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養齋算學館......這也算是皇家科學館了吧？八旗貴胄裏那些通不過科舉的，塞進這裏頭，倒也是條出路.......”侯俊铖低聲評價了一句，把那些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塞進去，多多少少也能換來一些數學曆算方麵的人才。
實在是爛泥扶不上牆，好歹也有個由頭可以養豬，就像紅營的大學堂，也沒多指望能把多少士子培養成材、改造成功，但隻要他們不為滿清所用，就算完成了任務。
清廷這蒙養齋也是如此，恐怕也沒指望那些八旗子弟有幾個能培養成材的，給他們一個富貴的期望、一個養豬的途徑，他們就不會跑去那些頑固派的陣營裏走極端，至少也是瞻前顧後的，康熙皇帝和納蘭明珠這些改良派，就能借機分化反對勢力。
“算學館之後……縣學…….”侯俊铖繼續看下去，清廷令都察院委派禦史欽差，巡查各地學政，督促各地縣學按製興辦、巡查清算各地學田，並準許各州縣按需截留原本要起運給朝廷的一部分留存，專供縣學使用。
侯俊铖當然不會以為清廷是突發興致要大興教育，清廷忽然狠抓縣學，其實還是為了團勇新軍考慮。
清承明製，清朝的縣學在規製上和明代沒什麽區別，主要招收民間八至十五歲百姓或官生子弟入學，教授科目主要是兩科，一科是禮、律、書，一科是射、樂、算，一般是早晨學經史律法，中午學禮儀書樂，末時開始學弓弩棍棒，到了傍晚還有閑暇則學習詔誥、碑文疏議之類的雜項。
明代儒生學習騎射，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就定下的規矩，但俗話說“窮學文，富學武”，至明中期土地兼並加速，許多縣學學田被豪族官紳侵占，難以維持，騎射之類的武學便逐漸淪為形式。
直到明朝中後期戰事頻繁，士紳之中尚武之風漸起，這些武學內容又漸漸成了儒生必修科目，以至於崇禎年間科舉，便要求“會試二三場兼五經書算，榜後試騎射”。
這些縣學生員在明代中後期便成了明朝軍事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便是作為守城的中堅力量和領導力量，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就明確說明守城之時需要發動在城生員：“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垛另編立知事勤勇一人充為垛長，專一執廠旗查督，次將在城生員、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樓鋪。”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傳統，故而到了明末，便湧現出那麽多如盧象升、孫傳庭一般能提刀上陣、策馬衝陣的文官。
入清之後，清廷承繼明製，對於縣學的教授科目基本沒有改動，但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清廷大量抽走地方留存，對官紳地主又采取放任拉攏的態度，州縣官府連衙門裏官吏的工食銀都快發不起了，自然也沒法貼補縣學。
加之官紳地主侵占學田，清廷的縣學，從剛開國就變成了隻能講四書五經的學堂，甚至許多縣學因為缺銀少餉的緣故淪為了空架子，縣學隻登記在簿冊之上，實際上早就已經廢棄。
清廷如今又是派人清查學田，又是允許地方州縣截取留存專供縣學使用，實際上是將縣學當作了初級的講武堂，為清軍的團勇新軍培育基層的軍官，周培公的皖勇廣招生員、童生入軍，對戰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嶽樂在給朝廷的奏折中也總結過紅營基層文化水平遠超清軍，是“紅營賊寇製勝之首要”。
