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貝爾、特斯拉、喬治·伊士曼幾人都是美國科學界、工業界名流,得知他們到達,上海租界不少高層出席了這場晚宴,甚至新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從北京坐火車來到了上海。


    芮恩施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一直到五四時期,他都擔任著美國駐華公使。


    芮恩施進屋後摘下帽子,與幾人一一握手:“真是令人吃驚,我們在美國沒有認識的機會,竟然在遙遠的上海第一次見了麵。”


    貝爾吸了口煙鬥問道:“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


    芮恩施說:“是音譯,不過我喜歡這個名字。”


    貝爾饒有興致地繼續問道:“你可以寫出來嗎?”


    “當然可以!”芮恩施說,“我敢說我是現在所有美國人裏寫中文最好的……之一!”


    芮恩施邊說邊掏出鋼筆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名字的中文。


    “真漂亮!”貝爾說,“這種奇妙的文字結構太讓人著迷了,難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書寫。”


    芮恩施洋洋自得道:“我已經研究中國文化十多年,閱讀了大量中國典籍,並且嚐試練過毛筆書法。”


    特斯拉突然問道:“公使先生最喜歡哪位中國名人?”


    芮恩施脫口而出:“王陽明。”


    貝爾、特斯拉和喬治·伊士曼頭上都一堆問號,他們在半個月的航行中已經了解了很多中國文化,竟然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旺養明?”貝爾艱難地複述了一遍,然後說,“他是一個什麽人?”


    “天哪!”芮恩施立馬侃侃而談,“王陽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學者、軍事家、教育家,他在明朝文化界中舉足輕重,哦,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國朝代。”


    貝爾點點頭:“這點我在船上聽李諭講過。”


    芮恩施繼續說:“我十年前開始讀《王陽明全集》,他的‘心學’理論深深震撼了我。從此以後我的許多研究都受到了他‘知行合一’的影響。”


    貝爾一頭霧水:“知行合一又是什麽?”


    “就像……”芮恩施想了想說,“就像理論結合實踐,但其內涵要更加豐富。”


    特斯拉說:“聽起來頗有杜威教授的味道。”


    芮恩施說:“有區別,不過這種區別隻能你自己去用心體會。”


    貝爾笑道:“你似乎已經成了那位幾百年前人物的信徒。”


    芮恩施說:“我很想引用中國一句很有趣的話,願為陽明門下走狗。”


    “走狗這詞不好。”喬治·伊士曼說。


    “如果你多了解了解,就知道我為什麽這麽說了,”芮恩施道,“而且中文這門語言奇妙就奇妙在沒有固定語法,用好了什麽詞語都可以成為我們喜歡的雙關語。”


    這位老哥目前確實是個中國迷,已經不是常規意義上簡簡單單的“中國通”。


    早在上個世紀末,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學開設了世界上第一門國際關係學課程——《全球政治學》。在美國學術界,芮恩施率先把“中國和東亞問題”納入“全球政治學”的研究範疇,從而使現代“國際關係學”真正具備了“世界政治”的內涵。


    緊接著他出版了二十世紀初頗有影響力的《世界政治》一書,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歡迎,不少學者奉為圭臬,就連梁啟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紹他的作品。


    當周詒春等留學生到威斯康星大學留學時,芮恩施認為“道成了肉身”。——能說出“道”這個字,就超過了很多洋人。


    此後周詒春執掌清華,便把許多“威斯康星理念”引入到了清華大學的校園文化體係中。


    當然了,更不能否認的是,能被美國選為駐華大使,芮恩施絕對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最深層次考慮的必然是老美利益。


    貝爾他們對中國文化本來就充滿好奇,讓芮恩施說得更加心癢難耐。


    貝爾一連串問了很多問題,芮恩施都從美國人的思維進行了迴答,雖然有些不全麵,但他們同屬一個文化體係,貌似更容易理解。


    過了一會兒,上海電報局局長袁長坤敲門進入。


    袁長坤曾經是留美幼童,在晚清時代就接觸過電報相關工作。


    他穿著一身新定製的西裝,拱手道:“諸位,本人上海電報局局長袁長坤,非常歡迎大家來到上海。”


    貝爾友好道:“電報局嘛,來得比較對路,我這人並不喜歡和政界過多接觸。”


    袁長坤早就聽聞貝爾、李諭等人大名,對貝爾恭敬道:“您是電話的祖師爺,現在我還保留著一台您的電話機。”


    貝爾笑道:“老古董罷了,留著有什麽用。”


    袁長坤問道:“貝爾先生、特斯拉先生、伊士曼先生,你們來中國是為了考察電報產業以及照相產業嗎?”


