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諭照例去清北轉了轉,有時間就會在這開講座。


    與在日本講授的完全不同,李諭把重點全放在了最擅長的物理學和機械學上,而且全是最尖端最準確的前沿理論。


    尤其物理,李諭很有把握將來再讓中國搞出三四個諾貝爾物理學獎來。


    清北請來的老師大部分還是講更加傳統的熱力學之類,李諭則完全走的是原子物理學、量子力學的路線。


    可惜現在隻有他自己能講,時間又沒那麽多,隻能給個大致方向,讓他們打好基礎然後去國外留學。


    而說到諾獎,又不得不提我們的老朋友——辜鴻銘了。


    李諭在北大校園中湊巧碰到了他,也說不上湊巧,現在的校園壓根不大。


    21世紀時,有一則關於“辜鴻銘與泰戈爾同被提名為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說法在網絡上流傳甚廣。就連中國社會科學網等主流網站均有采納,一些正規的學術著作中也偶有提及。


    煞有介事的論述無疑為辜鴻銘的生平軼事又添了一抹傳奇,而辜鴻銘也由此被錯誤地捧上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曆史桂冠。


    但查證資料後就會發現,在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角逐中,共從總計32項提名中產生了28位被提名者。其中獲得提名的法國籍和丹麥籍作家各5人,英國籍作家4人,西班牙籍作家3人,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籍作家各2人,比利時、印度、愛爾蘭、奧地利和芬蘭籍作家各1人。


    在所有被提名者中並沒有中國籍作家出現。


    畢竟辜鴻銘最引以為傲的那本《中國人之精神》還沒有問世,要提名也得晚上幾年。


    1913年的提名中,除了獲獎的泰戈爾,此後又有多人分別獲得了1916年、1919年、1921年、1926年、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整體提名水平還是比較在線的。


    此時的辜鴻銘拄著文明杖,就是一副不知情的樣子。


    他剛剛收到聘書,再次來到北大任教,那根小辮子隨之成了北大裏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北大管理層對辜鴻銘一直抱有一定期望。還是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蔡元培剛剛成為教育部長,就在公開的演講中說過:“餘杭章炳麟人極乖張,然其小學及古文詞是可取的;廈門辜湯生性尤怪癖,然英文程度不淺。”


    孫先生也曾說他是中國說英文最好的三個半人之一(另兩個是英文《北京日報》總編陳友仁還有伍廷芳的兒子伍朝樞。)


    請他迴來講課屬於正常操作。


    辜鴻銘這次成了北大一級教授,工資相當高。


    他提起文明杖對李諭拱手道:“恭喜閣下再添一枚諾貝爾獎,實乃普天之幸。”


    李諭迴道:“多謝辜先生的讚譽。”


    辜鴻銘突然又說:“聽聞李諭先生手頭闊綽,能不能找你借點錢?”


    李諭著實沒想到每個月幾百大洋都不夠他花的。


    這位老哥不知咋迴事,經常陷入拮據,要靠別人接濟度日,在民國文人中並不多見,況且他成名那麽早。


    李諭道:“好說,辜先生要多少?”


    辜鴻銘借錢一點都不繞彎,理直氣壯道:“1326大洋。”


    李諭笑道:“還有零有整。”


    “那是當然,多一個子也用不著!”辜鴻銘說。


    對李諭來說這就是小錢,痛快答應下來:“今天我就讓趙謙給先生送過去。”


    辜鴻銘掏出一張紙:“欠條我已經打好。”


    見李諭沒有想接的意思,他接著說:“借錢還錢,天經地義。先生放心,明年我的書在歐洲出版,絕對會收到一大筆稿費,還你這點錢易如反掌。”


    辜鴻銘提到的書便是《中國人的精神》,李諭於是拿起那張欠條,說:“辜先生的書法越發精進了。”


    辜鴻銘說:“在北京城,我可不敢說書法好。”


    李諭問:“對了,記得此前袁大總統向五國銀行團借款,曾請您做翻譯,您當時開口就要6000銀元做酬勞,難道沒有給?”


