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灵的觉醒：梁晓声经典散文》 第一辑 慈母和我的书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一九六三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里1”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出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里”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里”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里”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传》。”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里”，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传》。”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咕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里”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里”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里”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做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三十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跌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压抑。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这使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她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那毛茸茸的褐色的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头朝着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量烤着我的脸。 “妈……” “……”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我熟悉的一双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皲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想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然而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我为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父亲的遗物 心里总想着应向母亲认错，可直至母亲也去世了，认错的话竟没机会对母亲说过…… 我站在椅上打开吊柜寻找东西，蓦地看见角落里那一只手拎包。它是黑色的，革的，很旧的。拉锁已经拉不严了，有的地方已经破了。虽然在吊柜里，竟也还是落了一层灰尘。 我呆呆站在椅上看着它，像一条走失了多日又终于嗅着熟悉的气味儿回到了家里的小狗看着主人…… 那是父亲生前用的手拎包啊！ 父亲病故十余年了，手拎包在吊柜的那一个角落也放了十余年了。有时我会想到它在那儿。如同一个读书人有时会想到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某一部书在书架的第几排。更多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我会忘记它在那儿。忘记自己曾经是儿子的种种体会…… 十余年中，我不止一次地打开过吊柜，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父亲的手拎包，但是却从没把它取下过。事实上我怕被它引起思父的感伤。从少年时期至青年时期至现在，我几乎一向处在多愁善感的心态中。我觉得我这个人被那一种心态实在缠绕得太久了。我怕陷入不可名状的亲情的回忆。我承认我每有逃避的企图…… 然而这一次我的手却不禁地向父亲的遗物伸了过去。近年来，我内心里常涌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愿望，但是我却不愿被任何人看出我其实也有此愿。这一种封闭在内心里的愿望，那一时刻使我对父亲的遗物倍觉亲切。尽管我知道那即使不是父亲的遗物而是父亲本人仍活着，我也断不会向父亲倾诉我人生的疲惫感。 我的手伸出又缩回，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把手拎包取了下来…… 我并没打开它。 我认真仔细地把灰尘擦尽，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将它放入衣橱里了。我那么做时心里很内疚。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而十余年中，它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的遗物的地方。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落满了灰尘的啊！ 我不必打开它，也知里面装的什么——一把刮胡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父亲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父亲的络腮胡子很重，刮时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父亲死前，刮胡刀的刀刃已被用窄了，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因为父亲的胡子硬，每用一次，必磨一次。父亲的胡子又长得快，一个月刮五六次，磨五六次，四十几年的岁月里，刀刃自然耗损明显。如今，连一些理发店里，也用起安全刀片来了。父亲那一把刮胡刀，接近于文物了…… 手拎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牛皮套，其内是父亲的印章。父亲一辈子只刻过那么一枚印章——木质的，比我用的钢笔的笔身粗不到哪儿去。父亲一生离不开那印章。是工人时每月领工资要用，退休后每三个月寄来一次退休金，六十余元，一年仅用数次…… 一对玉石健身球，是我花五十元为父亲买的。父亲听我说是玉石的，虽然我强调我只花了五十元，父亲还是觉得那一对健身球特别宝贵似的。他只偶尔转在手里，之后立刻归放盒中。其中一只被他孙子小时候非要去玩，结果掉在阳台的水泥地摔裂了一条纹…… 父亲当时心疼得直跺脚，连说：“哎呀，哎呀，你呀，你呀！真败家，这是玉石的你知道不知道哇！……” 再有，就是父亲身份证的影印件了。原件在办理死亡证明时被收缴注销了。我预先影印了，留作纪念。手拎包的里面儿，还有一层。那拉锁是好的。影印件就在夹层里。 除了以上东西，父亲这一位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再就没留下什么遗物了。仅有的这几件遗物中，健身球还是他的儿子给他买的。 手拎包的拉锁，父亲生前曾打算换过，但那要花三元多钱。花钱方面仔细了一辈子的父亲舍不得花三元多钱。父亲曾试图自己换，结果发现皮革已有些糟了，“咬”不住线了，自己没换成。我曾给过父亲一只开什么会发的真皮的手拎包。父亲却将那真皮的手拎包收起来了，舍不得用。他生前竟没往那真皮的手拎包里装过任何东西…… 他那只旧拎包夹层的拉锁既然仍是好的，父亲就格外在意地保养它，方法是经常为它打蜡。父亲还往拉锁上安了一个纽扣那么大的小锁。因为那夹层里放过对父亲来说极重要的东西——有六千元整的存折。那是父亲一生的积攒。他常说是为他的孙子我的儿子积攒的…… 父亲逝前一个月，我为父亲买了六七盒蛋白注射液，大约用了近三千元钱。我明知那绝不能治愈父亲的癌症，仅为我自己获得一点儿做儿子的心理安慰罢了。父亲那一天状态很好，目光特别温柔地望着我笑了。 可母亲走到了父亲的病床边，满脸忧愁地说：“你有多少钱啊？买这种药能报销吗？你想把你那点儿稿费都花光呀？你们一家三口以后不过了呀？……” 当时，已为父亲花了一万多元，父亲单位的效益不好，还一分钱也没给报销。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在已无药可医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之间，尤其当母亲看出我这个儿子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延缓父亲的生命时，她的一种很大的忧虑便开始转向我这一方面了…… 当我捧着药给父亲看，告诉父亲那药对治好父亲的病疗效多么显著时，却听母亲从旁说出那种话，我的心情可想而知……仰躺着已瘦得虚脱了的父亲低声说：“如果我得的是治不好的病，就听你妈的话，别浪费钱了……”沉默片刻，又说：“儿子，我不怕死。”再听了父亲的话，我心凄然。那药是我求人写了条子，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医院去买回来的呀！进门后脸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一下呀……结果我在父亲的病床边向母亲大声嚷嚷了起来……“妈妈，你再说这种话，最好回哈尔滨算了！……”我甚至对母亲说出了如此伤她老人家心的冷言冷语…… 母亲是那么的忍辱负重。她默默地听我大声嚷嚷，一言不发。而我却觉得自己的孝心被破坏了，还哭了……母亲听我宣泄够了，离开了家，直至半夜十一点多才回家。如今想来，母亲也肯定是在外边的什么地方默默哭过的……哦，上帝，上帝，我真该死啊！当时我为什么不能以感动的心情去理解老母亲的话呢？我伤母亲的心竟怎么那么地近于冷酷呀？！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了，母亲回哈尔滨了……心里总想着应向母亲认错，可直至母亲也去世了，认错的话竟没机会对母亲说过…… 母亲留下的遗物就更少了。我选了一条围脖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围脖当年的冬季我一直围着，企图借以重温母子亲情。半导体收音机是我为母亲买的，现在给哥哥带到北京的精神病院去了。他也不听。我想哪次我去看他，要带回来，保存着。 我写字的房间里，挂着父亲的遗像——一位面容慈祥的美须老人。书架上摆着父亲和我们兄弟四人一个妹妹青少年时期的合影，都穿着棉衣。我们一家竟没有一张全家福。在哈尔滨市的四弟家里，有我们年龄更小时与母亲的合影。那是夏季的合影。那时母亲才四十来岁，看上去还挺年轻……父亲在世时，常对我儿子说：“你呀，你呀，几辈子人的福，全让你一个人享着了！”现在上了高三的儿子，却从不认为他幸福。面临高考竞争的心理压力，使儿子过早地体会了人生的疲惫……现在，我自己竟每每想到“死”这个字了。我也不怕死。只是觉得，还有些亲情责任未尽周全。我是根本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但有时也孩子气地想，倘果有冥间，那么岂不就省了投胎转世的麻烦，直接地又可以去做父母的儿子了吗？那么我将再也不会伤父母的心了。 在我们这个阳世没尽到的孝，我就有机会在阴间弥补遗憾了。阴间一定有些早夭的孩子，那么我愿在阴间做他们的老师。阴间一定没有升学竞争吧？那么孩子们和我双方的教与学一定是轻松快乐的。我希望父亲做一名老校工。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做得非常敬业。我希望母亲为那阴间的学校养群鸡。母亲爱养鸡。我希望阴间的孩子们天天都有鸡蛋吃。这想法其实并不使我悲观。恰恰相反，常使我感觉到某种乐观的呼唤。故我又每每孩子气地在心里说：“爸爸，妈妈，耐心等我……” 兄 长 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谁已老了。并且，谁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这个“谁”，倘是女性，那时刻她眼里，几乎会漫出泪来。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动声色，内心里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罢，女人也罢，这种情况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长，又往往早已是没了父母的人了。即使这个人曾有多位兄长，那时大概也只剩对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个了。于是同时觉得变成了老孤儿，便更加互生怜悯了。老人儿有老孤儿的感觉，这一种忧伤最是别人难以理解和无法安慰的，儿女的孝心只能减轻它、冲淡它，却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会经常冒出“兄长”二字的。“兄长”二字太过文化了，它一旦从人的心底冒了出来，会使人觉得，所谓手足之情类似一种宗教情愫，于是几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样才能驱散忧伤……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忧伤无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会前去祈祷一番的。我的祷词将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乞求而感到羞耻。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六十八周岁了。从二十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十年，不病不瘫地再活十年。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因为照他现在的健康情况看来，那分明是不实际的乞求。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十年的无病岁月。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对于一个四十八年中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若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结束的话，那我也宁愿，绝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那一年，我大病了一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当年，在街头的小铺子里，点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论块买的。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到。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钟点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但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也为我买了两块酥糖…… “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里的恨意也就会逐渐地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那一种恨，可以说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这么祈祷：上帝呵，让他死吧！并且，毫无罪过感。 我虽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时读过较多的外国小说，大受书中人物影响，倍感郁闷、压抑了，往往也会像那些人物似的对所谓上帝发出求助的祈祷。 千真万确，我是多次憎恨过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里，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身下已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而实际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个孩子。除了过年过节和星期日，我们四个平时白天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里。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一些。而是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某几年这一省，某几年那一省。从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父亲就援建“大三线”去了——每隔二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圆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对父亲如同独自一人的万里长征，尽管一路有长途汽车和列车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转车，从大西南的深山里回到哈尔滨的家里，每次都要经历五六天的疲惫途程。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到过家里的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了的。 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竟特别地难受。正是由于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份工作，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那话，哥哥也是当面听到了的。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平常日子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了。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学习尖子生，也是学生会和团的干部。他属于那种多项荣誉加于一身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当年，少接受一种荣誉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将学校当成家，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们的家太小太破烂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窝棚。在那样的家里学习，始终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学校里，为那些给予他的荣誉尽着尽不完的义务，也为考上大学刻苦学习。 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谢天谢地，那几年临时工作还比较好找。母亲最常干的是连男人们也会叫苦不迭的累活儿脏活儿。然而母亲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挣到份儿钱，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儿，她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干。每月只不过能挣二十来元吧。那二十来元，对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每一天差不多总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醒来，母亲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时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时上学去了。倘是冬季，那时北方的天还没亮。或者，炉火不知何时已生着了，锅里已煮熟一锅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过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着煮。也或者，锅火并没生，屋里冷森森的，锅里是空的，须我来为弟弟妹妹们弄顿早饭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来不及了的，只有现生火，煮锅玉米面粥……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挑回家一担水是不容易的。我家离自来水站较远，不挑水也要走十来分钟的路。对于才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来分钟了，因为中途还要歇两三歇。我是决然挑不起两满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水缸里居然已快没水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几乎全扑在学习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会想到自己也该挑水的，一想到就会连挑两担，那便足以使水满缸了。而我呢，其实内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学毕业以后，能分配到较令别人羡慕的工作，挣较多的钱，使全家人过上较幸福的生活。这种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对他的恼火。 然而我开始逃学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没写完作业或根本就没顾得写，第二天上午忙得顾此失彼，终究还是没得空写——我逃学。 因为端起锅时，衣服被锅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没别的衣服可换（上学穿的一身衣服当然是我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学。 因为一上午虽然诸事忙碌得还挺顺利，但是背上书包将要出门时，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我，都显出我一走他们会害怕的表情时——我逃学。 因为外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而家里若炉火旺着，我转身一走不放心；若将炉火压住，家里必也会冷得冻手冻脚——我逃学。 因为外边在下雨，由于房顶处处破损，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们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学…… 我对每一次逃学几乎都有自认为正当的辩护理由；而逃学这一种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价的。我头一天若逃学了，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唯恐面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的训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结果第二天又逃学，第三天还逃学。最多时，我连续逃学过一个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怎样帮我圆谎。纸里包不住火，谎言终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时是同学受了老师的指派到家里来告知母亲，有时是老师亲自到家里来了。往往的，母亲明白了真相后，会沉默良久。那时我看出，母亲内心里是极其自责的，母亲分明感觉到对不住我这个二儿子。 而哥哥却生气极了，他往往这么谴责我：“你为什么要逃学呢？为什么不爱学习呢？上学对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欢的事吗？你看你使妈妈多难堪，多难过！你是不对的！还说谎，会给弟弟妹妹们什么影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上学！” 却往往的，陪我去上学的是母亲。 母亲不愿因为陪我去上学而耽误哥哥的课。 哥哥谴责我时，我并不分辩。我内心里有多种理由，但那不是几句话就自我辩护得明白的。那会儿，我是恨过我的哥哥的。他一贯以学校为家，以学习为“唯此为大”之事。对于家事，却所知甚少。以他那样一名诸荣加身的优秀学生看来，我这样一个弟弟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个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个小学时期，我是同学们经常羞辱的“逃学鬼”，在哥哥眼中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的弟弟。 一九六二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饥饿的年头还没过去，我们竟一个也没饿死，几乎算是奇迹。而哥哥对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过意味着有一个哥哥。他在家也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六月，父亲回来探家了。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快五十岁了，为了这个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没在饥饿的年代饿倒累垮，想来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 他们都以为我不在家，其实我只不过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说呢。那一时刻，我的同情是倾向于父亲一边的。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一种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那一时刻，我的同情又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我也特别地怜悯母亲，要求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立场坚定地反对哪一方，对于她都未免太难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父亲流泪了。哥哥也流泪了。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依我想来，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学不可，那也应该暂且对父亲说句谎话，以使父亲能心情舒畅一点儿地离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亲是将他作为一个“理想之子”来终日教诲的，说谎骗人在他看来是极为可耻的，那怎么还能用谎话骗自己的父亲呢？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不要听父亲的。连他的中学老师也来了，还带来了退烧消炎的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我的哥哥，以至于当年使我心生出了几分嫉妒。直至那时，我在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眼中，仍是一个太不让家长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我上的中学，恰是哥哥的中学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师几乎都认得我了。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问：“谁是梁绍先的弟弟？”——哥哥虽然考上的不是清华、北大，但他是在发着烧的情况之下去考的呀！而且放弃了几所保送大学，而且是为了遵从母命才考唐山铁道学院的！一九六二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这名初中生的虚荣心在当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我开始以哥哥为荣，我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学习了。第一个学期几科全考下来，平均成绩九十几分，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从草根草籽到树皮树叶，底层中国人几乎将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尝试吃许多自认为可以吃的，以前没吃过不敢吃的东西。父亲在大西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居然还不算学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难的学生，每月仅领到九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十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费了吗？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才三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又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底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三十五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四十元勉强维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三十五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着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 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 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那一年已经是一九六五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备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但毕竟的，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钉了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所造成的。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我托了那种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一九九七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 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也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 大爷大声冲她耳说：“是他老哥！” 我问大娘：“看望的是你们什么人啊？” 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 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 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忆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 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 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过小百姓的生活 ——给妹妹的一封信 妹妹： 见字如面。知大伟学习成绩一向优异，我很高兴。在孙女外孙女中，母亲最喜欢大伟，每每说起大伟如何如何疼姥姥，善解人意。我也认为她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学习努力，并且爱学习，不以为苦，善于从学习中体会到兴趣，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要由做父母的克服一切生活困难，成全孩子的学志。否则，便是家长的失责。前几次电话中，我也忘了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了。两年前动那次手术，愈后如何？该经常到医院去进行复查才是。 我知道，你一向希望我调动调动在哈市的战友关系、同学关系，替你们几个弟弟妹妹，转一个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谋一份较稳定的工薪，以免你们的后顾之忧，也免我自己的后顾之忧。不错，我当年的某些知青战友、中学同学，如今已很有几位当了处长、局长，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我不经常回哈市，与他们的关系都有点儿疏淡了。倘为了一种目的，一次次地回哈重新联络感情，铺垫友谊，实在是太违我的性情。他们当然对我都是很好的。我一向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友情，视为“不动产”，唯恐一运用，就贬值了。所以，你们几个弟弟妹妹的某些困难，还是由我个人来和你们分担吧！何况，如今之事，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我吞吞吐吐地开口了，他们也往往会为难。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我这样一个写小说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倘论友谊，那友谊也更是从前的某种特殊感情的延续。能延续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这一种友谊在现实之中的基础，其实是较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视。好比捏的江米人儿，存在着便是美好的，但若以为在腹空时可以充饥，则大错特错了。既不能抵一块巧克力什么的，也同时毁了那美好。更何况，如说友谊也应具有相互帮助的意义，那么也只有我求人家帮我之时，而几乎没有我也能助人家之日。我一个写小说的，能指望自己在哪一方面帮助别人呢？帮助既已注定了不能互相，我也就很有自知之明，封唇锁舌，不愿开口求人了。 除了以上原因，大约还有天性上的原因吧。那一种觉得“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的天性，我想一定是咱们的父亲传给我的。我从北影调至儿影，搬家我也没求过任何一个人，是靠了自行车、平板车，老鼠搬家似的搬了一个多星期。有天我一个人往三楼用背驮一只沙发，被清洁工赵大爷撞见了，甚为愕异。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以为我人际关系太恶，连个肯帮自己搬家的人都找不到。当然，像我这么个性极端了，也不好。我讲起这件事，是想指出——哈尔滨人有一种太不可取的“长”处，那就是几乎将开口求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本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之事，也不论值不值得求人，哪怕刚刚认识，第二天就好意思相求。使对方犯难自己也不在乎。遭到当面回绝还不在乎。总之仿佛是习惯，是传统。好比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碰巧踢着的不是石头，是一把打开什么锁的钥匙，则兴高采烈。一路踢不着一把钥匙，却也不懊恼，继续地一路走一路踢将下去。石头碰疼了脚，皱皱眉而已。今天你求我，明天我求你，非但不能活得轻松，我以为反而会活得很累。 我主张首先设想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任何人可求、任何人也帮不上忙的，主张首先自己将自己置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这么一来，结果却很可能是——我们发现，某些困难，并非我们估计得那么不可克服。某些办成什么事的目的，即使没有达到，也并非我们估计得那么损失严重。我们会发现，有些目的，放弃了也就放弃了。企望怎样而最终没有怎样，人不是照活吗？我常想，我们的父亲，一个闯关东闯到东北的父亲，一个身无分文只有力气可出卖的山东汉子，当年遇到了困难又去求谁啊！我以为，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言，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我此话非是指求人要给人好处，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人的志气。没了这志气，人活着的状态，往往便自行地瘫软了。 妹妹，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牢牢抓住这一种生活，便不必再去幻想别的某种生活。最近我常想，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线上，过着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乃是“温馨”二字。没了温馨的生活，那还叫是生活吗？温馨是某种舒适，但又不仅仅是舒适。许多种生活很舒适，但是并不温馨。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与富贵有关。富贵不是温馨。温馨往往是属于小的一种生活情境。富人们其实并不能享受到多少温馨。他们因其富，注定要追求奢侈追求华靡。而温馨甚至是可以在穷人的小破房里呈现着的生活情境。温馨乃是小百姓的体会和享受。我说这些，意思是想强调——房子小一点儿没关系，只要小百姓主人勤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好。工资收入低一点儿没关系，只要小百姓自己善于节俭持家就好。只要小百姓善于为了贴补生活再靠诚实的劳动挣点钱就好。哪怕是双休日在家里揽点儿计件的活儿。在小的住房里，靠低的工资，勤勤快快，节节俭俭，和和睦睦地生活，即为小百姓差不多都能把握得住的温馨日子，小百姓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生活，绝对是我们想过上便能过上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将一个破家粉刷得多亮堂，收拾得多干净啊！