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業之後……果不其然就是田賦！”侯俊铖微微一笑，如今這時代最能賺錢的就是鹽業和田土兩項，清廷要開源節流，自然也要在上頭做文章。
“攤丁入畝啊……”侯俊铖眯了眯眼，冷笑陣陣，似乎清廷之前的諸般革新政策，就因為這四個字，便成了紙老虎，不堪一擊。
報紙上寫的並不詳細，總結起來就是清廷準備在江南和直隸、山東、河南四省施行攤丁入畝之策，這條政策隨便一個看過穿越小說的估計都清楚，侯俊铖自然也不例外。
攤丁入畝作為朝廷正式的政策施行於雍正年間，所以後世很多人便以為攤丁入畝完全是雍正一朝推行下去的，但實際上卻持續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早在前明天啟年間便有了“丁隨糧起”的政策，此即為攤丁入畝的雛形。
入清以後，曆史上康熙五十年規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免除新生人口的丁稅，由此固定了全國的丁銀，並在其後據此展開全國性的田畝清丈和人丁清算，清廷掌握了相對準確的人丁數額和田畝數額，才有了攤丁入畝施行的基礎。
因此在康熙五十五年，雲南禦史董之燧便上疏請求“確查各地畝若幹，統計丁地、人丁之銀若幹，按畝均派，在有地者，所加無多不為苦，無地者，得免賠係實為幸”，康熙下旨“依議”，隨即清廷便開始在廣東、四川兩省試行攤丁入畝之策。
雍正登基之後，將攤丁入畝政策正式製度化，但其僅在河南、直隸、江南等少數省份推行，而且在康熙皇帝承諾“永不加賦”而固定的丁銀之上又大大加了一筆，直至乾隆登基之後才把雍正朝多征的丁銀逐漸恢複到康熙年的標準，並正式將攤丁入畝推行於全國，乾隆四十二年，貴州最後完成攤丁入畝，便標誌著攤丁入畝政策在大清治下全麵施行。
後世許多人以為攤丁入畝是將人頭稅按土地麵積收稅，這樣田多的地主就多交，田少的百姓就少交，自然也就減少了百姓的負擔，是大大的善政仁政，也因此將雍正皇帝推到了極高的位置，甚至於給雍正皇帝戴上一個“滿清十二帝唯一一個愛民如子的皇帝”的評價。
侯俊铖很長一段時間也是這麽認為的，但自從組建紅營，天天和田地、賬簿、官紳農戶打交道以後，卻發現完全不是這麽一迴事，攤丁入畝從頭到尾就不是為了減低百姓的負擔，單純就是為了增加朝廷的田稅。
清廷入關之後，一方麵把前明三餉正式劃入正稅之中，一麵又大肆搜刮地方節流，加派之後還將火耗這一最主要的雜稅調高並製度化，壓在百姓身上的擔子極為沉重，百姓不堪重負，又無力反抗，既然衙門貪如狼猛如虎，百姓便去找那些不怕衙門的老爺們。
所以清初剛剛開國，本該是一個對明末弊政進行全麵的清盤歸零的時期，卻出現了比明末更加嚴重的投充現象，大量的百姓寧可把自己賣給官紳豪族、八旗貴胄充當農奴佃戶，也不願成為自耕農，以至於順治元年開始，清廷關於禁止投充、打擊投充的法令一條接一條，但始終收效甚微。
侯俊铖看過清廷的統計，八旗王公貴胄僅在直隸地區就占據了三百多萬畝的投充土地，順治年清算多爾袞的時候，僅在順天、永平、河間三府就收繳了多爾袞的投充土地一百五十多萬畝，而這些收繳的土地最後也大多被八旗王公圈占，即便朝廷分發給小農流民，最後多半也會投充給八旗豪族。
封建王朝的稅賦，多半是來自於壓榨自耕農，朝廷正稅一直都是不堪使用的，靠的就是各種雜稅加派的盤剝，這些雜稅加派老百姓無力避免，豪族貴胄可有的是法子推托不繳，而且人家還能推托得理直氣壯，雜稅加派本來就不符合朝廷定下的稅法，自然就該不繳，朝廷再怎麽貪暴，總不能一點臉麵不要，縱兵來搶吧？
