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四月二日深夜
自從我著手寫這部日記，我就再也沒光顧過餐館。今晚我無論如何也要給自己提提神，所以決定去一個地方，管保我在那兒撞見的任何人都已經醉得即便我認得出他，他也認不得我。這個地方便是離這兒不遠的英國人街上的眼鏡老爹夜總會。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在大門上方懸掛著一副巨大的夾鼻眼鏡。誰也不知道它被掛在那裏的時間和緣由。
除了就餐，在眼鏡老爹夜總會裏還可以啃個把奶酪塊。它們是店主以幾近白送的價格供應的，因為吃後會口渴。除此之外，那裏的活動就是喝酒和唱歌——也就是由本店的“藝術家”，“苦艾酒”菲菲、阿爾芒·勒蓋拉德和加斯東·特魯斯帕泰獻唱。夜總會的第一間屋子像一道走廊，被一道鋅製的櫃台沿著長邊劃去一半。老板和老板娘就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孩子，在客人的汙言穢語和哄堂大笑的陪伴中入睡。衝著櫃台的那堵牆邊放著一張破舊的桌子，專供已經一杯酒下肚的客人歇息用。在櫃台後的擱板上，陳列著最迷人的烈酒，囊括了在巴黎所能找到的各式烈酒。但地道的客人會去裏頭那間屋子。那裏有兩張餐桌，醉倒的人圍坐在餐桌周圍，倚靠在別人的肩頭唿唿大睡。四壁上留存著客人們的迴憶，幾乎是清一色的下流圖畫。
今晚，我坐在一位專注地抿著一大杯苦艾酒的女士身旁。我想我認得她，她曾經為著名雜誌繪製插圖，後來或許是因為患上了肺結核，得知自己時日無多，所以逐漸自暴自棄。如今，她為客人們提供繪製肖像的服務，作為交換，客人們請她喝一杯，不過她的手已經不太聽使喚了。如果走運的話，她不會因肺結核而死，而是會在那之前的某個夜晚，以跌入比埃夫勒河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和她聊了聊（這十來天我活得如此見不得人，以至於和女人交談都能讓我感到寬慰），每請她喝一杯苦艾酒，我自己也免不了幹一杯。
於是，我這會兒提筆寫日記時已經視線模糊，頭腦發昏：這是讓記憶稀少而殘缺的最理想狀態。
我唯一有印象的是，初到巴黎時我忐忑不安，這是自然的（歸根到底，我被流放了），但這座城市打動了我，使我決定在這裏度過餘生。
我不清楚自己需要靠隨身攜帶的那筆錢支撐多久，所以在比埃夫勒河流經的城區找了一家旅店租了一個房間。所幸我還住得起單人房，因為在那種簡陋的旅店裏，一間房裏往往擠著十五張草褥子，而不少那樣的房間連窗戶也沒有。家具是從別人搬家時丟棄的廢物堆裏撿來的，床單生了蟲，一隻鋅盆用於洗漱，一隻小桶用於盛尿，連椅子也沒有，更不用說肥皂和毛巾了。牆上釘著一塊告示板，勒令房客把鑰匙留在門外的鎖孔上，顯然是為了給警察節省時間。警察經常突擊搜查，揪住熟睡的房客的頭發，將他們的腦袋拎到提燈前好好打量，然後丟下不相幹的人，把要抓的人拖下樓。偶爾遇到敢於反抗的被抓捕者，他們還會自覺地將其痛扁一頓後再帶走。
至於一日三餐，我在小橋街上尋了一家很便宜的小酒館：被中央菜市場的肉鋪老板丟進垃圾堆的所有變質的肉——肥的部分發綠，瘦的部分發黑——在清晨被撿了迴來，清洗一番後被抹上大把的鹽和胡椒粉，然後泡在醋裏，等天氣好的時候掛在院子最深處風幹四十八個小時，就可以上桌招徠食客了。菜價平易可親，吃了包管得痢疾。
