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外文学名典藏系列）》 第 一 部 一 “节前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身穿法衣的胖子正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他就是沃希利神父，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 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生、两个女生——惶恐不安，“你俩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边说边挥了挥手。 她俩立即坐下，但是依然丝毫不敢放松。 沃希利神父那双恶狠狠的小眼睛便转到四个男孩身上。 “小混蛋们，到这儿来！” 神父说着站起身来，移开了椅子，闯到这挤成一团的四个男生面前。 “你们这些小混蛋！谁抽烟？” 四个孩子怯声作答：“神父！我们……我们都不会抽烟。” 神父听了气得咬牙切齿。 “混账东西，都不抽烟，哼！真是见鬼！那面团里的烟末儿是从哪儿来的？谁都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都给我翻过来！快点！听见没有？翻过来！” 其中有三个孩子动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放在桌上。 神父仔仔细细地查看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隙，想找出一点烟末儿，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就转身朝向了第四个男孩——这个孩子长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破旧的灰色衬衫和膝盖处打着补丁的蓝色裤子。 “你为什么像木头似的立在那里不动？” 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父，他盯着神父，小声地说道：“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摸那缝起来的衣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认为这样我就不清楚是谁把复活节的面团给糟蹋了吗？你认为现在学校还会要你吗？哼！你这捣蛋鬼，这次绝不能便宜你了。上次多亏你母亲那么恳求才没有把你开除，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用力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将他拖到走廊里，随手就关上了门。 整个教室里没有一丝声响，同学们都吓得缩着脖子。谁也不清楚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开除，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辛辽沙?布洛扎克心知肚明——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保尔将一撮烟末儿撒在准备做复活节蒸糕的面团上。 被开除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的一层台阶上。他现在只想着一个问题——该怎么回家。他该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母亲解释这件事情呢？ 想到这儿，他不禁急出了泪水，心里盘算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都怪这个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在他的面团上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本来是辛辽沙指使我干的。他说：‘来，我们给这讨厌的恶鬼撒一把烟末。’我们就撒上去了。可现在辛辽沙倒逃脱了，我呢，十有八九得被开除了。” 其实，保尔和沃希利神父早就结下了仇。曾有一天，保尔与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神父不让他回家吃午饭。为了避免他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淘气，就让他和高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很瘦，穿了件黑色上衣，正在给学生讲解地球和天体。保尔听着，惊奇万分地张大了嘴巴。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像等等。他听后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立刻站起来问：“先生，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没敢问，因为他怕被赶出教室。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总是给他五分。祈祷词以及《新约》、《旧约》，甚至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关于地球这件事情，保尔决心问问沃希利神父。等到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在得到神父的允许后，他立刻起身问道：“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根本不像《圣经》上说的那样只存在五千年……”他突然被沃希利神父那尖厉的喊叫声给打断了：“混账东西，胡说八道！你就是这样学《圣经》的吗？” 保尔根本没来得及回答，神父就已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并将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被撞得鼻青脸肿、吓得魂不附体的保尔被推到了走廊里。 保尔回到家后，他的母亲又严厉地责备了他一番。 第二天，他母亲来到学校，恳请沃希利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上课。就是从这天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但是既恨他，又怕他。保尔决不会饶恕欺负过他的人，即便是稍加侮辱，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当然，他不会轻易忘记被神父冤枉的这一顿毒打，但他只是怀恨于心，从不表露出来。 他还受过沃希利神父的很多次歧视凌辱：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还有接连好几个星期都罚他站在角落里，而且从来不过问他的功课，由此造成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同那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保尔就将一撮烟末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这件事虽然除了辛辽沙外无人目睹，但是神父还是猜到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而出，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忧心忡忡的保尔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想说。辛辽沙躲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深悔自己的过错，却不知道如何帮助保尔。 校长叶弗列姆?沃希利耶维奇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大吃一惊。校长喊道：“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办公室走去。 车站饭馆的老板是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并且上了年纪的人，他向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并问道：　　“他几岁了？” “十二了。”保尔的母亲回答。 “可以，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上班的时候管饭，上班干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但不准偷东西。” “不会的，老板，不会的！我敢保证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连忙回答。 “好，那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道，然后又转过身去，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契那，带这个孩子到洗刷间去，转告弗朗茜，让他代替格里什加。”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了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穿过店堂，向那扇通往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女招待的身后，他的母亲也紧随其后，小声对他说：“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可别丢脸啊。” 她以忧郁的目光看着儿子进去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儿特别紧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几个妇女正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着这些餐具。 一个年纪比保尔稍大、长着一头蓬乱的棕红色头发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前忙得不可开交。 洗餐具的大锅里，开水翻滚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刚一进来，保尔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契那走到一个正洗盘子的女人身旁，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弗朗茜，看，这是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代替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该干些什么。” 契那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朗茜的女人，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完后便转身朝店堂走去。 “是。”保尔轻声回答，同时看着站在他前面的弗朗茜，等候她的安排。弗朗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从上到下打量了保尔一番，好似在估量他能否称职。她卷起那只从胳膊上松散下来的袖子，用一种极其深沉而又动听的声音说：“小家伙，你的活儿很简单：每天早晨要按时把这个大锅里的水烧开，并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是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呢，人手不够时，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倒掉。亲爱的，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的了。”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方言，总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这种口音和那张长着翘鼻子、泛着红晕的脸庞，让保尔心中感到了一些愉快。 “看来，这位大婶挺和气的。”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弗朗茜：“那我现在做什么呢，大婶？” 保尔的话音刚落，洗刷间的女工们便哄然大笑起来，将他的话语给淹没了。 “哈哈哈……弗朗茜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弗朗茜本人笑得最厉害。 水蒸气弥漫着整个洗刷间，这让保尔看不清弗朗茜的脸庞，其实她才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尴尬，于是他转过身问一个男孩：　　“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调皮地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吧，她会详细地告诉你的，我只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转身就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到一个年纪稍大的洗餐具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我擦叉子吧。你们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呢？这孩子到底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说道：“给你，拿着，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然后把叉齿在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我们这里对这件事很认真。老爷们都仔细地查看叉子，如果他们发现一丝脏东西，那就糟糕了，老板娘就会马上把你赶走。” “什么？老板娘？”保尔糊涂了，“刚才雇我那个人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了起来： “孩子，你不知道，我们的老板只是个摆设，是个废物，这里的事情都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不在这里。你干几天就清楚了。”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走了进来，每个人都抱着一大摞脏盘子。 其中那个宽肩膀、斜眼睛、四方大脸的家伙说道：“要快点干啊。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你们还是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便问道： “这是谁？” “新来的。”弗朗茜回答道。 “哦，新来的，”他说，“那你可要当心，”他边说边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保尔推到那两个大茶炉前面，“这两个大茶炉你时刻都得准备好，但是，你瞧瞧，现在这一个火已灭了，这一个也奄奄一息了。今天先饶了你，明天再这样，你就得挨耳光。听明白了吗？” 保尔没有说什么，就动手烧茶炉了。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工作那样卖力气。他很清楚：在这里不能像在家里那样，在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但是在这里，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 保尔用脱下来的一只靴子盖住炉筒，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使劲鼓风，于是，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又把一桶脏水提走，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放在烧开了水的茶炉上烘干。总而言之，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疲惫不堪了。那个年纪较大的洗餐具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随手带上的门感慨道：“看这孩子，感觉真有点怪，他忙起来像个疯子似的。肯定是迫不得已才来这儿干活的。” “是啊，这小伙子真不错，”弗朗茜说，“这样的人干起活来根本不用别人催。” “干熟了就会偷懒了，”兰萨反驳道，“刚开始谁都会这么卖力……” 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昼夜不停的保尔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这是个眼神凶恶的圆脸蛋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保尔应该做的活儿都做了，两个茶炉里的水也都烧开了，于是他就将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紧紧咬住的牙缝里啐出一口唾沫，并用一副傲慢、蔑视的神态瞟了一眼保尔，然后用命令般的语气说道：“喂，小鬼！记住，明天早上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说，“换班时间是七点。” “谁想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好了，可你六点就得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作纪念。你这小子，刚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班的洗餐具的女工们满怀兴趣地听着这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孩子盛气凌人的话语和挑衅的态度激怒了保尔。保尔向这个接班的孩子逼近了一步，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可又怕第一天工作就被开除，所以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并对那个说男孩说道：“火气别太大，放客气点，别吓唬人，否则，够你受的！明早我七点来！如果你想打架，我奉陪。如果你想试一试，那就来吧！” 对方朝着大锅退了一步，出乎意料地瞅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碰到这么强硬的钉子，于是有点措手不及。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支吾着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第一天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当保尔昂首挺胸地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因为他是通过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时间。他现在也是个劳动力了，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寄生虫了。 清晨的太阳正从高高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的那间小屋很快就进入了他的眼帘，瞧，马上就到了，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母亲肯定刚起床，可是我已经下班了。”他心里想着，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嘴里吹起了口哨。“被学校开除，但结果也不错。在学校里，那个该死的神父是绝对不会让我好好念书的。现在，我真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在他推开小门的那一刻，他又下了个决心：“我一定要揍那个黄毛小子的狗脸，对，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保尔回来，她便慌慌地问道：　　“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保尔。可是没等她开口，保尔就已经明白了。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进去，看见了哥哥阿尔吉莫那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吉莫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道。 “是的，昨天晚上回来的，以后他就住在家里了。他要调到调车场干活。” 保尔犹豫地推开了房门，走进屋里。 那个身材高大、背对着保尔坐在桌旁的人，回过头来，从浓密的、黑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严厉的目光，盯着保尔，这是哥哥特有的目光。 “噢，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好，好，你干的好事，真了不起！” 保尔心知肚明，清楚与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什么都知道了，”保尔盘算着，“这回阿尔吉莫肯定会骂我、打我。” 保尔有点怕阿尔吉莫。 然而，阿尔吉莫并没有打算揍他弟弟。他坐在凳子上，两肘支着桌子，用一种不知是嘲弄还是轻蔑的目光盯着保尔。 “由此可见，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科都学过了，现在满腹学问，却干起洗餐具的活儿来，是不是？”阿尔吉莫问。 保尔死盯着地板上那块破烂的地方，聚精会神地打量那个突出的钉子。但是，阿尔吉莫却从桌后站起身来，进了厨房。 “看样子不会挨打了。”保尔松了口气。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吉莫心平气和地让保尔说说课堂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便如实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现在你就这样胡闹，以后怎么办啊？”母亲发愁地说，“唉，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副德行究竟随了谁呢？上帝啊，为了这孩子，我操碎了心！”她抱怨着。 阿尔吉莫移开喝干的茶杯，对保尔郑重地说：“听见了吧，弟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你要小心些，干活儿别耍花招，该干的，都要干。如果这个地方又把你赶出来，那我就要狠狠地揍你，你要牢牢地记住，别再让咱母亲操心了。你这个捣蛋鬼，走到哪儿就闹到哪儿，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做满一年，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调到调车场当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餐具有什么出息，应该学一门手艺。现在你还小，再过一年，我一定为你求情，说不定调车场会留下你。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了，以后就在这里干活，不用再让母亲替人家做工挣钱了。她在各种各样的畜生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可是你，保尔，你要争气，以后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说着他站了起来，挺直了那高大的身躯，顺手穿上了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突然对母亲匆忙说了一声：“我有事要办，出去一个小时。”他边说边弯腰过了门楣，走了出去。当他到了院子里，经过窗户时，他又说道：“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会拿给你。” 车站饭馆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 这里是交通枢纽，有五条铁路线在此交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可以清静两三个小时。在这个车站上，成百上千列军用火车驶进车站，又从这里驶向四面八方，通常由前线开过来，向前线驶过去；无数的断肢伤残士兵从前线运来，而一批批一律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被不断地向前线运送。 保尔在饭馆里辛苦地工作了两年。这两年来，他所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个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极其紧张。那里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穿梭般地从餐厅到厨房来回走动着、忙碌着。 在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增长到十个卢布，人也变得又高又壮了。在这期间，他历尽磨难：最初在厨房里给厨子当下手，让煤烟熏了六个月，然后又被调到洗刷间，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他担心保尔为了报复他的耳光而捅他一刀。当然，若不是保尔干活很卖力气，他们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好像他从来不知道疲倦。 当饭馆的生意很红火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一样，一会儿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从餐厅跑到下面的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跑到餐厅。 深夜，每当饭馆的两个餐厅不再忙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幺”呀“九”呀地大赌起来。不只一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很多钞票。看到这么多的钱，他一点也不吃惊，因为他清楚，客人们每次给他们半卢布或一卢布是常有的事，这些钱是他们积攒起来的。其实，他们中间无论是谁，只要当了一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有了钱，他们便大吃大喝，连喝带赌。保尔特别憎恨他们。 “这些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吉莫这样一个一等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卢布，而我每月才赚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赚到那么多，这是为什么呢？一放下手中端着的菜盘子，他们就把这些钱喝掉、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这些人跟老板一样，是另一类人，也是他的敌人，与他水火不容。“这些混蛋，他们在这里侍候别人，但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养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可能比他们侍候的绅士还要多。”保尔这样想。久而久之，他对每夜在厨房的暗室里或是饭馆的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觉得惊奇了。因为他心里明白，无论哪个洗餐具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将她们的身子卖给饭馆里有权势的人，那么她们绝对不可能在饭馆里长呆下去。 保尔已经窥视了生活的最深处、最底层。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儿夹杂着泥坑的潮气，正向他这个如饥似渴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扑面而来。 阿尔吉莫想把弟弟安排到调车场去当学徒，但没能如愿，因为那里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年。然而，保尔天天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摆脱饭馆这个鬼地方。是的，调车场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已经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常常抽空跑去看阿尔吉莫，跟着他去检查车辆，尽量帮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在弗朗茜离开饭馆之后，他感到格外烦闷。 这个整天笑眯眯的、总是那么快乐的少女已经不在这里了，此时此刻，保尔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他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而现在，早上来到洗刷间，一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的争吵声，他便感到有种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 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在大锅下面的火炉里添好木柴，然后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眯起眼瞅着火——火炉的暖气让他感到很舒服。每当这时，洗刷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不知不觉，不久前的事情又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想起了弗朗茜，当时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正是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梯子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出于好奇，在转弯处，他爬上了柴堆，想看看仓库，因为赌博的人通常都聚在那里。 他们在这里正赌得起劲，扎利瓦诺夫是庄家，其面孔兴奋得发紫。 这时，保尔忽然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发现甫洛赫尔走了下来。保尔赶忙躲在楼梯下面，等甫洛赫尔走进厨房。楼梯下面是阴暗的，甫洛赫尔是不会看见他的。 当甫洛赫尔转弯向下走时，保尔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那大大的脑袋和宽阔的脊背。 接着，又传来轻声而又迅速地跑下楼梯的声音，此时保尔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　　“甫洛赫尔，等一下。” 甫洛赫尔站住了，他转过身，朝楼梯上面看了看。 “什么事？”他不高兴地问道。 那个人走下楼梯，保尔认出她就是弗朗茜。 她上前拉住堂倌甫洛赫尔的袖子，用一种微弱的并掺合着啜泣的声音问道：“甫洛赫尔，中尉给你的那些钱呢？” 甫洛赫尔猛地挥了一下胳膊，于是甩开了她的手，并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你吗？” “不过，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保尔听得出来，弗朗茜的声音里抑制着悲痛。 “什么？三百个卢布？”甫洛赫尔讥笑她说，“你想全部拿去吗？太太，一个洗盘子的女工能值这么多钱吗？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就已经足够了。你想想，你应该知足了！那些比你干净、并且读过书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呢！你得到了这么多，应该谢天谢地了，只是在床上睡了一夜，就挣到五十个卢布。没有那么多的傻瓜。好了，我再给你二十来个，要是再多可不行了。你要是真识相，往后还会挣到的，我给你找主顾。”说完之后，甫洛赫尔便转身走进了厨房。 “你这个流氓，混蛋！”弗朗茜边追边骂，但没追两步她就靠住柴堆，呜呜地哭了起来。 站在楼梯下面暗处的保尔听到了这一切，他还亲眼看到弗朗茜在那儿更咽着，还不时用头撞那柴堆。此时此刻，保尔心中的感受难以形容。但是，他并没有跑出来，而只是沉默地用力抓着那扶梯的铁栏杆，他的手在颤抖，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一个清清楚楚、驱逐不去的想法：“弗朗茜也被这些该死的混蛋出卖了。唉！弗朗茜，弗朗茜……” 保尔对甫洛赫尔的憎恶和仇恨更加强烈了，他甚至对周围的一切都敌视起来。“哼，要是我有力气，一定会打死这个流氓！我怎么就不能像阿尔吉莫那样又高又壮又有力气呢？” 炉膛里的火忽明忽暗，小小的火苗灭了之后，又颤颤地长起来，组成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转的火焰；这在保尔看来，好像一个人正对他吐着舌头，讥笑他、嘲弄他。 屋子里很静，只有炉子里不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的均匀的滴水声。 凯利莫卡将最后一只擦得锃亮的平底锅放在了架子上之后，揩着手。厨房里再没有其他人了，值班的厨师和女下手们都在衣帽间里睡觉。每天夜里，厨房里能有三个小时的歇息时间。每当这时，凯利莫卡总是跑到上面与保尔一道消磨时间。这个厨房里的小学徒跟黑眼睛的小火夫已经成了好朋友。凯利莫卡上来后，发现保尔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保尔已经看见了墙上那个熟悉的、头发蓬乱的人影了。于是，他头也不回地低声说：　　“坐吧，凯利莫卡。” 凯利莫卡爬上柴堆，躺在那儿，又看了看坐在那儿不动声色的保尔，笑着问道：“你在干什么？在向火炉施魔法吗？” 保尔的目光不情愿地移开火苗儿，只见他那对闪亮的大眼睛盯着凯利莫卡。凯利莫卡能看出他眼睛里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他这是第一次从同伴的双眼里看到这种忧郁。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发生了什么事？” 保尔起身走到他旁边，然后坐下。 “什么事也没有，”他用一种低声回答，“我在这里很难受，凯利莫卡。”他那放在膝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凯利莫卡双肘支撑着身子，接着问道：“你今天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你说我今天怎么了？不！自从到这里干活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不高兴。你看看这里的情景！我们像骆驼一样卖力干活，得到的回报就是谁想揍我们一顿就揍一顿，而且还不许还手。老板雇我们为他们干活，可是无论是谁，只要有力气，都可以揍我们。即便我们有分身术，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侍候周到，其中若有一个没有把他侍候好，我们就得挨揍。无论你怎样拼命地干活，尽力把每一件事做好，让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总免不了有什么小闪失，所以我们逃脱不了挨揍……” 凯利莫卡听后大吃一惊，于是打断他的话说道：“别这么大声，要是有人进来，会让人家听见的。” 保尔跳了起来： “让他们听见好了！反正我不想在这里干了，就算到马路上扫雪也比在这里强……这儿是什么鬼地方……是坟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你看他们个个都是有钱的人！他们不会把我们当人看，对姑娘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有哪个姑娘长得漂亮点，不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马上把她赶走。她们能到哪儿去呢？雇来的都是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人啊。她们为了挣口饭吃，只好呆在这里，这里好歹也有口饭吃啊。为了不挨饿，只能听从他们的摆布！” 保尔说这些话的时候，愤愤不平，满腹仇恨。凯利莫卡害怕有人听见他们的谈话，所以急忙起身去把那通往厨房的门关上了。保尔继续宣泄着积郁在心中的一切：“你看你吧，凯利莫卡，别人打你时，你总是一声不响。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保尔在桌子旁的凳子上坐下，疲乏而无奈地用手托着下巴。凯利莫卡给炉子添了一些木柴，便也在桌边坐了下来。 “今天我们不读书了吗？”他问保尔。 “没有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今天那里不卖书了？”凯利莫卡听了颇感奇怪。 “宪兵把那卖书的抓走了。他们还在那里搜到了一些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 “据说是因为政治。” 凯利莫卡百思不得其解地瞅了保尔一眼。 “什么叫政治？” 保尔耸了耸肩：“鬼才知道！据说，要是有人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凯利莫卡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 “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保尔回答。 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戈娜莎走进了洗刷间。 “你们为什么还不睡，小家伙？趁现在火车还没有来，你们足能睡上一小时。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照看锅炉。” 使保尔感到意外的是，他很快就离开了车站饭馆，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那是正月里一个寒冷的早上，保尔本该下班回家，但是接他班的那个人没有来。他便跑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但老板娘不答应。因此，不管他多么劳累，他还得再干一天一夜。天黑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深夜，在别人都可以休息时，他还要把几个大锅放满水并烧开，等着那班三点到达的火车。 保尔打开水龙头，发现没有水——显然水塔没有送水。他没有关上水龙头，就倒在柴堆上睡着了——他实在是太困乏了。 几分钟之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片刻之间水便注满了水槽，接着水溢了出来，流到洗刷间的瓷砖地上。与往常一样，洗刷间夜里没有人；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厅。 一股股的水流就从那些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去，但是没有人发觉。直到水流到了一个在地板上睡着的旅客身上，他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喊叫，这时旅客们才清醒过来，纷纷慌忙抢救自己的行李物品。整个饭馆里乱成一团。 水仍是在流个不停。 正在隔壁大厅里收拾桌子的甫洛赫尔听到旅客们的叫喊声，急忙跑出来，他跳过地面的水流，冲到门边，用力把门推开。这样，原本被门阻挡住的积水便迅猛地冲进了餐厅。 叫喊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便一齐跑到了洗刷间。甫洛赫尔径直扑向酣睡的保尔。 雨点般的拳头一个接一个打在了保尔的头上，几乎把他打懵了。 刚刚被打醒的保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眼冒金星，浑身疼痛难忍。 遍体鳞伤的保尔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家里。 第二天早上，脸色阴沉的阿尔吉莫皱着眉头，让保尔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保尔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是谁打的你？” “甫洛赫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吉莫披上羊皮袄，一句话也没再说就出去了。 “我想见见堂倌甫洛赫尔，可以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戈娜莎。 “他马上就来，请等一下。”戈娜莎说。 这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着。” 甫洛赫尔端着一大摞盘子，用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甫洛赫尔。”戈娜莎指着甫洛赫尔说道。 阿尔吉莫猛地跨出一步，一只铁钳似的大手紧紧地捏住那家伙的肩膀，目光逼视着他问道：　　“你竟敢打我弟弟保尔？” 没等甫洛赫尔把肩膀挣开，阿尔吉莫狠狠的一拳便把他打倒在地；甫洛赫尔本想爬起来，但是阿尔吉莫第二拳比第一拳更有力，把甫洛赫尔打得死死地钉在了地上，再也动弹不得。 洗餐具的女工们都吓得躲到了一边。 阿尔吉莫转身向外走去。 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甫洛赫尔在地上滚来滚去。 当晚，阿尔吉莫下班后没回家。 后来，母亲四处打听，才知道他被关在宪兵队了。 六天以后，阿尔吉莫才得以回家。当时母亲已经睡着了。保尔正坐在床上，阿尔吉莫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亲热地问道：“怎么样，弟弟，好点了没有？这运气还算是好的。”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紧，你去发电厂干活吧，我给你找了份差事。再说你可以在那里多少学点本事。” 保尔双手热切而又激动地握住哥哥的一只大手。 二 “沙皇被推翻了！”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像旋风一样扫进了整个小城。 城里的人们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慢慢驶进了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扛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警备队队长。这样一来，城里的人们都相信了这个消息是真的。于是，成千上万的居民经过白雪覆盖的大街，来到了广场。 他们十分专注地听着那串新鲜的字眼——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充满激情和喜悦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只有在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也就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人总联盟”的成员）所盘踞的市参议会上，多了面飘不起来的红旗。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毫无改变。 冬末时分，有一个近卫骑兵团开到了小城。每天早晨，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马到车站去抓那些来自西南前线的逃兵。 这些近卫骑兵满面红光，身材魁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他们的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滚边是银色的，一切都与沙皇时代一样，好似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 一九一七年即将过去，对保尔、凯利莫卡和辛辽沙来说，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做老板的依旧是那些家伙。可是，到了雨雪飘零的十一月份，怪事就发生了：许多陌生的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着，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一个新奇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威风而又响亮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 近卫骑兵要想抓住那些前线的逃兵并不容易。车站上被子弹打破的窗子越来越多了。而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都是成群结队的，无论是谁阻拦他们，他们就会以刺刀相拼。到了十二月初，一列车一列车的逃兵蜂拥而至。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企图截住列车，抓住逃兵，但他们反而遭到机枪扫射。那些习惯了出生入死的人纷纷从车厢里冲出来。 这些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服的人们，把骑兵赶回城里之后，又回到车站。于是，载着逃兵的火车就一列跟着一列的呼啸而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保尔、凯利莫卡、辛辽沙这三个好朋友在辛辽沙家里玩了会儿“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便来到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他们都觉得特别无聊——平时玩的那些玩意都已经玩腻了。他们开始思考，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消磨这一天。正在这时，他们听到一阵马蹄声从后面传来，一个骑马的人出现在路上。那马腾身一跃跳过了道路和栅栏中间的壕沟。骑马的人用马鞭指着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凯利莫卡说：“喂，小家伙，你们过来！” 保尔和凯利莫卡跳起来，朝栅栏跑去。骑马的人风尘仆仆，他那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那一身保护色的制服都沾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在他那根很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七响手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榴弹。 “小家伙，劳驾给我弄点水喝！”他请求道。保尔跑去取水的时候，骑马的人转过身来问正在看着他的辛辽沙：“告诉我，小家伙，这里现在归谁管辖？” 辛辽沙慌忙地告诉他城里所有的消息：“我们这里已经有两个礼拜没人管了，本地的自卫团在掌权。老百姓每晚轮流守城。你是什么人？”他也提出问题。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道：“呵，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会变成小老头儿了。” 保尔两手捧着一大杯子水从家里走了出来。 骑马的人一饮而尽，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就抖起马缰绳，策马朝松林那边奔去。 “他是什么人呀？”保尔困惑不解地问凯利莫卡。 “我怎么知道？”凯利莫卡耸了耸肩回答道。 辛辽沙以坚决而又肯定的态度解决了这一政治性问题，说道：“很可能又要换新政府了，所以昨天列辛斯基一家都逃走了。只要有钱的人一旦逃走，那就说明游击队要来了。” 他的推理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所以，保尔与凯利莫卡立即表示同意。 没等他们三个小家伙讨论完，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他们便一齐朝栅栏跑去。 三个小家伙依稀看见树林里、林务官的房子后面，有许多人和车子，就在靠近这边的公路上，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都拿着枪。走在最前面的两人，其中一个年龄已过中年，穿着保护色的军衣，佩着军官的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与他并肩而行，正是孩子们刚刚见到的那个人。那个中年人的胸前别着一个红色的花结。 “瞧，我刚才说对了吧？”辛辽沙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像小鸟似的跳过栅栏，朝公路跑去。 保尔和凯利莫卡也紧跟着跑了过去。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边上，眼睁睁地望着这些骑马过来的人。 那两个带头的骑士已经来到他们面前，刚才他们三个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然后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谁的房子？” 保尔迈开大步竭力跟着骑兵的马，边走边回答：“这是列辛斯基律师的房子。他昨天就逃走了。可见，他是怕你们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那个中年人微笑着询问。 保尔指着那红色花结说道：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居民们纷纷拥向街头，好奇地端详着这支新到城镇的队伍。这三个小家伙也站在路边，专心地观察着那些浑身尘土、满脸倦容的红军战士。 当队伍里唯一的一辆炮车和那些架着机枪的马车驶过石子路的时候，这三个小家伙便跟在游击队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城镇中心，战士们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时，他们才各自回家。 当天晚上，在作为指挥部的列辛斯基家的大厅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四条腿都刻着花纹的大餐桌旁，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指挥员，他就是上了年纪、满头白发的勃尔加夫同志，其他三个就是他的参谋人员。 在桌子上，勃尔加夫打开了一张本省的地图，用手指在上面画着线路，并对那个坐在他对面的高颧骨、满口结实牙齿的人说：“伊尔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而我却认为：应当在天亮时撤退。如果能在今晚撤退就更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趁德国人还没有到达卡扎亭之前，我们先到达那里。以我们现有的这点力量——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要与德国人打仗，那简直太可笑了……德国人现在可是如一股铁流般，滚滚而来。而我们只有在和其他撤退的红军会合之后，才能作战。同志们，我们应当考虑到，除了德军之外，沿途中还会有其他许多反革命匪帮。我的意思是，明天一早就离开，同时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毁。德国人到这里就需要把桥修好，这样也得花两三天的时间。如此一来，德国人就暂时不能沿铁路前进了。同志们，你们认为怎么样？让我们作决定吧。”他对坐在桌旁的人说。 坐在勃尔加夫旁边的什特罗日科夫，咬着嘴唇看了看地图，然后抬起头看看勃尔加夫，最终将更在喉咙里的话费劲地吐了出来：“我……我赞……赞成勃尔加夫的想法。” 那个年轻的、穿着工人服的人也赞同地说：　　“勃尔加夫说的有理。” 只有那个白天跟小家伙们说话的人——伊尔马琴科，摇着头反驳道：“那我们为何还要组织这支队伍？就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依我看，在这里，我们应该与他们打一仗。我不想再不战而逃了……如果我能决定，我一定会在这里与他们打一仗……”他用力推开了椅子，站起来，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勃尔加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盲目地打仗是毫无意义的，伊尔马琴科。打仗要有战果，明知是败仗，却依然让战士们去作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干。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这些敌人后面还有整整一个师团，而且有重炮和装甲车……伊尔马琴科同志，不要耍孩子脾气……”接着，他转过头，坚定地与其他两位指挥员说：“就这么定了——我们明天早上撤退……下一个是联络的问题，”他继续说，“由于我们是最后撤退的，那么，我们就担负着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铁路枢纽，城镇虽小，却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这个车站工作。现在我们就来决定把谁留下工作，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伊尔马琴科走近桌子说，“这是因为他不仅是本地人，还是钳工和电工，能轻而易举地在车站找到工作。除此之外，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今晚他才能赶到这里。他很有头脑，一定能胜任这里的工作。依我看，他是最佳人选。” 勃尔加夫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很好！伊尔马琴科，我赞成你的意见。”接着他又问其他两人：“你俩有不同的意见吗？没有，好！就这么定了。我们给朱赫来留下一些钱和工作指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勃尔加夫继续说，“这就是有关处理这个城镇存放的武器的问题。这里存放着沙皇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两万支步枪，全都藏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大家都已经把这事给忘了。那个棚子的主人告诉我，他想把这些枪弄走……但是，这些枪决不能留给德国人。我意思是烧掉这个棚子，而且应该马上动手，应在明天早上撤退之前把所有的事都办妥。不过，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因为这棚子是在城镇的郊区，周围住的全是穷人，火燃烧起来恐怕会烧掉农民的房子。” 身体健壮、满脸胡须的什特罗日科夫动了一下身子，说道：“为……为什么要把它烧掉？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把武器分……分给居民。” 勃尔加夫立刻转身，向什特罗日科夫问道：“你说把这些枪分给居民？” “对。这主意很好！”伊尔马琴科兴奋地喊道，“把这些枪分发给工人和其他居民，谁要就给谁。当德国人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时，老百姓们就能够拿起枪，就可以让他们心惊肉跳。很显然，老百姓的日子以后就不好过了；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就会拿起武器。什特罗日科夫的想法很好，应该把这些武器分发出去。如果能把这些枪运到乡下，那就更好了。农民就会把枪藏得严严实实的，等到德国人对他们敲诈勒索、征抢他们财物的时候，这些可爱的枪就派上大用场了！” 勃尔加夫笑了： “不过，德国人一旦发出缴枪的命令，他们就会全部交上去的。” 伊尔马琴科反对说： “不，不会全都交上去的，有的人会交，但有的人是不会交的。” 勃尔加夫用一种探询的眼光环顾在座的每个人。 那个年轻的工人也赞同伊尔马琴科和什特罗日科夫的意见：“我们就这么办吧，把枪分发出去。” “好，那就把这些枪分发出去。”勃尔加夫也同意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边说边从桌旁站起来，“现在我们能在这里休息到明天早上。等朱赫来一到，就让他来找我，我有话要对他说。伊尔马琴科同志，你去查岗吧。” 其他人都离开了，这里只剩下勃尔加夫一人。他走进客厅隔壁的卧室，将军大衣铺在褥子上，躺了下去。 清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厂里当司炉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的小镇异常活跃，保尔很快就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保尔一路走来看到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甚至拿了两三支。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匆忙跑回家。在列辛斯基住宅旁边，他看到昨天遇见的那几个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飞速跑到家里，尽快洗了洗脸，听到母亲说阿尔吉莫还没有回来，他便拔腿就跑到了城镇的另一头去找辛辽沙。 辛辽沙是一个火车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有一所不大的房子和一块小小的田地。辛辽沙没有在家。他的母亲——一个白胖的妇人，不高兴地瞧了保尔一眼说：“鬼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还没等天亮，就像着了魔似的跑出去了。说什么地方在发枪，我感觉，他一定会在那里。你们这些还流鼻涕的将军，一个个都该用鞭子抽。你们简直就是胡闹，真拿你们没办法，比尿壶才高上两寸，还要去领枪？你告诉我家那个小东西，只要他带回来一枚子弹，我就要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带，以后逃脱不了牵连。哎，你干什么，也想去那里吗？” 保尔早已听不进去她唠叨了，便一溜烟跑了。 在途中，他碰到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便飞奔上前问道：“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得到的？” “维尔霍维纳大街，还在那里分发呢。” 保尔竭力地向那个人指示的方向冲去。他穿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上前拦住他问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分发的，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全都发完了，一支也没有剩，只有一些空箱子还堆在那里。我这已经是第二支了。”那小孩得意洋洋地说道。 保尔听到这样的消息后非常伤心。 “唉，真糟糕，早知如此，我就不回家了，直接跑到那里去！”他后悔地想着，“我竟然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突然，保尔心生一计，他急忙转身，一个箭步就追上了那个刚走过去的孩子，抢过他手中的那支步枪。然后用一种命令的语气对那个孩子说：“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支应该给我。” 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抢劫的那个孩子气愤不已，他直向保尔扑了过去，但是保尔后退一步，举起那支带刺刀的枪，对他吼道：“走开，要不然我就戳死你！” 那个小孩气得哭了起来，很无奈地转身跑开，嘴里还不停地骂着。心满意足的保尔拔腿便往家里跑去；他越过栅栏，跑进板棚，将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架上，继而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了屋里。 乌克兰的夏夜令人舒心，像谢别托夫卡这样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的乌克兰小城镇，每当夏日傍晚，年轻人就都跑到外面来，享受这美丽的夜晚。在这宁静、迷人的晚上，姑娘和小伙子们都成双成对，或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的，有的坐在自家台阶旁边，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还有的坐在大街上盖房子用的木料堆上。笑声歌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颤动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星星恰似萤火虫，在夜空的深处时隐时现地闪动着；人们的欢歌笑语传得很远很远……保尔很喜欢拉他的手风琴。每当他将他那音质优美的维也纳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一触摸到键盘，便自上而下地迅速滑动起来。低音键刚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又迸发出一连串欢快的旋律。 当手风琴伸缩蠕动、奏出热烈而迷人的和声时，你怎么会不想翩翩起舞呢？你的双脚会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手风琴奏出越来越激昂的乐曲——这让你感到人世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今天晚上格外愉快。聚在保尔家外面木料堆上的那群年轻人连说带笑，都很开心，而保尔的邻居嘉莉娜笑得最响。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同男孩们唱歌、跳舞，她唱的是女中音，歌声嘹亮而圆润。 保尔向来就有些怕她，因为她伶牙俐齿。这时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并紧紧地搂着他，放声说笑道：“哎哟，这个手风琴手真棒！可惜你还没有长大，要不然，你就是我称心如意的丈夫了！我就爱手风琴手，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没有人看清楚。他移动了一下身子，想躲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但是她却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噢，我的心肝，你想往哪儿躲啊？哎哟，多好的未婚夫呀！”她调戏地说。 她那富有弹性的胸乳正紧挨着保尔的肩膀，这使他更加忐忑不安，而周围的笑声打破了这平时寂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抵住她的肩膀，说道：“你这样我不能拉手风琴了，离我远一点。” 这又引起一片哄笑，有人从中逗趣，也有人从中戏谑。 蒙露夏过来解围： “保尔，给我们拉一支忧郁、动情的曲子吧。” 于是，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展开，保尔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移动。这是一支大家都很熟悉的乌克兰民歌，也正是他们家乡的小调。伴随着琴声，嘉莉娜带头唱起来，蒙露夏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 远离家乡的船夫， 一齐回到了故乡的小屋， 这里多么亲切， 这里多么美好， 让我们用唱声驱逐心中的忧伤…… 年轻人嘹亮而悠长的歌声传向远方，隐隐地飘进森林里。 “保尔！”阿尔吉莫在召唤他。 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在叫我呢，我要走了。” “不要走，再呆一会儿，给我们再拉一会儿吧，时间还早呢。”蒙露夏央求道。 “不，”保尔急忙拒绝，“我要回去了，明天我们再玩吧。阿尔吉莫在叫我呢。”说着，他穿过马路，跑到家里。 他推开房门，看见阿尔吉莫的同事洛姆正坐在桌旁，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是你在叫我吗？”保尔问道。 阿尔吉莫对保尔点点头，然后转向那个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弟弟。” 那个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一只长满了茧子的大手。 “是这样的，保尔，”阿尔吉莫说，“你说过你们发电厂有一个电工病倒了，明天你问问，他们还要不要再雇一个内行人来代替他。如果他们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个陌生人插话说道： “呃，不，我和他一起去，我自己和发电厂老板谈吧。” “他们肯定会雇人的。今天机器都停了，因为斯坦科维奇病倒了。今天老板跑来两次，要找人代替他，但没有找到。老板不敢让一个火夫来管理发电机组。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既然是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那个陌生人又对保尔说，“明天我来找你，我们俩一起去。” “好啊！”保尔回答道。 保尔意识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审视他。那坚定的、凝注的目光，让保尔感到窘迫。这个陌生人穿着一件灰色短褂，自上而下都扣着钮扣，紧紧地裹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上身，这短褂显然是太小了。他那粗短健壮的脖子如牛脖子一般，整个人看上去好似一棵大橡树，结实而又强健。 在他离开这里之前，阿尔吉莫对他说：“那就这样说定了，再见，朱赫来，明天你和我弟弟一起去把事情办妥。” 游击队离开的第三天，德军就来到了这座城镇。当时，冷寂了三天的车站突然传出火车的汽笛声——这就是在告诉人们德军来了。顷刻间，消息传遍了全城：　　“德国人来了。” 整个城镇犹如被搅乱的蚁穴一般骚动起来。虽然大家早已清楚德国人终究是会来这里的，然而，他们总是对这一事实持怀疑态度。其实，那些可怕的德国人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来到了镇上。 所有的居民都靠着栅栏或倚着门边站在那里，不敢到处乱走。 德国士兵成单行沿着马路两侧行走着，留着马路中间的石子路。他们身上穿着暗绿色军服，手里端着插着宽刺刀的步枪，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背上背着鼓鼓的大粮袋。他们的队伍宛若一条长带子，连绵不断，由车站开进城镇，行动格外小心，准备随时应对抵抗，即使没有遇到一个想抵抗的人。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个军官手中拿着毛瑟枪，其中一个是担任翻译的盖特曼军官，他身穿蓝色乌克兰外套，头戴高高的皮帽，走在了马路中央。 到了城镇中央的广场上，德国士兵列成了方阵。鼓手敲出的咚咚鼓声召集了一小群有胆量的市民。穿着蓝色外套的盖特曼军官，站在一家药房的台阶上，放声宣读本镇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发出的两条命令： 一，本镇所有居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务必交出所有武器，违令者枪毙。 二，本镇实行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本镇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德军城防司令部设在那座曾经是镇公署、革命后又改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办公室的楼房里。站在台阶上的那个哨兵，头上戴着缀有一个巨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而不是从前的钢盔了。他们在那个院子里辟出一个地方，用以堆积交出的武器。 一天之中，那些害怕被枪毙的居民陆陆续续地来上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孩子。德国士兵并没有扣留交枪的人。 那些不愿当面交枪的人，就在晚上偷偷地把枪扔到马路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便把这些枪捡起来，放在军用四轮大马车上，运到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之后，规定上交武器的二十四小时期限已经过了，德国士兵数了数他们的战利品，共有一万四千支步枪，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收缴上来。于是他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但收效甚微。 第二天清晨，在郊外离古老的犹太墓地很近的地方，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德军在他们家里搜出了隐藏的步枪。 听到命令的阿尔吉莫急忙赶回家里。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立即抓住他的肩膀，郑重其事地低声问：“从仓库那里你有没有拿回来什么东西？” 保尔本打算隐瞒拿枪的事情，但他不想对哥哥撒谎，所以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他们一同进入板棚。阿尔吉莫把藏在棚顶下面的梁架上的枪取下来，卸下刺刀，取出枪栓，抓住枪筒，举起来，竭尽全力朝板棚的柱子砸去。枪柄被砸得粉碎。剩下的部分便被远远地扔到花园外面的荒地上。然后，阿尔吉莫随手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粪坑。 做完这一切，阿尔吉莫告诫弟弟：“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应该知道，武器不是随便可以拿的。我警告你——以后不许带回家任何东西。你知道，为了这种事情，现在是要送命的。你记清楚，以后什么事也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东西带回家，让他们搜查出来，第一个要被枪毙的就是我。你现在还小，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目前正值变乱时期，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哥哥不再带任何东西回家。 正当阿尔吉莫和保尔穿过院子，往屋里走时，他们发现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门口停了下来，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妮莉和威克多正准备下车。 阿尔吉莫气愤地说：“瞧，这些候鸟现在又回来了。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说完，就走进了屋里。 保尔为自己的步枪伤心了整整一天。这一天，他的好朋友辛辽沙正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破板棚里，用锄头用力挖着墙根。他终于挖出一个大坑，于是把他得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后埋了进去。他不想把这三支枪交给德国人。因为他实在舍不得丢弃这些自己心爱的东西，为此，他昨晚折腾了整整一夜。 他用泥土把坑填满，并尽力将它弄平，随后拿来一些垃圾与破旧的东西覆盖在新土上。他非常认真地把工作检查了一遍，直到自己感到非常满意，这才摘下帽子，揩去额头上的汗珠。 “好了，现在尽管让他们搜查吧，”他心想，“就算真的能查出来，他们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板棚。” 朱赫来在发电厂已经干了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已经与这个不苟言笑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赫来经常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这个当学徒的火夫，让他慢慢地懂得如何操作。 