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意義
經典人文——人文思想卷 作者：餘秋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編寫手記·
從心理上講，人類和動物的最大不同在於，人是有自我意識的動物群種，這種自我意識表現在，人能夠以語言、符號的形式，對既往的生命曆程、生存經驗進行總結，並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的生存加以事先規劃、預測，使自己或群體的行動不僅有利於當下的生存，而且還有利於更長遠的生存和發展。不僅如此，人類的這種自我意識更深刻地體現在，人在滿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後，還有一種更高程度的對生命本身、對人的在世生存的思考，這種思考往往以下麵幾個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我為什麽要活著？我的生命到底具有什麽價值？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到底要達到一個什麽目的？我每天都忙忙碌碌、東奔西走，這一切是為什麽？我一切的行為除了滿足最本能的身體欲望、實現個人性的榮耀感之外，是不是還應有其他更高的功能？一句話，我（們）的生存、我（們）的生命存在，其意義到底是什麽？
當然，對我們這些占世界上大多數的芸芸眾生來說，很少能抽出專門的時間，對這一問題作專門的思考，這一點我們的確不同於哲人。哲人，或者說哲學家，不僅要有專門的研究，還可能會構造出一套邏輯嚴謹、思路縝密、構思宏大的哲學，來迴答人生的意義問題。我們這些每天忙於基本生存的普通人——哲學家們眼中所謂的“大眾”，哪有閑功夫做這些杞人之思？每天亂七八糟的各種雜事就已經夠讓我們頭疼的了。可是，你真的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嗎？真的不必想這些問題嗎？
你的生命中有沒有這樣的時刻：你忙亂了一天，好不容易迴到家裏，把外麵的觥籌交錯終於拋在身後，終於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坐一會兒了，這時你的心裏忽然有了這樣的念頭：我這一切的忙碌究竟是為了什麽？
或者，你正風光無限，身邊迷人的紅男綠女圍繞，而你忽然一陣厭倦，很想將這些誘人的燈紅酒綠關在門外，安安靜靜地享受兒女繞膝、夫妻對坐的溫馨，然後你忽然覺得一切繁華其實都毫無意義，並不真正屬於你，接著你追問：“那麽，什麽才是真正屬於我的？
也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你殫精竭慮，苦苦奮鬥了很久，可是終究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在你感到絕望的時候，你也許會想：我如此努力，還是沒有結果，那麽我所做的這些，究竟還有什麽意義？進而你會更進一步地問：我的生存到底是為了什麽？
也許是在一個秋日的午後，你閑坐園中，泡一杯清茶，腳下是滿地落葉，頭上青天有白雲靜靜流過，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所有那些過去的日子，快樂的或憂傷的，緊張的和悠閑的，浪漫的與乏味的，驚險刺激的與平淡無奇的，所有的日子在這一刻都像身上金黃的陽光一般，照亮了你。也許你很滿足，然後想：其實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為了能有這麽一個午後，這麽悠然地品茶，在燦爛的陽光下，靜靜地迴憶舊日的好時光。你很滿足，滿足中略帶著憂傷。
所有這樣的時刻，所有諸如此類這樣的追問，其實都觸及到了我們這兒所談的問題：意義——生存的意義問題。隻要我們是在世生存著的人，隻要我們是具有自我意識的文明人，我們的生命中就必然會涉及到意義問題，必然會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問題，發出我們自己的追問，盡管這種追問的具體形式很不相同。有關生命的意義追問，是每個在世生存著的必死之人，都無法迴避的問題。作為人，他越是具有明確的意義觀念，他的在世行為越是具有明確的意義追求，他就越遠離動物性。
我們每個生存著的必死之人，能夠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憂患麵前堅持下來，那麽多的人世悲苦我們能夠咬牙挺住，無盡的人世滄桑變換我們能夠安之若素，其實都是因為我們始終都有我們關於人生的意義設定。正是我們自己對生命意義的這種設定，在困境中支撐我們，在疲倦的時候鼓勵我們，在絕望之時安慰我們，這樣我們才能夠一步步地堅持到我們應該停止的那一刻。沒有一個生存著的理性的在世之人，可以不依靠意義的支撐而能夠走完其生命的自然曆程；沒有一個生活著的必死之人，能夠免於意義的蔭庇而逃脫掉瘋狂的追逐，或躲開那痛徹的荒謬感。