憑我在都靈養成的習慣和吃慣了的巴勒莫大餐，如果我沒有馬上從比安科騎士指使我投靠的人那裏領到頭幾筆報酬，我可能活不過幾周，這是後話了。而在當時，我已經能去得起於歇特街上的諾布洛餐館了。它有一間寬敞的大廳，通向一座古老的庭院，食客們需要自備麵包。入口處擺著一張收銀台，由女主人和她的三個女兒負責打理：記下客人點的上等菜肴、牛排、奶酪和果醬，或分發核桃烤梨。隻有點了至少半升酒的客人才獲準進入收銀台後麵的大廳，他們是工匠、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和抄寫員。
……我陶醉於那番景象，出神地看著各階層的人從我身邊走過……
經過收銀台，進入廚房，可以看到一隻碩大的爐子上正在烹製以羊肉、兔肉或牛肉為原料的肉末西紅柿醬，或是豌豆泥、紅豆湯。店裏不提供任何服務：必須自己找餐盤和餐具，然後去廚師麵前排隊等候。就這樣，客人們端著各自的餐盤，相互推搡著在店裏行走，期待能最終在巨大的客飯席邊坐下來。兩個蘇的肉湯，四個蘇的牛肉，外加花十個生丁從別處買來的麵包，這樣就可以用四十生丁填飽肚子。我覺得整餐飯非常可口。此外我注意到，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因為自甘下流的惡趣味，也會光顧這家餐館。
然而，就是在去得起諾布洛餐館以前，我也從未對最初幾周地獄般的生活後悔過：我結交了一些有用的人，熟悉了我今後必須能在其中得心應手的生存環境。我一麵偷聽人們在街頭巷尾的談話，一麵在巴黎四處探索陌生的街道，像拉普街，它徹底成了一個廢鐵堆，無論是工匠還是普通住戶，抑或是從事見不得人的勾當的家夥，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如撬鎖工具或偽造的鑰匙，甚至還有可以藏在外套衣袖裏的伸縮式匕首。
我盡量減少自己待在房間裏的時間，出門去體驗一貧如洗的巴黎人僅存的享樂方式：在林蔭大道上散步。到那時我才明白，相比都靈，巴黎是何等之大。我陶醉於那番景象，出神地看著各階層的人從我身邊走過。少數人有事在身，他們行色匆匆，大部分人則相互欣賞。高貴的巴黎女子穿著優雅大方，且不說她們本人，光是她們的發式就吸引了我。可惜在那兒的人行道上漫步的還有另一類巴黎女子，換言之，地位低下的那些，她們更加精於發明新奇的裝扮，以吸引我們男人的眼球。
雖說她們還不至於像我後來在“女子啤酒屋”裏見識到的妓女那樣俗不可耐，她們終究也是妓女。這些人隻為闊綽的紳士提供服務，這可以從她們勾引自己的獵物時使用的魔鬼技巧上看出來。稍後我的一位線人向我解釋，從前在林蔭大道上隻見得到輕佻的年輕女工，她們有些呆傻，不正經卻也並不勢利，不會向嫖客索要服裝或珠寶，這是因為嫖客比她們還要窮困。後來她們像巴哥犬一樣整個物種消失殆盡。之後出現了漂亮輕佻的年輕女人，或稱為“母鹿”或“母雞”。她們不再像輕佻的年輕女工那麽注重品位和教養，而是對羊絨製品和俗豔的配飾充滿了渴望。我初到巴黎那會兒，輕佻的年輕女人已被交際花所取代：伴隨她們的是家財萬貫的情夫、鑽石和四輪馬車。如今難得再見到交際花在林蔭大道上散步了。這些“茶花女”所選取的道德準則要求她們拋棄良心、冷酷無情、忘恩負義，並且必須學會榨幹那些僅僅為了把她們帶去巴黎歌劇院的包廂裏炫耀而包養她們的陽痿者。真是令人惡心的性交易。
