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二）民間借貸
借貸之事，在城市者，蓋以工商為多，鄉村則多農民。鄉村貲財少，農民又多願樸，故其盤剝為尤酷。晁錯說漢文帝，言商人兼並農人，蓋其意主抑商，故但言商人；其實田連阡陌之家，亦未嚐不如是也。《後漢書·樊宏傳》，言其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北齊書·盧叔武傳》：“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此等多粟之家，蓋皆當時之大地主也。諸人皆獲好義之名，然合全局觀之，則必求利者其常，而振施者其變矣。《宋史·食貨誌》言：太宗時，“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裏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宣仁太後臨朝，起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其言之可謂痛矣。放此等債者，其追索恆特酷。宋武帝負刁逵社錢三萬，為所執錄，事見《南史·本紀》。《魏書·刁雍》及《島夷傳》皆同，惟《北史·雍傳》作一萬。其後輾轉報複，可謂以涓涓之流，而釀滔天之禍。宋武亦豪傑之流，而猶如此，況於羸弱者乎？《宋史·崔與之傳》，言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蓋誠有所不得已也。
亦有商人、地主，合而為一者。《清史稿·循吏·鄭敦允傳》：附《狄尚絅傳》。道光八年，出為湖北襄陽知府。“棗陽地瘠民貧，客商以重利稱貸，田產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許貸戶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以商人貸款而準折人田產，此晁錯所以謂商人兼並農人也。
乘人之急而魚肉之，已足誅矣。乃又有誘人使入陷阱者。《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詔誘人子弟析家產，或潛舉息錢，輒壞墳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宜矣。
《元史·成宗紀》：大德五年，十月，“詔權豪勢要之家，佃戶貸糧者，聽於來歲秋成還之。”此田主於收租之外，更以借貸剝削其佃戶者也。
在城市者，蓋多以錢借貸。《元史·孝友傳》：“孫秀實，大寧人。裏人王仲和，嚐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後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歎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征。”此等皆為數頗巨，蓋工商有貲產者。《梁書·王誌傳》：天監元年，遷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誌湣其義，以俸錢償焉。”則凡民之迫於用者也。《史記·貨殖列傳》：長安有子錢家。《元史·吳鼎傳》：同知中政院事。“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征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專以出貸為事，蓋亦所謂子錢家矣。《宋史·吳奎傳》：權開封府。“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江淮間，豪猾畏斂。”子錢家之居輦轂下者，其神通，又非尋常之子錢家比也。
豪猾雖自有勢力，究仍多依倚官府。宋秦州民李益，民負息錢，官為督理，引見《富人之不法》條。《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禁指托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征錢債。”亦其倫也。《宋史·陳舜俞傳》：舜俞諍青苗法有雲：“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以官不理債務為保全元元，蓋知官吏必左袒債主也。《儒林·黃震傳》：“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饑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吳之豪勢家，亦秦之李益也。
官之右護富民，亦有出於不得已者。蓋既不能剗除貧富，又舉相沿已久、習以為安之局而壞之，其為患，必更有不堪設想者也。《宋史·沈立傳》：“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為責償。”《朱壽隆傳》：為京東轉運使。“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仆，舉貸立息，官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皆以此也。《崔與之傳》：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陳居仁傳》：“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為惡，遂誅之。”意亦如是。然折其手足已甚矣，況殺之乎？
《金史·黃久約傳》：“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案行或者之言，則不得不官為理欠，此其一難。然明二祖、仁、宣時，曾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為息，豐年償之”。見《明史·食貨誌》。又《劉辰傳》：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歲饑，勸富民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為之息。官為立券，期年而償。”則迫之雖屬難行，勸之亦自有其術也。
富人莫能救恤，貧民自不得不相濡以沫。既曰貧民，安有餘力，則合眾之道尚焉。《新唐書·循吏傳》：韋宙，出為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幹，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此即後世糾會之法，緩急之藉以濟者多矣。