    “6000?我隻是隨口一說,最終連600都沒給到!”辜鴻銘無奈道,“我現在算是看明白了,所謂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兇巴巴地把傘收迴去的那種人。”


    據說他的這句話收到過英國編纂的詞典中。


    李諭笑道:“應該叫資本家。”


    辜鴻銘說:“說起來德國的幾本書好像特別喜歡用‘資本家’這個詞匯。”


    兩人在校園中走著時,一群舉著孔教會旗幟的學生從他們身邊走過。


    目前的北大還沒迎來蔡元培的改革,仍舊透著許多舊時代的氣息,有很多過去的舊知識分子,這些人對康有為的孔教會相當支持。


    幾天前康有為又發表了一篇名為《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的文章,引起了一陣漩渦。


    辜鴻銘作為一個典型的維護傳統文化的人,都看不下去:“康南海想得真美,自己沒弄明白儒家,卻搞出一個‘孔教’,簡直如同五十年前的不倫不類的‘拜上帝教’!”


    李諭一直反感這件事,但短時間內沒什麽辦法,迴道:“民國初年,內務部就發文明明白白說了,‘中國向無國教,又值今日科學昌明時代,自不能翻然退化,反采政教合一之製,以教會之儀式為國家之儀式’。現在康南海突然鼓動一大批人,要他們加入孔教,根本沒把律法放在眼裏。”


    “我多少了解,”辜鴻銘冷哼道,“他們也曾想讓我加入,笑掉大牙!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康南海政治手段不多,就想用精神手段。孔教形式上超然於一般的政黨,要是大量議員加入,真會隨了他願。可惜他就是不明白,這個世界上比他聰明的人多了去,怎麽會不知道他想幹什麽。”


    李諭說:“關鍵現在袁大總統也不支持孔教定為國教,兩人本來在理念上有所不合。”


    “疏才兄弟說對了,”辜鴻銘說,“康南海想立虛君,最佳人選自然是宣統皇帝還有曲阜的衍聖公,壓根沒把總統放心上。”


    其實到了後來,很多遺老遺少也不太喜歡康有為,覺得他對清廷不忠。這位老哥活得真是相當“不得人心”了。


    來到教學樓後,辜鴻銘抱拳說:“咱們先行別過,我要去上個英文課。欠款會盡快還上。”


    李諭無所謂道:“不著急。”


    ——


    這段時間,歐洲那邊的發展非常迅速,各國的總動員令下發後,裝備出了大批軍隊。


    德國、法國、奧匈、俄國都是義務兵役製,軍隊集結異常迅速。


    英國雖然不是義務兵役製,但勝在有錢,給前線士兵開出了非常高的薪水補貼,遠超法德軍隊。靠著砸錢,英國也集結了近200萬大軍,隻不過送到海峽對岸需要花點時間。


    德國最先發動進攻,“借道”比利時,但比利時不借,打了十一天才將其攻克。


    對德國來說這是明顯的出師不利,一個小小的比利時竟然都要打如此久,大大遲滯了德軍總參謀部的速勝策略。


    跨過比利時後,法國境內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德軍勢如破竹,九月初就挺進到了距離巴黎隻有15英裏的位置,甚至可以看見埃菲爾鐵塔。


    但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他們和多年後莫斯科城下的德軍一樣,不能再前進一步。


    然後法軍統帥加利埃尼就看準時機發動了血腥的馬恩河戰役。


    馬恩河戰役沒啥好說的,因為沒什麽高超的軍事謀略,幾乎就是添油戰術。


    唯一的亮點可能就是法軍組織了600輛出租車往前線拉人,不知道算不上最早的部隊汽車運輸?


    ——拉上去的人大都戰死了,簡直不是出租車,是送殯車。


    馬恩河戰役的名氣遠小於此後的索姆河戰役和凡爾登戰役。


    但馬恩河戰役其實就是一戰的決定性戰役,理由很充分:它徹底粉碎了德軍速戰速決的計劃。


    咱們分析過,德軍一旦不能完成速勝,就會陷入兩線作戰,離失敗就不遠了。


    馬恩河戰役後,雙方開始挖戰壕。一直到戰爭結束,四年下來,這條長長的戰壕都沒什麽大變化。


    一戰就是可以如此簡單地概括,枯燥而殘忍。


    任何暴露在塹壕之間視野中的士兵,幾乎都活不過五秒鍾。


    兩邊有無數支狙擊槍瞄準,德國那邊是大名鼎鼎的一代神槍g98,英軍則是著名的李-恩菲爾德。


    少數精英狙擊手還有光學瞄準鏡,總之雙方就這麽僵住了。


    戰場上殘酷的廝殺雖然沒有完全擾亂後方權貴們的生活,但高層肯定進行了各方麵的準備,包括對學界施壓。


    李諭再次收到了愛因斯坦的來信,與他聊起了歐洲戰事:


