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不僅有經濟學家克拉克,還有心理學家杜威。


    此前李諭委托過他研究智商測試,杜威已經有了初步結果。


    李諭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紀初典型的適齡兒童智力測試。


    所謂“智商”,裏麵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這麽算的:


    心理年齡/生理年齡x100


    比如一個心理年齡和實際年齡相同的普通兒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歲兒童表現出10歲能力水平,那麽這個兒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顯這種測試方式隻能針對兒童。如果一個60歲的人表現出30歲的能力水平,你總不能說他智商低,隻有50吧?這顯然不合理。


    美國政府對心理學家們搞的智商測驗也比較感興趣,因為心理學家還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誘因”的學說,他們準備在軍隊招募和學校選拔中引入智商測試。


    但怎麽說呢,智商測試幾乎無法做到客觀。


    一戰時期,美國軍隊征兵使用智商測試,發現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過,智商測試很容易帶來可怕的“優生學”,美國與德國此後對大量“低智商者”進行了殘忍的滅絕政策。


    這東西很難控製,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測的人手中,就會變成屠刀。


    而且根據博弈論模型,不管什麽時代、代價多慘重,必然都會存在想要讓世界大亂的不安分者。


    李諭隻準備用來簡單證明中國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絕不會拿來廣泛測試,——民國時期也沒有廣泛智力測試的閑錢。


    杜威搞的測試題目千奇百怪,對於受過教育的成年人來說很簡單,主要麵向6-14歲青少年,對李諭來說足夠。


    證明中國人智商不低,順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諭對中國以及整個東亞民族的智商水平還是很有信心的,這是後世無數次驗證過的。


    當然了,智商這個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慢慢被淡化,畢竟一來它太難準確量化;二來容易引起歧視。


    更關鍵的是智商並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標。


    與杜威的交談中,李諭發現這位美國哲學扛把子對中國格外關注,於是問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國?”


    杜威說:“是的,一個從帝製走出來的新生共和國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國學生無形中對我產生了影響。”


    李諭立刻猜到是誰:“蔣夢麟?”


    杜威點頭說:“蔣是個聰明的學生。我更好奇的是,無論美國大學如何挽留,這些留學生都要執意迴國。


    “我曾問他,紐約難道不好嘛?


    “蔣說,紐約是他見過最繁華的地方。


    “然後我又問,那你想一直留下嗎?


    “蔣卻說,他必然要迴去。


    “我問他為什麽。


    “蔣告訴我,因為一走進紐約,就等於離開了美國。”


    李諭琢磨了一下最後一句話,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學的。”


    杜威把蔣夢麟叫到了辦公室,李諭甚至沒有一眼認出他。


    一番介紹後,李諭才說:“恍惚間距離上次見麵已經六七年,剪了辮子穿上西裝,簡直判若兩人。”


    蔣夢麟說:“我的辮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裏,讓它隨波逐流而去。而且幾年下來,我確實感覺自己變了個人。”


    李諭說:“教育對人的作用就在這。”


    蔣夢麟又說:“我還有個奇怪感覺,以前文章上都說美國這個共和體製的國家自由,但我感覺正好相反。”


    李諭問道:“為什麽這麽說?”


    蔣夢麟道:“或許是我們在國內時,天高皇帝遠,一向很少感受權力製約。而在美國,我剛下輪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員和許多警察。”


    李諭驚訝道:“你的觀察力好敏銳,竟然能從細枝末節的地方參透問題本質,學哲學和教育學太適合你了。”


    蔣夢麟說:“隻是個連我自己都感覺莫名其妙的想法罷了。”


    杜威說:“這位蔣同學的想法還有好多,有時我也無法解答。”


    李諭說:“杜威教授更應去中國看看,中國現在雖然科學不算發達,但哲學層麵絕不會讓你失望。”


    蔣夢麟也說:“沒錯,教授,您的實用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非常契合,中國人最講究實用。中國人拜佛講究先有用再拜;歐美人則是先祈禱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維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國確實值得我去。”


    他們今天還有課程,李諭先行告退,接著來到紐約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員招募。


    “工廠加了這麽多訂單,是不是有什麽大事要發生?”司徒美堂問道。


    “或許吧,科技爆炸,人也跟著膨脹。”李諭說。


    現在整個歐洲上層都劍拔弩張,每個國家對戰爭都表現出近乎渴望的態度,尤其法國。


    法國作為歐洲大國,他一動手幹德國,盟友俄國必然動手一起掐德國佬;


    俄國一動手,英國絕不可能看著。


    剩下那些歐洲國家就不用說,利益都互相糾纏著。


    司徒美堂說:“洋人的事咱說不清,不過現在越來越多華工進入工廠,對整個華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給的薪水放在整個紐約都是上遊。”