借貸之事，在城市者，蓋以工商為多，鄉村則多農民。鄉村貲財少，農民又多願樸，故其盤剝為尤酷。晁錯說漢文帝，言商人兼並農人，蓋其意主抑商，故但言商人；其實田連阡陌之家，亦未嚐不如是也。《後漢書·樊宏傳》，言其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北齊書·盧叔武傳》：“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此等多粟之家，蓋皆當時之大地主也。諸人皆獲好義之名，然合全局觀之，則必求利者其常，而振施者其變矣。《宋史·食貨誌》言：太宗時，“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裏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宣仁太後臨朝，起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其言之可謂痛矣。放此等債者，其追索恆特酷。宋武帝負刁逵社錢三萬，為所執錄，事見《南史·本紀》。《魏書·刁雍》及《島夷傳》皆同，惟《北史·雍傳》作一萬。其後輾轉報複，可謂以涓涓之流，而釀滔天之禍。宋武亦豪傑之流，而猶如此，況於羸弱者乎？《宋史·崔與之傳》，言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蓋誠有所不得已也。
亦有商人、地主，合而為一者。《清史稿·循吏·鄭敦允傳》：附《狄尚絅傳》。道光八年，出為湖北襄陽知府。“棗陽地瘠民貧，客商以重利稱貸，田產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許貸戶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以商人貸款而準折人田產，此晁錯所以謂商人兼並農人也。
乘人之急而魚肉之，已足誅矣。乃又有誘人使入陷阱者。《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詔誘人子弟析家產，或潛舉息錢，輒壞墳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宜矣。
《元史·成宗紀》：大德五年，十月，“詔權豪勢要之家，佃戶貸糧者，聽於來歲秋成還之。”此田主於收租之外，更以借貸剝削其佃戶者也。
在城市者，蓋多以錢借貸。《元史·孝友傳》：“孫秀實，大寧人。裏人王仲和，嚐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後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歎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征。”此等皆為數頗巨，蓋工商有貲產者。《梁書·王誌傳》：天監元年，遷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誌湣其義，以俸錢償焉。”則凡民之迫於用者也。《史記·貨殖列傳》：長安有子錢家。《元史·吳鼎傳》：同知中政院事。“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征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專以出貸為事，蓋亦所謂子錢家矣。《宋史·吳奎傳》：權開封府。“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江淮間，豪猾畏斂。”子錢家之居輦轂下者，其神通，又非尋常之子錢家比也。
豪猾雖自有勢力，究仍多依倚官府。宋秦州民李益，民負息錢，官為督理，引見《富人之不法》條。《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禁指托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征錢債。”亦其倫也。《宋史·陳舜俞傳》：舜俞諍青苗法有雲：“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以官不理債務為保全元元，蓋知官吏必左袒債主也。《儒林·黃震傳》：“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饑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吳之豪勢家，亦秦之李益也。
官之右護富民，亦有出於不得已者。蓋既不能剗除貧富，又舉相沿已久、習以為安之局而壞之，其為患，必更有不堪設想者也。《宋史·沈立傳》：“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為責償。”《朱壽隆傳》：為京東轉運使。“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仆，舉貸立息，官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皆以此也。《崔與之傳》：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陳居仁傳》：“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為惡，遂誅之。”意亦如是。然折其手足已甚矣，況殺之乎？
《金史·黃久約傳》：“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案行或者之言，則不得不官為理欠，此其一難。然明二祖、仁、宣時，曾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為息，豐年償之”。見《明史·食貨誌》。又《劉辰傳》：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歲饑，勸富民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為之息。官為立券，期年而償。”則迫之雖屬難行，勸之亦自有其術也。
富人莫能救恤，貧民自不得不相濡以沫。既曰貧民，安有餘力，則合眾之道尚焉。《新唐書·循吏傳》：韋宙，出為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幹，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此即後世糾會之法，緩急之藉以濟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