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白蓮教突然崛起這件事，我也是一點都沒想到！”侯俊铖有些無奈的歎了口氣：“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把注意力和精力太過於集中在了滿清、吳周、鄭家朝堂、君臣和官紳之上，而忽略了底層百姓的動向…….”
侯俊铖確實是完全沒想到白蓮教會突然在北方有那麽大的發展，紅營口口聲聲說著群眾是推動曆史的主力，喊著老百姓如何如何，但到了布置戰略、分析計劃之時，注意力卻自覺不自覺的總是隻放在和那些頂層人物的博弈之上，對於百姓受到的各種政策的影響，並由此帶來的動向關注不多，無意識的便忽略了過去。
心裏隻裝著帝王將相，於是人民群眾就狠狠給了侯俊铖一巴掌。
白蓮教崛起的緣由很簡單，隻要稍微關注一下北方百姓們的生活就能清楚明白，一方麵是清廷革新自救陷入黨爭，朝堂中樞大量的精力用在了黨爭之上，革新自救帶來的舊有體製的崩解，清廷沒精力去控製，新的體製的確立，又沒力量去建立，原有的統治秩序一片混亂，傳導到地方上，自然也就亂成一團。
另一方麵清廷的軍事失敗和紅營的發展，讓大部分的滿清官員、官紳和權貴陷入了亡國之前的最後狂歡之中，加倍的盤剝地方、掠奪財富、奢侈無度。
老百姓們渴望穩定秩序帶來的穩定生活，也渴求有人能幫助他們抵抗那些剝削壓迫的官紳權貴，即便這些人是一個邪教組織。
如今整個中國的社會情況，和後世解放戰爭時期有幾分相似，長期的大規模戰爭造成了殘酷的破壞，原有的體製麵對新社會、新事物的衝擊維持不下去，無分南北開始出現社會崩潰的現象，許多地區朝廷和官府完全失去了控製，並由此導致了廣泛的災害、饑荒和破產。
曆史上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治安不良、人力不足、牲畜損失，肥料缺乏、農具破壞，水利失修、資金缺乏等問題，國統區內災害頻繁、農業生產大幅下降，46年國統區糧食短缺就達到23億餘擔，水旱蟲疫等災害連綿不絕，僅湖北一省，在一年之內就爆發了兩次大水災，受災農田六百一十八萬畝，減產糧食五十八萬噸，全省兩百四十多萬人斷糧。
與此同時，當時中國主要產糧省份都和湖北一樣陷入糧食危機，湖南地區，糧食生產也僅達到了抗戰前的四成左右，全省近一千五百萬人斷糧；河南麥收僅三成，饑民多達一千四百二十餘萬，而且黑熱病蔓延全省，患者至少二十萬人。
缺糧的省份情況更為嚴重，比如廣東省人口稠密，每年糧食缺口達到一千多萬市擔，完全仰賴於外部輸入，每年從海外和鄰省輸入糧食超過一千三百多萬市擔，但在解放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廣東既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僅廣州一地缺糧人口就達到二百七十萬，而廣東的糧食輸入和產量還不及抗戰前的六成，以至於“餓殍載途，饑民食豬糠、草根、樹葉甚至食死屍之悲慘景況”。
而就在這整個社會全麵崩潰的時候，上麵的官員卻不思恢複秩序、救護百姓，而是拚命的斂財享受，“劫收”大員四處搶掠、五子登科，官紳地主拚命盤剝，弄來的錢糧金銀要麽揮霍享受，要麽就轉移到台灣、海外。
上海一地在抗戰時期日偽統治下，尚有民營工廠三千四百餘家、國營工廠六百三十六家，在日軍投降之後，入超數額還達到了四千一百餘億元，可國府接手僅僅半年時間，便倒閉了民營工廠兩千五百九十餘家，國有工廠五百六十六家，失業工人多達數百萬，這數百萬失業工人，自然也成了糧食危機裏的受害者。