在此期間，我和克萊芒·法布爾·德·拉格朗日取得了聯係。都靈的那幫家夥給了我一間辦事處的地址，教我去一棟外表很不起眼的小樓，然而我幹這一行所養成的謹慎性格阻止我說出它所在的街道的名稱，就算是隻寫給自己看也萬萬不可。我相信拉格朗日供職於公共安全局總指揮部下屬的一個政治分局，但我從不清楚他在那個金字塔一般的體係中究竟處在頂點還是底層。看樣子，他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而我就算遭到嚴刑逼供，也不得泄露有關那個政治情報機構的一言半語。事實上，我都不知道拉格朗日的辦事處在不在那棟樓裏：我通過這個地址給他去信，告訴他我有一封比安科騎士的介紹信，兩天後我收到了一張便條，約我去巴黎聖母院前的廣場會麵，憑他戴在紐扣孔上的一朵紅色的麝香石竹相認。打那以後，我們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場所會麵，夜總會、教堂、花園，從不會在同一個地方碰麵兩次。
在那段時間裏，拉格朗日恰好需要一份文件，我就為他製作了一份，足能以假亂真，立即得到了他的讚賞，並從此作為“線人”——在這兒的俗稱——為他效勞，每月領取三百法郎的報酬外加一百三十法郎的經費（在特殊情況下或針對我製作的某些文件，他還會另付賞金）。法蘭西帝國在告密者身上投入了龐大的開銷，肯定多過撒丁王國，我聽說警察署每年七百萬法郎的預算中，用於收集政治情報的開銷就占了兩百萬法郎。不過另有傳言信誓旦旦地說，警察署的預算是一千四百萬法郎，但必須被用來支付皇帝出行時組織的歡慶儀式，以及為監視馬誌尼黨人、煽動分子和真正的間諜而奔波的衛隊的費用。
我每年從拉格朗日那裏至少掙得五千法郎，不過我通過他又被介紹給了另一位私人客戶，因此我得以在極短的時間裏創辦了現在這家事務所（就是打著舊貨行幌子的這家）。我估算了一下，偽造一份遺囑可以開價一千法郎，祝聖過的聖體餅因為難以批量獲得，所以能以一百法郎的價格脫手。隻要每月賣出四份遺囑和十塊聖體餅，事務所的業務就能為我再掙五千法郎。而坐擁一萬法郎的年收入，我就成了巴黎人所稱的富裕的資產階級。當然，這些都不是穩定的收入，我的夢想是以利息而非收入的形式每年到手一萬法郎。國家證券（最安全的證券）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為此我需要攢出一筆三十萬法郎的本金。這個數目在當時對一位交際花來說唾手可得，但對一位還不知名的公證人而言卻遙不可及。
在等待撞大運的日子裏，我從巴黎式享樂的見證者搖身一變成為了參與者。我對戲劇從來提不起興趣，對朗誦亞曆山大體詩歌的糟糕的悲劇產生不了共鳴，一進博物館的展廳就昏昏欲睡。好在巴黎使我享受到了另一種更美好的東西：美食。
我最希望去得起的那家餐館——盡管貴得離譜——在都靈時我就聽人對它大為推崇。那就是位於巴黎皇家宮殿柱廊下的大維富餐廳，好像連維克多·雨果也是那裏的常客，時常奔著它的白芸豆配羊胸肉而去。另一家很快勾起我胃口的是位於格拉蒙街和意大利人林蔭大道交叉口的英國咖啡館。這家餐館從前隻有馬車夫和家仆才會光顧，如今卻招攬著全巴黎的食客。在那裏，我見識到了安娜土豆、波爾多螯蝦、禽肉醬、櫻桃肥雲雀、蓬巴杜夫人式小圓餡餅、麅臀肉、什蔬洋薊湯、香檳雪糕。光是迴想這些菜名就能讓我感受到生在這個世上的意義。
除了餐館，吸引我的還有廊街。我很喜歡茹弗魯瓦廊街，或許是因為巴黎最頂級的餐館中就有三家開在那裏：巴黎餐廳、迪羅謝餐廳和茹弗魯瓦餐廳。直到今日，特別是周六那天，似乎整座巴黎城的人都相會在那道水晶拱廊下，摩肩接踵，其中不乏愁眉苦臉的紳士和就我的口味而言也許香水味過濃的夫人。