    特斯拉為人最直,迴答道:“我們隻不過想借著科學考察的名義來隨便玩玩。”


    芮恩施哈哈笑道:“隻有伊士曼有做點生意的打算。”


    袁長坤遺憾道:“太可惜了。”


    “沒什麽好可惜的,我們完全是衝著李諭院士的麵子而來,”貝爾吹了口煙卷說,“我哪,是個已經退休的老頭,隻想到處溜達溜達;特斯拉先生是李諭公司的管理人員,也是個愛到處跑的人;伊士曼先生則是欣賞李諭先生的能力,同時看中了亞洲市場的巨大潛力,同時他作為照相行業人員,如果能在東亞拍幾組好看的照片,對他的柯達照相機推廣也有益處。”


    袁長坤說:“李諭先生值得尊重,要不是他,看來也請不到諸位來華。”


    李諭隨口說:“袁兄過獎了。”


    貝爾現在玩心確實蠻重,成立航空實驗協會也是覺得有趣,所以沒幾句話就又扯到去哪裏繼續旅旅遊的話題上,“李,你在船上咋說的來著,什麽看五嶽又看黃山,不看這個又不看那個的。到底去哪座山?”


    李諭笑道:“如果求近,看看泰山就好,正好鐵路經過。”


    伊士曼接著說:“還有傳言中的長城、紫禁城。”


    李諭攤手道:“長城好說,但紫禁城有點難度。”


    伊士曼說:“我本來還想給小皇帝拍張照,迴去後絕對能登上頭條。”


    貝爾戲謔道:“要是去了日本國,你是不是也想進日本皇宮,然後給天皇拍照?”


    “那也可以!不過日本的皇宮我聽人講過,太小,沒有意思,”伊士曼說,“再說現在中國不是已經不再認皇帝了?這種反差感最能抓人眼球。”


    伊士曼挺有商業眼光,李諭說:“以攝影的名義進宮的人並不少,有可能通過。”


    “太好了!”伊士曼兩眼放光,然後問芮恩施,“公使先生,您進過紫禁城嗎?有什麽講究?”


    芮恩施說:“朝代更替後,我就沒有去過,都是在陸軍部大樓或者海軍部大樓見總統以及議員。”


    伊士曼已然躍躍欲試:“通過您遞交照會,一定有機會!”


    芮恩施說:“迴到北京城後,我見到外交部的人員後幫你問問。不久後紫禁城要舉辦儀式,盛裝華服更加適合你取景拍照。”


    袁長坤則說:“諸位到了北京,我會提前告訴交通部長,梁士詒先生一定親自帶你們遊曆。”


    交通部在民國時期是個實權派部門,下設電政、郵政、路政、航政4個司,負責管理全國鐵路、郵政、電政、航政等事務。


    交通部的權限非常廣,所以交通係才能在民國初年成為一支非常強大的派係,目前的交通係是梁士詒為首的“舊交通係”,幾年後還有曹汝霖的“新交通係”。


    不過其實他們還是一家子,多年後梁士詒從日本歸國,新舊交通係同時存在。隻不過因為梁士詒比較早,才多了個“舊”字。


    他們一直聊玩,而馮如則逮著機會就與李諭討論飛機相關話題。


    正好李諭拿出了剛剛設計好的降落傘設計圖,對他說:“這件東西能保命。”


    旁邊的貝爾瞟了一眼,立刻猜到是什麽,也湊過來端詳起來。


    “李諭院士不愧是全世界最重視安全之人,申請了汽車安全帶專利,如今又設計了飛機上的降落傘。”貝爾說。


    “這可不是怕死,”李諭笑道,“我一直認為,飛機如果不能像汽車一樣擺脫冒險屬性,一定不會有未來。”


    “這句話我喜歡,”貝爾說,“畢竟誰都不想在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中做自由落體。”


    馮如明白李諭是理論大師,於是試探地問道:“除了降落傘,先生莫非還做了其他研究?”


