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中和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少嚐讀而疑之，以為人之力，安能位天地，育萬物，毋乃言之誇乎？及讀《繁露·循天之道》篇，然後知其義也。《中庸》者，言禮而本之天道者也。其言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乃言天道，非言人事也。《繁露》之言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上疑奪是字。是，正也。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此皆言天事也。其言人事，則曰：“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寒勝則氣□（原文此處為□），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尚，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質之以精。”此皆自致於和之術。蓋《中庸》主於治心，故但言喜、怒、哀、樂；《繁露》此篇，兼言養身，故並及實、虛、熱、寒、勞、佚也。
悟道必由於積漸，一人如是，一群亦然。群所共喻之義，未有不本於日用行習，徐徐擴而充之者。中國之民，邃古即以農為業。農業與天時，相關最切，故其民信天最篤。一切人事，無不以之傅合天道，後來陳義雖高，然其初起之跡，固猶有不可掩者，《中庸》則其一也。《中庸》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即其原出農業之群之顯證。其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又以至誠之德，歸諸天地。美天之高明而能覆物，地之博厚而能載物，美其無息，稱其不貳。義雖稍隱，仍可微窺。其稱致曲之德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為人所當盡之道而其義仍在於法天。《易》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所謂“明則動”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所謂動則變，變則化也。終之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也。一言蔽之，言道皆法天地，而天地之德，在其能生物而已。
故其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言人事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舉天道以詔人事也。《繁露》先言天道，後言人事；《中庸》先言人事，後舉天道以明之，其言雖殊，其義一也。因《中庸》此處，未曾顯言天道，後人遂謂天地位，萬物育，皆由於人之能履中蹈和，則其義不可通，而若不免於誇誕矣。《禮運》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和而後月生也。”《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天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比氣和，乃後月生而上配日。”《祭義》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其言和皆主天事，固可與《中庸》互證也。《周官》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周官》六國時書，仍知中和之德，本於天地。足證此為古者人人共喻之義也。
物之循環無端者，原不能強指其一處而謂之中。然其用既相反而相成，則其彼此更代之際，自與他處有異。此其相際之處，即禮家之所謂中矣。《易·泰卦》九三：“廣無平不陂，無往不複。”《象》曰：“無往不複，天地際也。”董子曰：“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是故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極所以有至與中二義。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製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所當正之位也。陽之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止於北方之中，此喜、怒、哀、樂既發後所當中之節也。未發時不能正其位，則既發後必不能中其節矣。此正本、謹始、慎獨諸義所由來也。“發而皆中節”之“節”，即《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節”。“謂之和”之“和”，即《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之“和”。此禮樂之所以相須而成，而《中庸》之所以為禮家言也。
“長短之隆，不得過中”，此即《易》盈虛消息之義。《豐》之《彖辭》曰：“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係辭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蠱》之《彖辭》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之《彖辭》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複》之《彖辭》曰：“反複其道，七日來複，天行也。”皆以天道言之，亦足見古昔之哲學，無不以法天為之本也。
法天者既法其消息盈虛，故無久而不變之義。《革》之《彖辭》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物不可以不革，而此不可不革之道，則久而不革，此《易》所以兼變易、不易二義。《恆》之《彖辭》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而又繼之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以此，恆變而不已者，莫如四時。故“損益盈虛”，貴於“與時偕行”。《損·彖辭》。而“亢龍有悔”，在於“與時偕極”。《乾·象辭》。
天有四時，地有五行，其事相成也。四時既以運行為義，五行何獨不然。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禮運注》：“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疏》：“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為終謝，迭往王者為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也。”此五德終始之義所本。
《中庸》之道，既歸本於法天；而其所法者，為天地生物之功用；則此二字之義，自當如鄭目錄，以庸為用，謂其記中和之為用。程伊川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義則精矣，非記者之意也。通篇皆極稱中，無更言庸者，二字非平列可知。
人之心，恆陶鑄於其群。故一時一地之人之議論，枝節雖異，根本必同，先秦諸子則是也。先秦諸子皆言法天，皆貴變易，皆主循環，即由中國之文明，植根於農業。農業與天時，相關最切之故。然諸家於循環變化之道，言之甚備；而於變化之分際，則未有詳哉言之如儒家之中庸者，此禮家之所以有獨至之處歟。《管子·形勢》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二語頗足與《中庸》相發明。《管子》固多儒家言也。
