚丹回忆道。酒经常会喝到晚餐时分，奥本海默会在晚餐上背诵诗歌，他会低声朗诵济慈、雪莱、拜伦的诗，有时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很喜欢《奥德赛》，还能背诵大段的内容。他已经成为一位生活俭朴的哲人王，那些爱戴他的追随者可谓三教九流，有外国侨民、退休人士、“披头族”和原住民。尽管奥本海默总是有意显得超凡脱俗，但他很适应这些人的海岛生活。在圣约翰岛上，这位“原子弹之父”似乎找到了躲避自己心魔的庇护所。 “刮擦乐队”主要指维尔京群岛上演奏传统音乐的乐队，这种传统音乐的风格结合了非洲和西方音乐，是本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刮擦”本意是演奏任何手头有的或自己制作的乐器，所以乐队的乐器可谓五花八门。——译者注 卡利普索是一种非洲-加勒比地区的音乐风格，它的特点是富有节奏感和和声唱法。——译者注 克里奥尔（creole）最初是指在殖民地土地上出生并成长的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如具有欧洲血统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人），后用来指以上地区的本族人，再后来指他们使用的语言。——译者注 钢鼓乐队是以钢鼓为主，加上其他节奏性乐器组成的打击乐队，流行于加勒比海各国和南美洲圭亚那、苏里南、委内瑞拉等国。一开始的钢鼓是用汽油桶加工而成，分成不同的音区。——译者注 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一种统治者，他既爱智慧又有智慧，并且愿意过简朴的生活。——译者注 披头族（beatnik）用于描述“垮掉的一代”的参与者，“垮掉的一代”是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对既有主流社会规范的社会和文学风潮。——译者注 第40章 “三一试验的第二天就该这么做了” 总统先生，我认为您今天颁发这个奖项可能格外需要一些仁慈和勇气。 ——罗伯特·奥本海默向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致辞，1963年12月2日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民主党重返白宫，奥本海默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弃儿。虽然肯尼迪政府没打算让他重新参政，但在民主党自由派眼中，他是一位遭到共和党极端分子迫害的正人君子。1962年4月，麦乔治·邦迪邀请奥本海默参加白宫为49位诺贝尔奖得主举办的晚宴，邦迪曾在哈佛大学任院长，现在他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奥比遇到了很多杰出人物，比如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宇航员约翰·格伦和作家诺曼·卡曾斯。肯尼迪打趣道：“我认为白宫历史上从未汇集过如此多的杰出人才和人类智慧，当然托马斯·杰斐逊在这里独自用餐时除外。”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之后，奥本海默昔日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老朋友、现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问他是否愿意再经受一次听证会，以便恢复他的安全许可。奥本海默厉声说：“休想！” 奥本海默仍在继续发表公开演讲，通常是在大学里，他一般会讨论一些宽泛的、与文化和科学有关的主题。由于被解除了与政府有关的一切职务，他现在完全是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在众人面前呈现的是一位谦逊的人道主义者，正在思考人类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的生死存亡。1963年，《基督教世纪》杂志的编辑们请奥本海默列出一些塑造了他的哲学观的图书，他给出的书单上有10本书，排在第一位的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二位是《薄伽梵歌》，排在最后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1963年春，奥本海默得知肯尼迪总统已经宣布他打算授予奥本海默享有盛誉的费米奖，该奖项包括一笔5万美元的免税奖金和一枚公共服务奖章。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平反。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喊：“真令人作呕！”于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士散发了一份15页的文件，文件中总结了1954年对奥本海默的那些指控。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埃里克·塞瓦赖德形容奥本海默是“一位像诗人一样写作、像先知一样说话的科学家”，并赞许地表示这个奖项标志着在国家层面恢复奥本海默的名誉。当记者追问奥本海默对获奖的看法时，他拒绝作答，他说：“听着，现在不是我乱说话的时候，我不想让参与此事的人感到为难。”他知道他在政府里的朋友——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无疑是此事的幕后推手。 前一年获得费米奖的爱德华·泰勒立即写信向奥本海默表示祝贺，他写道：“我经常想对你说点儿什么。现在我确信写这封信是一个正确的举动。”事实上，许多物理学家已经悄悄行动起来，他们想让肯尼迪政府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他们想为他们的老朋友彻底翻案，而不仅是象征意义的平反。但邦迪认为这样做的政治代价太大，事实上，甚至在政府宣布将颁发费米奖给奥本海默之后，邦迪还是先观望了共和党人的反应才决定由总统亲自在白宫的颁奖仪式上颁奖。 1963年11月22日，奥本海默正坐在办公室起草12月2日白宫颁奖典礼上的获奖致辞时，他听到有人在敲外面办公室的门，原来是彼得。他说他刚从车上的广播里听到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的消息。奥本海默愣住了。就在这时，韦尔娜·霍布森冲了进来，喊道：“天哪，你听说了吗？”奥本海默看着她说：“彼得刚告诉我了。”当其他人进来时，奥本海默转向彼得，问他22岁的儿子要不要喝一杯。彼得点点头，然后奥本海默走进霍布森宽敞的步入式衣帽间，他知道那里放着一些酒。但随后彼得注意到他的父亲只是呆立在那里，“他的胳膊垂在身侧，无名指不停地搓揉大拇指，低头盯着那些酒瓶”。最后，彼得嘟囔了一句：“算了吧，没关系。”他们一起走出去时经过了奥本海默秘书的办公桌，韦尔娜·霍布森听到奥本海默说：“很快一切就会分崩离析。”后来，他告诉彼得：“罗斯福死后，他还从没有过那天下午那样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一周，奥本海默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目睹这场悲剧的后续发展。 12月2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如期参加了费米奖的颁奖典礼。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里，奥本海默站在高大的约翰逊旁边显得尤其矮小。他站在那里就像一尊“石像，苍白、僵硬、毫无生气，有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相比之下，姬蒂则是兴高采烈，“简直是快乐的化身”。戴维·利连索尔认为，整件事“是对奥本海默遭受的仇视和丑陋罪行的赎罪仪式”。在彼得和托妮的注视下，约翰逊说了几句话，随后递给奥本海默一枚勋章、一块匾牌和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 在获奖感言中，奥本海默提到早期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经常写到‘科学的博爱精神’……我知道我们未能一直在科学中表现出博爱精神，这并非因为我们的科学兴趣缺乏必要的共同点或交集。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和无数的男男女女一起投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事业，我们正在探索人类能否在保护培育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同时又无须将战争作为历史的终极仲裁者”。然后奥本海默转向约翰逊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总统先生，我认为您今天颁发这个奖项可能格外需要一些仁慈和勇气。在我看来，这对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是个好兆头。” 约翰逊接下来将姬蒂亲切地称为“今天与您分享荣誉的女士，奥本海默太太”。然后，他开玩笑地说：“您可能注意到了，支票在她手里！” 那天泰勒也在观众席上，当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姬蒂面无表情地站在奥本海默身边，奥本海默则咧嘴一笑，和泰勒握了握手。一位《时代》杂志的摄影师用他的相机捕捉到了这一瞬间。 之后，尚在悲恸中的约翰·肯尼迪的遗孀传话说，她想在自己的住处会见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夫妇到了楼上，杰奎琳·肯尼迪迎接了他们。她说，她想让奥本海默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多么想把这个奖颁给他。