水兵朱赫来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当他有空时，常常去找阿尔吉莫。这个头脑冷静、态度严谨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保尔的家人诉说家庭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抱怨保尔淘气时，他就更加耐心地倾听。每当保尔的母亲烦恼时，他总有办法安慰她，让她忘却自己的不幸，并振作起来。 有一天，当保尔走过发电厂的院子时，朱赫来在那堆木材中间拦住了他，微笑着说：“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你就像一只小公鸡那样好斗。”他说着笑了起来，仿佛是在夸奖保尔。他接着说道：“打架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你必须知道该打谁、为什么打他。” 保尔不明白朱赫来是在与他开玩笑还是在对他说真心话，他回答道：“我从来都不无缘无故地打架，我总是在有理的时候才打架的。” 朱赫来冷不防地问道： “你愿意让我教给你真正的打法吗？” 保尔惊讶地看着他： “什么叫真正的打法？” “来，你瞧着。” 于是朱赫来把英国拳法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保尔，算是给他上了第一课。 保尔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学到了这种本领，而且成绩不错。虽说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朱赫来的拳头打倒在地，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学了下去。 有一天，天气炎热，保尔从凯利莫卡家里回来，在屋里转来转去，感到无事可做，于是就想去后园角落里的小棚顶上——这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来到了板棚跟前，踩着墙壁上突出的地方便爬上了棚顶。他用力拨开板棚上面浓密的樱桃树枝，爬到了棚顶的中央，躺在可爱的阳光下。 这间板棚的一面朝着列辛斯基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缘，就能望见整个花园和他们房子的一个侧面。保尔从棚顶伸头探望，便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那辆停在院子里的四轮马车。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那个住在列辛斯基家里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清洁他主人的衣服。保尔经常在列辛斯基家门口见到这个德国中尉。 中尉个头矮小，面色红润，留着一小撮剪得很短的胡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和一顶漆皮帽檐的军帽。保尔清楚中尉住的是厢房，其窗子朝着花园，这从棚顶上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时，中尉正坐在桌子旁写字。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写好的东西走出来，然后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勤务兵，随后便沿着花园的小径向临街的栅栏门走去。列辛斯基的女儿妮莉从凉亭里走出来，中尉挽住她的胳膊，两人一同从栅栏门向街上走去。 保尔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当正打算小憩时，他看见那个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挂上主人脱下的军服，打开朝着花园的窗子，把房间收拾了一番之后便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门。又过了一会儿，保尔就看见他走进马厩——那里有马匹。 保尔从那扇敞开的窗子望去，整个房间一览无余。桌子上放着一根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便悄悄地攀住樱桃树，溜进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便来到那敞开的窗户前。他向里面望了一眼。那桌子上放的正是一条有刀鞘和枪套的皮带，枪套里装着一支漂亮的置有十二发子弹的“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又惊又喜地屏住了呼吸，顷刻间，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随后，他不顾一切地探身进入了房间，握住枪套，迅速抽出那支手枪，急忙跳回了花园。他匆匆环顾四周，小心地把手枪插进口袋里，然后跳过花园，像猴子一般地攀着樱桃树，爬到了棚顶。这时，他又回头望了一下，看见勤务兵在悠闲地跟马夫聊天。整个花园里一片寂静……他立即从板棚下来，跑回家里。 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并没有注意到保尔回来。 保尔将箱子后面的一块破布抓起来并塞进口袋，便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家门，穿过园子，跨过栅栏，冲向那条通向森林的大道。他一面握着那支沉重的、总是碰他大腿的手枪，一面飞快地向那座倒塌了的砖窑跑去。 他的两腿如同腾云驾雾一般，风在耳边呼呼地响着。 老砖窑这里一片静谧。已经坍塌下来的木板窑顶，堆积的碎瓦断砖和毁掉的炉灶，以及遍地的荒草，这都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偶尔一起到这里玩耍。保尔知道这里有很多隐蔽的角落，可以供他隐藏偷来的宝贝。 保尔从一个破洞口钻进灶里，又小心而谨慎地回头望了望，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松树飒飒作响，微风扬起路边的灰尘，他只嗅到浓郁的松脂气味。 保尔用破布把那支手枪包好后，将它放到灶底的一个角落里，再用一堆碎砖烂瓦把它盖好。他钻出来之后，又用砖块堵住灶门，并做了个记号，然后才顺着大路慢悠悠地走回家。 一路上，他的腿在不停地颤抖。 “这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他心中暗暗思忖，而预感使他的心情异常沉重。 为了不呆在家里，还不到上班时间保尔就去了发电厂。他从看门人那里取来钥匙，打开了门，走进机器间。他擦拭风箱，往锅里加水，然后生火，同时不断地想着：“此时列辛斯基家里会成什么样呢？” 已是很晚了——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后，小声地询问：“今天为什么有人去你家搜查？” 保尔大吃一惊： “什么？搜查？”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道：“是啊，情况不太好，你不知道他们在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清楚他们在搜什么，但是他不敢对朱赫来说他偷手枪的事。他吓得浑身发抖，忐忑不安地问道：　　“把阿尔吉莫抓走了吗？” “没有抓任何人，但是已经把你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 听到这句话后，保尔稍微放松了一些，但心中仍存疑虑。接下来的几分钟，他们两个都想着各自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从而为以后的事情而担心；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从而胡思乱想。 “见鬼，莫非我的事情走漏了风声？阿尔吉莫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但是为什么要去他家搜查呢？以后要格外提防。”朱赫来思索着。 他们两人默默地分开后，各自去干自己的活了。 然而，列辛斯基家里却乱作一团。 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于是就喊来勤务兵，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得知手枪确实丢了之后，他便狠狠地打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勤务兵被打得摇晃了一下身子，然后又笔直地立在那里，认罪般地眨着双眼，恭候发落。 接受审问的列辛斯基律师愤怒不已，他只能向中尉连连道歉，并说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不应该在他家里发生。 当时在场的威克多提醒父亲，可能是邻居偷走了手枪，特别是小流氓保尔，具有最大的嫌疑。他父亲立马将儿子的话告诉了中尉，所以中尉才马上下令搜查。 但是，搜查一点结果都没有。这次偷手枪的事使得保尔得到一个宝贵的经验：无论遇到多大的事都不用害怕，一切都有可能化险为夷。 三 冬涅娅站在打开的窗户前面，充满忧郁地看着她那心爱的花园，看着花园里那些迎风摇动的大杨树。她真不敢相信离开这个花园已经整整一年了。时光荏苒，真是弹指一挥间啊！ 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仍旧是那一排排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马林果灌木丛，还是那两边种着三色堇、像几何图形一般的小径。虽然花园整洁漂亮，但是那始终如一的生活不免令冬涅娅感到腻烦。 无奈地，冬涅娅拿起一本还未读完的小说，推开通往走廊的门，下了台阶，来到了花园。没过多久，她便打开了花园的油漆栅栏门，走向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池。 过了小桥之后，她走上了大路。这条路就像公园里的林阴道那样，左面是一片树林，右边是池塘，沿着池塘还长着茂盛的柳丛。 她本来是想到池边的旧采石场去的，可是却突然发现下面的池塘里有一支小钓竿浮动在水面上，因此便停下了脚步。 她俯下身，从弯曲的柳树上方探过头去，用手拨开柳枝，只见一个黝黑的男孩子赤着脚，并将裤管卷到了膝盖上。在他的身旁放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白铁罐子，那里装着蚯蚓。那个少年正在专心致志地做他的事情，丝毫没有察觉到冬涅娅的注视。 “这里能够钓到鱼吗？” 保尔不高兴地回头看了看。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扶着柳枝，正将身子低低地探向水面。她身穿领子上带有蓝条儿的白色水手衫和淡灰色的短裙。一双匀称并且被晒黑了的脚上紧紧地套着一双绣花短袜，脚上则是一双棕色的皮鞋。栗色的头发被编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 保尔拿着钓竿的手轻轻晃了一下，鹅毛浮子在原本平静的水面上颤了颤，带起一层层的涟漪。 他身后那轻柔的女声又激动地发音了：“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心烦了，他猛地扯起钓竿，把钩着蚯蚓的钓钩提上来，带起了一串水花。 “真倒霉！现在还能钓个鬼呀！从哪儿跑出这么一个妖精……”保尔生气地想。为了掩盖自己的笨拙，他用力把钓钩向远远的水面抛去，正好落在两支牛蒡之间，这正是他不该落钩的地方，因为这样鱼钩就会挂在牛蒡的根上。 保尔思考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向后面的姑娘小声说：“你别嚷嚷了，都把鱼吓跑了。” 刚说完，他就听到上面传来了一阵嘲讽的笑声：“呵，它们一看见您早就跑了。再说，谁在中午钓鱼呢？瞧您，多出色的渔夫呀！” 保尔虽是极力保持礼貌，但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站起来，把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通常发脾气的习惯动作——然后尽量挑选了最文雅的字眼说：“我说，小姐，请您走开点好不好？” 冬涅娅的眼睛先是眯成一条缝，接着又带着笑意张开了，说：　　“我真的妨碍您了吗？” 这次她已经没有嘲笑的意思了，而是使用了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所以，本想发火的保尔终于解除了对这位“小姐”的敌意。 “那好吧，您想看，那就请看吧。有很多地方给您坐。”他边说边坐下来，又瞧了瞧浮子。可是，浮子和牛蒡紧贴在一起，很显然鱼钩挂在它的根上了。保尔不敢用力拉它。 “挂住了，肯定就扯不下来。这女孩肯定要笑话我。这会儿她要是走开该多好啊！”他心里盘算。 而冬涅娅却在微微晃动的柳树干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到膝头，注视着那个有着一双黑眼睛、被晒得黝黑的粗野男孩，刚才，他对待她那么无礼，现在还故意不理睬她。 从那光亮如镜的水面上，保尔清楚地看见了那个坐着的女孩的倒影。见她正在看书，他便开始轻轻地拉那挂在牛蒡上的钓丝。浮子直往下沉，钓丝被绷得紧紧的。“真给挂住了，妈的！”他心想，同时，也斜了一眼，便看见了水面映出一张顽皮的笑脸。 这时在水塔边的小桥上，有两个七年制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正朝这边走过来。其中一个地地道道的蠢材和淘气包是调车场场长兼工程师索哈利克的儿子。他今年十七岁，淡淡的浅色眉发，满脸的雀斑，在学校里被大家称为“麻子舒拉”。他嘴里叼着香烟，手里拿着一副精美的钓竿，神气十足的样子。又高又瘦的娇气青年威克多走在他身边。 小索哈利克弓着身子，挤眉弄眼地向威克多说：“你瞧，这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小妞儿，本地没有哪个姑娘可以比得上她。多么出众啊，你瞧瞧。告诉你吧，她是一个真正的浪漫女郎，真正的！她现在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回家来是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我妹妹琳莎认得她。你信不信，这都是真的。否则我也不知道啊！我给她写过一封信，当然了，你知道，信中写的都是些动人的词句。我说我爱她已经爱到痴狂，我战栗地、急切地期待着她的回信。以至于我还把纳德森的诗句也抄了好些写到了信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威克多很有兴趣地问。 索哈利克这会儿面子上可有点挂不住了。他说：“很显然，还不是那一套，故意地摆摆架子。她说：‘不要糟蹋那些信纸了！’” “但是，这种事情——”索哈利克接着说道，“这种事情，一开始总是这样的，干这一行，我呢，倒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总是这样向她献殷勤呢。只要夜里到工棚附近去，花上三个卢布，就能够弄到一个让你一想就流口水的美人儿，比这样要好得多呢，根本不用玩这些浪漫的恋爱把戏。瓦里亚?吉洪诺夫——铁路上的那个工头，你认识吗？——我就和他一道去过。” 威克多皱着眉头轻蔑地说： “索哈利克，你还做过这种下流的事情？” 索哈利克叼着烟卷，吐了一口唾沫，讥笑地说：“哈，你好‘干净’啊。你干的事情，我们没有不知道的。” 威克多打断他的话，说：“得了，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咱们快点儿过去，趁她还在那儿。昨天早上，她也自己在这儿钓鱼来着。” 他们两个走到冬涅娅面前。 索哈利克将嘴里的纸烟扔掉，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杜曼诺娃小姐，您好，您在钓鱼吗？” “不是，我在看别人钓鱼。”冬涅娅答道。 而后，索哈利克牵住威克多的手介绍道：“你们俩还不认识吧？这是我的朋友，威克多?列辛斯基。” 威克多兴冲冲地把手伸给了冬涅娅。 索哈利克没话找话。 “今天您怎么不钓鱼？” 冬涅娅说：“我忘了带鱼竿。” 索哈利克赶紧献殷勤：“我再去拿一副，请您先用我的吧。我这就去再拿一副来。” 他已经兑现了对威克多的许诺——把冬涅娅介绍给他，所以他正想找个台阶，顺便溜掉，好让他俩单独在一起。 可冬涅娅却说：“不用了，那样咱们会打扰别人的；这儿，人家正在钓鱼呢。” “打扰别人？打扰谁？” 索哈利克急忙追问。 “哦，你说那小子呀？” 这时他才看到了坐在树丛边的保尔。 “我这就叫他滚蛋！” 冬涅娅没来得及劝阻他。 他下去了，走到正在专心钓鱼的保尔跟前蛮横地说：“喂，快把钓竿给我收起来，快点滚蛋！” 他说完后，看见保尔仍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钓鱼，就忍不住厉声喊道：“快点！快点！” 保尔抬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小点声儿！看你那厚嘴唇！吵吵个什么？” “什——么？”索哈利克受不了了。 “你这个混蛋，还敢嘴硬？听见没有？立刻给我滚蛋！” 他边说边怒气冲天地飞起一脚踢向那个装蚯蚓的铁罐盒。 只见那铁罐盒立时就飞上了天空，打了几转，便落到水里，溅起许多水花，溅得冬涅娅满脸都是。 “索哈利克，你怎么一点也不害臊！”她高声斥责。 保尔一下子就跳起来了。 其实，他知道索哈利克就是调车场场长的儿子，而阿尔吉莫就在那里做工。如果现在他出手打这个麻子脸一顿，索哈利克肯定告诉自己的父亲，这样，事情又要牵扯到阿尔吉莫了。 因此，保尔忍住心头的怒火，没有立即动手。 而索哈利克见保尔跳了起来，还以为他要动手呢，便抢先扑过去，想把保尔推到池塘里。 保尔双手一扬，保持住平衡，没有跌到水里去。 这个索哈利克比保尔大两岁，打架捣蛋数一数二的。 胸脯上挨了一下，保尔便再也忍不住了。 “哎，玩真的？那就别怪我！” 话刚出口，他就朝索哈利克的脸猛地砸了一拳。紧接着，不容他还手，死死揪住他的制服领，狠命一拉，把他拽到水里。 索哈利克站在没到膝盖的水中，亮锃锃的靴子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极力挣脱着保尔那铁钳般的手。 保尔把他拽到水里后，马上跳回岸上。 恼羞成怒的索哈利克朝保尔反扑过来，恨不得把他撕碎。 保尔一上岸，就立即转过身来对付索哈利克。 此时此刻，他脑子里闪过一句话：“左脚作全身的重心，右腿稍弓点，以便腾挪。不仅用手和胳膊上的劲儿，而且要用全身的劲儿，从下朝上，打对方的下巴。” 于是他就这么打了一下子。 立时能听见牙碰牙的脆响……只见索哈利克哀叫起来，可能是下巴太疼了，舌头也咬破了，双手在空中胡乱摇晃着，扑通一声跌到水里了。 岸上的冬涅娅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 “好，真好！” 她拍着手叫喊。 “打得真好！” 保尔抓起钓竿，扯断了挂在牛蒡上的钓丝，飞快地上了大路。 临走的当口儿，他听见威克多对冬涅娅说了一句话：“这就是最出名的小流氓，保尔?柯察金。” 车站有了动静。 沿线传来了消息，说铁路工人要大罢工了。 和某大车站邻近的调车场的工人们已经行动起来了。 两个司机被德国人抓了，据说他俩有传递宣言的嫌疑。 与此同时，德军的出发和地主们纷纷返回农村，也造成了那些同农村有着直接关系的工人们的无比愤慨。 盖特曼乡警的马鞭不停地抽打在农民们的脊梁上。 本省的游击运动壮大起来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游击队已经达到了十个左右。 这些天来，朱赫来几乎就没有歇过一会儿。 自从到镇上之后，他开展了许多工作。他认识了很多铁路工人，多次参加了青年人的晚会，并且在调车场的钳工和本地锯木工中建立起一个组织。 他曾试探过阿尔吉莫。当他问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事业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健壮的铁路工人答道：“你知道的，费奥多尔，关于党，我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但你需要我帮什么忙，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可以相信我。” 这样的回答叫朱赫来感到十分满意。 这个时期，朱赫来已经离开了发电厂，转到调车场去了。这样做是为了工作：他在发电厂的时候，是同铁路方面相隔绝的。 铁路货运十分忙碌。 德国人正加紧时间把他们从乌克兰抢来的黑麦、小麦和牲口等用上千辆的车皮运到德国去。 有一天，盖特曼警备队突然抓走了车站上的报务员波诺马连科。 他们把他关押到司令部，并狠狠地对他进行了拷打。 很显然，洛姆被供出来了。 洛姆是阿尔吉莫的同事，在铁路工厂里工作。 两个德国兵和一个车站司令部的副官走到正在干活的洛姆面前，挥起鞭子就抽他的脸。 “畜牲，跟我们走！有话说！” 副官龇着牙冷笑了一声，猛地扭住了洛姆的胳膊。 “走！到我们那儿煽动煽动去。” 这时，阿尔吉莫正在邻近的钳台上工作，他一见这情形，就扔下了手里的活儿，像个铁塔似地站在了那副官面前。 他极力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声音沙哑地质问：“怎么打人，你这坏种？” 那副官急忙后退，慌张地解他的手枪套。 这时，一个矮个短腿的德国兵也飞快地从肩上拿下了那支插着宽刺刀的步枪，准备随时扣扳机。 “别动！”他吼了一声。 是的，只要阿尔吉莫一动，他就会马上开枪。 就这样，一个高大健壮的工人在一个又矮又小的士兵面前束手无策。 结果，两个人都被抓走了。 一个小时之后，阿尔吉莫被放回来了，洛姆被关在了地下室里。 十分钟后，调车场的工人全体罢工了。 大家纷纷聚集在车站的公园里。扳道岔和材料库的也都参加了。每个人都义愤填膺，当场就将要求释放洛姆和波诺马连科的请愿书写好了。 盖特曼军官带着一小队卫兵赶到公园之后，群众更加激愤了。 那个军官挥着手枪，高声命令着：“赶紧解散，要不，我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个别的枪毙！” 然而，那愤怒的工人们的咆哮声让他不得不又撤回车站去了。 就在此刻，满载着德国兵的大卡车正在开往车站。这是车站司令部调来的。 工人们各自回了家。 他们全体罢工了，就连车站值班的也离开了。 朱赫来的努力产生了效果。 这是车站上破天荒的第一次群众大示威。 月台上一挺重机枪被德国兵架了起来。它就像一只套着皮带的狗那样立在那儿。一个德军班长在它旁边蹲下，手指放在扳机上。 车站上的人一干二净了。 夜里，逮捕开始了。 阿尔吉莫被抓了去。朱赫来晚上没有回家，躲过去了。 被捕的人全部关在大货仓里。德军指出了最后的两条路：要么复工，要么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全线的铁路工人差不多都罢工了。 就在这一天一夜里，没有一列火车开动。 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地方，战斗打响了，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已经切断了铁路线并炸毁了几座桥。 当晚，有一列德国军车开到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了。除此之外，还有两辆列车停在站里等候启动。 货仓那沉重的门开了，车站司令德军中尉和他的副官领着一队德国兵走进来。 副官叫喊：“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布洛扎克，你们三个马上去开车。谁敢不去——就地枪决！你们去还是不去？” 三个工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被监视着上了机车。 接着副官又念了三个名字——司机、副司机和司炉，把他们带到了另一辆机车上。 机车发怒般地喷出红火星、喘着沉重的粗气，打破了夜的黑暗，沿着轨道迅速地开走了。 阿尔吉莫添好了煤，用脚把炉门关上，拿过箱子上面那短嘴茶壶，喝了口水，然后转过身来朝那个上了岁数的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认真地问：“大叔，咱们真就这样送他们？” 老司机气哼哼地眨了眨长眉毛下面的那对眼睛。 “可不，有什么办法？刺刀就在身后！” “咱们把车扔下就跑怎么样？” 布洛扎克提议，同时瞟了一眼那个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 “我也这么琢磨呢，”阿尔吉莫低声应道，“就是这家伙在监视着，挺碍事儿的！” “就——是。” 布洛扎克犹豫地拖长了声音，同时把头探出了车外。 老波利托夫斯基走近阿尔吉莫，在他耳边低低地说：“咱们决不能送这些德国佬，你知道不？那边正开仗，起义的人已经把铁路炸坏了。咱们岂能把这些狗杂种送去？到那儿，还不把咱们的人打败喽。你不知道，小子，就是在沙皇时候，我们罢工，我也没开过车。现在，我更不想开。送敌人去打自家人，简直一辈子也抬不起头。这辆车上的乘务员都逃走了。他们都不怕把命搭上！咱们，怎么说也不能把车开到目的地，你说呢？” “对，大叔，你说得太对了。但咱们怎么对付那个家伙呢？” 他边说边瞥了一眼那个德国兵。 老司机紧锁双眉，拿一团棉纱擦了擦额上的汗，又用那双血红的眼睛，盯住了气压表，好像要从那里盯出办法来似的。而后，他又满脸怒容地低声咒骂起来了。 阿尔吉莫又从茶壶里喝了口水。 这时，他们两个人都盘算着同样的事情，只是谁也没有开口。 忽然间，阿尔吉莫想起了朱赫来的问话：“老弟，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需要帮忙，什么时候都可以。你可以相信我……” “真是太好的帮忙——把讨伐队给运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猫腰趴在工具箱上，紧挨住阿尔吉莫，终于说出了他的主意：“咱们得干掉他，知道不？” 阿尔吉莫听了很吃惊。 可波利托夫斯基咬着牙又补充说道：“别的办法没有了。先弄死他，然后咱们把调节器和杠杆扔进炉里，让机车减速，趁这个时候跳车。” 阿尔吉莫觉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一样，他答应道：“好！” 阿尔吉莫弯着身子，把这个主意转达给了布洛扎克。 布洛扎克没有立时就应声。 是的，他们都在危险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有九口人等着他养活呢。然而，他们也都明白，不能把火车开到指定地点。 布洛扎克终于开口了：“对，就得这么办，我没得说。不过谁去把……” 他的下文没说出来，阿尔吉莫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 阿尔吉莫抽身回去，跟调节器边的老司机点了点头，示意他随时都可以动手了。 但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动手！ 他俯身靠近波利托夫斯基说：“只是，咱们怎么干？” 老司机瞅了瞅阿尔吉莫，发出命令：“你来动手，你比我们力气都大。拿铁棍狠劲儿抡他一下——就成了。” 这老司机有种掩饰不住的激动。 阿尔吉莫皱起双眉。 “这我怕不行，我不忍心下手。不管怎么说，这个兵也没罪，是刺刀逼着他到这儿来的呀。” “什么，他也没罪？” 波利托夫斯基双眼瞪着反驳他。 “那咱们也没罪呀！咱们不也是被迫才来开车的吗？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有罪的狗东西要去枪杀游击队呀！难道游击队有罪？……唉，你这可怜的小子！跟熊一样壮，理却翻不清……” “好吧。”阿尔吉莫答应着，去拿铁棍。 可这时波利托夫斯基却小声叫住了他：“算了，还是让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车上去扒煤。用得着的话，你再给他一铁铲。我先假装拿铁棍去砸煤块。” “按你说的吧，大叔。” 布洛扎克点了点头，站到调节器旁边。 那个德国兵，戴了顶无檐儿的红边呢帽，两腿夹着步枪，正坐在煤车边上抽烟呢。这期间，他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注意一下机车里的工人们。 阿尔吉莫到煤车上去扒煤了，那个德国兵没怎么在意他。 波利托夫斯基装着要把煤车边儿上一些比较大的煤块扒下来砸碎，打着手势，请他让开一点，他便会意地躲到机车门旁边。 刹那间，阿尔吉莫和布洛扎克听到一声短促而沉重的钝音——铁棍打碎了德国兵的头骨，他们心头像是骤然让火燎了一下，浑身直打哆嗦。 只见那德国兵的身子像面袋子一样摔在了煤车与机车当间的过道上。 灰色红边的无檐儿呢帽立时渗出了鲜血。他的步枪也当啷一声摔到铁板上。 “完了。” 波利托夫斯基悄然而平静地说着，把那铁棍扔在了一边，脸腮处痉挛地抽搐了一下，又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的话戛然而止，沉默让机车里的每一个人感到窒息。 但他立刻喊道：“快，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后，一切都顺利完成，无人驾驶的机车缓缓地行进着。 路边树木那黑洞洞的影子，在机车头灯的亮光下，蓦然出现，又倏然消失。车灯的光束好像想穿透夜的黑暗，可却只能照到十公尺远。 这时的机车似乎累得气喘吁吁了。 “跳吧，小子！” 阿尔吉莫听见了身后老司机的命令，便大胆地松开了手。于是，他粗壮的身子随着惯性朝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朝后移去的地面后，跑了没两步就栽倒了，紧接着翻了个跟斗。 这当口儿，另外两个人也分别从机车两旁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布洛扎克的家人们焦虑万分。 四天来，安东妮娜?沃希利耶夫娜——辛辽沙的母亲——心乱如麻。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兵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三人抓去开一辆火车。 昨天晚间，三个盖特曼警备队员突然来到她家，嘴里骂骂咧咧地把她审了一通。 从那些问话里，她隐约猜出，肯定是出了什么不妥的事情。所以，等警备队员一走，这个胆战心惊的妇人立刻就扎起头巾，想找柯察金的母亲打听打听消息。 她的大女儿瓦丽娅正在收拾厨房，看见母亲要出门，立刻关切地问：“妈，你要出去？” 安东妮娜眼泪汪汪地对女儿说：“我去柯察金家，也许能打听点你爸的消息。要是辛辽沙回家了，你让他去车站找找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 瓦丽娅抱着母亲的肩膀，懂事地送她到门口，劝慰着母亲：“妈，您可别太着急呀！” 保尔的母亲像往日一样热情地招呼安东妮娜。 这两个妇人本都想着从对方那儿得到点消息，可没过多大一会儿，希望便都破灭了。 柯察金家昨夜也被搜查过了。 他们当然是找阿尔吉莫。临走的时候还警告保尔的母亲，儿子一回家，立刻去报告司令部。 警备队的夜间搜查，叫保尔的母亲提心吊胆，因为家里就她独自一人，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上夜班。 天亮时分，保尔回家了。 他听了母亲说过的情形后，心猛地缩紧了，特别挂念哥哥的安全。 尽管哥俩在性格上不大相同，而且哥哥的外表十分严厉，但哥俩的感情是牢固坚深的。这是严肃的爱，因为他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虽然这些并不显现在外表上。 保尔心中十分坚决：只要哥哥需要他帮忙，他刀山敢闯，火海敢下，说一不二。 他顾不得休息，立即去调车场找朱赫来，可是没有找到。从他认识的那些工人嘴里，也没有得到那几个走了的人的一点消息。 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什么都不知道。 在波利托夫斯基家的院子里，保尔碰见了他的小儿子包里斯。他告诉保尔，昨夜警备队也到他家搜查过，想抓他父亲。 保尔没能给母亲打听到什么。 他疲惫不堪地往床上一躺，便马上进入了很不平静的睡梦当中。 瓦丽娅听到有人敲门立即扭过身来。 “谁呀？”她边问边拉门闩。 门外站着红发蓬乱的凯利莫卡。看上去，他是跑来的，满脸红涨，喘着粗气。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丽娅。 “不在，她出去了。” “去哪儿了？” “我想，可能是柯察金家。” 瓦丽娅一把抓住了正想跑开的凯利莫卡的衣袖。 “你不知道，我有顶要紧的事儿找她。” “什么事儿？” 瓦丽娅抓住他一点不放。 “哎，快说呀，你这红毛小熊，快说，都把我急死了。” 姑娘的口气又硬又冲。 凯利莫卡当下就忘记了朱赫来的叮嘱，忘记了他曾严密地命令他只许把这张纸条交给安东妮娜本人。 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又脏又皱的纸条儿，递给了瓦丽娅。 的确，他实在无法拒绝辛辽沙这个浅色金发的姐姐的要求。每当他和这个可爱的姑娘在一起时，他总是心神不宁，浑身不自在。不过，不管怎样，这个老实巴交的小厨子也不敢承认他爱着她。 他慌张地把这个小纸条递给了瓦丽娅。 瓦丽娅心急火燎地读起来： 亲爱的安东妮娜！不用着急。一切都好。我们全都活着呢。你很快就会得到更多消息。请你转告另外两家，就说他们也都很好。用不着惦记。烧掉这个条子。 扎哈尔 瓦丽娅一下子扑到凯利莫卡跟前：“红毛小熊，亲爱的，你这条子是从哪儿来的？快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你这小笨熊！” 她极力地央求着不知如何是好的凯利莫卡。 于是他便迷迷糊糊地错上加错了。 “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 话一出口，他便想起了这是个错误，因而又添补道：“不过他告诉我，千万不要交给别人。” “呵，好啦，好啦！”瓦丽娅笑着答应。 “我决不会告诉别人。唔，亲爱的小红毛，现在你马上去保尔家吧，我妈在那儿。” 她边说边轻轻推了两下小厨子的后背。 凯利莫卡那红色的头，转眼间就消失了。 波利托夫斯基他们三人都没有回家。 当天晚上，朱赫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保尔的母亲。 他尽量地安抚着那吓坏了的老妇人，说了许多宽心的话。他告诉她，他们三个在很远的乡下，住在了布洛扎克的一个叔叔家，他们在那儿很安全，没什么危险，只不过现在还不能回家呢。 另外他还说，德国人现在招架不住了，时局马上就会出现转机。 发生这些事情后，这三家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亲近了。 他们三家都能偶尔高兴地拿到送过来的字条儿，但总觉得家里寂寞了许多、冷清了许多。 有一天，朱赫来假托顺便路过之借口，探望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妻子，还给了她一点钱，并嘱咐说：“大妈，这是大叔给你们捎来的，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别告诉外人。” 老妇人十分感激地拉着他的手回答：“呵，谢谢你，眼下我们正愁得没法子呢，孩子们都没的吃了。” 其实，这钱是从勃尔加夫留下来的经费中提出来的。 “好，将来嘛，我们走着瞧吧！虽说大罢工暂时失败了，工人被迫复工了，但大火既然已经燃起来了，谁也无法把它扑灭了。就像那三个，都是硬汉，好样的！” 朱赫来离开那老妇人朝调车场走去的时候，心中这样想着。 在沃罗比约夫—巴尔加村村外的大路旁，有一家破旧的四壁黑乎乎的铁匠铺。 此时，波利托夫斯基正站在火炉边，朝着那烧得很旺的炉火，微微眯着眼睛，用一只长钳子翻弄着一块烧得通红发亮的铁。 阿尔吉莫正使劲地拉着那由横梁上吊下来的杠杆，鼓着皮风箱，给炉子送风。 那火车司机长着长胡子，和蔼地微笑着，对阿尔吉莫说：“在乡下，有手艺的人日子不错，活计干不完。咱们干上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捎上点腌肉和面粉回家了。小子，农民对铁匠一向是很尊敬的。这样下去，咱们真可以在这吃点好的呢！哈哈……扎哈尔跟咱们还不大一样，他还有股农民的劲头儿，所以爱跟他叔叔去种地。这倒不算什么。咱们俩，一没房子二没地，全得靠脊梁和两只手吃饭了，真是地道的无产者啊；扎哈尔嘛，一只脚踩在火车上，一只脚踩着庄稼地。” 他又把那块铁翻动了一下，十分认真地思索了片刻，又说：“不过，小子，咱们的情况很糟糕啊，要是不快点把德国人赶走，我们就得逃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或罗斯托夫去，不去的话，他们肯定会穿透咱们的腮帮，像晒鱼干似的，把咱们吊到半空中。” 阿尔吉莫赞同地答道：“就是，没错。” “家里的人也不知怎么样了，那些土匪兵不会天天去骚扰他们吧？” “唉，大叔，事情到了这一步，就甭太惦着家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麻利地夹出那块烧成蓝灰色的铁，置于铁砧上。 “来吧，小子，使劲砸吧！” 阿尔吉莫抓过铁砧旁边那把又大又重的锤子，高高地抡起来，狠狠地砸下去。 发光的铁渣嘶嘶地溅向四处，刹那间照亮了黑暗的铺子。 锤子每砸一次，波利托夫斯基就把铁块转一次；那铁块就像蜡一样绵软，变成了平的。 一阵阵温热的夜风，从那大敞着的门外吹进来。 下面是个大黑湖，四周的松树摇晃着高大的树冠。 “这些树跟人似的……” 冬涅娅心生奇想。 她躺在花岗石岸边的低洼草地上。上边，在洼地之后，就是松林；下边，就在悬崖的下头，有个大湖。这耸立在湖畔之上的悬崖陡壁，把阴影笼罩在湖水之上，使那湖边的水看上去分外深暗。 这里，冬涅娅常来，她喜欢这儿。 这儿离车站有一俄里。 在那废旧的采石场的洼地里，有几个泉源往外喷水，渐渐出现了现在的这三个活水湖。 这时，冬涅娅听到下面湖边好像有拍水的声音。她便抬起头来，伸手拨拉开树枝，探着身子往下观看。 一个晒得发黑的弯着背的人正在从岸边向湖心游去。 冬涅娅在这里只能看见这个游水者的浅黑色的脊梁和乌黑发亮的头发。 他像只海象似的变换着各种游姿：自由式、侧身泳、潜水泳，到后来他好像是累了，就换成仰泳了。 因为阳光明晃晃的，他便眯起双眼，展开两臂平坦地放着，身子稍稍弓着点，安适地躺在水面上。 冬涅娅自觉不好意思了，便放开了树枝。 “这样看人家太不雅观了……” 她一边这么想，一边又看起她手里的书。 就在她全神贯注地读着威克多借给她的这本书时，有人不经意地爬上了这洼地与松林间的岩石。 偏偏有一小块石头，被那个人无心地踩掉了，正好滑落到冬涅娅的书上。 她很吃惊地抬起头来，一眼便看见了站在面前的保尔。 这种情形下的邂逅，让他又惊又羞，于是，他想快点离开。 “原来刚才游泳的是他！” 冬涅娅看到保尔那湿漉漉的头发，心中恍然大悟了。 “哎呀，我打扰您了。我真不知道您在这儿；我不打算到这儿的。”保尔也认出了冬涅娅，他一边解释，一边伸手攀住岩石。 “您一点也没打扰我。要是您高兴的话，咱们聊会儿吧。” 保尔半信半疑地望着冬涅娅。 “咱们聊会儿？” 冬涅娅微笑了。 “我说，您怎么老是站着呀？您可以坐到这边来。” 她用手指了指那块石头。 “请告诉我，您叫什么呀？”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涅娅。看，现在咱们不是认识了吗？” 保尔很不自在地揉弄着自己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冬涅娅找到了话题。 “为什么要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这样多好啊。哎，对了，您时常到这里来……” 她本想说“洗澡吗？”但又不愿意让保尔知道她看见他洗澡，便改口说成了“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才来。” “那么，您是在什么地方做工呢？”冬涅娅追问。 “在发电厂里当火夫。” “请您告诉我好吗，您在什么地方学得那么会打架？” 冬涅娅很突兀地提问道。 “您怎么还管这个？” 保尔有点不高兴地反问。 “请别生气好吗，柯察金？” 冬涅娅觉察出对方的不悦，但在她致歉后又接着说：“我对这种事特别感兴趣。您那一下子打得太棒了！不过，就是有点狠了。” 她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那么，您挺可怜他？”保尔问。 “嗨，哪儿啊！一点也不可怜他！正好相反，索哈利克就欠打。上回您那一拳，真叫我太高兴了。听说，您总跟人打架？” “听谁说的？”保尔警觉地问她。 “威克多。他说您打架出名。” 保尔满脸不快。 “哦，原来是他！这个混蛋，寄生虫。他该万谢了，当时我没把他给一块儿揍了。我其实听见他骂我了，只是怕脏了我的手，才没动他！” “您怎么这样骂人呢？保尔，这样不好。” 冬涅娅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的眉头皱起来了。他心想：“我怎么跟这个妖姐闲聊？看她那德性！一会儿这呀，一会儿那呀的，‘保夫卡’不好听啦，这样‘骂人’不好啦……哼！” “您怎么那么恨威克多呢？” 冬涅娅好奇地问。 “那个不男不女的少爷羔子，没有灵魂的东西！我一见他，手就发痒。他仗着钱，总是那么胡来！可我才不把这有钱的少爷放在眼里呢！只要他碰碰我，我就敢将他打趴下。对这种人，拿拳头没错儿。” 保尔满腔怒气。 冬涅娅看到这些很是后悔，她不该提起威克多的名宇。她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少年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肯定有深仇。 于是，冬涅娅故意转移了话题，打听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 保尔在不知不觉中一一回答着这个女孩子的提问，也就把要走的念头忘到脑后了。 “告诉我，您怎么不多上几年学呢？” 她很关切地问。 “学校将我开除了。” “为什么呀？” 保尔的脸红到了耳根。 “我把烟末儿洒到神父的面团上了——他就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父又狠又凶，我们个个都挨过他的整治。” 保尔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一股脑告诉了冬涅娅。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像着了迷似的。 保尔反倒感到有点惬意了——他竟然把他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就如同告诉老朋友似的。他甚至还把他的哥哥阿尔吉莫没有回家的事也说出来了。 两个人亲密而快乐地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突然间，保尔像惊醒般地跳了起来：“哎呀，我该上班去了！瞧，我只顾瞎扯，差点忘了，我得马上去生火啦。没准儿达尼洛正在生我的气呢。” 他慌张地打着招呼：“哦，再见吧，小姐；我得跑步去镇上了。” 冬涅娅也立即站起来，穿好外套。 “我也该回去了，咱们一道走吧。” “呀，不，我是要跑步走的，您怕是赶不上。” “怎么就赶不上？咱们一道跑，比比，看谁跑得快！” 保尔不屑一顾地瞅瞅她。 “比比？您敢跟我比！” “当然，不信就试试！咱们先走出这儿再开始。” 保尔跳过那块岩石，回头又拉住冬涅娅的手，帮她也跳过去。 他俩来到了从松林到车站的又宽又平的大路上。 冬涅娅站在大路中间，喊道：“各就各位，预备！一、二、三。您追吧！” 她像旋风一样跑了起来。 那双小靴子的后跟闪着，像电光一样，蓝色的外套飘飞起来。 保尔拔腿就追。 “我一会儿就赶上她！”保尔心里这么想着。但他放开步子拼命地追也没有一会儿就赶上冬涅娅，一直到大路的尽头，快到车站的时候，才追上了她。 他猛地冲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肩膀。 “逮住喽，小鸟总算让我逮住喽！” 他兴奋地叫着，上气不接下气。 “放开我，怪疼的……”她挣脱着。 两个人都站住了，气喘吁吁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快。 因为跑得太快，冬涅娅累得精疲力竭了，无意间稍稍靠在了保尔的身上；看上去，他俩更加亲密了。 虽说，这只是瞬间的事情，但却已经牢牢地印在两个人的心里。 随后，冬涅娅分开了保尔的两只手，对他说：“还从没有人能追上我呢。” 紧接着，他俩就分手了。 保尔朝冬涅娅摇了摇帽子，转身就向镇上跑去。 保尔刚推开锅炉房的门，那已经忙活着的老火夫达尼洛就扭过身子，气呼呼地责备：“你再晚点来多好啊！怎么，你还想叫我替你生火不成？” 可保尔却乐呵呵地拍拍他的肩膀，兴奋地说：“别着急呀，老头子，火马上就生起来了。” 他边说边向柴堆走去。 午夜时分，当达尼洛躺在床上打起呼噜的时候，保尔已经把发动机各处都上好了油，用棉纱团把手擦干净，从抽屉里拿出了第六十二卷《朱泽培?加里波第》。 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式领袖加里波第的冒险故事立时吸引了他。 “……她用她那秀美的蓝眼睛瞟着公爵……” “是啊，她也有一双蓝眼睛……” 保尔回想起来。 “她很特别，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一点也不一样，而且她跑得像旋风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回忆之中——白天的情景让他回味不尽……可没成想那发电机因气压太大而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响声；那个大飞轮正在飞快地旋转着，连水泥底座也剧烈地震动起来了。那气压表的指针超过红线了。 “哎呀，坏了！” 保尔从箱子上跳下来，急忙扳开了放气的龙头，转了两圈。 于是，锅炉房后面的放气管发出骤然的嘶嘶声，回荡在河里。 接下来，保尔又把龙头关住了，将皮带套到抽动水泵的轮面上。 保尔回头看看达尼洛。 他正咧着大嘴沉睡在梦中，鼻子里发出接连不断的鼾声。 半分钟过后，气压表的指针又回到原位。 冬涅娅和保尔分手后就回家了。 路上，她回忆着刚才的情景，和这个黑眼少年的邂逅与谈话，使她产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快感。 “他是多么热诚多么倔强啊！他一点也不像我以为的那种粗野小伙儿，而且，他跟那些瘦弱无能的中学生相比太有个性了……” 他是另一类陌生的人。 他的出身和生活环境对冬涅娅来说也都是完全陌生的。 “他是可以开导的？” 冬涅娅思忖着。 “而且这将会是挺有意思的友谊。” 快到家的时候，冬涅娅看见琳莎?索哈利克、妮莉和威克多正坐在花园里。威克多在看书。 看样子，他们像是在等她。 她朝他们打了招呼之后，就也坐在了长凳上。 在扯东拉西的无聊谈话中，威克多抓空儿凑到了冬涅娅身边。 他悄悄问她：“那本小说您读了吗？” “哎呀，那本小说……”冬涅娅忽然才意识到那本在湖边读的小说。 “我把它……”她差点脱口而出，她丢在湖边了。 “您喜欢那本小说不？”威克多关切地望着她问道。 冬涅娅沉思了片刻。 她用她的短靴子的靴尖在小路旁边的砂土上慢慢地画着一个谁也看不明白的图画，同时抬头看了一眼威克多，说：“不喜欢，我现在刚开始读另一本，这小说比您的有趣得多。” “是吗？”威克多怅然若失地拉长了话音。 “那作者是谁呀？”他很不放心地问。 冬涅娅双眼闪亮，嘲弄般地看看威克多，然后慢慢答道：“没有作者……” “冬涅娅，把客人请进屋里，茶已经预备好了！” 她母亲站在阳台上招呼。 冬涅娅挽起两个姑娘走进屋里。 威克多跟在后面，对冬涅娅的话百思不得其解。 在发电厂这边，一种不自觉的美好情感，已经偷偷地窜进了保尔?柯察金这个青年火夫的生活中。 这种感情是新鲜而生动的，而且难以置信地追逐着青少年们。 这个生性好斗、又倔又强、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儿反倒被这种感情折磨得坐立不安了。 冬涅娅的父亲是林务官。在保尔眼里，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 保尔是在贫穷与饥饿中长大的，所以他仇视一切有钱的人。因此，他对眼下这种感情怀着疑虑、恐惧和敌意。 他很清楚，冬涅娅跟石匠的女儿嘉莉娜完全不同，不能把她当成自己人看待，不能按着他的想法去看待。 因而，他对冬涅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只要这个漂亮而又有文化的姑娘对他这个火夫有半点嘲弄和侮辱，他就坚决反击！ 保尔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冬涅娅了。 今天，他打算再去湖边。 他故意从她家门前经过，渴望能够碰上她。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走着，走着，忽然远远看见花园尽头那熟悉的水手服装。 他连忙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籽，朝着她那白色的衣服掷过去。 冬涅娅飞快地转过身来。 她一见是保尔，就立刻满脸笑容地到栅栏跟前，把一只手伸过来：“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 “这些天您去哪儿了？我又去过湖边，我把书丢在那儿了。我想您会来的。进来吧，到花园里来。” 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 “怎么啦？”她十分惊讶，眉毛高高地扬起来了。 “不怎么，我想您爸爸会为这事发脾气的。您也会为我挨骂。他会责备您，为什么把这样脏的孩子带到花园里？” “保尔，你别瞎扯了。”冬涅娅生气了。 “快进来吧。我爸爸才不会说这个呢，等一会儿您自己就知道了。进来吧。”她跑去开了园门。 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他俩坐在了花园里的圆桌边。 冬涅娅问保尔：“您喜欢看书吗？” “特别喜欢。”保尔精神抖擞地回答。 “那您最喜欢哪本书？” 保尔想了想说：“《朱泽倍?加里波第》。” “是《朱泽培?加里波第》。” 冬涅娅给他纠正了错误后，继续问：“您真的最喜欢这部书？” “真的！我已经看过这部书的第六十八卷了。每次一领工钱，我就买上五卷。啧！加里波第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保尔由衷地赞叹着。 “他才算真正的英雄！我特别服他！他跟敌人交了那么多次手，每次都胜了。他还乘着船游历了世界各国！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我说什么也得去投奔他！他多有本事，把那么多手艺匠人都团结在一块儿，而且总是为穷人着想！” “您想看看我家的图书室吗？”冬涅娅边问边拉了他的手。 “哦，不，我不去屋子里。”保尔坚定地推辞着。 “您怎么这么固执呢？害怕了？” 保尔看着自己那两只脏兮兮的脚板，十分难为情地挠着后脑勺问：“您爸妈真不会把我轰出来？” “您别瞎扯了！我真的生气了啊！”冬涅娅满脸不高兴。 “一点也不瞎扯呢！列辛斯基就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走进他屋里去，有话只让在厨房里谈。有一回，我有事去他家，他女儿妮莉，死活不让我进屋。她可能是怕我踩脏地毯，这个鬼丫头！” 保尔故意笑了笑。 “走吧！走吧！” 她双手抓住他的两肩，无拘无束地推着他走上了阳台。 而后，她领着他穿过饭厅，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摆了一个老大老大的橡木书柜。 冬涅娅打开了柜门。 只见里面有数百本书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保尔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书，他又惊又喜。 “我这就给您挑一本最有意思的书；您得答应我，往后您得常来这儿借书，好吗？” 保尔禁不住兴奋地说：“我就是爱看书。” 他俩在一起呆了好几个小时。 这期间，两个人都很开心，也都有种情投意合的满足。 冬涅娅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看来，这一切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她的母亲给保尔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冬涅娅还把保尔领到了她本人的房间，给他看自己的书籍和学校的课本。 在她那小巧的梳妆台旁，立着一面不大的镜子。 冬涅娅把他拉到镜子跟前，笑嘻嘻地说：“您怎么把头发弄成了猿人样的？您是不是从来不剪也不梳？” “长得太长了，我就剪短它，要不还叫我怎么办？” 保尔羞赧地强词夺理。 冬涅娅依然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木梳子，麻利地梳理着他那乱糟糟的头发，一会儿工夫，就给梳好了。 “您看看，现在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端详着保尔，满意地说道：“头发应该梳得整整齐齐的，不能像您原来那样，就跟个猿人似的。” 而后，冬涅娅又用一种指责的眼光看他那退色的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并没说什么指责的话。 保尔看见了她指责的眼光，为此他有种说不出来的羞愧。 临走的时候，冬涅娅又嘱咐他，要他常来玩，并跟他约好，两天后一块去钓鱼。 保尔没勇气再穿过屋子，他怕碰到冬涅娅的母亲；他索性从窗子跳到了花园里。 由于阿尔吉莫不在家里上班，柯察金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保尔的工资不够家用。 保尔的母亲打算找份工作——她听说列辛斯基家要雇一个老妈子。她便跟保尔商量，保尔没有同意。 他说：“妈，还是让我再找份工作吧。木材厂里正要雇人搬木板。我每天可以去那儿干半天活挣点钱，咱们娘儿俩的日子也就凑合了。你千万别再去外面干活了，要不然，阿尔吉莫准得生我的气了，怪我不想办法，反倒让妈吃苦受累。” 保尔的母亲好说歹说，想出去干点活儿，可保尔就是不答应。最后，她也就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保尔便在木材厂找上了活儿——把刚锯开的木板搬到晒木场去。 在那儿，他碰上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列绍夫。 他和米什卡都跟人家说定按件记工，这样，工钱倒还合适。 因而，保尔每天白天在木材厂里干活儿，晚上去发电厂。 到了第十天晚上，他把在木材厂挣到的钱交给了母亲。 交钱时，他有点拿不定主意——最后红着脸说：“妈，给我买件蓝布衬衫吧，像去年那样的。用这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还可以再给家里挣，你别担心，你看我这件太破了……” 他解释着，仿佛是在为自己的请求而致歉似的。 “呵，保尔，亲爱的，对，对，我今天就去买布，明天就给你缝好。”母亲和悦而内疚地答应着儿子，“你说的没错，你连一件新衬衫也没有。” 保尔站在了理发馆前，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那个卢布，便进去了。 理发匠年轻而活跃。他一见有顾客进来，便习惯性地点着头把他让到椅子上。 “请坐！” 保尔坐在一把宽大的安乐椅上，望望眼前的镜子，里面是自己那张不知如何是好的脸。 “短点？” 理发匠问他。 “对。不，是这样。我是说，要剪剪。你们管这个叫什么？” 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手比划。 “我知道了。” 理发匠会意地笑着。 一刻钟过去了。 保尔满身热汗地逃出了理发馆，很慌张，好在头发总算修剪整齐了。 说实在的，他那蓬乱的头发特别难为了理发匠，水用了不少，梳子都差点弄断了齿儿。 走到大街上，他轻松了许多，伸手拉了拉帽子。 “我妈看见，不知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去钓鱼，他失约了。 冬涅娅为此生气了。 “这个小火夫，太粗心太马虎了！” 她气鼓鼓地暗暗责备。 保尔一连几天都没去找她，她便更加烦闷起来。 这一天，她正想出去玩，忽然母亲推开一道门缝问她：“冬涅娅，有人来找你，让他进来吗？” 门前站着的正是保尔。 冬涅娅几乎没能认出他来。 保尔穿了崭新的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明光锃亮。头发——冬涅娅第一眼就看见了——也刚刚理过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乱糟糟的了。 嘿！这个黑生生的小伙子像是变了个人儿。 冬涅娅真想奚落他一番，但看到保尔的窘样后又不忍心再让他难为情了，便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用娇嗔的口气责问道：“您倒不觉得不好意思啊？您怎么没去钓鱼？您就这样守约呀？” “这些天，我去木材厂干活儿了，所以没去钓鱼。” 他没有勇气告诉她，为了这件蓝衬衫和黑裤，他这些天几乎要累垮了。 其实不用说，聪慧过人的冬涅娅也猜到了，所以，她多日来对保尔的恼恨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咱们去水池边吧。”她提出了建议。 于是两个人进了花园，紧接着穿过花园踏上了那条小路。 这时，保尔已把冬涅娅当作了知己。 所以，他把心中最大的秘密告诉了她——他怎样偷来的中尉的手枪，而且还约她过几天一道去森林深处打枪玩。 “你可得保证，别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他不自觉地把“您”改作了“你”。 冬涅娅更是山盟海誓一般：“谁我也不告诉，你放心。” 四 乌克兰被战火淹没了。 战斗在日趋残酷；战士却在日趋增多。 和平与安宁彻底被打碎了。 枪炮声中，惴惴不安的市民都躲在地窖和自己挖的壕沟里。 各色匪帮如同牛鬼蛇神散布在全省各地。他们有大大小小的头子，有种种派别，诸如格罗波、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其他繁杂名目。 那退伍军官——不要命的冒险家，左翼的或右翼的乌克兰社会党党徒，纷纷召集起一批亡命之徒，自称是哥萨克将军，打起彼德留拉的蓝黄旗，烧杀抢掠，争权夺势，把城市搅得乌烟瘴气。 所谓“大头目彼德留拉”的师团，就是由这些匪帮，再加上富农和小头目柯诺瓦里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而凑起来的。 红色游击队以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地打击着这些乌合之众。 风云变幻，世道多孽。于是，乌克兰大地上到处是铁蹄、硝烟和战火。 一九一九年四月。 惊魂未定的市民最为可怜。每每是这样：早上一睁眼，打开自己的小窗户，心惊肉跳地向那些起得更早的邻居打听：“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咱这镇是在哪一派手里呀？”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着腰带，一边慌里慌张地回答：“这我也说不准，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昨天深夜，有些兵开进镇来了。等等看吧，要是他们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彼德留拉的匪兵；要是‘同志们’，那么一听就能听出来。我正仔细观察呢，看今天该挂谁的像，要是挂错喽，那可就遭罪了。你听了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事儿没有？他有一次没加小心，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给挂了起来，恰好有三个人跑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彼德留拉的人。他们一见这像，就给了格拉西姆二十鞭子，还骂他：‘狗养的，这就把你的皮剥下来！’他怎么哭喊也没有用！唉，分辩什么呀？自认倒霉吧。” 市民们一见兵马来了，立刻关住窗户，藏起来，不敢露面儿。 战乱的日子里，人民惶惶不可终日……至于工人们，一看见彼德留拉匪帮的那面蓝黄旗，就恨得咬牙切齿，但对这沙文主义的“乌克兰独立”运动狂潮又无可奈何。 红军猛烈地围攻着这些匪帮，像尖刀一样直插到镇上。 工人们雀跃欢呼。 不过，红旗在镇公署上空只飘扬了两天。 游击队走了。 黑暗又卷土重来。 目前，本镇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团的“荣誉和骄傲”格罗波上校。 昨天傍晚，他那两千多个亡命徒还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 上校老爷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走在队列之前。尽管四月里太阳照得很暖和了，他仍是披着高加索式的毡斗篷，戴着镶红边的扎波罗什哥萨克式羊皮帽，穿着契尔克斯式军装，并且用武器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一把柄上镶银的马刀，一把短剑。 格罗波上校长相不错：眉毛浓而黑，脸庞白皙，可能是因为经常喝酒，白中稍微透出黄色。他嘴里叼着一只烟斗。 原先他是一家糖厂种植园里的农艺师，但他觉得很无聊，尤其是不能与哥萨克头目们相提并论，因此这位农艺师先生就摇身一变，当上了上校老爷。 在镇上唯一的戏院里，正举行盛大晚会——为欢迎新来的队伍。 彼德留拉派的知识界的“精英”们全都出场：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父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是个有名的美人，叫阿妮亚，小的叫季娜，一些不太重要的贵妇人，波托茨基伯爵从前的管家，和自称为“自由哥萨克”的一小群中等阶级，以及那些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余脉。 戏院里人山人海。 那些女教员、神父的女儿以及一大群庸俗的中等阶级的女人，全都按乌克兰民风打扮起来了，穿上色彩绚丽、绣满鲜艳花朵的衣服，戴着珍珠装饰的项圈和五颜六色的飘带。 一大群军官围着她们跳舞，他们的马刺叮当地响着，装束跟古画里描绘的扎波罗什哥萨克没什么两样。 军乐队奏乐了。 舞台上正紧张地忙碌着，准备演乌克兰剧《纳查尔?斯托多里亚》。 可是没有电。 司令部里的人立刻把这事报告了上校老爷。 他本打算今晚大出风头，可一听说没电，就恼怒地命令：“不管怎样，电灯得给我亮！你就是死，也得去把电工找到发电厂发电！” 他的副官——骑兵少尉潘里耶内察（其实就是前陆军少尉波利扬采夫）回答：“是，上校大人。” 但少尉没去死，他找到了电工。 一个小时之后。 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进了发电厂。另外，还有另一个电工和机务员。 潘里耶内察气呼呼地说：“要是晚上七点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都给吊死！” 他用手指了指那道铁梁。 这命令是顶用的。 到了晚上，电灯果然亮了。 那天晚上，当上校老爷领着他的情人出场的时候，晚会正进入高潮。 那个情人就是他下榻的酒馆老板的女儿，一个乳房丰满、头发美丽的姑娘。 那酒馆的老板有的是钱，曾送她进省城的中学念过书。 他们坐到了台前的荣誉席上。 上校老爷示意，戏可以开场了。 于是，帷幕立刻就拉开了，观众们看见了那匆匆忙忙跑进后台的舞台监督的身影。 演戏的过程中，那些军官都跟他们的女伴们在饭馆里大吃大喝。戏快散的时候，个个都醉得东倒西歪了。 这时，潘里耶内察跳上舞台，挥舞着双手，做出演戏的姿势，他用乌克兰话高喊：“各位，跳舞现在开始。” 人们共同鼓掌，纷纷起身走到院子里去，以便叫那些守卫会场的士兵搬开椅子，腾出地方来跳舞。 半小时过后，戏院里一片热闹景象。 那些酩酊大醉的军官疯狂地跟那些热得满脸通红的当地美人们大跳果帕克舞。他们的脚步又笨又重，震得这古老的戏院到处在响。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从磨坊那边直冲过来。 镇外有一个配有机枪的彼德留拉岗哨。士兵们看见了前来的骑兵，慌忙跑到机枪旁边，嘁哩喀嚓地准备着扣动扳机，刺耳的叫声打破寂静的深夜：“站住！口令！” 两个人从模糊的黑暗中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近哨兵，用沉醉的嘶哑声应着：“我是头目潘夫留克，带着我的队伍呢。你们是格罗波的队伍吗？” “是” 跑过去的军官回答。 “把我的弟兄们安顿在哪儿？” 潘夫留克问。 “我立刻打电话请示司令部。” 岗哨值班的军官边说边走进了路旁的小屋子。 “呵哈……” 潘夫留克满是醉意地叫着。 “这多快活呀……” 他转身对副官说：“下马吧，老弟。咱们也去喝一杯，再找两个女人玩玩。这里有很多女人，咱们随便挑拣。喂，斯塔列日科，你照管弟兄们到各家住下！咱们不走了！卫兵，跟我来。” 说完，他从马上笨拙地跳下来，马也跟着摇晃了一下。 就在戏院的入口处，彼德留拉的两个武装卫兵拦住他问：“票？” 他不屑一顾地瞟了他们一眼，又用肩膀把一个卫兵推开。 跟在他身后的十二个人也以同样的方法挤进了戏院，他们把马都拴在了栅栏上。 这队新到的人引起全场的注意。 尤其是潘夫留克最显眼——他身材又高又大，穿着头等呢子做的军官制服、蓝色的近卫军制裤，头戴毛茸茸的高皮帽，肩上斜挎着一支毛瑟枪，衣袋里鼓鼓地装着颗手榴弹。 “这是谁？” 那些舞者周围的人们小声地嘀咕着。 此时此刻，格罗波的副官正在疯狂地跳着“风雪”舞。 神父的大女儿是他的舞伴。她旋得飞快，裙子就像扇子一样展开了，她的丝衬裤全都露了出来，这叫周围的军官们看着非常开心。 潘夫留克用肩膀挤开人群，走到了圆圈的中间。 他那昏沉而又饥渴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神父女儿的大腿，红色的舌尖舔着干燥的嘴唇。 过了不大一会儿。 他径直走到了乐队面前，身靠栏杆，挥着那根皮条编成的马鞭，粗声粗气地叫嚷：“奏果帕克舞曲，再热火点！” 乐队指挥没有理他。 于是，潘夫留克一抬手，便朝指挥的后背抽了下去。 只见那指挥像突然被蜇了一下，腾地跳了起来。 音乐戛然而止，全场一片死寂。 “多野蛮哪！” 酒馆老板的女儿愤愤地骂道，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格罗波的胳膊。 “你不能饶了他！” 格罗波顿时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踢开了他面前的椅子，跨了三大步，站到了潘夫留克的跟前。 当然，他立时就认出了潘夫留克这个与他争夺本地政权的对手。他正要跟他算一笔旧账呢。 一个星期之前，他曾被潘夫留克用最卑鄙的手段暗算过。 事情是这样的： 当格罗波的队伍与红军战得正酣时，潘夫留克不去袭击布尔什维克的后方，反而开进了当地市镇，解除了红军的几个岗哨之后，把周围严密地警戒起来了，进行了闻所未闻的劫掠。自然，这也像每一个彼德留拉部下常干的那样，被杀戮的是犹太人。 就在这当口儿，红军把格罗波的右翼杀了个片甲不留，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 今天，这个狂傲的骑兵上尉，竟敢不知好歹地自己找上门儿来！而且还当着他这个上校老爷的面儿，用鞭子抽指挥。 这是格罗波无法容忍的！ 他心里明白，如果此时此刻不给这个小头目点颜色看看，那今后自己就没什么威信了。 这两个人面对面地站了几秒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四目相对。 接下来，格罗波一手攥紧了指挥刀刀柄，一手摸着口袋里的手枪，高声吼道：“混蛋，你敢动手打我的部下？！” 潘夫留克的手缓缓移到毛瑟枪的枪套上：“站稳点，格罗波上校阁下，站稳点，要不，你会摔倒。别专揭别人的疮疤！小心我发火儿。” 如此这般，事态就不能压下去了。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拉出去，每人揍上二十五军棍。” 格罗波高声断喝。 他的部下像一群猎犬，立时从四面向潘夫留克等人扑来。 不知是谁开了一枪，枪声像是打破了灯泡一样。 于是，厮打开始了，恰如群狗咬架，在地上滚来滚去。 他们有的用军刀对砍，有的揪住对手的头发，有的死死地卡住了对方的喉咙……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那些被吓得要命的妇女们，像猪一样怪叫着，四散而逃。 几分钟过后，他们解除了潘夫留克等人的武装。 他们连打带拉，从戏院里把这些家伙扔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里扔到街上。 格斗厮打中，潘夫留克那顶高皮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脸也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全身的武装都被解除了。 他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带上他的几个弟兄，策马逃走了。 晚会停了下来。 眼下谁也没有兴致了。 妇女们都坚决谢绝跳舞，强烈要求送她们回家。 但格罗波非常固执，他下令：“任何人不准离开戏院。将门口警卫加强！” 潘里耶内察立即执行他的命令。 格罗波对大多数人的拒绝置之不理，顽固地说：“诸位，我们一直跳到天亮，现在由我带头先跳一个华尔兹舞。” 音乐又响起来了。 但人们的兴致却十分寡淡了。 上校和神父女儿合跳华尔兹舞，但是还没有将一圈跳完，几个哨兵就跑了进来，高声报告：“潘夫留克的人把戏院给包围啦！” 戏台边一个临街的窗子被打碎了。 一架机枪的枪筒立刻伸了进来。它不大灵活地左转右扭，像是在搜索奔跑的人们。 所有的人都集拢在戏院的中央，像是躲魔鬼一样躲着这黑洞洞的枪口。 潘里耶内察朝大厅顶内的大灯泡开了一枪，它便像炸弹那样炸开了，碎玻璃就跟细雨一样纷纷落在了人们的头顶上。 戏院里漆黑一片了。 外面有人喊：“大伙全到院子里来！” 接下去是一阵下流的咒骂声，不堪入耳。 女人们怪叫着，像是疯了一样。 格罗波在戏院中来来回回地跑着，大声吆喝着，想召集起散乱的部属。 于是，喊叫声、吵闹声和枪声汇合在一起，场内场外乱成一片。 但谁也没有注意到，潘里耶内察像泥鳅似的，从戏院的后门溜了出去，沿后街朝格罗波的司令部奔去。 半个小时之后，城里爆发了正式的战斗。 那接连不断的枪炮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不知怎么回事的市民们全跳出温暖的被窝，把身子藏在窗子底下。 渐渐地，枪声停了下来，好像只剩下一架机枪像狗似的在镇郊处，断断续续地叫着。 战斗停止了。 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 将要杀害犹太人的消息传遍了小镇。 这风声也传到了河畔陡坡上的犹太居民区。 这里是很脏的，有些小屋子，窗户歪歪斜斜的。贫苦的犹太人如同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这些箱子一样的住屋里面。 辛辽沙已经在印刷厂干了一年多了，那里的印刷工人都是犹太人。 辛辽沙和大家很亲热，就如同兄弟般一个心眼儿地反对大肚子厂主勃留姆斯坦。 这个印刷厂的工人们经常和这个自私自利的厂主发生抗争。 因为勃留姆斯坦唯利是图，他总是给工人加大工作量，并且苛扣工资。工人便多次罢工，一罢就是两三周。 厂里共有十四个人。辛辽沙最小，但他摇起印刷机来，也能顶十二个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战乱，印刷厂没什么长期的订货了，只是临时会印刷一点哥萨克“大头目”的告示。 今天，辛辽沙已经对工友们的不安情绪有所察觉。 患有肺病的排字工缅德尔将他拉到一边，忧郁地望着他问：“你知道不？镇上又要杀犹太人啦？” 辛辽沙惊恐地看着他，回答说：“我不知道。” 缅德尔把干瘦的黄手放到辛辽沙的肩上，像父亲那般信赖地接着说：“不会错的，杀害犹太人的事儿肯定发生。他们要把我们犹太人赶尽杀绝！我问你：你想不想在这紧要时刻帮帮你的伙计们？” “当然想啊，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没问题。需要我干什么，缅德尔，你说。” 其他排字工都在听着他俩说话。 “辛辽沙，你是个好孩子，我们都相信你。你爸爸不也是个工人嘛。现在你立刻回家跟你爸爸商量商量，看他肯不肯让几个老头儿和妇女去你家躲躲，至于谁去你家，咱们再商量。另外呢，你再跟家里的人问一下，还有谁家能让我们躲个一时半会儿的。眼下，这些强盗还不会骚扰俄罗斯人。快去吧，辛辽沙。千万别耽误喽。” “好的，缅德尔，不要怕，我这就去保尔和凯利莫卡家里——我想他们也会答应的。” 缅德尔有点不放心，又急忙拦住要走的辛辽沙：“等等，你刚说的那两个人是谁？真能靠得住？” “看你说的！绝对能靠得住，他俩是我的老朋友了。”辛辽沙自信地保证着，“保尔的哥哥阿尔吉莫也是个钳工。” “哦，阿尔吉莫呀。”缅德尔惊喜地说道，“我认得他。我们还在一块儿住过呢。这人没的说，靠得住！你快走吧，好快点给我们个回信。” 辛辽沙拔腿就跑。 在潘夫留克和格罗波双方开战后的第三天，杀戮犹太人的恶行开始了。 潘夫留克的队伍吃了败仗之后，退出市镇，占据了邻近的一个小镇，在那次夜战中，他损失掉了二十几个人。 格罗波的损失与他们不相上下。 死者都被匆匆地抬到墓地，当天就被埋了，没有任何葬礼——因为这些人死得并不光荣。 两个哥萨克首领一见面就对咬起来，像野狗一样，这不是件体面的事情，知情的人越少越好。 潘里耶内察本打算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且宣布潘夫留克也是赤匪，但以沃希利神父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却给予反对。 这次夜间激战，在格罗波的部队里也引起了不满，特别是他的警卫连，因为它的损失大过其他的任何一家单位。 为了将这种不满情绪消除并鼓舞大家的斗志，潘里耶内察向格罗波提出建议：给士兵们一点“消遣”——他总是这样无耻地把抢劫掠夺和大肆屠杀称作消遣。 他极力地说明士兵心中的不悦，从而强调了这种“消遣”的必要性。 上校本来不想在他和酒馆老板的女儿结婚前添什么乱子，但在潘里耶内察的威胁之下，他最后还是同意了。 说实在的，对于刚刚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格罗波上校老爷来说，在这个时候，公然干起杀戮犹太人的勾当，是会有些顾虑的。 他的对手们肯定会说他的坏话。 诸如“格罗波上校是个杀犹太人的专家！”等等，而且会告到“大头目”那去。不过，目前格罗波倒很少仰仗“大头目”，他部队的给养完全是自己筹措的。 “大头目”本人也清楚他的属下是些什么东西——他也不只一次地要求过他们用所谓征收来的财物对他的“政府”进行供奉。 至于说到“杀犹太人的专家”这个称号，格罗波早就当之无愧了，现下再干一次，名声也不会更坏到什么地步。 抢掠一大清早就开始了。 整个镇上都笼罩着一层拂晓所特有的灰色薄雾。 破败不堪的犹太居民区显得更加凄凉，就像是湿透的帆布，死气沉沉的看不见半个人影。每个窗子都挂着窗帘，百叶窗也紧紧关闭着，没有一星灯光。 乍看上去，这些人家像是沉浸在甜美的黎明中，其实，这些简陋的小屋中，没有人睡觉，他们几乎一夜也没合眼。各家各户的人都穿着衣服挤在一间房屋里，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灾难的到来。 只有不懂事的小孩，沉睡在母亲的怀里。 那天早上，格罗波的卫队长萨洛梅加——样子极像吉卜赛人，脸上有块紫刀疤的黑脸家伙——喊了半天，才把潘里耶内察叫醒了。 潘里耶内察睡得又沉又死，噩梦使他喘不过气来，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整夜都在挠他的喉咙，他没有任何办法打退它，直到抬起疼得要命的脑袋，他才知道是萨洛梅加在叫他。 “醒醒吧，瘟神！” 萨洛梅加摇着他的肩膀喊着。 “时候不早了，该动手了！你喝得太多了！太多了！” 潘里耶内察完全清醒了，他坐了起来。 胃疼得他直咧嘴，他吐了口苦痰。 “什么动手不动手的？” 他用昏昏的双眼盯着萨洛梅加。 “嗨，什么动手不动手？动手去杀犹太人呀！你忘了？” 他这才想起了这回事儿。 这酒让他什么都忘了。 因为昨天晚上，上校老爷带着未婚妻和一批酒鬼，一同去了郊外别墅。 他们在那都喝醉了。 自然，在抢掠和屠杀的时候，格罗波离开小镇是明智的。 就是日后说起这件事，他也有借口——因为他不在而发生了误会。 这样一来，潘里耶内察就可以大干一番了，成为名符其实的“消遣”专家。 他用一桶冷水浇了浇头，算是清醒过来了。 他跑到司令部，发出了成串的命令。 