每查卫生，几乎总得红旗。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又是多么地困难，但不也有许多温馨的时候吗？ 在物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绝对的胸无大志之人。但愿你们也是。不要说小百姓只配过小日子的沮丧话，而要换一种思想方法，多体会小百姓的小日子的某些温馨。并且要像编织鸟一样，织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将小百姓的每一个日子，从容不迫地细细地品咂着过。你千万不要笑我阿q精神大发扬。这不是在用阿q精神麻痹你，而是在教你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情况之下，只要不是苦役式的命运、完全没有自由的生活，那么人至少可取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至少可实际地选择两种不同的生活——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较乐观的生活和非常沮丧的生活。而这也就意味着获得同一情况之下两种不同的生活质量。 哈市国有企业的现状是严峻的，令人堪忧的。东三省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现状都是严峻的，这是一个艰难时代。对普遍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尤其艰难。据我看来，绝非短时期内能全面改观的。国家有国家的难处，这难处不是一位英明人物的英明头脑，或一项英明决策所能一朝解决的。这个体制的负载早已太沉重了。从前中国工人的活法是七分靠国家的，三分靠自己，现在看必得反过来了，必得七分靠自己，三分靠国家了。那三分，便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责任。它大约也只能负起这么多责任了。这责任具有历史性。 既然必得七分靠自己了，你打算怎样，该认真想想。你来信说打算提前退休或干脆辞职。我支持。这就等于与自己所依赖惯了的体制彻底解除“婚约”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毕竟有别于年轻人。而且得清楚，那体制不会像一个富有的丈夫似的，补偿你什么。届时你的心态应该平衡，不能被某种“吃了大亏”的想法长久纠缠住。而最主要的，是你做出决定前必得有自知之明，反复问自己什么是想干的？什么是能干的？在想干的和能干的之间，一定要确定客观实际的选择。 总之，你一旦决定了，你的困难，二哥会尽全力周济帮助的。 过些日子，我会嘱出版社寄一笔稿费去的。 抽时间去医院看望大哥。 今天，我集中精力写信。除了给你们三个弟弟妹妹写信，还要抓紧时间再写几封。告诉大伟，说二舅问她好。也替我问春雨好，嘱他干活注意安全。 余言后叙。 兄晓声 此爱如钰 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一 我在上大学时，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上海市的郊区，一对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爱，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另一方的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的爱情当然不被现实所允许。于是他们双双留下遗嘱，服毒死于野外。当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么大的雪。当年我的上海同学们，都言那是近三十年内不曾有过的南方冬景。大雪将那一对男女青年的尸体整整覆盖了九天。而据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对新人婚后的九天内是不应受到任何贺客滋扰的。这当然是巧合。但有一点人人都说千真万确——他们身上共盖着一张旧年画。年画上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女青年从小喜欢的一张年画，“破四旧”时期私藏着保存了下来…… 大约在九月份，朱时茂派他的下属将我接到他的公司，让我看一则报上剪下来的通讯报道。不是什么连载小说之类，而是实事。 “文革”前一年，一个农村少女，暗恋上了县剧团的一名男演员。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妆后偷走了他的戏靴。当然地引起了非议，也使他大为恼火。她父母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她说她爱上他了，今后非他不嫁。而她才十六岁。 以后县剧团再到附近演戏，她父亲便捆了她的手脚，将她锁在仓房。她磨断绳子，撬断窗棂，又光着脚板跑出十几里去看他演戏。 她感动了她的一位婶婶。后者有次领着她去见他，央求他给她一张照片。他没有照片给她，给了她一张毛笔画的拙劣的海报，签上了他的名字，海报上是似他非他的一个戏装男人。 他二十六七岁，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一个情感有点儿偏执的小女孩儿。 后来就“文革”了，他被游斗了。一次游斗到她那个村，她发了疯似的要救他，冲入人群，与游斗者们撕打，咬伤了他们许多人的手。她没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从此被关进了牛棚。 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到县里去看他，没见着。看守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当然不许他们见，但调戏她说，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给他一次，他将想办法早点儿“解放”她所爱的人。她当夜给了。 不久她又去县里探望她爱的人，又没见着。为所爱之人，又将自己的身子给了“造反派”一次。 而这一切，她爱之人一无所知。 东窗事发，“丑闻”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没脸见人了，于是将她跨省远嫁到安徽某农村。丈夫是个白痴。 十余年转眼过去。“文革”后，她所爱的人成了县剧团团长。一次又率团到那个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将她的遭遇告诉了他。他闻言震惊，追问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婶婶也死了。村中人只知她远嫁安徽，嫁给一个白痴。他当时正要结婚，于是解除婚约，剧团团长也不当了，十余次下安徽，足迹遍布安徽全省农村，终于在同情者们的帮助下，寻访到了她的下落。 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前去找她，要带走她，要给她后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妇联方面的预先通知，从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见他。他只见着了她的傻丈夫，一个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对傻儿子，双胞胎。三个傻子靠她一个女人养活，家里穷得可以想象。他还看见一样东西——他当年签了名送她的那张海报，用塑料薄膜罩在自制的粗陋的相框里，挂在倾斜的土墙上。她一定希望有一个她认为配得上那海报的相框，却分明是买不起。 他怅然地离开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车陷在一个水坑里。正巧有一农妇背着柴从山上下来。他请她帮忙。那憔悴又黑瘦的农妇，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垫他的车轮。 那农妇便是当年爱他的少女。他当然是万万想不到也认不出她来的，而她却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爱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话都没说。她当时又能说什么呢？看着他的车轮碾着她的柴转出水坑，她只不过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罢了。他是那么的过意不去，给了她一百元钱作为酬谢。那一百元钱当然是她的生活所非常需要的，但她竟没接。她默默对他鞠了一躬，背着柴捆，压得腰弯下去，一步一蹒跚地走了…… 他们之间这一段相见的情形，是记者分头采访了他们双方才使世人知道的。 当地妇联有意成全他们，表示要代为她办理一切离婚事宜。 她说：“那我的两个儿子怎么办？他们虽然傻，但是还没傻到不认我这个娘的地步。我抛弃了他们，他们一定会终生悲伤的。” 他给她写信，表示愿意为她的两个儿子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她没给他回信，通过当地妇联转告他——他才五十来岁，重新组建一个幸福家庭还来得及。娶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对于他已不可能有爱可享。再被两个并非他的血脉的傻儿子拖累，他的后半生也将苦不堪言。这对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他便无奈了。 不久他因悲郁而患了癌症，希望自己死后埋在她家对面的山坡上，希望单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抚恤金并转在她名下…… 朱时茂请我去打算将此事改编为电影剧本，当时我和他都极为那一篇报道所感动，但是后来电影局有关同志转告了一个意见——太悲伤了，涉及“文革”，不要搞了。 于是我们作罢。 二 麦兴志和王茜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的名字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 我与这对四川青年素昧平生，是凤凰卫视的鲁豫使我牢牢记住了他们的名字。确切地说，是鲁豫所主持的节目。这对年轻的夫妻之间的爱情使我心震颤。 小麦和小王是高中时的同学。也许，初中时也是，我不敢断定。总而言之，高中时他们恋爱了。后来他们双双考上了警官学校。再后来他们成了交警系统的同事。饱满的爱情期待着一个幸福的形式，人世间即将有一扇门成为他们的新房之门…… 但就在那一年，小王被诊断出患上了红斑狼疮。世界上患这种病的比例是十万分之一。小王的家人和小麦都对她隐瞒着她的病情。小王接下来不能上班了，小麦决定提前和她结婚。 小王的病首先反映在脸上。以后，几乎将注定了要渐渐地，进而彻底地损坏她那张年轻又秀丽的脸。世界上并没有被红斑狼疮损坏过容颜的脸，似乎至今还没有过记载。而小王的病情一经确诊便来势凶猛，短短几天全身便出现了溃疡现象。 而小麦对小王说：“我们现在就结婚吧，结婚了我照顾起你来才能更周到。”于是一个当代小伙子对一个他爱的女孩儿承担起了爱的责任和义务——在她最需要关怀和呵护的时候。 我想小麦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爱的可爱的女孩儿，在成为他的妻子以后，原先的可爱很快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但是他认为他义不容辞，义无反顾。 义——这一个汉字中笔画少而又含义多因而歧义也多的字，向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字。我至今固执己见：当它与“仁”字组合为“仁义”一词时，理解力正常者，谁能否认该词对我们人性品质是显然的提升呢？ 从此小麦对他所爱的人儿，不但义得无怨无悔，而且仁得心甘情愿。诚所谓仁至义尽。于是一个当代小伙子对一个当代女孩儿的爱，一个当代中国丈夫对一个当代中国妻子的爱，发乎于情而止乎其行，使我联想到了那两句耳熟成诵的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命运仿佛不但要加倍考验小王承受突如其来的攻击的意志，也要加倍考验小麦的一往情深，分明地，还要加倍考验他们的爱的韧度。 不久小王又被诊断出患了皮肌炎。那是一种概率百万分之一的恶疾。于是，十万分之一和百万分之一两种概率的病魔，如同两只无形的手，一齐扼住了已成为小麦妻子的王茜的颈，非要夺去她的生命不可。像是黑白无常，日日夜夜瞪着小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们蛰伏在小麦的背后，单等他的爱心稍显悔怠，便一跃而起扑向小王…… 然而小麦对小王的爱还是那么温柔而又细微。 想想吧，那么娇小的一个小女子的身体，最病弱时减重五六十斤，而且呈现一百几十处的溃疡！每天要用棉签蘸着酒精擦尽几遍，除了一个深爱自己的人，谁还能对小王护理得更好？而且是怀着柔情似水的爱心进行的？金钱固然也能雇用到那一种“工作”者，但是爱心呢？即使连爱心也能保证，谁又能定出那爱心何价？非是彼此深爱之人，金钱又怎能从别人心里唤出和小麦同等的爱心来？ 此后一家又一家医院对小王先后发出了九次病危通知书，真乃九死而后九生也！那么年轻的一对小夫妻，那么普通的两个百姓人家的儿女，他们齐心协力九次战胜死神的“武器”，说到底，也无非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一份爱。 在与死神进行第九次搏斗时，连小王自己都认为，自己怕是熬不过当天的夜里了。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被鲜花埋住了。” 到病房去探视她的同事们，都已经不忍看她一眼了。他们都是一言不发，放下鲜花，转身就含着悲泪赶快走了，都怕当着她的面哭出声来。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闭上眼睛，满眼都是金子。” 那样的高烧是很容易将人的双眼烧瞎的。 用她自己的话说：“但是我心里想我不能死，我丈夫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这么轻易地就死了对他太不公平。” 对于小麦和小王，他们的爱，那时简直可以说已然具有宗教般的意味。他们所坚持的仿佛是一场爱的圣战。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一对年轻的圣斗士。面对的是毫无恻隐之心的死神，共同的武器是相互之间的爱，唯一属于他们自己的武器，一份唇亡齿寒的爱。正所谓，不愿齿寒，唇不忍亡。正所谓，虽不曾以生死相许，然以爱许以生也。故生在也，爱在也；故为爱在，生岂肯成死也？…… 临床医生以为小王已经失去意识。然而她一息尚存，便顽强地保持着意识。她甚至听到了医生对围在自己病床旁的实习生们说：“这个人已经无法救治……” 然而小王第九次活了过来…… 在与病魔进行了整整六年的生死战后，小王坐在了《鲁豫有约》的演播室里。她的身旁，是她质朴憨厚的丈夫小麦。我掐指一算，他们的年龄，至今大约都还没有超过三十岁吧？ 六年里，一切听说过的民间偏方，小麦都为小王弄到过了，小王也都吃过了。她最多时一天服过九十几粒药。用她自己的话说：“刚服下西药又喝汤药，胃里都没地方装一点儿饭了。” 六年里，小麦背着小王上下楼的次数，大约已近万次。而小麦在楼梯上累了的时候，会把住扶手侧转头柔情似水地说：“亲爱的，给我一点儿力量吧！”这像诗句呀！小王就在他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小王也真的写下过一首长诗《你的背》，诗的第一句乃是：“你的背平坦又安稳。” 真的，比起那些一生只渴望一个男人在自己疲惫时让自己靠一靠肩头的女人，小王太幸运了，也太幸福了。尽管她曾患过的两种病都是那么可怕。 当鲁豫问小王：“如果有来生，你和小麦之间还会有一个人被病魔纠缠，那么你愿意反过来由自己来照顾小麦呢？还是仍愿意生病的是自己，再让小麦来照顾你？” 小王想了想，郑重地回答：“还是让他来照顾我感觉好一些……”之后，她微微笑了一下。 “感觉好一些”，淡淡的一种口吻，绝对信赖的一种口吻，还有着一种温柔的弦外之音——我怎么舍得让我的丈夫，也经受一次我所经受过的苦楚？ “感觉好一些”，天下女子之多情语，莫过于此也！ 人们从电视里看到的王茜，脸儿是那么的白皙、洁静，比婚前的她，比照片上的她，看上去更秀丽了。爱情在她身上创造了奇迹。 我想，对于小王，她的丈夫小麦，当是她在这世上的“最爱”无疑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她的心，肯定最能理解什么才是真爱，以及真爱的无价。 然而我之感动，还不仅仅因了他们的爱，也还因了他们的年轻。他们所共同经历的六年，依我想来，真可与某些令我肃然起敬的患难夫妻的几十年风雨同舟的经历相提并论。并且，使那些在我们的电视中正热播着的所谓“情爱版”的国产剧或韩剧黯然失色。 相对于他们的年轻，相对于当代的爱的质地的脆薄，相对于我们中国最年轻一代人普遍的人生承受力的乏弱，他们所共同经历的六年，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压缩了的质与量！ 感谢鲁豫，使我的眼从我们的年轻一代身上，看到了另一种了不起！虽然谈不上伟大，也难以用崇高来形容，但是，于年轻的人性考验中，体现出了足可骄于像我这样不再年轻了的人的人生韧性和超乎寻常的镇定，所以了不起。 小麦，我所敬之年轻人也，小王，亦我所敬也。我敬前者无怨无悔的六年如一日的责任感，我敬小王的坚毅。依我想来，冥冥之中倘有神明，或也肃然起敬了吧？否则，何以在这世上，终于有了两种恶疾用了九次攻击也不能击倒的一个小女子？爱在斯，仁义在斯；仁义在斯，其爱如诗。 论温馨 温馨是纯粹的汉语词。 近年常读到它，常听到它；自己也常写到它，常说到它。于是静默独处之时每想——温馨，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某种情调吗？是某种氛围吗？是客观之境？抑或仅仅是主观的印象？它往往在我们内心里唤起怎样的感觉？我们为什么不能长期地缺少了它？ 那夜失眠，倚床而坐，将台灯罩压得更低，吸一支烟，于万籁俱寂中细细筛我的人生，看有无温馨之蕊风干在我的记忆中。 从小学二三年级起，母亲便为全家的生活去离家很远的工地上班。每天早上天未亮便悄悄地起床走了，往往在将近晚上八点时才回到家里。若冬季，那时天已完全黑了。比我年龄更小的弟弟妹妹都因天黑而害怕，我便冒着寒冷到小胡同口去迎母亲。从那儿可以望到马路。一眼望过去很远很远，不见车辆，不见行人。终于有一个人影出现，矮小，然而“肥胖”，那是身穿了工地上发的过膝的很厚的棉坎肩所致，像矮小却穿了笨重铠甲的古代兵卒。断定那便是母亲。在幽蓝清冽的路灯光辉下，母亲那么快地走着。她知道小儿女们还饿着，等着她回家胡乱做口吃的呢！ 于是边跑着迎上去，边叫：“妈！妈……” 如今回想起来，那远远望见的母亲的古怪身影，当时对我即是温馨。回想之际，觉得更是了。 小学四年级暑假中的一天，跟同学们到近郊去玩，采回了一大捆狗尾草。采那么多狗尾草干什么呢？采时是并不想的。反正同学们采，自己也跟着采，还暗暗竞赛似的一定要比别的同学采得多，认为总归是收获。母亲正巧闲着，于是用那一大捆狗尾草为弟弟妹妹们编小动物。转眼编成一只狗，转眼编成一只虎，转眼编成一头牛……她的儿女们属什么，她就先编什么。之后编成了十二生肖。再之后还编了大象、狮子和仙鹤、凤凰……母亲每编成一种，我们便赞叹一阵。于是母亲一向忧愁的脸上，难得地浮现出了微笑…… 如今回想起来，母亲当时的微笑，对我即是温馨。对年龄更小的弟弟妹妹们也是。那些狗尾草编的小动物，插满了我们破家的各处。到了来年，草籽干硬脱落，才不得不一一丢弃。 我小学五年级时，母亲仍上着班。但那时我已学会了做饭。从前的年代，百姓家的一顿饭极为简单，无非贴饼子和粥。晚饭通常只是粥。用高粱米或苞谷子煮粥，很费心费时的。怎么也得两个小时才能煮软。我每坐在炉前，借炉口映出的一小片火光，一边提防着粥别煮煳了，一边看小人书。即使厨房很黑了也不开灯，为的是省几度电钱……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炉口映出的一小片火光，对我即是温馨。回想之际，觉得更是了。 由小人书联想到了小人书铺。我是那儿的熟客，尤其冬日去。倘积攒了五六分钱，便坐在靠近小铁炉的条凳上，从容翻阅；且可闻炉上水壶嗞嗞作响，脸被水蒸气润得舒服极了，鞋子被炉壁烘得暖和极了；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偶一抬头，见破椅上的老大爷低头打盹儿，而外边，雪花在土窗台上积了半尺高…… 如今想来，那样的夜晚，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地方，相对是少年的我便是一个温馨的所在。回想之际，觉得更是了。 上了中学的我，于一个穷困的家庭而言，几乎已是全才了。抹墙、修火炕、砌炉子，样样活儿都拿得起，干得很是在行。几乎每一年春节前，都要将个破家里里外外粉刷一遍。今年墙上滚这一种图案，明年一定换一种图案，年年不重样。冬天粉刷房子别提有多麻烦，再怎么注意，也还是会滴得到处都是粉浆点子。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撑不住打盹儿，东倒西歪全睡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细细地擦、擦、擦……连地板都擦出清晰的木纹了。第二天一早，弟弟和妹妹们醒来，看看这儿，瞅瞅那儿，一切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看得他们目瞪口呆…… 如今想来，温馨在母亲和弟弟妹妹眼里，在我心里。他们眼里有种感动，我心里有种快乐。仿佛，感动是火苗，快乐是劈柴，于是家里温馨重重。尽管那时还没生火，屋子挺冷…… 下乡了，每次探家，总是在深夜敲门。灯下，母亲的白发是一年比一年多了。从怀里掏出积攒了三十几个月的钱无言地塞在母亲瘦小而粗糙的手里，或二百，或三百。三百的时候，当然是向知青战友们借了些的。那年月，二三百元，多大一笔钱啊！母亲将头一扭，眼泪就下来了…… 如今想来，当时对于我，温馨在母亲的泪花里。为了让母亲过上不必借钱花的日子，再远的地方我都心甘情愿地去，什么苦都算不上是苦。母亲用她的泪花告诉我，她完全明白她这一个儿子的想法。我心使母亲的心温馨，母亲的泪花使我心温馨…… 参加工作了，将老父亲从哈尔滨接到北京。十几年的一间筒子楼宿舍，里里外外被老父亲收拾得一尘不染。经常地，傍晚，我在家里写作，老父亲将儿子从托儿所接回来。但听父亲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教儿子数楼阶：“一、二、三……”所有在走廊里做饭的邻居听了都笑，我在屋里也不由得停笔一笑。那是老父亲在替我对儿子进行学前智力开发，全部成果是使儿子能从一数到了十。 父亲常慈爱地望着自己的孙子说：“几辈人的福都让他一个人享了啊！” 其实呢，我的儿子，只不过出生在筒子楼，渐渐长大在筒子楼。 有天下午我从办公室回家取一本书，见我的父亲和我的独生子相依相偎睡在床上，我的儿子的一只小手紧紧揪住我父亲的胡子（那时我父亲的胡子蓄得蛮长）——他怕自己睡着了，爷爷离开他不知到哪儿去了…… 那情形给我留下极为温馨的印象。还有老父亲教我儿子数楼阶的语调，以及他关于“福”的那一句话。 后来父亲患了癌症，而我又不得不为厂里修改一部剧本，我将一张小小的桌子从阳台搬到了父亲床边，目光稍一转移，就能看到父亲仰躺着的苍白的脸。而父亲微微一睁眼，就能看到我，和他对面养了十几条美丽金鱼的大鱼缸。这是父亲不能起床后我为他买的。十月的阳光照耀着我，照耀着父亲。他已知自己不久于世，然只要我在身旁，他脸上必呈现着淡对生死的镇定和对儿子的信赖。一天下午一点多我突觉心慌极了，放下笔说：“爸，我得陪您躺一会儿。”尽管旁边备有我躺的钢丝床，我却紧挨着父亲躺了下去。并且，本能地握住了父亲的一只手。五六分钟后，我几乎睡着了，而父亲悄然而逝…… 如今想来，当年那五六分钟，乃是我一生体会到的最大的温馨。感谢上苍，它启示我那么亲密地与老父亲躺在一起，并且握着父亲的手。我一再地回忆，不记得此前也曾和父亲那么亲密地躺在一起过；更不记得此前曾在五六分钟内轻轻握着父亲的手不放过。真的感谢上苍啊，它使我们父子的诀别成了我刻骨铭心的温馨…… 后来我又一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而母亲也病着了。邻居告诉我，每天我去上班，母亲必站在阳台上，脸贴着玻璃望我，直到无法望见为止。我不信，有天在外边抬头一看，老母亲果然在那样望我。母亲弥留之际，我企图嘴对着嘴，将她喉间的痰吸出来。母亲忽然苏醒了，以为她的儿子在吻别她。母亲的双手，一下子紧紧搂住了我的头。搂得那么紧那么紧。于是我将脸乖乖地偎向母亲的脸，闭上眼睛，任泪水默默地流。 如今想来，当时我的心悲伤得都快要碎了。所以并没有碎，是有温馨粘住了啊！在我的人生中，只记得母亲那么亲爱过我一次，在她的儿子快五十岁的时候。 现在，我的儿子也已大三了。有次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了他与他同学的交谈： “你老爸对你好吗？” “好啊。” “怎么好法？” “我小时候他总给我讲故事。” 其实，儿子小时候，我并未“总给”他讲故事。只给他讲过几次，而且一向是同一个自编的没结尾的故事，也一向是同一种讲法——该睡时，关了灯，将他搂在身旁，用被子连我自己的头一起罩住，口出异声：“呜……荒郊野外，好大的雪，好大的风，好黑的夜啊！冷呀！呱嗒、呱嗒……爪子落在冰上的声音……大怪兽来了，它嗅到了我们的气味儿了，它要来吃我们了……” 儿子那时就屏息敛气，缩在我怀里一动也不敢动。幼儿园老师觉出儿子胆小，一问方知缘故，曾郑重又严肃地批评我：“你一位著名作家，原来专给儿子讲那种故事啊！” 熟料，竟在儿子那儿，变成了我对他“好”的一种记忆。于是不禁地想，再过若干年，我彻底老了，儿子成年了，也会是一种关于父亲的温馨的回忆吗？尽管我给他的父爱委实太少，但却同一切似我的父亲们一样抱有一种奢望，那就是——将来我的儿子回忆起我时，或可叫作“温馨”的情愫多于“呜……呱嗒、呱嗒……” 某人家乔迁，新居四壁涂暖色漆料，贺者曰：“温馨。” 年轻夫妻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最在乎的定是卧室的装修和布置，从床、沙发的样式到窗帘的花色，无不精心挑选，乃为使小小的私密环境呈现温馨。 少女终于在家庭中分配到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也许很小很小，才七八平米，摆入了她的小床和写字桌再无回旋之地；然而几天以后你看吧，它将变得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温馨。 新房大抵总是温馨的。倘一对新人恩爱无限，别人会感到连床边的两双拖鞋都含情脉脉的；吸一下鼻子，仿佛连空气中都飘浮着温馨。反之，若同床异梦，貌合神离，那么新房的此处或彼处，总之必有一处地方的一样什么东西向他人暗示，其实反映在人眼里的温馨是假的。 在商业时代，温馨是广告语中频频出现的词语之一。我曾见过如下广告： “饮xx酒吧，它能使你的人生顿变温馨。” 我想，那大约只能是对斯文的醉君子而言，若是酒鬼又醉了，顿时感到的一定是他人生的另一种滋味。 最令我讶然的是一则妇女卫生巾广告： “用xx卫生巾，带给你难忘的温馨。” 余也愚钝，百思不得其解。 酒吧总是刻意营造温馨的。 我虽一向拒沾酒气，却也被朋友邀至过酒吧几次。朋友问：“够温馨吧？” 烛光相映，人面绰约，靡音萦绕，有情人或耳鬓厮磨，或呢哝低语。 我说：“温馨。” 然内心里却半点儿体会到温馨的真感觉也没有。 我想，温馨肯定是多种多样的。除了那两条广告其意太深我无法理解，以上种种皆是温馨，也不该成为什么问题。 我想，温馨一定是有共性前提的。首先它只能存在于较小的空间。世界上的任何宫殿都不可能是温馨的，但宫殿的某一房间却会是温馨的。最天才的设计大师也不能将某展览馆搞成一处温馨的所在；而最普通的女人，仅用旧报纸、窗花和一条床单几个相框，就足以将一间草顶泥屋收拾得温馨慰人；在一辆奔驰车内放一排布娃娃给人的印象是怪怪的，而有次我看见一辆奥拓车内那样，却使我联想到了少女的房间。其次温馨它一定是同暖色调相关的一种环境。一切冷色调都会彻底改变它，而一切艳颜丽色也将使温馨不再。那时它或者转化为浪漫，或者转化为它的反面，变成了浮媚和庸俗。温馨也当然的是与光线相关的一种环境。黑暗中没有温馨，亮亮堂堂的地方也与“温馨”二字无缘。所以几乎可以断言，盲人难解温馨何境。而温馨所需要的那一种光，是半明半暗的，是亦遮亦显的，是总该有晕的。温馨并不直接呈现在光里，而呈现在光的晕里。故刻意追求温馨的人，就现代的人而言，对灯的形状、瓦数和灯罩，都是有极讲究的要求的。 这样看来，离不开空间大小、色彩种类、光线明暗的温馨，往往是务须加以营造的效果了。人在那样的环境里，男的还要流露多情，女的还要尽显妩媚，似乎才能圆满了温馨。若无真心那样，作秀既是难免的，也简直是必要的。否则呢，岂不枉对于那不大不小的空间，那沉醉眼球的色彩，那幽晕迷人的灯光，那使人神经为之松弛的气氛了吗？ 是的是的，我承认以上种种都是温馨，承认人性对它的需要就像我们的肉体需要性和维生素一样。 但我觉得，定有另类的一种温馨，它不是设计与布置的结果，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它储存在寻常人们所过的寻常的日子里，偶一闪现，转瞬即逝，溶解在寻常日子的交替中。它也许是老父亲某一时刻的目光；它也许曾浮现于老母亲变形了的嘴角；它也许是我们内心的一丝欣慰；甚至，可能与人们所追求的温馨恰恰相反，体现为某种忧郁、感伤和惆怅。 它虽溶解在日子里，却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光阴和岁月中渐渐沉淀，等待我们不经意间又想起了它。 而当我们想起了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自己说——温馨吗？我知道那是什么！并且，顿感其他一概的温馨，似乎都显得没有多少意味了…… 当爸的感觉 尽管我的儿子早已不是儿童，而是初二的学生了。尽管我已经纯粹为了自己得以从稿债中解脱，根本不睬他的抗议，拿他做过两次文章了。我常想我若有五六个儿子就好了，便可轮番写来。甚至可以在几个儿子之间采取小小的“重点政策”，使儿子们相互嫉妒，认为当老子的写了谁，乃是谁的殊荣。那我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无奈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无奈他对我的容忍度，已然放宽到连我自己都十分难为情的地步了…… 儿子刚刚背着行李，要参加军训去了，临走前见我铺开稿纸，煞有介事地思考，犹犹豫豫地写下题目，凑过来瞟了一眼。他嘲讽地说：“爸，你真天才。从我这么一个平庸的儿子身上，你竟能发现那么多可写的素材！” 我说：“儿子，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儿子说：“别保证。用不着保证。你发誓我都不会相信！说相声的常拿自己的‘二大爷’逗哏儿，你跟相声演员们犯的是同一种职业病。我充分理解！” 我说：“好儿子，谢谢。” 他说：“不用谢。因为我也开始写你了，而且已经公开发表了一篇。” 我一惊，忙问：“发在哪儿了？” 儿子说发在班级的墙报上了。 我这才稍稍心定，又严肃地问：“都写了我些什么？为什么不先让我过过目？” 儿子说：“你写我，也没先征得我的同意啊！咱俩彼此彼此。” 我一时间很窘，无话可说…… 体恤儿子 现在，儿子是一点儿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没有了。稍微的一点儿也没有了。起码我这个父亲是这么看他的。 由小学生到中学生，他已算颇经历了一些事，或直白曰是一些挫折。在学业竞争中呛了几次水，品咂了几次苦涩。 儿子自小就受到邻居的喜爱。“干妈”不少。“干妈”们认他这个“干儿子”，绝非冲着我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儿子没有什么稀罕的，在人际关系中对谁都不可能有实际的帮助，犯不着走“干儿子”路线，迂回巴结。当然也绝非冲着他亲妈认的。他亲妈我的内人乃工人阶级之一员，更是谁都犯不着讨好的。人们喜爱他，纯粹是因为他自己有招人喜爱之处。长得招人喜爱，虎头虎脑，一副憨样儿。性情招人喜爱，不顽不闹，循规蹈矩，胆子还有些小，内向又文静。 在小学六年里，他由“一道杠”而“两道杠”，由小组长而班委，连续三年是三好学生。这方面那方面，奖状获了不少。而优于我的一点是，“群众关系”极佳。同学们都乐于跟他交朋友。小学中的儿子，是班里的一个小“首领”，不是靠了争强好胜，而是靠了随和亲善。 六年级下学期，他顶在乎的一件事，便是能否评上三好学生了。评上了，据他自己讲，就可以被“保送”了。然而儿子小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亦即毕业考试，却并没有考好。在我印象中，似乎数学九十六分，语文八十五分，平均九十点五分。结果可想而知，他在全班的名次排到了第二十几名。儿子终于意识到，“保送”是绝无希望了！ “但是我们老师说，一百二十三中也不错！以后可能升格为区重点中学呢！” 他这么安慰他自己，也希望他的父亲能从这番话中获得安慰。 我当然有些沮丧，但主要是替他感到的。 我说：“儿子，好学生不只出在重点中学里。你能自己往开了想，这一点爸爸赞成。” 在我印象中，一百二十三中是我们那一市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所中学。然而儿子连这一所中学也没去成。两天后他回到家里，表情从来没有过的抑郁。他说：“爸，老师说去一百二十三中的同学，名次必须在二十名以前。”我说：“那，你如果连一百二十三中也去不成的话，能去哪一所中学呢？” “老师悄悄告诉我，推荐我去北医大附中。”听来倒好像老师格外惠顾着他似的。而北医大附中，据我想来，已属“最后的退却”了。 我问：“你们老师不是说，考卷要发给家长们看看的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凭着大人的社会经验，开始起了些疑心的。“又不发了。”“为什么？”“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想？”“我……怎么想也没用了……”我说：“儿子，听着，如果你希望进一所较好的中学，爸爸是可以试着办一办的。只不过太违反爸爸的性格。但爸爸从来没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觉得很愧疚，也是肯在你感到需要时……”“爸，你别说了！我不怪你。我去北医大附中就是了。”看得出，儿子是不愿使我这个“老爸”做什么违心求人之事的。然而儿子连北医大附中也没去成。第二天他接到同学打来的一个电话后，伤心地哭了。他被分到了一所仿佛是全市最差的中学。我说：“别哭，也许是不一定的事儿呢！”发榜那一天，结果却正是那么一回事儿。只不过他拿回了小学的最后一份三好学生证书。于是该轮到我安慰他了。我说：“哪怕最差的中学，只要学生自己努力，也是有可能考上最好的高中的。你难道没有信心做一名这样的中学生？” 他流着泪说：“有的……” 于是开学那一天，我亲自送他去报到…… 但是他的“干妈”们和一直关心着他升学去向的我的朋友们，获知消息后，一个个都感到十分意外了，纷纷登门了——有的严厉地批评我对子女之不负责任，有的“见义勇为”地向儿子保证着什么…… 在正式开学的第三天，儿子转入了一所重点中学——这是我根本没有能力扭转，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去办的事。全靠别人们的热心…… 如今，上了重点中学的儿子，仅仅一年，性情彻底变了，也成了家中最没有“业余时间”的成员——早晨我还在梦乡之中，他就已经离开家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晚上，妻子都已经下班了，儿子往往还没回到家里。一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入他自己的小房间，将门关起来。吃过晚饭，搁下饭碗就又回到他的小房间…… 有一次我问他：“在同学中有新朋友了吗？” 他摇头，摇过头说：“都只顾学习。谁跟谁都没时间建立友谊。” 倒是他小学的同学们，星期天还常一伙一伙地来找他玩儿。瞧这些小学的学友们在一起那股子亲密劲儿，我真从内心里替孩子们感到忧伤——缺乏友谊，缺少愉悦的时光，整天满脑子是分数、名次和来自家长及学校双方的压力。这样的少年阶段，将来怕是连点儿值得回忆的内容都没了吧？几分之差，往往便意味着名次排列上前后的悬殊。所以为了几分乃至一分半分，他们彼此间的竞争态势，绝不比商人们在商场上的竞争性缓和…… 由我的儿子，我也很是体恤中国当代的所有上了中学的孩子们。他们小小年纪，也许是活得最累的一部分中国人了…… 关于孝 ——写给九十年代的儿女们 有位大二的文科女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问——“你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许多人，为什么一谈起自己的父母就大为动容呢？为什么对于父母的去世往往那么悲痛欲绝呢？这是否和你们这一代人头脑中的‘孝’字特别有关呢？难道人不应以平常心对待父母的病老天年吗？过分纠缠于‘孝’的情结，是否意味着与某种封建的伦理纲常撕扯不开呢？难道非要求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背负上‘孝’的沉重，仿佛尽不周全就是一种罪过似的吗？……” 信引起我连日来的思考。 依我看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有相应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来，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 再其次才是伦理的现象。 再再其次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字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在埃及，人类最早的法案中，皆记载下了对于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者的惩处。 西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孝的文化传统。只不过这一文化传统，被纳入了各派宗教的大文化，成为宗教的教义要求着人们，影响着人们，导诲着人们。只不过不用“孝”这个字。“孝”这个中国字，依我想来，大约是从“老”字演化的吧？“老”这个中国字，依我想来，大约是从“者”字演化的吧？“者”为名词时，那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了。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 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倘我们带着想象看这个“老”字，多么像一个跪姿的人呢？倘这个似乎在求助的人又进而使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又怎么能不心生出大爱之情呢？那么这一种超出于一般亲情之上的大爱，依我想来，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不是所有的人步入老年都会陷入人生的窘境。有些人越到老年，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家族中，越活得有权威，越活得尊严，越活得幸福活得刚强。 但普遍的人类的状况乃是——大多数人到了老年，尤其到了不能自食其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生阶段，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的起码关怀，是要依赖于他人首先是依赖于儿女给予的。否则，将连老年的自尊都会一并丧失。 寻常百姓人家的老年人，依我想来，内心里对这一点肯定是相当敏感的。儿女们的一句话、一种眼神、一个举动，如果竟然包含有嫌弃的成分，那么对他们和她们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老人对这一点真是又敏感又自卑又害怕啊。 所以中国语言中有“反哺之情”一词。 无此情之人，真的连禽兽也不如啊！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们似乎能看出中国人创造文字的一种人性的和伦理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别需要关怀和爱护了，没有人给予关怀和爱护，就几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么谁该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在中国的民间，有许许多多代代相传的关于孝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许许多多颂扬孝的诗词、歌赋、戏剧、文学作品。 我认为——这是人类人性的记录的一部分。何以这一部分记录，在世界文化中显得特别突出呢？ 