后来在回忆那一刻时，奥本海默坦言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然而，在华盛顿，奥本海默依然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至少有一位共和党政客——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曾公开宣称他将抵制白宫的颁奖典礼。作为对共和党批评的回应，约翰逊政府同意在次年将费米奖的奖金降至2.5万美元。当然，对刘易斯·斯特劳斯来说，给奥本海默部分恢复名誉简直就是对他的羞辱，斯特劳斯给《生活》杂志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他表示奥本海默获奖“对保护我国的安全体系造成了严重打击”。 自1954年的审判以来，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敌意有增无减。1959年，当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斯特劳斯为自己任期内的商务部长时，所有的旧伤又被重新撕开。在确认提名的激烈斗争中，奥本海默的听证会成了影响斯特劳斯的主要因素，最终他以46票对49票的微弱劣势败北。斯特劳斯先是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然后他又指责了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们的确受到了麦乔治·邦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等奥本海默的支持者的游说。肯尼迪曾声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我才会对总统的提名投反对票。”麦乔治·邦迪回应说：“嗯，这就是一个极端情况。”邦迪向肯尼迪列举了斯特劳斯在奥本海默案中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肯尼迪被说服了，他改投了反对票，斯特劳斯的提名未获得通过。伯尼斯·布罗德给奥本海默发电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从没想到我能在有生之年报仇雪恨。先不管什么基督教精神，好好享受一下受害者的每一次挣扎和每一分痛苦。真希望你也在这里！”即使在听证会过去7年之后，斯特劳斯仍认为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在发挥作用，他抱怨道：“奥本海默的支持者还在对那些尽职尽责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听证会这一事件将一直与斯特劳斯和奥本海默如影随形，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点。 即使在奥本海默获得费米奖之后，姬蒂对泰勒等人的怨恨仍未消除。1964年春的一个傍晚，奥本海默夫妇和戴维·利连索尔一起喝酒。奥本海默刚刚从严重的肺炎中康复，他终于戒了香烟，但仍在抽烟斗。他和姬蒂都上了年纪。奥本海默仍然戴着他标志性的平顶矮帽，他在普林斯顿开的还是那辆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如今这辆车已经风光不再。当利连索尔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白宫的费米奖颁奖典礼上时，姬蒂乌黑的眼睛里冒出了怒火。“那真是糟透了，”她厉声说，“有些事简直太不像话了。”奥本海默低着头坐在那里，轻声低语道：“也有人说了些感人的话。”但过了一会儿，当提到泰勒的名字时，奥本海默“像拉比一样和善的态度”不见了，他眼里闪着真正的怒火。利连索尔写道，那些伤口“依然很痛”。在日记的结尾，利连索尔写下了自己的观察：“她（姬蒂）的恨意如此强烈实属罕见，她主要是对那些让奥本海默遭受折磨的人怀有深深的怨恨。” 奥本海默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热衷于政治，但奇怪的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动荡，他却置身事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许多美国人在自家后院挖原子弹掩体时，奥本海默从未公开反对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慌行为。在利连索尔的追问下，他解释道：“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我都是最不适合公开谈论这些事情的人。”同样，在1965—1966年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时，尽管私下里他和彼得讨论这件事时，他显然质疑政府升级战事的做法，但是在公开场合他闭口不谈。 1964年，奥本海默收到了一本新书的预印本，书中对美国政府在广岛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做出了令人震惊的新解释。根据最新公开的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日记和与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有关的国务院资料，作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认为：杜鲁门总统之所以决定用原子弹来对付看似已经战败的日本，原因之一是针对苏联进行的原子外交。这本名为《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国和苏联力量的对抗》的书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阿尔佩罗维茨询问奥本海默的意见时，奥本海默在信中说，阿尔佩罗维茨写的很多内容，“我都一无所知”。然而，他又特意补充道：“但你笔下的伯恩斯的确是我认识的样子，史汀生也是。”他不想被卷入关于此书的争议，但显然，与p.m.s.布莱克特在1948年出版的《恐惧、战争和原子弹》一书中的观点一样，奥本海默仍然认为杜鲁门政府对一个基本上被打败的敌人使用了原子武器。 同年，德国剧作家、精神病学家海纳·基普哈特创作了一出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案件》的戏剧，它的主要素材来自1954年安全听证会的文字记录，它首先在德国的电视台播出，然后又在西柏林、慕尼黑、巴黎、米兰和巴塞尔的剧院演出。这些欧洲观众被基普哈特塑造的主人公迷住了，羸弱瘦削的奥本海默站在控告者面前，他就像当代伽利略——在美国当局的反共政治迫害中成为殉道者的科学家英雄。该剧获得五项大奖，广受好评。 但是，当奥本海默最终读到剧本时，他极为不满，他给基普哈特写了一封言辞激愤的信，还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斯特劳斯和罗布一直密切关注着该剧的反响，他们也曾一度考虑以诽谤罪起诉伦敦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但律师告诉他们无法立案。）奥本海默尤其不喜欢结尾时的独白，编剧让他为制造原子弹表示愧疚：“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科学精神的叛徒……我们一直在替魔鬼做工……”这样戏剧性的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他所经历的苦难。简而言之，他认为剧本的拙劣恰恰在于它太过直白。 观众们可不这么想。1966年10月，英国的剧团排演了这部戏，由演员罗伯特·哈里斯扮演奥本海默，该剧大受欢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部戏“让人拼命地思考”。哈里斯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观众们一直非常专注、热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这让我们既意外又高兴。” 奥本海默后来不情愿地承认，这位剧作家不过是犯了过度艺术加工的错误。他更喜欢基普哈特这出戏的法文版，因为它几乎完全取材于安全听证会的记录，但即使这样，他仍抱怨说无论英文版还是法文版都“把这出该死的闹剧变成了一场悲剧”。不论这部戏是好是坏，基普哈特的戏剧将奥本海默重新介绍给了新一代的欧洲和美国观众。该剧最终也在纽约进行了首演，它催生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电视纪录片和其他展现奥本海默生活的影片。 还有另外一些试图深入奥本海默生活的节目。1965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20周年之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放了一部由切特·亨特利解说的纪录片《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其中奥本海默回忆了7月16日的三一试验并朗诵了《薄伽梵歌》：“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还有一次，一位采访者在镜头前问他，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最近提议约翰逊总统为了阻止核武器扩散与苏联展开谈判，对此他有什么看法，奥本海默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斗说道：“这整整晚了20年……三一试验的第二天就该这么做了。”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得知一位人脉很广又同情他的记者菲利普·m.斯特恩正在写一本关于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的书。尽管有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从中撮合，奥本海默最终还是决定不接受斯特恩的采访，他解释说：“对于这本书的主题，我无法保持客观，而且我仍对其中非常多的重要问题不知情。