所謂意義，其實就是我們的靈魂歸宿，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有理性、有教養的文明人，用來給自己的在世行為提供合理性的最終的理由。因為作為具有自我意識、自我反思能力的人，支配他行為的不是動物性的本能，而是他據以選擇、比較、權衡、評判的理性。理性給所有的這些選擇、比較、權衡、評判提供理由，而意義實際上是理由的理由，給人的所有行為提供終極的依據。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失去了這個終極的依據，精神的混亂就難以避免，因為這使他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作為依據，他就無法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合理，是否值得。而當人對自己的行為無法做出這種判斷和評估的時候，無論是他置身的世界，還是他自己的行為，甚至他本人的生存，對他來說都將變得不可理解。這時候，精神的痛苦，甚至混亂就無法避免。由此可見，作為行動著的理性的人，給自己的行為尋找最終的理由——意義——是多麽重要，“隻要能說一次：‘這是明白的！’那一切就會得救了。”（加繆《西西弗的神話》）
因而，一個人，他活在世上，隻有當他具有明確的生存意義的時候，他的生存才能夠安適恬然，精神上才能夠完滿自足；對他來說，他所置身的世界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釋的；他的行為、周圍其他人的行為才是方向清晰、目的明確的，才是可以預期的。對這種具有明確意義的人來說，世界即便不是透明的，至少也是井然有序的。這樣看來，有沒有明確的生存意義，對人來說的確重要。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表明，意義實際上是多元的，不同的文明形態下生存的人們，他們對個體人的生存意義的認定是不同的，相差很大。
例如，我們傳統的儒家思想主導下的東方文明中，特別注重的是在道德的完善中獲得生存的意義支撐，因而《左傳》中有所謂“三不朽”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不朽”中，作為道德完善目標的“立德”居首，可以看出，我們祖先對道德完善的重視，中國曆史上那些最能夠激勵著後人的曆史名句，諸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實也都是在表達一種道德完善的理想。當然，這種道德完善，其實還是在儒家設定的家國秩序之下的完善。
不過，對我們中華文明影響深遠的佛教思想，其價值設定則完全不同。在佛教看來，人的現實生存充滿著各種痛苦，而人的痛苦之源則是來自於人的欲望，隻要人的心靈中還有各種欲望，隻要人的在世生存中還有源自於欲望的各種“妄念”，那麽，痛苦與憂患就不可避免。所以，佛教給人指出的一條擺脫痛苦的救贖之路就是棄世修行，用今生今世的苦行苦修來換取以後永生永世的極樂。所以，佛家的人生意義，其實全是寄托於對來世極樂世界的追求上，所謂今生今世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是附著在極樂的來生來世的。
而基督教思想又與這些觀念大不一樣。在基督教看來，人是上帝的創造物，作為上帝的創造物，人的生存意義在於對上帝的敬拜之中。但是，不要誤會，敬拜上帝並沒有導致對人本身的否定，而是相反，對上帝的崇拜，使人的尊嚴反而得到強調。因為，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不是以偶像崇拜的形式表現的，而是以對人現世生存的一些行為的規範體現出來的，比如它要求人與人間的博愛，人不僅要愛親人、朋友，還要愛一切人，甚至自己的仇人，提倡一種完全的愛，“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完全”；這種完全的愛不僅博大，而且深沉：“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隻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對上帝的愛，是以對人間的愛、對具體人的愛體現出來的。而且，基督教提倡對正義的追求和獻身精神，“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主張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新約》）
現代以來，除了人類曆史上幾種傳統的意義體係外，又有了一些新的意義價值體係。所以，在現代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各不相同，具有不同價值理念的人，他們對生存意義的認定差別更大。因而，除了生來就生活在某種意義價值體係的人，現代社會的人大多數都麵臨著一個價值體係或說信仰的選擇問題。這種選擇的自由，固然是現代人比古人優越的地方，它是人類經過了無數世代的努力、以數不盡的流血犧牲換來的。但同時又使人類麵臨著一種在多種意義體係之間選擇的困惑，“從生命本身的性質來理解，它所知道的隻有諸神之間無窮盡的鬥爭。直截了當地說，這意味著對待生活的各種可能的終極態度，是互不相讓的，因此它們之間的爭鬥，也是不會有結論的。所以，必須在它們之間作出抉擇。”（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
但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意義隻能我們自己解決，隻能靠我們的理性自己選擇。
那麽，什麽樣的意義，值得我們將我們的所有的辛勤、所有的努力托付給它，而足以保證我們今生過得踏實安然？什麽樣的意義，使我們將我們生命的歡樂、苦痛交給它而不後悔？什麽樣的意義，能夠給我們的靈魂一個安居樂業的場所，而免於精神的淒風苦雨？