警卫连都已上马整装待发了。 为了避免一些可能发生的纠纷，办事周到的潘里耶内察下令：在工人住宅区、车站与镇子上的犹太人聚居区之间设置岗哨。 在列辛斯基的花园里，也设置了一挺机枪，控制了大路。 一旦工人们出来干扰，就用铅丸迎接他们。 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潘里耶内察和萨洛梅加都上了马。 就要出发的时候，潘里耶内察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儿：“等等，我差点忘记喽。要备两辆马车：咱们应当给格罗波弄点结婚礼物。哈——哈——哈——哈，第一批抢来的东西照例归司令官，第一个美人嘛，哈——哈——哈……是我的。明白了吗？你这傻瓜！” 他把萨洛梅加叫做傻瓜。 萨洛梅加翻了翻他那两只黄眼，回答：“女人有的是，够大家受用的。” 他们说完就沿着公路出发了。 队伍前面，是副官和萨洛梅加，后面是警卫连，乱七八糟的，活像一群豺狼。 晨雾散尽了。 他们走到了一家两层楼的铺子前，只见招牌上写着“福克斯服饰用品商店”。 潘里耶内察勒住了马。 那匹细腿的灰骒马不住地踢踏着路面的石头。 “上帝的旨意，咱们就打这儿开始！” 他边说边跳下马来。 “喂，弟兄们，下马吧！好戏就要开场了呀！”他厚颜无耻地叫嚷着。 “不过呢，弟兄们，可别敲碎脑袋，要干这事儿的机会多着呢；对于娘们嘛，假使瘾头儿不太大的话，就忍忍，到今晚再说！” 士兵中有一人龇着牙反问：“哦，长官，如果双方自愿呢？” 周围的人一听都笑了。 潘里耶内察朝那问话的士兵看了看，十分赞成地说：“自然喽，要是双方同意，尽管干好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禁止。” 他走到那锁的很紧的店门前，狠狠地踹了一脚。 门是橡木的，很结实。 他见这门不好动，便转过拐角，朝福克斯住宅的门走去了。 他的手紧攥着军刀。 萨洛梅加紧跟在他身后。 屋里的人早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心跳得几乎要从嗓子里蹦出来。 此时屋子里一共才有三个人。 大财主福克斯自己昨晚就带着妻子、女儿们离开了，只留下女仆丽娃看家。 丽娃今年十九岁，安静、忠厚，但胆儿很小。 福克斯恐怕她一个人不敢在这大房子里住，就叫她把父母也接了来。 这狡猾的商人用甜言蜜语欺骗了这个软弱的女仆。他叫她放心，说杀犹太人的事不一定会发生；还说他们这些匪兵不会抢穷人，因为穷人什么也没有。 而且，他还答应等回来时，赏给她钱买衣服穿。 此时，这三口人都胆战心惊了。 他们起初听到店外的马蹄声和吵闹声，还以为他们能闯过这一关呢，没想到真有人踹起了自家的店门。 侥幸的希望破灭了。 满头白发的老头儿佩萨赫像个被吓坏了的小孩，瞪着他那蓝眼睛，站在通往店铺的门口儿处，喃喃地祈祷着。 他以一个最虔诚的信徒的热情进行祈祷，企盼着万能的耶和华可以让不幸离开这所房子。 因为他念念有词地祈祷个不停，所以站在他旁边的老太婆就没有听见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丽娃倒是早早跑到最里间里去了，她藏在一个橡木橱子后面。 粗野猛烈的撞门声骤然响了起来。 两个老人像筛糠一样抖起来了。 “快开门！”外面的人怒气冲冲地喊着。 撞门的声音更大了。 两个老人都是浑身瘫软，连抬手抽开门闩的气力也没有了。 枪托像雨点般狠狠地砸在门上。 上着门闩的门开始暴震起来了，最后，终于哗啦一声裂开了。 屋子里涌进来全副武装的士兵。 他们跑到各处搜查各个角落，活像寻找猎物的恶狗。 那道从住宅通往铺子的小门被抢托砸碎了，士兵们一窝蜂地冲进了店里，又飞快地把大门的门闩拉开了。 抢掠开始了。 两辆马车一会儿就装满了，有布匹、靴子及其他各种物品。 萨洛梅加立时把这两车东西送到了格罗波公馆。 当他又回到福克斯的住宅时，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原来，潘里耶内察趁他的部下们抢铺子的空儿，独个闯进了内室。 他用野猫般的绿眼恶狠狠地打量了这三个人之后，对两个可怜的老人骂道：“你们俩快给我滚出去！” 而两个老人都没有动弹。 潘里耶内察又逼近一步，缓缓地将军刀从鞘里拔了出来。 “妈呀！”女儿凄惨地惊叫道。这正是萨洛梅加所听到的。 潘里耶内察转过身，对那些应声而来的士兵说：“把他们给我拖出去！” 他凶恶地指着那两个老人。 两个老人被拖出去之后，潘里耶内察便朝刚刚进来的萨洛梅加说：“你先在门外站一会儿，我跟这女孩子说几句话。” 老头子佩萨赫一听这话，就朝房门冲过来。但他胸口却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跌撞到墙上，立时昏过去了。 那温和的老妇一见这情景，如同一只母狼似的紧紧抓住了萨洛梅加。 “呵，饶了她吧，你们要做什么呀？” 她一边叫嚷，一边死命地抓住萨洛梅加的上衣。 萨洛梅加一时挣脱不了。 老头子醒过来后，立时跑过来帮助老伴儿。 “放过她吧，放过她吧！……哎哟，我的女儿呀！” 两个老人合力把萨洛梅加推离了门口。 萨洛梅加恼羞成怒，从腰里拔出了手枪，用铁枪托使劲砸了一下老头的脑袋。 老头子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这时，房里的丽娃正在哀嚎喊叫。 他们把发疯的老太婆托依芭拖到街上去了。 那凄惨的求救声和痛苦的嚎叫声立时回荡在街心。 房里的叫声戛然而止。 只见潘里耶内察从房里走了出来，满脸怒气，他看都没看一眼萨洛梅加。 这时，那萨洛梅加的一只手正按在门的把手上，他准备进去。 他拦住萨洛梅加：“别进去了，她已经完蛋了，我拿枕头闷她，不过闷得太厉害了。” 边说他边跨过老头子的尸首，踏进一摊已经凝固的黑血里。 “开头就他妈的不顺！”他咬牙切齿地骂着，一直朝街上走去。 其他的人都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地板和楼梯上留下了他们带血的脚印。 全镇一片混乱，又抢又夺，哭闹喊叫，鸡犬不宁。 匪帮与匪帮之间就如同野兽和野兽厮咬一般，因为分赃不均，动不动就打起来。要么徒手格斗，要么就挥舞军刀。 他们从酒厂里滚出一桶又一桶啤酒。 接着，又挨家挨户地去抢夺。 没有人进行反抗。 他们搜来搜去，翻东翻西，然后满载而去，留下的只是一堆破衣烂衫、撕碎了的枕头和靠垫里的绒毛。 第一天，只有丽娃和她的父亲两个牺牲者。 但夜里却是惨况空前。 在天黑之前，他们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这些兽性大发的家伙就等着天黑再动手呢。 在黑暗中，他们可以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就如同豺狼喜欢黑夜一样；当然，豺狼也是专门残害那些不能逃脱的弱者的。 许多人终生也忘不了这恐怖的三天两夜。 无数的人命被涂炭了，因为这血腥的日子，无数青年的头发都变白了，无数的眼泪洒落在大地上……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忍受了无法洗涤的羞耻与侮辱、忍受了无法形容的心痛和丧失亲人的悲哀之后，并不比死者幸福多少。 一些受尽了践踏和凌辱的少女的尸体，蜷缩在许多个小胡同里，双手痛苦地朝后伸展着，永远地以死亡对待了蹂躏。 只有当这伙豺狼闯进铁匠纳乌姆在河边的小屋里，企图对他年轻的妻子萨拉进行强奸时，才遭到了反抗。 这二十四岁的铁匠身强体壮，没有被匪帮吓倒，他怒目圆睁，用他钢铁般的胳膊，誓死保护着他的妻子。 在这小屋里的一场凶残而又短促的格斗中，纳乌姆将两个匪徒的脑袋砸得像烂西瓜一样。 怒不可遏的纳乌姆浑身是胆，他疯狂而有力地保护着他和妻子两个人的生命。于是，那些感到棘手的匪徒们都逃避到河岸附近，在那里放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枪。 纳乌姆的子弹快要用完的时候，他便拿最后的子弹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萨拉，而后端着刺刀，冲出去和敌人拼命。 就在他刚刚走下屋外第一级台阶时，那密集的子弹就把他扫倒了。 镇上出现了一些来自乡下的难民。 他们个个身强体壮、骑着高头大马，拉走了一车车他们心爱的东西。因为他们那在格罗波部队里的儿子或亲属们的势力，他们狐假虎威运走的赃物不计其数。 辛辽沙和他父亲早把一半的印刷工人藏在了自家的暗楼上和地窖里了。 这天，当他经过菜园回家的时候，猛然撞见一个人正沿着公路奔跑。 这是个老犹太人。他穿了件满是补丁的长衫，没戴帽子，吓得面色铁灰。一边呼哧呼哧地跑，一边不知如何是好地挥着手。 他身后有一个骑马的彼德留拉匪徒，紧紧追赶着他，没多大会儿，就被追上了。 他正弓着身子要打那个老犹太人。 这老犹太人怯怯地举起双手，仿佛是无奈地护住自己的头在等死。 辛辽沙一个箭步冲上去，跳到了马前，护住了那个老犹太人。 他高声斥喝：“狗杂种，你他妈的，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给我看看！” 马上的匪徒挥起军刀，恶狠狠地朝这个少年的脑袋砍了一刀。 五 红军越战越勇，控制了战争的局势，彼德留拉的部队有点吃不消了，因此格罗波的联队也被调到火线上。 镇上兵力很少了，只有司令部和少数的后方警备队队员。 连日恐慌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犹太居民利用这暂时的安宁，赶快掩埋了不幸的死者。那些矮小的住室里，又呈现出了生活的景象。 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处依然传来一阵阵隐约的轰隆声……是的，残酷的战斗就在不远的地方。 铁路工人们纷纷离开了车站，各自去乡下谋生。 中学已经停课关门了。 镇上宣布戒严。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 在这样的夜里，确实是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都是摸索着走路，时时刻刻提防着别跌入壕沟摔碎脑袋。 市民们都明白：在这样的黑夜里，最好坐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别点灯。屋子里越黑越安全，因为一星亮光也会招来讨厌的人。 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生性不肯坐在家里。那就任由他们到处走吧——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跟市民百姓不相干。 就在这么一个黑夜里，却有一个人独自走着。 他来到了柯察金家，伸手轻轻地敲了两下窗子。 屋子里没人应声。 他就又敲了敲，比第一次更响了些，也更坚决了些。 此时，保尔正在梦中。 他梦见一个大怪物，拿了挺机枪对着他；他特别想逃开，但又找不到路，而机枪已经发出了可怕的声音。 坚定不移的敲击把玻璃震动了。 保尔倏然跳下床来。 他悄悄走到窗子旁边，极力想看清窗外是谁，但只能隐约看见一个黑影。 这期间，家里只有保尔一个人。 他母亲去他姐姐家了——他姐夫是糖厂的机务员。 阿尔吉莫在邻近的一个乡村里做铁匠，靠抡铁锤度日。 敲窗子的肯定是阿尔吉莫。 保尔想到这儿便打算打开窗子。 “谁呀？” 他朝黑影子问。 黑影晃动了一下，低低地回答：“是我，朱赫来。” 接着，朱赫来双手往窗台上一撑，他的脸正好对住了保尔的脸。 他悄声问：“我到你这儿住一宿，小弟弟，行吗？” “行啊！这还用问？”保尔亲热地说着，“你就从窗口爬进来吧。” 朱赫来把笨重的身子挤进来了。他又顺手把窗户关好，但没有立时走开。 他在窗户旁边站着，侧耳细听外面的动静。 这时候，月亮正好从云层里钻了出来，照亮了大路。 他仔细地观察了路上的情形，然后才转身问保尔：“咱们会不会吵醒你母亲？她睡了吗？” 保尔告诉他，家里只有他自己。 于是，朱赫来放下心来，说话的声音也稍微提高了一些。 “小弟弟，那些坏蛋正在追我。他们追查车站最近发生的事情呢。本来嘛，要是大家伙能团结得更紧密些，我们准能抓住他们杀犹太人的机会，跟这些‘灰耗子’干一下。但你知道，人们还没有下决心战斗，所以干不成。现在他们正盯着我呢。他们已经搜捕过我两次了。今天，我差一点倒霉。我正回家，肯定是走后门的。我先站在板棚旁瞧了瞧：哦，园子里站着一个人，身子紧贴在树干上，可那刺刀却让他暴露了。这不，我扭头就跑，现在带着这双泥脚到你这儿来了。我打算在你这儿住几天，你不会有意见吧？呵，那好极了！” 朱赫来坐了下来。 他气喘吁吁地脱下那双沾满泥污的长统靴子。 朱赫来的出现使保尔格外开心。 因为发电厂最近已经停工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冷清的屋子里备感无聊。 两个人都上床睡觉了。 保尔的脑袋一沾枕头，就进入了梦乡。 朱赫来抽了半天的烟后，又从床上起来，赤着脚板轻轻走到窗边，朝街上观望了许久，才又回到床上。 他累极了，立时就睡着了。 他的一只手搁在枕头下面，按住了那沉重的手枪，将枪把子捂得热乎乎的。 朱赫来意外的出现以及两个人八天来的共同生活，对保尔影响特别大。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从水兵朱赫来那里听到了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激动的话。 这些天对他这么个年轻的火夫来说，具有决定一生前程的重大意义。 这个水兵利用这被迫的休息时间，将他对压迫乌克兰的“蓝黄旗军队”的深仇大恨，全部传给了如饥似渴地听他讲述每一句话的保尔。 朱赫来的话明白易懂，听起来清清楚楚。 保尔开始记住并明白了许多名字好听的党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这些党派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 是的，从前保尔总是被这些名字弄得稀里糊涂的。 这个来自波罗的海舰队的健壮水兵，这个坚定勇敢、久经海洋风暴的汉子，这个自一九一五年就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的老党员，给保尔讲述了残酷的生活和世间的真理。 这个年轻的火夫听得如醉如痴。 “呵，小弟弟，你真像我小时候的样子。”朱赫来亲切地讲述着，“我生来就有种反抗的劲头儿，只是不知道把浑身的气力往哪使。我家很穷。有时，我一见老爷家那些细皮白肉的孩子，心里就气得不行。我恨他们，经常揍他们，可是这样会招来父亲一顿狠打，除此之外，没别的好处。 “靠自己去打斗，那是改变不了现状的。保尔，你年纪还轻，而且对阶级还不大明白。不过，我愿意领你走一条积极的道路。你会有出息的。 “那些苟且偷生的人，我一点也看不上。现在全世界都着了火。奴隶们都起来了，他们要推翻旧社会。可是，为这个，得有一大帮勇敢的兄弟，而不是娇生惯养的宝贝蛋儿！一打仗就像蟑螂见到阳光似的，赶紧钻地缝儿。” 他攥着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 朱赫来站起身来，双手插进口袋，眉头紧紧地锁起来，在屋里踱开了。 他憋闷得受不了。 他有点后悔留在这个小镇里。他认为再呆下去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坚定地作出计划：穿过战线去找红军部队。 但他决定把九个党员组成的一个小组留在镇上，继续坚持工作。 “这儿没我，照样可以开展工作，我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了！闲坐着！哼，我已经浪费了十个月了，这就够了！” 他闷闷不乐地思忖着。 “费奥多尔，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一次，保尔突兀地问他。 朱赫来站了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一时没有完全明白这句问话的全部意思。“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想你是布尔什维克，或者共产党员。”保尔小声作答。 朱赫来朗声而笑，把手拍在了自己宽阔的胸脯上——胸脯上紧绷绷的是白底蓝条儿的水手内衣。 他说：“小弟弟，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跟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党是一回事一样地显而易见！” 说着，他变得十分认真十分严肃了。“你既然知道了这么多，那就得记住——除非你想叫他们杀死我，要不，这事儿千千万万不要告诉别人！知道不？” “知道。”保尔斩钉截铁地回答。 正说着，门外突然有了动静，几乎没听见敲门声，门就开了。 朱赫来急忙把手伸进衣袋，但旋即又抽了出来。 进来的是辛辽沙。 他有些瘦了，脸色苍白，头上缠了绷带。 他身后是瓦丽娅和凯利莫卡。 “小家伙，你好吗？”辛辽沙紧紧握住保尔的手，微笑着问候。 “我们仨一道来看你，瓦丽娅不放心我独自来；凯利莫卡又不放心瓦丽娅独自来。虽然他是个‘红头发’的人，但至少还明白什么人独自去哪儿是危险的。” 瓦丽娅笑呵呵地伸手捂住了他的嘴，责备道：“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他今天一直挖苦凯利莫卡。” 凯利莫卡和悦地笑了，露出一排白牙。 “咱们应该原谅病号。他脑袋挨了一刀，还是这么爱胡说八道。” 大家都笑了。 辛辽沙的伤口没有完全复原，就躺到了保尔的床上。 接下来，朋友们就热烈地谈了起来。 平时，辛辽沙总是乐呵呵的，今天却一反常态，显得沉静而忧郁。他把挨砍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朱赫来。 来找保尔的这三个人，朱赫来全认识。平时，他也经常去辛辽沙家。 他很喜欢这些少年，虽然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但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阶级意识。 他饶有兴趣地听着这几个年轻人讲述他们每个人如何帮助犹太人，如何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救了他们的命。 当晚，朱赫来给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事情，并帮助他们认清了局势。 天已经很晚的时候，保尔才把伙伴们送走。 每天，朱赫来都是黄昏出去，深夜回来。在离开之前，他总是忙着给留在本镇的那些党员安排工作。 这天晚上，他走了之后，就没再回来。 第二天一早，保尔睁眼看到的是一张空床位。 他心中有种模糊的预感。 保尔慌忙地穿衣出门，把门锁好后，又把钥匙放在了约定的地方。 他直奔凯利莫卡家，想从他那儿打听点儿朱赫来的消息。 凯利莫卡的母亲长得又矮又胖，脸盘很宽，上面满是麻子。她正在洗衣服。 当保尔问她是否知道朱赫来在哪里的时候，她不高兴地回答：“怎么回事儿？好像我别的都不用干，专为你们看着朱赫来似的？就为他，佐祖利哈家被翻了个乱七八糟！我问你：你找他做什么？你们在一起到底干些什么勾当，真是一群好朋友，凯利莫卡，你……” 她边说边狠劲儿地搓洗着衣服。 凯利莫卡的母亲是个有名的唠叨婆。 保尔又来到了辛辽沙家，他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告诉了伙伴。 瓦丽娅插话道：“你甭担心了，也许他住在朋友们那儿了呢。” 但她说话的语气一点也不坚决。 保尔更加担心起来，急着要走，不论他们怎么留他吃午饭，他都没答应。 快到自己家的时候，他心中充满希望——能够突然看见朱赫来回来了，但门还是原样锁着。 他心情异常沉重地站在那儿，呆呆的。 他真不愿意走进这个空屋子。 他在院子里徘徊了一会儿，接下来被一种模糊的冲动所驱使，走进了板棚。 保尔爬到屋顶下面那个放手枪的地方，拨开了蜘蛛网，把那支包着破布的手枪取了出来。 离开了板棚，他只感到袋里的手枪沉甸甸的。 他径直朝车站走去。 保尔仍然没有得到朱赫来的消息。 回来的时候，路过林务官家那熟悉的花园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怀着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希望，他瞧着那房子的各扇窗户。可是房子里、花园里都没有人。 直道走了过去，他还又回头望了望那花园里的小径。小径仍然深深地淹没在去年的枯枝败叶之下。看上去十分荒凉。显然，那位原本对花草十分关心的主人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照料过它们了。 这高大而冷落的老屋，更叫保尔备感清冷惆怅。 他跟冬涅娅最后一次闹别扭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厉害。 这事发生在一个多月之前，当时很偶然。 保尔将手深深地插到衣袋里面，他一边慢慢地朝着镇上走，一边回忆着他俩争吵的情景。 那一天，他俩是偶然相遇的，冬涅娅请他到她家去玩。 她对他说：“爸和妈都去参加鲍利尚斯基家的命名礼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保尔，亲爱的，到我家来吧。咱们一块儿读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那本很有趣儿的小说《萨士卡?日古廖夫》。我读完一遍了，但特别想跟你一块再读一遍。咱们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傍晚。你愿意来吗？” 一顶小白帽扣在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上，帽子下面一对大眼睛充满真诚的期待。 保尔望着她这对美丽的眼睛回答：“我一定来。” 他们分手了。 保尔欢快地回到机器房。 一想到可以跟冬涅娅单独度过整整一个傍晚，他就感到炉火格外旺了，木头也发出了更动人的噼啪声。 那天黄昏，他准时敲响了那扇又宽又大的门。 开门的是冬涅娅。看上去，她略有些难为情。 她告诉他：“真不巧，我还来了几个客人，但是保尔，亲爱的，你用不着走。” 他转身就想走。 她拉住了保尔的袖子说：“过来吧，保尔，让他们也和你认识一下，这对他们是有益的。” 她边说边挽住他的胳膊，穿过饭厅，走进她的房间。 一进屋，她就笑着问那几个青年人：“这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你们见过面吗？” 房子中央的小桌旁有三个人：一个是琳莎?苏哈尔科夫，她肤色浅黑，长得挺漂亮，有一张调皮的小嘴，虽然还在上学，但头发的样式却梳得很风骚。 另一个是保尔没有见过面儿的小伙子，瘦高个儿，灰眼睛，满脸倦怠的神情，穿着整齐的黑衣服，头发梳得又光又亮又服帖，像是抹了不少发油。 而穿着时髦的中学制服的威克多?列辛斯基正坐在这两人中间。 当冬涅娅推开门时，保尔一眼就看见了他。 列辛斯基也一眼就认出了保尔。他那两道像剑一样的眉毛，惊异地耸了起来，有点不大相信冬涅娅的介绍。 保尔在门口站了几秒钟，一声也不吭，他瞪着列辛斯基，目光充满仇恨。 冬涅娅急忙请保尔进来，打破了难堪的寂静，转身朝琳莎说：“给你介绍介绍吧。” 这时，琳莎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保尔，她一听冬涅娅这么说，立时就站了起来。 保尔却急转身出了房间，穿过饭厅，径直奔向门口。 冬涅娅赶紧追他，追到台阶上才赶上了他。 她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气恼地质问他：“怎么走啊？我是好心好意让他们认识你的！” 他拿开了她的手，断然地答道：“多费心了！别把我放在这些讨厌的家伙面前展览，我跟他们合不来。虽然或许你喜欢他们，可我恨他们。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早知这样，我才不到你这儿来呢！” 冬涅娅压住心头的火气，打断了他的话：“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我一向就没有干涉你和别人交朋友，或是谁到你家里去玩。” 保尔走下了花园的石阶。 他边走边赌气地说：“那就让他们来这儿吧，我再也不来这儿了。” 说完，他就跑向栅栏门。 从那天以后，他俩就没再见面。 在连日来的战乱与屠杀中，保尔和工友们忙着帮助犹太人，也就把这次不快忘记了。 但今天他触景生情，又想见冬涅娅了。 朱赫来找不到，他今后自己在家肯定会特别孤单……想到这儿，保尔心中不免迷惘起来。 刚刚下了场春雨，公路上很泥泞，车辙里都是褐色的泥水。这条像细长的灰带子的公路，拐向右边。 紧挨着大路，有一座颓废的房子，墙壁上的白灰纷纷剥落了，像长了疥癣似的。 大路就在这破房子后面分了岔。 岔路口处，有个门窗破旧的小商亭，倒挂着一块“出售矿泉水”的招牌。 小商亭的旁边，威克多?列辛斯基正在跟琳莎告别。 他紧紧攥着她的手，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的眼睛说：“您一定要来呀，您可别骗我。” 琳莎娇滴滴地答道：“我肯定会来。请您等我吧。” 临走的时候，她又用那对温情的褐色眼睛瞅瞅他，微微一笑。 她走出十几步的时候，忽然看见从路的拐角走出两个人来。 前面走着的是个身强体壮的工人，有一副宽肩膀，上衣敞着，里面穿的是一件白底蓝条的紧身衬衫，黑色的帽子压到额上，有只眼睛又青又肿。 这工人穿的是一双短筒黄皮靴，脚步很重，两腿稍有点弯曲。 离他身后三步远，有个彼德留拉匪兵。 匪兵身穿灰军服，两盒子弹挂在腰际，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刀尖紧紧对着那个工人的后背。在那顶羊皮帽子下面，他那对小眼睛十分警惕地盯着被捕者的后脑勺。他唇上的小胡子翘向了两边，像是被香烟熏黄了。 琳莎便放慢了脚步，走向公路的另一面去了。 这个时候，在她后面的保尔已经走到了大路上。 当他朝右拐要回家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一前一后的两个人。 他立刻就站住了——他认出了前面的工人正是朱赫来。 “怪不得他没能回家呀！” 朱赫来他们走过来了。 保尔的心脏嗵嗵地跳了起来。 无数的念头都闪现在他的眼前，而时间又十分短暂，叫他拿不准主意。 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朱赫来肯定得牺牲了。 保尔盯着越走越近的这两个人，心中茫然了，不知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在最后的一分钟里，他猛地想起了自己衣袋里的手枪。 等他们走过去后，对准那匪兵的后背打一枪，朱赫来就得救了！ 瞬间的决定一下子就控制了他混乱的思绪。 他咬紧牙关，给自己鼓着勇气。 不是昨天还听朱赫来说过吗——为了这个，要有一帮勇敢无畏的弟兄……　　保尔飞速地瞟了瞟四周。 通往镇上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是前面不远处有个身穿春季外套的女人独自走着，她应该不会碍事。十字路侧面的那条路，他看不见，只有在通往火车站的那条远路上，才有几个行人。 保尔走到了公路的旁边。 当他们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时，朱赫来才看见了保尔。 他立时停住了脚步，浓眉也跟着颤动了一下。 脊背便挨上了刺刀尖儿。 那个匪兵用难听的公鸭嗓喊道：“走呀，走呀，等着我拿枪托子砸你呀！” 朱赫来又开步朝前走。 他本想跟保尔说两句话，但只用手作了个打招呼的姿势。 保尔特别担心在这关键时刻引起这匪兵的注意，因而就装作什么也没在意的样子继续走自己的路。 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又有了一个顾虑：“要是我瞄得不准，打中了朱赫来那不就糟了……” 但那个彼德留拉匪兵已经走到近前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已不容他再想别的了。 保尔出其不意地朝匪兵扑过去，狠命地抓住他的枪，将他死死地按到地上。 刺刀刮得石头喀喀直响。 这匪兵哪里会想到这一手，呆愣了几秒后，立即夺自己的枪。 保尔拼命用整个身子压住枪，一点也不放松。 枪啪的一声响了。 子弹打在石头上，嗡的一声又跳到沟里去了。 朱赫来一听枪响，迅捷地躲向一边，立刻转过头来。 匪兵与保尔正在奋力争夺着。 他扳着枪旋了半圈，扭绞着保尔的手。但保尔死抓着不肯放。 匪兵气急败坏地把保尔摔在了地上，但仍是夺不回步枪。 保尔跌在马路上，就势也把匪兵拖倒了。他知道，这枪决不能让匪兵夺回去。 朱赫来迅猛地跳过来，抡起他那只钢铁般的拳头狠砸匪兵的脸。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那匪兵放开了地上的保尔，像一条沉重的面袋子一样，滚到壕沟里去了。 朱赫来伸出两只有力的大手，把保尔扶了起来。 威克多?列辛斯基走出岔路口大约有一百多步了。 他用口哨小声地吹着《美人的心，朝三暮四》这首流行歌曲。 他沉醉在这次与琳莎的会面和她答应的明天在荒废工场里的约会之中。 琳莎在学校里是大家公认的恋爱“开放派”，尤其是那些专门追逐女孩的男生中，她享有这个荣誉。 有一回，骄傲而又没皮带脸的谢苗告诉威克多，他已占有了琳莎。 威克多听了半信半疑，耿耿于怀；他很看重楚楚动人的琳莎，因而想着明天去验证谢苗的话。 “只要她一来，我就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我知道，她允许人家吻她。而且要真像谢苗所说……” 他的思路被打断了。 他避到一旁，给迎面而来的两个彼德留拉匪兵让路。 一个匪兵骑着一匹短尾巴的小马，看样子是去饮马，因为他摇着一只帆布水斗。 另一个穿着腰部带褶的外套和宽肥的蓝裤，他的一只手扶在那骑马者的膝上，正在讲述着什么有趣的事儿。 威克多等他俩过去之后，正打算继续往前走，可这时传来了枪声。 他扭头看看：那个骑马的匪兵正拉起马缰，朝枪响的公路那边跑去，另一个也握着军刀跟在后面跑。 威克多也不由得跟着他们跑。 离公路不远的时候，他又听到了一声枪响。 紧接着，他看见那骑马的匪兵又掉转头来了，在用脚踢的同时还在用帆布水斗打着那匹马。 他一冲进兵营的第一道门，就高声大喊道：“弟兄们，快拿枪啊，我们的一个弟兄被他们杀死了！” 一分钟后。 几个士兵推拉枪栓冲出院子。 威克多被逮住了。 此时，公路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 威克多和琳莎站在人群中，已没法再脱身了。 琳莎是被抓去当见证人的。 当刚才朱赫来和保尔从琳莎身旁跑过去的时候，她惊呆了。她看清了这个袭击匪兵的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冬涅娅要介绍给她的保尔。 他俩飞快地跳进了一家花园的围墙。这时，那个骑马的匪民已到了公路上，正好看见了携枪而逃的朱赫来以及那个正从地上爬起来的押送兵。 于是，他快马加鞭向围墙那边追赶。 朱赫来转过身子，朝这个匪兵放了一枪。 这个骑马的匪兵一听枪响，赶紧掉头向回跑。 押送兵艰难地张开破损的嘴唇，把经过说了一遍。 “你这个呆子，怎么让犯人当面儿就逃走了呢？这回呀，你的屁股可要被打二十五军棍了！” 押送兵却争辩道：“得了吧你！就你会说，我让犯人当着面儿逃走了！谁能料到有那么个小混蛋像发疯似的扑向我呢？” 琳莎也被审问了。 她说的经过跟那个押送兵说的一样，只是没承认她认识突然袭击押送兵的少年。 最后，他们还是被押到城防司令部去了，直到晚间才被放出来。 那个城防司令要亲自陪送琳莎回家，但遭到了拒绝。他满嘴酒臭，心怀歹意。 后来，还是威克多陪她回家。 从司令部到车站去路很远。 当他挽着琳莎的手并肩走着的时候，他心中暗暗庆幸能有这么个好机会。 “您知道那个犯人是谁放走的吗？” 琳莎在快到家的时候问威克多。 “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 “您记得那天晚上冬涅娅要介绍的那个小伙子吗？” 威克多停下来。 “保尔?柯察金？” 他惊诧地问。 “对，他好像姓柯察金。您还记得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吧？多特别呀！对，正是他。” 威克多竟被吓住了。 “您没看花眼吧？” 他迷茫地追问琳莎。 “哪能呢？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您怎么不报告司令呢？” 琳莎愤然地答道：“您以为我会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您说‘卑鄙’是什么意思？您难道以为把袭击押送兵的家伙报告司令是卑鄙的？” “哎，那么您以为是高尚的？您忘了他们干的那些勾当了？您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孤儿？您竟然要我将保尔?柯察金的名字报告给司令？哼！谢您了！我真没看出您是这样的人！” 威克多听了这话大出所料。但这会儿，他不想跟她吵嘴，便控制住了自己。 “别生气嘛，琳莎。” 他故意换了话题。 “我这是在跟您开个玩笑。我没想到您这么高尚。” “哼，你开的玩笑太不高明了。” 她淡淡地应和他。 当他们走到她家门口时，威克多嘱咐道：“琳莎，您得一定来呀。” 但他听到的是不满意的回答：“不太一定。” 回小镇的路上，威克多心中琢磨着：“哼，要是小姐您认为这是不高尚的，那我可没办法。反正我不这样认为。当然，谁放走谁，对我来说都一样……” 在这个出身波兰名门贵族的眼里，两方都是令人生厌的。反正，波兰军队不久就要开过来了，那时，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波兰贵族的政府。 但现在可以借机干掉保尔这个小流氓。彼德留拉的部队会揪掉他的脑袋的。 威克多目前一个人留在镇上，寄住在姑母家。他姑父是一家糖厂的副经理。他的母亲和妮莉早就跟随他的父亲西吉兹蒙德?列辛斯基去华沙了，因为他父亲在那边担任着要职。 他进了城防司令部那敞着的大门。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就带了四个匪兵直奔保尔家。 “就是这儿。” 他指着那个有亮光的窗子轻声地告诉那个紧挨在他身旁的骑兵少尉，随后又问道：“我可以走了吗？” “请便。” 那个少尉回答他。 “别的事儿我们自己能办了。谢谢您帮助我们。” 威克多撒开大步，沿着人行道溜了。 保尔的后背上挨了最后一拳后，伸着两条胳膊，撞到黑暗的牢房墙壁上。 他摸索到一张床一样的东西，就坐了下去。 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疼痛。 他的心情悲凉而又沮丧。 是的，他一点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抓起来，受这么多折磨。 “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这不大可能呀！压根就没人看见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朱赫来在哪儿呢？” 他是在凯利莫卡家跟朱赫来分手的。因为朱赫来要等天黑下来才离开小镇，保尔便去了辛辽沙家。 “唉，好在我早就把手枪藏在了老鸹窝里……” 保尔心中暗暗庆幸。 “要是他们找出枪来，那我就全完了。真也怪了，他们怎么知道是我呢？” 保尔怎么想也想不通。 匪兵们没从保尔家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各个角落都搜遍了，一无所获。 阿尔吉莫早把他的衣物和手风琴带到乡下去了。母亲也随身带走了自己的小箱子。 可保尔怎么也无法忘记从家里去司令部的那段痛苦的路程。 夜，黑压压一片，让人什么也看不见，天空布满云层。 保尔的两边和后面，挨了无数的拳头和踢打，他头昏眼花脚步沉重地走着。 门外传来了隐约的动静。 看守们就在隔壁屋里。 门下透进来一道亮光。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扶着墙壁摸索着在房中走了一圈。在木板床的对面，他摸到了一面窗子，窗上安着结实的齿形铁栏杆。 他使劲推推这窗子——纹丝不动，很显然，这里从前是个仓库。 他摸到门边，站在那仔细听了一会儿。接着，他轻轻地推了一下门的把手。 讨厌的门吱吱直响。 “他妈的，没上油。” 他暗暗骂了一句。 透过打开的门缝，他看见了床沿上放着两只脚，脚趾分张着，有很多硬茧。 他又抓住门把手轻轻推了一下，门立时又响了起来。 于是一个蓬头垢面、睡眼迷离的人从板床上坐了起来。 他一边狠劲地挠那长满虱子的头发，一边破口大骂，骂声单调而又无力。 这之后，他伸手拿了放在床头的步枪，慢声慢气地威胁：“把门关上，下次你要再看外边，我就打死你……” 保尔只好把门关上了。 隔壁传来了一阵哈哈的怪笑声，听了让人又气又恨。 在这天夜里，保尔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事情。他恨自己，怎么刚参加战斗就被逮住了，像个老鼠似的被关在铁笼里。 当他坐在那打盹的时候，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就浮现在眼前：两只慈爱的眼睛注视着他……他心中暗自庆幸：“亏得妈妈不在家，要不然，她得多难受呀！” 从窗口照进来的光线洒在地上，刚好映出一个灰色的方块。 黑夜渐渐消退了，黎明就要到来了。 六 那所古老的大房子一团漆黑，只有一个窗亮着，但窗帘使得灯光有点暗淡。 拴在院子里的那只狗突然间汪汪地叫了起来。 冬涅娅迷迷糊糊地听见母亲那低低的说话声：“没有，她还没睡。进来吧，琳莎。” 好友的到来，一下子就赶走了她的睡意。 冬涅娅面带倦意地笑着说：“琳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们一家子都松了口气——爸爸昨天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今天安静地睡了一整天了。妈妈和我好几天都没合眼了，今天倒是休息了一会儿了。呵，琳莎，你快说说，最近这几天外边有什么新闻？” 冬涅娅边说边把朋友拉到长沙发前一起坐下了。 “嗨，新闻多的是！不过，有些新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 琳莎狡黠地笑着，瞟了瞟冬涅娅的母亲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 她长得很端庄大方，虽然已是三十六岁了，她的性格仍很活泼。她长了一对伶俐的灰眼睛，脸庞充满和悦而明亮的神情，虽不算美丽，但却令人喜欢。 “好，过几分钟我就走开。现在，请你讲讲我们大家都能听的新闻吧。” 她风趣地说着，把自己的座椅拉近了长沙发。 “第一件好事就是我们不再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将毕业证发给七年级学生了。我真是太高兴了！”琳莎喜笑颜开地讲着，“我快被那些代数和几何烦死了！咱们念这些东西干什么呀？那些男生，兴许还能继续求知上学，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念书好。到处都打仗。太可怕了！ “咱们将来都要嫁男人的，没有一个男人希望他的老婆懂代数！” 她说到这儿，便大声笑起来。 冬涅娅的母亲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琳莎靠近了冬涅娅，伸出两个胳膊搂住她，悄声而又激动地把岔路口的事情告诉了她。 “呵，亲爱的冬涅娅，你想想看，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时，我多么惊讶呀……你猜，那人是谁？” 聚精会神的冬涅娅，没说什么只是耸了耸肩。 “就是保尔?柯察金！” 琳莎出其不意地说。 冬涅娅猛然一惊，十分哀苦地蜷缩了一下身子。 “保尔?柯察金？” 琳莎看见自己的“新闻”产生了效果，心中十分惬意。 接着，她把她和威克多吵嘴的情形也告诉了冬涅娅。 她自顾自地说，没有注意到冬涅娅的脸色变得惨白难看了，她那扯动着蓝色罩衫的手指头在不住地发抖。她一点也不知道冬涅娅是多么担心，也不晓得她可爱的睫毛为什么颤抖不只。 冬涅娅没有往下听琳莎讲的事情，她心中默默地责问着：“威克多?列辛斯基已经知道是谁救走犯人的了；琳莎怎么告诉他呢？” 她想着想着，便不由自主地把这话说出来了。 “我怎么告诉？” 琳莎一时没有明白冬涅娅的意思，反问了一句。 “你怎么把保夫兰萨，我是说柯察金，柯察金的事儿告诉列辛斯基呢？你不知道，他肯定会出卖他……” 琳莎听了很不服气，反驳道：“嗨，不，我认为他不会的！那对他会有什么好处呢？” 突然间，冬涅娅挺直了上身，双手狠命地抓住了两膝，直到她自己觉出疼来。 “琳莎，你一点也不清楚！他和保尔是死对头，更何况……你把保夫兰萨的事儿告诉威克多，唉，真是好糊涂啊！” 琳莎这才发现冬涅娅异样的神态。 她听到冬涅娅走嘴说出的“保夫兰萨”，心中才恍然了——原来她一向猜疑的冬涅娅和保尔的事是真的。 她立时也感到了自己的疏忽，很不好意思地闭上了嘴。 “呵，真是这么回事儿！” 琳莎心中想着。 “真也怪了，冬涅娅怎么会爱上一个——什么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 她特别想跟冬涅娅谈谈她猜测的事情，但为了慎重，又把话咽回去了。 为了补救自己的糊涂与过错，她紧紧握着冬涅娅的两只手说：“冬涅娅，亲爱的，你真的很着急吗？” 冬涅娅神情迷茫地回答：“不，也许威克多没有我所想的那么坏。” 过了一会儿，她们的同班同学，老实巴交的杰米亚诺夫进来了。 这之前，两个女同学的谈话一直不投机。 冬涅娅终于把两个同学送走了。 她独自一个人靠在栅栏门上，久久地凝望着那条通往镇上的阴暗的道路。 风，永远也不想歇下来的风，夹着春天湿土的霉味儿和潮湿的凉劲儿，朝着她吹过来。 远处，小镇郊外有许多灯火，那儿有许多惨红的窗户……就在那个小镇上，在某一座屋子里，她那个生来就不安分的朋友，可能还什么都不觉得呢——其实，大难就在头顶了。 或许，他早已把她忘了…… 自从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天了！ 那次，的确怪他，但她早就不计较他了。 是啊，明天再看到他，那往日的友谊，那可爱又令人激动的友情，立时就会恢复如初的。 会恢复如初的——这是冬涅娅深信不疑的。 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 可她总觉得这不祥的黑夜藏匿着深重的灾难，正笼罩在他头上……　　好冷啊！ 冬涅娅又朝大路深情地看了一眼，然后走进了屋子。 上床之后，她还一直默默祈祷——今夜平安无事，保尔能安全无恙……第二天一大早，全家人都还没醒呢，冬涅娅就急火火地起床了。 她穿好衣服，为了不惊动家人，轻手轻脚地来到院子里。 她解开特列左尔——那只又大又胖的狗，一同去了镇上。 来到柯察金家的门前了。 她犹豫了一分钟后，推开了栅栏门，走进了院子。 特列左尔摇着尾巴给她带路……就在这天早上，阿尔吉莫也从乡下回来了。 他是和一个铁匠师傅一起坐大车回来的。 他扛着挣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铁匠师傅帮他拿着其他东西，跟在后面。他走到敞着的门口，便放下那袋面，叫了一声：“保尔！” 没人应答。 “放到屋里去吧，在这儿干什么？” 那个铁匠走过来问他。 阿尔吉莫把面袋子放进厨房，然后进了屋子。 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 房间里乱七八糟的，破衣烂衫扔得到处都是。 “这是怎么回事呀？” 他回头朝铁匠高声说道。 “嗨，怎么这么乱糟糟的？” 那铁匠也有点纳闷儿。 “这个小家伙跑到哪去了？” 阿尔吉莫有点生气了。 家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问谁去呢？ 铁匠把东西放下后，也没坐坐就告辞了。 阿尔吉莫跑到院子里，四下望了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门大敞着，保尔却不在家。” 忽然，他听见背后有脚步声。 他转过身来，只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竖着耳朵站在那儿，还有一个陌生的姑娘走进院子来了。 姑娘上下打量着阿尔吉莫，轻声地请求道：“我想见见保尔?柯察金。” “我也想找他。谁知道他跑哪去了。我这是刚到，进来一看，门敞着，却没他的人影。您是来看他的？” 他问姑娘。 姑娘没有说是，却反问：“您是他哥哥阿尔吉莫吗？” “是，有什么事儿吗？” 可姑娘仍然没有回答什么，她的双眼惊恐不安地望着那大敞着的房门。 她心中暗暗自责：“我怎么昨晚不来呢？或许，真发生了那种事？” 她感到沉重的阴影笼罩了自己的全身。 她问一直惊讶地看着她的阿尔吉莫：“您来的时候门就开着，保尔就不在了吗？” “请问您找保尔有什么事情吗？” 冬涅娅走近前来，看看四周，急切地说：“我知道的也不太准确，不过，保尔不在的话，肯定是被抓走了。” “什么？” 阿尔吉莫着实没有料到这一点。 “进屋里说话吧。” 冬涅娅提醒他。 阿尔吉莫一声不吭地听她说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心中十分沮丧。 “唉，真倒霉！出了这种事儿……” 他焦急地感叹着。 “怪不得屋里这么乱啊！这孩子真是鬼迷心窍了，怎么惹这么大的祸事！现在，叫我上哪去找他？” “不过，真的，小姐，您是谁呢？” “我是林务官杜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呵——呵” 阿尔吉莫的长声应答，让人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您看，我还给他带了一袋面粉呢，没成想出了这种事儿……” 冬涅娅和阿尔吉莫面面相觑。 “我走了，也没准儿，您很快就能找到他。” 临走的时候，冬涅娅又低声叮嘱。 “晚上我还来，听您的消息。” 阿尔吉莫默然地点点头。 从冬眠里刚醒过来的一只瘦苍蝇在窗子旁边嗡嗡地飞旋着。 城防司令办公室里。 一个年轻的村姑坐在破旧的沙发边儿上，双肘撑住膝盖，正盯着那肮脏的地板出神。 司令官嘴角叼着一支香烟，用一笔花体草字结束了他的书写，然后又洋洋自得地将一个花体的字名签在了“谢别托夫卡城防司令”的印章下面，还在字尾处任意地甩了一个钩儿。 听到门口的马刺声，他抬起了头。 萨洛梅加站在了他面前，他的一只手上扎着绷带。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司令官和悦地说出了欢迎词。 “是好风吹来的，连胳膊也被鲍贡团给吹断喽。” 萨洛梅加根本不在意那里还坐着个姑娘呢，粗鄙地骂了起来。 “哦，那么你是来这儿治伤的啦，对不对？” “下辈子才会有工夫治伤。前线非常吃紧了，我们被压得连气都不敢喘。” 司令官朝那村姑点了点头，示意他别说了。 “咱们过一会儿再谈吧。” 萨洛梅加便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随手摘下了那顶带帽徽的军帽。 那帽徽的三支交叉的枪的图案是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国徽。 “格罗波派我来的。” 他低声说明。 “谢乔夫狙击师团就要开过来了。你这儿真要有大麻烦啦，所以说，我先到这儿来整顿一下。‘大头目’自己也有可能过来，并且还有什么外国的大佬们也一道来，因此啊，这里的人不管是谁都不准再提那次的‘消遣’。你在写什么？” 司令官把香烟从这个嘴角挪到那个嘴角，然后说：“我这儿押着一个小混蛋。我们在车站上抓住了那个朱赫来，这你是知道的，还记得不，就是那个煽动铁路工人的家伙。” “哦，哦，我记得！怎么了呢？” 萨洛梅加兴奋地凑到近前。 “嗨，车站司令奥麦利钦科那个傻瓜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兵押送他。就是押在我们这儿的那个小家伙，他竟敢在大白天里拦截！哥萨克兵的武装被他和朱赫来两个人解除了，他们打掉了他的门牙，而后就跑了。现在朱赫来没抓着，这个小混蛋却落在我手里了。这不，材料全在这儿，你看看。” 他把写好的一堆文件送到了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那只没有伤着的左手翻看着，随后抬起头来问：“你没能得到他一点口供？” 司令官气恼地扯了扯帽檐。 “我审了他五天了，他就是不招，一口咬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真是个小土匪。你知道，那个哥萨克兵认出了他，差点儿把他给掐死。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开了。那个哥萨克兵被那个奥麦利钦科打了二十五军棍，所以他都快恨死这个小混蛋了。现在没有再把他关下去的理由了，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对他执行枪决。” 萨洛梅加不屑地碎了一口，然后阴阳怪气地说：“要是他在我手里，保管他乖乖地招出来！说老实话，你这神父的儿子哪里会审问呢？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怎么能当城防司令？你拿通条打过他吗？” 司令官怒气冲冲地反驳道：“别狂了！笑话你自己去吧！我是本地的司令官，请你少管闲事！” 萨洛梅加一见司令官真的发火了，便哈哈地笑了。 “小神父，哈哈，别真动肝火，小心肚皮炸喽。我才不管闲事儿呢！废话少说，还是弄两瓶酒喝喝吧！” “这还差不多。” 司令官转怒为喜了。 “至于那个小混蛋嘛……” 萨洛梅加指着材料上保尔的名字，提醒道：“你要真想结果了他，就得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要不，他们可能不批。” 库房里囚禁着三个人。 一个是留着大胡子的老头子，他穿着破外套和宽松的麻布裤，缩着两条细腿，侧躺在木板床上。 他被捕的原因是，拴在他家板棚里的一匹马（匪兵的）给丢了。 另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坐在地板上。她长了一对贼溜溜的小眼，有一个尖尖的下巴。 她是个专门造私酒的，因为偷了表和其他贵重东西而被抓了进来。 再就是保尔?柯察金了。他枕着帽子，迷迷糊糊地躺在窗子底下。 这时，一个乡下打扮的少女被带进了库房。只见她惊慌地睁着一对大眼睛，头上扎了块花头巾。 她站了一会儿后就坐在了那个造私酒的老妇人身旁。 老妇人端详着她问道：“姑娘，你怎么也坐牢？”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她又追问：“你是因为什么给抓进来的？也是为了造私酒？” 村姑站了起来，看了看这个自作聪明的老妇人，低声说：“不，我是因为我哥哥被抓的。” “那你哥哥是怎么回事？” 老妇人穷追不舍。 睡在床上的老头子开口了：“你怎么一个劲儿地问她呢？人家心里够难受的了，还不管不顾的……” 那老妇人扭过来朝他抢白：“你教训谁呢？我说话也没跟你说呀！” 老头子当面就啐了一口。 “我让你别跟她啰嗦！” 库房里静下来了。 村姑把大头巾铺在地上，枕着胳膊躺在那儿。 老妇人开始吃东西了。 老头子把脚耷拉到地板上，不紧不慢地卷了一支烟后吸了起来。 浓臭的烟雾充满了整个库房。 老妇人满嘴满口地嚼着，一边唠叨个不停：“别喷那么多臭烟了，让我安安生生地吃顿饭行不？成天就知道抽！” 老头子狠狠讥笑道：“怕饿瘦了呀？再过两天，你连那扇门都挤不过去了。你也给那孩子吃点儿嘛！别只管往自己肚子里填！” 老妇人气急败坏地把手一挥，分辩道：“我让她吃，她不吃嘛！你少管我！我又没吃你那份儿。” 村姑转过脸来对着老妇人，把头朝保尔那边示意了一下，询问：“您知道他因为什么坐牢吗？” 老妇人见有人跟她搭话，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乐呵呵地说：“他是本地老妈子柯察金娜的小儿子。” 接下来她弯下身子凑到近前神秘地介绍：“他救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那是个水兵，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 村姑一下子就想到了司令官的那句话——“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对他执行枪决”。 兵车接连不断地开进车站。 谢乔夫狙击师的官兵们乱哄哄地跳下车来。 四辆包着钢板的车厢所组成的装甲列车“扎波罗什哥萨克”号沿着铁轨慢慢地爬着。 从敞车上卸下了大炮；从货车上拉下来了马匹。 骑兵们就地骑上马背，挤开杂乱的步兵群，向车站广场奔去，到那儿集合整队。 军官们来回奔忙着，喊叫着各自部队的番号。 车站乱成了一锅粥。 喧闹而混乱的人群终于组成了许多长方形的队伍。 于是，武装的人流涌向了市镇。 一直到傍晚时分，那些辎重马车和随军人员才踏上车站通向市镇的公路。 司令部的警卫连走在最后。 一百二十个嗓子，边走边乱哄哄地叫嚷着： 为什么吵翻了天？ 为什么在大声喊？ 因为彼德留拉 来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起来，走到小窗户前。 在暗淡的黄昏中，他清楚地听见了满街的车轮声和脚步声，以及歌声。 他身后有人轻声地推测说：“哦，看来，军队进城了。” 保尔转过身。 说话的是昨天进来的那个村姑。 保尔已经听过她的叙述了。 那得感谢造私酒老妇人——她终于问清楚了。 原来这个村姑的哥哥格里茨科是一名游击队员，村里建立苏维埃政权时，他曾当过贫民委员会的主席。 红军撤退时，格里茨科也扎好了机枪子弹跟着一道撤走了。因而，现在全家就得不到安生了。 家里唯一的马被牵走了。爸爸被抓进城里，在牢里受尽了折磨。 村长因为吃过格里茨科的苦头，时时都在报复，故意把各式各样的坏蛋分配到她家去住，最后把她家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昨天，谢别托夫卡的司令官去村里抓人，村长又把他带到她家。 因为看中了她，司令官第二天早上就把她带进城里“审问”。 保尔睡不着，他的心里很乱，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问题：“往后该怎么过呢？” 他浑身上下都很疼。那哥萨克的押送兵出手特别重，凶狠得像个野兽。 为了不再去想那恼人的问题，他便听起了牢房里这两个女人的谈话。 那村姑低低地讲着司令官威逼诱惑她的经过，后来因为她坚决反抗，他便暴跳如雷了，他骂道：“我把你关进地牢里，一辈子你也甭想见天日！” 黑暗渐渐地占据了牢房的角角落落，充满杀机令人不安的夜又向他们袭来，而明天依然是不可预测的。 这是他入狱后的第七个黑夜了。 仅仅七天，对他来说却十分漫长。 他只身躺在硬得硌人的地板上，浑身疼得要命，这种疼痛的感觉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现在牢里只有三个人了。 那老头子呼呼地睡在木板床上，就像睡在自家的热炕上。或许因为他能不想更多的事情吧，所以每夜都睡得很香。 造私酒的老妇人被司令官放出去给他们找酒去了。 村姑霍列斯金娜跟保尔都睡在地板上，几乎是紧紧挨着。 昨天，保尔从窗子里看见了辛辽沙。 辛辽沙在街上站了很长时间，悲伤地眺望着这牢房的窗户。 “很明显，他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 一连三天都有人将带酸味的黑面包送过来。到底是谁送来，他们没告诉他。 两天来，司令官加紧了对他的拷问。 这是怎么回事呢？ 拷问中，他什么也没招认，对一切都否认；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坚决。 是的，要勇敢，要坚强，要像在书里看到的那些人一样！ 可是当那天晚上，他听到押解他的一个匪兵说了那句话后，他真有点害怕了。 “司令官怎么不从后面给他一颗枪子？那多痛快！把他拖到这来干什么呀？” 真的，多痛快呀，一枪就死了！十六岁就死了，真是太可怕了！一死就永远地醒不过来了呀！ 霍列斯金娜也在想着心事。 她比她身边的这个少年知道得更多些。 那件事，他可能还一点都不知道呢……而她亲耳听说了。 他每夜都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她特别同情他。当然，她自己也有着不尽的忧愁——她的耳鼓中一直回响着司令官的话。 “明天我再跟你算账！要是你再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给卫兵们，那些哥萨克兵才不说不要呢。你自己琢磨琢磨吧……” 唉，想起这些，真让人难受啊！上哪去找同情和帮助呢？格里茨科跟红军走了，她本人到底有什么过错呢？ “唉，这年月活着真是受罪呀！” 痛心与哀苦堵在喉咙里，无奈的绝望和可怕的明天折磨着她。 她忍不住啜泣起来。 因为极度的悲愤，她整个身子都战栗着。 有个人影在墙角里动了一下。 “你怎么啦？” 霍列斯金娜激动地小声讲出了她的心事。 这个沉默的难友静静地听着，伸出一只手放在霍列斯金娜的手上。 “那些千刀万剐的畜牲，他们想欺辱我！” 她吞咽着痛苦的眼泪，仿佛是面对着死神那样恐惧。 她低声哀叹：“我算是完了！刀握在他们手里呀！” 在这种情形下，保尔真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有什么适当的话呢？生活正严酷地把他们俩紧箍在一个铁环里。 不让他们明早把她带走？跟他们干上一场？那么他们一定把他打个半死，甚至拿军刀砍他的脑袋——那也就全完了。 为了能给这个可怜的女孩一点安慰，他充满柔情地抚摸着她的胳膊。 她不再哭了。 门口的哨兵不时地喊着向过路的人问：“口令！” 随后又恢复沉寂。 老头子睡得正酣。 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当她伸过双臂紧紧地搂住他，并把他拉向自己时，他并没有一下子明白过来。 “你听我说，亲爱的。”她热切而又低沉地向他诉说，“不管怎样，我是得失身的：不是那军官，就是那些大兵！我把我这女儿身给你吧，亲爱的，我给你吧，我决不让那些畜牲来破坏我处女的贞洁。” “霍列斯金娜，你说什么？” 她用力地拥抱着他。 她的嘴唇温暖而又丰满，是无法逃避的。 那少女的话简单而又温暖，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眼前的苦痛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他忘记了门外的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兵、残暴的司令官、野蛮的抽打以及七个痛苦的长夜……在这刹那间，只有火热诱人的嘴唇和满是泪水的清纯少女的面颊了。 突然间，他想起了冬涅娅。 “怎么把她给忘了……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周身顿生了一种挣脱的力量。 他陡然站起来，像从沉醉中清醒过来。 他紧紧地抓住了铁窗子，控制住满身的热血。 霍列斯金娜双手摸着了他。 “你为什么不来呢？” 这句问话含着多少深厚的感情呵！简直不可抗拒！ 他弯下身子，紧紧攥住了她的手说：“霍列斯金娜，我不能这样做，你多么好啊，你……” 他还说了些其他的连他自己都听不懂的话，然后，他直起身来。 为了打破牢房里难堪的沉寂，他快步走到了板床边，坐在床沿上，推着那个老头子请求：“我说，老大爷，你给我抽口烟吧！” 姑娘裹着头巾，坐在角落里失声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司令官领着几个哥萨克兵带走了霍列斯金娜。 她用眼睛朝他告别，眼神里满是责备。 她走出去后，牢房的门砰地关上了，保尔的心也随之强烈地震撼着，沉重和阴暗落在他的心头……从早到晚，老头子也没从保尔的嘴里问出半句话来。 卫兵和司令部的值班员都换了岗。 傍晚，又进来一个新犯人。 保尔一眼就认出他是糖厂的木匠多林尼克。 他长得很结实，个子不高，身段挺胖，穿着掉了颜色的黄衬衫和破旧的外衣。 进了牢房后，他先用锐利的目光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一九一七年二月间，保尔见过他。 那时，革命第一次冲击了这个市镇。在无数次的示威中，保尔只听到过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讲。那人就是多林尼克。 他爬上了马路边的墙头，给兵士们演讲。 至今，保尔也没有忘记他那时候的结束语：“弟兄们，请永远信任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决不会出卖你们的！” 打那以后，保尔就再也没见到他。 老头子一见有生人进来喜不自禁。也难怪，他整天坐在那一声不响是很难受的。 多林尼克坐在他那木板床的边沿上，跟他一道抽开了烟，同时，打听各种事情。 后来，他又坐到了保尔旁边。 “有什么好事要告诉我吗？” 他亲热地问保尔。 “你因为什么被关进来！” 多林尼克得到的答案非常简略，他觉得保尔不信任他。 但当他得知保尔的罪名时，他惊讶地睁大了他那两只聪明的眼睛。 “看来，真是你把朱赫来放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在这之前一点也不知道你被抓到这里来了。” 保尔警觉地撑起身子来，故意反问：“你说哪个朱赫来？我不知道他。在这儿，什么罪名还不是硬给我安！” 多林尼克会意地笑了笑，又凑近了些。 “得了吧，小朋友！” 他神秘地说着。 “你用不着瞒着我。我知道得比你还多呢。”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怕老头子听见。 “是我亲自送走朱赫来的。现在，如果顺利的话，他应该差不多已到了目的地了。他把事情的经过全部都告诉我了。” 沉默了一会儿。 他似乎在努力思索着，而后又说：“你这次做对了，孩子。但你要明白，既然被捕了，他们又都知道这事的经过，那就很糟了！” 他脱下上衣，铺在地上，背靠墙根坐下，又卷了一支纸烟。 他最后的话，已经等于把所有的严重性都告诉了保尔。 由此可见，多林尼克不是外人；既然他将朱赫来送走了，也就是说……傍晚时分，保尔得知了多林尼克被抓的原因。他是在匪兵中进行煽动时，当场被抓的，当时他正在散发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士兵们投诚红军的传单。 多林尼克十分机警，他告诉保尔的并不多。 “谁能保准儿不出事？” 他心里默想着、担心着。 “他们会用通条揍他的。他还小呀。” 夜间，当他们准备睡觉时，他用简短的话说出了心中的不安：“柯察金，咱俩的处境不妙啊。结果不会太好，不信你等着瞧。” 第二天，牢房里又增加一个新犯人。 他是全镇有名的理发匠什廖马?佐列柴尔。他脖子很细，耳朵却很大。 他指手画脚地告诉多林尼克：“瞅瞅，这是怎么啦？福克斯、勃卢夫斯坦、特拉赫坦贝格那帮家伙准备用盐和面包欢迎他呢。我说，你乐意欢迎就欢迎吧。但甭想让谁代表犹太居民们签名！他们有他们的小九九儿。福克斯有他的商店，特拉赫坦贝格有他的面粉厂，但我有什么呢？其他犹太穷鬼又有什么呢？我们这些穷鬼什么也没有！不过，我倒是有条长舌头。今天，我正在为一个军官收拾脸，他像是刚到这儿。‘请告诉我’，我问他，‘大头目彼德留拉知道上次屠杀犹太人的事吗？他会对犹太代表团进行接待吗？’” “唉，我这长舌头真是自找苦吃！你猜猜看，我给那军官刮完脸、扑完粉后，他怎么对待我？ “他站起来，不但不付钱，反而说我煽动闹事儿，当场就把我逮捕了！” 佐列柴尔顿足捶胸地讲着。 “煽动闹事儿？我说什么了我？我只不过跟那人问了一句，他们就把我给关了进来。岂有此理！” 佐列柴尔越说越激动，他不停地扭着多林尼克衬衫上的钮扣，还不停地扭动着他的两条胳膊。 佐列柴尔的讲述让多林尼克啼笑皆非。 最后，他十分认真地说道：“唉，什廖马，你这个聪明人怎么反而干出糊涂事来了？这时候是胡说乱扯的时候？我觉得你进来可得格外小心点儿。” 佐列柴尔会意地看了看他，又颓丧地摇了摇手。 这当口儿，牢门开了。 那个造私酒的老妇人又被推了进来。 她气恼地诅咒那个押她的哥萨克兵：“喝了我的酒不但不给钱，还要关我！叫你们都不得好死！” 门砰地带上了，接着是上锁的声音。 她坐在了木板床上。 老头子又逗她：“怎么，又回来啦？舌头长的老婆子。快请坐，欢迎欢迎。” 她恶狠狠地瞟了他一下，然后提着包袱走到了多林尼克旁边，坐下了。 那些兵从她那儿得到几瓶私酿酒之后，根本不想放她，又把她押了回来。 突然，从门外的卫兵室里传来一阵叫喊声和脚步声，好像有一个人在大声发布着命令。 牢房里的人都扭过头来仔细地听着。 广场上。 有一座古老钟楼在顶部的那个简陋的教堂旁边，正发生着镇上少有的新鲜事。 全副武装的谢乔夫狙击师，正围着广场的三面列成了长方形的阵形。 从教堂的台阶到学校的围墙，三个步兵团排列成了棋盘式的四方阵形。 彼德留拉“政府”的这个最精锐的师团亮相了。士兵们穿着脏乎乎的灰军服，头上戴着可笑的、像是半个西瓜似的俄罗斯钢盔，步枪紧贴着大腿，身上满挂着子弹。 这个师团穿着前沙皇陆军留下的很好的制服和靴子，其中一多半是坚决反对苏维埃的富农分子。 这次来谢别托夫卡，主要任务是保护这里兵家必争的铁路枢纽。 闪亮的铁轨从这个镇朝五个方向延伸着。 失去了这个地方，彼德留拉就等于失去了全部。目前，他那“政府”所统辖的地盘已经很小了。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温尼察那样的小城作为了首府。 “大头目”准备亲自检阅各部队。 现在镇上一切都安排好了，等着迎接他。 新编的一个团被安置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广场最边缘。 这是一些赤脚杂装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夜里被巡查队从炕上或街上给抓来的。 这些农民没有一个乐意打仗，他们都说：“谁都不傻。” 彼德留拉军官们的最大成绩就是：用武力把拉来的人押到镇上，再将他们分为中队和大队，并发给他们枪械。 不过，总是到第二天人数就少三分之一，而且天天都在减少。 因而发给他们靴子就是件蠢事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靴子。于是发出了一道命令：要他们都各自穿好鞋袜参军。这个命令的效果非常惊人，也是世上少见的。谁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哪里收集了那么多破鞋子，全凭铁丝或麻绳绑在脚上。 这样也就只好让他们赤脚被检阅了。 格罗波的骑兵团横列在步兵后面。骑兵阻挡住了那看热闹的密集人群。 谁都想看看这阅兵式。 “大头目”要来了！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让镇上的居民倾城而出，谁都不愿意放弃看这种免费的演出。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军官和参谋将校、神父的两个女儿、一群乌克兰教师、一伙“自由”哥萨克以及稍稍驼背的市长。在他们中间的步兵总监，身穿“契尔克斯”袍子，他是阅兵式的总指挥。 教堂里面，沃希利神父也穿起了复活节才穿的法衣。 盛大的仪式已经准备就绪了，要对彼德留拉进行欢迎。蓝黄旗也升起来了，因为新兵要对着它进行效忠宣誓。 师长坐了一辆痨病鬼似的破福特牌汽车，亲自去车站迎接彼德留拉。 步兵总监将切尼亚克上校叫到了身边，他有着完美的身材，留着两撇十分考究的小胡子。 步兵总监吩咐道：“带一个人去检查一下城防司令部和后方机关，看看是不是整齐干净。假若有囚犯的话，排查一下，把那些不是很重要的统统赶走。” 切尔尼亚克叩着靴后跟敬了个礼，叫上身边一个哥萨克骑兵上尉，骑马走了。 步兵总监温存备至地问神父的大女儿：“宴席怎么样了？全部预备好了？” “对呀，城防司令官正在那操持呢。” 她边答边瞟了一眼英俊的步兵总监。 正说着，人群骚动起来了。 只见一个骑兵伏在马背上，沿着公路箭一般飞驰而来。 他挥着手高喊：“来啦——” “各——就——各——位！” 总监大声发令。 所有的军官都赶紧跑到各自的队伍中。 当那辆福特汽车停在教堂的正门口残喘的时候，军乐队开始演奏《乌克兰仍活在人间》。 师长下车后，大头目彼德留拉呆头呆脑地跟下来。他中等个儿，一个有棱有角的大脑袋牢牢地栽在紫红的脖子上，身穿头等蓝呢料子做的近卫军的上衣，扎着黄色皮带，还佩着一支精巧的、装在软皮套里的勃朗宁手枪，他戴着的军帽上面嵌着一个三叉枪的帽徽。 西蒙?彼德留拉一点也不像军人，他的体态毫无英武的气质。 他听着步兵总监简短的报告，不知怎么显出不满的神情。 接下来市长致欢迎词。 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从市长的头上方望过去，远远地看那排列好的队伍。 “咱们开始检阅吧。” 他朝总监点头发令。 彼德留拉迈上了那个竖着军旗的小检阅台，给士兵们作了十分钟的演说。 演说无精打采，显然他是在路上累坏了。 演说结束的时候，士兵们按预先安排好的齐声喊道：“万岁！万岁！” 而后，他走下了检阅台，拿手巾擦了擦前额，在总监和师长的陪同下，开始检阅各个部队。 当走过新兵队列时，他气恼地咬着嘴唇，轻蔑地皱起了眉头。 检阅快要结束时，高高低低的新兵队列向旗子走来。 旗子旁边站着手里拿着一本《圣经》的沃希利神父。 新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吻《圣经》、吻旗角。 偏偏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代表团。全场的人谁也没留意，这个代表团是怎么挤进广场的。 他们来到了彼德留拉的面前。 有钱的木材商人勃卢夫斯坦在代表团的最前头，按照风俗，他双手捧着一盘象征款待的面包和盐，他后面是杂货商人福克斯以及其他三个大富商。 勃卢夫斯坦谦卑地弯下身子，把盘子献给了彼德留拉。 站在彼德留拉身旁的一个军官替他收下了这些献礼。 勃卢夫斯坦说：“敝镇的犹太居民，对您，国家的元首，表示最深切的感激和敬意。请您接受这份由犹太人签名的祝贺书。” “好吧。” 彼德留拉轻声哼了一下，测览了一下祝贺书。 福克斯开口了：“我们极为恭敬地恳请您，允许我们开店营业，并保证我们犹太人的安全。” 他几乎是挤出这句话的。 彼德留拉凶恶地皱着眉头答话了：“你要牢牢记住，我的部下不迫害犹太人。” 福克斯双手一摆，作出了一个很失望的姿势。 彼德留拉怒冲冲地耸了耸肩。 代表团偏偏此时出场，这使他气不打一处来，他转过身来，看见格罗波正站在他身后咬着他的小黑胡子。 “上校，这些人正在对你的哥萨克兵进行控诉。请你查明后给予适当的处理。” 彼德留拉对格罗波说完又转向总监，命令道：“阅兵式开始。” 可怜的代表团没有料到会碰上格罗波，扭头就走开了。 此时，全场的观众密切注视检阅的部署。 只听得尖啸的口令声四处响起。 格罗波赶上勃卢夫斯坦，镇定而又恶毒地威胁道：“快给我滚开，找死的异教徒！否则，我就将你们剁成肉酱。” 军乐响起来了。 首批部队开始通过广场。 士兵们经过彼德留拉面前时，机械地齐声高喊“万岁！”然后顺着公路转向侧面的街道上去。在各中队的前头走着便步的是穿着崭新的茶色军服、手里摆弄着手杖的军官们。这种做法是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首先创立的。 最后那些你挤我碰走得很不齐的是才抓来的新兵。 他们那光脚板踩出了柔软的沙沙声，听起来更是纷乱。军官们努力想让他们保持秩序，但徒劳无益。 当第二中队走过来时，一个走在右翼排头的穿麻布衬衫的小伙子，只顾张望“大头目”，不小心一脚踩在泥坑里，扑通一声摔在了公路上，枪掉在石头上，哗啦啦滚出老远。虽然他拼命想爬起来，但后面的人立刻又把他撞在地上。 观众哄然大笑了。队列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士兵们像赶羊似地通过了广场。那倒霉而可怜的小伙子，急忙地捡了步枪，追赶自己的队伍。 彼德留拉转过身子，他不想看这种尴尬的场面。没等队伍走完，他就朝汽车走去。总监跟在他后头，知趣地问了一声：“长官阁下，不留下来吃午饭吗？” “不！”彼德留拉没好气地答道。 辛辽沙、瓦丽娅和凯利莫卡也混在人群中，他们站在高高的教堂围墙后面看着热闹。 辛辽沙两手紧抓着铁栏杆注视着下边的士兵们，眼里充满了憎恨。 不久之后，他离开栏杆，故意拿一种嘲弄的口气高声喊叫：“咱们走吧，瓦丽娅，杂货店要关门了！” 听到这话的人都惊奇地转过脸来看他，可他却像没事儿人一样，大大咧咧地走向栅栏。 瓦丽娅和凯利莫卡跟着他走了。 切尔尼亚克上校同那个哥萨克上尉副官飞马直奔城防司令部。 到了门前，他们跳下马来，把马交给了一个勤务兵，大步跨进了卫兵室。 切尔尼亚克厉声向一个卫兵发问：“司令官在哪儿？” “不清楚，他出去了。”卫兵吞吞吐吐地回答。 切尔尼亚克四处扫了两眼。 卫兵室脏得出奇，好像从来没有打扫过。所有的床上都乱七八糟的，那些守卫的哥萨克兵很放松地躺在上面，看见长官进来也没有一点站起来的意思。 “看你们这儿像什么？简直是猪圈！”切尔尼亚克厉声骂了起来。“你们不会好好站着，偏像一群猪似地躺着？”他边骂边走向那些躺着的士兵。 有一个卫兵坐了起来，毫无顾忌地打了个饱嗝，十分莽撞地嚷嚷：“你在这儿吼什么？我们这儿也有会吼的，知道不？” “你说我吼？”切尔尼亚克抢进了一步。“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嗯，畜牲！我是切尔尼亚克上校，听见了没有？狗杂种！快给我滚起来，要不然，我给你们好好吃一顿棍子！” 怒气冲天的切尔尼亚克在卫兵室里走过来走过去。 “快给我打扫干净！整好床铺！把你们那鬼脸收拾得像个人样儿！你们自己看看！哪还像哥萨克兵啊！跟叫化子没两样！” 他越数落越生气，抬起一脚把过道上的一个脏水桶给踢翻了。 那副官也毫不示弱，他不停地骂着，还挥动着他那条三根皮带的马鞭，将那些懒兵赶下了床。 “大头目正在阅兵，他或许要来这看看。快点滚起来，快点收拾利落。” 那些士兵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都怕吃鞭子，于是都慌乱地打扫起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切尔尼亚克的名字。 他们急火火地干起来了。 “咱们还得去看看囚犯。”副官提示着。“谁知道他们关了些什么人。要是让‘大头目’看见了，真得遭殃！” 切尔尼亚克严肃地问卫兵：“谁拿着钥匙？把门打开！” 班长慌忙上前打开了门。 “司令官到底去哪儿了？就让我们在这等他不成？马上去给我找他，叫他快点来！”切尔尼亚克威严地命令。“告诉卫兵就在院子里站队……步兵怎么不上刺刀啊？” “我们昨天才换班儿的……”班长解释完，就冲到门外找司令官去了。 副官踢开了牢房的门。牢里有几个人站了起来，其余的仍然躺着。 “把门全打开！”切尔尼亚克不耐烦地说着。“这儿怎么这么黑！” 他细致地观察着囚犯们的脸面。 “你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他冷冷地问那个木板床上的老头子。 老头子拽着裤子站起身来，被这场面给唬住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我自个儿也不清楚。他们把我关进来，我就在这呆着。在我的院子里丢了一匹马，可那怨不着我呀。” “谁的马？”副官插了一句。 “公家的。住在我家的那些人把它换了钱喝酒了，愣是怪我。” 切尔尼亚克飞快地看看这老头子的全身，很是气恼地耸了耸肩。 “收拾你的东西，快点滚吧！”他喊着转向老妇人。 老头子一时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眯起那对昏花的老眼问副官：“那，我真可以走啦？” 副官点了点头：“真的，快滚吧，越快越好！” 老头子赶忙从木板床上拿起自己的袋子，侧着身子跑出牢房。 “你怎么回事儿？”切尔尼亚克问那个老妇人。 她急急地把嘴里的肉饼咽下肚子，唠叨开了：“老爷，我是冤枉的呀。您听我细说，老爷，我是一个寡妇，他们白喝了我自己造的酒不算，还把我关了起来……” “哦，你是专门卖私酒的？”切尔尼亚克又问。 “老爷，您竟然把这叫买卖呀？”老妇人说着就有了气。“他，司令官，没有给我半个子儿，却拿了我四瓶酒。他们都是这样，喝我的酒不给钱。白喝嘛，这叫买卖？” 切尔尼亚克打断了她：“够了，够了，快点滚吧！” 老妇人没等他再重复命令，就抓起篮子，给他鞠了个大躬，朝门口退去。 她嘴里没忘了说感谢话：“好老爷呀，祝您长命百岁！” 多林尼克眼巴巴地看着这出喜剧。说实在的，每个囚犯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进来的这两人是大官，他们有释放囚犯的权力。 切尔尼亚克接下来问多林尼克：“你犯的是什么罪？” “上校老爷问你话，你怎么不站起来？”副官斥责道。 多林尼克慢腾腾地爬了起来。 “我问你，你犯的是什么罪？”上校又问了一遍。 有几秒钟，多林尼克只是盯着上校刮得很干净的脸和拈得非常考究的小胡子，后来他又瞅了瞅那顶克伦斯基式的小帽子的遮檐以及三叉枪的帽徽。突然，他的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万一能混过去呢？” “我没干别的，只是夜里八点钟之后在镇上走路来着。” 他灵巧地编着话。与此同时，心中有种痛苦的期待。 “你为什么要在深夜游荡呢？” “不是深夜，才十一点来钟。” 他说这话时根本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 “走吧！” 他听到这道命令，两腿直颤，连上衣也顾不上拿了，两步就跨出了牢房。 这时，副官正问另一个犯人。 保尔被轮到最后了。 他依然坐在地板上，刚刚发生的一切叫他糊里糊涂的。他见多林尼克走了，他们各自都走了……可他听多林尼克说是在戒严后被抓来的……保尔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 上校开始用那一套话审问精瘦的佐列柴尔了。 “你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 理发匠脸白心慌，急火火地回答：“他们说我煽动，可我不知道，我到底煽动什么了？” 切尔尼亚克马上提起了注意。 “什么？煽动？怎么煽动的？” 佐列柴尔把手一摊，认真回答：“我哪儿知道啊！我只说有人召集犹太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要呈给大头目。” 切尔尼亚克和副官全都走到他的近前。 “什么请愿书？” “恳请停止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请愿书。