让我参与只会适得其反。”他认为“没有自己的参与、建议或默许”，斯特恩会写得更好。斯特恩的书《奥本海默案：对安全的审判》于1969年出版，并广受好评。 1965年春，奥本海默欣喜地看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新图书馆竣工。它毗邻一个大型人工池塘，周围是数英亩的绿色草坪，奥本海默把这座图书馆视为自己的遗产之一。该图书馆由华莱士·哈里森设计，他还设计过奥本海默在圣约翰岛的海滩小屋。图书馆的屋顶颇具新意，上面安装了倾斜的玻璃天窗。在白天，这种设计提供了充足的阳光，到了晚上，图书馆的灯光会照亮夜空。从远处看，整个天空似乎都被一团大火照亮了。利连索尔对新图书馆的优美环境和夜间奇观赞叹不已，奥本海默则对他报以了“小男孩般的微笑”，他说：“图书馆很美，环境也很美，但它也说明我们连最显而易见的后果都没预料到。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发核弹时就没预料到那些重大的后果。至于图书馆的屋顶，我们只是想要最好的采光，让光线恰好能照进来……白天的时候，一切都棒极了。但是没有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光线不仅会照进来，还会射出去——照亮天空。” 不过，就算新图书馆的竣工让奥本海默感到欣喜，这份欣喜也无法完全抵消他与数学系教员冲突不断的烦恼。学院内部琐碎的政治斗争有时会让他大发雷霆。一位董事向刘易斯·斯特劳斯报告说：“问题在于奥本海默喜欢争论，他本质上对人怀恨在心，应该请他离开。”斯特劳斯非常乐于听到这样的汇报，但他仍然缺少足够的选票把奥本海默赶下台。 但随后在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他觉得到了该辞职的时候，他提出在1966年6月也就是那一学年结束的时候离开。奥本海默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斯特劳斯也在场。对于他的决定，奥本海默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他离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只剩两年了，“坐等钟声敲响”毫无意义；第二，他说姬蒂一直“患有一种医生宣称无法治愈的疾病”（在他文件里的备忘录上，斯特劳斯恶毒地将姬蒂的病称为“间发性酒狂”——患者无法控制对酒精的渴望），奥本海默说这让他现在无法再招待客人或教员；第三，他说他与一些教员，特别是数学系教员的关系“令人无法忍受，而且还在恶化”。 奥本海默本想在那年晚些时候，比如秋天，再公开辞职的决定，但当天晚上他邀请一些教员来吃饭时，姬蒂说漏了嘴。由于这个消息肯定会泄露出去，董事会迅速起草了一份新闻稿，1965年4月25日周日上午，这个消息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 奥本海默对辞职没什么遗憾。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他将不得不搬出他和姬蒂生活了近20年的家——奥尔登庄园。奥本海默安慰自己说，董事们已经投票决定在高等研究院的土地上为他盖一座新房子，或者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他们提供住房。奥本海默夫妇为此聘请了建筑师亨利·a.延德尔，还为新家制作了一个模型，这是一座玻璃和钢结构的新式单层建筑，这座房子将建在距离奥尔登庄园200码远的地方。但是，作为董事，斯特劳斯想利用他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阻止这一项目，这显然是典型的报复行为。1965年12月8日，斯特劳斯告诉其他董事会成员，他“不赞成”该项目。他认为，让奥本海默住在高等研究院里就是个“错误”，更别提住在奥尔登庄园隔壁了。另一位董事哈罗德·k.霍克希尔德打断他说：“就连住在普林斯顿都太近了。”很快，斯特劳斯说服董事会撤回了他们的承诺。第二天，当奥本海默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大为光火”。他说，如果这是董事会的最终决定，他将彻底离开普林斯顿。奥本海默发火完全可以理解，但愤怒的姬蒂将她的怒火发泄到另一位董事和他的妻子身上，他的妻子对斯特劳斯说“发生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谈话”。斯特劳斯一直在暗中操纵一切，奥本海默夫妇也只能凭空猜测。一直到12月事情都没有转机，但是到了1966年2月，奥本海默又说服董事会改变了主意。令斯特劳斯不满的是，奥本海默还是被允许在他选定的地方建房子。房子于1966年9月开工，第二年春天竣工，但奥本海默最终也没能住上这座房子。 1965年秋，奥本海默去找医生检查身体，这对他来说并不常见，但是那天回到家后他宣布自己一切正常。“我会比你们都活得长。”他开玩笑说。但两个月后，他常年吸烟引发的咳嗽明显加重。在圣约翰岛过圣诞节时，他向西丝·芙兰克抱怨“嗓子疼得厉害”，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抽烟抽得太多了。”姬蒂以为他只是得了重感冒。最后，在1966年2月，她带他去纽约看了医生，诊断结果非常糟糕。姬蒂打电话告诉了韦尔娜·霍布森这个消息，她低声说：“罗伯特得了癌症。”。 40年的烟瘾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当小阿瑟·施莱辛格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时，他立即写信给奥本海默：“我简直无法想象接下来的几个月你会多么难熬。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你已比大多数人面对过更多可怕的事情，你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道德勇气、目标感和自律的榜样。” 虽然奥本海默戒掉了香烟，但他仍在抽烟斗。3月，他接受了一次痛苦且效果并不显著的喉部手术，随后他开始在纽约斯隆-凯特琳研究所接受钴放射治疗。他和朋友谈到自己的癌症时非常坦率，他告诉弗朗西斯·弗格森，他仍抱有“一丝希望，希望癌症不会继续扩散”。然而，到了5月下旬，所有人都能看出他“日渐消瘦”。 1966年一个美丽的春日，利连索尔在奥尔登庄园碰到了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秘书安妮·马克斯，她也来看望奥本海默夫妇。利连索尔被奥本海默的样子吓了一跳：“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第一次‘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他脸色苍白，惊恐不安。”单独和姬蒂在花园散步时，利连索尔问她奥本海默近况如何。姬蒂突然愣住了，她咬着嘴唇，似乎一反常态地无言以对。当利连索尔弯下腰，温柔地亲吻她的脸颊时，她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身子，擦干眼泪，提议他们回屋去找安妮和奥本海默。“我从未如此钦佩过一个女人的坚强，”利连索尔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他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过去，其中有快乐也有痛苦。他曾是她的英雄，而现在成了她的大‘难题’。” 1966年6月，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接受了荣誉学位，他被称作“物理学家和水手、哲学家和骑手、语言学家和厨师、美酒和好诗的爱好者”。但是他看起来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由于神经受到压迫，他必须借助拐杖和腿部支架才能行走。 尽管身体虚弱，饱受病魔摧残，但他反而越发显得高大起来。弗里曼·戴森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越发强大……他优雅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从不抱怨；他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再想要哗众取宠。”他曾是一个很会装腔作势的人，但现在戴森注意到“他简单、坦率且不屈不挠”。利连索尔指出，奥本海默有时看起来“精力充沛，似乎还有点儿开心”。 7月中旬，他的医生没有再在他的喉咙里发现恶性肿瘤的迹象，虽然放射治疗让他疲惫不堪，但似乎发挥了作用。于是，7月20日他和姬蒂又回到了圣约翰岛。岛上一年没有见过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看起来像一个“幽灵，完完全全是个幽灵”。他悄悄地抱怨说，虽然他想去游泳，但现在连圣约翰岛周围常年温暖的海水也让他感到寒冷。于是，他更多地在海滩上散步，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极富耐心，哪怕是陌生的路人。得知西丝·芙兰克的丈夫卡尔刚刚经历了一次心脏大手术，奥本海默去看望了他。芙兰克回忆道：“奥比对他太好了，想帮他从这可怕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奥本海默那时吃的是流食，辅以蛋白粉。他对西丝·芙兰克说：“你都不知道如果我能吃下那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我会拿什么跟你交换。”伊姆和因加·希利维尔塔请奥本海默到他们的新家吃饭，他吃不下羊排，只喝了一杯牛奶。因加说：“我真替他难过。” 差不多5周后，奥本海默和姬蒂在8月下旬回到了普林斯顿。奥本海默感觉好多了，虽然喉咙还在痛，但他认为自己有气力了。他的医生再次检查了他的喉咙，没有发现癌症的迹象。“事实上，他们确信我已经痊愈。”奥本海默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回到普林斯顿才5天，他就飞去伯克利，在那里花了1周时间看望老朋友。