    “此時大家可以看得出來,人類究竟屬於哪一類可悲的畜生。


    戰爭充滿了非理性,而我們科學家必須培養一種國際主義。但不幸的是,很多優秀的科學家並沒有這麽想。


    我的三位親密的同事,普朗克先生、哈伯先生還有能斯特先生,不約而同地成了主戰派。


    哈伯想要擔任軍官,可由於他猶太人的身份,隻能成為一名軍士。而他還是進入了德軍化學研究所,進行氯氣彈的製造。


    我深知氯氣可怕,卻無法勸他迴頭。


    能斯特先生現在天天練習軍人的步伐還有敬禮的姿勢,他有時會駕車誌願做司機。而他最主要的工作則是研究催淚瓦斯彈。


    我甚至希望他能夠成功,總好過可怕的氯氣彈。


    可惜這種將敵軍仁慈地趕出戰壕的方式並不受將軍們的喜歡,他們還是鍾情於氯氣彈。


    至於最可敬的普朗克先生,也聲明支持德國的‘正義之戰’,並且在課堂上說,‘德國已經拔出利劍,對準那陰險背叛的策源地。’


    我們幾人倒是沒有因為立場不同導致關係破裂,我仍舊時常為哈伯的兒子輔導數學。


    可他們讓我在一份由科學界組織的名為《告文明世界書》的請願書上簽字時,我隻能選擇了拒絕。


    我不得不在政治上與他們劃清界限,對我來說,這非常痛苦。


    那份請願書確實摒棄了真相,它不顧事實真相,斷然否認德軍曾入侵比利時,並宣稱戰爭是必需的。


    我終究無法背棄心中的信條。”


    愛因斯坦之所以擁有那麽高的聲望,不僅僅是他極高的學術修養,還有他的和平理念,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難能可貴。


    1914年德國發表的這份請願書名為《告文明世界書》,後來在多位知識界人士簽名後也稱為《93人宣言》。


    幾乎所有德國第一流的科學家都在這上麵簽了字。


    未簽名者除了愛因斯坦外,還有一個人更加難得——希爾伯特。


    愛因斯坦終歸已經加入瑞士國籍,不簽情有可原。而希爾伯特是個正宗的普魯士人。


    希爾伯特的同事克萊因與柏林的一眾物理學家一樣,幾乎看都沒看就簽了字。


    希爾伯特就謹慎了很多,看著上麵的文字有點發慌:


    “要不是因為德國軍國主義,德國文化已被從地球表麵抹去……作為一個有教養的民族,我們將把這場戰鬥進行到底。對這個民族來說,歌德、貝多芬和康德的遺產就像家庭和土地一樣神聖。”


    希爾伯特喃喃想著:“這麽說不太對吧!”


    他在逐字逐句閱讀後,毅然決定不簽字。


    這下可就讓他成了眾矢之的,許多學生甚至不再去上他的課。


    好在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大部分科學家都明白自己犯了多麽大的錯誤,無不後悔在這份請願書上簽了字。


    普朗克就相當後悔,他發現事情愈演愈烈,搞了一個請願書後,維恩竟然又自己弄了一個“聲明”,聲明中大肆抨擊整個英國物理學界,要求德國學界和他們劃清界限。


    在物理學方麵,普朗克堅決反對搞“德意誌物理學”,而且就算搞,也不應該在戰爭時期搞,——這明顯是給戰爭助威嘛!


    所以他拒絕在維恩的聲明上簽字。


    但維恩的聲明還是獲得了斯塔克、萊納德兩位重量級人物的認可。


    李諭很想公開支持一下愛因斯坦和希爾伯特,隻是北洋政府不久後會對德宣戰,自己隻能私下迴信表達對他們的認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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