……在那條廊街上，我窺視的不是女工，而是“追求者”……
可能全景廊街更加令我著迷。那裏的人群看起來更為平民化，普通百姓和鄉下人嘴裏嚼著吃食，眼睛卻直勾勾地盯著他們永遠不可能買得起的古玩藏品，而剛從工廠下班的年輕女工也在那裏穿行。如果說有些女人就是要被用來窺視的（的確有男人就好這一口），那麽茹弗魯瓦廊街上那些衣著光鮮的女人最有這種資格。但為了瞧一眼女工，人稱“追求者”的那些戴墨綠色眼鏡的中年男子往來穿梭於那條拱廊下。我很懷疑所有那些女工真的就是這個樣子：表麵上她們穿一件樸素的外衣，戴一頂薄紗小帽，係一條圍裙，但這說明不了什麽。必須觀察這些女孩的指尖，如果見不著紮痕、刮痕或輕度燙傷的痕跡，就意味著她們過著一種更加養尊處優的生活，而這恰恰是被她們迷得神魂顛倒的“追求者”的功勞。
在那條廊街上，我窺視的不是女工，而是“追求者”（再說了，是誰說過，在歌舞咖啡館裏不看表演卻看觀眾的那個人就是哲學家）。他們有朝一日很可能成為我的客戶，或是我的工具。我甚至尾隨其中一些人迴家，等他們進門去摟胖太太和半打孩子後，記下他們的門牌號碼。所有人都對此渾然不覺。“將來，到了必要的時候，我用一封匿名信就能毀了他們。”我心想。
至於拉格朗日最初交給我的一些任務，我幾乎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的腦海中隻閃過一個名字——布朗院長，但他應該與後來發生的什麽事有關，那要到戰爭爆發前不久或是戰爭結束後了（我總算迴憶起這中間發生過一場戰爭，把巴黎掀了個底朝天）。
苦艾酒的效力正在發作，如果我對著一支蠟燭唿氣，可以使一大團明亮的火焰從燭芯噴湧而出。
自從我著手寫這部日記，我就再也沒光顧過餐館。今晚我無論如何也要給自己提提神，所以決定去一個地方，管保我在那兒撞見的任何人都已經醉得即便我認得出他，他也認不得我。這個地方便是離這兒不遠的英國人街上的眼鏡老爹夜總會。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在大門上方懸掛著一副巨大的夾鼻眼鏡。誰也不知道它被掛在那裏的時間和緣由。
除了就餐，在眼鏡老爹夜總會裏還可以啃個把奶酪塊。它們是店主以幾近白送的價格供應的，因為吃後會口渴。除此之外，那裏的活動就是喝酒和唱歌——也就是由本店的“藝術家”，“苦艾酒”菲菲、阿爾芒·勒蓋拉德和加斯東·特魯斯帕泰獻唱。夜總會的第一間屋子像一道走廊，被一道鋅製的櫃台沿著長邊劃去一半。老板和老板娘就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孩子，在客人的汙言穢語和哄堂大笑的陪伴中入睡。衝著櫃台的那堵牆邊放著一張破舊的桌子，專供已經一杯酒下肚的客人歇息用。在櫃台後的擱板上，陳列著最迷人的烈酒，囊括了在巴黎所能找到的各式烈酒。但地道的客人會去裏頭那間屋子。那裏有兩張餐桌，醉倒的人圍坐在餐桌周圍，倚靠在別人的肩頭唿唿大睡。四壁上留存著客人們的迴憶，幾乎是清一色的下流圖畫。
今晚，我坐在一位專注地抿著一大杯苦艾酒的女士身旁。我想我認得她，她曾經為著名雜誌繪製插圖，後來或許是因為患上了肺結核，得知自己時日無多，所以逐漸自暴自棄。如今，她為客人們提供繪製肖像的服務，作為交換，客人們請她喝一杯，不過她的手已經不太聽使喚了。如果走運的話，她不會因肺結核而死，而是會在那之前的某個夜晚，以跌入比埃夫勒河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和她聊了聊（這十來天我活得如此見不得人，以至於和女人交談都能讓我感到寬慰），每請她喝一杯苦艾酒，我自己也免不了幹一杯。