9月回到普林斯顿后，他向医生抱怨自己的喉咙一直在痛，“但他们没有搞清楚原因，把我的不适归咎于放疗”。 那年初秋，奥本海默一家不得不搬出他们心爱的奥尔登庄园，为高等研究院的新任院长卡尔·凯森空出住所。奥本海默夫妇决定暂时搬到默瑟街284号的一所房子里，物理学家杨振宁以前住在这里。这所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显得很凄凉。他们的邻居是弗里曼和伊梅·戴森。当年奥本海默任院长时，戴森夫妇的小儿子乔治就是在研究院里长大的，他回忆道：“他（奥本海默）是一个影响力无处不在的人——一个仁慈而神秘的统治者，统治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但当奥本海默搬到隔壁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他就像一个幽灵，被剥夺了自己的王国，他在隔壁的院子里踱来踱去，非常苍白和消瘦”。 直到10月3日，奥本海默才又去看了医生。奥本海默给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写信说：“癌症加剧，已经扩散到上颚、舌根和左侧耳咽管。”这种情况已经无法手术，所以医生给他开了每周三次的放疗处方，这次用的是电子感应加速器。他写道：“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喉咙有溃疡还做放疗肯定不会太舒服。现在还不算糟糕，但我对未来不太有把握。” 他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英年早逝的命运。10月中旬，利连索尔顺道拜访时得知了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曾经明亮的蓝眼睛现在似乎因痛苦而变得模糊不清。后来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最后一段路，可能没有多长了……姬蒂使劲忍住泪水。”11月，奥本海默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现在说话和吃饭都大不如前。”他曾希望在12月去趟巴黎，但他的医生们坚持要他继续定期接受放疗，直到圣诞节。于是，他只能待在家里，与弗朗西斯·弗格森和利连索尔这样的老朋友会面。12月初，他的弟弟弗兰克从科罗拉多州来看望了他。 1966年12月初，奥本海默收到了他以前的学生戴维·玻姆的来信，玻姆先后在巴西和英国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玻姆写信说，他看了基普哈特的戏，还看到一个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电视节目，他在里面看到了对奥本海默的采访。玻姆写道：“我感到非常不安，尤其是你声称自己有一种内疚感。我觉得沉浸在这种内疚感中是在浪费你余下的生命。”然后，他向奥本海默提到了让-保罗·萨特的一部戏剧，“在这部戏中，英雄最终通过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摆脱了内疚。依我所见，一个人总为过去的作为感到内疚，除了因为这些作为说明了他曾经是谁，还因为他现在依然如此”。玻姆认为单纯的内疚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你的处境尤其让人为难。唯有你才能判断自己要对发生的事情负有何等责任……” 奥本海默马上给他回了信：“这部戏和这种说法已经流传很久了。我从未为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作所为表示过后悔；事实上，我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我的态度，无论是对是错，我都不后悔。”后来在寄出这封信前，他还删去了一些文字：“对于基普哈特的剧本，我最反感的是他让剧中的我做的那段冗长的、完全即兴的最终陈词，这实际上断言了我有悔意。我的责任感和内疚感一直都只和眼前事有关，这辈子到现在为止，这些已经足以让我无暇旁顾了。” 12月初，《展望》杂志的记者托马斯·b.摩根到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采访了他，当时奥本海默很可能想到了他与玻姆的交流。摩根看到他盯着窗外秋天的树林和池塘出神。现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姬蒂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姬蒂优雅地策马越过栅栏。摩根看得出他时日无多：“他变得很虚弱，不再是那个给人留下牛仔天才印象的精瘦男人。他脸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头发不过是一团白絮。然而，他的优雅依然胜过一切。”当他们的谈话转向哲学话题时，奥本海默强调了“责任”一词，摩根认为他使用这个词时有近乎宗教的意涵，奥本海默同意这个“世俗词语借用了宗教的理念，而不用扯上任何神明。我喜欢在这里用‘伦理’这个词。尽管在我研究原子弹的时候，伦理问题对我就很重要，但如今我面对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现在，如果不用像‘责任’这样的词，我都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的人生，这个词与选择、行动及抉择时的纠结有关。我说的不是知识，而是你能力的限制……没有力量，责任就没有意义。或许你的能力就能带来这种力量，知识、财富、空余时间增多都可以让你尽更多责任”。 在这段独白之后，摩根写道：“然后奥本海默摊开手掌，用他那修长的手指示意他接下来的结论也适用于他的听众。他说：‘你和我，我们都不富有。但就责任而言，我们俩目前都有能力帮饥饿之人减轻他们最难挨的痛苦。’” 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40年前在科西嘉岛读普鲁斯特时学到的东西：“对自己造成的痛苦漠不关心……是一种可怕而持久的残忍。”奥本海默绝不是漠不关心，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给他人造成的痛苦，但他不甘心沉溺于内疚。他愿意承担责任，他从未试图否认自己的责任。但自安全听证会以来，他似乎已经没有能力或动力去对抗那些漠不关心的“残忍”。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比是对的：“他们实现了目标——他们杀死了他。” 1967年1月6日，奥本海默的医生告诉他，事实证明放射治疗对他的癌症无效。第二天，他和姬蒂请了一些朋友过来吃午饭，其中包括利连索尔。他们准备了非常昂贵的鹅肝，作为女主人，姬蒂表现得殷勤周到。利连索尔要离开时，奥本海默一边帮他穿上外套，一边向他吐露了心声：“我不是很开心，昨天医生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随后姬蒂把利连索尔送到屋外，她突然抽泣起来。那晚利连索尔在日记上写道：“即将到来的死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一次的消息似乎格外多余和残酷。至少在我面前，他带着宿命的眼神看待着这一切，似乎是在向内看，呆呆地陷入最终的现实。” 1月10日，奥本海默写信给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朋友詹姆斯·查德威克，他在信中坦承自己“正在与咽喉癌作斗争……但收效甚微”。他又补充道：“这让我想起了埃伦费斯特对吸烟的严厉批评。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连批评我们的人都充满了爱和光明，不是吗？” 1月底的一天，奥本海默叫来了陪伴他14年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他和蔼地鼓励她离开普林斯顿。霍布森原打算在奥本海默辞任院长后退休，但是她知道奥本海默病重，而姬蒂仍然非常依赖她，因此她决定推迟退休。霍布森说：“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快不行了，如果我那时不走，就很难再离开姬蒂，可能永远都走不了了。” 1967年2月中旬，奥本海默知道自己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有点儿痛……连听和说都很成问题。”他的医生们认为他无法再接受放疗，于是他们开始了加强的化疗。但他仍住在家里，还传话给一些朋友，表示欢迎他们拜访。尼古拉斯·纳博科夫曾多次来看望奥本海默，他还敦促别的朋友来看他。 2月15日周三，奥本海默竭力支撑着参加了高等研究院的一次委员会会议，挑选来年访问学者的候选人。这也是弗里曼·戴森最后一次见到他。奥本海默依然和别人一样事先做了功课，他通读了几十份申请材料。“他说话非常费力，”戴森后来写道，“但他仍然准确地记住了每个候选人的优缺点。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应该同意温斯坦的申请，他很棒。’” 第二天，路易斯·费希尔来了。近些年来，费希尔和奥本海默成了彼此敬重的普通朋友。作为一位游历世界的著名记者，费希尔写过20多本书，其中包括《甘地传》（1950）和《斯大林的生与死》（1953）这样的畅销书。奥本海默特别喜欢他1964年出版的列宁传记。姬蒂鼓动费希尔从他正在写的书中拿出一些章节给奥本海默读，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 但是，当费希尔按响奥本海默家的门铃后，他等了几分钟都没有什么动静，就在他已经放弃，转身走开的时候，他听到楼上有人敲窗户，他抬头看见奥本海默在示意他回来。过了一会儿，奥本海默打开了前门，他已经近乎失聪，所以没有听到门铃响。奥本海默动作笨拙地帮费希尔脱下外套，然后这两位朋友面对面坐在一张空桌子旁。费希尔说，他最近和托妮交流过，她正在用自己所学的俄语为乔治·凯南做一些研究工作。当奥本海默试着说话时，“他的话音含糊不清，我觉着五个词里我能听清一个”。但他还是尽力说清了姬蒂正在打盹，因为她晚上睡得不好，而且屋里没有别人。 费希尔递给了奥本海默两章手稿，他马上读了几页，还问了费希尔一个关于资料来源的问题，他说：“是来自柏林吗？”