清廷很明顯是打算以恢複縣學中武學教育的方式，對生員進行一定程度的基礎軍事教育，日後選入團勇新軍之中，稍加訓練，便能成為一名相對合格的基層軍官。
“清末講武堂……倒是也出過不少人才……”侯俊铖繼續看下去，接下來便是稅務上的改製，一分錢難倒英雄漢，清廷的革新上來就這麽大的動作，沒錢如何維持得下去？清廷靠著抄家，還有和晉商、淮商這些大商賈的協餉可以攢起一部分前期投資，但要維持革新政策和新軍的施行運轉，光靠這些榨錢方式，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開源節流、整頓舊有稅製。
於節流方麵，清廷是要從朝廷到地方州府，將大量沒什麽用處卻也吃著皇糧的清水衙門合並裁撤，然後令戶部聯合都察院選派欽差巡查各省，清算各地稅務和管理製度，將田賦、市稅、厘金等稅收之中拖欠、瞞報少報的部分清查催繳，部分地方州府濫設的雜稅則轉為正稅。
於開源方麵，清廷則是基本照抄了紅營的商稅製度，對牙行、社行、工坊征收厘金和關口稅，不同的地方則是在鹽稅之上，清廷的鹽業同樣承繼至前明，施行鹽引製，官府發放鹽引，鹽商憑引購鹽銷售。
但這種壟斷式的鹽引製度極易引起官商勾結，官吏手握鹽引借此索賄、勾結豪商，朝廷對官鹽價格有規製，豪商利用鹽引隻采買劣鹽，好鹽則以走私的方式充入市場，官鹽粗劣難咽、不堪食用，私鹽又因為鹽商壟斷的緣故極為昂貴，朝廷鹽稅收不到幾個，反倒要花費大量精力和成本去打擊私鹽、清理腐敗，又因為鹽價高昂引起百姓不滿，可謂得不償失。
清廷此番改革鹽稅，一則要“鹽課歸公”，將原本由當地州府和鹽運司等衙門掌握的鹽課分成全數收歸國有，其次便是要廢除鹽引製，改為票鹽製，民間商賈百姓隻要向朝廷繳納一定的稅錢，便能憑票購鹽並自由銷售。
“直接控製鹽場，取消壟斷地位，官督商辦、市場競爭…….這也是我們的法子嘛！”侯俊铖輕輕一笑，紅營在江西控製的礦山鹽場，還有東江根據地控製的惠鹽鹽場，早早就施行了類似票鹽製的鹽法，清廷很明顯是從紅營身上得到了靈感。
實在是爛泥扶不上牆，好歹也有個由頭可以養豬，就像紅營的大學堂，也沒多指望能把多少士子培養成材、改造成功，但隻要他們不為滿清所用，就算完成了任務。
清廷這蒙養齋也是如此，恐怕也沒指望那些八旗子弟有幾個能培養成材的，給他們一個富貴的期望、一個養豬的途徑，他們就不會跑去那些頑固派的陣營裏走極端，至少也是瞻前顧後的，康熙皇帝和納蘭明珠這些改良派，就能借機分化反對勢力。
“算學館之後……縣學…….”侯俊铖繼續看下去，清廷令都察院委派禦史欽差，巡查各地學政，督促各地縣學按製興辦、巡查清算各地學田，並準許各州縣按需截留原本要起運給朝廷的一部分留存，專供縣學使用。
侯俊铖當然不會以為清廷是突發興致要大興教育，清廷忽然狠抓縣學，其實還是為了團勇新軍考慮。
清承明製，清朝的縣學在規製上和明代沒什麽區別，主要招收民間八至十五歲百姓或官生子弟入學，教授科目主要是兩科，一科是禮、律、書，一科是射、樂、算，一般是早晨學經史律法，中午學禮儀書樂，末時開始學弓弩棍棒，到了傍晚還有閑暇則學習詔誥、碑文疏議之類的雜項。
明代儒生學習騎射，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就定下的規矩，但俗話說“窮學文，富學武”，至明中期土地兼並加速，許多縣學學田被豪族官紳侵占，難以維持，騎射之類的武學便逐漸淪為形式。
直到明朝中後期戰事頻繁，士紳之中尚武之風漸起，這些武學內容又漸漸成了儒生必修科目，以至於崇禎年間科舉，便要求“會試二三場兼五經書算，榜後試騎射”。