於是，我這會兒提筆寫日記時已經視線模糊，頭腦發昏：這是讓記憶稀少而殘缺的最理想狀態。
我唯一有印象的是，初到巴黎時我忐忑不安，這是自然的（歸根到底，我被流放了），但這座城市打動了我，使我決定在這裏度過餘生。
我不清楚自己需要靠隨身攜帶的那筆錢支撐多久，所以在比埃夫勒河流經的城區找了一家旅店租了一個房間。所幸我還住得起單人房，因為在那種簡陋的旅店裏，一間房裏往往擠著十五張草褥子，而不少那樣的房間連窗戶也沒有。家具是從別人搬家時丟棄的廢物堆裏撿來的，床單生了蟲，一隻鋅盆用於洗漱，一隻小桶用於盛尿，連椅子也沒有，更不用說肥皂和毛巾了。牆上釘著一塊告示板，勒令房客把鑰匙留在門外的鎖孔上，顯然是為了給警察節省時間。警察經常突擊搜查，揪住熟睡的房客的頭發，將他們的腦袋拎到提燈前好好打量，然後丟下不相幹的人，把要抓的人拖下樓。偶爾遇到敢於反抗的被抓捕者，他們還會自覺地將其痛扁一頓後再帶走。
至於一日三餐，我在小橋街上尋了一家很便宜的小酒館：被中央菜市場的肉鋪老板丟進垃圾堆的所有變質的肉——肥的部分發綠，瘦的部分發黑——在清晨被撿了迴來，清洗一番後被抹上大把的鹽和胡椒粉，然後泡在醋裏，等天氣好的時候掛在院子最深處風幹四十八個小時，就可以上桌招徠食客了。菜價平易可親，吃了包管得痢疾。
憑我在都靈養成的習慣和吃慣了的巴勒莫大餐，如果我沒有馬上從比安科騎士指使我投靠的人那裏領到頭幾筆報酬，我可能活不過幾周，這是後話了。而在當時，我已經能去得起於歇特街上的諾布洛餐館了。它有一間寬敞的大廳，通向一座古老的庭院，食客們需要自備麵包。入口處擺著一張收銀台，由女主人和她的三個女兒負責打理：記下客人點的上等菜肴、牛排、奶酪和果醬，或分發核桃烤梨。隻有點了至少半升酒的客人才獲準進入收銀台後麵的大廳，他們是工匠、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和抄寫員。
……我陶醉於那番景象，出神地看著各階層的人從我身邊走過……
經過收銀台，進入廚房，可以看到一隻碩大的爐子上正在烹製以羊肉、兔肉或牛肉為原料的肉末西紅柿醬，或是豌豆泥、紅豆湯。店裏不提供任何服務：必須自己找餐盤和餐具，然後去廚師麵前排隊等候。就這樣，客人們端著各自的餐盤，相互推搡著在店裏行走，期待能最終在巨大的客飯席邊坐下來。兩個蘇的肉湯，四個蘇的牛肉，外加花十個生丁從別處買來的麵包，這樣就可以用四十生丁填飽肚子。我覺得整餐飯非常可口。此外我注意到，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因為自甘下流的惡趣味，也會光顧這家餐館。
然而，就是在去得起諾布洛餐館以前，我也從未對最初幾周地獄般的生活後悔過：我結交了一些有用的人，熟悉了我今後必須能在其中得心應手的生存環境。我一麵偷聽人們在街頭巷尾的談話，一麵在巴黎四處探索陌生的街道，像拉普街，它徹底成了一個廢鐵堆，無論是工匠還是普通住戶，抑或是從事見不得人的勾當的家夥，都能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如撬鎖工具或偽造的鑰匙，甚至還有可以藏在外套衣袖裏的伸縮式匕首。