前明萬曆皇帝就派中官出去搶錢了，結果錢沒搶到幾個，反倒鬧得地方一塌糊塗，把原本還算穩定的稅基破壞殆盡，甚至直接養出了後金這個大患，清廷自然不會不吸取這一教訓。
清廷的法子便是攤丁入畝，把丁稅攤入田賦之中，農戶即便是投充當了佃農，照樣還是要繳納一筆人頭稅，而且明代設置丁銀是直接和徭役掛鉤的，交了丁銀就不必服徭役，由官府拿著這筆錢去雇傭勞力，也正因此，在明代丁銀並不作為國稅，而是直接作為地方留存專款使用。
但清廷卻不一樣，丁銀和田賦一樣作為國稅直接被朝廷抽走，占了清廷收入的七分之一，官府收了丁銀卻都上繳給了朝廷，照樣沒錢去雇傭勞工，於是百姓繳納了丁銀卻依舊要服徭役，以至於“富者連田阡陌，卻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曆史上雍正朝所謂“士紳一體當差”，便是田文鏡在河南整修河工之時，在當地官紳百姓繳納丁銀之後，又強行拉丁服河工徭役，故而引起了當地紳民強烈不滿，直接鬧到了朝廷，但官紳還有關係可以鬧到朝廷去，下麵的百姓就隻能交了丁銀錢後依舊被抓去服徭役。
而且丁銀攤入田稅，官紳豪族、八旗貴胄連朝廷正稅都不願繳納，自然也是想盡辦法的避稅，這些丁銀隻會壓到下麵的佃農身上，等於是佃農交了自己的一份丁銀，又要給主子老爺們再交一份丁銀，然後說不定依舊會被朝廷抓去服徭役，相比以前壓迫反倒更加沉重了。
以前百姓們還有投充這條路可以避稅，但自攤丁入畝之後，連投充這條路都給清廷堵死了，朝廷解決了投充問題、征收了更多的稅賦，官紳豪族依舊是合法避稅，又多了個理由壓榨佃農，算是皆大歡喜，唯一苦了的就是最下層的老百姓們。
“攤丁入畝啊……”侯俊铖眯了眯眼，冷笑陣陣，似乎清廷之前的諸般革新政策，就因為這四個字，便成了紙老虎，不堪一擊。
報紙上寫的並不詳細，總結起來就是清廷準備在江南和直隸、山東、河南四省施行攤丁入畝之策，這條政策隨便一個看過穿越小說的估計都清楚，侯俊铖自然也不例外。
攤丁入畝作為朝廷正式的政策施行於雍正年間，所以後世很多人便以為攤丁入畝完全是雍正一朝推行下去的，但實際上卻持續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早在前明天啟年間便有了“丁隨糧起”的政策，此即為攤丁入畝的雛形。
入清以後，曆史上康熙五十年規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免除新生人口的丁稅，由此固定了全國的丁銀，並在其後據此展開全國性的田畝清丈和人丁清算，清廷掌握了相對準確的人丁數額和田畝數額，才有了攤丁入畝施行的基礎。
因此在康熙五十五年，雲南禦史董之燧便上疏請求“確查各地畝若幹，統計丁地、人丁之銀若幹，按畝均派，在有地者，所加無多不為苦，無地者，得免賠係實為幸”，康熙下旨“依議”，隨即清廷便開始在廣東、四川兩省試行攤丁入畝之策。
雍正登基之後，將攤丁入畝政策正式製度化，但其僅在河南、直隸、江南等少數省份推行，而且在康熙皇帝承諾“永不加賦”而固定的丁銀之上又大大加了一筆，直至乾隆登基之後才把雍正朝多征的丁銀逐漸恢複到康熙年的標準，並正式將攤丁入畝推行於全國，乾隆四十二年，貴州最後完成攤丁入畝，便標誌著攤丁入畝政策在大清治下全麵施行。