乃因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人口众多，老年现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伦理的或曰纲常的原则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农业大国两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就普遍，哪怕从农村迁移为城里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农业传统往往保留、延续，所以孝与不孝，便历来成为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相当主要的民间时事之内容。而文化——无论民间的文化还是文人的文化，便都会关注这一现象，反映这一现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它是全世界唯中国才有的关于孝的典范事例的大全。想必它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吧？我没见过，不敢妄言。 但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二十四孝》中“王小卧鱼”的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叫王小，家贫，母亲病了，想喝鱼汤。时值寒冬，河冰坚厚。王小就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卧于河冰之上…… 干什么呢？ 企图用自己的体温将河冰融化，进而捞条鱼为母亲炖汤。我就不免问为什么不用斧砍个冰洞呢？母亲说他家太穷，没斧子。我又问那用石头砸，也比靠体温去融化更是办法呀！母亲答不上来，只好说你明白这王小有多么孝就是了！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倘河冰薄，怎么样都可以弄个洞；而坚厚，不待王小融化了河冰，自己岂不早就冻僵了，冻死了吗？……孝的文化，摒除其糟粕，其实或可折射出一部中国劳苦大众的“父母史”。 姑且撇开一切产生于民间的关于孝的故事不论，举凡从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们悼念和怀想自己父母的诗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观，举不胜举了。 从一部书中读到老舍先生《我的母亲》，最后一段话，令我泪如泉涌——“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所以能长大成人，是母亲血汗灌养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相信季先生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诚。个中况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谁又能深解呢？季先生的家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离家八年，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母亲……”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写于一九九四年）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写自己半个世纪前逝世的母亲，竟如此的行行悲，字字泪，让我们晚辈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萧乾先生写母亲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洋人还是国人？等等……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是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但是从前的许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这悲苦清晰地印在从前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底片上。 但是从前的儿女从这底片上眼睁睁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从前的儿女谁个没有靠了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过上几天幸福日子的愿望呢？ 但是那压在父母身上的贫穷与悲苦，非是从前的儿女们所能推得开的。 所以才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之永远的内疚…… 所以才有季羡林先生“不该离开故乡，不该离开母亲”之永远的悔；以及“真想一头撞死在母亲的棺木上，随母亲于地下”之大哭大恸；以及后来“一想到，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的哀思…… 所以才有萧乾先生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句中国话，往往令中国的许多儿女们“此恨绵绵无绝期”。 中国的孝文化，何尝不是中国的穷的历史的一类注脚呢？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是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唯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岂是一个“孝”字所能了结的？！老舍先生《我的母亲》一文最后四个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们千种的内疚，万般的悲怆。使读了的后人，除默默愀然，真的“还能再说什么呢”？放眼今天之中国——贫穷依然在乡村在城市咄咄逼人地存在着。今天仍有许许多多在贫穷中坚忍地自撑自熬的父母，从背后无怨无悔地推他们一步三回头的儿女踏上求学成才之路。据统计，全国约有百万贫困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将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栋梁。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羡林先生“永久的悔”，萧乾先生欲说还休的伤感回忆，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后，也还是许多儿女们要体验的。 《生活时报》曾发表过一篇女博士悼念父亲的文章。那是经我推荐的——她的父亲病危了而嘱千万不要告诉她，因为她正在北京准备博士答辩——等她赶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亲的回忆》的最后一段话是——“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当然是贫苦的生活）的人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达此大目标。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成为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性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而我这个所谓文人，是为那大目标做不了一丝一毫的贡献的。能做的国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以后的父母，努力呀！…… 第二辑 回首忆年 常想——盼年，也许历来是孩子们的心情或老人们的心情吧？中年人，尤其中年了的男人，小时候那种盼年的心情，究竟是怎样渐渐淡漠了的呢？每每自问而又说不清楚。 写此小文的头一天晚上，呆望挂历出神良久，不禁自言自语：“又快过年了。”织毛衣的妻没抬头，仿佛没听到我的话。 “又快过年了！”“过一年你会年轻一岁？”“怎么会呢！”“那你唠叨什么？” 是我妻子的女人仍未抬头，仿佛应答一位除了盼年，再就没什么可盼的老人。几分心不在焉，还有几分对老人心情似的体恤。 其实我自己倒并不怎么盼年。但是却也愿在新年和春节临近的日子里，和家人一块儿聊聊关于过新年过春节的话题。 于是轻轻走到儿子身边，犹犹豫豫地说：“儿子，快过年了。”写作业的儿子也不抬头，也仿佛没听到我的话。“儿子……”“爸！你没见我在写作业嘛！……”儿子的头倒是抬起了，然而脸上的表情很烦。“哎，你别打扰儿子行不行？”妻子进行干涉了。“行，行……” 口中诺诺，退回原处坐下，复呆望着挂历出神。 “快过年了！”——这一句话，是自我上初中以后，弟弟妹妹乃至母亲常对我说的。这一句话中包含着对我的提醒，也包含着对我的指望。 于是我开始为家庭尽职——首先要带着镐，到有黄土的地方，刨开冰冻层，刨出些黄土块儿背回家。冻黄土块儿在冬季的凉水里很难化开，要放在锅里熬化。再将积攒起的炉灰，细细地一遍遍筛过，搅拌在锅里。于是可以抹墙了。熬过的灰泥干得快。破屋子的四壁，在一年里又裂了许多缝。不抹上，粉刷了之后更明显。好在我是瓦匠的儿子，干那些活儿很内行。一年里火炕面儿也透烟了，锅台砖也松了，炉膛也该加厚了……所有这些活儿，都需在年前做完。每每要接连干三四天，熬五六锅泥。新年一过，四处寻找白灰。能要到要点儿，要不到买点儿。买不到，就深更半夜从建筑工地上偷点儿。新年一过，便开始刷墙。刷完居室刷厨房。弟弟妹妹帮不上忙，母亲上班，几乎只我一个人忙。从小做什么事总希望尽自己所能做得好些。往往刷三遍。白灰干了以后，还喷花。喷花图案是我自己画在硬纸板上，自己剪刻的。一个星期后，邻居家的叔叔伯伯婶婶大娘到我家串门，没有不“友邦惊诧”的：“哇！老梁家，这可真像要过年哪！”“老梁家，你们家小二，简直太能了！”…… 听到诸如此类的夸赞，母亲总是显得很欣慰，很矜持。我自己心里当然也很受用。实事求是地说，不但在我家那个大院里，即使在我家那条街上，每到春节，我家都是最有温馨祥乐气氛的。尽管我家在那条街上比较穷。我下乡后，如果春节前探家，仍会大忙一通，将个破家的四壁一遍遍刷得白白的…… 成了北京的居民以后，我就再没刷过墙。 儿子上初二以后，新年和春节，在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似乎可过可不过了。并且，真的似乎过与不过，也没什么区别了。 我呆望着挂历，心里暗想——一九九八年的元旦和春节，我们全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地过。人若连过年过春节的心情都淡漠了，那生活还有什么欢乐可言呢？至于怎么过才算当回事儿地过，却没想好…… 我的少年时代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正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是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一些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个样子的房子。也就是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而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我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儿。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两种思想——我们的共和国它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着，但就大多数人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一种穷困，毕竟是不普遍的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为何不能？我的中年，将比他的中年，还将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哪！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而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便都没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我与橘皮的往事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苦，经常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的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的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刷不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尊严。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击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了，在他或她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说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咐他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课堂里所说的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没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的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大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被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飘扬起你青春的旗 青春是短暂的。 当我们“分解”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生时，便尤见青春的短暂了。 从一岁到六岁，人咿呀学语，踉跄学步，处在如小猫小狗的孩提时期。除了最基本的饮食需要，再有一种需要就是爱了，而且，多多益善。孩提时期的人还不懂得爱别人，无论对别人包括对爸爸妈妈表现出多么强烈的“爱”，也只不过是最本能的依恋，所需要的爱也只不过是关怀和呵护。 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近乎天然的诗性成分。 孩提时期的诗性成分乃是人性的单纯。 一个孩子酣睡在母亲怀里的情形是特别美、特别动人的；他或她被父亲扛在肩头时的笑脸，是最烂漫的。 一个孩子所依恋的首先还不是父母，而是父爱与母爱。如果一个孩子失去了双亲，倘有另一个女人真能像慈母一样爱这孩子，那么不久这孩子在她的怀里也会睡得像在最安全的摇篮中一样踏实；倘有一个男人真能像慈父般爱这孩子，并且也喜欢将这孩子扛在肩头上，那么这孩子脸上也会绽放出同样快乐的笑容。 孩子用本能感受别人对他或她爱的程度。几乎纯粹是本能，不加入任何理性的判断。但孩子的本能也往往是极其细微的。某些孩子很善于从大人的表情、大人的眼里看出爱的真伪。这也几乎是本能，不是后天的经验。 小学时期，人有整整六年可度过。 小学这一人生阶段的诗性体现在人开始懂得爱别人了。“懂得”这个词不太准确，实际上是人心开始生出对别人的爱来。小学生望着他或她所感激的人，目光中往往充满着柔情。小学生的眼睛，无论是男孩的还是女孩的，都是会说话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认为这一点是从小学时期开始的。 初中时期的人已是少男少女了。人生处在花季的第一个节气。这时人生的诗性无须赘言，但这时的人生还不是“青春”。因为这时的人生还缺少青春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生命饱满外溢的活力。 到了高中，人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了。人心里开始萌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爱意了。这爱意已不再是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关怀和呵护的回报了，而体现为主动对异性暗怀其情的爱慕了。也有爱得缠绵难分的情况，但大抵是暗怀其情。此时人生进入了青春期的第一个节气，正如惊蛰的节气之于四月。但高中是通向大学的最后阶段，其实最乏诗意可言。整整三年的埋头苦读，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遗憾落榜。 此时，孩子已经十八九岁了。 考上了大学的，自我补偿式的品咂青春。而一到了大三大四，便又为毕业后的人生去向时时迷惘、惶惑；遗憾落榜时，则难免陷入悲观。 青春有了另外的许多负重感。 如此“分解”起来，看得分明——青春从十八九岁开始，一直到一个人组成家庭的时候结束。 有些人做了丈夫或妻子，心里仍处在六月般美好的青春期。他们青春期的诗性延续到了婚后。他们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但大多数人未必如此幸运。因为做丈夫或妻子的角色责任、角色义务，因为家庭生活的诸般常规内容，制约着人惜别青春，服从角色的要求…… 所以许多中年人回眸人生，常喟叹青春短暂。 而这也正是我的人生体会。 我将青春短暂这一个事实告诉青年朋友们，当然不是想使青年朋友们对人生产生沮丧。恰恰相反，青春既然那么的短暂，处在青春阶段的人，就应善待青春！珍惜青春！ 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人啊，如果你正处在青春时期，无论什么样的挫折，无论什么样的失落，无论什么样的不公平，都不要让它损害或玷污了你的青春！ 青春应该经得起失恋…… 青春应该经得起一无所有…… 青春应该经得起社会对人生的抛掷…… 青春应该经得起别人的白眼和轻蔑…… 因为，人在生命充盈着饱满外溢的活力的情况之下都经不起的事，在生命的另外时期就更难经得起了…… 花儿与少年 有一少年，刚上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老师多次对他妈妈说：“做好思想准备吧，看来你儿子考上中学的希望不大，即使是一所最最普通的中学。” 同学们也都这么认为，疏远他，还给他起了个绰号“逃学鬼”。 是的，他经常逃学。有时候他妈妈陪他去上学，直至望得见学校了才站住，目送他继续朝学校走去。那时候他妈妈确信，那一天他不会逃学了。 那一天他竟又逃学了。 他逃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贫穷。贫穷使他交不起学费，买不起新书包。都六年级了，他背的还是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书包。对于六年级生，那书包太小了。而且，像他的衣服一样，补了好几块补丁。这使他自惭形秽。也使他的自尊心极其敏感。我们都知道的，那样的自尊心太容易受伤。往往是，其实并没有谁成心以言行伤害他，但是他却已经因为别人的某句话、某种眼神或某种举动，而遭暗算了似的。自卑而又敏感的自尊心，通常总是那样的。处在他那种年龄，很难悟到问题出在自己这儿。 妈妈向他指出过的。 妈妈不止一次说：“家里明明穷，你还非爱面子！早料到你打小就活得这么不开心，莫如当初不生你。” 老师也向他指出过的。 老师不止一次当着他的面在班上说：“有的同学，居然在作文中写，对于别人穿的新鞋子如何如何羡慕。知道这暴露了什么思想吗？……” 在一片肃静中，他低下了他的头——他那从破鞋子里戳出来的肮脏的大脚趾，顿时模糊不清了…… 妈妈的话令他产生罪过感。 老师的话令他反感。 于是他曾打算以死来向妈妈赎罪。 于是他敌视老师，敌视同学，敌视学校。 某日，他又逃学了。 他正茫然地走在远离学校的地方，有两个大人与他对面而过。他们是一男一女，一对新婚夫妻。他们正在度婚假。事实上，他们才二十多岁，是青年。但在小学六年级学生眼里，他们当然是大人了啰！ 他听到那男人说：“咦，这孩子像是我们学校的一名学生！……” 他听到那女人说：“那你还想问问他为什么没上学呀？” 他正欲跑，手腕已被拽住。 那男人说：“我认得你！” 而他，也认出了对方是自己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姓刘。刘老师在学校里组织起了小记者协会，他曾是小记者协会的一员…… 那一时刻，他比任何一次无地自容的时刻，都倍感无地自容。 刘老师向新婚妻子郑重地介绍了他，之后目光温和地注视着他，请求道：“我代表我亲爱的妻子，诚意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逛公园。怎么样，肯给老师个面子吗？” 他摇头，挣手，没挣脱。不知怎么一来，居然又点了点头…… 在公园里，小学六年级学生的顺从，得到了一支奶油冰棒作为奖品。虽然，刘老师为自己和新婚妻子也各买了一支，但他还是愿意相信受到了奖励。 那一日公园里人很少。那只不过是一处山水公园，没有禽兽，即或有，一个“逃学鬼”也没好心情看。 三人坐在林间长椅上吮奶油冰棒，对面是公园的一面铁栅栏，几乎被爬山虎的藤叶完全覆盖住了。在稠密的鳞片也似的绿叶之间，喇叭花散紫翻红，开得热闹，色彩缤纷乱人眼。 刘老师说，仍记得他是小记者时，写过两篇不错的报道。 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过称赞的话了，差点儿哭了，低下头去。 待他吃完冰棒，刘老师又说，老师想知道喇叭花在是骨朵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你能替老师去仔细看看吗？ 他困惑，然而跑过去了；片刻，跑回来告诉老师，所有的喇叭花骨朵都像被扭了一下，它们必须反着那股劲儿，才能开成花朵。 刘老师笑了，夸他观察得认真。说喇叭花骨朵那种扭着股劲儿的状态，是在开放前自我保护的本能。说花骨朵基本如此。每一朵花，都只能开放一次。为了唯一的一次开放，自我保护是合乎植物生长规律的。说花瓣儿越多的花，骨朵越大，也越硬实。是一瓣包一瓣，一层包一层的结果。所以越大越硬的花骨朵，开放的过程越给人以特别紧张的印象。比如大丽花、牡丹、菊花，都是一天几瓣儿开成花儿的。说若将人比作花，人太幸运了。花儿开好开坏，只能开一次。人这一朵花，一生却可以开放许多次。前一两次开得不好不要紧，只要不放弃开好的愿望，一生怎么也会开好一次的。刘老师说他喜欢的花很多。接着念念有词地背诗句，都和花儿有关。“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说他喜欢梅花的坚毅；“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说他喜欢海棠的高洁。刘老师说他也喜欢喇叭花，因为喇叭花是农村里最常见的花，自己便是农民的儿子，家贫，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是一边放猪一边自学才考上中学的……一联系到人，他听出，教诲开始了，却没太反感。因为刘老师那样的教诲，他此前从未听到过。 刘老师却没继续教诲下去，话题一转，说星期一，将按他的班主任的要求，到他的班级去讲一讲怎样写好作文的问题…… 他小声说，从此以后，自己决定不上学了。 老师问：“能不能为老师再上一天学？就算是老师的请求。明天是星期六，你还可以不到学校去。你在家写作文吧，关于喇叭花的。如果家长问你为什么不上学，你就说在家写作文是老师给你的任务……” 他听到刘老师的妻子悄语：“你不可以这样……” 他听到刘老师却说：“可以。” 老师问他：“星期六加星期日，两天内你可以写出一篇作文吗？我星期一第三节课到你们班级去，我希望你第二节课前把作文交给我。老师需要有一篇作文可分析、可点评，你为老师再上一天学，行不？” 老师那么诚恳地请求一名学生，不管怎样的一名学生，都是难以拒绝的啊！ 他沉默许久，终于吐出一个勉强听得到的字：“行……” 他从没那么认真地写过一篇作文，逐字逐句改了几遍。 当妈妈谴责地问他到点了怎么还不去上学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没看到我在写作文吗？老师给我的任务！” 星期一，他鼓足勇气，迈入了学校的门，迈入了教室的门。 他在第一节课前，就将作文交给了刘老师。 他为作文起了个很好的题目——“花儿与少年”。 他在作文中写到了人生中的几次开放——刚诞生，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是开放；咿呀学语时是开放；入小学，成为学生的第一天是开放；每一年顺利升级是开放；获得第一份奖状更是心花怒放的时刻…… 他在作文中写道：每一朵花骨朵都是想要开放的，每一名小学生都是有荣誉感的。如果他们竟像开不成花朵的花骨朵，那么，给他一点儿表扬吧！对于他，那等于水分和阳光呀！…… 老师读他那一篇作文时，教室里又异乎寻常的肃静…… 自然，他后来考上了中学。 再后来，考上了大学。 再再后来，成为某大学的教授，教古典诗词。讲起词语与花，一往情深，如同讲初恋和他的她…… 我有幸听过他一堂课，和莘莘学子一样极受感染。 去年，他退休了。 他是我的友人。一个温良宽厚之人。 他那一位刘老师，成为我心目中的马卡连柯。 朋友，你知道曾有一本苏联的小说叫《教育的诗篇》吗？ 要求每一位老师都是马卡连柯，那太过理想化了。但，每一位老师的教学生涯中，起码有一次机会可以像马卡连柯那样。那么，起码有一名他的学生，在眼看就要是开不成花朵的花骨朵的情况下，却毕竟开放成花朵了。 即使一个国家解体了，教育的诗性那也会常存，因为人类永远需要那一种诗性…… 赏悦你的花季 没有学生时代的人生是遗憾的、缺失的人生。而中学时代，是人生花季的第一个节气。在这个节气里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如柳丝之乍绿；如花蕾之欲开；如蚌壳里的沙刚刚包裹上珠衣；如才淌到离泉眼不远的地方，却没形成溪流的山水；如火烧云，即使天上无风，也能不时变幻出美丽的想象…… 小学是六年。从初一到高三，也是六年。然而与小学相比，中学的后六年，是质量多么不同的六年啊！男孩儿和女孩儿，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像是大人了。“让我来吧，妈妈！”——当男孩儿的力气使自己的母亲惊讶时，他心里是多么的自得啊。 “爸爸，这件事我能理解。”——当女孩儿如是说，或者并不说，仅用眼睛表达她那份儿明白时，实际上她觉得，她仿佛已经能反过来安慰大人了。 而往往也确实如此。父母一经从是中学生的儿女那里获得体恤，眼睛是会感动得发湿的。“女儿，你懂事了……”“儿子，你快成大人了……”小学生不太能听到父母对他们这么说。中学时代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对从父母眼里、心里、话里流露出来的期望，也由此变得相当敏感了。父母的期望，教师的期望，学业的压力，每每使处在中学时代这个节气里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不禁地多了几许成长的烦恼。中学生一烦恼，是连上帝都会因而忧郁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 没有这些烦恼多好呢？ 但又哪儿有没有阴天的整个花季呢？ 我觉得，中学生应该善于悦赏自己的节气。那些烦恼，那些困惑和迷惘，不也是自己这一节气的特征吗？知道米兰·昆德拉的那一本书吗——《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没有责任的人生，其实也是认识不清自我存在价值的人生，当然也是并无多大意思的人生。 中学时代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之所以与小学生不同，正在于他或她从自己所感到的那些烦恼、困惑、迷惘之中，渐悟着自己是中学生的那一份责任。它不必一定是优异的学习成绩，但它一定得有发奋的能动性。 如果连这一点都觉得是强加的，那么就将花季理解得未免太懈怠了。在花季里，百花争妍，那也是花儿们向大自然证明着的一种自觉愿望啊！ 中学时代，一切都应该变得有自觉性了。在这种自觉性的前提下，男孩儿和女孩儿请赏悦自己花季的第一个节气吧，包括这个节气里的霜和雨…… 第一支钢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 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 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往。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使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还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地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老水车旁的风景 其实，那水车一点儿都不老。 它是一处旅游地最显眼的标志。旅游地原本是一个村子，两年前，这地方被房地产开发商发现并相中，于是在盖别墅和豪宅的同时，捎带着将这里开发成了旅游景点，使之成了小型的周庄。 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城里人络绎不绝地驾车来到这里，吃喝玩乐，纵情欢娱。于是这里有了算命的、画像的、兜售古玩的，也有了陪酒女、陪游女、卖唱女、按摩女，皆姿容姣好的农家少女。她们终日里耳濡目染，思想迅速地商业化着。 城里人成群结队地到来的时候，必会看到，在那水车旁有一老妪和一少女。老妪七十有几，少女才十六七岁，皆着清朝裳。老妪形容枯瘦憔悴，少女人面桃花，目如秋水，顾盼之际，道是无情却有情。老妪纺线，少女刺绣，成为水车的陪衬，景观中的风景。她们都是景区花钱雇了在那儿摆样给观光客们看的，收入微薄。幸而，若有观光客与她们照相，或可得些小费。老妪是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在村里有一间半祖宅。村子受益于旅游业，有了些公款，每月亦给她50元。老妪是以感激旅游业，对自己能有那样一种营生，甚为满足，终日笑眯眯的。少女是从外地流落到这儿的，像寻蜜的蜂儿一样被这旅游地的兴旺发达吸引来的。她的家在哪里，家境如何，身世怎样，没人知道。曾有好奇的村人问过，少女讳莫如深，每每三缄其口，是以渐无问者。当地人对于外地人，免不了有点儿欺生。可像她那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讨生活的方式并不危害任何当地人的利益，虽然明明是外省人，便借故欺她，却是不忍心的。不忍相欺归不忍相欺，但对于那来历不明的小姑娘，当地人内心还是有些犯嘀咕。会不会是个小女贼，待人们放松了警惕，待她摸清了各家的情况，抓住对她有利的机会，逐门逐户偷盗个遍，然后逃得无影无踪。据他们所知，省内别的景区发生过这样的事，祸害了当地人的也是个姑娘。只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只不过没有亲自偷盗，而是充当一个偷盗团伙的眼线。那么，她背后也有一个偷盗团伙吗？人们相互提醒着。随后，她的行动，便被置于许多双有责任感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但她一如既往地对人们有礼貌，还特别感激当地人收留她。难道因为她才十六七岁，还太单纯，看不出别人对她的警惕吗？这么小年龄的女孩儿走南闯北，会单纯才怪！那么，必是伪装的了。于是，在当地人看来，小女孩还很狡猾…… 只有老妪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儿。 她们成为“同事”几天以后，老妪曾问少女住在哪儿，少女说住在一家饭店的危房里，每天五元钱，晚上还得帮着干两个多小时的活。饭店里有老鼠，她最怕老鼠。“就是每月150元，也花去了我半个来月的工资，还得看主人两口子的眼色……” 少女说得泪汪汪的。 “闺女，住我家吧。我那儿就我一个人，我也喜欢有你这么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 老妪说得很诚恳。 少女没想到老妪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老妪又说：“我一分钱不收你的。” …… 于是，少女作为老妪所希望的一个伴儿，住到了老妪家里。 于是，少女脸上笑容多了，喜欢和她一块儿照相的观光客多了，小费也多了。最多时，每天能收到五十元。 老妪脸上的皱纹少了。熟悉她那张老面孔的人，发现她脸上几条最深的褶子变浅了，有要舒展开来的迹象了。她脑后的髽髻也好看了，不像以前那么歪歪扭扭的了。她的指甲不再长而不剪，指甲缝也不再黑黢黢的了。她那身行头，显然洗得勤了。她的好心情让她的小费也多起来了。 有好心人提醒她：“你让那小人精住你那儿去了？千万防着点儿，万一你那点钱被她偷了，临走连件寿衣都穿不上……” 老妪不爱听那样的话。 她说：“走？往哪儿走？人家孩子比我多的钱放那儿都不避我，我那么点儿钱，防人家干吗？” 她爱听少女的话。 少女常对她说：“奶奶，尽量想高兴的事儿，那样您准能活一百多岁。” 经历了二十几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的孤寡生活以后，忽然有了一个朝夕相处的小女伴儿，老妪返老还童了似的。有时，一老一少对面坐着，各点各的钱，还相互换零凑整的…… 然而有天老妪忽然失明，接着咯血了。村里不得不派人把她送到县医院，一诊断是癌症，早扩散了。那么老的人了，是农村人，还是个孤寡老人，也只有回家挨着。 村里负责的人就对少女说：“她都这样了，你搬走吧，爱住哪儿住哪儿去吧。”少女哭着说：“我不搬走。奶奶对我好，我要服侍服侍她……”非亲非故，来历不明，还口口声声“奶奶，奶奶”叫得挺亲，就是不搬走，图什么呢？村里负责的人想到了老妪的一间半祖屋。这个小人精，不图房子，还图什么？于是，在老妪状态稍好的某日，村里负责的人带着一男一女来到了老妪家里，他介绍那男的是县公证处的，女的是位律师。他开门见山地对老妪说，她应该在临死前做出决定，将一间半祖屋留给村里。那屋子是可以改装成门面房的，稍加改装以后，或卖或租，钱数都很可观。 老妪说：“行啊！”村里负责的人又说：“那你就在这张纸上按个手印吧！”老妪不高兴了：“我觉得，我一时死不了。”村里负责的人急了：“所以趁你还明白，才让你按手印嘛！”老妪就不理他们三个男女，把身子一转，背朝他们了…… 村里负责的人没主意了，找来另外几个有主意的人商议，他们都认为老妪完全有可能被那外省的小妖精蛊惑了，已经按手印留下了什么遗嘱，把一间半祖屋赠给那小妖精了……口口相传，几个人所担心的事情，一夜之间，仿佛成了确凿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岂能让不相干的人占了便宜？于是全村男女老少同仇敌忾起来，没人愿意去照顾那糊涂的老妪了……少女就连她那份儿工作也不能干了…… 村里人们的心，暗中扭成了一股劲儿——你不是哭着闹着要服侍吗？你一个人好好服侍吧！服侍得再好也是枉费心机，企图占房子？法庭上见吧！十几天后，老妪走了。老妪攒下的钱不够发送自己，少女为她买了一套寿衣……又过了几天，那少女也消失了，没跟村里任何人告别，也没留下封信…… 村里负责的人竟不知拿老妪那一间半祖屋怎么办才好了。景区内的门面房是在涨价。但他不敢自作主张改造、装修或租或售，因为他怕有一天少女突然出现，手里拿一份什么证明，使村里损失了改造费或装修费，甚至落个非法出售或出租的罪名…… 那景区至今依然游人如织，那水车至今还在日夜转动。那一间半老屋子，至今还闲置着，越发破败了，再不改造和装修，不久就会倒塌…… 丢失的香柚 “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在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头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过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得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上去她好像比我大两三岁。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我失望到顶点，哭了。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五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九元生活费，就剩这五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我说：“会的！”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吗？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柚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她哪里去了？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 小垃圾女 第一次见到她，是元月下旬的一个日子，刮着五六级风。家居对面，元大都遗址上的高树矮树，皆低俯着它们光秃秃的树冠，表示对冬季之厉色的臣服。偏偏十点左右，商场来电话，通知安装抽油烟机的师傅往我家出发了…… 前一天我已将旧的抽油烟机卸下来丢弃在楼口外了。它为我家厨房服役十余年，油污得不成样子。我早就对它腻歪透了，一除去它，上下左右的油污彻底暴露，我得赶在安装师傅到来之前刮擦干净。洗涤灵去污粉之类难起作用，我想到了用湿抹布滚粘了沙子去污的办法。我在外边寻找到些沙子用小盆往回端时，见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站在铁栅栏旁。我丢弃的那台脏兮兮的抽油烟机，已被她弄到那儿。并且，一半已从栅栏底下弄到栅栏外；另一半，被突出的部分卡住。 女孩儿正使劲跺踏着。她穿得很单薄，衣服裤子旧而且小。脚上是一双夏天穿的扣襻布鞋，破袜子露脚面。两条齐肩小辫，用不同颜色的头绳扎着。她一看见我，立刻停止跺踏，双手攥一根栅栏，双脚登在栅栏的横条上，悠荡着身子，仿佛在那儿玩的样子。那儿少了一根铁栅，传达室的朱师傅用粗铁丝拦了几道。对于那女孩儿来说，钻进钻出仍很容易。分明，只要我使她感到害怕，她便会一下子钻出去逃之夭夭。而我为了不使她感到害怕，主动说：“孩子，你是没法弄走它的呀！”——倘她由于害怕我仓皇钻出时刮破了衣服，甚或刮伤了哪儿，我内心里肯定会觉得不安的。 她却说：“是一个叔叔给我的。”——又开始用她的一只小脚跺踏。 果而有什么“叔叔”给她的话，那么只能是我。我当然没有。 我说：“是吗？” 她说：“真的。” 我说：“你可小心……”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已弯下腰去，一手捂着脚腕了。 破裂了的塑料是很锋利的。 我说：“唉，扎着了吧？你倒是要这么脏兮兮的东西干什么呢？” 她说：“卖钱。”其声细小。说罢抬头望我，泪汪汪的。显然疼的。接着低头看自己捂过脚腕的小手，手掌心上染血了。 我端着半盆沙子，一时因我的明知故问和她小手上的血而呆在那儿。 她又说：“我是穷人的女儿。”——其声更细小了。 她的话使我那么的始料不及，我张张嘴，竟不知再说什么好。而商场派来的师傅到了，我只有引领他们回家。他们安装时，我翻出一片创可贴，去给那女孩儿，却见她蹲在那儿哭，脏兮兮的抽油烟机不见了。 我问哪儿去了？ 她说被两个蹬平板车收破烂儿的大男人抢去了。说他们中一个跳过栅栏，一接一递，没费什么事儿就成他们的了…… 我问能卖多少钱？她说十元都不止呢，哭得更伤心了。 我替她用创可贴护上了脚腕的伤口，又问：“谁教你对人说你是穷人的女儿？” 她说：“没人教，我本来就是。” 我不相信没人教她，但也不再问什么。我将她带到家门口，给了她几件不久前清理的旧衣物。 她说：“穷人的女儿谢谢您了叔叔。” 我又始料不及。觉得脸上发烧，我兜里有些零钱，本打算掏出全给她的。但一只手虽已插入兜里，却没往外掏。那女孩儿的眼，希冀地盯着我那只手和那衣兜。 我说：“不用谢，去吧。” 她单肩背起小布包下楼时，我又说：“过几天再来，我还有些书刊给你。” 听着她的脚步声消失在外边我才抽出手，不知不觉中竟出了一手的汗。我当时真不明白我是怎么了…… 事实上我早已察觉到了那女孩儿对我的生活空间的“入侵”。那是一种诡秘的行径，但仅仅诡秘而已，绝不具有任何冒犯的意味，更不具有什么危险的性质。无非是些打算送给朱师傅去卖，暂且放在门外过道的旧物，每每再一出门就不翼而飞了。左邻右舍都曾说撞见过一个小小年纪的“女贼”在偷东西。我想，便是那“穷人的女儿”无疑了…… 四五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去散步，刚出楼口又一眼看见了她。仍在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她仍然悠荡着身子在玩儿似的。她也同时看见了我，语调亲昵地叫了声叔叔。而我，若未见她，已将她这一个“穷人的女儿”忘了。 我驻足问：“你怎么又来了？” 她说：“我在等您呀叔叔。”——语调中掺入了怯怯的、自感卑贱似的成分。 我说：“等我？等我于什么？” 