這些縣學生員在明代中後期便成了明朝軍事上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便是作為守城的中堅力量和領導力量，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就明確說明守城之時需要發動在城生員：“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垛另編立知事勤勇一人充為垛長，專一執廠旗查督，次將在城生員、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樓鋪。”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傳統，故而到了明末，便湧現出那麽多如盧象升、孫傳庭一般能提刀上陣、策馬衝陣的文官。
入清之後，清廷承繼明製，對於縣學的教授科目基本沒有改動，但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清廷大量抽走地方留存，對官紳地主又采取放任拉攏的態度，州縣官府連衙門裏官吏的工食銀都快發不起了，自然也沒法貼補縣學。
加之官紳地主侵占學田，清廷的縣學，從剛開國就變成了隻能講四書五經的學堂，甚至許多縣學因為缺銀少餉的緣故淪為了空架子，縣學隻登記在簿冊之上，實際上早就已經廢棄。
清廷如今又是派人清查學田，又是允許地方州縣截取留存專供縣學使用，實際上是將縣學當作了初級的講武堂，為清軍的團勇新軍培育基層的軍官，周培公的皖勇廣招生員、童生入軍，對戰力的提升有目共睹，嶽樂在給朝廷的奏折中也總結過紅營基層文化水平遠超清軍，是“紅營賊寇製勝之首要”。
清廷很明顯是打算以恢複縣學中武學教育的方式，對生員進行一定程度的基礎軍事教育，日後選入團勇新軍之中，稍加訓練，便能成為一名相對合格的基層軍官。
“清末講武堂……倒是也出過不少人才……”侯俊铖繼續看下去，接下來便是稅務上的改製，一分錢難倒英雄漢，清廷的革新上來就這麽大的動作，沒錢如何維持得下去？清廷靠著抄家，還有和晉商、淮商這些大商賈的協餉可以攢起一部分前期投資，但要維持革新政策和新軍的施行運轉，光靠這些榨錢方式，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開源節流、整頓舊有稅製。
於節流方麵，清廷是要從朝廷到地方州府，將大量沒什麽用處卻也吃著皇糧的清水衙門合並裁撤，然後令戶部聯合都察院選派欽差巡查各省，清算各地稅務和管理製度，將田賦、市稅、厘金等稅收之中拖欠、瞞報少報的部分清查催繳，部分地方州府濫設的雜稅則轉為正稅。
於開源方麵，清廷則是基本照抄了紅營的商稅製度，對牙行、社行、工坊征收厘金和關口稅，不同的地方則是在鹽稅之上，清廷的鹽業同樣承繼至前明，施行鹽引製，官府發放鹽引，鹽商憑引購鹽銷售。
但這種壟斷式的鹽引製度極易引起官商勾結，官吏手握鹽引借此索賄、勾結豪商，朝廷對官鹽價格有規製，豪商利用鹽引隻采買劣鹽，好鹽則以走私的方式充入市場，官鹽粗劣難咽、不堪食用，私鹽又因為鹽商壟斷的緣故極為昂貴，朝廷鹽稅收不到幾個，反倒要花費大量精力和成本去打擊私鹽、清理腐敗，又因為鹽價高昂引起百姓不滿，可謂得不償失。
清廷此番改革鹽稅，一則要“鹽課歸公”，將原本由當地州府和鹽運司等衙門掌握的鹽課分成全數收歸國有，其次便是要廢除鹽引製，改為票鹽製，民間商賈百姓隻要向朝廷繳納一定的稅錢，便能憑票購鹽並自由銷售。
“直接控製鹽場，取消壟斷地位，官督商辦、市場競爭…….這也是我們的法子嘛！”侯俊铖輕輕一笑，紅營在江西控製的礦山鹽場，還有東江根據地控製的惠鹽鹽場，早早就施行了類似票鹽製的鹽法，清廷很明顯是從紅營身上得到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