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里发生过对犹太人的抢劫和屠杀，好厉害呢，我们都怕得要命。” “我知道了。”切尔尼亚克打断了他的话。“我们会为你们犹太鬼起草请愿书的！”他又朝副官吩咐：“最好把这家伙关到更安全的地方，把他带到总部去。我得亲自问他，弄清楚是谁打算呈递请愿书。” 佐列柴尔想要分辩，但副官已狠狠地抽了他一鞭子。 “住口，畜牲！” 佐列柴尔被抽得扭着身子倒在角落里，他的双唇颤抖着，勉强才没哭出来。 这时，保尔站起身来。现在，牢房里只剩下他和佐列柴尔了。 切尔尼亚克来到了保尔面前，用那对黑眼睛打量着他。 “喂，你是因为什么关进来的？” 保尔马上就答：“我割了一块儿旧马鞍子做了鞋底子。” “谁的马鞍子？”切尔尼亚克没听清楚。 “我们家里住了两个哥萨克兵，我把他们的旧马鞍子割了一块当了鞋底子，他们就把我送到这来了。”因为保尔极想出去，便又认真地补充道：“要是我早知道这是不许可的……” 上校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 “我真弄不明白这个城防司令官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关了这么多这样的犯人！” 于是，他转向门口，喊着：“你回家去吧。告诉你父亲，以后得严加管教！嗯，快点走吧！” 保尔几乎不相信这运气，心扑通扑通地跳得飞快。他急忙抓起多林尼克丢在地上的外衣，跑了出来。他穿过卫兵室，从那刚出来的切尔尼亚克身后溜进院子，跑出边门，到在了大街上。 牢房里只剩下佐列柴尔一个人了。他悲哀地四下看着，本能地朝门口走去。就在这时，一个哨兵进了卫兵室，关好门，上了锁，然后坐到了门边的板凳上。 台阶处，切尔尼亚克十分满意地转过脸来对副官说：“幸亏咱们到这里来看了看。你瞧，这儿关了多少废料……倒应该把这个司令官也关上两星期！好，咱们走吧。” 班长早已在院子里整好了他的队伍。他一见上校出来了，就赶紧跑过来报告：“上校老爷，全班在此等候命令。” 切尔尼亚克轻捷地上了马。 副官上马时却很费了点劲儿，那马很是调皮。 切尔尼亚克拉住马缰绳，命令班长：“告诉司令官，说我已经放了他关在牢房里的一群废物。凭他干的这些好事儿，我得把他关上两星期。把剩下的那个家伙，马上给我送到总部去，注意警卫。” “是，上校老爷！”班长应答敬礼。 上校和副官奔向广场，那儿的阅兵式快要结束了。 保尔翻过第七道栅栏就停了下来。 他精疲力竭了。在那个足以憋死人的牢房里饿了这么多天，他浑身实在是没气力了。他不敢回家。要不就去辛辽沙家？可万一走漏风声，不就给他家惹来大祸嘛？ 保尔不知如何才好。于是，他又跑。直到穿过了许多菜园和庄园的后院，胸脯撞到了一道栅栏时，他才稳定下来。 他看了看，就愣住了。原来，这高高的木栅栏后面竟是林务官的花园。嗨！他那两条腿怎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是他想要来的吗？不是！ 然而，他怎么没到别处去呢？偏偏来了这儿！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现在他渴望的是能休息休息，然后再打算下一步。他知道，花园里有个凉亭，去那儿是很不起眼的。 他跳进了花园，望了望那隐现在树林后的房子，直朝凉亭走过去。凉亭四面开敞。要是在夏天，还能有野葡萄遮掩些，而现在什么也没有。 他见此情景打算还回栅栏那里去，但已经来不及了。身后狗在叫着。从屋子里跑出了一只大狗，冲过小道直朝他扑来。 保尔无路可退，只得抵挡了。 狗的第一次进攻被他一脚踢开了。但第二次的进攻马上又开始了，这战斗让人无法预测哪方能胜利。 这当口儿，保尔听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喊叫声：“回来，特列左尔，快回来！” 冬涅娅沿着小道跑了过来。她上前一把拉住了狗颈上的皮带，朝靠在栅栏上的保尔说：“您怎么到这里来呀？这狗会咬伤您的。幸亏我……”突然间，她愣住了。她的双眼瞪得老大——这个少年怎么这么像保尔?柯察金呀！ 眼前的少年动了动，低声问：“你……您还认得我吗？” 冬涅娅叫了一声，直朝保尔扑来。 “保尔，亲爱的，是你？” 特列左尔把她的叫声当成了袭击的信号，立时就窜过来了。 “回去！” 冬涅娅踢了它两脚，它便夹着尾巴悻悻地回了屋子。 冬涅娅紧紧抓住了保尔的双手，急切地问：“你自由了？” “你原来都知道了？” 冬涅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口就说：“我什么都知道了。琳莎告诉我的。但是，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呢？他们放了你？” 保尔全身都没了气力，低声解释：“他们错放了我，我才得以逃出来的。他们现在肯定又在搜查我了。我是无意间跑到这儿的，原本打算在凉亭里歇一会儿。” 他好像有些歉意，补充道：“我实在是太累了。” 她久久地凝望着他，心中惊喜交加，周身涌起了一股怜爱与温情的热浪。 她紧握着他的手说：“保尔，我亲爱的保尔，我亲爱的，我心上的人……我爱你……你听见没有……你这倔强的孩子，那天你为什么要离开呢？现在你到我家去跟我住在一起吧。不管怎么样，我也不放你走了。这儿清静无比，你想住多少天都行。” 可保尔却摇了摇头。 “一旦他们在这儿找到我，那就连累你们家了！我不住在这儿！” 她一听这话，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双眸闪着奇异的光芒，睫毛颤个不停。 “要是你不住下，那以后你就别再见我了！你不知道吧，阿尔吉莫已经不在这儿了，他被押着开车去了。所有的铁路工人全被征调走了。你能去哪儿呢？” 保尔明白她的感情，但又怕牵连这个可爱的心上人，所以很是矛盾。但连日来的折磨让保尔没有坚持下去的气力了，他多么想好好休息一下啊，肚子里饿得难受……　　他最后答应了冬涅娅。 当他坐到了冬涅娅房间里的沙发上时，母女二人正在厨房里商量：“听我说，妈妈。我的那个学生，保尔?柯察金正坐在我的房中。你还记得他吧？我什么也不瞒你。他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所以被抓了起来。现下他逃了出来，没处可躲。” 她说得声音都颤抖了。 “妈妈，我求你，让他暂时住在咱们家里吧。”她的双眼充满恳切与热望。 母亲拿话探着女儿的心思：“好吧，我没什么。不过，你打算把他安顿在哪儿呢？” 冬涅娅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激动而又难为情地说：“我想把他安顿在我那房中的长沙发上。不过，咱们可以先不告诉爸爸。” 母亲盯着她的双眼，问道：“唔，这就是你哭的原因喽？” “嗯。” “但他还是个孩子嘛。” 冬涅娅激动不已地拽着自己的罩衫袖子，一本正经地说：“是的，不错，但要是他逃不出来，他们会把他当成一个大人给枪毙掉。” 母亲由衷地担心：保尔住在家里的后果以及冬涅娅对他确定无疑的爱情。而且，她对保尔一无所知。 冬涅娅热诚地忙活开了。 她对母亲说：“妈妈，他应该洗个澡，我这就去准备。他脏得跟真火夫没两样儿了。多少天都没洗脸了……” 她跑出去了，又收拾浴池，又准备衣服，把水也烧好了。接着，她又跑进自己的房间，一句话也不说，抓住保尔的手，把他拉进了洗澡间。 “把你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换上这套。你的衣服要洗洗了。”她指给保尔的那套衣服是一件蓝色水手衫和一条肥腿裤子，水手衫还有带白条的领子。 保尔惊讶万分地四下看了看。 冬涅娅笑呵呵地解释：“这是我化妆用的衣服。你穿肯定合身儿。好了，你洗吧，我先走了。趁这空儿，我给你弄吃的去。” 她随手带上了门。 保尔也只有赶快脱掉脏衣服，迅速跳进浴盆。 一小时过去了。他们三个人——母亲、女儿和保尔——在厨房里吃午饭。 因为饿得要命，保尔一口气吃了三盘子。刚开始吃的时候，他面对冬涅娅的母亲还有点不自在，后来，他觉得她很亲热和气，也就放开了。 吃完饭后，他们一齐来到了冬涅娅的房间里。保尔答应了冬涅娅母亲的要求，将他遭受的折磨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母亲关切地问。 保尔想了想回答道：“我打算看看我哥哥阿尔吉莫后就离开这儿。” “去哪儿？” “去乌曼或基辅吧。不过，连我自己也没决定呢！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离开这儿。” 保尔对眼前的一切真有点不敢相信。早上，他还在牢房里呢！而此时此刻，才过了半天，他却跟冬涅娅并肩坐在了一起，穿上了干净的衣服。尤其是，他现在自由了。 生活本就如此，变幻莫测！正像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又阴。 如果没有人再追捕他，此时，他可以说是无比幸福的人了。 但，即便是在这宽敞安静的房子里，也有再被抓走的可能。 他得离开这个市镇，不管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能再呆在这个市镇。 但是他又舍不得这里。真不像话！以前读加里波第英雄的传记时，多么羡慕他啊，加里波第的生活是多么艰难，仇敌满世界地追他。而自己呢，仅仅才经过一星期的苦难，就像艰苦了一年多那么漫长。 由此可见，他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英雄。 “你在想什么？”冬涅娅弯着身子关切地问。他觉得她那碧蓝的眼睛像无底的深渊一样诱人。 “冬涅娅，我想把霍列斯金娜的事情告诉你。” “你说吧……”冬涅娅兴奋地请求着。 “……她就这样一去不返了。”他十分沉重地说出了最后的一句。 屋里的时钟有节奏地滴答着。冬涅娅听得几乎要哭了，她紧咬嘴唇控制着自己。 保尔望着她，坚定地说：“我今天就得离开这儿。” “不，不，今天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离开这儿，哪儿也不许去！” 她把温柔纤细的手指轻轻地伸到他那头乱发里，无限深情地梳弄着……“冬涅娅，你帮我一个忙吧。去调车场给我找找阿尔吉莫，再送个条子给辛辽沙。我那支手枪藏在老鸹窝里。我不能去拿，叫他给我拿来。这些你能替我办到吗？” 冬涅娅听了立时就站了起来。 “我这就去找琳莎，跟她一道去调车场。你先给辛辽沙写条子吧，我给送去。他住哪儿？要是他想见见你，我可以告诉他你在这儿吗？” 保尔思考了一下，答道：“就让他今天晚上送到花园里来吧。” 等到冬涅娅回来时，天早已很晚了。保尔睡得很沉。 她小心地摸了摸他，他立刻就睁开了眼。 她欢乐地说：“阿尔吉莫马上就来。他刚好出差回来。由琳莎的父亲担保，他请了一个小时的假。机车正停在车厂里。我没有告诉他你在这儿。只是说，我们有要事相告。你看，那不，他来了！” 冬涅娅迎向门口。 阿尔吉莫正惊讶地站在那儿。此时，他真有点不大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进来后，冬涅娅随手把门关上，为的是不打扰父亲——他患伤寒病刚好，现在正躺在书房里休养呢。 阿尔吉莫紧紧地抱住保尔，直抱得他骨节咯咯地响。 “亲爱的弟弟！保尔！” 他们终于做出决定：保尔明天动身。阿尔吉莫想法把他藏在辛辽沙的爸爸开的机车上，去卡扎亭。 一向要强的阿尔吉莫，这些天一直牵挂着弟弟，既着急又愁苦。现在他喜不自禁，非常放心了。 “就这么说定了。明早五点，你去材料库那儿，等机车装木材，你就上去。我本想跟你多聊一会儿，但现在得回去了。明早我送你走。我们现在被编成一个铁路员工大队了。跟德军占领时差不多，在武装卫兵的监督下干活。” 他一会儿就走了。 天黑下来。 辛辽沙大概该来了。保尔在黑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等着辛辽沙。 黑暗之中，他终于见到了辛辽沙。他俩紧紧地握着手，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瓦丽娅也来了。他们小声谈论着。 “我没能把手枪给你拿来。你们院子里都是匪兵，停着马车，生起了火。没法上树啊。真是倒霉。”辛辽沙解释着。 “甭管它了。”保尔十分理解他，便安慰道，“没准儿这样反而更好呢。在路上，要是查出有枪，就会掉脑袋的。不过，日后你抓空儿一定得把它拿下来。” 瓦丽娅凑近了问：“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瓦丽娅，天一亮就走。”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给我们讲讲吧。” 保尔小声地概述了一遍，话说得很快。 最后，他们亲切地告别了。辛辽沙没有开玩笑，他心里很不好受。瓦丽娅则哀哀地嘱咐：“保尔，祝你一路平安，别忘了我们啊！”说完，他们走进了黑暗中。 屋子里鸦雀无声。时钟不知疲倦地走着，步子十分准确。两个年轻人谁也没有睡觉，因为再过六个小时，他们就要离别了，或许很可能是永远的离别。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中，他们两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千言万语要诉说呀！ 啊，青春，多么美好的青春啊！ 当情欲还没有完全觉醒，只是从急切的心跳中被隐约地感觉到的时候；当无意之中触及了爱人胸乳的手像受惊一样颤抖并立刻缩回来的时候；当纯净的友爱阻住了那最后的一道堤坝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搂着脖颈的手臂、比触电般炽热的亲吻更甜蜜可爱的呢！ 自建立友情以来，这是他俩第二次接吻。除了母亲之外，谁也没有爱抚过保尔；而且恰恰相反，他经常挨别人打。冬涅娅的爱抚叫他感到无比的甜蜜与幸福。他真不知道，在残酷的生活中还有这种青春的快乐！人生的路上，遇到这个姑娘，真是莫大的幸运！黑暗中，他清晰地闻到了姑娘的发香，仿佛也看见了她的眼睛。 他激动地倾诉着衷肠：“冬涅娅，我多么爱你呀！我真是说不出多么爱你——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告诉你。” 他的头晕眩而目光迷离…… 她那柔绵的肉体是多么温润顺从啊……　　但，青春的友情高于一切！ 他温情地对她说：“冬涅娅，等太平的时候，我一定要当个电工。如果你不拒绝我，我的爱是真诚的，那时我愿意当你的好丈夫。我一辈子也不欺负你，要是我对不住你，就让我不得好死。” 他们不敢拥抱着入睡，他们担心母亲看见了会生气，因而就分开了。 他们睡着了的时候，天已经麻麻亮了。 睡前，他们相约终生不忘。 清晨，冬涅娅的母亲早早就把保尔叫醒了。 他赶紧起身。 当他在浴室里换上他自己的衣服、鞋子和多林尼克的外衣的时候，冬涅娅的母亲又叫醒了女儿。 他俩匆匆赶往车站。晨雾潮湿地弥漫着。 他俩又绕过车站走到了木堆旁。 阿尔吉莫正在一辆被木柴填满的机车附近万分焦急地等着他们。 高大的机车嗤嗤地冒着蒸气，慢慢地朝他们开来。 老布洛扎克透过机车的窗子向外张望着。 他俩匆匆地说了再见。 保尔紧抓住机车的扶梯，爬了上去。 当他回头看时，那两个他十分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映入了他一生的记忆中：高大魁梧的阿尔吉莫、娇小玲珑的冬涅娅……晨风吹拂着冬涅娅的衣衫，她那栗色的鬈发招展着……　　她脉脉含情地挥着手。 阿尔吉莫瞥了一眼冬涅娅。 他心中暗忖：“不是我傻，就是他俩傻。保尔啊保尔，你才多大一点呀！” 列车已经转弯了，他转过身来问冬涅娅：“唔，这下咱们俩可以自报姓名了吧？” 于是，冬涅娅的小手握在了他那只厚实有力的大手里。 呜——远处传来了正在加速的火车的轰隆声。 七 炮火连天的日子过得很慢，一天，一天，好不容易才度过了一个星期。小镇很是无奈。 每天只有到了深更半夜之后，才有片刻的安宁，但偶尔还有一阵枪声陡然响起来：那是双方的岗哨在相互试探火力。 天刚发白，士兵们就都聚集在大炮周围忙碌起来。 不一会，大炮便张开黑嘴，凶猛异样地咳嗽起来了。 士兵们赶紧又把新的炮弹装上去。 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就跟着一颤。 炮弹嘶嘶地飞到距小镇三俄里外的红军占领村庄里，轰隆一声炸开了，把许多泥块土渣儿溅到空中。 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里设立了红军的炮队。 这个修道院正好在村中央的高岗上。 炮兵队政委扎莫斯京骤然从睡梦中跳了起来。 他刚刚枕着炮身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手枪的皮带，然后竖起耳朵倾听炮弹的飞行，等着它的炸落。 紧接着，院子里便响起来了他那嘹亮的喊声：“同志们，起来吧，明天我们再补睡。到时候了，起——来！” 炮兵们都睡在大炮四周。 一听召唤，全都敏捷地跳了起来。 只有西多尔丘克起得迟缓，他懒懒地抬起头。 “你们这些家伙，天还没亮，就叽里呱啦地乱叫一气——真是群讨厌的东西！”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着说：“哦！西多尔丘克，弟兄们真是太不友好了，竟然都不知道你还没有睡醒。” 炮兵西多尔丘克起来了，嘴里仍嘟嘟嚷嚷的，老大的不高兴。 几分钟后。 修道院里的大炮怒吼起来了，炮弹纷纷落在镇上。 白匪军在镇上糖厂那座高烟囱上搭了一个木板的隙望台，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员坐在上面。他们是顺着烟囱的铁梯爬上去的。 在这儿，他们指挥着炮兵射击。因为有一定高度，对全镇的动静都能一目了然。对围城的红军的动作，也能观察得清清楚楚。 今天红军尤其活跃。 他们可以通过蔡斯望远镜看到红军的举动。一列装甲火车缓缓地沿着铁路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开来，不住地开炮。后边就是步兵的散兵线。 红军一连攻了好几次，白匪军凭借城郊的工事固守着。 猛烈的炮火从各个战壕里喷了出来，到处是枪林弹雨。当进攻到了最吃紧的时候，枪炮声连在一起，成了怒吼。 硝烟弹雨中，红军又撤了下去，战场上留下了许多尸体。 比起先前，今天对市镇的轰击更加猛烈、更加频繁，也更加坚决了。大炮不断地轰炸着，空气也震荡起来了。 从糖厂的烟囱上，能够清楚地看见，红军的战线正向前推进。 红军战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前赴后继。他们差不多占领了车站。 谢乔夫师团把全部后备队都调了上来，可仍没有堵住火车站上被打开的豁口。 那些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红军战士已冲进了车站周围的各条马路。 在一阵急促而猛烈的攻击之下，守卫车站的白匪兵终于放弃了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和果园，狼狈不堪地逃向市镇。 红军的先头部队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用刺刀扫除了白匪军的后卫，占领了各条街道。 辛辽沙全家人及近邻们一同躲在地窖里，但这个时候，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到上面去。 他不顾母亲的反对，独自跑出了那个阴森的地窖。 装甲汽车“萨盖达奇内”号正轧轧地开过他家门口，一面退着，一面发疯地扫射着。彼德留拉的残兵败将慌张地跟在它的后面。 有一个匪兵闯进了辛辽沙家的院子。只见他惊慌地扔下钢盔、步枪和子弹袋，爬过篱笆，钻进了菜园。 辛辽沙决定到街上去看看。 这时，溃退的白匪兵们正沿着通往西南车站的大道逃窜。 装甲车掩护着他们。 那通往镇上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 忽然，大道边出现了一个红军战士。只见他迅捷地卧倒，朝大路口那一头射击。 紧跟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辛辽沙看到他们在弯着上身追击。 他们中间有一个脸色黝黑、眼睛发红的中国人。他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衬衫，胸前交束着机枪的子弹带，双手都握着手榴弹毫无惧色地勇猛向前。 最前面的那个红军战士看上去还很年轻，手里提着一挺轻机枪。 这是最先冲到镇上来的红军战士。 一阵狂喜支配了辛辽沙，满身的热血驱使着他飞一样跑到大路上，拼命高呼：“万岁！红军们，万岁！” 他的突然出现，让红军没有反应过来。 那个冲锋的中国人几乎把他撞倒。中国人正打算全力扑向他时，这个年轻人极度的兴奋之情阻止了他。 “匪兵们逃向哪儿啦？” 呼呼喘着粗气的中国人问他。 而辛辽沙没有听见他的话，只顾飞跑进院子，抓起了那白匪兵扔下来的步枪和子弹带，反身追上了红军们。 红军战士们根本没有在意他，直到大伙进了西南车站，才看见了他。 他们截住了几列白匪兵的满载枪械弹药的火车，把残敌赶进了树林子，才停下来休息，整顿。 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跑到了辛辽沙面前，十分惊讶地问他：“小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的，就住在小镇上。” 辛辽沙告诉他，语气十分喜悦。 “我早就盼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围拢过来。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笑呵呵地说，“我们刚冲进镇上的时候，他还高呼‘红军们，万岁！’呢，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的好兄弟！” 那个中国人拍着辛辽沙的肩膀又夸奖了几句。 辛辽沙快活极了。 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了战友。 他和战友们一同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镇一下子又活跃起来了。 受尽苦难的市民们纷纷爬出了地下室和地窖，高兴地跑到门口看红军进城。 辛辽沙的母亲和瓦丽娅一眼就看见辛辽沙。只见他连帽子也没戴，肩上背着步枪，身上束着子弹带，兴高采烈地走在红军的队伍之中。 他的母亲又气又急，站在那儿直搓手。 辛辽沙，她心爱的儿子辛辽沙，也去随军打仗啦！唉，这还了得！试想一下，他在全镇人的面前，大摇大摆地背着枪走，以后怎么好呢？ 想到这儿，她忍不住了，就大声喊叫：“辛辽沙，快回家！马上给我回家！看我不收拾你！小流氓，你打什么仗去！快给我回家打去！” 她边叫边跑过去，想拉住儿子。 但她的儿子，被她揪过无数次耳朵的小辛辽沙，却气恼地瞪了她一眼，羞红着脸，不满地责备道：“吵什么吵！我死也不离开这队伍！” 他连停都没停一下，就从母亲身旁走了过去。 这下可把母亲惹火了：“哎呀，你敢这样跟你妈说话！”她更加提高了嗓门儿，“好啊你！以后甭想回家！” 辛辽沙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以后就是不回家了！” 这可怜的妇人被噎住了，呆站在路上。 这时候，一队队脸色黝黑，满身灰土的战士走过了她的身旁。 一个响亮的声音跟她开了个玩笑：“别哭了，大娘，我们要选你儿子当政委呢！” 队伍里响起了一片和悦的笑声。 这时，雄壮而整齐的歌声唱起来了： 勇敢的同志们齐步走， 走到战火中去锻炼哦， 拿我们胸膛开条大路， 大路通着自由乐园哦…… 在这和谐低沉的合唱中，可以听到辛辽沙那个嘹亮动听的高音。 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家。在这新家所有的步枪中，也有一支属于他。 列辛斯基的院门口钉着一张硬纸，上面写着：“革命委员会”。 旁边还贴了张红色的宣传画。 画上画的是一个红军战士的眼睛和指头，指头正指着看这张画的人。 画上的题字是：“你参加红军了吗？” 昨夜，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把那些无声的鼓动者贴了出来，同时还贴出了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张《告谢别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镇，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希望全体市民保持冷静。那些虐害犹太人的匪兵已被打败了，但为了坚决不让他们卷土重来，完全彻底地把他们消灭干净，大家参加红军吧！用你们所有的力量来保护这劳动者的政权！ 本镇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部；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 进出列辛斯基住宅的都是新人物了。“同志”这个崭新而亲切的字眼儿到处都可以听到了。 多林尼克忙得废寝忘食。 这个木匠正筹建着本镇的革命政权。 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贴在这个住宅中一间小房子的门口，上面写的是“党委会”。 叶戈纳金亚娃是这里的负责人，她是个沉静而又坚强的女人。 受到政治部的委派，她和多林尼克来负责组建苏维埃政府各机构。 仅用了一天时间，各工作人员就齐备了，打字机啪啪地响了起来。 粮食委员会建立起来了，负责人是蒂日茨基。 他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他生性活泼，脾气急躁。他极端仇视工厂里那些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他用波兰话发表了激烈而又坚定的演说，他边讲边敲着讲台的栏杆：“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咱们祖祖辈辈为波托茨基当牛做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咱们忍饥挨饿、衣不遮体，可伯爵大人却吃香的喝辣的，住着宫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家想想，他们作威作福，骑在我们脖子上，都多少年了！咱们波兰工人和乌克兰、俄罗斯工人一样，受苦受难，成年累月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现在，那些给伯爵拍马屁的人却胡说八道，挑拨离间！ “苏维埃政权不会用铁拳对付波兰工人！各民族的工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真正的自由。 “全部无产者都是兄弟，但那些贵族老爷，请大家放心，我们决不会放过他们！” 他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之后又用手使劲儿敲讲台的栏杆。 “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的事不会再重演了，流血和不幸也不会再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们彼此都是兄弟，这样我们才会得救，才会得到幸福的生活。 “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接下来他又长篇大论地说开了成立波兰共和国的希望。 当他从讲台上走下来时，青年们都高声欢呼。 但上了年纪的人都没表达什么。 谁敢打保票呢——说不定红军明天就撤走了，那时候，每句话，每个字都得付出代价。不是被绞死，就是被赶出工厂。 那个又瘦又高的中学教员切尔诺佩斯基担任教育委员。 这是目前本地教育界唯一一个对布尔什维克忠心不二的人。 在革委会对面驻扎了一个特务连。 他们担任了革委会的警卫。 每当晚上，花园里，大门口，就会有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架起。它的旁边是两个持枪的步兵。 叶戈纳金亚娃正要去革委会。 在门口，一个很小的红军战士吸引了她的注意。 于是她问道：“小同志，您今年多大了？” “快十七了。” “是本地人吗？” 他笑呵呵地回答：“是，在前天的战斗中，我刚刚加入红军了。” 叶戈纳金亚娃端详着他。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火车副司机。” 这时多林尼克同一个军人向着栅栏门走来。 叶戈纳金亚娃对他说：“看，我给共青团区委会找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的。” 多林尼克飞快地打量着辛辽沙。 “你是谁家的？哦，这不是布洛扎克的孩子吗！那好了，你去干吧，将那些小兄弟组织起来！” 辛辽沙十分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人。 “可是，我在连里的任务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走上了台阶，他扭过头来告诉他：“这个我们会安排的。” 第二天的傍晚，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就成立了。 崭新的生活突然而至了。 辛辽沙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他的家丢在了脑后，尽管他离家才几步之遥。 他，辛辽沙?布洛扎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区委员会书记，已经完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 他不只一次地将那张盖着乌克兰共产党（布）印章的白纸片从衣袋里掏出看来看去，上面清楚地写着他的身份。 要是有人对这一点进行怀疑的话，看看他制服外皮带上的枪就会确信了。这是他的好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一支带帆布套的“曼利赫尔”手枪。 唉，只可惜保尔不在跟前。 这时，叶戈纳金亚娃正在等着他。 他们要一道去火车站里的政治部领取宣传品和报纸。 他急火火地跑到街上。一个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预备好汽车正在等他们。 去车站的路不算近。 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团的参谋部和政治部就设在列车上。 乘车期间，叶戈纳金亚娃问了辛辽沙好多问题：“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建立了组织吗？你应当在那些工人的孩子中进行鼓动和宣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 “明天咱们就起草一篇共青团宣言，将它印出来，再召集青年，在戏院里开个大会，同时，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政治部的乌斯季诺维奇。她好像正在做青年工作。” 琳丹?乌斯季诺维奇姑娘，今年十八，一头乌黑的短发，身穿茶色新制服，腰里扎了一条窄窄的皮带。 辛辽沙跟她学了不少新东西。她还答应协助他开展工作。 当他们分手时，她给了他一包书，另外又特地给了他一本共青团的小册子。 他们直到很晚才回到革委会。 瓦丽娅一直在花园里等辛辽沙。 她见他来了，便跑到他面前，抱怨道：“你怎么一点也不害臊呢？怎么，你真不要家了？为了你，知不知道，妈成天哭，爸气得不行。准会出事的！” “没关系的，瓦丽娅，什么事儿也不可能出。我真没工夫回家。说实话，我今天也回不去了。正好，我有话跟你说，到我这儿来。” 瓦丽娅简直认不出弟弟来了。 他像是变了一个人，浑身像是充足了电似的精神抖擞。 他让姐姐坐在了一张椅子上，随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是这么回事。你也加入共青团吧。不懂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是团里的书记。你不信？那么，喏，你看这是什么！” 看完了他的证件，瓦丽娅仍是不大明白地问道：“我加入共青团能干什么呢？” 辛辽沙双手一展：“干什么？你还怕没的干？我的好姐姐，我忙得都顾不上睡觉。要好好地宣传、鼓动。我们要召集全部的青年在戏院里面开个大会，详细地说说什么叫苏维埃。叶戈纳金亚娃非得让我演说一番，我想了想，觉得不行，因为我实在不知说点什么。我一上台准说不出话来。好吧，你说，你想不想加入共青团呢？” “我不知道。要是加入了，还不把咱妈气疯喽？” “你先别管那么多，瓦丽娅。”辛辽沙认真地讲解道，“妈不懂这些事儿。她只想让孩子守在身边。实际上，她一点也不反对苏维埃，她倒是支持的。但她只让别人到前线去打仗，不乐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你说，这公平吗？你还记得朱赫来的话吗？你看保尔，他就不管他妈了，自己走了。现在咱们有了生活的权利了。那么，瓦丽娅姐姐，你就不会说个‘不’字儿？呵，你想啊，这多好！你在女孩中工作，我在男孩中工作。我今天就叫‘红头发’凯里莫卡参加进来。瓦丽娅，你究竟参加不参加呀？我这有关于这个的小册子。” 他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姐姐。 瓦丽娅的双眼盯着弟弟，低声问他：“要是匪兵们打回来怎么办？” 辛辽沙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必然要跟大家一起走呵。但是你怎么办呀？妈那会儿一定很难受。” 他沉默了。 “辛辽沙，你把我的名字填上，别叫妈知道，除了你我，别叫任何人知道。我一定尽力帮忙。这是较好的办法了。” “对，瓦丽娅。” 这时，叶戈纳金亚娃走了进来。 辛辽沙给她介绍：“这是我姐姐瓦丽娅。我正和她谈思想呢。如果成为共青团员，她会很合适，但，你知道，我们的母亲太严厉了。咱们可以让她秘密参加吗？比如说，万一我们必须撤退的话，当然了，我是拿起枪一同走的，可她就不忍心叫母亲难过。” 叶戈纳金亚娃坐在桌子的一头，认真地听完了他的这一席话后，说：“好，这法子挺妥当！” 戏院里。 叽叽喳喳的青年们全到了。 糖厂工人的管乐队在演奏。 来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男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来到这里，与其说是为了开会，还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大幕终于拉开了，刚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这个又瘦又小的人长着个惹人注意的尖鼻子。他的出现，引起了全场的关注。 所有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尽管有些名词大家还不懂。 他讲完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让辛辽沙继续讲话，自己先行告退了。 辛辽沙担心的事情真得发生了。 他一登台，便说不出话来了。 “说些什么呢？有什么话好说呢？” 他找不着一句适当的话。于是他浑身不自在了。 多亏了叶戈纳金亚娃的提醒：“你就说说关于组织支部的事儿吧。” 辛辽沙立刻就说起了实际问题。 “同志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我们该做的就是组织支部了。谁同意？” 琳丹跑过来帮辛辽沙。 她告诉听众们，莫斯科的青年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辛辽沙站在一边，狼狈极了。 他看到大家对组织支部的提议如此冷淡，感到十分气愤。 他怒视整个会场。 显然听众对琳丹的演说也并不太在意。 他看见扎利瓦诺夫在轻蔑地斜瞟着琳丹的同时，还在跟琳莎小声说笑。 坐在前排的是那些中学高年级的女生。她们的小鼻梁上扑着白粉。交头接耳，低声谈话的同时，她们狡猾的小眼睛东张西望。 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坐在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 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也在其中。 他坐在舞台脚灯的旁边，满脸怒气，气愤地注视着穿戴时髦的琳莎和安娜。 她俩正毫无顾忌地跟她们的情人说说笑笑。 琳丹已感觉出大家没有听她的演说，所以就赶快结束了。她让叶戈纳金亚娃讲话。 叶戈纳金亚娃镇静而安详，终于压住了会场的喧笑声。 “我希望大家对这件事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有谁要说话，请上台来。” 会场格外寂静。 突然，有一个后排的人说道：“我要说话！” 一个眼睛有点斜、样子像熊的人——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上了舞台：“如果事情是这样，如果布尔什维克需要我帮忙，我不会不干的。辛辽沙知道我，我要加入共青团。” 辛辽沙喜上眉梢。他立刻站到舞台中央，兴高采烈地高声说：“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早说过，米什卡是我们的人，他爸爸是铁路扳道工，被火车轧死了，因此米什卡辍学了。可尽管他没读过中学，却立刻就听懂了我们的道理。” 会场响起一阵吵嚷与怪叫声。 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药铺老板的儿子，头发梳成了时髦的鸡冠形——请求发言。 他拉了拉制服说：“很抱歉，同志们，我还不大明白要我干什么。要我搞政治？那我的功课怎么办？要是弄个体育俱乐部还差不多！搞政治，我还怕被绞死呢！” 会场上发出了讥笑声。 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上来了。 只见他恶狠狠地把帽子往前额上拉了拉，用愤怒的眼睛扫视着下面坐着的人们，高声喊着说：“你们这些混蛋，笑什么笑？” 他的两颗眼睛像烧红的煤球一样。 他深吸了一口气，浑身上下战栗着，接着往下说：“我叫伊凡?察尔基。我没爸没妈，是个孤儿；白天要饭，夜里睡在街上，过得跟狗一样，不像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 “可红军来了，收容了我。全排都爱护我，给我吃，给我穿，教我读书写字，叫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把我教育成一个真正的人，我明白，我至死都为穷人而斗争！ “你们这些坐在这儿像马一样咴儿咴儿叫的少爷公子，哪里会知道在这个城镇之外，死了两百多个红军呢？那也是人命……” 他的声音像从绷紧了的弦上发出来的，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他们是为我们的幸福牺牲的；全俄罗斯到处都有这样的红军，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可你们却寻欢作乐！” 说到这儿，他突然转过身子面向主席台说：“你们跟这些人说话！” 他又用手指指会场。 “他们能听懂？决不会！‘饱汉不知饿汉饥’，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 他愤愤地朝着大会场喊着。 “我们不再请求了，我们也不想用你们这些混蛋！只有机枪能收拾你们！” 他喊完后跳下台，甩手就走。 主持会议的人没有一个留下参加晚会。他们都回了革委会。 辛辽沙苦恼地说：“真够糟的！察尔基说得没错儿。找这些学生来开会没一点用！只能惹一肚子气！” “这很正常。”叶戈纳金亚娃接过了话茬儿说着，“本来都是些小市民嘛，咱们应该把目标赶快转移到工人中间……” 琳丹也同意她的提法。她对辛辽沙说：“咱们可别因为这次会议就灰心呀，咱们要不断地宣传、鼓动，争取所有的劳动者。车站的政治部正着手创办一个夏天剧场，过几天后，还要开来一列宣传车呢，那时，工作就好开展了。列宁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将千百万劳苦大众发动起来参加斗争，我们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当晚，辛辽沙把琳丹送回了车站。 分手时，他长时间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是的，要比正常的一般握手长得多。 琳丹微微地笑了一下。 辛辽沙回来时，顺路进家看了看。 他一声不吭地听着母亲的数落。 当他父亲骂他时，他立时就反攻了，而且把老布洛扎克问得一愣一愣的。 “爸，我问你，你们罢工后，还在机车上打死了德国兵，那时你想过家吗？你想过，但你仍是干了，因为天理良心让你那样做！同样，我也想到了你们。我知道，一旦我们撤退了，家里肯定受牵连。但反过来呢，要是咱们胜利了，那咱们不就翻身了吗？我不呆在家里。爸，你也别啰嗦了，你应该知道，我是在干正经事儿，你该帮我，支持我才对，你偏和我吵嚷个没完！爸，咱们和解吧，妈也不会唠叨了。” 他盯着父亲，满脸都是亲切的笑容，纯净的深蓝色双眼充满了真诚与渴望，当然还有自信。 老布洛扎克坐在长凳子上很不自在。 面对着儿子的笑脸，他也露出了笑脸。从那乱糟糟的短胡子里，咧开了两排黄牙：“你这小子，倒用阶级的天理良心来责备我了？你以为你一带上手枪，我就不敢拿皮鞭揍你了呀？” 但他的语气充满了亲昵。 他犹豫了一会儿，不知如何才好，突然，他坚定地把他那长茧子的粗手伸给了儿子。 他补充说：“辛辽沙，孩子啊，你继续向前闯吧，在你上坡的时候，我决不拦挡你！不过，你得常回家看看，别让我们见不到你。” 黑夜。 台阶上有一道从门缝里透出来的亮光。 一个大房间里，摆着柔软的大鹅绒沙发，律师用的大写字台周围，坐着五个人。 革委员在开会。 他们是：多林尼克，叶戈纳金亚娃，戴着哥萨克皮帽、活像吉尔吉斯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委员——瘦高的调车场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铁路工厂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俯在桌子上，用固执的眼光盯着叶戈纳金亚娃，用沙哑的声音缓缓地说：“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粮食。投机商一见咱们来就抬高了物价，还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都用尼古拉的旧币或是克仑斯基票。 “今天咱们得规定物价。投机商肯定不按定价出售，而把东西藏起来。那时，咱们就去搜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决不留情！咱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工人再饿肚子呀！ “叶戈纳金亚娃同志警告我，不能太过火。我认为，她还带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我有什么说什么。 “而且呢，问题不只是小商人。比如，我今天听说，说旅馆的老板鲍里斯?佐恩就有那么个秘密地窖。好多大商人，早在彼德留拉来之前就在那囤积了大量货物。” 他讽刺地冷笑着，特别望了一眼季莫申科。 “你怎么知道的？” 季莫申科赶忙追问，他感到羞赧而气恼，因为侦查这类事本是他季莫申科的任务，可每次多林尼克总是先得到这类消息。 多林尼克笑着答道：“嘿——嘿！兄弟，我什么都能看见，不光是秘密地窖，连昨天你和师长的汽车司机喝了半瓶私酒我也看见啦。” 季莫申科难为情地红了脸，坐在那儿很是发窘。 “嗯，对，对！” 他无奈地应着，本想还说点什么，可却瞥见了叶戈纳金亚娃紧皱的眉头，就又把话咽下去了。 “这个鬼木匠！他有自己的肃反委员会呢！” 季莫申科盯着革委会主席，心里骂着。 “这是辛辽沙对我说的。” 多林尼克解释道。 “他有个朋友在车站饭馆当过伙计。原来，饭馆的一切都是佐恩批量供给的。昨天，辛辽沙又得到了准信儿：佐恩的确有个地窖。 ‘应当找到它！’季莫申科，你带着弟兄们和辛辽沙去吧，限你今天，务必找到！如果找到了，咱们就都不愁了，工人们和战士们也就都不愁了！” 半个小时后。 八个武装士兵进了旅馆老板的家，留下两个守住了门。 老板又矮又胖，样子颇似大酒桶，脸上长着红毛，有几天没刮了。 他拄着木腿，假惺惺地笑着迎接来人。 他的声音很嘶哑：“同志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有何贵干啊？” 站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女儿们。都披着睡衣，被手电筒照得眯起了眼睛。 隔壁房间里，那个胖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叨唠着。 季莫申科只答了两个字：“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寸都被查过了。 大板仓、储藏室、大酒窖、柴堆、厨房，也都查了一遍。 没有找到一点秘密地窖的迹象。 一个女仆睡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睡得很熟，连有人进去都没能使她醒来。 辛辽沙小心地把她叫醒了。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干活的吧？” 他问那个没完全清醒的姑娘。 她拉着被头盖住了肩膀，用手挡着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怎么回事，惶恐不安地说：“是的，我是干活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辛辽沙跟她说明来意，就走开了，并叫她赶快穿上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大的饭馆里审问老板。 老板一副有口说不清的样子，急得唾沫星子乱溅：“你们打算怎么着呢？我只有一个地窖。你再查一百遍也没用。不错，我过去开过旅馆，可现在已经是穷人了。彼德留拉的兵早把我抢得一干二净了，还差点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但我所有的东西，你们不也都看到了吗？” 他说话的过程中，总是伸展那两条又圆又短的胳膊。他那对充满血丝的眼贼溜溜的，一会儿看季莫申科的脸，一会儿看辛辽沙的脸，一会儿又看某个角落或天花板。 季莫申科威胁着：“你还想继续隐瞒下去？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赶快给我们说出地窖在什么地方！” “哎哟，您怎么啦，长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 “我们的东西都被抢光啦，我们自己都在挨饿哪！” 她极想放开嗓子大哭一通，但却怎么也挤不出眼泪来。 “挨饿？哼，你们还雇着女工呢！”辛辽沙反驳着。 “唉呀，哪是女工呀？只不过是收留了个穷孩子嘛。她无家可归。叫霍列斯金娜自个说。” “得啦！”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 “我们再搜！” 天空破晓了。 这里的搜查仍顽强地进行着。 因为搜查了十三个小时而没有一点线索，季莫申科心里十分窝火，正打算结束这种无益的劳动。 可就在这时，刚想迈出女仆房间的辛辽沙忽然听到她开口了：“肯定是在厨房的壁炉里。” 十分钟之后。 偌大的俄国壁炉被打开了，里面出现了一个活动的铁板门。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桶子和袋子开走了。 看热闹的人围了不少。 一个炎热的中午。 柯察金的母亲带着小包袱回家来了。 她自打从阿尔吉莫嘴里听了保尔被逮捕的经过之后，哭得跟泪人儿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中，悲伤一直折磨着这位母亲。 她几乎无法活下去，只好替红军战士洗衣服以便忘掉一些痛苦。 战士们设法给她解决了一份口粮。 这天晚上，阿尔吉莫喜悦地进门就喊：“保尔来信了。” 保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阿尔吉莫哥哥： 哥哥，告诉你，我还活着，只是不很健康。我的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不过现在快治好了。医生说，没伤着骨头，请你不必担心。我出院之后，可能休假，那时我一定回去看你。我离家前没见到母亲，事情变化又特别快，我现在已成为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个战斗员了；你肯定听说过科托夫斯基的名字了。我特别敬佩他。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她的小儿子在这里最亲热地问候她。请原谅，我太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保尔 再有，阿尔吉莫哥哥，请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些情况告诉她。 母亲又哭了好一阵——儿子连他住院的地址也没写给母亲。 辛辽沙总去那节写着“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列车。 琳丹和叶戈纳金亚娃就在位于这节车厢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叶戈纳金亚娃的嘴角永远叼着一支烟卷儿，嘴角挂着自信的微笑。 辛辽沙不知不觉地跟琳丹亲近起来了，在每次简短的会见中，除了带走宣传品和报纸外，他还从车站上带着一种朦胧的愉悦之情返回镇上。 每一天，政治部的露天剧场都会挤满了工人和红军。 在铁轨上停着十二军的宣传车，车身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宣传画。 这宣传车昼夜都在工作着。它有一个印刷部，整天忙于排印报纸、传单和布告。 因为，前线离这儿并不远。 有一天晚上，辛辽沙偶然进入了剧场。 他从红军战士中找到了琳丹。 夜深人静时，他送她回了车站。 这时，不知为什么辛辽沙突然对她说：“琳丹同志，为什么我老想见到你呢？” 接下来他又补充：“跟你在一块感觉特别愉快！每次和你见面后，我就受到莫大的鼓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琳丹站住了。 “我告诉你，布洛扎克同志，咱们约法三章，我不喜欢这些抒情诗，请你今后不要再作了。” 辛辽沙像一个被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红涨着脸说：“我跟你这样说，是把你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好像我说了反革命的话似的。今后，琳丹同志，我自然不会再这样了！” 急促地握了一下她的手，他转身就跑往镇上。 之后几天内，他都没去车站。 当然，他确实很忙。 有一天晚上，在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高级职员——都是波兰人——的住宅区时，有人朝他开枪。 搜查住宅后，发现了由皮尔苏茨基分子组织的“狙击队”的文件和枪械。 革委会召开了会议，琳丹也参加了。 她抽空儿把辛辽沙拉到一边，平静而又温和地问道：“你怎么啦？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受伤了？你真要用私事影响公事？同志，这样就不对了！” 因此，一有机会，辛辽沙仍然还去绿色客车上。 接下来，县代表大会开会，辛辽沙也出席了。 他们激烈争论了两天。 第三天，他和全体代表共同带着武器，去追击河边森林里扎鲁德内率领的残余匪兵，整整追了一天一夜。 回来之后，他在叶戈纳金亚娃那里碰上了琳丹。 他便陪她回车站，分手时，他又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琳丹气恼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打这之后，有好长时间，辛辽沙没再去车站。他故意避开琳丹，甚至在工作中也尽量不和她接触。 最后，她固执地要他说出为什么。 他气鼓鼓地喊道：“能有为什么？我一说话，你又得给我扣上帽子啦：什么小市民习气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开进了车站。 有三个脸膛稍黑的指挥官来到了革委会。 其中一个瘦高个，腰上紧紧扎着一条镶银的武装带。 他走到多林尼克跟前说：“闲话少说。来一百车干草。马要饿死了。” 辛辽沙和两个红军战士被分派去征收干草了。 在一个村子里，辛辽沙他们遭到了富农匪帮的突然袭击。匪帮把他的武装解除了，还把他们打了个半死。 辛辽沙比另外两个人伤得稍轻点，可能因为他年纪小，匪帮留了情。 贫农委员会的会员将他们三人送回镇上。 一队战士进了村子。第二天，他们就把干草征收来了。 辛辽沙不想惊动家人，所以就在叶戈纳金亚娃的房间里养伤。 当晚，琳丹就来看他了。 她第一次那么热情那么亲密地握他的手。 这样的握手，他一向没敢过。 一个燥热的中午，辛辽沙跑到宣传车上，给琳丹念保尔的来信，而后又把保尔的事情告诉了她。 临走的时候，无意中，他对她说：“我想去树林，到湖里洗澡。” 琳丹放下手里的工作，拉住他说：“等等，我也去。” 两人站在了镜子一样的湖水前。 透明清凉的湖水闪烁着诱人的光泽。 “你去大路口那等一会儿。我先洗。” 琳丹发出了命令。 辛辽沙便走过去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了，把脸故意对着太阳。 他能清楚地听见身后的撩水声。 透过丛林，辛辽沙忽然看见冬涅娅和宣传车的政委契察涅正沿着大路走过来。 契察涅很英俊，身穿时髦的弗连奇军装，扎着军官武装带，穿着吱吱响的软皮马靴。 他和冬涅娅边走边谈，并且挽着她的胳膊，。 辛辽沙和冬涅娅都互相认出来了。 他拦住了她，并从口袋里掏出了信：“请稍等，同志。我这儿有封信，其中一部分与您有关。” 冬涅娅将手从那个男人手中抽出来，读着保尔的信。 只见那密密麻麻的信纸在她手里颤抖不已。 她把信交还辛辽沙时问：“您还知道他别的情况吗？” “不知道。”辛辽沙答道。 后面的碎石头在琳丹的脚下响了起来。 契察涅一看见琳丹，就低声对冬涅娅说：“咱们走吧。” 可这时，琳丹却用轻蔑讥嘲的口气高声说道：“契察涅同志，宣传车上的人整天都在找你呢！” 契察涅厌烦地斜了她一眼，反唇相讥：“知道，没什么，他们没我也行。” 他和冬涅娅走开了。 琳丹在身后瞅着他俩狠狠地说：“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滑头给清除出去呀！” 树林发出低低私语，高大的橡树在和蔼地点着头……　　小湖的水格外清新秀美…… 辛辽沙打算洗个澡。 洗完之后，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了琳丹，她坐在了一棵倒着的橡树上。 他俩一边交谈，一边走向树林深处。 他们走到一条长满了高高的野草的小道上，打算坐下来歇一会儿。 树林里一派寂静，只有橡树在窃窃言语着。 琳丹躺在了嫩草上，枕着她那好看的胳膊，把健美的双腿和补了又补的皮鞋，伸进了高高的野草中。 辛辽沙抬眼看见了她那补了无数次的皮鞋，又瞅瞅自己的靴子，发现脚趾正从一个大洞里露出来。 他忍不住笑了。 “你笑什么？”琳丹好奇地追问。 指指靴子，辛辽沙说：“就穿这样的靴子，叫咱们怎么去打仗？” 琳丹没有作答。她轻轻地咬着草叶，想起了别的事情。 “契察涅这人不怎么样。”她开口说话了。 “我们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很朴素，他却一个劲儿地打扮来打扮去！他是个投机分子……唉，前线很吃紧，咱们必须打艰苦的持久战。” 她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想了会儿后，又说：“依我看呵，辛辽沙，咱们不光拿语言，还得拿起枪去战斗。你知道中央委员会要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去前线，已经作了决议吗？我想，我们在这呆不多久了，辛辽沙。” 辛辽沙仔细地听着，他感到了她今天这话的分量。她不同寻常的语气让他十分惊讶。 她那双黑亮的大眼睛，正水盈盈地望着辛辽沙。 他真有点情不自禁了。 他特别想告诉她：她的眼睛像镜子，他可以从这儿看到一切，但他努力抑制了自己的冲动。 琳丹支起手腕，欠着身子。 “你的手枪呢？” 辛辽沙摸摸自己的皮带，十分伤心地回答道：“征收干草时，被富农匪帮抢走了。” 琳丹把手伸进制服的口袋，掏出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辛辽沙，看着那棵橡树！” 她拿枪口指着二十五步以外，那棵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抬起右手，让它和眼睛形成一条直线，甚至没用瞄准就开了一枪。 被打碎的树皮落到地上。 “看见没有？” 她洋洋自得地说，接着又放了一枪，树皮又被打掉了。 “你来！” 她把手枪递给了辛辽沙，满面春风地说。 “看你怎么样？” 辛辽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打中。 琳丹笑嘻嘻地说：“我还以为你不能打得这么好呢？” 把手枪放下，她又躺在了草地上。 从她那穿了制服的身上，可以看出她那富有弹性的少女的胸乳。 “辛辽沙，你过来。”她轻声叫他。 他把身子移到她近旁。 “看天空，是碧蓝的，你的眼也像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应该是灰的，像钢铁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显得太温柔了。” 她猛地一下子将他那长着淡黄头发的脑袋抱住，热烈地吻着他的双唇。 两个月匆匆而过。 秋天又来了。 黑夜不知不觉地掩住了树林。 师司令部的报务员，正在弯着腰收报。他把报机上溜出来的窄长纸条上的点和短线译出来，写在格纸上： 师部参谋长并抄送革委会主席谢别托夫卡。收到电报后十小时之内，镇上所有机关统统撤离。只留一个营，由本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负责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和全部军事机关，一律撤退到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结果立即报告给师长。（签名） 十分钟之后，一辆摩托车亮着车灯，奔驰在静寂的市镇街道上。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开到了革委会。后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主席多林尼克。 人们立时行动起来了。 特务连马上整好了队。 一个小时之后，一些载满革委会物件的车子由镇上开往车站。 大家都在波多尔斯克车站上装车。 辛辽沙看完电报就跟着通讯员跑了出来。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去车站吗？” “坐后边，抓牢啊！” 在离那已经挂好就要开动的绿色列车十步远的地方，辛辽沙双手抱住了琳丹的肩膀。 他感到好像要失去他无限珍爱的东西似的，他低声说：“再见了，琳丹，我亲爱的同志！我们会再见的，你千万别忘了我！” 他为了不让自己大声哭起来，便立时走开了。他实在是说不下去了，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甚至都把她攥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小镇和车站显得格外凄凉。 就好像告别似的，最后一列车的机车，在启动时呜呜地拉了几声悠长的汽笛。 车站外的铁轨两旁，分列着留守本镇的那个营的警戒线。 树叶枯黄了，纷纷落下来。枝头光秃秃的。秋风吹来，扫着满地的落叶。落叶在地上旋来旋去。 辛辽沙身穿红军外套，扎着帆布子弹带，和十几个红军战士一起，守卫在糖厂外的十字街头，等待着波兰军。 阿夫托诺姆?彼罗维奇轻轻地敲响了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 格拉西姆还没穿好衣裳，他朝门外张望着问：“出什么事儿了？” 阿夫托诺姆指着那持枪行进的红军，点点头后，使了个眼色，说：“走啦。” 格拉西姆心慌意乱地瞅了瞅，问道：“你知不知道波兰人用什么旗子？” “好像是独头鹰。” “上哪儿去找这种旗子？” 阿夫托诺姆心急火燎地挠着头发。 “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他想了想又叨咕起来。 “说走就走啦？可苦了咱们了，又得想法去适应另一个新政权。” 有一挺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枪声打破了沉静。 紧接着，车站上响起了机车的汽笛声。 大炮轰隆了一声，炮弹嘶嘶地穿过高空，落在了糖厂后边的大路上。硝烟尘土立时就隐没了路旁的丛林。 这时候，那撤退的红军战士们正沿着大街向前走，对那炮声置之不理。 冰冷的泪珠挂满了辛辽沙的面颊。 他忽然醒悟过来，赶紧抹去泪水。周围的人倒没有注意他。 跟辛辽沙并肩而行的是木材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 他是个又瘦又高的汉子。手指搂着扳机，一路上没什么话，满脸的忧郁。 当他看到辛辽沙同样的忧郁时，便一古脑儿说出了心事：“现在，咱们的人得受苦了，特别是我家里的人。他们肯定骂：‘一个波兰人还反抗波兰的军队。’他们准把我爸赶出木材厂，用鞭子抽他。” “我本来叫他一块撤走，但他老人家却舍不了这个家。唉，他妈的，快碰上他们吧，真想拼一拼！” 安捷克咬牙切齿地把头上的尖顶红军帽朝上推了一把。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你这个又脏又乱的小镇！再见吧，我的亲友们！再见吧，瓦丽娅！再见吧，转入地下工作的人们……凶狠的外来白匪，波兰军，你们来吧！” 那些满身油垢的铁路工厂的工人，愁眉苦脸地望着撤退的红军战士们，他们能说什么呢？ 辛辽沙的心头充满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忍不住高喊道：“等着我们吧。咱们会再见的！” 八 第聂伯河隐隐约约地闪动在黎明前的薄雾之中。 河水冲着岸边的石头，哗哗啦啦响个不停，衬托得周围都十分宁静。看那银灰色的水面如同沸腾了一般，是的，那是苏醒的生命在翻滚着向下游奔流。 这真是一条美丽而又肃穆的河……“第聂伯河的神奇美妙是无法言表的……”果戈理把它写绝了，真是无法言表。 河的右岸很高。俯视着水面的陡峭悬崖，就像一座高山巨岭在行进中，突然被宽广的河水无情地阻住了似的。 河的左岸却很低，是一大片沙地。这是河水在春汛退走以后所淤积下来的。 河边的一条窄窄的战壕里有五个人。 他们几乎是挤在一起，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 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站潜伏哨。 辛辽沙就趴在机枪旁，他双目圆睁面朝着对岸。 昨天，由于波兰人的炮火过于猛烈，由于多天来的连续作战已使战士们精疲力竭了；红军放弃了基辅，撤到了左岸，扼守在这里。 这次的伤亡与撤退直接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 第七师曾经英勇顽强地突破重围、穿过了森林，攻下了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线，赶走了车站上的波兰军，打通了去基辅的道路。 而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又被放弃了！ 红军战士们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波兰白军在击退了达尔尼查城的红军之后，占领了左岸的铁桥附近的一个小据点。 然而，他们再前进就十分艰难了。 辛辽沙望着那流动的河水，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晌午，在红军反攻中，他第一次与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杀。 那家伙端着步枪，在步枪的枪尖处还插着马刀那么长的法国刺刀，嘴里胡乱地喊叫着，像野兔似地朝他扑了过来……就在那一瞬间，辛辽沙看见了那家伙恶毒的眼睛……他浑身热血奔涌，奋力一挑，拨开了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 波兰兵栽倒在地…… 辛辽沙的手并没有发软。他心中十分明白，今后他还要杀人！ 他，辛辽沙，多么温情的人，多么懂得爱恋与友谊的人！本性决不是狠毒凶残的！然而为了自己的祖国，他要拼死抗争、消灭敌人。 因此，他，辛辽沙，为了和平与安宁，杀了来犯之敌，像杀了野兽一样！ 这时，帕拉莫罗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咱们走，辛辽沙，敌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 保尔?柯察金的倥偬生涯已经有一年了。 这一年来，他战斗在祖国的大地上，成长在硝烟与战火中。 面对着灾难和痛苦，他更加身强体壮了。 被沉重的子弹带磨破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了，但是步枪的皮带磨出来的那层厚茧却永远也去不掉了。 这一年中，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的日子。 他和几千个战友一样，在这艰难困苦中，顽强地拼搏着，坚定的意志像不灭的烈火。 他走遍了乌克兰的大地，只离开过这革命的风暴两次。 第一次是大腿上受了伤，第二次则是在严寒逼人的一九二零年二月染上了伤寒高烧不退。 斑疹伤寒带给第十二军各师战士们的巨大威胁，要比波兰军的机枪可怕得多。 当时这个军分布极广，几乎横跨整个北乌克兰，直接阻挡着波兰白军的推进。 保尔还没有痊愈，就回到了部队里。 那时，他那一团正占据着位于卡扎亭——乌曼支线上的费隆托夫卡车站四周的阵地。 车站不大，建在树林里，旁边是一些被丢弃的破房子。 这个地方早已经不能居住了。三年以来，这小站成了拉锯战的地方。它真可谓是阅尽了人间沧桑。 大战又开始酝酿了。 第十二军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波兰白军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无产阶级共和国正想给敌人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历经百战的骑兵第一军的各师正自遥远的北高加索快速得向乌克兰调动，这在军事史上都是壮举。 第四、六、十一、十四各骑兵师，也陆续向乌曼推进。集中在前线后面。在向决战走的途中捎带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军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历经酷热草原磨练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与西南战线指挥部都十分谨慎，坚决不让这伟大战役的准备走漏半点风声。尤其是这些骑兵师的集结动向，不让皮尔苏茨基的部下有所发觉。 乌曼前线中止了积极的战斗。 由莫斯科通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直达电话不断地响着——又自这里发到第十四军与第十二军的司令部。 密码写成的命令印在窄长的纸条上：“不要让波兰人发现骑兵的集结。” 只有当波兰军队的前进可能将布琼尼的各骑兵师引入战争时，才允许发起主动的出击。 篝火的火苗像破碎的红绸布似的抖动不已。大股大股的黄褐色烟柱不停地盘旋着上升。 蠓虫不喜欢烟，它们成群地飞过来飞过去。 战士们坐在火堆的周围，散开着像是扇形。每张脸都映着火光，显出强健的古铜色。 篝火旁边有几个饭盒，温在蓝色的炭火里。 饭盒里的水冒泡了。 火舌很狡猾，它从燃着的木柴下向上一窜，舐着了一个正低头看书的人的蓬乱头发，那人连忙向后躲了一下，嘴里嘀咕着：“哼，真是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 一个身穿呢子制服、蓄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借着火光检查完了他的枪简后，粗声粗气地说：“看这小子多着迷，连火烧着了头发都觉不出来。” “柯察金，把你看的给我们讲讲。” 另一个人要求说。 那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摸了摸烧焦了的头发，高兴地说：“呵，安得罗修克同志，这本书，真好看！我一翻，就再也放不下了。” 坐在保尔近旁的是个翘鼻子的战士，他正忙着修理背囊的皮带。 他一边用牙咬着一条粗线，一边好奇地问保尔：“喂，书里写的啥呀？” 他问着，便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剩下来的线缠在针上，之后又说：“要是搞对象的，我倒想听听。” 周围的人都被逗笑了。 马特维丘克抬起头，眯着一只狡猾的眼睛，乜斜着那个年轻人，风趣地说：“当然，希连塔，搞对象确实是好事。你长得又这么漂亮，跟油画里的美男子差不多！你走到哪，哪就有成群的女孩子跟在你屁股后头。只可惜，你还有个小毛病，就是鼻子有那么一点翘。不过呢，这点小毛病也有法治。只要你把一颗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挂到鼻子尖上，保管明天一早它就会塌下来。” 骤然爆发的大笑把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吓到了，它们直打响鼻。 希连塔懒洋洋地转过身来：“光漂亮顶啥用？脑瓜子才值钱呢！” 他喜形于色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大声说给马特维丘克。 “比方，就拿你来说吧，你的舌头很能挖苦人，可仍是一个地道的笨蛋，你的耳朵冰凉冰凉的。” 班长塔塔里诺夫赶紧站起身来，把两个几乎要扭在一块的战士拉开了。 他转回了话题：“得啦，得啦，怎么就吵起来了呢？要是这本书真不错的话，还是让柯察金给大伙儿念念吧。” “好，保尔，你快念吧。”周围的战士异口同声地喊着。 保尔把马鞍子朝火堆挪了挪，坐好后，把那厚厚的小开本书打开了，放在膝头。 “这本书叫《牛虻》，是营政委借给我的。这本书把我感动得不行。要是你们安静下来，我就念。” “快念！别啰嗦了，谁也不会出声的。” 当普兹列夫斯基团长和政委悄然而至的时候，这十一对眼睛仍一眨不眨地盯着念书的人。 “我们团的侦察兵，一半在那儿。其中有四个，都还是十分年轻的共青团员，个个都很棒。你瞧，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还有那边的那个，看见了吗？那个有着一双小狼眼睛的叫察尔基。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可暗中却在比试着，谁也不甘落后。柯察金一向是我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遇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你瞧，他们在暗暗地进行政治工作，但影响非常大。有人给他们起了个特别好的称号，叫‘青年近卫军’。” “念书的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政治指导员叫考勒迈尔。” 普兹列夫斯基走上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问候。 所有的战士都回过头来。 团长敏捷地从马上跳下来，走到了战士跟前。 “在烤火，弟兄们？”他和蔼地问着。 此时，他那张刚毅的脸上、他那有点像蒙古人的细眼里，没有平时的严厉了。 大家高兴地欢迎团长的到来。 政委骑在马上，他还要赶路。 普兹列夫斯基将套子里的毛瑟枪挪到了背后，蹲到保尔坐的马鞍边，向大家提议说：“大伙儿都抽口烟吧，我弄到了一些好烟叶。” 他抽起一支自己卷的烟，转过脸对政委说：“你先走吧，多洛宁，我在这呆会儿，如果司令部有事，请通知我。” 多洛宁答应着走了。 团长对保尔说：“往下念吧，我也听听。” 读完了最后的几页，保尔把书放在膝头，盯着火焰沉思起来。 好大一会儿，谁也没出声。全场的人都为牛虻的死所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大家的意见和看法。 “这太惨了。”希连塔首先说话了。 “这么说，世界上真有那样的人。本来那是谁也不能忍受的，但是当他得到了什么主义支持后，就真的能忍受了。” 他慷慨陈词，几乎是不能控制自己。这故事真的打动了他。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本来给白教堂城一个鞋匠做助手。 他听了，也怒气冲天地骂开了：“这个该死的神父，硬往牛虻嘴上送十字架！要是让我碰到，我非打死他不可，这个畜牲！” 安得罗修克用一个小木棍往火中推了推饭盒，十分自信地说道：“知道是为了什么而死，问题就不一样了。明白这一点的人，才有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在你那一边，你就死得从容了。英雄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认识一个叫波莱卡的小伙子，当他被白匪包围了以后，他挺身而出，只身一人向一整排敌人冲了过去。 “白匪的刺刀还没有碰到他，他就让一颗手榴弹在自己脚下爆炸了。他自己粉身碎骨了，白匪兵也都给炸死了。 “单看外表，他长得一点也不出众，也没人将他的事写成书，但这值得写！在咱们弟兄中，这样的人有的是！” 他拿了个勺子从饭盒里舀了点茶，尝了尝后，又接着说：“可是也有死得像像癞狗一样的。死得稀里糊涂，一点儿也不光彩。在伊贾斯拉夫城下作战时，我们就遇到这么一件事。 “那里有个像堡垒似的波兰教堂，很难靠近。那天我们就朝着那儿冲过去。当时，我们用散兵线沿着小巷向前摸。 “拉脱维亚人担任我们的右翼。我们跑到公路上，看到在花园的墙边挂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 “我们心想，这回该活捉波兰人了。于是我们十来个人一齐冲进那个小院子。这时那个拉脱维亚连长，端着毛瑟枪走在最前头。 “我们冲进了房门，才发现是我们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按在地上胡来呢。 “连长气得火冒三丈，他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把那三个人抓起来，拖到了院子里。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我已经看出来，他要打死这三个不学好的兵。 “我想，这回算完了，他们仨肯定没命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他脸上的表情痛苦极了，在那挣扎着，还破口大骂：‘为他妈一个女人就该枪毙？’另外那两个在苦苦求饶。 “我不由得可怜起他们来了，便跑到连长跟前说情：‘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吧，别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城里的战斗还没结束，咱们却跟弟兄们算账！’“他马上转过来，对着我，满脸杀气，让人望而生畏。我立刻就后悔了。他用枪指着我的鼻子。我经历了七年的战争，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可那回，我真是知道了。 “我能看出来，他会一气之下把我也干掉的。他用结结巴巴的俄语朝我喊：‘旗是用血染的，这些东西，让全军丢脸！对强盗，就得用枪。’“我没忍心在场，跑向街道。我听到了身后的枪声。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瞧，这死的，真像狗。 “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侦察员是在美利托波尔战役中向我军投降的。以前他们在马赫诺匪帮里干过，本来就是些坏种！” 他把饭盒放到脚前，解开装面包的背包，接着又说：“有些败类混进咱们的队伍，表面上看不出来。一只老鼠坏一锅汤呀！这件事儿让我心里很难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完了，便开始喝茶。 骑兵侦察员们入睡时，已是深夜了。 希连塔呼噜打得山响。 普兹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睡着了。 