她说：“您不是答应再给我些您家不要的东西吗？” 我这才想起对她的许诺，搪塞地说：“挺多呢，你也拎不动啊！” “喏”——她朝一旁翘了翘下巴，一个小车就在她脚旁。说那是“车”，很牵强，只不过是一块带轮子的车底板。显然也是别人家扔的，被她捡了。 我问她，脚好了吗？ 她说还贴着创可贴呢，但已经不怎么疼了。之后，一双大眼瞪着我又强调地说：“我都等了您几个早晨了。” 我说：“女孩儿，你得知道，我家要处理的东西，一向都是给传达室朱师傅的。已经给了几年了。”——我的言下之意是，不能由于你改变了啊！ 她那双大眼睛微微一眯，凝视我片刻说：“他家里有个十八九岁的残疾女儿，你喜欢她是不是？” 我不禁笑着点了一下头。 “那，一次给她家，一次给我，行不？”——她专执一念地对我进行说服。 我又笑了。我说：“前几天刚给过你一次，再有不是该给她家了吗？” 她眨眨眼说：“那，你已经给她家几年了，也多轮我几次吧！” 我又想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心里一时地很觉酸楚，替眼前花蕾之龄的女孩儿，也替她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 我终不忍令她太过失望，二次使她满足…… 我第三次见到那女孩儿，日子已快临近春节了。 我开口便道：“这次可没什么东西打发你了。” 女孩儿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她说从我给她的旧书刊中发现了一个信封，怕我找不到着急，所以接连两三天带在身上，要当面交我。那信封封着口，无字。我撕开一看，是稿费单及税单而已。 她问：“很重要吧？” 我故意说：“是的，很重要，谢谢你。” 她笑了：“咱俩之间还谢什么。” 她那窃喜的模样，如同受到了庄严的表彰。而我却看出了破绽——封口处，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脏手印儿。夹在书刊里寄给我的单据，从来是不封信封口的。 好一个狡黠的“穷人的女儿”啊！ 她对我动的小心眼令我心疼她。 “看”——她将一只脚伸过栅栏，我发现她脚上已穿着双新的棉鞋，摊儿上卖的那一种。并且，她一偏她的头，故意让我瞧见她的两只小辫已扎着红绫了。 我说：“你今天真漂亮。” 她悠荡着身子说：“我妈妈决定，今年春节我们不回老家了。” “爸爸是干什么的？” 她略一愣，遂低下了头。 我正后悔自己不该问，她抬起头说：“叔叔，初一早晨我会给您拜年。” 我说不必。 她说一定。 我说我也许会睡懒觉。 她说那她就等。说您不会初一整天不出家门的呀。说她连拜年的话都想好了：“叔叔，马年吉祥，恭喜发财！” “叔叔，我一定来给您拜年！” 说完，猛转身一蹦一跳地跑了。两条小辫上扎的红绫，像两只蝴蝶在她左右肩翻飞…… 初一我起得很早。倒并不是因为和那“穷人的女儿”有个比较郑重的约会，而是由于三十儿夜晚看一本书看得失眠了。我是个越失眠反而越早起的人。却也不能说与那个比较郑重的约会毫无关系。其实我挺希望初一一大早走出家门，一眼看见一个一身簇新，手儿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两条齐肩小辫扎得精精神神的小姑娘快活地大声给我拜年：“叔叔，马年吉祥，恭喜发财！”——尽管我不相信那真能给我带来什么财运…… 一上午，我多次伫立窗口朝下望，却始终不见那“穷人的女儿”的小身影。 下午也是。 到今天为止，我再没见过她。 却时而想到她。 每一想到，便不由得在内心默默祈祷：小姑娘，马年吉祥，恭喜发财！…… 第三辑 为什么我们对平凡的人生深怀恐惧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在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 “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体说来。” “就是，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讲座。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然此后我常思考一个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却是真的。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华词典》特别在括号内加注——泛指区别于贵族和特权阶层的人。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令人沮丧吗？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宁三十五岁以前自杀吗？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虽说得郑重，其实听的人倒是不必太认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于是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着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于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很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同样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现过类似的文化倾向。区别乃是，在他们的文化那儿，是花边，是文化的副产品；而在我们这儿，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却仿佛地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并且，每有俨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别“与时俱进”似的知识分子，话时话外地帮衬着造势，暗示出更其伤害平凡人的一种逻辑，那就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已然到来，多好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不是已经争先恐后地不平凡起来了吗？你居然还平凡着，你不是狗熊又是什么呢？ 一点儿也不夸大其词地说，此种文化倾向，是一种文化的反动倾向。和尼采的所谓“超人哲学”的疯话一样，是漠视，甚至鄙视和辱谩平凡人之社会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文化倾向。是反众生的。是与文化的最基本社会作用相悖的。是对于社会和时代的人文成分结构具有破坏性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类社会的一个真相是，而且必然永远是一牢固地将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确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许任何意识之形态动摇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许它的第一位置被颠覆，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场，像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样神圣。当然，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极其清醒的、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能够在任何时代都“锁定”人类社会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嫌贫爱富的、每被金钱的作用左右得晕头转向的文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厂的糖浆池里泛起的糖浆沫。造假的人往往将其收集了浇在模子里，于是“生产”出以假乱真的“野蜂窝”。 文化的“野蜂窝”比街头巷尾地摊上卖的“野蜂窝”更是对人有害的东西。后者只不过使人腹泻，而前者紊乱社会的神经。 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们的承认，任何一国的任何宪法没有任何意义。“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着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们是也。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民们的某些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由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 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 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 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屈指算来，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我认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平凡的中国人平凡是平凡着，却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这乃是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结。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 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看一种平凡的东西。” 她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吗？”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的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美国这架国家机器，一向特别在乎你们中产阶级，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们的感觉。我说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居然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现象了。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对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态度，是两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了的。正如中国的知识化了的青年做梦却想到美国去，自己和别人以为将会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实际上，即使跻身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了，也只不过是追求到了一种美国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罢了…… 当时联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的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的慌恐。 也联想到了我十几年前伴两位老作家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的交谈。 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 他说，他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吗？ 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小卧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来而已；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甚而，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为有另一位同样干那一种活计的市长到过中国，还访问过我。因为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还是作家。他会几句中国话，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市长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那么说时，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吗？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吗？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接近着实质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间。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因而平凡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的人们的心理基因。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们其实是失败的人们，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不平凡”的人；而从广大的心理健康的、乐观的、豁达的、平凡的人们的阶层中，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不平凡”的人们。 后一种“不平凡”的人们，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不平凡”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优良许多。因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起来，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们“不平凡”起来以后，也仍会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 而一个由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的状态，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 我曾多次被问到“人生有什么意义？”往往，“人生”之后还要加上“究竟”二字。 我想，“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一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从“现在时”出发对“将来时”的一种叩问，是对自身命运的一种叩问。世界上只有人才关心自身的命运问题。“命运”一词，意味着将来怎样。它绝不是一个仅仅反映“现在时”的词。 “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一个问题与人的思想活动有关，古今中外，解答可谓千般万种，形形色色。我也回答过这一问题，可每次的回答都不尽相同，每次的回答自己都不满意。 一般而言，儿童和少年不太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话，他们倒是很相信人生总归是有些意义的，专等他们长大了去体会。老年人也不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话，问谁呢？中年人常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相互问一问，或自说自话一句，一切都似乎不言而明，于是相互获得某种心理的支持和安慰。因为他们是有压力的，压力常常使他们对人生的意义保持格外的清醒。人生的意义在他们那儿的解释是——责任。 是的，责任即意义。责任几乎成了大多数寻常百姓的中年人之人生的最大意义。对上一辈的责任，对儿女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单位对职业的责任。人只有到了中年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小盼着快快长大好好地追求和体会一番的人生的意义，除了种种的责任和义务，留给自己的即纯粹属于自己的另外的人生的意义，实在是并不太多了。他们老了以后，甚至会继续以所尽之责任和义务尽得究竟怎样，来掂量自己的人生意义。 而在一些年轻人眼中，人生的意义就是享受，他们还没有受什么苦，也没有经历大的波折磨难，在他们看来，世界是美好的，人生要享受眼前的美好。如果他们经历了点什么困难，他们更有理由了——人活在这个世界这么苦，不好好享受对不起自己。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我有一种结论，所谓“人生的意义”，它至少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纯粹自我的感受；一部分是爱自己和被自己所爱的人的感受；还有一部分是社会和更多——有时甚至是千千万万别人的感受。 当一个青年听到一个他渴望娶其为妻的姑娘说“我愿意”时，他由此顿觉人生饱满、有意义了，那么这是纯粹自我的感受。爱迪生之人生的意义，体现在享受电灯、电话等发明成果的全世界人身上；林肯之人生的意义，体现在当时美国获得解放的黑奴们身上。 如果一个人只从纯粹自我一方面的感受去追求所谓人生的意义，那么他或她到头来一定所得极少。最多，也仅能得到三分之一罢了。但倘若一个人的人生在纯粹自我方面的意义缺少甚多，尽管其人生作为的性质是很崇高的；那么在获得尊敬的同时，必然也引起同情。这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失衡。 权力、财富、地位、高贵得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这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单一地构成人生的意义。而勇于担当的人，即使卑微，对于爱我们也被我们所爱的人而言，可谓大矣！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义务。这样的人，尽管平凡渺小，但值得钦佩。 歌者在桥头 我有点儿拿不准该怎么叫他，就是那我见过多次的瘦脸青年；倘在从前，比如一九四九年以前吧，我若叫他卖唱的那是绝对没叫错他的。但我要是那么叫他，则今天一概的歌星们，似乎便也都成了卖唱的了，所以我不愿那么叫他。那么叫他，对他是多么的不敬；而我，起初只不过默默地欣赏他，后来，竟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了。 我家附近有条小河，两畔皆公园，对于城市而言，确乎算得上是两处风景区了。一年四季，那里是周边居民流连忘返的地方。尤其从五月至十月的半年，又尤其在傍晚，简直可以用游人如织来形容。小河上有数座桥，其中一座桥被马路贯通，自然车来车往，但桥面并不因而全都成了马路的路面。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也从桥上延伸而过，每一边的人行道都有三米左右宽，于是成了小摊贩们摆摊的宝地。小摊贩们偏偏选择那儿卖些小东西是有他们的道理的，那儿有公园的一处入口，进出之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那里是禁止摆摊的。然而我们都知道的，小摊贩们想要赚点儿钱贴补家用的决心都是很坚定的，于是那桥头便成了他们与城管人员的心理博弈之地。某一时期小摊贩们占上风，某一时期城管人员占上风。今年的六七月份，小摊贩们占了上风。就是在那两个月里，我多次见到那瘦脸的青年。 偶尔，我也是喜欢散步的。一日傍晚，我正在河畔走着，忽被一阵歌唱之声吸引。那首歌我十余年前是听过的，当年挺流行，我也很喜欢。但歌名却不记得了。至于歌词，也仅记得一句而已，便是“家乡才有美酒才有九月九”。听到久违了又曾喜欢过的歌，我的心情因之一悦。然而我听出不是谁放的录音，分明是有人在用麦克风高唱。并且，依我听来，唱歌的人嗓音不错，唱的水平也几近专业。出于好奇，我循声而去，至桥头，见唱歌的人是一个瘦脸青年。天已经黑了，白天的暑热却一点儿也没降，估计还有三十度高。一概的人们，皆穿得短而薄。有的男人，着短裤，趿拖鞋，手持大扇，边走边忽搭忽搭地扇。相形之下，那瘦脸的青年，实在是穿得太与众不同了。他穿一套绿军装，非是正规军装，是摊上买的那种。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那是我年轻时春夏秋三季常穿的鞋。在气温三十度左右的那一个晚上，不出汗的脚穿一双解放鞋，一会儿工夫那也会捂出两脚汗来。解放军而穿解放鞋，同时是穿吸汗性良好的棉线袜的。他提起裤腿挠了一下脚踝，我见他根本什么袜子也没穿。他头上还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绿军帽，也非是真正的军帽，同样是摊上买的那一种。桥头有路灯。在灯辉下，我见他脸颊上淌着汗。他的脸形瘦得使我联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人。一个苏联的青年——保尔·柯察金。他的眼睛也像保尔那双眼睛那么大。帽檐下，那双眼睛被桥头灯的灯辉映得亮晶晶的。有灯也罢，无灯也罢，人一过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眼睛就再也不会那么明亮了。我看不出他是否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但他唱得朝气蓬勃。而且，感情饱满：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 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 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我觉他唱得好极了。 那么，他真的是一个卖唱的青年吗？ 真的是。桥面两侧的人行道上聚满了人。看去，大抵都是在北京打工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听他唱。那一时刻，除了有车辆从桥上驶过发出声响，除了他在唱歌，可以说周围一片安静。连小贩们，也停止了叫卖。 然而，听他唱歌的人，并没谁丢钱给他。这是他与卖唱者的区别。只有当别人也想唱时，才需付钱给他。于是他将话筒恭恭敬敬地递给别人，之后深鞠一躬，大声说谢谢。说得真挚。桥头停着一辆经过改装的三轮脚踏车，车上是边角严密的铁皮箱，有门可以双开对关；箱内是一台二十几寸的电视，电视上是卡拉ok装置。别人要点唱什么歌，由他代为调出。他实际上是在租设备，用他的麦克，用他的设备唱一首歌两元钱。他所服务的对象是些和他一样的外地青年。他们是进不起北京的歌厅的，但他们既为青年，某时某刻，肯定也会产生想唱一首歌的冲动的。他显然了解此点。也显然的，自以为发现了所谓商机。大概，还希望通过这一种亚文艺性的谋生手段掘到第一小桶金吧？他唱，分明是企图通过自己的歌声激发起别人也想唱歌的兴致，但那一个晚上，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因为他唱得那么好（在我听来唱得那么好），别人在他唱完之后，反倒缺乏勇气当众唱了。只有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向他讨过了麦克。小伙子勉强唱罢一首，任凭他再三鼓励，怎么也不肯唱第二首了。姑娘连一首也没唱完就将话筒还给他了。他呢，躬也鞠过了，谢也说过了，还将两元钱退给那姑娘了。姑娘不肯接，他硬塞到人家手里了。 我听到有人议论： “唱得还不赖，可我不喜欢他那身打扮！” “那叫行头！为了引人注意呗。” “八成也为了省钱。可惜没什么公司包装包装他，要是有，不久又多一歌星！” 站在我旁边的居然是两名城管人员，一个年轻，一个中年。 年轻的问中年的：“管不管？” 中年的说：“该管则管，不该管别管嘛。” “到底管不管？” “起码现在先别管。” 两名城管人员一块儿走了。 那歌者，也就是那瘦脸的青年，见冷场了，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突然有人高叫：“再来一首！” 于是，竟响起一阵掌声。 青年四面鞠躬，接着唱起了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他唱出了一种如诉如泣的意味。斯时，一轮明月悬于桥头上空，我见有人不禁地仰起了脸…… 那晚，我听他接连又唱了五六首歌才离开。我离开之前，他再没挣到一份儿钱，但掌声又响起了几次…… 我回到家，见电视里也有歌星们在唱。他们身着的演出服华美夺目，他们背后的布景红烟紫气，叹为观止。他们都比那桥头歌者唱得好听，可不知为什么，萦绕在我耳畔的，却依然是那桥头歌者的歌声。 连续数日，每晚我都去到那桥头，每晚都能听到那青年歌者唱几首歌。我听到的议论也多了，对那青年歌者的了解也多了。 有人说他会唱一百几十首歌…… 有人说他曾当过挖煤工，遭遇塌方，砸伤了腿，而煤窑主逃了，他没获得补偿…… 有人说他还在一部什么电视剧中演过一个戏份不少的瘸腿的群众角色；但不知何故，那部电视剧一直没播出…… 肯向他讨过麦克唱歌的人竟也渐多，他的生意也就自然好起来了。然而，两元两元地挣钱，好起来了也分明是挣不到几多的。 某晚，人们都散去了，他正要蹬上车离开时，我见那两名城管人员又出现了。 中年的城管人员问他：“挣够路费了吧？” 他点头。 年轻的城管人员说：“‘十一’快到了，你还是趁早离开北京吧。以后我们再不管你，我们可就太失职了！” 他点头。 后来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时，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我伫立家窗前看雨，似乎听到他的歌声。起初我以为自己是在幻听，但他的歌声持续不断，东一句西一句的。我疑惑，推开了窗子。不是似乎，果然是他在唱！ 天上有个太阳， 水中有个月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唱的还是根据我的小说《雪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之插曲！ 他已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喊歌。 我不但疑惑，以至于惊诧了。寻到伞，打算到桥头去看究竟。突然地，他的声音中断了。我愣了愣，没出门。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好。我怀着满腹疑惑，匆匆走到了那座桥头。桥头已经聚了不少人，围着一地碎玻璃。 人们议论纷纷： “一掉雨点儿，咱们不都散了吗？就那疯子没走，拽住他非要让他再唱。疯子说他如果不唱，自己就跳河。这河水两米来深，疯子真跳下去，那还不淹死啊……” “疯子？……” “那几天总蹲在这儿听他唱歌的那个疯子嘛！不少人都注意到那疯子了，你没注意到？” “你也走了，怎么会知道走后的事？” “我听路对面那杂货铺子的主人说的。他站在门口，把事情经过全看在眼里了！为了那疯子不跳河，他就一直唱。疯子和他都淋得落汤鸡似的！杂货铺子的主人终于被他唱明白了，赶紧拨打了110。可警车来晚了一步，疯子捡了块砖砸了他的电视，还把他的头拍出血了……” …… 如今，桥头已被围上美观的栏杆，摆摊已成严禁之事。 我，也再没有见过那瘦脸的、瘸腿的青年歌者。不知他还会不会出现在北京？ 不知他又在哪一座城市以他的那一种方式挣钱？ 如果确有所谓上帝的话，我愿上帝眷顾于他。 上帝岂可抛弃好人？…… 孩子和雁 在北方广袤的大地上，三月像毛头毛脚的小伙子，行色匆匆地奔过去了。几乎没带走任何东西，也几乎没留下显明的足迹。北方的三月总是这样，仿佛是为躲避某种纠缠而来，仿佛是为摆脱被牵挂的情愫而去，仿佛故意不给人留下印象。这使人联想到徐志摩的诗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北方的三月，天空上一向没有干净的云彩；北方的三月，“衣袖”一挥，西南风逐着西北风。然而大地还是一派融冰残雪处处覆盖的肃杀景象…… 现在，四月翩跹而至了。 与三月比起来，四月像一位低调处世的长姐。其实，北方的四月只不过是温情内敛的呀。她把她对大地那份内敛而又庄重的温情，预先储存在她所拥有的每一个日子里。当她的脚步似乎漫不经心地徜徉在北方的大地上，北方的大地就一处处苏醒了。大地嗅着她春意微微的气息，开始它悄悄的一天比一天生机盎然的变化。天空上仿佛陈旧了整整一年的、三月不爱搭理的、吸灰棉团似的云彩，被四月的风一片一片地抚走了，也不知抚到哪里去了。四月吹送来了崭新的干净的云彩。那可能是四月从南方吹送来的云彩，白而且蓬软。又仿佛刚在南方清澈的泉水里洗过，连拧都不曾拧一下就那么松松散散地晾在北方的天空上了。除了山的背阳面，另处的雪是都已经化尽了。凉沁沁亮汩汩的雪水，一汪汪地渗到泥土中去了。河流彻底地解冻了，小草从泥土中钻出来了，柳枝由脆变柔了，树梢变绿了。还有，一队一队的雁，朝飞夕栖，也在四月里不倦地从南方飞回北方来了…… 在北方的这一处大地上有一条河，河水每年的春季都在它折了一个直角弯的地方溢出河床，漫向两岸的草野。于是那河的两岸，在四月里形成了近乎水乡泽国的一景。那儿是北归的雁群喜欢落宿的地方。 离那条河二三里远，有个村子，是普通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穷的村子。其中最穷的人家有一个孩子，那孩子特别聪明，那特别聪明的孩子特别爱上学。 他从六七岁起就经常到河边钓鱼。他十四岁那一年，也就是初二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妈妈又愁又无奈地告诉他——因为家里穷，不能供他继续上学了…… 这孩子就也愁起来。他委屈。委屈而又不知该向谁去诉说，于是一个人到他经常去的地方，也就是那条河边去哭。不止大人们愁了委屈了如此，孩子也往往如此。聪明的孩子和刚强的大人一样，只在别人不常去似乎仅属于自己的地方独自落泪。 那正是四月里某一天的傍晚。孩子哭着哭着，被一队雁自晚空徐徐滑翔下来的优美情形吸引住了目光。他想他还不如一只雁，小雁不必上学，不是也可以长成一只双翅丰满的大雁吗？他甚至想，他还不如死了得好…… 当然，这聪明的孩子没轻生。他回到家里后，对爸爸妈妈郑重地宣布：他还是要上学读书，争取将来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爸爸妈妈就责备他不懂事。而他又说：“我的学费，我要自己解决。”爸爸妈妈认为他在说赌气话，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但那一年，他却真的继续上学了。而且，学费也真的是自己解决的。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最近的一座县城里的某些餐馆，菜单上出现了“雁”字。不是徒有其名的一道菜，而的的确确是雁肉在后厨的肉案上被切被剁，被炸被烹……雁都是那孩子提供的。后来《野生动物保护法》宣传到那座县城里了，唯利是图的餐馆的菜单上，不敢公然出现“雁”字了。但狡猾的店主每回悄问顾客：“想换换口味儿吗？要是想，我这儿可有雁肉。”倘顾客反感，板起脸来加以指责，店主就嘻嘻一笑，说开句玩笑嘛，何必当真！倘若顾客闻言眉飞色舞，显出一脸馋相，便有新鲜的或冷冻的雁肉，又在后厨的肉案上被切被剁。四五月间可以吃到新鲜的，以后则只能吃到冷冻的了…… 雁仍是那孩子提供的。斯时那孩子已经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他在与餐馆老板们私下交易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些他认为对他来说很必要的狡猾。 他的父母当然知道他是靠什么解决自己的学费的。 他们曾私下里担心地告诫他：“儿呀，那是违法的啊！” 他却说：“违法的事多了。我是一名优秀学生，为解决自己的学费每年春秋两季逮几只雁卖，法律就是追究起来，也会网开一面的。” “但大雁不是家养的鸡鸭鹅，是天地间的灵禽，儿子，你做的事罪过呀！” “那叫我怎么办呢？我已经读到高中了。我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难道现在我该退学吗？” 见父母被问得哑口无言，又说：“我也知道我做的事不对，但以后我会以我的方式赎罪的。” 那些与他进行过交易的餐馆老板们，曾千方百计地企图从他嘴里套出“绝招”——他是如何能逮住雁的？ “你没有枪，再说你送来的雁都是活的，从没有一只带枪伤的。所以你不是用枪打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吧？” “是明摆着的事儿。” “对雁这东西，我也知道一点儿。如果它们在什么地方被枪打过了，哪怕一只也没死伤，那么它们第二年也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了，对不？” “对。” “何况，别说你没枪，全县谁家都没枪啊。但凡算支枪，都被收缴了。哪儿一响枪声，其后公安机关肯定详细调查。看来用枪打这种念头，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不错，只能是想想罢了。” “那么用网罩行不行？” “不行。雁多灵警啊。不等人张着网挨近它们，它们早飞了。” “下绳套呢？” “绳粗了雁就发现了，雁的眼很尖。绳细了，即使套住了它，它也能用嘴把绳啄断。” “那就下铁夹子！” “雁喜欢落在水里，铁夹子怎么设呢？碰巧夹住一只，一只惊一群，你也别打算以后再逮住雁了。” “照你这么说就没法子了？” “怎么没法子，我不是每年没断了送雁给你吗？” “就是的呀。讲讲，你用的什么法子？” “不讲，讲了怕被你学去。” “咱们索性再做一种交易。我，告诉我给你五百元钱。” “不。” “那……一千！一千还打不动你的心吗？” “打不动。” “你自己说个数！” “谁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告诉。如果我为钱告诉了贪心的人，那我不是更罪过了吗？” …… 他的父母也纳闷地问过，他照例不说。 后来，他自然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且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农业大学野生禽类研究专业，是他如愿以偿的专业。 再后来，他大学毕业了，没有理想的对口单位可去，便“下海从商”了。他是中国最早“下海从商”的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一。 如今，他带着他凭聪明和机遇赚得的五十三万元回到了家乡。他投资改造了那条河流，使河水在北归的雁群长久以来习惯了中途栖息的地方形成一片面积不小的人工湖。不，对北归的雁群来说，那儿已经不是它们中途栖息的地方了，而是它们乐于度夏的一处环境美好的家园了。 他在那地方立了一座碑——碑上刻的字告诉世人，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里，他为了上学，共逮住过五十三只雁，都卖给县城的餐馆被人吃掉了。 他还在那地方建了一幢木结构的简陋的“雁馆”，介绍雁的种类、习性、“集体观念”等等一切关于雁的趣事和知识。在“雁馆”不怎么显眼的地方，摆着几只用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 如今，那儿已成了一处景点，去赏雁的人渐多。 每当有人参观“雁馆”，最后他总会将人们引到那几只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前，并且怀着几分罪过感坦率地告诉人们——他当年就是用那几种东西逮雁的。他说，他当年观察到，雁和别的野禽有些不同。大多数野禽，降落以后，翅膀还要张开着片刻才缓缓收拢。雁却不是那样。雁双掌降落和翅膀收拢，几乎是同时的。结果，雁的身体就很容易整个儿落入经过伪装的铁丝“漏斗”里。因为没有什么伤疼感，所以中计的雁一般不至于惶扑，雁群也不会受惊。飞了一天精疲力竭的雁，往往将头朝翅下一插，怀着几分奇怪大意地睡去。但它第二天可就伸展不开翅膀了，只能被雁群忽视地遗弃，继而乖乖就擒…… 之后，他又总会这么补充一句：“我希望人的聪明，尤其一个孩子的聪明，不再被贫穷逼得朝这方面发展。”那时，人们望着他的目光里，便都有着宽恕了…… 在四月或十月，在清晨或傍晚，在北方大地上这处景色苍野透着旖旎的地方，常有同一个身影久久伫立天地之间，仰望长空，看雁队飞来翔去，听雁鸣阵阵入耳，并情不自禁地吟他所喜欢的两句诗：“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便是当年那个孩子了。 人们都传说——他将会一辈子驻守那地方的…… 人性似水 天地之间，百千物象，无常者，水也；易化者，水也；浩渺广大无边际者，水也；小而如珠如玑甚或微不可见者，水也。 人性似水。 一壶水沸，遂蒸发为汽，弥漫满室，削弱干燥；江河湖海，暑热之季，亦水汽若烟，成雾，进而凝状为云，进而作雨。雨或霏霏，雨或滂沱，于是电闪雷鸣，每有霹雳裂石、断树、摧墙、轰亭阁；于高空遇冷，结晶成雹；晨化露，夜聚霜……总之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雨、雪、霜、雹、露、冰、云、雾，无不变形变态于水；昌年祸岁，也往往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乌云翻滚，霓虹斜悬，盖水之故也；碧波如镜，水之媚也；狂澜巨涛，水之怒也；瀑乃水之激越；泉乃水之灵秀；溪显水性活泼；大江东去一日千里，水之奔放也。 人性似水。 水在地上，但是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将它限制在地上。只要它“想”上天，它就会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升到天空进行即兴的表演。于是天空不宁。水在地上，但是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将它限制在地上。只要它“想”入地，即使针眼儿似的一个缝隙，也足可使它渗入到地下溶洞中去。这一缝隙堵住了，它会寻找到另一缝隙。针眼儿似的一个缝隙太小了吗？水将使它渐渐变大。一百年后，起先针眼儿似的一个缝隙已大如斗口大如缸口。一千年后，地下的河或地下的潭形成了。于是地藏玄机。除了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像水一样在天空、在地上、在地底下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存在呢？ 人性似水。 我们说“造物”这句话时，头脑之中首先想到的是上帝，或法力仅次于上帝的什么神明。但上帝是并不存在的，神明也是并不存在的。起码对如我一样的无神论者们而言是不存在的。水却是实在之物。以我浅见，水即上帝。水之法力无边。水绝对地当得起是造物之神。动物加植物，从大到小，从参天古树到芊芊小草，从蜗蚁至犀象，总计百余万科目、种类，哪一种哪一类离得开水居然能活呢？哪一种哪一类离开了水居然还能继续它们物种的演化呢？地壳的运动使沧海变成桑田，而水却使桑田又变成了沧海。坚硬的岩石变成了粉末，我们认为那是风蚀的结果。但风是怎样形成的呢？不消说，微风也罢，罡风也罢，可怕的台风、飓风、龙卷风也罢，归根结底，生成于水。风只不过是水之子。鬼斧神工之物，或直接是水的杰作，或是水遣风完成的。连沙漠上也有水的幻象——风将水汽从湿润的地域吹送到沙漠上，或以雨的形态渗入到很深很深的沙漠底层，在炎日的照射之下，水汽织为海市蜃楼…… 人性似水。 水真是千变万化的。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又简直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的。鸟瞰黄河，蜿蜿逶逶，九曲八弯，那亘古之水看去竟是那么的柔顺，仿佛是一条即将临产的大蛇，因了母性的本能完全收敛其暴躁的另面，打算永远做慈爱的母亲似的。那时候那种情况下，它真是恬静极了，能使我们关于蛇和蟒的恐怖联想也由于它的柔顺和恬静而改变了。同样是长江，在诗人和词人们的笔下又竟是那么的不同。“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绣球”，意境何其浩壮幽远而又妙曼呵！“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却又多么的气势险怵，令人为之屏息呵！人性亦然，人性亦然。