    “有的,”李諭又掏出一些演算紙,“我對飛機的空氣動力學進行了探討,同時推導了一下最小誘導力公式。”


    理論方麵是李諭最擅長的。


    貝爾看著這些公式,半天才琢磨出一點端倪:“李諭先生難道是要在物理與數學上說明飛機的空氣動力學原理?”


    李諭說:“好眼力。”


    二十世紀最初的十來年,基本上所有飛機設計師都不明白機翼的空氣動力究竟是怎樣的,機翼的哪些部分會受到更多的空氣動力這種細節問題更無從知曉。


    所以機翼才會有很多形狀,設計的時候全憑直覺。


    沒錯,真的是依靠直覺……


    包括萊特兄弟,設計飛機機翼時沒有考慮太多,就是借鑒過往經驗,然後用了一點初級的風洞數據,接著就靠腦子裏的直覺做出了飛行者一號。


    但直覺能讓飛機誕生,絕不可能讓飛機發揚壯大。


    貝爾說:“你的數據非常新,是不是來自法國的埃菲爾先生?”


    李諭點點頭:“我給龐加萊先生發電報,讓他幫忙要了過來。”


    兩人提到的埃菲爾就是埃菲爾鐵塔的設計師——古斯塔夫·埃菲爾。


    埃菲爾作為土木建築師,雖然不懂空氣動力學,但是他會建造風洞啊!


    而且埃菲爾測量了機翼上詳細的壓力分布,這些數據成了分析空氣動力學的第一手資料。


    貝爾翻了幾頁,然後說:“你的數理能力每次都讓我非常驚歎,這些複雜的計算就已經難倒太多人。”


    他依然不知道李諭有神奇計算器,在分析數據方麵,李諭領先其他人太多太多。


    特斯拉則問道:“你看得懂法文的數據?”


    目前德國科技最強,英法緊隨其後,三國文字不同,很多信息並不能及時同步。


    相當多有價值的研究論文在德國或者法國先搞出來,一兩年後才翻譯成英文。


    而英文資料即便不翻譯,大部分德國和法國研究者也能看懂。


    也就是說現在僅僅懂英文是不夠的。


    李諭說:“數據自然看得懂,法文雖說不太明白,但我夫人的法文水平相當不錯,能幫我翻譯。”


    伊士曼笑道:“太方便了!”


    李諭樂道:“這叫男女搭配,幹活不累。”


    貝爾翻完演算稿後說:“根據後麵的力學分析看,你認為硬殼式機身更好?”


    “是的,”李諭說,“從達·芬奇最先設計出薄翼剖麵開始,偏純機械學的設計模式就一直統治飛機設計。但如果多做風洞試驗,就可以發現硬殼式設計下的流線型機身更符合空氣動力學要求。”


    馮如說:“但這樣僵硬的結構,不就脫離了鳥類翅膀輕盈靈動的原理?”


    “你說的就是問題所在,”李諭道,“鳥是鳥,飛機是飛機,完全是兩碼事,不能參照鳥類的特點來造飛機,前人已經在鳥翼機上失敗太多次。而且硬殼式機身擁有更輕的重量、更高的強度,優點很明顯。”


    貝爾思索了一會兒說:“但這麽做會大幅提升成本,而且一旦受到損傷將難以修複。”


    李諭歎道:“這就是材料學的問題了,我看好一種新材料,不過應用到飛機上不知道什麽時候。”


    “您指的是硬鋁?”馮如問。


    李諭點點頭,然後安慰說:“即便用不上金屬,隻是使用木材拚接,也能達到一定效果。”


    馮如相信李諭的判斷:“咱們就用您的結構做。”


    “飛機製造不是太難的事,”李諭說,“我想你更應該快點把那台教練機組裝好,好讓我趕緊考下來飛行執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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