人之情，諸書所言亦不一。《禮運》以喜、怒、哀、懼、愛、惡、欲為七情。《大戴記·文王官人》以喜、怒、欲、懼、憂為五性。《周書·官人》作五氣。《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載子大叔述子產之言，以好、惡、喜、怒、哀、樂為六誌。《管子·內業》言憂、樂、喜、怒、欲、利。惟《心術》亦言喜、怒、哀、樂，與《中庸》同。案《周書·度訓》曰：“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其言最為明白。蓋人之性，惟有好惡二端，各以其甚否分為大小，猶天有陰陽，分為大少也。言五性，蓋所以配五行；六誌則子產明言其生於六氣；《禮運》之言七情，蓋所以配四時及三光，其下文雲：“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也，雖因所配者不同而異其辭，要之以天道為本。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少嚐讀而疑之，以為人之力，安能位天地，育萬物，毋乃言之誇乎？及讀《繁露·循天之道》篇，然後知其義也。《中庸》者，言禮而本之天道者也。其言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乃言天道，非言人事也。《繁露》之言曰：“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上疑奪是字。是，正也。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此皆言天事也。其言人事，則曰：“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寒勝則氣□（原文此處為□），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尚，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質之以精。”此皆自致於和之術。蓋《中庸》主於治心，故但言喜、怒、哀、樂；《繁露》此篇，兼言養身，故並及實、虛、熱、寒、勞、佚也。
悟道必由於積漸，一人如是，一群亦然。群所共喻之義，未有不本於日用行習，徐徐擴而充之者。中國之民，邃古即以農為業。農業與天時，相關最切，故其民信天最篤。一切人事，無不以之傅合天道，後來陳義雖高，然其初起之跡，固猶有不可掩者，《中庸》則其一也。《中庸》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即其原出農業之群之顯證。其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又以至誠之德，歸諸天地。美天之高明而能覆物，地之博厚而能載物，美其無息，稱其不貳。義雖稍隱，仍可微窺。其稱致曲之德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為人所當盡之道而其義仍在於法天。《易》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所謂“明則動”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所謂動則變，變則化也。終之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也。一言蔽之，言道皆法天地，而天地之德，在其能生物而已。
故其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言人事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舉天道以詔人事也。《繁露》先言天道，後言人事；《中庸》先言人事，後舉天道以明之，其言雖殊，其義一也。因《中庸》此處，未曾顯言天道，後人遂謂天地位，萬物育，皆由於人之能履中蹈和，則其義不可通，而若不免於誇誕矣。《禮運》曰：“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和而後月生也。”《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天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比氣和，乃後月生而上配日。”《祭義》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其言和皆主天事，固可與《中庸》互證也。《周官》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周官》六國時書，仍知中和之德，本於天地。足證此為古者人人共喻之義也。
物之循環無端者，原不能強指其一處而謂之中。然其用既相反而相成，則其彼此更代之際，自與他處有異。此其相際之處，即禮家之所謂中矣。《易·泰卦》九三：“廣無平不陂，無往不複。”《象》曰：“無往不複，天地際也。”董子曰：“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是故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極所以有至與中二義。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製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所當正之位也。陽之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止於北方之中，此喜、怒、哀、樂既發後所當中之節也。未發時不能正其位，則既發後必不能中其節矣。此正本、謹始、慎獨諸義所由來也。“發而皆中節”之“節”，即《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節”。“謂之和”之“和”，即《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之“和”。此禮樂之所以相須而成，而《中庸》之所以為禮家言也。
“長短之隆，不得過中”，此即《易》盈虛消息之義。《豐》之《彖辭》曰：“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係辭傳》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蠱》之《彖辭》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之《彖辭》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複》之《彖辭》曰：“反複其道，七日來複，天行也。”皆以天道言之，亦足見古昔之哲學，無不以法天為之本也。
法天者既法其消息盈虛，故無久而不變之義。《革》之《彖辭》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物不可以不革，而此不可不革之道，則久而不革，此《易》所以兼變易、不易二義。《恆》之《彖辭》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而又繼之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以此，恆變而不已者，莫如四時。故“損益盈虛”，貴於“與時偕行”。《損·彖辭》。而“亢龍有悔”，在於“與時偕極”。《乾·象辭》。
天有四時，地有五行，其事相成也。四時既以運行為義，五行何獨不然。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禮運注》：“竭，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疏》：“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為終謝，迭往王者為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也。”此五德終始之義所本。
《中庸》之道，既歸本於法天；而其所法者，為天地生物之功用；則此二字之義，自當如鄭目錄，以庸為用，謂其記中和之為用。程伊川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義則精矣，非記者之意也。通篇皆極稱中，無更言庸者，二字非平列可知。
人之心，恆陶鑄於其群。故一時一地之人之議論，枝節雖異，根本必同，先秦諸子則是也。先秦諸子皆言法天，皆貴變易，皆主循環，即由中國之文明，植根於農業。農業與天時，相關最切之故。然諸家於循環變化之道，言之甚備；而於變化之分際，則未有詳哉言之如儒家之中庸者，此禮家之所以有獨至之處歟。《管子·形勢》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二語頗足與《中庸》相發明。《管子》固多儒家言也。
人之情，諸書所言亦不一。《禮運》以喜、怒、哀、懼、愛、惡、欲為七情。《大戴記·文王官人》以喜、怒、欲、懼、憂為五性。《周書·官人》作五氣。《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載子大叔述子產之言，以好、惡、喜、怒、哀、樂為六誌。《管子·內業》言憂、樂、喜、怒、欲、利。惟《心術》亦言喜、怒、哀、樂，與《中庸》同。案《周書·度訓》曰：“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其言最為明白。蓋人之性，惟有好惡二端，各以其甚否分為大小，猶天有陰陽，分為大少也。言五性，蓋所以配五行；六誌則子產明言其生於六氣；《禮運》之言七情，蓋所以配四時及三光，其下文雲：“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也，雖因所配者不同而異其辭，要之以天道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