人性之难以一言而尽，似天下之水的无穷变化。 人性似水。人性确乎如水呵！ 水成雾；雾成露。一夜雾浓，晨曦中散去，树叶上，草尖上，花瓣上，都会留下晶莹的露珠。那是世上最美的珠子。没有任何另外一种比它更透明，比它更润洁。你可以抖落在你掌心里一颗，那时你会感觉到它微微的沁凉。你也能用你的掌心掬住两颗、三颗，但你的手掌比别人再大，你也没法掬住更多了。因为两颗露珠只消轻轻一碰，顷刻就会连成一体。它们也许变成了较大的一颗，通常情况下却不再是珠子；它们会失去珠子的形状，只不过变成了一小汪水，结果你再也无法使它们还原成珠子，更无法使它们分成各自原先那么大的两颗珠子，露珠虽然一文不值，却有别于一切司空见惯的东西。你可以从河滩上捡回许许多多自己喜欢的石子，如果手巧，还可以将它们粘成为各种好看的形状。但你无法收集哪怕是小小的一碟露珠占为私有。无论你的手多么巧，你也无法将几颗露珠串成首饰链子，戴在颈上或腕上炫耀于人。这就是露珠的品质，它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却根本无法收集在一起，更无法用来装饰什么，甚至企图保存一整天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你只能欣赏它们。你唯一长久保存它们的方式，就是将它们给你留下的印象“摄录”在记忆中。露珠如人性最细致也最纯洁的一面，通常体现在女孩儿和少女们身上。我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有次她给她的女儿讲《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她那仅仅四岁的女儿泪流满面。那时的人家里还普遍使用着火柴。从此女孩儿有了收集整盒火柴的习惯，越是火柴盒漂亮的她越珍惜，连妈妈用一根都不允许。她说等她长大了，要去找到那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并且将自己收集的火柴全都送给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她仅仅四岁，还听不明白在那一则令人悲伤的故事中，其实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已经冻死。是的，这一种露珠般的人性，几乎只属于天真的心灵。 人性似水。 山里的清泉和潺潺小溪，如少男和少女处在初恋时期的人性。那是人自己对自己实行的第一次洗礼。人一生往往也只能自己对自己实行那么一次洗礼。爱在那时仿佛圣水，一尘不染；人性第一次使人本能地理解什么是忠贞。哪怕相爱着的两个人一个字也不认识，从没听谁讲解过“忠贞”一词。关于性的观念在现代的社会已然解放，人性在这方面也少有了动人的体现。但是某些寻找宝物似的一次次在爱河中浮上潜下的男人和女人，除了性事的本能的驱使又是在寻找什么呢？也许正是在寻找那如清泉和小溪一般的人性的珍贵感受吧？ 静静的湖泊和幽幽的深潭，如成年男女后天形成的人性。我坦率地承认二者相比我一向亲近湖泊而畏避深潭。除了少数的火山湖，更多的湖是由江河的支流汇聚而成的，或是由山雪融化和雨后的山洪形成的。经过了湍急奔泻的阶段，它们终于水光清漪波平如镜了。倘还有苇丛装点着，还有山廓做背景，往往便是风景。那是颇值得或远或近地欣赏的。通常你只要并不冒失地去试探其深浅，它对你是没有任何危险性的。然而那幽幽的深潭却不同。它们往往隐蔽在大山的阴暗处，在阳光不易照耀到的地方。有时是在一处凸着的山喙的下方，有时是在寒气森森潮湿滴水的山洞里。即使它们其实并没有多么深的深度，但看去它们给人以深不可测的印象。海和湖的颜色一般是发蓝的，所以望着悦目。江河哪怕在汛季混浊着，却是我常见的，对它们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然而潭确乎不同。它的颜色看去往往是黑的。你若掬起一捧，它的水通常也是清的。然而还入潭中，又与一潭水黑成一体了。潭水往往是凉的，还往往是很凉很凉的。除了在电影里出现过片断，在现实生活中偏喜在潭中游泳的人是不多的。事实上与江河湖海比起来，潭尤其对人没什么危害。历史上没有过任何关于潭水成灾的记载，而江河湖海泛滥之灾全世界每年到处发生。我害怕潭可能与异怪类的神话有关。在那类神话中，深潭里总是会冷不丁地跃出狰狞之物，将人一爪捕住或一口叼住拖下潭去。潭每使我联想到人性城府的一面。城府太深之人不见得便一定是专门害人的小人。但是在这样的人的心里，友情一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正义感公道原则也少有。有时似乎有，但最终证明，还是没有。那给你错误印象的感觉，到头来本质上还是他的城府。如潭的人性，其实较少体现在女人身上。城府更是男人的人性一面。女人惯用的只不过是心计。但是有城府的男人对女人的心计往往一清二楚，他只不过不动声色，有时还会反过来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切水都在器皿中。盛装海洋的，是地球的一部分。水只有在蒸发为汽时，才算突破了局限它的范围，并且仍存在着。 盛装如水的人性的器皿是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局限。但是它确乎可以非常之巨大，有时能盛装得下如海洋一般广阔的人性。如海洋的人性是伟大的人性，诗性的人性，崇高的人性。因为它超越了总是紧紧纠缠住人的人性本能的层面，使人一下子显得比地球上任何一种美丽的或强壮的动物都高大和高贵起来。如海洋的人性不是由某一个人的丰功伟绩所证明的。许多伟人在人性方面往往残缺。具有如海洋一般人性的人，对男人而言，一切出于与普罗米修斯同样目的而富有同样牺牲精神的人，皆是。不管他们为此是否经受过普罗米修斯那一种苦罚。对女人而言，南丁格尔2以及一切与她一样心怀博爱的她的姐妹，也皆是。 如水的人性亦如水性那般没有常性。水往低处流这一点最接近着人性的先天本质。人性体现于最自私的一面时，于人永远是最自然而然的。正如水往低处流时最为“心甘情愿”。一路往低处流着的水不可能不混浊。往往在什么坑坑洼洼的地方还会从而成为死水，进而成为腐水。社会谴责一味自私自利着的人们时，往往以为那些人之人性一定是卑污可耻并快乐着的。而依我想来，人性长期处于那一种状态未必真的有什么长期的快乐可言。引向高处之水是一项大的工程。高处之水比之低处之水总是更有些用途，否则人何必费时费力地偏要那样？大多数人之人性，未尝不企盼着向高处升华的机会。当然那高处非是尼采的“超人”们才配居住的高处。那种高处算什么鬼地方？人性向往升华的倾向是文化的影响。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里，普遍而言，一向的文化质量怎样，一向的人性质量便大抵怎样。一个男人若扶一个女人过马路，倘她不是偶然跌倒于马路中央的漂亮女郎，而是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老妪，那么他即使没有听到一个谢字，他也会连续几天内心里充满阳光的。他会觉得扶那样一个老妪过马路时的感觉，挺好。与费尽心机勾引一个女郎并终于如愿以偿的感觉大为不同，是另一种快活。如水的人性倒流向高处的过程，是一种心灵自我教育的过程。但是人即为人，就不可能长期地将自己的人性自筑水坝永远蓄在高处。那样子一来人性也就没了丝毫的快乐可言。因为人性之无论于己还是于他人，都不是为了变成标本镶在高级的框子里。真实的人性是俗的。是的，人性本质上有极俗的一面。一个理想的社会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不该是这样的一把剪刀——以为可以将一概人之人性极俗的一面从人心里剪除干净；而是明白它，认可它，理解它，最大程度地兼容它；同时，有不俗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吸引和影响我们普遍之人的人性向上，而不一味地“流淌”到低洼处从而一味地不可救药地俗下去…… 我们俗着，我们可以偶尔不俗；我们本性上是自私自利的，我们可以偶尔不自私自利；我们有时心生出某些邪念，我们也可以偶尔表现高尚一下的冲动；我们甚至某时真的堕落着了，而我们又是可以从堕落中自拔的……我们至死还是没有成为一个所谓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检点我们的生命，我们确曾有过那样的时候，起码确曾有过那样的愿望…… 人性似水，我们实难决定水性的千变万化。 但是水呵，它有多么美好的一些状态呢！ 人性也可以的。 而不是不可以——一个社会若能使大多数人相信这一点，那么这个社会就开始是一个人文化的社会了…… 男人的嫉妒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是一个男人。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所以我一向认定，某些品质是男人起码应该具备的。诸如真诚，诸如善良，诸如正义感，诸如爱憎分明。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公开声明——没有正义感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有些男人一年不见，我认为真是我的幸事。有些男人我见一次后悔一次。后悔我怎么还跟他握手？怎么还跟他说话？不但后悔，且深深谴责和憎恶自己的虚伪。尽管我从不向自己鄙视的男人主动伸出手或主动开口。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为什么对自己发誓终身恪守的原则，总不免有动摇的时候？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常审视男人们的弱点。这种审视首先是通过自审和自省而达到的。有些弱点有些缺点我已经克服，有些我已经改正，有些至今仍是我的弱点和缺点。甚至将来可能还是，最后只有带着它死去，正如某些男人带着假牙假发死去一样。有些弱点和缺点改正起来真是很难。难在你明明知道是弱点和缺点，但因它对人起到保护作用，你竟渐渐习惯了把它当成你的铠甲。好比秃头和假发的关系，很难说是假发伪装的秃头，还是秃头使假发变得重要…… 世人认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 我认为多数的男人，甚至更多的男人，也都是常有嫉妒之心的，起码都曾被嫉妒啃啮过灵魂。事实上，摆脱不了嫉妒心的男人，一点儿不比摆脱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男人之嫉妒，一点儿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小。嫉妒在通常情况下，使大多数女人自己备受心理折磨；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男人们干坏女人们才干的勾当。 阿伽门农说：“嫉妒的毒一旦深入心灵，便使患此病的人加倍地患病。” 当遭我们所妒的人转过身去，难道我们不是常常就不失时机地进行贬损吗？仅止于此倒也罢了，有些男人则令人厌恶和不屑——贬损几声无伤于被妒者时，便向所妒之人做叭儿状。 细微观察生活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女人并不这样。一般来说她们远离她们所妒之人。而且，当她们所妒之人遭到某种厄运，比如一美丽的女人由于横祸而损毁了容颜，她们的嫉妒往往转化为同情，甚至会因嫉妒而忏悔。女人的心十分容易产生嫉妒，容易在男人认为不足论道的小事方面产生嫉妒。但女人的心也十分容易消除嫉妒，或较快地悄悄地转移它。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里萌芽，则往往迅速长成巨大的毒藤。女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女人的自卑，男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男人的隐恨。如果相对没有泄恨的契机，他们便会铤而走险，以报复现实来平衡倾斜的心态。 “嫉妒的人会并非出于恨而杀害他们嫉妒的对象。” 菲尔丁的这一句话，主要是针对男人们而言的。 报载某偏远乡村，几个未婚男青年，合谋杀害了自愿到那里当小学教师的一位大学毕业生，然后一起投案自首。他们的杀人动机简单得令审讯者大为震惊——他们说对被杀害的小学教师不但无冤无仇而且颇怀敬意，只是不能忍受村里的姑娘们对小学教师的普遍好感。 “你们不知道杀人是犯法的吗？” “知道，所以我们来投案自首。我们偿命就是了嘛！我们几条命还抵不上他一条命吗？” “因为他来了，姑娘们才开始看不起我们，议论我们没文化。我们愿意没文化吗，我们不杀他杀谁？” …… 如果说女人嫉妒之陪衬物常常是眼泪，那么男人嫉妒之陪衬物却极可能是鲜血。 亚里士多德对嫉妒做过很直白的说明——“我们嫉妒那些在时间、空间、年龄或声望方面接近我们的人，也嫉妒与我们竞争的对手。我们不会嫉妒那些生活在一百年以前的人，那些未出生的人，那些死人，那些在我们或他人看来，远低于或远高于我们的人。我们恰恰嫉妒那些和我们有相同奋斗目标的人。总之是那些和我们追求同样东西的人，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是我们一定要嫉妒的。” 我们真的嫉妒，或确曾嫉妒过那些和我们有相同奋斗目标和追求同样东西的人吗？果真如此的话，生活多么可悲，而我们自己又多么可憎！ 亚里士多德的话，也主要是针对男人而言的。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从精神上对女人的直言不讳的歧视和轻蔑，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对男人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出现在他的一切论说中的“我们”，基本上专指的是男人们。何况，在那个年代，除了女王，女人几乎只能在情场上成为她们互相嫉妒的对象。所以，连嫉妒的内容和性质，也大大地逊色于男人。 男人之间的嫉妒，有时足以令女人瞠目结舌。 上一个世纪美国有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他们的罪行使他们成为新闻媒介的热点。他们神通广大，令警方形象难堪。后来警方中一个足智多谋、对男人心理颇有独到研究的老警员献计献策，巧妙利用新闻媒介，大肆渲染一个强盗如何身手不凡，仿佛超人，引起了多少多少女性的关注甚至崇拜。对另一个强盗却很少提及，如附带一句话，用的也是讥诮之词。不久，警方只需通力合作对付一个强盗就行了。因为另一个强盗出于嫉妒杀死了同伙。于是这个强盗很快被捕归案。 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二桃杀三士”。晏子用计把两个桃子赐给三个勇士，结果他们互不相让，以决斗分雌雄，最后皆死于对方的刀剑之下…… 在女人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没有成为社会人以前的漫长世纪，她们的嫉妒通常不过表现在情感方面，而男人们却早就开始为权力、为荣誉，甚至仅仅为了争凶斗狠而互相残杀。女人不太会由于嫉妒男人的权力和荣誉而杀人，但男人却会，而且会因此产生杀人的念头。这比因情感而杀她们更为丑恶。现代社会使女人开始向一切原先仅只属于男人的事业进军。她们的成功系数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小，实际上正在比男人大起来。男人们在她们尚未成功的时候，往往虚伪地鼓励她们、怂恿她们，更乐于支持和协助她们。在她们成功之后，她们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对象。除非她们的成功也标志着某些男人自己的成功，足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分享她们的喜悦、骄傲和荣誉。 成功的女人不但处在女人们的嫉妒半径以内，往往也处在男人们嫉妒的阴霾之下。现代社会里，男人们开始认为女人对他们不无危险。而事实上，男人们对于女人们才更危险。他们可能由于她们的容貌而诱猎她们，也可能由于她们的成功而企图毁灭她们的事业，乃至她们的肉体。 一次，我问一位美国朋友她对中国男人的印象如何？ 她说了一些好话，余下的就是“嫉妒”。她说：“梁先生，其实我对中国人并无成见。国际上，十分重视嫉妒对人的心理危害，以种种科学方法加以证明，并将其不良结果告诉人们。而你们的某些报刊，却要公开宣扬嫉妒的好处，并要中国人都相信，嫉妒也是促使人类进取的某种动力。” 我默然。我似乎明白了我应该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做些什么。尽管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仍应该这样去做。 沉默的墙 在一切沉默之物中，墙与人的关系最为特殊。 无墙，则无家。 建一个家，首先砌的是墙。为了使墙牢固，需打地基。因为屋顶要搭盖在墙垛上。那样的墙，叫承重墙。 承重之墙，是轻易动不得的。对它的任何不慎重的改变，比如在其上随便开一扇门，或一扇窗，都会导致某一天突然房倒屋塌的严重后果。而若拆一堵承重墙，几乎等于是在自毁家宅。人难以忍受居室的四壁肮脏。那样的人家，即使窗明几净也还是不洁的。人尤其忧患于承重墙上的裂缝，更对它的倾斜极为恐慌。倘承重墙出现了以上状况，人便会处于坐卧不安之境。因为它时刻会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 在墙没有存在以前，人可以任意在图纸上设计它的厚度、高度、长度、宽度，和它在未来的一个家中的结构方向。也可以任意在图纸上改变那一切。 然而墙，尤其承重墙，它一旦存在了，就同时宣告着一种独立性了。这时在墙的面前，人的意愿只能徒唤奈何。人还能做的事几乎只有一件，那就是美化它，或加固它。任何相反的事，往往都会动摇它。动摇一堵承重墙，是多么地不明智不言而喻。 人靠了集体的力量足以移山填海。人靠了个人的恒心和志气也足以做到似乎只有集体才做得到的事情。于是人成了人的榜样，甚至被视为英雄。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在自己的家里，在家扩大了一点儿的范围内，比如院子里，又简直便是上帝了。他的意愿，也仿佛上帝的意愿。他可以随时移动他一切的家具，一再改变它们的位置。他可以把一盆花从这一个花盆里挖出来，栽到另一个花盆里。他也可以把院里的一株树从这儿挖出来，栽到那儿。他甚至可以爬上房顶，将瓦顶换成铁皮顶。倘他家的地底下有水层，只要他想，简直又可以在他家的地中央弄出一口井来。无论他可以怎样，有一件事他是不可以的，那就是取消他家的一堵承重墙。而且，在这件事上，越是明智的人，越知道不可以。 只要是一堵承重之墙，便只能美化它，加固它，而不可以取消它。无论它是一堵穷人的宅墙，还是一堵富人的宅墙。即使是皇帝住的宫殿的墙，只要它当初建在承重的方向上，它就断不可以被拆除。当然，非要拆除也不是绝对不可以，那就要在拆除它之前，预先以钢铁架框或石木之柱顶替它的作用。 承重墙纵然被取消了，承重之墙的承重作用，也还是变相地存在着。 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使人类能上天了，使人类能蹈海了，使人类能入地了，使人类能摆脱地球的巨大吸引力穿过大气层飞入太空登上月球了；但是，面对任何一堵既成事实的承重墙，无论是雄心大志的个人还是众志成城的集体，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还是和数千年前的古人一样，仍只有三种选择——要么重视它既成事实了的存在；要么谨慎周密地以另外一种形式取代它的承重作用；要么一举推倒它炸毁它，而那同时等于干脆“取消”一幢住宅，或一座厂房，或高楼大厦。 墙，它一旦被人建成，即意味着是人自己给自己砌起的“对立面”。 而承重墙，它乃是古今中外普遍的建筑学上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砌起在基础之上的基础。它不但是人自己砌起的对立面，并且是人自己设计的自己制造的坚固的现实之物。它的存在具有人不得不重视它的忌讳性。它意味着是一种立体的眼可看得见手可摸得到的实感的“原理”。它沉默地立在那儿就代表着那一“原理”。人摧毁了它也还是摧毁不了那一“原理”。别物取代了它的承重作用恰证明那一“原理”之绝对不容怀疑。 而“原理”的意思也可以从文字上理解为那样的一种道理——一种原始的道理。一种先于人类存在于地球上的道理。因为它比人类古老，因为它与地球同生同灭，所以它是左右人类的地球上的一种魔力。是地球本身赋予的力。谁尊重它，它服务于谁；谁违背它，它惩罚谁。古今中外，地球上无一人违背了它而又未自食恶果的。 墙是人在地球上占有一定空间的标志。承重墙天长地久地巩固这一标志。 墙是比床，比椅，比餐桌和办公桌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因为人每天只有数小时在床上。因为人并不整天坐在椅上，也不整天不停地吃着或伏案。但人眼只要睁着，只要是在室内，几乎无时无刻看到的都首先是墙。即使人半夜突然醒来，他面对的也很可能首先是墙。墙之对于人，真是低头不见抬头便见。 所以人美化居住环境或办公环境，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美化墙壁。为此人们专门调配粉刷墙壁的灰粉，制造专门裱糊墙壁的壁纸。壁纸从前的年代只不过是印有图案的花纸，近代则生产出了具有化纤成分的壁膜和不怕水湿的高级涂料。富有的人家甚至不惜将绸缎包在板块上镶贴于墙。人为了墙往往煞费苦心。 然而墙却永远地沉默着，永远地无动于衷，永远地荣辱不惊。不像床、椅和桌子，旧了便发出响声。而墙，凿它，钻它，钉它，任人怎样，它还是一堵沉默的墙。 我童年的家，是一间半很低很破的小房子。它的墙壁是根本没法粉刷的，也没法裱糊。再说买不起墙纸。只有过春节的时候，用一两幅年画美化一下墙。春节一过，便揭下卷起，放入旧箱子，留待来年春节再贴。穷人家的墙像穷人家的孩子，年画像穷人家的墙的一件新衣，是舍不得始终让它“穿在身上的”。 后来我家动迁了一次。我们的家终于有了四面算得上墙的墙。那一年我小学五年级。从那一年起，我开始学着刷墙。刷墙啊！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的事啊！那年代石灰是稀有之物。为了刷一遍墙，我常常预先满城市寻找，看哪儿在施工。如果发现了哪儿堆放着石灰，半夜去偷一盆。有时在冬天，端着走很远的路，偷回来时双手都冻僵了。刷前还要仔细抹平墙上的裂纹。我将炉灰用筛子筛过，掺进黄泥里，合成自造的水泥。几次后我刷墙不但刷出了经验，而且显示出了天分。往石灰浆里兑些蓝墨水，墙就可以刷成我们现在叫作冷色的浅蓝色。兑些红墨水，墙就可以刷成我们现在叫作暖色的浅红色。但对于那个年代的小百姓人家墨水是很贵的。舍不得再用墨水，改用母亲染衣服的蓝的或红的染料。那便宜多了。一包才一角钱，足够用十几次。我上中学后，已能在墙上喷花。将硬纸板刻出图案，按住在墙上；一柄旧的硬毛刷沾了灰浆，手指反复刮刷毛，灰点一番番溅在墙上；不厌其烦，待纸板周围遍布了浆点，一移开，图案就印在墙上了。还有另一种办法，也能使刷过的墙上出现“印象派”的图案，那就是将抹布像扭麻花似的对扭一下，沾了灰浆在墙上滚，于是滚出了一排排浪，滚出了一朵朵云，滚出了不可言状的奇异的美丽。是少年的我，刷墙刷得上瘾，往往一年刷三次。开春一次，秋末一次，春节前一次。为的是在家里能面对自己刷得好看的墙，于是能以较好的心情度过夏季、“十一”和春节。因而，居民委员会检查卫生，我家每得红旗。因而，我在全院，在那一条小街名声大噪。别人家常求我去刷墙，酬谢是一张澡票，或电影票…… 后来我去乡下，我的弟弟们也被我带出徒了。 住在北影一间筒子楼的十年，我家的墙一次也没刷过。因为我成了作家，不大顾得上刷墙了。 搬到童影已十余年，我家的墙也一次没刷过。因为搬来前，墙上有壁膜。其实刷也是刷过的。当然不是用灰浆，而是用刷子沾了肥皂水刷刷干净。四五次刷下来，墙膜起先的黄色都变浅了…… 现在，墙上的壁膜早已多处破了。我也懒得刷它了。更懒得装修。怕搭赔上时间心里会烦，亦怕扰邻。但我另有美化墙的办法。哪儿脏得破得看不过眼去，挂画框什么的挡住就是。于是来客每说：“看你家墙，旧是太旧了，不过被你弄得还挺美观的。” 现在，我家一面主墙的正上方，是方形的特别普遍的电池表。大约一九八三年，一份叫《丑小鸭》的文学杂志发给我的奖品，时价七八十元。表的下方，书本那么大的小相框里，镶着性感的玛丽莲·梦露。我这个男人并不唯独对玛丽莲·梦露多么着迷。壁膜那儿只破了一个小洞，只需要那么小的一个相框。也只有挂那么小的一个相框才形成不对称的美。正巧逛早市时发现摊上在卖，于是以十元钱买下。满墙数镶着玛丽莲·梦露的相框最小，也着实有点儿委屈梦露了。“她”的旁边，是比“她”的框子大出一倍多的黑框的俄罗斯铜版画，其上是庄严宏伟的玛丽亚大教堂。是在俄罗斯留学学过俄罗斯文学史，确实沾亲的一位表妹送给我的。玛丽莲·梦露的下方，框子里镶的是一位青年画家几年前送给我的小幅海天景色的油画。另外墙上同样大小的框子里还镶着他送给我的两幅风景油画，都是印刷品。再下方的竖框里，是芦苇丛中一对相亲相爱的天鹅的摄影。是《大自然》杂志的彩页。我由于喜欢剪下来镶上了。一对天鹅的左边，四根半圆木段组成的较大的框子里，镶着列维斯坦的一幅风景画：静谧的河湾、水中的小船、岸上的树丛，令人看了心往神驰。此外墙上另一幅黑相框里，镶着金铂银铂交相辉映的耶稣全身布道相。还有两幅是童影举行电影活动的纪念品。一幅直接在木板上镶着苗族少女的头像，一幅镶着艺术化了的牛头。那一年是牛年。那一幅上边是《最后的晚餐》，直接压印在薄板上，无框。墙上还有两具瓷的羊头，一模一样；一具牛头，一具全牛，我花一百元从摊上买的。还有别人送我的由一小段一小段树枝组成的带框工艺品；还有两名音乐青年送给我的他们自己拍的敖包摄影。还有湖南某乡女中学生送给我的她们自己粘贴的布画，是扎着帕子的少女在喂鸡，连框子也是她们自己做的。这是我最珍视的，因为少女们的心意实在太虔诚。还有一串用布缝制的五彩六色的十二生肖，我花十元钱在早市上买的；还有如意结、如意包、小灯笼什么的，都是早市上二三元钱买的…… 以上一切，挡住了我家墙上的破处、脏处，并美化了墙。 我这么详尽地介绍我家一面主墙上的东西，其实是想要总结我对墙的一种感想——墙啊，墙啊，永远沉默着的墙啊，你有着多么厚道的一种性格啊！谁要往你身上敲钉子，那么敲吧，你默默地把钉子咬住了。谁要往你身上挂什么，那么挂吧，管它是些什么，美观也罢，相反也罢，你都默默地认可了。墙啊，墙啊，你具有着的，是一种怎样的包容性啊！ 尽管，人可以在墙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挂什么就挂什么，想把墙刷成什么颜色就刷成什么颜色——然而，无论多么高级的墙漆，都难以持久，都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褪色，剥落；自欺欺人或被他人所骗往墙上刷质量低劣的墙漆，那么受害的必是人自己。水泥和砖构成的墙，却是不会因而被毁到什么程度的。 时过境迁，写在墙上的标语早已成为历史的痕迹，写的人早已死去，而墙仍沉默地直立着；画在墙上的画早已模糊不清，画的人早已死去，而墙仍沉默地直立着；挂在墙上的东西早已几易其主，由宝贵而一钱不值，或由一钱不值而身价百倍，而墙仍沉默地直立着；战争早已成为遥远的大事件，墙上弹洞累累，而墙沉默地直立着…… 墙什么都看见过，什么都听到过，什么都经历过，但它永远地沉默地直立着。墙似乎明白，人绝不会将它的沉默当成它的一种罪过。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存在着的一份天职。墙明白它的天职不是别的，而是直立。 墙明白它一旦发出声响，它的直立就开始了动摇。墙即使累了，老了，就要倒下了，它也会以它特有的方式向人报警，比如倾斜，比如出现裂缝…… 人知道有些墙是不可以倒下的，因而人时常观察它们的状况，时常修缮它们。人需要它们直立在某处，不仅为了标记过去，也是为了标志未来。 比如法国的巴黎公社墙。 人知道有些墙是不可以不推倒它的。比如隔开爱的墙；比如强制地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分为二的墙…… 比如种族歧视的无形的墙；比如德国的柏林墙。 人从火山灰下，沙漠之下发掘出古代的城邦，那些重见天日的不倒的墙，无不是承重之墙啊！它们沉默地直立着，哪怕在火山灰下，哪怕在沙漠之下，哪怕在地震和飓风之后。 像墙的人是不可爱的。像墙的人将没有爱人，也会使亲人远离。墙的直立意象，高过于任何个人的形象。宏伟的墙所代表的乃是大意象，只有民族、国家这样庄严的概念可与之互喻。 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过去了，像新的墙漆覆盖旧的墙漆；一批风云际会的人物融入历史了，又一批风云际会的人物也融入历史了，像挂在墙上的相框换了又换；战争过去了，灾难过去了，动荡不安过去了，连辉煌和伟业也将过去，像家具，一些日子挪靠于这一面墙，一些日子挪靠于另一面墙……而墙，始终是墙。沉默地直立着。而承重墙，以它之不可轻视告诉人：人可以做许多事，但人不可以做一切事；人可以有野心，但人不可以没有禁忌，哪怕是对一堵墙…… 第四辑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我先朗诵一首台湾诗人羊令野的《红叶赋》：我是裸着脉络来的，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捧出一掌血的落叶啊。我将归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风为什么萧萧瑟瑟，雨为什么淅淅沥沥，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欧阳修你怎么还没有赋个完呢？我还是喜欢那位宫女写的诗，御沟的水啊缓缓地流，小小的一叶载满爱情的船，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也以多元为好，一个人过分强调自己所理解的文学理念的话，有时可能会显得迂腐，有时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甚至有时会显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并不能判断我的文学理念，或者说我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是否接近正确。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这让我想起数学家华罗庚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好比伸手到袋中，当摸出一只红色玻璃球的时候，你判断这只袋子里装有红色玻璃球，这是对的，然后你第二次、第三次连续摸出的都是红色玻璃球，你会下意识地产生一个结论：这袋子里装满了红色玻璃球。但是也许正在你产生这个意识的时候，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只白色玻璃球，那时你就会纠正自己：“啊，袋子里其实还有白色的玻璃球。”当你第五次摸时，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这袋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你已经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我们到大学里来主要是学知识的，其实“知识”这两个字是可以，而且应当分开来理解的。它包含着对事物和以往知识的知性和识性。知性是什么意思呢？只不过是知道了而已，甚至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学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所必须练的其实不过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体现为老师把一些得出结论的知识抄在黑板上，告诉你那是应该记住的，学生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对自己说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区别，对理科来说，知道本身就是意义。比如说学医的，他知道人体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经束构成的，在临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能仅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比如说我在讲电影、中外电影欣赏评论课时，就要捎带讲到中外电影史；但是在电影学院里，电影史本身已经构成一个专业，而且一部电影史可能要讲一学年。电影史就在网上，你按三个键，一部电影史就显现出来了，还需要老师拿着电影史划出重点，再抄在黑板上吗？ 因此我讲了两章以后，就合上书了。我每星期只有两堂课，对同学来说，这两堂课是宝贵的，我恐怕更要强调识性。我们知道了一些，怎样认识它？又怎样通过我们的笔把我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而且这个记录的过程使别人在阅读的时候，传达了这种知识，并且产生阅读的快感？本学期开学以来，同学们都想让我讲创作，但是我用了三个星期六堂课的时间讲“人文”二字。大家非常惊讶，都举手说：“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话就够了——以人为本。”你能说他不知道吗？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会说以人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务员，他们也知道以人为本；若是满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会知道人文就是以人为本。那么我们大学学子是不是真的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呢？除了以人为本，还能告诉别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三万五千年以前，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那时人类进化的成就无非就是认识了火，发明了最简单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出现了城邦的雏形、农业的雏形，有一般的交换贸易，而这时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内，人类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动中，表达对神的崇拜；到下个一千年的时候，才有一点人文化的痕迹，也仅仅表现在人类处于童年想象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传说。那时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时间才能得到一点点进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时，出现了《伊索寓言》。我们在读《农夫和蛇》的时候，会感觉不就是这么一个寓言吗？不就是说对蛇一样的恶人不要有恻隐吗？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寓言的智慧性还不如我们的“杯弓蛇影”，不如我们的“掩耳盗铃”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寓言放在公元前五百年的人类文化坐标上来看待。公元前五百年出现了一个奴隶叫伊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人文主义的体现。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奴隶通过自己的思想力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通过思想力争取到自由的记录。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伊索，你需要什么？”伊索说：“主人，我需要自由。”他的主人那时不想给伊索自由。伊索内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他经常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主人有客人来时，给客人讲一个故事。伊索通过自己的思想力来创造故事，他知道若做不好这件事情，他决然没有自由；做好了，可能有自由，也仅仅是可能。当伊索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主人也快死了，在临死前给了伊索自由。 当我们这样来看伊索、伊索寓言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件事，会对历史心生出一种温情和感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在伊索之后才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位都强调过阅读伊索的重要性。我个人把它确立为人类文明史中相当重要的人文主义事件。还有耶稣出现之前，人类是受上帝控制的，上帝主宰我们的灵魂，主宰我们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的生存。但是到耶稣时就不一样了，从前人类对神文化的崇拜（这种崇拜最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到耶稣这里成为人文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即使耶稣这人是虚构出来的，也表明人类在思想中有一种要摆脱上帝与自己关系的本能。耶稣是人之子，是由人类母亲所生的，是宗教中的第一个非神之“神”。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另一个神，才发生了宗教上的讨伐。最后在没有征服成功的情况下，说：“好吧，我们也承认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因为流血已不能征讨人类需要一个平凡的神的思想力。 那时是人文主义的世界，我们在分析宗教的时候，发现基督教义中谈到了战争，提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的一方要善待俘虏。关于善待俘虏的话一直到今天都存在，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我们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继承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还有，获胜的一方有义务保护失败方的妇女和儿童俘虏，不得杀害他们。这是什么？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还提到富人要对穷人慷慨一些，要关心他们孩子上学的问题，关心到他们之中麻风病人的问题。后来，萧伯纳也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及对整个社会的认识，认为当贫穷存在时，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象中一样过上真正幸福的日子，请想象一下，无论你富到什么程度，只要城市中存在贫民窟，在贫民窟里有传染病，当富人不能用栅栏把这些给隔离开的时候，当你随时能看到失学儿童的时候，如果那个富人不是麻木的，他肯定会感到他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英国、法国都有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了，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接触过欧洲的文化人所写的对于当时王权的歌颂。但在孔老夫子润色过的《诗经》里，包括风雅颂。风指民间的，雅是文化人的，而颂就是记录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士对当时拥有王权者们的称颂。这给了我特别奇怪的想法，文化人士的前身，和王权发生过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会那样？古罗马在那么早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三权分立、元老院，元老院的形式还是圆形桌子，每个人都可以就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事物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讨论。在那样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对渥大维称颂的诗句，而《诗经》却存在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封建社会没有文明到这种程度。 被王权利用的宗教就会变质，变质后就会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方式，因此在十四世纪时出现了贞洁锁、铁乳罩。