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〇）魏晉法術之學上
漢治自永初而後，縱弛極矣。外戚專權，宦豎竊柄，官方不肅，處士橫議，蓋自朝寧、宮禁、學校之中，無一以國事為念者。一時通達治體之士，若王符、仲長統、崔寔等，鹹欲以綜核名實之治救之，當時莫能行，然三國開創之君臣，實皆用此以致治。
《魏誌》載建安八年五月己酉太祖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皆法家之精義也。《荀彧傳》載彧論袁、曹成敗，及《郭嘉傳注》引《傅子》述嘉“紹有十敗，公有十勝”之論，大同小異，疑即一說之誤傳。二者皆謂紹禦軍寬緩，法令不立，操法令明而賞罰必行。紹任親戚子弟而好名譽，故多得好言飾外之人；操用人不問遠近，賞功無所恡惜，故能得忠正效實之士。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操禦下以道，浸潤不行。比而觀之，亦可見曹公之能任法術矣。
建安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二十二年令曰：“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誌注》引《魏書》。顧亭林深加貶斥，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實則後漢之世，士好立名，凡爭名者必假飾於外，其才固未可用，其德亦不足稱。董昭太和之疏，乃東京末世之俗，不徒非魏武所造，並非文帝所為也。《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謂其“取士不以一揆，戲誌才、郭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譽，皆以智策舉之”。有負俗之譏無論矣，即簡傲少文，亦不利於合徒黨，要鄉曲之譽。可見魏武君臣，取才皆不尚虛聲也。
陳壽評魏祖，謂其“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注》引《魏書》，亦稱其“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可見其誅賞皆守法而不任情。乃又引《曹瞞傳》，謂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劃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此可謂能守法歟？《曹瞞傳》又謂“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可見其持法之嚴。此豈任情誅殺者哉？又曰：“嚐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而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發以置地。又有幸姬，嚐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嚐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夫罰不加於尊，《春秋》之義，非主簿所能偽造也；軍帥不可自殺，亦理勢之宜，此而可謂之變詐歟？幸姬不受令，或當誅責，何至棒殺？酷虐如此，豈似持法之人？法貴平，不貴酷也。主廩穀者豈一人，而可先許之而後殺之歟？故知野史之言，失實者多矣。
《馬謖傳》謂謖下獄物故，諸葛亮為之流涕。《注》引《襄陽記》曰：“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製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複廢法，何以討賊？”此與魏武之垂涕嗟痛，終無所活，可以參觀。《亮傳》謂亮“庶事精練，物理其本”，《上諸葛氏集表》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極。”而《魏誌注》引《魏書》，亦謂太祖“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又可見其殊方而一揆。《諸葛氏集》，有《計算》《綜核》兩篇，《表》曰：“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注》引《袁子》，謂“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凡能成大業者，未有不勤於細物者也。豈有從容暇豫，而自以為知體者哉？
《季漢輔臣讚注》引《襄陽記》曰：“亮嚐自校簿書。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夫此位分之體，豈亮之所不知？而如是者，危邦之政，固不可以平世之事為例也。
《費詩傳》：降人李鴻詣亮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衝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衝言。”故知持法平者，雖背逋之人猶信之，豈有釋法而任情者乎？《魏誌》曰：太祖討袁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為吏所獲。”則執法自有其人，非廢法也。
廖立垂泣，李平致死，何施而得斯於人哉？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李嚴傳注引》。今案陳壽《上諸葛氏集表》，言“至今梁、益之民，諮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注》引《袁子》亦曰：“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異口同辭，必非虛語矣。陳壽又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夫勸戒在先，而後以刑誅其不順者於後，則非不教而誅者矣。此習鑿齒所謂“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者歟？故知義以斷事者，未有不以仁心為其質者也。
張裔之稱諸葛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張裔傳》。法不以遠近貴賤而異，所謂平也。陳壽之稱諸葛氏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陵弱。”此又其不遺乎遠之效也。袁子言亮軍之能鬥也，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兩漢之世，民風以蜀為最弱，讀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可知。而亮能以之為強，其道何由？則“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不顧”而已。誰謂治戎與理民，有二道哉？
《吳誌·陸遜傳》：上疏陳時事曰：“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非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複顯用，展其力效。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是吳大帝之用法，頗失之嚴，不如諸葛之平恕矣。《魏誌》：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毋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並之法，百姓喜悅。《注》引《魏書》載曹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是魏武用法，頗能下逮於民，非徒督責官吏而已。其能國富兵強，豈不以此歟？
《蜀誌·呂乂傳》：“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以諸葛亮立法之備，用法之嚴，而身沒之後，奸巧遂作。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豈不然哉？