费希尔指了指书页上的一个脚注。“这时他冲我露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微笑，”费希尔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极度消瘦，头发稀疏而苍白，嘴唇干裂。他的嘴唇一直在动，好像要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看书稿时也是如此。也许是意识到这有碍观瞻，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挡住了嘴，他的指甲都发绀了。” 大约20分钟后，费希尔觉得自己应该告辞了。在他走出去时，他发现通往二楼楼梯的第二级台阶上有一包香烟。三支烟从里面掉到了旁边的地毯上，于是费希尔弯腰把它们拾到烟盒里。当他起身时，奥本海默就站在他身边，奥本海默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打火机并打着了火。但是他知道费希尔不抽烟，而且正要出门，这个动作应该是出于他的本能——他总是主动为客人点烟。“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费希尔几天后写道，“他知道自己的头脑正在衰退，而他可能也想一死了之。”奥本海默坚持要帮费希尔穿上外套，然后又给他开了门，还口齿含混地说了一句：“再来啊。” 2月17日周五，弗朗西斯·弗格森顺道来了奥本海默家。他看得出奥本海默已经不行了，他还能走路，但是体重已经不到100磅。他们一起在餐厅坐下，但没过多久，弗格森觉得奥本海默看起来太虚弱了，自己应该先告辞。“我陪他走进卧室，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我就听说他去世了。” 1967年2月18日周六晚上10点40分，奥本海默在睡梦中溘然长逝。这一年他才62岁。姬蒂后来向一位朋友吐露：“他死得很可怜。他先是变得像个小孩，然后又成了一个婴儿，他会发出怪声。我无法走进那个房间，又不得不去，但我真做不到。我实在受不了。”两天后，他的遗体被火化。 刘易斯·斯特劳斯给姬蒂发了一封电报，声称自己“对奥本海默的离世感到悲痛”。国内外的报纸都刊登了长篇讣告，其中不乏赞誉之词。伦敦的《泰晤士报》形容他是“博学多才之人”的典范。戴维·利连索尔告诉《纽约时报》：“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高尚的灵魂——一位把诗歌和科学融为一体的天才。”爱德华·泰勒的评价则没有这些溢美之词：“我会铭记他完成了一项杰出又不可或缺的工作……组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在莫斯科，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说，一位“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去世了。《纽约客》杂志在缅怀他时写道，他是“一个外貌和举止都无比优雅的人，是一位散发着知识分子不羁气息的贵族”。参议员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谈到了这位已故的物理学家：“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用自己的特殊才能为我们所做的贡献，还要记住我们都对他做过什么。” 1967年2月25日普林斯顿的追悼会结束后，同年春天，美国物理学会在华盛顿举行了特别会议，再次悼念奥本海默。伊西多·拉比、罗伯特·瑟伯尔、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其他几个人都发了言，这些讲话后来被结集出版，拉比还为它写了序言，他写道：“在奥本海默身上，有一种不易觉察的质朴。然而，从本质上说，正是这种精神品质，这种在言谈举止中传达出的修养，才是他个人魅力的基础。他一直有所保留，让人总感觉他还有尚未表露的深刻感受和洞见。” 姬蒂把她丈夫的骨灰坛带回了鹰巢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姬蒂、托妮和圣约翰岛上的两位朋友——约翰·格林和他的岳母伊瓦·克莱尔·德纳姆一起开汽艇前往卡瓦尔岩，这是一座能从他们的海滩小屋望到的小岛。当他们航行到卡瓦尔岩、孔戈礁和洛万戈礁中间时，约翰·格林关掉了发动机。他们所在的位置水深有70英尺。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姬蒂没有把奥本海默的骨灰撒进海里，而是将骨灰坛投入海中。它并没有立即沉入水底，于是他们绕着上下漂浮的骨灰坛转了几圈，所有人都静静地注目，直到最后骨灰坛在波涛汹涌的海面消失。姬蒂解释说，她和奥本海默商量过，“那里就是他想要的归宿”。 托马斯·杰斐逊被视为美国的开国先贤，他智力超群，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建树颇多，影响重大且深远。——译者注 费米奖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颁发的一项国际奖，于1954年设立，费米去世前成为首位获奖者。该奖每年颁发一次，用来奖励在核物理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它不授予单一成果，而是以候选人终生的成就作为评价标准，属于终身贡献奖。——译者注 斯特恩的书目前仍是对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最完整的记录。其他优秀的作品包括约翰·梅杰的《奥本海默听证会》（纽约：斯坦和戴出版公司，1971年）；巴顿·j.贝尔斯坦的《重新思考奥本海默忠诚-安全案》，《斯坦福法律评论》第42卷（1990年7月刊）：1383—1484页；查尔斯·p.柯蒂斯的《奥本海默案：对安全系统的审判》（纽约：奇尔顿出版社，1964年）。 尾声 “只有一个罗伯特” 奥本海默死后一两年，姬蒂开始和奥本海默的密友、他以前的学生罗伯特·瑟伯尔一起生活。当一位朋友也称呼瑟伯尔为“罗伯特”时，姬蒂严厉地斥责说：“你不要叫他罗伯特，只有一个罗伯特。”1972年，姬蒂买了一艘宏伟的52英尺长的柚木帆船，并将其命名为“月帆”。月帆指的是大型帆船上位置最高的那片帆，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举止疯狂的人。1972年5月，姬蒂说服瑟伯尔和她一起驾船环游世界，但是他们并没走多远。当船行驶到哥伦比亚沿海时，姬蒂突感身体不适，瑟伯尔只好掉转船头，驶向巴拿马的港口。1972年10月27日，姬蒂因血栓在巴拿马城的戈加斯医院去世。她的骨灰被撒在了圣约翰岛附近的卡瓦尔岩旁，1967年奥本海默的骨灰坛也是在这里被沉入了海底。 在被放逐10年后，1959年弗兰克·奥本海默终于回归了学术界，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聘用了他。1965年，他获得了享有盛誉的古根海姆奖，在伦敦大学学院进行气泡室研究。在欧洲的那一年，他和妻子杰姬参观了许多科学博物馆，其中发现宫给他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它用模型来演示基本的科学原理。回到美国后，他和杰姬开始着手建立科学博物馆的计划，他们想让大人和孩子都能“亲自动手”体验物理、化学和其他科学领域。1969年8月，在众多基金会的资助下，弗兰克和杰姬·奥本海默的探索博物馆在修缮过的旧金山艺术宫开幕了，这是一座建于1915年的有纪念意义的展馆。探索博物馆很快就成了“参与式博物馆改革”中的样本，弗兰克也成了这里极富感召力的馆长。杰姬和他们的儿子迈克尔一直与他密切配合，这个博物馆也成了一家人的事业——它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科学教育博物馆。 若奥本海默有知，也一定会为弗兰克感到骄傲。这对兄弟一生致力于科学、艺术和政治，他们的毕生所学都汇集在这座位于旧金山的探索博物馆中。弗兰克说：“探索博物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够理解自己周遭的世界。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放弃去理解周围的事物，当他们放弃理解有形世界时，他们也放弃了理解社会和政治。如果我们不再试着去理解什么，我想我们就完了。”如果说在1985年去世之前，弗兰克一直像一位“仁君”那样管理着他的探索博物馆，那么他所秉持的理念始终都是人人平等，即“人类的认知将不再是权力的工具……不再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而将成为所有人获得力量和快乐的源泉”。 彼得·奥本海默搬到了新墨西哥州，住进了他父亲在佩罗卡连特的小屋，那里可以俯瞰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在之后的岁月中，他共养育了三个孩子。离异两次后，他最终定居在了圣菲，以承包工程和做木匠为生。彼得从未张扬过他与“原子弹之父”的关系，有时他会以环保人士的身份为抗议该地区的核废料污染挨家游说，即便这时他也从未提及过自己的父亲。 父亲去世后，托妮陷入了迷茫。“托妮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姬蒂，”瑟伯尔回忆道，“姬蒂对她的生活干涉过多，以至于托妮从未独立过。”她强势的母亲逼迫她去读研究生，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就退学了。她曾一度独自住在纽约市的一间小公寓里，但她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最终，她搬出了自己的公寓，住进了瑟伯尔位于河滨路的一间大公寓，她住的是一间里屋。1969年，她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在联合国找到了一份三语翻译的临时工作。“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不同语言间切换，”萨布拉·埃里克森回忆说，“但不知怎的，她的人生总是事与愿违。”这个职位需要获得安全许可，联邦调查局对她展开了全面调查，他们重新翻出了过去所有对她父亲的指控。