我盡量減少自己待在房間裏的時間，出門去體驗一貧如洗的巴黎人僅存的享樂方式：在林蔭大道上散步。到那時我才明白，相比都靈，巴黎是何等之大。我陶醉於那番景象，出神地看著各階層的人從我身邊走過。少數人有事在身，他們行色匆匆，大部分人則相互欣賞。高貴的巴黎女子穿著優雅大方，且不說她們本人，光是她們的發式就吸引了我。可惜在那兒的人行道上漫步的還有另一類巴黎女子，換言之，地位低下的那些，她們更加精於發明新奇的裝扮，以吸引我們男人的眼球。
雖說她們還不至於像我後來在“女子啤酒屋”裏見識到的妓女那樣俗不可耐，她們終究也是妓女。這些人隻為闊綽的紳士提供服務，這可以從她們勾引自己的獵物時使用的魔鬼技巧上看出來。稍後我的一位線人向我解釋，從前在林蔭大道上隻見得到輕佻的年輕女工，她們有些呆傻，不正經卻也並不勢利，不會向嫖客索要服裝或珠寶，這是因為嫖客比她們還要窮困。後來她們像巴哥犬一樣整個物種消失殆盡。之後出現了漂亮輕佻的年輕女人，或稱為“母鹿”或“母雞”。她們不再像輕佻的年輕女工那麽注重品位和教養，而是對羊絨製品和俗豔的配飾充滿了渴望。我初到巴黎那會兒，輕佻的年輕女人已被交際花所取代：伴隨她們的是家財萬貫的情夫、鑽石和四輪馬車。如今難得再見到交際花在林蔭大道上散步了。這些“茶花女”所選取的道德準則要求她們拋棄良心、冷酷無情、忘恩負義，並且必須學會榨幹那些僅僅為了把她們帶去巴黎歌劇院的包廂裏炫耀而包養她們的陽痿者。真是令人惡心的性交易。
在此期間，我和克萊芒·法布爾·德·拉格朗日取得了聯係。都靈的那幫家夥給了我一間辦事處的地址，教我去一棟外表很不起眼的小樓，然而我幹這一行所養成的謹慎性格阻止我說出它所在的街道的名稱，就算是隻寫給自己看也萬萬不可。我相信拉格朗日供職於公共安全局總指揮部下屬的一個政治分局，但我從不清楚他在那個金字塔一般的體係中究竟處在頂點還是底層。看樣子，他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而我就算遭到嚴刑逼供，也不得泄露有關那個政治情報機構的一言半語。事實上，我都不知道拉格朗日的辦事處在不在那棟樓裏：我通過這個地址給他去信，告訴他我有一封比安科騎士的介紹信，兩天後我收到了一張便條，約我去巴黎聖母院前的廣場會麵，憑他戴在紐扣孔上的一朵紅色的麝香石竹相認。打那以後，我們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場所會麵，夜總會、教堂、花園，從不會在同一個地方碰麵兩次。
在那段時間裏，拉格朗日恰好需要一份文件，我就為他製作了一份，足能以假亂真，立即得到了他的讚賞，並從此作為“線人”——在這兒的俗稱——為他效勞，每月領取三百法郎的報酬外加一百三十法郎的經費（在特殊情況下或針對我製作的某些文件，他還會另付賞金）。法蘭西帝國在告密者身上投入了龐大的開銷，肯定多過撒丁王國，我聽說警察署每年七百萬法郎的預算中，用於收集政治情報的開銷就占了兩百萬法郎。不過另有傳言信誓旦旦地說，警察署的預算是一千四百萬法郎，但必須被用來支付皇帝出行時組織的歡慶儀式，以及為監視馬誌尼黨人、煽動分子和真正的間諜而奔波的衛隊的費用。