当宗教走到这一步，从最初的人文愿望走入到了反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十日谈》3就挑战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才能知道它的意义。再往后，出现了莎士比亚、达·芬奇，情况又不一样了。我们会困惑：今天讲西方古典文学的人都会知道，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气息，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帝王和贵族，如果有普通人的话，只不过是仆人，而仆人在戏剧中又常常是可笑的配角，我们怎么说充满人文主义呢？要知道在莎士比亚之前，戏剧中演的是神，或是神之儿女的故事，而到这里，毕竟人站在了舞台上，正因为这一点，它是人文的，就这么简单，针对神文化。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在舞台上真正占据主角的必然是人上人，而最普通的人要进入文艺，需经过很漫长的争取，不经过这个争取，只能是配角。在同时代的一幅油画《罗马盛典》中，中间是苏格拉底，旁边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等，把所有罗马时期人类文化的精英都放在一个大的盛典里，而且是用最古典主义的画风把它画出来。在此之前人类画的都是神，神能那样地自信、那样地顶天立地，而现在人把自己的同类绘画在盛典中，这很重要，然后才能发展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复兴和启蒙。我们今天看雨果作品的时候，看《巴黎圣母院》，感觉也不过是一部古典爱情小说而已，但有这样一个场面：卡西莫多被执行鞭笞的时候，巴黎的广场上围满了市民，以致警察要用他们的刀背和马臀去冲撞开人们。而雨果写到这一场面的时候是怀着嫌恶的，他很奇怪，为什么一个我们的同类在受鞭笞的时候，有那么多同类围观，从中得到娱乐？这在动物界是没有的，在动物界不会发生这样的情景：一种动物在受虐待的时候，其他动物会感到欢快。动物不是这样的，但人类居然是这样的。人文主义就是嘲弄这一点。 建国以后的十几年间，由外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不像现在这样多，是有限的一些。一个爱读书的人无论借或怎么样，总是会把这些书都读遍的。屠格涅夫的《木木》和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给我以非常深的印象。 《木木》讲的是屠格涅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祖母是女地主。有一次他跟着祖母到庄园，看到一个高大的又聋又哑又丑的看门人。看门人已经成为仆人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没有人跟他交往。他有一只小狗叫木木，当女地主出现的时候，小狗由于第一次看到她，冲着女地主吠了两声，并且咬破了她的裙边。屠格涅夫的祖母命令把小狗处死。可想而知，那个人没有亲情、没有感情、没有友情，只有与那只小狗的感情，但他并没有觉悟到也不可能觉悟到我要反抗我要争取等，他最后只能是含着眼泪在小狗的颈上拴了一块石头并抚摸着小狗，然后把小狗抱到河里，看着小狗沉下去。 还有托尔斯泰的《午夜舞会》，讲的是托尔斯泰那时是名军官，在要塞做中尉。他爱上了要塞司令美丽的女儿，两人已经谈婚论嫁。午夜要塞举行舞会，他和小姐在要塞的花园里散步，突然听到令人恐怖的喊叫声，原来在花园另一端，司令官在监督对一个士兵施行鞭笞。托尔斯泰对小姐说：“你能对你的父亲说停止吗？惩罚有时体现一下就够了。”但是小姐不以为然地说：“不，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的父亲在工作，他在履行他的责任。”年轻的托尔斯泰请求了三次。小姐说：“如果你将来成为我的丈夫，对于这一切你应该习惯。你应该习惯听到这样的喊叫声，就跟没有听到一样。周围的人们不都是这样吗？”确实周围的人们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依旧在散步，男士挽着女士的手臂是那样地彬彬有礼。托尔斯泰吻了小姐的手说：“那我只有告辞了，祝你晚安！”背过身走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不管她有多么漂亮。”这影响了我的爱情观，我想以后无论我遇到多么漂亮的女人，如果她的心地像那位要塞司令官的女儿，或者她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虚荣，她都蛊惑不了我，那就是文学对我们的影响。 我从北京大串联回来的时候，走廊里挂满了大字报。我看到我的语文老师庞盈，从厕所出来，被剃了鬼头，脸已经浮肿，一手拿着水勺，一手拿着小桶。我不是她最喜欢的学生，但我那时的反应就是退后几步，深深地鞠个躬说：“庞盈老师，你好！”她愣了一下，我听到小桶掉在地上，她退到厕所里面哭了。多少年以后她在给我的信中说：“梁晓声，你还记得当年那件事吗？我可一直记在心里。”这也只能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的情感表达而已。那时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宋慧颖大冬天在操场里扫雪，没有戴手套，并且也被剃了鬼头。我跟她打招呼：“宋老师，我大串联回来了，也不能再上学了，谢谢你教过我们政治，我给你鞠个躬。”这是我们只能做到的吧，但在那个年代这对人很重要。可能有一点点是我母亲教过我的，但是书本给我的更多一些。 正因为这样，再来看那些我从前读过的名著时，我内心会有一种亲切感。大家读《悲惨世界》的时候，如果不能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里来思考，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要纪念雨果？他通过《悲惨世界》那样一些书，使人类文化中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他的这些书是在流亡的时候写的，连巴黎的洗衣女工都舍得掏钱来买。书里面写的冉·阿让，完全可以成为杀人犯的；里面最重要的话语就是当米里艾主教早晨醒来的时候，一切都不见了，唯一的财产也被偷走了，而米里艾主教说：“不是那样的，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穷人只不过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从我们这里拿走了。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银盘子是经过矿工、银匠的手才产生的。”这思想就是讲给我们众多的公仆听的。正因为雨果把他的思想放在作品里面，一定会对法国的国家公仆产生影响，我们为此而纪念他。人道精神能使人变得高尚，这让我们今天读它的时候知道它的价值。 我们在看当下的写作的时候，会做出一种判断，那就是我们的作品中缺什么？也就是以我的眼来看中国的文化中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多少年，我们要补上这个课，要补上科技的一课，要补上法律意识的一课，也要补上全民文明素质的一课。但是你们听说过我们也要补上文化的一课吗？好像就文化不需要补课。这是多么奇怪，难道我们的文化真的不需要补课吗？ 五四时期我们进行人文主义启蒙的时候，西方的人文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进行初期人文启蒙的时候，西方的文化正处于现代主义思潮的时期。他们现在可以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而形式，甚至可以说他们可以玩一下文学，玩一下文艺，因为文学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我们不会理解现代主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完成过。尽管五千年中我们的古人也说过很多话，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时人文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可它没有在现实中被实践过。当我们国家陷入深重灾难的时候，西方已经在思考后人文了，关于和平主义，关于进一步民主，关于环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 我和两位老作家去法国访问，当时下着雨，一辆法国车挡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怎么也超不过去。后来前面那辆车停下了，把车开到路边。他说一路上他们的车一直在我们前面，这不公平，车上有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她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突然觉得修养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能培养到什么程度。 前几年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博士生古思亭，中文名字非常美。外国人能把汉语学成这样的程度是相当不易的。那天一位中国同学请她吃饭，当时在一个小餐馆里，那位同学说这个地方不安全，打算换个地方。走到半路，古思亭对她说：“要是面好了，而我们却走了，这是很不礼貌的。我得赶紧回去把钱交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到底在哪里。 人文在高层面关乎国家的公平、正义。在最朴素的层面，我个人觉得，人文不体现在学者的论文里，也不要把人文说得那么高级，不要让我没感觉到“你不说我还听得清楚，你一说我反而听不明白了”；其实人文就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中，就在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中，就在我们人性的质地中，就在我们心灵的细胞中，这些都是文化教养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学文化的原动力，而且是我们传播文化的一种使命。 我最后献给大家一首诗：我是不会变心的/大理石/雕成塑像/铜/铸成钟/而我/是用真诚锻造的/假使/我破了/碎了/那一片片/也还是/忠诚。 百年文化的表情 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国百余年文化云涌星驰，时有新思想的闪电，撕裂旧意识的阴霾；亦有文人之呐喊，儒士之捐躯；有诗作檄文，有歌成战鼓；有鲁迅勇猛所掷的投枪，有闻一多喋血点燃的《红烛》；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强国之道，有新文化运动势不两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历史的尘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远，在时代递进的褶皱里，百余年文化积淀下了怎样的质量？又向我们呈现着怎样的“表情”？ 弱国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郁的？怎能不是悲怆的？怎能不是凄楚的？ 弱国文人的文化姿态，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难得之“糊涂”？怎能不以习惯了的温声细语，而拼作斗士般的仰天长啸？ 当忧国之心屡遭挫创，当同类的头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隐，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们的目光透过百年，向历史的更深远处回望过去，那么遁隐的选择，几乎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时尚”了。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谈《聊斋志异》了。蒲松龄作古已近三百年；《聊斋志异》成书面世二百四十余年。之所以要越过百年先论此书，实在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国文化的扉页上，分明染着蒲松龄那个朝代的种种混杂气息。 蒲公笔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几乎皆我少年时梦中所恋。 《聊斋志异》是出世的。 蒲松龄的出世是由于文人对自己身处当世的嫌恶。他对当世的嫌恶又源于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顺遂，富贵命达，我们今人也许——就无《聊斋》可读了。 《聊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松龄背对他所嫌恶的当世，用四百余篇小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较适合他那一类文人之心灵得以归宿的“拟幻现世”。美而善的妖女们所爱者，几乎无一不是他那一类文人。自从他开始写《聊斋》，他几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里，几乎一生都在与他笔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爱着。 但毕竟的，他背后便是他们嫌恶的当世，所以那当世的污浊，漫过他的肩头，淹向他的写案——故《聊斋》中除了那些男人们梦魂萦绕的花精狐魅，还有《促织》《梦狼》《席方平》中的当世丑类。 《聊斋》乃中国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温的“表情”。作者以冷漠对待他所处的当世，将温爱给予他笔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浒》乃中国百年文化前页最为激烈的“表情”。由于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被列为禁书。它虽产生于元末明初，所写虽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响似乎在清末更大，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红楼梦》，撇开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主线，读后确给人一种盛极而衰的挽亡感。 此外还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构成着百年文化前页的谴责“表情”。 《金瓶梅》是中国百年文化前页中最难一言评定的一种“表情”。如果说它毕竟还有着反映当世现实的重要意义，那么其后所产生的不计其数的所谓“艳情小说”，散布于百年文化的前页中，给人，具体说给我一种文化在沦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页的“表情”是极其严肃的。 那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思想家辈出的历史时期。在这扉页上最后一个伟大的名字是孙中山。这个名字虽然写在那扉页的最后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们都值得纪念。因为他不仅思想，而且实践，而且几乎成功。 于是中国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后不仅保持着严肃，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是凝重的。 于是才会有“五四”，才会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百年文化“表情”中相当激动相当振奋相当自信的一种“表情”。 鲁迅的作家“表情”个性最为突出。《狂人日记》振聋发聩；《彷徨》的精神苦闷跃然纸上；《阿q正传》和《坟》，乃是长啸般的《呐喊》之后，冷眼所见的深刻…… 白话文的主张，当然该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时代，我也会为白话文推波助澜的。但我不大会是特别激烈的一分子，因为我也那么地欣赏文言文的魅力。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论，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没有结论的话题。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该支持鲁迅，还是该追随“四条汉子”。 这大约是近代文学史上最没什么必要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争论吧？ “内耗”每每也发生在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之间。 但是于革命的文学、救国的文学、大众的文学而外，竟也确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于另一种文学，对大文化进行着另一种软性的影响——比如林语堂（他是我近年来开始喜欢的）、徐志摩、周作人、张爱玲…… 他们的文学，仿佛中国现代文学“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种“表情”。 甚至，还可以算上朱自清。 从前我这一代人，具体说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们的文学。怎么在国家糟到那种地步的情况之下还会有心情写他们那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 现在我终于有些明白——文学和文化，乃是有它们自己的“性情”的，当然也就会有它们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面看起来，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学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实，真相也许恰恰相反。也许——作家们和文化人们，只不过是文学和文化的“打工仔”。只不过有的是“临时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终生聘用者”。文学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悦人心，仅供赏析消遣的一面。而且，是特别本色的一面。倘有一方平安，文学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里施展。 这么一想，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与鲁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会非得将徐志摩清脆流利的诗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对立起来看而对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闻一多之间确定哪一个更有资格入史了。当然，闻一多和他的《红烛》更令我感动，更令我肃然。 历史消弭着时代烟霭，剩下的仅是能够剩下的小说、诗、散文、随笔——都将聚拢在文学和文化的总“表情”中…… 繁荣在延安的文学和文化，是中国有史以来，气息最特别的文学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纯真烂漫的“表情”——因为它当时和一个最新最新的大理想连在一起。它的天真烂漫是百年内前所未有的。说它天真，是由于它目的单一；说它烂漫，是由于它充满乐观…… 建国后，前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调皮相”，但一遭眼色，顿时中规中矩。 “文革”中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面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无真诚可言最令人讨厌的一种“表情”。 新时期文学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种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国家，还没开始自觉地思考关于自己的种种问题…… 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躁动的，因为中国处在躁动的阶段…… 九十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问题少年”式的。它的“表情”意味着——“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九十年代后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种自我放纵乐在其中的表情。问题少年已成独立性很强的青年。它不再信崇什么。它越来越不甘被拘束。它渴望在自我放纵中走自己的路。这一种自我放纵有急功近利的“表情”特点，也每有急赤白脸的“表情”特点，还似乎越来越玩世不恭…… 据我想来，在以后的三五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将会在自我放纵的过程中渐渐性情稳定。归根结底，当代人不愿长期地接受喧嚣浮躁的文学和文化局面。 归根结底，文学和文化的主流品质，要由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创作来默默支撑，而非靠一阵阵的热闹及其他…… 情形好比是这样的——百年文化如一支巨大的礼花，它由于受潮气所侵而不能至空一喷，射出满天灿烂，花团似锦；但其断断续续喷出的光彩，毕竟辉辉烁烁照亮过历史，炫耀过我们今人的眼目。而我们今人是这礼花最后的内容…… 我们的努力喷射恰处人类的千年之交。 当文学和文化已经接近自由的境况，相对自由了的文学和文化还会奉献什么？又该是怎样的一种“表情”？什么是我们自己该对自己要求的质量？ 新千年中的新百年，正期待回答…… 美是不可颠覆的 许多人认为，各个民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美的标准，以及美的观念、美的追求。 这一点基本上被证明是正确的。 于是进而有许多人认为，时代肯定有改变美的标准的强大力度。因而同样具有改变人之审美观及对美的追求的力度。这一点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时代没有这种力度。事实上像蜜蜂在近七千年间一直以营造标准的六边形为巢一样，人类的心灵自从产生了感受美的意识以来，美的事物在人类的观念中，几乎从未被改变过。 我的意思是——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是的，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人类根本就不曾犯过如此荒唐的错误。此结论之可靠，如同任何一只海龟出生以后，根本就没有犯过朝与海洋相反的方向爬过去的错误一样。 就总体而言，人类心灵感受美的事物的优良倾向，或曰上帝所赋予的宝贵的本能，又仿佛镜子反射光线的物质性能一样永恒地延续着。只要镜子确实是镜子，只要光线一旦照耀到它。 果真如此吗？ 有人或许将举到《聊斋志异》中那篇著名的小说《罗刹海市》进行辩论了。此篇的主人公马骥，商贾之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并且，“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正是如此这般的一位“帅哥”，弃学而“从人浮海，为飘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于是便抵达了所谓的“罗刹岛国”。以马骥的眼看来，“其人皆奇丑”。而罗刹国人“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 美和丑，在罗刹国内，标准确乎完全颠倒了。不但颠倒了，而且竟以颠倒了的美丑标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以邀贵人宠，故得鼎烹以养妻子。”也就是说，第三等人，如能有幸获得权贵的役纳，还是可以混到一份差事的。至于马骥所见到的那些“奇丑”者，竟因个个丑得不够，被逐出社会，于是形成了一个贱民部落。 丑得不够便是美得不达标，有碍观瞻。那么，“美之极者”们又是怎样的容貌呢？以被当地人视为妖的马骥的眼看来，不过个个面目狰狞罢了。 我敢断定，在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学史中，《罗刹海市》大约是唯一的一篇以美丑之颠倒为思想心得的小说。 便是这一篇小说，也不但不是否定了我前边开篇立论的观点，而恰恰是补充了我的观点。 因为——被视为妖的马骥，一旦游戏之“以煤涂面”，竟也顿时美了起来，遂被引荐于大臣，引荐于宰相，引荐于王的宝殿前。而当“马即起舞，亦效白锦缠头，作靡靡之音”时——“王大悦”。不但大悦，且“即日拜下大夫。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以至于引起官僚们的妒忌，以至于马骥忐忑不安，以至于明智地“上疏乞休致”。而王“不许”。“又告休沐，乃给三月假。” 分析一下王的心理，是非常有趣的。以被贱民们视为“妖”的马骥的容貌，社会等级该在贱民们之下，怎么仅仅以煤涂面，便“时与私宴，恩宠殊异”了呢？想必在王的眼里，美丑是另有标准的吧？ 王是否也牛头马面呢？小说中只字未提。或是。那么在他的国里，以丑为美，以牛头马面，五官狰狞的为极美，自是理所当然的了。或者意非牛头马面，甚至不丑。那么可以猜测，在他的国里，美丑标准的颠倒，也许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是对他那一帮个个牛头马面的公卿大臣们的权威妥协也未可知。 但无论怎样的原因，在王的国里，美丑是一种被颠倒的标准；在王的眼里心里，美丑的标准未必不是正常的。他只不过装糊涂罢了。 否则，为什么他那么喜赏马骥之歌舞呢？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赞曰“异哉！声如凤鸣龙啸，从未曾闻”呢！ 王的“大悦”，盖因此耳！ 结论：美可能在某一地方，某一时期，某一情况之下被局部地歪曲，但根本不可能被彻底否定。 如马骥，煤可黑其面，但其歌之美犹可征服王！ 结论：美可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之下遭排斥，但它在人心里的尺度根本不可能被彻底颠覆。 如王，上殿可视一帮牛头马面而司空见惯，回宫可听恢诡噪耳之音而习以为常；但只要一闻马骥的妙曼清唱，神不能不为之爽，心不能不为之畅，感观不能不达到享受的美境。 有人或许还会举到非洲土著部落的人们以对比强烈的色彩涂面为美；以圈圈银环箍颈乃至于颈长足尺为美，来指证美的客观标准的不可靠，以及美的主观标准的何等易变，何等荒唐，何等匪夷所思…… 其实这一直是相当严重的误解。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入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虔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戴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炫耀财富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亘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炫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子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睑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但中国历史上女子们的被迫缠足却是应该另当别论的。这的的确确是与美的话题相关的病态社会现象。严格说来，我觉得，这甚至应该被认为是桩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此事件一经发生，其对中国女子美与不美的恶劣的负面影响，历时五代七八百年之久。以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还每每看见过小脚女人。 近当代的政治思想家们、社会学家们、民俗学家们，皆以他们的学者身份疾恶如仇地对缠足现象进行过批判，却很少听到或读到美学家们就此病态社会现象的深刻言论。 而我认为，这的确也是一个美学现象。的确也是一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应该予以评说的既严重又恶劣的事件。此事件所包含的涉及中国人审美意识和态度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比如历史上中国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意识和态度，女人们在这一点上对自身的审美意识和态度，一个缠足的大家闺秀与一个天足的农妇在此一点上意识和态度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以及是她们的丈夫、父亲们的男人的意识和态度，以及是她们的母亲的女人的意识和态度，以及她们在嫁前相互比“美”莲足时的意识和心态，以及她们在婚后其实并不情愿被丈夫发现毫无“包装”的赤裸的蹄形小脚的畸怪真相的意识和心态，以及她们垂暮老矣之时，因畸足越来越行动不便情况之下的意识和心态……凡此种种，我认为，无不与男人对女人、女人对自身的审美意识和心态发生粘连紧密而又杂乱的思想关系，观念关系，畸形的性炫耀与畸形的性窥秘关系…… 但是，让我们且住。这一切我们先都不要去管它。 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思想的问题上——即一双女人的被摧残得筋骨畸形的所谓莲足，真的比一双女人的天足美吗？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自身对美的感觉不发生错乱，回答显然会是否定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几分之一的人类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湎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董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而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太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竟要靠罚款的方式来扼制蔓延了——而得银日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毒螫千年，波靡四域，肢体因而脆弱，民气以之凋残，几使天下有识者伤心，贻后世无穷之唾骂。”这样的布告词，实不可不谓振聋发聩、痛心疾首。然无几个中国男人听得入耳，也无几个中国女人响应号召。爱捧小脚的中国男人依然故我。小脚的中国女人们依然感觉良好，并打定主意要把此种病态的良好感觉“传”给女儿们…… 中国人倘曾以这样的狂热爱科学、争平等、促民主，那多好啊！不是说美的标准肯定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吗？不是说任何民族，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都根本不可能颠覆它吗？那中国近千年的缠足现象又该做何解释呢？首先，历史告诉我们——这现象始于帝王。皇上的个人喜好，哪怕是舐痂之癖，一旦由隐私而公开，则似乎便顿时具有了趣味的高贵性，意识的光荣性，等级的权威性。于是皇亲国戚们纷纷效仿；于是公卿大臣们趋之若鹜；于是巨商富贾紧步后尘——于是在整个权贵阶层蔚然成风…… 在古代，权贵阶层的喜好，以及许多侧面的生活方式，一向是由很不怎么高贵的活载体播染向民间的。那就是——娼妓。先是名娼美妓才有资格。随即这种资格将被普遍的娼妓所瓜分。无论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规律大抵如此。 娼妓的喜好首先熏醉的必将是一部分被称之为文人的男人。这也几乎是一条世界性的规律。在古代，全世界的一部分被称之为文人的男人，往往皆是青楼常客，花街浪子。于是，由于他们的介入，由于他们也喜好起来，社会陋俗的现象，便必然地“文化”化了。 陋俗一旦“文化”化、力量就强大无比了。庶民百姓，或逆反权贵，或抵抗严律，但是在“文化”面前，往往只有举手乖乖投降的份儿。 康熙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鳌拜便是“金莲”崇拜者；乾隆皇帝本身即是；巨商胡雪岩也是；大诗人苏东坡是；才子唐伯虎是；作“不缠足文”的袁世凯阳奉阴违背地里更是…… 《西厢记》中赞美“金莲”；《聊斋》中的赞美也不逊色；诗中“莲”、词中“莲”、美文中“莲”，乃至民歌童谣中亦“莲”；唱中“莲”、画中“莲”、书中“莲”，乃至字谜中“莲”、酒令中也“莲”…… 更有甚者，南方北方，此地彼域，争相举办“赛莲”盛会——有权的以令倡导，有钱的出资赞助，公子王孙前往逐色，达官贵人光临览美，才子“采风”，文人作赋…… 连农夫娶妻也要先知道女人脚大脚小，连儿童的憧憬中，也流露出对小脚美女的爱慕，连乡间也流传《十恨大脚歌》，连帝都也时可听到嘲讽“大脚女”的童谣…… 在如此强大、如此全方位，地毯式的文化进击、文化轰炸，或曰文化“炒作”之下，何人对女性正常的审美意识和心态，又能定力极强，始终不变呢？何人又能自信，非是自己不正常，而是别人都变态了呢？即使被人认为主见甚深的李鸿章，也每因自己的母亲是天足老太而讳若隐私，更何况一般小民了…… 结论：某一恶劣现象，可能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畅行无阻，世代袭传，成为鄙陋遗风，迷乱人们心灵中的审美尺度，但却只能部分地扭曲之，而绝对不可能整体地颠覆之。正如缠足的习俗虽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将女人的脚改变为“莲”，却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扭曲任何一个具体的女人的身躯，而依然夸张地予以赞美。并且，迷乱人们心灵中的审美尺度的条件，一向总是伴随着王权（或礼教势力、宗法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伴随着颓废文化的推波助澜；伴随着富贵阶层糜烂的趣味；伴随着普遍民众的愚昧。还要给被扭曲的审美对象以一定的意识损失以补偿——比如相对于女人被摧残的双足而言，鼓励刻意心思，盛饰纤足，一袜一履，穷工极丽。尤以豪门女子、青楼女子、礼教世家女子为甚。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以外“包装”的精致，掩饰畸形的怪异真相。还要给被扭曲的审美对象以一定的精神满足，而这一点通常是最善于推波助澜的颓废文化胜任愉快的。 有了以上诸条件，鄙陋习俗对人们心灵中审美尺度的扭曲，便往往大功告成。 但，这一种扭曲，永远只能是部分的侵害。 世间一切美的事物，都具有极易受到侵害的一面。但也同时具有不可能被总体颠覆形象的基本素质。 比如戴安娜，媒介去年将她捧高得如爱心女神，今年又贬她为“不过一个毁誉参半的、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但，却无法使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这一点受到彻底颠覆。 某些事物本身原本就是美的，那么无论怎样的习俗都不能使它们显得不美。正如无论怎样的习俗，都不能使尖头肿颈者在大多数世人眼里看来是美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景绝非某一个世人眼里的美景，通常它必然几乎是一切世人眼里的美景。 丑的也是。 视觉永远是敏感的，真实可靠的，比审美的观点审美的思想更难以欺骗的。 美的不同种类是无穷尽的。 丑的也将继续繁衍丑的现象，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干净。 但我们人类的视觉永远不会将它们混淆。因为它们各有天生不可能被混淆的客观性。 这客观性是我们人类的心灵与造物之间可能达成的一致性的前提和保证。 正是在这一前提和保证之下，对于古希腊人古埃及人是美的那些雕塑，是雄伟的那些建筑，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是美的。正是在这一前提和保证之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一切美的事物，假设能够通过时间隧道移至我们的远古祖先们面前，大约也必引起他们对于美的赏悦和好奇。正如几乎一切古代的工艺品，今天引起我们的赏悦和好奇一样…… 美是大地脸庞上的笑靥。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绪，以便感觉到它。 我们只能怀着虔诚感激造物赐我们以眼睛和心灵。以为自己便是这世界的中心便是上帝，以为我不存在一切的美亦消亡，以为世上原本没有客观的美丑之分，美丑盖由一己的好恶来界定——这一种想法既是狂妄自大的，也是可笑至极的。 我知道关于美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一哲学与美学之争至今可追溯到千年以前，但我坚定不移地接受前者的观点，相信美首先是客观的存在。 据我想来，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我没观赏到过，许多人都没观赏到过，但另外许多人可能正观赏着，可能正被那一种美感动着。 在我死掉以后，这世界上美的事物将依然美着。 时代和历史的演进改变着许多事物的性质，包括思想和观念。 但似乎唯有美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它的形式。它的性质不但是客观的，而且是永恒的。它的形式只能被摧毁。它的性质不能被颠覆。 正如一只美的瓶破碎了，我们必惋惜地指着说：“它曾是一只多美的瓶啊！” 倘某一天人类消亡了——一只鸟儿在某一早晨睁开它的睡眼，阳光明媚，风微露莹，空气清新，花儿姹紫嫣红，草树深绿浅绿，那么它一定会开始悦耳地鸣叫吧？ 它是否是在因自然的美而歌唱呢？ 它望见草地上一只小鹿在活泼奔跃——那小鹿是否也是在因自然的美而愉快呢？ 灵豚逐浪，巨鲸拍涛——谁敢断言它们那一时刻的激动，不是因为感受到了那一时刻大海的壮美呢？ 美是不可颠覆的。 七千年后的蜜蜂仍在营造着七千年前那么标准的六边形。七千年前那些美的标准和尺度，剔除病态的、迷乱的部分——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几乎仍是标准和尺度…… 文明的尺度 某些词语似乎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因而人若想领会它的全部意思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宇宙，比如时间。不是专家，不太能说清楚。即使听专家讲解，没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不太容易真的听明白。但在现实生活之中，却仿佛谁都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和时间作为一种现象，或作为一种概念，已经被人们极其寻常化地纳入一般认识范畴了。大气层以外是宇宙空间。一年十二个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钟，每分钟六十秒。 这些基本的认识，使我们确信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以及怎样的一种时间流程中。这些基本的认识对于我们很重要，使我们明白作为单位的一个人其实很渺小，“飙乎若微尘”。也使我们明白，“人生易老天难老”，时间即上帝，人类应敬畏时间对人类所做种种之事的考验。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大受影响。 对于我们普通的人们，我们具有如上的基本认识，足矣。 “文明”也是一个类似的词。 