对一个自尊心脆弱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次让人痛苦并充满嘲讽的打击，但她始终也没能获得安全许可。 托妮最终回到了圣约翰岛，并且认命地在岛上安了家。“她留在圣约翰岛是个错误，”瑟伯尔说，“我的意思是，待在那里太受限制了。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和她交流，真的……没有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托妮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她的幸福总是那么短暂。自从联邦调查局否决了她的职业选择，她似乎就再也没能重新站起来。 第二次离婚后，她和刚到岛上的琼·凯瑟琳·巴拉斯成了好友，巴拉斯比托妮大8岁。与巴拉斯等人在一起时，托妮很少谈论她的父母。“但当她提到她父亲时，”巴拉斯回忆道，“总是充满了爱意。”她经常戴着奥本海默送她的扎马尾的头绳，如果不小心放错了地方，她就会非常不安。她不愿谈论1954年的听证会，只是偶尔会提到“那些人毁了她的父亲”。 但很显然，她仍对父母心存芥蒂。有一段时间，她在圣托马斯岛看过一位精神科医生，她告诉自己的朋友因加·希利维尔塔，这段经历帮助她理解了“她对父母的怨恨源于他们总把她当小孩子”。她一阵阵会陷入抑郁。有一天，她下定决心要自溺，于是从鹰巢湾向卡瓦尔岩游，奥本海默的骨灰坛就躺在那里的海底。她在海里游了很久，然后就像她后来跟一位朋友吐露的那样，她突然感觉好多了，又转身游回了岸边。 1977年1月的一个周日下午，她在奥本海默建在鹰巢湾的海滩小屋里上吊自杀了。托妮的自杀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她在床上留下了价值1万美元的债券和一份遗嘱，并且将房子赠给了“圣约翰岛的居民”。岛上的人都喜欢她。“大家都爱她，”巴拉斯说，“但她浑然不觉。”数百人前来参加了葬礼，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人不得不站在克鲁兹湾的小教堂外面。 现在鹰巢湾的那座小屋已经不复存在，它在一场飓风中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社区之家，它所在之处如今被称为奥本海默海滩。 姬蒂从一开始就坚持称呼罗伯特·奥本海默为“罗伯特”，在她看来，“罗伯特”是奥本海默的专属称谓。——译者注 气泡室是一种探测高能带电粒子径迹的装置。——译者注 发现宫是一座位于法国巴黎第八区大皇宫内的科学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科技馆。——译者注 旧金山艺术宫始建于1915年，最初是为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展示艺术作品而建，但会后被废弃，直到1962才重新修缮。——译者注 致谢 “和奥本海默一起策马远行” 马丁·j.舍温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位出色的骑手，所以1979年夏我对他生平的研究从马背上开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借此为“坐功”（sitzfleisch）这个学术概念赋予一种新内涵。我的探险历程始于洛斯皮诺斯牧场，它位于新墨西哥州考尔斯以北10英里的地方，1922年夏奥本海默就是在那里初次领略了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的美景。那时我已经有几十年没骑过马，可以说眼前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比喻意义上的漫长旅程都令人望而生畏。我的目的地是名为“佩罗卡连特”的“奥本海默牧场”，从洛斯皮诺斯骑行数小时，翻过1万英尺高的草山才能抵达那里，在那片面积154英亩的壮观坡地上还有一座度假小屋，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租下了那座农场，又于1947年买下了那里。 比尔·麦克斯威尼是洛斯皮诺斯牧场的主人，也是我们旅行的向导，他熟谙当地的掌故。他向我们（我的妻子和孩子与我同行）讲述了前任牧场主凯瑟琳·查维斯·佩奇的惨剧，她是奥本海默的好友，1961年她死于一起入室盗窃案。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去新墨西哥州时遇到了凯瑟琳，他年轻时对她的迷恋是让他一再回到这片美丽之地的重要原因。在租下自己的牧场后，奥本海默每年夏天都会向凯瑟琳租用几匹马，供他自己、他弟弟弗兰克（1940年后是为他的妻子姬蒂）及他们的客人使用，这些客人主要是物理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除了骑过自行车，从未骑乘过有独立意识的交通工具。 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浅尝一下奥本海默与他的朋友们共同的体验，即骑马穿越这片令人赞叹的荒野时感受到的自由快乐；其次是与他的儿子彼得聊聊，他住在佩罗卡连特的小屋。我一边帮他建畜栏，一边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谈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起点。 几个月前，我和克诺夫出版社签下了撰写一本罗伯特·奥本海默传记的合同。奥本海默是一位物理学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顶尖理论物理学系的创始人，他还曾经是政治活动家，是“原子弹之父”、著名的政府顾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公共知识分子、麦卡锡时代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我向当时的编辑安格斯·卡梅伦保证，手稿将在四五年内完成。 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我走遍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经人不断介绍，我访问了许许多多我没料到会认识奥本海默的人。我还去了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了成千上万的信件、备忘录和政府文件——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就有1万页，最终我明白任何关于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研究都不能仅仅涵盖他个人的生活。他在公共生活中的个人经历及后续影响，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社会，这些都远远超出我和安格斯的预想。奥本海默去世以后，关于他的图书、电影、戏剧、文章到如今的歌剧（《原子博士》）都让他的故事获得了新生，这充分说明作为一位标志性人物，奥本海默复杂的人生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让他在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更深的烙印。 在我动身骑马前往佩罗卡连特25年之后，书写奥本海默的生平让我对传记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段时而艰辛但始终令人振奋的旅程。5年前，就在我的好友凯·伯德完成了麦乔治和威廉·邦迪的联合传记《真相的颜色》后，我邀请他与我同行。撰写奥本海默传记的庞大任务够我们两个人忙的，而且我知道有凯为伴，我能走得更快。最终我们一起走完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 一路上我们俩都遇到过许多同路人，他们帮助我们实现了写作本书的梦想。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要献给已故的让·迈耶，他是塔夫茨大学的校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钦佩之情。1986年，迈耶任命我为核时代历史和人文研究中心（the nuclear age history and humanities center，nahhc）的创始主任，该机构致力于研究核军备竞赛的危害，这也是奥本海默曾面对的问题。奥本海默的人生故事也启发了美苏共同参与的“全球课堂”项目，1988—1992年，莫斯科大学和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们在一起讨论核军备竞赛及其他紧迫的问题。每年我们有几次通过卫星电视进行的讨论，并在全苏联和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部分电视台播出。奥本海默的观念造就了这一开放进程中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还要感谢两位才华横溢的杰出女性，即多年来我们那两位饱受煎熬的妻子——苏珊·舍温和苏珊·戈德马克。在漫长的旅途中，她们不仅与我们同行，还保证我们能各自安坐于马上。我们爱她们、尊敬她们并感谢她们在因为我们对本书的痴迷而感到恼火时仍能保持耐心。 我们还要感谢安·克洛斯，她是克诺夫出版社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她那种美国南方人的耐心细致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她娴熟专业地保证了这部大部头的书稿得以出版。本书的文字编辑是鼎鼎大名的梅尔·罗森塔尔，她帮助我们让本书重点更加突出、行文更加晓畅，她还教会我们如何适当地使用修饰语。我们还要感谢米莉森特·贝内特确保了本书没有任何遗漏，斯蒂芬妮·克洛斯为本书设计了优雅的书封。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的艺术家史蒂夫·弗里奇，是他最初提议使用阿尔弗莱德·艾森斯塔特为奥本海默拍摄的肖像作为封面。 