漢治自永初而後，縱弛極矣。外戚專權，宦豎竊柄，官方不肅，處士橫議，蓋自朝寧、宮禁、學校之中，無一以國事為念者。一時通達治體之士，若王符、仲長統、崔寔等，鹹欲以綜核名實之治救之，當時莫能行，然三國開創之君臣，實皆用此以致治。
《魏誌》載建安八年五月己酉太祖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皆法家之精義也。《荀彧傳》載彧論袁、曹成敗，及《郭嘉傳注》引《傅子》述嘉“紹有十敗，公有十勝”之論，大同小異，疑即一說之誤傳。二者皆謂紹禦軍寬緩，法令不立，操法令明而賞罰必行。紹任親戚子弟而好名譽，故多得好言飾外之人；操用人不問遠近，賞功無所恡惜，故能得忠正效實之士。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操禦下以道，浸潤不行。比而觀之，亦可見曹公之能任法術矣。
建安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二十二年令曰：“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誌注》引《魏書》。顧亭林深加貶斥，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實則後漢之世，士好立名，凡爭名者必假飾於外，其才固未可用，其德亦不足稱。董昭太和之疏，乃東京末世之俗，不徒非魏武所造，並非文帝所為也。《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謂其“取士不以一揆，戲誌才、郭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譽，皆以智策舉之”。有負俗之譏無論矣，即簡傲少文，亦不利於合徒黨，要鄉曲之譽。可見魏武君臣，取才皆不尚虛聲也。
陳壽評魏祖，謂其“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注》引《魏書》，亦稱其“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可見其誅賞皆守法而不任情。乃又引《曹瞞傳》，謂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劃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此可謂能守法歟？《曹瞞傳》又謂“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可見其持法之嚴。此豈任情誅殺者哉？又曰：“嚐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而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發以置地。又有幸姬，嚐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嚐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夫罰不加於尊，《春秋》之義，非主簿所能偽造也；軍帥不可自殺，亦理勢之宜，此而可謂之變詐歟？幸姬不受令，或當誅責，何至棒殺？酷虐如此，豈似持法之人？法貴平，不貴酷也。主廩穀者豈一人，而可先許之而後殺之歟？故知野史之言，失實者多矣。
《馬謖傳》謂謖下獄物故，諸葛亮為之流涕。《注》引《襄陽記》曰：“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製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複廢法，何以討賊？”此與魏武之垂涕嗟痛，終無所活，可以參觀。《亮傳》謂亮“庶事精練，物理其本”，《上諸葛氏集表》曰：“工械技巧，物究其極。”而《魏誌注》引《魏書》，亦謂太祖“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又可見其殊方而一揆。《諸葛氏集》，有《計算》《綜核》兩篇，《表》曰：“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注》引《袁子》，謂“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凡能成大業者，未有不勤於細物者也。豈有從容暇豫，而自以為知體者哉？
《季漢輔臣讚注》引《襄陽記》曰：“亮嚐自校簿書。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夫此位分之體，豈亮之所不知？而如是者，危邦之政，固不可以平世之事為例也。
《費詩傳》：降人李鴻詣亮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衝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衝言。”故知持法平者，雖背逋之人猶信之，豈有釋法而任情者乎？《魏誌》曰：太祖討袁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為吏所獲。”則執法自有其人，非廢法也。
廖立垂泣，李平致死，何施而得斯於人哉？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李嚴傳注引》。今案陳壽《上諸葛氏集表》，言“至今梁、益之民，諮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注》引《袁子》亦曰：“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異口同辭，必非虛語矣。陳壽又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夫勸戒在先，而後以刑誅其不順者於後，則非不教而誅者矣。此習鑿齒所謂“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者歟？故知義以斷事者，未有不以仁心為其質者也。
張裔之稱諸葛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張裔傳》。法不以遠近貴賤而異，所謂平也。陳壽之稱諸葛氏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陵弱。”此又其不遺乎遠之效也。袁子言亮軍之能鬥也，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兩漢之世，民風以蜀為最弱，讀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可知。而亮能以之為強，其道何由？則“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不顧”而已。誰謂治戎與理民，有二道哉？
《吳誌·陸遜傳》：上疏陳時事曰：“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非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複顯用，展其力效。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也。”是吳大帝之用法，頗失之嚴，不如諸葛之平恕矣。《魏誌》：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毋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並之法，百姓喜悅。《注》引《魏書》載曹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是魏武用法，頗能下逮於民，非徒督責官吏而已。其能國富兵強，豈不以此歟？
《蜀誌·呂乂傳》：“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以諸葛亮立法之備，用法之嚴，而身沒之後，奸巧遂作。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豈不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