只有指导员考勒迈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时把马拴在了树上，用手将刚刚喝完茶的考勒迈尔招呼到他身边，然后对他说：“指导员，我能不能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他们肯定要打大仗。我看他们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决不会是练习骑马。看看咱们倒好，像要一辈子呆在这了。” 考勒迈尔惊诧不已地看着他反问：“什么？转到一军去？你以为红军是什么？是电影院？不像话！要是个个都像你这样，那不就乱了？” “在哪儿打仗不都一样吗？”保尔自有道理地说着，“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考勒迈尔却果断地答道：“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什么了？保尔，你哪儿都好，就是带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你想怎么着就非得怎么着。党和团都有铁一样的纪律，军队也一样。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儿，得服从需要，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没答应你吗？那就得啦！别再啰嗦了。” 因为过于激动，他咳嗽起来了。 他面色蜡黄，身体消瘦。印刷厂的铅粉早已彻底地侵害了他的肺叶。他的双颊总是带着不大健康的红晕。 他咳嗽了好一阵才算止住了。 保尔又低沉而坚定地对他说：“你说得没错，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我打定主意了。” 第二天晚上，篝火边果然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子里。 许多骑兵聚集在学校近旁的一个土坡上，他们围成了一个大圆圈。 布琼尼骑兵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把小帽推到了后脑勺，坐在了炮车的尾巴上，正拉着手风琴。 另一个身穿红色肥裤的骑兵正绕着圈子在跳狂热的果帕克舞。 手风琴拉得不好，嘎哑的声音一点也不合拍，跳舞者的脚步也就跟着乱了。 村里的男女青年都跑来看热闹——刚开进村子的骑兵旅，竟然有这么大胆的舞蹈家。 “托普塔洛，使劲跳吧！把地踏平！加油儿！加油！喂，老兄，拉手风琴的，也加把劲吧！” 但是显而易见，叫那双拉手风琴的手去扳弯一只马蹄是不难的，但叫它们灵活地按准琴键那就不容易了。 这时，一个黑脸膛的骑兵惋惜地说：“唉，真可惜呀，阿法纳西被马赫诺匪帮截杀了，他能拉一手好琴，还是骑兵连的排头。真可惜他死了。一个好兵啊，一个好琴手啊……” 保尔也站在这人群中。 他听了这句话，就不由自主地挤到了机枪车的前面，把手放到了手风琴的风箱上。 手风琴没声儿了。 “你想干什么？” 拉手风琴的青年瞟了他一眼。 跳舞的人也一下子就停住了步子。 四周的人不满意地嚷嚷：“你来干什么？怎么捣乱呢？” 只见保尔伸手握住了手风琴的皮带，他镇静地说：“拿来，让我试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骑兵半信半疑地打量着保尔，犹豫不决地从肩上把皮带解下来。 保尔熟练地把琴放在膝盖上。 手风琴像扇子一样打开了它那波浪式的风箱，一伸一缩地鼓动着，奏出了忽高忽低的旋律，非常动听。 喂——小小的苹果， 你想要滚到哪儿去呀？ 若是落在肃反会里， 那就甭想再回来啦。 那个跳舞的骑兵立时就跟着熟悉的节拍跳了起来。 只见他的胳膀像鸟翅一样扇动着，人飞快地旋着，又做出各种花样动作。他的两手上上下下地使劲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下来又用手掌将靴底拍得嘣嘣响，最后拍着张开的嘴。 手风琴不停地用琴声鼓舞他，发出急骤而又狂热的旋律让他充满力量。 于是，跳舞者把两条腿轮换着伸出来，像陀螺似地急速旋转，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 一九二零年六月五日。 经过几次急促而又猛烈的接触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在波兰第三与第四军的连接处冲破了波军的阵线。 他们把企图堵截而来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杀得屁滚尿流，然后，一直朝鲁任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将战线的缺口堵住，发狂地组织反击部队。 但布琼尼的骑兵已经从波军组织进行反攻的根据地扎鲁德尼齐绕了过去，插入了敌后方。 虽说波军在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缺口，但强大的布琼尼骑兵第一军已经在他们的后方大展威力了——摧毁了不少波军根据地，破坏了许多铁路和桥梁，直逼基辅，切断了波军的退路。 当从俘虏口中得知日托米尔设有波军一个军司令部后，骑兵第一军指挥部下定决心要占领重要的铁路枢纽与行政中心，即日托米尔以及别尔季切夫。 六月七日凌晨。 骑兵第四师朝日托米尔进军了。 在一个骑兵连里，保尔顶替了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勃科。此时，他正在右翼上策马前进。 因为战士们不愿放走这个出色的琴手，集体要求把他编入这个连。 保尔如愿以偿了。 他们快马加鞭地在日托米尔附近展开了扇形攻势。 银亮雪白的军刀挥舞在阳光下。 大地急速地朝后飞去。 一座到处都是花园的大城市出现在面前。 红军骑兵风驰电掣般地冲进市中心。 那令人恐怖的叫喊声在空中回荡着——　　“杀呀！杀呀！” 波军惊慌失措已不堪一击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朝前奔驰；在他旁边，骑在一匹瘦腿黑马上的，正是那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看到这个勇猛的红军骑兵挥起军刀，一下就将那个没来得及瞄准的波兰兵砍倒了。 马蹄嘚嘚地踩着石子路，让人心情酣畅而又紧张。 突然，十字路口处出现了一挺机枪。路的正中间，有三个穿蓝色军服的波兰兵正弯腰守着机枪。 另外，还有个领上镶着蛇形金丝条的军官，他举起了手中的毛瑟枪。 保尔和托普塔洛全都勒不住马了，只有直冲这死神的爪子——机枪撞过去。 那军官先朝保尔放了一枪，但没打着，子弹像一只麻雀般“嗖”地一下飞过保尔的脸腮。 这个中尉被马的胸脯撞倒了，他摔了个仰八叉，脑袋碰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像患了热病的机枪发出了狂野的笑声。 托普塔洛同他的那匹黑马，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一齐蛰了似的倒在地上。 保尔的马惊骇地扬起前蹄，高声嘶叫起来。但只是眨眼间，它又带着保尔，跳过死尸，朝机枪旁的敌人冲去。 军刀在空中有力地画了一条闪光的弧线，朝一个蓝色四方帽狠狠地劈了下去。 保尔又举起了军刀，正要砍另一个脑袋时，疯狂的马却蹦到了路旁。 这当口儿骑兵连的人马已经如同一股奔腾的山洪一般朝十字路口压过来，空中有几十把军刀在呼呼地响着。 牢狱的窄长走廊里喊声一片。 牢房中，挤挤挨挨的犯人们群情激奋了。 巷战在城里进行着——莫不是自己的军队又回来了？莫不是这些囚犯马上就自由了？ 牢狱的院里也出现了枪声。 有人跑到走廊上来了。 突然，一个无比亲切的声音激动地喊道：“出来吧，同志们！”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前，牢门的小窗上现出了几十对渴切的眼睛。 他愤怒地用枪托砸着铁锁。一下，两下，三下，猛砸之下，那锁也不碎。 米罗诺夫拦住了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来，狠狠地大声说：“来，让我用这个家伙对付它。” 排长齐加尔钦科赶忙把手榴弹抢了过去，命令道：“住手，傻瓜！你疯了？钥匙马上就来啦。砸不开，用钥匙啊！” 狱卒被押过来了。牢门打开了。 走廊上顿时挤满了乐得发狂的人们。他们手脸脏污，衣服破烂，面容憔悴。 推开宽大的牢门，保尔走进牢房：“同志们，你们全都自由了。布琼尼的骑兵师已经解放了这个城市！” 一个眼泪汪汪的妇女，扑到保尔面前，激动地哭着抱住了他，好像紧紧地搂住了亲儿子。 他们救出来的被波军打入死牢的布尔什维克共有五千零七十一个，除此之外还有两千多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都更加宝贵。 对这七千多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长夜一下子就变成了艳阳天。 被营救的人中，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人，欢天喜地地跑到了保尔面前。 他是缅德尔?列赫尔，谢别托夫卡的排字工。 保尔听完缅德尔的讲述，心中十分痛苦，脸上布满了灰色的阴影。 流血的悲剧发生在他的家乡：“在一个深夜，我们统统被抓了起来。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落在了宪兵队的手里。保尔，你想象不出我们受的刑有多么可怕！我比别人还少挨了点打，因为我挨了几下，就昏倒了。 “别的同志身体挺结实，被打得皮开肉绽。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他们知道得很详细。我们干了哪件事，他们都知道。 “完全是叛徒、奸细。我不忍再讲当时的情形了。保尔，牺牲的人有许多你认识：瓦丽娅，县城里的罗莎，她还是个小孩，刚十七岁，多好的一个女孩儿，长着一对天真的眼睛。 “另外，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你不会忘的，他是我们的排字工，是个快乐的青年，总画嘲笑老板的漫画。 “还有就是诺沃谢利斯基和屠日茨两个中学生——这些人，你都认得吧。还有其他的从各处抓来的，一共是二十九个，六个女的。 “他们像野狼一样虐待我们。第一天，瓦丽娅和罗莎就被强奸了。那些畜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高兴就行！ “她们被拖回牢房时，都跟死人一样了。罗莎回来后，就不停地胡说乱骂，几天后，就完全疯了。 “那些畜牲还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说她装疯卖傻，而且狠命地拷打她。枪毙的时候，她那样子太可怕了。脸被打成了黑色的，两眼呆傻，像个犯病的老太婆。 “瓦丽娅始终表现得很坚强，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死得像勇敢的战士。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那种劲头！ “不过，保尔，我不能把他们死的全部经过告诉你！太惨了，太惨了，我无法用语言形容。 “瓦丽娅参加的工作是最危险的——和波军司令部里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络；还去乡村搞情报。 “他们搜查她家时，发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就是出卖我们的那个叛徒拿手榴弹给她的。一切都是事前布好的陷阱——说她企图要将波军司令部炸毁。 “呵，保尔，我实在不忍心讲他们死时的情形，但是，你得知道，我得告诉你。 “军事法庭判决了：将瓦丽娅同另外两人绞死，其他的全都枪毙。 “我们曾经鼓动过的那些波兰兵，比我们早两天受审。 “无线电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是一个年轻的班长，战前曾在罗兹当电工，他被冠以背叛祖国、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被判枪毙。他没有请求赦免，二十四小时后，就被枪毙了。 “瓦丽娅曾被传，要她去做这个案件的证人。回来后她告诉我们，斯涅古尔科坚决否认他‘背叛祖国’。 “判决之后，我们大家被关在一起。行刑之前他们将我们投进了监牢。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的医院的旁边，竖起了绞架。同时，也在大路旁的陡坡上，挨着树林的地方，选定了枪决的地方。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的告示被张贴出来之后，这件事便在全镇的人们中间传开了。他们又决定白天当着居民的面行刑，好让老百姓害怕。 “那天一大早，他们就把镇上的人都赶到了绞架这边。人很多，一个挨着一个。 “你知道，监狱周围有一排栅栏，那个绞架就竖在那里。我们都能听见嘈杂的人声。 “在后面的街上，他们又架好了机枪，调来了镇上各处的骑马的与步行的宪兵。还有一整营的士兵在周围警戒。 “他们在绞架下面给判绞刑的人们挖了个大坑。 “我们静静地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偶尔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已说了，也互相作了诀别。 “只有罗莎躲在牢房的一角，叨叨着瞎话。由于挨打和被强奸，瓦丽娅已经走不动了，一直瘫在那儿。 “两个来自乡下的女党员，是一对亲姐妹，相互紧紧地搂在一块，无法抑制自己，便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斯捷潘诺夫，这个年轻的大力士——他在被捕时曾将两个宪兵打伤——就坚强地劝她俩：‘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哭完吧，到外面就别哭了。咱们决不跪下，让坏蛋高兴！要从从容容地死，死得光荣！’“紧接着，他们就来押我们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侦探局长什瓦科夫斯基，一个大色鬼，出名的刽子手，像个疯狗！ “他自己不强奸的话，就叫宪兵动手干，自己站在一边看着取乐。 “宪兵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排成两行。这些黄鬼——他们都戴着黄肩带，因此我们就这样叫他们——个个都像凶神恶煞！ “他们把我们赶出牢房，在院子里排好队，又押到大街上，站到绞架下，好让我们亲眼看自己的朋友同志怎样被绞死，然后再轮到自己。 “那些绞架很高，横木上系着三个粗绳套圈，下面是带斜坡的平台，平台是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着的。 “周围人山人海，大家都在四处蠕动着，发出一种隐约的嘈杂声。人们的眼睛都盯着我们。从那里边我们可以辨认出自己的亲属。 “好多个波兰小贵族，也有波兰军官，手持望远镜，聚在稍远的台阶上。他们是来欣赏如何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地上的雪松软洁白，树林里也是白茫茫一片，每棵树都像披上了一层棉花。雪片在空中缓缓地飘舞着，落在我们炽热的脸上就没有了。 “那绞架平台上铺满了雪花。他们几乎将我们的衣服都剥光了，但我们也不觉得冷。斯捷潘诺夫只穿着袜子，他自己却一点都没注意到。 “军事检察官跟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一旁。 “最后，他们把瓦丽娅和其他两个被判绞刑的人从牢里拖了出来。他们三个互相搀扶着，瓦丽娅站在中间——她实在是衰弱得走不动了，被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同时，自己也竭力抬着脚。 “她记着斯捷潘诺夫‘要死得光荣’的话。她没穿外套，只穿了件绒线衫。 “疯狗什瓦科夫斯基明显是不满意他们互相搀扶着走，于是推了他们一把。瓦丽娅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时就扬起鞭子，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 “这时，人群里有一个妇人凄惨地叫着。她边嚎边拼着命往跟前冲，但又被抓住了，拖走了。那准是瓦丽娅的母亲。 “他们走近绞架时，瓦丽娅唱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激情和庄严的歌声，那是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够唱出来的！她唱的是《华沙革命歌》，她身旁的两个同志也一同唱着。 “宪兵抽打他们，像疯子一样抽打他们，但他们好像一点也不觉得疼，照样唱。宪兵们气极了，把他们打倒了，拽着他们的脚，像拽面袋子似的将他们拖到了绞架前。 “草草地念了判决书，就赶忙把绳套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时，我们大伙齐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周朝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了一个兵用枪托将支着平台的柱子推开，他们三人就吊在绳套上了……“就当我们十个人站在墙角等着被枪毙时，他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把死刑改成了二十年苦役。其他的十六人全枪决了。 缅德尔将衬衫领子撕开，好像被勒得要命似的。 “他们的尸体被整整吊了三天三夜，匪兵一直看守着。后来关进来的犯人对我们说：第四天的时候，他们三人中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绳子断了。这样才把那两个也解了下来，就地埋了。 “可那绞刑架却没拆。当我们被押到这儿来时，看见那绳子还吊在那儿，等着新的牺牲者呢。” 缅德尔闭口不说了，双眼死死地盯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保尔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在意讲述者的表情。 那三个死尸的样子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面相难看，脑袋歪斜，在风中无声而苦难地摆动着……　　集合号骤然响起。 保尔仿佛从噩梦中突然地醒过来了。 他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咱们去外面吧，缅德尔！” 这时，波兰俘虏正走过大街，骑兵在两边押送着他们。 在牢狱的门边，站着团政委，他已经将一道命令写在了阵地记事册上。他把命令递给骑兵连长，并嘱咐说：“安季波夫同志，拿着这命令，你派一班骑兵，把这些俘虏押送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给那些有伤的缠上绷带，抬到车上，也送往那个方向。 “送到城外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回去。我们没工夫再多照顾他们了。注意，不许虐待俘虏。” 保尔飞身上马，又扭头对缅德尔发着牢骚：“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却要好好地把他们给送回去！还不准虐待！这怎么办得到呢？” 团长回过头来，注视着他。 保尔好像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严肃而又坚定的话：“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受到枪决处分的。咱们可不是白军啊！” 当保尔离开牢狱大门时，他又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委最近的命令，这命令在全团念过，最后有这样几句：“工农的国家以它的红军为国家的荣耀并且爱护他们，还要求每个战士都不能在它的旗帜上面染上一个污点。” “不能染上一个污点！”保尔默默地重复着。 当骑兵第四师占据了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第七师的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的附近强渡了第聂伯河。 第二十五步兵师与巴什基尔骑兵旅所共同编成的部队已经接到了命令，准备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了基辅至科罗斯田的铁路线。 这次战斗的目标是截断基辅波军的唯一一条退路。 米什卡?列夫丘科夫——谢别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成员之一，就在这次战役中献出了生命。 当他们经过摇晃的浮桥时，忽然有颗炸弹落在了水面上。 刹那间，米什卡就跌到了搭浮桥的小船底下，河水立时就无情地吞没了他。 亚基缅科大声惊叫着：“哎呀，瞧，米什卡掉进河里淹死了！他淹死了！” 他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黑色的水流。 这时后面的人跑了上来，推着他喊叫道：“喂，你这呆子！怎么张着嘴站在这儿？快走啊！” 当时在那种紧要时刻，实在是顾不上了。因为这个旅已经落后于别的部队了，人家早就占领了右岸。 四天后，辛辽沙才得知这一消息。 那时，他们那一旅已经于一次激战中占领了布恰车站，随后便转过来朝基辅进攻，将想要向科罗斯因突围的波军打退了。 亚基缅科趴在辛辽沙身边。 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用力将灼热的步枪扳机拉开，把头靠在地面上，告诉辛辽沙：“步枪得休息一下了，它烫得简直像火一样！” 枪炮声中，辛辽沙几乎听不见他的话。 过了一会儿，枪声稍缓了些。 亚基缅科顺口说道：“在路上，你那个同伴掉进第聂伯河里了，我来不及想办法，水就把他冲走了。” 说完后，他打开了扳机，从子弹袋里拿出来一排子弹，认真地把它压进弹仓里。 对别尔季切夫进行攻打的第十一师，在城内遭到了波军疯狂的抵抗。 每条街道都在浴血奋战。 敌人用机枪扫射着，阻拦骑兵的前进。 不过最终，第十一师的战士们以顽强的斗志占领了这个城市，波军落荒而逃。 缴获了波军许多列火车。 炸毁了波军的军火库——一百万颗炮弹全完了。碎玻璃片像雨一样遍洒全城，房屋像是厚纸糊成的，被炮弹震得东摇西晃。 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的相继失去，使波军后方大伤元气。他们慌忙分成两大股，退出基辅，想拼死杀出一条血路，突破围击他们的铁环。 保尔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 激战一场连着一场，把所有的战士都紧紧地团结起来。 保尔像所有的战士一样，忘掉了“我”字，只知道“我们”——他们说的尽是：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而这时的战事像飓风狂飙一样突飞猛进着。 每天都有新的消息。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气势，粉碎并瓦解了波军的整个后方。 这时，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正猛烈地攻打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波军的后方心脏。 他们就像冲击峭壁的巨浪那样退了回来，但稍停一会儿，又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冲啊！杀呀！” 铁丝网以及波军的负隅顽抗都是没有意义的。 六月二十七日的早上。 布琼尼的骑兵渡过斯卢奇河，进入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并勇猛地继续追击朝利列次镇退却的波军。 与此同时，第四十五师也于新米罗波利横渡了斯卢奇河。同时，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在进攻柳巴尔镇。 不久，骑兵第一军就接到了前线总指挥部对所有骑兵进行调动来夺取罗夫诺的命令。 所向披靡的红军英勇地追击着连连溃逃的波兰白军。 有一天，保尔被旅长指派将公文送到停着铁甲列车的车站去，在那儿，他意想不到地遇见了一个人。 他的马跑上了陡峭的路基，来到了第一节灰色车厢跟前，勒住了马。 乍看上去，那坚固的车身和黑洞洞的炮口格外吓人。 车旁，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忙着揭起一块保护车轮的锈甲：“请问铁甲车的指挥员在哪儿？” 保尔朝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水桶的红军战士打听。 “在那儿。”他用手指着机车告诉保尔。 保尔来到了机车旁。 他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全身都裹着皮子的人转过了一张满是麻子的脸来。 “我就是。” 保尔掏出公文，递给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于信封上签个字。” 指挥员将信封放在膝盖上签名。 这时，就在机车的第二个轮子旁有一个加油的人。 保尔看到了他的宽脊梁和从皮裤口袋里凸起来的七响手枪枪把。 “这个收条给你。”指挥员把信封递给了保尔。 保尔拉了拉马缰绳，掉着头。 就在这个当口儿，那个加油的人突然直起身子，转过脸来。 就在这眨眼之间，好像有谁把保尔推下了马。 保尔直着嗓子叫道：“阿尔吉莫哥哥！” 那满身油污的司机马上扔下了油罐，像大熊那样抱住了他：“保尔！你这小鬼头！怎么是你呀？” 阿尔吉莫惊奇地喊着，真有点不大相信眼前的情景。 铁甲列车的指挥员被这一幕亲人邂逅的场景吸引住了。 列车上的炮兵们也都跟着高兴地放声大笑起来。 有人感慨地说：“看，亲兄弟喜相逢！” 八月十九日。 利沃夫附近。 激战中的保尔丢掉了军帽。 他勒住了马。 但前面的战友已冲入了波兰白军的散兵线。 从洼地的丛林中冲出了杰米多夫。他一边朝河岸跑，一边大声叫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听了全身一惊。 他的师长，英勇超群，不屈不挠的列图诺夫，真就这样没了？ 他心中陡然冒起疯狂的怒火！ 他用刀背猛劲抽打着坐骑格涅多克——它已经疲惫不堪了，马辔子上染着点点鲜血——但却孤注一掷地冲向厮杀的人群。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这些波兰鬼子！是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迅猛而疯狂地劈杀着敌人。 由于师长的死，全连都燃起了复仇的怒火，同仇敌忾的战士们一气就把波军的一个排杀了个精光。 他们又朝旷野疾驰而去，紧紧追逼那些溃逃的敌人。 可是，波兰炮队对准他们发炮了。 榴霰弹在空中连连炸响，向四面八方散布着死亡。 一片绿光在保尔眼前迅然闪过，惊人的雷声充斥了他的耳鼓，一块烧红的铁片钻进了他的脑袋。 大地可怕地旋转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转瞬之间，又慢慢地倒向一旁。 保尔再也抓不住什么了，整个身子飘离了马鞍。 只见他一头栽到了马下。 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了…… 九 游过来的是一只章鱼，它长了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 哦，再看那对眼睛鼓鼓的，周围是深红色，中间有个绿色圆点看上去很是阴森。 太可怕了，几十条触须像一群小蛇似的蜿蜒蠕动着，上面的硬鳞发出令人生厌的沙沙声，让人听了，不觉头皮发麻。 那章鱼也跟着蠕动起来…… 他觉得章鱼就在自己的眼睛附近，那些触须就在他身上蠕动着，冰凉刺人，像荨麻一样蜇得人难受。 接下来章鱼伸出它的毒刺，像水蛭那样钻进他的脑袋，一下一下地收缩着，吸走他的血……他只觉得，他的鲜血都流进了章鱼那硕大的肚子里。 那可恶的毒刺就这样吸着、吸着……他的脑袋被毒刺扎得生疼，疼得越来越厉害，叫人无法忍受……他隐约听见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声：“现在他的脉搏怎样？” 另一个声音很温柔，像是女人的，回答着：“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始终昏迷。” 章鱼不见了，但它刺过的脑袋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头正按在他的手腕上。 他想睁眼看看，但眼皮很重，怎么也睁不开。 怎么这么热呀？呵，肯定是妈妈生上了火炉……又有人在说话：“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睁开眼睛。但他身上滚烫，呼吸十分困难。 想喝水，他多么想喝水呀！ 他恨不得立刻就跳进湖里大喝一通！但不知为什么，跳不起来！ 他刚想动动，立时觉得那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别人的，一点不听自己的使唤。 大概母亲会马上端来水吧……他多想跟母亲喊啊——“我渴死了！” 有什么东西正在他身旁动着……是不是那章鱼又爬上来了？哦，不错，就是它，那对红色的眼……他又听到远处有轻轻的说话声：“弗朗茜，你去拿点水来！” “弗朗茜是谁呢？” 保尔拼命回忆着，但他一用劲，就又掉入了无边的黑暗里去了。 等清醒过来时，他又想起：“我渴死了。” 说话的声音再次传入他的耳中：“我想，他又清醒了。” 接下来，那个和蔼的声音更近了一些，也更清晰了一些：“病人，您要喝水吗？” “他叫我‘病人’，难道我是生病了？要不然，就是在跟别人说话吧？” 他心中十分纳闷…… “哦，对了，我得了伤寒。” 于是，他第三次努力睁开自己的双眼。 这一次，终于睁开了！ 从那条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了一个红色圆球，但是被一个什么乌黑的东西挡住了。 那乌黑的东西正自他上面弯下来，接下来他的嘴唇就触到了一个玻璃杯的硬边，而且感到了潮润，以及那甘泉般的液体……他身体里的火多少给灭掉了一些。 他特别满足，低声感叹：“真舒服。” “病人，您看得见我吗？” 这询问的声音是那俯在他头上的暗黑物发出来的。但这时，他又昏睡了。 不过，他还是回答说：“我不能看见，只能听见……” “真没成想他会活过来！您瞧，他终于挣扎过来了！多结实的身板儿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可以感到骄傲了！这完全是您细心护理的功劳！” 女人的声音抑止不住喜悦：“呵，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的保尔终于醒过来了。 他那健壮的青春之躯不肯离开这个世界，不肯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 这是他的新生，一切对他都是新鲜而又非凡的。 只是他的脑袋还昏沉沉地固定在石膏箱里，一动也不能动。但身体的感觉与气力都已经恢复了，甚至连他的手指头也能伸展弯曲了。 陆军医院的年轻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坐在自己寝室里的小桌旁，翻看着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日记本。 日记本中是她那漂亮的斜体字：　　1920年8月26日 今天卫生列车送来一批重伤员。 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头部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房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人们把一包他的东西交给了我。 他的名字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他的证件有：一个被磨破了的乌克兰共青团第九百六十七号团证，一个红军战士证明书，还有一张嘉奖令的摘录，上面写着——“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像是他亲笔写下的字条儿。 拜托诸位同志，在我战死后，请通知我的家属：谢别托夫卡镇调车场的钳工阿尔吉莫?柯察金。 自从八月十九日被炮弹片击伤后，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将要对他做全面检查。 8月27日 今天，对柯察金的伤势进行了检查。 颅骨被穿透了，伤口很深，所以整个头的右部都麻痹了，右眼肿胀，眼内溢血。 阿纳托利想要取出他的右眼，以避免发炎，但我劝他暂时不要这样做，因为病人还有希望消肿。他同意了。 我之所以这样主张，完全出于青年人爱美的天性。 如果这个小伙子能活过来，为什么非要拿掉他的一只眼呢？那样，他会变得难看。 他不停地说梦话，一点也不安静。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时间。 他那么年轻，真让我可怜！我情愿多吃苦多受累尽全力把他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 昨天交接班之后，我又在病房里多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是最重的。 我细心听他说梦话。有时，他的梦话像讲故事，我从中得知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但是，他也经常说出骂人的粗话；我听了，心中十分难过，不知为什么。 阿纳托利断言他不会活过来了。 老头儿不满地责备：“我真不懂，几乎还是个娃娃，军队就把他收下了？莫名其妙！让人生气！”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知觉。 现在他已经被移到专门病房去了，那里都是快死的人。 一个叫弗朗茜的女护士几乎整天守在他身旁。她早先就认识他。他们曾在一起做过工。她对他无微不至。 不过，现在连我也觉得他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9月2日晚11点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好日子！ 我的病人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终于过去了。 这两天我连家都没回。 我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我们病房又能够少死一个人了。 在我劳累的工作中，最令人兴奋的就是看见病人重获健康。 他们都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 他们的友情真挚、朴实，令人感动。每每分别之时，我总是热泪盈眶。 这说起来有点好笑，但这是真的。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给他的家里写了一封信。 他告诉家人，他受的是轻伤，很快就可以治好了，并答应一定回家探亲。 实际上，他失血过多，脸像纸一样苍白，身体很虚弱。 9月14日 今天，柯察金头一次微笑了。 他的笑容动人极了。他一向都很严肃，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 他的身体日渐恢复，这情况简直令人惊讶。 他跟弗朗茜是朋友，她老守在他床边。显然，她在他面前过分地夸赞了我。 每当我进去时，他总是对我露出一点笑意。 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怎么弄了那多么紫痕？” 我没告诉他，这就是他昏迷时攥的。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已完全长好了。 换绷带时，他表现出的忍耐力让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深深折服。 一般人在这时总是呻吟不只或发脾气，而他却一声不吭。每次给他的伤口涂碘酒时，他一点也不畏缩，而且把身体挺得直直的，像绷紧的弦。就是他疼得直冒冷汗，几乎失去知觉时，他也决不叫嚷半声。 我们已经全都知道：一旦他发出呻吟，那他准是昏迷了。 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坚强呢？我想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坐在轮椅上，第一次被推到阳台上去。 他看见了花园，拼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那种表情令人终生难忘！ 从他那满是纱布的脸上只能看出一只眼睛，但这只眼睛格外明亮格外活泼，新奇地望着四周的景致，像是第一次看到世界。 9月26日 今天，有人把我叫到楼下接待室。 那儿，等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长得特别漂亮，她是冬涅娅。 我知道，柯察金说梦话时，常常喊她。 我允许了她们对他的探望。 10月8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自己去花园散步了。 他不只一次地问我，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我告诉他快了。 那两个姑娘一到探视日就来看他。 我问他疼的时候为什么不叫喊，他回答我说：“您读读《牛虻》，就知道了。” 10月14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 我们亲热地握手道别。 他那只右眼早就解掉了绷带，但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不过，表面上跟正常的一样。 他走的时候，前额还包着纱布呢。 跟他分手，我心里十分难受。 事情总是这样：伤病员治好了就离开我们，并且希望不再回来。 分手前，柯察金说：“要是瞎的是左眼，倒好一些——现在，叫我怎么开枪呢？” 他想着的是前线。 保尔出院后，先住在了冬涅娅寄宿的市拉诺夫斯基家。 他立即就想让冬涅娅加入到他们的工作中来。 他邀她参加城里共青团员的全体大会，她答应了。但是，当她换好了衣服走出房间时，保尔却咬紧了双唇。 她打扮得很漂亮，故意穿得特别讲究。 他便不想带她去了。 于是，他俩发生了第一次争执。 他责问她为什么这么打扮，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从来都不喜欢跟别人穿得一样；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我就留在家里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那漂亮的衣着非常夺目，让保尔觉得很难为情。衣衫破烂、鞋帽陈旧的人们把她当作了外人。 她觉出这一点后，就故意用挑衅而又轻蔑的目光盯着他们。 长着一双宽肩膀，穿着一件粗帆布衬衫的码头工人帕科拉索夫是货运码头上的共青团书记。他把保尔叫到旁边。 他很不客气地看了看保尔，又瞟了一下冬涅娅，冷冷地问：“这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 “对。”保尔粗声粗气地答。 “哦——”帕科拉索夫拉长了声音。 “她的样子可不像咱们的人，很像资产阶级。你怎么带她到这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停地跳着。 他气冲冲地说：“她是我的朋友，我就带她到这来了，明白不？她并不敌视咱们，只是穿戴得有点不大妥当，但你不能以貌来取人！我也不是不懂得什么人可以来这儿！用不着你来挑毛病！帕科拉索夫同志。” 保尔本打算再说些更激烈的话，但他克制住了。因为他明白，帕科拉索夫的话代表着大家伙儿的意见。 这样一来，他就把一肚子的气都撒到了冬涅娅头上。 “我早就对你说了，你偏不听！为什么要这么大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他俩的友情开始破裂了。 保尔痛苦而又惊异地看到了他俩那似乎曾是山盟海誓过的友情破裂的过程。 又过了几天。 每次会面、每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一次胜过一次地疏远着。 两个人的来往越来越不愉快。 冬涅娅那极强的个性渐渐地让保尔无法再容忍了。 这样一来，两个人也都明白地感觉到了：分手已经是注定的了。 这一天，在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里，他们二人进行了最后的谈话。 他俩靠在陡坡上的栏杆旁……第聂伯河的灰暗波流闪动在栏杆之下，一只拖有两个驳船的小轮船，从桥孔下钻出来了，它那轮翼疲倦地拍着水面，缓缓地逆水而行。 夕阳的余晖把特鲁哈诺夫涂抹成金黄色，火红的落日闪映在各家各户的窗玻璃上。 冬涅娅望着血色黄昏，十分忧伤地说：“难道咱们的友谊真像这落日一样完结了？” 保尔凝视着她，眉头紧皱、声音低沉：“冬涅娅，这咱们早就说过了。当然，你知道我曾经深爱过你，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可以恢复，只不过，你得跟我们在一起。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保尔了。这是明摆着的，你如果要求我把你放在事业和战争的前头，我做不到。我也不会是你的好丈夫。 “我首先属于祖国，其次才属于你和其他亲友。” 冬涅娅两眼含着泪珠，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 保尔看着她的脸庞和头发，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他曾经那样深爱过的姑娘产生了一种怜悯。 他温和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诚恳地对她说：“摆脱所有束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咱们一道来打破旧世界。 “我们这儿不也有许多好样的姑娘吗？她们跟我们共同战斗着，忍受着饥寒交迫。 “她们也许都不像你那样有很好的文化，但是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战斗呢？ “你说，契察涅曾经也想强暴你，可他算不上是个红军，他是个堕落的混蛋！ “你还说，我的朋友都敌视你；但你不想想，你穿得那么扎眼，像是在资本家的舞会上！你怎么偏要那样？ “骄傲的个性把你宠坏了。你从内心就不乐意跟那些穿脏衣服的人一样。你既然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怎么就不能爱上工人阶级的一切呢？ “跟你分手，我特别遗憾，我也愿意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他说到这儿，就停下来了。 第二天。 保尔走在街上，忽然看到了一张省肃反委员会的布告，那主席签名正是“费奥多尔?朱赫来”。 他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 他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朱赫来办公的地点，但门卫不让他进。 他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子才进去了。 他们的会面是极其愉快的。 朱赫来已经被炮弹炸去了一条胳膊。 当下，两人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 朱赫来对他说：“你目前还不适宜去前线。现在你就来我这暂时帮忙吧。明天就来！” 打击波军的战争宣告结束了。 本来，红军已打到了华沙城下，因为人力和物力上出现了巨大的消耗，而且远离了自己的祖国，所以没有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就撤回来了。 波兰人将这次红军的撤离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 这样的话，地主的白色波兰又得以存在一段时期了，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希望也暂时不能实现了。 流血太多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休整。 保尔没能回去看望他的家人。 谢别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而且成了双方战线的临时分界点。 和平谈判已经开始进行了。 保尔日夜工作着。在这期间他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 保尔听到波兰白军占领了他家乡的消息之后，心情十分悲苦。 他问朱赫来：“怎么办呢？要是这样讲和的话，我妈妈不是要留在国外了？” 朱赫来安慰道：“边界肯定是沿着哥伦河划分的，谢别托夫卡肯定归咱们。你不信，很快就会知道了！” 许多师团自波兰前线调往南部。 当时，因为共和国正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波兰战线，弗兰格尔就利用这个机会，带着他的匪帮从克里木爬过来，沿着第聂伯河北上，向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逼近。 现在，既然和波兰的战争已告结束，国家就全力以赴来歼灭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兵车一辆接一辆地经过基辅向南开去。这些兵车上载满了士兵、车辆、锅灶以及大炮等。 包含保尔在内的铁路肃反委员会正忙得焦头烂额。 列车像水流一样，汇集在这里，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一道空轨也腾不过来，运输不得不停了下来。 收报机不断地收到各式各样的通牒式电报，要求委员会将路轨腾出，让那些特别的师开过去。 而且差不多每道电报命令上都有同样的警告：“如果不执行这一命令，负责人将接受军事法庭的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一工作。 各部队的指挥员都急火火地跑了过来，一边挥着手枪，一边坚持他们的列车应当先开——根据某某军司令发出的某某号电报。 他们都不愿意听——“这个办不到。” 他们强调着——“不行，得让我们先开。” 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在问题特别不好解决的时候，就赶紧叫朱赫来出面。这时候，气势汹汹要拨枪的人们就会立刻安静下来。 钢铁般的胸膛、冷静的态度、不容分辨的声音，往往叫那些指挥员把手枪插回皮套里。 这样，肃反委员会的繁忙工作损害了保尔那受伤的神经。 他时时感到脑袋疼——像针扎似的疼，但他坚持着，在月台上跑来跑去。 一天，他突然遇见了辛辽沙。 辛辽沙立刻从堆满弹药箱的敞车上跳下来，几乎把保尔撞倒。 他紧紧地抱住他。 “保尔，你这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这对好朋友激动不已，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分手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问的话，没等对方回答，自己就先答出来了。 他们俩几乎忘记了一切，也没听到汽笛声，直到车轮动起来，才猛然分开。 没办法——刚刚匆匆相见，又要立刻分手。 火车在渐渐加快。 辛辽沙怕误了车，慌忙地打着最后的招呼，沿着月台跑了。 他紧紧抓住了一辆车厢的把手；车上的战友们把他拉上了车。 保尔呆立在月台上，望着这场景，蓦地想起了瓦丽娅的事情。 唉，怎么没想起来呢？真有点晕了！ 辛辽沙一直就没有回过家乡谢别托夫卡。家中的事他一点也不知道。 保尔自言自语地说：“不让他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太伤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次匆匆的相见，就是他和辛辽沙的最后一次相见。 站在车顶上迎着秋风的辛辽沙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向他走来。 军大衣后背上让火烧了一个洞的战士多罗申科劝着辛辽沙：“坐下吧，辛辽沙，风挺大的。” 辛辽沙笑了笑，乐观地说：“不要紧，我和风是老朋友，就让它痛快地吹吧。” 一个星期之后，第一仗打响了。 辛辽沙倒在了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 那是远远地飞过来的一颗流弹打中了他。 中弹后，他哆嗦了一下。他继续朝前迈进，胸口上像被钉了一根烧红的钉子似的，疼得要命。 他并没有喊叫，只是左右摇晃了一下，伸展了双臂，又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胸口，随后就像要跳跃似的，弓着身子，把那僵硬的身子摔在了地上。 他那对失去表情的碧眼，凝望着这无边的原野。 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严重影响了保尔那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 伤口连接不断地疼起来了。 在两宿连着都没有睡觉之后，他终于又失去了知觉。 于是，他对朱赫来说：“费奥多尔，你看我是否应当调换一下工作？我想到铁路工厂去做我的老本行，不然的话，我会耽误这儿的工作。医务委员会的人对我说，说我不适合在军队里工作。可这儿比前线还紧张。这两天我完全被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累垮了。费奥多尔，你看，我几乎都站不稳了，我干不好这里的工作。” 朱赫来关切地望着他说：“你的身体状况的确很不好。我早就应该注意这点，这是我的过错，我太不细心了。” 结果，保尔拿了一张证明书去找共青团省委去了。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完介绍信后，对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喔，那个单位可不错！好，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派工作。我们正缺人手呢！ “您愿意到哪儿？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样？不乐意？不乐意就算了。那就到码头上的宣传站去吧？也不乐意？喔，你真傻，那是好地方，可以领到最多的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到铁路总厂去。” 那青年不无惊讶地看着他说：“去铁路总厂？嘿……这地方我们不要人。那好吧，你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去吧，她肯定给你安排一个地方。” 他和那个有些黑的姑娘谈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了。 保尔被派到铁路总厂去担任共青团书记，并且不脱产。 就在这个阶段，在克里木的大门，在这个将半岛与大陆连接起来的狭小喉管——很久以前克里木的鞑靼人同扎波罗什的哥萨克部落的交界线上，白卫军重新修建了一个异常坚固的要塞——彼列科普。 被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并且注定要灭亡的那些旧社会的余孽渣滓，都自认为在彼列科普后面的克里木一定会安全。 他们便在那纵情地寻欢作乐。 这是一个潮湿的秋夜。 千万个红军战士，正涉着海峡的冷水，连夜渡过锡瓦什湖，打算从背后彻底消灭这些躲进坚固工事里的敌人。 伊凡?察尔基便是这千万个人中的一个，此时，他正小心地把机枪顶在脑袋上前进着。 天刚亮，先头部队就登陆了。他们从正面猛冲上去。 彼列科普立刻就沸腾了。 伊凡?察尔基也是最先登陆的队伍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 白军的骑兵孤注一掷地冲过来了。 察尔基的机枪不住地喷射着死亡。弹雨中人马成堆地倒下去了。 察尔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换着机枪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彼列科普轰鸣起来了。刹那间，千万颗炮弹凄厉地怪叫着划过长空，炸起无数的碎片，落下无数的死亡。 脚下的大地被震撼着，如同天崩地裂般地充满了整个空间。 泥土翻飞着，硝烟弥漫着，遮天蔽日……毒蛇的脑袋终于被敲得粉碎！ 红军的怒涛扑进了克里木！ 红军骑兵第一军的各师官兵们以排山倒海的强大气势，打得白卫军魂飞魄散哭爹喊娘。 败兵慌张地挤上了汽船，离岸逃离了。 共和国将金质的红旗勋章挂到那些破损的制服上，挂到了那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察尔基的胸前也挂着一个这样的勋章。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 正如朱赫来所说的，谢别托夫卡仍旧属于苏维埃乌克兰。边界被沿着河流划定，它离那小镇约有三十五公里。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一个难忘的早晨，列车载着保尔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故乡。 他站在满是白雪的月台上。 当他看到“谢别托夫卡站”的路牌后，就向左边的调车场走去。 他寻找着哥哥，可是他不在那儿。 他系紧外套，快步穿过森林，向镇子的方向走去。 母亲听见敲门声，转过身来应了一句：“请进！” 一个满身是雪的人出现在门口。 她一眼就认出那是她亲爱的儿子。她双手抓着胸口，激动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子紧紧地同儿子的胸脯贴在一起，不住地亲吻着他的脸庞。 她的双眼流出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紧紧地抱着母亲。他望着母亲那因为忧伤和期待而消瘦了许多的脸，心中十分酸楚，牵挂着儿子的母亲呀，脸上又增加了多少道皱纹啊！多少个日夜，多少苦难的岁月啊！ 他也说不出话来，静静地等着母亲开口。 这饱受苦难的老妇人一下子就笑逐颜开了，那双忧郁而悲愁的眼睛又闪出了幸福而安宁的光芒。 在保尔回家的日子里，母亲怎么看他也看不够，她本来就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看到儿子活着回来呀！ 母亲的肚子里憋了那么多的话，说也说不完啊。 三天之后的一个夜里，阿尔吉莫也背着一个包袱回来了。 真是出乎意料，母亲欢喜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柯察金一家人总算又团聚了。 这对在战火与磨难中始终没有倒下去的兄弟，现在又得以重逢了。 “你俩今后有打算吗？”母亲认真地问儿子们。 “我还想干我的老行当去。”阿尔吉莫不假思索地回答。 保尔只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基辅了，他是个呆不住的人。 第 二 部 一 深夜十二点了。 末班电车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结束了一天的奔波。 月光像水一般泻下来。 屋内被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凉凉的蓝色，显得有几分孤寂。 房间的一角，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只台灯，灯罩下亮着一片黄色灯光。 琳丹伏在那灯下写日记。 只见细细的铅笔尖流畅地滑动在厚厚的本子上，似乎要追逐什么：　　5月24日 今天，我又想把最近的一些感触记下来了。 前头留下了一块空白。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半月了，我都没写一个字。可能是太忙了吧，唉！ 那也只好让那个地方空着去吧！想想，也只有如此了。 根本顾不上写日记。不能怪自己。 现在已是深夜，我这才得以拿起笔来——算是忙中偷闲。 说也奇怪，这会儿我倒没有半点儿睡意了。 谢加尔同志明天就要到中央去工作了。这个消息让我们大家都非常难过。他是个特别好的同志。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他的友谊对于我们是多么可贵。 当然，谢加尔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论小组也得解散了。 昨天，我们都在那儿呆到深夜，对我们的那些“辅导对象”的成绩进行检查。 当时，共青团省委书记奥吉莫也在，还有登记分配部部长杜菲坦。那位令人生厌的“万能博士”！ 谢加尔特别高兴，因为在党史方面，他的学生保尔很出色地驳倒了杜菲坦。 很显然，这两个月的时间没白费，成绩不错，他当然高兴呀。 听说朱赫来要被调到军区特勤部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转交给了我。 他特别交待说：“您替我教下去吧，别半途而废。琳丹，无论是谁，都有长有短。这个青年还没有将他那不守纪律的缺点完全克服掉，他只凭借他那奔放的热情去生活，而这会使他走弯路。 “琳丹，据我的观察，您将是最合适他的指导员。我祝你成功。别忘了往莫斯科给我写信啊。” 他临别时这样叮嘱我。 今天，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地区区委书记察尔基来了。 我以前在军队里就认识这个人。 明天杜巴瓦就要将柯察金带来了。 我现在描述一下杜巴瓦这个人：他中等个头，肌肉发达，身强体壮。他于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零年入党。 他是因为拥护“工人反对派”而被取消共青团省委委员资格的三人之一。对他进行辅导可不容易。 他总是和我第二个学生尤列涅娃抬杠。头一天上课时，他就把她奚落了一大通：“我说老太婆，你的装束还不够齐整。既然穿军装，就得穿皮裆的马裤，带上马刺，戴顶布琼尼式的尖顶军帽，再加上马刀，不然就是个‘四不像’了。” 尤列涅娃也不甘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 杜巴瓦好像是柯察金的朋友。 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要睡了。 像火一样的日头，炙烤着大地。 车站天桥的栏杆晒得都烫手了。 一群被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疲疲塌塌地走上了天桥。 这些人不是旅客。 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去往城里的人，多半都走天桥。 保尔走到天桥的最高处时看见了琳丹。 她已到了车站，正在那望着走下桥来的人们呢。 保尔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 而她，仍是没有看见他。 他好奇地端详着她。 她穿着条子布的衬衫，下身是蓝色的粗布短裙，肩上还搭着一件柔软的短皮上衣。她那张晒黑了的脸映衬着松蓬蓬的头发。 她站在那儿，微微仰着头，阳光照得她眯起双眼。 保尔第一次用平时少有的神情看着自己的同志兼老师。与此同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琳丹不仅是个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也是……但当他一发觉自己产生了这种荒唐念头时，他立时就自责了，并且赶紧打招呼：“喂，我在这儿站了一个小时了，你都没看见我。现在走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进了检票口。 昨天琳丹被指派出席一个县的团代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 今天他俩必须出发。 现在乘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车次少，开车的时间都由全权掌握交通管制的五人小组来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也进不了站。 所有的进出口都由该小组的卫兵把守着。 挤满了人的车站顶多能运走十分之一急于要走的人。 谁都不想留下，因为列车的时刻没有一点儿准，说不定一等就是好几天。 成千上万的人冲到了进出口，企望着冲进那比登天还难的车厢。 连日来，车站上人山人海，一会是包围的潮流，一会是扭打的事件。 保尔和琳丹想走进月台，但根本过不去。 保尔对这里所有的进出口都很熟悉，他领着琳丹从行李房来到了月台。 他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了四号车厢前。 车厢门口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反复地说着：“告诉你们，车上已经挤得满罐了，有命令，车厢连接板和车顶上都不许站人。” 心急火燎的乘客朝他冲过来，气恼恼地把交通管制组发的四号乘车证塞到他的鼻子底下。 每节车厢都这么争吵叫骂着，不可开交，无法平息。 保尔把琳丹叫到一边，说出了心中的盘算：他先挤上车，然后打开窗子，从窗口再把她拉进去。 现下已别无选择了。 “你把你的那件短皮上衣交给我，它比任何特别乘车证都有效。” 保尔说。 他把琳丹的皮上衣穿起来后，把手枪往兜儿里一插，特意把枪柄露在外边。 接着他把装有食物的旅行袋放到琳丹脚边，自己朝四号车厢走去。 只见他毫不客气地把旅客推开，一只手握住了车门的把手。 “喂，同志，你去哪儿？”那个工作人员问道。 保尔回头看了他一眼，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是本区特勤处的。现在我们要检查乘车人是不是全有乘车证。”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手枪把，用袖口擦了一下额上的汗，冷淡地说：“那好，你能挤进去，你就查吧！” 他拼着命连推带搡地朝前挤着，有时拳脚并用，有时伸手抓住上层铺位，吊起身子，从别人的肩膀上荡过去。 虽然他遭到了无数责骂，但还是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该死的东西，想往哪闯？” 当他从上面下来时，踩到了一个胖女人的膝盖。那女人不客气地骂他。 这个胖女人像是个二百多斤的大肉球，勉强坐在下铺的边缘上，在她的两腿中间是一只油桶。 每个铺位上也都放着些铁桶、箱子、口袋和筐子之类。 整个车厢里闷得要命，让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在意这个胖女人的话，反而郑重地问她：“您有乘车证吗，女公民？” “什么乘车证？” 胖女人没好气地嘟哝着，随后又恶狠狠瞪了保尔一眼。 从上铺伸出一个鬼鬼祟祟的脑袋来，用破锣似的嗓音喊叫着：“沃希科，从哪里跑出这么个混蛋来了？你给我收拾收拾他。” 从保尔的头顶处，出现了一个长满胸毛的大个子，这肯定就是那个人叫的沃希科了。 他朝保尔瞪起了两只牛眼。 “怎么找妇女的麻烦？你要什么票？” 这时，从旁边伸下来八只脚。 这些脚的主人们搂肩搭背地坐着，洋洋得意地嗑着瓜子。 这显然是一大伙在铁路上来往惯了的投机商。 保尔没有更多的工夫理他们，这时让琳丹上车要紧。 “这是谁的？” 他指着车窗边的木头箱子问一个上了岁数的铁路工人。 “哦，就是那个女人的。” 老工人指着另一个胖女人的两条穿着褐色长袜的大粗腿回答。 得打开车窗，否则琳丹上不来。 可这木箱子正挡在那儿，别处又没有地方搁它。 保尔把箱子提起来，递给它的主人。 “请您先拿一会，公民，我要开车窗。” “你这人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 当他把箱子放到她腿上的时候，那个扁鼻子的女人大叫起来。 “莫季卡，你看这是什么人在这胡闹？” 接着，她命令着她的邻座。 那个邻座就顺势朝保尔的后背踢了一脚，而且骂道：“喂，快滚开，癞皮狗！要不，我就砸死你！” 保尔强忍着怒火，打开了车窗。 “同志，请你稍让一下。” 他客气地朝那个老工人请求着。 保尔又把一个铁桶挪开了一点，腾出地方来，终于站在了车窗口。 琳丹早就等在外面了，她急忙把旅行袋递给了保尔。 保尔将旅行袋扔在那个胖女人的腿上，立时把身子探出去。 他抓牢了琳丹的手，把她拉了进来。 一个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看到这种举动后，正想着加以阻拦呢，可一眨眼琳丹就上了车，于是他便气鼓鼓地走开了。 琳丹一进车厢，那帮奸商就怪叫起来了，把她弄得特别不好意思。 她连站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抓住上座的把手，站到了一个下铺的边角儿上。 周围的嘲弄谩骂便都上来了。 那个破锣嗓子又响了起来：“瞧这个混蛋，自己爬进来还不行，又拽进来个婊子！” 接着是一个嗞溜溜的叫喊声：“莫季卡，朝鼻子上给他一拳！” 上面的塌鼻子女人也想着趁机把木箱子压在保尔的脑袋上。 周围的这群人明显的是帮坏蛋。 保尔见琳丹站在那儿，心中有点后悔，便急着想要给她找个位子。 他朝那个莫季卡说：“公民，请你把东西从道口拿开，这位女同志还站着呢。” 可那个家伙却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保尔右眉的上边开始疼了起来，像针扎一样。他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双手，严厉地说：“下流东西，你骂这些话，真不怕报应？” 但立即有一只脚从上面朝他的头踹了一下。 “沃希科，给他点厉害的！” 周围的这一伙乱叫开了。 于是，保尔长久积压在胸中的怒火腾地一下就蹿上来了。 他的动作迅猛异常。 “你们这群可恶的投机商，欺人太甚了！” 他像弹簧似的，两手一撑就到了中铺，抬拳就打那个莫季卡的嘴脸。 由于劲头过猛，那个投机商一下子就滚到了过道里的人头上。 紧接着，保尔用手枪指着上边那四个人的鼻子，怒斥道：“你们这些坏蛋，全部给我滚下来！要不，我就要了你们这几条狗命！” 事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时候，琳丹也在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一旦有谁扑向保尔，她就开枪。 上铺的人都乖乖地下来了，见势头不对，急忙溜到了隔壁车厢。 保尔把琳丹安置在刚刚腾出来的空位上，小声告诉她：“你先在这儿坐着，我去找他们算账！” 琳丹赶紧劝阻：“你真想和他们打架呀？” “不，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冷静地安慰她。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了出去。 几分钟后，他到了他的老上级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室里。 布尔麦斯捷尔听了保尔的汇报，立即下令检查四号车厢。 “我早就说过，一直都是还没等列车进站，车上就挤满了扛口袋的商贩。” 布尔麦斯捷尔颇为恍然地说着。 十个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了检查队，把四号车厢彻底查了一遍。保尔也积极地帮忙——他熟悉这方面的工作。 检查完了，保尔回到琳丹身边。 车厢里的乘客完全换成了出差的干部和战士们。 他只能在最底层的一个角落里，给琳丹找了个座位，旁边堆满了成捆的报纸。 “这样就可以了，凑合着坐吧。”琳丹通情达理地说着。 列车终于启动了。 这时，车窗外的那个胖女人正坐在一堆口袋上，叫喊着问：“曼卡，我的油桶呢？” 琳丹和保尔两人坐在一个很窄的角落里，一边回想着刚才那段插曲，一边大口吃着面包和苹果。两人都很高兴。 列车缓缓地行进着。 车辆没有检修，又超量超载，便发出咯吱咯吱刺耳的声响……傍晚时分，车厢里暗下来了。 又过了一会儿，夜幕掩住了敞着的车窗，车里变得漆黑一团。 琳丹累坏了，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 保尔也十分疲乏了，可没有地方能躺下休息会儿，所以他只能坐在座位的边缘上，垂着两腿抽烟。夜风凉爽地从车窗外吹了进来……车身的震动将琳丹惊醒了，她迷迷离离地看见了保尔抽烟的红光。 “他肯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很显然，他不好意思太挨近我，怕我难为情……” 琳丹这么想着，便轻松而大方地叫保尔：“柯察金同志，请您不要顾及那一套上层社会的礼貌了，来，您也躺一会儿吧。” 保尔听了便躺下去了，紧挨着琳丹，舒服地伸展着他那浮肿的双腿。 “咱们明天的工作多着呢。睡吧，你这喜欢打架的家伙。” 她亲热地搂住他。 保尔感到她柔美的头发贴到了自己的脸庞上了。 在保尔眼里，琳丹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她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她是他的政治指导员。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关于这一点，好像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发觉。 所以此时，她的搂抱让他产生了十分欢欣的冲动。 他感觉着她那均匀的呼吸，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她那双唇近在咫尺……一种莫名强烈的愿望支配了保尔——去亲吻那美好的双唇。 然而，他还是用一种超常的意志把这个强烈的愿望给阻止住了。 琳丹好像也猜到了保尔的冲动，所以她情不自禁地微笑着。 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人的苦痛她都早已经历过了。 她曾经把她的爱情先后献给过两个布尔什维克，而这两个人都被白匪夺去了生命。 一个是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旅长；一个是有一双明亮而温柔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那均匀的节奏很快就把保尔送进了梦乡。 第二天清早，汽笛叫醒了他。 琳丹很晚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她打开那不常打开的日记，又开始写下了几段：　　8月11日 省代表大会终于结束了。 奥吉莫、米海洛和其他人都去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大会了。 整个工作都堆到了我头上。 杜巴瓦和保尔两人也都收到了出席团省委会的通知。 自从杜巴瓦到佩切尔斯基区担任共青团书记之后，因为太忙，他就不再来上每天下午的课了。保尔倒是还想上课，但不是我没空儿，就是他没工夫。由于铁路状况严重，他们经常外出。 察尔基昨天来我这说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儿调了些人，他们也极缺人手。 8月23日 今天，当我从走廊里走过时，远远便望见管理处门口站着三个人：帕科拉索夫、保尔，第三个我不认识。 后来我经过他们那儿时，听见保尔正在讲什么事情：“那边都是些坏蛋，真该统统枪毙！他们口口声声地说：‘你们没权干涉我们。这里的事儿铁路林木委员会能够做主，不用什么共青团来操心！’看他们那狂劲儿……这帮寄生虫可算找到了藏身之处！” 接着就是些难以入耳的咒骂。 一见我过去，帕科拉索夫就用胳膊肘碰了碰保尔。 保尔回头看见我，脸都白了。 他连眼皮都没抬起来，扭头就走。 这回，他可能好久不到我这儿来了，因为他知道，我是不许骂人的。 8月27日 今天，召开了一次党委会的秘密会议。 形势日益复杂了。 我真来不及把所有的情形记下来，来不及了。 奥吉莫从县里来了。 他很犯愁。由于被人破坏，昨天运粮专车又于帖帖列夫地带出轨了。 我真想丢开日记不再记了，总记什么呢，零零散散、三天两头顾不上。 我在等柯察金。 今天，我曾见过他。 我知道，他和察尔基他们五人在组办一个公社。 这天中午，工厂里叫保尔去接电话。 电话是琳丹打来的。 她告诉保尔：她今晚有空，希望他去她那谈谈上次没有谈完的话题：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 晚上，保尔来到了大学环路那座房子的门口。他抬头望望，只见琳丹的窗子里亮着灯。 像往常一样，保尔迅速地奔上楼梯，敲了敲门，不等回应，就进去了。 在床上，在那张男同志们谁也不敢坐一会儿的床上，躺着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带有星徽的军帽全扔在桌子上。 琳丹坐在他身旁，双臂紧紧地抱着他。 两人正欢快地说着什么…… 保尔突兀地进了房间后，琳丹马上转过那张幸福的脸……那军官也推开了琳丹的双手，站起身来。 “我来给你介绍。” 琳丹牵着保尔的手。 “这位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 那军官一面握紧保尔的手，一面自我介绍，语气随意，神态平静。 “没想到，一阵风把他给吹来了。”琳丹笑着说。 保尔很漠然地和他握了手。 有种说不出的委屈像火石一样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他清楚地瞥见了达维德袖子上那个正方形的军衔标志。 琳丹刚想开口说话，保尔却抢先了：“我只是过来告诉你，今晚我要赶紧去码头卸木材，你不用等……正好你这也有客人。那我就走了，伙伴们正在下边等我呢。” 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保尔的脚步声急急地响了下去。 只听大门砰地响了一下，一切又都归于了寂静。 “他一定出了什么事。” 琳丹朝惊疑的达维德解释着，语气很含糊。 天桥下。 一辆机车呼哧呼哧地响着。 机车那粗壮的肺管喷出了一团团金黄的火星；火星狂乱地飘荡着，直往上蹿，不大一会儿，就都隐灭在黑暗中。 保尔正靠在天桥下。 他凝望着岔道口上的各色信号灯，眯起了两只眼睛……他对自己说：“柯察金啊柯察金，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发现琳丹有个丈夫，就那么难受呢？难道她告诉过你，她没有丈夫？ “即便真告诉过你，这又有什么呢？怎么就突然这么让你难受呢？ “你不是一直把你俩的关系当作思想方面的友谊吗？……你怎么那么莽撞地闯进去了呢？啊？” 他讥笑着自己的愚蠢…… “假使他不是她的丈夫呢？万一是她哥哥或叔叔呢？……那么，你就真是干了件傻事！平白无故地让人家下不来台！ “你太缺乏礼貌了，你太毛手毛脚了，你太小心眼儿了！ “到底是不是她哥哥或叔叔，这一打听就知道了呀！唉！如果真是这样，你又怎么向她解释你这做法呢？ “得了，得了，今后你就不用和她见面了！还有什么脸去她那儿呢？” 汽笛声提醒了保尔。 “天儿不早了，该回去了，别再为这些无聊的事儿费脑筋啦！” 在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的名称），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公社。 这五个人中有保尔和察尔基，还有快活的捷克人——金发克拉维切克、调车场团书记尼古拉?昂柯尼夫和斯焦帕?阿尔丘欣。 后者是铁路肃反委员，前不久还是修车厂的司炉工呢。 他们找到了一间房子。 利用休息时间，他们把房子擦洗、粉刷、油漆了一遍，一共忙了三天。 他们提着大水桶，转过来转过去地忙。邻居看见了，还以为哪儿失了火。 他们用木板搭了床，用麻袋装上枫树叶当了床垫。 第四天，房间就完全布置好了。 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张大地图。 他们在两个窗子之间钉了一个搁板，上面放了一堆书。 两只钉着纸板的木箱当凳子用，一只大木箱当柜子使。 房正中间，放了一只已拆下粗呢面的大台球桌。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这东西白天当桌子用，晚上则是克拉维切克的床。 另外，他们还把各自的东西都搬了进来。很有管家才华的克拉维切克列了一张公社资产清单。 假如不是大伙共同反对，他还想将这清单贴到墙上呢。 现在，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公社的共有财产——薪水、口粮和所有偶尔收到的包裹，都是要平均分成五份的。 