我们也对另外一位出色的编辑鲍比·布里斯托尔深表感谢，在退休前她曾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本书给予了呵护和扶持，退休后她将此项工作转交给了安·克洛斯。但是，即便在她的呵护之下，若没有克诺夫出版社严谨的出版文化和对作者的尊重，本书也不可能在历经25载后仍得以出版。 盖尔·罗斯既是律师也是图书经纪人，我们感谢她与克诺夫出版社就一份20年前的合同重新商议了条款，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与她在拉托玛特餐馆共度午餐时光。 “狡猾的维克托·纳瓦斯基”是两位作者共同的朋友兼导师，多亏他20多年前的引荐，我们才得以相识。我们对他给予我们的智慧和友谊，以及他贤惠的妻子安妮都心存感激。 我们还要感谢几位杰出的学者抽时间认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杰里米·伯恩斯坦也是一位奥本海默传记的作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尽其所能地耐心指正了我们对量子物理学的错误认识。 理查德·波伦贝格是康奈尔大学美国历史系的戈尔德温·史密斯讲席教授，他不惜花费了暑期的全部时间一丝不苟地阅读了全部书稿，还与我们分享了他对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案的了解，并且表现出了他作为历史作家的高超鉴赏力。 詹姆斯·赫什伯格、威廉·拉努埃特、霍华德·莫兰德、齐格蒙特·纳戈尔斯基、罗伯特·s.诺里斯、马库斯·拉斯金、亚历克斯·舍温和安德烈娅·舍温·里普都曾阅读全部或部分书稿，我们对他们给出的独到见解和意见表示感谢。 对于那些围绕奥本海默生平的富有争议的问题，多年来格雷格·赫肯、s.s.施韦伯、普里西拉·麦克米兰、罗伯特·克雷斯和菲利普·斯特恩（已故）这些令人敬佩的学者基于自身的认识和学识向我们提出过诸多疑问，这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些优秀的历史学家无私地与我们分享了资料和采访线索。马克斯·玻恩的传记作者南希·格林斯潘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了她的研究成果。关于奥本海默对《薄伽梵歌》痴迷，我们还要感谢吉姆·希吉亚在学术上所作的解释。不久前，我们还接触到了英国科学史学者查尔斯·索普的研究，我们感谢他允许我们引用其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他的论文很快也将成书出版。 我们感谢柯蒂斯·布里斯托尔医生、弗洛伊德·加勒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莎伦·阿尔佩罗维茨，他们对奥本海默的早年生活提供了心理学的分析。杰弗里·凯尔曼医生欣然帮我们解读了与琼·塔特洛克医生之死有关的尸检报告和其他医疗记录。丹尼尔·本维尼斯特医生和我们交流了他对奥本海默与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医生学习精神分析的看法。我们感谢爱丽丝·金博尔·史密斯（已故）和查尔斯·韦纳，他们精心注释的奥本海默书信集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很多启发。我们同样要感谢理查德·g.休利特和杰克·霍尔，感谢他们在本书早期阶段给予的协助，以及他们精心撰写的原子能委员会的官方历史。 许多尽职尽责的档案管理员不辞辛劳地指导我们检索了成千上万的官方文件和私人文档。我们要特别感谢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档案馆的琳达·桑多瓦尔和罗杰·a.米德，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普里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彼得·戈达德博士、乔治亚·惠登、克里斯汀·费拉拉和罗莎娜·杰芬，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约翰·斯图尔特和谢尔顿·斯特恩，美国物理联合会的斯宾塞·维尔特，国会图书馆的约翰·厄尔·海恩斯，以及众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许多人。 这些人士与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及加州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许多档案管理员一起正为保护我们的历史而竭尽全力。 作为美国公民和历史学家，我们向所有支持和维护《信息自由法》和《隐私权法》的人致敬。它们不仅让历史学家和记者可以接触到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及其他之前不公开的政府调查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维护我们的民主。 没有年轻又充满活力的历史专业学生的协助，就无法完成本书这种体量的研究。从塔夫茨大学核时代历史和人文研究中心中选出的一群学生撰写了年表，分析和整理了档案，研究了文献并将数百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苏珊·拉夫伯·卡尔和梅雷迪思·莫热·帕斯丘托是塔夫茨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组织了这项工作，并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该中心一群优秀的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以多种方式对本书做出了贡献。米里·纳瓦斯基现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作人，她花了很多时间搜索文献，并制作了姬蒂·奥本海默的生平年表。詹姆斯·赫什伯格不断提出刨根究底的问题，并且热情地分享了在他撰写詹姆斯·科南特的权威传记时收集的文献。黛比·赫伦·汉德高效地将访谈整理为文稿。塔尼娅·加塞尔、汉斯·芬斯特马赫、杰瑞·根德林、雅各夫·泰吉尔、丹·利柏菲尔德、菲利普·纳什和丹·霍尼格都给予我们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彼得·施瓦茨在旧金山湾区档案馆完成了一些早期的基础工作。艾琳·德怀尔和卡拉·托马斯对最后几章进行了更正，帕特里克·j.特威德、帕斯卡尔·范德皮尔和郑义珍也在本书的研究中给予了我们协助。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数年间，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也对我们给予了支持。 凯想特别感谢他的父母尤金和杰琳·伯德，他们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还要感谢他的儿子约书亚·可代·伯德，约书亚耐心地允许他在睡前大声朗读了书稿的大部分内容。他还感谢约瑟夫·奥尔布莱特和马西娅·昆斯特、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埃里克·奥尔特曼、斯科特·阿姆斯特朗、韦恩·比德尔、谢莉·伯德、南希·伯德和卡尔·贝克、诺曼·伯恩鲍姆、吉姆·博伊斯和贝齐·哈特曼、弗兰克·布朗宁、阿夫纳·科恩和卡伦·戈德、戴维·科恩、迈克尔·戴、丹·埃尔斯伯格、菲尔和简·芬蒂、托马斯·弗格森、赫尔玛·布利斯·戈德马克、理查德·冈萨雷斯和塔拉·西勒、尼尔·戈登、米米·哈里森、保罗·休森、议员拉什·霍尔特、布伦农·琼斯、迈克尔·卡津和贝丝·霍洛维茨、吉姆和艾尔西·克拉普纳、劳伦斯·利夫舒尔茨和拉比亚·阿里、理查德·林格曼、艾德·朗、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艾丽斯·麦克斯威尼、克里斯蒂娜和罗德里戈·马卡亚、保罗·马格努松和凯西·特罗斯特、艾米丽·梅丁和迈克尔·施瓦茨（以及他们的山间居所）、安德鲁·迈尔、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米歇尔·德内维尔斯、乌戴·莫汉，丹·莫尔迪亚，约翰和罗斯玛丽·莫纳根（以及我们在他的作家小组中的所有朋友）、雅克和瓦尔·摩根的空闲时间书店、安娜·尼尔森、保拉·纽伯格、南希·尼克森、蒂姆·诺亚和已故的马乔丽·威廉姆斯、杰弗里·佩恩、杰夫·帕克、戴维·波拉佐、兰斯·波特（他找到了扉页上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引文）、威廉·普罗克纳乌和劳拉·帕克、蒂姆·里泽、卡莱布·罗斯特和玛雅·拉蒂斯基、亚瑟·萨缪尔森、尼娜·夏皮罗、艾丽克斯·舒尔曼、史蒂夫·所罗门、约翰·提尔曼、尼尔贡·托勒克，艾比盖尔·维本森、唐·威尔逊、亚当·扎戈林和埃莉诺·泽利奥特。 凯还要专门感谢李·汉密尔顿、罗斯玛丽·里昂、林赛·柯林斯、达格尼·吉召、珍妮特·斯派克斯和其他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朋友，感谢他们听取了他关于奥本海默的长篇大论。 对于上面提到的两位作者的共同好友，马丁也一并表示感谢，他还特别想感谢自己的孩子们——亚历克斯·舍温和安德烈娅·舍温·里普，感谢他们的爱，还有多年来他们虽困惑不解但仍愿意让众多的资料箱、文件柜和书架入侵他们的生活，占据他们的生活空间，这些物品堆起了一座“奥比的茧房”。马丁的妹妹玛乔丽·舍温和她的伴侣罗斯·沃尔顿虽然不用和这座茧房一起生活，但是他们经常造访这里，并始终相信这里将飞出蝴蝶。最终能破茧成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三位出色导师的鼓励和支持，马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研究生期间，他们一直教导并支持着他，他们是基思·贝里克、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罗伯特·达莱克。 