後世許多人在分析解放戰爭的局勢時，總是把視線放在國際上美蘇爭霸的大背景，連侯俊铖都不能免俗，故而總有許多人覺得隻要美軍幹預中國戰場，蔣匪至少會有個劃江而治的可能，甚至有些心懷叵測的人還會覺得，若是當年劃江而治，國府沒準還能像後來的韓國一樣騰飛，看著北方苦難行軍。
可真的深入去研究那段曆史，在國府一塌糊塗的治理能力下，就算真的劃江而治了，一場大規模的工農階層的起義也避免不了，上千萬上億的饑民和數百萬的失業工人，杜魯門就算是賣頭支援都不可能養得活，更別說以那些劫收大員表現出來的水平，美援再多也會被他們吃幹抹盡。
解放戰爭拖不得，不僅是因為國際形勢，也是因為國內的狀況，若是拖下去，必然會掀起一場摧毀整個南方的大規模饑荒和社會崩潰，饑荒和社會崩潰之下會養出來什麽樣的怪物，誰也不清楚，但一定會給解放之後的治理帶來極大的困難。
紅營現在麵對的情況有些類似，又有些不同，清廷的革新自救成了社會崩解的催化劑，中樞因黨爭而失能，基層逐步失去控製，百姓深受其害，但紅營卻又不像曆史上的土共一樣積蓄了十餘年的力量，能夠直接橫掃天下重建秩序，而權力不會有真空，白蓮教就是趁著這個空隙填補了進來。
“老應，此番北上，你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恢複北方的社會秩序，不僅要填補清廷崩散的基層職能，還要將白蓮教治下的秩序扭轉成我們的秩序！”侯俊铖語氣嚴肅了一些：“不是單純的和白蓮教搶人、搶民心，而是要在白蓮教和清廷的雙重圍剿之下，建立起我們的基層統治！”
“白蓮教我並不看重，他們還處在轉型初期，跟不上我們的腳步，但北方的社會秩序繼續崩解下去，消滅了一個白蓮教，還會有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興起的，百姓們受害不說，我們日後的治理也必然會困難重重，甚至是遺害無窮！”
“稍微緩一步，就冒出一個白蓮教來，時勢推著人不停的前進，一口氣都喘不得！”
侯俊铖確實是完全沒想到白蓮教會突然在北方有那麽大的發展，紅營口口聲聲說著群眾是推動曆史的主力，喊著老百姓如何如何，但到了布置戰略、分析計劃之時，注意力卻自覺不自覺的總是隻放在和那些頂層人物的博弈之上，對於百姓受到的各種政策的影響，並由此帶來的動向關注不多，無意識的便忽略了過去。
心裏隻裝著帝王將相，於是人民群眾就狠狠給了侯俊铖一巴掌。
白蓮教崛起的緣由很簡單，隻要稍微關注一下北方百姓們的生活就能清楚明白，一方麵是清廷革新自救陷入黨爭，朝堂中樞大量的精力用在了黨爭之上，革新自救帶來的舊有體製的崩解，清廷沒精力去控製，新的體製的確立，又沒力量去建立，原有的統治秩序一片混亂，傳導到地方上，自然也就亂成一團。
另一方麵清廷的軍事失敗和紅營的發展，讓大部分的滿清官員、官紳和權貴陷入了亡國之前的最後狂歡之中，加倍的盤剝地方、掠奪財富、奢侈無度。
老百姓們渴望穩定秩序帶來的穩定生活，也渴求有人能幫助他們抵抗那些剝削壓迫的官紳權貴，即便這些人是一個邪教組織。
如今整個中國的社會情況，和後世解放戰爭時期有幾分相似，長期的大規模戰爭造成了殘酷的破壞，原有的體製麵對新社會、新事物的衝擊維持不下去，無分南北開始出現社會崩潰的現象，許多地區朝廷和官府完全失去了控製，並由此導致了廣泛的災害、饑荒和破產。
曆史上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治安不良、人力不足、牲畜損失，肥料缺乏、農具破壞，水利失修、資金缺乏等問題，國統區內災害頻繁、農業生產大幅下降，46年國統區糧食短缺就達到23億餘擔，水旱蟲疫等災害連綿不絕，僅湖北一省，在一年之內就爆發了兩次大水災，受災農田六百一十八萬畝，減產糧食五十八萬噸，全省兩百四十多萬人斷糧。