我每年從拉格朗日那裏至少掙得五千法郎，不過我通過他又被介紹給了另一位私人客戶，因此我得以在極短的時間裏創辦了現在這家事務所（就是打著舊貨行幌子的這家）。我估算了一下，偽造一份遺囑可以開價一千法郎，祝聖過的聖體餅因為難以批量獲得，所以能以一百法郎的價格脫手。隻要每月賣出四份遺囑和十塊聖體餅，事務所的業務就能為我再掙五千法郎。而坐擁一萬法郎的年收入，我就成了巴黎人所稱的富裕的資產階級。當然，這些都不是穩定的收入，我的夢想是以利息而非收入的形式每年到手一萬法郎。國家證券（最安全的證券）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為此我需要攢出一筆三十萬法郎的本金。這個數目在當時對一位交際花來說唾手可得，但對一位還不知名的公證人而言卻遙不可及。
在等待撞大運的日子裏，我從巴黎式享樂的見證者搖身一變成為了參與者。我對戲劇從來提不起興趣，對朗誦亞曆山大體詩歌的糟糕的悲劇產生不了共鳴，一進博物館的展廳就昏昏欲睡。好在巴黎使我享受到了另一種更美好的東西：美食。
我最希望去得起的那家餐館——盡管貴得離譜——在都靈時我就聽人對它大為推崇。那就是位於巴黎皇家宮殿柱廊下的大維富餐廳，好像連維克多·雨果也是那裏的常客，時常奔著它的白芸豆配羊胸肉而去。另一家很快勾起我胃口的是位於格拉蒙街和意大利人林蔭大道交叉口的英國咖啡館。這家餐館從前隻有馬車夫和家仆才會光顧，如今卻招攬著全巴黎的食客。在那裏，我見識到了安娜土豆、波爾多螯蝦、禽肉醬、櫻桃肥雲雀、蓬巴杜夫人式小圓餡餅、麅臀肉、什蔬洋薊湯、香檳雪糕。光是迴想這些菜名就能讓我感受到生在這個世上的意義。
除了餐館，吸引我的還有廊街。我很喜歡茹弗魯瓦廊街，或許是因為巴黎最頂級的餐館中就有三家開在那裏：巴黎餐廳、迪羅謝餐廳和茹弗魯瓦餐廳。直到今日，特別是周六那天，似乎整座巴黎城的人都相會在那道水晶拱廊下，摩肩接踵，其中不乏愁眉苦臉的紳士和就我的口味而言也許香水味過濃的夫人。
……在那條廊街上，我窺視的不是女工，而是“追求者”……
可能全景廊街更加令我著迷。那裏的人群看起來更為平民化，普通百姓和鄉下人嘴裏嚼著吃食，眼睛卻直勾勾地盯著他們永遠不可能買得起的古玩藏品，而剛從工廠下班的年輕女工也在那裏穿行。如果說有些女人就是要被用來窺視的（的確有男人就好這一口），那麽茹弗魯瓦廊街上那些衣著光鮮的女人最有這種資格。但為了瞧一眼女工，人稱“追求者”的那些戴墨綠色眼鏡的中年男子往來穿梭於那條拱廊下。我很懷疑所有那些女工真的就是這個樣子：表麵上她們穿一件樸素的外衣，戴一頂薄紗小帽，係一條圍裙，但這說明不了什麽。必須觀察這些女孩的指尖，如果見不著紮痕、刮痕或輕度燙傷的痕跡，就意味著她們過著一種更加養尊處優的生活，而這恰恰是被她們迷得神魂顛倒的“追求者”的功勞。
在那條廊街上，我窺視的不是女工，而是“追求者”（再說了，是誰說過，在歌舞咖啡館裏不看表演卻看觀眾的那個人就是哲學家）。他們有朝一日很可能成為我的客戶，或是我的工具。我甚至尾隨其中一些人迴家，等他們進門去摟胖太太和半打孩子後，記下他們的門牌號碼。所有人都對此渾然不覺。“將來，到了必要的時候，我用一封匿名信就能毀了他們。”我心想。
至於拉格朗日最初交給我的一些任務，我幾乎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的腦海中隻閃過一個名字——布朗院長，但他應該與後來發生的什麽事有關，那要到戰爭爆發前不久或是戰爭結束後了（我總算迴憶起這中間發生過一場戰爭，把巴黎掀了個底朝天）。
苦艾酒的效力正在發作，如果我對著一支蠟燭唿氣，可以使一大團明亮的火焰從燭芯噴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