马丁还要感谢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支持及在学术上的鼓励，他们屡次为马丁的研究之旅提供了热情的接待：广岛市前市长秋叶忠利、萨姆·巴伦、乔尔和桑迪·巴肯、艾拉和玛莎·柏林（还有《威斯康星历史杂志》）、里查德·查利纳、劳伦斯·坎宁安、汤姆和琼·戴恩、卡罗琳·艾森伯格、霍华德·恩德、哈尔·菲弗森、欧文和艾琳·菲斯、劳伦斯·弗里德曼、加里·戈德斯坦、罗恩和玛丽·琼·格林、索尔和罗宾·吉特曼、弗兰克·冯·希佩尔、戴维和琼·霍林格、米歇尔·霍奇曼、艾尔和费利斯·詹克洛、加藤干夫、尼基·克迪、玛丽·凯利、罗伯特·凯利、丹和贝蒂安·凯夫斯、戴维·克兰曼、马丁和玛格丽特·克兰曼、芭芭拉·克瑞格、诺曼和玛乔丽·库尔茨、罗德尼·莱克、梅尔·莱夫勒、艾伦·莱尔楚克、汤姆和卡罗尔·伦纳德、桑迪和辛西娅·莱文森、丹·利伯菲尔德、利昂和罗达·利特沃克、玛莱恩·洛克希德、珍妮特·洛文萨尔和吉姆·派恩斯、戴维·伦德伯格、吉恩·莱昂斯、拉里和伊莲·梅、戴维·米兹纳、鲍勃和贝蒂·墨菲、阿尼和苏·纳克曼诺夫、布鲁斯和唐娜·纳尔逊、阿诺德和艾伦·奥夫纳、加里和朱迪·奥斯特罗尔、唐纳德·皮斯、戴尔·佩斯卡亚、康斯坦丁·普列什科夫、菲尔·波乔达、伊桑·波洛克、已故的列奥纳德·里瑟尔、德尔和乔安娜·里奇哈特、约翰·罗森伯格、迈克尔和莱斯利·罗森塔尔、理查德和琼·鲁德尔斯、拉尔斯·雷德恩、帕维尔·萨尔基索夫、艾伦·施雷克尔、莎朗·施瓦茨伯格、爱德华·塞格尔、肯和朱迪·塞斯洛、索尔和苏·辛格、罗布·索科洛夫、克里斯托弗·斯通、库欣和琼·斯特劳特、娜塔莎·塔拉索娃、斯蒂芬和弗朗西恩·特拉亨伯格、叶夫根尼·维利霍夫、查理和乔安娜·威纳、多萝西·怀特、彼得·温恩和伍兹·格朗沃尔德、赫伯特·约克、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在本书多年的准备过程中，许多学者朋友主动给我们寄来了他们自己研究奥本海默时发现的资料。为此，我们要感谢赫伯特·比克斯、彼得·库兹尼克、劳伦斯·维特纳和波兰著名历史学家、驻美大使普热姆斯拉夫·格鲁津斯基的慷慨和善意之举。我们还得感谢彼得、查尔斯和艾拉·奥本海默及布雷特和多萝西·范德福德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给予的许多帮助。我们感谢芭芭拉·索南伯格允许我们使用一些她手上的奥本海默的家庭照片。伊格尔希尔1号的现任房主戴维和克里斯汀·迈尔斯博士慷慨地带我们参观了奥本海默俯瞰旧金山湾的美丽旧居。 我们还要对众多受访者深表感谢，感谢你们的时间、你们的故事及你们对我们的耐心，没有这些帮助，本书就不可能完成。 学者不能仅靠文献度日，如果没有众多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本书也不可能写成。马丁要感谢亚瑟·辛格和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鲁思·亚当斯及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塔夫茨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詹姆斯·麦迪逊基金会向他提供的支持。凯想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原子能遗产基金会的辛迪·凯利，以及新墨西哥州圣菲市非营利组织雷库尔索斯的执行董事艾伦·布拉德伯里-瑞德。 我们俩都想感谢苏珊·戈德马克和罗纳德·斯蒂尔的独到眼光，他们分别在同一时间向我们提议“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将会是一个绝佳的书名。 维克托·纳瓦斯基是美国新闻界的知名人物，曾担任《国家》杂志编辑长达27年。他的同事和媒体经常称他为“狡猾的维克多·纳瓦斯基”。——译者注 《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原则是政府的记录和档案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但是也有九类政府情报可免于公开。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提出查阅、索取复印件的申请。1974年的《隐私权法》是《信息自由法》的姊妹法，这部法律允许大多数个人向联邦政府部门索阅有关他们个人的信息。——译者注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是这本书英文版书名“american prometheus”的中文翻译。——编者注 译后记 我们该为了拯救世界而冒毁灭它的风险吗？ 我们要为了增进自身福祉而冒自我颠覆的风险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1945年7月16日，奥本海默和一群科学家用一团伴随巨响的蘑菇云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而如今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正面临着第二个问题的考验。人类掌握的力量一直在突飞猛进，但是我们的智慧却未见得与时俱进。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足以毁灭自己的力量，但是看看世界新闻就知道，我们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并没有比两千多年前的先哲们进步太多。这本传记披露的正是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它的阴云至今未散。我们的力量与智慧之间的差距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没有价值观和伦理的加持，技术可能会沦为洪水猛兽。 作为天真的科学家，奥本海默本想让物理学的百年成果带给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作为原子弹的制造者，他的成就却让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危机。1965年，在广岛原子弹爆炸20周年之际，他对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朗诵了《薄伽梵歌》里的两句话：“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从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到大规模灭绝武器之父，奥本海默人生中映照出的一切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范畴，政客的自私、贪婪和短视，社会性的歇斯底里，人类意识形态的偏狭……就算历史不会重演，我们从中瞥见的一切也不该被忘记，但这并非批判别人的理由，而是我们应对自己保持警惕的证据。在一个日益极化的世界里，这也尤为重要。 奥本海默就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警惕的人，他的痛苦也来自他的良知。他喜欢《追忆似水年华》里的一段话：“如果她能从别人身上，也从自己身上，看到那种对自身所造成的苦难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无论如何改头换面，都是一种可怕的、永恒的残忍。若能如此，她也许就不会认为邪恶是如此罕见、如此不同寻常、如此遥远，以至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年纪轻轻的他就从这段话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遥远。出于这份良知，二战后他想力挽狂澜，全力阻止核军备竞赛，但是，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最终发现，在政治面前一切都是权力意志的工具，连他本人也不例外。 奥本海默没有宗教信仰，但他有一个宗教般的信念：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拥有独立思考和发声的自由。在他看来，勇敢地指出事实真相才是爱他的国家，为他的同胞负责，可是当他的独立思考与国家意志相悖时，当科学家的求真与内心良知和政治风向相左时，他竟被当作叛徒攻击和审判，成了被流放的弃子。爱因斯坦说过：“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作为物理学家玻尔的信徒，奥本海默一直都在核问题上倡导“开诚布公”的理念，他认为美国和世界的安全来源于对核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如此，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人们能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才能“让一个巨大复杂、不断增长变化、越来越专业化和专家化的技术世界仍不失为一个人类共有的世界。”反观现在，因为各种壁垒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各种技术的消费者及其后果的承担者，普罗大众却越来越失去了话语权。需要小心的是，当技术主宰一切时，掌握技术的人就成了暗中的主宰者。 当然，这本书作为一部写作时间长达25年的全景式传记，其描绘的先知先觉的科学家形象只是奥本海默的一面，他还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待解之谜：他的睿智有多惊人，他的愚蠢就有多令人不解；他内心离群索居，但又沉迷于用自己的魅力俘获无数的追随者；他像修士一般超脱世俗，同时又热衷于政治和权力，无法自拔；他能对弱者关怀备至，“也能让巨人觉得自己像只蟑螂”；他的家庭生活是杂志上的幸福样板，但是事实远非看上去那样…… 译完最后一页时，我不禁长出了一口气，那是一种陪伴一个人经历了跌宕一生后的百感交集，与此同时，我还想一个人静一静，想一想，因为奥本海默的故事不仅见证了过去，也关乎着现在，还提醒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