對此，每個人都要憑著自己的理性來選擇，但不管最後選擇哪一個意義或意義體係作為靈魂的安身之所，有一點是所有的選擇都應該堅持的共同的底線，那就是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放棄理性精神；任何時候都應該保持對人，尤其是個體的人的尊重；同時，還應該牢記的是，人也好，理性也好，其實都是有限度的，因而，堅持理性，尊重人，但又要防止對理性的盲目崇拜，要警惕對人或任何人造物的迷信。
從心理上講，人類和動物的最大不同在於，人是有自我意識的動物群種，這種自我意識表現在，人能夠以語言、符號的形式，對既往的生命曆程、生存經驗進行總結，並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的生存加以事先規劃、預測，使自己或群體的行動不僅有利於當下的生存，而且還有利於更長遠的生存和發展。不僅如此，人類的這種自我意識更深刻地體現在，人在滿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後，還有一種更高程度的對生命本身、對人的在世生存的思考，這種思考往往以下麵幾個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我為什麽要活著？我的生命到底具有什麽價值？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到底要達到一個什麽目的？我每天都忙忙碌碌、東奔西走，這一切是為什麽？我一切的行為除了滿足最本能的身體欲望、實現個人性的榮耀感之外，是不是還應有其他更高的功能？一句話，我（們）的生存、我（們）的生命存在，其意義到底是什麽？
當然，對我們這些占世界上大多數的芸芸眾生來說，很少能抽出專門的時間，對這一問題作專門的思考，這一點我們的確不同於哲人。哲人，或者說哲學家，不僅要有專門的研究，還可能會構造出一套邏輯嚴謹、思路縝密、構思宏大的哲學，來迴答人生的意義問題。我們這些每天忙於基本生存的普通人——哲學家們眼中所謂的“大眾”，哪有閑功夫做這些杞人之思？每天亂七八糟的各種雜事就已經夠讓我們頭疼的了。可是，你真的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嗎？真的不必想這些問題嗎？
你的生命中有沒有這樣的時刻：你忙亂了一天，好不容易迴到家裏，把外麵的觥籌交錯終於拋在身後，終於可以一個人靜靜地坐一會兒了，這時你的心裏忽然有了這樣的念頭：我這一切的忙碌究竟是為了什麽？
或者，你正風光無限，身邊迷人的紅男綠女圍繞，而你忽然一陣厭倦，很想將這些誘人的燈紅酒綠關在門外，安安靜靜地享受兒女繞膝、夫妻對坐的溫馨，然後你忽然覺得一切繁華其實都毫無意義，並不真正屬於你，接著你追問：“那麽，什麽才是真正屬於我的？
也可能是這樣一種情況，你殫精竭慮，苦苦奮鬥了很久，可是終究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在你感到絕望的時候，你也許會想：我如此努力，還是沒有結果，那麽我所做的這些，究竟還有什麽意義？進而你會更進一步地問：我的生存到底是為了什麽？
也許是在一個秋日的午後，你閑坐園中，泡一杯清茶，腳下是滿地落葉，頭上青天有白雲靜靜流過，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所有那些過去的日子，快樂的或憂傷的，緊張的和悠閑的，浪漫的與乏味的，驚險刺激的與平淡無奇的，所有的日子在這一刻都像身上金黃的陽光一般，照亮了你。也許你很滿足，然後想：其實所有的努力，都不過是為了能有這麽一個午後，這麽悠然地品茶，在燦爛的陽光下，靜靜地迴憶舊日的好時光。你很滿足，滿足中略帶著憂傷。
所有這樣的時刻，所有諸如此類這樣的追問，其實都觸及到了我們這兒所談的問題：意義——生存的意義問題。隻要我們是在世生存著的人，隻要我們是具有自我意識的文明人，我們的生命中就必然會涉及到意義問題，必然會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問題，發出我們自己的追問，盡管這種追問的具體形式很不相同。有關生命的意義追問，是每個在世生存著的必死之人，都無法迴避的問題。作為人，他越是具有明確的意義觀念，他的在世行為越是具有明確的意義追求，他就越遠離動物性。
我們每個生存著的必死之人，能夠在各種各樣的人生憂患麵前堅持下來，那麽多的人世悲苦我們能夠咬牙挺住，無盡的人世滄桑變換我們能夠安之若素，其實都是因為我們始終都有我們關於人生的意義設定。正是我們自己對生命意義的這種設定，在困境中支撐我們，在疲倦的時候鼓勵我們，在絕望之時安慰我們，這樣我們才能夠一步步地堅持到我們應該停止的那一刻。沒有一個生存著的理性的在世之人，可以不依靠意義的支撐而能夠走完其生命的自然曆程；沒有一個生活著的必死之人，能夠免於意義的蔭庇而逃脫掉瘋狂的追逐，或躲開那痛徹的荒謬感。
所謂意義，其實就是我們的靈魂歸宿，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有理性、有教養的文明人，用來給自己的在世行為提供合理性的最終的理由。因為作為具有自我意識、自我反思能力的人，支配他行為的不是動物性的本能，而是他據以選擇、比較、權衡、評判的理性。理性給所有的這些選擇、比較、權衡、評判提供理由，而意義實際上是理由的理由，給人的所有行為提供終極的依據。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失去了這個終極的依據，精神的混亂就難以避免，因為這使他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作為依據，他就無法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合理，是否值得。而當人對自己的行為無法做出這種判斷和評估的時候，無論是他置身的世界，還是他自己的行為，甚至他本人的生存，對他來說都將變得不可理解。這時候，精神的痛苦，甚至混亂就無法避免。由此可見，作為行動著的理性的人，給自己的行為尋找最終的理由——意義——是多麽重要，“隻要能說一次：‘這是明白的！’那一切就會得救了。”（加繆《西西弗的神話》）