與此同時，當時中國主要產糧省份都和湖北一樣陷入糧食危機，湖南地區，糧食生產也僅達到了抗戰前的四成左右，全省近一千五百萬人斷糧；河南麥收僅三成，饑民多達一千四百二十餘萬，而且黑熱病蔓延全省，患者至少二十萬人。
缺糧的省份情況更為嚴重，比如廣東省人口稠密，每年糧食缺口達到一千多萬市擔，完全仰賴於外部輸入，每年從海外和鄰省輸入糧食超過一千三百多萬市擔，但在解放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廣東既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僅廣州一地缺糧人口就達到二百七十萬，而廣東的糧食輸入和產量還不及抗戰前的六成，以至於“餓殍載途，饑民食豬糠、草根、樹葉甚至食死屍之悲慘景況”。
而就在這整個社會全麵崩潰的時候，上麵的官員卻不思恢複秩序、救護百姓，而是拚命的斂財享受，“劫收”大員四處搶掠、五子登科，官紳地主拚命盤剝，弄來的錢糧金銀要麽揮霍享受，要麽就轉移到台灣、海外。
上海一地在抗戰時期日偽統治下，尚有民營工廠三千四百餘家、國營工廠六百三十六家，在日軍投降之後，入超數額還達到了四千一百餘億元，可國府接手僅僅半年時間，便倒閉了民營工廠兩千五百九十餘家，國有工廠五百六十六家，失業工人多達數百萬，這數百萬失業工人，自然也成了糧食危機裏的受害者。
後世許多人在分析解放戰爭的局勢時，總是把視線放在國際上美蘇爭霸的大背景，連侯俊铖都不能免俗，故而總有許多人覺得隻要美軍幹預中國戰場，蔣匪至少會有個劃江而治的可能，甚至有些心懷叵測的人還會覺得，若是當年劃江而治，國府沒準還能像後來的韓國一樣騰飛，看著北方苦難行軍。
可真的深入去研究那段曆史，在國府一塌糊塗的治理能力下，就算真的劃江而治了，一場大規模的工農階層的起義也避免不了，上千萬上億的饑民和數百萬的失業工人，杜魯門就算是賣頭支援都不可能養得活，更別說以那些劫收大員表現出來的水平，美援再多也會被他們吃幹抹盡。
解放戰爭拖不得，不僅是因為國際形勢，也是因為國內的狀況，若是拖下去，必然會掀起一場摧毀整個南方的大規模饑荒和社會崩潰，饑荒和社會崩潰之下會養出來什麽樣的怪物，誰也不清楚，但一定會給解放之後的治理帶來極大的困難。
紅營現在麵對的情況有些類似，又有些不同，清廷的革新自救成了社會崩解的催化劑，中樞因黨爭而失能，基層逐步失去控製，百姓深受其害，但紅營卻又不像曆史上的土共一樣積蓄了十餘年的力量，能夠直接橫掃天下重建秩序，而權力不會有真空，白蓮教就是趁著這個空隙填補了進來。
“老應，此番北上，你最主要的任務是要恢複北方的社會秩序，不僅要填補清廷崩散的基層職能，還要將白蓮教治下的秩序扭轉成我們的秩序！”侯俊铖語氣嚴肅了一些：“不是單純的和白蓮教搶人、搶民心，而是要在白蓮教和清廷的雙重圍剿之下，建立起我們的基層統治！”
“白蓮教我並不看重，他們還處在轉型初期，跟不上我們的腳步，但北方的社會秩序繼續崩解下去，消滅了一個白蓮教，還會有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興起的，百姓們受害不說，我們日後的治理也必然會困難重重，甚至是遺害無窮！”
“稍微緩一步，就冒出一個白蓮教來，時勢推著人不停的前進，一口氣都喘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