当然，每个人的枪支还是私有的。 公社社员一致同意：社员不遵守公社有关取消私有制的规定，或是欺瞒，马上被开除。 昂柯尼夫与克拉维切克还一定要在该条后面附上：“并立时逐出。” 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们都参加了公社成立的典礼。 他们从邻居那借来了一个大号茶炊，把公社全部糖精都拿出来沏了茶。 喝过茶之后，大家齐声高唱： 苍茫世间血泪尽染， 我们一生痛苦凄凉。 可总有出头的一天…… 烟厂的塔莉亚担当指挥。 她的红头巾稍微歪向一边，长着一双男孩一样调皮的眼睛。 就是这对眼睛，还从来没有人敢到跟前仔细端详呢！ 她的笑声格外好听，而且极有传染性。是的，这个十八岁的女工正用她那青春而明亮的目光放眼人生之路。 她一举手，歌声就响起来了，像铜号一样： 我们的歌声飞向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球飞扬， 高高飘扬，灿烂而辉煌， 那是我们的鲜血放出光芒…… 大家散去的时候已是深夜了。 欢快的说笑声回荡在寂静的大街小巷。 察尔基伸手拿起电话听筒。 “小声点，弟兄们，我接电话听不清！” 他朝那些挤在团区委书记办公室里的青年们喊着。 叽叽喳喳声立时小了。 “喂，请讲吧。呵，是你！是的，马上要开会。你问讨论什么？还是从码头上搬运木材那件事。什么？他没有被派走。就在这呢，要叫他吗？好。” 察尔基朝保尔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有话要跟你说。” 他把听筒交给了保尔。 “我还以为你外出了呢。今晚我刚好有空，你来吧。我兄弟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们有两年没见面了。” 啊！果不其然，是她兄弟！ 保尔没有把她下边的话听进耳朵。 他想着那天晚上的事情…… 是啊，今晚应该去看看她，彻底把两人之间的瓜葛斩断！ 爱情啊，你给人带来多少麻烦和痛苦！ 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听筒里的声音奇怪地问着：“你怎么啦，没听我说话？” “嗯、嗯，我听着呐。好吧，会开完我就去。” 他挂上了听筒。 他紧紧抓着那橡木桌的边沿儿，望着她的双眼说：“我打算以后不再来了。” 他说完这话，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抖了一下。 她手里的那支笔突然停了下来，静静地放在了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 “时间不够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多么艰苦啊！真可惜，我将来再学习吧……” 他自己也感觉到最后的那句话太不坚定。 “怎么有点支吾呢？看来，你没有勇气把心里想的统统说出来！” 保尔这么想着，便又坚定地往下说：“另外，我还有几句话想告诉你已经很久了——你讲的，我不是很明白。从前谢加尔教我的时候，我句句都能记得住，但跟你在一起，就怎么也记不住。” “每回学完之后，我还要到杜科利夫那里重新补习一遍。我的脑子不好使了。你最好还是再找个脑子好的学生吧。” 他躲着她的双眼。 为了破釜沉舟，他又果敢地补充了一句：“所以，咱们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 说完后，他站起身。 他用一只脚小心地往后挪了挪椅子，顺势俯看了一下她那低垂的头和苍白的脸。 他迅速戴上帽子，说：“好吧，琳丹同志，再见了！瞒了你这么多天，很抱歉。本来，这些早就应该告诉你。全怪我。” 琳丹生硬地把手递给保尔。 学生的突然变化与冷漠的表情，让老师惊讶不已，她好不容易才说出些客气话来：“保尔，我不会怪你。我过去做的不能让你满意，没能够使你了解我，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我只能怪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注的一般沉重难动。 他默默地推开了房门…… 当走到门口时，他站住了——现在还能够再回去，向她倾诉……但，为什么要那样呢？为了得到她鄙夷的回拒后，丢人现眼地离开这儿吗？ 不！ 坏损的机车和车厢在铁路支线上越堆越多了。 木柴场上，风刮得木屑碎末到处乱飞。 像凶狠的山猫一样，奥尔利克匪帮在城郊四周的丛林、峡谷中乱窜乱跳着。 白天，他们隐藏在附近的村庄或森林中的大养蜂场里。 夜里，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爬到铁路线上，伸出魔爪破坏路轨，而后再溜回老窝。 列车便时时脱轨。 车辆摔得粉碎，将睡着的旅客压成肉饼，那宝贵的粮食、鲜血和泥土混在一起，惨不忍睹。 奥尔利克匪帮时时洗劫安详的村庄。 鸡飞狗跳，满街乱跑，枪声响了起来……双方在苏维埃白色房子外对射着，枪声又尖又脆，像是踩断了干枯的树枝。 匪徒们骑着高头大马，在村庄里横冲直撞，凶狠地砍杀所有被抓住的老百姓。他们把军刀抢得呼呼怪叫，砍起人来就如同劈木柴一样，一点也不留情。 为了节约子弹，他们几乎从不开枪。 他们就这样神出鬼没地骚扰着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有时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个匪帮在各处都安插了自己的耳目。 他们从神父的房子里、从富农的庄院里，监视着苏维埃的白色小屋。看不见的战线就自这些住宅一直通到了森林的深处。 当然，子弹、鲜肉与略带蓝色的原汁酒，也都循着这条路线输送进去。 各种情报，也悄悄传给小头目，再由他们经过非常复杂的通讯网，送到奥尔利克本人手中。 这个匪帮的人数有二三百，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红军好几次想消灭他们，但都没有成功。 他们往往分成许多小股队伍，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 要把他们一网打尽，那是不大可能的。 他们这些匪徒夜里行凶杀人，白天却装成和顺的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忙活着喂马，或得意扬扬地站在大门口抽着烟管，打量从他们面前过去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兹列夫斯基率领他的战士们，勇猛顽强地战斗在三个县里。 经过一个月的清剿，他们把奥尔利克匪帮逼到了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城市的生活日复一日。 五个市场全都热热闹闹。 市场有两种愿望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是漫天要价；另一种是立地还钱。 各式各样的骗子云集于此各显神通。 许多眼尖手快的人像跳蚤一样蹦跶着，他们的双眼表现了一切，惟独缺少良心。 这里，活像一个大垃圾堆，堆积了整个城市的全部垃圾。但他们的共同目的是——骗“土包子”。 班次非常少的火车，从肚子里排泄出一堆堆肩扛口袋的人。 这些人一下车就奔向市场。 到了晚间，市场上空无一人，那些奇形怪状的货架子和黑漆漆的小胡同变得阴森而可怕。 好像，在每一个小商亭后面都隐着危险、藏着杀机。 每逢夜里，就是再胆儿大的人也不敢独自去这个鬼地方。因为，手枪不时会像锤子敲洋板似的响一两下，非常吓人。 等到附近值班的民警聚在一起奔往出事地点（因为任何人都不敢单独出动），只能找到一具尸体，凶手早没影儿了。 附近的居民被吓得提心吊胆，总是深更半夜地睡不着觉。 这市场区的对面就是七星电影院。 那面却依然是灯火通明，人流如潮。 电影院里的放映机喳喳地响个不停。银幕上出现了一对情敌决斗的场景。 片子一断，观众就怪叫连天。 城内城外的生活似乎是井然有序的，甚至连作为革命政府中枢神经的省党委，也是平平静静的。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在这个城市之中，一场凶险的风暴已经酝酿成熟了。 对此，有许多人知道。 那些笨拙地将步枪藏在乡下人的“长衫”里和那些扮成小商贩坐在火车顶上进城的人都在其列。 他们一下火车并不奔向市场，而是扛着口袋到某一条街道或某些住宅。 然而，城里的工人，甚至于其中的布尔什维克也还都没有想到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知道这一情况。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境内的彼德留拉余匪，正勾结着华沙的外国使节们，准备组织一场暴动。 彼德留拉余匪秘密地组织起了一支突击队。 在谢佩托夫卡，中央暴动委员会也有自己的组织。 这组织共有四十七人，其中大半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当地的肃反会过于相信他们，才没被关押起来。 沃希利神父、文尼克少尉和一个彼德留拉军官库齐缅科，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神父的两个女儿，文尼克的父亲和兄弟，以及那隐藏在执行委员会内部的办事员萨莫蒂尼亚都是他们的情报员。 他们决定在暴动的夜里用手榴弹将边防特勤处炸毁，救出囚犯。 如果可能，便占领车站。 军官们正秘密地集中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个大城市里，。 与此同时，匪帮也都转移到附近的森林里来了。 在这儿，他们通过自己的心腹，与罗马尼亚和彼德留拉本人保持着联系。 朱赫来在军区特勤处已经整整六夜没合眼了。 他是知道这次暴动详情的五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 朱赫来此时此刻像一个追捕猛兽的猎人，监视着猛兽跳跃似的，情绪是紧张的。 因为，这个时候，不能喊叫，不能惊动这个猛兽。 只有把这个吃人的猛兽打死，才能有和平而幸福的日子。 对野蛮的猛兽决不能掉以轻心！ 要打死这恶兽，全凭猎人准确的手和镇定的心。 时间越来越少了。 就在这个城里的某个地方，在秘密进行着阴谋的迷宫里，敌人决定在明晚动手。 那五个布尔什维克决定先下手为强：“就今晚动手！” 晚上，一列装甲火车没鸣汽笛就开出了调车场。 调车场的大门又被悄悄地关上了。 直通电报线匆匆地传递着密码，凡是收到电报的地方，共和国的卫士们都忘却了休息，马上行动——捣毁蜂窝。 奥吉莫打电话给察尔基：“支部完全安排好了？是吗？好极了。你马上和区委书记一起到这儿来开会。 “木柴问题比我们所预料的还要严重。来吧，咱们一块讨论讨论。” 奥吉莫的口吻急促而又坚定。 “好的！这木柴问题都快把我逼疯了！” 察尔基气恼地嘟嚷着放下了听筒。 小李特克驾驶着汽车飞快地将两个书记送来了。 他俩下了车，一走上二层楼，便感觉到今晚的会议决不是讨论木柴问题。 总务主任的桌子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关枪，来自特勤部队的机枪手正急急地收拾它。 在各走廊上，密布着许多警卫，个个都不出声。 在省委书记的房间里，紧急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架军用电话机线已经穿过临街的气窗引到房间里来了。 每个人说话都很低。 在房间里，察尔基看到了奥吉莫、琳丹和米哈洛。 琳丹穿戴得跟她从前当连指导员时一样：头戴红军军帽，身穿草绿短裙，皮夹克上扎着皮带，皮带上还挂着一支盒子枪。 “怎么回事？” 察尔基惊讶地问琳丹。 “伊凡，这是紧急集合演习。我们立刻就要到你们区里的第五步兵学校集合。 “所有的青年在开完支部会后，都直接去那边。切记，咱们的行动千万别让人发觉” 琳丹严肃地告诉察尔基。 步兵学校四周茂密的森林里十分寂静。 百年的大橡树，静默无语。 牛蒡和水草掩蔽着的水池已无声地睡熟了。 每条小路上都没有行人。 森林之中的白色高墙里便是老军官学校的楼舍。现在已经是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了。 已经很晚了。 楼上没有一点灯光。 远远地望过去，这儿的一切都很平静。路过的行人都会认为里面的人正在酣睡。 可是，为什么那道大铁门敞开着？ 而那两个蹲在大门旁边像大青蛙一样的是什么物体呢？ 不过，来这集合的人们都清楚，既然是夜间紧急集合令，学校里面的人肯定都不能睡觉了。 他们都是开完了支部会，听了简短的通知之后，直接来集合的。 每个人都保持着安静。 有的是一个人单独来的，有的是两个结伴而行，但每组也没有超过三个人的。 每人的口袋里，全装着党、团手册，只有拿出这个“证件”，才能进入那道大铁门。 大厅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这儿灯光通明，但窗子却拉着帆布窗帘。 人们静静地抽着自己卷的烟卷，一边小声谈论着，大家都认为夜间紧急演习弄得这样过分小心有点可笑了。 谁也没有觉出有什么紧急战事，大多数的人都把这行动当作了演习，心中暗想：只不过来考验一下特勤部队的纪律罢了。 但那些有过战斗经验的人一进门就觉出这不像演习。 一切都在无声之中完成着。 军校学生编队的时候，口令喊得几乎像耳语。 机枪也是用手抱出来的。 从外边看不见房子里有一点亮光。 “德米特里，像是有什么严重的情况吧？” 走到杜巴瓦面前，保尔小声问道。 此时，杜巴瓦正和一个保尔不认识的姑娘肩并肩地坐在窗台上。 三天之前，保尔在察尔基那儿也匆匆地见过这个姑娘。 杜巴瓦开玩笑地拍了拍保尔的肩膀：“怎么，害怕了？看把你吓的！没关系，我们会教你们怎么打仗的——怎么回事，你俩还不认识？” 他说着，朝那姑娘点了点头。 “她叫安娜，姓儿嘛，我也记不清了。官衔是宣传站主任。” 那姑娘一面听着杜巴瓦幽默的介绍，一面打量着保尔。 只见她又用手理了一下露在紫丁香色的头巾外的头发。 她和保尔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双方持续斗了好几秒钟。 从她那黑亮的眼睛里冒出来的挑战的光芒，勇敢地穿过那两排很密的睫毛。 保尔把目光转向了杜巴瓦。 他觉得脸上有点热，便不高兴地耸了耸眉毛。 保尔强装出笑脸，打了个哈哈：“你俩到底是谁宣传谁呀？” 这时，大厅里一阵喧哗。 中队长爬到椅子上，压着嗓子喊：“第一中队的在这儿集合！快点，同志们，快点！” 朱赫来、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奥吉莫共同走进大厅。 他们一到，大厅里就站满了人。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站到教练机枪的平台上，举着一只手说：“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儿，是为一件重大的事情。今天我要说的，甚至在昨天还不能说，因为这是极其重大的军事秘密。” “明晚，这个城市，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就将爆发反革命暴动了。本市已混进来许多敌人的军队。各匪帮也在城外四周集结起来了。” “甚至于有些阴谋者还伪装成驾驶员混到了我们的装甲车营里。不过这阴谋已经被肃反会发现了，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把党团组织武装起来。” “同志们，现在要看你们的行动了！用一刻钟的时间配备武器，整好队伍。一切听朱赫来同志指挥……” “最要紧的是，在今晚制止住敌人的武装暴动！” 一刻钟后。 两个大队完全武装起来，整整齐齐地排在军校的院子里。 朱赫来的目光扫视着严整的队列。 他威严地朝这三百名战士发出了号令：“出发！” 三百名战士穿过无人的街道。 整个城市都在沉睡。 他们停在了那条经常出事的街的对面。这里正好是利沃夫街的十字路口。 行动就在这里开始了。 他们悄悄地包围了整个地段。在一家店铺的台阶上设立了司令部。 一辆汽车沿着利沃夫街从市中心开来了，车灯明晃晃的，停在了司令部前面。 这次，坐在小李特克车上的是他的父亲——本市的卫戍司令。 父亲从车上跳下来，朝儿子匆匆地说了几句拉脱维亚话。 汽车又飞一般地开走了，眨眼工夫，就转了弯，朝德米特里大街开去。 小李特克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到双眼上。他的两只手好像长在了方向盘上那样来回来去地转个不停。 对，这个时候才是他开飞车的好时刻呢！没有因为他疯狂的急转弯而把他拘禁两宿的危险了。 所以说，他的车子像流星似地急驰在大街上。 眨眼间，小李特克就把朱赫来从城这头送到城那头。 朱赫来十分高兴地说：“小李特克，要是这么个开法，一路上不撞倒一个人，那明天你就能够得到一只金表啦，信不？” 小李特克欢喜得要命，赶紧接话：“我还以为，我会因为这么开去蹲十天禁闭呢！……” 第一次袭击集中在阴谋分子的司令部。 第一批俘虏和获得的文件都送到了特勤部。 凶残的野蛮街里有一条名字很古怪的胡同，在这个胡同的十一号，住着一个叫秋贝特的人。 据肃反会所得到的情报，这个家伙在这次阴谋中担任着一个不小的角色。 企图在波多尔区进行行动的军官团的黑名单就藏在他那里。 老李特克亲自来野蛮街逮捕这个秋贝特。 那所房子有几个窗子对着花园，花园的高墙后就是原来的女修道院。 在这里，他们没有找见秋贝特。 邻居们说，他已经一整天没回过家了。 他们进行了搜索，搜到了一箱手榴弹、一些名单和住址。 老李特克下达了埋伏的命令，自己暂时留在桌子旁边对刚刚搜获的文件进行检查。 军校里的一个年轻学员在花园里面站岗。 他站在墙角，望着那透亮的窗户，心里有点害怕了——月亮照不到这儿，黑乎乎的灌木丛动弹着给人一种恐怖感。 他用枪尖朝周围探了探——一个人都没有。 他站的这地儿离窗子还很远，他的责任是看着那道高墙。 他心里犯了嘀咕：“怎么偏把我派到这儿来呢？这么高的墙能有人攀过来？我还是到窗跟前去吧。” 他真就离开了那发着霉味儿的墙角——指定的哨位。 他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 老李特克正在匆忙地收拾着文件，打算离开房间。 可就在这时，一个暗影出现在墙头上。 从墙头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亮光里的哨兵和老李特克。 那暗影敏捷如猫，从墙头攀住了树身，飞快地溜到了地面上。 他爬近了那哨兵，一抬手，那个青年哨兵就倒下了。 一柄海军短剑自他脖后扎了进去，剑柄露在外面。 花园里响了一枪。 包围在四周的人们像被电了一下。 皮靴咚咚咚地踏响了，六个人飞快地奔向这所房子。 老李特克坐在桌旁的靠椅上。 他已经死了，脑袋耷拉在桌子上，正冒着鲜血。 窗户玻璃被打碎了。 好在敌人没能抢走文件。 修道院旁边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凶手跳到大街上，一面朝卢基亚诺夫广场逃跑，一面回过头来还击。 但他并没能跑掉，一颗子弹追上了他。 连夜进行逐家逐户的搜查。 几百个没上户口的、身份证可疑的以及窝藏武器的人，被押到了肃反会。 那儿有专门的审查会对付这些家伙。 在一些地方，阴谋分子还用武力来反抗。 在日梁街上，列别捷夫在进行搜查时牺牲了。 索洛缅卡大队在当天夜里损失掉了五个人。 在肃反会里，再也看不到那个老布尔什维克、忠诚的共和国保卫者扬?李特克了。 谢天谢地——暴动被适时地制止了。 同样，在这天夜里，沃希利神父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其他的同伙也都在谢别托夫卡被抓起来了。 一场可怕的灾难过去了。 但是，新的更大的灾难又在威胁着整个城市——铁路运输即将瘫痪了，随之而来的会是饥寒交迫。 没了运输，那吃的烧的又从哪儿来呢？生活又一次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二 朱赫来真犯难了。 他把短烟斗从嘴里抽出来，无奈地用手指按了按里边的烟丝。 烟斗立刻就灭了。 灰色烟雾像浮云似的缭绕在玻璃灯罩下、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坐椅上盘旋。 烟雾之中坐着一些人，他们正在开会研究目前的难题。 坐在省执委主席身旁的是杜科利夫。 看上去他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他那肥厚的胸口紧贴着桌子，一只手气愤地摸着剪得很短的胡子，时不时地乜斜着矮个子的秃头。 那个矮秃头正大声地发言，喋喋不休地兜着圈子，说些笼统空洞的废话。 奥吉莫看见了杜科利夫的这种目光，这使他不由得想起了童年的事儿：那时他家有一只叫“啄眼”的公鸡，非常好斗，每当它进攻前，总是斜着眼看对手。 那神情跟现在的杜科利夫一模一样。 省党委的会议已开了快两小时了。 那个秃头是铁路林木委员会主席。 他用灵活的指头翻弄着一打文件，侃侃而谈：“……大家看，就是这些客观因素令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实施。我再重申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也仍是不能供应比四百方更多的木材。” “至于说这十八万方的要求……那更是……”他找合适的词找了半天，“……那更是痴人说梦！” 他说出这个成语后，把小嘴飞快地一闭，显出一筹莫展的样子。 会场上沉默了许久。 朱赫来敲了敲烟斗，倒出了烟灰。 杜科利夫从他那胸腔里发出了一种低音，他的话打破了沉默：“得了，少说废话。你的意思不就是说你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木材吗？” 秃头的矮个儿耸了耸肩说：“对不起，同志，木材到是现成的，只是没有马车运……” 他像是给噎住了。 只见他用一块方格手帕擦了擦光秃秃的头顶，擦完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衣服上的口袋，于是就急躁地将手帕塞到了公事包的下面。 “可是，您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去运送木材呢？谁都知道，那阴谋叛乱早就给平定了！” 捷涅科从角落里反问他。 “我向铁路局报告了三次了。”秃头转向那个角落，“没有运输工具，谁也没辙……” 杜科利夫将他的话打断。“这您已经说了八百遍了！”他的口气很苛刻，两眼狠狠地瞪着秃头，脸色铁青。“怎么，您当我们都是二百五啊？” 秃头的背脊一阵发凉。“我是不能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负责的呀。”他说话的底气明显的不足了。 “但是难道您真不清楚他们是在距离铁路很远的地方砍伐吗？”奥吉莫问他。 “我倒听说过。但，我不能把别人辖区的事报告上级。” “您那有多少人手？”工会主席问秃头。 “二百来人。” “这些饭桶每人一年才砍一方？！”杜科利夫义愤填膺地啐了一口。“你们那的人都领着特别的头等口粮。我们用减削别人得来的口粮特别供给你们，可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送给工人们的那两车皮面粉，你给弄到哪去了？”工会主席义正辞严地问。 除此之外，大家还向这个秃头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他对这些提问只是拼命地支吾搪塞，就像是面对着一群尖刻的债主。 他那狡猾劲儿，真像只泥鳅，有意不正面回答每句提问。 他的眼神慌张地打着转儿——他已感到了咄咄逼近的危险。 他心虚地左顾右盼…… 此时，他恨不得马上回家去——在那儿，他那个还不算老的妻子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顿美餐，她正读着保罗?德?科克的消遣小说等着他回家呢。 朱赫来仔细地听着秃头的全部回答，而后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该对这个家伙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这决不仅仅是没有能力的问题。我已掌握了一些关于他的材料……最好别再和他啰嗦下去了！让他走，咱们自己干！” 省执委主席看完了递给他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出来打电话。 当他回去时，省执委主席正在念决议的末尾：“……鉴于明显的怠工，兹特撤销铁路林木委员会领导的职务，并将此案交与检查机关审理。” 这个结果比秃头原本预料的还轻些。 不错，因为怠工而撤职，肯定是怀疑他的忠实，不过这不算大事！ 博雅尔卡的事情，他更不用担心什么，因为那不在他的辖区。 “哼，我还以为他们真的知道底细了呢……呸！” 这么想着，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他一面将文件放进公事包，一面无可奈何地说：“是的，不用说，我是个非党的专家，你们有怀疑我的权利。但我问心无愧。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谁也没再理他。 秃子出了房间，匆匆往楼下跑。 他释然地喘了一大口气，推开了临街的那扇门。 门口，有个穿军大衣的人对他说：“公民，请问您贵姓？” 秃子的心立时揪了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道：“切尔……文斯基……” 等到这个“外人”走了之后，省执委办公室里的十三个脑袋紧紧地围在这张大桌子上。 “大家看。” 朱赫来在铺开的地图上指点着。 “这是博雅尔卡站，在这里堆着二十一万方的木材。伐木场距离这里七俄里。” “一大队工人干了八个月，辛辛苦苦，结果却是一场骗局，无论铁路还是本市都仍得不到一点燃料。” “要从六俄里外将木材运到博雅尔卡站，五千辆马车，一天两趟，也得用个把月。再说，最近的村庄距此也有十五俄里，匪帮们又经常出没……你们都明白了吗？” “你们看，按计划，伐木应该从这里开始，然后朝着车站的方向进行。那些混蛋们却朝着森林深处伐去。他们算得可好呢！无论怎样，咱们也不会将伐倒的木材运送到铁路上。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便是一百辆马车咱们也弄不到。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在打击咱们——这比暴动还要命。” 朱赫来那有力的拳头捶在地图上。 每个人都已经感觉到那正扑过来的困难。 冬天就在眼前了。 医院、学校、各机关和数以万计的市民，都将遭受严寒的侵袭了。 而车站呢——人多得真像蚂蚁，火车一星期才开一趟。 每个人都陷入沉思之中。 “同志们！” 朱赫来展开了拳头。 “在三个月内，由博雅尔卡站修一条窄轨铁路直通伐木场。共长七俄里，如果在一个半月以内修好，这就是一个办法。这事我琢磨一个星期了。” 朱赫来口干舌燥地说着，口气十分坚定，语音已经沙哑了。 “要想完成，得三百五十个工人以及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查现在就有铁轨和七个火车头，这是因为战前曾计划要从那儿铺一条窄轨铁路通到城里……不过，博雅尔卡就是没有工人住的地方，那儿只有一所已经荒废的林业学校。工人们只好分批分期地往那儿派，每两星期轮一次。时间太长，怕是受不了。奥吉莫，咱们派团员们去吧，你看如何？” 朱赫来没等别人答话，就又往下说：“首先是索洛缅卡区以及城里的部分团员。这项任务非常艰巨。它直接关系到铁路和整个城市！” 铁路管理局局长摇了摇头表示怀疑。他有气无力地说：“这个办法怕是行不通吧。现在正值秋季，总是下雨，不久就要上冻了；那么荒凉的地方不说，七俄里的铁路也不是说修就能修起来的” 朱赫来根本没有听他这退堂鼓，语气严肃地批评道：“安德列?沃希利耶维奇，你早没有对伐木的事儿提起注意，这是不对的！这条支线咱们一定得修。哪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被装上了火车。 乘务员们也都各就各位了。 天，正下着小雨。 琳丹的皮上衣湿漉漉地泛着光，大滴大滴的水珠沿着皮衣落下来。 琳丹握住杜科利夫的手，轻轻道别：“祝你们成功！” 眉毛都已斑白了的杜科利夫老人亲切地瞅着她说：“真是的，专给咱们添麻烦！” 老人乐观地叨咕着，把心里想着的也都说了出来。 “不过，在这里你们可要随时注意呀！要有什么拖拉，你们可得立时催一下。要知道，这里的那些无赖，都是离了官样文章无法办事的人！好啦，姑娘，我要上车了。” 老人裹紧了他的短外衣。 火车启动前，琳丹故意装作很随便地朝他问：“怎么，柯察金不跟你们一道去？我怎么没看见他？” “昨天他就跟技术员坐轧道车去了，他们得事先准备一下。” 察尔基和杜巴瓦匆匆地朝他们走来。 安娜?鲍哈特跟在他们后面。她把短外套很随意地搭在肩上，尖尖的指头还夹着一根灭了的香烟。 琳丹观察着走过来的三个人，又朝杜科利夫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您念功课念得怎么样？” 杜科利夫愣愣地反问：“什么功课？他不是在跟你学吗？他还常常跟我提起你。总是夸你，没完没了地夸你。” 琳丹半信半疑，又说：“杜科利夫同志，你说的可当真？他倒是跟我说过，他常到你那儿去，把我教的再从头复习一遍。” 老头子笑了。 “到我那儿去？……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叫了。 克拉维切克从车厢里喊着：“哎，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没有他，我们怎么干活？” 这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下去，可是一看见走过来的那三个人，就把话咽回去了。 他的视线碰到了安娜那不安的眼神。紧接着，他又看见她给了杜巴瓦一个送别的微笑。 他的心一下子就沉下去了，于是，他马上转身离开了车窗。 秋雨淅淅沥沥地洒在人们脸上。 天空中，灰云密布，它们低低地游动着，缓慢而沉重。 已是深秋季节了。 森林里剩下的是光秃秃的树枝。 老榆树阴郁地站在那儿，任由褐色的苔藓掩盖住树皮上的皱纹。无情的秋风剥掉了它们美丽的衣着，它们赤身裸体自哀自怜。 小车站孤单地躲在树林里。 小车站只有一个石头月台用来装卸货物。 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这里直通森林里。 人们像蚁群一样在新修的路基旁边紧张地忙碌着。 粘泥特别讨厌，在靴子底下吧唧吧唧地响个不停。 人们在路基旁边热火朝天地挖着土，铁锹碰着石头，发出喀嚓喀嚓的怪声。 细雨像是从筛子里筛下来一样，不肯停息。 寒冷的雨点浸透了人们的衣服。 雨水冲毁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从路基上淌下来，像稠粥一样流向四处。 衣服让雨淋透了，沉甸甸凉冰冰的。可他们没有休息，从早到晚，下班总是特别晚。 新修的路基一天天增长着，伸展在森林之中。 有一座石头房子的骨架，立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 里面，凡是可以搬动、可以拆卸的东西，都被匪帮抢没了。 炉灶的铁门成了大黑窟窿，门窗变成了大破洞。透过屋顶的破窟窿能看见椽子。 唯一剩下来的是四间房子里面的水泥地面。 每到夜间，那四百个人就穿着淋湿了的又沾满泥浆的衣服，躺在这地面上睡觉。 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尽量让泥水从衣服里流干。 谁都在咒骂这鬼天气。 地上只有薄薄一层麦秸，他们在那上面紧紧挤成一团，尽量互相用体温取点暖。 那衣服从来也没有被焐干过。 雨水渗过遮着窗子的麻袋，流得满地都是，妄想把人们漂起来。 雨点打在屋顶那残存的铁皮上，如同敲着破落的鼓。 冷风一股又一股地冲到破门里边……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当了厨房。 早上大家喝完茶就去干活。午饭天天都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煤球色的黑面包。 饭食单调而可怜。 但城里只能供给他们这么多。 技术员是一个老头，长得又瘦又高，满脸都是皱纹，名叫瓦列里安?尼柯季莫维奇?帕托什金。 矮胖子瓦库连科是他的助手，鼻子肥大，样子粗鲁。 他俩住在站长家。 杜科利夫住在一个车站肃反工作人员家里。 这人叫霍利亚瓦。生性爱动，像水银一样。偏偏长了两条短腿。 工作队的成员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着这重重困难。 路基朝着森林深处日益伸展。 工作队先有九个开了小差，几天后，又有五个逃跑了。 第二个星期，筑路工程队受到了第一次打击：那天晚上，城里开过来的火车没有带回面包。 杜巴瓦叫醒杜科利夫，告诉他这个消息。 工作队党委书记杜科利夫坐在床沿上，把两条长毛腿耷拉到地板上，使劲挠着胳肢窝。 过了半袋烟工夫，他自言自语地说：“简直是开玩笑！” 他急忙穿好衣服。 滚圆滚圆的霍利亚瓦冲进屋子。 “快，给特勤部打电话！”杜科利夫吩咐他，“没有面包的事儿，别说给任何人！” 老头子紧接着又警告杜巴瓦。 在同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小时之后，顽强的霍利亚瓦终于跟朱赫来通上了话。 杜科利夫刚才听着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朱赫来也气急了：“什么？面包没被送到？我马上去调查这是怎么回事！” “你说说，明天我们吃什么？” 杜科利夫怒气冲冲地对着听筒喊。 显然，朱赫来是在思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话：“面包我派小李特克连夜给你们送去，他认得路。你们明早就拿到面包啦。” 果不其然，天刚麻麻亮，送面包的汽车就到了。 小李特克从满是泥点的汽车里走了出来，因为整夜没合眼，面色十分难看。 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枕木没有了；没法把城里的铁轨、车头运过去；小火车头个个都需要大修；第二批工作队员该去换班了，可人选还没着落；第一批的人都快累死了……积极分子在一间旧板棚里开了个会。他们几个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直开到深夜才散。 第二天一早，杜科利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起身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车头、办理运送铁轨的事。 克拉维切克被派到供给部去作检查员，因为他是面包师出身。 其余的人都被派到普夏-沃季查。 雨仍是下个不停。 保尔吃力地拔出那只陷到泥巴里的脚。 因为觉得脚心冰凉，他才注意起来，原来是他那只靴子的烂底整个掉了。 来到工地以后，他就为这双烂靴子吃了不少苦头。靴子一直是湿乎乎的，而且不断地往里灌泥。 而现在倒好了，一只脚完全浸在那冰冷的泥浆里面。 这还怎么干活？ 他从泥水里捡出那只靴底，失望地望着它，打破了他不会再骂人的誓言。 他拿着那个靴底跑进厨房，坐在行军灶旁边，解开沾满泥巴的包脚布，把那冻麻了的脚伸在炉火边。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厨房里给厨子打下手。这时，她正忙着切甜菜。 她的肩膀宽阔得像男人一样，胸脯高隆，大腿又粗又壮，浑身都是劲儿。 不大一会儿，她切好的甜菜就堆了小山似的一堆。 她瞥了一眼保尔，取笑地说：“你到这来干什么，等着吃饭？来早啦！小伙子，你是在偷懒吧？看你把脚伸哪儿去了？这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的口气像是教训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子走进来了。 “我的这只靴子掉底儿了。”保尔为自己辩解着。 那进来的厨子看了看保尔的那只破靴子，朝奥达尔卡甩了甩头，告诉保尔：“她的男人会点鞋匠手艺，他能给你缝起来。这天儿没靴子穿可不行！” 奥达尔卡听了这话，才抬眼细看。 她很不好意思地对保尔说：“我还把您当成一个懒虫了，看我！” 保尔听了她致歉的话，谅解地笑了笑。 她用很懂行的眼光看了几眼那只破靴子，告诉保尔：“我丈夫补不了它——已经没法补了。我给你一只旧套鞋吧，要不，你会把脚冻坏喽。那种旧套鞋，我家阁楼上正好有一只。唉，谁吃得了这份苦呢！说不定这两天就上冻了。再这样穿，你的脚就甭要了！” 她满脸同情，说完就放下刀出去了。 一会儿，她便拿来了一只长统套鞋和一块厚布。 当保尔把烤热乎了的脚包上厚布，穿进那只套鞋时，感激地望了望那位养路工的妻子。 得到帮助，他说不出话来了。 杜科利夫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他赶忙召集积极分子去霍利亚瓦那儿，把这些令人失望的消息告诉他们：“四处都在怠工！无论你到哪儿，都能看到轮子在原地转，不往前走。可见呵，咱们抓的坏蛋太少！怎么就不把他们赶尽杀绝呢？真是！”杜科利夫的情绪很不好。“我对你们直说吧，现在情形很不妙！他们还没有组织起第二批人马呢。到底能来多少人，谁也说不准。可眼瞅着就上冻了。咱们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在上冻前干过那个泥塘，要不然，上了冻，拿牙啃也啃不动了呀。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泄气，那些在城里搞鬼的人早晚有人收拾他们！咱们在这儿得加点油啊！不快不行呀！说什么咱们也得把这条支线给修好，哪怕搭上条命呢……” 他的声音不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了，而是像从绷紧的钢丝上发出来的一样：坚决、果敢而充满热情。 他那双眼睛闪烁出非同寻常的力量……“今天咱们召开党团员大会。非党团员明天可以回去了，党团员留下来，这是团省委的决议。” 说完，他把一张折成四方形的纸交给了帕科拉索夫。 保尔看见决议是这样写的： 团省委认为，所有共青团员应当留在工地上继续战斗，直到第一批木材被运出之后才可换班。 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代理书记 琳丹?乌斯季诺维奇（签字） 会场设在狭小的厨房。 一百二十个人挤在这里，简直没有半点缝隙了。有人靠墙站着，有人上了桌子，更有甚者甚至站在了灶头上。 帕科拉索夫宣布开会。 杜科利夫讲了几句，但最后的那句让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了。 “所有的党员、团员，继续留在这里。” 在头一分钟，大家吵嚷得几乎要掀起房顶了。人体的晃动使暗淡的灯光摇晃起来久久不定。昏暗之中，看不清大家的表情。 吵吵声越来越大了。 有人说起“家里的舒服”，有人喊起“身子累得不行”，但更多的人保持着沉默。 只有一个人坚决要离队。 他那愤怒的带着辱骂的叫声从角落里发出来：“真他妈见鬼！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只有犯罪的人才会被罚做苦工，可我们没有罪，却被害了两个星期啦——该到头了吧？我才不当这样的傻子呢！让那些通过决议的人自己来修路好了。谁愿意到泥坑里去打滚，就让他去打吧。我可就这么一条命！明天一定走！” 这人正站在昂柯尼夫的背后。 昂柯尼夫划着了一根火柴，想要看看这个人是谁。 火柴一亮，从黑暗中照出一个气得走了形的脸来。 “你照什么照？我不会像贼那样躲起来的！” 火柴灭了。 帕科拉索夫挺直身子站了起来。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呢？这跟罚做苦工完全是两回事！”他的嗓音粗壮，目光严厉。“咱们不能回城。咱们一回城，许多人都得冻死！咱们都留下，齐心协力，早干完，早回家嘛！从这儿逃走，够丢人的！” 那个声音打断了他的话：“那么，非党团人士可以走吗？” “可以。”帕科拉索夫断然答道。 一个身穿城市短大衣的年轻小伙子挤到了桌子前面，把一张小卡片扔出来。 这张飞得像蝙蝠似的卡片从桌子上方落下来，撞在了帕科拉索夫的胸口上，跳了一下，落到了桌面上。 “我的团证请你们收回吧，我才不想为这一小块硬纸片牺牲我的健康！” 这句话被突然的斥责淹没了。 “你怎么随便乱扔团证？” “你这叛徒！” “他入团，就为了升官发财。” “把他轰出去！” “真是欠揍！你这传染伤寒的虱子！” 扔掉团证的那人低着头向门口走去。 大家伙都让开他，像是躲避传染病人一样。 他一出门，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帕科拉索夫捏着那张团证，放在油灯的火苗上。 烧着了的团证缩成一个小黑卷儿。 树林里突然响了一枪。 一个骑马的匪兵飞快地从板棚门前奔进黑压压的树林。 人们一齐跑出了学校和板棚屋。 有人无意撞到了门缝里的小木板。 大家七手八脚赶紧划亮了火柴，用大衣下摆拦着风，借着火光，看见了小木板上的一些字： 你们全给我滚出车站，从哪来的，滚到哪儿去！不怕脑袋吃枪子的就留下。我们要把你们统统杀掉，决不留情。限期到明晚！ 落款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他效力于奥尔利克匪帮，是一名干将。 琳丹的桌子上，放着她没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今天早上，下了第一场雪。 天特别冷。 在楼梯上碰见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俩一起走着。 “我就喜爱初雪。真冷！雪景太美了，你说呢？” 他问我。 我想起了那些在博雅尔卡的人们，就回答，这样的天气让我高兴不起来，心里很难过。 并且还将原因告诉了他。 “这是您的主观意念。照您这样，那战时的笑声和欢悦都是不允许的。可生活不是这样的。哪儿有战事，哪儿就不可避免地有死亡。前线嘛，就是死神散布死亡的地方。它威胁着每个生命，然而，前线也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后方，生活是照旧的：欢歌笑语、悲哀苦痛、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心灵悸动、爱情火花……” 在他这些话里，你很难分辨出是好是歹，是对是错。 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加入共产党。穿的是西服，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身上老洒着香水。 他住在我们这幢房子里的谢加尔寓所。傍晚时，他常来找我。跟他谈天倒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巴黎住了很久，知道不少西方的奇闻怪事……　　我绝对跟他成不了好朋友。 因为在他眼里，我首先是一个“异性”，其次才是一个同志。 他并没有对他的企图和想法进行掩饰，他倒是有说实话的勇气，并且他的殷勤也不粗野，他极善于献殷勤。 但是，我不喜欢他。 看到他的那种西欧式的风雅后，我倒更加欣赏朱赫来那种略有几分粗朴的作风。 我们接到博雅尔卡的简短报告。 筑路工程每天的进展是一百俄丈。首先，他们在冻土上刨出槽来，然后把枕木铺在冻土上。 那边一共才有二百四十人。 第二批派去的人差不多逃走了一半。那里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那样的冰天雪地里，简直让人无法干活……杜巴瓦到那边去了一个星期了。 在普夏-沃季查，八个车头中只有五个被修好了。其余的缺零件。 杜巴瓦带着一队人，把从普夏?沃季查开往城里的全部电车都扣下了。为此，电车管理局对他提出了刑事诉讼。并且他还强迫乘客下车，把急用的铁轨全装上车。十九辆电车统统被开到了火车站。电车工人都很热心地帮他。 这些车辆连夜拉上铁轨开往了博雅尔卡。 奥吉莫拒绝将杜巴瓦的问题在党委会上提出。 杜巴瓦把事情经过全告诉了我们，真不容易呀！可是杜菲坦却开始教训杜巴瓦了：“现在咱们应该丢掉游击作风，否则就有蹲大狱的可能！难道你不会和他们好好说，怎么非得动武力呢？” 杜巴瓦发那么大的脾气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废话！你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说？你这只会喝墨水的东西，就会找现成话说！要是我不把铁轨运到，就会被博雅尔卡的人打死。为了叫我们的工作顺利些，我看呵，真得把你送去筑路，让杜科利夫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 杜巴瓦在省委大楼里大呼小叫。 杜菲坦写了一份处分杜巴瓦的请求报告。但奥吉莫让我先走，他们两个单独谈了十来分钟。 杜菲坦出来时面红耳赤，气鼓鼓的。 12月3日 省委又接到了举报。 帕科拉索夫、昂柯尼夫和其他几个人，拆掉了莫托维洛夫卡车站那儿的空房门窗。车站人员想逮他们，他们反而把人家的枪给缴了。 门窗到底是运到了工地。 另外，杜科利夫自作主张没收了博雅尔卡车站仓库里存放的二十普特钉子。 他将钉子分给了农民，以便让他们从伐木场那儿运出木头当枕木。 我把这些控告说给了朱赫来。 他笑着说：“这些案子我们会给顶回去的。” 筑路工程十分紧张。 时间特别宝贵，如同金子。 有时，往往为一丁点小事，不得不施以压力。 我们常常把一些坏分子送交省委查处。 筑路的小伙子们以非凡的毅力克服着意想不到的困难。 奥利申斯基给我搞到了一个小电炉。 我同阿丽佳?尤列涅娃一块儿用它烤手，但屋子仍是冷得要命。 难以想象，筑路工人怎么过夜呢？ 阿丽佳告诉我，医院特别冷，病人们都不敢爬出被窝。 那里每隔两天才会生一次火。 啊！奥利申斯基呀，你说的不对；前线的悲剧也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一整夜。 博雅尔卡被雪封住了，筑路工程不得不停下来。他们正在清除积雪。 今天，省委已决定：第一期工程务必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前完成。 据说，杜科利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不断气，保证把路修到伐木场去！” 关于保尔的事，我一点也没听到。 我倒很奇怪，他并没像帕科拉索夫那样受“控告”。 直到现在，我仍是弄不明白，他到底因为什么不想见我呢。 12月5日 昨天，匪徒们又袭击了筑路工地。 马蹄谨慎地踏在了柔软的雪地上。 有时，蹄下的树枝，发出喀嚓声，马便惊恐地打个响鼻，闪向一旁。 但是，枪托狠狠地打在了马耳朵上，于是离队的马又快步追上队伍。 十来个骑马的人翻过了山坡。 山坡下是一片黑色的无雪的地面儿。 他们勒住了马。 马镫碰到一块儿，当当直响。 领头的马浑身冒着热汗，使劲地抖了一下身子。 领头的人指着前面的破屋子说：“住在这儿的，真他妈的不少。咱们吓唬吓唬他们。大头目说了，要让他们明早滚蛋，要不，他妈的，他们会弄到木柴的。” 他们排成一字队列，沿着那窄铁轨朝车站前进。 马慢腾腾地跑到了学校旁的那块空地边儿上，躲在树林里，不敢走到空地上。 一阵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 雪团纷纷从白桦树上落下来，在银色月光的映照下，活像松鼠。 树林里充满了短筒枪的火光，子弹啾啾地飞出树林，打掉了破墙上的泥皮，击碎了帕科拉索夫运来的玻璃窗子。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们。 大家急忙爬起来，但房间里子弹啾啾地乱飞着，又不得不再趴下。 有的人一着急滚到了别人的身上。 “你去哪儿？” 杜巴瓦抓住保尔的军大衣，急急地问。 “去外头。” “快趴下，傻瓜！去外头，立刻就得被打死！” 杜巴瓦的口气不容反驳。 他们俩紧躲在门后。 杜巴瓦贴着地面，把一只手伸到门边，手里还紧握着手枪。 保尔蹲在那儿，用手指头摸了摸左轮手枪的弹槽，看上去很紧张。 弹槽里还有五粒子弹。 摸到空槽的地方，他把转轮转过去了。 枪声陡然停止了。 倏然而来的静寂令人毛骨悚然。 杜巴瓦低声命令：“弟兄们，有枪的，这边来！” 保尔小心地推开了门。 空地上连个人影也没有。纷纷飘落的雪花无声无息。 那十来个骑马的人，正飞也似地逃进森林。 午饭时分。 一辆轧道车飞速开来。 从车上走下了朱赫来和奥吉莫。 杜科利夫同霍利亚瓦在站上迎接他们。 一挺马克沁机枪和几箱子弹被从轧道车上搬了下来，并且立刻就把机枪架在了月台上。 除此之外，还有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匆匆地奔向工地。 朱赫来的大衣襟将一道道锯齿形的印儿留在了雪地上。 他走起路来左摇右晃的，像熊一样，两只脚总是像圆规那样叉开着，那是在鱼雷艇上养成的习惯。 奥吉莫个子很高，步子也大，能跟得上朱赫来，可杜科利夫就得连走带跑了。 “匪徒的袭击倒还不是最要紧的。眼下，让人头疼的是横在路前的斜坡，简直没法子，怎么挖呀？” 杜科利夫停住脚，转过身背着风，用手遮着，赶紧抽了两口烟后，又追前面的人去了。 奥吉莫停下来等他。 朱赫来没有减速，继续朝前赶路。 奥吉莫问杜科利夫：“能按期修完吗？” 杜科利夫没有立时答话，过了会儿才沉静地说：“你是知道的，老弟，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修完。但是，不修完哪行啊？” 他们加快步子赶上了朱赫来。 杜科利夫又说话了：“瞧，问题就在这儿。只有我和帕托什金明白，按期修完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每个人都明白这路非修完不可。因此呢，我才敢给你们表决心。你们看看，两个月，第四班都快到期了，基本的劳力，却一直没轮换，这凭的是年轻人的劲头儿啊，因为年轻才能坚持下去。他们多半都被冻坏了。这些小伙子们，真让人掉泪呀……有些个可真得把命扔在这里了。” 从车站开始算起，一公里的铁路已经铺好了。 往前，约有一公里半光景，躺着一条条枕木。 再往前，一直到那个斜坡，还只是一条平路呢。 在这干着的是帕科拉索夫的第一筑路队。有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 一个穿着一双树皮鞋的红胡子乡下人，不紧不慢地卸着雪橇上的木头。远处还有一些卸载的雪橇。 地上有两根长铁杆，这就是路轨的准尺，用来给枕木找水平。 为了将地夯实，斧子、铁棍和锹全都被用上了。 放枕木是很费工夫的细活儿。必须把每根枕木都铺稳铺牢，才能使每一根枕木承受同样的铁轨的重力。 这里只有五十四岁的工长拉古京懂得铺枕木的技术。 他虽说老了，但却没有一根白发。 他每次换班都自愿留下来，现在已坚持到第四班了。为此，他受到了大家的敬重，自己也深感骄傲。 “你们说，我怎能将你们扔下不管呢？没有我，你们会砸锅的。这儿需要我这眼力和经验……” 每当换班时，他总是这么说出他留下来的理由。 朱赫来他们走到正在满头大汗地干活的帕科拉索夫跟前。 奥吉莫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帕科拉索夫瘦多了。他那两个高颧骨更加突出了，那张经常顾不上洗的脸黑黑的没有血色。 “喔，省里的委员来啦！” 他边说边把热乎乎的泥手伸给了奥吉莫。 铁锹声停下来了。 奥吉莫看见的是一张张苍白而又憔悴的脸，令人心疼不已。 杜科利夫和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帕科拉索夫同刚来的三个人一起到掘土的地方去了。 帕科拉索夫、朱赫来两然肩并肩走着。 “帕科拉索夫，你实话告诉我，在莫托维洛夫卡，你们怎么把那个工作人员的枪给缴了？好像有点过火吧？” 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寡言少语的码头工人。 他难为情地笑了笑，开始解释：“我们是商量好的，是他让我们缴他的枪。他很通情达理。他说：‘这里的站长跟我结了仇，他老偷站里的东西，我总干涉他。我要是让你们大摇大摆地搬走门窗，他肯定告我的状，我准得上法庭。最好你们假装先把我的枪给缴了……’于是，我们就照他说的办了。又不是将门窗送到自己家里去了！” 他看朱赫来满脸微笑，就又说了一句：“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可别难为那个小伙子，他是不得已……” “这事已经过去了，以后可不能再干类似的事儿了！” 接下来，朱赫来详细地问了一遍匪徒袭击的情况。 筑路工人正在离博雅尔卡站有四公里半的地方奋力地用铁锹砍着地面。 他们要将拦路的土坡劈开。 两旁站着的七个人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除此之外保尔、帕科拉索夫、杜巴瓦以及霍穆托夫几个人还带有手枪。 这些便是他们这一队人的全部武器。 帕托什金正坐在斜坡上，将数字记到笔记本上。 眼下只剩下他一个工程师了，这是因为瓦库林科怕被匪帮打死，今早就溜回城里了。 没过多久，帕托什金转过身，低声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道：“我们要挖开这个土坡，得用半个月的时间。地全冻了。” 霍穆托夫脾气古怪平时很少说话。可当他听到这话，就生气地发话了：“离规定的期限只剩下二十五天了，可单挖这土坡就得半个月，您没弄错吧？” “这次的工程期限定得太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答道，“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筑过路呢！我也压根儿没有跟这样的人一块筑过路！可能是我估算错了，已经有两次我都估算错了。” 这时，朱赫来等人来到这儿。 斜坡上的人们都看见他们几个了。 “快看，谁来了？” 曾经是铁路工厂里的旋工的特洛菲莫夫用胳膊肘碰了碰保尔，指着坡下的人喊道。 保尔飞也似地拿着铁锹冲下斜坡。 朱赫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持续时间比别人的都长。 “你好呵，保尔。你穿得乱七八糟的，真让人认不出来了。” 帕科拉索夫冷冷地笑了一下，然后愁眉苦脸地对奥吉莫说：“他的五个脚趾的行动倒是满一致的，总是同时露出来。而且，开小差的家伙在临走时还拿走了他的大衣。好在，他们公社的社员昂柯尼夫把自己的短上衣给了他。没关系的，保尔是个热血男儿。他可以在水泥地上躺一两个星期，并不在乎有没有麦秸，然后呢，他还可以躺到棺材里去。” 拥有浓黑的眉毛，微翘的鼻子的昂柯尼夫，眯起他那调皮的双眼，反驳道：“我们不会让保尔累趴下的。我们可以提建议，让他去当厨子，当奥达尔卡的后备军。在那儿呵，如果他不傻的话，就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取暖呢——在火炉旁边或是在奥达尔卡身边都可以。” 大伙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是这些天来他们第一次开心的大笑。 朱赫来察看了斜坡后，就跟杜科利夫、帕托什金坐着雪橇去了一趟伐木场。 回来时，大伙仍在斜坡上顽强地挖着。 朱赫来望着那一把把闪光的铁锹，看着那一个个弯下去的脊梁，悄声对奥吉莫说：“不用开群众大会了。这儿的小伙子们用不着鼓动。杜科利夫，你的说法没错，他们真让人掉泪呀！青春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爱与自豪。 就是这些小伙子，不久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夜，曾背着钢枪走上战场。而现在，他们又都抱着共同的愿望，正勇敢地把钢轨——钢做的血脉，通往木材之山——温暖与生命的泉源。 最终，工程师帕托什金以有力的理由和适当的礼貌，向朱赫来证明：要挖开土坡，无论如何得用两个星期。 朱赫来听后心生一计。 他说：“把大伙从斜坡上撤下来，让他们到前面去修路。咱们用别的方法来对付这个小山坡。” 朱赫来在车站费了半天劲儿才要通了那难打的电话。 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见朱赫来粗声大气地说：“马上给军区参谋长打电话，以我的名义请他立刻把普兹列夫斯基那一团人调到工地来。必须将这里的匪帮彻底地消灭干净。另外，再派一列装甲车以及一些工兵爆破手来。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今夜我就回去。告诉小李特克夜里把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屋里，奥吉莫发表了简单的演说。 之后，朱赫来发言了：“从现在开始，咱们要进入战时状态。把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杜巴瓦担任中队长。六个筑路队，各平均担负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交工。如果哪个小队提前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城里休息。另外，通过省执委主席团向乌克兰中央执委建议，还要奖给该队最优秀的工人以红旗勋章。” 各队队长立时派定了： 第一队是帕科拉索夫； 第二队是杜巴瓦； 第三队是霍穆托夫； 第四队是拉古京； 第五队是柯察金； 第六队是昂柯尼夫。 “至于工程总负责人嘛……”朱赫来最后说道，“那是非杜科利夫莫属的。” 如同大群的鸟儿乍然飞起，营房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的这句亲切而又诙谐的话，把大家从严肃中领出来，进入到轻松的笑声中。 二十来个人簇拥着奥吉莫和朱赫来上了轧道车。 上车前，朱赫来和保尔告别时，看见了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 他小声问保尔：“我下次送你一双靴子吧。你的脚冻坏没有？” “看样子像是冻坏了，两只脚都有点肿。” 保尔回答。 这时，他又记起一个老早就想提出的要求，便拉住朱赫来的袖子说：“你给我几发子弹好吗？我就剩下三发可以用的了。” 朱赫来歉意地摇了摇头，但是当他看见保尔眼里那失望的神情时，立即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个给你。” 保尔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间会归自己所有。 但朱赫来确实把皮带挂到了保尔的肩膀上。 “拿着吧，拿着吧！”他亲切地催促着保尔。“我清楚你的眼呵，老早就盯上它了！不过，你要当心点，别拿它打自己人。这儿还有满满三夹子弹呢，也都给你了。” 许多眼睛都羡慕地盯着保尔。 有人喊道：“保尔，我用一双靴子和一件短皮袄与你交换吧。” 帕科拉索夫推了推他的后背，也亲切地逗他：“小鬼，你用它换一双毡靴吧。反正如果你再穿这只套鞋的话就活不到今年圣诞节了。” 这当口儿，朱赫来一只脚踏着轧道车的踏板，用膝盖托着纸，正给保尔写着这支毛瑟枪的持枪许可证明。 第二天一大早。 一列装甲车扑哧扑哧地转过岔道开进了车站。 它放出来的蒸气，白得像天鹅绒一样，一道一道地盘旋着升腾着，一会儿就消散在清新而又寒冷的空气里了。 只见有几个穿皮衣的人走下了装甲列车。 几个小时之后。 三个工兵爆破手已经将两个光滑得像大南瓜似的东西在小丘的斜坡上深深地埋了下去，并从那个东西上面引出两条长长的导火索。 紧接着，他们就放了信号枪。 所有的人都赶忙离开这个危险的小丘，到远处隐蔽好。 火柴将一根导火索的线头点着了。 线头冒出了磷火似的一点火光……每颗心都跟着它紧张起来了！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一秒，两秒……　　突然，大地震颤了！ 一种可怕的力量将小丘的顶部炸平了，巨大的土块被抛到空中。 第二次的爆炸比第一次更加强烈。惊天动地的轰隆声回荡在森林里，其中还夹杂着土块的崩裂声。 刚刚还是小丘的土坡，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坑。周围几十公尺以内，糖一般白净的雪野上洒满了碎土。 筑路工人们举着铁镐铁锹，高喊着冲向刚刚被炸开的土坑。 朱赫来走了以后，各筑路队为争夺锦标而展开了全面的竞赛。 天还没有透亮的时候，保尔就悄声地起来了。 为了不影响大伙睡觉，他尽量不出一点声响。 他慢慢地挪动着那在凉地上冻麻了的双脚，独自走进厨房。 当他烧开了沏茶的水之后，才去叫醒了同队的伙伴们。 当其他各队都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早上在板棚里吃饭的时候，帕科拉索夫穿过人群，走到杜巴瓦和他的队员们面前的那张桌边说：“你瞧，保尔那家伙，天还黑着就叫起了他的队员。这会儿也许修了十俄丈了。他们放出风来了；要在12月25日前完成他们那一段。他真把咱们都小看了！我说呀，到底谁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帕科拉索夫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 他心里明白帕科拉索夫决不会服输的。尽管他自己和保尔是好朋友，但仍然觉着不舒服，因为保尔竟然不打招呼就向各队伙伴挑战了。 “亲哥俩儿明算账——这可是‘谁胜谁败’的问题。” 帕科拉索夫又加了一句。 正午时分。 保尔的队员们干得热火朝天。 突然，他们的岗哨发现森林里出现了一队骑兵。 他立刻开枪报警。 “弟兄们，快抄枪！匪帮来了！” 保尔边喊边扔下铁锹，朝那株挂着毛瑟枪的大树飞跑过去。 全队人员都持枪埋伏在雪地上，铁轨近在他们身旁。 那些走在前头的骑兵挥舞着皮帽子，其中有一人高声呼喊：“同志们，别开枪，是自己人！……” 五十多个戴着布琼尼式军帽的骑兵朝铁路奔驰而来，他们那帽檐上的红星闪闪发亮。 这是受普兹列夫斯基团派遣，前来对筑路工人进行访问的骑兵小队。 保尔一眼就看见了指挥官那匹马——它只有一个耳朵。 这个额上有一片白斑的灰骒马非常招人喜爱，它好像不肯停下来那样一个劲儿地跳着，似乎是见到了亲人。 保尔立刻跑到它跟前，伸手抓住了它的辔子。 “小斑子，调皮鬼，真想不到在这儿看见你！我的单耳美人儿，你没被子弹夺走性命啊！” 他亲热地搂住它的细脖子，温情地抚摸着它翕动的鼻孔。 骑兵指挥员端详了老半天，才认出是保尔，惊喜地叫道：“哎哟哟！原来是保尔?柯察金！你光是认马，怎么不认老朋友希连塔？你好吗？我的好兄弟！” 城里的同志们也都支援着筑路工程。 区委会里剩下的人都被察尔基送到工地上去了。 索洛缅卡仅剩下了一些女同志。 察尔基还想办法把另一批铁路专科学校的学生也送到了筑路队。 当他向奥吉莫报告这件事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男性了。我打算委派拉古京娜接替我。这样我就能在门口贴一张‘妇女部’的字条了，然后我也就能去筑路工地了。你不知道，我一个男人家在一大群女同志里转来转去的，实在是很别扭。看起来好看，听起来难听。那些女孩子总是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她们背地里肯定说：‘瞧，他把大家都打发走了，只留他自个儿，真是个滑头。’或者还说些更让人上火的话……挺难听的……我请求你就允许我也去吧！” 奥吉莫笑了笑，拒绝了他的请求。 新来的队员不断地到达博雅尔卡。 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从铁路管理局要了四节客车，开到博雅尔卡，给新队员们住。 杜巴瓦的那一队人被派往普夏?沃季查去了，任务是把窄轨车头以及六十五节窄轨的车皮运往工地。 这抵掉了他们所负责的那一段筑路工程。 出发前，杜巴瓦建议杜科利夫调克拉维切克回筑路队，由他负责新组建的这队人马。 杜科利夫公布了这个命令，丝毫没有料到杜巴瓦之所以提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因为，这之前，杜巴瓦收到安娜写给他的一张便条： 德米特里： 克拉维切克我们两个已给你们选好了一大批书。我们向你及全体队员致以最热烈的敬礼。 你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们衷心希望你们个个都身强体壮、有使不完的劲儿。 昨天，我们已经将木柴栈中最后一批木柴发出去了。 克拉维切克让我代他向你们致意。 他实在是一个好同志！他总是亲自给你们烘面包。筛面粉、揉面团都是他亲自干。 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一些好面粉，烘出来的面包特别好，根本不像我们领的那样。 每晚，大伙都聚在我这儿——拉古京娜、阿尔丘欣、克拉维切克，察尔基有时候也会过来。 学习倒没什么进展，大家总是谈天儿，而且总谈起你们。 女孩子们都为杜科利夫不让她们去工地而愤慨。她们说能和男人一样吃苦。 拉古京娜气鼓鼓地说：“我要穿上我爸爸的衣服，非得去试试不行，看那老头子他敢把我轰回来！” 她很可能说到做到。 代我问那个黑眼睛的人好。 安娜 暴风雪又突然袭来了。 低低的灰色云雾蒙住了整个天空。雪花又大又密。 深夜，狂风怒吼着。 一阵强过一阵的风盘绕着烟囱，发出声声怪叫，吹送着森林里那些曼舞的雪花，凄厉而无情，呼啸声把整个林海都搅扰了起来。 暴风雪整整猖狂了一夜。 虽说整宿都生着火炉，但大家还是被冻透了。车站这所破房子连一点热气都存不住。 第二天清早，明艳的太阳挂在树梢，天空朗澈，没有一丝云彩。 人们踩着深深的雪去上班工作。 保尔带着队员们清扫着地段上的积雪。 这个时候，保尔才真正地体验到酷寒的威力是无法抗拒的。 昂柯尼夫那件旧上衣不能带给他一点暖和气儿，脚上那只套鞋也灌满了雪，有几次都掉在了深雪里。另外一只皮靴的底子也快要掉了，而且，因为长时间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早已长了两个大痈疮。 杜科利夫将自己的毛巾拿给保尔当围巾。 面庞消瘦、两眼通红的保尔，拿一把大木锹飞快地铲着雪。 就在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那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好不容易把这列车拖到这一站。它的煤水车里，已经没有半根木柴了，炉火眼瞅着就要熄灭了。 司机对站长大喊：“给我们木柴，我们就开；不给的话，那你们就在它还能动弹的时候赶快停到侧线上去吧。” 列车真就停在了侧线上。 满车的旅客知道了这种情形，顿时叫骂连天。 “你们去和在月台上走的那个老头子商量吧！” 站长告诉这列车的乘务员。 “他是这儿筑路的负责人。要是他同意，就能用雪橇给火车运些木头过来。那些木头都是预备当枕木的。” 乘务员们赶紧跑过去征求杜科利夫的意见。 杜科利夫跟他们说道：“给你们木柴可以，但不白给。这是我们修路的枕木。现在我们工地上积了很多雪。你们列车上有六七百个客人，除妇女和孩子以外，所有的人都下来铲雪，干到晚上就差不多了。答应了呢，可以给你们木柴。要是不答应啊，就在这儿等到新年再说吧。 “你们快看呵，来了一大群人！看，还有女的！” 保尔听见背后这惊奇的喊声后，掉过头来。 “这里的一百人交给你了。”杜科利夫走到保尔面前告诉他，“你就分配他们干活吧！不过，还得注意，别让他们耍滑偷懒。” 于是，保尔把工作分配给这些人。 有一个高个子，他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头戴一顶暖和的羔皮帽子。他转动着手上的铁锹，怒气冲冲地朝他旁边的一个女子说着什么。 这个女子戴了一顶海狗皮帽，帽子上边有一个小绒球。 “我才不给他们铲雪呢，没有谁能强迫我干这个。我堂堂一个铁路工程师，怎能铲雪呢？要是请我领导领导工作还差不多！强迫我？哼！这在章程里没有规定。我要告这个老头子违法行事！谁是这儿的工长？”他朝旁边的一个队员问。 保尔走上前来。“公民，您怎么不干活？” 那男人鄙夷地打量着保尔，反问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这儿的工人。” “那我和您没什么好说的。叫工长来，或者你们的……” 保尔瞟了他一眼，说道：“要是您真不想干，那就别干。只是车票上不打我们的记号，您就休想上车。这是工地主任下达的命令！” 说到这儿，保尔又转向那个女子：“女公民，您也不想干吗？” 可他立时就愣住了。 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子正是冬涅娅！ 而冬涅娅好半天才认出这个衣衫破烂的保尔。 保尔的短褂又破又旧，一双脚竟穿了两样鞋，一只是破靴子，一只是古里古怪的套鞋，脖子上搭着一条脏兮兮的毛巾，脸都有好多天没洗了。 只有他那双眼睛，那双精亮的眼睛还跟从前一模一样。 这正是保尔的眼睛。 就是这个穿着如同乞丐的人，在不久之前，还是她最热恋的人！ 人世沧桑，变化多大呀！ 冬涅娅在不久前就结婚了，这次是跟着丈夫去一个大城市。她丈夫在那里担任铁路管理局的一个要职。 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境下和自己少年时代的恋人邂逅！ 她真不好意思和他握手——沃希利会怎么想呢？ 保尔现在居然混到这个份儿上了，真叫人难受。显然，这个青年火夫除了挖土之外没有什么更大的出息了。 她不知如何是好地站在那儿，满脸通红。 那个铁路工程师见了这个情景几乎要气炸了肺——因为这个破衣烂衫的人正死盯着他的妻子，这是无礼而可耻的！ 他甩手扔掉铁锹，来到了冬涅娅跟前。 他说：“冬涅娅，我们走吧。如果再多看这个‘拉查隆尼’一眼，我就不是人！”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意大利小说，他知道“拉查隆尼”是“穷鬼”的意思。 “假如我真是‘拉查隆尼’，你就是还没有被揪出来的反革命。”他粗声大气地回击着。 接下来，他又看了看冬涅娅。 保尔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一字一句地朝她说：“杜曼诺娃同志，拿起锹来，请你站到队里去。别跟那个胖水牛学。请原谅我的话，我不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说到这里，保尔冷冷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望着冬涅娅那双长统皮套靴，补充道：“我劝你不要在本地逗留。几天前，匪徒还光顾过一次呢。” 他说完转身走向自己的工作队。 他那套鞋发出啪啦啪啦的怪声。 保尔最后这几句话对那个工程师有一定的作用。 冬涅娅终于说服丈夫参加铲雪劳动。 傍晚。 收工后，人们都走回车站。 冬涅娅的丈夫急火火地走在前头，他打算先上车占个好位子。 冬涅娅在路边停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从身边过去了。 保尔走在最后，他已经累得打不起半点精神了。他一边走一边拉着铁锹。 “保夫兰萨，你好！”冬涅娅跟保尔肩并肩地走着说，“真的，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子。难道你没有在政府里找到个比挖土好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成了委员或是有了什么类似的职位呢。你的日子怎么混得这么惨……” 保尔站住了，惊讶不已地看了看她，然后说：“我也真没想到你会是这么……这么酸气十足！” 他想了一下，才找了个较为温和的词儿。 冬涅娅的脸红到了耳根。 “你怎么还是那么粗鲁！” 保尔将锹扛到了肩上，甩开大步走了。 等走出了好几步，保尔才果敢地说：“不，杜曼诺娃同志，说老实话，我的粗鲁比你的所谓礼貌强一百倍！你也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满好！只是，你的生活变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坏。两年前，你还好一点——那时，你起码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是现在，你浑身上下都冒着卫生球的味道。说句实在的，现在咱们可是连半句共同语言也没有了。” 保尔收到了哥哥阿尔吉莫的信。 信中说他就要结婚了，请保尔务必得回家一趟。 风突兀地吹过来，把保尔手上的信纸吹走了；信纸像鸽子似的飞上了天空。 他参加不了哥哥的婚礼了。 想丢开这里的工作，那简直是没有一点可能的。 昨天，帕科拉索夫那家伙已经赶上保尔这一队了，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突进。他想夺标。 帕托什金看到这些筑路工人们那种疯狂的干劲后惊讶不已。 “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得来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呢？只要天气再这样晴七八天，路就可以到达伐木场了！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到老明白得还是少。这些小伙子的劲头打破了所有计算和标准……” 他在那儿自言自语着。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自做的最后一批面包来了。 他先去看了杜科利夫，然后就到工地来找保尔。 两人亲热地握了握手。 他笑眯眯地从麻袋里拿出了一件瑞典产的黄面皮里的漂亮短大衣。 他一边拍着大衣那富有弹性的皮面，一边告诉保尔：“这是给你的。你能猜着是谁给你的吗？嗨，你这呆子，好好想想！是琳丹，她怕你这蠢驴被活活冻死。本来这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她的礼物，她拿到手便立刻交给了我：带给柯察金吧。奥吉莫曾对她说过，说你在大冷天只穿一件上衣干活。这倒让奥利申斯基直拧鼻子。他说：‘我可以送另外一件军大衣给那位同志嘛！’但琳丹笑着说：‘不用了，他穿短的干活利索！’就是这件，穿上吧！” 保尔惊喜地捧起这珍贵的礼物，犹犹豫豫地把它穿起来。 那柔软细密的皮毛立时温暖了他的后背和前胸。 琳丹在日记中写道： 12月20日 连日的大风雪。 博雅尔卡的人们就要完工了，可突然而至的风雪却拦住了他们。 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恐怕是最艰难的一段了。 杜科利夫报告说： 筑路队里出现了伤寒病，已经病倒了三个人了　　12月22日 团省委开全体会。 博雅尔卡没来一个人。 离他们那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帮又将一列运粮的火车弄脱了轨。 遵照粮食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所有筑路工都被调往了出事地点。 12月23日 又从博雅尔卡送来了七个伤寒病人。 其中有昂柯尼夫。 我去了一趟车站，看见有几具僵硬的尸体被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列车的连接板上抬下来了。 医院里也很冷。 该死的大风雪，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12月24日 刚刚见了朱赫来。 真的，昨夜，奥尔利克率领他的全部匪兵袭击了博雅尔卡。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 他们切断了电话线，直到今早，朱赫来才得到消息。 匪帮被击退了。 杜科利夫受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脯。今天就要把他送回来。 警卫队长克拉维切克在昨夜被砍死了。 他一见匪帮，就发警报，同时朝敌人开枪。他还没跑到学校，便被砍倒了。 筑路队里共有十一人受伤。 现在有一辆装甲列车和两个中队的骑兵在那里守卫着。 帕科拉索夫升任筑路队主任。 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团在格卢鲍基村包围了一些土匪，并且统统砍死了他们。 筑路工地有些非党人员，来不及等火车，硬是从那儿走了回来。 12月25日 杜科利夫和其他伤员都运回来了，被安置在医院里。 医生答应将杜科利夫救活。他现在仍昏迷不醒。 别的人倒都没有危险。 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雅尔卡来的电报：“为回击匪帮，作为窄轨铁路的建筑者，‘保卫苏维埃号’装甲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的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坚决保证，在一月一日以前将木材运到城里。我们将全力以赴，排除千难万险！ 会议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按照军队的礼仪在索洛缅卡埋葬了克拉维切克。 盼望已久的木材已近在眼前了。 但是，筑路进度突然减慢了——伤寒每天都夺去几十只宝贵的手。 这天，保尔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了车站，他只觉得两腿发软。 几天来他一直在发烧，但今天比往日都烧得厉害。 这可恶的吮吸着筑路队血液的伤寒病，向保尔伸出了魔爪。 他健壮的体魄顽强地抵抗着！一连五天，他都勉强从那铺有麦秸的水泥地上爬起来，跟大伙一同去干活。 但此时，不管是琳丹送给他的皮短大衣，还是朱赫来送他的毡靴子，都救不了他了。 每走一步，都像有东西在猛扎他的胸口，上牙碰着下牙，咯咯直响，眼前一阵发黑，那树木就像旋转着的木马……　　他艰难地走到了车站。 一阵很特别的喧哗声让他激灵了一下。 他细细地端详了端详：一列像站台那样长的平板车——在那些敞车上，有小火车头，有铁轨，还有枕木，许多与车同来的人在忙着卸车。 他又走了几步，结果身子失去了平衡。 他只觉得头晕眼花了，随即便栽倒了。 雪片冰着他那灼烫的脸颊，倒挺舒坦。 几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发现了地上的保尔。他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了板棚。 