东西方都有关于文明的简史，每一本都比霍金的《时间简史》厚得多。世界各国，也都有一批研究文明的专家。 一种人类的认识现象是有趣也发人深省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首先是从对它的误解开始的；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首先是从应用的方面来界定的。而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首先源于情绪上、心理上，进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于不文明现象的嫌恶和强烈反对。当人类宣布某现象为第一种不文明现象时，真正的文明即从那时开始。正如霍金诠释时间的概念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 文明之意识究竟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人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是我根本说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确实使别人变得比我们自己可爱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和林斤澜4、柳溪5两位老作家访法。有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内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二十世纪初，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人口略少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的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论苦行文化之流弊 理念好比粘在树叶上的蝶的蛹——要么生出美丽，要么变出毛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报刊上繁衍着一种荒唐又荒谬的文化意识，我把它叫作“苦行文化”的意识。 其特征是——宣扬文化人及一切文艺家人生苦难的价值，并装出很虔诚很动情的样子，推行对那一种苦难的崇拜与顶礼。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红楼梦》，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有些人可不是这么看问题。他们似乎认为——贫病交加和冻高粱米饭团构成的人生，肯定与世界名著之间有着某种意义重大的、必然的联系。似乎，非此等人生，便断难有经典之作…… 仿佛，曹雪芹的命，既祭了文学，那苦难就不但不必同情，简直还神圣得很了。 对于凡·高，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还有八大山人…… 还有瞎子阿炳…… 还有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命运悲惨凄苦的文化人和文艺家…… 仿佛，中国文化和文艺的遗憾，甚至唯一的遗憾仅仅在于——中国再也不产生以自己的命祭文化和艺术，并且虽苦难犹觉荣幸之至犹觉神圣之至的人物了！ 这真是一种冷酷得近乎可怕的理念。也无疑是一种病态的逻辑意识。好比这样的情形——风雪之日一名工匠缩在别人的洞里一边咯血一边创作，足旁行乞的破碗且是空的，而他们看见了却眉飞色舞地赞曰：“好动人哟！好伟大哟！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这么产生的！”要是有谁生了恻隐之心欲开门纳之，暖以衣袍，待以茶饭，我想象，他们可能还会赶紧地大加阻止，斥曰：“嘟！这是干什么？尔等打算破坏真艺术的产生吗？！” 如果谁周围有这样的人士，那么请观察他们吧！于是将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言论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是根本相反的——他们不但绝不肯为了什么文化和文艺去蹈任何的小苦难，而且，连一丁点儿小委屈小丧失都是不肯承受的。 但他们却总是企图不遗余力地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文化理念的纯洁和至高无上。证明的方式几乎永远是礼赞别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似乎通过这一种礼赞，宣言了他们自己正实践着的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境界。而我们当然已经看透，这是他们赖以存在，并且力争存在得很滋润很优越的招数。我想，文化人和艺术家自身命运的苦难，与成就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艺术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是直接的，但并非逻辑上必然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文章憎命达”。当然这话也未必始于鲁迅之口，而是引用了前人的话。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生来有福过着王公般的生活，那么创作的冲动和刻苦，就将被富贵的日子溶解了。例外是有的，但是大抵如此。 鲁迅先生在一篇小品文中也传达过这样的观点——倘人生过于不济，天才便会被苦难毁灭。不要说什么大苦大难了，就是要写好一篇短文，一般人毕竟尚需一二小时的安静。倘谁一边在写着，一边耳闻床上的孩子饥啼，老婆一边不停地让他抬脚，并一棵接一棵往他的写字桌下码白菜，那么他的短文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纳粹集中营里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文学和艺术，尽管那苦难是登峰造极的。记录只能是后来的事。 这么一想，真是心疼曹雪芹，心痛凡·高，心痛八大山人和瞎子阿炳们啊…… 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倘有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人生救济基金会存在着的话，那多好啊！ 还有伟大的贝多芬，我们人类真是对不起这位千古不朽的大师啊！他晚年的命运竟那么的凄惨。我们今人在富丽堂皇的场所无偿地演奏大师的乐章，无偿地将他的命运搬上银幕，无偿地将他的乐章制成音带和音碟，并且大赚其钱时，如果我们居然还连他的苦难也一并欣赏，我们当代人多么地不是玩意儿呢？！ “苦行文化”的意识，是企图将文化和艺术用某种崇敬意识加以异化的意识。而这其实是比文化和艺术的商业化更有害的意识。 因为，后者只不过使文化和艺术泡沫化。成堆成堆的泡沫热热闹闹地涌现又破灭之后，总会多少留下些“实在之物”；而前者，却企图规定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并且误导世人，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似乎比他们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经典更美！起码，同样的美…… 不，不是这样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我这么认为…… 郁闷的当代文化 中国有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都是科学院。胡适先生说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那就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科学与文化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个题目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文化人没有科学精神，得赶紧请科学家来往文化人的头脑里注入一些科学精神，这太小看我们文化人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下，我们的文化人也罢，科学知识分子也罢，都叫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缺点什么，我认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风骨，这一点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说过：“无士当如何？”那时冰心已经看到无论是从事科学的，还是文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现在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骨子里是缺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群体都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想起了叶企孙6，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我是在《读者》中偶然读到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一篇文章《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静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说来惭愧，我也不知道叶企孙，但是我看到柴静那篇文章后，非常感动。我在大学上的大课有两百多名学子，就将文章内容全罩上，只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张叶企孙的照片。一张头像，像正规的标准工作照。我让我的学生就这张面容来谈谈印象。学生们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内心有秉持，然后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才补上了“知道他的存在”这一课。 关于文化，我认为文化在政治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何为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是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文明，没有文化的进步也根本不可能有进步的政治。中国的问题，最终就是对文化的认识而已。当然，这里所言的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优雅文艺，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都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同时我们要看到，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整体上不能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还是难以真正地获得尊重。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包袱一代代地压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但也应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担起的任务。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仅仅将文化当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主机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此种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具有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中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反观近几十年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二十一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地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实践了，将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第五辑 社会黑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这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时代，尤其是和当代的现实，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顿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闲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难免地，那么老百姓可该怎么着好呢？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么便是老百姓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那一类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拿了雇笔钱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派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上、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谏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我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正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认为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幽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报章，再其后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地，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反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国民心性之我见 这里所言的国民心性，便是我们许多人都很忧虑的国民素质。 中国之国民素质，是否出现了问题呢？ 实际上我是很不愿接受这一事实的，却不得不承认，“问题”二字已摆在中国面前。 前些时，我出差外地的短短六七天内，又从电视中看到了关于十几岁女中学生虐待邻家一岁半男孩的新闻报道，那些画面着实令我震惊。 并且，我还看到这样一则电视新闻——在一个房间的角落，某市几名以赤背对着镜头的壮汉，在凶殴五名着消防服的新消防队员。拳脚攻击，煞是猛狠。我没听清报道语，但从消防服看，一定是发生在咱们中国的事。我既不愿相信那是真实的新闻，也不愿它被证实又是一条哗众取宠、唯恐天下不乱的假新闻。不论真假，都同样令我不知说什么好。正所谓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回到北京，在出租车里，听交通台节目——提到了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言他生前曾说，世界上君子仁人是不多的，坏人恶棍也是不多的，更多是不好不坏的人；他们是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体。 这话说得符合从古至今的人类基本状况。中国如此，别国也如此。 从古至今之国人中的君子仁人，比之于外国的从古至今各方面素质良好的贵族人士、绅士，半点儿都不逊色。而外国的从古至今的坏人恶棍，也绝不比中国的强一点。举以上两类人为例来评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不太能比得出优势的。 我要强调——恰恰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不好不坏的大多数之素质如何，决定了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怎样。 每个人是怎样的人，无非与以下先天的后天的影响有关： 基因决定的——斗牛犬生斗牛犬；导盲犬的后代天生与人亲近一些；而野狗必然生野狗。 从小所受的家教，从幼儿园到小学直到大学之学校教育的氛围熏陶，步入社会后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决定人成年后是怎样的人。 文化之化人的力量。一个人从小浸淫在怎样的文化天地中，必然影响他或她的心性养成。 宗教传统的力量，它与文化之化人的力量可相提并论。 故每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先天的原因只占一点，后天的原因却占三点。后三点皆与社会形态有关，便也可以说，普遍的不好不坏的我们怎样，与社会影响关系密切。 我们这种不好不坏的人，与社会之间又无非存在以下几种关系： 法律制约我们的行为； 家教、学校教育初塑我们的人格； 文化继续化我们，使我们乐于倾向于好的品德； 宗教在形而上的层面体恤我们，使我们有本能般的善良心与忏悔意识。 而我们这种不好不坏的国人，大抵没有什么宗教情怀。众所周知，任何宗教传播，在中国曾被视为别有用心。 我们也缺少好的文化对我们心性的自幼启迪。我一直认为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而赖文艺来补最为相宜。以我的眼看，中国文艺的基本特征仍可用一个“斗”字概括，仿佛不斗，文艺便“艺”不成功了。我们这个国家也一下子跌入了娱乐至死的文化时代，想要补上好人文化谈何容易？ 计划生育实行以后，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便都是宝，小太阳、小皇帝。不分贫富家庭，皆宠爱至极。原以为农村也许不至于。近年到过几处农村，发现农村父母与城市父母一样惯孩子。我认为独生子女的人生是有缺陷的，无兄弟姐妹的人，自幼无法体会手足之情，想不自我中心都不知怎样才算不自我中心。而一个既没被兄弟姐妹爱过，也没爱过兄弟姐妹的人，在与无血缘的他者的关系中，往往首先的反应是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再全无宗教情怀，又没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的话，几乎便也只能不好不坏了。遇到利益冲突，不太坏就算好了。 故以我的眼看，不好不坏的我们这种大多数人，其实只不过是些仅靠法律惩罚来制约自己行为的人而已。 而这是很差劲的公民素质的尺度。 文化人士说——文化也只不过是学问，我们为什么就应背负提高公民素质的十字架呢？ 老师们说——你们的儿女，凭什么你们不在良好的心性素质方面培养他们，把责任推给学校呢？对不起，我们只负责他们的升学率！ 文艺家们说——现在是商业的时代，我们也是人，也得向钱看。 家长们，尤其家境贫寒的家长们便只有叹息——唉，从早到晚为挣一份低微的工资，真是累极了啊！我有那心，也没那精力了呀！孩子能健康成长便谢天谢地了，至于心性，顾不上了，随他去吧！ 于是，政治意识形态来一厢情愿地管孩子们的心性问题了。 我在一所幼儿园里见过的一次情形，使我大为惊讶——孩子们一排排坐在小板凳上，皆很不情愿地看录像。 电视里的小明问：“爸爸，爸爸，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呀？” 爸爸回答：“儿子，问得好，一定牢牢记住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 我暗想，等他们成了大学生，我们必得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一个当代文明人的基本素质了…… 看来，希望似乎也只能还是寄托于好人文化的影响。 但若以好人文化来化成年人，多难的事啊！ 但如果这是唯一希望，那么便该有些人来做——特理想主义地做。 否则又该怎么办呢？ 国人辩论的表情 我不喜欢辩论的场面，很少被辩论的场面所激动。当然，指的是中国式的——我也没经历过外国的辩论场面啊。 写此小文，主要因为我一直是凤凰电视台《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忠实观众。既不喜欢辩论的场面，却又言是《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忠实观众，这不自相矛盾吗？ 容我解释：《一虎一席谈》，肯定是国内唯一以“谈”国计民生为主旨的电视节目；我是关注国计民生的，便也一直关注此节目。它的“谈”，不是访“谈”，是辩“谈”。而我的关注，从不注意谁的辩才怎样，只注意聆听谁对某事持怎样的观点。并且会一边听一边寻思，他或她为什么持有那种观点？ 我是钦佩胡一虎对场面的掌控能力的。辩“谈”即辩论，掌控辩论现场须一等的主持能力，他有。我想，在全国的主持人中，能力可与之比肩者肯定少之又少。 看久了，便留意到一种现象——有那辩论者，在对方发言时，表情，不，也可以说是神经太过紧绷。给我的印象是他并非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听——这可是在讨论国计民生，谁都有调查研究和思考的不全面的方面，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许对方的观点中，也有合理之成分，对我的观点形成补充的价值，那么我可吸收进来，以纠正我之观点的偏颇甚至偏激，使我的考虑更全面些；而大抵是相反的表情——我即“智者”，“智者”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于是对方在他或她(事实上作为该节目的女辩者极少)看来，似乎是目光短浅的“愚者”无疑。他认真地听对方的每一句话，仿佛只为一件事——轮到自己开口时，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一心要将对方驳输辩倒，于是大获全胜。 在我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每一场辩论中每一位辩者的思考，其实几乎都有不全面之点。双方的观点组合起来，往往才较为全面。不消说，这也是节目的初衷和主旨。 但我还是希望从辩者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对方刚才的观点，我觉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却很少从辩者口中听到。 倒是从某些现场发言的观众口中听到过。他们手中的牌子，往往既为同一辩者举起“赞成”的一面，也会随即举起“反对”的一面。很明显，对于他们，哪一方都不是肯定代表正确的一方，也不是肯定错误的一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古话，在他们身上有良好的体现，于是反倒显出听的智性来。而有的辩者，在对方辩者发言时，听得很不耐烦，缺少的也正是那种听的智性。 于是我联想到，自己也与某些外国朋友辩论过关于中国或世界的某事——我说时，他们自然听得认真。往往，刚才彼此的观点还很对立，我一说完，他们居然会紧接着说：“你这种看法，我认为也有对的方面……” 后来我就悟出了听别人的观点也要有点儿悟性的道理，受益匪浅。 “你这种看法，我认为也有对的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同胞太缺少此种听的态度了。于是在听别人阐述他们的观点时，就会呈现出不屑的表情。 我又联想到五四时期，那是一个“大辩论”的时代。当时也没留下现场辩言(录音机在中国还是稀奇物)，但留下的辩文却是许多的。辩文比于现场辩言，毫无疑问是思考得更为成熟的。即使如此，我们今人读后，仍只能从对方辩文的结合中，形成对当时年代某种思想分歧乃至对立较为全面的认识、理解；否则不能。 比如所谓国防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争，很难说哪种观点特正确，而哪种观点错到家了。 比如所谓直译与意译之争。 比如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审美价值之争； 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等等主张，在当年都是为了救国，都有对的道理；不论持哪一种主张的人都难以将另一种主张一棒子打死。 还联想到了“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大辩论”——那既不是“辩”，也不是“论”，只不过是一味地“驳”。一味地“驳”与“辩论”之不同在于——后者也要客观评说他人观点的得失，有得说得，有失言失；而前者仅激烈评说他人观点的失，对于他人观点的合理部分，往往只字不提。或因根本没听，或因明明听到了也装作没听到。 那种对他人观点一味地驳的态度，依我看来，在中国已是积陋成习，体现于许多方面。 在官场——不少大官那样。他们根本听不进下级官员与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观点。若竟相反，简直还视为“犯上”，就算是当场没驳，内心里已将相反的观点一棒子打死了。 在学校——不论小学、中学、高中还是大学，若是讨论课，老师们太听不进学生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看法了。老师们的思维逻辑往往是——我要使你记住的是教材所要求的观点，教材会错吗？教材不会错的，老师便也不会错。教材“规定”这篇课文要分三段，你为什么偏觉得分四段也可以呢？教材说这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这样的，你为什么偏偏读出了那样的思想呢？尤其在大学里，老师指导学生完成论文时，师生之间发生歧见的时候是不少的。一般而言，老师的知识积累毕竟广一些，思考也肯定比学生全面一些。却也有些时候，学生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儿合理性，只不过与老师的观点部分相反；结果会怎样呢？当然是学生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老师对学生观点的“驳”，大抵也是以胜为快的。说来惭愧，我自己初做导师时，也曾那般过的，而学生固执己见，我还抱怨学生“脑子不开窍”——后来答辩时，有别的老师对该学生的观点予以肯定。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老师中知识比我丰富，看问题比我全面，具有听的智性者太多了呀。我当时是暗不服气的，后来看书，方知片面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于是始不敢认为自己思想肯定正确，看问题肯定全面；即使在与学生讨论问题时。 在单位，同一件事，因为各部门的人所处的部门立场不同，利益不同，歧见发生更是司空见惯。 总而言之，我时常觉得，这类那类歧见弥漫于我们的社会，而许多同胞习惯于认为——错了的当然是别人。 别人为什么错呢？ 因为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不同。 若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不但相反而且对立，那么别人百分之百错了，一点儿对的地方也没有的。即使明明觉得确有对的方面，态度上往往也要违心地强硬。 这样的人，还有救，因为毕竟听出了别人的观点也有对的成分。 不可救药的，也可以说可怕者是——那种半点儿不同的声音也听不进耳，一向地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凡与自己观点不同之人，都是持错误观点的人和坚持错误观点的人。而正是这种人，又一向认为别人不可救药，错得可怕。 这样的人若为官，更可怕。 若多了，委实也是中国之悲哀。 而一种现象乃是——在官民歧见中，觉得民全错，自己全对的官是不少的。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7——这句话因为是名人的名言，被国人引用的次数已极多了。 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国人的进步。 但我还希望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尤其在国人与国人进行辩论时：“尽管我们是辩论双方，但我仍要说，你刚才的话有一定的合理性……” 若还说：“感谢你促使我能将我们辩论的问题思考得更全面些……”那就更是我的希望了。 到了那一天，多好啊！ 证明社会有进步了，而国人也又进步了。 最后要说的是，我绝无意以此文讽刺《一虎一席谈》，恰恰相反，我很感激它使我产生了一些联想。 当今中国阶层青年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二〇〇九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十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十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五十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三分之一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8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决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9。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近虑远忧 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有些时候，仅仅有钱就够了。 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许多时候，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对于某一国家而言，一切时候，钱都不过是这样一些东西——你可以说它很主要，你可以说它太主要，你可以说它非常非常主要，但你永远都不能说，永远都不能真的认为，它是唯一主要的东西。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总是去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误区。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正如一个具体的人活着便是一种最应该被重视的意义。但我们却知道，人类存在的意义绝不是，从来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这一点并不足以使人类觉得幸福。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高涨的物价总是会降下来的。低微的工资总是会调上去的。通货膨胀总是会得到遏制的。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等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总是会逐步地得到改善的。发达国家做得不错，经验不少，甚至可以说卓有成效。彼人也，吾亦人也，他们做得不错的，我们也必会做得不错。只不过我们需要比他们长的时间罢了。 那么在这之后呢？ 在这一切目的实现之后我们便会不再忧郁了吗？ 未必尽然。 放眼隔洋望去，物质发达了的国家的许多人们，包括他们的许多富人，并非都满面祥和与安泰，并不都像吃饱了饮足了睡够了无忧无虑了的猩猩。“世纪末心态”这个词是他们概括出来的，便是一个明证。相对于我们，他们是地球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类。这一部分人类似乎仍被什么所困扰着，似乎仍陷于某种忧郁之中，似乎心存着种种的惶惑…… 那仍困扰着他们使他们忧郁使他们惶惑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正羡慕着他们的这一个时代，他们却仿佛觉得是处在“世纪末”？ 那便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惶惑。我们人类的心灵之中某种宝贵东西的沙化现象泯灭现象正困扰着我们。 那宝贵的东西便是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爱心，便是人们对自己同胞的爱心。从猿到人，我们是否真的进化了，标准其实也是包括这一点的。如果完全丧失了这一点，我们人类则就连动物都不如了。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豪华的住宅高级的轿车终日锦衣美食，我们还是会感到活得羞耻。因为这一种活法，也只不过能证明我们是最娇贵的动物，并不能证明我们是地球上最进化了的动物。 爱心泯灭的人类，只能是这地球上一切动物中最为凶恶可怕的动物。 我以为，目前的中国人，在诸忧之中，其实也是普遍地忧着这一点的。中国人并不低等，并不愚昧。我们既有近虑，其实也有远忧。近虑种种，重重地包围着我们。远忧逼近，眈眈地虎视着我们。我们每个人对自身以及家庭的体面的物质生活前景的近虑，和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的善变抑或恶变的远忧，从两个方面压迫着我们，使我们内心里的忧郁已处在空前的状态… 那么就让我们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信念吧——为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像战士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保留住一点儿爱和一点儿善。哪怕一点点儿，让它像种子一样，像最宝贵的遗产一样，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内心里生根、长叶…… 我们不可能指望中国暴发了的些个所谓富豪去爱我们的穷困的同胞们。这种指望是迂腐的。暴富者无爱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他们做出的样子，那也必定掺杂了太多的其他目的。他们首先要保留住的，是他们的金钱和财富。他们要在爱和善方面进化，并从这两方面对待我们的普遍之同胞，注定要比我们需要的时间长久得多。甚至只能指望他们的下一代。上一辈为富不仁，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才进化为有良知的富人，这也几乎是一条规律。 当然我们也不必自作多情地尝试着去爱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其实爱和善在我们心中原本已剩不多，一点儿而已。稀少的东西最应给最需要的人们——那便是活得远不如我们的人，以及和我们活得差不多的普遍的人。 我们以爱和善对待他们，穷困对压迫他们的程度，将会因而减弱。 我们爱恤他们的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才不会以冷漠和敌视对待我们的孩子…… 同时，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内心里的忧郁，对自己心灵麻木现状的沮丧和悲哀，也会减弱…… 我们不能成为慈善家。这也根本不是在宣扬慈善，这只是爱，一种符合我们心灵进化阶段的温馨的博爱，和一点点善，证明我们仍属人类的那么一点点……然而有和没有是大不一样的。你想想吧…… 一个忐忑的中国人 某报青年记者按约定时间到家中采访，我见他的采访提纲上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忐忑中国。 不禁一怔，问：什么意思？ 答：觉得这四个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为采访题目。 怔而又怔，又问：为什么是这四个字？ 答：我在电话中听您说的啊，您不认为作为题目很好吗？ 我说的？——想了想，郑重地予以纠正：前几天我感冒，语言不清，你肯定听错了。我说的是“看客中国”。 于是轮到那青年一怔了，接着，有点儿不知所措地发起呆来。 问：是顺着“忐忑中国”的思路提出问题的？ 他默默点来，脸颊上淌下汗来。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采访提纲，那将是他毫无心理准备的事，采访思路必然陷于空洞。 我赶紧递给他纸巾。 他拭汗时，我宽慰道：别急。若以“忐忑中国”为题，我也是可以接受你采访的嘛！ 他顿时释然：真的？ 我笑了：当然真的。“看客中国”这一题目，留待你以后采访我。我今天先接受你关于“忐忑中国”的采访如何？ 他笑了。 我已知道他是来自西部农村的青年，家境贫寒，父亲还有哮喘病，靠母亲背井离乡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读完了大学。他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怀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学历若在家乡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闯荡两年，不久前工作才稳定在某报社。说“稳定”，是相对而言。刚刚结束试用期，基本工资两千元多一点点。去掉食宿费用，所余无几了。 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忧郁的青年。 接下来，似乎倒是我在采访他了。 先坦率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行。 中国给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吗？ 对。 你认为中国有一天会乱起来？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这么认为。 对乱与不乱，你持什么态度？ 有时候真希望干脆乱起来。有时候又特担心，心想千万别乱起来。 为什么有时候希望干脆乱起来呢？ 那样全中国肯定重新洗牌，机会和公平，也许就有我这种人的份儿了。 为什么又怕乱起来呢？ 万一并不是那样呢？我的命运岂不更惨了？ 你觉得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对富人们会有什么损失？ 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吧。他们纷纷离开中国就是。 对底层大众，包括你这样的青年，会有什么利益吗？ 房子和车子他们带不走吧？起码可以先住进他们的大宅，再开上一辆他们的好车！ 再将爸妈和妹妹接到北京来，享几天福？ 一定的。 以后呢？ 他没明白我在问什么。 你现在工作着的这家报社注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乱的国家，不需要很多份报了是不是？ 他沉默了。 但对于你，乐观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你也许会成为一位很年轻的、靠能力被公选的国家公仆。于是你成了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物。 他苦笑。 你一旦成了那样的人物，就同时肩负了平定骚乱的责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别人下令，你作为执行者，要将那些占住进公共楼厦的人们驱逐出去。