    “大家都不容易,能幫就幫,雇傭美國人也是雇傭,還不如雇傭自己人,”李諭說,“雇傭自己人以後還可以填充國內熟練技術工人空缺,這叫師夷長技以助己。”


    司徒美堂道:“疏才兄弟還是要考慮下人員分配,美國人也得招募,畢竟廠子在這。”


    李諭說:“特斯拉和大衛·別克他們肯定有分寸。”


    司徒美堂忙完手頭的活,對李諭道:“走,簡單吃個飯。”


    唐人街的整體狀況稍稍有所改善,華人雖然辛苦,但大都非常勤勞,即便沒有很富裕的,也沒幾個窮到乞討。


    ——這時候要能乞討到老美這兒,絕對稱得上丐幫九袋長老。


    李諭發現華人街還有算命的,一些美國人也會好奇地和算命先生聊兩句,不過這個算命先生好像英文不是很過關,也可能是算命術語不太容易用英文表達。


    他用非常直白的英文對一個白人說:“好運道,馬上就要發大財!”


    白人當作吉利話。


    接著一個黑人也來算命,然後算命先生立刻重複了剛才一模一樣的話:“好運道,馬上就要發大財!”


    黑人很高興,沒想到算命先生突然指著剛才的白人,加了一句:“馬上不再黑,就像他……”


    老黑氣得直接要掀桌子。


    李諭笑道:“洋人在我們國家傳教很難,我們在這邊想推廣周易算卦貌似也不容易。”


    司徒美堂說:“洋人可不會明白周易,他們連五行都還弄不懂。”


    司徒美堂帶李諭在一家餐館落座,向服務員說:“兩份餐。”


    服務員很快給李諭和司徒美堂各端上一份湯、一份紅燒牛肉、一塊蘋果餅還有一杯咖啡。


    司徒美堂掏出50美分遞給服務員:“剩下10美分是小費。”


    李諭拿起筷子說:“這份餐食頗有東西合璧的意思,味道也不錯。”


    司徒美堂說:“店老板李老頭的兒子上個月剛剛死在巴拿馬,我們平時能照顧他的生意就多照顧。”


    李諭問道:“巴拿馬運河?”


    “還能是啥,”司徒美堂歎道,“李老頭的兒子幹了兩年多,錢雖然寄迴一些,人卻突然沒了。”


    巴拿馬運河前前後後修了幾十年,其間死了兩三萬工人,包含數千名華工。


    李諭想起死在美國太平洋鐵路修建時的華工,無奈道:“真是拿人命填出來的運河!可惜這些人死了也沒多少賠償金。”


    司徒美堂說:“好在這條運河聽說終於快要建好,不用再派工人去那個可怕的地方。”


    這時的巴拿馬熱帶雨林遍布,在裏麵的工地幹活、居住,真心宛如人間地獄。


    ——


    在美國的最後幾天,李諭主要是各種收錢,——專利費和版稅。


    這些錢與公司業務不相幹,直接打到了李諭賬戶,又是一百多萬美元。


    歐洲那邊也不會少,差不多是對等的數字。


    這些收入太夠李諭花了,所以才大手大腳把工業上賺的錢投到教育及扶持民族企業上。


    安排妥當後,李諭登上了前往歐洲的輪船。航程五天,專門買了幾本消遣娛樂的在船上看。


    以前坐船挺興奮,現在坐多了,感覺還是在甲板上曬太陽看書比較愜意。


    這天,李諭正愉快地看一本偵探時,旁邊突然有人倒地咳血不止。


    幾名船醫過來檢查後,驚恐道:“是肺結核!”


    旁邊的人連忙閃開。


    船醫幾乎束手無策,乘客也自覺遠離發病患者。


    人群中一個50歲左右的醫生說:“快把他帶到單獨房間,不要再去餐廳用餐。”


    船醫手忙腳亂操作完後,那名50歲的醫生才準備轉身離開,他發現了毫不慌張的李諭,驚訝道:“先生,你怎麽一點都不害怕?”


    李諭當然不能說自己剛出生就打了專門預防結核病的卡介苗,隻能搪塞道:“不見得一定被傳染上。”


    醫生又看到李諭閱讀的書,說道:“這是我寫的。”


    李諭低頭看了眼書名:《福爾摩斯探案集》,然後抬頭問道:“您是柯南·道爾先生?”