保尔的呼吸十分困难，他看不清周围的面孔了。 从列车上请来了医师。 诊断过后的结果是：“格鲁布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高达四十一度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两个痈疮，倒不关大事。单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足以把他送进另外一个世界了。” 帕科拉索夫和随车刚到的杜巴瓦都十分着急，想尽办法来抢救保尔。 他们将保尔托付给他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让阿廖沙把他送回谢佩托夫卡。 多亏有柯察金那一队人的大力帮助，尤其是在霍利亚瓦的压力之下，帕科拉索夫和杜巴瓦总算把科汉斯基和人事不省的保尔送进了那挤挤挨挨的车厢。 车上的客人们一听说是伤寒病人，死也不让他们上去，因为斑疹伤寒传染很快也很厉害。他们扬言：只要车一开，立时把这讨厌的病人扔出去。 霍利亚瓦高高地举起了手枪，一边晃着，一边大喊：“这病人不传染！听见没有？不让他走，我把你们全部轰下来！你们这些自私鬼！给我记好喽！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通知沿线：把你们全都轰下来，坐大牢去！阿廖沙，这是保尔的盒子枪，拿着！要是他们敢动保尔一下，你就给他一枪，瞄准喽，别手软！” 就这样，霍利亚瓦唬住了众人。 列车走了。 空荡荡的月台上，帕科拉索夫走近杜巴瓦问道：“你觉得他活得了吗？” 没有答话。 “咱们走吧，德米特里，这只得听天由命了。现在一切都得靠咱们啦。今天夜里必须将那些机车弄下来，明早好点火试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的各站都打了电话，特别要求他们关照保尔，决不能让旅客们把他给扔下来，得到保证之后，他才去睡觉了。 列车到了中继站。 一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无名尸体被抬到了月台上。 他是谁？是得什么病死的？没人知道。 车站肃反工作人员，忽然想起了霍利亚瓦的请求电话，赶紧跑了过去。 但是，这个青年确实是死了。 他们只好把尸首移进了停尸房，并立即打电话把这事告诉给霍利亚瓦。 博雅尔卡又给省委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没成想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在身的保尔送到家后，自己也染上了伤寒，连日来高烧不退，只好躺倒在家。 琳丹日记： 1月9日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难过呢？ 就在我坐下来动笔之前，我居然无来由地痛哭了一场。 有谁会想到琳丹也哭呢？并且还哭得这么伤心！——只有天晓得！ 难道眼泪永远是软弱的代名词？不！ 我知道今天流泪完全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名状又无法忍受的悲痛。 我为什么会感到悲痛呢？我不禁要反复自问。 应该高兴才对，今天本来是胜利的日子啊！寒冷的威胁已经烟消云散了，铁路各站都堆满了宝贵的木材，我也是刚从庆功会上回来……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感到悲痛呢？这是种由衷的悲痛！ 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是血和汗的结晶，是生命和死亡换来的。有两个人已不复存在了：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柯察金的死叫我发现了深埋的真情：对于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还要撼动人心。 日记就从此告一段落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接着写。 现在我决定听从组织安排，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报到。 三 青春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保尔没有被伤寒夺去生命。 这该是他第四次勇敢地战胜了死亡。 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这天，苍白而又消瘦的保尔终于能够站起来了！尽管两条腿颤颤悠悠的很勉强，但毕竟能扶着墙走动了。 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伏在那儿久久地凝望着大街。 残雪在消融，无数小水洼闪动着光亮。早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温暖又一次降临大地，万象正在更新……一只灰胸脯的麻雀，站在窗外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它时不时地用灵活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我们两个总算熬过了冬天吧？” 保尔用手指敲了敲玻璃窗，小声说着，像是看见了老朋友。 母亲好生奇怪：“保尔，你在和谁说话？” “跟麻雀……现在它飞走了，这个小机灵鬼！” 他虚弱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阳春时节，保尔便打算回城里了。 现在他已经能行走了，不过，他的体内依然潜藏着别的病症。 这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漫步，脊椎上的剧痛骤然间令他摔倒在地。他自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摸回房间。 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一次详尽的检查，发现他的脊骨上有一个深窝儿。 医生惊奇地问他：“这是怎么来的？” “这是被公路上的石头崩的。在罗夫纳战斗中，有一颗三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炸开了花，就在我背后的公路上……” “那你后来怎么可以走路呢？一直不碍事？”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小时，后来又接着骑马，直到昨天才第一次发作。” 医生紧皱着眉，认真地查看着那个深窝儿。 “亲爱的，这可真不是好东西。但愿它将来也不要发作。穿好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用一种同情而又担心的目光，看着他的病人。 阿尔吉莫住在媳妇斯捷莎的家里。 她媳妇长得很年轻但并不好看。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这天，保尔顺便去看哥哥。 一个脏兮兮的斜眼小男孩正在乱七八糟的院子里跑着玩。 他一见保尔，就用他那小眼睛死乞白赖地盯着他，一边使劲地抠着鼻子，一边问：“你要干什么？是来偷东西的吧？你快点走吧，我妈的脾气不好惹。” 这时，有人推开了破旧矮木房的小窗户。 阿尔吉莫叫着：“进来吧，保夫兰萨！” 一个脸像羊皮纸那样黄的老太婆，手里拿着火叉正在灶旁忙着。 她冷冷地瞅着保尔，让他走了过去，随后便把铁锅碰得叮当乱响。 两个稍大点的，留着小辫子的女孩，飞快地蹿上热炕，用一种野蛮而好奇的眼光盯着刚进来的保尔。 阿尔吉莫坐在桌子旁边，有点不大自在地看着弟弟。 他这门亲事，母亲和保尔都不大同意。 他本来是个多年的工人，和石匠的女儿——美丽的女裁缝加莉娜好了三年。 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和她中断了关系，改和丑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缺少男劳力的五口之家。 每每从调车场一下班，他便不得不忙活这个家和地里的活，闲不下手来。 阿尔吉莫深知弟弟不满意自己这种生活选择，因而颇为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周围这一切的反应。 哥俩儿坐了一会儿，说些平时见面的寒暄话。 保尔起身要走，阿尔吉莫留住了他。 “再坐会儿吧，我们一起吃饭，斯捷莎的牛奶马上就好了。怎么，你明天就走？保夫卡，你的身子还挺虚的呢！” 这时，斯捷莎走了进来，她跟保尔握了握手。 之后，她和阿尔吉莫去了打谷场。 家里只留下保尔和那个黄脸老太婆了。 教堂的钟声从窗户里传了进来……老太婆放下火叉，老大不乐意地唠叨着：“呵，我主耶稣，我整天忙着做这些倒霉的事情，连祷告的工夫都没有了！” 她取下了脖子上的围巾，又斜了客人一眼，然后朝着屋子里的一角走去——那儿放着已经变黑、面色忧郁的圣像。 只见她把三个瘦枯的指头捏了起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呵……”她用干瘪的嘴小声念着。 院子里的小男孩忽然跳到一只耷拉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拿两只光脚丫使劲踢着，双手抓住猪鬃，高声对那嚎叫着打转转的畜牲吆喝着：“嘟呜驾！起步走！吁——别犯混！” 猪驮着男孩子在院里跑开了，它想甩掉后背上的骑者，可那斜眼小鬼头却坐得稳稳当当。 “该死的东西，快下来，要不，摔死你，小魔障！”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探头吆喝着。 最后，猪终于摔下了小男孩。 老太婆很满意地回到圣像前，装出满脸虔诚，接着祷告：“愿你的国降临……” 那个满脸泪水的男孩站在门口，用袖子抹着擦伤的鼻子，又哭又喊：“妈妈，我要甜馅饺子！” 老太婆扭过头来气哼哼地骂道：“你这斜眼魔障！偏不让我好好祷告完。给你，狗杂种，我这就给你吃个够！” 说着，她就从凳子上抄起了一根皮鞭。 小男孩吓得扭头就跑。 热炕上的那两个小女孩扑哧一声偷着笑了。 老太婆转了回去，开始了她的第三次祈祷。 保尔没等哥哥回来就走了。 关栅栏门的时候，他看见那老太婆从靠边的小窗里探出头，恶狠狠地监视着他。 “到底是什么妖魔把阿尔吉莫吸引到这儿来了？斯捷莎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阿尔吉莫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就像一只掉进牛粪堆的甲虫。弄不好，他还会把调车场的工作也扔了呢！我还想让他参加政治生活呢！唉……” 保尔漫步在荒凉的小镇上，心中忧郁地想着……不过，当他一想到明天就要去那个大城市，去和那些亲密的朋友们再度生活，便高兴起来了。 那个大城市以其雄伟的力量、沸腾的生活、川流不息的人群、汽车和电车吸引着他、召唤着他……当然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被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还有滑轮的柔和的沙沙声。 此时此刻，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工厂……可是，当他漫步在这个僻静的小镇时，他却感到无名的惆怅，他甚至有点厌恶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了……因此，他白天在户外散步时，心中总是闷闷不乐。 当保尔从台阶上走过去的时候，两个坐在那儿的长舌妇立时就指指点点议论起来了。 “喂，亲家母，你瞧，这是从哪儿出来了这么个可怕的东西？” “看那样，是个痨病秧子！” “可你瞧他那件好皮上衣，哼，肯定是偷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令人生气的事儿。 也难怪，他生活在这里的根早已被拔掉了，现在大城市是他真正的天地。 的的确确，同志之间的友谊和劳动的信念，已经把保尔和大城市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 不知不觉地，保尔便来到了松林前。 在他右边是阴森的旧监狱，监狱周围是一圈尖头木栅栏，监狱的后面，是医院那白色的房舍。 瓦丽娅和她的同志们就在这里被执行了绞刑，现在只剩下一个空旷的广场。 保尔在原来竖着绞架的地方站了一会儿后，就下了陡坡，来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群里。 不知是哪个好心人，用枞树枝编成的花圈围起了那一列坟墓，苍绿而真诚……笔直的松树耸立陡坡上，新绿的嫩草长满了峡谷的斜坡……这里是小镇的近郊地带，清静而又阴冷。 松林轻声细语不愿惊醒这里的旧梦，但又十分委屈。 复苏的大地，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春天的气息……就在这里，烈士长眠于地下……他们，是为了光明而牺牲的；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人民的幸福……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他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深切的缅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庸庸碌碌而羞愧；在临终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所有精力，都已贡献于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人应当抓紧每一分钟，去过最充实的日子，因为意外的疾病或者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能突然地结束他的生命。 怀着这种想法，保尔离开了烈士公墓。 伤心的母亲在家里为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保尔默默地望着母亲。 他看见母亲正偷偷地抹眼泪。 “保尔，亲爱的，你就不能留下来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孤孤单单的日子不好过呀！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跑了。你怎么非得去那大城市呢？这里不也很好吗？是不是你也在那里看中了一个剪头发的秃尾巴鹌鹑？瞧你们，都一样，有什么话也不跟老妈说。阿尔吉莫的亲事没跟我说过一个字儿，你呢，就更不用说了。你们生病啊受伤啊，这才让我看见你们。” 她低声地埋怨着，把儿子那几件简单的衣物放进一个干净布袋里。 保尔搂住母亲的肩头，打趣道：“妈，亲爱的，没有鹌鹑的！你老人家不会不知道吧，鸟儿才找同类呢！那，你把我当什么，难道我是雄鹌鹑不成？” 他把母亲逗笑了。 “妈，我发过誓，不把全球的敌人消灭净，我决不找对象娶媳妇。你说什么，还得好久？不，妈妈，这日子为时不远了……马上就会有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将来你们这些老人，都会被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里气候温暖，紧靠海边，景色特别好，从来没有冬天。我们把你们安置在从前资本家的宫殿里，让你们在那儿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每天美滋滋地晒太阳。那时，我们再去美洲解决那儿的资产阶级和坏蛋……” “儿子呵，我活不到那时候了……你跟你那水手爷爷没有两样，主意多，脾气坏。他是个恶棍，愿上帝饶恕我！当年，在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结束后，他回家来，没了一只手和一条腿，胸口倒是挂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个穿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银币；可有什么用呢？到末了还是穷死了……他的脾气犟着呢！有一次他抡起拐杖就打官老爷的脑袋，结果坐了一年大狱。十字勋章也不管事，照样得坐大狱！我看，你跟你爷爷差不了哪儿去……” “哦，妈妈，咱们即使要分别了也不至于这么不高兴呀？来，把手风琴拿来，我好久没摸琴了。” 他按动了那一排贝壳做成的琴键，顿时，新鲜明快的音调吸引了母亲。 现在他拉的曲调跟过去一点也不一样了。 既不轻飘曼丽，也不粗犷厚重，更不是当年他那种痴狂奔放了（这曾使他闻名全镇），而是一种充满力度又无比和谐的深沉。 保尔自己去了车站。 他不要母亲送行，他不想惹她伤心落泪，尤其是在分别时。 旅客们拼命往火车上挤着。 保尔占据了上铺的一个空位子。 只见上来的旅客都拖着大包小裹，行色匆匆地塞着这些东西。 个个都是满脸的气愤。 车厢里特别吵闹。 列车开动后，大家才静下来。 于是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像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似的。 保尔没多大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首先要去探望的，是市中心克列夏契克大街的一所房子里的人。 慢慢地，他走上了天桥。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一丁点变化。 他一边在桥上走着，一边用手摸着那光滑的栏杆。 就在他往下走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这时，整个天桥上空无一人。 眼前的夜景令他驻足不前了……在深不可测的天宇之下，夜色展现了它美丽的奇观：黑色的地平线上披了墨色的天鹅绒，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放射着磷火一般的光华，汇织成美妙的图画……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是让人心旷神怡的万家灯火……有几个人从对面走过来，他们那争论声打破了这美好的沉静。 保尔走下桥来。 他走进克列夏契克大街的特勤部，值班员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了。 原来，两个月以前，朱赫来就调到塔什干了，现在在土耳其斯坦前线。 保尔非常失望地走了出来。 他忽然觉得很累了，便在台阶上坐下来歇息。 一辆电车开了过去，街上是一片轰隆隆的车声。 人行道上的人摩肩接踵，接连不断，像是潮涌。 城市多么热闹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 妇女们的笑声、男人们的喊声、青年们的喧闹、老人们的叮咛声汇集在一起，欢快、低沉、高亢而又沙哑……　　脚步在奔忙着！ 电车里的灯、汽车的头灯、电影院的电灯，金黄耀眼，光辉灿烂。 大都市的夜啊，充满了生气！ 这一派景象，多少减轻了保尔的苦闷与失望。 他该去哪呢？回索洛缅卡——他的不少朋友都在那儿——但路又太远。 离这儿很近的大学环路的那座房子一下子涌到他心上。他现在该去那儿！ 本来，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念的就是琳丹了。 去琳丹那儿，可以在奥吉莫房间里借宿。 远远的，他就看见了楼角上那间房里的灯光。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拉开了那扇橡木大门。 他站在楼梯上呆了几秒钟，从琳丹房间里传出了说话声，好像有人在弹吉他。 “哟呵！现在连吉他也准许弹了，规定有点松了。” 他心想着，便轻轻地敲响了门。 此时，他感到自己十分激动，于是便紧紧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年纪很轻，鬓角垂着卷发。 她吃惊地看着保尔。 “您找谁？” 问话的女子并没有把门带上。 保尔一看屋子里陌生的家具和陈设，就明白了。 但他还是怀着一线希望问：“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她在吗？” “她不在这里了。正月的时候她就去哈尔科夫了，后来我听说，她又到了莫斯科。” 那女子告诉他。 “那，奥吉莫同志还住在这儿吗？他也走了？” “他也走了，目前他是共青团敖德萨省委的书记。” 保尔只得走开了。 那种回城的热切与喜悦顿时一扫而光了。 现在他不得不郑重地考虑在什么地方过夜的问题了。 “就这样挨个儿找下去，走瘸了，也不会找到一个老朋友。” 他不高兴地嘟哝着。 然而，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找找帕科拉索夫。 这码头工人就在码头附近住，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近多了。 疲乏已极的保尔终于到了帕科拉索夫的家门口。 敲打着那曾经被油成红土色的门，他心里暗暗地想：“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乱跑了，可以爬到一条小船上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 她头上披着一条很素的头巾，头巾还在下巴底下系了一下。 这是帕科拉索夫的母亲。 “老大娘，伊格纳特在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 她没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 保尔跟着她走了进来，把布袋放在地板上。 帕科拉索夫紧着咽下一口面包，回头说了一句：“既然有事找我，就坐下吧！我要把这碗菜汤喝下去。从早晨到现在，除了白开水，我什么也没下肚呢！” 他坐在桌边，一面说一面拿起一把大木勺子。 保尔坐在他旁边的一只破椅子上，取下帽子，习惯地拿它擦了擦前额。他心想：“难道我真的变化这么大？连伊格纳特也认不出我了？” 帕科拉索夫喝了两勺菜汤，没听见客人说话，就又扭过头来说：“喂，到底有什么事儿呵？你倒是说呀！” 他手里的一块面包，正想放进嘴里，却突然停在了半空。 他惊讶万分地眨巴了一下眼睛：“怎么？……等等。呸！你这骗子！” 看见帕科拉索夫急得脸红脖子粗，保尔忍不住笑了。 “保尔！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死了！……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他的叫嚷声，他的姐姐和母亲全都从隔壁房内跑了过来。 他们三人一块儿终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全家人都睡下很长时间了，帕科拉索夫仍在给保尔说着四个月以来的各种情况：“察尔基和杜巴瓦在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上大学去了，是预备班。我们这儿一共十五个名额，我也报了名，可没考上。”帕科拉索夫气哼哼地说下去，“什么都合格，就是政治考试给弄糟了。我跟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吵了起来。他问我一个小问题。 “他说：‘您对哲学的问题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可我当时想起了一个人，他曾在我们这儿当过搬运工，是个中学生，到处流浪过。可能是为了装样子，才来我们码头的。他告诉过我们：从前不知什么时期，在希腊有一些博学的学者，大家都叫他们哲学家。其中一个，好像叫做什么伊杰奥根的，一生都住在桶里，以及类似的许多无聊的事情吧……要是谁能够用四十种不同的方法，证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那谁就是他们之间最有本事的学者，真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 “想起了这个学生对我说的话，我就狠狠地顶了那个考我的家伙几句。 “‘哲学就是故弄玄虚，空口说白话。我一点也不想花时间去研究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至于党史，倒还差不离儿。’这么一来，他们就追问起来了，我便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把我气坏了。我反问他们：‘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耍吗？’拿起帽子，我就出来了。 “之后呢，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位问我问题的考试委员，我们交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才明白那中学生的话是一派胡言。哲学原来是一门伟大而又重要的学科。不过杜巴瓦和察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念过很多书，可是察尔基比我强不了多少。准是他的勋章帮了忙。唉，只有我白白欢喜了一场。他们叫我在这码头上做管理工作，现在我当上了代理货运主任。从前，我总是和这些‘主任’们闹矛盾的，好嘛，现在我自己倒当上主任了。我总是以团委书记和码头主任的双重身份管教那些个懒蛋……说实话，他们什么事儿也骗不了我。好了，以后再谈关于我的事情吧。那么，我还应该告诉你一些什么消息呢？ “你已经知道了奥吉莫的事情，省委里始终没有进行工作调动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杜菲坦。杜科利夫当了索洛缅卡区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昂柯尼夫在共青团区委工作。塔莉亚当了政治教育部部长。你在铁路工厂里的那个职位已经被茨维塔耶夫接替了。对他，我不熟，只在省委会里见过面儿，看那样倒不糊涂，就是太傲气了。哎，你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吧？她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部长，也在索洛缅卡，别的嘛，我早已告诉你了。 “保尔，现在很多人都去上学了，老干部也都在党校上课。他们答应明年也让我上学去呢。” 两人一直谈到了后半夜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保尔醒来时，帕科拉索夫已到码头上去了。 他的姐姐名叫杜霞，长得很结实，样子和他很像。 她给他弄好了早饭，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东道西。 他父亲是轮船司机，眼下出航了。 保尔出门的时候，杜霞叮嘱他：“别忘喽，我们等您回来吃午饭。” 团省委跟从前一样热闹。 门几乎都关不上，走廊上、屋子里都是人，打字机不停地哒哒着。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会儿，没找见一个熟人，于是便走进了书记办公室。 身穿蓝色的斜领衬衫的团省委书记，正坐在一个大写字台后边。 他飞快地瞟了一下保尔，继续写他的字。 保尔坐在他对面，仔细地端详这个接替奥吉莫的人。 “你有什么事儿？”书记写好文件后问保尔。 保尔说了自己的情况，最后请求：“同志，请在团员名单上加上我的名字，将我派到铁路工厂去。” 书记将身体靠在椅背上。 “恢复你的团籍，这倒没什么。派你去工厂，那可就不好办了。最近刚选出的省团委委员茨维塔耶夫早已在那儿上任了。我们还是把你派到别处去吧。” 保尔皱紧了眉头。 “我去工厂不会妨碍茨维塔耶夫工作的。我只是去车间干活，不是想当书记，况且我身体还不大好；我请求别派我到别处去了吧。” 书记同意了。 他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了几个字。 “把这带给杜菲坦，他会为你办好这件事的。” 人事处理，杜菲坦正可劲儿地骂着助手——统计员。 保尔听出他们两个吵得不可能完结，便拦住了面红耳赤的杜菲坦。 “等一下你们再争论吧。这里有个便条，先给我办个证件吧。” 他接过条子，细细地看了好大一会儿后，又打量保尔。 等他明白过来之后便说：“啊！原来你没死？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早就把你的名字划掉了，你的卡片是我亲自寄交中央的。再说，你也错过了全体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期限了。根据中央指示，没登记的都一律开除。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重新入团。” 他的口气不容更改。 保尔反感地说：“哼，你还是老样子！你很年轻，可是比这里的老耗子还糊涂。怎么一点也不长进呢？” 杜菲坦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好像跳蚤叮了他一大口。 “你少教训我。我对工作负责。文件是让人执行的，不是让人违反的！至于你骂我是‘耗子’，我要控告你。” 他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把一卷没有拆开的信拉过来，意思是赶保尔走。 保尔毫不慌张地走向门口，但他想了想，又转身回来，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那张便条。 而杜菲坦没好气地盯着他这动作的全部过程。他心中责怪着这个坏脾气的少年‘老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好吧。”保尔冷冷地讥讽着，“你完全可以给我戴上‘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呢，我倒要向你请教，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去处罚那些事先没有申请死亡而忽然死了的人呢？知道吗？谁都有这种可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闭了眼儿蹬了腿儿……这个，你肯定没得到上级的文件吧！” 杜菲坦的助手一听这话，再也保持不了中立了，开心地放声大笑起来。 杜菲坦手中的铅笔尖断了，令他十分气恼。只见他把铅笔扔到地板上，但是不容他接上保尔的话，一群人吵吵嚷嚷，连说带笑地进来了。 其中一个是昂柯尼夫。 大伙一见保尔，喜出望外，争先恐后地问这问那。 几分钟后，又进来了一群团员。 他们中间便有阿丽佳?尤列涅娃。 她百感交集地好半天都握着保尔的手。 大家伙又逼着保尔讲了一遍自己艰险的经历……这些让保尔几乎忘记了杜菲坦的存在。 最后，保尔终于讲到了他和杜菲坦发生的冲突。 大家立时就气鼓鼓地叫嚷起来了。 阿丽佳狠狠地瞪了杜菲坦一眼后，转身去找书记。 “咱们到涅日达诺夫那里去！他会教训他的！” 昂柯尼夫说着，搂住了保尔的肩膀，跟大伙—块儿追在阿丽佳身后。 “应当把杜菲坦撤喽！送他到码头上，让帕科拉索夫好好管教管教他。这家伙是个死守公式的官僚！” 阿丽佳忿然提议。 书记和蔼地笑着，仔细地听大家的要求，而后用安抚的口气说：“柯察金恢复团籍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他立时就可以领到团证了。我基本同意你们对杜菲坦的批评，不过除了缺点，他还有优点嘛——咱们这儿的统计工作比各地的都出色，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几点钟呢。我认为，要撤他的职很容易，但我们得有合适的人选来顶替呀。要是这人选干不好统计工作，那不就白费劲儿了吗？还是让杜菲坦干下去吧。我跟他好好谈谈。目前先这么着，往后咱们再说。” “好吧，就这么办吧。”昂柯尼夫和大家都同意了。 “保尔，现在咱们去索洛缅卡。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开大会。他们没人知道你的消息呢，我们宣布：‘现在，由柯察金同志讲话！’大伙肯定都会被惊呆的。好小子，亲爱的保尔，幸亏你没有死！要是你真的死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昂柯尼夫开着玩笑，亲切地搂住保尔走到门外。 “你来吗，阿丽佳？” “来！” 帕科拉索夫的家人在等着保尔一道吃午饭，可他没有回去，夜里也没再露面。 昂柯尼夫带保尔回他家去了。 他的屋子在“苏维埃之家”。 他热情地款待了保尔。 之后，他又拿出一大卷报纸，还有两大本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给保尔。 “你最好把这些看看。自从你病了之后，过去不少日子了。你从这儿可以了解了解我们干了些什么，目前的形势如何。傍晚时我才能回家，那会儿咱们一块去俱乐部，要是你累了的话，就躺下睡一会儿吧。” 他说完后，把口袋装满了文件笔记等——他不喜欢用公文包，总是把它扔到床底下——在房里告别似地转了一圈，他就出门了。 当他晚上回来时，房间里摊满了报纸和书本。 保尔正坐在床上，读着中央最近的简报，这是他从昂柯尼夫的枕头下找出来的。 “你这家伙，把我的房间折腾成这个样子啦！”昂柯尼夫假装生气了。“喂，当心，当心，同志！你为什么偷看秘密文件？唉，房间里哪能留个这样的主儿？” 保尔微笑着，把手里的简报放下说：“碰巧这一份不是秘密的，而你用来做灯罩用的那一张，才真是不应该公开的，都给把边烤焦了，你看看！” 昂柯尼夫把灯上那张纸给取下来，看了看上面的题目，忽然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恍然大悟地喊道：“哎呀，我找了三天都没找到它！现在我想起来了，前天沃林采夫放上来的，后来他自己还找了半天呢，愣是没找到。” 他小心地折好，压在褥子下面。 “往后可得注意了。”他认真地告诫着自己，“现在咱们吃点东西吧，然后去俱乐部。来，保尔，坐到桌子这边来！” 昂柯尼夫从一个口袋里取出一条包在报纸里的长长的干鳟鱼，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两块面包。 他将文件移到桌子的一边，在空出的地方铺了一张报纸后，抓住干鱼头，在桌子上摔个不停。 他活泼地坐在桌子上，一边用劲嚼着，一边嘻嘻哈哈地把近期的新闻告诉保尔。 昂柯尼夫把保尔领到了俱乐部的后台。 塔莉亚和安娜挤在一大群铁路工厂的团员中间，坐在了讲台右面靠钢琴的一个角落里。 在安娜对面的椅子上，摇晃着身子的是铁路工厂团支书沃林采夫。 只见他那红脸蛋长得像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全是麦秸色的，身上穿的是一件已经破旧的黑色皮夹克。 在他身边，那随随便便用胳膊肘靠在钢琴上的是茨维塔耶夫。 这是个面相英俊的青年。嘴唇棱角分明，头发是褐色的，衬衫的领子没有系上。 昂柯尼夫走进来时，听见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有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新同志加入工作。茨维塔耶夫就是一个。” “共青团可不是大杂院！” 茨维塔耶夫固执而又轻蔑地回击着。 这时，塔莉亚见到了昂柯尼夫，便高声对大伙喊：“你们快瞧！快瞧！尼古拉今天有多神气，活像个擦干净了的铜茶壶！” 他们将他拖进中间的空场，七嘴八舌地问开了：“你去哪儿了？” “快开会吧！” 昂柯尼夫伸出一只手，上下挥着，让大家安静。 “弟兄们，别吵吵啦。”他发出准确的信儿，“杜科利夫马上就到，他一到咱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 安娜提醒大家。 这时，区委书记杜科利夫正向大家走来。 昂柯尼夫跑上前去迎接他。 “大叔，跟我来一下后台，我让你见见你认识的一个人。你准会吃惊的！” “什么事？吃什么惊呀？” 杜科利夫嘟哝着，又用劲吸了一大口烟。 昂柯尼夫拉着他的手，把他牵到后台去了。 昂柯尼夫使劲摇着铃铛。 就连那些最爱叨叨的人也赶忙闭上了嘴。 在杜科利夫身后，在一个绿色松枝框子里，镶挂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头像，他须发纷披，如同雄狮……当昂柯尼夫宣布开会时，杜科利夫的双眼关注着站在后台的保尔?柯察金。 “同志们！”昂柯尼夫朝会场高声说着，“在我们正式开会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说两句。杜科利夫和我都同意了。” 会场里发出了一阵赞许的喊声。 昂柯尼夫提高了嗓门大喊了一句：“现在就请保尔?柯察金讲话！” 会场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认识保尔。 当这个高个子、白脸庞的青年出现在讲台上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兴奋的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他尽量抑制住激动，把语气放平和了一些。“朋友们，现在我又回来和大家一道战斗了！能回到这儿，我备感幸福。我看见了许多老朋友。我在昂柯尼夫那儿看了过去的会议记录，我知道索洛缅卡的团员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鲜血液，铁路工厂和机车库的工人们也不再浪费时间去造打火机了，而是从废车堆里拖出了一些坏机车，进行彻底修理。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正在日益复兴，并走向繁荣富强！活在这个世界是大有可为的！难道我忍心在这样的时候死去吗？” 说到这儿，他的双眼闪烁出动人的光芒，他的面颊绽开了快乐的笑容。 在全场的欢呼声里，保尔走下了讲台，他径直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的地方走过去。 他欢快而迅速地和几个朋友握了握手。 大家挤了挤，让保尔坐下了。 塔莉亚的手同保尔的手紧紧地握了好长时间。 安娜的眼睛瞪得特别大，她的睫毛不停地颤抖着，她的目光里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惊喜。 日子过得飞快。 每一个日子都不是普通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崭新的。 保尔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每天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总是因为没有完成预计的工作而苦恼。 保尔跟昂柯尼夫住在一块儿。目前这个阶段，他在工厂里当上了电工的助手。 这之前，昂柯尼夫同保尔争论了好半天，他不同意保尔不干领导工作。 “我们现下极缺人手，而你偏要躲到车间里去。你别拿你的病当借口，我自己得了伤寒之后，还拄着棍子到区委上班呢，足有一个月呢！保尔，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才不是为了这个理由呢！你跟我说老实话，到底因为什么？” 昂柯尼夫非常执拗地刨根问底。 “到底为什么？尼古拉，我想读点书。” 昂柯尼夫欣喜地抢过话茬儿：“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想读书！难道我们不想读书吗？老兄，这完全是自私自利！你真忍心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却躲在一边读书？这不行，亲爱的，明天就请你到组织部去！” 可是，争论了许久之后，昂柯尼夫还是让步了。 他说：“好吧，我就让你休整两个月，你得感谢我。不过呢，你跟茨维塔耶夫合作准合不来，他傲气得要命！” 的确，保尔的回厂使得茨维塔耶夫提心吊胆的。 他认为保尔回来肯定和他争权夺势。他自私的本性让他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事实告诉他，他的担心和反击的准备是没必要的。 保尔不但拒绝了支部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诚心诚意地帮着茨维塔耶夫解决了几个很大的困难。 这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了车间。 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 全体人员都在打扫卫生。他们清洗着窗户和机器，刷下了沉年积垢，清除了废物和垃圾等。 保尔正拿着大拖布用力地擦着布满油污的水泥地面。 “怎么搞起大扫除来了？” 茨维塔耶夫莫名其妙地问保尔。 “我们才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干活呢。这儿足有二十年没打扫过了，我们计划在一星期内让它焕然一新。”保尔直爽地回答。 茨维塔耶夫耸了一下肩出去了。 工人们不仅打扫了车间厂房，而且又动手清理院子。 这个大院子，堆了许多垃圾。 几百个轮轴、成堆的锈铁、铁轨、连接板和轴箱等堆了一个小山——这成千上万吨的铁在日晒雨淋中已锈得不成样子了。 但，进攻大垃圾的工作却被行政领导阻止了。 理由是——“还有比收拾院子更重要的工作，不必着急做这些。” 于是工人们就在车间门口用砖头铺成了一块小小的平台，又用粗铁丝制成了一个刮皮靴底用的垫板放在了上面……至于屋子里的清扫，在晚上下班后仍继续进行着。 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一周之后走进车间时，到处都干干净净了。 阳光射进了明亮的大玻璃窗，照在机身上，那明亮的柴油机铜铸件闪出耀眼的光芒。机器的大部件已经被涂上了绿油漆，有的人甚至还在轮辐上画上了黄箭头。 斯特里日站在那里欣慰地点了点头。 “嗯……好……” 他的夸赞中夹着惊异。 在车间最远的一角，一群刷油漆的工人即将完成全部任务。 斯特里日走上前来。 他拦住了手里提着一罐调好的油漆的柯察金。 他问道：“等等，老朋友，你们这样干，我非常赞同，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你知道，我曾经说过，没有我的特许，绝对不能动用油漆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恰好短缺。油漆火车头，比你们现在做的要重要的多。” “我们这些油漆都是从丢掉的空油漆罐里刮出来的。”保尔坦然而答。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在垃圾堆里找空罐子，一共刮出二十五磅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请您放心，总工程师同志。” 斯特里日有点尴尬地嗯了一声。 “那你们就继续干吧。嗯……这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该说什么呢……怎样解释这种自觉精神呢？你们这些活儿全是在下班后干的？” 保尔从总工的口气里听出了一种疑惑，便确切地答道：“当然是啊！您怎么看呢？” “我也这样想，不过……” “斯特里日同志，这个‘不过’就表明您还是没料到……等过些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事儿让您惊奇呢……” 保尔为了免得把油漆蹭到他身上，便小心地绕过他，朝门口走去。 每晚保尔都去公共图书馆，直到很晚才离开。 现在，他和图书馆的三位女馆员已经很熟了，而且利用他的伶牙俐齿已经得到了随意翻阅各种书籍的许可了。 他为了寻找那些既有趣又有用的书，总是不惜气力爬上扶梯，在巨大的书橱前一本本地挑个没完没了。 图书馆的书大多是旧的。只在一个不大的书橱里面放着很少的一部分新书。 其中的一些是偶然收集而来的内战时期的小册子，除此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铁蹄》等。 在旧书堆里，保尔发现了一本名叫《斯巴达克思》的小说。 他用了两个晚上将它读完，然后把它送到书橱里，和高尔基的作品放在一起。 他总是这样，把那些最有趣的同一类书摆在一起。 对此，女馆员们从不制止他——对于这些，她们是不大关心的。 一桩看上去并不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它改变了共青团组织的那种单调的平静。 事情是这样的： 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的青年，平时有点愣头愣脑的，在铁板上打洞时，弄坏了一只贵重的从美国进口的钻头。 而原因是太粗心大意——不，甚至可以说是他故意弄坏的。 那天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眼儿。 菲金有点不大情愿，但在工长的严令下，他就干了起来。 在车间里，大家都讨厌霍多罗夫的那种假正经的认真劲儿。 他过去曾是孟什维克，现在不参加厂里任何活动。他对共青团员们总是不拿正眼看。但他对专业技术很在行，而且尽职尽责。 当他看见菲金钻眼儿没上油后，急忙跑过去关了钻机。 “怎么，你瞎呀，还是昨天刚来？” 他斥骂菲金，因为他知道，这样干钻，钻头准毁。 但菲金却不听他那一套，叫骂着重新开动了钻机。 霍多罗夫跑去找车间主任了。 菲金赶紧找注油器，他想着在领导来之前一切都弄好，以免挨批受罚。 可等他找回注油器来时，那干钻着的钻头已经断了。 车间主任提出报告，要开除菲金。 团小组却站出来公然袒护他——霍多罗夫压制青年。 但行政方面坚决要开除菲金。 于是，这事儿就转到团委会来讨论。 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五个支委中的三个认为应给菲金减轻处分，并调他去别的部门。 茨维塔耶夫就在这三人之中。 而另外两人认为菲金没犯错误。 会议是在茨维塔耶夫的房间里召开的。 房间里有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几只由木工车间工人自制的长凳和方凳，墙上挂有领袖像，桌子后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大团旗。 茨维塔耶夫是“脱产干部”。 就行业来讲，他是一个锻工。他本来在机械厂，是刚调过来的。 他一来就抓住所有的权利，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他想包办一切，又包办不了，于是就对助手们火冒三丈，骂他们不干活。 就连这个房间的布置，也是由他监督进行的。 现在，他正主持会议，得意扬扬地半躺在那只从俱乐部搬来的软靠背椅上。 这会议是秘密召开的。 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发言时，有人敲门。 茨维塔耶夫腻烦地皱起了眉头。 门又响了一下。 喀秋莎?泽列诺娃去开了门。 门外面的是保尔，喀秋莎就让他进来了。 正当保尔走向一只空凳子时，茨维塔耶夫叫住了他：“柯察金，现在我们正在开支委的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顿时就红了。他慢慢地转过身来说：“我知道这是内部会议。但是，我很想了解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有关的新问题。怎么，你不准我参加？” “我不是不准，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只有支委委员才能参加内部会议。要是一大群人都来了，那就不能讨论问题了。不过呢，你既然来了，就先坐下吧！” 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保尔皱紧了双眉，额上挤出一道很深的皱纹儿。 “专注重这些形式！” 霍穆托夫生气地埋怨着书记。 但保尔赶紧摆手拦住了他。 “我想说说我的意见。”霍穆托夫接着前边的话题说。 “关于霍多罗夫，他是个特殊的分子没有错，不过，我们的纪律也实在太差。钻头都毁了的话，我们立时就没工具了。这对团外的青年影响不好，我想有必要给菲金一个警告。” 茨维塔耶夫没等他说完就表示反对。 听了十分钟后，保尔就清楚了大家的态度，便请求发言。 茨维塔耶夫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说一点我的看法。” 保尔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严厉。“菲金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信号，主要的还不是他。我昨天搜集了几个数字。” 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这数字是从考勤本上抄下来的。请大家注意听：团员有百分之二十三每天迟到五至十五分钟。有百分之十七的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而团外青年旷工的比例却只有百分之十四。 “这些数字比什么都厉害呀。我又顺手将别的数也记下来了：党员中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党外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是百分之十一，迟到的是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百分之九十为青年工人，并且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 “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团员要比党员和党外的成年工人差得多！不过，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电工车间都挺好的，其他车间就不怎么样了。 “依我看：霍穆托夫同志有关于纪律的发言只说了应说的四分之一。现在，咱们就是要矫正这些坏毛病。老工人们都说：‘从前给老板干活都很仔细，现在给自己干，却出现这种事儿，无法谅解。’这话说的对呀！这件事告诉我们：不能单怪工人们和团员们，咱们为什么要袒护菲金这种做法呢？咱们不谈政治立场，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人’，咱们就事论事，霍多罗夫是对的：他爱惜财产！而菲金却有意毁坏进口的贵重工具！ “我提议把菲金开除出团，而且把他的事登在壁报上，也把这些数字公布出去。工人们中有六十个人参加过筑路工程，这是可靠的力量、强大的后盾……我们一定能正本清源。不过，我们必须完全果断地抛弃对这个事件的妥协态度。” 保尔一向沉着静默，但今天说了这么多尖锐而激烈的话——他真是为工厂着想啊！ 茨维塔耶夫现在才看见了保尔的思想与才华。其实他心中也同意保尔的意见，但由于他感情上的戒备与专断，他仍然进行了反驳。 反驳的过程中，他强调指出，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天很晚了。 最后，大家都倾向保尔反对茨维塔耶夫。 而茨维塔耶夫这时却采取了很荒唐可笑的手段——违反民主，坚持让保尔在最后表决前退出会场。 “好，我这就退出会场，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这不会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告诉你，你如果非要坚持你的意见的话，明天我就提到全体大会上去，我相信，你不会得到大家的赞同！……” “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会议召开之前，将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 茨维塔耶夫暴跳如雷：“怎么，你想威胁我？你少操心吧，我自己就会自觉汇报的，而且不能忘记汇报你的问题。如果你自己不想工作，那就别妨碍别人好了。” 保尔随手带上了门。 他抹了两把额上的热汗，穿过了无人的办公室，朝门口走去。 一到外面，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他点了一支烟，朝杜科利夫在巴蒂耶夫山岗上的那间小屋子走过去。 杜科利夫正在吃晚饭。 他一边招呼保尔坐下来一块儿吃，一边说：“你说说吧，你们那边有什么新闻——达丽亚，给盛碗粥。” 达丽亚?福米尼什娜是杜科利夫的妻子，长得正好跟他相反，又高又胖。 她端给保尔一碗小米粥，然后撩起她的白围裙抹了抹湿嘴唇，亲切地让着：“亲爱的，快吃吧。” 从前，当杜科利夫在铁路工厂上班时，保尔经常去他家，一坐就是一晚上。 但这次回城后，他还第一次来这老头子家里。 老钳工仔细地听着保尔的述说。 他一边听，一边用勺子喝粥，偶尔轻声哼一声。 吃完了饭，他用手绢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嗓子，对保尔说：“当然，你是对的。咱们早就该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了。铁路工厂在本区是重点单位，应从那儿开始下手。你说，你跟茨维塔耶夫吵起来了？这不好。他向来是个自负的青年，不过，你的青年工作不是做得挺好的吗？我正要问你呢，眼下，你在铁路工厂到底干什么活儿呢？” “我在车间，什么活都干。在团支部里，我带着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团委会里面呢？” 保尔觉得有点为难，不知该怎么答好。 “当初，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而且想要读一点书，所以就没有正式参加领导工作。” “哦，你看，毛病就出在这儿了！”杜科利夫带着一种责备的口气喊道：“你知道，孩子，你的身体没恢复的时候，不能怪你；可是现在……现在你身体怎么样？好一点吗？” “好一点了。” “那你就该正式担当工作了。别做局外人呀！谁不伸手也办不好事！所有人都会说你在逃避责任，这你可有口说不清了！明天你就把这种想法端正过来；至于昂柯尼夫，我也会和他好好谈谈。” 杜科利夫满脸不高兴。 “大叔，你别怪昂柯尼夫，是我请求他不要让我去团委的。” 保尔解释。 杜科利夫嬉笑着打了个口哨后，又说：“你请求他，他也就听了？咳，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你们这些小伙子……来，来，孩子，咱们还像原来那样……你给我读读报，我这眼可是越来越不行啦。” 党委同意了团委绝大多数人坚持的意见。 在团委会上，茨维塔耶夫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 开始，他还梗着脖子不认错，到后来被党委书记——那个肺部有病的脸色苍白的洛帕欣问得哑口无言，也只好认了一半错。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壁报上登出了一些吸引大家的文章。 当晚，在人数空前之多的团员大会上，大家热烈地谈论起这些文章。 菲金被开除了。 一个新被吸收到团委会里的同志，担任政治教育部长。他就是保尔?柯察金。 涅日达诺夫在会上讲了话……散会了，保尔在外面等着茨维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件事应该谈一谈呢。”保尔对他说。 “什么？”茨维塔耶夫没好气地问。 保尔挽起茨维塔耶夫的胳膊，走到一条长凳子跟前。 “咱们坐一会儿。” 保尔提议后先坐下了。 茨维塔耶夫的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维塔耶夫，你怎么这样嫉恨我？” 沉默了几分钟。 而后，茨维塔耶夫故作惊讶：“嘿！原来你要跟我谈这个呀？我还以为是为了别的呢！” 保尔把用力将一只手放在对方的膝盖上。 “我说，同志，你别装模作样了。只有外交家才那样。现在请告诉我，为什么你总是看不上我？” 茨维塔耶夫烦躁地扭了一下身子。 “为什么老是问个不停呢？我怎么嫉恨你啦？我亲自请你参加工作，你拒绝了，你还倒说我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没有诚意，十分激动地按着他的膝盖说：“也好，既然你不肯说，我说。你认为我碍你的路，你以为我在跟你抢着当书记，是不是？要是你不这样想的话，你也不会因菲金的事和我吵！如果这事不影响工作，只对你我有害，倒也罢了，你怎么想都无所谓。可今后我们得一起合作，要是这样，那哪儿行啊？咱们都是工人出身。为了咱们厂，请把手伸给我吧，从明天起，咱俩是好朋友。要是你还舍不得你那无聊的念头，一味地吵下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的手就在这儿——这仍是你朋友的手，如果你现在握住它的话。” 保尔心满意足了——茨维塔耶夫那只长着老茧的手，握在了他的手掌里。 一个星期过去了。 人们都下班了，区党委办公室里很安静，可是杜科利夫却没走。 他正坐在一个靠椅上，专心致志地看新文件。 门外有人敲门。 “请进！”杜科利夫应道。 保尔走了进来。他把两张填好的履历表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我要消灭不负责的现象。我想，到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请给予支持。” 杜科利夫一声不响地拿起笔来。 他在介绍保尔为俄共候补党员的介绍人和党龄一栏里，果敢而遒劲地填上了“1930年”和自己的名字。 “写好了，孩子。我想你永远也不会让我这老头子丢脸。” 房间里又闷又热。 大家都一心想着快点结束学习离开这儿，去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那儿的栗子树阴十分凉爽诱人。 “保尔，早点结束吧，我闷得快要死了。” 茨维塔耶夫催促着，汗水挂满了他的脸颊。 喀秋莎和大家都随声附和。 保尔合上了书。 当天的学习便结束了。 就在大家站起来的当口儿，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突然响了。 茨维塔耶夫听完电话，转身告诉保尔说：“车站上现在停放着两节波兰领事馆的外交专车。列车一点钟后就要开走，但是电灯却灭了，得把电线修好。保尔，这是紧急任务，你带上工具箱走一趟吧。” 车站上两节漆得特别亮的国际客车停在第一站台。 一节带有大窗户的卧车灯光明亮，而另一节却漆黑一片。 保尔走向豪华的卧车。 正当他要扶住把手上车时，一个人跳过来抓住了他的肩膀：“公民，您要去哪儿？” 声音很熟悉。 保尔回过头来。 只见那人身穿皮夹克，头戴宽檐制服帽，眼睛里充满明显的疑问。 直到这时，阿尔丘欣才认出了保尔。 他的手立时收了回去，声音也轻缓了一些，但眼睛仍是迷惑不解地望着他的工具箱。 “你要去哪儿呀？” 保尔简单地将来意说明。 这时从车厢后面走出了另一个人，对保尔说：“我马上就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尾随着列车员走进了豪华的卧车。 有几个衣着时髦的人坐在那里。一个妇人坐在一张铺着带玫瑰花样的绸子台布的桌子旁，正背对着门和一个高个军官聊天儿。 保尔一走进去，他们就不出声了。 保尔迅速地对通往走廊的接线进行了检查，没有找到毛病。 他便出了车厢。 那脖子粗得像拳师似的列车员紧跟在保尔身后，他衣服上有许多大铜扣，上面都刻着一只独头鹰。 “这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看看那一节车厢吧，那儿肯定有问题。” 保尔说。 列车员打开了门上的锁，他俩走进了黑洞洞的走廊。 保尔用手电照着电线，马上找到了短路的地方。 几分钟过后，走廊上的头一个灯泡就亮了，走廊立时有了些灯影。 “你把这个房间打开，我好将坏了的灯泡换下来，灯泡全烧了。” 保尔转过身告诉那个一直监视着他的列车员。 “那我还得去找太太，钥匙在她那里呢。” 列车员不想让保尔独自留下，便带着他一块走了。 那妇人走在前面，进入了那个房间。 保尔随后也进来了。 列车员站在门口，用身子将门堵住。 保尔一进去，首先见到的是放在壁网里的两个精致手提皮箱、一件随便扔在沙发上的丝绒大衣，还有小桌上的一瓶香水以及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 那妇人坐在沙发的一角上，摆了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看着保尔干活。 列车员好不容易把他那水牛般的脖子弯下来，鞠着躬，阿谀谄媚地说：“太太，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想要喝冰镇啤酒。” 那妇人娇声娇气地慢慢说了三个字儿：“您去吧。” 她的嗓音有点像唱歌的。 他们说的都是波兰话。 走廊里射进来的一束灯光，正好落在女人的肩膀上。 只见她穿了一件由巴黎头等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裁成的衣服，肩膀、胳膊都露在外面。耳垂上有一颗来回晃荡的水滴形的钻石熠熠发光。 她的脸刚好在暗处，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好像是象牙做成的。 保尔麻利地用螺丝刀将天花板上的灯泡换好，车厢里立刻亮堂起来了。 接着，他准备修理另一盏恰好在那妇人头顶上方的灯泡。 他站在她面前说：“我还得检查这一个。” “呵，我妨碍您了……” 她用非常流利的俄语说着，便轻盈地站起身来，几乎和保尔站了个肩并肩。 现在，保尔可以看清她的长相了。 那熟悉的细眉毛，那傲慢的闭紧的双唇，一点都没错儿！这正是妮莉?列辛斯基。 尽管这律师的女儿看到了保尔惊讶的目光，但是她没认出这个当年的邻居；一晃就是四年，他长成大人了。当时他还是个不安分的孩子。 她只朝保尔轻蔑地耸了耸眉毛，便走到了门边那地方。 她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拖鞋的鞋尖敲打着地板。 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电灯。 他把灯泡取下来，到亮处看了一下。忽然，他不由自主地用波兰话问：“威克多也在这儿吗？” 他问的时候背对着她。所以，他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是从她那长久的沉默可以看出这句话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紧接着，她慌张地问：“您认识我兄弟？” “不仅是认识，而且是熟识！我俩从前住得特别近。” 保尔转过身来。 “您是保尔，是那个……” 她结巴了。 “是那个，”保尔提醒着，“是那个厨娘的儿子。” “您长得真快！我记得当时您还是一个不大点儿的孩子嘛。” 她很不礼貌地上下打量着保尔。 “您问威克多干什么？我记得你们两个没有什么交情。” 她用那种唱歌的声音说着，觉得这么一个途中偶遇很是解闷儿。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狠狠地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回答：“有笔不太大的债他还没还呢。您看见他，告诉他，我还没忘这笔债。” 她清楚这是一笔什么“债”——那因彼德留拉兵而关起保尔的事她全都知道。 但是，这会儿她想拿这个“下人”寻个开心，便逗弄他说：“告诉我吧，他欠您多少钱，我替他还好了。” 保尔有意不搭理她。 “告诉我，我家的房子是不是真的被抢了个精光，而且全都拆毁了？那凉亭和花圃都不见模样儿了吧？” 她的问话有点伤感、也有点愤慨。 “那房子归我们所有了，我们拆毁它干什么？又不是你们的！” 妮莉冷笑了一声，尖刻地嘲讽道：“哎哟嘿！没成想您也洗了脑子啦！不过，这辆专车是波兰代表团的，而我是这个包厢的主人。您呢，还像从前那样，是个奴仆。你来这修灯，也是为了让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报。从前，你母亲为我们洗衣服，你也经常为我们挑水。‘山不转，水也不转’，现在咱们见面，你我的地位仍然跟过去一样。” 她仿佛十分得意，脸上露出了一种报复之后的快感。 保尔用力地拿刀削着电线头儿，十分轻蔑地俯看着那波兰妇人。 他不屑地说：“女公民，我怎么也不会替您个人敲一颗锈钉子的！所谓的外交，我们会对付！事实上，我们比你们更有礼貌，我们既不砍你们的头，也不说像您刚才说的那些脏话。真恶心！” 妮莉的脸登时就涨红了。 她不知羞耻地问：“要是你们真占领了华沙，你们会拿我怎么样呢？是把我切成肉片呢，还是让我去当你们的太太呢？” 她站在门口，娇丽的身子向前挺着；那敏感的鼻孔——嗅惯了古柯因麻醉剂的鼻孔——颤动着……　　沙发上方的灯全都亮了。 保尔站直了腰挺起了胸，底气十足地对她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根本用不着我们动军刀，古柯因就会把你们报销喽！您这样的女人，就是白送给我当老婆，我也一点不稀罕！” 他双手拿起工具箱，大步跨出去。 她赶紧闪到一边，让出路来。 当保尔走到走廊的尽头时，听见她用波兰话小声骂道：“这个布尔什维克，真该死！” 第二天晚上。 保尔朝图书馆走去。 路上偏偏碰上了喀秋莎?泽列诺娃。 她拽住保尔的袖子，开着玩笑，不让他走路了：“你这是急火火地干什么去呀，政治家兼教育家？” “去图书馆，老大娘，放我走吧。” 他也同样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一边说，一边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到人行道的一边。 喀秋莎推开他的手，一面跟着并肩走，一面说：“保尔呵，我说你也不能整天光知道读书啊！喂，你不知道吧？今晚，契那?格拉迪什家里有个晚会，咱们也去参加吧！ “那些女孩子们早就要我带你去呢！可你呀，除了政治之外，好像什么也不琢磨。你就真不想去快乐快乐，玩上一会儿？要是你今晚上不读书了，那你的脑袋瓜子准清爽些。” 她苦口婆心地想说服保尔。 “是什么样的晚会？要做些什么？” “要做些什么？”喀秋莎有意地又重复了他的问话，而后继续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祷告上帝，而是欢欢乐乐地过一晚上，就这样。你会拉手风琴，对不？可我们压根儿就没听你拉过。今天呢，就请你拉一拉，让我们也开开眼。契那的叔叔有一只手风琴，可他拉得太难听。女孩子们都挺喜欢你的，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整天啃书本……我问你，哪有规定说团员不能有一点娱乐？你跟我走吧！我求你还不行？看把我累得口干舌燥的！咱们把丑话说到前头，你不答应我，我就一个月也不搭理你。” 女漆工喀秋莎是个好心肠的人，保尔真有点不忍驳她的面子。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保尔答应了。 火车司机格拉迪什的住所里特别热闹。 上了年纪的人们为了不妨碍青年们，都躲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 在通往小花园的走廊上和前面的那间大屋子里，有十五六个青年男女。 当喀秋莎带着保尔穿过花园来到走廊时，那里正在欢快地玩一种“喂鸽子”的游戏。 在走廊中央，背对背放着两把椅子，一个担当司仪。按她的召唤，一男一女就背对着坐在这两把椅子上。 司仪一喊：“喂你的鸽子！”这对男女就回过头去，当着大家的面儿接吻。 大家玩得很起劲儿。 后来，他们又玩起了“小戒指”和“邮差敲门”。 每种游戏都有接吻，特别是“邮差敲门”，为了避开睽睽众目，接吻在熄了灯的房间里举行。 对这些游戏尤嫌不足的青年，玩着另一种花样：在角落的一张圆桌上，摆上一套纸牌。这纸牌的名字叫做“花弄情”。 坐在保尔身旁的女孩名叫穆拉，有十六岁左右，蓝色的眼睛风骚地瞟着保尔，递给他一张纸牌，轻声说了句：“紫罗兰。” 保尔曾在几年前见过这种晚会，当时他没有参加各种游戏。不过，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而现在，他几乎和市民生活完全隔离了，所以他便觉得这种晚会无聊而又可笑了。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来了，坐在这儿了，而且一张“弄情”牌已经放到他手里了。 他看见紫罗兰图片的背面有着“我好喜欢您。”的字样。 保尔看了看那姑娘。 她正大大方方地盯着他的眼睛呢。 他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麻烦，但勇敢的穆拉早已准备好了：“玫瑰。” 她又将第二张牌递给他。 在玫瑰的反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 保尔转过身来，尽量用温和的语气朝她问：“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无聊的玩意儿上浪费时间呢？” 穆拉听了十分尴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答才好。 “难道你不喜欢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保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但保尔特别想弄清她的底细，因此就问了她一连串的问题。 原来她正在读中学，父亲是个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得保尔，特别想跟他交个朋友。 “你叫什么？”他问。 “穆拉?沃林采娃。” “你哥是调车场的团支书，对不？” “对！” 沃林采夫是个最优秀的团员，但他没有帮助妹妹进步。 最近一年中，他这妹妹像着了魔似地参加这种接吻晚会。 她在哥哥那儿，多次见到过保尔。 而此时，当她得知保尔不赞成她参加这种晚会后，她便坚决地拒绝玩“喂鸽子”等游戏了。 他俩又坐了会儿，穆拉把自己的心事全告诉了保尔。 喀秋莎跑到保尔跟前。 “如果我们把手风琴拿来，你一准拉吗？保尔。” 接着她又顽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问：“怎么，你们两人已经认识？” 保尔叫喀秋莎坐下来，然后告诉她：“我不想拉琴了，我和穆拉马上就离开这儿。” “哎呀！玩腻了？对不对？” 喀秋莎意味深长地问。 “对，玩腻了。你告诉我，这里除你我之外，还有团员吗？莫非就你我参加了这个鸽子迷的勾当？” 喀秋莎赶紧说：“我们已经不玩那无聊的玩意儿了。马上就跳舞。” “那好，你去跳你的舞吧，亲爱的；但我和沃林采娃得走了。” 有一个晚上，安娜来找昂柯尼夫。 保尔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她问道：“保尔，你很忙吗？和我一块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大会吧？有个伴儿，回来省得害怕。” 保尔答应了。 他带上昂柯尼夫的勃朗宁手枪，因为自己的毛瑟枪太重，不太方便。 他给昂柯尼夫留了字条，将钥匙放到约定的地方。 会上，遇到了帕科拉索夫和阿丽佳，大会休息期间，他们一同在广场上散了会儿步。 直到深夜，大会才散。 “到我那儿住一宿吧，这么晚了，你住的地方那么远……” 阿丽佳对安娜说。 “不了，我跟保尔说好了，搭伴儿回去。” 安娜推辞着。 帕科拉索夫和阿丽佳顺着马路朝下面走去了。 保尔他俩朝山岗这边的索洛缅卡走来。 夜又闷又热，伸手不见五指。 城里的居民在这个时候都已进入了梦乡。 开会的人们四散离去。脚步声谈论声越来越远。 保尔和安娜快步走过市中心的街道。路过空无一人的市场时，有个巡查拦住了他们，验过证件，就放他们过去了。 他俩穿过林阴大道，又走出了通向旷场的黑洞洞的小街。 往左一转，到了和路局仓库平行的公路上。这个仓库在夜色里阴森森的。 安娜有点害怕了。 她盯着那暗处，心神不宁地支吾着保尔的话头儿。 到后来，她才松了一口气——原来那黑影只是一根电线杆。 安娜笑着把刚才的担心告诉了保尔。 她拉着保尔的手，肩膀紧贴着保尔——这样她才算稳定了恐惧的情绪。 “我才二十三，怎么神经这么衰弱呢？像个老太婆似的。我平时才不是胆小鬼呢。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儿，心情特别紧张。现在好了，在你身边，我一点也不害怕了，想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呢，你可千万别说我胆儿小呵。” 这漆黑的深夜、荒凉的旷地，还有在大会上听到的昨天发生在波多尔的暗杀，使她充满恐怖……但是，保尔的镇定、烟卷的火光，在一瞬间被火光照亮的脸和刚毅的眉宇——这一切，把她的恐怖迅速地赶走了。 仓库已经被抛在后面了，他们走过了河上的小桥，沿着通往车站的公路朝拱道走去。 这拱道位于铁路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区的分界点。 车站也被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一列火车正在开往调车场后的支线尽头。 到了这儿，差不多就算到家了。 上面，在铁路上，各种色彩的信号灯正在闪着……调车场上，那个专门用来调动列车的机车也休息了，发出疲倦的鼾声……拱道进口上，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上挂着一盏路灯，那灯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昏黄的灯光，一会儿洒到拱道那边，一会儿又洒到拱道的这边……在距离拱道进口差不多十来步的地方，有一所孤单的小房子紧靠在马路边上。 两年前，这所小房被一发炮弹炸坏了，正面坍塌了，后面还支撑着，颇像一个乞丐张着大嘴蹲在路边要吃的。 这时候，拱道上有一列火车开了过去。 “我们总算到家了。” 安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保尔想抽回自己的手，但安娜不肯放。 他俩牵着手走过那所小破房子。 突然，背后像是有什么东西跑了过来——急速的脚步夹杂着急速的喘息。 有人在追他们！ 保尔想立刻把手抽出来，可吓得要死的安娜抓得更紧了。 等保尔使劲抽出手来，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他的脖子被铁钳一般的手指头掐住了。 接着凶手狠劲地把保尔的脸扭了过去，正对着自己。 他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保尔上衣的领口，将他的咽喉掐住，另一只手拿出了手枪，慢慢地划了一道弧线，将枪口对准了保尔的脸。 保尔的眼睛高度紧张地盯着枪口。 现在，死神从枪口里逼视着他。他没有气力，也不敢将眼睛从枪口处挪开百分之一秒的时间。 他等待着枪响…… 但枪没有响，保尔那睁大的眼睛就得以看清了凶手的面容：一个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漆漆的胡子，眼睛躲在便帽的宽檐底下，看不清楚。 保尔用余光一扫，便看到了安娜那惨白的脸……就在这转眼的工夫，她被另外一个匪徒拖到了那个破败的小房子里。 那个匪徒将她的双手扭在了一起，把她摔到了地上。 这时，保尔从映在拱道墙上的黑影判断，又有一个家伙跑过去了。 在他身后，在那坍塌了大半的小房子里，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可以听见，安娜正在拼命反抗，匪徒们用帽子堵住了她的嘴，她那撕心裂胆的喊叫声中止了。 掐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显然是不甘做强暴女子的旁观者，他恨不得立时也能上去干个痛快。 不用说，大脑袋是个头目，对于眼前这种“分工”他已经深感不满了，而且他轻视了保尔，认为他顶多是个调车场的小学徒，还是个毛孩子呢，不会怎么着……“只需敲他两下脑门，指指路，他就会夹着尾巴溜了。” 那大脑袋想到这里，就放了手，威吓保尔：“快给我滚……从哪儿来的，还滚哪儿去！要是出一点声，我就立刻开枪打死你这个小混蛋！” 大脑袋用枪敲了敲保尔的脑门，声音特别嘶哑。 “快滚！” 他把枪口朝了下，表示不在背后朝保尔开枪。 保尔急忙往后退，开头两步侧着身子，眼睛仍死盯着大脑袋。 大脑袋心里明白：这个毛孩子是怕背后吃枪子……　　于是，他转身朝小房去了。 保尔立刻把手伸进口袋。 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慢！千万不能慢！” 他一个急转身，飞快举平左臂，对准大脑袋就是一枪。 大脑袋后悔已经晚了。没等他抬起手来，已被打中了腰。 他像鬼似地叫了一声，身子扑向拱道墙，晃了一下，手抓住了墙，然后慢慢倒下去了。 这时，一个影子从房子里窜出来朝沟里跑去。 保尔朝这黑影又开了一枪，没打中。 紧接着，第二个黑影逃跑到拱道的黑暗处了，保尔又放了一枪，也没有击中。 保尔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又连发三下，深夜里，令人不安。 倒在拱道墙边的那个大脑袋，正像一条蛆似的挣扎着。 安娜在失魂落魄中被保尔拉了起来，她真不敢相信得救了。 保尔拖着安娜，快步跑到暗处，径直向车站奔去。 