後世許多人以為攤丁入畝是將人頭稅按土地麵積收稅，這樣田多的地主就多交，田少的百姓就少交，自然也就減少了百姓的負擔，是大大的善政仁政，也因此將雍正皇帝推到了極高的位置，甚至於給雍正皇帝戴上一個“滿清十二帝唯一一個愛民如子的皇帝”的評價。
侯俊铖很長一段時間也是這麽認為的，但自從組建紅營，天天和田地、賬簿、官紳農戶打交道以後，卻發現完全不是這麽一迴事，攤丁入畝從頭到尾就不是為了減低百姓的負擔，單純就是為了增加朝廷的田稅。
清廷入關之後，一方麵把前明三餉正式劃入正稅之中，一麵又大肆搜刮地方節流，加派之後還將火耗這一最主要的雜稅調高並製度化，壓在百姓身上的擔子極為沉重，百姓不堪重負，又無力反抗，既然衙門貪如狼猛如虎，百姓便去找那些不怕衙門的老爺們。
所以清初剛剛開國，本該是一個對明末弊政進行全麵的清盤歸零的時期，卻出現了比明末更加嚴重的投充現象，大量的百姓寧可把自己賣給官紳豪族、八旗貴胄充當農奴佃戶，也不願成為自耕農，以至於順治元年開始，清廷關於禁止投充、打擊投充的法令一條接一條，但始終收效甚微。
侯俊铖看過清廷的統計，八旗王公貴胄僅在直隸地區就占據了三百多萬畝的投充土地，順治年清算多爾袞的時候，僅在順天、永平、河間三府就收繳了多爾袞的投充土地一百五十多萬畝，而這些收繳的土地最後也大多被八旗王公圈占，即便朝廷分發給小農流民，最後多半也會投充給八旗豪族。
封建王朝的稅賦，多半是來自於壓榨自耕農，朝廷正稅一直都是不堪使用的，靠的就是各種雜稅加派的盤剝，這些雜稅加派老百姓無力避免，豪族貴胄可有的是法子推托不繳，而且人家還能推托得理直氣壯，雜稅加派本來就不符合朝廷定下的稅法，自然就該不繳，朝廷再怎麽貪暴，總不能一點臉麵不要，縱兵來搶吧？
前明萬曆皇帝就派中官出去搶錢了，結果錢沒搶到幾個，反倒鬧得地方一塌糊塗，把原本還算穩定的稅基破壞殆盡，甚至直接養出了後金這個大患，清廷自然不會不吸取這一教訓。
清廷的法子便是攤丁入畝，把丁稅攤入田賦之中，農戶即便是投充當了佃農，照樣還是要繳納一筆人頭稅，而且明代設置丁銀是直接和徭役掛鉤的，交了丁銀就不必服徭役，由官府拿著這筆錢去雇傭勞力，也正因此，在明代丁銀並不作為國稅，而是直接作為地方留存專款使用。
但清廷卻不一樣，丁銀和田賦一樣作為國稅直接被朝廷抽走，占了清廷收入的七分之一，官府收了丁銀卻都上繳給了朝廷，照樣沒錢去雇傭勞工，於是百姓繳納了丁銀卻依舊要服徭役，以至於“富者連田阡陌，卻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曆史上雍正朝所謂“士紳一體當差”，便是田文鏡在河南整修河工之時，在當地官紳百姓繳納丁銀之後，又強行拉丁服河工徭役，故而引起了當地紳民強烈不滿，直接鬧到了朝廷，但官紳還有關係可以鬧到朝廷去，下麵的百姓就隻能交了丁銀錢後依舊被抓去服徭役。
而且丁銀攤入田稅，官紳豪族、八旗貴胄連朝廷正稅都不願繳納，自然也是想盡辦法的避稅，這些丁銀隻會壓到下麵的佃農身上，等於是佃農交了自己的一份丁銀，又要給主子老爺們再交一份丁銀，然後說不定依舊會被朝廷抓去服徭役，相比以前壓迫反倒更加沉重了。
以前百姓們還有投充這條路可以避稅，但自攤丁入畝之後，連投充這條路都給清廷堵死了，朝廷解決了投充問題、征收了更多的稅賦，官紳豪族依舊是合法避稅，又多了個理由壓榨佃農，算是皆大歡喜，唯一苦了的就是最下層的老百姓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