因而，一個人，他活在世上，隻有當他具有明確的生存意義的時候，他的生存才能夠安適恬然，精神上才能夠完滿自足；對他來說，他所置身的世界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解釋的；他的行為、周圍其他人的行為才是方向清晰、目的明確的，才是可以預期的。對這種具有明確意義的人來說，世界即便不是透明的，至少也是井然有序的。這樣看來，有沒有明確的生存意義，對人來說的確重要。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曆史表明，意義實際上是多元的，不同的文明形態下生存的人們，他們對個體人的生存意義的認定是不同的，相差很大。
例如，我們傳統的儒家思想主導下的東方文明中，特別注重的是在道德的完善中獲得生存的意義支撐，因而《左傳》中有所謂“三不朽”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不朽”中，作為道德完善目標的“立德”居首，可以看出，我們祖先對道德完善的重視，中國曆史上那些最能夠激勵著後人的曆史名句，諸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實也都是在表達一種道德完善的理想。當然，這種道德完善，其實還是在儒家設定的家國秩序之下的完善。
不過，對我們中華文明影響深遠的佛教思想，其價值設定則完全不同。在佛教看來，人的現實生存充滿著各種痛苦，而人的痛苦之源則是來自於人的欲望，隻要人的心靈中還有各種欲望，隻要人的在世生存中還有源自於欲望的各種“妄念”，那麽，痛苦與憂患就不可避免。所以，佛教給人指出的一條擺脫痛苦的救贖之路就是棄世修行，用今生今世的苦行苦修來換取以後永生永世的極樂。所以，佛家的人生意義，其實全是寄托於對來世極樂世界的追求上，所謂今生今世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是附著在極樂的來生來世的。
而基督教思想又與這些觀念大不一樣。在基督教看來，人是上帝的創造物，作為上帝的創造物，人的生存意義在於對上帝的敬拜之中。但是，不要誤會，敬拜上帝並沒有導致對人本身的否定，而是相反，對上帝的崇拜，使人的尊嚴反而得到強調。因為，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不是以偶像崇拜的形式表現的，而是以對人現世生存的一些行為的規範體現出來的，比如它要求人與人間的博愛，人不僅要愛親人、朋友，還要愛一切人，甚至自己的仇人，提倡一種完全的愛，“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完全”；這種完全的愛不僅博大，而且深沉：“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隻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對上帝的愛，是以對人間的愛、對具體人的愛體現出來的。而且，基督教提倡對正義的追求和獻身精神，“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主張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新約》）
現代以來，除了人類曆史上幾種傳統的意義體係外，又有了一些新的意義價值體係。所以，在現代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各不相同，具有不同價值理念的人，他們對生存意義的認定差別更大。因而，除了生來就生活在某種意義價值體係的人，現代社會的人大多數都麵臨著一個價值體係或說信仰的選擇問題。這種選擇的自由，固然是現代人比古人優越的地方，它是人類經過了無數世代的努力、以數不盡的流血犧牲換來的。但同時又使人類麵臨著一種在多種意義體係之間選擇的困惑，“從生命本身的性質來理解，它所知道的隻有諸神之間無窮盡的鬥爭。直截了當地說，這意味著對待生活的各種可能的終極態度，是互不相讓的，因此它們之間的爭鬥，也是不會有結論的。所以，必須在它們之間作出抉擇。”（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
但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意義隻能我們自己解決，隻能靠我們的理性自己選擇。
那麽，什麽樣的意義，值得我們將我們的所有的辛勤、所有的努力托付給它，而足以保證我們今生過得踏實安然？什麽樣的意義，使我們將我們生命的歡樂、苦痛交給它而不後悔？什麽樣的意義，能夠給我們的靈魂一個安居樂業的場所，而免於精神的淒風苦雨？
對此，每個人都要憑著自己的理性來選擇，但不管最後選擇哪一個意義或意義體係作為靈魂的安身之所，有一點是所有的選擇都應該堅持的共同的底線，那就是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放棄理性精神；任何時候都應該保持對人，尤其是個體的人的尊重；同時，還應該牢記的是，人也好，理性也好，其實都是有限度的，因而，堅持理性，尊重人，但又要防止對理性的盲目崇拜，要警惕對人或任何人造物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