而他们曾是些和你一样的人，并且也将他们的父母亲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从而成为住大宅、开名车的体面的北京人…… 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被驱逐吗？ 他仍沉默。 但一直乱下去，就谁也别想过正常生活。至于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更没人顾得上了。从天下大乱到恢复秩序，没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军警驱逐？不管你是下令者，还是执行者，总之冲突一旦发生，流血难以避免。如果你是镇压一方，你手染鲜血了。如果你是被镇压一方，你或你的亲人也许卧尸街头，于是心里种下了仇恨。而历史上的所谓铁腕人物在那种情况之下向来是冷酷无情的。并且连历史对他们的冷酷无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声说：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消除灰色特权，阻止腐败蔓延？…… 我，便也像他一样沉默了。 他继续大声说：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这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可以大学毕业了还挣很低的工资，我们可以到结婚年龄了还买不起房子住，我们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当官的不要这么贪得无厌吧？社会财富分配不要这么不公吧？从事好工作的机会总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诉他——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处境一样，而现在成为某报主笔，享受副主编一级的工资待遇…… 又轮到他沉默了。 我低声说：我的学生的努力证明，不是中国的一切机会都被当官的人及富人们的儿女完全占据了。那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占据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这样的青年中就要靠综合能力的竞争了…… 他又激动了，愤恨地：正因为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一部分，我这样的青年之间的竞争才更加剧烈！ 我紧接着他的话说：正因为更加剧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综合竞争素质！而被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的那一部分机会和财富，要靠改革去一点点限制、缩小。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完全公平连想都别想。因为接近十四亿人口几乎等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总人口。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从没完全公平过。最大程度地限制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达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达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他打断道：有什么区别？ 我说：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乱就行。但乱一通之后还要有人来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断道：你这不等于说还得靠人吗？ 我反问：你刚才说期待出现一位铁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吗？ 他语塞了。 我又说：当然起初得靠人。对于中国，改革首先须改良制度。经过改良了的制度，以后便可自行运转。那时，制度之良性突显，人治的作用才会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与那忧郁的、刚刚转正为记者不久的，既对个人命运迷惘，也对国家命运迷惘的青年，一时间都沉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与前几番有些不同。不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郁闷地问我：你说的那种改革家们，他们何时出现？ 我说：即将出现。 他凝视我片刻，不以为然地说：你太乐观了吧？ 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悲观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视我，不明白我的话了。 我解释道：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后半部分，终于像是他在采访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访稿没通过。 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国”为题再次采访我。 也没通过。 他备受挫折。 我主动约他对我进行第三次采访，并为他确定了一个软性的、娱乐的话题。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交差，而我也如释重负。 几天后，我去看望朋友。回来时乘不到出租车，便乘地铁。 我已经很久没乘过地铁了。 地铁车站和车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扫瞄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两颊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惫的、目光里纠结着各种各样烦恼的、心态极为漠然的脸，我内心里忽然产生了大冲动，想要一一问他们： 什么时候希望干脆天下大乱了吧？ 又什么时候希望千万别真的乱起来？ 那时我觉得，纵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维护诸神利益的同时解决好中国的人间矛盾，肯定也会倍感棘手的。 于是悠忽地联想到了“忐忑中国”四个字。 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遇啊！ 勿使“地火”继续运行！ 在西线的列车上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我应邀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领导，前往甘肃天水参加一次民间举办的文化活动。但我和他们所乘的不是同一车次——家附近就有代理售票处，购票方便，于是我单独踏上了由北京西站始发的，晚上八点多开往西部的列车…… 我已经很少乘长途列车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组稿组的一名编辑，陕西、甘肃、新疆都在我的组稿范围，所以那两三年内，我每年都是要乘坐几次西线的列车的；那时在中国的西部的农村，乘坐过火车的人还是很少的，成千上万西部农村人口向中国其他省份流动的现象还没出现。西部的农民如果要到外省去讨生活，大抵靠的还是他们的双脚。正如西部的一种民歌——麦客。 八十年代初曾有一篇口碑极佳的短篇小说《麦客》，描写当年因天灾收获自家土地上的劳动成果的希望已成泡影的西部农民们，为了挣点儿钱将日子继续过下去，成群结队越省跨界，去往中原和南方帮别的省份的农民收割庄稼的经历。在西部蛮荒的山岭之间，在原本没有路而后来被一代一代走西口的中国农民们的脚踩出的蜿蜒的野路上，他们的身影连绵不绝，越聚越多，终于形成一支浩荡的不见首尾的队伍。他们甚至连行李也不带，很可能有的人家里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供他带走的行李。除了别在腰间的镰刀和挎在肩上的干粮袋，他们身上再就一无所有。那是中国农民的长征，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糊口。隔年似乎是由兰州电视台将《麦客》拍成了两集的电视剧；在北京，在我的家里，我看得热泪盈眶。记得当年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还给电视台写去了一封信，祝贺他们拍出了那么优秀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电视剧。 当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出现在列车的卧铺车厢里，那是会引起一些好奇的目光的，因为当年并不是一切长途列车上都有软卧车厢，硬卧已是某种身份的证明。购票前要经领导批准，购票时要出示单位介绍信。故当年的我，从没觉得从北京到西部是怎样难耐的旅程。恰恰相反，在好奇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我常会感到优越。自然，想到西部的麦客们，心里边也往往会颇觉不安地暗问自己凭什么？当年我们许多中国人的意识方式真是朴实得可爱啊！ 两三年后我调到了编剧组，以后竟再没踏上过西线的列车。屈指算来，已然有二十余年了。 天水市委对文化活动极为重视，预先在电话里嘱咐——我们知道您身体不好，请您一定要乘软卧。我想到我是去的西部，买了一张硬卧。 严重的颈椎病使我的睡眠的适应性极差。夜里不停地辗转反侧，令下两层铺和对面三层铺的乘客深受其扰。他们抗议的方式是擂铺板、大声咳嗽或小声嘟囔些不中听的话。我猛记起旅行袋里似乎带了一贴膏药，爬起一找，果然。反手歪歪扭扭地贴到后背上；用自己的手无法贴在准确的位置，但那也总算起到了一点儿心理作用，于是不再折腾…… 整个车厢我起得最早，盼着到天水。然而中午一点多钟才到。望着车窗外西部铁路沿线的风光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逐渐显现得分明了，我似乎觉得那是我所乘过的车速最慢的一次列车；似乎觉得从北京到西部的途程比二十几年前远多了。列车晚点了一个半小时。然而我知道那不是使我觉得途程变远了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我自己变了。我早已由当年那个坐硬卧很觉得优越并且心生不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不经常乘坐列车的人了。而中国，也变了。习惯于乘飞机的中国人与乘列车的中国人相比，尤其是与乘西线列车的中国人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差别。每一座城市都尽量将机场建得更气派、更现代；因为它意味着也是一座城市面向国际敞开的窗口。而每一座城市的列车站，则空前的人群云集了。特殊的月份，往往满目皆是背井离乡的中国农民的身影。在大都市的机场候机厅里，一些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关于中国的概念；而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城市包括大都市的列车站里，另一些人将感受到关于中国的另一种概念…… 沿线西部的乡村，它们为什么一处处那么地小？黄土抹墙的房舍，灰黑的鱼鳞瓦，家门前没有栅栏的平场，房舍后为数不多的苹果树或柿树；坎坡上放着几只羊的老人，在一小块一小块地里干着农活的老妪和孩子……一切仍在诉说着西部的贫困。 十一月是萧瑟的季节。西部的景象裸露在萧瑟之中，如同干墨笔触勾勒在生宣纸上的绘画草图。偶见红的瓦和刷了白灰或贴了白瓷砖的墙，竟使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尽管白瓷砖贴在农家房舍的外墙体上是那么的不伦不类，然而一想到有西部的农家肯于花那一份钱，还是不禁有些感动。西部农民希望过上好日子的那种世代不泯的追求，像杨白劳给喜儿买了并亲手扎在女儿辫子上的红头绳——父女俩自是喜悦着；看到那情形的人，倘对人世间的贫富差距还保留着点儿忧患，则难免让人心生愀然…… 从西部返回时，我登上了一次特别的列车。因为还要乘飞机到广州去，故我得在咸阳下车，再去机场。 我持的是一张无座号的票，原以为注定是得在列车上站五六个小时了，却幸运得很，偏巧登上了一节空着几排座位的车厢。刚刚落座，列车已经开动。定睛扫视，发现自己置身在民工中间。手往小桌板上一放，觉得黏。细看，遍布油污，分明很久没被人擦过了。于是顾惜起衣袖来，往起抬胳膊时，衣袖和桌板，业已由于油污，难舍难分了。于是进而顾惜衣服和裤子，往起站时，衣服和裤子也不那么情愿与座椅分开了，那座椅也显然早该有人擦擦却很久没被人擦过了。好在布袋里有些纸的，于是取出来细细地擦。这时我注意到对面有好奇的目光在默默打量我，便有几分不自然了——一个人和某些跟自己有些不一样的人置身同一环境，他对那环境的敏感，是会令某些人大不以为然的。这一点，我这个写小说的人是心中有数的。当年我是连队生产一线的知青时，甚至以同样冷的目光，默默地打量过陪着首长对连队进行视察的团部或师部的机关知青。那一种冷的目光中，具有知青与知青之间的嫌恶意味。何况，在那一节车厢里，我和我周围的人们的关系，连大命运相同的知青们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我将一堆乌黑的纸团用手绢兜着，走过车厢扔入垃圾桶，回来垂着目光又坐下了。原来这一节车厢的绝大部分座位也都有人坐着，只我坐的那地方空着两三排座位而已。座位、桌板、窗子、地面、四壁、厕所、洗漱池——那列车的一切都肮脏极了。 我将手绢铺在桌板上，取出一册杂志来看。偶一抬头，见一个站在过道里的中等身材的青年还在打量我。他脸颊消瘦，十一月份了穿得还那么少。一件t恤衫，外加一件摊上买的迷彩服而已。t恤衫的领子和迷彩服的领子，都已被汗渍镶上了黑边。我并没太在意他对我的打量，垂下目光接着看手中的杂志。倏忽我抬起头来，冲那年轻的民工微微一笑。因为我觉得他的目光并不多么冷。我想，我对一个看我时目光并不多么冷的人，理应做出友好的反应——尤其在这一节车厢里，尤其我以显然的另类存在于某些同类之间的时候。是的，他们当然是我的同类，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而且，还是我的同胞。而我对于他们，却分明地是一个另类。我所体会的中国，那是一个概念，一个与从前的中国不能同日而语的概念；他们所体会的中国，乃是另一个概念，一个与从前的中国没什么两样的概念。 我笑后，那年轻的民工也微微一笑。果然，他的眼睛深处，非但不怎么冷，竟还有几分柔情。倘他好好洗个澡，再穿上我的一身衣服，再将他蓬乱的头发剪剪、吹吹，那么，我敢肯定他是一个帅小伙子。尽管我的一身衣服实在是一身普通得很的衣服。 他说：“你坐过来吧。” 我回头看，身后无人，断定了他是在跟我说话。我犹豫。 “你还是坐过来吧！列车从新疆开入甘肃的时候，有一个人喝醉了酒，把那几排座位吐得哪儿都是……”他始终微微地笑着，目光也始终望着我。 我早已嗅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只是不清楚发自何处罢了。他既给了我个明白，我当然不愿继续在那儿坐下去了。我起身向他走过去。他用手指着我说：“你的手绢！”而我说：“不要了。” 我本打算像他一样站在过道里，但是他请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他说他一路从新疆坐过来；他说他腿都坐肿了，宁肯多站会儿。那儿的人们都在打扑克，没谁注意我们。他又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上初中的时候作文挺好的，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也能……” 我小声请求说：“那就当你不知道我是谁，好吗？” 他点了点头，又问：“你看的是什么杂志？” 我说：“《读者》。” 我看《读者》历来被不少知识分子耻笑。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看《读者》这么“低”层次的刊物的。但我以我的眼，在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是“高”层次的刊物上，越来越看不到对另一半中国的感受了。那另一半，才是中国的大半！并且，每每因而联想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挂卷长林梢，虽高，不也还是茅吗？我倒宁愿入塘坳，毕竟和泥和水在一起，可以早点儿沤烂，做大地的肥料。 年轻的民工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于是我们一个坐着，一个站着，聊了起来…… 他说这一车次是“民工车”，也可以说是西部农民工们乘的“专列”，票价极便宜。在高峰运载季节，有时超载百分之一百几十。因为它实际上已经等于是一次民工专列了，不是民工的人们，是不太愿意乘坐这一车次的…… 他说这一节车厢有人吐过，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所以才有几排空座。说别的车厢里，没票站着的人照例很多。 忽然一阵煤灰飘飞过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低下头去；抬起头时，身上落了一层。年轻的民工身上也落了一层黑白混杂的煤灰，他却懒得抚一下，笑笑说，车上烧水的不是电炉，仍是大煤炉，显然又有乘务员在捅火了…… 他说，他的心情很不好——他本在新疆打工来着，同村的人给他传了个信儿，有一个省的煤矿急需采煤工，于是他匆匆前往，去晚了怕没有缺额了。说一个多小时以前，他透过车厢望见了他的家园——西线铁路旁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 他说，他的父亲几年前死于矿难；几年前死一个采煤的农民工，矿主才补偿给一万多元钱。他说他没下车回家去看一看，也是因为怕见了母亲不知该怎么说；他说家里只有母亲、妹妹和爷爷，爷爷已经老得快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而妹妹患有精神病…… 我，竟寻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对这个年轻的农民工说，连一句安慰他的话也寻找不到…… “现在，死一个矿工，真的补偿给二十万吗？农民采煤工和正式的矿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补偿给二十万吗？……” 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他对平等的极强烈的要求，以及对二十万人民币的极强烈的渴望。 “这……我不是太清楚……也许……是的吧……可是现在，矿难发生的次数太频繁了，你最好还是不要去……非去……没有比当采煤工挣钱更多的活了吗？……”我语无伦次，反问着不是人话的话。 “还用问吗？对我们，那是肯定没有的喽！” 不知何时，玩扑克的都不玩了，都在注意听我和那年轻的农民工的谈话了。 “我记得有一份报上登过赔偿的数额……” “一条农民采煤工的命是赔偿二十万的，这肯定没错！” “你怎么能那么肯定？是法律条文了吗？什么时候公布过了？” “不会二十万那么高吧？现如今汽车撞死一个农民，法院一般不是才判赔几万吗？” “那是车祸，和采煤不同的。目前正是国家发展需要煤的时候，所以咱们的命也就比以往值钱多了……” “会不会一个省一个价呢？”年轻的农民工说，他和他们是一起的，都是要去同一个省的矿区的。有的是打工时认识的工友，有的是在这一次列车上认识的。他毫不客气地将别人拽了起来，自己坐在腾出的座位上了。接着又说：“但愿我们去的地方，一条命也值二十万元……” 被他拽起来的民工说：“有人倒下去，那就得有人补上去，好比冲锋陷阵，得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那样子，那语气，很光荣，还有点悲壮。 我听着，心中不禁联想到了两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问：“你们要去的是哪个省？” 他们互相望着，交换着耐人寻味的眼色，都不说话了。分明地，他们不愿让我知道，仿佛那是一个他们共同的福音，也是一个需要他们共同保守的大秘密，一旦被旁人得知，尤其是被我这样的旁人得知，大好的机会就会遭到破坏似的。 为了取悦他们，我说：“啊，我想起来了，有一份文件，规定了哪儿都是二十万，一律平等。”他们都很信我的话，脸上的疑虑一扫而光，就都高兴起来了。这个说有文件就好，那个说平等才对。他们一高兴，对我的态度也亲近了，请我嗑瓜子，吃花生、枣子，还向我敬烟。我没吃什么，却极想吸烟，又没有烟了，便很高兴地接过了烟。一只按着打火机的手及时向我伸过来，我刚吸一口，劣质的烟呛得我几乎咳嗽…… 后来玩扑克的人接着玩扑克，那眼神忧郁的年轻的农民工也不再开口了，呆呆地望着窗外想着他的心事。没人理睬我了，我低下头仍看我的《读者》。 贫富论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奥古斯丁、莎士比亚、培根、爱迪生、林肯、萧伯纳、卢梭、马克思、罗斯金、罗素、梭罗…… 古今中外，几乎一切思想者都思考过贫与富的问题。以上所列是外国的。至于吾国，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们立场和观点的某些言论，千百年来，早已为国人所熟知。 都是受命于人类的愿望进行思考的。 从前思考，乃因构成世界上的财富的东西种类欠丰，数量也不充足，必然产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现在思考，乃因贫富问题，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问题——尽管财富的种类空前丰富了，数量空前充足了…… 这世界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与贫富问题相关。有时表面看来无关，归根结底还是有关。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酝酿，阶级与阶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贫富问题常是幕后锣鼓、事件主题。 贫富悬殊是造成年代动荡不安的飓风。 不平等的经济现象是形成那飓风的气候。 从前那飓风往往掀起暴乱和革命，就像灾难席卷之后发生瘟疫一样自然而然合乎规律。 从前处于贫穷之境无望无助的一部分人，需要比克服灾难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制揭竿而起的冲动。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连宗教也无法保持其只负责人类灵魂问题的立场。或成为可利用的旗帜，或成为被利用的旗帜，比如十字军东征，比如太平天国起义。 一个阶层富到了一定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野心。 那野心是它的放心。 一个国家富到了一定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长久命运的野心。 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着这样的一种逻辑——能做的，则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史满是如此这般的血腥的章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实不是由胜败来决定的，是由卷入大战之诸国的经济问题决定的。诸国严重的经济虚症频频报警，结束大战对诸国都是明智的。 二战是由世界性的贫富问题引起的，这一点体现于德日两国最为典型，英美当时的富强使它们既羡慕又自卑。对于德日两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地富强起来的方式只有一种，在它们想来那是一种凶恶的方式。它们凶恶地选择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国保证，几年内使每户德国人家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东条英机则以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地下资源诱惑日本的父母，为了日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军队…… 海湾战争是贫富之战，占世界最大份额的石油蕴藏在科威特的领土之下，在伊拉克看来是不公平的…… 巴以战争说到底也是民族与民族的贫富之战。对巴勒斯坦而言，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都便没有民族富强的出头之日；对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财富，也是将不断升值的有形财富…… 柏林墙的倒塌，韩朝的握手，不仅证明着人类统一的愿望毕竟强烈于分裂的歧见，而且证明着希望富强的无可比拟的说服力…… 台湾不再敢言“反攻大陆”，乃因大陆日渐昌盛，“反攻”只能被当成痴人说梦…… 克林顿的支持率始终不减，乃因他是使美国经济增长指数连年平稳上升的总统…… 欧盟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且活动频频，还发行了统一的欧元，乃因它们认为——在胜者通吃的世界经济新态势前，要在贫富这架国际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级国的往昔地位，只有结成联盟才能给自己的信心充气…… 阿尔诺德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人像现在大多数英国人持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家以其充足的财富证明了她的伟大和她的福利精神。” 但狄更斯这位英国作家和萧伯纳这位英国戏剧家笔下的英国可不像阿尔诺德说得那样。 历史告诉我们，“日不落帝国”曾经的富强，与它武力的殖民扩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阿尔诺德所说的那一种“坚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国人的美国信念，而不是英国人的英国信念。美国今日的富强是一枚由投机和荣耀组合成的徽章。从前它靠的是军火，后来它靠的是科技。 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就会日益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富强。哪怕它的先天资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码不会因此而继续贫穷下去。 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不是终于也和别国一样产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个城市里都在大面积地拆除溃疡一般的贫民区。 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解决着贫穷人口问题的国家。 否则它根本没有在世界面前夸耀什么的资本，正如一位子女众多的母亲，仅仅给其中的一两个穿上漂亮衣裳而炫示于人，那么其虚荣是可笑的。 对于贫富问题，先哲们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耶稣对一位富人说：“你若愿意做仁德之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否则呢，耶稣又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门还容易呢。” 耶稣的话代表着古代的人对贫富问题的一种愿望。比之一部分人后来的革命思想，那是一个温和的愿望。比之一部分人后来在发展生产力以消除贫穷现象方面的成就，那是一个简单又懒惰的愿望。 人类的贫穷是天然而古老的问题。因为人类走出森林住进山洞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动物富有。 一部分人类的富有靠的是总体生产力的提高。 全人类解决贫穷现象还要靠此点。靠富人的仁德解决不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可是他告诉他的学生阿德曼托斯：当一个工匠富了以后，他的技艺必大大退化。他并以此说明富人多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危害。 他的学生当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没有反对。 但事实是，一个工匠富了以后，可以开办技艺学校、技艺工厂，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那些产品吸引人们去消费，提升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甚至可引领消费时尚。人们为了买得起那些产品，必得在自己的行业中加倍工作……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按这一经济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有根据认为苏格拉底错了…… 最著名的古典神学者阿奎那不但赞成苏格拉底，而且比苏氏的看法更激烈。他说：“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恶的总根源。” 如果人类的大多数至今还这么认为，那么比尔·盖茨当被烧死一百次了。 但是财富和权力一样，当被某一个人几乎无限地垄断时，即使那人对财富所持的思想无可指责，其合法性也还是会引起普遍的不安，深受怀疑。 普通的美国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学布道，但是连明智的美国也要限制微软的发展。幸而美国对此早有预见，美国法律已为限制留下了依据。 比尔·盖茨其实是无辜的。微软其实也没有什么罪恶。 是合法的游戏规则导演了罕见的经济奇迹，而那奇迹有可能反过来破坏游戏规则。 美国限制的是美国式的奇迹本身。凡奇迹都有非正常性。一个国家成熟的理性正体现在这里。 培根不是神学权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财富问题上却与阿奎那“英雄所见略同”。连他也说：“致富之术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卑污的。” 他的话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所积累的每一枚钱币，无不沾染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按照培根的话，比尔·盖茨是卑污的。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并不卑污。 按照马克思的话，美元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了。但是连我们中国人，也开始用美元来计算国家财政的虚实了。而且，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就今天看来，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个美国人积累美元的过程可疑得多。因为一个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太容易是与中国的某些当权者的“合作”过程了。 任过美国总统的约翰逊说：“所有证明贫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贫困是一种罪恶。” 萧伯纳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则这样说：“穷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让他虚弱，让他无知，让他成为疾病的中心，让他成为丑陋的展品，肮脏的典型，让他们的住所使城市到处是贫民窟，让他们的女儿把花柳病传染给健康的小伙子，让他们的儿子使国家的男子汉变得有瘰症而无尊严，变得胆怯、虚伪、愚昧、残酷，具有一切因压抑和营养不良所生的后果……不论其他任何现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宽容，但人类的贫穷现象是不能被宽容的。” 而黑格尔的一番话也等于是萧伯纳的话的注脚。他说：“当广大群众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这种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还说：“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必然地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与贫困为伍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此外，与这种情绪相联系的是，由于依赖偶然性，人变得轻佻放浪、嫌恶劳动。这样一来，在他们中便产生了恶习，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求乞讨为生并作为自己的‘特权’。没有一个人能对自然界主张权利。但是在社会状态中，怎样解决贫困问题，当然是贫困人群有理由对国家和政府主张的权利……” 怎样回答他们呢？ 一八六四年，林肯在《答美国纽约工人联合会》时说：“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将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这种个人希望过好生活的愿望，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对我们的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在一切不合法的致富方式和谋略中，赎买权力或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所产生的坏影响是最恶劣的。这种坏影响虽然在中国正遭到打击，但仍表现为相当泛滥的现象。它使我想到，若林肯的话放之今日中国，究竟有多少贫穷的中国人会相信他那番话？ 我个人的贫富观点是这样的——我承认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舒服，但绝不认为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优良。一个瘦小的秃顶的老头儿或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妻，那必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做媒。他内心里是否真的确信自己所拥有的幸福，八成是值得怀疑的。对她亦如此，财富可以帮助人实现许多欲望，却难以保证每一种所实现的都是健康正常的欲望。 当然，我也绝非那种持轻蔑财富的观点的人。 我一向冷静地轻蔑一切关于贫穷的好处的言论。 威廉·詹姆士说：“赞美贫穷的歌应该再度大胆地唱起来。我们真的越发地害怕贫穷了，我们蔑视那些选择贫穷来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人。然而他们是高尚的，我们是低贱的。” 我觉得他的话即使真诚也是虚假的。 我不认为他所推崇的那些个人士全都是高尚的，不太相信贫穷是他们情愿选择的，尤其是，不能同意贫穷有助于人“净化和挽救其内心世界”的观点。我对世界的看法是，与富足相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性情恶劣，更容易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而且充满沮丧和憎恨。 我这么认为一点儿也不觉得我精神上低贱。 中国从古至今便有不少鼓吹贫穷的好处的文化。最虚假可笑的一则故事大约是东汉时期的——讲两名同窗学子锄地，一个发现了一块金子，捡起一块石头似的抛于身后，口中自言自语：“肮脏的东西！”——而另一个却如获至宝揣入怀中…… 这则故事的褒贬是分明的。中国文人文化的一种病态传统，便是传播着对金钱的病态的态度。 但是我们又知道，中国之文人，一向对于自身清贫的自哀自怜以及呻吟也最多。倘未大获同情和敬意，便美化甚至诗化清贫以自恋。 而我，则一定要学那个遭贬的端详金子的人。倘我的黄金拥有量业已多到了无处放的程度，起码可以送给梦想拥有一块黄金的人。一块金子足可使一户人家度日数年啊！ 何况，古文人的“唯有读书高”，最终还不是为了仕途吗？ 所谓仕途人生，还不是向往着住豪宅、出马入轿、唤奴使婢、享受俸禄吗？俸禄又是什么呢，金银而已。 我更喜欢《聊斋志异》里那一则关于金子的故事，讲的也是书生夜读，有鬼女以色挑之，书生识破其伎俩，厉言斥去；又以大锭之金诱之，书生掷于窗外…… 明智的人总不能拿身家性命换一夜之欢、一金之财啊。 但若非是鬼女，或虽是，信其意善，则另当别论了。比如我，便人也要，金也要。 还是不觉得自己低贱。 但我对财富的愿望是实际的。 我希望我的收入永远比我的支出高一些；而我的支出与我的消费欲成正比；而我的消费欲与时尚、虚荣、奢靡不发生关系。 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 我认为对于一个民族，这是很令人高兴不起来的标准。 我觉得就人而言，居住条件才是首要的生活标准。因为贪馋口福，只不过使人脑满肠肥，血压高，脂肪肝，肥胖。看看我们周围吧，年轻的胖子不是太多了吗？ 而居住条件的宽敞明亮或拥挤、低矮、阴暗潮湿，却直接关系到人的精神状态的优劣。 我曾经对儿子说——普通人的生活值得热爱。也许人生最细致的那些幸福，往往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情节里。 一对年轻人大学毕业了，不久相爱结婚了。以他们共同的收入，贷款买下七十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商品房并非天方夜谭，以后十年内他们还清贷款也并非白日做梦。之后他们有剩余的钱为自己和儿女买各种保险。再之后他们退休了，有一笔积蓄，不但够他们养老，还可每年旅游一次。最后，他们双双进入养老院，并且骄傲于不是靠慈善机构的资助…… 这便是我所言的普通人的人生。 我知道，在中国，这种“普通人”的人生对百分之九十的当代青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但毕竟，对百分之十左右的青年，已非梦想。 什么时候百分之十的当代青年已实现了的生活，变成百分之九十的当代青年可以实现的生活，中国就算真的富强了。 那时，贫富也就是多余的话题了…… 1葛列高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里的主人公，其性格任性、倔强、桀骜不驯。 2南丁格尔（1820—1910年）：英国护士和统计学家，现代护理工作的创始人。 3《十日谈》：意大利文学家乔万尼·薄伽丘所著的长篇小说。 4林斤澜（1923—2009年）：中国现代作家，曾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代表作有《春雷》《山里红》《满城飞花》等。 5柳溪（1924—2014年）：中国现代作家，代表作有《功与罪》《战争启示录》《燕子李三传奇》等。 6叶企孙（1898—1977年）：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 7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此语为伏尔泰所说，英文原为：idonotagreewithwhatyouhavetosay，buti’lldefendtothedeathyourrighttosayit. 8雅皮士：又被称为优皮士，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一般拥有较优越的社会背景，受过高等教育，着装、消费行为及生活方式等带有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 9于连：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中的男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