    柯南·道爾迴道:“正是。”


    李諭起身道:“幸會幸會,在下李諭。”


    “神秘的東方科學巨子、創造了星戰世界的李諭!?”柯南·道爾再次驚訝道。


    李諭笑道:“正是。”


    柯南·道爾說:“我們去那邊坐。”


    他似乎還是有點懼怕結核分枝杆菌。


    李諭問道:“看裝束,道爾先生還是一名醫生?”


    柯南·道爾說:“我幹醫生這一行已經幾十年,但麵對可怕的結核病依舊毫無辦法。三十年前科赫先生已經發現結核分枝杆菌,醫學界仍舊無能為力。找到治療它的藥物,比找到命案中的兇手還要難上一百倍。”


    柯南·道爾與結核病其實挺有淵源。


    作為人類頂級傳染病,肺結核號稱白色瘟疫,即便二十一世紀,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類感染,打到驚人的20億。


    但後世早就有了治療辦法,二十世紀初得了肺結核可是絕症,即便青黴素問世也無能為力。


    德國天才微生物學家科赫於1882年發現了結核分枝杆菌。


    科技同樣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競爭的重要手段,德國非常希望科赫可以壓過法國的巴斯德一頭。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找到治療結核病的方法,所以德國政府給了科赫很大的科研壓力。


    於是1890年時,科赫在世界醫學大會上表示自己發現了一種叫做結核菌素的東西,似乎有一定成效。


    科赫的表述很委婉,但全世界結核患者都沸騰了,以為自己有救了,緊接著各種榮譽鋪天蓋地襲向科赫。


    但一名英國的鄉村醫生柯南·道爾卻感覺不對勁,他專門進行了調查,發現這種東西根本沒有療效,並發表文章說明。


    事實證明,柯南·道爾是對的。


    很快,與巴斯德一同位居微生物學雙神位置的科赫隕落神壇。


    成為他一生的汙點。


    李諭說:“從中國去往舊金山的船上,我剛讀了幾本大仲馬與小仲馬的書,一百年前的歐洲人似乎把得結核病作為一種優雅。”


    柯南·道爾說:“真是一段令人羞恥的往事。”


    十九世紀的歐洲貴族,都以得結核病為榮。


    當時歐洲浪漫主義興起,人們對美迸發了極度追求,——許多反映十九世紀歐洲曆史的電視劇有所展示。


    那時歐洲貴族濃妝豔抹,為了慘白的臉色,不惜塗抹大量鉛粉。


    總之為了美,一切都可以犧牲。


    而最令人震撼的美,他們認為是美麗的死亡。


    大仲馬是肺結核的忠實粉絲,他直言道:“患肺結核在1823年是一種時髦”,“最理想的生命終結方式是每次感情激動後咳血,而且死於30歲之前”!


    肺結核患者一般身形瘦削,四肢無力,麵色蒼白,而低燒又為肺結核患者的臉上增添了紅暈。


    這種病態美完全長在了歐洲貴族的審美上。


    ——難以理解。


    李諭說:“小仲馬的《茶花女》中有對患有結核病的瑪格麗特極盡溢美之辭。”


    柯南·道爾說:“我有印象,他好像是這麽寫的,‘身材頎長,多少瘦了些,是前所未有的嬌豔嫵媚,就連麵失血色的微微一笑,也讓人內心狂跳’。”


    李諭說:“在中國,四大名著中《紅樓夢》的女主角林黛玉也患有結核病,但書中的描述要唯美一萬倍。若是當時的歐洲貴族們可以看懂,恐怕對結核病更加趨之若鶩。”


    柯南·道爾也算文學圈大佬,好奇道:“什麽唯美的描述?”


    李諭張了張嘴,卻不知怎麽開口,隻好拿出紙筆:“我寫給你看。”


    “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


    淚光點點,嬌喘微微,


    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心較比幹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也不是說小仲馬文學水平差,問題不在他身上,誰叫文學表現力方麵中文是碾壓級的存在哪。


    柯南道爾看不懂內容,隻是說:“好漂亮的中國字!”


    李諭穿越這麽多年,閑著沒事就練練字,毛筆字雖然還說不上多好,但起碼達到了普通秀才的水準,也就是入門。


    而且練毛筆字順帶著自己的硬筆書法也越來越好。


    李諭說:“這首詩出自中國頂級文豪曹雪芹,描寫的就是患有結核病的林黛玉。”


    柯南·道爾說:“我不懂中文,可以翻譯嗎?”


    李諭說:“中國古詩無法翻譯,因為它凝聚了太多中國文化與藝術,精煉無比、意境深邃。”


    柯南·道爾問道:“這張手稿可以送給我嗎?”


    李諭道:“當然可以。”


    柯南·道爾仔細收起:“期待有看懂的一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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