这时，拱道旁边和路基上都有了灯光，也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保尔他俩跑到安娜住所时，巴蒂耶瓦山岗子上的鸡已开始报晓了。 安娜一头扑在了床上。 保尔靠着桌子坐在那儿。 他点了一根烟，而后聚精会神地望着灰白的烟圈向上飘动……刚刚那个行凶的大脑袋，是他有生以来杀死的第四个人。 他思索着： 难道勇敢总是要用完美的形式来表现吗？ 他对自己刚才的感觉和体验进行着回忆：是的，在匪徒的枪口下，在那几秒钟里，他的心真的冰凉了。 而且，另外两个凶手没受一点惩罚就逃走了。这难道要归咎于他瞎了一只眼睛，不得不用左手进行射击吗？ 不！在几步之内，完全可以打中的，因为过于慌乱，才让罪犯溜走了！ 而慌乱就说明自己太紧张！ 台灯的光环照着保尔的头。 安娜紧紧地盯视着他的脸庞，不肯放过每一个细小的肌肉抽动。 不过，保尔的眼睛是格外安详的，只有他额上的皱纹说明他在思考。 “你在想什么？保尔。” 安娜好奇地问。 被这一问，他的思绪一下子就飘走了，就像那若有若无的烟雾被吹走一样。 保尔说出了刚撞进脑子里的念头：“我得马上去城防司令部报告这事！” 他不顾疲劳已极，硬是咬着牙站了起来。 安娜握住他的手——没有立时放开，她真不愿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真不忍让保尔自己去。 她把保尔送到了门口，站了老半天，才关上了门。 保尔到了城防司令部时，大家才明白了事件的经过。 死尸立刻被确认了：这是刑事调查局一直就在注意的大盗惯匪，人称“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伙全都知道了这件事。 由此，保尔和茨维塔耶夫发生了意外的冲突。 保尔正在车间里忙着的时候，茨维塔耶夫把他叫了出去。 他带着保尔到了走廊上一个僻静的角落。 他很激动，不知从哪儿开始说起，过了一会儿，才冒出一句：“你给我讲讲昨夜发生的事儿。” “你不是都听说了吗？” 茨维塔耶夫心慌意乱地耸了耸肩膀。 保尔一点也不知道茨维塔耶夫正在热恋着安娜。 当然，对安娜有好感的男子不只他一个，不过，他的感情要比别人深沉得多——这与他冷淡的外表正好相反。 他刚听拉古京娜讲了昨夜的事情，他的脑袋里充满了苦恼的焦虑。 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能直接问保尔，但又特别想立刻得到答案。 当然，他也意识到了：他自己的这种苦恼的焦虑是一种自私的担心——但这感情的强烈动力，仍使他开口了：“你听着，保尔，咱们谈点私事……不告诉任何人。我知道你不会说出来，你怕安娜心里难受。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和我说实话，当一个匪徒掐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混蛋是不是强奸了安娜？” 说最后这句时，他自己都有点害臊了，赶紧把眼神儿躲开。 保尔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他心中暗想：“假如茨维塔耶夫不关心安娜，就不这么激动了；可是他若真爱安娜，那么……” 保尔为安娜难过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茨维塔耶夫真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后来，他觉得保尔看透了他的心思，便恼怒地说：“你耍什么滑头？我等你回答呢，你反倒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沉默了老半天。 茨维塔耶夫吃力地说：“爱。” 保尔强忍住心头的怒火，扭头就走…… 昂柯尼夫有点难于启齿。 他在保尔的床前来回来去地转悠了老半天之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床边上。 他伸手盖住了保尔正看的那本书。 “保尔，我有一件事儿得告诉你。这是件大事也是件小事。我和塔莉亚?拉古京娜都挺不好意思的。你看，最初我非常喜欢她……” 他挠了挠额角，看到他的朋友没有笑他，就又鼓起了勇气，接着说：“可是后来塔莉亚……也有点那个了。一句话，我用不着把全部经过都跟你说了，其实，不说，你也明白。昨天我俩已经决定住到一起了。我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俩都到了年龄了。我想和塔莉亚建立共同的生活。你对这事有何见教？” 保尔想了想说：“尼古拉，我能有什么见教呀？你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相同的出身。其他方面也差不多，塔莉亚又是个顶好的姑娘……我想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了厂里的男宿舍。 又过了几天。 安娜那里举行了没有食物但却亲切的晚会，来庆祝塔莉亚与昂柯尼夫的结合。 晚会上，大家追忆了许多往事，朗诵自己读过的最动人的作品，还合唱了很多首歌，唱得特别好，歌声传向四面八方。 后来，喀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因此那些深沉的男低音伴着手风琴动人的旋律，回荡在房间里……那天晚上，保尔拉得十分起劲儿，尤其是在那瘦长的帕科拉索夫突然跳起舞来之后，他更是忘乎所以了……保尔奏出了那火热的老歌曲： 啊——乡亲们，乡亲们啊！ 那狗东西邓尼金完蛋啦， 革命的战士真胆大， 把高尔察克给打死啦…… 歌曲以其特有的感染力把大家带到了过去，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现实也将成为过去。 沃林采夫情不自禁地夺过手风琴，拉起热烈而又欢快的“小苹果”舞曲，保尔应声而舞，尽情地欢跳起来。 …… 多么真诚，多么迷人的舞蹈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三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欢舞。 四 挺立在那里的两根柱子标示出国境线。 孤寂、沉默而又威严的柱子，象征着两个国家。 一根柱子，很光滑很直溜，柱面上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 这根柱子的顶上，钉着一只独头鹰。 它大张着双翅，好像正要用利爪去抓挠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它伸着那专挑腐肉的钩嘴，眼睛凶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 对面六步以外的是另一根柱子。 这是根巨大的橡木柱，柱顶上的铁牌上铸着锤子与镰刀的图案。 虽说这两根界标很近地立在这平原上，但是一条很大的鸿沟却横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你要跨过这六步之遥的距离是有着生命的危险的。 这就是国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些沉默而又威严的哨兵，头顶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钢铁锁链，南起黑海、北至北冰洋，绵延了数千公里。 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国境线，便是那一个钉着老鹰的柱子。 大森林里的小镇别列兹多夫，离国境有十公里。 对面，正好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 这两镇之间，就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国境界标的长链跨过积雪覆盖的平原，穿越森林的空地，跃进幽深的峡谷，紧接着又爬上去，耸立在山岗上，然后到达河边，自高高的河岸上关注着异国的冰天雪地……一个高大的红军战士，头戴一顶英武的尖顶军帽，走过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有力地迈着步子，开始巡逻了……　　天特别冷。 他毡靴下面的雪在咯吱咯吱地响着……他身穿灰陆军大衣，佩戴着绿色领章，外面又披了一件高领的羊皮大外套，一直到脚踝处。 他头上戴着暖和的呢子军帽，手上戴着羊皮手套。 他肩背步枪，将自己卷的马合烟抽得津津有味，在巡逻线上来回走着。 那长长的皮外套不断地刮着地上深深的积雪……在平原上，苏维埃国境哨兵每两人间隔一公里，彼此能看见。 而波兰那边的间隔是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顺着他自己的巡逻线朝红军哨兵迎面走来。 他穿着粗质的军靴、灰绿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亮钮扣的黑外套，头戴四角军帽，上面有个白鹰标记。 另外肩上和领章上也都有这种标记。 但这些鹰并不能让哨兵感到暖和。 凛冽刺骨的寒冷已经逼进了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走着，两只脚互相踢着脚后跟，两只手搓着两只冻麻了的耳朵。 他那戴了一副薄手套的双手，早被冻僵了。 他走着，几乎不敢停下半分钟，如果一站住，寒冷会立刻冻住他的关节。 他只好来来回回不停地走着，偶尔还小跑一阵。 这时，两国的哨兵碰头了，其中的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面与红军并行朝前走起来了。 国境上严禁交谈。 可是，在这荒原一公里以内，再没有人影了，谁也不知道他俩到底是在默不出声地走，还是在违背着国境规定。 那波兰兵特别想抽烟，可却把火柴丢在军营里了。 而迎面的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的马合烟香味儿吹向他。 他不再搓耳朵了。 他回头望望——说不定会有一个班长或中尉领着一个骑兵巡逻队突然间从小山后出现来查哨的。 这会儿四周空无一人。 雪在阳光下闪出刺眼的白光，天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波兰兵最先破坏了国际公法。 他把一支上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挎到了肩上，那冻僵了的手指头在外套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 他用波兰话说：“同志，给根火柴使吧。” 红军哨兵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但他清楚国境军令，而且也不懂波兰话，所以继续朝前走自己的路。 “布尔什维克同志，麻烦扔给我一盒火柴，点根烟。” 波兰人又请求道，这回用了俄语。 红军仔细看看他，心中琢磨：“看样子，他都被冻透了。虽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士兵，可过得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儿，只穿一件薄外套，冻得都跟兔子差不多了，不抽口烟哪行啊。” 想到这儿，红军头也不回地扔了一盒火柴过去。 那波兰人接住了火柴，划了好几根，才点着了烟。 那盒火柴又被以同样的方法扔回来。 红军哨兵无意地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你用吧，我还有。” 但，从那边又传来这样的回话：“不了，谢谢你，我留这一小盒火柴，就会蹲上两年大牢。” 红军看着火柴盒。 上面印着一架飞机，代替螺旋桨的是一只力拳，盒上还印有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咳，他说得对。这留给他太不合适了。” 他自言自语。 那个波兰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肩前行。也难怪，在这荒无人烟的平原上，他独自一人非常孤单。 马鞍有节奏地响着，马步轻快而又平稳。 黑儿马鼻孔四周的毛须上挂着一层白霜，它呼出的白色水汽，不断地消失着。 营长骑的那匹花骡马十分神气，边走边弯过细脖子，玩弄辔头。 两个马上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红方块。 营长加弗里洛夫带着绿色的领章，而他同伴的则是红的。 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由他指挥的一营哨兵，分布在七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上。在这儿，他是当家人。 他那同伴是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他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 夜里刚刚下过雪。 雪原上洁白而松软，没有什么印痕。 两个骑马的人走出林间窄路，来到旷野之上。 马在小跑前行。 侧面四十步之外，又出现一对界标。 “吁——停下！” 加弗里洛夫勒住马。 保尔也把马头调过来，想问问停下来的原因。 他看到加弗里洛夫自马鞍上俯下身去，正细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印迹呢。 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故意用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并且还兜了许多圈子，让人无法寻找它。 但营长察看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另外一些已经被雪盖上的印迹。 这里曾有人走过。 脚印不乱，一直朝树林里去了，而且肯定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人踩的。 于是营长驱马上前，沿着那行脚印，到哨兵线上。 在波兰那边，脚印在十几步开外还能看得清楚。 “夜里有人越境了。” 营长小声推测。 “这回又穿过了第三排的防区，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却一个字也没提。这些鬼东西！” 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就已花白了，又加上结了白霜，便像银的了。 两撇银胡威严地挂在他的嘴唇上。 有两个人迎面走过来。 一个是矮小的黑衣人，他枪上那支法国刺刀闪烁着亮光，远远地就很扎眼。 一个是高大的披着黄色羊皮外套的人，衣着很夺目。 花骒马得到它的骑者的信号后，便跑了起来。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走着的两人面前。 红军正了正肩上的步枪皮带，吐掉了烟头。 “同志，你好！你这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 营长朝哨兵伸出手，因为他个子很高，营长几乎不用弯腰。 大个子哨兵飞快地扯掉手套，跟营长握了手。 波兰兵远远地看着他们。 两个红军军官跟普通士兵问好握手，还那么亲热！ 他立时想象到自己和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不可能的！ 他因为这荒唐的想象，不由自主地东张西望起来，好像担心有人看透他的想法。 “我刚接班，营长同志。” 红军哨兵报告道。 “你看见那面的脚印没有？” “还没有。” “夜间，两点到六点，这儿是谁值班？” “苏罗坚科。” “哦。你得留神呵，眼睛睁大点。”他临走又严肃地警告哨兵，“你尽可能别跟波兰兵并排走！” 两匹马沿着边境线一路小跑着走上了去别列兹多夫的大路。 营长告诉保尔说：“在边境上时时都要瞪大眼睛。大意一点儿就出事。干我们这工作不能睡觉，白天越境的不多，但到了夜里，你就得竖起耳朵。柯察金，您自己也能够看出来，在我负责的这地方，有四个乡村是跨界的。不论你怎么布置哨兵线，也有人越境。婚礼呀、节日呀，亲戚朋友便纷纷越境聚在一起。能制止得了吗？相距才不过二十步，这条小河，连母鸡都能趟过去！走私的事儿也难免。比方说吧，一个老太婆带了两瓶波兰的四十度香草酒，这自然是小事儿；可是还有很多大走私犯，他们的规模很大呢。 “你知道，波兰人在干些什么？他们在边界的各村子里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商品应有尽有。当然不是为当地穷人开的。” 保尔对营长的话十分感兴趣。他说：“告诉我，加弗里洛夫，事情只是限于走私吗？” 营长苦恼地回答：“问题正在这儿！” 别列兹多夫是个小镇。 这里从前被指定为犹太居民点。 镇上挤着二三百户人家。有一个大集市，分布着二十来家可怜巴巴的小店铺。 集市上很脏，到处都是马粪。 小镇周围便是农民的住宅。 从犹太人居住区到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破旧的犹太教堂，东倒西歪，看上去格外凄凉。 每逢礼拜六，教堂里总有很多人，但光景不比过去了。 祭司的生活和他所希望的样子也相去甚远了。 因为自一九一七年以后，青年人对他失去了起码的尊敬，亵渎神明的事儿也处处可见……尤其是这小镇成了区中心，这更叫祭司不高兴。不知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闹得越来越厉害。昨天，祭司鲍鲁赫看见，神父庄园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可决不是什么好事——他边走边想。 走到教堂门口，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写着： 今晚劳动青年群众大会将在俱乐部召开。执委会主席列西查同志以及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于会上发表讲话。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出演歌舞节目。 祭司一气之下撕下了这张布告。 “瞧，真干起来了！” 本镇小教堂的两面都紧挨着过去神父庄园的大花园。 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古旧房屋。 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儿，他们的生活像房子一样腐烂而空虚，令人寂寞而厌恶。 新的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便立时赶走了那陈腐而又寂寥的气氛。 那间大客厅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派热闹景象。 神父庄园已改为党委会的办公处了。 前门往右拐，一个不大的房间的门上，写有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 每天，保尔都在这里工作一些时候，因为除了出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外，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书记。 自从安娜家那次晚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但欢乐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保尔推开一堆公文开，靠着椅子回忆起来了……　　屋子里很静。 夜已深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了，只剩下保尔一个。 窗子上冻出了奇特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油灯。 炉火烧得特别旺。 保尔想起了前不久的事情： 八月，铁路工厂团组织派他率领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去了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他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转战在各个车站，恢复秩序，修理车辆，一直干到深秋时节。 他们的路线是：从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 以前，这里正是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方，到处都衰败荒凉，满目疮痍。 在古利亚伊至波列那一段，他们修水塔补水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保尔本是电工，不太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但是在那儿，他亲手用扳子拧紧了成千上万个螺丝帽。 晚秋的时候，列车才回到工厂。 工厂里各车间都热烈地欢迎他们回去……在安娜那里，人们又可以常常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不见了，他总是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开心大笑。 工友兄弟们又能听他讲各种战斗了：穷苦的俄罗斯农民的起义、斯捷潘?拉辛以及普加乔夫的起义……一天晚上，安娜那儿又和往常一样聚集了好多年轻人。 保尔竟然戒掉了那几乎是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抽烟习惯。 那天，他就那么断然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事儿真叫突然。 当时大伙在争论：习惯比意志要厉害，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例如抽烟。 保尔始终没开口，可塔莉亚非让他亮亮自己的观点。 于是他说：“人应该支配习惯，不能让习惯支配人。我别无他论！”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出了声：“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真让他改改习惯吗？那怕就完了！他知道抽烟没好处，可就是戒不掉！”说到这儿，他变了语调嘲弄地问，“让他答复咱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认得保尔的，都会说：‘倒是骂得少了，但骂起来却很凶！’咳，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啊！” 一阵少有的沉默。 听了他那种腔调，大家伙都很反感他。 保尔并没有立刻答复。 只见他从嘴边缓缓拿下烟卷，将它揉成了碎末末，然后轻声说：“今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静默了片刻之后，保尔又补充说：“诚然，这是为我自己，不过也多少有点为茨维塔耶夫着想。如果一个人改不掉自己的坏习惯，那简直是一文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习惯，现下，还没有完全戒除掉。不过，连茨维塔耶夫也承认我骂得少多了。骂人是上下嘴唇一碰，不好拢住，不比抽烟。所以呢，我现在还不敢夸下海口一定改掉，不过，我是有这个打算的。” 快入冬了。 许多顺水而下的木筏堵塞在河道里面。 晚秋泛滥起来的河水，气势汹涌地冲散了木筏，这样河水漂走许多好木材。 索洛缅卡区又派出团员去打捞河里的木材。 保尔也不甘落后。 当时他正闹重感冒，他瞒着大伙，一声不响地苦干着，不顾个人的安危。 但是，病魔没有放过他。 他发烧了，得了急性风湿病，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 两星期后，他又回到工厂，但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 车间的工长见了，着急得干摇头说不出半句话来。 又过了几天，一个没有丝毫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失去了劳动能力，决定发给他抚恤金，让他退职。 保尔愤愤然地拒绝了。 他十分伤感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 保尔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 以前，母亲曾多次写信要他回去探亲……这时，保尔又想起了老人家临别时说的那句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你们。” 他到省委领了两张卷在同一个纸筒里的证件：一张是党的，一张是团的。 为了免得太伤感，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回到母亲身边。 在那半个月中，母亲百折不挠地给儿子按摩、熏治那两条肿腿。 一个月后，他终于又扔掉了手杖。 喜悦再次浮上了他的心头，黑暗又变成了光明。 列车欢快地把保尔送回省城。 三天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个文件，分配他到省军委部下面去做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当上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团地方委员会又让他负责把散在这新区各个地方的团员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 从此，保尔的生活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外面太热了。 樱桃树把自己的一条长枝伸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子……办公室的对面，是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尖顶钟楼上的金色十字架，明晃晃地闪耀在阳光下，恰似一团火。 窗外的小花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鹅，毛茸茸的身子跟周围的小草差不多是同一种颜色。它们是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看完了刚刚接到的一封紧急电报，脸上立时闪过了一道阴影。 他那只又大又长的手在漂亮的卷发上搔着。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列西查今年刚刚二十四岁，可由于他威严高大、老成持重的外表，让人觉得他有三十五岁。 他的身体特别结实，脖子粗壮，脑袋硕大，目光冷峻，下颚有力。 他穿着蓝马裤和弗列奇式灰军服，左胸上挂着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列西查在图拉兵工厂做车工。 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可以说祖祖辈辈都在工厂里切铁、削铁。 后来，在革命的风暴中，这个工人，由一个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和团政委。 战争结束后，他到了国境地区，过上有规律的和平生活。 他经常研究农作物收获的报告，往往是很晚才休息。 他刚接到的急电是这样的：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主席列西查。国境发现波兰的大批匪徒，可能窜扰边区。应采取防范措施。将财务科的款项和其他有价值贵重的物品移至州中心，请勿滞留税款。 从窗户望出去，他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区执委的人。 这时，他看见柯察金正走在台阶上。 一分钟后，传来了敲门声。 “请坐！咱们谈谈。” 他握住保尔的手，提出要求。 在一个小时之内，他没再接待第二个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是正午了。 这时，列西查的小妹妹纽拉从花园里跑出来。 保尔向来都叫她安纽特卡。 她是个很羞怯的小女孩，庄重得和她的年龄不相称。 平常她看见保尔，总是笑笑就走，这一回，倒含羞地打了声招呼，把额上的卷发往后甩了甩。 “是列西查一个人在办公室吗？我嫂子在等他吃饭，等了半天了。” “安纽特卡，你去叫他吧，就他一个人在办公室。” 保尔告诉她。 第二天凌晨。 三辆大马车赶到了执委会门前。 随车的人都压着嗓子说话，天儿还很黑。 几只密封的袋子从财务科搬出来了，又放到马车上。 几分钟后，马车赶上了公路，车轮滚滚一直朝前。 保尔率领了一队武装卫兵，保护着马车。 最后，他们安全到达了距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的州中心，顺利地把公文和钱币存放在州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过了几天，一个骑马的人由国境疾驰向别列兹多夫。 这使悠闲的小镇为之惊异。 在执委会门前，骑马的人扑通一声跳了下来。他扶着军刀，踏着沉稳的步子，锵锵锵地上了台阶。 列西查锁着双眉，收下来人送的信，在信封上签了字。 紧接着，那边防军人不让马歇息，立刻又从原路飞驰而去。 那封刚送来的信，只有执委主席才看到了内容。 但是，小镇上的人们长着极其灵敏的鼻子。在当地每三个小商人中间，一定有两个小走私贩，这种行业已令他们养成了一种预测危险的超级本领。 有两个人正急着赶向民兵大队部——其中一个就是保尔。因为保尔老是带着枪，所以当地的居民全认识他；但今天连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扎起了武装带，佩起了左轮手枪——这就有点反常了，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几分钟后。 从大队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他们个个提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朝十字路口的磨坊奔跑过去。 其余的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 执委主席戴着哥萨克皮帽子，腰间挂着毛瑟枪，骑着马跑了过去。 显然是出事了。 无论是广场还是小巷，都悄然无声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转眼间，小铺子的门全都上了中世纪的大锁，关起了窗板。 只有那些不懂得害怕的鸡和猪，仍在粪堆上找寻着什么。 在镇边一些园子的围墙上，全部设了瞭望哨。围墙外是大片田野，有一条公路笔直地伸向了远方。 列西查刚才接到的信是很简略的。 就在昨夜，一伙百余名的骑匪，配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勃齐区通过战斗窜入苏维埃国境。请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匪徒进入斯拉武塔森林后便失去踪迹。 兹预先对您进行通知：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骑兵经别列兹多夫对匪徒进行追击。 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加弗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 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兵。 他正奔向小镇，就在他身后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队骑兵。 保尔警觉地观察着。 那个骑兵很小心，但仍是没有发现埋伏在园子里的岗哨。 他是隶属于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个青年战士。看来，在侦察方面，他还是个生手。 当突然被那些跳出园子的人包围后，他发现这些人的军便服上都佩有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岗哨把红军的哥萨克骑兵放过去后，又重新卧倒，继续在花园里警戒。 骚动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列西查接到了报告：匪军妄图扰乱边境，未能得逞。由于红军骑兵的追击，已狼狈退回波兰境内。 这里共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每天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十分忙碌。新建起一个区，一切得从头开始。而且，还得时时警惕着来犯之敌。 列西查、特罗菲莫夫、柯察金等人每天都是忙到深夜。 每天，保尔的身影奔波在小镇上。 他跳下马，就坐在办公桌边；一旦离开办公桌，就到新兵训练场上去；而后参加俱乐部、学校等地方的各个会议。 每到夜间，他又骑上马，带着毛瑟枪，四处巡视。 他总是大声喝道：“站住！什么人？” 他总是细听走私马车的轮声，辨别其动向……这个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操劳着。 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共同组成了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委员会。 莉达是妇女部主任，长着一双小眼睛，她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 拉兹瓦利欣是一个高个儿的漂亮小伙儿，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热衷于惊心动魄的冒险和刺激，喜欢福尔摩斯和路易?布斯纳的惊险小说。 他在区党委干过总务工作，在四个月前加入了共青团。但他总是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势。 因为没有别的人选，专区党委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把他派来了。 他负责政治教育。 正午前。 暑气已充斥了各个角落。 所有的动物都躲进了阴凉里，连狗也趴在了仓檐下边，热得吐舌头。 乍看上去，村子里像是没有更多的鸡狗了，只有一头猪在井边的泥塘里，快乐地哼哼个不停。 保尔解下马来，强忍膝上的疼痛，咬着牙，骑了上去。 女教员用手遮着阳光，站在学校的台阶上，微笑着对保尔说：“再见了，政委同志。” 那马烦躁地刨了一下蹄子，昂了昂头，绷紧了缰绳。 保尔说：“再见，拉基金娜同志。就这样定了：明天您上第一课。” 马感到缰绳松开了，便小跑起来。 就在这时，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号传过来了，就好像火灾中女人的凄惨怪叫。 保尔用力拉了一下辔头，马便急促地回转了身。 只见一个年轻的村妇从村外跑过来，拉基金娜拦住了她。 于是各家门口都跑出了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年轻的都下地去了。 “呵，乡亲们啊，真是可怕呀，怎么得了啊！” 保尔驱马赶上前去。 一群人已围住了喊叫的村妇，七嘴八舌地提问着，都很惊慌。 可村妇却只是喊叫，一边断断续续地嚷个没完：“杀人啦！他们在那儿拼命啊……” 一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提拉着粗布裤子，火火地跳过来：“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打呢？为哪桩事？乱叫什么，听不清楚，呸，活见鬼！” 于是，那女人才说：“咱们村和波杜勃齐的人……打架了……为了田界。他们正在杀咱们的人！” 大家这才明白过来。 女人们立时大声哭叫起来，老人们愤愤地高声骂着。 这消息如同警钟一样传遍整个村子：“波杜勃齐的人正在为了田界用镰刀杀砍咱们的人哪！” 所有能走的人都冲出来了，纷纷抄起叉子、斧头和棍子，朝村外打架的地方跑。 这两个村为了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打着他的黑马，马跑得越来越快。 小山上的风车张着翅膀，像是要挡住他的去路似的。 风车右边是河旁低平的草地，左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风，像手一样抚摸着熟了的黑麦。 路旁的罂粟花十分鲜艳。 这里很静也很热。 从远处，从下面，从那条似乎是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般的河流那儿，传出了厮打的喊叫。 马朝下面的草地飞驰而去，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果它的蹄子被什么东西绊住，我和它就全完了。” 保尔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但再想勒住马是不可能的了！ 保尔只好把身子紧贴在马背上，听凭耳边的风呼呼向后刮去。 马奔到草场。 一群人正在厮杀，凶猛残酷的样子跟野兽差不了多少。 保尔的马直冲过去，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 他手里拿着一截长镰把儿，正在追赶一个血乎乎的青年。 另外一个黝黑的农民正在和一个倒在地上的对手交手——用他那沉重的靴子猛劲儿踹着，恨不得一脚把他踹死。 保尔策马驱散了混战的人群——他知道对待这些发疯的人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别无选择了。 保尔凶猛地喊着：“该死的东西们，散开！我要将你们统统毙喽！强盗！” 他从皮套子里抽出毛瑟枪，朝一个满脸杀气的人挥了一下，纵马向前，放了一枪。 有些人扔下镰刀逃走了。 保尔就这样一面骑马绕着草场奔驰，一面不停地开枪，彻底驱散了殴斗的人们。 人们四散而逃了，为了避免事后受到法律追究，也为了避开这个出其不意的凶猛家伙——他手里拿着一个连响儿的“要命的小机器”。 不久后。 地方法院的法官到波杜勃齐来了。 但仍是没有查出祸首。 幸好这次械斗中没有闹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 法官耐心而严肃地告诉他们这种行为的不可取以及违法性。 他们却说：“法官同志，那完全是因为地界，我们的地界弄得糊里糊涂的，每年的打斗都是为这个。” 但有的人受了处罚。 一星期后，丈量队走遍了干草场，将一些木桩钉在了双方争执的地界上。 一个汗流浃背的老丈量员，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这事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是因为地界纠纷不已。你看这划分草场的界线，多可笑，就是醉鬼走路也会比它直。 “至于那些耕地呢？一片仅有三步宽，这片绕着那片，要分清，那得让你气死。还不只这样。这些地是一年比一年小——儿子跟爸爸分了家，一小片又分成两小片。我敢说，再过二十年，这些田地都会变成地界了！现在，地界就已经占去了百分之十的耕地。” “丈量员同志，再过二十年，就没有地界啦！” 保尔笑着说。老丈量员也笑了：“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但是，您要知道，那还远着哩。” “您知道过布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喔，您指的是它呀！” “对。” “我去过那儿……那是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继续工作着。 有两个丈量员在钉木桩。 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都在盯着那些新钉上的木桩。 原来的地界标志都烂得看不清了。 马车夫是个爱说话的人。 他用鞭杆打了一下瘦干的辕马，转过身来对车上的人们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本地也搞了共青团。原先可没有过这玩意。这全是那个叫拉基金娜的女教师折腾出来的。你们都认得她吧？她还挺年轻的，却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女人都煽动起来了，又开会又组织的，弄得家家不安生。要是谁在气头上打了老婆——给个耳光是常事儿，在从前，她一声不敢吭。现在可不行啦，你还没碰她一下，她就吵翻了天。什么去法庭告你呀，什么背哪条哪条儿法津呀，年轻点的还提出离婚呢！ “就拿我那老伴甘卡来说吧，她从前没半句大言语，可现下却当起代表来了。也算是个妇女头目吧，村里的女人这事那事儿的全来找她！最初那会儿，我真想用马缰子好好抽她一顿，到后来呢，我还是决定算了。让她们闹吧！不过，说到管理家务，她倒是把好手，算个好老婆！” 他搔着毛茸茸的胸毛，随手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下。 车上的两个人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 他俩到波杜勃齐都有事儿——莉达是去开妇女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工作。 莉达故意逗马车夫：“怎么，您不喜欢共青团员？” 他摸了摸胡子，慢声慢气地回答：“说哪儿去了，怎么不喜欢……年轻人玩一玩可以。像演戏呀或别的玩意儿，都没什么，我自己就喜欢看笑话戏，当然得演得好才成……别人告诉过我，他们对喝酒、撒野之类的事管得挺严的。他们主要是学习。不过，他们就是老反对上帝，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了不得呀！” “为这，老人们都不高兴，气的呗！别的嘛倒还凑合。” “我告诉你，他们办得不对：只接受穷光蛋、雇工什么的，不收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 马车赶下山坡，便到了乡村小学的大门口。 女工友安顿好下了马车的人，她自己到干草棚里睡觉去了。 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了好半天会才回来。 屋里很暗。 莉达摸着脱下她的皮靴，爬到床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但拉兹瓦利欣粗鲁的触动，却惊醒了她。 他的动机显而易见。 她没好气地问：“干什么，你？” “小点声，莉达，嚷什么嚷？我一个人躺着怪闷的，真的！你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好玩的事情吗？” “快给我撒手，下床去，滚你的！” 她猛地推了他一把。 她一向受不了拉兹瓦利欣那股淫猥的劲儿。这会儿，她真想臭骂他一通，但过度的疲劳让她没有精神，眼睛又闭上了。 “撒什么娇呢？瞧你这知识分子的别扭劲儿。你不是贵族女校出来的吧？你以为我真信你呀？别装模作样了，莉达。要是你真聪明，那就先满足我，然后你睡多久都可以。” 他认为没必要再啰嗦，就又坐上她的床沿儿，伸手去扳她的肩膀，态度非常强硬。 “滚蛋！”她惊醒了，威吓他，“明天我一定告给柯察金！” 拉兹瓦利欣抓牢她的肩膀，气鼓鼓地低声反驳：“我才不怕什么柯察金呢。你最好老实点儿，不管怎么样，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们两个争斗开了。 静静的屋子里，响起了耳光声：一下，两下……拉兹瓦利欣闪到了一边。 莉达夺门而出，站在月光下，肺都气炸了。 “进来吧，傻丫头！” 拉兹瓦利欣恶狠狠地叫着。 后来他带着他的铺盖到屋檐下过夜了。 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在床上。 第二天早晨。 回家的时候。 拉兹瓦利欣和车夫并排坐着。 他不停地抽着烟，心中盘算：“这个碰不得的女子十有八九真告诉柯察金。啧，真是个不懂快活的小娃娃！样子挺漂亮，什么也不知道！我应该跟她和好，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柯察金本来就看不上我。” 他想着，便坐到了莉达旁边，装出悔过的表情，眼里充满忧郁。 尽管他的话自相矛盾，但是他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马车快到小镇的时候，莉达说她不把昨夜的事告诉任何人。 在边境的各个乡村里，团支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 保尔和莉达整天在村子里忙碌。 拉兹瓦利欣不爱去乡村，他跟村里的年轻人说不到一块儿，往往得不到信任。 保尔和莉达跟乡下青年交朋友一点也不觉得棘手。 莉达把乡下姑娘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像好朋友一样，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细致入微地引导她们。 保尔呢，在青年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民兵第二大队接受了一千六百名即将达到入伍年龄的小青年参加了军事训练。 在农村的晚会中和大街上，手风琴给宣传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保尔的手风琴使他结交了无数青年。他那动人的琴声，领着许多农村青年走上了共青团之路。 这只琴拉起雄壮的军歌时是激动而又热烈的，奏起细腻的乌克兰民歌时是亲切而又温柔的。青年们用极大的热忱倾听着这美妙的琴音，思考着演奏者的讲话……和谐美好的理解与信赖建立起来了！ 村里能听到新歌了，各家也出现了新书。 走私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国境线安宁了许多。 团支部的同志们由于渴望亲手捕捉敌人，有时免不了过火些，结果保尔不得不前去对他们进行援救。 有一次，波杜勃齐团支书戈利萨?霍罗沃季科——一个蓝眼好斗、坚决反宗教的青年——通过自己的线索，得到了一个消息，了解到一批走私物品将在某夜送交当地的磨坊主。 于是他召集支部的全体同志，拿起武器，包围了磨坊。 而与此同时，边防哨所派出了他们的哨岗武装。 于是，两方发生了误会。 多亏了保安人员，共青团才没有死伤发生。保安人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送到四公里之外的邻村关了起来。 这时，保尔正在加弗里洛夫处。 第二天早上，营长把这事告诉了保尔。保尔立刻骑马去救援他们。 保安负责人笑着说了经过，要求道：“咱们这么解决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青年，这不假。但为着让他们得个教训，你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将仓门打开，十一个小家伙从泥地上站起身来，都很窘迫。 保安负责人生气地说：“您瞧他们，干出这种事儿；现在我也只好把他们送到州里去了。” 戈利萨一听火冒三丈：“我们干了什么坏事了？我们只想保卫苏维埃。我们早就盯上那个富农了，可你们却把我们当坏人关起来！”他说着，很委屈地扭过身子。 保尔和萨哈罗夫两人好不容易忍住笑，板起面孔，交涉一番后，才停止了“吓唬”。 “如果你保证他们今后不再到边界上乱来一气，并且在其他方面协助我们，那我就放了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这么说。 “好吧！”保尔表示，“我来担保。我也希望他们今后别让我为难了。” 整个支部一路上唱着歌，回了波杜勃齐。 这事没被张扬出去。 磨坊主也很快就被依法逮捕了。 德国移民住在麦丹别墅附近的森林田庄里，他们过着富有的日子。 那里有一些彼此相隔半公里左右的富农庄院，建造得都十分牢固。 庄院旁边有些附属建筑物，就像一些小小的关塞。 安托纽克匪帮就躲藏在麦丹别墅里面。 这个沙皇军队的司务长将他的亲属们组织成了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大道上杀人越货。 他们既不轻饶走私商，也不放过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行动格外迅捷。今天劫掠两个农村合作社职员，明天又于二十公里以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 他同他的伙伴戈尔季比赛。这两个匪首一个比一个坏，给州里的民警和保安机关找了许多麻烦。 安托纽克就活动在别列兹多夫一带。 这个匪帮之所以难以落网，就是因为它嗅觉灵敏，闻到风声，就躲到国境线以外，伺机又卷土重来。 每当听到他们又突袭而来的消息时，列西查就气得咬住嘴唇。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条毒蛇打死呢？可恶的东西，早晚我得亲手捉住他！”他的话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来。 曾有两次，他亲自带着保尔和其他三个党员，紧紧跟踪过这个强盗，但最后，仍是被他逃脱了。 为了剿匪，州里派来了一小队人。可负责指挥的却是个花花公子，叫菲拉托夫。 这个自负得像小公鸡似的家伙，不按照边防军的规定行事，没经过执委主席的同意，就擅自把他的小队开进了就近的小村庄谢马基。 他带领这一队人深夜进村，驻扎在村边的一个小房里。 他们来历不明又鬼鬼祟祟，立刻引起邻舍一个团员的注意，他立时报告了村主席。 村主席事先没得到一点消息，就把他们当成了匪徒，急忙派人快马报到区里。 列西查夜里一得到这个情报，马上就召集人冲向小村。 他们火速赶到小房子前，跳下马，穿过篱笆，窜到房门口。 门口的哨兵挨了一枪托，像口袋似的倒了下去。 房门被列西查有力的肩膀哗啦一下撞开了，刹那间他便扑进这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里。 列西查一手拿着手榴弹，一手紧握毛瑟枪。 他大喝一声，震得玻璃直响。 “赶快投降！要不我就把你们炸个稀巴烂！” 一秒钟后，冲进去的人用枪托把那些刚从睡梦中跳起来的人打倒了。 列西查的样子把他们吓得立刻就举起了双手。 一分钟过去了。 这一小队只穿着衬衣的人被赶到院子里来了。 这当口儿，菲拉托夫才看见列西查胸前的勋章。 他说明情况后，把列西查给气得不知怎么好。 列西查愤然地啐了一口，轻蔑而恼恨地骂道：“饭桶！”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区里。 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区里。 人们都兴高采烈地读着报纸，满含着热切的希望。 革命的风从西方吹过来了。 要求参军的申请像雪片似的飞到团区委。 保尔竭力说服大家，向他们强调苏联的和平政策——不打算跟任何邻国开仗。 但没有效果。 每逢星期天，各村团员都聚到镇上，在神父的大花园里集合后开大会。 有一天中午。 全部波杜勃齐的团员排队开进区委的大院子。 保尔从窗子里望见他们后，立刻出去，站在了台阶上。 以戈利萨为首的十一个穿着长靴，背着大袋子的青年站在门口。 保尔不知怎么回事，问道：“戈利萨，这是干什么？” 戈利萨朝他使了个眼色。 两人走进屋里。 莉达等人把戈利萨围拢起来。 他严肃地皱着他那浅色的眉毛说：“同志们，我这是在进行一次战斗考验。今天我正式向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发来一个机密电报，说我国与德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而且不久就和波兰开战。 “命令已经从莫斯科那里发了出来——要求所有团员都上前线。我命令他们保密，并准备大量面包和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准备些大蒜或洋葱。一个小时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我说，咱们先开到区里去，再到州里，在那儿领武器。 “我特别担心会没人来，可一个接一个地都来了。有些人像是哭了一通，但都装作没事儿似的。十个人，到齐了，一个逃避的也没有，真的。你们看，我们的支部怎么样？” 他满脸得意的笑容，又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莉达严厉地责备了他。 他却惊愕地睁大了双眼：“你怎么教训起我来了？这是多好的考验啊！借此可以认清每一个人。为了更像是真的，我还得把他们领到州里去。不过，他们都累了。现在先让他们回家吧。但是，柯察金同志，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不然的话，我真没法下台了……不进行一场演说是不合情理的。你就说，动员令已被撤消了吧……可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是光荣的。” 保尔轻易不去州中心。 因为去州里得好几天的时间，而且手头工作忙得抽不出一点空闲。 可拉兹瓦利欣一有时间就跑到城里。 他每次进城都把自己武装起来，暗自将自己比作库柏惊险小说里的主人公。 他特别爱出门作这种旅行。 他一进到森林里，就开枪打乌鸦和松鼠，要不，就拦住那些独个的行人，装模作样地盘问人家。 直到城附近，才收起武器，将步枪塞到干草堆里，手枪装在衣袋里，规规矩矩地走进州团委。 “说说，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 费多托夫问他。 州团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总是满满登登的，大家都争着抢着跟他说话。 面对这种工作环境，要同时听四个人说话，给第五个人答复，而且手里还得写着什么才算可以。 他很年轻，但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入了党——当然，也只有在战争时期，十五岁的小青年才能成为党员。 拉兹瓦利欣对书记的提问没太在意，随便回答道：“新闻嘛说不完。一天从早忙到晚。全部的漏洞都得去堵。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又建了两个支部。你们让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说着，他很有架子地坐在靠椅上。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没叫你来。”经济部主任克雷姆斯基回过头来说“柯察金不愿意来这儿，所以这种事儿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有些书记做得可舒服啦：什么事也不干，只有我这样的笨驴，才肯让人家骑着到处跑。 “柯察金一去边境就是两三个星期，我只好把全部工作都担当下来。” 拉兹瓦利欣故意让人觉得，只有他才最适合担任区团委书记。 “我真讨厌这个家伙。” 当拉兹瓦利欣出去的时候，费多托夫直率地说。 无意之中，拉兹瓦利欣的把戏被戳穿了。 有一次列西查去费多托夫那儿取信（谁都是顺便给大家伙取信），在他们漫长的交谈过程中，拉兹瓦利欣便被揭穿了。 “你最好还是把柯察金派来，让大家见见面，我们还都不认识呢。” 在列西查走的时候，费多托夫嘱咐着他。 “好，但有个条件，你们别想调走他。那样，我死也不答应。”列西查认真地说。 这一年的十月革命节，边境上十分热闹。 保尔被推选为边境各村十月革命节纪念委员会主席。 露天大会之后，邻近三个乡村来波杜勃齐参加大会的五千名男女，排成的游行队伍足有半公里长，由民兵大队和乐队共同领头，举着大红旗，挺进边界。 纵队秩序严整地沿着国境界标，朝那几个共同属于苏联和波兰的乡村进发。 波兰哨兵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营长和保尔骑着马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铜号声、红旗哗哗的飘动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队伍里的人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裳。个个都欢天喜地，笑逐颜开……人流像一条大河似的从远方涌过来，而这河流的堤坝恰恰是国界，但没有一只脚踩过边境界线，离开苏维埃的国土。 保尔让这一洪流从身边奔涌过去……在游行的队伍中响起了《共青团之歌》： 西伯利亚的大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红军都是， 最强大的力量。 接着是女声合唱： 嗨——在那边山岗上， 妇女们啊收割忙…… 红军哨兵们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游行的队伍，波兰兵却满脸惊恐和羞惭。 虽然事先已将这事正式通知了波兰指挥部，但此时他们仍然是手忙脚乱的。 战地宪兵骑巡队加紧巡逻；哨兵多了四倍，在洼地里还埋伏了应付事变的后备队。 但是欢乐的游行队伍始终走在自己的国土上。 大地天空回荡着他们雄壮的歌声。 一个波兰兵站在一个小丘上。 当第一声进行曲传进他的耳鼓时，他卸下肩上的步枪，枪把碰住脚，向大队行了军礼。 保尔清楚地听见他说：“公社万岁！” 于是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哨兵。 一个朋友！在波军的外套里跳着一颗正直而友爱的心。 保尔用波兰话轻声对他说：“向你致敬，朋友！” 在整个游行队伍经过的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敬礼的姿势。 保尔满怀尊敬与感激地不只一次地回过头去，瞭望他那黑色的身影……前边又遇见了另一个波兰兵。这个人蓄着灰色的短胡子，四角帽边上镀着镍，帽檐下是一双呆板的眼睛。 保尔依然被刚才那个哨兵所感动着，便轻声对这个波兰兵用波兰话说：“你好，朋友！” 没有回声。 这时，加弗里洛夫微笑了一下——显然，保尔两次开口说话，他都听见了。 “你的希望太大。” 他对保尔说。 “他们的边境上，有步兵，也有宪兵。你看清他的袖章了吗？他是个宪兵。” 这时，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走下了小丘，正奔向一个两国共有的乡村。 属于苏联的这半个村子正准备隆重的欢迎仪式。所有的人都集中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那些青年男女正在两旁排队。 在波兰那半个村子里，屋顶和板棚顶上挤满了人，他们在朝对岸眺望，还有不少农民站在自家的门口和篱笆旁。 当游行队伍进入青年人排成的夹道时，乐队开始演奏《国际歌》。 紧接着，许多人在临时搭成的、挂着青绿枝叶的讲台上，激动地演说。 保尔也用乌克兰语发了言。 他的每一句话都飘过河的另一岸，传到对面那些波兰人耳朵里。 只见一队宪兵用皮鞭把他们赶进屋子，又朝屋顶开了枪。 街道上立时就没有人了。屋顶上的青年也都被子弹赶走了。 这一切在这边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全都皱起了眉头。 一个老羊倌被青年们拥上讲台，他气火火地喊道：“好！孩子们，你们瞧见没有？他们从前就这样对待我们。但现在呢，在咱们村，用鞭子抽农民的事再也没有了……孩子们，要坚决拥护现在的政府啊！我是个老头子，拙嘴笨舌的，但我想说的话很多。在沙皇时代，咱们祖祖辈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看着那边的人，真的是好难受啊……” 他举起干枯的手朝河那面指了指，就呜呜地哭起来……接着戈利萨也走上了讲台，他也十分地激动……加弗里洛夫勒转马头，看了看河的那面。 对岸没有一个人影，连在桥头值班的哨兵也撤走了。 他开玩笑地说道：“这次不至于向外交部提抗议吧……” 十一月底。 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夜。 匪头儿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个死党终于被逮捕了。 这些豺狼到麦丹别墅出席一个富裕的外来地主的婚礼——赫罗林的党团员乘机抓住了他们。 是妇女们的闲谈把他们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出来的。 整个支部十二个人立刻集合，他们全副武装乘车赶到了麦丹别墅庄园。 与此同时，又派出了一个特别通讯员去别列兹多夫报告。 这个通讯员在谢马基村遇到了菲拉托夫的队伍，于是这队人也飞奔而来。 这时，赫罗林的青年们已包围了那个庄园，与安托克匪帮接上了火。 匪帮们躲在一间厢房里，见人就开枪。后来，他们企图突围，但被赶了回去，还倒下一个。 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绝境不只一次了，但每次他都能溜之大吉。手榴弹和黑夜成为他的两个福星。 赫罗林支部不小心损失了两个人。 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菲拉托夫等人赶到了。 这使匪帮真正陷入绝境。 但他们负隅顽抗，从窗户里猛烈地朝外射击，作垂死的挣扎。 天亮时，安托纽克被捕了。 这次战斗中，苏维埃一方牺牲了四位同志，其中三位是新成立的赫罗林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 大队在清早出发，冒着大雨开到了四十公里以外民兵师的宿营地。到达时，已是深夜时分了。 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率领着他们的八百名青年，一到达营房就躺下睡了。 因为民兵师司令部把命令下达给他们这一大队时已经晚了，所以第二天清早，演习就开始了。 这个大队照样得接受检阅。 全队都集合在操场上。 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对自己的大队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充满信心。 当正式的检阅已完毕，大队表演了操练和变队之后，一个面孔漂亮但皮肉却很松弛的指挥官严厉地朝保尔责问：“您为什么骑马？民兵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在演习时不准骑马！我现在命令您将马送到马圈，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很清楚自己，不骑马根本参加不了演习，因为双腿步行连一公里也走不了。 可该怎么向这个身上装饰了许多皮带的花花公子解释呢？ 他硬着头皮回答道：“我不骑马就参加不了演习。” “为什么？” 保尔低声说：“连跑带走一个星期，我两条腿都肿了，实在是离不开马。其次，同志，我还不清楚您到底是谁？” “第一，我是你们的团参谋长。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您要真是个残废的话，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可怪不了我。” 保尔感到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他猛地拉起马辔子，但古谢夫那强有力的大手阻止了他。 这样的侮辱，保尔真是无法忍受了，他想发作，但他又不得不抑制自己，内心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分钟。 他想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普通士兵了，而是大队的政委。况且这个大队的全体队员就在他身后！ 应该给自己的队伍树立最好的红军榜样！又不是为眼前这个花花公子训练部队！ 保尔下了马。 他忍着关节的剧痛，朝右翼方面迈去。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非常好。 演习即将结束了。 在第五天，演习的举行地是最后的目的地谢佩托夫卡。 奉上级命令，别列兹多夫大队将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进攻夺取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全部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 大队共分成两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便进行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高喊着“乌拉”，冲入了车站。 根据评判员的意见，这次作战非常成功。 别列兹多夫大队已经占领了车站，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断定损失了一半兵员，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指挥着半个大队。 正当他和第三中队长、指导员站在大街中央布置兵员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问：“政委，大队长问你，机枪射手们有没有占领了铁路交叉点。评判团很快就要来了。” 保尔和中队长去道口那边了。 团司令部的人早已到那儿了，他们正在向古谢夫表示祝贺。 战败的大队代表们狼狈地站在那儿，并不想分辩什么。 古谢夫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这全是柯察金领我们打的，他是这里的人。” 团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嘲笑道：“同志，您的腿还挺不错的嘛，看来，您骑马只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吧？” 本来他还想多说几句，但他被保尔眼中的怒火吓住了。 他走了之后，保尔悄声问古谢夫：“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古谢夫拍了拍保尔的肩膀，劝道：“算了，甭理这个骗子。他好像叫做契察涅——革命前是个准尉。” 那天，保尔努力想了好几次，但还是没想起他过去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 演习彻底结束了。 大队带着极高的荣誉回到了别列兹多夫。 但保尔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他便留在家里和母亲一起住了两天。 他把马牵到阿尔吉莫那儿。 这两天，他每晚都要睡十二个小时。 到了第三天，他去调车场看阿尔吉莫。 煤烟熏黑的厂房里，散发着一股保尔十分熟悉的味道，他闻到这个，就觉得像是回到了家中。 他忍不住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味儿——这是他从儿童时期就熟悉的，他同这种气味儿分不开，因为他是伴随着这种气味成长起来的。 而此时，这种气味儿更加强烈地吸引着他，让他有种失而复得的喜悦。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火车头的尖叫声了。 就如同大海激动着一个久别重逢的水手一样，这个火夫和电工习惯了的环境也在真诚地呼唤着保尔。 他心潮澎湃着，很久也不能抑制住这种热烈的感情……保尔和哥哥没更多地谈什么；他发现阿尔吉莫的额上又增加了一道皱纹。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尽管阿尔吉莫没有说，但保尔能看出来，哥哥的日子十分艰难。 哥俩在一起干了一两个小时的活就分手了。 在路口，保尔勒住马，回过头来朝车站望了好久，然后给了黑马一鞭子，飞奔在森林里的大路上。 森林里和平而宁静，再没有打劫的匪帮和令人恐惧的枪声了…… 中午。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 莉达出来迎接他：“你终于回来了！没有你，我们很寂寞。” 她边说边抱住他的肩，跟他一起走进了办公室。 “拉兹瓦利欣呢？” 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询问。 莉达不太高兴地回答：“不知道。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不是你的事。” 保尔听了又惊又喜。 但保尔一向不信任他。 “这家伙又想到学校去打什么歪主意吧……” 保尔心中暗想。 “得，就让他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保尔坐到沙发上，揉着他那两条疲惫而沉重的腿。 莉达将全部事情都告诉了他。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金娜为候补党员了；她是个好姑娘，我十分喜欢她。你看，教师们开始进步了，有些个已经完全走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围着列西查房间里那个大桌子坐到深夜的，经常是这三个人：列西查、保尔和新上任的区党委书记梅奇科夫。 那扇通到卧房的门已关上了。 安纽特卡和列西查的妻子已经睡熟了。 这三人仍在研读一本不厚的书。每天他们也只有这时才有时间。 有一天，波杜勃齐传来了消息：　　戈利萨夜间被人暗杀了。 保尔一听，忘记了腿疼，没几分钟便跨进了马圈。 他火速备好鞍子，飞身上马，直朝国境奔去。 戈利萨躺在村苏维埃的一张大桌子上，桌子周围铺满了绿叶，一面红旗盖在他身上。 保尔走上前去，伸手掀开了那面红旗。 戈利萨躺在那儿，头歪向一边，脸色蜡黄，眼睛睁着，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样子。 他的后脑被锐利的凶器给击碎了，现在脑袋枕在枞树叶上。 是谁下的毒手呢？ 戈利萨是个独生子，母亲已守寡了——他父亲早为革命牺牲了。 那可怜的老妇人一听儿子被打死的消息，立马昏倒了，直到现在仍然不省人事，这可怜人呵。邻居们正在看护着她。 戈利萨的死震动了全村。全村中他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金娜十分伤痛地在房子里哭着。 保尔沉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声问她：“你看，谁是凶手？” “除了磨坊主那一伙，还能有谁！”她气愤地说，“明摆着，戈利萨妨碍他们走私。”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戈利萨的葬礼。 保尔带领着他的大队和全部共青团员跟他们的朋友诀别。 加弗里洛夫将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排列到村苏维埃前的广场上。 悲凄的哀乐声中，人们将那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抬放到了广场上。 在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的埋葬处，已经挖好了一个用来安葬他的墓穴。 戈利萨的死使他的朋友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每个发表演说的人都愤怒地要求处死凶手，抓住他们，带到广场上公审，让每个人都记清他的嘴脸。 接下来他们放了三排枪，又在那新坟里铺上了刚砍下来的常青树枝。 当天的晚上，支部选举拉基金娜为新的书记。 与此同时，保尔自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得到了消息：他们那边已经找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后。 在别列兹多夫戏院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区苏维埃代表大会。 列西查严肃而又庄重地报告着：“同志们，很高兴我能够向本届大会汇报以下情况：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 “最近，我们已经破获了那起凶杀案，杀害戈利萨同志的凶手是磨坊主和他女婿，他们不久将受到审判。许多村的代表团都要求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把这些杀人的匪徒判以死刑……” 会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声：“赞成！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判以死刑！” 这时，莉达出现在一个侧门的门口，她朝保尔招了招手。 在走廊上，她将一封加盖有“急件”字样的信交给了他。 他拆开了，里边是调令：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省委决定调回柯察金同志，重新委派他负责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看来，保尔不得不和这个区告别了。回想这一年的工作他不无感慨。 区党委特地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会上，准许柯察金同志成为正式党员，并对他的品德和工作能力作出了鉴定。 列西查和莉达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拥抱了他……大家不舍得分手。 当保尔的马由院里走向街上的时候，十几支手枪一起打响了，这是一种深情的告别。 后 记 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性人物。他早年入伍，一生都致力于革命工作。由于长期身处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但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凭借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以纸笔为武器同病魔作斗争。 全身瘫痪之后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病榻上创作并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青年布尔什维克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并通过对主人公生活道路的描写，揭示了苏维埃国家新一代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锻炼成为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过程。 这部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问世不久，便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并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受到同时代人的热烈称赞。这部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芒、洋溢着生活激情的经典之作，在前苏联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942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译介到中国，成为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苏联美术界中功勋卓著的著名油画家尤?涅普林茨夫，于1951年绘制了著名画作《战斗后的休息》。这幅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画家动情着力的描绘，令卫国战争中苏军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因此，在为本书设计封面时，设计师特别选用了这幅经典画作。在此，本社特向画家尤?涅普林茨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